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歷史網: 胡泳：格瓦拉神话背后的黑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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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格瓦拉神话背后的黑色真相 Oct 23rd 2013, 14:14, by 明鏡雜誌 10月9日，是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就义的日子。每逢这个日子，有很多的纪念、致敬，也不缺少商业上的促销，或许，真正欠缺的是一点严肃的反思。46年来，切·格瓦拉成了一个性偶像，英雄的受难者，革命时尚的终极招贴男人。然而，在他神话的背后，隐藏着黑色的真相。 1959年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以"建立古巴人的古巴"为口号，领导革命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政府。从此，卡斯特罗带领这个位居西半球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48年。 在哈瓦那到处都是切·格瓦拉的头像，却看不到卡斯特罗。卡斯特罗说："你不会在任何地方看到我的雕像，不会有一个学校，一条街道或者一个小镇以我的名字命名，不会有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我们并不是要教会我们的人民去相信什么，而是要教会他们去思考，去推断。" 如果古巴人民乃至后来全世界的左派真的学会了思考，他们不应该有一丝一毫崇拜切·格瓦拉之处。他在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的岗位上，表现得缺乏现实态度。然而他却认为那些有目共睹的挫折和失败不是经济社会主义化的结果，而是缺乏革命警惕性的结果。当他离开哈瓦那的时候，曾给卡斯特罗留过一封信。信中的话充分表明他是个走极端的人："革命不是胜利就是死亡。" 这个四处飘泊的人，自以为是殖民主义奴役的破坏者，新殖民主义渗透的敌人，却没能成为一名领袖。尽管他在哈瓦那有权有势，但他不是领袖。他没有能力和耐心使革命加以巩固，使之更加完美，把它引向稳定的政权组织。他是个假预言家，对自己的身份和使命都没有做出承诺。支持他的不是人民，而是一种好斗的、拒绝接受现实的思想。他宁愿把游击战当成他唯一的可以救世的理想，永远四处飘泊。 他的战友们经常说："他认为自己肩负着一种伟大的使命，一种传道士的使命。"但他们有意隐瞒这一事实：他骨子里是个头脑发热的人，幸而缺乏实际观念。假如他独自掌权的话，要造成许多灾难，会给许多人带来不幸。他因为与卡斯特罗意见分歧而不得不退出舞台。 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有着让世人费解的关系。曾经和切以及卡斯特罗有过密切交往的法国教授瑞吉斯·德伯里说："历史对卡斯特罗很苛刻。它在力捧切的同时贬低了卡斯特罗。" 无论切有多么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切·格瓦拉是一个铁定不会按牌理出牌的人。卡斯特罗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对革命，切怀着一种杰克·伦敦式的态度，将其视作一场伟大的、永无止境的冒险，然而他却不具备任何政治上的成熟性去处理让国家得以运转的实际事务。他没有手段就想达到目的。 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切·格瓦拉孤注一掷的赌徒性格暴露无遗。他比卡斯特罗甚至赫鲁晓夫都更加张狂，似乎根本不顾忌全世界在那一刻屏住呼吸的紧张。他对伦敦《工人日报》说："如果核导弹还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摧毁美国的核心，包括纽约城。我们会走向胜利之路，就算那会使成千上万的人成为核牺牲品……我们必须让仇恨活在心里，并促使它爆发出来。" 无论切·格瓦拉的性格中有多少自相矛盾之处，这样的想法是走得太远了。你无法同时成为一个解放世界的伟大革命家和一个迫切想要按下核按钮的人。它显示了切的冷血，这是他的偶像身份后不为人所注意的一面。 如果你读过切·格瓦拉的政治著述，可以在其中发现一种清教徒式的狂热和纯粹的、不加掩饰的仇恨，有些时候达到病态的程度。他反复写道："一个革命者必须成为被纯粹的仇恨所驱动的杀戮机器。""仇恨是斗争的一个要素，对敌人刻骨的仇恨能够让一个人超越他的生理极限，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有选择性的，暴力的，冷血的杀戮机器。" 在这样的思想逻辑之下，难怪切·格瓦拉会在革命胜利之后对反对革命的人大开杀戒，会在古巴建立秘密警察和劳改营，以不合法律程序的专制铁腕镇压异议者和所谓"反社会的人"。他也许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也是一个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不怕弄脏了自己的手的人。 （一）不是列宁，是列侬 切·格瓦拉的冷血在青年时代就显现出来。在《摩托车日记》（The Motorcycle Diaries）中，在描述了他在拉丁美洲旅行到处看到的剥削与贫穷之后，切·格瓦拉写道："我感到我的鼻孔张大了，嗅到了弹药和敌人倒地的鲜血的辛辣味道。" 然而，就是根据这一日记，2004年好莱坞拍摄了电影《革命前夕的摩托车日记》。切在其中被扮成了"在路上"的凯鲁亚克，他身上具有的波西米亚气质使他非常具备时尚潜力。影片的制片人保罗·韦伯斯特说："切很自然地融入了50和60年代的到处浪游的生活方式，披头士引发的那种四处活动和冒险的感觉。"当被问到他会不会制作一部反映年轻的卡斯特罗的影片时，韦伯斯特说："不，卡斯特罗身上没有神话。" 切年轻而帅气，这一点和以后发生的故事，构成了神话。保罗·纽曼曾说，'如果我生下来就是褐色的眼睛，我不会成为一名影星。'如果切不是生得这么好看，他不会成为一个神话般的革命者。" 所以，毫不偶然，切·格瓦拉那张广为流传的肖像照是一位时尚摄影师科尔达拍摄的。美国作家劳伦斯·奥斯本说："切的形象可以说是应时而生。他是一位摇滚明星式的革命者。科尔达本能地意识到这一点，抓住了这一刻。"安德森在切·格瓦拉的传记中描述说："在镜头中看到切，科尔达在聚焦之后，被切脸上的表情所震惊。它是那种绝对的难以抚平的情感。他按下了快门，照片随即传遍了全世界，成为最负盛名的招贴，装饰了无法计数的大学生宿舍。在照片上，切像是一个终极的革命偶像，他的眼睛大胆地直视未来，他的表情充满了男人气概，写尽了对社会不公的愤怒。" 这个肖像很快印到了T恤衫、明信片、棒球帽上，进入了安迪·沃霍尔的流行艺术，被麦当娜易装印在《美国生活》的大碟上。1967年，切死去的同一年，法国的激进主义活动家居伊·德波出版了《奇观社会》，惊人地预测了我们今日对名人和奇观的沉迷。"所有一度直接存在的，"他写道，"都变成了仅仅是再现。" 还有什么比切的命运变迁更能说明这一点？在他去世40年之后，切·格瓦拉被用来出售从牛仔裤到罐装啤酒的各种商品。甚至有一种洗衣粉被冠以"切·格瓦拉牌"，它的口号是"切可以洗得更白"。切的确活在我们心中，但不是以他的革命同伴所想象的形象。切完成了一个由暴力革命的象征到时尚酷哥的转变，他现在是一个全球品牌。 另一部切的传记的作者乔治·卡斯坦达说，"吊诡的是，切的生活被倒空了他原本想拥有的意义。不论左派怎么想，他早就失去了意识形态和政治榜样的作用。"比起列宁来，切更像是列侬。 在40年后，切帮助煽起的革命乌托邦理想看上去像是爱丽丝的奇境，今天残存的对切的迷恋不过是一种青少年的浪漫和老年人的怀旧的混合物。切的神话之所以还存在，并不是因为他曾经怎样活过，而是因为他如何死去。要想成为一位浪漫偶像，一个人不仅要在生命的华年死去，而且要在死时满怀绝望。切完美地符合这两条标准。作家克里斯托弗·希金斯这样总结切·格瓦拉的神话："切的偶像地位因他的失败得到了保证。他的故事充满失败和孤独，这是它如此诱人的原因。如果他还活着，他的神话早就烟消云散了。" （二）爱人类，但厌恶人 希金斯属于60年代的青年人，他说，在某种程度上，1968年始于1967年切的被害。1968年法国学生造反的时候，切·格瓦拉是他们的偶像，那一代的青年人把他看作具有浪漫色彩的侠客罗宾汉，敢于冲破社会习俗，敢于与恶人歹徒进行战斗。一时间，似乎所有的旧秩序——资本主义，冷战，保守主义，军国主义——都可能被被一种更年轻、更自由的东西所取代，尽管这个东西是什么，从来没有人清晰地界定过。 古巴革命胜利后，切·格瓦拉本来有机会界定未来的理想秩序。然而，他把古巴的经济管理得一塌糊涂。蔗糖的生产几乎崩溃，工业化一无起色，因为物品短缺不得不实行配给制，而在革命前，古巴是拉丁美洲四个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切·格瓦拉的招术是去除一切市场机制，实行高度的中央计划，把道德动机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所有这一切，都置古巴的实情于不顾。他的世界观完全是斯大林主义的，宣称"必须彻底消除个人主义"。 1960年3月，他说："一个人必须经常为了群众而不是为了个人思考……想到个人是一种罪恶，因为个人的需要在人类群体的需要面前变得不值一文。"1964年8月，他提出个人要"为自己成为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而感到快乐，一颗有自己特性、在生产过程中需要而不是必需的螺丝钉，一颗自觉的能够自我驱动的螺丝钉"。 切对集体主义有着斯巴达式的观点，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由无私奉献的革命者领导的平等社会，其中没有民主的位置，没有个性特征，也没有物质的丰富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道德动机在切的社会和政治愿景中起着如此重大的作用。集体的无私、牺牲和奉献在他的眼里胜过理性个人的政治自觉与独立头脑，他从不相信尊重少数人权利的多数统治。 这就是切，他对自己的信念无比忠诚，但这种忠诚使他的信念成为僵化的教条。他身上存在着革命者的一个致命缺陷：宣称自己对一个叫做"人民"的模糊的东西有无限的热爱，但对个人、尤其是反对自己信念的个人毫不留情。这也就是德伯里所说的，"切爱人类，但厌恶人。"切的政治美学使他对普通人的物质需求和切身利益采取漠不关心甚至敌视的态度。 今天，历史的记录已经无比清晰：格瓦拉主义同建立一个真正平等和民主的社会的努力是不相容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普通人可以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而毋需依赖"善良的救世主"。争论切的历史地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革命者不能以他们的意图和理想定高下，只能评价他们的最终成就。对于切，在工业部长任上，他只能生产出一旦挤出来就硬得像水泥的牙膏；作为土地改革者，他的政策引发了食物短缺、骚乱和饥饿，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不错，在切的身上有令人尊敬的地方。他甘于放弃政治权力带来的特权地位，而去打一场毫无胜利保证的游击战。身处荆棘遍地的困境，他的表现即使不是英雄主义的，也超乎了常人的勇敢。或许，他从来没有克服过由于出身上流社会而对劳苦工农所怀有的罪恶感。驱使他行动的高尚情操可能很多，但是，我们也许可以把切的整个人生，看作一场预先注定的离开他所属的阶级的挣扎。 （三）现代的罗伯斯庇尔 切之所以成为切，也和他的身体有关。幼年由于母亲的疏忽而使他得了哮喘，这种慢性病长期折磨他直到死亡为止。与哮喘的斗争造就了他的性格。从小他就习惯于以顽强的意志抵抗和克服一种可怕的疾病，所以他坚定不移地认为，没有意志不能击败的东西，哪怕要打击的目标是美国或全球资本主义也罢。从某一点上来说，这既是他的力量所在，也是他失败的原因。 心理学家们则从心理上剖析切。在《病夫治国》一书中，皮埃尔·阿考斯和皮埃尔·朗契尼克写道："切·格瓦拉逃避他作为部长的责任，抛弃了他的所谓领袖的假面和他新获得的古巴国籍，为了重新穿上破烂的军服而把家庭交给国家照管，实际上，他已经脱离了现实。他没有办法面对生存的困难，便宁愿绕过这些困难。这难道不是又一个类精神分裂症的表现？" "是英雄，还是反英雄，假英雄？他是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者，冒险主义者，理论家，罗伯斯庇尔类型的有宗教幻象的人，一个内向的人，一个强迫症患者，用卡斯特罗的话说，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攻击性，正是这一点使他采取自杀性行为。没有人否认世界上存在着不平。而他所进行的狂热斗争，只是为了用一种不乏另外一些不平的制度来取代这些不平！" 两位作者说，很久以来，纳赛尔就把格瓦拉视作一个厚颜无耻的人，认为他"思想残暴、嗜血成性"。例如，切曾对他说，"衡量社会变革的深刻性是要看它所触及的人数，使多少人失去了在新社会的位置"，纳赛尔回答说："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消灭某一阶级的特权，但并不是消灭属于这个阶级的人。" 纳赛尔最后给他上了一堂意味深长的革命课。他说："仅仅成功地发动民众是不够的，随之而来的是应该和民众结合，像结婚一样，让他们挣钱，建造工厂和开垦土地。"格瓦拉颇为不快地说道："我已经离过两次婚了。"纳赛尔针锋相对地说："一名外科大夫把他的病人放在手术台上，麻醉之后打开他的肚子，却拒绝把手术继续下去，您对此有何想法？您当过医生，您不能做这种事。"然而，切已经对任何人的话都听不进去了。 洛桑医学院的格劳尔教授，注意到他的性格组成很特殊："自我身份障碍——职业革命家无祖国，无居住地，无家庭——一种如此与众不同的身份，经常是和恋己癖联系在一起的。握有一种伟大的真理，把这种真理的实现视为唯一的准则，这种狂热，可以是某些人的一种出路，但这种出路，始终受着潜意识中的妄想性自大狂和抑郁症变幻不定的矛盾的威胁。类精神分裂症这个字或许对格瓦拉不合适，因为至少他在战斗过程中曾表现出一些人所具有的品德，认识他的人经常提到他的这些品德，诸如不容置疑的勇敢，生活艰苦，绝对无私（罗伯斯庇尔就喜欢被叫做"不受腐蚀的人"）。" 如瑞吉斯·德伯里所说，切·格瓦拉成了一个"到处流浪的没有群众的悲剧英雄"。就精神而言，他属于那些流浪的冒险家一类，他们无法重建他们所摧毁的东西。 胡泳，《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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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月刊: 中石油三名校友高管校友同時落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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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三名校友高管校友同時落馬 Oct 23rd 2013, 08:30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劉越聲 　　位於陝甘寧地區的長慶油田是中國第三大油田，其產量僅次於大慶油田和勝利油田。近五年來，長慶油田年產量連續以百萬噸規模攀升，其油氣產量在中石油集團公司僅次於大慶油田。 　　1965年出生的冉新權，在中國石油界應該算是個學者出身的高管。 　 　冉新權1982年9月考入西南石油學院，先後獲得西南石油學院採油工程專業學士學位、油氣田開發工程專業碩士、博士學位。1993年12月進入石油大學 （北京）地質勘探、礦業、石油博士後流動站，從事油氣藏工程、三維可視化等新技術研究，1996年2月博士後出站，調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開發生產局天然 氣處工作。 　　公開資料顯示，冉新權在校就讀研究生期間，承擔並完成了12項"八五"、國家級、總公司級和油田技術服務項目（涉及的油田包括大慶、中原、四川、塔里木、長慶、南海西部石油公司、西南石油地質局等），獲得多種科研獎勵。 　　1996年至2000年在中國石油總公司、集團公司工作期間，他參與組織了中國石油一批重大科研及工程項目的技術攻關、應用和管理工作，為中國石油天然氣開發技術的發展做出貢獻。 　　2005年，冉新權調任長慶油田公司工作，官方的評語是"在企業管理、油氣田開發、黨的建設等工作中不斷開拓創新，務實進取。" 　 　在氣田開發方面，冉新權組織了世界性難題—蘇里格特低滲透氣田開發，推行"技術集成化、設計標準化、建設模塊化、服務市場化"的"四化"思路，實行 "5+1"合作開發機制，創造形成了"六統一、三共享"的蘇裡格合作開發模式，配套形成"12項主體開發技術"，實現了蘇里格氣田的規模、經濟有效開發。 2007年年底，蘇里格氣田生產水平突破1000萬立方米/日大關，具備40億立方米/年的生產能力，對於發揮長慶天然氣樞紐作用，緩解國內天然氣供需矛 盾做出了貢獻。 　　在油田開發方面，冉新權超前研究油氣田戰略規劃，狠抓提高單井產量和降低遞減兩大任務，使油田開發水平進一步提高。2008年，冉新權獲第21屆全國石油石化企業管理現代化創新優秀成果一等獎。2009年，獲第16屆國家級企業管理現代化創新優秀成果一等獎。 　　然而，這位學者出身的中石油高管，如今卻因"涉嫌嚴重違紀，正接受組織調查"。 　　冉新權曾是全國五一獎章獲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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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雷颐：清王朝的最后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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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清王朝的最后时刻 Oct 23rd 2013, 12:37, by 明鏡雜誌 1911年10月30日，武昌起义20天后，清廷一天之内连下四道上谕，做出大幅度让步、妥协，企望渐成燎原之势的"乱事"能因此迅速平息。 这四道上谕是： ——《俟简贤得人组织完全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谕》（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汇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97-598页）。此谕终于承认，半年前惹众怒的"皇族内阁与立宪政体不能相容"，而"本年设立内阁，仍令王公等充国务大臣，原属一时权宜之计，朝廷本无所容心"。宣布解散皇族内阁，许诺"一俟事机稍定，简贤得人，即令组织完全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并将内阁办事暂行章程撤销，以符宪政而立国本"。 ——《准开党禁颁布特赦谕》（同上，第95－96页）。此谕先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党禁"："党禁之祸，自古垂为炯戒，不独戕贼人材，抑且消沮士气"，但是"况时事日有变迁，政治随之递嬗，往往所持政见，在昔日为罪言，而在今日则为谠论者。虽或逋亡海外，放言肆论，不无微瑕，究因热心政治，以致逾越范围，其情不无可原。兹特明白宣示，特沛恩纶，与民更始，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齿齐民。嗣后大清帝国臣民，苟不越法律范围，均享国家保护之权利。非据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至此次被赦人等，尤当深自祓濯，抒发忠爱，同观宪政之成，以示朝廷咸与维新之意。"不仅戊戌以来的政治犯全部赦免，而且准其组党。 ——《实行宪政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第96-97页）。朝廷再次承认自己"用人无方，施治寡术"，"皇族内阁"多用亲贵，破坏了立宪原则；铁路收回国有政策是被奸臣所欺骗，"动违舆论"。虽行新政多年，但"官绅或借为网利之图"，"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结果是"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而且，"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驯致怨积于下而朕不知，祸迫于前而朕不觉"，结果导致"川乱首发，鄂乱继之。今则陕、湘警报迭闻，广、赣变端又见，区夏腾沸"，生灵涂炭。但是，"此皆朕一人之咎也"。对这次"鄂、湘乱事"，此谕认为虽由新军发动，但强调应由湖广总督、奉旨会办川汉、粤汉铁路事宜，积极推行"干路国有"的政策，扬言对倡议争路者"格杀勿论"，并于10月初在武汉大肆搜捕杀害革命党人的瑞澂负全责。凡法制之损益，利病之兴革，皆博采舆论，定其从违。以前旧制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悉皆除罢。 ——《著溥伦等迅拟宪法条文交资政院审议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第97页）。爱新觉罗·溥伦是道光帝嗣曾孙，袭封"贝子"爵位，任资政院总裁、农工商大臣，是宣统年间皇族内阁重要成员之一。此谕承认"宪法为君民共守之信条"，谕令资政院总裁溥伦等"敬遵钦定宪法大纲，迅将宪法条文拟齐，交资政院详慎审议，候朕钦定颁布，用示朝廷开诚布公，与民更始之至意"。 一天之内，连发如此四谕，且让步妥协之大，出人意外，足见清廷心情之急迫。如此急迫，当然是出于无奈。这20天中，湖南于22日宣布独立；陕西于23日宣布独立；江西九江的革命党人和新军于23日起义，占领九江后继而乘胜攻占了马当、湖口两个要塞，成立九江军政分府。给清政府打击、震撼最大的，是10月29日，北方这一天之内发生两件大事。一是太原革命党和新军发动起义，击毙山西巡抚陆钟琦和四十三混成协统领谭振德，成立山西军政府；一是驻河北滦州新军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统领蓝天尉等人发动"滦州兵谏"，电奏朝廷，提出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永远不得充任总理和国务大臣、特赦国犯等十二条要求。太原、滦州离北京都不算远，满朝震动，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惊惧异常，准备携溥仪逃往热河。虽因袁世凯急电阻止而未"北狩"，但为解燃眉之急，载沣还是颁此四道上谕。 然而，革命的扳机一旦扣动，就很难停下来，这四道上谕未起任何作用。严复认为，如果一个月前做到其中任何一条，效果就会大不一样。但是"历史现象往往重演。这和十八世纪末路易十六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没有明显效果。" （[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乔·尼·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784页） （二） 这"急于星火"的四道上谕，对大清王朝生死存亡来说，究竟是一个月前抑或更早一些颁布效果才会大不一样，很难精确"度量"。但清王朝肯定错失，或者说浪费了一些历史的节点。不必从鸦片战争细往后数，仅盘点一下这四道上谕的内容，就知其最近浪费了哪些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 ——此时清廷许诺"速行宪政"、"速定宪法"，然而就在一年多以前，从1910年1月起到12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地方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尽管"开国会"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清廷就是毫不妥协，不愿让出点滴权力，拒不开国会，拒不立宪，反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结果必然是立宪派的激进化、革命化。如果说立宪派、绅商仍是"民"，其要求不足为意,那么朝廷对一些亲贵、多数封疆大吏的类似要求，竟也不以为意！ 对是否组织内阁、开国会，清政府内一直有不同意见。载洵、载涛是摄政王载沣的两位亲弟弟，他们掌握海陆军大权，因曾出洋考察，思想相对开明，支持立宪。载涛曾以贝勒名义连上密奏，条陈军政大计，主张"速设责任内阁"和"缩短国会年限"，宣称："如以臣言为是，则请迅速举行；如以臣言为非，即负欺君之罪，请立予罢斥。"密折虽然留中未公开，但载沣传谕载涛到府邸会商。(《涛贝勒两陈军国大计》，《申报》1910年9月14日)载涛在接见国会请愿代表时曾表示："予因人民要求国会，尝细心考察各国国会利害，实无丝毫流弊。"(《国会问题之大警告》，《申报》1910年10月20日)在地方大员中，云贵总督李经羲、东三省总督锡良等一大批高官明确支持立宪。 但权倾一时，掌控军机处大权的亲庆王奕劻却表反对。对成立责任内阁，他消极抵制，当无法抵制时，就主张先成立内阁，后开国会，确保自己的权力。两江总督张人骏、陕甘总督长庚、陕西巡抚恩寿、直隶总督陈夔龙也反对立宪。1910年秋，张人骏得知李经羲、锡良等人商议奏请设立内阁与开国会时，立即通电各省督抚表示反对。他以古今中外之民情风俗不同、中国民间"久无政治思想"为由，对李经羲等人开设内阁与国会的主张提出质疑，认为既不能开国会，也不能设责任内阁。如果"操切急进，仆蹶堪虞"，势必激成"举国骚然"的大动乱。所以筹备宪政应当避缓就急，不能开国会，也不能成立责任内阁。当前急务就是"饬吏治，兴实业"，所谓"吏治修，则民志安；实业兴，则民生厚。内讧不起，外患可弭。及时修明刑政，整饬戎务，未尝不可为善国。"（"各省督抚联会商要政电"，《东方杂志》第7年第10期）他的主张，仍是在传统政治框架内整顿纲纪。长庚也明确反对内阁与国会，曾电奏阻开国会内阁，强调"谓祖宗成法，万不可废。"（《专电·北京》，《申报》1910年11月2日）恩寿、陈夔龙则主张先设内阁后开国会，这种先设内阁而缓开国会的主张，虽与张人骏、长庚等观点不完全一样，但主要还是针对李经羲、锡良等责任阁国会同时并进的主张。 对张人骏等人的主张和观点，锡良等一大批官员起来反驳。1910年10月25日，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黎将军广福、察哈尔都统溥良、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周树模、江苏巡抚程德全、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浙江巡抚增韫、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族巡抚庞鸿书等，几经商议，认为时机紧迫，联名致电军机处代奏，批驳那些反对设立内阁、开国会官员的观点。针对中国民间"久无政治思想"，程度不足，立宪会导致动乱的观点，他们反驳说："程度不足，官与民共之，不相磨砺，虽百年亦无所进。法律难定，情与俗碍之，互为参考，历数载可望实行"。他们特别强调，现在"时局危险"，"缓无可缓，待无可待"，此时内阁、国会同时并举才能"上下合力"，而且已有过晚之嫌，不能再迟。要求立即组织内阁、翌年开国会。（《各督抚请设内阁国会之章奏》，《申报》1910年11月2日） 但几天后，锡良等人得到的是朝廷仍决定三年后再开国会的消息，焦急万分，于11月1日又上一折，再次强调速开国会、建立内阁的紧迫性。他们对即将发生大变感受深切，所以提醒朝廷可能已无三年时间了："若又迟以三年，则三年之内风潮万状"，官员"皆欲趁此三年夤缘援结，以据要津；贪利之臣亦皆乘此三年黩货营私，以肥囊橐。失败之政仍归咎于君上，监督之力终难及于当权。朝廷宜防官邪，不宜徒防民气。"（"庞鸿书讨论立宪电文"，《近代史资料》总59号）这次电奏，比上次少了张鸣岐、宝棻、广福，但增加了上次未列名其中的闽浙总督松寿和四川总督赵尔巽。此奏不长，但对形势的分析非常透彻，尤其提出朝廷应防"官邪"，而不是防"民气"，一针见血。 究竟是同时成立内阁开国会，还是先成立内阁后开国会，或者是干脆根本不成立内阁也不开国会、完全承继"祖宗成法"，朝廷内部各种政治力量一直在激烈博弈。不必细述具体过程，总之，载洵、载涛二位皇叔的意见，锡良等一干大臣的奏折，全都未发生作用，最终获选的是先成立内阁、后开国会这种相当保守的主张，朝廷于1910年11月4日发谕公布。此决定使积极参与立宪的地方督抚大员大有挫败之感，连清政府一纵高官都备感挫败，那些绅商、立宪派的挫败感则更加强烈，其中许多人对清王朝大为失望，产生了强烈的离心力，以"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形容清廷的麻木。绅商、立宪派是清政权能否稳定、甚至存亡的重要基础，他们的这种心理叛离，寓示着清王朝其实已危在旦夕。 如果清廷一年前能接受、采纳载洵、载涛和锡良等人的建议，结果或许不一样。 ——此时清廷特赦"所有戊戌以来"的政治犯，从改革的康、梁到革命的孙中山。然而，就在三年前，1908年8月中旬，风闻梁启超有可能回国领导立宪，清廷突然下旨查禁梁领导的政闻社："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将败坏大局。著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夥，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光绪朝东华录》，第5967页）由于清廷严禁，梁启超不得不解散政闻社。 近十年来，梁启超一直与革命党论战，坚决反对推翻清王朝、极力为清王朝辩护，一直主张合法、体制内变革，《政闻社宣言书》明确表示："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此今世立宪国国民所常履之迹，匪有异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第28－29页）然而，他此时仍被清王朝当作"悖逆要犯"而"严拿惩办"。清廷如此严厉镇压政闻社、追拿梁启超，使"至上而下"的改革理论的说服力大大减弱，信服"革命"的人越来越多。 清廷对一心护卫自己的改革者竟以"悖逆要犯"待之，政权内最高统治者一直对十年前内部"权争"之事耿耿于怀，不仅不想法设法抚平创伤，不安抚当年因主张体制维新而受迫害的政治家，不让影响巨大的梁启超为己所用，而是依然毫不宽容当年的政敌，仍把他们当作体制的敌人，终于失去了领导"预备立宪"的能力与机会。 清廷此举无疑"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愚蠢之极，一些高官也大为担忧、不满。1909年，新授山东巡抚孙宝琦就上书朝廷，要求开放党禁："当此预备立宪之时代，贵上下相示以诚，破除猜嫌之见。伏原皇上明降谕旨，去堂廉之阻隔，除防禁之琐屑，有以安亿兆之心。固今日之急务矣，至戊戌之案已成往事，是以光绪三十年曾奉恩谕，分别开复原免，有司奉行未尽，用者寥寥，拟呼特予恩施，"同时主张赦免戊戌党人："戊戌党人平日著书立说，似皆效忠本朝，倘获昭雪，未始不可壮正气而消邪气也。" （"新授山东巡抚孙宝琦条陈新政折"，《东方杂志》1909年第6卷第9期）对此，朝廷置之不理。 到1910年底，立宪派要求开放党禁、赦免康、梁的呼声越来越高。资政院议员罗杰提出开放党禁议案，连御使赵熙、温肃都奏请赦免戊戌党人，甚至载洵、载涛两位皇叔都多次向其兄载沣陈说，载涛为此专门上了一个密奏。对此，朝廷还是置之不理。 1911年1月初，罗杰的议案正式付资政院表决。议员在表决时颇有不同意见，因为此议要求赦免的不仅是"戊戌党人"，还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一切"国事犯罪者"。有议员认为，应将戊戌党人与革命党人区别对待，现在应只赦免戊戌党人，因为革命党不承认立宪，是否赦免今后再说。但大多数议员进一步要求一并赦免革命党人。罗杰发言为自己的议案辩护说革命党人一日不赦，人心一日不能安，满汉终不能融洽。如果赦免革命党人，"就可以化除满汉，安定人心"。他提此议"无非激起他们的忠爱之心，不使为外国人利用"。故"本员主张请求皇上天恩，一体特赦。对内就可以调和满汉，对外就可以免受外人运动。"（"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三十四号议场速记录"，《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527－528页）表决时，多数议员同意通过此案。对此，朝廷依然置之不理。 无论是资政院议员，还是封疆大吏，甚至两位"皇叔"，他们的有关建议全被否定。如果朝廷在十个月前，即1911年1月能接受、采纳他们的建议，结果或许不一样。 ——此时清廷取消皇族内阁，承认其"与立宪政体不能相容"，但就在五个多月前的5月8日，皇族内阁甫一成立，就遭到"天下人"痛责，使真正决定王朝存亡的士绅阶层愤怒异常，对其抱有一线希望者也与其迅速疏远，最终弃它而去。而且，立宪派最上层少数领导仍不放弃最后希望，仍想走相互妥协的改革之路。6月6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代表决定妥协让步，认可皇族成员违反规定任内阁阁员，但反对皇族充当内阁总理大臣，希望朝廷也妥让一步，将此议呈请都察院代奏，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然而，当时朝廷却置之不理，反而在7月5日副署的上谕中斥责联合会议论渐进嚣张，干预君上大权。如果三个月前的7月5日就能妥协，结果或许不一样。 ——此时清廷承认铁路收回国有政策是被奸臣所欺骗，"动违舆论"。但就在五个多月前的5月9日，皇族内阁成立第二天颁谕宣布"铁路国有"时就知道会遇到激烈抨击、反对，尤其是立宪派、绅商的激烈抨击、反对，所以谕旨中强调"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此举必然激起民众强烈反对，清廷却下严旨晓谕商民"如再不服约束，格杀勿论"。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顺应民情，不仅代川民上奏，并且自上密折请朝廷改变决定，将始作俑者、邮传大臣盛宣怀治以欺君误国之罪，同时请朝廷治自己以同等之罪以谢盛宣怀。然而，清廷大怒，将尽职尽忠的王人文调离，并令其进京候讯，准备治罪。 8月初，新任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到任，深感解决川民"保路"风潮只能府顺舆情，也上奏朝廷请求改变决定，甚至在9月1日联合成都将军玉昆及各司道奏劾盛宣怀与民争路酿变，也要求将盛治罪。但第二天清廷却传旨命令赵尔丰严厉镇压保路民众，如果养痈贻患，定将其治罪。同时，朝廷已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入川查办。在这种情势下，赵尔丰转尔血腥镇压保路民众，最终直接引发武昌起义。结果，为平息事，朝廷不得不于10月26日下令将一切责任完全推给盛宣怀："铁路国有本系朝廷体恤商民政策，乃盛宣怀不能仰承德意，办理诸多不善，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邮传大臣盛宣怀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此时在《实行宪政谕》中，不得不再次承认自己"路事蒙于佥壬，则动违舆论"，不得不承认自己"用人无方，施治寡术"。其实，王人文、赵尔丰、玉昆都是大清王朝的封疆大吏，对朝廷忠心耿耿，对四川民怨沸腾有真切体会，然而连他们的建议朝廷不仅完全听不进去，还要将其治罪，结果就不必多说了。如果清廷早几个月听从王人文的建议改变决策、将盛宣怀治罪；或者一个多月前，仅仅一个多月，听从赵尔丰的建议改变决策，将盛宣怀治罪，结果或许不一样。 （三） 正如严复所说，"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此四道谕旨颁下后，未起任何作用。就在10月30日当天，革命党和新军在昆明发动起义，成立军政府。11月3日，贵州、浙江、上海的革命党和立宪派发动起义；这一天，清廷急忙公布《择期颁布君主立宪重要信条折》，即所谓"十九信条"，完全接受了当初立宪派提出的条件，体现了英国式"虚君共和"内阁制。但这种局面下，"十九信条"没有、也不可能起任何作用，革命仍在继续。11月5日，江苏宣布"反正"，四川革命党起义；这一天，清廷急忙颁布《准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104页）许诺"所有此次党人均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藉以养成人才，收作国家之用"。其实，此谕完全多余，此前颁布的《准开党禁颁布特赦谕》已含此内容，此时颁布此谕，只是向革命党人做出最大妥协的一种姿态、甚至可说是一种体面投降，企盼能平息事态。但是，革命还在继续。11月7日，广西、安徽宣布独立。8日，福州革命党与新军起义。9日，广州宣布独立；同一天，清廷万般无奈答应袁世凯提出的种种条件，颁布《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601页）授命袁世凯组阁。此时，清王朝只能任人摆布、由袁世凯与革命者来决定其命运了。 现在颇有论者认为辛亥革命过激，打断了晚清的"立宪"。其实，是清廷自己断送了"立宪"，许多历史的"节点"被浪费后，它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最后时刻或有一线希望，但立宪派的要求被断然拒绝，锡良、赵尔丰这一干封疆大吏的恳求被否决，连载洵、载涛两位皇叔的意见都不被采纳时，清廷确是自己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雷颐，《经济观察报》2013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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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章立凡、丁东：1953——民族工商业的生与死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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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丁东：1953——民族工商业的生与死 Oct 23rd 2013, 12:39, by 明鏡雜誌 　　导语：今年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实行六十周年。 　　在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对于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我国基本上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其中对于工商业的改造是三大改造的重点。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同时，还与对资本家个人进行改造相结合起来，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把私有企业改造为公私合营。 　　我们特别邀请了著名的历史学家章立凡、丁东对谈该话题。 　　毛泽东对工商界的承诺 　　主持人：各位好，欢迎收看搜狐第一期历史会客厅。今年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走上历史舞台的第60个年头，所以，本期我们聊的历史话题便是关于建国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特别是对于工商业，还有对民族资本家方面的一些影响。我先介绍一下今天做客会客厅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近代史著名研究者章立凡先生，还有著名历史研究者丁东先生，欢迎二位。我们知道章立凡先生的父亲章乃器先生对章先生的影响挺大的，章乃器先生是一位金融巨子，后来又当了粮食部的部长，不知道您对于那个时期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是如何的？当时的一些具体的背景帮我们先介绍一下，好吗？ 　　章立凡：具体到那一批人，我认为他们和现在目前这一代的民营企业家是不一样的。那一代人，处在一个从清末开始"洋务运动"到民间企业崛起的阶段，是内忧外患之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既有传统文化的"天下为己任"、"救国救民"这一套思想，也接受了西方式的教育和文化，他们受西方工业文明的影响，认为这套东西可以实践救国的理想。所以，他们是一批有家国情怀的人，这点就和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企业家不同，教育背景、文化背景都不太一样。这两代人是有区别的。 　　主持人：三大改造这个话题什么时候开始引起来的？ 　　丁东：讨论这件事，应该把背景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的学说作为立党之本。马克思的主张有一条：剥夺剥夺者，消灭私有制。对于民族工商业，中国共产党把它划到资本主义的范畴。但是在在共产党夺取政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它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统战对象。对他们的成员在政治上是合作的态度。但是共产党的革命路径是要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最终消灭资本主义。民族资本家早晚是它改造的对象。改造民族工商业的运动发生在50年代，但是这种理念可不是50年代才有的。这一方面，是不是请章先生把事情的本末讲一讲。 　　章立凡：我们追溯一下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基本上定位是"软弱性、妥协性"，他们既有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一面，又有自身的不足，传统的党史上的说法（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具有革命性；生产发展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统治者，又具有妥协性）。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期，也就是共产党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的时期；然后到"4.12政变"以后，共产党的说法就是他们背叛了革命——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同时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 　　比如当时江浙财团是支持蒋介石的，因为他们对于共产革命是有恐惧的，他们看到农村的农民运动对私有财产的剥夺，对生命这种剥夺，担心共产党会共他们的产，对于工人运动也有恐惧。一开始双方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共产党到了土地革命时期，也有这样一种理论，现在说起来是一种"左"的理论："让小资本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红军去没收了商人的财产、房子，或者到一地后把他的店给烧了，认为这些人就会变成无产者，他们就会去革命。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之下，把剥夺财产作为革命的一个目标，当然，随着国内矛盾的演变，国际国内形势演变，它也是在不断变化。比如到抗战时期，跟民族资产阶级关系就好一些，对地主的关系也是减租减息的关系。共产党在野到了抗战结束，重庆谈判的时期，毛泽东也做了很好的承诺。 　　我父亲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1945年的9月17日这一天，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就邀请刘鸿生、吴蕴初，范旭东、胡厥文，还有我父亲，吴羹梅这些人，到桂园——张治中官邸去座谈。毛泽东当时跟他们讲，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民族资本不可能有大的出路，能获得发展的只有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所以民族工业要得到发展，首先必须要实行民族解放和实施民主政治。这个话很打动人啊，因为这些人确实也是受到官僚资本的压迫，也有封建势力压迫，也有外国资本财大气粗来挤压他们。所以他们觉得如果中国能够民主，那这些问题可能可以解决。 　　毛泽东讲，现在抗战胜利了，中国应该建设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这显然也是一个中国梦）。毛泽东还讲，民族工业只有在这样的国家里才能得到发展。对民族工业的政策，他也不讳言：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所以我们跟你们是有矛盾的。我们不承认这个矛盾，那是不客观的。毛泽东讲得也很坦率：但是在现阶段，新民主主义阶段，我们不主张没收资本家的产业，我们主张实行调节劳资关系的这么一种政策。希望你们工商界也跟工人搞好关系，大家劳资两利，都是朋友。这个说法打动了很多人，这些人当年就是一帮实业救国的理想主义者，有很多人是这样。共产党后来得天下的时候，他们也想着毛主席当年跟我们就是这么承诺的，那我们就别走吧，我们就跟着干吧，肯定还有奔头。我想，如果说背景，大家在抗战胜利以后，所有的人都在做一个中国梦。那个时候共产党描绘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蓝图，大家也接受这个东西。 　　刘少奇：若不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只能再来一次流血革命 　　丁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时候，颁布了《共同纲领》，当时它是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是一个建国的大纲。在《共同纲领》里，民族工商业是受到保护的。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层，内部研究今后中国怎么走的时候，还有另外的底牌。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国家怎么建，要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大——苏联共产党沟通，协调。还要尊重他们的意见。他们商量的路线图和《共同纲领》是不是完全划等号？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问题，这方面，是不是请章先生也做一个分析。 　　章立凡：我们查毛主席的著作，刘少奇的传记可以看到。1948年9月份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有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就是在讨论如何建国，如何和民族资产阶级相处的问题。当时已经发生了一些问题，因为当时石家庄已经占领了，这应该说是中共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和资本家的矛盾已经出来了，薄一波回忆录里谈到了这个问题。占领了城市以后，还是有流寇习气——士兵就到仓库里去搬东西。这一套东西肯定对人心，尤其对企业家会有影响。当时毛泽东举了一个私营企业主例子，叫沈永兴，怎么争取他也不行，我们给他贷款，给他很多，而且无条件贷款，他也并不领情。当时不是有地方政权也叫人代会吗？让他去参加，还得拖着他去，去了，他也不表态。毛泽东觉得跟这种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资本家合作比较的麻烦。 　　刘少奇讲得比较直接，他就说只要全国政权到手，民主革命就已经解决了，结束了。跟这个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就不存在了。所以今后就是跟资本家的矛盾，也就是未来的社会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了。而且刘少奇说，要特别注意跟资本家的关系，尤其是商业资本家。这些想法最后达成了一个共识。他说如果我们跟他们竞争，如果不能和平的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话，那就只有再来一次流血革命了。他是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现在这个革命完成了以后，可能还会有一次革命。包括后来我们还听到：像关于资产阶级会用糖衣裹着的炮弹来袭击我们等等，这一套思路当时就已经产生了。会议最后毛泽东在做总结的时候就说："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 　　其实我们再看历史，其实过渡时期总路线讲的也是这个问题。这一套思想不是在1953年才出现，而是在1948年的9月就已经有这样的想法了。为什么没有拿到政权以后立即分道扬镳呢？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当然可以说说米高扬。米高扬是苏共领导人，他在1949年1、2月间去了西柏坡，当时就问毛泽东这样的问题，你们军事上打得这么顺利，为什么不去夺取这些大的工业城市呢？这些工业中心为什么不夺取？毛泽东就说不忙，他说我们还要等个一、两年的时间，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我们才能完全占领中国。现在我们要把大城市留给国民党——其实他这个意思是把困难留给国民党。为什么呢？他说一进城以后，我们没有很多的干部来管理城市。如果几十万、几百万人的生活发生问题，粮食、燃料出了问题，生产停顿、工人失业，居民的生活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都来找我们。那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这样的话，我们就慢一点。这个思路到后来就是变成什么呢？让这个城市自己运转，不要急于把所有东西都接管过来，要一步步的来。所以到占领天津的时候，当时天津也出现这个情况，天津的工业开工的只有30%，好像资本家都跑了。 　　这个时候刘少奇有一个著名的"天津讲话"，我父亲当时也在场，当时也做了很多承诺，强调劳资两利，甚至于说出"剥削有功"这样的话。资产阶级吃了一个定心丸，很多人从香港等地方回来了，觉得共产党不是不讲理，共产党说得很好，我们还可以接着干。在这种背景下，后来制定共同纲领，就将私人资本主义列为五种经济成分之一，列入了建国的大宪章，承认私人工商业的合法地位。这一点也是为了安定资产阶级。他们如果急于撤资，急于走，工厂留下来，企业留下来，没有人管理，共产党自己的干部也还没有培养起来。在那种情况下，这个城市管理就会出现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从计算利害的角度来讲，应该说中共领导人还是计算得很到家的。 　　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心的消亡 　　主持人：建国之后当时很多资本家命运发生了很多转折，特别是一些大的企业，他们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那时候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在北京各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上，工商界代表乐松生向毛泽东献报喜信 　　丁东：民族资本家的命运是一步一步变化的，从1948年到1956年，当中有一个复杂的过程，是不是请章先生讲讲这个过程。 　　章立凡：当时接管大城市，包括后来打下上海以后，确实出现了很多市面上的动荡。那个时候战争还在中国大陆上进行，天津、上海是占领了，有很多城市还没占领。接管上海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事件。到1949年的7月的时候，中央就成立了一个叫中央财经委员会，注意，这个财经委员会是先于政府而成立了。到了10月1日才建国，成立政府。财经委员会组织者就是陈云，副主任还有薄一波，还有马寅初，我父亲也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主要问题就是要接管这些大城市。在这之前，毛泽东进北京以后，他也曾经邀请民主建国会主要的负责人到双清别墅座谈。那时候上海还没有占领，就在讨论解放上海以后怎么办？因为上海对于中共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 　　后来果然就出问题了。一黑二白，有投机的行为出现。一个是燃料不足，煤没有，工厂就没法开工。还有棉花、粮食这些都开始出现问题。这时候投机风潮起来了，当然，政权交替的时代，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而那个时候采取了所谓经济上的"淮海战役"，陈云来指挥，动用政府的力量，你们抛多少，我们就吸进多少，囤了大批的货，等到一定程度的时抛售。这样一下子有很多的商人就破产了，这也就是说当初刘少奇讲的，要警惕商业资本家。而这一招就把商业资本家给治住了，这是中共第一个胜利。 　　后来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比如说到了抗美援朝，这个时期其实实行了一种战时体制。在这个战时体制之下，政府控制了所有重要的战略物资。比如粮食、棉、纱等等，都控制到国家手里了。通过粮食统购统销等等，把原料掌握了。这个时候对资产阶级政策，还不是完全一步打死，还是要"四马分肥"，资本家还能拿到利润的大概25%，但是政府已经占了很大的优势了。当时黄炎培也提出政府不要与民争利，他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提出。实际上那个时候，政府掌控一切的欲望已经起来了。与之同步的还有土地改革，把地主给收拾了。那时候民营经济已经没有多少空间了，因为主要的空间都已经被政府给拿住了。在这种背景下，就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任何的商业活动都可能有一些黑暗的交易。当时"三反"主要是针对干部受到资产阶级腐蚀。这种情况我们今天也能看到。但是那个时候没有采取法治的方式来解决这一类问题——本来可以通过法治手段，却采取了一个政治运动方式。"三反"运动的后续，"五反"运动开始了。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来讲，他们的企业心就此消灭了。 　　"五反"运动的国与民双输之困 　　丁东：回过头来看"五反"运动，有不少冤案。有一些著名的案子，已经真相大白。比如卢作孚，本来毛泽东对他评价很高。他创建的民生公司，直到现在，民生银行还是沿用这个名字。卢作孚搞航运，有很大的功劳，在抗日战争当中也起过很大的作用。当时他抢在日军占领华中之前，把中国很多工厂从内地迁到西南，可以和"敦刻尔克大撤退"比美。他是一个传奇人物。本来建国初，要安排他当交通部副部长。但是他在民生公司遇到了很大的压力。当地党组织和工会向资方施加压力，民生公司没有办法运转，所以他就自杀了。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事件。毛泽东本来把卢作孚当作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四个代表之一，他在运动中却一死了之。现在当然给卢作孚恢复了名誉。可见当时有多少冤案。 　　上海资本家接受公私合营 　　主持人：当时卢作孚自杀的案子出来之后，给其他资本家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章立凡：关于这个事件，我做过一点研究，比如《黄炎培日记》对这件事的过程有过记载，以后也有一些研究者谈到这个事儿。与此同期的还有很多人自杀，当时在上海尤其多，上海也有一个很有名的食品业资方人士冼冠生，也就是今天的"冠生园"品牌创立者。冼冠生其实是一个勤俭起家的工商业者，从小商贩做起来的。因为他变成资方了，他就被关起来，剥夺自由，批斗，也有人身侵犯，最后不堪凌辱跳楼下来死亡。当时上海市"五反"高潮的时候，每天都有人跳楼，被陈毅市长戏称为"空降部队"。 　　当时还有一个说法，这些人为什么选择跳楼这么一个惨烈的方式呢？为什么不去跳黄浦江？就是让你看得见，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跳到黄浦江有可能尸体漂走了，有可能认为你投靠香港、台湾了，你是叛逃了。众目睽睽跳下来了，就是这个人死了，也不会连累家人。当时陆陆续续好像跳了一千多人，作为上海这么一个工商业者集中的城市，在短短"五反"高潮一两个月时间里，这个跳法是很惨烈的。后来"五反"运动进行了一段以后，就进行不下去了。为什么呢？生产滑坡了，经济出现问题了。因为当时主要的中国工商业还是靠民营企业来运转。主持者都跳楼了，企业不运转了，整体生产就下来了。当时浙江的谭震林就向中央报告这个事，后来我父亲也为这个事儿和统战部领导（李维汉）一块去了上海，听了很多的座谈。到那儿一个是安抚大家，一个是座谈。1949年的时候，我父亲跟陈云去上海，他是帮着共产党去说，大家要相信党，要恢复生产。现在上海变成这个样子了，又去开座谈会，所有的人都在诉苦，企业没法做了，受到了如何如何的压力和凌辱，吐了很多的怨言。在这种情况下就改变政策了。所以，"五反"运动实际上到这一年下半年吧，就进行不下去了。 　　主持人：七、八月的时候。 　　章立凡：正式结束是年底，好像是10月份。这次双方都很受伤害。资本家受伤了，政府受伤了，整个国家的经济滑坡以后，生产难以为继的时候，其实就是各方双输。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个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的问题，其实在"五反"还没有正式起来的时候，已经有一些个苗头。比如当时还有一个《学习》杂志事件，这个事件跟我父亲有关系。《学习》杂志发了中宣部一位负责人的文章，与章乃器先生商榷中国资产阶级的作用问题。当时还形成了一点小小的辩论，然后我父亲也在民建受批判了。这个批判没进行下去，因为"五反"这个事儿，大家都觉得得让一步，搞得太急会出乱子，所以这个事儿就缓了。这一下子对企业家来讲，心有余悸。很多人很盼着搞社会主义改造，企业不做了，都给你们，我把这个事儿摆脱了吧——这个心思已经出来了。 　　"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 　　主持人：后来"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国家在进行让步的时候，对于民族企业家来说，他们又做了哪些变化？ 　　章立凡：那个时候公私合营已经开始了，最早是吴羹梅——铅笔大王，1949年和政府在东北搞了第一个公私合营公司。到1952年的时候，金融业的公私合营已经实现了。不仅是银行，包括钱庄、金融公司，合并成公私合营银行，由中国人民银行来对他们进行监督管理，从资金的渠道上，已经把这个口控制好了。接下来就是一些著名的企业，一些大的企业，比如说像荣氏家族的企业，比如四川古耕虞的猪鬃畜产品出口业，还有一些著名的制造业。在1953年的时候，这些企业代表性的企业公私合营已经开始了。 　　主持人：那个时候还有一些很著名的知识分子，像顾准、孙冶方他们当时对市场经济规律提出了自己一些看法。因为当时以为在社会主义情况下这些价值规律是不起作用的，后来又进行了一些讨论。 　　丁东：顾准前后是两个角色。顾准在建国之初，担任上海市财政局长兼华东财委副主任，是一个政府官员的角色。他和资本家博弈，是一个高手。所以很多资本家在他管事儿的时候，都是吃了亏的。他作为政府管理经济的官员，是很厉害的。但是到了他提出价值规律问题的时候，他的角色已经变了。他在党内斗争中被边缘化，使他成为一个思考者。他发表有关国民经济应当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的意见的时候，中国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了。经济命脉已经完全掌握在国家手里了。当然，即使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还是两种所有制，一是国有制，二是集体所有制。两种所有制之间还是要有商品交换。在国有制经济里，企业和企业之间，要不要讲经济核算，要不要尊重价值规律？顾准开始反思：从苏联引进的这一套计划经济好不好？行不行？社会主义经济要不要市场因素？要不要尊重价值规律？这个时候他的角色已经变了。他作为一个已经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他开始有了这样的思考。 　　我们现在想复盘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还得请章先生先把话题回到1953年。 　　章立凡：1953年最著名的事件就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来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要尽快的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把我刚才说的1948年这一套思路提出来了。今后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由同盟者变为革命的对象了。在这个背景之下，大家都知道早晚企业得要收走，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既然是这样，晚收走就不如早收走。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一代企业家和我们现在企业家不同，他们那种家国情怀、理想主义那一套东西还在起作用。很多人一方面觉得经营不下去了，一方面觉得经营太累了，干脆走社会主义道路，挺好。在这种情况下，到1955年10月，毛泽东召集了工商界和民主党派负责人谈话，明确地说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大家也考虑了没别的路可走，原料国家控制了，资金、融资渠道，国家也控制了。工人有政府支持的工会，劳资关系的主动权也不在资本家手里。资本家没什么筹码了，那个时候你不接受也得接受。当时有这么一句很形象的话：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已经给你"三面网"都设好了，就是这一条路，你走不走吧？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只能走。 　　起草"五四宪法" 资本家提出把"私有财产保护"写进宪法 　　章立凡：1955年的11月，对资改造运动正式启动，也就是把1954年宪法里面讲的 "国家依法保护资本家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它资本所有权"这一条终止了。当初起草"五四宪法"的时候，资本家特别担心的一点，也就是特别提出来的：要把私有财产写进宪法。后来是用了一个比较折中的写法，"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这么一种表述。但是到社会主义改造启动，宪法的这个条款其实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情况下，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把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全完成了。当时也是有"赎买政策"，所谓赎买政策就是清产核资。全国的这些企业合下来就是24.2亿元人民币。这实际上是一个被大大压缩了的数字。这么大一个国家，它的私营资本不可能只有这么一点点数量。但是就给你估成这么一个数，当时也有很多人有意见。比如像古耕虞，他是工商业代表人物，他是私下里讲，认为估得很不公平。资方没什么发言权，公方说多少就是多少。当时把这些私企拿下来的时候，陶铸讲了一句话：我们发洋财了。这么大一笔财富一年的时间里全部到手。到手以后当然有赎买，赎买就是清产核资以后，每年以5%的比例发给这些资本家定息。发定息当然大资本家发得比较多，比如荣毅仁、刘鸿生他们拿得比较多，但是绝大部分所谓的资本家，平均起来每月就是几块钱人民币，但是你要顶一个资本家的帽子，是剥削者。所以很多人定息也不想要，要了就是一个负担。基本上来讲，当时资本家的状况，一个是敲锣打鼓表决心——你看当年的历史图片，荣毅仁、胡厥文敲锣打鼓向上海市领导去送决心书——我们要公私合营。北京市的乐松生也是同样的动作，大家反正觉得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回家以后情况就不同。比如当时也揭发出郭琳爽——上海永安百货公司的老板，说回家还是跟老婆、孩子哭。当然，把祖业交出来的时候，肯定是百感交集。就是现在，这么多的民营企业家，你经营一个企业，一夜之间这企业不归你了，那种感受……我想在家哭一哭也是很正常的吧。 　　毛泽东设想：让资本主义绝种 　　主持人：这个时候资本家的这种心态肯定是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接下来到了1955、1956年的时候，有没有稳定下来？ 　　章立凡：有一定的稳定，大家觉得如释重负，因为可把这包袱交出去了，拿在手里已经很烫了，不管怎么说，交出去以后觉着是放松。这个时候又出现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也有很多民主党派向共产党提意见。这时候党内也有一种对形势的判断，觉得对资改造完成以后，资产阶级自觉衣冠整齐，向我们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利。毛泽东对这个也有说法：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 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这样，政治资本就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 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这时候达到了毛泽东此前的一个设想——让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1956年一边农业合作化，一边对资改造，同时达到了他的战略目标，让这两个东西都在中国绝种了。 　　改造20年后的现实之痛 　　主持人：从最后改造情况下，当时国与民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 　　丁东：这个运动的后果不是当时就可以看清楚的。实际上它的后果是到20年以后才看出来的。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领导层开始重新考虑对外开放。领导人到欧洲、日本、美国访问，一看，中国和欧美的经济落差太大了。中国经济本来以苏联模式为榜样，后来中、苏之间因为国家利益发生冲突，分道扬镳。但是中国的体制实际上还没有脱离苏联模式，从50年代一直实行到70年代。70年代末走出国门一看，跟发达国家差距太大。领导人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发展经济的路怎么走？而且，当时又出现一些很现实的问题：由国家直接管理企业，安排就业都很困难。当时知青上山下乡进行不下去了，几百万知青回城，国家没法安排他们就业。就必须开自谋职业的口子。开始叫个体户，摆个小摊，卖大碗茶，两分钱一碗。开这个口子，当时是迫不得已。开了口子之后，没几年就发生新问题，因为民营个体户要发展，就出现了雇工的问题：雇几个工人算合法，雇几个工人算剥削？当时中央很纠结。有人从《资本论》的一条注释里查了一个依据，雇七个工人是可以的，雇八个工人以上是不行的。 　　主持人：雇八个以上就是资本家。 　　丁东：但是，民营企业一旦发育起来，肯定不会以雇八个工人为限。安徽有个"傻子瓜子"，发育得很快，雇了上百个工人。对他到底应当容忍，还是打击？邓小平的理念是"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所以当时主张对"傻子瓜子"老板放一马。中国的民营企业开始重新发育。但是它合法不合法？始终非常纠结。一方面，在八十年代初，邓小平请荣毅仁等五个民族工商业的代表人物吃火锅，涮羊肉，请他们重新出山。一方面在理念上坚持剩余价值学说，认为资本家是剥削阶级，资本每个毛孔都在滴着肮脏的血。在整个80年代，这始终是中国非常纠结的事情。90年代以来，中国的民营经济已经占到相当大的份额，成为国民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解决了就业问题的半壁江山，为此，人大修改了1982年宪法的相关条款，来适应现实。 　　所以，中国的执政党面对全球化的世界潮流，不能不做出这样的理性选择：重新开放民营经济。坚持苏联那种经济模式，在整个国际竞争当中，必然处于落后地位。苏联模式必然导致短缺经济，为了国家的强盛，必须放弃苏联模式。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民营经济再一次重新发育，而且发育得很快，但是对于50年代"一化三改造"的得失，从历史角度说，还有不少需要清理的糊涂账。 　　反思：法治健全对于中国发展的重要 　　主持人：最后由于时间关系，章老师给我们总结一下，对于这一段时间的政策，您的观点是什么样子？ 　　章立凡：刚才讲到剩余价值问题，比如定息算不算剩余价值，当时有争论，一派说是，一派说不是。后来我父亲下了一个定义，他说定息应该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当时还有一个资本家叫李康年，他是提出来说现在反正还剩22亿定息没发，干脆国家一次性发给我们公债，二十年付清，我们拿了这个公债，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反正是给了资本家，我们从此也不再当剥削者了。这一套理论没讨论下去，毛泽东说定息就是剥削，这两种说法就是右派言论。后来毛泽东说"七年虎头，五年蛇尾"，到第三个五年计划还需要延长的话，还可以延长到第四个五年计划。但是事实上1966年文革一起来，到1966年的9月，定息就不再发放了。这样算下来，发了十年，也就是说用24亿的50%，就把所有的私营企业变成了国营企业，付了一半的钱。另一半的钱没付。 　　主持人：不了了之。 　　章立凡：到了文革结束也有一些工商业者提出来：我们那一半呢？当时也有一些产权不是很清晰的问题，比如说一些前店后厂的用房，有些还是人家私人住宅，最后这一部分房子也收不回来了。因为到了文革，有的资本家被赶走了，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后来下了两个文件，1979年有一个《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说定息就发到1966年9月就停了。以前的没领的可以领，但是以后不再给了。根据这个文件，财政部也发了文，统战部和商业部后来又联合发文，不再退还剩余的部分。党政的文件都有，所以后来有很多这方面的诉讼，资方提出的诉讼，都败诉了。现在看这个产权的转移，从法律上来讲手续是不全的。应该说这一个文革的成果。如果说这是一个公私合营企业，那么私方股权应该还是存在的，这一部分股权至今是没有得到补偿的。还有一个问题，1956年的时候划了大概有上百万的工商业者，也就是所谓资本家，但是到1981年的时候，当时在世的还有86万人，从这86万人里头又甄别出70万人，说这些人不是资本家，是劳动者。那也就是说这一部分人顶着资本家帽子，被改造、被专政了25年，对他们也没有任何的说法或者补偿。现在看回顾公私合营这个事件，是有瑕疵的。今天我们已经颁布《物权法》，强调保护私有财产，"五四宪法"也是保护私有财产的。可是当年就被推翻了。后来甚至发展到文革，更没有法可言了，连国家主席都可以打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尤其感觉到法治对于中国的重要，宪政对于中国的重要。如果国家当时是一个宪法和法制健全的国家，就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来推行经济政策，而采取其它的方式，更大可能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 　　就历史上国家对公民的伤害做出赔偿，这在各国都是有先例的，而且是很有参照的必要。另外我觉得需要注意的是，刚才丁东讲的这二十年时间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从1956年到1966年到1976年，这20年之后，中国经济在文革结束的时候，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我们再看二次大战以后，和中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这些国家，比如日本，比如亚洲的四小龙，他们在这二十年，在我们搞阶级斗争、搞对资改造的这二十年时间，他们经济都起飞了。我认为包括公私合营和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在阶级斗争的学说指导之下，中国的现代化至少被推迟了二十年。 　　主持人：好，今天非常感谢章先生，还有丁先生作客我们会客厅，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章立凡、丁东，搜狐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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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文革”中北京京西宾馆的大型攻防战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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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北京京西宾馆的大型攻防战 Oct 23rd 2013, 12:35, by 明鏡雜誌 　　京西宾馆是1964年9月14日开业接待宾客的。 　　京西宾馆建成时，北京市除北京饭店、民族饭店、前门饭店、华侨大厦外，它的建筑设备算是比较好的。所以开馆伊始，1964年国庆节京西宾馆就接待了阿尔及利亚、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巴基斯坦、缅甸等六个国家的党政代表团和来自其34个国家的61个专业代表团，并接待了当年10月20日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东北、中南、解放军三个代表团和大会的260多名工作人员。 　　京西宾馆属于军队编制序列，归属总参谋部管理局领导，强调安全保密有严格的警卫措施，故多受党、政、军、群机关青睐。京西宾馆建筑的目的主要为军队内部接待及外宾服务，以后又发展为为党、政、军召开各种内部会议服务即为政治活动服务根本排除商业行为。 　　京西宾馆有秩序的正常工作只维系了三年，到了1967年由于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不断升温，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京西宾馆成了备受外界冲击的焦点。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按说维护军队的稳定应该是党的高级领导层的共识，然而林副主席认为有些领导机关过分强调军队的特殊性压制民主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于是鼓动军队也要搞"四大"要造反。这样，不但军队各机关形成了观点不同的两派组织，院校的造反派更是接收了党委对文化革命的领导权，先揪斗院校的各级领导干部，再揪斗当地军区的领导干部，进而上北京冲击国防部大楼，冲击军委办公的京西宾馆，寻衅闹事。京西宾馆发生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一 　　文革开始在毛泽东同志"造反有理"、"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最高指示"引导下，在官方舆论宣传的鼓动下，一场打、砸、抢、抄、抓、关、杀的"红色恐怖"降临中国大地并很快从社会转向党内。 　　一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风迅即刮遍全国，开始了一场对党的高级干部残酷的迫害运动。 　　1966年12月25日上海市市长曹荻秋被揪到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批斗； 　　12月28日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被揪出来游斗示众； 　　1967年1月8日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阎红彦在经受了"革命造反派"的追捕后，心烦意乱口干舌燥，端起桌上放的一杯水一饮而尽熄灯上床。当造反派冲进的卧室后已经停止了呼吸。 　　1月21日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死在舰队招待所的井中，死因不明； 　　1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在批斗中被造反派活活打死，身上被伤32处； 　　与此同时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方志纯等统统受到批判、游斗示众乃至关押。他们在得到中央保护后1967年春天都住进了京西宾馆。 　　由于党的高级干部反对无政府主义，坚决反对在军队搞"四大"，在1月19日召开的军委扩大的碰头会上就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同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陈伯达等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并且拍了桌子。这就是著名的"大闹京西宾馆事件"。2月份因为几位老帅、副总理反对对党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同中央文革发生了同样激烈的斗争，这就是所谓的"大闹怀仁堂事件"，即以后被称为"二月逆流"的"事件"。 　　鉴于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造反派到处冲击抓人，1月26日中央军委对京西宾馆文化大革命做了专门决定。决定说"京西宾馆同中南海、人大会堂、钓鱼台一样属于保护单位。京西宾馆的文化大革命要按照军以下部队的办法，搞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战斗组织，不搞串连，军队和地方战斗组织不许冲击。"但就在军委的决定通告贴出去两个小时后，新疆农学院"红旗造反团"企图强行进入京西宾馆大楼揪人。宾馆警卫人员耐心但强制地劝阻。气急败坏的"造反团"涂抹了军委的决定，大骂宾馆"保皇"。 　　1月28日总参管理局"革命造反派"不顾军委"不许冲击京西宾馆"的决定，为了给总参管理局领导人施压（京西宾馆为总参管理局的下属单位），包围宾馆，封锁出入口，还检查了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进出的车辆。致使在宾馆开会后的周总理、叶帅、聂帅无法离开宾馆。王新亭副总长严责宾馆领导出去做工作让他们撤走。 　　我当时是宾馆负责接待工作业务的副主任，分管会议、客房、餐厅各科责无旁贷。因为同是总参管理局的同事，互相认识，我就向他们说明军委的决定，并暗示他们的行为搞不好会"闯祸"，撤走为好。对方虽然高呼"砸烂杨军戈的狗头！"但也怕事态闹大还是决定撤走了。 　　2月4日新疆红二司要强行把接见他们的王恩茂同志从宾馆接待室劫走，引起公愤，被我馆工作人员和家属制止。 　　2月5日驻京文体单位"红色造反者"堵住宾馆出入口，强行检查进出车辆，他们抓人的目的没有达到，就把我馆警卫科长抓走。 　　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住在京西宾馆，南京造反派来了六七百人抓。负责京西宾馆警卫的卫戍区部队把造反派阻拦到宾馆外面，使他们抓人未成。于是这帮南京造反派围在宾馆外面不走，而且得到北京造反派的支持，人越来越多。我们及时调整和加强了京西宾馆的警卫力量。许世友同志看到形势不好，就把住在京西宾馆的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及张希钦（据本文作者所知是张震）等同志组织起来，把京西宾馆的开水壶集中在七楼（据本文作者所知是十二楼），做"水雷弹"，把电梯关闭，准备在造反派冲上楼时用开水壶往下冲。许世友自己随身带了枪，是准备自卫的。对造反派的防范工作准备好后，许世友同志用电话报告周总理、林彪、叶剑英和徐向前元帅并请转报毛主席。许世友说"今天造反派来抓我许世友。我革命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都不怕今天来抓我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向谁开枪！" 　　周总理知道许世友的脾气是敢说敢做，立即让我跟徐帅到京西宾馆做许司令的工作。与此同时毛主席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派关锋到宾馆做造反派的工作。我们到了宾馆见了许世友司令员。许世友见徐帅来了，情绪非常激动说："我出生入死为革命，我许世友犯了什么错误？中央批评我可以改，为什么要来抓我？为什么要污辱我？"那一天如果没有周总理及时处理京西宾馆就可能发生人命案。 　　周恩来总理对京西宾馆的稳定和安全十分关心，2月7日零点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作了以下重要指示："京西宾馆从1967年2月7日零点起开始实行军事接管，未经北京卫戍区允许任何人不许进入。如果有人要进的话，讲清道理，避免冲突，说明这些人（中央军委首长、各军区首长）来开会是中央请来的。""……京西宾馆要设接待室，有问题到接待室谈……不许冲击，不许进去抓人，不许把人揪走，卫戍区要绝对负责。" 　　1967年2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发布通告，对京西宾馆实行军事接管。通告广贴宾馆各出入口。 　　当天下午4时周总理委派秘书周家鼎对京西宾馆军事接管问题进行了检查，总理指示说"接待室不能设在大楼，可以设在东小楼（即现在东大楼的位置），要把力量配备好。未经许可不能进入宾馆，不但前门不能进，后门也不能进，一定要管好。" 　　当天晚间总理亲自到宾馆查看了通告张贴的情况，并指示宾馆接待室安一部直通总理办公室的电话。 　　二 　　虽说京西宾馆已被卫戍区"军事接管"，宾馆警卫工作得到了加强，但是宾馆的安全仍然面临着严重的隐患，一是批判"二月逆流"以后，"革命造反派"得势更猖狂，根本不把卫戍区的通告放在眼里；二是人民解放军"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实际上被解除了武装。在造反派的冲击中，他们只能组成人墙阻挡，无权同造反派平等地作你来我往的斗争。 　　一天我从总参管理局开会回来，见接待室外面紧紧围着一群人在争执，原来是广西造反派要把来接待室接见他们的韦国清同志抢走。韦国清同志被一个大个子紧紧扼住脖子，警卫参谋和我馆客房助理员陈回民同志竭力帮助挣脱。在门的外面围着一圈造反派，在造反派外面又围着一圈警卫战士，互不相让扭到一起，大约相持了20多分钟，在外围警卫战士的接应下，韦国清同志终于脱离险境。 　　7月23日军委办事组传达周恩来总理指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治委员蔡炳臣、武汉市人武部长巴方亭等人秘密住进京西宾馆，要求宾馆"绝对保密"，加强安全保卫工作。我们那时已经知道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理解为什么应当"绝对保密"。除主任（老红军）、吴世昌同志、我、客房科长、警卫科长外没有告诉任何人，对客房、电梯服务员也作了"绝对保密"教育。 　　那天，中央警卫局奉总理指示直接派遣宾馆警卫科长李生同志去机场迎接。24日凌晨三点半钟，他们乘大轿车到达宾馆。从大楼东门（此门长期关闭没有使用过）进入宾馆，乘坐宾馆东部平时为客人送饭的电梯上到九楼东半部入住，九楼东头会议室作为他们的临时餐厅，不去餐厅用饭。等把客人安排好后已经是凌晨五点多了。 　　那时北京正在修地铁一号线，采用掘开式施工法，整个复兴路形成了一条又深又宽的大沟，进出宾馆只有一座临时搭建的木架桥可以南北通行。大约六点左右忽听北面桥上人声鼎沸，上万人从桥北向宾馆冲过来，高呼着"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的口号。我问冲在前面的人"你们要干什？"回答说"我们要揪走反革命分子陈再道！"我心想这事"绝对保密"，他们肯定并不知道真情，便故作镇静地说"笑话，陈再道在武汉，你们来京西宾馆抓得什么陈再道？！"那人反驳我说"你别骗我们，首长说了，陈再道昨天晚上就到了北京，就住在京西宾馆。" 　　人所共知，"首长"就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我撒腿就往大楼跑。 　　我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客人转移到哪里，但苦无良策。电梯服务员见状，出主意说"杨（副）主任别着急，先上电梯，我开到两层之间，把信号关闭了，是不会被人发现的。"此法绝好。就这样把陈、钟二人藏起来后我就急急下到一楼。 　　一楼大厅正在激烈的对阵，造反派人多势众，奋力往里冲，口中念念有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但因宾馆预先作了防御准备，除了值班人员外大部分职工也都赶到，加入到"抵抗"队伍，战士、职工拼命阻挡当面之"敌"，一楼大厅已有安全保障。 　　"革命造反派"是中央和北京市文化系统的，他们人多势众，冲不进大楼一层就把地下室窗户玻璃打碎，冲入地下室。 　　当得知地下室"失守"的时候，警卫部队在大厅两侧通往地下室的东、西门各派一个班防堵，死死抵住门，防止地下室的造反派往上冲。但因力量悬殊，最终被造反派冲开进入大厅。 　　此时一个惊人的情况报告我：造反派上到了餐厅的屋顶，从那里可以跨入三楼客房317、319的阳台，虽然一楼大厅通往楼上各层客房的门被关死，但经过这两套客房穿堂而进，可以走向任何一层楼，进入任何一个客房。更严重的是，造反派此时互相传递着一个信息，说陈再道中等个子，圆脸，长有麻子，外号"陈麻子"，只要是"麻子"就是陈再道。我一下子惊呆了。317的客人是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同志，长相与陈再道有近似的地方。造反派一旦把秦司令错当陈再道施暴，问题可就严重了。后来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秦基伟同志一见造反派，就向他们亮明身份"我是秦基伟"，并且和蔼地劝说造反派要守纪律要文斗不要武斗。 　　傅崇碧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几千人冲破了门外的警卫线有几百人冲进一楼情况非常紧急！ 　　很明显如果陈、钟、牛等被揪走就会死在造反派手里。当时我正随着周总理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陪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紧急时刻周总理写了4条，前两条是一、陈、钟、牛是毛主席请来的，不能抓；二、京西宾馆是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接见各省、各大军区领导干部谈问题的地方，不能冲。 　　我赶到京西宾馆时里外一片混乱，人声鼎沸，大约上万人，冲进一楼的造反派把窗户都砸碎了，玻璃满地都是。我立即（重新）宣布总理的4条，造反派仍然不听。 　　我很快回到天安门城楼上把情况报告给周总理。……我根据我们的警卫干部提供的情况报告周总理，"冲击京西宾馆之事谢富治、戚本禹他们很清楚。"周总理让立即把谢富治、戚本禹找来，严厉地批评他们说，"冲击京西宾馆抓陈再道的事我不管了，交给你们两位。陈、钟、牛出了问题，你们去向毛主席交待！" 　　谢富治、戚本禹看到周总理生了那大的气，也不敢怠慢，就在天安门城楼上给（在）京西宾馆造反派头头通电话。他们的电话很管用，造反派很快从京西宾馆撤走了。 　　傅崇碧同志再一次到京西宾馆处理善后时，在宾馆办公室接了总理给打来的电话。总理严厉追查陈再道等到京情况是什么人泄了密？傅崇碧同志委婉地建议"不要追查了吧"！显然不是什么人泄了密，而是"官方"指示造反派去冲击京西宾馆的。果然，总理又指示"不要追查了"。 　　其实造反派并不是无条件撤出京西宾馆的，他们要傅司令员承认他们冲击京西宾馆是"革命行动"，傅崇碧同志答应了他们的条件，我委屈地向傅司令员申诉，"他们是进攻的，我们是防御的，如果承认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我们奋力阻挡他们岂不是……"傅司令生气地反问我："你说应该怎说！" 　　这批造反派撤出宾馆，三军造反派几万人很快又围绕京西宾馆游行示威，并对准京西宾馆不间断地高呼"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打倒牛怀龙！打倒蔡炳臣！打倒巴方亭！"那喇叭大得出奇，直径少说也得有三米，据说这是专为从厦门向金门广播设计制造的，发出的声音震耳欲聋，把窗户玻璃震得哗哗响。 　　我们其实不怕三军造反派，他们的后台就是军委办事组一些人。他们不敢超过京西宾馆警戒线一步，更不敢冲击京西宾馆，不过虚张声势而已。 　　三 　　制止了造反派的冲击以后，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开始批判斗争陈、钟、牛、蔡、巴等人。在这次批判中，京西宾馆在军委办事组一些人的教唆下犯了一个极大的、严重损害京西宾馆声誉的错误——派宾馆职工参加了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参加了对陈再道等同志的武斗。 　　关于那次会议陈再道同志在的《回忆录》中写过下面一段话—— 　　吴法宪的发言越说越不像话了。简直就像一条疯狗到处乱扑、乱咬一气。在场的周恩来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曾先后打断吴法宪的发言，让讲主要问题。 　　然而吴法宪仍然信口雌黄，满嘴胡说，又对徐向前发起攻击，声言徐向前早在二月份就为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在场的徐向前听到这里实在是忍无可忍。说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 　　说罢徐向前写了条子递给周恩来便愤然离开了会场。 　　吴法宪并没有因此而罢休。穷凶极恶地窜到我的面前，伸手打了我一个耳光，以进一步证实的立场坚定，态度鲜明。 　　在场的陈毅、谭震林等同志实在看不下去了，也先后离开了会场。 　　在这次会议上我据理进行了申辩。 　　我实事求是地说如果搞"兵变"，我总不能没有几个人，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 　　吴法宪不等我把话讲完，就领着武空的刘丰和几个打手恶狼似的冲了过来，先是撕掉了我的帽徽、领章，接着又是一阵拳打脚踢，不准我们再讲话。 　　在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他们也不让我们喘口气。 　　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务人员由于受了他们的煽动、驱使，也向我们冲了过来，继续对我们进行武斗，推过来推过去，让人搞不清楚是谁的拳脚。 　　在休息室里的周恩来听到秘书周家鼎的报告，气愤地说"真是荒唐！"说罢周恩来快步赶了过来，想制止他们的武斗。可是等周恩来赶到第一会议室时，那些服务人员已闻风跑光了。 　　吴法宪在会议上带头搞武斗，曾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而江青却表扬吴法宪说"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精神。" 　　在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搞武斗，这在我党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我们宾馆的服务人员被人当枪使，派到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搞武斗，而且被斗的是住在宾馆的客人，这确实是我们宾馆的耻辱，是我们宾馆的一个污点。我党高级干部异口同声地赞扬京西宾馆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了他们，惟独陈再道同志留下了这样一段让人痛心的话。 　　四 　　7月底，新人大、工业大学、民族学院、轻工学院、科技大学、工业学院等各千余人，分别冲击了京西宾馆，其中一次一百多人，砸破地下室玻璃，冲入楼层进行搜查。 　　8月19日晚11点30分，杭州一司等19个造反组织200多人突然袭击，砸碎楼门玻璃，冲入楼层进行搜查。 　　大约8月上旬，拥陈（锡联）反宋（任穷）的辽宁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辽革站）在京西宾馆警戒线外安营扎寨，要揪宋任穷同志。当时陈、宋都住在宾馆，他们既要揪宋又不能伤及陈，以表示揪宋与陈毫无关系，因此只是虚张声势不敢妄动。 　　但这毕竟是宾馆安全一大隐患，大意不得。宾馆大厅常有一个排守护门厅，夜间就地和衣而卧，一有动静可以随时投入"战斗"。 　　辽革站数天"蹲点"，把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宋任穷住在几层几号，什时候冲击最好，走什路线，用什方式进入室内，用什方法把宋劫走，等等，做了详细计划。 　　鉴于宾馆防守严密，他们就先设法麻痹宾馆对他们的警惕。8月18、19、20连续三天，他们敲锣打鼓进入宾馆东警戒线内，声称他们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宾馆演出，麻痹了宾馆对他们的警惕。 　　8月21日凌晨两点，辽革站排除了哨兵的阻拦，突然发起冲击，把大楼卫兵推开，冲上六楼619房间，砸碎门上面的玻璃，人踩着人进入室内，整个行动十分神速。他们的目的是要把宋任穷同志用绳子从六楼阳台上吊下去，由下面的人接应劫走。 　　一楼大厅被惊醒的战士立即跟随造反派上楼，但前面的造反派已全部进入客房内并把房门锁死。战士们看到门上破碎的玻璃，受到启发也采取同样的办法想进入房间，但遇到房间内造反派的抵抗，他们用力把战士往外推，后面的战士却奋力把前面的战士往进推。经过几个回合，房间里的力量对比不断变化，战士们终于有可能把房门打开，一拥而入。宋任穷同志被解救。 　　周总理得悉辽革站冲击宾馆抓人后，严厉地批评辽革站并指示军委办公厅"今后对冲击京西宾馆处理要严格。打了人要赔礼，打了东西要赔偿。"并指示宾馆"要抓紧对干部、职工的思想教育"。总理对"京西宾馆接连发生问题没有对策"表示不满，指示门口"应该有一个排"。并且指示宾馆立即修围墙。 　　"八二一事件"也惊动了毛主席指示北京卫戍区"常驻京西宾馆两个连"。 　　一天军委办公厅通知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刘培善、副司令员吴瑞山乘南京到北京的列车到京，要宾馆派人去车站迎接。宾馆指定办公室干部汪书琴同志办理。 　　那时宾馆同车站的关系非常好，宾馆接站的汽车都是开到站台上的。列车到达后没有在软席卧铺车厢接到刘、吴，却发现他们从后面硬席车厢走来他们被顺利地接回宾馆。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宾馆东警戒线外人声鼎沸，一群江西造反派要求京西宾馆"还人"，说宾馆把他们看管的刘培善、吴瑞山"抢"走了。 　　后来才知道江西召开万人"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一派造反派组织冲上主席台劫持了刘培善、吴瑞山，说他们支持"保皇派"，压制"造反派"，要把他们押往北京找中央首长解决问题。为了避免走露风声，他们不经铁路、公路而走水路。出湖口下南京转车北上。刘、吴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战争锻炼的老战士，岂能甘心当造反派的"俘虏"？将要到达南京时刘培善"肚子疼"，要求看病，否则不走。不得已，造反派找到当地驻军医生背着药箱给刘培善"看病开药"，刘趁人不备把一个小纸团扔进药箱。医生回去打开一看上写"我们是刘培善、吴瑞山"，医生立即上报。南京军区侦得他们将乘坐的车次上报军委。刘、吴已被劫持几天，现在终有下落，故通知宾馆去接。列车一到北京站刘、吴就看见站台上有汽车，凭他们的经验那一定是京西宾馆的车，在混乱中他们钻进汽车脱离了造反派的视线。 　　造反派毕竟是一些年青人，他们先是对刘培善"肚子疼"不加怀疑，更没有严密监视医生，而到北京站也没有加以防范。直到走失了刘、吴才发现前面有一辆汽车开走了，顿感上当受骗。 　　刘、吴被谁接走了？几经周折，经由北京造反派指点，才肯定是京西宾馆所为，因为京西宾馆是"窝藏"各地走资派的地方。所以他们迟了一个多小时才赶到京西宾馆"要人"。 　　我在一楼西厅小卖部遇到刘政委，我说"江西造反派随后追来，要求你和吴司令出去接见他们，否则不离开宾馆。"刘政委笑了笑说"我现在要理发、洗澡，没有时间接见他们。我已经解放了，要过正常的生活了，同他们共同生活的日子从此结束了。" 　　第二天早晨，两个造反派把站岗的战士纠缠住，几十个人趁势冲到大楼门前，见里面严阵以待，只好围聚在门前造成客人出入不便。其中一个小伙子竟当众撒起尿来，激怒了宾馆战士职工，双方争执起来。大概他们自己也觉得严重脱离了群众，几个小时以后撤出警戒线以外。 　　就这样双方僵持了好多天。一天上午，接待室打电话说江西造反派要撤走了，要求撤走前同京西宾馆的领导见一次面，我欣然答应了。 　　我一进接待室的门，他们就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友好"，两位女将立即坐在我的两侧这种阵势显然藏有杀机我立刻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是这样，"大概是个女头头对我说，"我们来到宾馆好几天了，宾馆既不还人，刘培善、吴瑞山也拒绝出来接见我们，我们只得撤走了。但希望在撤走前能见见刘培善、吴瑞山。然而门前有警卫，我们自己进不去，今天就有劳（副）主任同志给我们带带路去见见他们。"不由分说左右两位女将把我架起，后面又有两位女将推着我就往大楼走。说话间到了大楼门前，隔着玻璃看到里面几十个战士严阵以待，她们傻眼了。她们哪里知道此时宾馆已经有了严格的安全措施。就在他们把我推出接待室的时候，接待室已经按了暗藏的警铃向楼内报了警。无奈他们只得撤走了。 　　大约到10月底，宾馆的院墙抢修起来了，东面还修了一个"正规"的门，宾馆的警卫工作环境得到改善。 　　大约就在宾馆修好围墙以后不久，广西"四二二"造反派要揪斗韦国清同志。"四二二"的战斗力非常强，他们冲进了大门，冲垮了大楼门前警卫战士组成的盾墙，打碎了转门侧面的玻璃门，奋力往大楼内冲，宾馆的职工则奋力抵抗，战斗场面十分激烈。造反派冲不进来，一些"勇士"就从人头上往里钻。爬在人头上面的是一个戴眼镜的，于是有同志出主意"摘下他的眼镜！"这一手真灵那人眼镜没了，就变成了瞎子，顺手被擒获，成了宾馆的"俘虏"。战士他把押到一个角落，强迫跪下向毛主席"请罪"。一人"被俘"，后面的人再不敢出头，而大院又有解放军增援，"四二二"深感形势对他们不利，斗志低落，最终被我馆战士职工驱逐出境。 　　第二天，"四二二"经过重新调整，傍晚又一次向京西宾馆发起冲击，不费力气就冲开了大门汹涌而入。但当其进入一半后突然出现大批战士阻拦，并把大门关闭起来。"四二二"进来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进不来，院内院外都无所作为。那时已是深秋，广西人来到北京不曾带来御寒的衣物，就只能靠"革命热情"御寒了。 　　经过"谈判""四二二"最终撤回广西。 　　其实造反派除少数坏头头外绝大多数都是受蒙蔽的好人，他们误认为"造反有理"真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他们也是那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受害者。 　　杨军戈，暨南大学社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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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陳雲集團對胡耀邦首次正式發難被鄧小平破解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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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集團對胡耀邦首次正式發難被鄧小平破解 Oct 22nd 2013, 18:48, by 明鏡雜誌 《新史記》阮銘 陳雲集團策劃第一次倒胡在1983年3月，爆發點是經濟議題。 胡耀邦的經濟發展戰略，在理論上與實踐上，都不可避免與陳雲集團"抑需求，捨發展，緩改革"的半斯大林主義、半經驗主義經濟思想相衝突。因此陳雲集團對胡耀邦"必欲除之而後快"是勢所必致。 首先發難的是胡喬木。2月16日他把《人民日報》正副總編輯找到家裏，指責胡耀邦的"全面改革"講話不符合十二大精神，是"對大家施加壓力"，囑《人民日報》"不要宣傳"。 姚依林隨後給鄧小平寫信，稱"胡耀邦鼓吹突破'保四爭五'是提倡高速度。"胡喬木還到鄧小平那裏告狀，說"胡耀邦對社會主義信念動搖"。一時亂雲滾滾，風暴即至。 正式發難是在3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會議上，趙紫陽先講了一段話，說："歷史經驗是，幾年順利發展，就坐不住，高指標，折騰，搞不下去了，再調整。現在有的同志頭腦發熱，又想折騰一次"。 趙紫陽沒有點名，接著李先念也附和了幾句。然後是陳雲長篇發言，指名道姓，列舉胡耀邦九條罪狀，從"高速度"、"高指標"，"高消費"、"搞亂經濟"，一直到"調查研究方法"，全盤否定胡耀邦的經濟戰略思想和從調查研究不同地區的實際條件出發、因地制宜的工作方法；賣弄他那套半斯大林主義、半經驗主義的"綜合平衡"論和"長期蹲一個點、解剖一個麻雀"的老套套、老方法。 會議一結束，鄧力群當天晚上就在事先安排好的《紅旗》雜誌聯絡員會上傳達了"陳雲九條"；接著又在第二天（3月18日）新華社全國分社會議上再次傳達，並點出"中央最近出了一點麻煩"，要全國分社向所在省、市、自治區黨委"吹吹風"。 與鄧力群公開點火相配合，胡喬木背著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等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找陳雲秘密策劃，整理出3月17日會議記錄，打算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傳達和討論"胡耀邦問題"；實現其"倒胡"陰謀。 最有趣的一幕是，3月18日夜晚，胡喬木與陳雲謀劃結束後，興奮地跑到胡耀邦家裏，裝出一副同情的模樣對胡耀邦說："你不當總書記，還可以幹別的，我們友誼長存。"弄得胡耀邦當時莫名其妙。 許多人只看到鄧力群"倒胡"是想取而代之。其實1983年那次"倒胡"，鄧力群還沒有那個資格。那次"倒胡"主角是陳雲和胡喬木，所以胡喬木才會情不自禁在胡耀邦家說漏嘴。胡喬木在1982年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已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他雖然不是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書記，但經常列席中央常委和書記處聯席會議。   陳雲與胡喬木交談。 鄧小平：胡趙格局不能變 胡喬木沒有自知之明，自以為鄧小平和陳雲都喜歡他；又看到3月17日會議上，趙紫陽、李先念、鄧小平似乎都站在陳雲一邊，沒有一個人替胡耀邦說話，而且會議完全按照陳雲主張，把經濟工作的決策主導權由書記處轉到中央財經小組。胡喬木認為自己勝券在握，肆無忌憚地背著鄧小平幹起來了。其實鄧小平雖然在反自由化和使用專政手段等方面支持胡喬木主張，但對胡喬木的整體政治評價"不及格"。當年胡喬木投降江青、積極批鄧；鄧小平原諒了他，說他"不是賣身投靠，是軟骨頭"。 胡喬木沒有料到，他操之過急卻壞了事。鄧力群在《紅旗》聯絡員和新華社全國分社長兩個會議上煽風點火，引發全國強烈反彈。3月18日夜裏，廣東、上海等省、市紛紛打電話到中央查問："究竟中央出了什麼麻煩"？"怎麼剛剛撤了華國鋒又要倒胡"？"到底還要不要同心同德搞四化"？廣東省委把鄧力群的講話記錄連夜報送中央。 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習仲勛接獲各地反應後，報告了鄧小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鄧小平立即與在廣東的葉劍英通話商量；葉劍英堅決反對召開胡喬木、陳雲策劃中的"倒胡"會議。於是鄧小平把胡喬木、鄧力群找去，要他們把整理的材料"全部封存"；告誡他們"胡、趙格局不能變"！1983年3月那場"倒胡"流產政變，到此結束。（《新史記》13期） 全套《新史記》雜誌電子版，均可下載至蘋果iOS或Android的智慧型手機、平版電腦、個人電腦、電子書閱讀器上閱讀。不需出門，也能細細品味《新史記》。 新史記雜誌社專頁：http://www.pubu.com.tw/store/75187 《新史記》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8?apKey=fedd22f528 每期零售價：25美元、68港 元、350台幣。 長期訂閱享優惠： 18期， 優惠價台幣3150元 (平均每期175元) 12期， 優惠價台幣2520元 (平均每期210元) 6期， 優惠價台幣1470元 (平均每期245元) 3期， 優惠價台幣840元 (平均每期280元) 接受台幣、美金、人民幣線上付款 viBook電子書城：http://www.viboo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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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汪朝光：观念更新与民国史图书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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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朝光：观念更新与民国史图书之病 Oct 22nd 2013, 18:44, by 明鏡雜誌  　　近年来,史学界更新观念,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在民国史研究方面特别是在一些"敏感问题"的研究上,取得重要进展,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图书,但许多民国史出版物也存在不少问题—— 　　民国史是我国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新兴学科，近年来，民国史研究突破以往旧有条条框框的限制，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出版界民国史图书的出版，出版界出现了民国史图书的出版热。 　　近年出版的大量民国史图书，涉及了诸多以前没有研究或不能研究的问题、人物 　　近年的民国史研究已基本摒弃了以往那种极端的、绝对的评价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方法，多能历史地客观地分析当时当地当事者的具体情况，并在此基础上作出适当的、合乎历史事实的评价。在目前出版的大量民国史的研究著作中，许多以前没有研究或不能研究的问题，现在都有人在研究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以前已经有所研究并有"定评"的问题也不断有人重新研究并提出新的看法。 　　1927年以后的国民党政权，向来是民国史研究中较为敏感的领域，1978年以前对此几乎没有什么研究，公开发表的极少数著述也是以政治批判为主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民国史研究有所进展，关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研究首先在对日抗战时期的国民党评价方面取得了突破。对国民党对日政策由"攘外安内"到联共抗日的转变，对其在抗战前为抗战所作的军事、经济准备工作，如整编军队、构筑国防工事、发展军事工业、制定抗日战略、进行国防经济建设，研究者均给予适度的、积极的评价。其后，民国史其他方面的问题也都得到学界不同程度的关注，研究不断有开拓进展，如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蒋家父子与三青团》，对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活动、内部的斗争与矛盾、与共产党及进步学生运动的关系，对三青团的正面与负面影响，进行了详细而客观的述论，得出了比较公允恰当的结论。 　　人物研究是民国史研究的热门领域。迄今为止，民国史上的重要人物，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文化人物，几乎都有了传记，许多人物还有了不止一本传记。其中有两个人物可作为民国人物研究热潮的代表，一个是蒋介石，长期被视为反动派的头领；一个是胡适，20世纪50年代有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两者都是以反面人物的代表形象出现在民国历史上。但现在有关他们的生平及其方方面面的各种著作不下上百种。关于蒋介石研究，杨天石、杨奎松等教授的著作都在运用最新公布的历史资料（如蒋介石日记和事略稿本）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观点和看法。杨树标的《蒋介石传》再版，九州出版社出版了《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等。关于胡适研究，已有不下几十种从各个角度研究他的传记出版。至于其他民国人物的传记，每年出版的数量不下几百种，可谓林林总总，蔚为大观。 　　民国史图书出版中的几点不足 　　民国史研究毕竟是一门新兴学科，与其它具有相对悠久历史的史学学科相比，民国史研究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这在民国史图书的出版中也有所表现，值得注意。兹举几例并析之。 　　一是仍存在一些简单化、概念化、片面化的倾向。民国时期是离现实最近的历史时期，也是政治斗争异常复杂、激烈的历史时期，加之长期受极"左"思潮的干扰，使民国史研究更易受到一些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因此，如何建立民国史的评价标准，尤其是牵涉到一些所谓敏感问题的评价时，以往研究仍存在着一些不足，存在着一些简单化、概念化、片面化、主观化以及泛政治化的倾向。历史本身其实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我们应该注重运用各种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标准，科学地加以研究。例如，海南出版社出版的陶菊隐著《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书中收录了诸多当事人的公开通电，指斥对手，辩白自身，言语间无不具有高屋建瓴的"道德正义感"，这些依仗枪杆子起家的武夫，为什么对所谓"道德"与"正义"如此当回事？是对合法性与正统性的渴求，还是对中国传统与文化的敬畏？世纪的年轮虽然已经翻过了新的一页，但是对这样的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很好的答案，仍有待于史家未来的继续努力。 　　二是对历史的评价不能用非此即彼的标准。民国史的评价标准问题在民国史研究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尤其是在牵涉到有关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些问题时更是如此。过去，我们习惯于用"革命"还是"反动"、"彻底"还是"妥协"作为民国史的评价标准，这样的标准当然有其合乎历史事实或合理性的一面。但是，能否以此作为民国史的唯一评价标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例如，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各项政府政策与举措有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一面，但作为执政的政府，其政策也有代表公共利益的一面，我们应该具体分析哪些政策是前者，哪些政策是后者，即便是前者，也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具体分析其利与害，而不宜用简单化的标准评判一切。如果简单化地使用"革命"还是"反动"的标准，则会在国民党统治为"反动"的大前提下，任何政策措施都可以"有害"评价，可能会导致失去应有的学术判断。历史本身是丰富多彩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固然各有各的评判标准，即使是政治本身，也未必就那么纯政治化，也有诸如经济、社会、个人、情感甚或偶然的因素掺杂其间，很难适用于某个统一的、简单的政治标准。再以"妥协"为例，如果用"彻底"作为评价历史的标准，则历史上没有任何事可称"彻底"，因为人类活动本身就是与自然与其他人妥协的过程，比如国共合作就是双方的互相妥协。因此，我们还是应该注重运用各种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标准，将之统一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方法与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不应用过于简单化的标准涵盖一切。团结出版社的《陈步雷大传》、《汪精卫大传》、《戴季陶大传》、《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等书，都很好地注意了这方面的问题。 　　三是民国史研究要进一步拓宽选题，出版界应力戒盲目猎奇求异之风，避免低水平重复出版。对于民国史研究而言，开展较晚，虽然成果不少，但许多领域仍是空白，即使已有的研究有的也缺乏深度。目前研究中较为常见的现象却是重复前人的研究课题，而又未见新材料与新观点，毫无创新可言。在民国史研究的若干领域均有此类现象，表现为某个论题一旦引起注意，则一拥而上，这种情况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值得注意的普遍问题。因此，应进一步开拓研究选题，加强微观方面的研究。诸如关于北洋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以及战时沦陷区的研究，都还存在着某些明显的不足，尤其是那些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研究成果不易得到社会关注的论题，面临的困难更大。出版一味跟风，迎合时尚，贪"新"猎奇，捕风捉影，避难趋易，东拼西凑，仓促成书，或泛泛而论，或出语惊人的"研究"成果，不仅没有多少学术价值，而且很快即为人遗忘。那些泡沫式的"学术"作品不仅没有学术价值，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会很快进入"造纸厂"。 　　四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研究成果可能更多地考虑到市场的需要，即寻找所谓热点与卖点，而较少关注学术前沿问题，近年来在民国史图书的出版中确有这些现象。这样，一方面通过许多介于学术与通俗之间的历史著作，向社会普及了历史知识（当然未必都是正确的），吸引社会大众关注史学；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严肃学术研究的某种困难，同时大量有关民国历史的、由非专业人员撰写的通俗读物充斥坊间，影响着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如何看待其间的利弊得失，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使之各得其所，还需进一步观察与思考。应该承认，社会对史学的需要是多方面的，这种需要也为史学工作者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广于社会提供了机遇。我们不应该一概地排斥通俗读物，而应该在研究的基础上找到普及与提高的结合点，写出读者喜闻乐见的著作。 　　汪朝光，《北京日报》2008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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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刘大桥：钢铁元帅是怎样升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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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桥：钢铁元帅是怎样升帐的 Oct 22nd 2013, 18:39, by 明鏡雜誌 公元1959年，时任国家冶金工业部部长的王鹤寿在《高速度发展的我国钢铁工业》（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12月版）一文中宣布： "一九五九年，我国将生产一千二百万吨以上的钢"。并且非常自豪地称"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等国都早已落在我们的后面"。 1200万吨⑴钢就是大跃进中全民大炼钢铁的宏伟目标，也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戏称的"钢铁元帅升帐"。"钢铁元帅"是怎样"升帐"的呢？按王鹤寿部长所说就是"现在（1959年—引者注）全国二十八个省、自治区，除西藏以外都已经能够生产大量的生铁"。也就是在公元1958年，全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县县高炉、村村点火，从1957年钢铁产量535万吨的基础上，狂增到1958年的1108万吨钢。那么就来看看在方志中记载的"钢铁元帅升帐"的历史吧。 高县：建高炉50余座，共投劳4万余人。年底"只产少量结铁"和"狗儿铁"； 南溪县：建土高炉793座，溜铁炉585座，炼高炉209座，烧结铁窑1917个，全县共7.46万人会战，年底产结铁1050吨； 屏山县：建铁厂19个，《屏山县志》记"花费大量劳动力""产不合质量的土铁4530吨"； 珙县：建土高炉588座； 长宁县：建土高炉988座，溜铁炉50座，铁厂30多个，抽调干部425名、抽调农村劳动4.7万个、抽调城镇2.3万个（无产量记载）； …… 在公元1958年"以钢为纲"中，县县都成立了"钢铁生产指挥部"，并由县委书记亲自挂帅，而且比、学、赶、帮、超。由于高县在炼钢铁初期很有些不尽人意处，南溪县县委主要领导率5000多人支持高县，外地区的内江地委书记率干群一万余人赴高县支援。于是高县炼钢炼铜迅猛发展。为此新华社记者发出通稿《高县铜厂一声雷》，很快便在全国掀起学高县的热潮。更让高县和宜宾地区为之骄傲自豪的是，当年7月冶金部在高县召开了全国的现场会，共有26个省、市、自治区代表与会。那么在盛况空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且轰轰烈烈的背后，又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呢？ 屏山县志记，"一无论证资料，二无施工图纸，三无原料保证，四无燃料动力"。在"一无、二无"中，如高县一铜厂1958年1月16日动，1月27日便投产。一个铜厂只用了11天时间便完成了，如果不把它说成是火箭速度，那就一定是"诬蔑"了。连冶金部王部长也在他的那个文章里说，在建炉方面中国敢于"破除工期方面的迷信"。在"三无"中，由于没有原料——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没有原料可以在外地、外国购买，但1958年的中国并不具备这个条件——只好砸锅毁锄送进遍山遍野的土高炉。在"四无"中，我读到的方志是最为触目惊心的。那就是因无燃料即无焦炭而毁林式砍伐森林。 高县县志记有"伐木烧炭炼铁"；屏山县志记有"毁坏成片森林烧掆炭炼铁"。那么究竟砍了多少森林呢？珙县县志记，该县是一林业大县。1953年，该县共有70万亩林地，蓄积量达92万立方米，它的年收购量一般都在6000到8000立方米，但到了1958年，在"林业篇"生产"采伐"一节文字里，仅有693立方米！长宁县志记，仅1958年一年，长宁伐木2万余立方米。南溪志记载，仅1958年烧炭共砍伐木材850万斤。在"林业"篇里，南溪志是又一种记法。1957年，该县共有林地基22万亩、蓄积量63万立方米，1958年砍掉8.9万立方米，后又砍去9.1万立方米。该县汪家公社1.87万亩林地，1958年一年后，仅存4000亩残次林；该县马家公社共有4000多亩林地，三个月之间全部剃光！但是在王部长的文章里却说"许多困难在群众运动的威力下迎刃而解"，而且"有的已经解决，有的正在解决"。而我举证的南溪县，自从经历了公元1958年有砍伐，直到公元1975年，全县用材林地只有7.14万亩了。这与它公元1957年的22.01万亩的林地少了足足三分之二。直到了公元1985年，该县的木材蓄积量仅存15.05万立方米，这与公元1957年的63.2万立方米，不足四分之一。筠连志记"全县林木除杉、松、柏、桢楠、银杏外，其余树木砍伐殆尽"——"砍伐殆尽"，这便是屏山县志所说的"四无燃料动力"带来的后果。 这岂止是一句"劳民伤财"可以诉说的事！ 这便是"钢铁元帅升帐"的过程和结局。从我翻阅的方志中，我还知道，大"钢铁元帅升帐"的轰轰烈烈的公元1958年过后的第二年，绝大多数土高炉已经停产。南溪志记汪家铁厂1958年7月始建，11月1日投产，12月10日停产——而这恐怕创造了工厂从投产到停产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最短的纪录！因此，在王部长的"一九五九年，我国将生产一千二百万吨以上的钢"中的"将生产"一定是没有完成的。 这则方志读后感要结束的时候，我要讲一个我自身经历的事。公元1972年2月，我下乡到长宁县三江公社联山四队当知青。不久，我发现生产队里深山溪沟里，泡着不少的木头。一问，才知道这是十多年前的1958年砍伐的要烧掆炭的木头，还没来得及烧，龙头、官兴公社一带二十多公里长的土高炉群已经停产。于是就只好让它们在溪涧里泡着了。到了我当知青看到是，浸泡在山涧里的两人合抱的木头都快要成乌木了。又过了一些时候，我在山上砍烧柴，不经意就发现了一些圆型的坑，很好奇，一问才又知道，这些圆型的坑就是当年烧掆炭的窑。在我当读长宁县志时，我才知道，当时长宁烧掆炭的窑共有192个。 ⑴据日经中文网2013／1／27报道：2012年中国粗钢产量达7.16亿吨，占全球粗钢产量46％。中国粗钢产能过剩达2亿—2.5亿吨。 刘大桥，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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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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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 Oct 22nd 2013, 18:15, by 明鏡雜誌 　　孙中山先生在美国时常向中国学生演讲宣传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必要。我父亲那时见到了孙中山先生，他们成了好朋友并一起旅行。 　　美国的一些书中讲到我父亲宋嘉树在8岁的时候就和美国的一个叫琼斯的船长交上了朋友。琼斯每年都到海南岛来买椰子干，虽然我父亲和他在语言上交谈有困难，但他们还是成了好朋友。那时，我父亲有个叔叔在美国的波士顿开一家杂货店，他常常给家里的人写信报告异乡的生活情况，读来很有兴致。这些信燃起了我父亲心中的幻想，他请求琼斯把他带到美国去，琼斯船长虽然很喜欢我父亲，但这个要求却使他很为难。等到船即将启航，琼斯想和我父亲告别说声再见，但却没有看见我父亲。几个小时之后，船已航行在海洋上，琼斯出乎意料地发现父亲就睡在他的舱位下面。 　　就这样，父亲跟着琼斯船长到了波士顿，又被带到他叔父开的中国杂货店。过了些时候，琼斯船长带着父亲去见北加罗来纳州的杜克斯先生，他是位百万富翁，对这位中国少年很感兴趣。后来，我父亲就被送往该州的达勒姆上学，后又被送到美国田纳西州的范德比尔特大学读书。大学毕业以后，我父亲不愿意继承叔父的杂货店生意，他想回国。最后，他找学校当局帮忙，正好学校所在地的教会很希望有人去中国传教，因此父亲在他20岁的时候回到了上海。 　　孙中山先生在美国时常向中国学生演讲宣传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必要。我父亲那时见到了孙中山先生，他们成了好朋友并一起旅行。 　　此后，父亲在他住宅的地下室里设了一个印刷厂，印刷宗教书，也印刷宣传革命的秘密小册子。那时我们年纪都小，记得父母当时告诉我们切不可向任何人提及此事，也禁止我们拿宣传革命的小册子。父亲后来还在经济上帮助过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 　　童年时代，我们就知道有革命运动，那里，称之为'长毛'、'拳匪'。我在美国时，就很想知道有关祖国的消息。 　　在我帮助孙中山先生进行各项革命工作的日子里，他让我负责所有密电码和外文信件的复信工作，同时，我得到少有的特权能看到某些日本的著名政治家和他们的夫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头山满先生和夫人。头山满先生的别墅很大，四周筑有围墙，里面有一座非常美丽的花园。记得那座别墅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26号。孙先生逃脱袁世凯魔掌东渡日本后就住在这座别墅里，大约有一年时间。许多从中国各省来的同志们在这里与孙先生共商革命大计，准备在国内再举行一次起义。 　　我在美国读完大学以后，原想再学习一两年，但我父亲打来急电召我去日本见他。我到日本后和父母住在横滨，每天去东京赤坂区灵南坂26号工作，经常由父亲陪去，他那时的任务是帮助孙先生为党筹集革命经费。 　　在帮助孙中山先生工作的日子里，我获得稀有的机会接触不少接近他的日本朋友。在头山满先生家里，我和他可爱的女儿静香和岩尾成了好朋友。我亲切地记得先生的忠诚朋友山田先生，他的弟弟甚至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还有犬养先生和菊池良一先生，菊池良一也是先生一位忠诚的朋友，他是教会里有影响的议员。还有宫崎先生，他为了帮助我们而参加了黑龙江"黑龙秘密结社"。我清楚地记得，mumaya（马谷）先生和夫人拥有一家日本影片公司，他们常常带着异国花草来访问我们。还有流原先生，他送给孙先生一把历史上著名的佩刀，这把佩刀至今仍在上海中山故居陈列着。我还记得口纸大王田中先生和夫人曾在他们自己的花园里演出《绞死袁世凯》一剧来招待中国朋友们。还有其他一些日本朋友，可惜此刻我已记不起他们的姓名了。 　　孙中山先生非常忙碌，经常和同志们讨论和计划革命工作。1914年，我母亲健康情况不佳，要我陪她回上海看医生并服用对她有益的中药。孙先生每次回国必然住在我家。我父亲在住宅地下室秘密设印刷厂为兴中会和同盟会印刷小册子和文件，同时为了掩护也印刷基督教的书籍。正由于此，秘密工作给母亲两肩一副重担，而且也使她精神上承受很大的压力。祖母严厉地多次警告和提醒过她，如果这些秘密工作被人发现，将意味着全家人和亲戚们的死亡。母亲不听祖母的警告，继续进行爱国任务，结果是她的健康每况愈下。于是于1914年1月，我陪她回到上海，在上海她看中医和服用中药，不久的她的健康就有了很大的好转。 　　1915年10月，朱卓文同志（Jackman Chu）带着我童年时代的朋友慕菲雅来看我，他给我看孙中山先生打的一封海外电报让他当面密谈，迫切要我和朱同志及他女儿即去东京。写到这里，我要补充一下，朱卓文是孙中山的香山同乡，孙先生到美国三藩市时，朱卓文也在美国，从那时起他们成了好朋友。他们同往美国各州旅行，向中国学生和商人进行演讲，宣传推翻腐败满清王朝和建立民主中国的必要。他们也为了这一目的同往欧洲旅行。朱卓文在欧洲同"机关枪公司"（Vickers-Maxim Co）等进行过商务上的接触。 　　我从朱卓文那里知道，孙中山与他的妻子有过双方同意的友好离婚协议，而朱卓文是这协议的证人之一。孙先生和他妻子的婚姻是按照中国古老习惯由老一辈在他们童年时代就订下的，未经双方的同意。孙中山18岁时按照父母的选择和这位缠足的女孩结了婚，后来孙先生从事革命工作。而她不愿卷入革命，要在国内过安定平静的生活。朱卓文给我他们离婚协议的法律证件和签字，她是文盲，所以只见签名的地方有她用大拇指沾红墨水按上的指印。 　　我和朱卓文一行坐火车从神户到东京火车站的时候，孙中山已经在车站等我们。他带我们到青山原宿109号。这是一座小巧的欧洲式住宅，里面已经布置完毕。我和慕菲雅一起在这座住宅里度过了我结婚前最后的一夜。孙中山和朱卓文给日本著名的律师和田瑞先生打电话，告诉他我已经到了东京。第二天早晨，结婚仪式就在和田瑞先生家中举行，只有一些亲近的朋友参加了婚礼。在婚礼上，我们在结婚证件上签字，和田瑞先生和夫人还为来宾准备了香槟酒午餐。回家时，我和孙先生每人带一份结婚证书，由和田瑞先生为我们到市政府登记证明。 　　我的丈夫有很多书，他的起居室里挂满了彩色地图。他有时召集办公室的同志们如朱执信、胡汉民、廖仲恺、邓仲元等一起讨论工作。他晚上爱做的一件事是把各种大地图铺在地上，然后弯下腰蹲在地上用彩笔勾画河道、运河、港口、江河和铁路等等。我的工作是为他读科学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政治书和社会学的书。他虽然已经放弃医生业务，但对于医学书籍仍有兴趣。我从不读小说或故事一类的书，但有时朗读一些轻松的文章，如当时英语和日语报刊上的短文以及詹姆斯·康德黎爵士和他夫人从伦敦寄来的读物。当年，孙先生从驻英使馆救出来以后，就住在康德黎家。那些夜晚，可以说是我当孙先生学徒的时代。 　　回想孙先生由神户到天津回国旅途中，肝癌已经加重。他曾在神户远东饭店出席了许多日本朋友参加的大会，最后一次呼吁中日两国人民真正友好，一起为亚洲安全努力，因为列强企图分裂和统治我们。他举出了许多生动的事例，这些事例已载入史册。那次先生的演讲极其动人，我看到在他讲话的时候有些日本爱国者噙着眼泪。" 　　宋庆龄，党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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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亲历者评叶永烈《“四人帮”兴亡》一书得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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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评叶永烈《"四人帮"兴亡》一书得失（上） Oct 22nd 2013, 18:36, by 明鏡雜誌 　　叶永烈写过一部《"四人帮"兴亡》（全集，以下简称《兴亡》）。他在《序言》中写道："这一重大当代史题材，也没有相应的文学长篇，我决心填补这两个空白。"也就是说，叶不仅要用《兴亡》填补文革历史的空白，还要在文学上做开山鼻祖。问题是，历史是历史. 文学是文学。文学创作需要虚构，作者可以通过主观想象来设计悬念，安排情节，塑造人物；而撰写历史则必须以史实为依据，无论是历史人物，还是历史事件，都必须以真实为基础，不能主观臆造。叶永烈不但要把《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捏在一起，还要填补文史两个空白。可谓雄心万丈，大言煌煌。 　　2009年7月23日的《南方周末》刊载了一篇叶永烈的专访。叶永烈自称写《兴亡》时走访了许多当事人，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查阅了大量档案。在该文最后，叶永烈强调："我的原则是，历史是基础，文学只是表现形式，它的根基是历史，历史本身是科学。所以必须建立在科学基础上。什么叫科学？科学是建立在可实的基础上，或者说是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上，所以我反对那种虚构。"他还举了一个例子：一个作者写一位科学家在临终时吟了一首诗，而科学家的儿子说，在这位科学家临终前，他一直守在父亲身边，却从未听到有吟诗的事情。结果作者不得不承认是自己虚构的。叶就此发表感想："我胆子是很小的，从来不敢这样虚构。我认为你的作品如果掺了1%这种假货，人家读者就会怀疑你那99%……"。"当代重大历史题材的纪实文学，我认为是不允许这样来虚构的"，"我认为写重大历史事件，应该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用事实说话，真相才有力量"。"所以这本书出版一直到现在都很平安。因为内容准确，事实清楚"。 　　读过这篇专访之后，我花了几十元钱买来《兴亡》。拜读的结果，让我大吃一惊——原来这位口口声声反对虚构的作家，写出的东西却充满了远离事实的虚构。我仅粗略看了一部分与我直接相关的人和事，就发现作者不但搞混了很多史实，而且不惜对历史进行大量编造。更令人齿冷的是，作者以文革的批判者自居，却仍旧以文革的思维来衡人论事。他的逻辑是，因为中央宣布了四人帮及其爪牙政治上的死刑，所以，这些人从小就应该是坏种。根据这样的逻辑，他不顾事实，先入为主，凭一己之好恶来选择史料，以绝对化、片面化、标签化来分析人物的心理，解释人物的动机。 　　我是直接参与文化大革命的当事人。《兴亡》中涉及的一些事我都直接经历过，我想用真名实姓来写写自己在文革时期的亲身经历，与叶永烈的《兴亡》做一对比，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一、写王洪文 　　叶永烈说："他（王洪文）穿着军官服，手里拿着复员军人证件和党组织关系介绍信，踌躇满志跨入上海国棉十七厂颇有气派的大门。他想凭自己是复员军人、党员，在这个厂里弄个官儿没问题，那是不在话下。""如果沏上一杯茶，点上一支烟，坐在舒软的椅子上，翻翻报纸，看看公文，未来的日子，春风得意，清逸畅快是不言而喻的……好梦竟未成，完全出于意料，厂里分配到该厂的第二分厂当保全工，在他心中埋下了对厂党委不满的种子。"（《兴亡》第413页。下面只标页数，不写书名——本文作者）"（王洪文）闲茶闷酒，无聊烟……上班不离烟、下班不离酒……"（413页）"在改选支部时被推选支部委员，而支部委员是不脱产的。唉，他又得干那又脏又累的保全工，他成了阿混，他没心思学技术，混一天算一天。"（414页） 　　上述描写存在着几个问题： 　　1.在叶看来，王洪文造反完全是因为没当上"官"而对党委挟私报复。这一说法抹杀了王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的基本事实。叶的上述文字成为王洪文在文革初期行动的主要依据，这一主观臆测与他所说的"用事实说话，真相才有力量"的自我标榜，相距何止千里万里！ 　　2.既然王洪文是军官，怎么会拿"复员军人"证书？应是转业军人才是。 　　3.国棉十七厂没有"分厂"，因此也就不存在"二分厂"。首先，纺织厂有极严格的制度规定，决不允许吸烟，尤其是保全工；直接在纺部车间，除非整天躲在厕所内吸烟。 　　4.既然王洪文是"阿混"，怎么能当选支部委员呢？而且是高票当选，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叶对王洪文的妖魔化还不止于此。 　　在朝鲜战争中，王洪文当过三年兵。为了证明王洪文年轻时就是个坏人，叶永烈"找"了王的一个战友。让他披露王的种种劣迹："一次领导叫他去电台送命令，他怕路上遇到敌人，死赖着不去。又一次机关屋檐下一些带细菌物，广大干部战士忙着打扫，而王洪文却怕沾染，不参加打扫，后来看到大家清洗干净了，才装模作样赶到现场。又有一次，机关在一个山沟里，遭敌人炮击，他不顾机关和首长安全，炮声一响就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415页） 　　让人不明白的是，为何叶永烈不将那个战士名字写出来？至少他所在的那个部队的番号可以公开吧。在战场上竟敢违抗命令，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轻则会受军法处置，重则就地枪决。《兴亡》中的这个情节不能令人信服。 　　再说给"电台"送命令也有杜撰的嫌疑。电台本来就是为首长保障军事通讯联系，下达指挥命令的，就在司令员旁边，怎么要给电台送命令？另外，在敌人轰炸时，利用地形紧急隐蔽，防止无谓的牺牲，这是常识。非要干部战士都要将首长围起来保护？有这样的命令吗？ 　　有趣的是，叶永烈后面又说："王洪文在朝鲜三年作战后，爬冰卧雪，冲锋临阵毕竟坚持下来了。他戴着大红花回国后，从士兵升为军官，而且加入了共产党。"（415页） 　　作者不是又前后矛盾了吗，在朝鲜表现那样差，甚至到公然违抗军令，贪生怕死，怎么回国后在部队里又是提干，又是入党。叶以为像现在拍个马屁，花点钱就可以买个党员红帽子，弄个官当当？从五十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时申请入党不仅有严格的政审，还要较长时期的考验，最后还要经过半年的预备期，经过党内外的评议，方能成为一名正式党员。 　　在写崇明围垦时，叶写道："在围垦人员名单中有王洪文，王洪文火冒三丈，在他看来那是党委存心和他过不去，如今连保全工都做不成了，要去崇明种田了。那个恨， 那个气， 王洪文连眼睛都迸射出火星。"（416页）于是，他"干活磨洋工，打鸟，抓鱼，捉蟹"是英雄。"打牌，下棋，喝酒，一回上海就'病'了，好久才回崇明"……（416页） 　　"从崇明回来后，这一回总算不再当保全工了，当上十七棉第二纺织工厂的治保员，一九六四年他调到十七厂的保卫科，当上保卫员……终于在那幢厂部办公楼里占有一张办公桌……还当上基干民兵连长。"（416页） 　　叶永烈接着写道："哪怕弄个副科长也不错，王洪文坐在办公室的二楼，看着从嘴里吐出的烟圈，常常这么想。"（416页） 　　这里有四个问题： 　　1.崇明围垦，在上海的都知道，这是当时支农的重大措施，现在崇明的许多农场，都是当时各工厂企业统一组织工人、干部，去帮助围垦滩涂造出来的，我也去过崇明参加开垦。当时的政策是，各厂组织工人、技术人员，分批轮流去崇明。关系仍在原单位，从来没有说关系变"农民"了，王洪文怎么会"火冒三丈"，说"连保全工都做不成，要去崇明种田了"了？ 　　2.说王洪文在崇明表现那么差，捉鱼、摸蟹、打牌、下棋……为什么不说明是在劳动时间还是业余时间？"一回上海就生病，好久才回来"，为什么不说明他生什么病？怎么装病？事实是那次王洪文患了阑尾炎，动了手术。 　　3.如此表现恶劣的王洪文，为什么一回到上海却被连续提干，调到保卫科？叶永烈讲述的王洪文在国棉十七厂时期的历史，实在是错漏百出。 　　4.王洪文调任保卫科干事之后，叶永烈告诉人们，他这山望着那山高，还想当个副科长。叶可以描写王洪文的心理活动，但是，要有事实做根据。叶把王洪文说成一个整天想着往上爬的官迷，其根据何在？ 　　叶永烈还借用当时的一张大字报的揭发，"有人向工作队反映"王洪文"偷厂里的东西"，以说明王洪文品行之恶劣。"王洪文穿在里面的衬衫，是用厂里的花布做的，显然是偷的。"（417页） 　　1.可以肯定，这个向工作队"反映"的人不是十七棉的。因为十七棉只做白坯布（龙头细布），根本没有印花车间。没有印花车间，哪来的花布？没有花布，偷厂里的花布又从何谈起？ 　　2.作为文革的过来人，叶永烈应该知道，当时的大字报是不能凭信的。如果仅凭"大字报"或"反映"就可以定论，那么当时有无数的大字报，揭发无数人为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为什么这些人后来统统平反呢？ 　　叶永烈妙笔生辉，绘声绘色，是别有用心的。他无非想证明王洪文一生下来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在朝鲜战场， 他想溜；干保全工， 他只是混；去崇明围垦， 他想逃。虽说他做过工，种过田，打过仗……（这是毛主席对王洪文讲的：你做过工，种过地，打过仗，比我强）却从来不是一个好工人、好农民、好战士。"（418页） 　　二、写王秀珍[1] 　　叶永烈说："王秀珍文革初期，认识了王洪文：成为忠诚的造反盟友"，"其实是物以类聚"（430页）。 　　王秀珍是辽阳纺织厂工人，1952年入团，十八岁就参加共产党，曾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还选上辽宁省人民代表。为培养她，组织上保送其到上海纺织工业学校学习、提高。在校一直担任团总支书记，毕业实习后分配到国棉三十厂任工长。叶永烈说王秀珍与王洪文"物以类聚"，请问，他们属于哪一类？ 　　为了丑化王秀珍，叶永烈写道："她以为到了三十棉起码会当上个车间主任。谁知道在管了一阵子技术档案后，只是任命她为织布车间的工长。她想不通。"（431页）与丑化王洪文的手法相同，叶的出发点就是王秀珍也是个官迷。按照这种逻辑，即使王秀珍当上了车间主任，她仍然会不知足，因为她还想当厂长。叶永烈心目中的王秀珍，就是一个对党"不满分子"。 　　《兴亡》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王秀珍火了，气了，急了，她离开了工厂，借到局里去管资料，想借此脱离工厂，在局机关弄个一官半职。"（431页） 　　叶永烈的杜撰很蹩脚。王秀珍一"火了，气了，急了"，就可以到局里去弄个"一官半职"了？人事调动本是组织上的事，这是常识，哪有自己想去哪儿去就去哪儿的道理。 　　叶永烈还借王洪文之口，说王秀珍的国棉三十厂、王洪文的国棉十七厂以及我所在的国棉三十一厂是"'三点一线'，互相支援， 共同造反。"王洪文所说的'一线'，也就是八路有轨电车"。（433页） 　　这是作者编造出来的。 　　1.一九六六年十月，我去十七棉串联，了解王洪文他们去中央文革告状的情况。这是我与王洪文第一次见面。我和王秀珍根本不认识，也从未去过三十棉。王洪文和我都是在安亭事件后才见到王秀珍。我们怎么在工总司成立之前，文革初就"三点一线"，就结成忠实造反朋友了呢？ 　　2.叶永烈也是上海人，应该知道，十七棉在杨树浦路底，三十棉在临青路，我三十一棉在长阳路兰州路，风牛马不相及。八路电车（早已拆悼了）是从杨树浦路底沿杨树浦路直驶外滩的，和长阳路相隔三条横马路，根本走不到长阳路（要换三部车），怎么个"一线"法？ 　　三、写戴立清[2] 　　《兴亡》还有一大段写到了戴立清，说戴是"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戴司令"。上海1966年底出现严重的经济主义妖风，对上海的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叶说"最起劲的，莫过于戴立清的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他带领着'红色工人'临时工、合同工们，为着'工人阶级利益'而'造反'……。" 　　叶还说，"这么个戴司令带着一班'红色工人'代表前往北京，居然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受到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接见。"听罢'红色工人'的控诉，江青流下'同情'的眼泪。江青马上把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叫来。当面斥问道：我们听到同志们反映合同工制度是你们发明的？还是你们刘主席（指刘少奇）发明的？这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旧制度！你们不为工人阶级服务，还是回家好！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样对待工人的？照这样下去，工人得到什么前途？什么合同工，简直像包身工了！这时康生帮腔道：制定合同工制度就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你们想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解散！"（497页） 　　江青接着说："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必须允许合同工，临时工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二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所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返回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497页） 　　这一大段绘声绘色的描写，有人物，有时间，有地点，有情节，谁会想到竟是自称要忠于史实的叶永烈的编造？事实告诉我们： 　　1.戴立清当时一直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部工作，从未离开过。 　　2.戴立清从未参加过什么"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上海确有红色工人造反司令部这一组织，其"司令"名叫费敏章。费从未听到有如此接见。 　　3.戴立清从未带什么"红色工人"去过北京，与江青、陈伯达、康生、戚本禹从未见过面。按戴立清本人说："叶永烈抬举我了，让我享受到如此殊荣"。 　　带有官方背景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中也有上述描述，而且几乎一字不差，不知是叶永烈抄《史话》，还是《史话》抄叶永烈？两者这样写，除了吸引人们的眼球之外，更主要的是为一九六六年底上海刮起的经济主义妖风做铺垫。 　　四、写叶昌明[3] 　　叶永烈说"叶昌明任上海市革会科技组负责人"（650页）。事实上，叶昌明从来没有担任过这个职务。 　　五、写我本人黄金海[4] 　　叶永烈说："黄金海人称阿飞司令，一口流氓腔，一副流氓相"，"哪里有武斗，哪里有他"，"上丝六厂工人秦明芳攻击王洪文，黄金海和戴立清即带领人马赶去抓捕秦明芳，连夜审讯，直至把秦明芳逼疯！""王洪文称赞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677页） 　　叶永烈这是凭空捏造！ 　　1.说我是"阿飞司令""一口流氓腔，一副流氓相"，有什么事实根据？ 　　我一九五三年一月进申新五厂（合营后改为上海三十一棉纺织厂）时年仅十八岁[5]，后从未离开过这个厂。我爱人是童工，一九五二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五七年领导要我去西安支内，我当即一口答应，国家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后因苏联撕毁合同，项目援建没去成。五八年按应知、应会考试，我评为七级车工。自己感到许多师傅辈才是六级、七级，便主动提出扣掉半级；到五九年国家三年自然灾害，为分担国家困难，我又主动放弃半级。 　　一九六五年，我带的甲班车床组被评为年度上海市五好小组，本人也被评为市五好职工。六六年三月文化广场参加表彰大会，曹荻秋颁发奖状、奖章。六六年六月文革开始，因为一张批评党总支学习风气不正的大字报，我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此时，厂部光荣栏里还贴着表彰我技术革新的大幅照片。 　　我自从进厂后，从未受过任何处分，在厂里或在邻里之间从未和人争吵过，党内积极分子会议邀请我参加，入党申请书已被支部已通过。要不是六月份开展文化大革命，党委也就批准我入党了。请问叶永烈，这些都属于流氓行为？ 　　2.《兴亡》一书中说："哪里有武斗，哪里就有他。"如果武斗中有我，那我是去制止武斗还是去挑动武斗？当然，叶绝对是说我是去挑动武斗。那好，叶永烈能否举出一个武斗的例子来证明是我挑动或指挥的？甚至我知道而不制止的？连"起诉书""判决书"都写不出这样的一个例子。相反，我倒可以举出许多自己制止武斗的例子。 　　3.关于秦明芳一事，更是无中生有。叶书中说我带领人马去抓捕秦明芳，连夜审讯，直至逼疯。事实是，我至今为止从未见过秦明芳这个人。当时在康平路一次会议上。王少庸讲到静安分局抓了一个公开恶毒攻击毛主席的反革命。我和戴立清好奇，会后去静安分局问问。当时是找到分局军管会主任赵主任，问他这个人是不是有神经病，赵主任说没有神经病。 　　此时秦明芳已被分局收押了，是群众扭送去的。但赵主任认为我俩是"工总司"的，就要求我们代表群众组织表态。当时根据《公安六条》规定，我们签了名，同秦明芳本人没见过面。后来经查秦明芳确实患有精神病，有病历证明。关了大约两个多月，未作任何处理就释放了。这怎么能说是我们"调人马去抓捕"，还连夜审讯，直至逼疯呢？ 　　4.叶永烈说秦明芳"攻击王洪文"，所以我们"即去抓捕"。而事实是，秦是恶毒攻击毛主席，而且毫无怨悔，大庭广众下，录音也不回避。秦的攻击内容全有录音在，现存上海市中级法院。叶永烈为什么不去听一听录音，把事实搞搞准确再写？如果仅攻击王洪文就抓人，文革中反王洪文的多了，那要抓多少人？可能吗？ 　　至于叶永烈写其他许多人，也是极尽丑化之能事，把参加文革的人都说成是"社会渣滓"、"牛鬼蛇神"。连王洪文、王秀珍这样的先进人物都被丑化到如此地步，更不必说其他参加文革的干部群众。我认为，对于参与过文革初期造反的人，应当是有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不要用编造来丑化人格。这就好像当年林彪事件后，一下子就将林彪这样一个声名赫赫的战将写成"逃兵"，仗也打不来一样。 　　六、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 　　叶永烈在《兴亡》中万编不离其宗，将王洪文写成野心家，千方百计篡夺"司令"位置。叶写道："十一月五日——星期六晚七时半，上海一些工厂的头头应邀来到'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计议在翌日正式召开'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你一言我一语之中，有人提到了上海国棉十七厂'永忠队'头头王洪文……"（434页） 　　1.事实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下午，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吕英豪等几个红卫兵到我三十一棉来串联，是我接待的。吕英豪提出，明天（十一月六日）下午在愚园路首都红卫兵三司驻沪联站开个会，主要是串联一些工厂企业，交流一下上海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情况，要我们去参加。我答应了。事后我想到十七棉，十月份我们准备去北京告状时，听说十七厂去过北京，我就到十七棉了解他们向中央文革告状的情况。当时打电话是王洪文接的，叫王洪文一起去听听，王同意。此前王洪文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会，更不可能知道（包括我本人也没预料到）十一月六日这天能成立"工总司"。怎么可能会出现叶永烈所说的，十一月五日上海一些工厂的头头提到王洪文的场景呢？ 　　2.叶说，十一月六日这天会上，"大抵因为职业的敏感性，在保卫科工作的王洪文拿过签到本，刷刷地抄下了名单，从此，他手中有了一份至为重要的联络图"。（434页）实际情况是，那天根本就没有什么"签到本"，王洪文等几个十七棉的人很晚才来，更没有王洪文刷刷抄下"联络图"这一举动。 　　3.叶说王洪文在会上说："我提议成立上海工人造反联络站。"（435页）这更是无稽之谈。事实是，这天下午的会上，各参加工厂单位的人揭发了各自单位党委压制群众的情况，红卫兵提出上海工人要组织起来，否则工厂的文化大革命就会被镇压下去。这一点大家有同感。这时822工厂的岑麒麟和上钢三厂的戴祖祥拿出一个用石膏刻制的图章，名称是"上海工人赤卫队"。这时王洪文就坐在我旁边，当即表示反对，认为原来讲好今天仅仅是交流情况，怎么连印章都搞好了？这不是"真主意假商量"吗？我也有同感，与会的许多单位代表也觉得奇怪。于是岑和戴被当成"政治扒手"轰了一下。首都红卫兵打圆场，说前几天他们来过三司联络站，已议论过工人要组织起来的事，他们也是好意。（未完待续） 注释： 　　[1] 王秀珍：文革期间任上海市委书记。 　　[2] 戴立清：文革中任革委会科技组核心，后调任小三线任副总指挥。 　　[3] 叶昌明：文革期间任市革会常委总工会副主任等职。 　　[4] 黄金海：文革期间任上海市革会常委，主管上海财贸工作。 　　[5] 后由申五、申六、荣来三家纺织厂合并，公私合营后改国棉三十一厂。 　　网刊《记忆》2013年9月30日第1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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