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4日星期一

明鏡歷史網: 阿拉法特死因之谜再度引发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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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法特死因之谜再度引发高度关注
Oct 14th 2013, 15:43, by 明鏡雜誌


英国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刊登了瑞士科学家的有关调查报告,证实阿拉法特系放射性元素钋210中毒死亡。这再度引发人们对阿拉法特死因的猜测和争议。去年7月,有报道指在阿拉法生前衣物上,发现高剂量放射性物质钋。瑞士洛桑大学的专家说,有证据表明阿拉法特可能死于钋中毒,并在当年11月进行开棺验尸。结果在阿拉法特的血液、尿液及唾液上找到了高浓度的放射性物质钋。现在,《柳叶刀》刊登了有关的调查报告,称报告"发现血液、尿液,以及口水痕迹含有高度放射性物质";在阿拉法特的衣服及牙刷,同样可以找到这些放射性物质,报告支持阿拉法特是被毒死的说法。


2004年,阿拉法特健康出现问题,2004年10月底,以色列政府表示阿拉法特可以离开住处寻医。阿拉法特开始不愿走,因为以色列政府曾经宣布他走了之后无法再回巴勒斯坦。后来以色列政府又再次表示如果因健康问题离开之后,准许他回国。阿拉法特这才前往法国贝尔西军医院就医,数周后不治身亡,安葬于拉姆安拉。当时,法方以保护隐私为由,拒绝公开阿拉法特临终前的身体状况和确切死因。

有专家对阿拉法特的病历进行深入分析称,阿拉法特在前往法国医院前,就已经患上了"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症",一种严重的出血紊乱病症。但拉姆安拉的医生认为他只是得了普通的流感,直到病发15天后,才开始给他注射抗生素,那时距离阿拉法特转往法国医院只有2天。专家说,他接受抗生素治疗太晚了,没能抑制细菌在体内迅速繁殖,导致大出血,而大出血引发的中风最终夺去了他的生命。

2012年7月3日,媒体披露阿拉法特生前衣物被发现含有高剂量放射性物质钋,由此引发阿拉法特可能是中毒身亡的猜测。巴方随后同意为阿拉法特开棺验尸以查明其真正死因。位于瑞士洛桑的放射物研究所透露,他们的研究人员在阿拉法特的遗物中发现了钋-210,而且放射线水平"出奇地"高。瑞士这家研究机构是在对阿拉法特的私人物品进行检测后发现放射性元素钋的,这些物品是阿拉法特的遗孀交给他们的。研究人员在阿拉法特的衣服、牙刷和阿拉伯头巾上发现了超出常规水平的钋元素,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放射性元素。2006年,俄罗斯前特工利特维年科就死于钋元素中毒。瑞士研究所所长弗朗索瓦?博许德说:"我可以向你肯定,我们在带有阿拉法特体液的物品中发现了来源不明的钋-210元素。"

人们还记得,对阿拉法特开棺验尸,立即引发巴以之间的口水战。巴勒斯坦驻英国大使去年曾指责以色列就是毒害阿拉法特的幕后黑手。巴勒斯坦驻英国大使哈桑斯尼安当时说"你知道目前为止所有迹象都指向阿拉法特遭人下毒,而下毒的后果是使他在一年半的时间内缓慢死亡。所有迹象表明以色列是这次谋杀的幕后黑手。"但以色列方面则完全否认了任何有关的指责,称以色列根本不会从事毒害阿拉法特的行为。

当时巴勒斯坦阿拉法特死因调查委员会主席提拉维表示,若对阿拉法特遗骨样本分析后的结果证实其系毒杀的话,巴勒斯坦当局将诉诸国际法庭。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表埃雷卡特去年也说,阿拉伯国家联盟下属的阿拉伯和平倡议委员会同意成立国际调查委员会,以调查前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的真正死因。

《柳叶刀》为世界上最悠久及最受重视的同行评审性质的医学期刊之一。有评论指出,《柳叶刀》始终在一些重大的医学议题上以直言敢说闻名。近年来的例子如:批评世界卫生组织、拒绝让顺势疗法的功效正式成为众多治疗法选择中的一种、发表2003年美伊战争平民伤亡的统计等。此次《柳叶刀》刊登瑞士科学家调查报告,证实阿拉法特系中毒死亡,估计围绕阿拉法特死因的争议还会进一步加剧。

方华,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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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历史上那些“二世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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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那些"二世祖"
Oct 14th 2013, 12:48, by 明鏡雜誌


  无论家庭也好,国家也好,都有所谓"二世祖"现象。

  所谓"二世祖"乃是粤语名词,它一般局限于指家庭里面上一代有权有势有钱,下一代只管吃喝玩乐的富家子弟,也就是纨绔子弟。事实上,即使是家庭,富有家庭的二三世也不一定都是只会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将祖宗产业发扬光大也不在少数——国家当然更是这样。这里面的理由也很简单:上一代的财富固然可以造成下一代的骄奢淫逸,不思进取;但也同样可以成为下一代创业奋飞的基础和动力,关键是要看这接班的"二世祖"或"三世祖"是什么样的货色——所谓"应用之妙,存乎一心"是也。

  不妨先来看看那些败家的"二世祖"。历史上最有名的二世祖当然首推秦二世(据说。"二世祖"这名词就来自他老兄)。秦二世,原名胡亥,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富二代"的典型代表。因为,秦始皇不仅缔造了大一统的封建帝国,而且把天下财富通通揽在怀里。当初,秦始皇把自己命名为始皇帝,初衷是想让自己的儿孙们继承自己的伟业和财富,二世、三世,以至万世,永远流传下去。尽管秦始皇的愿望非常美好,然而,终究是造化弄人,他的这一伟大构想,不仅没有实现:这个秦二世,原本始皇第十八子。早年曾从中车府令赵高学习狱法。秦始皇三十七年(前 210),始皇出巡死于沙丘,本应立始皇长子扶苏为太子,后来公子扶苏被赵高李斯等人害死,胡亥在赵高和丞相李斯的扶植下,得立为太子,并承袭帝位,称二世皇帝。来路既不正,就位后的所作所为更是荒唐,在赵高左右下,秦二世花天酒地,胡作非为,把整个帝国化成他自己的酒池肉林,老百姓的刀山火海。结果一年后就激起了的陈胜、吴广的起义。而他自己在交出皇位后,仍在赵高逼迫下自杀,曾经威风凛凛的秦王朝也在其三世子婴手中完蛋。西汉政论家贾谊在其《过秦论》中对此评论道:"始皇既没,胡亥极愚,郦山未毕,复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为贵有天下者,肆意极欲,大臣至欲罢先君所为'。诛斯、去疾,任用赵高。痛哉言乎!人头畜鸣。不威不伐恶,不笃不虚亡。距之不得留,残虐以促期,虽居形便之国,犹不得存。"

  接下来有名的"二世祖"当数三国时蜀汉的刘禅。刘禅,字公嗣,又字升之,小名阿斗,刘备之子。于刘备去世后继位成为蜀国皇帝。刘禅初为皇帝时,对诸葛亮充分信任,军国大事全权委任于诸葛亮。诸葛亮、蒋琬等贤臣相继去世后,刘禅自身无力把持国政,宦官黄皓开始专权,迫使姜维外出屯田避乱,蜀国逐渐衰败。后魏国大举伐蜀,刘禅投降。蜀亡后,刘禅移居魏国都城洛阳。留下了"此间乐,不思蜀"的名句。给司马昭留下了:"我无忧矣!"的好印象,成功地保住了性命。阿斗虽然被后世评为碌碌无为的君主,但他虽然扶不起,却生活得很幸福。算是一个很会混的"二世祖"。

  下面这位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就是南唐后主李煜。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李璟迁都南昌,立李煜为太子监国,令其留在金陵。六月李璟死,25岁时李煜在金陵登基即位。做上皇帝的李煜"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爱玩的是诗词歌赋,这方面堪称一代大家。可惜,政治跟艺术不是一回事——毋宁说相反。所以,973年,宋太祖派曹彬领军队去攻打南唐。三年后,后主肉袒出降,被俘到汴京,封违命侯。太宗即位,进封陇西郡公。 公元978年,徐铉奉宋太宗之命探视李煜,李煜对徐铉叹曰:"当初我错杀潘佑、李平,悔之不已!"宋太宗闻之大怒,将其用牵机毒杀(牵机药是中药马钱子,服后破坏中枢神经系统,全身抽搐,头脚缩在一起,状极痛苦)。

  当然了,你如果是一位有为之士,或者是毛泽东之所谓"风流人物",那你就是二世祖三世祖也毫无问题,照样可以建功立业,威震天下——历史上几个有名的大治之年,都是这些二世祖三世祖造成的。

  比如"文景之治",就是三世的文帝、四世的景帝造就的。他们即位后,吸取秦灭的教训,减轻农民的徭役和劳役等负担,注重发展农业生产。文景时期,提倡节俭,重视"以德化民",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发展。历来被视为"盛世",史称"文景之治"。当时社会安定,百姓富裕。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文、景二帝在位的四十年间,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财物充盈。如文景传接时,"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至汉武帝即位时,国家的余财、存粮又上了新的台阶。"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文帝、景帝奖励努力耕作农民,劝解百官关心农桑。每年春耕时,他们亲自下地耕作,给百姓做榜样。他们提倡节俭,并以身作则。文帝在位二十多年,宫室、园林没有什么增加。他修建自己的陵墓,要求从简,不许用金银等装饰,只能用陶瓦。汉王朝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强盛王朝,二人居功至伟。

  而最为史家所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也是由唐朝的"二世祖"唐太宗李世民缔造的。唐太宗即位后,因亲眼目睹大隋的兴亡,所以常用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来警诫自己及下属。 他像孟子一样,把人民和君主的关系比作水与舟,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留心吏治,选贤任能,从谏如流。他唯才是举,不计出身,不问恩怨。在文臣武将之中,魏徵当过道士,原系太子李建成旧臣,曾议请谋杀太宗;尉迟恭做过铁匠,又是降将,但都受到重用。太宗鼓励臣下直谏,魏徵前后谏事二百余件,直陈其过,太宗多克己接纳,或择善而从。魏徵死后,太宗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徵逝,朕亡一镜矣。" 太宗在经济上特别关注农业生产,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使人民衣食有余,安居乐业。在文化方面,则大力奖励学术,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在长安设国子监,鼓励四方君长遣子弟到来留学。此外,太宗又屡次对外用兵,经略四方,平东突厥、定薛延陀、征高句丽、联姻吐蕃、和高昌,使唐之国威远播四方。太宗则被西北诸国尊为"天可汗",成为当时东方世界的国际盟主。

  离我们最近的所谓"康乾盛世",也是由满清入关后的"二世祖"康熙皇帝一手打造。此一"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此一期间,整个清帝国版图达到空前扩张,北起自外兴安岭以南,东北至北海,东含库页岛,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继承了1758年准噶尔汗国的边界。形成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乾隆年间,香料群岛的苏禄上表求内附,乾隆帝以其险远,不许。乾隆帝派明安图等人两次到新疆等地进行测绘,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绘成《乾隆内府舆图》。康乾盛世之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恢复到世界的三分之一,美国学者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当时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即使是工业革命之后,亚当·斯密说:"中国和印度的制造技艺虽落后,但似乎并不比欧洲任何国家落后多少"。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大有可观:康熙后期,统治巩固,文士又多是在清朝成长的,其身世与明遗民不同。这时期的诗歌,就不再以表现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为主,而是致力于艺术技巧的追求,内容以抒情吊古和模写山水为主。著名诗人有施闰章、宋琬、王士禛、朱彝尊、查慎行、赵执信等。王士禛为神韵派领袖。查慎行诗刻划精工,成就较大。赵执信则比较注重反映现实。长篇小说在本时期放射出特有的巨大的光彩,这就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两部巨著的出现。康乾时期清朝统治者汇集众多专家、学者编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文化典籍,成为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

  今天的中国,经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打造的江山,也进入了二代三代领导人,作为国民,我们当然希望——也有理由希望——他们是能够带领我们走向民族复兴的二三代领导人,而不是相反。
  
  (文章原创于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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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朱大可:中国最贫穷省份酿造出最昂贵的奢侈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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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中国最贫穷省份酿造出最昂贵的奢侈饮品
Oct 14th 2013, 12:47, by 明鏡雜誌


  茅台酒,中国最贫穷省份之一所酿造的酒品,经过上百年的文化酿制,击败所有酒种,擢升为华夏民族最昂贵的奢侈饮品。

  酒是充满政治气味的日常饮料。但朗姆、杜松子、伏特加和威士忌等烈性酒,却被各国政治外交场合所禁止,唯独能在中国官场豪迈地流行。正是这种官方榜样,鼓励了盛大的美食和纵酒运动。尽管最近有些地方当局出台限酒令,严禁公职人员工作日和非工作日执行公务时饮酒,但它却对酒的销量没有产生负面影响。酒桌政治的最佳时刻,不在执行公务之时,而是在"下班"后的晚餐上。禁酒令机智地绕过了最重要的时刻。

  茅台酒,色泽澄亮而微黄,芬芳四溢,在夜幕下说出中国式的美妙酒语。酒桌是茅台的唯一战地。酒酣耳热之际,身份的强硬边界变得柔软了,人的羞怯与戒惕悄然失去,舌头变得灵巧或笨拙起来,言辞随意而嚣张,营造着一种自信、恳切和亲昵的气息。像所有50度以上烈酒一样,茅台扭转了权力场的角色关系,并重塑着所有饮者的公共面容。与此同时,茅台酒自身,也成了中国酒桌政治的芬芳隐喻。

  这是中国式关系学的最高境界。它要重新修订被衙门所限定的身份规则。酒桌政治,无非是微观权力叙事在餐馆里的投射、一种办公室政治的亲密对偶,它令人联想起各种有趣的政治术语:权力舞台、官僚政治、名利场、贪腐圈和行贿通道,等等。酒桌是如此的暧昧、肮脏而又亲切,在杯盘交错之中,密谋被轻松地达成了,仿佛只是些漫不经心的私语。以一个旁观者的偏激眼光看去,在当代官场,似乎每个酒杯都装满了难以启齿的秘密。

  不仅如此,茅台酒还支撑了男权主义在中国的绝对地位。茅台是男人的顶级瘾品,它跟女人基本无关。茅台赞助了男权文化,把男人跟权力和野心紧密编织在一起。茅台是中国男性符号的转喻,它要重申男人炫耀、博弈、社交和放浪的微观权力。这权力超越了社交酒桌的范围,而向内扩散到私人客厅、卧房和家庭,呈现为跟温软酒香相反的坚硬格调。那些造型保守的红白二色酒瓶,伫立在豪华的玻璃酒柜之中,被装饰小灯泡所照亮,仿佛是一座权力的界碑,向家庭女眷们发出含蓄的警告。

  酒桌权力学是中国人发明并光大的文化体系。华夏农业时代曾向它的居民提供过各种酒品,如各种谷类酒(如白酒和黄酒)、果酒、花酒(桂花酒、菊花酒、莲花酒)和药酒(椒柏酒、枸杞子酒和人参酒),但没有任何一种酒能像茅台那样,从中国政治权力结构中获取强大的象征价值,而我们竟然难以知晓这其间的因果关联。

  茅台酿造的神秘性、困难性以及数量稀缺性,可能是支撑这种神话的重要原因。据说,茅台酒的酿造,依赖于空气中的神秘菌体,而该菌体仅存于茅台酒窖方圆数百米的上空,任何迁移式的仿制,都无法再现茅台原浆的独特风味。但这只是一个迷人的推测而已。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生化手段能测定和捕捉这种传奇生物。

  茅台酒奇特的自我表达能力,也许是推动神话叙事的另一类力量。有一则被不断引用的传说声称,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送展者故意打破酒坛,导致酒香四溢,引起参观者的轰动。这个无法考证的传说,后来居然跟前总理周恩发生了重大关联。民间讲述者甚至宣称,正是周恩来本人亲自向送展者秘授了"碎坛传香"的妙计。然而,在举办该博览会的1915年间,周恩来还在天津南开中学念书,恐怕没有机会指导那场爱国营销活动。依据晚清和民国的统计资料,我们也没有发现茅台酒因酒香四溢而被海外大量订购的迹象。

  茅台酒厂编撰的宣传文本还进一步指出,该酒在1915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奖,而这一殊荣已成茅台魅惑世人的价值支柱。但《看历史》杂志的记者调查发现,它当年仅获得一枚普通的四等银奖而已,同时获奖的中国产品,其数量高达1211个,其中一等奖57个,荣誉奖章二等奖74个,三等金奖258个,四等银奖337个,第五名铜奖258个,荣誉奖227个。而在如此众多的中国产品之中,茅台并未实现"脱颖而出"的梦想,反而是山西汾酒和张裕葡萄酒,拿回了真正意义上的一等奖章。

  茅台的现今地位,或许取决于首席广告师周恩来的卓越努力。正是基于周的个人嗜好,茅台得以战胜四大白酒之汾酒、西凤和杜康,成为酒桌政治学中推动博弈、谈判、和解与交易的最高液体。酒量据说深不可测的周恩来,利用茅台款待外国宾客,展开酒桌微笑外交,风度翩然,开创本朝酒桌政治的伟大先河。周恩来用茅台款待基辛格、尼克松和田中角荣的照片,成为茅台外交的强硬证据,被广泛引用于各种历史记忆文献之中,令周氏外交散发出持久绵长的香气。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向本国高官和艺术家大力举荐这一美酒。嗜酒如命的水墨画家傅抱石应召进京,绘制"江山如此多娇"。在全国大饥荒的峻迫形势下,周下令向傅抱石每日提供一瓶茅台,为上下攀爬的艰苦作画提供酒精动力。按照这种喝法计算,傅抱石在长达四个月的制画期间,当饮入120瓶左右的茅台;而按今天顶级茅台3000元一瓶的价格计算,其总价约为36万元;再按1959年茅台每瓶105万元的当下拍卖价,傅抱石当年所饮之费,已达1.26亿元。这完全可以被视为该画的皇家报酬。高悬于人民大会堂二楼前厅的《江山如此多娇》,要是在现今加以拍卖,或许有望达到20亿的天价,足以抵消抱石先生所饮茅台的拍卖总额。茅台酒催化的艺术价值,正在成为整个神话叙事中最令人咋舌的部分。

  "茅台"被选择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符号。在旧帝国晚期,它是一种民族指数,用以表达农业文明进化的深度;在毛周时代,它是权力指数,用来衡量饮者地位及特权的高度;而随着"中国模式"的消费时代的降临,它演化为贪腐指数,用以测量官场和商界"亲密合作"的广度。茅台酒的这种语义变迁,正是中国社会演化的一个侧影。

  茅台神话催生了所谓"茅学"的诞生。这种"学问"被用以专门制造、捍卫和传播这种酒品神话,并跟制造商和经销商构成紧密的联盟。那些热情编织的歌德文字,过去曾在皇帝身上大范围运用,而今却成为一种关于酒品的隆重赞词。所有这些神话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不断推升茅台的价格,把它变成中国最昂贵的饮品。但这场价格泡沫的狂飙,却无法改善贵州民众的贫困生活。

  一个世纪以来,每市斤酿造原料仅需2.4斤高粱和2.6斤小麦的茅台,其价格剧升了数百倍之多,2010年已涨至每瓶千元以上,只是在市场上大量涌现的茅台,八成都是仿冒的赝品。而奇怪的是,一方面它被中国人狂热地品尝和收藏,另一方面,这一据说跟苏格兰威士忌、法国科涅克白兰地齐名的三大蒸馏酒之一,却始终没有被西方人接纳,成为其日常生活的必备饮品。这情形跟景德镇瓷器、江南丝绸、松江棉布和徽闽茶叶的遭遇,截然不同。后者曾经是欧洲市场上最受青睐的器物。茅台酒的全球化计划,面对着坚固的口味壁垒。追求含蓄风格的西方人,似乎并不喜欢这种香气浓烈的饮料。而茅台酒的自产自销,加剧了它的"土产"特征。最终,越过一个世纪的"巴拿马金奖"之梦,茅台酒大步退缩,成了孤芳自赏的文化象征。

  朱大可,影响力中国网,原标题为《茅台酒的文化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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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文革”中的“灭门处决”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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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灭门处决"案
Oct 14th 2013, 12:45, by 明鏡雜誌


  方子奋先生《南京"12·10"公判四十年祭》(见《记忆》2010年第22期,共识网上亦有载),谈到"文革"时期南京"一打三反"运动中的一次"灭门处决"事件。方先生写道:"在被绑上审判台的死刑犯中将有一对母子,他(她)将因'现行反革命'罪同时在今天被处决"。又说:"这对母子,正是我年仅26岁的挚友李立荣,和他六十岁的母亲林舜英。"

  方子奋先生就此感慨说:"古今中外数百年来,从未有过同时处决母子政治犯的案例,那一天的公判大会,给了十万观众大饱眼福的机会。也给当代历史创造了一项'中国之最'。"

  过去中国古小说和传统戏剧中,常有"满门抄斩"、"诛九族"的说法,大致指的就是这种"灭门处决"。不过,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这种"满门抄斩"、"诛九族",也随着满清王朝的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没料,1949年之后,这种"灭门处决"竟然在中国大陆上,以另一种更为时髦也更为冷酷的形式复活。所以方子奋先生要发此感叹。

  以笔者掌握的资料,这种被人为创造出来的"中国之最",早在1950年代初的"大镇反"中就出现过。而且表现得更过份,更冷血。同时,在南京"12·10"公判之前,"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北京,早几个月就出现过类似的夫妻被同罪处决,父子同场被处决的"灭门处决"。

  北京25中教师王守亮、杨淑辰夫妇"一打三反"中被处决

  以下谈"文革"中的"灭门处决"。须说明的是,这里谈的是当局以法律名义用国家机器判处并执行死判的"灭门",不是"文革"初期在"文革思潮"及"暴力文化"作用下的群众暴力行为的"灭门"(如北京大兴县及湖南道县那种情况)。

  笔者所见的最早文革"灭门处决",是1970年初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对北京25中教师王守亮,及其妻子杨淑辰的处决。略有不同的是,夫妇两人的处决,是一前一后相隔了两个多月。

  最先被处决的是其妻子,48岁的杨淑辰。对她的处决,是在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正式下发之前,北京市的"一打三反"运动还处于"预热期"的1970年1月27日。

  笔者在《遇罗克的处决令是谁签署的》一文中,提到过的"北京市公法军管会"于1月9日发布的那份《通知》所列的20人名单,排第一位的就是这位杨淑辰(名单上遇罗克排第10,另两位著名"女性文革思想者"王佩英排第11,马正秀排第15位)。在通知正文中,还特别提到,"现将杨淑辰第二十名罪犯的材料发给你们,……组织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云云。

  这份《通知》上,当局对杨的身份及所谓"罪行"之介绍,全文如下:

  一、现行反革命犯杨淑辰,女,四十八岁,北京市通县人,地主出身,国民党员。其母系地主分子,被遣送原籍。

  杨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杨犯于一九六六年充当外国特务,大肆盗窃我国机密情报,书写反动文章,并领取了大量特务活动经费。仅一九六七年三月杨犯出卖情报数百份,同年四月向外国驻华使馆人员递交情报时,当场被我抓获。

  看来,当局将杨身份定为"外国特务","罪行"是"向外国驻华使馆人员""出卖情报"。笔者曾在《遇》文中对此表示质疑。理由是杨一个无业无职的普通中年妇女(当时尚不知其夫是普通中学教师),根本没有任何可能,在一月内(1967年3月)窃取数百份"我国机密情报"并完成出卖。其时,全球尚无电子文本,任何情报都是纸文本。机密材料一般十数页或几十页,几百份材料须装几大箱。要在一个月之内窃得数百份机密文件并完成递交转手,以一个人之力,笔者认为世界上最有名的美国中情局或苏联"克格勃"的超级特工,也不可能做到。何况乎如杨这样的一介无职无权、无特殊背景的普通妇女?她从哪个途径或渠道,能一月内窃取几百份"机密情报"?

  因此,笔者在文中推断,这位杨淑辰出卖给"外国驻华使馆人员"的所谓"机密情报",不过是当时北京街头随处可见的文革小报,传单和其他文革资料之类。杨贪利收集来,向驻华使馆人员售卖并因此被捕。"一打三反"运动正式开始前,北京市奉命为全国树"样板",杨也作为"反革命犯"典型,被定性为"外国特务"惨遭处决。

  1970年1月27日,这位杨淑辰与材料上除遇罗克之外的19人(包括王佩英、马正秀),在北京当局10万公审大会后被处决。

  本文完稿时,从《记忆》上读到周七月先生文章,证实了笔者推断。当年与遇罗克一起被处决的19人中,有一对情人。他们是北京挑花厂的医生田树云和医士孙秀珍。2月11日《通知》上给的罪名是:"窃取我大量重要情报,先后在国际俱乐部,友谊商店等处,将反革命信和情报投入外囯驻华使馆汽车内十九次"云云。周七月狱中与田,孙相识,与田尤熟。周在所著《四十年前的死刑回忆》(《记忆》2011年1期)中说:"以他们的职务和社会地位,不可能接触到罪状名单上公布的所谓窃取我大量重要情报。"又说:"据田树云说,他们投递到某些社会主义囯家驻华使馆汽车里的仅仅是社会上公开卖的红卫兵报和首长讲话之类。"杨淑辰卖的所谓"情报",应是此类。

  这次处决之后,北京市公法军管会3月5日再开公审公判,处决了遇罗克、顾文选等19人。之后的3月24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发出了当年的第三份类似《通知》。让人没料到的是,这份《通知》中,杨淑辰的丈夫,北京市第25中教师王守亮也赫然"榜上有名"。

  北京市第25中,虽不如高干子弟云集的101中学,北京4中有名,但"文革"中也风光过一回。1967年7月,北京25中高三学生"曲折"(上山下乡时改的名字),向全国学生发出创办"红卫兵大学"的"倡议书"。两天内,北京有300多人报名。正式"上山下乡"时,仅剩10余人。被当局安排到内蒙古锡林格勒草原落户。当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专门文章,赞扬此次"革命行动"。第二年底,《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全囯掀起了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知青运动"即由此而来。所以,有些史家将北京第25中,称为"上山下乡运动"的"策源地"。

  这份《通知》中,对王守亮身份及"罪行"的介绍,几乎就是其妻杨淑辰"罪行"的翻版,甚至原文照抄。

  五、现行反革命犯王守亮,男,四十七岁,山东省人,地主出身,系蒋匪军上尉军官、国民党员,原北京二十五中教员。

  王犯自一九六六年以来,伙同其妻杨淑辰(外国特务,已处决),大肆盗窃、出卖我国机密情报,书写反动文章,仅一九六七年三月,王犯就伙同其妻出卖我国重要情报数百份,并领取了大量特务活动经费。

  看来,当局认为仅仅将杨淑辰处决,似乎还不够,还未能充分显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于是这次将其丈夫王守亮株连治罪。而且,特别在简介中注明,其妻杨淑辰系"外国特务,已处决"字样,表明了这种株连治罪,而且必须"重罪施重刑"的意图。

  笔者收藏的这份经某位权势人物批注过的《通知》原件上,这位王守亮所谓"罪行简介"后,被黑笔批有"死。"字样,表明将之正式列入下一批处决名单。

  由此,可以认定,这位北京市25中教师,与"北大才子"沈元等,于1970年4月18日北京市当年第三次集体处决行动被处决。离其妻杨淑辰处决,相距两个月零21天。当局至此完成了"夫妻灭门"之举。

  也不知这位北京中学教师王守亮、杨淑辰夫妇有无子女?子女其后遭遇、经历如何?王、杨夫妻两人此案"文革"后是否得到"平反"?深望知情者提供相关信息。

  侯坤、侯建民父子同一天被处决

  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另一起"灭门处决",是北京通县的侯坤、侯建民父子两人,于1970年3月5日被同时处决。

  北京市公法军管会于1970年2月11日发出的当年第二份类似《通知》中,有其父子二人的情况及"罪行简介"。全文照录:

  九、现行反革命杀人犯侯坤,男,五十二岁,北京市通县人,系反动资本家。

  现行反革命杀人犯侯建民(侯坤之子),男,二十三岁,北京市通县人。

  反革命杀人犯侯坤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长期在其家埋藏铅二千余斤,并散布反动言论,向其子女灌输反动思想。侯犯为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唆使其子,反革命杀人犯侯建民于一九六八年五月六日夜,将其家中八口人全部砍杀和威逼跳井、跳水坑致死。

  笔者认为,侯坤、侯建民这个案例,应算是"文革"中的一个典型案例,有双重研讨价值。

  所说"双重研讨价值",一是说其作为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父子同天同场被处决的"灭门处决"案例。二是侯氏父子杀人"罪行",发生在1968年5月,而且所杀及所逼其自杀者,均为自己家人。

  其时正是当局搞的"清队"运动大规模开展之际。所谓"清队",就是"清理阶级队伍"。对每个人的出身,经历,进行全面清理审查。各地开展运动后,搞得极为惨烈,极为恐怖。全囯许多知名人士,获是在这场"清队运动"中自杀身亡的,甚至夫妻自杀,全家自杀。

  査出身资本家的侯坤,是迫于"清队"运动的恐惧,况且,又被抄出"长期在其家埋藏铅二千余斤"的"罪证",不惜让全家人集体赴死的。

  此案由此也成为了研究"清队"运动中,被清对象决心"自我寻死",作为全家人最后"出路"的典型案例。侯坤是资本家,也算有知有识阶层,身上肯定有古代士大夫阶层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理和意识。

  其家躲过了"文革"初期的群众暴力,却躲不过其后的"清队"。当然,更躲不过再其后的"一打三反"。显然,侯氏父子,在杀了家人(或逼家人投井跳水坑自杀)之后,其两人也是打算身死的。

  但不知何种因素影响,父子两人未及自杀,或相互杀死,以致被捕。但在狱中足足关押了近两年,才被当局在"一打三反"中拉出来同时处决。

  笔者保存的那份2月11日《通知》,亦是被权势人物批注过的原始文本,侯坤、侯建民父子"罪行简介"之后,黑笔批有"死刑"二字。在姓名之前,亦被红笔划了"√"记号,表明为被处决之列。

  1970年3月5日,侯坤、侯建民父子,与遇罗克、顾文选等人一起被当局处决于同一个刑场。

  马正秀:另一种形式的"灭门处决"

  马正秀1931年出生,原籍重庆市,是北京自然博物馆讲解员,一位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女性。其丈夫赵光远,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也是著名作家艾芜的学生。

  艾芜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赵光远在1940年代是他当年在重庆育才学校的学生,中共地下党员。曾听过艾芜在"社会大学"讲文学课,并在重庆《大公报》上艾老主编的《半月文艺》上发表过散文。1950年代初赵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因病退伍后,是艾芜帮他在北京找到工作,即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戏剧编辑室任编辑。1960年代初,赵曾担任过在全国影响甚大的剧作家孟超剧本《李慧娘》的责任编辑。

  马正秀在"文革"中因反对乱批乱斗,反对打倒一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反对打倒共和国主席,于1967年9月16日被捕,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在狱中马正秀也始终拒绝认罪。由此,在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正拟拉开帷幕时,其与遇罗克、王佩英等"文革思想者"一起,上了北京市公法军管会1970年1月9日《通知》所附的20人名单。该《通知》对马正秀的介绍如下:

  十五、现行反革命犯马正秀,女,三十八岁,四川省人,商人出身,学生成份,北京自然博物馆讲解员。其父系历史反革命分子,其长兄系军统特务被我镇压。

  马犯思想反动透顶,刻骨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常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间,马犯多次书写和公开张贴反革命标语、传单,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穷凶极恶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马犯在押期间,仍疯狂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

  这份名单上的20人,都是当局内定的"处决犯",《通知》发出后仅10多天的1970年1月27日,除遇罗克一人因故暂时"刀下留人"外,马正秀随18人一起被处决。

  从《通知》上的文字介绍看,马正秀的亲哥已于1950年代初的"大镇反"中被处决。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马正秀的丈夫赵光远,已于一年前的"清队"运动中,在所谓"工宣队"进驻人民文学出版社时,于1969年3月15日,因妻子马正秀被捕及所谓"社会关系复杂",遭到审查拘押。不堪压力,从四楼上,跳楼自杀身亡。如今作为妻子的马正秀,又惨遭处决。由此,笔者认为赵光远、马正秀夫妇遭遇的,是另一种形式的"灭门处决"。

  也不知赵、马夫妇有无子女?

  马正秀被处决后其子女遭遇如何?老作家艾芜"文革"后曾著文《夜深我走在北京的街头》,深情缅怀追忆这对年轻的"文革遇难者",感叹他们遭遇的不幸。

  1980年2月28日,北京市公安局对马正秀一案于做了改判。1981年秋,重庆市与北京市公安局在重庆殡仪馆联合举行马正秀追悼会,为其彻底平反。

  著名诗人屠岸,曾是马正秀丈夫赵光远的同事和好友,两家有10余年的交往。屠岸先生于2000年末发表长诗《迟到的颂歌》,这首68行的长诗,全诗就是献给马正秀的。其中有这样的诗句:"三十年前一个凛冽的寒夜里/罪恶的枪声响了,她倒在血泊中!""啊,布鲁诺、张志新式的女英雄,让我用歌声伴你到永久,马正秀!"

  笔者拙作《遇罗克的处决令是谁签署的》,其中就谈及马正秀及丈夫赵光远。该文后来被有些人的博客转载,并有网友留言。其中,有位网友留言说:

  博主提到的赵光远我见过。文革前两年我刚上小学,放寒暑假时经常随家长到出版社去。当时象我一样情况的小孩有几个,大人在办公室工作,小孩们就在楼道里玩,或者跑到楼下大院里去捉迷藏。其中有一个小女孩就是赵光远的女儿,她比我小一两岁,很会讲话,胆子也比一般小姑娘大。我对她爸爸印象较深,个子不是很高,眼睛亮亮的,有些谢顶,面脥骨微突,讲一口南方话。文革后某一天听父母讲赵光远跳楼自杀了,也听说他妻子是现行反革命被抓起来了,而他们的女儿[忘了名子]后来据说是被她姑姑接走。今天才知道马正秀的名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工体遇罗克等人的宣判会我也在场,目睹了那最后的一刻,当巨大的灾难降临时他们挺身面对,他们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

  很荣幸能为此补充,这也是对他们真诚的纪念。

  "大镇反"中一家三口跪成一排被处决

  应当说,共和国历史上最典型的"灭门处决",发生在1950年初的上海市。笔者在关注"文革"的同时,也在关注共和国的历次"镇反"运动这个课题(其中包括"文革镇反"),力尽所能收集相关资料。其中就收集有这次"灭门处决"的资料。

  这次"灭门处决",被处决者是父陈小毛、母张金庭及其子陈磊一家两代三口。时间是1951年4月30日,地点是上海市郊某刑场。

  临刑前的照片显示,夫、妻、子三人被反缚双手,从左到右跪成一排,头顶上高插着特大的写着其"罪名"的"死刑标"。当局给出的罪名分别是:父陈小毛,"特务、汉奸、恶霸";妻张金庭,"特务帮凶";子陈磊,"特务、汉奸"。(见《上海公安画报》第2期)

  其实,这陈家两代三口,仅是当天全上海被处决的285"反革命分子"中的三人而已(另有资料说上海市当天处决数为294人--《建国以来大事纪实》第9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1951年4月30日,(上海)"市军管会军法处将被判处死刑的285名反革命分子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此前两天的4月27日深夜12时(实为28日凌晨),在"上海市镇压反革命行动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下,上海当局出动3.5万名军警、干部,及工农、学生组成4445个行动小组,实行全市性大逮捕(捕人数不详)。两天后即有这次"大处决"。从被捕到处决,其间仅两天(有的甚至不到两天),可见未经认真证据收集及审判,几乎是即捕即杀。

  "二战"后非战争状态下的和平时期,一个城市一天处决285人(或294人),不知是否是创造了一个方子奋先生所说的"中国之最",或者说是"世界之最"?此前,人民共和国的"处决纪录"是一个月前的3月5日,北京市处决199人。3月29日,天津市处决193人(《建国以来大事纪实》第93页、94页)。"上海纪录"出来后,北京市又于5月20日至22日,三天分批处决221人。不过,仍未能赶超"上海纪录"。

  关于上海"镇反"成果,资料显示,仅高潮期"自1950年10月中央下达'双十指示'至1951年10月,一年间,(上海)全市共逮捕反革命分子25100余名,其中依法被判决死刑2546名"。(以上见山西《党史文汇》1997年第8期)。

  大概为了显示"镇反"对社会的震摄力,在死刑执行前几分钟,将这一家三口单独跪成一排,给照了一张照片,而且是"特写镜头"。然后发表在《上海公安画报》上,对社会公布。

  笔者曾多次审视这张照片。惊奇发现,被即将处决的父母子三人,竟然表情相当平静沉稳。既没有通常所见临死前的激烈挣扎甚至反抗,或大喊大叫,也没有被吓得半死,缩成一团。三人都是直起腰跪在那里。尤其是父亲陈小毛,那脸色之平静,超乎想象。只有妻子张金庭神色阴郁,多少有点怒目而视的样子(也许她平时就是这神情)。儿子陈磊大概20多岁,眼神多少有些茫然,身上穿的竟然是当时的"干部服"(可能被捕时即如此装束)。一家三口平静沉稳接受处决来临,大概是以为全家人命中注定该"遭此一劫",应当坦然面对。

  最后,还须多说几句的是,中国历代的"灭门",大都是杀男不杀女。被株对象,是年满一定年岁的男丁,而家族中的女人,是没为"家奴",或发配充军边塞之类。人民共和国的"灭门处决",却是男女一起杀。不管是夫妻,还是母子,只要定性为"反革命",一律株杀。

  审视从"大镇反"到"文革"时期的这种"灭门处决",当局的意图是清楚的,就是给全社会和民众造成震摄及恐惧感。它传递的信息就是:只要你敢反对(不管是行动反动,还是仅仅是语言或文字反对),我就敢杀你全家!

  笔者在《周恩来与"一打三反"运动》一文中,谈到一直被当局尘封了几十年的一桩史事,毛泽东批"一打三反"中的周恩来说:"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其实,从"大镇反"和"文革"对所谓"反革命"的各类处决事实来看,自他本人为首建立政权,一直以来,到"文革"时期,实在都是"靠杀人来统治"(当然还借助范围和强度更大的"劳改"和"劳教")。

  2010年12月18日于自贡危楼书屋。

  王锐,影响力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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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朱厚澤哪裡幼稚?他有大智慧早已看透中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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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mbnail 朱厚澤哪裡幼稚?他有大智慧早已看透中國政治
Oct 13th 2013, 19:15, by 明鏡雜誌


北京知識界人士紀念朱厚澤發言紀要(9)



《新史記》雨蒙 記錄整理



前中宣部長朱厚澤先生病逝三周年,一批知識界人士自發在北京舉行紀念沙龍,每個人的發言都是對當今權貴資本主義壓制思想自由,泯滅真理和真知的聲討,是對新"文革"的範本——中辦9號文件的聲討。


朱厚澤並不幼稚

謝曉玲(謝韜之女)


對剛才姚監復說的朱老政治上幼稚,我個人持保留意見——我覺得他不是幼稚,特別是他在當中宣部長過程中,胡耀邦讓他趕緊搞出一套意識形態東西,他沒有搞,而是說敵對勢力特別強大,我就是東說一點西說一點,就是滲透。他對哲學歷史那種認識,我覺得他是非常深刻的,他真的不是幼稚。我們當下更要學習朱厚澤,他很從容,他對歷史把握得很對,他的"三寬",他的步履,也正是我父親說的碎步前進。

因為我們公民社會還沒有成立,包括我們大家都是擁護民主憲政走到一塊來的人,可是我們自己有很多行為都不符合公民行為的,比如說,"你們是坐而論道","是空談誤國","如果不行動就是給政府幫凶"。我覺得這些都是違背朱厚澤、李銳一代老革命、"兩頭真"的老人他們所說的。首先每個人都要承認個體,不能用群體去壓制個體的意見,你必須允許別人選擇,不能給人家扣大帽子,而且利用我們這個平台,我們這個平台是講勵志啟蒙的,四位老人發起這個聚會也是認為中國的啟蒙運動還沒有完成的,這也是符合朱厚澤同志的意願,所以我們都應該本著大家彼此有矛盾,有不同意見,這是非常正常的,就是應該繼承寬鬆、寬容、寬厚的這種品德,而不要像我們習主席說的"我們要跟人民群眾保持血肉聯繫"。我就曾經"血肉"過,一聽"血肉聯繫",就真的脊背冒涼氣。

我就覺得我們50年代這一代人,真的是沒有指望的——這是我個人的看法啊,因為他的知識結構,他從小受的那種教育,那種信仰。也許他的意圖是很好的,但是他的話語就離這種"三寬"相距甚遠。

 
朱厚澤有大智慧

陶世龍(五柳村版主)

朱厚澤一個大特點,在老一輩中間,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通過e-mail,通過網絡和我聯繫的,是厚澤同志。他用的e-mail是Peoplemail,很特殊,houze31,因此我跟他聯繫得很早,大概在2002年左右就開始了。究竟是怎麼聯繫上的,(對朱玫)是不是你起了作用啊?還是誰呀?我搞不清楚了,雖然我跟他在網絡上聯繫得很早,當時我在加拿大。


五柳村網站負責人陶世龍

我常住北京之後,跟他有一次長談,只有我們兩個人,半天。(對朱枚)當天你媽媽做的飯,很好吃,貴州飯,你們都不參加。所以現在不好說,我要講出來都是孤證呀,他已經不在了,所以我也就不多說了。當時我是問了一下,我說:"憑你的思想,怎麼會讓你到中央呢?"他就說:"他們不瞭解。"——不瞭解他的思想。中組部派人去跟他談過話,一看他經歷很簡單,我們兩個人有類似之處:都是學生運動過來的,他就在貴陽,沒有出過貴陽,很簡單,"他們不知道我有這些思想",就這麼簡單。

第一個告訴我朱厚澤的是溫濟澤,就住在李銳那個樓裡,胡耀邦平反的第一個右派,科普協會理事長,我們兩個人是忘年交。他有一天非常興奮,就是厚澤同志找他談話以後,他說:"大老陶呀,中宣部來了一個從來沒有這麼好的中宣部長。"這我就不長談了,我只講一個問題,本來我希望仲兵同志今天能講一下的:今天這個結局呀,厚澤同志早就料到了,早就預見到了,所以仲兵就搞一些"往事",不想搞現實問題了。所以說,不是朱幼稚,他是大智若愚,真正的大智慧。你看見他是很糊塗、很笨的,其實他早就已經看透了,我們今天好多沒有看透。(《新史記》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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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通往文革之路——党内政争下的四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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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文革之路——党内政争下的四清运动
Oct 13th 2013, 19:01, by 明鏡雜誌


摘要:从"清工分、清财务、清账目、清仓库"到"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再到"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四清运动愈来愈严重的发展,其实质就是党内最高层毛、刘政治斗争愈来愈激烈的过程,也就是毛泽东倒刘图谋的酝酿形成过程。这一过程为文革做了理论和实践的准备与预演,最终铺就了一条通向文革的道路。


  党内政争,是观察当代中国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考量,因为它不仅是一段时期社会复杂矛盾的曲折反映,也是政坛高层权力掌控的微妙表现,而且,深刻影响并左右着社会的变化发展。1949年以后,党内以毛泽东和刘少奇为代表,至少在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存在着深刻的思想分歧并形为激烈的政治斗争,一是建国之初新民主主义路线的执行问题,一是大跃进失败后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问题,结果,前者引发了高岗事件,后者催生了四清运动。四清运动与高岗事件前后相隔十年,却有着某种让人难以置信的内在关联。以党内政争为观照,我们看四清运动,看运动缘起及背景,其始则"清工分、清账目、清财务、清仓库",继而"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终于"整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有一种别开生面的认识。

  大跃进失败,使中国社会发展遭受严重挫折,国民经济跌入急剧衰退的三年困难时期,也让大跃进发起与领导者的毛泽东执政十年首遇失败的沉重打击。毛泽东对经济工作由是"心灰意懒"(刘源、何家栋:"'四清'谜团"),就着中央工作一线二线分设之名,顺水推舟,退居二线(中央一线二线具体行始于何时,未见明确说法,但根据笔者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1958——1963年每年的文稿数据统计:58年为283件,59年321件,60年187件,61年106年,62年104件,63年99件,人们可以获得一个大概的印象),刘少奇等则于危难之际,居守一线,挑起了挽救危局的艰难重任。中央政治格局由此开始悄然发生变化。这一变化为一线领导大胆调整政策、竭力挽救危局、快速恢复经济提供了契机,却也埋下了激发党内高层毛、刘之间思想分歧与政治斗争的隐患。

  毛泽东退居二线,但他依然是至高无上的党主席,掌握着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说一不二的话语权;且对毛这样一位"志在千里"的开国领袖,在"壮心不已"的暮年(毛时年67),以一种英雄惜败的方式退居二线,毋宁是某种迫于无奈的策略考量。因此,这一制度在实际运行中,由于毛、刘所处不同施政位置,扮演不同历史角色,对治国理政也就出现了不同的认识与理解,加上没有明确的权限划分规定,以及毛对权力的高度敏感,矛盾在所难免,冲突由是而生。首当其冲的,是在大跃进失败的原因反思与挽救危局的政策调整这一重大问题上,毛、刘表现出了严重的歧异。

  对大跃进,毛泽东深感苦酒自酿,承认"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碰得头破血流",违背了客观规律,甚至在一定程度与范围做了自我检讨,但在内心深处,从不认为大跃进失败是"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路线错误所致,始终坚持自己制定的这一路线正确的毋庸置疑,维护这一路线正确的不容触犯。即使面对粮食极其紧张及引发的非正常死亡现象,毛泽东依然认为"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从总的形势来看,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四清运动实录》页10)

  为圆其说,在1960年10月信阳事件东窗事发,大跃进败像毕露之后,毛泽东于11月25日给周恩来的一份批示中首次提出一种看法:"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翌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对当前局势作出正式判断,指出:"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出乱子的原因在於: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富复辟,勾结坏干部,实行和平演变。"(引自高华:"大饥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

  将灾难原因归咎为"坏人当权"、"地富复辟",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解释,虽有"杀伤力",却无说服力。这种转移社会矛盾与视线、开脱历史责任的说法,"中央许多亲自到农村搞调查的负责干部""大都不以为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二曲折探索1956——1966页555)在一线主持工作、须要求真务实,以便准确做出政策调整,挽狂澜于既倒,解生民于困境的刘少奇更不会认同。刘少奇虽然也为大跃进鼓吹者重要一员,但良知和责任感使其敢于直面真相,正视现实。尤其在1962年初中央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据其在湖南家乡做调查时的耳闻目睹,把造成国家困境的原因直指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随后的西楼会议上,刘对形势作出更为严峻的判断,认为"目前形势是一个困难的形势,类似于非常时期。"不要"怕说漆黑一团","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页154)同时还说到:"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要揭","三面红旗可以让人怀疑几年。."(《刘少奇年谱》(下)页551、530)因而大胆做出突破性的政策调整,力主采用包产到户的办法来挽救濒于崩溃的农村经济。

  刘少奇与毛泽东大相径庭的判断和主张,引起毛泽东的极大不满与不安。在毛看来,包产到户的政策调整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动摇,向资本主义的后退与复归,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在党内的反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与"揭丑"的说法,对于发明并惯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来比喻形势大好的毛无疑是一大冒犯与刺激;加之毛、刘声望与人气指数自庐山会议之后尤其在"七千人大会"上体现出的彼消此长因素,毛泽东长期积蓄的对刘少奇的不满终于爆发。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对前来汇报工作的刘少奇劈头一阵喝斥:"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刘忧心如焚,直言相告:"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载《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页90)

  毛泽东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与危险性,在北戴河会议和紧接其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对刘少奇为代表的右倾分田单干风进行了全力反击,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的政治路线,重新祭起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旗。毛泽东毕竟是党的最高领袖,刘少奇在治国理念与方法上虽有一套与毛不尽相同的自己的想法,但一经毛的敲打棒喝,只得顺应毛意,紧跟服从,"改邪归正",回到毛的路线上来。

  在毛敏感于国内局势与党内矛盾而重申"阶级斗争"的同时,中国周边环境的恶化与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幻引发了毛对国家未来战略考量的另一种忧思。这其中包括中印边境冲突、台海局势紧张等因素,而至关重要的是中苏关系的走向破裂。自1956年苏共二十大去斯大林化,毛泽东虽有一种被斯大林长期压制后如释重负的解脱,但更多却是另一种深深的隐忧,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使社会主义国家党的最高领袖的权力受到削弱,个人独裁受到谴责,毛担心受此影响权威受损,更担心身后像斯大林一样遭遇不测,因此一直保持一种高度的政治警觉。其后中苏发生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冲突,苏联提出与西方和平共处的外交路线,中共指责苏联滑向修正主义,两国关系出现裂痕。至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并将斯大林遗体迁出红场,被视为完全改变了颜色。以苏为鉴,反观国内出现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改革要求与"三和一少"(王稼祥等人提出的对外政策的建议,被概括为"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的外交主张,毛泽东认为中国同样存在变修的潜在危险,从而提出"反修防修"的战略。

  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基于对"阶级斗争"激烈复杂的现实判断和"反修防修"国家未来的战略考量,酝酿形成了开展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设想。

  1961年1月当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判断"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出乱子的原因在于:民主革命不彻底"时,就提出了"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用扎根串连的办法,组织阶级队伍(贫协),开展对敌斗争"的解决之道。不论毛的这一判断依据何在,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却不是毛泽东因应之策的一时兴想,而是存乎于心的长期运思。早在1949年毛就提出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的命题。毛依据列宁的观点,认为农民是自私落后的小生产者,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占据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需要通过不断地政治教育来提高思想觉悟。中共执政以来以各种形式和名目对农民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也一直在持续不断。不久前中央还发出通知要求在农村展开旨在调整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整风整社的群众运动,如今既然"坏人当权"、"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造成了这么大的乱子,那么,普遍地开展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除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也就顺理成章。

  但社教真正作为一场全国性运动而广泛展开却是在1963年。这是因为国民经济经过数年艰难调整在这一年才走出衰退的阴影,显出复苏的势态,物资上具备了一定基础,此其一;其二,经过七千人大会,毛泽东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亟需通过一场运动来释放,八届十中全会重申阶级斗争即是信号,也是前奏。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与政治形势日趋严重的压力,两种因素的汇合相交使毛泽东选择1963年将这一运动形诸实践。

  此外,另有一重要事件不能不提到,其对运动的发生很难说没有必然的内在关系与影响。这就是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下令对刘少奇再次进行秘密调查,(陈铁健:"瞿秋白何以由领袖成为叛徒?"http://www.aisixiang.com/data/40805.html)试图证明刘少奇在1935年11月至1936年8月国共南京秘密谈判期间,"跪在蒋介石脚下,充当了革命的内奸"。建国伊始,毛泽东与刘少奇就因对国家建设的实现方式与施政策略选择不同的认识与理解而出现思想分歧。刘少奇认为,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这一历史现实条件,使得进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时需要一个允许资本主义存在的过渡时期,不能过早地动摇和削弱私有制基础。这本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一种思想,但却被毛自己所否弃,反过来毛视刘之主张为右倾保守,加上执政之初工作上的一些摩擦,遂对刘产生了不信任感。毛泽东出于权力平衡的政治考量,一度意欲变更刘党内排名第二的接班人位置,曾于1953年年初密嘱高岗"亲自去沈阳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20年代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赵家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页44)由于高岗事件的意外发生,毛的图谋遭遇挫折,未能如愿以偿。此次故伎重演,但性质更进一步,已是在编织罪证,罗列罪名了。此一事件非同小可,说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冲突发生了重大变化,毛对刘完全失去了政治信任。在毛看来,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的数年,思想右倾,政治动摇,存在严重的修正主义倾向,同时刘党内影响力的上升对其权力也形成一种挑战。

  不难看出,当1961年毛泽东最初提出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主要出于一般社会治理与政治思想教育的考量,俟1963年运动正式形成展开,除去治理与教育的考量,更注入了一层党内斗争权力图谋的意涵,毛所谓"根子在上面"的说法,乃是这一意涵的形象概括与表达。因此,毛泽东开展这场"反修防修"为名义的运动,有着通过整肃基层,震动高层,达致重新修复并巩固国家政权基础和警告党内高层好自为之的双重目的。将关乎国家的宏大叙事与实现个人的权力图谋巧妙结合,是所有政治领袖的惯用手法。毛泽东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可谓炉火纯青至化境。

  1963年2月中央在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改变会议议程,(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页294、295)巧妙引入开展社教运动议题,{八届十中全会上重申阶级斗争时,毛号召"进行一次彻底的社会主义教育","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二曲折探索1956——1966页560)但并未得到普遍重视,在其外出视察所到11个省中,惟湖南与河北两省在汇报中谈到社教,其他9省均言不及义,令毛大为失望。此次会上毛泽东专门将湘、冀两省社教经验材料印发大会,并特意让两省有关负责人前排就坐。)获得了刘少奇的最先领会与响应,刘说:"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注意。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刘少奇年谱》(下)页571)在其之后,毛泽东方始开宗明义,发出号令:"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金冲及《刘少奇传》页946)。于是,在毛、刘倡和之下,会议定下了在农村开展一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

  细考历史,上述情节颇耐人寻味。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申阶级斗争时,刘少奇虑于经济尚未完全恢复,建议对阶级斗争这一提法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免"妨碍工作";(金冲及《刘少奇传》页918)时间不过百日,刘却主动地提起阶级斗争。毛左刘右,是天下周知的政治色谱。刘的这一转变,不免让人困惑。当然,人们可以将其解释为经济形势的好转使刘改变了看法,接受了毛的主张。但了解到毛、刘在此期间存在着重大思想分歧与矛盾斗争,从政治家政治行为的角度考察,此中更大的可能性是,它折射了刘少奇一种微妙而复杂的政治心理行为状态:既然毛强调阶级斗争,开展社教,其意不可违,不妨循其旨,顺势而为,从严治政,行左而立威。因为中国毕竟是左治的天下,宁左勿右是历次政治运动不易的法则,能够收拾更多的党心。可以说,整个四清运动期间,刘少奇诸多比毛泽东更左的表现,均能在这一心理行为模式中获得答案。此外,毛泽东会上用暗示方式引入社教议题,亦饶有意味,此诚为毛高明政治艺术的一种反映,又未尝不是其处于政治低潮的一种低调折射。

  也正因此,毛、刘在关于开展这一运动时的讲话存在一种表述的差异:"毛强调的是'教育',刘讲的是'阶级斗争'。"(刘源、何家栋:《"四清"谜团》)这实际意味着毛、刘对这一运动一开始就有着指向与理解不尽相同的区别。如果说,毛泽东对运动的指向是"防止修正主义"(所以是"教育"),那么,刘少奇所理解的运动则主要是针对"经济领域的腐败分子"(因而要"斗争")。"腐败分子"固然也被视为"修正主义",但与毛心目中意识形态上的"修正主义"毕竟有政治意义的不同。这种不同一般外人很难看出,它对运动前期开展"清工分、清账目、清财务、清仓库"也没什么影响,但随着形势变化与运动发展为"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在党内政争因素影响下,这种不同逐渐显现、扩大,影响并左右了运动的进行。

  1963年9月中苏两党开始公开论战,至64年7月,中共连发九篇评论文章,抨击苏共蜕变为"修正主义"。就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同来访的外国党的领导人频繁谈起1962年上半年国内的"右倾动摇"与反修防修问题。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郑重向党内提出了"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怎么办"这一严重问题,号召"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各省委要顶住!"并在修改《九评》时加上了一段触目惊心的文字:"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的重演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1162pdf)为此,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接班人的培养问题。

  毛泽东如此频繁地向外国人谈论"修正主义"问题,并向党内高层发出严重警告,显然是感到修正主义在中国已不是某种潜在的可能,而是一种现实的危险。危险就来自身边。以历史的后视镜而观之,我们已知道,毛泽东提出修正主义问题,提出"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绝非泛泛而谈,其与"根子在上面"为同一所指,所指就是被视为自己接班人的刘少奇。

  当然,毛的意图隐藏很深,其言说又给人一定的想象空间,人们当时除了引为一种政治的警惕,似不可能有何明确的联想。那么刘少奇呢?刘少奇不同,作为接班人,他处于党内排名第二这一十分敏感的位置,与毛泽东既有历史积蓄的旧矛盾,更有当下发展的新冲突;何况权力中人最为敏感,作为被怀疑对象的权力中人,他可能完全无动于衷,而毫无感觉吗?

  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之后,刘少奇即外出视察四清运动。"刘少奇历来严厉。但这次外出,不仅严厉,还显得很急躁,脾气很大。"(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页320)"当少奇同志到济南时,华东局曾派魏文伯同志专程前往迎接,然后陪他到安徽。在刘少奇同志一行到达合肥后,魏文伯同志来电话向我和省委打招呼。……魏文伯同志在电话里说:'渭清同志,你要小心,这次少奇同志脾气大得很。他在山东已经发了脾气,到合肥发了大脾气。'"到了南京刘少奇又向江苏省委书记的江渭清"发了脾气。"(《江渭清回忆录》页483、488)

  我们不妨大胆推测,刘少奇此行之所以心情不佳,脾气很大,当与毛泽东的讲话内容不无关联,尤其是"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的影射,有可能让刘少奇感觉到了什么。但这种感觉属于朦朦胧胧,只可一己意会而无以言与他人,这就使得其心情烦躁,在接下来的外出视察途中,一反常态,脾气大发。

  也正是在此次会议之后,"刘少奇的思想进一步'左'转",(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页320)一路上提出了诸多比毛泽东更左的指导四清运动的看法与主张,如认为"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也许不止三分之一","真正有严重问题的"、"四不清"的,占基层干部的多数,而不是少数;这场"革命运动比土改、合作化、公私合营更广泛、更深刻、更复杂";"四清"不仅要清经济,还要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强调要"追根子","四不清"的根子在上面,等等。(《江渭清回忆录》页484、485)

  其实,刘少奇的这些提法多源自于毛泽东的说法,"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根子在上面"以及刘后来主张的"打歼灭战"均为毛泽东最先所提出。这本就是中国特色的政治的一种表现,一把手主导问题的的话语权,就某一问题表态定调之后,其他同僚就此顺着一把手的话语,按照其调门,进行言说。而刘少奇所以比毛泽东更进一步,强调"也许不止三分之一",原因就是他从毛话语中的不同寻常感到了自己可能受到怀疑,他感到不安,他须要用一种行为来证明自己,消弭误会,重新获得毛的信任。要做到这一点,非得更积极更主动地表现而不能,而更积极更主动意味着更左,这就是历史的逻辑,也是刘少奇左转的原因。

  刘少奇回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了此次行状,得到毛的鼓励,毛说:"不要怕'左',半年总结一次。"(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页322)于是8月1日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在京党政军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就四清运动发出动员令,要求领导干部参加四清,蹲点基层,"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李新回忆录续篇》页120)刘此番讲话影响很大,震动了京城,中央和国务院党政机关闻风而动,司局级干部就下去了一千多人。然而,刘在会上以王光美"桃园经验"为典型介绍,以及关于调查基层情况"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逄先知:《毛泽东传》(下)页1350)的说法,却招来了非议,触犯了禁忌。

  据参加会议的李新回忆:"退出会场时,我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的时候,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骂得很难听,特别是骂刘少奇不该亲自出来吹捧'臭婆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李新回忆录续篇》页121)军队干部的反应,微妙地反映了中央内部政治势力的一种形态。就中共政治历史渊源而言,刘为白区党代表,一直掌控党的组织系统,在军队没有根底,因而军队并不买其账。七千人大会上毛刘威望此伏彼起时,彭真对毛严辞批评,林彪是在一批军队干部的要求下出来为毛说的话;文革刘被打倒,毛主要借重的也是军队力量,这一切均有其历史与现实的缘由。王力则披露:"刘少奇作报告后,江青到毛那里哭,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做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公开作报告了。"(《王力反思录》页371)

  刘少奇用左倾的方式推动四清运动,证明自己坚定的革命性,以重新获得毛的信任,同时也包含着这样一种可能性,藉此运动契机和个人威望上升趋势,赢取更多的党心,树立更大的权威,(参见高华:"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http://www.aisixiang.com/data/9525.html)在党内激烈的矛盾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可是,这不仅没有消除毛的疑心,反而招致毛的更多不满与忌恨,毛、刘关系由此变得更为紧张,矛盾更为复杂和激烈。

  8月5日,中央决定由刘少奇挂帅四清运动,指导全国社教。同日,刘携带田家英赴广州修改《后十条》。田动身前向毛请示对修改《后十条》的意见,毛提出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当田家英在飞机上向刘汇报毛的意见时,刘"紧皱眉头,没有说话。"(逄先知:《毛泽东传》页1352)在刘看来,既然自己挂帅,当应自作主张。所以,在广州主持修改《后十条》,刘坚持己见,"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从这种错误的估计出发,改变了原先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把广大基层干部从运动领导中撇开。"(逄先知:《毛泽东传》页1354)8月16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建议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在省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一个县可集中工作队员上万人,声势浩大。"这样,"力量集中,领导加强,便于打歼灭战,便于掌握运动火候。"

  毛泽东接信后即作批复:"少奇同志: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18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议,照此办理,迅速实行。"毛本不赞同这一做法,却作出积极肯定批复,令人感到蹊跷。两天后,毛与华北局李雪峰等谈话,得悉李不赞成刘少奇信中做法,"当场打电话告诉邓小平:文件缓发,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找到北京开会,重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华北有不同意见。"(逄先知:《毛泽东传》页1355)

  显然,毛泽东试图借助地方大员之手来抵制刘少奇的激进做法。但在大区书记会上,"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都支持刘少奇的意见。李雪峰作了检讨性的发言。"(逄先知:《毛泽东传》页1356)陶、王、李、柯本是毛泽东最为厚爱也最为倚重的四位地方大员,却不约而同地站在了刘的一边,说明左治天下具有广泛的社会政治基础,同时折射出刘强盛的政治影响力。这是毛泽东没有想到也很不愿意看到的。

  在此之后,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先后批发了河北"桃园经验"和天津"小站经验"。前者为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所抓,后者为毛泽东秘书陈伯达蹲点,推出二者,即便没有暗自较劲的意味,也一定包涵着政治平衡的因素。加上此前批发的甘肃"白银经验",这三家经验,一个为生产大队,一个是农村乡镇,一个系城市企业,点面齐全,城乡皆备,作为中央肯定的社教四清典型,推向全国,而产生了广泛影响。(在刘少奇被打倒、陈伯达下台与文革结束后,三家经验中被视为变质分子而遭到整肃开除党籍的干部先后全都获得平反,恢复名誉,宣告了社教运动实践的不堪与理论的破产。此中一个深刻的原因是:农村基层干部多为当地能人或强人,而过上富裕日子,是人的基本愿望与追求,这些能人或强人能够利用包括手中权力在内的各种资源优势经营家庭,使自家的生活过得比一般人家更为富裕;在三年饥荒时期,包括基层社队在内的各级地方干部多吃多占多贪的现象更为普遍与严重,这是权力给予的方便与结果。此与权力和人性有关,与阶级斗争无关。权力导致的官僚主义及其腐败,是任何时代与社会都存在的不变现象。然而,以毛泽东、刘少奇为代表的执政党将权力产生的官僚主义与腐败现象视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独特现象,视为阶级斗争在新时代出现的新动向、新反映,把人性向往富裕生活的愿望与生活追求看成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与修正主义的变质表现,因而采用激烈的阶级斗争方式,将这些掌握一定权力又不无问题的现象中人视为变质的异己分子与修正主义者而大加整肃与处罚。由于整肃与处罚在权治而非法治下进行,往往迎合权力的需要而非法律的实事求是,一旦权力发生变更,被整肃与处罚对象就有了推翻定论而寻求公正的可能。令人不解的是,毛泽东高度重视阶级的斗争却从不言及权力的约束,结果,便是让大大小小的单位掌权者得以在不知不觉的权力腐蚀中丧失革命的意志与立场,走向革命的反面,然后在一场集中整治的运动中又被当做运动对象而拉于马下。如此循环反复,形成掌权—腐败—阶级斗争这种封闭而无法走出的治理模式。或许,毛泽东就是想创造性地以这样一种模式来清理治下的官员腐败现象,来落实他的阶级斗争学说。)

  不过,1964年在毛泽东,最严重的阶级斗争表现,并不是正在大规模进行清理的已经明了的基层四不清现象,而是不甚明了的正在发生在上层高级领导人向修正主义的演变及其带来的危险。在陶、王、李、柯一致支持刘少奇有关四清部署的大区书记会议结束不久,苏联政坛突然发生最高权力非正常变动,赫鲁晓夫被逼黯然下台。由于中苏两党的同质同构性,此一充满宫廷政变意味的事件明显影响到了毛泽东的情绪与判断。

  在11月底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不无牢骚与怨愤地对着刘少奇说:"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页397)

  紧接着,在12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刘就四清问题发生公开冲突。"这次公开冲突成为毛、刘决裂的转折点。争论的焦点是社教的重点应当指向那里。"毛提出"首先抓敌我性质的矛盾,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不以为然,认为"现在是党内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矛盾,各种矛盾交叉。"坚持"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是敌我矛盾。"(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页400)

  一场全国性运动,已然进行了近两年,却最高决策层竟然在运动重点指向问题上出现分歧并引发冲突,岂不令人难以理解?其实,无论是运动初始的"清工分、清财务、清账目、清仓库",还是中途的"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运动的重点不可谓不突出,指向不能说不明确,只是由于苏联政坛变化的影响刺激,以及一些地方对运动一些过左做法的抱怨反映,使得毛泽东对刘少奇越来越感到不满,对运动向着刘少奇部署的方式进行越来越感到不安,而毛原来心中一个模糊的想法此时也开始变得清晰,因而有意发难,挑起话题,提出"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新说法。

  至此,可以看出,运动中的毛、刘角色发生了引人注目的戏剧性变化。如果说毛泽东运动之初之主张"教育",是大跃进失败退居二线,处于政治的低潮或守势,不无低调的意味,那么如今强调"敌我矛盾"而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则是以高调的姿态开始了政治的攻势。而刘少奇当初之高调提出"斗争",乃是处于政治的高位期,现在毛泽东一反攻,则又低调而处在了守势。可不幸的是,刘本已是左,却毛视其为形"左"实"右",以强调矛盾的"敌我性质",来"整"刘的"右",其结果,便是使运动更加左向发展。历史在此再清晰不过地向我们展示了1960年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内在逻辑。

  刘少奇或许觉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说法太过严重,打击面太广,或许感觉到了毛的别有意图,没有象先前经常性那样屈从毛意,而是坚执己见。刘的不从,惹得毛更为恼怒。先是在其26日的生日宴上,毛对着李富春指桑骂槐:"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同我讲,啊,什么话都不同我说。现在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们是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28日,又携带《党章》和《宪法》来到会场,指责邓小平和刘少奇:"你们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并说:"据我看,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页399——403)30日,更于深夜召见陈伯达,口授新的社教运动指导文件,同时首次向陈流露出"整少奇同志"的意图。(《王力反思录》页173——174)中央修改后通过的《二十三条》中所指:"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就是这一意图在文件中的隐晦表达。65年元月3日,刘少奇再度当选国家主席的当日,毛泽东召开有关四清的常委扩大会议,批评四清工作搞"人海战役",是"烦琐哲学",并当着被召列席会议的王光美的面,严厉指责刘少奇"越学越蠢,反人家的右倾,结果自己右倾。"(刘源、何家栋:《"四清"谜团》)如此行状,不啻为羞辱了。

  毛泽东以龙颜震怒的方式,慑服刘少奇。刘被迫向毛做出检讨,承认错误,毛重新掌握了运动的主导权。时任中办主任的杨尚昆在日记中用罕见的笔调写道:"现在要注意:刘话不灵了"。(《杨尚昆日记》1965年1月14日)党内风向之微妙变化,此见一斑。

  刘话不灵了,毛泽东重新掌握了运动的主导权。但毛很快便对社教失去了兴趣。1965年初夏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陪同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向毛汇报四清工作,毛却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引自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页409)运动之初毛泽东听取湖南省委社教汇报时兴致勃勃,而如今兴趣索然,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看到了一个隐藏心中多年的目标经过两年的四清运动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与此同时,一个更大的图谋亦在毛心中酝酿成熟,而要落实这一目标,要实现这一图谋,非需一场更大规模的全国运动而不能。这一运动就是毛泽东后来发起的文化大革命。文革一起,四清运动"也就不了了之"。(逄先知:《毛泽东传》页1384)

  从"清工分、清财务、清账目、清仓库"到"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再到"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四清运动愈来愈严重的发展,其实质就是党内最高层毛、刘政治斗争愈来愈激烈的过程,也就是毛泽东倒刘图谋的酝酿形成过程。这一过程为文革做了理论和实践的准备与预演,最终铺就了一条通向文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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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邓演达为何拒绝做中共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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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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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演达为何拒绝做中共领袖
Oct 13th 2013, 18:59, by 明鏡雜誌


  核心提示:斯大林开口就说:"中国革命是因为指导者的路线错误而失败。我们要中共指导者陈独秀休息,不要再参与工作。苏联和共产国际支持你加入共产党,成为新共产党的领导者。"邓演达委婉地拒绝说:"我不是共产党,我是国民党。"

  中国民主革命先驱邓演达,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1931年在筹划反蒋军事行动中被捕杀害。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与宋庆龄等人秘密前往莫斯科寻求支持,没有得到积极回应。在这期间,邓演达拒绝了斯大林安排他做中共领袖的要求。

  1927年5月,宋庆龄同邓演达等交换意见,"相约集合同志,为继承孙中山的遗教而奋斗到底"。他们认为,国民党已经搞不下去了,陈独秀也搞不下去了,中国需要另组"第三党",以统一革命的领导。筹组新党的重任落在了宋庆龄和邓演达的肩上。8月15日,邓演达秘密抵达莫斯科。在莫斯科,他成为托派与斯大林派的争取对象,双方都希望邓演达以大革命见证人的身份为自己提供有利的论据。中共旅俄支部派人与邓演达晤谈,争取他加入共产党,被他拒绝。1927年冬的一天,邓演达和斯大林会面。据宋庆龄和邓演达在莫斯科时候的秘书章克回忆,在谈话中,斯大林开口就说:"中国革命是因为指导者的路线错误而失败。我们要中共指导者陈独秀休息,不要再参与工作。苏联和共产国际支持你加入共产党,成为新共产党的领导者。"邓演达委婉地拒绝说:"我不是共产党,我是国民党。但是,我希望中国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道路。"最后,斯大林说"以后有时间再作研究",两人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斯大林把邓演达送到门口,但从此对邓演达就有了成见。

  作为在莫斯科的三个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之一(另两位是宋庆龄和陈友仁),邓演达公开表示:中国革命者应该同苏联保持亲密的同盟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中华民族要自求解放,共产国际只能提供友谊上的赞助,断不能将中国解放的任务完全听由共产国际摆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干预只会破坏中国革命,只会无限期地延长中国的痛苦。邓演达的意愿,是恢复"真正国民党左派"领导,联合共产党等革命势力,继续努力实现国民革命的未竟目标。

  但是,邓演达受到苏俄的讥笑和冷酷的批评,在莫斯科,已很难有所作为。他的一些好朋友也从内部获悉,斯大林可能会对他作出不利行动。因此,邓演达离开苏联,去了德国柏林,继续筹建"第三党"。

  《快乐老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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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共和国第一部禁片《武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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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第一部禁片《武训传》
Oct 13th 2013, 16:45, by 明鏡雜誌



http://www.impactchina.com.cn/d/file/shenghuofangshi/zhuiyi/2013-02-07/8a2f1da2338120bc4cb90cb0d776ad39.jpg

  2012年春,《武训传》正版DVD在图书音像网站上悄然售卖,封套上含蓄地写着:供研究使用。新中国第一禁片,尘封六十一年,在没有任何官方声明的情况下,以这种低调的方式解禁了。"文革"中大量禁映电影,在1978年之后纷纷获得"平反"复映,只有《武训传》始终没有得到正式的"说法"。它如同一座孤独的墓碑,矗立在新中国思想改造运动史的起点。

  但求政治无过

  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央电影局,负责全国电影事务。当时全国文化领导机构尚未创办,而电影管理先行,表明中共对电影这个宣传利器的高度重视。经过十余年战乱摧残,民族电影工业处于崩溃边缘,整个市场几乎都被好莱坞统治。刚刚接管电影产业的共产党,制定了较为宽松的审查政策,以此鼓励国产电影尽快恢复发展,打退进口"毒素电影"。时任上海军管会文管会副主任的夏衍,向上海电影人传达政策时说:"电影题材只要不反共,不提倡封建迷信,有娱乐性的当然也可以,连不起好作用,但也不起坏作用的'白开水'也可以"。

  在此背景下,国营厂、私营厂、公私合营厂,共同开创了新中国电影旗开得胜的局面,出品了《乌鸦与麻雀》、《三毛流浪记》、《白毛女》、《钢铁战士》、《我这一辈子》等国产佳作,夺回了电影市场半壁江山。

  1950年,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三大运动展开。国际国内形势剧变,电影业也深受影响:英美电影全面禁映;对国产电影的审查标准也开始收紧。当年春天,东北电影制片厂出品《内蒙春光》。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也是第一个接到停映通知的国产电影。原因是将蒙古族王公塑造成恶有恶报的反面角色,违反了解放初期的民族政策,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内蒙古主席乌兰夫等领导都认为不太妥当。

  停映大概一个月后,编导按照各方讨论意见,将影片进行了修改。结尾蒙古族王公终于醒悟,被党争取了过来。改后上交周恩来、朱德观看提意见,又给毛泽东看。江青给导演干学伟打电话,传达了毛主席的几点指示,其中包括把片名改为《内蒙人民的胜利》。几经周折,《内蒙人民的胜利》于1951年复映,还获得了捷克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1950年底制作完成的《荣誉属于谁》则没有这么幸运。电影名字取自东北局书记高岗在东北干部会议上的同名讲话,讲话后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故事讲述的是在东北铁路管理局某分局,局长保守自大,新来的副局长则积极进取,主张学习苏联先进的调车法,以解决列车的堵塞困难,两名局长产生矛盾。最后实践证明,学习苏联的副局长是正确的,荣誉属于接受苏联先进经验者。

  1950年12月,中宣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铁道部对此片进行了审查,领导看完都很高兴,文化部副部长周扬说片子里的共产党员演得像,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说对铁路的同志很有教育意义。电影顺利上映,但很快收到停映通知,并且没有明确理由。

  导演成荫写了很多书面检讨,越写越糊涂,因为连周扬都不知道这部片子犯错的根本原因,江青也说得含含糊糊。直到很多年后,经过各方分析,联系1954年的"高饶事件",才约略揣测出其中玄机。《荣誉属于谁》不仅片名出自高岗讲话,内容歌颂高岗治下的东北地区,而且影片结论是荣誉属于学习苏联的人。当时中苏虽然表面处于蜜月期,但毛泽东早已不满莫斯科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和对他本人的压制,而高岗与苏联关系十分密切。1950年,矛盾已经在发酵。

  《荣誉属于谁》无意间卷入政坛纷争,且始终没有得到影片被禁的官方答案,导演成荫无所适从,私下长叹:"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这句话在电影圈悄然传开,一时成为业内名言。电影人意识到,"新的"时代,真的来了。

  改剧本适应新形势

  如果说《荣誉属于谁》踩了一脚闷雷,《武训传》则引爆了一颗原子弹。

  武训是清末山东的文盲乞丐,为了让穷人能念书,他行乞三十年,终身未娶,讨来的钱几乎全都用来兴建义学。武训本无名字,因在家族中排行老七而被人叫武七,清廷为表嘉奖取"垂训于世"之意,赐名武训,并赏黄马褂和"义学正"名号。民国政府将武训奉为教育事业先驱,蒋介石、汪精卫、蔡元培、黄炎培等都曾为纪念武训而题辞撰文。

  1944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找到电影导演孙瑜,送给他一本《武训先生画传》,希望他能拍一部电影。陶行知历来以武训为偶像,抗战期间在重庆连续几年举办纪念活动,向全国提出"跟武训学"的口号。孙瑜曾执导经典默片《大路》。抗战中拍片机会很少,他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素材,在流亡中构思出剧本。1948年,电影《武训传》开拍,原籍山东的赵丹欣然接戏,童年武训由孙瑜的儿子孙学栋扮演。

  电影拍了一半,内战战局使拍摄中断。上海解放后,《武训传》还该不该续拍,怎么拍,成为孙瑜犹豫的问题。1949年7月,孙瑜赴北平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议间隙,他在人群中向周恩来挤过去,请示对《武训传》的看法。他问:"武训这人怎么样?"周恩来思量片刻,没说好与不好,而是说:"听说武训年老时一共办成了三个'义学',但后来这些'义学'都被地主们拿过去了。"这个回答耐人寻味。孙瑜还没来得继续问,又有好多文艺人士涌向周恩来,孙瑜便走开了。

  回到上海后,昆仑影业公司又请示了上海电影管理处的领导。夏衍认为"武训不足为训",于伶认为老解放区某模范教师的题材更好。孙瑜迷茫了。"在北京的全国文代会上看过了那么多热火朝天、洋溢着高度革命豪情的文艺节目,在秧歌飞扭、腰鼓震天,响彻着亿万人冲锋陷阵的进军号角声中,谁还会去注意到清朝末年山东荒村外踽踽独行、行乞兴学的一个孤老头儿呢?"

  但影片不能下马。昆仑公司资金紧张,急需出品《武训传》恢复元气。顺应社会新形势,结合领导意见,孙瑜对剧本做了大规模改编。全片由正剧改为悲剧,将武训的生活环境改得残酷黑暗:加了几场武训被地主官僚殴打欺侮的戏;把武训的朋友车夫周大改为太平军的义士,作为对武训的反衬;最后武训发现,辛苦办义学,教出的学生还是以做官为求学目标,不能改变穷人命运,心灰意冷,黄马褂扔在了地上??

  片中还加了一个新的线索角色:赵丹夫人黄宗英扮演的人民女教师。影片开场,黄宗英站在武训画像前,向小学生宣讲:"今天我们解放了,我们的政府给了我们穷人充分受教育的机会。"接着她以饱含同情的画外音,讲述武训一生的悲剧。全片结尾出现解放军和毛泽东画像,女教师作总结发言:"他(武训)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去了。所以,单纯念书,也是解放不了穷人。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难和流血的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之下,在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正确领导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得到了解放!我们纪念武训,要加紧学习文化,来迎接文化建设高潮??让我们拿武训为榜样,心甘情愿地为全世界的劳苦大众做一条牛吧!"

  官方与民间的双重肯定

  剧本改好后,孙瑜带着摄制组到山东武训故里体验生活。赵丹只在小时候回过山东,乡亲们都特别以家乡出了大明星为荣,心情非常激动,赵丹进村时,乡亲们自发夹道欢迎。若干年后,上影厂搞"四清"运动,赵丹返乡的场面被揭批为"地主还乡团"。

  赵丹生在扬州长在上海,对山东生活并不了解,为演好武训,他整天学自己父亲的口音讲山东土话。为剧情需要他剃了光头,只在头顶留一撮小辫,平时上街戴着法国呢帽遮丑。拍摄武训被欺侮的戏时,赵丹跪在地上,要求"真踢真打"。那段时间赵丹分不清戏里戏外,好像真的从上海明星变成了山东农民。女儿赵青当时年幼,以为世间"再也没有又帅又疼我的爹了"。

  《武训传》重拍启动于1950年2月,到9月基本完工,节外再生枝。昆仑公司认为这部电影拍得成功,必然卖座,要进一步加戏拍成上下两集,能赚更多的钱。孙瑜认为这样做损害艺术效果,但昆仑出资方说,明天工资都发不出了,还拍什么戏?孙瑜只好同意,在片中又加了揭露封建统治者丑恶嘴脸的几场戏。

  1950年底,影片终于完成,请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共同审查。夏衍晚年回忆了当时的场景:"我准时到会,使我吃惊的是不仅舒同、冯定等已到,居然饶漱石也参加了。饶这个人表面上很古板,不苟言笑,更少和文艺界往来,所以这晚上他的'亲临',使我颇出意外。当然,更意外的是影片放完之后,从来面无表情的饶漱石居然满面笑容,站起来和孙瑜、赵丹握手连连说'好,好',祝贺他们成功。当时,他的政治地位比陈毅还要高,是华东的第一号人物,他这一表态,实际上就是一锤定音:《武训传》是一部好影片了。"

  1951年初,《武训传》在上海南京公映。片长达四个小时,在孙瑜坚持下没有分成两集,而是一场连映,收双倍票价,保证资方赚到钱。观众并不在乎票价高,《武训传》场场爆满,赵丹只要一上街,就被粉丝围堵得水泄不通。

  1951年2月,孙瑜亲手将影片重新剪辑,将拷贝带到北京,这就是今天看到的三小时版的《武训传》。2月21日晚,朱德、周恩来等百余名中央领导在中南海开会后,一起去放映大厅观看了《武训传》,结束后报以掌声和赞许。朱德和孙瑜握手说:"很有教育意义"。周恩来建议把武训被狗腿子毒打的残暴镜头剪短一些,第二天孙瑜照办。2月25日,《武训传》在北京公映。

  最高领袖亲自出马

  1951年2月21日晚,毛泽东因有公务在身没去参加观影。3月初,他调来《武训传》,在江青陪同下看了一遍。据江青的说法,看完电影"我们俩人都不高兴,主席没有说话,我说这是改良主义的戏,主席不吭声??"武训通过教育解救穷人,而对封建统治没有反抗,歌颂这样的人物,与毛泽东的革命理念截然相反。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何不喜欢《武训传》,但一部电影为何会激起他发动一场规模空前的批判?

  问题就在《武训传》受到广泛热烈的赞誉。批判本质上不是针对电影本身,而是针对人们对这部电影的态度。1951年初的两三个月里,各大报刊连续发表了四十多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

  写文章的人,有一部分是陶行知学派的教育工作者,借评论影片,把武训与陶行知并列奉为革命先驱。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其思想具有"改良主义"色彩,虽然国共内战时期毛泽东本人也盛赞陶行知,但今非昔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的中国社会,"教育救国"已不能算"进步"思想。

  借电影的东风,上海几家出版社推出了孙瑜写的电影小说《武训传》,李士钊编的《武训画传》等"衍生产品",社会上一时掀起武训热。江青很有心地将赞誉文章及书籍材料整理后,呈交毛泽东,毛这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经过几天考虑,3月中下旬,毛泽东电话通知周恩来,组织对《武训传》和《荣誉属于谁》两部电影的批判。京津各大报刊集中刊登了一轮批判文章,但当时大多数文艺界领导都没有领会毛泽东的意思,文章措辞委婉,带着学术讨论气息。1951年4月底,结束在石家庄编辑《毛选》工作后,毛泽东回到北京,决定亲自指挥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斗争"。

  1951年5月上旬,在毛泽东布置下,《人民日报》刊登了几篇写得比较上路的《武训传》批判文章作为铺垫。5月20日,著名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在《人民日报》头版横空出世。社论本来布置给胡乔木写。身为毛泽东身边最得力的笔杆子,胡乔木憋了很久才拿出初稿,毛看后认为根本不能用,自己推倒重写了一篇。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文章还点名批评了四十二篇歌颂《武训传》的影评及四十八位作者,整篇社论只有这一长串名单不是毛泽东亲笔所写。

  此文一出,以周恩来为首,曾经关怀过《武训传》拍摄、对电影给予好评的高级领导,等于全都在不点名批评之列。郭沫若、黄炎培、冯友兰、马叙伦等民主人士和教育家纷纷发文,检讨自己过去曾经赞颂过武训。从1951年5月20日社论发表到5月底的11天中,仅公开发表的批判和检讨文章就有108篇,到8月底,达850多篇。

  《武训传》迅速停映。文化部电影局全体干部开始了关于《武训传》问题的讨论,凡《武训传》上映地区的制片厂、发行站、电影院等所有电影从业人员,均需在各单位负责同志有计划的领导下,开展对《武训传》的讨论。运动逐渐从批判武训扩展到批判陶行知及陶门弟子。教育部要求讨论活动必须保证普及到每一所学校、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当时全国各地有大量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和教育机构,在教育部责令之下,一夜之间纷纷改为"前进"、"胜利"等时髦名字。

  江青借机初露峥嵘

  武训是从清末到民国都深受官方推崇的人物,即使批判文章连篇累牍,也很难让武训在人们心中真正倒掉。《人民日报》接到大量读者来信,对批判武训表示质疑,还有许多人认为,即使武训应该批判,也不必如此"小题大作"。

  "为了贯彻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在武训问题上的混乱思想这一个目的",中央发起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开赴山东,欲从源头弄清武训真面目。江青是调查团领衔人物。临行前,毛泽东明确指出:"武训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武训办的义学也不重要,它已经几经变迁,现在成了人民的学校。重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怎么看待这件事——对武训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应该歌颂?还是应该反对?"出发当天,毛泽东亲自送江青到北京站,可见对这次调查十分重视。江青多次对调查团说:这次搞调查,就是要搞材料,证明武训在历史上是坏人。

  调查团声称"充分运用到实地采访当事人和调查历史材料"的方法,实际是先定下结论,依结论寻找论据。凡是对武训否定的事例,不加甄别即选用;凡是对武训肯定的事例一律舍弃。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县进行了二十几天调查后,李进(江青笔名)、人民日报袁水拍、文化部钟惦棐三人执笔写出调查报告。经文化部总结会讨论,最后由毛泽东修改,于1951年7月23日开始在《人民日报》连载五天,又印成小册子。报告的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这份报告一出,可谓"铁证如山"。身为历史学家的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文,称赞《调查记》是"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的一篇"实事求是的记载"。"读了这篇'调查记',曾经歌颂武训、崇拜武训的人,假使不是存心反动,也是在人民民主政权之下还蓄意进行反革命的诡计,谁会不瞠目自失而深自检讨呢?"

  1951年8月8日,周扬对整个批判运动作了总结,将此片定性为"政治上反人民,思想上反历史,文学上反现实主义"的艺术。至此,电影《武训传》盖棺论定。

  《武训传》一战,江青初露峥嵘,毛泽东夸奖她"在政治上很敏锐"。此前毛泽东有意识地让江青少插手文艺领导事务,《武训传》批判使他转变态度,电影界乃至文艺界的领导权,逐渐落入江青手中。而周扬则因为"思想跟不上"而失去信任。

  受伤的不只是电影

  与若干年后的种种政治运动相比,《武训传》的批判显得斯文友好。毛泽东在运动开始前就特别强调"对事不对人",批判只局限于书面文字和口头报告形式,几乎没有当事人受到行政处分和人身攻击。但运动给孙瑜、赵丹,乃至所有电影人带来的心理压力难以估量。

  1949年之前,孙瑜拍了二十多部电影,《武训传》批判使他身心俱损,之后近四十年人生中只拍了三部片:《乘风破浪》《鲁班的传说》和黔剧戏曲片《秦娘美》。其实他还参与了一部电影的拍摄:《宋景诗》。宋景诗是江青率领的历史调查团在山东调研时的"重大发现"。就在武训办义学的时代,此人在同一地区发起了黑旗军农民起义。为了树立正面教材,郑君里和孙瑜受命拍摄电影《宋景诗》,但孙瑜不能署名。讽刺的是,由于宋景诗后来投降了清朝,在山东乡间口碑也较差,他的争议比武训大得多,影片放映没多久也入库封存了。

  《武训传》批判运动初期,赵丹每天在外面开完大会小会受够了气,回到家就嚷嚷:"我想不通!把我打死也想不通!"但全国铺天盖地的讨伐向他压来,他开始否定自己的演技。长达五年,赵丹没有资格上戏,下放基层改造,参加抗美援朝慰问演出。1955年,他终于有机会在电影《为了和平》中出演进步教授,自己给自己定下框框:艺术必须为政治服务,一招一式、一举一动都要有阶级的内容,结果拍出了一生最不满意的电影。

  电影界万马齐喑。1950年全国出品电影二十八部;1951至1954年,全国只拍摄了十六部电影,大量电影还在构思讨论中就下马,连成为禁片的机会都没有。夏衍这样回顾:"剧作者不敢写,厂长不敢下决心了,文化界形成了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当时就有人向我开玩笑,说拍片找麻烦,不拍保平安。"

  《武训传》运动以后,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梁漱溟反动思想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集团"、"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在《武训传》批判运动中,早年与夏衍、周扬在文坛结怨的人,如胡风、丁玲、冯雪峰等,或组织写手,或提供阵地,撰文展开攻势,要求追查拍摄《武训传》的行政领导责任。何曾料到,仅仅四年之后,批判者就先行一步跌入无底深渊。"文革"中,周扬、夏衍、孙瑜、赵丹,编写《武训画传》的李士钊、孙之隽等,皆受到批斗。已经死去一百多年的武训,被开棺鞭尸。

  1979年秋末文艺界迎来了复苏,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80岁的上海代表孙瑜,与济南的"列席代表"李士钊重逢,两个老人抱在一起失声痛哭。孙瑜晚年十分期望看到《武训传》复映,哪怕是小规模地放一放也好,直到1990年去世他的愿望也没实现。赵丹在临终卧床时,还念叨着"武训是我一生演得最好的角色,可惜啦"。遗憾的是,六十年来,尽管《武训传》被反复讨论,很少有人关注赵丹在片中的演技。这部电影政治意义之重大,让人无暇顾及它的艺术价值。

  参考资料:夏衍《<武训传>事件始末》,孙瑜《我编导电影<武训传>的经过》,赵青《我和爹爹赵丹》,孙之隽、李士钊《武训画传》,张颖《风雨往事——维克特采访江青实录》,陈荒煤《当代中国电影》,王蒙袁鹰《忆周扬》等。

  李响,《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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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為何中國難產生諾貝爾科學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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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中國難產生諾貝爾科學獎得主?
Oct 13th 2013, 22:07

正當全世界都在議論美國霸權和優勢衰退,今年諾貝爾獎揭曉卻再度證明,美國依然是全球最頂尖人才的聚集地,也是各類科學發展的領先國家。從今年獲獎陣容 (除文學獎與和平獎之外)來看,美國籍科學家(其中又以猶太裔為主)占得獎者絕多數,而正在全球經濟總量上衝擊美國老大地位的中國,依然榜上無名。人們自 然要問,中國在奧運金牌等體育賽事上已後來居上,為何在科學類諾貝爾獎除了中華民國統治大陸時期出國留學的楊振寧、李振道,後繼卻乏人,且束手無策,難以 實現零的突破?

當然,中國人並不笨,因為從李政道、楊振寧獲獎開始,中國人在化學、物理等領域,也屢屢出現獲獎者。化學獎得主除了台灣背景、留學 和入籍美國的李遠哲、美籍華人錢永健;物理獎得主則有台灣留學生、美國籍的丁肇中、美籍華人朱棣文,還有香港的高錕,但高錕2009年獲獎成就是留學英國 和在香港尚未回歸中國時的研究成果,可說與中國大陸無直接關聯,所有華人科學類諾貝爾獲獎者都屬「美籍華人」,因在美國受教育和後來的研究成果而獲獎。說 到底,其實都是美國人獲獎。可以這麼說,美國是培養諾貝爾獎得主的搖籃,全球學術和創新的領先者,執世界科技牛耳地位屹立不搖,當之無愧。

為甚麼美國可以產生這麼多科學類諾貝爾獎獲獎者,而中國卻掛零?理由也不複雜。

首 先,中國的教育制度存在嚴重問題。北大社會學教授鄭也夫痛陳中國出不了諾獎獲得者,他尖銳指出,只要在今天的中國小學、中學受過12年教育,既使未來到美 國的名牌大學深造,也將與諾獎無緣。因為中國的中小學教育,考試第一,至今還是填鴨式教育,從來不培養創新思維,只注重升學成績,孩子只要受過中小學教 育、思想定型,從此沒有想像力和創造力。這樣的批評可謂一針見血、一語中的。今天的中國,雖然不再崇尚「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但歷史上的科舉制度演 變成今天的考試戰爭,培養的還是「高考狀元」,而非具有「天馬行空」素質的創新者。

其次,社會制度也難辭其咎。今天的中國,依然是一黨體 制下的「一言堂」社會氛圍,社會要求年輕人「循規蹈矩」,不要「標新立異」,不要挑戰既有秩序,不要具有批判性思維,最好唯唯諾諾,唯官方和家長為對錯的 標準。在這種文化氛圍和社會氛圍裡成長的年輕人,自然難以「開放想像力,走別人沒有走過的路」。要知道,日本也是東亞國家,也有「考試地獄」,傳統也是尊 敬長上的威權社會,但它畢竟有多元化的民主體制,因此,時不時也能出科學類的諾貝爾獎獲得者。

再次,中國的大學成為黨國政治的地盤,使科 學、民主、自由及獨立研究無法成為學校的主流價值。我們看到,美國的大學,尤其是名牌大學,完全不受政府黨派控制,從而成為具有獨立人格的優秀學者的「國 中之國」,孕育出一個又一個諾貝爾獎獲獎者。但在中國的大學,政治和領導(包括僵化的學術領導)控制著教授的職稱提拔,控制著科研經費,控制著教授們能講 什麼,不能講什麼,這樣的大學,而學生們競相爭取校內入黨,爭取好的政府工作,這樣的學術環境,又怎麼能產生諾貝爾獎獲獎者?

綜上所述,美國的經濟和外交的硬實力確實在逐漸下降中,國際形象的軟實力也在下降,但在學術創新,科技開發的軟實力上,依然獨占世界鰲頭。今年的諾貝爾獎名單出爐,再次證明了這一點,這就是美國未來的希望所在。

相 反地,中國在這方面的軟實力,依然薄弱。習近平在亞太經合會峰會上曾經表明,中國未來的發展依賴創新。那麼盡快營造一個有利於人才培養和學術創新的社會環 境和校園環境,留住並吸引真正的科學人才,已到了刻不容緩地步。中國如何像改革開放釋放經濟生產力一樣,釋放中國人的智慧腦力,發揮創造力、想像力,全方 位的體制改革或許是唯一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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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68個西湖水灌餘姚,書記稱神仙也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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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個西湖水灌餘姚,書記稱神仙也無解
Oct 13th 2013, 22:00

大陸新聞組/北京13日電

菲特颱風重創餘姚,颱風已遠離5天,但多處還是嚴重積水、缺電。圖為電力公司工人運送搶修設備。(新華社)

菲特颱風重創餘姚,颱風已遠離5天,但多處還是嚴重積水、缺電。圖為電力公司工人運送搶修設備。(新華社)

近日的菲特颱風導致浙江姚江河水倒灌,致餘姚市七成以上城區被淹,市內停水停電,通訊中斷,交通癱瘓,上百萬人受災。不僅政府被指救災不力,還引發上千民 眾圍攻疑似粉飾太平的寧波電視台轉播車的事件。擔任抗洪救災指揮部總指揮的餘姚市委書記毛宏芳就在13日出刊的「新京報」否認救災難不力及排水設施不善導 致城嚴重災情,他並說:「雨量太大,神仙也解決不了。」

毛宏芳,此次的雨災像是68個西湖的水量,或者北京兩年的降雨量,在兩天時間內傾瀉而下,可謂百年一遇。

對於民眾質疑大水多日不退與城市排水設施不完善有關,他說,餘姚的水位超過警戒水位1.56公尺,達5.33公尺。這種情況下,城市的基礎設施再好,也是蒼白無力的,哪個神仙也解決不了,太為難了。

他坦承由於颱風在7日凌晨於福建登陸之前,餘姚未颳風下雨,因此從中央、寧波到餘姚的氣象台,都沒有預警,直到7日早晨才啟動二級響應,轉移危險地段的民眾。

對於為何動用大批人力物力保障電視台的疑問,他說,廣播電視台是喉舌,喉舌沒了,給老百姓傳遞不出信息。而他在電視台關閉的時候,下令發一封「告餘姚全體市民書」,就像戰爭動員一樣。

對於災民對政府救災工作的不滿和怨言,他說,老百姓在災害中受到了委屈,感到痛苦和煎熬,想發洩和抱怨一下,他表示理解。不過有想法可通過正常渠道溝通,不應該採取過激的行為。

毛 宏芳說,此次雨災中最大的問題是政府的救災能力與民眾的需求不相匹配。比如停電通訊中斷,老百姓覺得,政府不應這樣做。例如有民眾要去救助站,但最近的救 助站人滿為患,得去200公尺外的,但這些人就是不去。另有一次,有民眾對前往慰問的人說,他餅乾吃多了,要政府弄點速食面、榨菜吃。他認為這是民眾不體 諒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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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去中國 記得帶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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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國 記得帶防毒面具
Oct 13th 2013, 22:02

記者張宏/ 洛杉磯報導

從南加海歸的留學生因北京十一天氣霧霾嚴重,購買防毒口罩只為過濾一些空氣中的污染物質。(讀者提供)

從南加海歸的留學生因北京十一天氣霧霾嚴重,購買防毒口罩只為過濾一些空氣中的污染物質。(讀者提供)

從南加海歸的留學生因北京十一天氣霧霾嚴重,購買P95型防毒口罩過濾空氣中的污染物質。(讀者提供)

從南加海歸的留學生因北京十一天氣霧霾嚴重,購買P95型防毒口罩過濾空氣中的污染物質。(讀者提供)

回中國行李必備防毒面具?南加不少華人趁著中國十一國慶回國,卻趕上霧霾天氣,不僅乾咳到半夜睡不著,還有民眾去網路購買防毒面具和口罩就為呼吸一口乾淨空氣。

現 居北京的黃達去年從南加回國發展,他說,他回國後基本不做任何戶外運動,偶爾騎車都會戴眼鏡和頭戴式有呼閥的口罩。今年國慶的時候,霧霾天氣讓北京中午 12時的太陽宛如月亮,馬路上時常可見帶各式口罩的人。他也在美國網站上花30元買了一個像防毒面具的口罩,開始還不敢外出戴,因為怕嚇到大家,不過污染 嚴重到一定指數時,他只能戴著出門,不過他覺得防毒面具不方便,總是有股臭氧的味道,而且眼睛也不舒服。

來自中國湖北的Andy孫日前回 國,朋友託他帶一箱防毒口罩回去。因為他聽朋友說北京霧霾天氣很厲害,他本來想在網路上買一款某品牌的N95型號口罩,但朋友告訴他N代表不能防護油性懸 浮顆粒,對抗北京的霧霾天氣是無效的,只能抵抗流感,必須購買更高級別能夠抵擋油性顆粒的P型號口罩才行。

他說,他的朋友本來是文科生,但是現在被污染逼的對各種污染相關術語、醫療口罩型號如數家珍,且回國後不少朋友都在談論污染話題,讓他覺得不可思議。

也有計畫回國的留學生因天氣問題打算延遲回國,洛杉磯的陳淼有慢性咽喉炎,她說,她因H1簽證沒申請到,計畫OPT用完就回國,但是聽說北京的天氣比她出國前差很多,她不想回去天天忍受嗓子難受的病痛,寧可去找一個社區大學掛學生簽證,也不想回國做吸塵器。

橙縣旅行社業者Steve許在國慶期間回國開會,他說,回國三周,從下飛機就開始乾咳,覺得嗓子癢。在北京期間吃了幾十種藥如糖漿、感冒藥、美國帶回去的藥等,全部都不見效。他常常半夜被咳嗽憋醒,最難受的是他開會時還不敢大聲咳嗽,也不好意思告訴別人不適應北京的空氣。

他說,在北京開會時,會場裡100多名來自國外的人都咳嗽,但大家不好意思討論這個話題,也不能戴口罩,怕人家覺得國外回來的麻煩。他只能告訴別人是感冒。

Steve 許說,現在北京對海外遊客有72小時免簽政策,鼓勵大家多在北京遊玩,但是北京的霧霾天氣嚇走很多遊客。這次回國,北京市政府表示在積極處理污染問題,如 在2017年減少煤的燃燒,可將這個北京最大的污染源減少一半。同時明年元旦開始,北京要求現有的525萬輛汽車使用高標準汽油,這樣可有效減少廢氣排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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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由中石油腐败窝案观当今国企——拿钥匙的为何成了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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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石油腐败窝案观当今国企——拿钥匙的为何成了贼?
Oct 13th 2013, 22:16


  九月,新任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因在中石油期间贪腐而被拿下。近些年来,石油系统的高管出事几乎可以用接连不断来形容。经过30多年改革和相伴随的反腐,监督比过去已增加不少,但为啥还是挡不住这些人前腐后继、抱团作案?思考下来,我觉得问题的根子在于我们违背经济规律从政治上对国企进行定位,这种定位使国企尤其是央企处于垄断地位并获得超经济的特权,这益发强化了内部人控制而使监督难以实现。

  国家的战略产业几成腐败产业

蒋洁敏以及王永春、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等都是中石油的主要领导,而且都曾经是中石油内部最重要资产的掌门人。本来这几位在我国石油队伍中大概是万里挑一的能人了,承担着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使命,结果也禁不住权力和金钱的诱惑,拿着钥匙反倒成了贼,而且是家贼。这样一种现象不能不说有制度原因的必然性。

  这个窝案之腐败,早已不是受点贿、贪点钱那么初级。他们在从事石油业务的同时,也在持续地制造和生产腐败,二者已经水乳交融。可以说腐败已经产业化,或者说国家的战略产业已经被他们弄成了洗劫国民财富的腐败产业。一些动用大笔资金的业务领域成为了腐败的操作平台,一批伺伏在平台周围由各种裙带关系建立起来承接业务的公司成为了操作工具,而其背后的财务关系就成了利益输送的渠道。一些号称低产的区块和油井外包出去之后,有的就变成高产的了。这里赚的不是简单的差价,而是腐败利益的生产和再生产。每年上千亿的工程招标和设备采购当然是一场盛宴。只要取得其采购网的入网认证,剩下的事情主要就靠钩兑。其招标过程之不规范虽屡遭批评却是置若罔闻。往往故意做高标的,甚至中标后再大额追加投资,还发生过几千万的费用竟然是用假发票和白条来充账。在国内外的资产收购中,往往也发生成倍、成几十倍地高估资产以便高价收购,很明显这是为了利益输送。如此年复一年,腐败在循环地批量地生产和获取。

  腐败之所以能够产业化,有其独特的条件。我们不恰当地把央企当作政治工具,要靠央企来保证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属性,靠央企来引领经济生活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样一种脱离实际的定位只能收获虚幻的意识形态满足。但是有了特殊政治身份的央企实质上是排斥现代企业制度的。例如实质上是由党的组织部门派遣的企业领导人怎么可能接受公司制的约束,公司只是成为他的操作工具。这样的央企,内部人控制最严重。此外,我们用政治方式来处理央企的经济问题,把找油供油这样一个市场中的供给行为当作政治任务或政治使命下达,为此还投放优惠政策与特权。这样的央企包括地方国企就成了市场经济中的衙内,横冲直撞,不出事才怪。此外,由于石油系统等级森严,权力只听命于更大的权力,一把手不受监督,腐败可以轻而得手。

  中石油腐败之严重还体现在有了垂直分层的特征。指望当贼的能带出一支好队伍这种想法本身就比较离奇,上行下效才正常。大项目的招标、合作以及境外收购是由高层来做的,至于这个背后是否有系统外的政治大佬来指使也许是永远的秘密了。但二级公司以及再往下的层级也都拥有操作平台来从事腐败的生产。如低产油井的外包是各油田自己操作,前些年对民营加油站的收购是由各省的石油销售公司操作。基层也有操作空间。如冉新权当政时期的长庆油田大批过了开采期被封了口的废井由于内外勾结而被揭盖偷采,这在油田和地方是公开的秘密。买通炼油分厂或作业区的负责人,有时甚至包括看井的工人,还包括巡逻的保安大队甚至偷采之后为了运输安全的地方上的公安人员等,偷采一口井总共大约要花50万元。得手之后,当年就可以赚回来。据估计,光在定边县范围,这样的揭盖井就有300~800台,光这一笔的腐败收入就够惊人的。这是社会上多少有点钱的人干的事,而周围的村民,不少就靠偷油发财。为此也要打点油田的人,如夜里值班看井的工人,据说给上2000元,就可以把阀门拧开偷油了,有的一晚上可以偷一吨到两吨。为了防备巡逻的保安,也要拿钱买通。拿钥匙的成了贼之后,锁起门来的天下当然就成了盗贼的乐园。

  以往对于贪腐的处置,司法能否实现全覆盖取决于政治的权衡。这次对中石油腐败的处置是否沿用旧有办法,全社会都在看。高层已经表态中石油的队伍是好的。可以理解这个表态是为了稳定。但谁都知道中石油的贪腐绝对不是个别人的事。既然是老虎苍蝇一起打,抓住了老虎也还得拍苍蝇。凡涉贪腐一概拿下,这个决心一定要下。万一局部因此而出现一些生产波动,也要相信我们可以应付得来。打击贪腐也要支付必要的成本,否则难以风清气正,顶多是暂时收敛。

  应当如何定位国企

  当今时代,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公营经济或者说国有企业。各国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公营经济或者说国有企业其使命是为社会及整个国民经济提供公共用品或准公共用品。因为公共用品(如道路等基础设施)虽为社会所必须,但其生产与供给不赢利或不宜赢利。私商无法做,只好由国家来做。因此国企的定位应当是提供公共用品以对整个国民经济起保障作用。没有必要给国企附加经济之外的政治属性或目标,这样只会导致用政治方式来处理经济问题,市场经济就这样乱掉了。

  当然也存在一种理论即凡涉及自然垄断的为了提高效率也实行独占型公营。我们很多央企就是由此建立的。其实自然垄断最典型的应是管网型经济,如城市给排水、油气的管道输送、光纤通讯等等。有些界限较为模糊,如资源类开发。我们国家幅员辽阔、矿产资源类开发很难视为是自然垄断。拿中石油来讲,那些低产的片区或油井,自己开采会亏本,所以他们就外包给民企来做,这本身就打破了垄断。所以石油行业不宜视为自然垄断行业。

  国家似乎既是把石油当作战略性公共用品来看待,但同时却又把中石油这样一批央企按市场化的现代企业来要求(还要以进入世界500强为荣),并下达产量和利润指标以考核。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两个目标其实反向冲突。正是这个反向冲突创造了腐败的巨量甚至天量空间。贼们用公共用品的名义从国家套取大量特殊政策和特权,然后又以特殊企业的身份杀入市场,绑架政府和国民用垄断价格来支撑业绩,结果获得了垄断价格掩盖下的腐败套利。这样一种定位不改变,腐败难绝。

  光从支付的国民成本来看,这样做就很不合算。国家为了能源安全动用并注入全部产业资源来打造中石油这样一个企业,并解除了一系列作为企业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别的国家采油公司都要将开采量的相当一部分有时候达50%作为份额油以低于市价提供给社会,另外还要交纳昂贵的资源费用。而我们国家不但没有份额油,资源税也极低。在长庆油田每桶油开采成本高于6美金的就认为不合算而转给民企去开采了。青海油田的开采成本大概是最高的,每桶成本大约20美金。而中石油的销售却全部比照国际市场价格来卖。这中间有几十到上百美元的差价。中石油获取暴利的同时,内部的炼油厂却大叫亏损。而炼油成本到底是多少却谁也说不清楚或不愿意说清楚。09年发改委似核定了国内炼油的平均成本为215元/吨,按每吨大约为7桶计,折合每桶约为30元。这样的成本完全是可以消化的。因此比照国际价格在国内卖油是对国民财富的绑架和洗劫。2012年,中石油的营业额为2.2万亿元,利润为1153.26亿元,仅为5%左右。这么高的售价,这么低的利润率,可以去想象这里面的腐败空间有多大。本来以为用垄断央企来为国家找油供油是最经济的做法,结果整个国家却陷入被高油价捆绑的不经济。

  如果这种不经济有助于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倒也罢了,而实际却很难作肯定判断。典型如页岩气的开采,我们国家天燃气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国家希望中石油加大加快对国内页岩气的开发开采。但由于石油的暴利,中石油对开采页岩气缺乏动力,不但自己不积极,还要求国家出台政策不许别的企业来开采。不知是否出于这个原因,国家才在2012年底出台了每开发一立米页岩气给予0.4元补贴的政策。这是企业与政府搏弈的结果吗?

  中石油作为央企本应体现国家和全民的利益,可实际上,在中石油这几年的发展中与地方政府和当地居民的矛盾十分尖锐,发生冲突是寻常事。中石油煤层气公司保德项目不顾环保部门的裁定连年无证排放严重污染环境。长庆油田拒不向地方交纳水土流失补偿费,连年拖欠几个亿,甚至向国务院多个部委告状,要求撤销陕西省的这项收费。作为央企,长庆油田每吨油仅向地方缴纳税费32元,而地方所属的延长油田这个数据是732元。虽然享受了超国民待遇,但却并不真正代表全民利益。

  表面看来,中石油这几年完成了保供任务,国民经济的增长、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有足够的石油供应。人们往往也以此来证明国企的必要性和正面性。但实际上这种证明是不充分的。人们不妨反过来想一下,如果这些年来不采取央企垄断的方式,我们国家的石油生产和供给就会陷入危机吗?只有朝这个方向去想清楚,才能调转思维,找到正确的路径。

  中石油的案例说明,对国企职能的定位,应当就是提供公共用品和准公共用品,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保障的作用。政治的归政治,经济的归经济,如果混在一起搞政治经济学甚至把这视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那其实是谬误,还没有跳出传统意识形态姓社姓资的圈套,而且遗患无穷。所以凡是要用利润指标衡量的行业,国企都应当退出。否则企业逐利的本能一定导致其经济行为变形而丧失全民属性。如果认识达不到这个程度,国企的改革就不能到位,市场经济的各种关系也不可能理顺。

  对中石油改革的若干建议

人们普遍认为,这次对中石油贪腐的处置,是对其进行改革的前奏。但到底应如何改革,认真起来,恐会众说纷纭。仅择其要者提三点建议:

  第一、分拆。这点大概目前是有共识的,如前所述,石油行业不宜视为自然垄断的行业,因此产业链上的不少环节完全可以拆分开以法人企业来独立运作,如采油、炼油、售油,管道油气输送完全可以这样做。而相互之间是一种市场关系,这样才能打破垄断,发展有益的竞争。

  第二、出资人的多元化。如果没有这一条,难以有真正的公司制。中石油虽然也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但由于没有多元身份的出资人,就没有正常的博弈,结果经营者就成了拥有莫大控制实力的内部人。对中石油这样的央企来讲,国家出资人的身份可以寻找多元的表达。社保基金应当成为央企的重要股东,同时可以考虑给各种公益、慈善基金创造持股的机会。这样做才能在所有制的属性这一根本问题上使央企恢复体现其全民属性。社保基金等作为出资人进入了董事会,央企的分红才能可能实现,也才有可能对内部人实现有效的控制。有人认为中石油的股份公司已在海外上市,股权的变更有困难。这个问题是在集团的层面操作的,用划拨的方式就能解决和实现。

  第三、回到反腐这个问题上来。出资人多元化后,监事会就不是聋子的耳朵了,纪检工作应当和监事会的日常工作结合起来。监事会按照公司的章程,对董事会、经营班子的决策和经营行为进行审查监督,这样就会过问每个重大决策和经营环节,一旦发现违规或其它不正常现象,马上就可以叫停。如此才能真正让拿钥匙的把国有资产守住看好。
 
  孙浩,经济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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