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7日星期一

明鏡歷史網: 民国知识人办报,以图重回政治中心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Beer of the Month Club

Sign up for the club and get 12 hard-to-fiind microbrewed bottles of beer delivered each month. Makes a great gift, too!
From our sponsors
民国知识人办报,以图重回政治中心
Oct 7th 2013, 13:01, by 明鏡雜誌

—— 专访《报人报国》主编李金铨教授


 在刚结束的香港书展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新出版的由香港城市大学李金铨教授主编的《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以下简称《报人报国》)引发了知识界较大关注。杨奎松、许纪霖、李金铨、桑兵、章清、黄旦、陈建华等史学界和新闻学界名家都名列这部厚实著作的作者名单中。作为当代研究中国传媒的代表人物,李金铨告诉早报记者:"本书以'结绳记事'的方法,选取新闻史上的关键人物、关键事件、关键节点,串起一部曲折而复杂的中国新闻史(晚清及民国)。以这样的方式进入历史,既触碰了交错生动的人与事,深入探究其间的文化肌理,又为新闻史脉络提供了整体图景,为中国新闻史,乃至近现代史提供了另一种读法。"

  据了解,李金铨曾邀请来自中国两岸三地和日、美等国的部分历史、文学和传播学者在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召开"中国近现代报刊的自由理念与实践"第二届学术研讨会,而这本著作就是在这场研讨会基础上形成的论文集,并且经过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长达两年的精心打磨,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和强烈的现实意义。此前,由李金铨主编的《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在台湾政治大学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引起两岸三地跨领域学者不少"深刻的回响",《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思与言》、《南风窗》等知名报刊和学术期刊都发表过书评。《报人报国》堪称《文人论政》的姊妹篇,在很多论题上既有延续性更有推进性。日前,东方早报记者趁李金铨教授到复旦大学讲学之机,就民国报刊、报人与政治等主题专访了他。
  
  "文人论政的主题是救亡图存"
  
  东方早报:据我了解,你其实主要从事的是媒介政治经济学、全球传播和社会理论等方面的研究,是怎样的契机和动力让你涉足中国新闻史的领域?又是哪些因素让你先后召集中国两岸三地以及日本、美国等地的学者在香港城市大学召开报刊史的会议?

  李金铨:我一直对新闻史有兴趣,虽然没有全面下过工夫。我对华文学术界的新闻史写作不怎么满意,一方面因为很多作品是平铺直叙、像流水账,缺乏问题意识,没有太多解释力;但另外一方面,它们在谈到具体历史人物的时候,又有太多道德判断和政治褒贬。我年轻时就读这种"新闻史",现在年轻一代还在读这种类型的"新闻史",我们这一代未免交了白卷。我从美国回到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任教,有幸搭了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就心想不如为新闻史敲敲边鼓,找一批最好的民国史专家来谈报刊,因为他们既受过严格的史学训练,研究又必然涉及报刊,一举两得。于是我绕过传统的新闻史学界,邀请民国史学者。至于我为什么选择晚清民国这一段,一是因为限制相对少些,二来当时的报刊也比较精彩一点。在这个会议的基础上,编辑了《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反响不错。再接再厉,又主编了这本《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希望能形成对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学术谱系,这样影响力能逐渐累积而成。

  东方早报:从《文人论政》到《报人报国》的书名来看,是否意味着(你认为)对于近代中国的报人和知识人来说,"论政"中的政治意识和"报国"中的"民族国家意识",其实是支配这个特殊群体的基本观念?对于这些知识人来说,"民族"与"民主"两者的关系是怎样的?

  李金铨: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报刊历史很短,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从西方传过来的。晚清先出现传教士报刊,后来国人又先后向日本和英美取经。报刊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有三部曲,就是启蒙、革命和追求现代化,其中知识阶层的分量很关键。中国教育落后,识字的人很少,不像欧美国家教育那般普及,中国的知识阶层是沙漠中的绿洲,是千顷地头长出的几株禾苗,报刊成为他们发表意见的园地。中国向来有"立言"的传统,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以后,知识人企图通过报刊重新进入政治中心,想要对政治有所影响,这便造就了"文人论政"的传统与风气,论政的主题自然牵涉到民族存亡和救亡图存,这是他们精神世界最基本的底色。

  东方早报:救亡图存式的报国思潮在那个时代是主要潮流,这涉及一个非常核心也是一直以来很有争议的问题。近代中国文人论政、报人报国的主体是因时而变的,起初很多知识分子都是留日回来的,后来留学英美回来的居多,这几代留学生大多都是偏向自由主义的,但是自由主义和民主的观念,跟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观念,其实存在着一种张力,你怎么看待这几代人在自由主义跟民族主义思潮之间的紧张?

  李金铨:这是一个辩证关系:如果没有国家民族的话,自由民主当然没有着落点,但一旦变成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那就必须牺牲自由民主了,关键就在于两者如何求取平衡。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新闻检察官,有好些是从英美留学归国的精英,留美的人未必都相信新闻自由,也可能认为新闻自由的理念虽好但并不适合国情,但更重要的是国难当前,觉得不如把自由民主先摆在一边,等解除外患以后再说。连1930年代《独立评论》的那批顶尖的知识人——包括蒋廷黻、丁文江、钱端升,都有"新式独裁"的主张,何况一般报人?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他们认为暂时牺牲自由民主也是应该的。例如张季鸾原是向往英美报业的,但全面抗战以后,他表态支持政府检查报刊,免得泄露国家机密。其他报人也不反对新闻统治,只是批评统治手法太恶劣,不该管的乱管。

  民国知识分子与政治

  东方早报:文人论政也好、报人报国也好,有些人认为知识分子的言论在当时那个以武力决定一切作为基本逻辑的中国是非常边缘的,因此才有一些知识分子最终选择"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你怎么看?

  李金铨:未必可以一概而论,蒋介石就非常重视《大公报》的看法。只是中国文人向来孤芳自赏,让他发表意见可以,要他实际行动却不敢。他们老觉得政治是肮脏的,连胡适都洁身自好,只想要做裁判者、中介者而不要实际从政。而且,他们太相信文字的力量,以为"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

  东方早报:你曾经特别指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多半是书斋型精英,咄咄书生,空有理想,只能纸上谈兵,既没有组织力,也没有行动力,在整个中国茫茫大海中不啻是孤岛。不论从出身、教育背景和关注的问题来说,他们和社会底层几乎完全是脱节的。"那么在你看来,民国知识分子与政治力量、社会底层的关系是怎样的一种状态?

  李金铨:一些知识人进到体制内,如蒋廷黻、翁文灏,究竟有多大作为?学而优则仕,他们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毕竟他们是权力圈外的人,当局对他们"尊"而不"重",真正的权力不会给他们的。胡适做驻美大使只是象征性的,宋子文掌握着实权,连对美交涉的文件都不让胡适看。归根结底,假如社会力量没有多元的基础,光靠知识阶层也没有办法。社会力量要是多元,知识人就不是一个特殊阶层,只是社会的一环。在西方,他们凭知识和专业素养,以公民的身份和立场对公共事务发言,却不能居高临下,或指指点点。中国知识人大都有强烈的精英意识,他们喜欢指点江山,认为政府或民众应该怎么样,但他们又未必了解民情。他们多半来自江浙富庶之乡,得风气之先,西化较早,眼界较开,对中国广大中小城市来说缺乏代表性。至于中小城市和农村出身的知识人,他们到了都市也跟农村逐渐脱节了。因此,精英知识人是漂浮在中国社会上层的特殊群体。

  东方早报:胡适这些人显然不会这样定位自己,他在《政论家与政党》一文中指出有三种政论家的类型:服从政党的政论家,表率政党的政论家和监督政党的政论家,并且直言不讳地说他及其友人要做第三种政论家,他的好友丁文江也声称知识精英应该承担"少数人的责任"。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有一种天然的精英主义意识,你是怎么看待这种精英意识?

  李金铨:清朝以前考取秀才、举人、进士等功名的人,都会感觉高人一等。民国以后,留学回来的洋秀才又感觉自己比国内大学的土秀才高一等。知识人自命清高,大多都不想混到政治圈。例如胡适不从政,但意见很多,所以最好学《新共和》办《独立评论》,有文采,温文尔雅,当个李普曼式的意见领袖。胡适自称愿意做国家和政府的诤友,不愿意当官。在台湾,他甚至力劝雷震做政府的诤友,不要组党和政府作对,为此他挨了很多批评,但是他的极限也就到那个地步了,而当时他却是西化得最彻底的。

  东方早报:胡适晚年发表的英文演讲,都是讲中国文化的一些可取之处,不像以前我们所认为的他只是在批评八股、小脚、太监文化等。这样来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胡适的报刊言论是有策略性的?他的公共发言会注意对象,比如面对西方人和面对不同的中国人会注意调整发言的立场。对于胡适的政治面向,有些人认为胡适太书呆子气了,有些人则认为他还是蛮有政治智慧的,你又是怎么看的?

  李金铨:我觉得胡适不是那种善于"策略性"算计的人,而是他的思想的确历经改变的过程,早年激进,以后慢慢沉淀,转向温和渐进。人毕竟是矛盾综合体,胡适是西化的代表人物,却提倡整理国故,影响力很大,而他鼓吹的自由主义,带有中国式的群体色彩,不是西方式的以个人为基础。鲁迅把中国传统骂得一无是处,但他在上海的小圈子、深文周纳,都是很中国式的。他要青年人不读中国书,自己却读很多线装书;他骂人家做青年导师,结果自己做青年导师。殷海光早年是全盘西化论者,晚年也在某种程度上回归中国文化传统。世界上的东西没有全好和全坏的,人成熟的时候比较能够持平。

  东方早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对胡适这样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批评,认为这群人报刊言论态度随政治而变化。他们说1930年代胡适写人权约法、写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的时候,对国民党的批评很犀利;1930年代以后随着他和国民党高层的互动越来越密切,蒋介石对他越来越重视,胡适的言论就慢慢变得比较温和,比如胡适对1930年代平津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就不太赞成,主张学生应该"救国不忘读书",因此有些学者认为胡适个人和政治关系亲疏的变化也在影响他言论的表达方式和表达尺度。你怎么看待胡适的这种变化?

  李金铨:胡适的思想和主张前后确实有变化。他办《新月》的时候,跟蒋介石的关系非常紧张,后来经过陈布雷、宋子文的斡旋而和解。平津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时,胡适劝学生好好读书,因为他担心中国当时无力与日本开打,必须忍辱负重,以争取缓冲的时间和空间。他的朋友傅斯年为此气得威胁要退出《独立评论》,但持此论的不止胡适一人。不管赞成与否,胡适不是为了讨好蒋介石才这么说的。然而我也注意到,胡适接触蒋介石以后,是佩服蒋的。证据何在?他至少写过两封信,分别给罗隆基和蒋廷黻,称赞"蒋先生是个天才",只是批评蒋小事管得太多,身边人才又不够用。1950年代的时候,胡适在台湾《自由中国》杂志撰文为蒋祝寿,更劝蒋要学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依法依制度办事,不要凭借个人威望管东管西,说穿了就是要法治,不要人治。这篇文章犯了大忌,蒋经国在军中严厉批判它为"思想毒素"。从历史上看,胡适还是保持西方式的独立人格,他和蒋是诤友关系,他的诤言尽管温和,却是坚定而前后一致的。
  

  民国报刊业的不同传统

  
  东方早报:如你所言,近代中国的报刊往往是知识精英主办,同时也是办给精英或者至少是知识人阅读的。这个目标受众的狭窄,是否导致了报人和报刊的影响力的受限?主张办报给平民阅读的成舍我在这个群体中算是特立独行的报人吗?

  李金铨:成舍我是无政府主义者。他的社会关系复杂,国共两党都有朋友,跟陈立夫、陈果夫两兄弟的关系很好,报社里面也有好些共产党员,像萨空了等。成舍我用人不拘一格,有才就用,不管其意识形态。他是个奇特的报人,受到英国北岩爵士的启发,要发展报业集团,但他又不要资本家操纵这个报业集团,而且报纸是办给平民看的。有点异想天开,很有趣,假如办得成,不知是何等光景。他的报纸都因时局动荡而短命,影响力不能高估。

  东方早报:抗战前的《大公报》一直在天津办,但却是一份名副其实的全国性大报,而上海的《申报》始终具有强烈的地方性和商业性特质,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化?

  李金铨:《大公报》的三巨头胡政之、吴鼎昌、张季鸾,都是留日派报人,当初想学日本的《朝日新闻》,一开始定位就是全国性报纸。(
 后来他们又想把《大公报》变成《泰晤士报》。他们宣称"不求权,不求财,不求名",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原则,更是中国文人论政的标杆。上海十里洋场自有它的城市特质,报人目光以上海为主,办报也以商业目的居多。

  东方早报:民国时期也出现了党报,比如陶希圣曾经主持过《中央日报》这样的党报,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民国报刊业的这个支流?

  李金铨:陶希圣有学者气质的一面,是著名的社会史家,但也有"党的喉舌"的一面,是蒋介石的文胆,顺从蒋的意志作舆论。说起来令人吃惊,抗战刚结束后,南京《中央日报》有过两三年的辉煌。该报内部有两条路线:一是陶希圣的社论路线,"先中央,后日报",照蒋的旨意作文,陆铿的回忆录里说,报社内大家尊称"陶公",私下没有多少来往;二是马星野代表的新闻路线,"先日报,后中央",抢起新闻的狠劲一点不输给民营报纸,批评党国要人(特别是皇亲国戚的孔宋集团)不留情面。马星野为人谨慎谦和,从美国带回了新闻理念,让属下的记者生龙活虎般地干,很有活力。对国民党来说,你不犯我,不伤及统治基础,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顺境时尺度宽,逆境时则收紧,而当时国民政府很有自信,以为很快将定下江山,又为了争取美援,必须装点民主的门面,言论尺度放得比较宽。
  
  "大陆新闻史远远落后于形势"
  
  东方早报:你在《报人报国》的序言中对西方学界的一些研究近代中国报刊史的著作有很犀利的批评,认为像海德堡大学瓦格纳教授等人的《申报》研究是以理论裁剪历史,导致削足适履不伦不类的过度阐释,也对叶凯蒂的《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一书过度拔高上海滩娱乐小报的影响力和公共意义有尖锐批评,在你看来,《文人论政》和《报人报国》的研究,与以上这些研究成果之间最大的差异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

  李金铨:不管做什么样研究,都必须遵守学术纪律,推出一个观点需要逻辑推论和证据支持。例如《上海?爱》这本书本身是有趣的,风花雪月,一般人当作茶余饭后的休闲读物也不错,但何必拔高到"公共领域"的层次?如果要拔高,就要搭很多桥,这些桥在哪里?我看不到。理论是经验现象的抽象呈现,不能离开经验空谈的,否则就没有意义了。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讲述,不能空说无凭,不能抓住一点点东西就凭臆想无限放大。假如把中国历史当成资料仓,为了迎合西方理论,随时入仓淘货,怎能不信口开河?何况这样做,又把中国历史的主体性搁在哪里?

  东方早报:你怎么看待德国历史学者瓦格纳对晚清《申报》的研究?

  李金铨:他是有成就的学者,但就《申报》的研究而言,我觉得他是理论先行的,著述里面太多环节连接不起来。他一方面把《申报》讲得细得不得了,见树不见林;一方面又凭有限材料拔高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来宏大叙述,当中推论的台阶在哪里我看不到。我不是专治新闻史的,本来对他并不熟悉,正好有个美国的英文期刊要叫我写书评,我先婉谢,后来想借机学习就答应了。一看,发现他完全是理论先行的,我才写了《过度阐释"公共领域"》(刊于香港《二十一世纪》,2008年12月)一文谈自己的浅见。

  东方早报:你希望大陆的新闻史研究能够更上一层楼,你在书中写道:"新闻史的研究不能抱残守缺,必须从人文和社会科学中吸取理论和方法的资源,同时从新闻史回报给人文与社会科学,保持一个开放互动的态度。"在你看来,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大陆新闻史学界的踌躇不前?应该主要从哪些方面着手来推动其改变?

  李金铨:新闻学的发展实用性太强,跟现实政治挂钩太紧。新闻史在大陆曾经是显学,有老一辈学者在推动,但历史研究得坐冷板凳才会有成绩,而且不像新媒体那样时髦,现在肯问津的学者愈来愈少。禁忌多,能在历史期刊登出来的,在新闻传播学期刊可能就有问题。这些因素都限制了大陆新闻传播学术水平的提升。此外,新闻学、新闻史的书写一向自成封闭系统,应该注入新的理论和方法,最好和其他学科互相渗透,转换学术范式。大陆史学蓬勃发展,各见高明,新闻史是远远落后于其他学科和整个形势的。只能急起直追,努力从新闻传播领域的视野作出独特的贡献,才能进入当代中国的公共生活。

  (李金铨: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兼媒体与传播学系主任及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国际中华传播学会创始会长,香港人文学院院士。任教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20余年,现为荣誉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客座讲座教授以及中央研究院客座教授。学术兴趣包括全球传播、媒介政治经济学、社会理论和新闻史。)

  李金铨,东方早报


You are receiving this email because you subscribed to this feed at blogtrottr.com.

If you no longer wish to receive these emails, you can unsubscribe from this feed, or manage all your subscriptions

明鏡歷史網: 普京之谜——俄罗斯民主的前景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Are you an avid runner? Or even just starting out?

Brooks designs high-performance men's and women's running shoes, apparel and accessories.
From our sponsors
普京之谜——俄罗斯民主的前景
Oct 7th 2013, 13:00, by 明鏡雜誌


在俄罗斯这样一个专制极权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大国,评价民主的进展须有一个宏观尺度。

  20世纪后半叶,中俄两个大国几乎同时开始了艰辛的社会转型过程,并从此执手相望,惺惺相惜。"俄罗斯惟一的选择就是做强国。"8年前,普京的这句话言犹在耳。如今,随着他行将离任,俄罗斯已然"中兴在望"。不过,俄罗斯的转型依然充斥着众多不确定性,但不确定性却正是转型的魅力所在。

  作为曾经拥有相似的计划体制的国家,我们关注俄罗斯转型,关注普京时代对于俄罗斯未来的意义,关注俄罗斯存在的种种不确定性,当然是希望以此对中国有所启迪。谁又能说,俄罗斯不是中国最好的参照?

  希望关心大国转型的读者能从秦晖先生和金雁女士的文章中有所发现。


  评价普京时代,很多人都会提到两条:经济高速发展,民主出现倒退。

  但是这两条的背后都有太多的争议。"经济发展"是否可持续,"民主倒退"是否实质性逆转,都值得研究。尽管普京的俄罗斯问题多多,尽管横向比较,按西方标准看,普京的"民主倒退"确实明显,然而普京改变了叶利钦以来的转轨方向吗?他真的表现出"苏维埃情结"、转向"新苏共"了吗?如果纵向,而不是横向比较,在专制传统悠久的俄罗斯,普京时代应该如何定位?


  普京是"又一个斯大林"吗?

  "今天恢复斯大林格勒之名,会产生猜疑,使人觉得我们要回到斯大林主义时代去,这不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好处。"

笔者认为,一些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评论明显是一厢情愿的。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所谓普京"亲斯大林"的说法。普京为纪念卫国战争、弘扬爱国主义而把莫斯科亚历山大花园"英雄城市"纪念石墩上的伏尔加格勒恢复为斯大林格勒,曾经引起国内一些传媒的欢呼,说是普京崇敬斯大林了。其实,"英雄城市"石墩是个历史纪念标志,与城市的现名及现状无关。例如众所周知,列宁格勒剧变后已经改名,可是石墩上的"英雄城市"列宁格勒并未改动,你不能以此否认该城现在叫圣彼得堡。"英雄城市"名单上的11个城市中,基辅、明斯克等6个都位于前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如今并不属于俄罗斯,难道石墩上有其名就意味着俄罗斯对它们还有主权?同样,石墩上的"斯大林格勒"并非今天的城市名,更与今天对斯大林的评价无关。

  二战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早已载入史册,即便是西方最反共的史学著作也没有把它改称"伏尔加格勒战役"。一些西方大城市,如巴黎和伦敦至今都有为纪念此战命名的斯大林格勒广场、斯大林格勒地铁站等,这与"崇敬斯大林"了不相干。赫鲁晓夫当年推行"非斯大林化"不仅把城市的现名改了,连历史上命名"卫国战争英雄城市"时的名称也改了,这本身就很荒唐。这种否定一个人就要消除其一切历史痕迹的做法恰恰是旧时的传统,实际上是"以斯大林的方式否定斯大林"。而普京恢复"英雄城市"纪念石墩上的历史名称只是恢复常识。而选择卫国战争逢十纪念日来做这件事,当然也有宣扬爱国主义弘扬民族精神的用意。但说是恢复对斯大林的崇敬那就不着边了。

  因政治荣辱无常而频繁改地名,的确是沙俄-苏联专制文化传统的独特现象。尤其在19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高潮中随着"大人物"的倏兴倏灭,不少城市都更名数次。最多的巴塔尔帕辛斯克市(今俄罗斯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首府切尔克斯克)甚至三年间四易其名,两个"名主"(苏利莫夫与叶若夫)先后上了断头台。以至于人们常说那时地图的出版都跟不上政治变化。1990年代"剧变"后俄国出现了又一次改名风,这次虽然有过去的逻辑在起作用,毕竟理性多了。每次都经过当地的居民公决,结果并不一样,也不可能在长官意志下"一风吹"。如叶利钦时代虽然列宁格勒这个城市经全民投票恢复了圣彼得堡的旧名,但该城周围的州仍然叫列宁格勒州,莫斯科开往圣彼得堡的火车站也仍然叫列宁格勒车站。剧变后这十多年来,在联邦体制下左派虽然从未主持中央政府,但一些州政府早在叶利钦时期就有左派通过民主竞选上台的,他们也曾恢复了一些剧变时废除的苏联时期地名,如列宁的故乡辛比尔斯克就恢复为乌里扬诺夫斯克(乌里扬诺夫是列宁原姓)。唯独"斯大林格勒",尽管从2002年起,左派占优势的伏尔加格勒州杜马几次提案要求恢复斯大林格勒之名,但都受到普京的明确反对。他说:"今天恢复斯大林格勒之名,会产生猜疑,使人觉得我们要回到斯大林主义时代去,这不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好处。"正是由于普京的这种态度,今天的伏尔加格勒并没有恢复旧名。

  不仅"斯大林格勒",前苏联时期全国曾有三十多个城市以斯大林命名(斯大林、斯大林诺、斯大林斯克、斯大林诺哥尔斯克、斯大林纳巴德等等),迄今也无一恢复。而如前所述,这些年左派"复名"的努力对其他人并不是毫无成效的。

  当然,"斯大林城"虽未复名,普京时代确实曾经出现过"斯大林热"(尽管其热度往往被夸大)。除了少数左派真是基于斯大林主义,一般人主要是在"大国"、"秩序"和"保障"这三个方面对现实不满,因而出现"怀旧"。这并不奇怪。斯大林毕竟死去已半个多世纪,他的体制垮台也已十多年,人们对当下的困境总是比久远的苦难感受更多。俄罗斯古谚说:"死人都是好人"。如果忘掉秘密警察、大清洗、大饥荒、肃反、古拉格群岛,那个时代无疑有值得怀念之处。但是关键恰恰在于,由于俄国体制近十来年的根本改变,那些东西已经不太可能回来了。在斯大林体制不复存在而且难以回复的情况下怀念那个已经死去不再可能专制的斯大林,怀念那个仅仅作为"大国"和"福利"象征的老人,这与仍存在斯大林体制的时代借斯大林崇拜来阻挠变革,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同样,今天"怀念斯大林"的俄国人也许比叶利钦时代多,但投共产党票的人却显然比叶利钦时代更少,这两者都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在当今俄国的条件下,对死人斯大林的怀念如果可以取代对活领袖的顶礼膜拜——目前的确有此苗头——那它甚至也许更有利于消除斯大林体制复归的可能。


  民主"向右倒退"

普京时代的景象是"倒退",但是却并非向"左"倒退,而是向"右"倒退;不是倒退回苏联,而是向沙俄"传统"倒退;不是向列宁-斯大林主义,而是向东正教"倒退"。

  普京时代的真实氛围可以通过普京与当年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这两年互相高调赞赏看出来。2006年以来,索尔仁尼琴一改他过去在苏联时代乃至在叶利钦时代对统治者的批判态度,对普京给予了高度评价。而普京也高调地为他祝寿,授予他最高级别的国家荣誉——过去叶利钦也要授予,但索尔仁尼琴拒绝了,如今他却欣然接受了普京的授予。更有甚者,2007年普京还发动其各级公务员学习索尔仁尼琴的著述,尤其是他对俄国革命的评论。

  不同背景的人对他们的这种表现评价不一。国内有媒体说,最近连索尔仁尼琴都"忏悔"了,他曾斥责叶利钦的"西化"和怀念斯大林的"大国"。我没有见过这种言论,倒是见过他近期仍然严厉谴责极权时代。他在叶利钦时期也的确有过"今不如昔"之论。如果有人解读成叶利钦不如斯大林,在某种意义上也不能算错。然而索尔仁尼琴不会说叶利钦不如列宁,而斯大林不如沙皇倒是他的一贯思想。事实上不光是索尔仁尼琴,我国媒体最近广为流传的一则俄罗斯民意调查就是如此。据说在这则民调中叶利钦得到的评价不如斯大林,但同时斯大林得到的评价远不如彼得大帝则被忽略了。其实,这些说法都透露了一个共同的信息:即今天如果俄罗斯人在某种意义上"怀念斯大林",那多半不是把他当作列宁的继承人,而是当作沙皇的继承人来"怀念"的。

  去年在1917年革命90周年纪念中,引起争议的主要不是"十月革命",而是推翻沙皇的二月民主革命。普京把索尔仁尼琴多年前写下的《二月革命反思录》作为"学习材料"广为印发给他的官员阅读,普京的智库首领尼科诺夫则宣称:二月革命"毁掉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因此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与此相反,作为普京政府右翼反对派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亚夫林斯基则反驳说:"二月精神"是不朽的,尽管"二月民主"的成果不幸被布尔什维克以暴力毁掉了,但它在1990年代终于重现辉煌。看来在这场争论中索尔仁尼琴一方是主流,亚夫林斯基是非主流,而传统上对"二月"、"十月"都予以肯定的俄共声音却被这场争论淹没了。

  显然,普京、尼科诺夫与索尔仁尼琴如今都不以"二月"为然,其理由恰恰在于:在他们看来正是"二月革命"打开了他们认为更为邪恶的"十月革命"这个潘多拉之盒。而这种看法其来久矣。早在1970年代,在当时同样反体制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中,就发生了主张走西方式自由民主道路的萨哈罗夫与主张"远离西方、回归东正教"的索尔仁尼琴的激烈争论。后来索氏穷晚年二十多年精力写作多卷巨著《红轮》,就是要系统阐述他这种把苏联看作"西方来的(启蒙与革命)邪恶",而要俄罗斯人在东正教中寻找救赎的主张。普京如今极力推荐的《二月革命反思录》就是这部巨著的提要。可见,所谓"索尔仁尼琴忏悔"纯属无稽之谈。几十年来索氏的这种思想只有不断深化,从来没有放弃。

  而普京的很多行为逻辑都可以从这种思想中得到解释。事实上,如今西方强烈批评普京时代俄罗斯"民主倒退",而俄共却指责普京"比叶利钦走得更远"。这两种说法恐怕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矛盾:以今天西方人的立场看,近年来俄罗斯的民主的确"倒退"了,但是却并非向"左"倒退,而是向"右"倒退;不是倒退回苏联,而是向沙俄"传统"倒退;不是向列宁-斯大林主义,而是向东正教"倒退"。而这在叶利钦时代实际上就已开始,普京时代无疑更为明显。所以俄共说普京"比叶利钦走得更远",也没错。当然,作为一个现实政治中的精明政客,普京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事,并不经常把"主义"挂在嘴边。但是如果他也有"主义"的话,类似于《红轮》的那种斯拉夫保守主义可能是其主要成分。


  "向右倒退"的限度

  1993年建立的俄罗斯议会沿用了沙俄的称呼即国家杜马。今天的杜马不仅有反对党,而且从未采用剥夺权利的手段来排斥反对派。尽管有缺陷,今天的俄罗斯已经基本有了宪政民主。

  当然,"向左倒退"与"向右倒退"相对于完善的民主来说毕竟都是"倒退"。早在20世纪初,沙俄总理大臣、著名改革家维特伯爵就指出:尽管当时"红帮"(左翼暴力组织)与"黑帮"(右翼暴力组织)势不两立,其心理状态与行为规则却极相像。虽然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沙皇时代的"父爱专制"远不像斯大林鼓动"阶级斗争"的"专政"那么严酷,但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俄罗斯,拥护民主的人们毕竟不会满意沙俄那种状态。

  但是普京真想、如果想的话又真能"倒退"到那种状态吗?我以为可能性极小。

  其实叶利钦时代"传统"色彩就已经明显可见。且不说"新俄罗斯"的标志性符号(国旗、国徽)来自沙俄,一些制度安排也有沙俄特点,而与沙俄时代的反对派包括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主张有异。本来在俄国历史上,沙皇的议会叫"杜马"(俄语原意为思考),共产党时期的议会叫苏维埃(俄语原意为协商),两者都出自古俄语。而从19世纪初的十二月党人直到1918年的民主派,当时俄国的进步人士,包括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们要求建立的议会都是用源自西方的外来词"立宪会议"来称呼的。这种"用词"的不同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1917年"二月民主"时期临时政府颁示解散杜马,召开立宪会议。后来普选产生的全俄立宪会议被布尔什维克以武力驱散,高尔基当时曾悲愤地写下"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以哀悼宪政民主实验的失败。

剧变后,叶利钦主持于1993年建立的俄罗斯议会自然不叫苏维埃,但也不叫立宪会议,而沿用沙俄的称呼即国家杜马。沙皇时代的杜马共有四届,1993年的国家杜马便自称是第五届。显然,这时的宪政法统,一开始就不是来自二月革命后的共和民主临时政府,而是来自沙俄晚期的君主立宪。而且这一年通过的俄罗斯宪法(今天仍沿用)确立了"强总统弱议会"体制。该体制下的国家杜马的确不像西方议会那样拥有充分的民主权威。因此俄罗斯的民主一开始就与西方式的民主有距离,与当时多数中东欧转轨国家也有差距,而呈现某种沙俄色彩。

  但是无论叶利钦他们怎么想,毕竟"新俄罗斯"的议会制度是当代世界性民主潮流的产物,因此它与沙俄的杜马以及苏联时期作为"橡皮图章"的最高苏维埃还是有质的区别。我国学者曾指出:沙俄晚期是沙皇政府控制着立法主动权,杜马只有被动的否决权(法律不经杜马通过不能生效)。而现在正相反:俄罗斯作为共和制民主联邦国家,立法主动权转到了国家杜马手里,总统虽强,这方面拥有的不过是被动的否决权。官吏任免权过去完全属于沙皇,如今杜马至少拥有了一部分官员的任免权和批准权。沙俄时期国家杜马竭力争取而未实现的责任内阁,当今俄罗斯已经实现。过去沙皇可以随意解散杜马,现在总统解散杜马的条件被严格限制,实际上沙俄时期的四届杜马有三届是被解散的,而1990年代以来尽管杜马中反对派强大,与总统经常对立,却从未被解散过。另一方面,现在的杜马不仅对政府有更大的制约权,还有权提出罢免乃至弹劾总统的指控,尽管条件苛刻程序繁琐,但这种权利在沙俄时代是绝对不可能的。

  更重要的是沙俄杜马与苏联的苏维埃都是等级选举:沙俄时妇女没有选举权,土地所有者1票等于企业主3票,等于农民15票,等于工人45票,苏联时期则反过来,工人1票等于农民6票,"资产阶级"更被剥夺了选举权。只有今天的杜马是实行全民平等一人一票的普选制。沙俄杜马允许有反对派,但政府经常宣布剥夺某些反对派人士的被选举权,斯托雷平正是用这种剥夺权利的办法把第一、二届"立宪民主党杜马"变成了第三、四届"保皇杜马",而苏联时期干脆就不允许反对派存在。今天的杜马不仅有反对党,而且从未采用剥夺权利的手段来排斥反对派(1991年八。一九政变的几位策划者曾被短期剥夺权利,但那时还没有杜马,在1990年代这些人也都恢复了权利)。总之,尽管有缺陷,今天的俄罗斯已经基本有了宪政民主。


  今日俄罗斯会出现"新沙皇"吗?

  普京的声望比叶利钦高,但在制度上总统的权力也并未增加。套用一句老话讲:在普京时代的俄罗斯,自由民主不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

  上述的情况是在叶利钦时代。到了普京时代,总统对国家杜马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主要是通过扶植"政权党"、依靠其多数席位来实现的,宪政的规则并未改变。普京的声望比叶利钦高,但在制度上总统的权力也并未增加。

  在多党制、竞争性选举方面,早在1995年杜马大选时,叶利钦就曾极力促使俄国政局"中派化",为此他授意切尔诺梅尔金与雷布金分别组建"中右"与"中左"力量,企图排挤极左与极右,建立自由保守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二元制衡的议会政治。但是当时社会危机严重,社会情绪比较极端化,致使叶利钦的方案失败了。十年以后,在社会趋于稳定、人们情绪趋于平和的条件下,普京实现了叶利钦未能成功的"人造中右"、"人造中左"两党唱红白脸的游戏,通过提高议会门槛把得票不多的反对党拦在院外,在竞选时利用媒体资源方面也扩大了叶利钦时代已有的不平等。然而,"人造两党"之外,真正的反对党仍然拥有很大空间。其实,就是公开的"人造两党",至少也比一党黑箱中的派系斗争要透明:在公众面前光明正大地斗争,总比宫廷中关起门来勾心斗角强得多。不平等的竞选毕竟也是竞选,并非领袖所能完全操控。

  在新闻、传媒与言论自由方面,普京时代的管制比叶利钦时代更多了。但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已经开放报禁,而民营媒体再管制,也比官办媒体一统天下要强。普京执政期间多次发生暗杀记者和报人的事件,这固然是民主孱弱的体现,但从另一方面讲,这至少证明权势者无法通过垄断传媒、控制"饭碗"、撤换记者乃至干脆通过公开的清洗与专政等方式来封他们的嘴,以至于不得不偷偷摸摸出此下策。

  就以刚刚结束的12月杜马选举而论,尽管"政权党"在行政资源、竞选经费和利用媒体方面拥有压倒的优势,反对党的宣传不多,但街头演讲、辩论、示威不断,竞争气氛仍然很浓,政权党也可以说是全力以赴,不敢掉以轻心。总之,套用一句老话讲:在普京时代的俄罗斯,自由民主不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

  在经济上,普京的"重新国有化"还是有限的,个案性的。当然,应该说叶利钦时代的私有化也没有原来一些人讲的那么激进,尤其在对待外资方面,俄罗斯一向很保守。普京时代在进一步市场化方面有所进展,如通过了叶利钦时代长期搁置的《土地法》,进一步放开地权、推进福利制度改革等。尽管由于民主倒退使这些改革带有"斯托雷平式的"不公平色彩,但是在俄罗斯目前的"有限民主"下,改革中公开的利益博弈仍有相当空间,政府常常也不能不让步。因此,普京时代国家强化经济垄断的趋势的确存在,但总体上并未扭转走向市场经济的方向。


  "漫天要价",为的是"就地还钱"?

  俄罗斯民主化进程的成就,已经使一个哪怕像普京那样强势的统治者也不能一意孤行无所顾忌。即便普京真想当"新沙皇",现在的"倒退"趋势能否持续,也仍然是非常不确定的。

  更重要的是,普京的许多"倒退"仍是建立在个人魅力的基础上,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并不是一以贯之。普京第一任期内的总理卡西亚诺夫自由民主派的色彩浓厚,在尤科斯事件等问题上与普京闹翻而离去。现在他颇有声望,大有成为"非俄共反对派"的头号人物之势(这与叶利钦跟戈尔巴乔夫闹翻、鲁茨科伊跟叶利钦闹翻后作为反对派领袖崛起一样,都是无论沙俄还是苏联时期皆不可能发生的事,这本身就是政治自由有了相当发展的体现)。所谓倒退主要指他的第二任期。但是如今他即将卸任之际在"梅花三弄"之后,却又出人意料地起用梅德韦杰夫来接班。而后者在现今的普京团队中又是最具自由派色彩的人。早有人指出:普京在任期后半段做出的种种咄咄逼人的举动,包括国内的"倒退"和国际上的"反美",很可能都有故意在下台前"漫天要价",以便下任可以"就地还钱"的考虑,犹如我国一些王朝的精明君主晚年会故意示"猛",而使继君能够以"宽"示德于天下。

  这种揣测当然没有太多根据。但即便普京真想当"新沙皇",现在的"倒退"趋势能否持续,也仍然是非常不确定的。

  关键在于:俄罗斯民主化进程虽然还任重道远前途坎坷,但迄至今日的成就,已经使一个哪怕像普京那样强势的统治者也不能一意孤行无所顾忌。普京已经表示他遵守宪法任期而不会改宪加冕,但又要继续从政而不会归隐山林,甚至将来还可能考虑"曲线复辟"梅开二度。然而任何一条途径都充满变数。当议长、当党魁等选择,在权衡利弊后已经被放弃了,现在看来他似乎愿意当总理。可是他这个强势总统自己造成(或强化)的俄罗斯政治规则是"强总统弱总理"、"荣誉归总统,倒霉归政府"、"总统弄权,总理担责",这在他自己当总理后不会变成"请君入瓮"吗?

  他选了更为自由化的梅德韦杰夫作为接班人,如果本来就是为的让他"就地还钱",那普京就根本无所谓"倒退"。如果只是让他做傀儡而为自己"梅开二度"铺路,那风险就相当大:新总统要是坚持自己的理念怎么办?他能像对卡西亚诺夫那样挥之即去吗?在已有的规则下他这个总理要干好了,不会是为梅德韦杰夫增加威望和人气吗?如果干得不好,不会把自己总统任内积累的人气赔掉吗?当然,普京也可以修宪改规则,变成"强总理弱总统",但这样做要付出的代价难道会比修宪延长任期更小吗?如果梅德韦杰夫具有与普京不同而且更为自由化的理念,同时在"强总统"规则不变的情况下,他又能压抑自己的理念而自觉给总理当傀儡,甚至甘愿向普京让人气、为普京背黑锅,这不是太勉为其难了吗?即便他现在对普京有私下承诺,到时靠得住吗?

  更直接的问题是:按剧变以来16年的惯例,俄罗斯总理主要是对国民经济负责。而普京恰恰从未表现出这方面的才能,作为总统他过去也不太需要这种才能。普京第一任期俄罗斯经济出现转折性繁荣是在卡西亚诺夫总理治下,此人如今已是普京的对手。普京第二任期经济继续繁荣则很大程度上是靠能源出口价格大涨,而俄罗斯经济两大根本问题即结构改革和福利改革尚无明显进展,已成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大制约。同时俄罗斯能源工业本身也后劲不足,将面临一个大规模资本更新周期。普京恰在此"经济敏感期"当总理,风险确实不小:以后国际油气价格即便维持涨势,如果俄罗斯能源生产不能持续增长,也只能望梅止渴。即便价格涨势与产量增势都按现有状态持续,普京也就是个维持会长而已。而这两个条件只要有一个中止或弱化(这种可能性并不小),俄罗斯经济目前的乐观形势与"普京总理"的声望就会面临变数。在这种情况下"普京总理"在经济上要有较大作为,只有推进结构改革与福利改革。普京过去那种"强国主义"和斯拉夫保守主义对这两项改革并无帮助。特别是后一项改革,不改不行,而在民主协商机制不充分的状态下硬改,普京如今的"父爱总统"形象恐怕就要终结了。到时不但反对派会乘机打民主牌,连"自由派"总统也不是不可能对他打这张牌的。


  历史的启示

  不只是普京,不光是俄国,历史上的许多过程显示:强力控制下的大帝国没有一个是永垂不朽的。

  其实不只是普京,不光是俄罗斯,历史上的许多过程显示:强力控制下的大帝国没有一个是永垂不朽的。越是强力控制,越难以形成替代组织资源,一旦解体就更难建立正常秩序。因此民主化经历阵痛固然毫不奇怪,民主化失败,持续的混乱使人厌倦,最终呼唤出一位铁腕人物建立新的强力控制也极有可能。但是尽管"帝国后遗症"中今不如昔的议论与事实均不少,真能回到昔日的可能却几乎没有。我国民初混乱时代今不如昔的怨声不绝,但几乎无人愿意回到帝制,袁世凯称帝与溥仪的复辟都被唾弃。1917年以后的俄国、1918年以后的德国等等也莫不如此。

  在"不稳定民主"或"魏玛式危机"的混乱中产生新强权史上不乏其例,但这种强权通常都有两个特点:一是比原先的旧专制更加严酷(如清末民初乱世之后的党国较之于前清、魏玛危机之后的纳粹德国较之于霍亨索伦王朝、1917年内战之后的布尔什维克较之于沙皇)。道理很简单:在"不健全的民主"与混乱并存的情况下,如果不选择以健全民主法治来结束混乱,而打算重新祭起铁腕的话,那么这一铁腕既要粉碎民主派,又要粉碎其他铁腕觊觎者的竞争,这比"常态专制"只需要维持已有秩序更难,因此通常会导致所谓"乱世重典"。靠比过去更软的"温和专制"来既避免民主前途,又克服混乱与权力竞争,很少可能。

  二是新强权通常都与"不稳定民主"之前的传统强权方向相反,例如传统若是右翼专制,则新强权就是左翼专制,反之亦然。

  法国革命初期混乱之后出现的拿破仑帝国是一个对内镇压波旁王党、对外"输出革命"而与欧洲几乎所有传统王朝敌对的"反传统"帝国;德国魏玛共和之后的纳粹极权是一种来自下层的右翼民粹暴力,与魏玛前的普鲁士容克贵族政体大异其趣;在俄国取代二月民主的布尔什维克专政与以前的沙皇专制、中国民初乱世后的"党国"专政与前清的专制之"反向",更是众所周知。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混乱民主"之前与之后的专制也几乎都是寡头强权(考迪略主义)与民粹强权(庇隆主义)的更替,并非同一性质强权的重复。而历史上已经日暮途穷的旧强权即便能"复辟",通常也只是走向民主过程中的一件外衣,而不太可能重新"强"起来。如英法两国当年的复辟王朝、今天东欧民主制下"重新上台"的左派政党(实际上根据今天的史学研究,中国当年假如袁世凯乃至张勋支持下的溥仪真能"复辟"帝制,其君主立宪的程度也会大大超过清末"新政",而专权程度不太可能超过后来的"党国")。

 俄罗斯向何处去?

  普京的"民主倒退"不太可能走得很远。往好里说,他的"斯拉夫保守主义"毕竟是在21世纪,不太可能昧于天下大势。

  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俄罗斯,叶利钦时代的"混乱民主"远远没有上述各国如此之甚,混乱中民众对铁腕人物的渴望也不算典型,今天普京的"民主倒退"之所以远远达不到上述各国的地步,应该说主要并非由于普京个人的开明,而是他没有这种社会条件。就上述第一个特点而论,"民主倒退"的普京远远谈不上比沙俄、更不用说比斯大林更严酷。而第二个特点则意味着由俄共来重建"专政"应该说几无可能,这已经为今天俄国的现实所证明。事实上,今天越来越多地对普京打"民主牌"的俄共将来即便会上台,恐怕也如东欧各国的左派政党一样必须以社会民主党化为前提。至于由普京通过"民主向右倒退"来实现一种方向相反而程度更严酷的专制,那首先就意味着他会煽起一场反共歇斯底里。我们看到的情况却是相反:普京对俄共乃至对历史上的苏联如果说并不比叶利钦更友善,至少也更温和。作为"斯拉夫保守主义者"的普京近年来发表的许多所谓"亲苏联"言论,与其说意味着他正在变成"新斯大林",毋宁说意味着他不太可能成为"新沙皇"。

  因此普京的"民主倒退"不太可能走得很远。往好里说,他的"斯拉夫保守主义"毕竟是在21世纪,不太可能昧于天下大势。就如他今天捧得很高的索尔仁尼琴虽然一贯批判"西化",也不可能是真正的专制主义者(相反,他为民主所作的贡献不会因他近年来的"奇谈怪论"而消失)。2004年,普京在第二任期开始前夕曾声称:"1990年代初过渡到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做法得到了俄罗斯公民最积极和最坚决的支持,他们作出了最后的——我还想再强调一下——也是不可改变的选择,决定实行民主。这是俄罗斯人民的伟大和实际的成就,我想这也是我国在20世纪的最大成就之一。"考虑到普京本人也曾是1990年代初民主派的宠儿,他的这一说法也许是由衷的。

  如果这只是言不由衷,那么往坏里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普京顶多也只能在"民主无量、独裁无胆"的两难中徘徊。尽管普京还不老,但除非俄罗斯出现战争或者大崩溃,这些情况在他政治生涯延续的年代里不太可能改变。而在太平年月,普京之后出现更厉害的"强人"而且为俄国人所接受的几率更低。当然,如果太平到了万事无忧的"黄金时代",俄罗斯人也不会有多少进一步推进民主的动力。但是,俄罗斯未来出现"大崩溃"或者"黄金时代"这两种情况的概率都极低,最大的可能仍然是"发展而仍有积弊,危机但不致崩溃"。民主化进程也仍然曲折地持续。尽管如今典型的自由民主主义势力似乎处于剧变以来的低谷,但既然连久加诺夫也认为"自由主义反对派"于俄罗斯有益,这种力量又会再低到哪里去呢?

  因此,俄罗斯民主"翻船"与实质性逆转的最大风险期还是在叶利钦的"混乱时代",这个坎过去了,今后尽管俄罗斯民主之路还会有坎坷与反复,但最大的可能(我从不相信什么"必然"或者"客观规律")是像凯末尔之后的土耳其那样渐进地发展,像长期"多党制下一党独大"的日本或"母死子继"的印度那样"有特色",当然,更可能的是有我们现在还不能清楚描绘的某种俄罗斯自身的特色——当然是在民主的普世基本特征的基础上。

  在俄罗斯这样一个专制极权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大国,评价民主的进展须有一个宏观尺度。2007年是俄罗斯历史上上一次"剧变"——1917年俄罗斯帝国垮台90周年。当年的"帝国后遗症"导致天下大乱和死亡一千万人的残酷内战,而帝国之后的"二月民主"只存活了10个月就被"来复枪驱散"了。相比之下,1991年苏维埃帝国的垮台是和平的,转轨的混乱虽比中东欧诸国严重,与1917年相比那简直就太"顺"了。而民主制度尽管不完善还有所"倒退",毕竟已经存活了16年。当然这并不妨碍人们探讨最近这次转轨进程中的失误,正如普京所说,一个大国的解体是令人痛心的。前苏联各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寻求代价更小(既避免帝国解体,也避免民主倒退)的民主化转型之路,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果把当年那场残酷血腥的"剧变"说成伟大的"新纪元",而和平的剧变反而是"亡国奇祸",这种意识形态偏见就未免过甚了。与之相比,普京、索尔仁尼琴从"斯拉夫保守主义"出发对这两次解体都表示惋惜倒更容易理解。而这种惋惜与肯定民主转轨的进步意义并不矛盾。尤其是以当年短暂的"二月民主"与新俄罗斯水平不高但迄今仍持续的民主相比,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能看到历史毕竟在进步,历史也将继续进步。

 秦晖,《南方周末》



You are receiving this email because you subscribed to this feed at blogtrottr.com.

If you no longer wish to receive these emails, you can unsubscribe from this feed, or manage all your subscriptions

明鏡歷史網: 曹思源:感念恩师于光远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Beer of the Month Club

Sign up for the club and get 12 hard-to-fiind microbrewed bottles of beer delivered each month. Makes a great gift, too!
From our sponsors
曹思源:感念恩师于光远
Oct 7th 2013, 12:58, by 明鏡雜誌

   9月26日一早,惊悉98岁高龄的于光远先生驾鹤西去,悲痛至极。仰望西天,眼前重现了与恩师三十多年接触的朝朝暮暮。其中尤为突出的有三幕——

  一.对付极左有神交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在中共景德镇市委党校教书,与北京的于光远老先生本无交往,没想到当时思想理论界的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却促成了我们之间的神交。

  那是1975年初,伟大领袖通过第3期《红旗》杂志发布了一段"最高指示",说什么:"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全国上下顿时刮起了一股批判和限制按劳分配之风。而我由于在党校课堂上曾经大讲按劳分配,也受到大批判。

  我采取的对策是,搬出了一本当时发行量很大的于光远先生编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其中专门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于光远这部著作还真堵住了一些批判者的嘴巴。在未曾跟于光远谋面的情况下,我便与他建立了一种"神交",共同与经济学中的极左思潮对抗。

  二.不拘一格育人才

  文革刚刚结束,全国恢复高考。1979年于光远招收研究生,我报了名。当时研究生招生的一般程序是:报名者取得准考证,能否录取就看考试成绩如何了。而于光远先生增加了一项十分苛刻的条件——报名的同时就要提交一篇论文,论文不合格者得不到准考证,连考试资格都没有。

  据统计,报考于光远先生研究生的两百多人中,只有一百人提交的论文合格并取得了准考证。

  我提交了一篇三万字的批判毛泽东的论文《左倾领导路线剖析》。当时是华国锋主政时代,批判毛主席仍然有杀头之罪。我的论文用挂号信寄给于光远办公室之后,幸好没有发生意外。

  于光远先生招生也要考试外语,但是有一点灵活性。他规定:"如果考生专业成绩特别优异,仅仅外语准备不足,可以申请免试外语"。正是靠着这种不拘一格的灵活性,我在百名考生中成为2名被录取者之一,做了唯一的没有外语成绩的研究生。

  三.师生辩论乐趣多

  研究生毕业后。我经常到于光远老师家中去串门聊天。1986年底我告诉于老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我在国务院研究中心工作时牵头起草的《企业破产法》。于老师笑了笑,他既没有表扬,也没有批评我,而是说了一句"你这人爱折腾。"

  后来,我们许多人奋斗了16年,极力推动"保护公民私有财产入宪"的提案,在2004年3月14日终于载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于光远老师闻之,还是那句话:"你这人爱折腾"。

  我与恩师也常发生争论,最激烈的是1990年6月那一次。我因故有一年没有见过老师了,那天特意到他家去看望,以解思念之苦。却没想到,竟然"吵"了起来。

  起因是于光远老师谈到:"一些假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歪曲、篡改马克思的理论。"我接了一句:"歪曲者固然有其责任,但是马克思的理论能够被那么多人轻而易举地歪曲、篡改,能够在各国混淆视听、造成恶果,说明马克思的理论本身也有不严密、不准确之处,毕竟是有空子可钻嘛。"

  老师闻言大怒道:"决不能把板子打到马克思身上!"

  我也毫不相让:"原教旨主义并非天衣无缝!"

  我们俩都面红耳赤,在座的同学赶紧"劝架",我们又都哈哈大笑起来。

  于老师就是这样,喜欢学生跟他平等辩论。

  仰望西天,我泪如泉涌,何时还能与恩师促膝畅谈啊!

  曹思源,一五一十部落



You are receiving this email because you subscribed to this feed at blogtrottr.com.

If you no longer wish to receive these emails, you can unsubscribe from this feed, or manage all your subscriptions

明鏡歷史網: 朱厚澤警告:否則中國會成為21世紀邪惡勢力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Own the Game.

Elevate your game with the newest adidas men's soccer footwear and apparel.
From our sponsors
thumbnail 朱厚澤警告:否則中國會成為21世紀邪惡勢力
Oct 6th 2013, 20:54, by 明鏡雜誌


北京知識界人士紀念朱厚澤發言紀要(7)



《新史記》雨蒙 記錄整理



前中宣部長朱厚澤先生病逝三周年,一批知識界人士自發在北京舉行紀念沙龍,每個人的發言都是對當今權貴資本主義壓制思想自由,泯滅真理和真知的聲討,是對新"文革"的範本——中辦9號文件的聲討。


朱厚澤的遺言振聾發聵


姚監復(原中央農村工作研究室研究員)




各位老朋友,新朋友,大家好!

我首先給大家念一下,幾分鐘以前在李銳同志那兒,他寫的一首詩,是給亡友胡績偉準備編的紀念文集的:

春秋午時辦新聞,
獨立自由思想人,
海瑞精神六不怕,
幸留史記是傳真。

幸虧留下來一些史記給世界傳下真理、真實、真實的歷史。我說李老你寫的不是胡績偉一個人,是寫的百歲民主派的這些老人,都是用50年或者60年時間,在黨內搞宣傳、搞其它工作,但是你們都是有獨立自由思想的人,你們有海瑞精神"六不怕",最後留下一些史記——今天有朱玫拿來的《朱厚澤文存》,胡績偉最近出了《自選集八卷(上、下)》,(上)裡面把《論胡趙新政啟示錄》21篇文章也放進去了,今天還有其它文章發給我們。我想大家都應該做這樣一個工作,這一批百歲老人,"兩頭真",當年,毛澤東剛提出"新民主主義論"的時候,他們到延安去參加共產黨;到了21世紀,他們在反思,自己60多年共產黨內生活,留下來的思想,留下來的講話,留下來的文集,我覺得是非常寶貴的財產。我希望他們的親人把他們這些寶貴的精神遺產留下來。李慎之兒女們把李慎之100多萬字"檢討揭發材料"也出了書,送給李銳的時候,李銳說:"哎呀,他寫了這麼多檢討!我們這些老人寫檢討的時間可能比寫民主憲政的時間可能還要多。"這是時代的悲劇,也是他們的悲劇。把它們記錄下來整理出來,也非常必要。

我跟朱厚澤接觸中,我覺得有兩個印象特別深,一個是第一次接觸他,一個是最後接觸他。最後接觸他的時候,有一次他開玩笑說:"你給胡績偉寫訪談錄,你為什麼不寫朱厚澤訪談錄?"我說那我就給你寫吧。

後來我拿筆記本去他家,我說,你說要寫訪談錄,他說我沒說過,笑笑。我說,你要現在不寫的話,你記憶裡時間、地點、人物、情節會混亂的。你就亂了,記不住。他說,我現在就是這樣。我說,你現在講、我記錄下來,我可以去找你的朋友、你的同事核對準確,再晚了,我也"80後"了,也沒時間跑了,也跑不清楚了。他說,我準備跟你講,你先看這本書,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編的《中國道路與中國模式》。98塊錢他自己買的。還有一本是北京大學潘維編的《中國道路》,你看完先寫出來批判他的文章,然後你跟我講,我聽完你的,再講我的觀點。

我很認真的把這兩本很厚的書看完了,然後寫了一個草稿,沒有打字給了他,他聽了我講的,但非常遺憾,他沒有給我講他對這兩本書的看法。但是跟我講了他主要的觀點,我寫出來刊登在香港《動向》上面。


姚監復發言。

他認為,20世紀世界出現金融危機、經濟危機,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危機,這時候蘇聯的經濟發展很快,因此世界上左派都擁護蘇聯,都學蘇聯的模式,中國也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包括現在演的電影《尋路》。到了30年代,到了中共六大以後,還要走城市起義的道路,最後都失敗了,最後毛澤東走的農民起義道路勝利了。他說:"這個蘇聯道路、蘇聯模式給世界帶來的是災難,現在21世紀資本主義又出現危機了,現在中國的經濟又是快速發展,世界又在看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自己宣傳中國模式,而且現在中國對外面宣傳、培訓、教育,讓世界走中國道路。"中國科學院最近專門辦了一個非洲國家總統顧問的學習班,講中國模式。

朱厚澤在生命最後的時候,在北京醫院見鄭仲兵以後,說:"姚監復你再留下來。"他穿著病號服,馬上就要動手術,嗓子啞著,還要跟我說:"我跟你說的中國道路,中國模式會不會在21世紀給世界帶來災難?中國會不會成為21世紀邪惡勢力?這個問題我跟好多人講了,不以為是,也不願意看我提供的這兩本書,你倒聽了我說的話,看了這兩本書,要組織人好好研究批判這個,否則中國會成為21世紀邪惡勢力。"

這是他最後給我講的話。

對他的品德、思想,我完全同意鄭仲兵同志對他的估價。是一個非常好的人,一個完人,一個值得我們永遠學習的人。但是他太天真,對政治鬥爭的複雜性他不懂。

我第一次見他,是他從中宣部到農村發展中心杜潤生這裡當副主任,來了以後他就要出差,要到東北去調查農業,要找一個人陪他,說找一個局級、副局級研究員,找了別人都有事,就讓我去了。他一共帶了六個局級幹部到長春,是中組部跟農研室挑選的,後來都是副省級的幹部。住在長春以前關東軍司令部改造的招待所裡面。高狄晚上就來看他,說:"厚澤同志,根據你的經歷和教訓,中央讓我到北京當文化部長,我不能幹,思想意識領域的鬥爭太複雜。"他跟朱厚澤這樣講。但後來他還是來了,後來到《人民日報》還是很左的。他走了以後,朱厚澤對我說,現在時間還早,你到我屋坐坐,談談農研中心的情況。我就跟他講了一個人,我覺得是個很特殊的人物,就是紀登奎,原來的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新史記》15期)




全套《新史記》雜誌電子版,均可下載至蘋果iOS或Android的智慧型手機、平版電腦、個人電腦、電子書閱讀器上閱讀。不需出門,也能細細品味《新史記》。

新史記雜誌社專頁:http://www.pubu.com.tw/store/75187

《新史記》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8?apKey=fedd22f528

每期零售價:25美元、68港 元、350台幣。

長期訂閱享優惠:

18期, 優惠價台幣3150元 (平均每期175元)

12期, 優惠價台幣2520元 (平均每期210元)

6期, 優惠價台幣1470元 (平均每期245元)

3期, 優惠價台幣840元 (平均每期280元)

接受台幣、美金、人民幣線上付款

viBook電子書城:http://www.vibook.com.tw/



You are receiving this email because you subscribed to this feed at blogtrottr.com.

If you no longer wish to receive these emails, you can unsubscribe from this feed, or manage all your subscriptions

明鏡歷史網: 两个“小右派”——广西平乐县整风运动小人物志(2)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Own the Game.

Elevate your game with the newest adidas men's soccer footwear and apparel.
From our sponsors
两个"小右派"——广西平乐县整风运动小人物志(2)
Oct 6th 2013, 20:41, by 明鏡雜誌


"谭桂连,男,现年32岁,广西平乐县人,汉族,家庭出身付(富)农,高小文化程度,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参加工作,历任大扒印山小学、四冲小学教师,现任太平小学教师。"

"曾XX,男,现年28岁,系广西平乐人,汉族、家庭出身小土地出租者,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五一年七月参加工作,历任过教导主任、小学校长,现在江右乡小学任校长。"

在1958年月,三天之内,谭桂连和曾宪祥接连受到平乐县人民委员会的处分。上面是处分文书中对二人的简介。除了姓名、性别、年龄、籍贯、民族外,个人和家庭出身亦是必须注明的基本元素,它显示出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在无产阶级专政体制下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谭桂连和曾XX的家庭出身都不够正确,或者是富农,或者是小土地出租者,谈不上根正苗红。接下来宣布的他们一系列罪状,似乎也验证了这些坏出身的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俩都被打成了右派。

谭桂连的三项主要右派言行,是在整风运动中发现的。排在首位的是他"反对合作化和污蔑合作化的优越性"。作为重要罪证的事例是,他看见翟家村有一小块被水冲坏的水田禾苗长得差一点时,即趁机对同事李星章说:你看,合作化后,这块禾还长得这样坏,"大丰收"其实是"大风收"。

这段叙述的潜台词是,合作化下的庄稼普遍长得很好,谭桂连只挑了一块略差的禾苗(纯属水冲意外),污蔑党的政策。但现在我们知道,合作社体制下的庄稼的确没长好,谭桂连只是说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然后做出正确的点评而已。他的话不差,却要为此受到处分。这说明,在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立场判断已经凌驾于事实之上了。

第二项罪状是"反对和破坏统购统销政策"。事例为,他宣称"统购统销搞糟了……一天一斤米不够吃",还先后两次"煽动和拉拢反动富农雷启贵之母"说:"我们那里的人(桥亭、挑林)大把油吃,还有油渣粑粑吃呢。"引起农业社社员对党政策不满。

在这里,其他农业社社员是以缺乏判断力的愚民群氓身份出现的。统购统销等政策具有优越性,但谭桂连却能通过简单的言行,令他们丧失对利弊的基本评价能力。

在被打为右派的人群中,普遍的罪行是对党的政策提出批评。曾XX亦然,他曾批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搞得太过火,死了很多人",合作化也有很多偏差。他说的是事实,统购统销在平乐的实际执行后果是,虚报产量,征收过头粮,导致1956年就发生大规模饿死人和农民外逃事件。

1957年8月中旬,曾XX看到报纸上刊登的"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肃反和合作化)搞糟了的谬论",深以为然,"得意洋洋的说:的确肃反搞糟了,冤枉了好多人。"他的胆子的确不小--或许只是缺乏洞悉运动本质的政治智慧,因为在这之前,《人民日报》的《这是为什么?》和《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社论已经出来,其中提到"阳谋":"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谭桂连所散布的"毒草"还包括--"反对党在学校中的领导"。他说,"王志芳校长(党员)文化水平低,业务没有什么名堂,不但搞(不)出成绩,反把学校搞得一团糟。"又说,"李星章(团员)帮助领导搞工作是捧领导大脚"等等。

这个李星章,就是上面提到的谭桂连释放"大风收"言论的受众。"大风收"的讽刺言论,何以传到平乐人民委员会,想来是李星章的揭发检举。这在当时是普遍现象。谭桂连对李星章和校长王志芳的业务能力和工作作风有意见,但从处分书的事实表述可以看出,他针对的是个人并非执政党。但平乐人民委员会显然认为,对党员校长的不适任批评,就是反对党在学校的领导了。

对谭桂连的整体评价是:在斗争中态度不老实,且一向对党心怀不满,阳奉阴违,整风后趁机向党进攻。因此决定: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清洗回家监督劳动。

曾XX更要凄惨些。他除了被认定为"攻击党的各项政策"--"说共产党的各项政策、措施都不够好,有很多缺点和毛病",还被认为"丧失了人性应有的道德品质"。

作风问题再次被严肃地提了出来。对曾XX的行政处分决定书称,"曾从参加工作后,一贯消极怠工,作风极为腐化,在荔浦栗木小学时调戏女工友,五一年在桥亭小学时,透(诱)奸三个女学生,五二年在安静小学调戏女教师,影响极坏。"

1951年,曾XX21岁,不确定其是否已结婚。在那个上纲上线的年代,所谓"调戏"妇女,在现在看来可能只是普通的男女调情而已。至于"诱奸",无从知晓那几个学生是否未成年--建国初很多学生上学较晚。如果属实,这个行为的严重程度当远较对统购统销、肃反发表点批评意见为严重。但在处分书中,它的重要性却排在最后。很显然,他主要是因政治问题而被打成右派。考虑到连禾苗是否长得好的事实,都可以黑白讲,对"诱奸"是否属实,也有必要打一个问号。

对曾XX的处分是:划为右派,行政上给予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处分。

1958年的决定,注定让谭桂连和曾XX吃尽苦头。但右派的最终命运是,除了储安平等几个大右派之外,其他右派在后毛时代基本全部被改正。

(本文事实部分,主要依据《平乐县人民委员会对曾XX的行政处分的决定》(58)案决字第193号,一九五八年八月廿四日;《平乐县人民委员会关于右派分子谭桂连的处分决定》(58)案决字第31号,一九五八年八月廿二日。其中,曾XX的名字为本文作者所隐。)

韩福东,腾讯《大家》



You are receiving this email because you subscribed to this feed at blogtrottr.com.

If you no longer wish to receive these emails, you can unsubscribe from this feed, or manage all your subscriptions

明鏡歷史網: 作风与整风——广西平乐县整风运动小人物志(1)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Are you an avid runner? Or even just starting out?

Brooks designs high-performance men's and women's running shoes, apparel and accessories.
From our sponsors
作风与整风——广西平乐县整风运动小人物志(1)
Oct 6th 2013, 20:38, by 明鏡雜誌


在整风运动的末期,人民教师谭某因生活作风问题受到了处分。他是广西平乐人,汉族,学生出身,成分地主。平乐县人民委员会在1958年10月4日发出的处分决定中,称其参加工作后,"思想腐化堕落,玩弄女性,曾在学校先后摸、搂卢XX、黄XX二人几次,造成师生、群众极为不满,谭常虐待其妻,实行经济压迫,曾几次闹离婚,严重的违犯婚烟法,丧失了人民教师的威信,按肃反政策应定为土匪。"(注1)

生活作风问题,怎么和"土匪"联系在了一起?原来在广西解放后,1950年8月,他参与了谭受谦、陈启刚等召集的"匪首"会议,组织连部,8月15日还接到"匪团部"的一个封职文书,"任职后积极串联发动策划暴动,策谋与陈启刚匪部配合,攻垮我张家乡政府,在匪部是张贴布告标语、写筹粮单据等活动。"

如果平乐县人民委员会的指控属实,那么很自然的一个问题是,何以谭某1950年的暴动,到8年后才被揭发并受处分?平乐县于1949年12月初解放时,叛乱者已经没有了前途,是什么动力让谭某10个月后串联暴动?按照王海光在《民变与"匪乱":以中共接管贵州暨西南时的征粮为例》中的研究,解放初,中共在西南各省因征粮导致广泛的民变。其实不止是西南,华南的广西亦不例外。不确定谭某的暴动是否打着"反征粮"的旗帜,但他能够在叛乱平定后全身而退达七八年之久,或许得益于村民的袒护。

在谭某被处分后不久,1959年,平乐官方对那一时期的叛乱给予了说法:"解放初期,国民党反动派及地主阶级不甘心死亡,千方百计企图复辟,他们纠集亡命之徒,组织土匪上山,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生产。为了彻底消灭一切匪特,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配合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清匪工作。1951年3月中旬基本消灭了土匪的破坏活动。"(注2)

"社会秩序"在官方的词典中,受到特殊的强调。经历过民国的人,大都对因内战和匪乱而近于崩溃的社会秩序有痛心的记忆。秩序与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它和自由一样,是人内心天然会去亲近的价值。

在1958年的整风运动中,谭某参加暴动的旧账被揭发了出来。同时被认为对现存秩序构成挑战的,还有他的生活作风与婚姻压迫问题。秩序的外延一直在扩展,尤其是那些对现行政策和领导人提出挑战的人,均被当做秩序的敌人,受到清算与处分。

28岁的谭某受到开除公职处分。在那份打印好的处分决定书上,后面又有地方官员手写体的"送劳动教养"几个字。在这之后不到3个月,1958年12月28日,胡继良则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广西平乐县人民委员会将处分决定下达到阳安公社和阳安粮所,内称:胡继良对现实极为不满,污蔑粮管所领导,并极力攻击党的整风运动、工资改革和统购统销政策。

胡继良已经参加工作八年(1951年元月工作),曾任会计、营业员等职,1958年受处分时为阳安粮所购销员。他比谭某小6岁,是平乐县同安乡人,贫农出身,学生成分。相关的处分决定书中指控他在整风运动中,"恶毒地污蔑粮所领导是'劳改队长',粮管所是'劳改队'。领导要调胡回机关参加整风学习时,胡又大骂:吊他的娘,单调我们回来,是劳改罢,劳改期满即回去。"(注3)

1958年,广西平乐县也在大跃进。胡继良之所以称粮管所为"劳改队",应和当时各行各业工作人员均要下乡劳动有关。整风运动则是在反右派运动之后,在全国开展的大规模政治运动,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为中心,时间大体在1957年8月至1958年8月,历时约一年。

在整风运动时,相互揭发成为常态。据称胡继良曾"煽动"职工说:"领导业务不熟悉又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共同孤立他,把领导赶走。"这被列在他的罪状中。

除了对领导不满外,胡继良也对当时的一些政策持有异议。如此前倾向于平均化的工资改革,被他评论为:"不民主"、"关门搞的"、"黑暗搞的"……

大概和他在粮管所工作有关,他对1953年开始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极为不满,"攻击"说:"搞糟了,使农民饿死,我们干部也吃不饱穿不暖。"

平乐县在大跃进期间,饿死了很多人,但不确定是否在1958年底就已经开始。胡继良说的或许是1956年,按照平乐县委当年8月16日的统计,"全县因断粮而饿死的有121人,与粮食问题有关而死亡的144人,因缺粮而多日掺吃代食品而致身体浮肿的1388人,因粮食问题未得到解决逃荒到湖南省永江县和桂北灌阳县一带谋生的1100户1246人。"(注4)饿死者几乎全部是农民,像胡继良这种基层干部,虽然保全性命,但亦深受饥饿之苦。

胡继良被行政记大过,他和谭某一样,是整风运动时受波及的两个小人物。在国内史家更习惯于着墨高层动态的研究思路下,他们故事的被湮没,几乎是一种必然。在广西平乐,还有很多类似的小人物,他们被禁锢或放逐的经历,于时代是一种深刻的见证。在这个专栏系列里,我将讲述他们的遭际。

(注:本文原标题为《秩序的敌人》)

注1:《平乐县人民委员会对谭XX的行政处分决定》(58)案决字第321号。笔者查于平乐档案馆。因涉及谭的隐私,故本文隐去其名。

注2:《平乐县解放十周年发展史》,平乐县庆祝建国十周年筹委会编印,1959年。

注3:关于胡继良受处分的事实,见《平乐县人民委员会关于胡继良的行政处分决定》,(58)案决字第90号,1958年12月28日。笔者查于平乐档案馆。

注4:韩福东《1956·平乐:大饥荒前奏》,《南方都市报》2013年3月27日。

韩福东,腾讯《大家》



You are receiving this email because you subscribed to this feed at blogtrottr.com.

If you no longer wish to receive these emails, you can unsubscribe from this feed, or manage all your subscriptions

明鏡歷史網: 庐山会议刘少奇提醒粟裕:说说58年彭德怀整你的事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Own the Game.

Elevate your game with the newest adidas men's soccer footwear and apparel.
From our sponsors
庐山会议刘少奇提醒粟裕:说说58年彭德怀整你的事
Oct 6th 2013, 20:34, by 明鏡雜誌

  核心提示:不想才过一年,"里通外国"的帽子被如法炮制,也扣到了"始作俑者"彭德怀头上。毛泽东生气地说:"其他一切都好谈,里通外国就难办了。"与上一年对粟裕的震怒如出一辙。会议期间的一个下午,时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找到粟裕,关切地说:"1958年的事你也可以说说嘛。"


\
 本文摘自《名将粟裕珍闻录》 作者:张雄文 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

1955年全军授衔,在粟裕早已提出辞帅并获毛泽东批准后的9月9日,负责决定元帅人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即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为毛泽 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召开会议,有关元帅军衔授予问题成为议题之一。两天后的晚上,中央书记处又召开会议,再次专门讨论元帅军衔授予问题。

  会上,刘少奇提出对陈毅授衔元帅的异议。

  此前的1954年9月,陈毅被任命国务院副总理,分工为常务副总理,兼管科学院、政法、文化,并"准备做外交工作"①。1955年5月,国务院 再次分工,确定陈毅分管第一、第二办公室、民族事务和科学、卫生工作。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因工作重心在地方而不授衔的标准,陈毅显然也可以不授衔。

  而如果陈毅不授衔,那么南方红军游击队、新四军以及华东野战军(三野)必然要有一位其他代表授衔元帅,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粟裕将再次成为当然人选。

  显然,刘少奇在给粟裕争取授衔元帅的最后机会。

  但这两次元帅人选最后确定的会议,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的周恩来均因正在北戴河疗养而未参加,当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征求他的意见时,周恩来主张给陈毅授元帅衔。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55年9月11日,周(恩来)致函杨尚昆,主张给陈毅授帅,认为给陈(毅)授帅,对陈(毅)现在和将来的工作都没什么影响。"

  周恩来还引用了苏联布尔加宁的例子。他说:"军衔授予,对陈毅同志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均无不便之处,平时可以不穿军服(必要时穿)。苏联的布尔加宁同志也有元帅衔,现在他做部长会议主席的工作就不常用元帅的头衔了。可以说是一个例子。"

  因为周恩来的坚持,刘少奇的异议未被书记处通过,粟裕也因此与军人的最高荣誉——元帅军衔再次失之交臂。

  1959年庐山会议上,一年前批判粟裕的彭德怀被打倒。他曾向毛泽东施加影响,说粟裕"里通外国",引起毛泽东的震怒,不久就解除了粟裕的总参谋长一职。

  不想才过一年,"里通外国"的帽子被如法炮制,也扣到了"始作俑者"彭德怀头上。毛泽东生气地说:"其他一切都好谈,里通外国就难办了。"与上一年对粟裕的震怒如出一辙。

  会议期间的一个下午,时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找到粟裕,关切地说:"1958年的事你也可以说说嘛。"

  他是粟裕两让司令一让元帅的见证人,当然不相信这位老部下是什么"极端个人主义者"、"里通外国"。因此,他要粟裕提出申诉,恢复被泼了脏水的个人名誉。

  不过,粟裕只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却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出自己的问题,坚信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以说明自己的清白。

  1969年11月,刘少奇这个被毛泽东培养了二十余年的接班人,没能等上"接班"的风光日子,在饱受迫害中悲惨地辞世,粟裕也失去了一位伯乐。

  大公历史

You are receiving this email because you subscribed to this feed at blogtrottr.com.

If you no longer wish to receive these emails, you can unsubscribe from this feed, or manage all your subscriptions

明鏡歷史網: 最恶之美:纳粹极权的精神大法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Need cooking inspiration?

Have a passion for cooking delicious meals or need inspiration for your next dish? Daily food fares to quench your palette when you subscribe to Recipe ideas.
From our sponsors
最恶之美:纳粹极权的精神大法
Oct 6th 2013, 20:29, by 明鏡雜誌

1
 

开篇
1932年5月,女演员莱妮·里芬斯塔尔中断新片拍摄,去密会她仰慕已久的领袖希特勒。令她喜出望外的是,她的偶像希特勒亲口对她说,他看过她的全部电影,等纳粹一上台,一定请她为纳粹拍片。
这场密会象征性地开启了纳粹"文艺革命"的序幕。里芬斯塔尔既是《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这一法西斯美学代表作的创造者,她本人也被希特勒称为"我的完美德国女人",其一生从此与纳粹美学联系在一起。
 
与莱妮一样,一批听命于纳粹的导演被网罗在宣传部周围,包括"战争片贩子"卡尔·里特尔、"巴洛克法西斯"维特·哈尔兰、金发碧眼的瑞典女星克里斯蒂娜·泽德尔鲍姆,以及具有吉普赛野性魅力的莎拉·莱安德。他们为纳粹炮制出一部部轰炸式的军政宣传片和洗脑式的娱乐片。

《意志的胜利》是戈培尔、里芬斯塔尔和施佩尔的联袂演出。"帝国建筑总监"施佩尔为片中纽伦堡大会设计了宏伟的会场,他更是希特勒演讲阳台、新总理府和柏林奥运会主体育场的设计者。如果不是被战火打断,他还将与希特勒共同筑造新柏林——"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亚"。
 
希特勒坚信,艺术家和艺术品的地位与国家政治强弱成正比。他将个人品味标榜为官方的权威艺术,将现代主义艺术流派斥为"堕落艺术"。希特勒更从攻占的各个都市里购买、抢占艺术品,装扮他家乡林茨的博物馆,宣告艺术上的征服。

1945年5月,在电台广播瓦格纳歌剧乐章《众神的黄昏》的主旋律中,希特勒与纳粹帝国走向了休止符。然而纳粹美学远没有落幕。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甚至变成了殿堂级的电影经典,让那些偏爱史诗的导演们暗自模仿。
邪恶如何将美丽锻造成武器?极权主义艺术的魅惑从何而来?观众为何痴迷或者臣服于它?


音乐:瓦格纳奏出的主旋律

瓦格纳肯定无法想象,他的极具感染力的表现英雄主义和民族主义、反抗暴政精神的音乐作品,竟然这样成了他死后6年才出生的一个人的精神向导,这一个人叫希特勒。

 
1945年5月1日的晚上,正在播放《众神的黄昏》中一个片段的德国电台突然插播了一条新闻——希特勒的死讯。这出希特勒最喜爱的歌剧,曾经无数次在纳粹党大会召开或群众集会上响起,这一次,是为他送行。

头天下午, 在苏军的重重包围下,阿道夫·希特勒消失于卫士点燃的火海中,他本人、他的大德意志帝国,一如他所热爱的瓦格纳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众神的黄昏》里最后一幕,连天大火吞没了瓦尔哈拉天宫,众神同归于水深火热之中。
 
2、图五
(上图:理查德·瓦格纳) 

62年前,也就是希特勒出生前6年,瓦格纳的遗体经慕尼黑运回他的家乡小镇拜罗伊特时,慕尼黑车站上,瓦格纳的崇拜者演奏的,正是瓦格纳的巨作《众神的黄昏》中的"齐格弗里德的葬礼进行曲"。


瓦格纳的左手与右手

"太阳神,到目前为止,已经分别以右手给了我们诗歌的天才,以左手给了我们音乐的天才。可是我们依然热切等待一个人,他集这两种才艺于一身,他能自己写剧 词,又能自己谱曲",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先驱让·保罗说这段话的时候,那位令他期待的人已经出生6个月了,他就是理查德·瓦格纳。

瓦格纳像保罗所期待的那样能左右开弓写歌剧(他自己将它们叫做乐剧),他是继贝多芬之后,将浪漫主义音乐推向极致的人。他的左手和右手,创造了西方歌剧的 一个高峰时代。瓦格纳的歌剧,通常取材自德国古老的传说和神话,它们有着日耳曼民族悠远的北欧祖先、有着高贵的血统、有着神圣的使命(如保护耶稣最后晚餐 中所用过的杯子武士)、有着革命精神的护民官和民众。

3、图六
(上图:1843年,理查德瓦格纳作曲手稿) 

生于19世纪的瓦格纳,钟情于史诗的音乐创作,他年轻时漂泊于巴黎几乎走投无路 时,仍在拼命展现他理想中的崇高世界和人物:14世纪中叶,带领罗马市民推翻封建统治,建立共和国的黎恩济。但这是一个悲剧人物,民众对黎恩济的误杀,导 致自由与共和的毁灭。在1840年12月写给德累斯顿奥古斯特二世的信中,他表露了自己内心:"总是有一团火样的愿望时时在沸腾,这就是把我最好的艺术创 造力献给我的德意志祖国,受这种心愿的驱使,我在巴黎完成了一部大型歌剧,《黎恩济》。"(赵鑫珊:《瓦格纳·尼采·希特勒——病态人格分析》)
 
4、图七_副本
(上图:1869年,《黎恩济》演出场景) 


瓦格纳肯定无法想像,他的极具感染力的表现英雄主义和民族主义、反抗暴政精神的音乐作品,竟然这样成了他死后6年才出生的一个人的精神向导,这一个人叫希特勒。

理查德·瓦格纳还是一位将荒诞、神话般幻想同哲学混杂在一起来体现日耳曼精神的哲学家。而这种由艺术体现出来的哲学,也为希特勒的政治哲学所用。

怀有英雄情结的少年

阿尔道夫·希特勒初一学习不好,留了一级。在留级的这一年里,他依然故我,对各种艺术充满兴趣。1901年,这个12岁的奥地利日耳曼少年买站票在兰德斯剧院听了场早已听说过的瓦格纳歌剧《罗恩格林》。

5、图八
(上图:绘制于1880年,《罗恩格林的降临》) 

德国中世纪传说、童话中由天鹅牵引而来鸽子牵引而去的贝壳船、银甲武士、圣境般的前奏曲、英雄的悲剧、激扬爱国主义的歌词"不论是东部,不论是西部,利益 都是相关的:只要是德意志的人,就应该起来作战",深深地感染着少年,使他对古代德国曾有过的崇高和壮丽的世界无比神往。

他当时的伙伴奥古斯特·库比席克曾经回忆说"瓦格纳对于我朋友而言,远不止是一个偶像或者追赶的榜样那么简单。我只能这么说,他的言行举止无不'显现'出瓦格纳的性格特征,简直犹如被瓦格纳灵魂附体一般。"(奥古斯特·库比席克:《我所认识的青年希特勒》)

此后十多年里,即使食不果腹,希特勒也会每周买站票去听瓦格纳的歌剧。瓦格纳那些取材德国古老传说和历史故事的乐剧,洋溢着德意志民族主义精神,主题总不外乎"民众拥之为首领,共同反抗异族统治,祖国终得自由",

史诗性与英雄情结牢牢地抓住这个少年,"被瓦格纳灵魂附体"的希特勒突然变了,在这一学年结束时,留级生课程全部及格、操行成绩为"良"、勤奋程度得了"优"。这是他学生生涯可以圈点的一年。

瓦格纳这位右手写诗、左手谱曲的天才,从此走进希特勒的生命。对瓦格纳的崇敬从此时起,随希特勒生命而终。库比席克回忆中,已成元首的希特勒曾叫人在拜罗伊特为他专门演出瓦格纳的作品,当时他感动得流泪,恨不得与这位上个世纪的天才执手亲谈。
 
1939年,希特勒专程到拜鲁伊特欣赏了歌剧《黎恩济》,演出结束后他郑重地对瓦格纳的后人说,"蜕变就从那一刻开始。"他指的是,他17岁那年,站着看完了瓦格纳的《黎恩济:罗马最后一个护民官》的时刻。

6、图九
(上图:绘制于1848年,油画作品《黎恩济发誓要获得正义》) 

库比席克认为,希特勒从瓦格纳的作品中不仅看到了他相信的,所谓"古今德国,精神轮回"的证据,而且这些作品还巩固了他这样的信念:远古世纪的某些风俗或精神必能为今所用。
 
两个贫穷的年轻人,希特勒与库比席克合租房子共同生活,库比席克发现,希特勒珍藏着一本《德国英雄传说》。

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毫不含糊地指引着他,"民族主义思想根植在他脑中,成了他坚定不移的政治信仰"。从他16岁到56岁自杀,他始终都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


 
音乐中的"邪恶血液"

瓦格纳对犹太人很反感,发表过不少反犹太人的主张。
他的反犹主张,恰恰又与自己死后6年才出生的希特勒不谋而合。

希特勒30岁那年,正逢德国在一战败仗后签订了凡尔赛和约,他的志向是再造德国的俾斯麦时代,他要降低失业率、打击贪污,打击"为富不仁"的犹太人。这些政治主张得到广泛支持。给他赢得不少好名声,民众投票结果,"民族社会主德意志义工人党"(纳粹)成为第二大党。

希特勒1923年发动啤酒馆暴动失败后入狱,在口述他的第一本书《四年来同谎言、愚蠢和胆怯的斗争》(后改为《我的奋斗》)时,明白地提出:要是犹太人靠 了马克思教义的力量,战胜了世界各民族,那么这皇冠便将成为人类送葬的花圈了,地球又将空无人类而运行于太空之中,和数百万年前一样。
他发愿"谨遵造物的意旨,和犹太人奋斗,这就是我在代上帝行事。"与犹太人势不两立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德奥,国内商业和国外贸易几乎都被会做生意的犹太人所把持。

在希特勒向马克斯·阿曼口述他的《第二本书》(也作《希特勒的第二本书》或《通往崛起之路》)时,希特勒又提出了一条主要结论,"自我保存"与"生存空间 论"是紧密联系的。他认为"纯血若与劣血相混合,灭亡也就近在眼前了。到那时,犹太人便可用任何形式登记,这个国际放毒者和腐蚀者就会不遗余力地将这种民 族连根拔掉,腐蚀掉。"
从歌剧所表现的遥远古代,瓦格纳寻脉日耳曼民族那些来自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祖先,这也成为希特勒在血统上认祖归宗的法宝。他认为雅利安日耳曼的高贵血统只能纯而又纯,不能被犹太人所混血。
这是希特勒第一次将种族、人民和血缘的价值与排犹联系在一起:犹太人的最终目标是非民族化,使其他民族变劣,降低高等民族的种族水平,以及通过铲除某一民族的知识阶层并用其成员予以代替的办法,统治混种的民族。

在希特勒看来,犹太人就是人类的威胁,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征服全世界,那么,"反犹斗争就不单是为了德国而且也是为了全世界的利益。"
不仅排犹,希特勒还要拓展德国人的生存空间,他拓展的依据,同样来自古老的历史故事,也来自歌剧,那就是"朝向那东方的土地"。

在他极具鼓动性的演讲中,希特勒不止一次地要求年轻人温习英雄史诗般的东进,1942年2月13日在柏林体育馆对后备军官团的讲话时,他再次提到:在我们现在所做的,在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先例,我们的先辈早就跟我们做得一模一样。
他的这些东进的妄想,有可能来自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里面曾有写道:"弗里德利希把眼光注视着东方"。给德意志民族留下一块丰碑,是瓦格纳心中最崇高的艺术,被英雄情结所震撼的希特勒,则认为自己"一生中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回向瓦格纳。"

这是希特勒剑指东方的开始,东方就是苏联。到东方去征服更大面积的生存空间、以及让犹太人灭亡,成为希特勒时期的"德意志精神"。
德国中世纪的神话和传说,就这样病态地成为希特勒的政治哲学。
希特勒用他的强力意志和号召力,裹胁了整个德意志的意志。


第三帝国的主调与杂音
 

由于希特勒本人对瓦格纳音乐和哲学的偏爱,使得瓦格纳从第三帝国时期到大德意志时期,一直被奉若神明。

德意志民族是个热爱音乐的民族,瓦格纳音乐本身所有的崇高、庄严、壮丽,也正是德意志精神的体现。
被音乐感染了的希特勒,再次用这些音乐去鼓动德国民众。

行进的德军古德里安装甲师中,长龙般的重型坦克向苏联东进,持抢的步行军人和架有高音喇叭的装甲车一道行进,高音喇叭中播放着瓦格纳昂扬的序曲;在纳粹党 召开大会或发动群众集会时,都要演奏希特勒偏爱的《众神的黄昏》中的片段;1933年,希特勒开始他12年执政的国会就职典礼上演奏的是《纽伦堡的名歌 手》。《黎恩济:罗马的最后一个护民官》,这个原本表现爱民如子的护民官形象的音乐,更是响彻第三帝国的各种正式仪式。

7、图十
(上图:奥地利萨尔茨堡音乐节现代版《纽伦堡的名歌手》舞台场景) 


尤其是在战争期间,播报德军空袭时,配乐就是《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女武神之骑》。对于征战的双方,在空袭将要来临之时,听到这首乐曲,感受可是天渊之 别:掌握制空权的一方,从铜管乐为主的乐队于各声部上奏出急促的波音音型,以及圆号时隐时现主导动机中,能听到女武神的华丽和英姿,从女高音在高音C的持 续盘旋能激荡出听者内心的不可遏制的激昂。然而,四处奔突的一方,则会觉得急速的波音音型就像催命的马刀或炸弹,而High C的女高音,更像追魂的啸叫。这种不同的音乐效果,在战争中起到截然相反的心理催化作用。

但是,整个纳粹德国并非如他们的元首所希望的那样沉浸在瓦格纳的音符中。《瓦格纳家族》的作者乔纳森·卡尔认为,即使是忠心耿耿的纳粹党徒,也未见得像希特勒那般热爱瓦格纳。

尽管希特勒在拜罗伊特的讲话以及瓦格纳作品公演盛况的纪录片,让后世人以为,瓦格纳音乐即纳粹音乐,但事实上,就连希特勒的秘书特雷德尔·琼格在回忆中也 有透露,很多纳粹成员并不像他们的元首那样热衷于瓦格纳的音乐,他们其实很反感那些一演出就是4个多小时的"宏大史诗"。但是希特勒活着的时候,这种反感 谁也不会表现出来。

纳粹德国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回忆,有一次希特勒去观看《纽伦堡的名歌手》,发现坐席稀稀拉拉,不胜愤怒,将巡逻队派到街上,见人就拉,拉来过一些听众。

纳粹德国并不只会用瓦格纳的音乐来凝聚民众,只要是能起到聚众效果的音乐,他们都不会抛弃。
爵士乐风靡欧洲时,纳粹德国对这种通俗音乐非常不屑,认为这是堕落的东西,会毁了德意志精神,会破坏日耳曼的纯洁。戈培尔说爵士是"罪恶巴比伦"。

他们同时明白,即使是被巡逻队拉进剧院的人,也有在剧场里睡着的可能——的确曾发生过包厢掉下来的事故,而里面的听众全在睡觉。收音机中轻松的爵士乐倒是有不少听众。这倒可以利用爵士乐,再吸引一批民众。

于是戈培尔着手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爵士乐队,这样能够保证在政治上与纳粹保持高度一致。与纳粹高官关系熟络的次中音萨克斯管演奏家卢茨· 滕普林成了戈培尔宣传项目中"爵士乐攻势"的首选人物。几个月后,第三帝国的收音机里已经能听到新组建爵士乐队的作品。这支乐队的阵容也称得上强大,乐手 本来就是人们所熟悉的鼓手和号手。

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德国爵士乐队演唱的曲目,只有第一段, 从第二段开始,就开始"为我所用":不是骂丘吉尔,就是骂罗斯福;而盟军是在妄图为犹太人造福,这样,德意志爵士乐的目标算是达到了。


8、图十一
(上图:19385月,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激情讲演) 
 
"德意志精神"的后遗症

12年零4个月的纳粹运动和希特勒排犹、东进的生存扩张,在《众神的黄昏》中落下帷幕。存活下来的德意志人,对当初曾令他们疯狂的那些东西,有了另外的感受。

1993年6月,上海社科院研究员赵鑫珊受艾伯特基金会的邀请到德国访问。在科隆电视台采访部主任的家宴上,这位50年代北大德语专业的老大学生,表达了 他从青年时期起就敬佩德国的科学、艺术和哲学伟大传统,他说自己"强烈感受到了里面有一种德意志精神弥漫,那是德意志民族魂"。

突然间,他发现主人表情变得既严肃又尴尬。他意识到,"德意志精神"这个术语引起的误会——因为纳粹经常用它。希特勒将"德意志精神"直接表达为德意志灵魂,他本人和他最忠实的仆从、一家八口随他自杀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经常把"德意志精神"挂在嘴上。

赵鑫珊马上解释:德意志精神这个术语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看谁作出什么样的解释。比如数学、物理学和化学,这些叫法本来是没有问题,但一些纳粹分子认为有 一种叫犹太科学的东西,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便是犹太物理学。纳粹科学家说,纯正的物理学是"德意志精神"的产物,所以为了同犹太科学划清界线,在纳粹德国时 期居然出现了这样一荒诞的叫法,德意志数学、德意志物理学、德意志化学(赵鑫珊:《瓦格纳·尼采·希特勒——病态人格分析》)。这番细致的解释,才使晚宴 的主人恢复了先前平和、微笑的状态。

希特勒死后,德意志被两个世界所分裂。
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又从分裂走向统一。
德国在忏悔和反思中复活。


杨东晓,"新历史合作社"新推出的数字杂志——《我们的历史》第五期 

You are receiving this email because you subscribed to this feed at blogtrottr.com.

If you no longer wish to receive these emails, you can unsubscribe from this feed, or manage all your subscriptions

明鏡歷史網: 八国联军侵华时的“带路党”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八国联军侵华时的"带路党"
Oct 6th 2013, 20:22, by 明鏡雜誌


   联军侵华时,主要有三类"带路党"

  概括而言,八国联军侵华时的"带路党",大致有三类:一般民众、特殊教民和华勇营。

  一般民众选择给联军"带路",或与本国官兵团民之暴行有关,或利益驱动受其雇用

  著名报人、《时务报》创始人汪康年在其笔记中曾记载了两个普通民众给联军"带路"的案例。一件发生在联军入北京城之后:"或告余庚子联军既入,有拳匪余孽匿翠微(山),居焰光(寺)者居多,灵光(寺)次之。拳匪无所得食,则以近村富人韩姓至,勒出万金。韩请减,不许,竟杀之。韩之妻子拟控诸所司,知不可恃。或曰迳入城控诸洋人较佳,则果以兵队至寺前,匪犹高卧未知也。闻枪声一排,乃惊起,仓皇出御,尽被杀。"——查义和团确曾一度在焰光寺、灵光寺设坛盘踞,两寺也确曾毁于联军之手。汪氏此说,大概不虚。

  另一案例发生在联军攻击通州之际:"联军将至,驻通州之将领惧,顾无计遁,皖人方长孺者,将领之至戚也,愿代任斯职,大喜,遂弃军去。方领军则奸掠极无状,居民恨甚,洋兵将至,咸赴诉,乃围而歼之,无一人得逸者。是时余在申,见南京人丁二仲,其兄为营中文案,亦死是役。"——汪氏这段记载,或许不确。联军进入通州时,中国守军早已尽数逃走,当不至于有"带路党"引领联军对守军"围而歼之"之事。但中国守军在撤退前,对通州内外的大肆掠略,确曾引起当地民众的极度反感,当地民众亦确曾将这种反感诉诸敌军。俄国《新边疆报》战地记者德米特里·扬切韦次基曾参与此役,据其《八国联军目击记》一书记载:

  "(从通州到北京的)沿路村庄里的一些农民告诉我们,东门(总共三个门)是关闭的,前一天从通州逃出来的中国官军驻扎在北京南边一个叫做南海闸的地方。京都只有旗兵和董福祥的军队。其他的村民告诉说,京都已完全没有中国官军。中国的农民从事着和平劳动,他们抱怨着遭到自己国家士兵的抢劫,他们倒水给我们喝,对我们十分恭顺。侦察队收集到这些情报后就往回走,……在回来的路上,有一个中国农村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们。村民们用茶水款待我们,并要我们送一些俄国旗给他们。"

  此外,亦有民众为利益驱动,而受联军雇用。如自天津到北京,白河上用以运输物资的帆船队,即是在联军半笼络半胁迫下,由中国船主和船夫组织起来的。

  中国教民是给联军"带路"、"搜集情报"的主要力量

  联军侵华,以义和团运动为大背景。而义和团运动之大背景,乃中国教民挟洋人之威,于中国传统基层权力结构中另树一帜,造成教民与非教民在具体利益冲突博弈中之不平等。此中逻辑,即便是镇压义和团最力者之袁世凯,亦未曾回避,袁氏曾奏称:义和团之兴起,"实由民、教积怨构成"。如此,当不难理解,何以不少中国教民会积极为八国联军"带路"。

  美以美会的英国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Brown)当年曾担任侵华联军的谍报部情报官。在其回忆录《京津随军记》中,有许多关于中国教民充当"带路党"的记载。譬如:

  "一个时期,当租界陷于危险绝望的关头,由于射来的炮弹用的是无烟火药,因此找不到炮位。有两个人,一个是年老的中国传教士,另一位是他的儿子,自告奋勇去城里侦察大炮的位置,然后回来报告。另外两个人,通过义和团防线到大沽去把我们的急迫要求报告给海军司令们。一个被捉着投入了海河,另一个也再没有回来。五十个改信基督教的人们,为英国十二磅海军大炮运送炮弹,他们把大炮从一个炮位拖到另一个更有利的炮位,有两次,在敌人重炮轰击之下,炮弹在他们的头上飞过,枪弹在他们的周围嘶鸣,而他们却勇敢地继续着他们的工作,冷静地听从指挥,象是一些毫不怕死的人。他们应当赢得保护,受到无限量的赞美。……牒报部负责为每天的行军准备一张以一英里等于一英寸为比例的地图。图上画着每个村庄和道路,还加上很多侦察员所能得到的情报,如大炮的位置,敌人的战壕,实际上,这地图对指挥官来说就如一张航海图对一个船长一样的重要了。除地图之外,还要写一份对明天行军的说明,说明敌人的大约人数和位置,道路和道路的情况。每位指挥官都有了一份地图和说明之后,部队才准备出发。在我们出发之前,两个教徒学生就已作为侦察员活动了五天了。……这类日常工作天天都在做,而象那样得到的情报则除了借助这些中国基督徒侦察员的帮助之外,是无法得到的。"

  最有名的"带路党",无疑是直接参与攻击中国的"华勇营"

  若要论及联军侵华时最有名的"带路党",毫无疑问应该是来自威海卫的"华勇营"。宝复礼一度对联军中的这群中国人感到很好奇:"威海卫军团负责英军所捉到的俘虏。奇怪的是看到这些由中国人所组成的英国军队同他们自己本国人进行作战。……最有趣的,是来自威海卫的英属中国联队手里端着上刺刀的枪,跟在中国俘虏后面,像是得意洋洋的样子。"宝复礼无法理解这些中国人为什么愿意和自己的国家作战,他勉强找到一种解释:"如果他们是来自一个省,他们可能会拒绝同他们作战。但是,他们是山东人,与这京师所在省份的我们的敌人毫无共同之处。"

  "华勇营"实际上是英国强租威海卫之后,招募的中国雇佣军。该部队之筹划始于1898年,1899年正式成军。该部初始编制有七个连,步兵连、骑兵连、长枪连、机枪连以及炮队、军乐队、卫生队一应俱全。共有军官、士兵534人,并配备有精通英语的翻译人员。其中,所有尉级以上军官均从英国正规军中调任。这些军官,"自华勇营创立之日起就和他们在一起,在招募到第一个新兵前就已经抵达威海卫了。这些军官都可以说汉语并且都已经通过了测试,他们比任何一个欧洲人都深谙中国人的内在性格和等级观念。"华勇营配备的武器,是清一色的马丁尼-亨利式来复枪,甚至还有当时最先进到马克西姆机枪。其训练参照英国正规军,英国军官对他们的评价是:"他们非常遵守纪律,而且十分自律;他们非常强壮,而且十分坚忍,具有良好地抗疲劳和承当艰苦工作的能力;而且,他们各个都是射击高手,几乎环环击中;他们很好养活,他们似乎对食物没有什么要求,不论是什么,只要是能吃的,他们唯一关心的是食物的数量。"所有士兵签约三年,经其同意,可被派往全球任何地方执行任务。

  华勇营早期,主要承担威海卫地区的保卫工作。如驱散当地反英集会、镇压当地反英暴动等。1900年华勇营曾射杀当地民众10余人,酿成威海惨案。联军侵华给了威海卫的英国军官们将华勇营编入英国正规军建制的机会。按英方的报道,似乎华勇营自身也非常希望被派往前线:"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威海卫的华勇营强烈要求被派遣到前线去,因为他们在大英帝国的国旗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命令迟迟没有下达,于是不满开始在士兵当中蔓延。最后,当局终于决定给这个新的军团一次机会,当接到这条命令的时候,威海卫的所有人都兴高采烈!"稍后,华勇营即被编为"中国第一军团",向北京进发。在天津,该部"从南门第一个冲进了天津的围城,成为最后总攻中占领天津城的英国军队的唯一代表";在老龙头火车站,这些中国籍雇佣兵和清廷的部队在车厢内展开激烈的肉搏战;在去北京的路上,他们利用自身的种族优势,"对当地百姓礼敬有加"、且"施加了点温柔的压力",出色地在短短几天内为联军征集了上百艘平底帆船和相应数目的水手、船夫;攻陷北京后,中国军团的主要任务改为在英占区站岗放哨,并参加了联军组织的"紫禁城阅兵";……概而言之,"华勇营"在联军侵华过程中的表现,正如当年英国随军记者萨维奇?兰德尔所说的那般:"对于这一支新建的团队的表现,事先纷纷臆测,而且,由于叫他们跟自己的亲友作战不免有些不公平与苛刻,有些人真是相当担心。但是,不能怀疑的却是,不管是不是跟亲友作战,他们只要有打战的机会,就打得很好。"英国陆军部以天津城门为图案,为"华勇营"设计军徽以资表彰,亦可见其基本表现。

  当日痛定思痛,官方、民间提出两种解决"带路党"的不同模式

  联军侵华之耻,在庙堂层面,催生出清末新政;在江湖层面,催生出种种救亡思潮。但具体到对庚子年"带路党"问题的反思和补救,官方与民间实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并最终以官方完败、民间完胜告终。

  朝廷继续走"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的老路

  对庚子之役的"带路党"问题,清廷其实早有察觉,谕旨多次针对"奸民"问题有所告诫。如该年六月十六日给直隶总督裕禄之谕旨:"闻直隶秦王岛北塘一带渔船,多有接济洋人情事,即著裕禄迅速派员,严密稽查笼络各渔船,团为一气,为我效用,断其接济";再如六月二十二日给京城守城王大臣之谕旨:"现在天津一带逃民纷纷来京,难保无奸细及暗藏军火希图混迹情事。著该王大臣等督敕弁兵,于入门时严密盘查,如有形迹可疑及运载巨阃并非货物之人,即行拿办。此外,如有冒充义和团装束,欲图混入者,亦著一并拿究";七月十三日,又有谕旨给直隶地面各级文武,"据称敌人在紫竹林天津一带连日赶制中国号衣万余件,意欲裹胁奸民乱我军团,请将寻常号衣另加记号,以资辨别";……以上种种,皆足以证明,清廷对"带路党"问题,其实了然于胸,清末新政对此有所反馈,乃情理中事。

  新政虽以"自强"为宗旨,但首当其冲者,乃在收拾人心。收拾人心之首务,则在教育。1902年,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次年,又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正式启动教育的近代化改革。按主持制定《奏定学堂章程》的张之洞的说法:"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授其知识"。以"经史"教育巩固"忠孝"理念,以抵御"带路党"现象,无疑是老调重弹。

  这种老调重弹,在具体教学科目的章程规定里,表现得更加露骨。以历史教学为例,《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历史教学)其要义在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历史教学)其要义在陈述黄帝尧舜以来历朝治乱兴衰大略,俾知古今世界之变迁,邻国日多,新器日广;尤宜多讲本朝仁政,俾知列圣德泽之深厚,以养成国民自强之志气,忠爱之性情。"《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先讲中国史,当专举历代帝王之大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暨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次则讲古今忠良贤哲之事迹……"如此念念不忘地强调"本朝仁政"、"本朝列圣德政",恍若没有爱新觉罗,天下万民就没了活路一般。此等陈腐论调,对底层民众能产生何种效应,自然可想而知。

  民间敏锐地意识到"带路党"之繁盛,乃国人缺乏民族意识、尚无民族认同之缘故

  与朝廷穿新鞋走老路不同,民间救亡思潮,在庚子年后,迅速转向了"民族主义救中国"的新套路。改良派的梁启超讲:"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使能率由此主义,各明其界限以及于未来永劫,岂非天地间一大快事?"革命派的《浙江潮》杂志也说:"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当其冲,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

  按梁启超的论断,中国之旧的"经史教育",导致国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朝廷利益与民众利益常不一致;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也常有冲突。无民族意识,无国家意识、无群体意识之国人,于外敌入侵之际,多有做"带路党"者,实属必然。当务之急,乃是"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1901年李鸿章去世,梁氏撰文评价其人之功过,明确表示:"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世界之大势"是什么呢?梁氏的答案就是民族主义:自16世纪以来,欧洲之发达,全赖民族主义,"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以地球上最大之民族,而能建设适于天演之国家,则天下第一帝国之徽号,谁能篡之。"民众有了民族观念,国家成了民族国家,自然就能团结起来,外敌入侵,即不再会有遍地冷眼旁观者,亦不会再出现大量的"带路党"。

  与朝廷相类似,梁氏同样认为历史教育,是"提倡民族主义"的最重要的路径,故而发起"史界革命"。不过与朝廷孜孜于讲求"本朝列圣德政"不同,梁氏极度反感将历史教育变成"一人一家之谱碟";清末十年"史界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乃是将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乃至黄帝、炎帝等一大批历史人物,全都强行框入民族主义范畴,将其捧上"民族英雄"的祭坛。

  "民族认同"模式虽然完胜,但仍有可供反思之处

  上述两种解决"带路党"问题的模式,最后以官方之"以忠孝为本"模式完败、民间之"民族主义救中国"模式完胜而告终。前者之完败固属正常,后者之完胜,今日观之,却仍有可供反思之处。

  "民族认同"并不是解决"带路党"问题的唯一办法

  民族主义者,乃以全体国民为一民族共同体,以民族共同体之共同利益、共同文化,来凝聚爱国心。共同利益、共同文化,在清末"民族主义救中国"思潮兴起之前,其实并不缺乏。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发生的三元里抗英斗争,虽被后世宣传为"爱国行为",但其初衷,却不过是保卫家园——英军出于好奇打开了存放在当地寺庙中的棺材,冒犯了当地的文化传统;英军在当地的劫掠和强奸行为,则侵犯了当地人的利益。在邻近那些没有发生此类侵犯情节的村庄里,民众并不忌讳向英军出售粮食、淡水、禽畜,乃至向英军出卖劳动力。在三元里民众的考量因素里,并没有"国家"的一席之地,但却有共同利益与共同文化。

  再如义和团之兴起,今人看似早已摆脱多年宣教之影响,大多不再视其为"爱国壮举",但摆脱此种影响之逻辑,却很奇怪,或指责团民"为难民族英雄聂士成",或指责联军入侵北京时,团民"一夜间变成围观群众";……仍不出民族主义之范畴。实际上,义和团之兴起,本与爱国无关,乃教民与非教民在共同利益、共同文化层面之冲突所致;朝廷虽欲招抚,将其纳入"爱朝廷"之范畴,奈何朝廷与团民之共同利益,并不尽然相同,明刀明枪之际,团民虽然愚昧,不知近代文明为何物,但其忠于自身之共同利益和共同文化,却是必然之事。朝廷希望纳团民于"爱朝廷"之范畴尚且不可得;后世希望纳团民之历史于"爱国家"之范畴,显然也只是徒增笑料;后人继续以民族主义之逻辑,指责不知民族主义为何物的团民"不爱国",则未免有没事找事,自寻烦恼之嫌。

  之所以举三元里民众抗英与义和团之兴起两例,乃旨在说明:民众有天然地为自身之共同利益、共同文化而抵御外敌之本能。此种本能早已觉醒,并不待知识分子为其灌输民族主义意识。换言之,"民族主义"在近代,诚然有过莫大的救亡作用;但其终究只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并非承载共同利益、共同文化的唯一载体。也就是说:"民族认同"并不是解决"带路党"问题的唯一办法。

  清廷没有意识到,"政体认同"同样能够助其收拾民心

  诚然,清廷以其满洲之敏感身份,忌讳提倡"民族主义",乃是情理中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清廷当日,除了重弹"忠孝为本"之老调外,再无收拾民心的办法。须知"民族认同"之外,尚有"政体认同"。慈禧曾对曹汝霖感叹"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曹汝霖亦曾回答:"以臣愚见,若是立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曹氏说:"臣以为团结要有一个中心,立了宪,上下都应照宪法行事,这就是立法的中心。开了国会,人民有选举权,选出的议员,都是有才能为人民所信服的人,这就是领导的中心。政府总理,或由钦派,或由国会选出再钦命,都规定在宪法,总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权柄,即为行政的中心。可是总理大臣,不能做违背宪法的事,若有违宪之事,国会即可弹劾,朝廷即可罢免,另举总理。若是国会与政府的行策,不能相容,政府亦可奏请解散,另行选举。所以这个办法,各国都通行,政府与国会,互相为用,只要总理得人,能得国会拥护,国会是人民代表,政府与国会和衷共济,上下即能团结一致。臣故以为立了宪,开了国会,为团结的中心,一切行政,都可顺利进行了"——这番话所讲的,其实就是"政体认同"对收拾民心的关键作用。

  可惜的是,慈禧的感叹没有换来真正的反思。清末十年新政,朝野终于还是为"立宪"二字打得头破血流,究其原因,无非是朝廷欲效仿扩张君权之日式立宪;士绅欲效仿扩张民权之英式立宪。所谓"政体认同"终成泡影;辛亥一役,支撑清廷数百年统治之"士绅",亦做了革命的"带路党",成为策动各省独立最关键的力量,清廷遂土崩瓦解。

  结语

  观清末朝野解决"带路党"问题之得失,可知时代之变迁,必有草蛇灰线。

  腾讯网今日话题·历史版 2013-10-03



You are receiving this email because you subscribed to this feed at blogtrottr.com.

If you no longer wish to receive these emails, you can unsubscribe from this feed, or manage all your subscrip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