2013年9月11日星期三

明鏡新聞網: 日本在购岛周年加紧监视东海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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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购岛周年加紧监视东海海域
Sep 11th 2013, 10:12, by JAS

日本星期三加强在东海的监视行动。一年前,  日本政府从私人手中购买了东海有争议岛屿,而中国也宣称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

自日本政府一年前从日本私人岛主手中购买了这些有争议岛屿以来,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降至多年来的最低点。中国和日本是亚洲两个最大的经济体。

中国拒绝承认这一交易,并加紧对有争议岛屿附近海域的海空巡逻,看来是以此表明北京对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的主权要求。

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加藤胜信星期三说,东京将坚守有关这些岛屿的立场,但同时表示希望通过外交途径缓解紧张关系。

日本政府发言人星期二说,日本没有排除向这些岛屿派驻官员的可能性,而这一评论招致了北京的严厉指责。

中国外交部说,北京严重关注这一评论,并警告说,如果日本采取挑衅行动,就必须承担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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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朝韩同意下周一重开开城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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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韩同意下周一重开开城工业园区
Sep 11th 2013, 10:11, by JAS

韩国首席谈判代表金桂冠和朝鲜首席谈判代表朴哲洙握手
韩国首席谈判代表金桂冠和朝鲜首席谈判代表朴哲洙握手

朝鲜和韩国同意下星期一试行开放开城工业园区。该园区位于朝鲜半岛南北分界线的北方一侧。

韩国统一部说,经过长期谈判后,双方的谈判代表就重新开放开城工业园区问题达成协议。双方的谈判一直进行到星期三凌晨。

朝韩双方上个月初步同意重开开城工业园区。朝鲜今年4月实际上关闭了该园区。但韩国方面继续争取因关闭园区而蒙受损失的韩国企业获得赔偿,并寻求确保该园区今后不会再被关闭。

韩国发表声明说,双方同意韩国企业今年不必缴税。双方还同意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园区,这将使今后停止园区运作变得更加困难。

朝鲜国家媒体证实,开城工业园区将于9月16日重新开放,但没有透露其他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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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9·11袭击事件改变美国安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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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袭击事件改变美国安全策略
Sep 11th 2013, 10:07, by JAS



12年前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安全政策,为了打击恐怖主义,美国展开了无人机攻击行动和秘密监控。

距离201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已过了12年,新的世界贸易中心一号大楼再次耸立于纽约天际。被称为"归零地"的世贸遗址如今已被重建。涉嫌策划攻击行动的奥萨马·本拉登被击毙。美国军队目前正从伊拉克撤军,并计划在2014年从阿富汗全面撤离。

恐怖袭击如今所留下的是影响美国政府行事考量的安全政策。海德堡美国研究中心的政治学家图内特(Martin Thunert )表示:"90年代时,经济一直是美国的优先考量。"但在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的政策突然发生改变。"安全问题成为首要任务。今日虽有部分条件限制,但情况依旧如此。"

 "反恐战争"

美国前总统布什在恐怖袭击发生不久后,宣布展开"反恐战争",自此之后国家情报单位的活动显著增加: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美国16个秘密情报单位的开支自2001年翻了一番至526亿美元。

美国在2002年成立了第三大政府部会国土安全部,近20万名雇员的主要任务是保护美国民众不受恐怖威胁。美国军方开支自2001年的3127.4亿美元增加至2012年的6824.5亿,主要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庞大支出。

美国在9·11恐怖袭击后不仅扩充了情报部门、调查机构和安全力量并强化各部门的联系,更依据《美国爱国者法案》扩张其权限。2001年10月25日,美国国会在袭击事件发生后通过了该法案。

事实上,这项联邦法律具有时效限制。但自法案通过后,美国国会多次予以延长。《爱国者法案》中限制公民权的部分依旧有效:检察官和情报单位得以在未经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对电话、网络通讯以及金融交易进行监控。

另一方面,若事情攸关打击恐怖主义,法院有义务批准检察官的执法要求。美方更采用所谓的"敌人刑法",必要时检察官有权在缺乏法律程序或起诉书的情况下关押疑似恐怖分子的外国人,例如在关塔那摩监狱。

监控、酷刑和网络战

权力的提升使情报机构和军方改变了行事作风:无论是在关塔那摩、阿富汗或伊拉克的营地和监狱中,都曾传出使用酷刑。

图内特表示,由于恐怖活动自911事件后开始分散,美军因此更致力于"不对称战争"。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有针对性的杀害行动,未经法律审判程序便杀害被认定构成潜在威胁的敌人。

 美军的预防性攻击行动如今几乎已经被视为理所当然。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SWP)的美国问题专家罗多夫(Peter Rudolf)表示:"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战争的合法性越来越获得接受。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就是为了铲除未来的可能威胁。无人机的使用也是依照这个逻辑。"

美国总统奥巴马扩大了前总统布什所发起的无人机空袭行动。依照各界的统计数据,自2004年起已有约3500人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遇害,其中包括数百位平民。美国的无人机也在也门和索马里进行了多次的空袭。

反恐政策的阴暗面

美国问题专家罗多夫表示,反恐战的手段剥去了美国的受害者形象。奥巴马政府因此正试图进行修补。2013年5月,奥巴马承诺关闭关塔那摩监狱,并且大幅减少并严格管制无人机战争。过去三年内,无人机攻击行动次数已有所减少。

奥巴马此前在演讲时表示,美国未来不希望再进行"无限的全球反恐战"。目前"反恐战争"一词已经消失在奥巴马政府的官方措辞中,取而代之的是"打击恐怖主义"。

9·11恐怖袭击后,美国所实施及修改的安全策略依旧属于其国家安全政策的一环。虽然奥巴马未来将对此进行严格控管,但美国不太可能全面放弃反恐手段。

作者:Sven Pöhle 编译:张筠青

责编:洪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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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金观涛、刘青峰:毛泽东迷信延安,迷信的是整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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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刘青峰:毛泽东迷信延安,迷信的是整风模式
Sep 11th 2013, 06:48, by 明鏡雜誌

反右运动与延安整风(下)


  我们看到,1956-1957年间有三个主体在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蓝图,这就是毛泽东、党组织和知识分子。虽然三者的立足点都是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但内容并不相同。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经验,这时发动一场类似于延安整风的意识形态认同运动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现在知识分子已接受了马列主义,那么新的意识形态认同运动就不应局限在党内,而且要号召知识分子参与,形成大鸣大放的局面。

  其实每当面临意识形态大变动时,党的高级干部都会想到延安整风模式。1956年5月26日,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怀仁堂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动员报告,他已经联系延安整风。他指出当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要反对教条主义,而十五年前的延安整风是继五四以后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伟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陆定一还把毛泽东为延安整风所写的文章如〈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介绍给知识分子学习。可以肯定地说,到1956年秋天以后,毛泽东已经决定第二次运用延安整风模式,来确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案。在1957年3月12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一再强调,这次整风应同一般整风相区别,要以延安整风为榜样。他这样说道:"整风,在十几年以前做过一回,后头有一些,但是很不深刻,是检查工作性质的,不是延安那个时候的整风",接着毛泽东强调,今年开始的党内整风,方法是像延安那样。195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在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指示中特别强调了该会吸收160位党外知识分子参加(占全体参加人数的五分之一)十分重要,认为党员和党外人士一起开会是一个重要经验。显然,利用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已在酝酿中了。

  1957年4月27日,在毛泽东不断催促之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该指示把延安整风称为第一次整风,并直接提出在新时期必须进行第二次整风。整风指导文件是毛泽东的两个讲话,整风目标是"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文件还指出,这次运动是党的整风,对非党员应该欢迎,但他们的参加必须完全出于自愿。4月30日毛泽东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欢迎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整风的决定,并于次日发表题为〈为甚么要整风〉的社论,把整风作为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任务。直至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仍强调要继续让党外人士批评共产党的缺点错误,认为没有社会压力,共产党整风不易收效。毛泽东对赵超构提出"大鸣大放"的建议十分欣赏。党的整风运动迅速同知识分子中酝酿了近一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探索热潮相结合。在全国各高校和党政机关,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大学生很快也加入了鸣放行列,延安整风模式终于在全国推开了。

  四、从鸣放到反右︰群体修身运动展开的逻辑

  如果把1957年春的大鸣大放理解为毛泽东有意识地运用延安整风模式,那么围绕着反右运动两个颇为重要的疑难也就得到解决。第一个问题是鸣放向反右的突然转折。毛泽东在1957年5月初还为大鸣大放叫好,但到5月15日就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左派只占20%,中间派占70%,而1-10%的右派正掌握主动权,他们极力反对共产党。毛泽东警告右派︰夹紧尾巴,改邪归正,继续胡闹,自取灭亡。为甚么不到半个月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向?我们认为,离开延安整风模式就很难理解这一点。

  延安整风的目的是反对本本主义,让全党达到高度意识形态统一。在第一阶段,为了动员全体干部以巨大热忱参与整顿思想的运动,必须鼓励各抒己见的大民主。大民主的直接后果却与统一意识形态目标相反,这时就必须迅速找到斗争对立面,把万炮齐鸣的大民主转向批判对立面的斗争。因此作为第一阶段的大民主一定极为短暂。1942年的延安整风中从大民主迅速转向第二阶段的批判对立面就是先例。

  1957年鸣放突然变成反右,只是1942年延安整风中大民主转向批判王实味之重演。据李志绥回忆,毛泽东在1957年6月底去山东济南、上海等地视察鸣放运动途中,就一再讲到王实味。他十分明确地把处理王实味同正在展开的反右作模拟。早在1956年5月陆定一讲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时,就已经把王实味作为知识分子必须引以为鉴的反面例子。在经历过延安整风的共产党干部看来,这一模式是清清楚楚摆在那里。因此毛泽东一点也不为曾鼓舞知识分子大胆鸣放而内疚,当有人说反右是共产党阴谋时,毛泽东的回答是:早出了安民告示,这是阳谋。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份子进攻的指示〉,同时《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甚么?〉的社论,一场围剿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在几个月内,全国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从右派人数看来,它比延安整风时多得多,这意味着运动规模大了上千倍。延安整风时,共产党人数总共不到80万,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的只有一万多人,而1957年全国已有1,270万党员,还有近500万知识分子参加整风和鸣放。由于这次群体修身运动规模空前浩大,反右成为50年代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巨变的转折点。

  反右运动中第二个疑难问题是毛泽东思想在运动前后地位的变化。反右运动前,毛泽东思想已从党章中删去,反右运动以后,毛泽东思想再次成为全党全国的行动纲领。如果仅仅从毛泽东与党组织关系来看,这种变化是无法理解的。因为整风一开始,党的很多干部特别是整个组织系统都不认同党外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反右似乎证明毛泽东的失算。据此,麦克法夸尔认为毛泽东因受到党内巨大压力而不得不进行反右。他指出,在政治局(包括候补委员)内部,至少有9人反对整风。而且鸣放一开始,电报如雪片般飞来,要求对整风加以限制。麦克法夸尔甚至认为在很多党的干部看来,毛泽东没有估计到整风会带来那么多的麻烦,从而使他在党内作为能洞察一切的革命舵手的声望受损。而知识分子则因为毛泽东无法抵挡党的压力而对他在党内的权威发生怀疑。

  那么,到底是甚么原因使毛泽东思想压倒"八大"决议,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导思想呢?我们认为,这也是由延安整风模式所规定的。我们知道,所谓右派言论大多都是想用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因此,为了真正在思想上压倒知识分子,共产党唯有诉诸建立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道德理想主义。而这正好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根据毛泽东思想,当没有坚持无产阶级立场时,是不可能真正掌握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本不是无产阶级,他们大多来自剥削阶级家庭,立场不明确或不纯正历来是他们的阿奚里脚踵。指责知识分子没有无产阶级立场而成为资产阶级反党的代言人,就可以使知识分子理屈词穷。故反右运动一开始,把知识分子打压下去的最重磅炸弹是工农大众参与批判。1957年6月10日,刚发出反右动员,《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人说话了〉。工农群众开始对知识分子言论大批判。〈工人说话了〉这篇社论把右派问题的本质直接归到知识分子的出身。它这样论证道:"工人阶级的这种坚定的立场,对于全国的知识分子也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同样的一件事情,为甚么有些大学生和有些大学教授是一种看法,而工人却是另一种看法?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狂热可以煽动少数知识分子于一时,在工人和劳动人民中却完全孤立了。"

  由于反右斗争中,是从立场来确定划分右派的标准,这就使得它与1949年至1957年间的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有不同的判别敌我标准。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中应注意的事项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必须把反右斗争的方式同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明确区别开来,必须避免两种已经表现出来的不适当的办法。一种是从追究历史问题转到简单地追究同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特务的关系;另一种是追究右派份子龌龊的私人生活。《通知》认为这两种作法都缺乏从政治思想上对人民进行教育的意义。这里所说的教育和说服力,正是诉诸无产阶级立场和知识分子的出身。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甚么在反右斗争中,中共三令五申不准在工人农民中划分右派。共产党为了表明反右逻辑的自洽性和明确性,一定要强调知识分子是由于其阶级地位或出身使其立场天然和无产阶级对立,这是他们借整风向党进攻的根本原因。而工人农民由于出身好,即使说了错话也是受蒙蔽,不足以证明立场有问题。事实上,在反右过程中,最使知识分子胆寒的正是诉诸他们的出身。北大学生会对一个右派份子集团骨干的家庭和个人经历作了统计,证明右派份子中出身官僚资本家剥削阶级家庭的占75%,而且40%人有直系亲属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像林希翎的出身虽表面上无问题,但她父亲受过曾"屠杀过人民的刽子手"黄绍竑的训练,林希翎向党进攻也有阶级根源。至于当工人代表向知识分子宣称"……你们写字的稿纸,是我们造纸厂职工做出来的,……而你们自己,既不会做工,又不会种田,只会干反党反人民的勾当,写反党反人民的文章",知识分子更是无言以对了。这种把判别是否属于资产阶级右派的标准放到言论之外的立场的出身成分,就会产生很显然的效果:知识分子陷于工农兵批判的重重包围之中,也会怀疑自己的立场是否正确,而心甘情愿地接受批判。知识分子不仅失去以精英自居的优越感,他们的作风、习惯、性格也受到质疑而倍感孤立。一位右派曾这样描述过他的处境:"我办公室里的任何一个人,无论是送文件的小伙子、还是打扫大楼的妇女,都可以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气息。可以指责我的个人习惯、家庭生活,可以批判我那知识分子的傲慢劲,指责我打发闲暇时间的业余爱好,甚至可以在沉默不语时,指责我默不作声。"

  如前所述,在延安整风中,批判王实味使党员接受了以无产阶级立场为中心的道德理想主义,它迅速把运动引向检查自身道德立场是否纯正的修身,并导致毛泽东思想压倒本本主义。而在反右运动中,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逻辑。反右运动正是要证明,判别知识分子是否是马列主义者,不能看他有多少理论知识,甚至不能看他们是否用马列理论来分析问题,而必须看其立场是否纯正、是否工农化。这不仅是告诉知识分子,马列主义是以无产阶级立场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义,也是告诫全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能用马列理论和苏联经验来取代毛泽东思想。由于反右运动规模极大,以55万右派为活靶子的批判,使得对马列主义的道德理想主义理解不仅迅速普及全党,而且广泛地深入到工农兵和城市居民群众之中。

  本来,1949年后共产党是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列,毛泽东思想只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能运用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特别是1956年放弃新民主主义后,毛泽东思想已失去战争时期的地位。现在,"八大"决议不攻自破,毛泽东思想再次从马列主义中凸现出来,成为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核心,并且逐步成为指导亿万工农群众参加群体修身运动的经典。反右同样起到了延安整风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意识形态绝对权威的作用。

  延安整风的结果是树立起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达致全党的空前团结,从而获得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正是凭借这种力量,共产党取代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而由反右引发的全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运动,也立即产生了类似延安整风第三阶段的结果,即使全党全民达到共识,毛泽东提出的取代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蓝图才是唯一正确的。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三面红旗。在总结整风的意义上,陈伯达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讲得很清楚,并再次突出延安整风的历史经验。他说,在延安整风时王明对整风的看法,"王说,整风的结果,搞出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陈伯达接着说:"历史已经做出结论。……没有延安整风,中国革命不可能胜利。"然后,他强调整风的意义在于"全国集中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下,形成了统一的意志与统一的行动,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一个一个扫除掉、摧毁掉"。1958年,亿万群众万众一心以巨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到新蓝图的实践,中国开始了大跃进。

  五、走向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自反右运动展开以后,无论是可供选择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内容,还是选择蓝图的标准,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是确立了毛泽东是建设社会主义伟大舵手的绝对权威。在无人敢抗拒毛泽东意志的背后,正是毛泽东思想凌驾于党的决议之上,具有绝对道德真理的含义。刘少奇的态度就很典型。1956年刘少奇是反对个人崇拜的,积极主张从"八大"决议和党章中删去毛泽东思想。而反右以后,刘少奇一反"八大"时的立场,毫无保留地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模式。正如麦克法夸尔所说:"在1958年人大二次会议上,刘讲到毛时又回复到他1945年向党的七大作报告时采取的高唱赞歌的调子。他以赞许的口吻回顾了过去3年毛泽东所有政策的创造性……按刘少奇的说法,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的胜利,导致了"社会主义建设伟大革命运动"的到来,毛关于要更快地发展经济的口号已经迅速地深入亿万劳动人民的心中,并且已经转变为无穷的物质力量。"

  其次,在反右之前,共产党除了将苏联计划经济修修补补外,不可能有其它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反右之后,一种全民动员以搞政治运动的方法进行经济建设的新方案迅速凸现出来。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宣称︰"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一个日益强化的政治学习运动在全体人民中展开,不仅是机关、工厂,连城镇居民区都进行了反右动员,干部公教人员的家属都须接受共产主义教育。在群体修身运动中,来自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任何号召都具有道德和政治的含义。全社会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大动员和参与狂热。这种全民参与的先声,是发生于1958年初的除四害和爱国卫生运动。本来除四害同政治无关,和个人道德纯化修身更谈不上关系。但1957年10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到12年农业发展纲要,特别提出消灭"麻雀、苍蝇、蚊子、老鼠"这四害。1958年1月毛泽东又在杭州参观了一条以清洁卫生著名的小巷,接着在南宁会议上,又指示全国搞除四害的爱国卫生运动。顿时,全国响应,除四害成为政治任务,亿万人民出现了除四害的狂热。一位外国人曾记录他亲眼目睹的现象:"一大早,我就被一位妇女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吵醒了。……一个年轻妇女正在临近的房顶上来回跑,她手里拿着一个竹竿,竹竿上拴着一个布条,一边跑一边拼命地挥舞竹竿。……在这个旅馆的高层楼上,穿著白衣服的妇女们正挥舞着单和毛巾,这是要使麻雀不落在这栋房子屋顶上。"

  使用这种惊吓麻雀、苍蝇等使其乱飞最后精疲力竭而死的方法除四害,是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而且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需要全民动员参与才有效。它居然在1958年初出现,可见工农群众在政治学习中的动员程度。我们知道,正是在1958年春毛泽东写了"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名句。毛泽东无疑是感到,千百万具有无产阶级道德的新时代圣人已经出现。这种史无前例的全民响应党和毛泽东号召的参与热忱,使毛泽东感到六亿人民中蕴含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因此毛泽东终于通过第二次延安整风发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方案,这就是利用全民动员的政治运动来搞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苏联那种由党的技术官僚控制利用知识分子参与的计划经济。

  这种取代"八大"决议的用政治动员方式搞经济建设的模式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根据反右运动立场决定论的逻辑,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出身和立场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不能掌握马列主义,也不能很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此搞经济建设不应依靠知识分子。在紧接着南宁会议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大力号召党的干部破除对知识分子的迷信。本来,共产党在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时,不仅重视知识分子的专业知识,甚至看重资本家的管理经验。现在这一切都成为新模式必须反对的东西。毛泽东曾这样说道:"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象甚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龙恩"的残余。我看再也不能忍耐了。"

  在毛泽东看来,反右运动已显示出工农群众拥有极高的觉悟,利用人民政治热忱搞经济建设,就必须尊重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而不是用干部官僚控制下的指令经济。为此,毛泽东批评了斯大林的"干部决定一切"。他问,如果那样的话,"群众又应放在哪里呢?"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先跟人民。人民的干劲,人民的多快好省,人民的许多发明创造……。"把反对知识分子专业知识和打破干部控制的计划结合起来,新模式必定是不管计划经济中的综合平衡,并视知识分子专家的建议为条条框框,在经济建设中推行高速度、高指针的大跃进。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5月中旬,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认为中国已经到达"一天等于20年"的伟大时期,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号召全国人民共同努力,要在5年内达到年产4,000万吨钢,在7年内超过英国,再过8年赶上美国。

  第二,既然毛泽东把人民群众中无限的建设社会主义热忱当作主要动力,那么群众的劲可鼓而不可泄。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案必定是强调自立更生、重人力投入、不重视引进西方和外国的先进技术,故毛泽东主张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并号召群众以创造力来代替只有专家才能掌握的新设备和新技术。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认为工农业生产普遍存在劳动力短缺,批判马寅初,认为中国是人多好办事。

  第三,为了把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组织起来,必须改造现有的基层组织系统。例如在农村,以自然村为单位的农业合作社组织规模太小,不易集中人力物力,于是毛泽东支持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1957年7月《红旗》杂志刊登陈伯达的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该文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必须把一个个的合作社联合起来,变成一个具有数万农户规模的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组织,这就是"人民公社"。同样在城里,也应打破行业界线,把工农兵学商结合在一起。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应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1958年夏天,具有上述三个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迅速在全国推开,这就是长达三年的大跃进。姑且不论毛泽东的新模式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长远影响是甚么,但它的推行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却是灾难性的:有两千多万人在人民公社和共产风造成的饥荒中饿死。在大跃进造成的巨大灾难面前,中共高层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主张退回到大跃进以前的状态,而毛泽东则把这种意见视为党内的修正主义。1966年毛泽东第三次运用延安整风模式,让全党全民认同他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群众运动模式再一次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人们常说,毛泽东一直迷信延安时期的革命精神。其实,说得更准确一点,毛泽东迷信的是延安整风模式。他在自己一生中曾三次运用这种群体修身的模式,左右着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形态。第一次延安整风模式的运用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革命战争时期的权威,而第二次、第三次运用则使中国走向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事实上,正是文化革命的幻灭使中国共产党决定告别群众运动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群众运动、意识形态和党文化究竟是一种甚么关系?它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中扮演甚么角色?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并持久思考的问题。

  金观涛、刘青峰,《二十一世纪》1997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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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王保春、王文耀:我们所知道的的江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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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保春、王文耀:我们所知道的的江青(上)
Sep 11th 2013, 07:03, by 明鏡雜誌



  口述者:

  王保春:1961-1970年任陈伯达秘书。
  王文耀:1961-1970年任陈伯达秘书。

  参加者:

  阎长贵:"文革"中江青第一任秘书。
  杨银禄:"文革"中江青第二任秘书。

  访问人:郑仲兵、李宇锋

  时间:2012年4月19日

  "文革"初期,江青对陈伯达还比较尊重,陈伯达也吹捧江青

  李宇锋(以下简称:李):保春老师、文耀老师,我们已经和很多工作人员谈过关于江青的事,你们作为陈伯达的秘书,也近距离地接触过江青,想听听你们谈谈你们所知道的陈伯达和江青的关系,以及你们个人对江青的印象。

  王保春(以下简称:春):我是1951年到中宣部,一直在机要室工作。陈伯达的生活由中宣部管。1961年,因为陈伯达的夫人、也是他的机要秘书刘叔晏快生孩子了,需要派一个人去替班,组织就派我去了。原来说是3个月到半年,结果一直待下去了。

  李:那个时候您就住在他家里了?

  春:住他家里了。那时候陈伯达住中南海迎春堂,离主席游泳池也就一百米。我刚去的那几年,据我所知,陈伯达和江青关系不那么密切,接触也少,好像根本就没有什么来往。从什么时候他们开始有接触的呢?我记忆中就是在1965年下半年。主席在杭州,通知陈伯达到杭州去。在杭州,陈伯达遇见江青,据我看,这时候江青对陈伯达开始有点想接触了。1966年2月,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搞了个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江青和张春桥搞了一段以后,江青送给主席看,主席看了以后说请陈伯达同志看看、改改,给把把关。当时陈伯达在杭州,江青、张春桥在上海。陈伯达改过纪要后,一天给我交代:"王保春,交给你个任务,你到上海去送一份材料,一定要对党负责,不能泄密,不能丢失,这份材料很重要,你要拿党籍保证。"我说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他还不放心,由杭州的警卫处安排了一位警卫干部陪着我,我们两个一块儿坐火车去上海。到上海,上海警卫处到车站接我们,去见张春桥的秘书,我把材料交给他。我们在上海住了一个晚上。他们看后,又叫我拿回来。回到杭州,我把东西交给陈伯达,陈问没事吧,我说没事。他说:"好,你任务完成得不错。"事后我知道,这个经陈改过的关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稿子,江青又送主席看,主席又做了修改,并在"纪要"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6个字,这一加就提高了"纪要"的分量,也提高了江青的地位;因为江青在部队没有职务,毛泽东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就名正言顺了。这是我经历的陈和江交往的第一件事情。

  阎长贵(以下简称:阎):据《五一六通知》附件《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记载,毛泽东那次召见陈伯达等5人是1965年12月21日,就是在这次召见中,毛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在整理毛谈话纪要时,田家英把这句话删去了,这成为田家英"篡改毛主席著作"的一大罪名。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春:这件事情我后来听说过,但我当时不清楚。修改"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陈伯达和江青交往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也是在这一段时间。当时,陈伯达一会儿上海,一会儿杭州,来回跑,但总的来说是在杭州。在上海时,周扬——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到上海来疗养,方便的时候想来看看伯达兄。我报告陈,说周扬到上海了,想抽空来看看你。我知道周扬和陈伯达的个人关系一直不错,但这次他犹豫了一下。我想他可能问过江青,江青就生气了,说:"你不知道现在要批判他嘛,你还见?"这一来,他就不敢见周扬了,他说:"这样子吧,保春,你替我去看看周扬同志,告诉他我现在不方便和他见面,叫他好好疗养。"我就去了。见到周扬我就把陈说的这些话转达给了他,周扬说,好好,谢谢伯达同志,我一定好好休养。

  据我观察和感觉,陈和江之间的关系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从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开始到成立文革小组不长一段,他俩基本上还是配合的、合作的,矛盾不明显。

  李:陈是中央文革的组长,江是副组长,按理说,陈应该是江的上级。

  王文耀(以下简称:耀):关于陈伯达当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事,他跟我们说过"这个差事我干不了"。为此事他和总理说过三次。总理最后跟他说:"你作为共产党员,中央不能给你分配工作了吗?"这样,陈就没话说了。

  春:其实,同样的话,陈伯达也跟主席说过:"主席,这个事我干不了,我是个书生,康生干比我合适,他原来是五人小组的成员,他干比我强。"主席回答他:"你把那个书生气去掉不就可以了嘛!"这他就更不好再说什么了,就这样他当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刚开始,他和江青的关系确实还不错。举个例子:1966年8月下旬一天,在钓鱼台16楼开文革小组会,会议中间,陈出来上卫生间,我一看他的脸通红,就问,"伯达同志你怎么了?"我还以为他和谁吵架了呢!他说:"我有点不舒服。"我摸摸他的手和头,很烫,我让他稍坐一下。找来大夫,一量体温40度,这就不能开会了,需要去医院。江青说:"不行,'帅不能离位'。把看病的设备搬到这里来!"后来一些老医生说:"有好多设备运不过来,不能搬。"最后还是决定去301医院。江青很生气,当着刘叔晏的面发火,怪她没有好好照顾陈伯达,刘叔晏也不敢吭声。把陈伯达送到301,刘叔晏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保春,你在这里陪着首长,有什么事情随时给我打电话。"在301住的是高干病房。在几天的时间内,我接康生的电话不下十次,每次都是他亲自打电话,说:"王秘书,情况怎么样?"我就跟他汇报血压是多少,体温是多少,烧不烧。他问得特别细。有一天江青的护士许春华到301,她说是江青派她来的。她到陈床前,说:"江青同志让我来看看您,希望您早日康复!"

      陈刚住院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来看他,请示工作。后来请示工作的人就少了。有次王力来看陈。陈问王力关于哪篇社论的事,社论这是他最关心的。王力跟他说:你有病好好看病,好好养病,有些事情你就别管了,都有人管了。文革小组的事情有江青同志管,宣传口的事情有陶铸同志管。说完以后,我送王力,在送他上电梯的一段路上,王力嘟嘟囔囔地说:"唉,真是的,有病就好好养病嘛,管那么多事情干什么?又不是没人管,你管多了,别人会不高兴的。"正好这个话有几句被刘叔晏听见了,她听到后就给陈汇报。后来陈又把我叫去核实,我又把王力的话复述一遍。他听后心里不太舒服,就主动地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说:"主席,在我住院期间,文革小组的工作暂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送上去了。对陈这封信,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央负责同志都圈阅了,并以中央名义于8月30日发了一个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就是江青主持的。

  我觉得陈和江之间的分歧,这是一个交叉点。他生病这一段把权就交了。不过,在陈心里还认为这是暂时的。当他还没有出院的时候,就一个劲地催,老怕他是装病不愿意出来。一会儿这个问,一会儿那个看的。

  李:他们来的时候只是看一下,还是请示汇报,一大堆文件要他签字呀?

  春:那时正常的文件找他批的不多,需要他签字的文件这时就少了。他就关心发表了什么重要文章,社论呀什么的,结果王力就说了一句:"有人管。"

  耀:我觉得,陈在1966年7、8月份住院以前,江青对他还是比较尊重的。最突出的就是陈伯达那次有病需要住院的时候。这个问题,保春在前面已说过了,我再做些补充。当时陈伯达一听烧到40度,坐那儿就起不来了,后来就把他送到15楼。江青也跟去了,到那里就问:"刘叔晏哪儿去了?"我们说刘叔晏在搞专案,在新建胡同。江青说:"叫她回来,伯达同志都病了,还在外面乱跑什么呀!搞什么专案,叫她回来!"我们就赶紧把刘叔晏找回来。江青对刘叔晏说:"伯达同志病了,你得好好照顾。赶快把医生找来。"然后来了好几位医生。江青跟医生说:"伯达同志现在工作正忙,把病床就设在15楼,在这紧张的时候,'帅不能离位'。"还对文革小组的人说:"有什么事情要随时请示组长。"江青走后,我们跟大夫商量了半天,大夫说这不行,有好多医疗设备没办法搬来,还是得住院。我们把医生的意见告诉江青,江青说:"设备搬不来,那只能去住院了。但北京医院不能住,那里净是老干部,不方便,住在301医院好些。"就这样,陈伯达就去了301医院。

  这一段,从文革小组成立到他住院前,陈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还算名副其实。

  阎:《五一六通知》主要是陈起草的,而据王力说,江青也是实际的主持者(或之一)。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担任副组长是不是陈伯达推荐的?但是,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召见陈伯达、田家英等五人的时候,讲"《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据说陈马上告诉了江青。

  江青7月20日回京后,在公开场合,第一个吹捧江青的就是陈。7月2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广播学院,陈讲话,就称江青为"中央负责同志",在驳斥一个所谓"诽谤"江青的条子时说:

  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革命的,有三十五年的斗争历史。江青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从不出头露面,全心全意为党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战友,很多敌人都诽谤她。

  江青同志在"九一八"事变后入党,我认识江青同志的入党介绍人。

  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京剧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开端,外国人也承认这一点。好人宣扬这一点,坏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而京剧改革这件事,江青同志是首创者。……现在文化革命是从京剧改革打开缺口的。包括我在内,都感激江青同志。

  我们看到,陈伯达这次讲话,把江青吹得很高,可以说有几个第一:一、第一次称江青为"中央负责同志";二、第一次把江青称为"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三、第一次说京剧改革是江青"首创",并说京剧改革是"文化大革命"的"开端"。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论断。

  陈伯达对派工作组的态度

  李:"文革"初期,以陈为组长的进驻《人民日报》工作组是中央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后来派工作组成为刘邓的一条罪状,而陈却没有因此获咎。他究竟对派工作组是什么态度?

  耀:在"文革"中陈有个观点,就是群众对领导有意见,完全可以提,为什么不能提?最典型的一次,就是1966年6月底7月初的一天,我跟他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他不愿意张扬,在清华大学的大门外就下车了,步行进去。看大字报,一直看了好长时间。别人都不认识他,后来被派驻清华的工作组的成员发现了,就问我们工作人员说:"他是陈伯达同志吗?"我们说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工作组人员又来了,说:"伯达同志,光美同志请你,她出来不方便,所以让我来请你到休息室坐坐。"陈说:"不用,不用,我就是过来随便看看。"后来又来了一个人请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在会议室坐了几个人,穆欣在我旁边坐着,他那边是王光美,还有请我们进来的那个人。王光美开始时对我有点怀疑,以为我是学生混进来的。她小声问穆欣,穆欣笑着说,他是王秘书。这个时候王光美才开始放开说话。

  李:她主要讲什么?

  耀:主要讲蒯大富,怎么反革命,怎么厉害。陈就问,这个人是个什么人?——给蒯大富写的大字报很多呀。王光美说:哎呀,这个人,反革命气焰相当高!我们就组织一些人和他辩论,他很厉害,在台上我们几个人轮流上去和他辩论都辩不过他,毛主席著作和马列的书他知道的可多了,都是一段一段地引用。我们觉得他这个反革命一定是外面有人支持他,要不开会他怎么能一次一次和我们辩论呢?夜里我们派人守着他,清华大学四周的围墙我们都看住,看是不是有人翻墙过来,后来没有发现翻墙过来的。我们又怀疑他家里可能有问题,我们就派人到他家乡去调查,结果发现他家不是地主,是中农。王光美说这些话,是我印象最深的。陈伯达始终没有表态。因为我自己还是第一次遇到"蒯"这个姓,印象也特别深。后来,王光美坐伏尔加到钓鱼台15楼找过陈伯达两次。来的时候她都没上楼,就在一楼会议室,他们两个人谈,不知道谈了什么。

  李:时间长吗?

  耀:时间不短,也不算很长。他们对蒯大富的看法肯定不同,陈伯达表示支持学生。这个时候毛主席还没回北京,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多次到主席那里汇报工作,主席曾说可不急于派工作组,但未提撤工作组。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概谈过几次,最后一次他提出暂时把工作组撤出的意见,说不能跟群众对立太厉害了。邓小平不同意撤工作组,说:"撤了工作组,乱了怎么办?"陶铸说:"你陈伯达自己不就是《人民日报》的工作组嘛,还撤?!"

  说陈"自己就是工作组"是这样的:还在四、五月份的时候,《人民日报》老赶不上趟,老是《解放军报》带头把中央的精神传达出来,《人民日报》在后面跟着,刘少奇、邓小平说这不行,得派工作组,决定要陈伯达带工作组到《人民日报》,把权拿下来,不能把这个党报弄得没有威信,5月31日,陈伯达就带着工作组到《人民日报》了。

  在工作组问题上,陈伯达跟中央的很多同志意见不太一样,所以他当时垂头丧气地说:"我可能站不住了,要倒台。"

  李:那个时候他就认为自己站不住了?就因为在派工作组问题上与刘、邓以及陶的意见不一致?

  耀:是这样的。到主席1966年7月18日回到北京后,了解了一个礼拜的情况,毛主席讲,他回到北京后,感到冷冷清清,许多学校都关上门,表示要撤掉工作组。

  李:按您的这个说法,撤工作组最早是陈伯达提出来的,毛回到北京以后是采纳陈的意见?

  耀:对。

  阎:关于撤工作组的问题,可能是,陈伯达在党中央的会议上第一次、也是第一个明确和正式地提出来,但不一定是他个人的意见。关于这个问题,《王力反思录》是这样说的:"六月下旬,上海来电话给陈伯达,不赞成由原来旧的工作机构派工作组,陈伯达根据上海意见,在怀仁堂会议上递了个条子,说不要用工作组的形式,因为容易形成包办代替,妨碍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条子递给邓小平,邓小平批评陈伯达,自己解放自己,不就乱套了吗?会形成自发、自流、无政府主义,放弃党的领导。工作组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才能保证党中央的方针贯彻。陈伯达说不出道理,在钓鱼台十四楼(应为十五楼)就坐在地毯上哭,说上海不要工作组,这里又批评得这样凶!他报告了上海,江青传过话来很厉害,说你们文革小组要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到有工作组的单位支持群众反对工作组。"在工作组问题上,陈恐怕还是要听上海意见的,或者陈在这个问题上有和毛不谋而合处。

  陈伯达反对上海造反派夺权

  阎:说到陈伯达和江青的矛盾和分歧,我顺便谈谈陈伯达和毛泽东在政见上有时也有不同,比如在上海造反派夺权问题上,陈和毛就不一致。1979年1月4日,中共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同意并批转)中说:"所谓'一月革命'完全是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精心策划的一个大阴谋。"这个结论根本与事实不符。

  这里,我仅谈谈陈伯达的看法。上海造反派是1967年1月6日宣布夺上海市委的权的。1月14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了10万人参加的大会。在这个大会上,陈伯达讲话,说自下而上,只能监督,不能夺权。我们如果用监督的形式就更好、更主动一点,当然个别地方、个别机关也可用接管的办法,但大量的不要用接管,大量的接管是要上当的。上海自下而上的夺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周恩来讲话,赞成陈伯达的意见,说要"防止接管风"。毛泽东听到这个情况,马上开会批评陈伯达。毛主席说,上海造反组织起来夺上海市委的权,怎么能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就是要夺权,就是要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手里夺权。毛泽东就这事讲了一大篇话。

  你们两位对这件事情,即陈伯达不同意上海造反派夺权的观点和他受到毛主席批评的事都知道吧?

  春:知道。14日那天的会,我们都跟着首长去了,听了陈和总理的讲话。当天中央又开会,会后,我们只看到陈脸挂着,不高兴,但他没说什么,我们也没问。对毛主席批评陈的事,当时我们不清楚,只是前几年在《王力反思录》中看到了。

  阎:还有上海夺权前一个多月发生的"安亭事件",陈伯达和张春桥以及毛泽东的态度也不同。1966年11月10日,赴北京告状的1000名上海"工总司"成员,在安亭卧轨拦车,造成京沪线中断三个10小时。对这个事件中央非常重视。总理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陶铸、李富春、陈伯达、康生和文革小组的人都参加了。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不能中断交通,要给华东局和上海造反派分别发电报。这两份电报都是陈伯达起草的。给华东局的电报说,不承认跨行业组织,卧轨拦车不对;给造反派的电报说,你们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影响全国交通,应该改正,立即回上海,就地解决。会议决定派张春桥去处理这件事,而张春桥到上海没有贯彻执行中央会议精神,他在工人造反派提出的要求书上签了字。后来毛肯定了张春桥的做法,并说"先有事实后有政策"。"安亭事件"后,张春桥威风起来,从此他更只听江青的,更不把陈伯达放在眼里。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所反映的是陈伯达和张春桥的矛盾,也是陈伯达和毛泽东的矛盾;正因为这样江青也就更看不起陈伯达了。

  耀:你说得对,张春桥对江青的尊重远远超过对陈伯达的尊重,在他那里,江青的话跟"圣旨"差不多,而陈伯达的话,则可以应付,可听可不听。

  阎:说到这里,我再补充一点江青对陈伯达的看法。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1962年重新修改和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是陈伯达、康生操办的,具体经办人是《红旗》杂志副总编辑邓力群。"文革"中北大的造反派"勒令"《红旗》杂志"交代""黑《修养》"出笼经过,由当时《红旗》杂志社的文革小组成员林杰做了一个书面答复,讲到《修养》在《红旗》"出笼""是由邓力群等人……"(大意),这个"等"字非同小可,实际上就把陈、康屏蔽掉了(陈、康当时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邓力群是被打倒的走资派,林杰不便说、不能说、也不敢说陈和康的名字,所以就用了"等"字)。当《红旗》杂志社有人把这个"答复"报告给陈时,陈非常生气,就跟江青说了,江青立即找关锋谈话,江青说:"关锋同志,你不要反对陈伯达嘛!"关立即表示:"我反对陈伯达不成反革命了吗?"江青安慰关说:"也不必说那么重,陈伯达不过是个过渡式的人物。"

  李:是不是可以说,中央文革事实上是江青专政,文革小组成员对陈伯达是不予尊重的,因为他们要看江青的眼色。而且可以说,即便在"文革"初期,陈与毛、江在一些问题上的认识也不完全一样。

  春、耀:是这样的。(未完待续)

  (阎长贵、李宇锋整理)

  王保春、王文耀,《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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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共和国第一代法官揭秘潘汉年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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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第一代法官揭秘潘汉年冤案
Sep 11th 2013, 06:42, by 明鏡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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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潘汉年、董慧夫妇合影】

       彭树华,建国初毕业于广西大学法律系,新中国第一代法官,从事刑事审判近四十年。审判日本战犯时,他是太原特别军事法庭秘书。1980年代曾任最高法院刑庭庭长。审判过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退休后他写了本书《潘汉年案审前后》,把他们作为法官做的亏心事,写了出来。

  潘汉年是共产党高级干部,解放前主要在白区从事情报工作,直接对周恩来、康生和毛泽东负责。他又是个文人,与鲁迅私交颇深。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幕后组织者之一。戏剧家于玲写诗赞他:"纵横捭阖建奇功,艺苑同尊鲁迅翁。笔阵戎行双胜利,左联烨烨战旗红。"

  作为情报工作者,他曾密会过汪精卫。此事他事先未请示中央,事后未报告中央。1955年毛在批判高饶会议上,鼓励高级干部向中央讲清历史问题。他惴惴不安地通过陈毅向毛递了封信,陈明此事。毛大怒,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他随即被关押,直至1962年最高法院才开审此案。

  他和另一位审判员丁汾在秦城监狱住了一个多月,翻阅案件,面讯被告,发现这是彻头彻尾的冤案!应该如何向领导汇报?他们思想上产生激烈的斗争:作为党员,他们要忠于党;作为法官,他们要忠于事实。他们决定,据理力争,如实向领导汇报!

  他们首先如实向分管吴德峰副院长汇报,刑庭曾汉周庭长在场,表示同意他们的意见。吴说:潘会见汪精卫,当年被国民党用来进行反宣传,毛主席亲自签署文电辟谣。即使他辩解属实,这种严重违纪也绝不允许……对于中央的决定,只有坚信不疑,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他们又向院长谢觉哉汇报。谢带了位秘书,言明不准记录。谢闭目不言,听了他们详细的汇报后,睁开眼说:你们看材料很细,很好。不过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最高法院是搞不清楚的。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我们只是办法律手续。他们被当头浇了盆凉水。他们想不通的是,既然只是办法律手续,让我们用一个月时间审阅材料干什么?何苦来?谢老看出他们的心思,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

  你们看过王勃的《滕王阁序》吗?"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贾谊这种有本事的人,又处于圣主汉文帝时代,也遭受不公。这说明什么,无非说天下没有绝对公平的事。还有宋代的岳飞,难道当时没人知道他是被冤枉的?但宋高宗一意要和金人讲和,谁能救得了岳飞?明朝的文徴明很有见识,他看出来岳飞被害,秦桧罪在不赦,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宋高宗。他在西湖之滨看过一篇碑文,是宋高宗赐岳飞的御札,有感而发写了首词。谢老一字不差地背诵道:

  《满江红》: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难言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柃,风波狱。

  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谢说:潘汉年的案子,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杀,就好办了。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明白的。我们只办法律手续。

  有意味的是,此事发生的几年前,谢老发表过一篇文章《讲道理》。文中说到:"人民法院是评论和决定道理的权威地方,法院判案要学会讲道理,一定要兴讲道理之风。以不讲道理为可耻。"

  彭树华在书中写道:我们对谢老怀着无限的敬仰与信赖,本想通过他的地位和声望,对党内高层吹吹风,起点作用。听完谢老的话,我们好象悟出点什么。向谢老汇报后,我们的思想踏实了。心里想的是怎样把庭审工作做好,使开庭审判顺利进行,不折不扣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们把判决书写好后,踏踏实实地开庭了。

  潘汉年的判决书,周恩来事先逐句逐字地进行了审阅。作为潘的直接上司,周完全知道潘汉年被冤,但他放弃了抵抗,谢老放弃了抵抗,曾汉周庭长放弃了抵抗。承办法官本来试图抵抗,最终也被"解放了思想",放弃了。所有参与其事的人,都放弃了抵抗,踏踏实实地制造了一起冤案。

  1996年曾汉周副院长因血管瘤住院,彭去看望他。恰逢老副院长王怀安也去探望。聊起潘汉年案子,王怀安责问:"你们当时怎么判得下去!"曾汉周无可奈何地说:"潘汉年的案子是怎么回事,谁心里都明白,但在当时谁都不敢说个不字。我们法院是奉命办案,有什么办法?"此后曾汉周多次对彭树华谈起潘汉年的案子,说:"潘汉年的案子,教训是深刻的,值得思考的问题很多。应该让人们特别是法院的审判人员知道这个案子为什么会错判。这对改进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实现真正的独立审判是有益的。"

  而正是这位曾汉周,当年作为最高法院办公厅主任,在反右时率先炮轰刑庭庭长贾潜的右派言行,将他打落下马,自己后来成为刑庭庭长。他总结贾潜的罪过之一是:反对党的领导,主张审判独立。

  何兵,凯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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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重要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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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刘青峰: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重要转折点
Sep 11th 2013, 06:45, by 明鏡雜誌




反右运动与延安整风(上)

  一、1957: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重要转折点

  今天,每当谈起中国近二十年的巨变——无论是经济起飞还是80年代的思想解放,均把源头归为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共产党路线之转向。正是这次会议宣布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然而,熟悉中共党史的学者都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讲,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只是回到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的基本纲领。中国共产党在"八大"第一次提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并把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建设作为今后党的主要任务。为了避免斯大林晚年所犯的错误,"八大"决定加强党内民主,反对个人迷信和专断。根据不搞个人崇拜的精神,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的条文也从党章上删去了。1956年1月,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宣布,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全国各种新办杂志如雨后春笋,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鼓舞之下正酝酿着思想解放运动。刘少奇甚至指出,鉴于苏联计划经济只注重计划性的教训,中国还应注重多样性和灵活性。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似乎只要坚持"八大"路线,1978年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局面便可以提早20年。但是,"八大"路线寿命不长。仅仅一年后,在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阶级斗争,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而推翻"八大"路线的原因,正是1957年夏天发生的反右运动。因此,如果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从"左"转向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转折点,那么1957年反右则是共产党路线从"经济建设"转向左的阶级斗争的另一个转折点。

  今天学术界在讨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变迁时,都高度重视1957年的反右运动。麦克法夸尔(RoderickMacFarquhar)把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一直追溯到1956年。确实,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变迁来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无疑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以前,无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蓝图,还是"八大"的基本纲领,中国共产党都把现代化建设作为主要任务。正是反右运动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判断,左的路线开始占支配地位,政治运动越演越烈。阶级斗争从党外到党内,一发而不可收,一直把中国推向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就放在文化研究者面前:为甚么1957年会发动反右运动?为甚么反右运动会导致中国共产党基本路线的变化?

  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见解,认为1957年知识分子向共产党提意见,是与当时苏联东欧解冻相呼应的自由化思潮。在鸣放中,民主党派首当其冲,而民主党派负责人在1949年前大多是著名的自由主义者。40年代末期,他们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高举人权旗帜在中国争取西方式民主,其声势之浩大,以致于马歇尔(GeorgeCatlettMarshall)也认为国民党不是败给共产党,而是亡在民盟手上。这很容易造成一种印象:1957年春民主党派给共产党提意见,是自由主义者卷土重来,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政,因此反右也就不过是共产党为了捍卫自己的统治和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得已采取的行动。

  这种看法实质上同目前共产党官方对反右运动的评价一致。至今中共只承认反右扩大化,并没有否定反右的必要性,就是强调反右是一场资产阶级向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政治斗争,右派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但文革后,几乎所有右派都获平反,很难说极个别人的言论会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故此上述的结论就显得漏洞百出。我们只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右派言论,其实他们绝大多数并没有明确反对共产党领导和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言论。这些被打成右派的人在为自己辩护时,一方面承认自己曾经是自由主义者,但更强调在1949年后心悦诚服地接受了马列主义,他们在鸣放中向共产党提意见的出发点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言论也大多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达斯(NaranarayanDas)曾把右派的观点分成拥护政府和反对政府两类,他还列举了反对政府的15种观点。他认为右派份子既不反对社会主义,也不反对共产党领导,他们只是指出共产党偏离了它宣称的理想和目标。

  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这种观点来看反右,很难解释1957年春大鸣大放的起因。众所周知,知识分子并非一开始就主动投入大鸣大放,他们是在共产党再三动员下才向党提意见的。如果共产党把知识分子提意见看作向自己夺权,那么为甚么要动员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除非我们把反右理解为共产党为了铲除知识分子异己的阴谋,不然这是不合逻辑的。由于阴谋论同1956年"八大"前后中国宽松活跃的党内外气氛不合,大多数学者都不同意这种过份简单化的看法。他们倾向于把鸣放起因归之于毛泽东对共产党的不满,即1956年后毛泽东认为党已经退化为一个保守、因循守旧的官僚机构,而恢复党的革命精神的办法是从外部对党挑战。这一任务首先落到了非党知识分子身上。据1994年出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说,当时毛泽东对"八大"各项决议极为震怒,为了对刘少奇控制的党组织开展攻击,他在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宣布1957年开始全党整风。李志绥甚至认为,如果当时民主人士提意见未涉及毛泽东,那么文化大革命就可能会提早10年。这种用共产党高层路线斗争观点去解释反右运动的起因,无疑比"阴谋论"深入了一步,但显然过份强调毛泽东个人意志的作用。

  我们认为,在研究反右运动起因和共产党政治路线变迁机制中,有一个重要方面长期被忽略,这就是某种中国特有的群众运动模式对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塑造。这种群众运动模式形成于1942年的延安整风,它有效地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统治地位。而1957年的大鸣大放和反右运动,是毛泽东第二次有意识地运用延安整风模式。正是它改变了广大共产党员的心态,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绝对权威,从而扭转了"八大"路线,使中国走向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二、延安整风的模式和功能

  为了讨论群众运动与确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内在关系,我们在研究反右运动之前,必须先花少量笔墨来分析延安整风。1935年的遵义会议虽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最高领导地位,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毛泽东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权威。在广大党员和干部心目中,共产国际和精通马列的苏联留学生比农民革命家更具意识形态的号召力。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立即凭他与苏联、共产国际的特殊关系支配了党的意识形态,擅自发表与中央不一致的意见,挑战毛泽东的权威。此后毛泽东与王明国际派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日趋激烈,中共党史称之为"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曾十分感慨地说:"不搞一个主义,即使当上了领袖,在其活着的时候就有可能被人打倒。"直到1942年前,毛泽东一直没有找到排除王明等国际派对党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并且使自己思想彻底笼罩全党的办法。

  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支持王明等国际派的项英阵亡,苏联留学生在党内军事实力大大削弱。与此同时,苏联正好开始卫国战争,无暇顾及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而当时抗战也进入相持阶段,前方根据地缩小,可以抽调大量干部参加学习。毛泽东认为和苏联留学生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时机成熟,便立即发动一场集体的意识形态认同运动,这就是"延安整风"。

  很多人不理解延安整风对统一党的意识形态的奇妙功能,也很难明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为甚么要花如此长时间和这样大的精力去搞整风学习。如国民党的王世杰曾经问周恩来,你们怎么拿那么长的时间来作历史总结?事实上,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创造出一种可以将全党思想高度统一起来的群体意识形态认同模式。在毛泽东的一生中,通过这种群众运动模式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运用,战胜了国际派和其它反对派,使自己的思想始终保持着对全党的控制。

  延安整风分三个阶段,历时近三年。第一阶段是整风动员和大民主。在这一阶段,为了使每个党员都主动参与,运动一开始强调畅所欲言地向党和领导提意见。1942年2月毛泽东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一系列讲话,宣布整风运动开始。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整风的"四三决定"。为了让每个党员的意见都能充分表达,各部门可以出自己的墙报,党员亦可张贴大字报。6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康生为副主任。全国各地党委停止其它日常的政治、经济、教育业务活动和党史研究,集中精力搞整风。仅在延安,参加的干部和党员达一万多人,共分成五大分区,一千多个整风小组。

  整风运动的第二阶段为批判对立面,让全体党员在大批判中集体修身,纯化无产阶级立场。它以大批判和审干作为手段。在整风第一阶段大民主中,党员各抒己见,把对领导的不满一一发泄出来。它也就为运动第二阶段批判对立面准备了条件。1942年3月,整风运动刚开始时,中央研究院的王实味发表〈野百合花〉,批评党的官僚主义和高干特权,接着又办起墙报《矢与的》,要求暴露延安的黑暗面,提出"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一时类似的大字报纷纷出笼,吸引了延安各阶层的注意。这时,毛泽东决定以王实味为思想斗争的对立面,把运动引向第二阶段。5月2日至23日,二百多名文艺工作者在延安举行座谈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强调共产党员必须端正无产阶级立场,解决文艺为甚么人服务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如果文艺工作者立场正确、道德动机纯正,就不应该对党和人民的缺点冷嘲热讽。在端正立场的指导下,王实味被指责为立场有问题和动机不纯。6月,开始了批判王实味的斗争。王实味因过去和托派有接触而被打成托派和奸细,10月初被开除党籍。

  显然,一旦端正立场、检查道德动机是否纯正成为运动的主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就必须落实到纯化每个党员的无产阶级立场和道德品质修炼。于是党员有了一整套如何评价自己和别人的全新标准。整风运动也随即转入反对宗派主义的审干阶段。审干包括自我检查和群众评议,最后由党组织作结论。它要求党员重新交代、反思自己的经历和党内工作经验,以达到思想上入党。随着审干运动深入展开,对党员的道德评判进一步变成一种抢救运动。即党组织通过群众揭发、批判斗争,迫使有问题的党员悔过自新,把他从堕落的边缘抢救过来。审干、抢救运动足足持续了近一年。运动的第三阶段是党作出决议,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确立。

  凡是经历过中共发动的群众运动的人,对群众运动这三个阶段都一清二楚。令我们关注的问题在于:毛泽东为甚么可以用这种三阶段整风模式达到批判国际派、确立自己思想霸权的目的?我们知道,在中国共产党员心目中,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权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马列经典和苏联经验,另一个是无产阶级革命道义。国际派大多为苏联留学生,他们对马列经典倒背如流,充分掌握着第一个权威来源。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儒家化,将其诠释为一种建立在无产阶级立场之上的道德理想主义,他所能利用的是意识形态权威的第二个来源。通常这两个来源同样重要,很难争高下,而一旦动员全党投入整风运动,在群众运动中激发出来的道德批判,就会助长第二个权威来源迅速压倒第一个权威来源。

  必须注意,在儒家化马列主义的语境中,如果一个人道德动机不纯正,学习再多的经典都是不能掌握马列主义的。而且马列主义的整个道德基础被界定为无产阶级立场,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党的干部)并不是出身于无产阶级,因此他们的阶级立场极易受到质疑,他们也无法判定自己的无产阶级道德性是否纯粹。这样,只要以批判对立面为手段的群体修身运动充分展开,每个人都会在自己身上发现与运动批判对象相类似的问题,并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群众运动中反省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是否纯正。这种以纯化无产阶级立场为主调的群众运动,会带来人们思想方式的两个重要变化。第一,运动吞噬了一切原属于个人的生活思想感情空间,在党组织面前,党员已没有个人秘密可言,自己的一切都须坦白交代。外界(群众和党组织)的道德指责往往构成一种巨大精神压力,迫使每个个人成为群体一部分,并接受思想改造。一种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把人结合成团体的紧密关系和改造人内心世界的力量由此诞生。延安整风以前,中共并没有效的方法来整顿干部思想,使其和中央高度一致,而延安整风导致党员的自我空间日益缩小,甚至到了不存在的地步。它使全党意识形态认同达到了空前的统一。第二,由于运动中无产阶级立场的纯化成为接受马列主义的基础,于是仅仅引证马列经典和苏联经验就不再具有意识形态的权威性。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诠释——一种以无产阶级立场为基础的道德理想主义,则理所当然地成为全党指导思想。

  事实上,正是随着整风运动的展开,原来在党内宣传部门颇有势力的王明一落千丈,最后被解除了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而毛泽东思想权威逐步树立。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任弼时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作出了正式的结论,并用毛泽东思想来重写党史,这个党史的新版本迅速为全党接受。延安整风结束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思想被写进了党章,成为党的意识形态最高权威。刘少奇在1945年明确提出"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

  三、思考社会主义蓝图的三个主体

  今天,延安整风已被视为中共整肃知识分子的各种运动之滥觞。但由于延安整风已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从此就没有必要发动运动以树立毛泽东思想权威。因此学术界大多不把中共在1949年以后发动的运动与延安整风相提并论,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研究反右运动。一般说来,这种看法是成立的,但是1956年至1957年这两年的情况非常特殊。当时中共指导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与1942年延安整风前夕类似的局面;毛泽东虽然掌握了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但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意识形态蓝图)却出现了某种不确定性。

  导致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就是中国宣布于1956年提前进入社会主义。本来指导经济建设的纲领是新民主主义,中共中央预计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到1962年才能基本完成,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要持续15年左右。我们在另一篇论文中曾分析过中共放弃新民主主义的过程:1949年后的土地改革导致商品粮短缺,而不得不实行粮油棉花的统购统销;它极大地破坏了市场机制,以致私营工业在1954年后越来越难生存。另一方面,干部对农村基层的控制促使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浪潮迅速来临。可以说,当时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之快,大大出乎中共中央预料。毛泽东在1956年1月25日的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十分形象地表达了对社会主义来得太快而感到意外,他说:"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提前进入社会主义使大多数党员沉醉在胜利的喜悦中,但它对党的指导思想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冲击,中国共产党顿时失去了指导经济建设的意识形态蓝图。这是1942年延安整风确立毛泽东思想正统地位以来从未有过的新局面。

  毛泽东同共产党领导人感到必须重新确立经济建设蓝图。因此,1956年在中共党史上是非常奇特的一年。在这一年,全党动员、中共领袖全体参加了经济社会调查研究。1956年3、4月整整两个月,毛泽东、刘少奇等停止一切其它工作,专门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0多个部门的汇报。毛泽东曾把这种每天听各部门汇报的疲劳生活比作"上地下、地下上",即起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日常工作,听完汇报就上休息。他认为这是强迫受训,他对汇报者说:"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有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正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写下了他一生唯一一篇主要讨论经济发展策略的文章:〈论十大关系〉。毛泽东企图勾划出指导经济发展的新蓝图。

  表面上看,取代新民主主义蓝图的方案是现存的,这就是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当时全社会都把苏联的今天当作中国的明天。至今,很多历史学家也把第一个五年计划归之为采用苏联模式。但是正在毛泽东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关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传到北京,给斯大林式的苏联经济发展道路蒙上阴影。不能照搬苏联模式,"以苏联为鉴戒"立刻成为中国共产党全党的共识。务实而每天忙于日常事务的刘少奇和周恩来很快找到了答案,这就是对苏联经济体制的批判性继承,使计划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符合中国国情。1956年9月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决议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对苏联经验的批判性采纳。

  从今天披露的资料看,"八大"似乎开得很匆忙。虽然毛泽东参加了"八大",但并不满意"八大"的结果。姑且不论"八大"决议在党章中删除毛泽东思想,在实际上毛泽东仍是党的最高领导,并保持对全党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但是"八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却不是从毛泽东思想导出的。它是党的集体领导的决定,基本上是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中国版。这一点有点类似于延安整风前对苏联经验权威的依赖。毛泽东似乎觉得这种对苏联经验的修修补补并不能为中国走向共产主义提供新的行动纲领。但是,十分明显,毛泽东一下子也拿不出可以取而代之的新方案。它表明了在1956年至1957年间,党的意识形态又出现了某种不确定性。

  这种社会主义建设蓝图的不确定性,同样反映到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之中。1956年以前,知识分子被迫进行思想改造,改造知识分子的合法性根据是他们不属于无产阶级,他们的世界观不是马列主义。1956年初,中国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无疑意味着一个全新时期的到来。在新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已解决了,不仅资本家成为人民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属于工人阶级了。过去一味强调改造知识分子在理论上再也难以成立。这势必激发知识分子的主人翁感和参与热忱。当时民主党派欢欣鼓舞,从大学教授到小学教师都认为:随着新时期来临,新民主主义各项政策不再适用,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至少是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中)会有更大的发言权,知识分子甚至有权参与新纲领的制定。

  因此,从中国社会变迁和意识形态关系的内在理路看,即使没有苏联的解冻,中国提前进入社会主义也会激起知识分子的参与和思考热潮。事实上,早在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的前一个月,在1956年元月25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在感慨社会主义来得之快出人意料的同时,还对1,800名全国人大代表和党外民主人士谈起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基本方针。我们认为,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主流,是在马列主义基础上思索取代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蓝图,所以1956-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论同苏联东欧的自由化有一个本质区别:苏联东欧的解冻意味着知识分子对马列主义的怀疑,有追求西方民主自由的含义;而中国知识分子则基本是相信马列主义和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不仅1957年开始鸣放前如此,即使是鸣放中最极端的言论也都没有改变这一基调。那么在广大知识分子心中,取代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蓝图是甚么呢?显然,批判斯大林和苏联模式黑暗面的暴露,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不会把苏联模式的修修补补作为取代新民主主义的新蓝图。因此,我们可以理解,毛泽东为甚么要在鸣放运动推开之前大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也许,毛泽东感到在对待"八大"决议的意见上,知识分子可能与他站在同一阵线。(未完待续)

  金观涛、刘青峰,《二十一世纪》1997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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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王保春、王文耀:我们所知道的的江青(下)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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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保春、王文耀:我们所知道的的江青(下)
Sep 11th 2013, 07:05, by 明鏡雜誌


  口述者:

  王保春:1961-1970年任陈伯达秘书。
  王文耀:1961-1970年任陈伯达秘书。

  参加者:

  阎长贵:"文革"中江青第一任秘书。
  杨银禄:"文革"中江青第二任秘书。

  访问人:郑仲兵、李宇锋

  时间:2012年4月19日


  江青组织会议批判陈伯达

  杨银禄(以下简称:杨):江青跟我说过,陈伯达封锁主席的指示,这是怎么回事?

  春:就是有一次宣传会议,批陈伯达那一次。

  耀:"九大"以前。有一次,陈伯达从大会堂三楼下来,看到下面有一个会,这个会他根本不知道。

  李:谁在开会?

  耀:江青他们组织的一个会。陈不太清楚,结果一去,看人已经坐满了,江青在那儿主持会,大家都坐好了,说让陈伯达做检讨。陈伯达愣了,做什么检讨?说他封锁主席的指示。陈伯达说我没有呀。江青问周围的人:"什么没有呀,主席最近关于日本问题那个批示你们看见了吗?"康生搭腔:"反正我没看见。"陈想说话,江青却把麦克风拿过来,说"你不检讨,就不要讲了,我来揭发。你还穿军装、戴军帽!"陈一听,这是批斗他的会。陈气呼呼地说:"穿军装,大家都穿嘛!也不是我一个人穿呀?"江青接着大声说:"我要摘你的领章帽徽!你知道红五星的来历吗?"陈伯达很不满,把帽子一摔,说:"大字报上街!"这时叶群站起来,举手说:"拥护江青同志!"结果下面没人吭声。江青就在那儿讲红五星的来历。陈伯达生气得不得了,回来以后还很难受。经过这次会,陈伯达第二天就到《红旗》杂志社,在会上说,我有很多缺点、错误,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给我写大字报,也可以批评,《红旗》杂志半年不出版我有责任。

  李:《红旗》杂志半年没出版?

  耀:所谓封锁主席的指示什么意思?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倒台后,《红旗》杂志半年没出,因为陈伯达是总编,毛主席对这个事不满意,批评过陈伯达。江青就拿这个事做文章,批判陈伯达。是半年没有出版,因为当时没有人管。在江青组织和主持的批判陈伯达的会上,陈说些气话,什么"大字报上街",与会的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李:是不是王、关、戚被"端"出来后,陈伯达的危机感更强烈了,江青对他也更不尊重了?

  春: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也不知道哪一天就被批斗了。

  耀:在那个会上,江青当时还宣布:"大家不许说出去,至于做笔记的都留下,不许拿出去。"

  关于"九大"政治报告起草的论争

  李:陈伯达以一介文人卷入"文革"这种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本来就力不可及。他的地位上升,所倚仗的,说到底,就是毛的"笔杆子"的身份以及毛本人的信任。如果与毛和江有了矛盾,失势是早晚的事。

  春:矛盾最尖锐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就是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当时中央委托,实际上是主席叫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负责起草"九大"报告,这个报告当然是林彪作。他们一块儿到毛家湾去了一次,当时他们是怎么谈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回来以后,陈和我们商量,他说自己写。我们说,自己写还是得要别人帮帮忙吧。他说,我们不是有个政治研究室嘛,那里有十几个干部,要他们帮着查些材料。他在家琢磨写,先拟了个提纲,十四条还是十五条?我就到沙滩找政治研究室的同志谈,说要起草"九大"报告,委托你们提供一些这方面的资料。马列主义研究院解散后,新恢复的政研室,办公地点在沙滩。政研室有史敬棠、张作耀、徐景安等,一共有十几个人。说到徐景安,还有个小插曲,在我给陈伯达组织这个班子的时候,老头脑子还挺灵,一看"徐景安"这个名字,问我,徐景安和徐景贤有什么关系?我说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说我查一查,后来我一查档案,根本没关系,他才放心。

  后来他拟了个提纲拿着到毛家湾,回来还和我们两个交流。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陈伯达老往毛家湾跑。根本不是这样。什么老往毛家湾跑啊?别的不说,就起草"九大"报告,在我们的记忆里,他去毛家湾最多三次。你看第一次他们谈的,第二次他拿着那个提纲去的,后来最多再去过一次。陈伯达拟的这个提纲,林彪没有什么意见,回来就按照这个提纲准备材料。叫新华社找资料,找谢富治要北京的材料,但是谢富治不给,说如果文革小组要,要多少我都给,你个人要……我为难。意思是开始有人管这事了。(郑插话:谢富治他很了解情况。)再一个我找了李雪峰,河北给提供了一些资料。在他的报告里讲的一些生产的事情大部分都是河北省搞的一些不错的厂矿。

  在起草这个报告时期矛盾最尖锐。他整个报告主要讲的是要抓生产。在陈伯达起草报告的过程中,张春桥、姚文元不断地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个报告怎么写呀,等等,我们请示陈伯达,他说:"告诉他们,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先写完再说。"他都不出主意。各写各的。可能那边人家也没闲着,也许早写出来了。后来中央碰头会开会讨论已写出的部分初稿的时候,张春桥提出来,说你光讲生产,不讲运动,意思是唯生产力论,陈伯达就回了他一句,你们写的我看了,就是伯恩斯坦的观点,"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这就僵在那儿了,一个要搞生产,一个要继续搞运动,抓阶级斗争。主席到后来讨论时说过一句话,说陈伯达有一些意见可以采纳。但到底采纳没采纳我们就不知道了。

  李:我看到一个说法,说是主席把陈伯达的稿子给原封不动地退回来了,陈伯达一看很难过,有这么一回事儿吗?

  耀:有,那是"九大"以后。原封未动。还有一个就是老催他,在起草初期,那两个人在盯着,人家想跟他一块儿写他又拒绝,说他们爱写什么就写什么,说我现在身体不舒服,拒绝见,就是自己在那儿搞。我跟他说过好几次,这个东西呀你得给主席送一部分看看,另外他们两个问你你不理会人家,把别人抛在一边不合适。他说,那行,给主席先送一部分。还解释说主席有个习惯,要全稿一口气看完。接着他写了一个大信封,把第一部分装进去,就让我给主席送去了,结果就没消息了。有次开会,主席上来就问陈伯达,你写得怎么样了?陈伯达还没说话,总理就说了:还不行。主席说,不行就重写。重新组织班子让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写,就这样陈伯达没有说话,会散了以后,他就问总理,说我这个稿子就剩一点了,总理说,没关系,那你就写吧,写完它,写完了留作个纪念也好嘛。回来后,他挺丧气的,到后来,"九大"开完了,主席就把陈伯达写的稿子给退回来了,我一看还是陈伯达写的那个大信封,主席在上面写着:"退伯达同志。毛泽东"。主席根本就没拆,开完会就退回来了。我给陈看,说没拆,他一看就觉得很难受,说主席根本没看。我自己在想,你在起草报告的时候老在那儿卡着,人家一天到晚到主席那儿告状,主席已经知道了争论的内容,耳朵早就听烦了。所以不看,就扔到一边了。

  李:既然没看他的报告,所谓"陈伯达有一些意见可以采纳",也就是说一说而已了。

  耀:那是指讨论的时候,陈伯达讲的一些关于抓生产的意见。

  郑:"九大"的召开,事实上毛和林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毛已经在抛弃陈了。

  关于刘叔晏和陈伯达离婚的事

  李:除了在这些公事上的纠葛,在私人关系方面,陈伯达和江青是怎么相处的?

  阎:我举个例子吧,是关于陈伯达夫人刘叔晏的一件事情。1967年11月中旬,我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刘叔晏11月底或12月初的一天给我打电话,对我的文章夸了一番,什么理论性强啊,水平高啊,等等。我说:"叔晏同志,您有什么事啊?"她说:"我想请您跟江青同志说一下,麻烦江青同志给我安排一个工作。我原来是搞范若愚(《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专案的。我想进一步研究一下知识分子演变的规律。江青同志有什么指示,您写个条子转给我就行。"我说:"好吧,我帮您问问江青同志。"有一天晚上,从十七楼看完电影回十一楼,是走回来的,同平常散步时一样,她走一段要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在她休息时,我向她报告了刘叔晏请她给安排工作的事。江青气狠狠地说:"陈伯达的老婆怎么叫我给她安排工作?她的工作应该由汪东兴安排。这个地主婆不好好干事,还叫我给他安排工作,别理她!"江青叫我"别理她",我当然不能给她传递什么信息,但我感到没法交代——因为她毕竟是陈伯达的夫人啊!在一段时间里我很怕碰到刘叔晏……

  春:这件事情,江青当着陈伯达的面,说:"你老婆让我安排工作,那好吧,她不是愿意搞专案嘛,陆定一专案让她搞去。"这样回来,陈伯达和刘叔晏讲了,说让你搞陆定一专案,刘叔晏说:"搞专案?!我不干,这个我可干不了。你答应了?你答应你去干。"刘叔晏把陈伯达骂了一通。陈伯达为难呀,说那怎么办呀?后来陈和江青说,刘叔晏不干,江青说:"她不干你干。"江青把老头给吓着了,陈就被架起来了。他求谢富治说:"我干不了,绝对干不了。"后来就让谢富治拉一个班子干。这个专案组,我见过有部队的几个人,在中南海甲区西楼给腾出一间房子,专案组在那里办公。陈伯达去过一次,后来交给谢富治,他就再也没有管过。

  杨:陈伯达刘叔晏离婚,是谁提出来的?

  春:刘叔晏提出来的。她对陈伯达说你搞不了"文革"这个事情,早晚也要垮台,离婚书先写下来放着,以后好办。刘叔晏有政治上的敏感,她觉得陈伯达早晚得倒台。

  杨:闹离婚的时候,江青说给她弄走,最后给她弄到山东青岛去了,说她有神经病。

  郑:弄到青岛给她安排了什么事情吗?

  耀:没安排事情。她自己说要回来,派中宣部来人陪她,给上面说了,上面说不让她回来。后来刘叔晏就发神经了,在大街上骂人等。当时杨得志在山东,赶紧把那条街封锁,把两头都掐死了,戒严了——意思是你爱怎么闹怎么闹吧。实际上江青把她弄到那儿就等于关起来了,说是让她休息。

  在中南海住的时候,大概是1968年,刘叔晏制造了一个案子。不知道是装修工还是电工在后院墙上看见了一个脚印,她怀疑这是偷盗,自己找来参加范若愚专案组的公安部的一个人去查,还拍照。这事汪东兴知道了,和江青一说,江青就火了,说:"她派人到中南海来查案?给我赶出去!"不让陈伯达在中南海住了,这就搬到新建胡同。

  杨:陈伯达最后和刘叔晏真离婚了?

  春:反正总理批了。

  在华北会议上江青大骂陈伯达

  阎:我们今天谈陈伯达和江青的关系,关于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上陈、江的关系及其以后的情况还没谈到。

  春、耀:九届二中全会以后陈伯达倒台了,我们也被整了。这次全会我们没跟着去,是另外一位秘书缪俊胜跟着去的,会上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会后的情况,我们也只是偶尔听到一些。所以这一段,我们谈不出什么。

  阎:缪俊胜同志在外地,我们没请他来,他过去也谈过一些。我想根据我看到的资料补充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九届二中全会的情况人们谈论很多了,那是毛泽东和林彪矛盾大暴露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不好直接针对林彪,毛把陈伯达作为"牺牲品"抛了出来。毛在《我的一点意见》中说:"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毛把陈伯达选的关于"天才"的语录称为谣言和诡辩,说:"我们只有站在马列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了号称懂得马克思,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这样,陈伯达就倒台了。

  九届二中全会后,1970年11月16日,中央发出《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全党揭露了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1970年12月16日,毛在三十八军党委会批陈报告的批示中,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召集一次会议,"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这都是中央文件。

  春:我看这些文件说的完全不真实。

  耀:说什么"中央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我明明听陈跟我们说过,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根据主席指示,做了分工:周分管中南和西北,江分管华东和西南,康分管东北,陈分管华北。陈去唐山、保定、石家庄等地都是报告了总理和总理批准的,汪东兴也知道呀,怎能说他"乱跑"呢?

  阎:我完全同意你们的看法。但毛泽东金口玉言,一言九鼎,言出法随,陈伯达的命运就定了。1970年12月22日,召开了有400多人参加的华北会议,其主要内容就是揭发、批判陈伯达以及河北省革委会主任李雪峰和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这个会议开了一个多月(1971年1月24日结束),江青两次到会讲话,点了好多人的名,批了好多人,主要是批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她说:"听说北京军区有七个军,陈伯达他辖七个军,还不是太上皇!""陈伯达是你(指李雪峰)的太上老子!""这几年我受小人的气,大阴谋家的气。陈伯达提出个口号'揪小爬虫',他说他是'小小老百姓'。什么小小老百姓?他才是个小爬虫呢!他是小小小小爬虫,他是王八蛋,两面派。六八年后就是一面派了,他勾结人整我、压我。""傅崇碧冲击中央文革,要打断我的脊梁骨!傅崇碧冲进去,是由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勾结进去的。""陈伯达是刘邓路线的,最初是王明的人,吹捧他是'大理论家'。这个大'理论家',我接触他四五年,可厉害啦,经常吵架,贪生怕死。在庐山有人说怕他自杀,我说,我观察了几年,不会。""'八条'(指1967年1月公布的《军委八条》)是怎样来的?就是陈伯达这个王八蛋反对文化大革命,和几个老总压着林副主席要文化大革命刹车,逼着林副主席搞了几条。""《红旗》是独立王国,总编辑、副总编辑都是大坏蛋,以后主席就不叫他管了,让姚文元去管,他恨透了主席。他对主席没有办法就恨我,恨姚文元同志。郑维山、李雪峰你们支持的就是这群王八蛋。陈伯达这个大坏蛋,他可能是苏修特务,他和王明一块的。他说:'你们可不要说我给苏修当特务',这不是做贼心虚吗?""陈伯达很狡猾,他仇恨革命,仇恨主席,仇恨我。"……

  江青这种充满漫骂语言的讲话,还要放录音,还要印发。总理说:这需请示主席。关于江青这两次讲话,毛批示:"不要放听,也不要印发,可做内部材料保存。"毛没有批评江青的这两次讲话,"做内部材料保存",实际上,也就是批准了江青这两次讲话。

  陈伯达一直比较关心经济,注重生产

  李:你们二位作为秘书,能不能谈谈对陈伯达的总的看法?

  春:前面说到起草"九大"报告的情况,陈伯达强调搞生产。这确实是陈伯达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一直比较关心经济,注重生产。这恐怕也是他和江青等人最大的分歧。他觉得不抓生产不行,抓科研,抓生产,从"文化大革命"以前就一直是这样子。大家知道"八大"的时候陈伯达不是提出"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观点嘛,也有强调发展生产的内容在里面。1963年陈伯达还提出发展现代工业要"以电子为中心",这是很有前瞻性的(批判他的时候,说他以"电子中心论"对抗毛主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1966年我陪着他到西南去,考察攀枝花大型钢厂,三线建设,成都有好多兵工厂他都去看,然后提建议,说要"搞尖端的"。他说我们现在和日本的差距,只有7、8年,所以他当时对生产一直不撒手。他跑首钢,跑清华大学,跑新华印刷厂、酒仙桥的电子城,把清华大学的学生组织起来搞科研,搞激光照排。他提出建议,搞矿石直接炼钢,看能不能行。这是一种探索性的想象吧。我记得陈丕显从上海来,还给他带来一大块,说伯达同志,你提出那个想法炼钢,炼到这种程度还不成钢,实际上还是个铁块。那说明还在摸索、研究的过程中。搁在他窗台上一大块铁疙瘩。他一直抓这个事。

  耀:当时看了以后他很高兴,陈丕显说还不行,含铁性太高,他说:"那没关系呀,叫它逐步地好,能炼出来就是很大的胜利。"

  阎:讲到搞生产、搞建设,陈伯达确实一直很强调、很重视。"文革"前,他搞工业调查等等,做了很多工作。至于提出"电子中心论",那确实有先见之明。这点不用说,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的发展已经证明了。当然,他也有错误的调查,如在"四清"中关于天津小站的调查,就是一个极"左"的东西,起的作用也很坏。在"文革"中他也犯有严重的错误甚至罪恶。但客观地、全面地和历史地说,陈伯达是人们公认的一位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我亲耳听到周总理在"文革"中不止一次讲:"伯达同志是我们党内最能把毛泽东思想融会贯通的人";陶铸在毛泽东把他提到中央常委第四位时,他去见主席,"要求把陈伯达提到第四位来",说:"伯达长期在你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参见《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陈伯达从上世纪30年代就出名了,他提出和发起轰动全国的主题为"抗日和民主"的"新启蒙运动",在延安时还研究古代哲学思想,新中国建立后,参与起草《共同纲领》、《宪法草案》、《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等重要文献,在文化科学上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也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如此等等。

  本来有些事情是陈伯达做的或有他的份,"文革"后也通通抹去了,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比如,本来是陈伯达、胡乔木二人把田家英推荐给毛泽东做秘书,"文革"后谈到这个问题时,往往只剩下胡乔木一人了。实际上,连胡乔木做毛泽东的秘书,可以说陈伯达也有推荐之功。1939年,胡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陈看后赞赏有独特见解,推荐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后,说"乔木是个人才",从1941年初毛就亲自点名让胡做了他的秘书。

  郑:陈伯达是位复杂的历史人物。陈伯达的文才,在中共的历史上,特别在毛的嫡系中,首屈一指,似可和林彪的武功相媲美。但建国以后,林彪有近十年的韬晦,而陈伯达一直紧跟毛的战略部署,在历次运动中都有他的恣肆文辞。林、陈在毛发动"文革"以后,算是毛身边最后的一文一武;但在九届二中全会后也被整肃下去了。林、陈的结局,事实上宣告了"文革"的彻底失败。陈伯达和林彪一样,对于发动"文革"以及"文革"初期,都有突出的表现,应负有一定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但从"九大"到九届二中全会,他们与毛泽东、江青的"文革"路线开始分道扬镳,无疑是有正义性的。毛泽东把林、陈打成反党集团,说他们是政治骗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是不能成立的。我还认为,"四人帮"垮台后,两案对他们的宣判,对陈伯达和林彪集团成员的长期关押,应属冤案。今天有必要重新加以清理。至于对他们全部历史、一生功罪如何评判,则另当别论。

  (阎长贵、李宇锋整理)

  王保春、王文耀,《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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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陈光诚长兄被断网拟诉服务商 倪玉兰刑满重获自由添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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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诚长兄被断网拟诉服务商 倪玉兰刑满重获自由添变数
Sep 11th 2013, 09:37, by J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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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福手持殴打陈克贵时被打断的木棍(胡佳提供/资料图)

旅美维权人士陈光诚的长兄陈光福的手机被停机多日后刚刚恢复,他山东家中的互联网自上周六又被切断。陈光福还透露,他在狱中的儿子陈克贵是在公安人员威逼下才放弃了上诉。

二十天前被上海警方强行遣返山东临沂家乡的陈光福,上周从北京返回家乡的第二天,家中的电脑被断网,令他无法与在美国的弟弟陈光诚及在外打工的女儿通过互联网沟通。他星期二告诉本台,他在和网络服务商交涉,计划状告对方:"天天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讲得很不切合实际的理由,我不认可。我告诉他,你明确告诉我你们法人代表的名字,我已经联系了律师,我要起诉,我们现在只有通过法律讨说法。我又不欠你费,你为什么停我的网?"

他说,上周五他从北京回到临沂后,虽然手机被停机多日后恢复正常通话,但是家中的网络异常:"到临沂以后,手机通了,但是网上不去了"。

记者:那您跟陈光诚没办法在网络沟通了?

回答:是,从我回来以后,一直没办法沟通。就是跟在外地打工的女儿也无法联系。

8月20日早上,陈光福探望朋友时,遭警方人员强行带往派出所拘押,下午将他遣返山东临沂。一周后,他到监狱探访服刑中的儿子陈克贵,其后再往北京,但手机"被停机"。他说:" 探望克贵以后,我又到北京去见朋友,但是我的电话被关机了,朋友打给我,提示说'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即使我们两个人坐在一起打这个电话,我的电话一点反应都没有,但提示关机,直到回家以后才正常"。

记者:您是哪天回来的,哪天去的北京?

回到:我是上个星期天去的北京,上周五回来的。回来后网络又上不去了。

陈光福还说,探望服刑中的儿子陈克贵,探监时间由原来的30分钟,被缩短近一半:"这次看的时间比较短,只有16分钟,以往都是30分钟,他们解释说是(监狱内)组织学习,停止了会见,因此把耽误的时间都放在这一天,所以那一天(探监的)人特别多,就把探监时间压缩了"。

记者:他们说的是真实情况吗?

回答:他们不会告诉我们实话,这没有办法。

陈光福说,当天四人前往探监,每人通话时间不足四分钟:"到我说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在看守所期间,公安局的人轮流(劝说)让他不要上诉,最后他们非常满意,因为克贵答应不上诉。克贵现在感觉被欺骗了,要提出申诉,但是申诉的渠道我告诉他是非常困难的。我也告诉他,我正在以我的名义提出申诉,但是提交的申诉状已经四十多天了,至今没有任何答复"。

去年4月27日凌晨,双堠镇镇长张健带人翻墙闯入陈光福家,殴打陈克贵,陈受伤后,持菜刀砍伤张健。沂南县公安局先以"故意杀人罪"逮捕陈克贵,后改为"故意伤害罪"。同年11月30日,沂南县法院对陈克贵判刑三年。

陈光福说,儿子这次告诉他是公安威逼,才放弃上诉:"一个是轻判。他如果上诉,判他无期徒刑;如果不上诉,按最低刑期判。另外,如果上诉,他们警告他要小心他的父母和孩子,这是对克贵来讲是危险最大的一条"。

另一方面,被北京法院判刑两年六个月的维权人士倪玉兰,将于10月5日刑满。她的家人日前接到北京市女子监狱电话通知,要求本周二前到监狱签名"同意接收",否则狱方会把倪玉兰交给辖区政府。她的女儿董璇星期二对记者说:"监狱说今天之前给他们一个答复,他们才安排,让我们家属去签一个接收证明。我们看警方是不是要耍一个什么阴谋,出来的时候把她交给政府"。

她说,本月内还有一次探监的机会,想听听母亲的意见再定,但已经咨询过律师,都认为签字与不签都难以影响当局的决定:"签字或者不签,他都可能会有阴谋"。

倪玉兰的丈夫董继勤对记者说,他不久前出狱时,没有要求家属签字,而倪玉兰第一次出狱时,也无需家属签字:"上一次她出狱时,(家属)也没有签字,只是给她一个释放证明,她自己签字领取释放证明。我出狱的时候也是在监狱里边,让我签一个字,然后把释放证明给我,就可以出狱了。但是这一次警方是不是在搞什么阴谋诡计,我问过律师也说(家属)不用签字"。

倪玉兰是强拆的受害者,因关注拆迁及帮助他人维权曾两次入狱,并遭受殴打致残,双腿无法行走。2011年4月6日,警方将她和丈夫拘留。去年4月,法院以 "诈骗罪"、"寻衅滋事罪"判处倪玉兰两年八个月徒刑,后经上诉减刑两个月,董继勤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两年有期徒刑,现在已获释。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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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混世魔王盛世才歸順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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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11th 2013, 07:21, by 明鏡雜誌


《名星》郭永凡



緊接著美國副總統華萊士之後,又有羅家倫西北之行。

自 從抗戰以前,新疆就是盛世才的天下,盛世才號稱新疆王,為了和蔣介石對抗,他曾一度投靠蘇聯,並在1938年加入蘇聯共產黨,在新疆推行六大政策,八項宣 言。作家杜重遠還寫了一本小冊子《盛世才與新新疆》宣傳盛的新政,很多文化界名人都慕名前往,盛況空前。二戰爆發,他認為蘇聯要完蛋,便轉而投靠蔣介石, 但後來看見蘇聯打了勝仗,又想再度拉攏蘇聯,蘇聯不再理他,他只得再度投蔣。由於盛的反覆無常,蔣對他很不放心先後派了朱紹良、翁文灝、羅家倫去新疆進行 說服和監視,同時大兵壓境,軟硬兼施,最終迫使盛世才就範。

為了表示效忠蔣介石,盛世才在新疆大開殺戒,第一個開刀的就是那個曾經為他歌功頌德的杜重遠。杜是他在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盛在東京窮途潦倒,杜救濟過他,替他捧場,最後竟落得如此下場,可見盛之狠毒無情。在此同時被殺害的還有共產黨員陳潭秋等多人。

羅 家倫是中央大學校長,國內知名學者,衣復恩很尊敬這位老前輩(衣是燕大的學生),叫他"羅校長"。羅身材矮壯、粗獷,臉上輪廓分明,布滿深刻的紋路,有如 羅丹的雕像。外表看完全不像文人。飛機停在嘉峪關進餐,席間他和我們談笑,他向我們攤開雙手風趣地說:你們看我這雙手,像握鋤把的還是拿筆桿的?他的手掌 五指粗壯,像五根棒槌,而且五個指頭一樣長,一樣粗,的確像一雙農民的手。羅家倫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真是一位怪老頭。

當晚,盛世才在督辦府舉行盛大宴會歡迎羅家倫,也邀請我們機組參加。督辦府大廳燈火輝煌,中央掛一盞巨大的豪華吊燈,四壁是俄式風格的壁飾和油畫,盛裝的紳士淑女翩翩起舞、觥籌交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盛 世才個子不高,體形壯實,方臉,身穿純白毛料中山服,沒有戴帽,髮式和鬍鬚都竭力摹仿斯大林,甚至舉手投足,一顰一笑,都是斯大林式的,很像在演戲。盛安 排羅家倫和我們機組與他同席,衣復恩向盛介紹我們的姓名、職務,盛和我們一一握手,這位不可一世的混世魔王,這時離我們如此之近,借握手之機,我和他面對 面凝視了幾秒鐘,但覺其目光閃爍,深不可測。

朱紹良於1944年8月15日繼羅家倫之後來到迪化,羅朱等人住在督辦 府東花園,周圍步哨林立,實際上被盛軟禁。這時盛最後一次打電報給斯大林,表示悔過自新,並提出將新疆劃為蘇聯的一個加盟共和國。斯大林拒絕了他的要求, 並將這份電報轉給了蔣介石。這時盛感到大勢已去,只好向羅朱表示接受農林部長的委任令,於9月11日離開迪化去重慶。

羅 家倫當時的職務是新疆監察使,朱紹良是第八戰區司令長官,他們都在盛下台之後才離開迪化。他們在促成盛世才歸順的過程中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而且是冒著極 大的風險。據說,朱紹良臨行之前,蔣介石接見朱時竟將手加於朱紹良膝上,關切詢問朱有幾個兒女,年齡大小,意思是萬一朱紹良遭遇不測時安排他的身後事。朱 在迪化被軟禁,曾對羅家倫說:"盛世才要解決我們,易如反掌,不過是多消耗幾粒子彈而已!"羅家倫和朱紹良在回到重慶之後,受到了蔣介石的熱情款待和慰 問。應該說,新疆的歸順,實現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統一,從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看,是值得肯定的。


與家人在一起的新疆王盛世才——差一點他將新疆賣給了蘇聯。

1944年12月,我們又一次來到迪化,遭遇了一場罕見的暴風雪,機場被迫關閉一個多月,我們只好留在迪化過年,直到第二年春天雪化才回到成都(那個年代沒有今天這樣的除雪機)。

塞 外的冬天是壯麗的,這次讓我充分領略了"千樹萬樹梨花開",雪満天山路的美麗風光。其實新疆的冬天並不如想像中那樣嚴酷。過去聽人說那裡氣溫會降到零下 40幾度,小便會變成冰棍,要用棍子把它敲斷,這多少有點誇張。其實迪化最冷也不過零下20多度,小便時也不會在空中凝結,只是接觸地面才變成冰。不過每 次上廁所確也是一場考驗。

蘇聯對新疆確實是懷有野心的。如果不是蔣介石及時採取果斷措施,斬斷了盛世才和蘇聯的勾結,大刀濶斧地解決了新疆問題,說不定今天的新疆會和外蒙一樣,或成為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了。

1945 年2月底,再一次來到迪化,正好碰上被盛世才打入黑牢的趙丹釋放出獄,在迪化劇場排演于伶的話劇《夜光杯》,那天正好是最後彩排。新上任的新疆省主席吳忠 信邀請我們去看,並安排我們坐在劇場前排,和趙丹坐在一起,吳把我們介紹給趙丹,趙和我們一一握手,然後就和衣復恩攀談起來,好像是問到衣飛越大西洋和駝 峰飛行的情況,衣也談到《十字街頭》和 《馬路天使》,對趙推崇備至。經過幾年牢獄生活的折磨,趙丹看起來又黑又瘦,但嗓音洪亮,目光烱烱有神。《夜光杯》是于伶的早期作品,寫的是地下工作者舞 女郁麗麗誘殺漢奸應爾康的故事,有點像張愛玲的《色戒》,劇情比《色戒》更曲折,演女主角郁麗麗的女演員(名字忘記了)穿一身紅絲絨短袖旗袍,亭亭玉立, 光彩照人,演技出色,在偏僻的塞外能夠物色到這樣一位演員,實在難得。趙丹不久即回到重慶。(《名星》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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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國務院常務會開後八天,政治局常委會變了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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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11th 2013, 08:06, by 明鏡雜誌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鄭復人


  就在4月"規劃"的總體草案徵求意見的期間,不少關注中國政治經濟的人士都留意到這樣一條新聞:4月25日上午,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

  梁京的評論指出,政治局常委在4月份開會討論中國經濟極不尋常。其實,最不尋常的不是開會,而是把開會的消息公之於眾。這個不尋常的會議背後其實還不僅是最高層對嚴峻的經濟形勢出現重大分歧需要以開常委會的方式來投票表達意見。更可能的推測是,中國經濟第一季度增長乏力,把一個棘手的政治問題擺在了李克強和整個中共新班子面前,這個問題就是究竟讓溫家寶留下的危機早一點爆發,還是儘量讓這些危機晚一點爆發,甚至是爭取把這些危機留給下一屆?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涉及到要不要採取手段來穩增長,把增長穩定到什麼水平,以及用什麼手段來穩增長?

  梁京指出,中共最高領導班子實行有限任期制,不可避免帶來了政治週期對經濟決策的影響。這個影響的基本邏輯就是前任把方便給自己,把難題給後任。從朱鎔基開始,這樣的傾向就出來了,到了溫家寶,這種傾向更加明顯,只不過溫家寶比朱鎔基更"狠",四萬億投資抵禦金融危機的決策,大肆放縱地方政府大量舉債,如同打開了一個潘多拉的盒子,給後任留下的選擇餘地更小,難題更大。"有一位投資界的人士告訴我,溫家寶在最後兩年裡,把使用銀行貸款來刺激經濟增長的手段使用到了極致,以致李克強再繼續這樣做風險非常大。"

  那麼,李克強風險和麻煩是不是一定就是習近平風險的麻煩呢?這個問題就比較微妙了。

  梁京認為,習近平的政治計算其實很容易理解,第一,他不想為上一屆,尤其不想為溫家寶的失誤擔責任,第二,他也不想為李克強的失誤擔責任。出於這樣的考慮,如果不能把一些經濟危機的爆發推到十年之後,那他就很可能寧願讓前任留下的危機早一點爆發,而不是晚一點爆發。讓前任留下的危機早一點爆發的好處有兩個,第一,責任比較清楚,問題不是我造成的,而是前任造成的。第二,把一些寶貴的資源留下來,以備將來有更大的麻煩時使用,如果把儲備資源用在給前任的失誤擦屁股,等到自己需要資源的時候反而無資源可用了,很不明智。當然,讓危機早爆發也不是沒有風險,因為搞不好也會失控。

  在這種情況下,應該說最坐蠟的是李克強。近一個月來,財經界越來越多的人抱怨李克強不作為,原因就在於他被夾在了政治利益矛盾的中間,左右為難。他若不阻止經濟下滑,則引火燒身,他如果以增加未來風險來阻止經濟下滑,習近平會很不高興。

http://news.shangdu.com/shizheng/20130316/P_5776729_0__1694347745.jpg

  習近平李克強傳不同調。

  而一位觀察家對《明鏡月刊》更具體的指出,4月25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和4月17日李克強主持的國務院常務會議,甚至和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傳出的調子可謂大不同。

  2012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文件裡有寫:"必須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絕不能有絲毫動搖。發揮好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關鍵作用。要適當擴大社會融資總規模。"

  對於城鎮化,文件也大書特書:"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著力提高城鎮化質量。城鎮化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任務,也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要圍繞提高城鎮化質量,因勢利導、趨利避害,積極引導城鎮化健康發展。要構建科學合理的城市格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城市群要科學布局,與區域經濟發展和產業布局緊密銜接,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適應。要把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作為重要任務抓實抓好,要把生態文明理念和原則全面融入城鎮化全過程,走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新型城鎮化道路。"

  李克強4月17日的國務院會議上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可以說一脈相承,還大談特談城鎮化和拉動內需——

  【會議認為,當前我國正處於工業化、城鎮化的重要階段,經濟轉型升級處於關鍵時期,發展有巨大潛力和空間。】

  會議部署的下一階段重點工作首要之一就是:積極擴大國內有效需求。完善消費政策,提高居民消費能力,大力發展服務業,開發和培育信息消費、醫療、養老、文化等新的消費熱點,增強消費的拉動作用。保持合理投資規模,加強城市道路、軌道交通、環保基礎設施等方面建設。

  而八天後,習近平的政治局常委會議就變了調子,顯示出如下不同——

  1),不舉"城鎮化"的旗;
  2),不提投資,不提基礎建設;
  3),提出兩點論。六個"穩"字,說明兩點論的重點是第二點;
  4),對內需的敘述從"積極擴大"改為"著力釋放";
  5),對一季度經濟的評論從"運行平穩,總體良好"的基礎上,加上"面臨一些困難和挑戰"。

  "常委會罕見地在一個根本不應該開會的時間點,開一個專門討論經濟的會議,此事本身,遠比開會後的文件寫什麼來得重要。共產黨的文件90%以上內容是廢話。但其中的一兩句話,一兩個字,一兩個說法,重要的要死!把過去幾年的幾個最重要的經濟文件列在後面。連起來細讀,其變化的脈絡一目瞭然,"這位觀察家說:"現在回頭看老文件,比較常委會的新文件,再想想當下的經濟形勢,不覺得天壤之別嗎?"

  對此,這位政治觀察家有如下三個猜測:
  1),最高層認為經濟有問題。在常委會裡又不在國務院裡的關注經濟的高層有兩人:習近平和王岐山。在國務院又在常委會的是:李克強和張德江。
  2),習王不想刺激經濟。中國的經濟有兩個風險:速度下滑的風險和因刺激而造成泡沫的風險。高層認為經濟再下滑一點問題不大,再刺激而擴大泡沫是下策。
  3),黨中央和國務院有傾向性的分歧。(《明鏡月刊》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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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蘋果北京發表會 僅翻譯無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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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北京發表會 僅翻譯無講解
Sep 11th 2013, 09:29, by JAS

(中央社記者邱國強北京11日電)蘋果公司上午在北京加開iPhone 5S、5C新機發表會,原本頗受期待。但據與會媒體透露,北京發表會除有中文同步口譯,內容與蘋果美國總部的發表會完全相同,且現場無人講解。

一名與會的媒體向中央社記者透露,參加北京發表會的不少媒體,事後對發表會的內容感到失望,一些人更以「草草收場」4個字,形容這場與預期落差頗大的蘋果北京發表會。

據記者在發表會開始前了解,獲准與會的媒體記者中,一部份人已在台北時間今天凌晨透過網路及其他管道看到蘋果在加州總部記者會的簡報內容。

這名媒體記者指出,不少與會媒體原本預期,既然蘋果總部這麼重視中國大陸市場,破天荒地選在總部舉行發表會後數小時就舉行北京發表會,至少應該派遣高層主管到場說明或與會。結果,蘋果總部沒有一人出席這場發表會。

他並表示,商界舉辦產品發表會的ABC(基本原則),除了播放簡報資料,即使不回答媒體提問,一定也會有專責主管或人員現場介紹或講解新產品。不料,蘋果這場北京發表會卻只播放2款新機的簡報,並加上中文同步口譯,沒有一人在現場講解。

此 外,這名媒體記者表示,原本外界預期,蘋果會在今天的發表會上,與先前一直未能如願的大陸最大電信商中國移動合作,讓iPhone 5S、5C能藉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等3大電信商門市一同開賣。但中國移動今天仍然缺席,使蘋果仍只能與聯通、電信合作。102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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