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1日星期五

明镜月刊: 在緬甸人的反華歌曲聲裡中國人捲土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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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緬甸人的反華歌曲聲裡中國人捲土重來
Nov 1st 2013, 08:48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朱諾

近些年,國人從雲湧入緬甸,聚居在緬北曼德勒周邊的一些主要城市。據緬甸官方的統計,現在曼德勒的人口中,將近40%華人。華人在城市中心購置地產,抬了物業的價格,緬甸人不得不搬到曼德勒城的郊區。這種情形引起了當地人的感,種族之間的衝突時有發生。

2012年,緬甸歌霖霖(Lin Lin)錄製了一首新歌,名叫《曼德勒之死》(Death of Mandalay),歌中達的就是曼德勒正逐漸中國人占領的傷感、恐懼和厭惡之情。霖霖在每一場演唱會上,都會被聽眾要求演唱這首反華歌曲。歌曲的最後,是一段吉他獨奏的緬甸國歌,伴隨著聽眾的齊聲合唱,很有些眾志城、驅逐漢虜的味道。



清真寺占據了市中心一個主要位置。

華裔在緬甸總人口中所占比例不高,卻在律師、醫生、工程師、大學教師、銀行、以及政府公務員等職位上占有極高的比例。緬甸五家最大的銀行中,四家都由華人控股。商界中,傑出的緬甸華人,遠的曾出過《星島日報》創辦者胡文虎和現台灣HTC公司總裁周永明;近的則如世界上第一組MOSFET高壓半導晶體的 發明者郭忠信,近年來他透過"郭氏家族基會"至少捐出1700萬元給美國的高等學府。緬甸的幾任國家領導人當中,都有華人或者有華人血統的人居要 職,包括前總統吳山友、前總理欽努和軍政府獨裁者奈溫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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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单世联:读《聂荣臻回忆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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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读《聂荣臻回忆录》(上)
Nov 1st 2013, 12:14, by 明鏡雜誌


  聂荣臻是"文革"后较早写作回忆录的领袖级革命家。历时数年的《聂荣臻回忆录》1983年由战士出版社出版后,受到邓小平的好评。其中有关林彪问题及1969年"第一个号令"的详细介绍,是高级领导人中第一个以个人的名义对林彪及"文革"期间一些重要事件的评论,因此引人注目。战士出版社后来改为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军队领导人的回忆录。可以说,《聂荣臻回忆录》是一个范本。

  1、留欧

  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流起源于1912年蔡元培、李石曾、吴稚辉、吴玉章等组织的"留法俭学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人口锐减少,劳动力奇缺。除了战时"参战华工"仍在法国做苦力外,"留法俭学会"动员了不少有为青年人赴法半工半读。以期引进西方文明,救国救民。这些人中有不少成为革命中国的栋梁之材。

  1920年1月,聂荣臻到法国先学法语后打工,并接触革命理论。差不多同时的还有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王若飞、熊雄、邓小平、蔡畅、向警予、陈毅、李卓然、刘伯坚、李维汉、李富春等,都在法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学习科学文化,而是在谋生的同时进行社会政治活动。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1951年9月,周恩来对京津地区高校教师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中说:"我中学毕业后,名义上进了大学一年级,但是正赶上五四运动,没有好好读书。我也到过日本、法国、德国,所谓留过学,但是从来没有进过这些国家的大学之门,所以,我是一个中等知识分子。"

  从履历来看,早期革命的领导人有三种,一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没有出过国门的革命家,二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留欧学生,三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二代留苏学生。1927年之前,留欧学生在上海、广东的党内占据了重要地位,而王明等人正在苏联学习。30年代初王明等人回国后,与留欧学生分享了领导权并占了上风,进入江西苏区后,他们不同程度地与毛泽东发生冲突。当遵义会议毛泽东逐步取得最高领导权后,苏联的经历变得可疑起来。延安整风的对象,一是莫斯科回来的"教条宗派"的王(明)博(古)洛(张闻天)稼(王稼详),二是留欧的以周恩来为代表团的"经验宗派",而前者又是更主要的清理对象。1940年3月,当周恩来传达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说张闻天是中共的理论家时,毛泽东当即反驳: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刘英,1992:127)他后来说,"整风实际是整苏联的风,是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杨奎松,2001:159)如果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讲,留欧的才是正统,但因为他们较少苏联的教条可搬,所以在党内斗争中的日子反而相对好过。

  中国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但其组织模式、夺权方式却是从摹仿苏联开始的。中国人可以从欧洲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实践,但要真正成为以夺权为目的的革命家,更重要的是向"老大哥"学习,所以留欧的学生回国前又必须到苏联受洗。比如聂就在1924年9月赴苏,先后在东方大学、红军学校学习与中国革命直接有关的课程。苏联的经历是中国革命者正统身份的出身证,留欧的反倒是边缘,当"土著"与正统发生冲突时,留欧的革命者相对不处于矛盾中心。正像葛兰西说十月革命是"反《资本论》的革命"、列宁必须在普列汉诺夫的正统之外另搞一套一样,中国革命的成功也只能由毛泽东等人在黑暗中自己摸索而不能依靠苏联正统,留苏生当然要受到清理。

  2、德国顾问

  早期中国革命与苏联息息相关。1932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德籍顾问李德负有责任。此时帮助蒋介石制定"围剿"计划的,也是其德国顾问佛采尔和泽克特等人。在这个意义上说,五次反"围剿"部分地是两个德国人在较量。

  除李德之外,还有一个德国人应当注意。这就是1927年广州起义时共产国际的代表诺伊曼。"他不懂军事,没有实践经验,连打败仗的经验都没有,对中国的情况和广州的情况全不了解,又听不进我们的意见,只是靠本本,生搬俄国城市暴动的模式。"(聂荣臻,1983:81)在讨论起义方式时,他主张像当年列宁格勒那样,由罢工而示威游行而城市暴动,最后成立苏维埃。起义成功后的10月11日晚,叶挺已经料到敌人会在第二天大规模反扑,提出要把部队拉到海陆丰去。诺伊曼"却教条主义地认为,搞起义只能进攻,不能退却。他甚至声色俱厉地批评叶挺撤出广州的主张是想去当土匪。"(聂荣臻,1983:88)固守广州的结果,是12日黄昏,起义部队在付出很大代价后不得不撤离广州。

  "从根本上说,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起义没有彻底胜利的可能。"(聂荣臻,1983:96)但如果不是诺伊曼,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肯定会多一些。与李德之流以能祸害中国革命是因为博古等人的信任一样,诺伊曼的荒唐也得到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及恽代英、陈郁、周文雍等人的支持,他们不懂军事,"有秀才造反的味道,往往都是诺伊曼等国际代表说了算。"(聂荣臻,1983:82)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但它的军事艺术却为全世界景仰。北洋军阀中,段祺瑞是留德的;国民党人中,孙中山、蒋介石对德国军事文化均很羡慕;因为德国有一个为恩格斯高度评价的克劳塞维茨,共产党人对德国军事也相当尊重。但为什么,学习德国的段祺瑞可以在北洋系统中脱颖而出,借助德国顾问的蒋介石可以把共产党挤出江西,倚重德国顾问的共产党却一败再败?

  诺伊曼的出身不太清楚,李德的情况介绍较多。此人出生于慕尼黑的贫穷人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俄军俘虏后送到西伯利亚,十月革命中参加苏联红军,后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其军事思想更多属于苏俄传统。蒋介石先后有四位德国顾问,与"剿共"直接相关的有两位,一是1930年5月来华的佛采尔,此人曾任陆军总司令部的部队室主任(相当于总参谋长);二是有"德国的拿破仑"和"国防军之父"之称的泽克特。他们在德国战败后卓有成效地进行了国防军的重建,为后来希特勒横扫欧洲提供了军事基础。当李德刚刚抱上枪走上战场时,泽克特、佛教采尔已经是名扬天下的军事家。如果让德国政府派谴顾问,李德之流是轮不上的。但李德有幸成为苏联俘虏,并参加了共产党,这就获得了成为中国红军"太上皇"的政治资本。

  泽克特于1933年11月来华,至1934年9月因病辞职回国,第五次围剿的计划主要是由他制定的。当时参加蒋介石庐山军事会议的江西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莫雄对围剿计划的印象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最阴险毒辣、规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的军事计划!与以前的四次'围剿',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若此计划得以实施,则红军的处境不堪设想。"(莫雄,1991:98)李德怎么是泽克特的对手?

  3、叶挺

  叶挺是20世纪最优秀的军人,可惜时不我予,最需要军人的现代中国,却没有给他提供的充分的机会:

  "独立团"的斩关夺隘的赫战功代表着北伐时代革命军的辉煌。但因为叶挺是共产党,所以一直没有受到重用。当很多军官因为北伐成功连升几级时,他只当到24师师长。

  南昌起义失败南下潮汕后,叶挺曾有过把队伍拉到福建去的好主意,但没有机会实现。(聂荣臻,1983:71—72)

  广州起义从一开始就没有成功的把握。"叶挺是预定的起义军军事总指挥,起义前几个小时──12月10日晚才赶到广州。虽然,要叶挺晚到,是组织上有意安排的,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但由于提前起义,这就显得太匆忙了,他是在连什么情况都不清楚的状态下,来指挥起义的。"(聂荣臻,1983:84)"叶挺虽是总指挥,实际上只能指挥我们所能掌握的部队,对工人赤卫队就很难实施有效的指挥。"(聂荣臻,1983:94)

  但叶挺仍须对起义失败负责。1928年1月,李立三主持广东省委会议,把起义说得一无是处,还决定处分大批同志,客观上包含了对叶挺的否定:"此次暴动最高的指挥机关完全系智识分子,表现出缺乏指挥能力。"叶挺"任红军总司令职务,表现消极,应予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卢权、禤倩红,1994:290)

  几个月后,叶挺到达莫斯科。王明在《广州暴动纪实》中又一次批判叶挺:"红军总司令叶挺因断言这个暴动是'1905',并且始终未能确定地相信这个暴动能够支持很久,最后能得到胜利。""又加上他于暴动前六小时始由香港到广州,对于军事计划不甚熟悉,遂致表现出消极怠工。"(卢权、禤倩红,1994:295)在王明的误导下,共产国际没有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这就是聂荣臻所描述的:

  "六大"前,叶挺同志奉命赶到莫斯科,本来是想把情况说清楚的。但王明等人根本不听他的申明,不看他的报告,一味地批评指责。叶挺受了委屈,一气之下,离开了莫斯科,脱离了党,到德国流亡去了,直到抗战开始,才重回国参加革命。(聂荣臻,1983:94)

  叶挺的身份使他成为国共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新四军军长人选。双方协商的过程目前尚不清楚,但据吴葆朴等人编的《博古年谱》说:1937年9月28日,"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国民政府突然发出通报,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博古与叶剑英考虑到中共中央对叶挺出山的过程不太了解,立即致电中央说明情况。中共中央为慎重起见,要求叶挺赴延安一趟共同商议有关问题。"9月30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博古、叶剑英,提出南方游击队的改编原则,其中之一是以叶挺为军长。(吴葆朴等,1997:433—434)1937年12月到1941年1月,叶挺当了3年的新四军军长,这是发挥才能报效国家的好机会,但其军长生涯并不愉快。

  首先要不到合适的部下:"他曾点名要周士第去当参谋长,他们都是广东人,都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都经过南昌起义,但中央没有答应,另派了张云逸,广东人,去当参谋长。"(李一氓,2001:246)以一个非党人士领导党的军队,又没有自己的班底,叶挺总是感到困难和苦闷。

  其次,叶挺与政委项英的关系也一直不顺。本来,叶挺在大革命时代对党代表制就很熟悉,南昌起义时,叶为11军军长,聂荣臻是党代表,两人相处得很好。项英作风正派,原则性强,对叶相当尊重。不愉快的原因在于党和非党的问题。项英曾向周恩来说到:"在召开党内会议或传达中央文件时,叶挺由于不能参加,不会没有想法以至猜测的;在党中央的来电中,很少提到叶挺的名字,按机要工作规定不便交给叶挺看的,即使给叶看他也会有感觉的,容易引起误会,而且难以解释清楚。"(王辅一,1995:407)李一氓认为:问题在于,大革命时期,叶挺和他的党代表都是党员,有矛盾可以在党的会议上,而在新四军,"叶项之间只有行政关系,只有抗日统一战线的关系,没有党的关系。这就使得两方面之间很难自处于一方面和对待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关系与叶挺当团长、师长、军长时不一样了。那时,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关系属于叶挺方面,而派去的党代表跟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却没有历史关系,或很少有历史关系。而新四军的情形却恰恰相反,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关系属于以副军长名义出现的项英方面,而派来的叶挺自然跟部队构成和直接指挥历史上却毫无关系。这种基本情况,自然会在叶项两方面发生各自的影响。""影影绰绰地,叶挺总想找借口离开军部,采取躲避的办法回重庆、回澳门。影影绰绰地,项英总想使叶挺自己离开新四军,并且帮助他离开新四军。"(李一氓,2001:296)总的说,一代名将在新四军军长任上未能尽展怀抱,以至于曾数次出走并提出辞呈。

  "皖南事变"中的1941年1月11日,叶挺致电中央:"此次失败,挺应负全责,实因处事失计,指挥失当所致。但政委制□□□□之缺点应亦一因。"(卢权、禤倩红,1994:478)此电发出三天后,继项英而负政委之责的饶漱石要叶挺下山与顾祝同谈判,叶回答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与他谈判根本没有条件。我是坚决不能去的,大革命失败后,我离开党已经十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是深刻记取的。"但饶漱石一再催促他去,叶挺只好说:"如果是党决定派我去,我就服从。"(卢权、禤倩红,1994:486)政委的要求使叶成为国民党的俘虏,出狱后又因飞机失事而遇难。聂为之赋诗:"五十岁崎岖世路,……普天涕泪失英雄"。

  4、婚礼何以在刑场

  周文雍、陈铁军刑场上的婚礼感天动地,成为革命者永恒的自豪。其实,他们的婚礼原是有可能不在刑场举行的。广州起义失败后,以李立三为首的广东省委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他们积极派人到各地继续开展工作:

  本来广州起义失败后,广州党的组织损失严重,需要派人去整理恢复和了解情况,这是完全应该的。但那时广州正处于血雨腥风之中,敌人杀红了眼,到处搜查我们的同志。要去,也要派那些不出头露面,不引人注目的同志去,慢慢地逐步恢复。但李立三同志决定派周文雍同志去广州,并规定任务是发动党员群众,在广州贴标语,撒传单以表示我们党在广州还有力量。周文雍同志是广东省委委员、广州市委委员,从1925年起长期在广州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广州起义时又担任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和广州市苏维埃人民劳动委员,在广州可以说是红得发紫的人物。派他去显然是不合适的,无异于往虎口送肉。(聂荣臻,1983:98—99)

  果然,周文雍到广州没几天就被捕,不得不在刑事场上举行婚礼。

  类似的事还有。聂荣臻到香港后,李立三要他去追教导团,通知他们向海陆丰转移。"我对这一路不熟悉,又不懂广东话。这一路敌人戒备一定很严,危险太大。而且我说明,原来就已经通知教导团向海陆丰撤退,没有必要再去通知。但李立三仍然坚持要黄锦辉去。结果锦辉同志在花县附近被捕牺牲。"(聂荣臻,1983:92)李立三调走后,广州省委仍然按类似的方式派谴张善铭、赵自选等人到东江,李硕勋到海南等,都很快就被捕牺牲。

  参加了革命就应当有牺牲的心理准备,革命者没有理由为了自身的安全拒绝任何危险的工作。但第一,在领导人这一方面,却必须珍惜不多的革命精英,合理地使用他们,不能以革命的名义要求他们作没有意义的牺牲,这不但是对同志的负责,也是对革命事业的负责。第二,"'钦差大臣'满天飞,已经多次被证明是错误的,不仅不必要地牺牲了许多同志,而且他们刚到一地,不了解情况,一般也不可能提出正确的主张,但又要指手划脚,这就不会有好的结果。"(聂荣臻,1983:100)革命者的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等等,是党千方百计动员起来的伟大力量,是保证革命胜利的主要资源,但如何使用革命者赤胆中心和冲天干劲,一些领导却没有郑重以待。李立三如此,毛泽东也有此误。从大跃进到"文革",举国上下对毛泽东寄予了最真诚、最狂热的崇拜,国家的发展却总是艰难曲折,甚至面临深渊。

  庐山会议时,张闻天有一段相当精彩的发言:"主席常说,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李锐,1999:67)如果提不同意见要以杀头为代价,恐怕没几个人敢提不同意见。这不只是民主作风问题,也是判断革命者道德境界的一个标尺:领导人不能视革命者的生命为儿戏,他没有权利要求革命者做没有价值的牺牲。

  5、聊天

  1930年初,聂荣臻到顺直省委工作,当时北平市委书记胡锡奎被捕后,公安局把他当成小偷,既没有搜身也没有审问,第二天早上揍了他一顿,叫他滚。此时他的传单还在身上。聂等人就和胡开玩笑:"你是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抗战期间,聂在晋察冀和彭真说起此事,彭真告诉他陈伯达也有这样的经历。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糊里糊涂被抓进去了,后来福建军阀张贞花钱把他保了出来,因为他与张是同乡,又在张那里做事。他出来后,竟不知道该往哪儿去,就又糊里糊涂回到了监狱。"文革"中,"有一次在西山剑英同志寓所聊天,我向他聊过。当时我们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当作笑话说说,不知怎么回事,很可能是那里装了窃听器,因为在场的只有我和剑英同志,没有第三个人。我们这次谈话被陈伯达知道了,而且所说的话,和我们讲的完全一样。"(聂荣臻,1983:116)

  于是,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陈伯达责问为什么要背后议论他的历史问题,周恩来打电话调查这件事。直到陈伯达垮台后,"他才交代说,他之所如此过敏,就是在那一次被捕时,他向敌人自首了。"(聂荣臻,1983:117)

  国民党抓到共产党的大官连审都没有审就放了,革命者之间的聊天都有人收集起来反映上去。聂 、叶都是高级领导人,即使在"文革"中也没有被打倒,更没有被剥夺权利,但他们的往来、谈话、行动都有人注意。1969年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二月逆流"说:"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有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们这个大闹就证明他们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我看细节无须乎多问,比如谁跟谁来往了多少次,还是大纲节目要紧。如果党内生活把人引导到注意那些那小的细微末节,那就不好罗。"(聂荣臻,1983:859)谁跟随谁来往了几次这些"细微末节"可以不追究,但必须知道。

  于是,党内气氛高度紧张、领导人行动不自由就无法避免。他们的交往、他们的闲谈,都成为政治斗争中的证据。1972年,陈云去看王稼祥,告诉王:"我是甩开了跟在我车后的监视车绕道来的。"(朱仲丽,1995:249)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到小翔风看叶剑英,要借"上街看看"为由;李先念去看叶剑英,也要借观看香山植物园为名。"1976年以来,从周恩来逝世邓小平重新挨整,叶剑英迫于逆境,从小翔风到西山,已经养成习惯,在与人进行'政治谈话'时,总要顺手打开收音机,录音机,或扭开水龙头,用杂音来干扰以防被窃听。"(范硕,1990:218—219)这种善显然是必须改变的。

  6、痛快

  1931年年底,聂荣臻到达江西苏区,第一次见毛泽东时谈到自己初来乍到的感受:在白区工作是在敌人的屠刀下斗争,处处显得被动,有时真感到只有招架之功而乏还手之力,到了根据地,才是到了自己的天下,可以大摇大摆地行走了。毛听后 ,诙谐地用手比划说:"还是像我们这样,拿起枪杆子建立自己的政权,干得痛快啊!"(聂荣臻,1983:135)

  1927年毛泽东上井冈山做了"山大王",对红四军,他以"前委书记"的身份指挥全军;对地方,以湘赣边特委书记的身份统管一切。"古田会议"确立了他的绝对领导地位。虽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但确有"痛快"之处。江西根据地雏形初露后,毛随即于1930年2月召开著名的"二七会议",组成以他为书记的红四、红五、红六军"共同前委",统一领导各军及赣西南、闽西、湘赣各特委,总揽根据地的一切权力。当这一权力受到原赣南特委及赣西南红军的质疑时,毛毫不留情地以"打AB团"为名整肃异已,确保自己一号领导的地位。

  能否"痛快",关键是能否拥有支配权。1931开始,先是项英、任弼时以中央局书记或代表的身份,后是周恩来、博古等人以中央领导的身份进入苏区,毛不得不退居其次,这是他感到不"痛快"的三年。直到遵义会议后,毛才由军而党,逐步掌握了革命的最高领导权。当时负责警备会场的罗贵波记得:遵义"会议结束那天,毛泽东第一个步出会场,他容光焕发。"(罗贵波,1997:72)1942年3月20日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前夕,毛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即有"气象一新,各事均好办了"的良好感觉。(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426)

  革命队伍是分布在各个山头的武装力量的统称。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林彪为一一五师师长,聂为政委、副师长,1937年10月,一一五师在五台山分兵,聂率一部开辟五台山周围的晋东北地区,此后他长期担任晋察冀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兼政委,成为一个战略区的一把手,有极大的活动空间。1948年4月,毛泽东和中央来到了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对我区工作的指导,将会大加强。对我以及许多干部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聂荣臻,1983:670)但也有另一面。1948年5月,敌机轰炸城南庄,毛泽东因转移及时没有受到伤害。事后查明是潜入内部的特务给敌人送了情报。1969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当年也在城南庄的江青在会上发了一个简报,称:"这是有人阴谋暗害毛主席,指挥敌机轰炸的特务电台就设在军区司令部,后来又把与此事有关的特务分子处决灭口。"(聂荣臻,1983:677)江青意在诬陷聂荣臻,以至于陈毅都为聂"捏了一把冷汗"。毛没有发话追究此事,但如果毛不在城南庄,聂也就不会有这样的风险了。

  "痛快"不只需要至上地位,也需要一定的实力基础。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分散在各山头的南方游击队被整编为新四军。但有的游击队不接受整编。"原活动在赣东北弋阳县磨盘山地区的由杨文翰领导的游击队不仅拒绝下山,而且还将党派去做说服工作的皖浙赣省委书记江关英加以杀害。原活动在赣北德安、九江、瑞昌地区的由刘维泗领导的游击队,也拒绝下山。并且杀害了党派去做说服工作的红十六师政治委员明安娄和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这两支拒绝下山的游击队,后来均被国民党消灭。"(王辅一,1995:304)杨、刘曾经是红军指挥员,对军队的组织约束和政治控制自然有体会,三年的游击生活使他们领略了"山大王"自由自在的生活,所以不愿下山找不"痛快"。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不杀害上级党的代表,他们即使不下山也还可以与党结成统一战线,多一份支持。杨文翰、刘维泗没有考虑其行为的后果:一旦没有共产党的旗帜,他们队伍就是土匪,国民党当然可以也应当消灭。没有充分的力量,"痛快"只能是一时的。仅就反对现行制度而言,革命党与"山大王"们没有根本不同,从井冈山开始,革命部队收留改造了不少"山大王"。但革命军队同时还是一种政治力量,这就使得它的一切武装行为具有政治意义。惟其如此,只凭几杆枪就想在革命军队中找"痛快"是不可能的。

  7、金子

  革命要花钱。红军不是政府军,没有国防预算和财政拨款,打土豪的是红军的主要经济来源。所以红军作战的目的有三: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筹粮,政治与经济并举。但根据地大多地瘠民穷,有限的土豪早已打尽,数万大军要想生存下来就要向外发展。1932年,一军团与五军团联合发动了水口战役,歼灭陈济棠部下10个团,算是一个大胜仗,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认为,同时"在某种意义上简直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红军天天打仗,钱时时要用,缴来的黄金就由一些人背着。这是红军的活命钱,只有那些得到组织信任的人才有资格背黄金。在内部清洗严酷的时期,背黄金是一种护身符。

  1929年红四军围绕前委领导作用等问题发生争论,朱德、陈毅等人以民主的方式把毛泽东的前委书记选下去了。尽管后来陈毅主动帮助毛泽东恢复最高权力并亲自请毛出山,但陈毅的政治命运还是受到影响:离开主力红军任江西省军区总指挥,打"AB团"时,陈毅的命运岌岌可危:

  陈毅同志跟我说,他也被李韶九怀疑上了,担心李韶九要对他下手。后来,在一次战斗之前,毛泽东同志把打土豪得来用作军费的一些金子,交陈毅同志保管,这一下,陈毅同志心里有底了。他想,毛泽东同志这样信任我,我就不怕你李韶九了!(聂荣臻,1983:563—564)

  历次肃反主要不是经济原因,但确有人通过杀人聚财。1930年闽西根据地在邓发主持下肃"社会民主党",红十二军连以上干部半数被肃,闽西苏维埃政府执委35人被杀过半,具体执行的是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后来罗明等人调查发现,"林一株强奸女干部40多个,所有金表等好的东西都在他手上,品质十分恶劣"。(罗明,1990:100)

  黄金不只是护身符,也可能是夺命符。陈丕显回忆:"早在从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的时候,项英、陈毅同志带出了一大笔钱,都是些金子。到达油山后,这些金子一直由他们缠在腰里。冬天衣服厚还可以掩饰,到了夏天,腰里就凸出来了,有人就在他们的背后对他们的腹部指点点点。这在当时内部不很巩固的情况下,颇有谋财害命的危险。对这个问题,项英、陈毅同志反复作过考虑。分开背吧,给品质不好的人等于发旅费;继续瞒下去吧,已经瞒不住了。怎么办?还是展开民主讨论吧。一天,他们把队伍集中起来,索性把情况同大家讲清楚,说:'这是党的经费,党要我们保管,我们从来没有乱用过一分钱。发展党的事业,要靠这笔钱,发展部队,也要靠这笔钱。现在局面已稍微稳定了,我们有责任通知你们,万一我们牺牲了,尸首可以不要,钱无论如何要拿走,这是党的钱,不能落入敌人手里。干部、战士说:'你们背的是金子,老早就猜到。'项英、陈毅同志建议分开背,大家一致主张:党的经费要由最可靠的人背,还是由你们背。项英、陈毅同志说:'我们背不了这许多。'最后决定给几个人背,顺利地解决了问题。"(陈丕显,1982:44—45)

  但项英最后之死,还是与黄金有关。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项英等人逃出敌人重围后藏身在皖南赤坑山一个山洞里。3月14日凌晨,与项英等人住在一起的原军部副官处的副官刘厚总开枪打死项英等人,拿走了他们携带的黄金和钞票。

  8、放过坏人?

  延安整风审干由康生具体负责。"在他看来,几乎所有的人都不能相信了。整个河南省的党组织,都被他怀疑了。许多中央委员,被列入他怀疑的名单。连恩来同志、剑英同志,他都不相信,认为他们在白区天天与国民党接触,靠不住。"(聂荣臻,1983:562)如此严格的审查,理应把有任何一点疑问的人都清查出来了吧!然而不是。

  聂在晋察冀根据地时,在收编、改造杂色武装方面成绩很大。那时"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其中有一个叫朱占魁,曾被任命为冀中十分区的司令员,被日军俘虏一年后又到军区来找聂,说他如何与敌人斗争、后来又如何在押运的过程中跳火车逃出来的。聂对他的说法有怀疑:

  当时,我是有警觉的,所以没让他再回晋中去,留在寨北住了一段时间。1943年,我们到延安去的时候,把他带到了延安,本想对他认真审查,但是,在延安,没能给他作出结论,问题拖了下来。(聂荣臻,1983:431)

  日本投降后,朱回到晋察冀当了军分区副司令。"由于他本性难移,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地热河的时候,朱占魁在古北口前线带着警卫员和两匹马投敌了。"(聂荣臻,1983:431)

  整风包括"审干"和"抢救"运动,其罗网之细密绝非通常审查可比。任何一个人在家庭出身、个人经历方面稍微有一点点说不清楚或与领导上的判断有别的地方,就极有可能被认为是"叛徒"或"特务"。康生的敏感和技巧更是令人胆战心惊。1943年8月,康生在陕北公学训练班上介绍如何揪出以王实味为代表团"五人反党集团"的过程,即是其斗争艺术的一个典型。

  "五人反党集团"除王实味外,还包括中央研究院的潘芳、宗铮夫妇;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和中央妇委的王里夫妇。他们是同学或朋友,在延安时有过往来。王实味发表文章批评延安的不良风气,成全也向毛泽东写过要求"整顿人风"的信,康生就此认定他们是一个集团。但如何"证实"呢?五人分属三个单位,且王实味的文章发表后,中央研究院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赞同,"群众思想觉悟没有起来,这个地方不能斗。"康生遂把潘芳提为学习委员会的秘书、办公室外主任。使王实味等人觉得"潘芳还升官,我们这些大概没有问题"。王实味等人暂时安心了,康生却打了一个迂回。他对枣园的群众有把握,就把突破口选择在枣园的于炳然。于炳然知道形势严重,一挨斗就承认错误,"当时于炳然为了抬高自己就不能不打击别人,就不能不打击成全、王里。"康生就由枣园派出一个代表团到政治研究室去揭发,代表团表面上由于炳然领导,实则由康生的人控制。但政治研究室的群众还是没有觉悟,于炳然的揭发没有产生预期效果,康生转而发动群众批评他们的领导,诱敌深入。会议第五天,成全、王里夫妇受命上台"骂"领导,"从上午骂到下午,骂出一个人性论来。这时群众听了不对,你和王实味一样把人性论骂出来,有怀疑。"康生紧紧抓住这一点,开了72天的批判会。王里受不了,就揭发了潘芳、宗铮和王实味,斗争从此就由政治研究室回到中央研究院,"那时就是思想斗争,七斗八斗才慢慢搞到政治问题上"。"五人反党集团"终于浮出水面,康生极为自豪:"这个斗争策略性很强,我们用了列宁主义策略原则,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宋金寿,1993:104)有了这样的斗争策略,什么样的坏人还能逃过?

  "审干抢救"的对象,首先是党内的"莫斯科派",其次是党内的知识分子。朱占魁两边都靠不上,他不可能成为"抢救"的主要对象。确立领袖权威、统一全党意志显然比抓出一、两个坏人更重要,因此,不能以朱占魁这样的漏网之鱼为"抢救"运动的错误。但既然像"审干抢救"这样严格的清理运动也有漏网之鱼,那确实说明频仍的运动自有其内在必然。原东北局副书记张秀山在1953年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发言中,批评中组部对党组织的严肃性、纯洁性注意不够,"如内战时期在黄河岸上杀过红军干部的、做过'双料特务'的以及做过反共活动的分子,现在都担任了我们国家的重要职务,甚至混进了党内。"(张秀山:2004)这当然就需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未完待续)

  单世联,和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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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国难当头创名校,公正诚朴八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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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mbnail 国难当头创名校,公正诚朴八十年
Nov 1st 2013, 03:16, by 明鏡雜誌

抗战初期四川省主席王缵绪一手创办巴蜀名校

王復加来稿



一、王缵绪乃是巴蜀学校的创始人
重庆(私立)巴蜀学校创办于1933年,创建人乃是国民政府四川省主席王缵绪。1929年,王缵绪以十万银元购买了富豪私产——嘉陵江畔的张家花园,又筹巨资从上海购置了大量教学用具,建立与实施了他的办学计划。1932年,王缵绪曾公开发表了《巴蜀宣言》将其办学宗旨昭示于社会各界。

 
第一教学楼(1932年建成)

王缵绪在他从事军政四十年之中,担任学校董事长职务整整十八年,他极力创办巴蜀学校与从事教育事业,是以教兴国,并实现他改变西南落后的教育面貌,"创造新兴的教学制度,实行新的教育理想"。经好友黄炎培介绍聘用教育家周勖成担任校长,以及孙伯才、康心如、卫楚材、卢作孚、何鲁等教育专家主持教务,并遵循校董事长王缵绪确定以"公而忘私,正大光明,诚实毋欺,朴实无华"即为"公正诚朴"校训。以重启发和实践的教育理念,采用"手脑并用,身心互通"的方针,以"儿童本位"教育原则及"教养兼施"的教育模式,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能力。几年后,王缵绪所创办的巴蜀学校由幼稚园和小学扩展办起了初中和高中。这在解放之前就早已被公认为著名的学校。

1936年,巴蜀学校曾代表中国参加英国伦敦国际教育博览会,以优异的学业成绩和学校学生的生活照片获得嘉奖。1937年4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肯定创办人王缵绪先生办学义举,为巴蜀学校题赠了"成绩斐然"四个金色大字的匾额,高度赞扬巴蜀学校的办学成绩与成功。当年,王缵绪聘用的著名教育家、作家叶圣陶先生曾为巴蜀学校作词并谱写了最经典的校歌,至今还在巴蜀学校的上空荡漾,而巴蜀学校的创始人王缵绪,将早已被人淡忘,甚至不敢再提这位创始人,其原因是:巴蜀学校创始人王缵绪,是在"反右"运动之中,因声讨"阳谋"而赍志已殁,所以落得了将永世不得翻身,死无葬身之地。

回忆"七七事变"爆发的那一刻,全校师生在大礼堂挂起了大幅的中国地图,书写着"国破山河在!"与此同时,巴蜀学校也立刻变成了陪都的重要的文化宣传教育中心。校董事长王缵绪便接纳和安置在校内办公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还有黄炎培先生主办的"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抗战时期,周恩来曾到巴蜀学校演讲"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专题,吸引了众多听众;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巴蜀学校组织了数十场演讲会;众多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有宗白华、马寅初、章乃器、老舍、郭沫若、邵力子、邹韬奋、沈钧儒、陈立夫、罗隆基、潘公展、齐燕铭、田汉、翁文灏、潘序伦、胡风等,都曾先后在巴蜀学校作过演讲及重要的报告。

1939年5月,重庆遭受到日机的大轰炸,社会局命令市区所有学校于6月底以前迁出市区。由于巴蜀学校是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阵地。因此,日机将连续三次轰炸巴蜀校园,炸死了六名校警,破坏了部分校内设施。但是,巴蜀学校从没有停止抗日救国各项活动;继续加强对学生进行抗日救国教育;组织民众和学生搞军事训练;学生在早操跑步时高唱《大刀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王缵绪提议将各班级全部以沦陷于日本侵略者的省区命名,将提示师生不忘收复失地之志;第一班为辽宁级、第二班为吉林级、第三班为黑龙江级等;对于即将毕业的学生,校董事长王缵绪亲自题赠"毋忘国耻",铭刻在巴蜀学校毕业纪念品(墨盒)上,使其发挥教育意义。

 
巴蜀学校的创始人兼校董事长王缵绪曾为另一所教学大楼题写"诱诲堂"。

二、巴蜀学校为何迁至西充
为了师生安全,避免无谓牺牲。校董事长决定,将重庆(私立)巴蜀学校迁至四川省西充——王缵绪家乡。
此后,学校是在日机不断轰炸之下迅速转移。据统计:500多套校具(桌、椅、床)、2万余册图书、2000多件教学用具(钢琴、显微器、动植物标本、实验仪器)等,满满装了16艘大木船,从重庆嘉陵江运达南充,雇了上千余人,靠人力一件一件搬运到西充。

1939年,经过数月的波折及耗费了巨资,才将巴蜀学校迁至到了西充,圆满完成了搬迁和重建工作,9月正式开课。

王缵绪为什么没有将巴蜀学校转移重庆郊区,而是下了这样大的决心将学校迁至西充?这证实他为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提高教育培育人才的迫切心愿。西充乃土地贫瘠,资源短缺。但西充人勤奋好学,自有穷不离书的古训,还有尊师重教的优良民风。由此,巴蜀学校的落户与创建,不仅是给西充教育带来了良好的教学设备,而且还带来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一大批享有盛名的师资队伍有周勖成、孙伯才,卫楚材、李博程、汝龙、周佩珍、钟泽珠、杨双全、楚衡、杨应湘、刘雨春、沈淑平等,及本地聘请的教育首领李毅君、数学教师张敬虞、理化教师杨志伊、古学精深的国文教师徐秀实、何伯卫等;他们始终遵循着校董事长王缵绪的意愿,以全新的办学方式及儒雅的学者风范,为之人们所景仰,而不断吸引各地的莘莘学子前来求学,至此为西充的教育事业起到了长足的发展。


学校图书馆——藏书楼

1942年,校长周勖成与正在抗日前线指挥作战的校董事长王缵绪(上将总司令)通电商议,将巴蜀学校迁回重庆张家花园。而王缵绪决定将西充巴蜀学校作为分校继续开办,全部教学设备留在西充,继续促进西充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此,校董事长王缵绪电令侄女王君素(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接任西充巴蜀学校校长职务。自王君素任职期间,王缵绪曾不遗余力地支持她继续筹资扩建学校续办了高中,后经王缵绪申报四川省教育厅并核实通过成为了省立重点学校。

1945年,巴蜀学校西充分校已发展成了(小、中、高)完整的教学体系。校董事长不断提供助学基金,资助孤贫学生,充实学校图书、仪器和其它设施;并以重金聘请了著名数理教师黄关林、张敬虞、英语教师高逸、史地教师王搏九、语文教师徐秀实、音乐教师叶创衡、体育教师童致中;还有知名教育家张晓梅、韩幽桐、张友渔、刘清扬等人。是校董事长王缵绪集众多智慧共同谋划出严格的教育及管理制度,旨在培养学生即为"公正诚朴"。他要求学校作到几点:一、重视体育锻炼,设立军事训练和军事演习;二、经常组织各类竞赛活动,扩大知识境界;三、组织成立学生"自治会",培养学生的自主能力,树立劳动观念和卫生习惯;四、建立"校友会",交流学习经验,促进互励共进的学习模式;五、大力提倡爱国教育,教唱抗日救亡爱国歌曲;六、结合物理课学习的知识成立了无线电小组,由楚衡老师指解导学生组装矿石收音机,每天师生轮流值班,把夜里12点以后收听电台的消息,由师生记录抄写成大字报,张贴在校内校外的墙上,使全校师生和当地民众能够及时了解到抗日前线的战况;七、将班级和重庆巴蜀学校统一,以当时沦陷的国土省区命名,有绥远级、宁夏级、热河级、哈尔级等,以激励学生发奋读书,报效祖国。

1946年,国民党选举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时,向已被当选为国大代表王缵绪提出,要求把西充分校(即今日的四川省西充中学)的校长由张抚均担任。


学生军事训练


三、巴蜀学校曾誉为抗日救国的活动中心

1942年,周勖成校长及部分教职员工由西充返回重庆之后,很快在张家花园恢复了巴蜀学校并正常开课。在整个抗战期间,巴蜀学校始终保留着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中心地位,校董事长王缵绪经常派请军政各界知名人士到校为抗日救亡作公开演讲,并开展抗日救国的各项活动。与此同时,学校也开展起共产党的各项宣传活动,这在当时带给校董事长的压力和阻力不小,学校所出现的重大问题却让王缵绪承受了很大压力,曾受到军政内部的严重攻击。而王缵绪却擅长文韬武略,经常示以幽默及果敢的态度与当局抗衡,迫使国民党当局因学校董事长王缵绪的特殊身份与背景而不敢干预,他将维护与保证了巴蜀学校成为抗日救国的活动中心地位。

1949年底,重庆私立巴蜀学校经王缵绪与校方18年的不懈努力,早已发展成为集幼、小、中、高的完整教育体系,在当时就已进入教育领域的领先地位。在共产党成立之后,王缵绪将巴蜀学校和西充分校无偿的捐献给国家。当时,邓小平同志为此曾发表过重要的指示:"一切不变,只许办好,不许办坏"。 如今的巴蜀学校,是在王缵绪先生为学校教育事业奠定的坚实基础之上,经过历任校长及全体教职员工努力,继续将学校发扬光大,为国家培养出6万多名优秀学子,有的已成为享誉中外的知名人士,如原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夫人刘永清、原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夫人朱琳、原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等,都曾是巴蜀学校走出来的校友。

1950年,由西南军政委员会接办了王缵绪创办的重庆私立巴蜀学校,仅幼儿园改为西南干部子弟学校(分中小幼三个部),由刘西林任校长。1954年西南大区撤销,各部独立,幼儿园更名为重庆市巴蜀幼儿园,仅幼儿园占地面积6440平方米,建筑面积6000余平方米;是一所历史悠久、闻名遐迩,有着优良传统的寄宿制和全日制并存的省级示范园、市一级园区;园内绿树成荫,环境优美,设施先进,设备精良,被誉为花园式的"儿童乐园";现有十多个班,近千名幼儿。巴蜀小学、中学和高中依然在重庆渝中区张家花园,位居美丽的嘉陵江南畔持续发展到,占地30余亩;目前巴蜀小学已成为教育部的基础教育定点联系校和重庆市首批示范小学。巴蜀学校始终是重庆市教委直属重点中学,是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全国德育先进学校、国家考试基地、重庆市教育科研实验基地、重庆市民主管理示范学校;是全国中学办学规模最大的中学之一。今天,巴蜀学校已成为重庆市教委直属重点学校,北京大学首批校长实名推荐制中学,清华大学首批自主选拔"新百年领军计划"推荐资格学校,连续四届入选中国百强中学,2011年入选美国马里兰大学评选的中国高中五十强(第23名),连续四届入选"中国百强学校"。巴蜀学校从创建至今培养出众多人才,有的已成为享誉中外的知名人士遍布在海内外,它象征着中国教育的一面旗帜。


今日巴蜀中学

四、历任巴蜀学校的接班人

2003年,重庆巴蜀学校在举办六十周年校庆时,邀请到原创建人兼董事长王缵绪长孙们和首任校长周勖成的女儿参加了庆典活动。在庆典大会上傅唯泉校长对王缵绪先生以教兴国及兴学义举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巴蜀学校还制作了邮资明信片一套(印有王缵绪肖像)供邮局发行。随后,西充中学也邀请了创始人王缵绪的后代们到校参观,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

2012年12月15日,重庆巴蜀学校的师生们前往四川西充,在王缵绪故居举行了隆重的"巴蜀学校祭祖活动,暨八十周年校庆启动仪式"。叶圣陶先生撰写的"巴蜀学校校歌"环绕故居山林,八万响鸣炮引来了八方民众参加与观看,气分隆重而热烈。主持人作了精彩的致辞:"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到著名爱国将领、原国民政府四川省主席,伟大的教育先行者,巴蜀学校的创办人王缵绪先生的故居,为纪念他对教育事业的伟大贡献,缅怀他福荫学子的身先言行,学习他以报国为己任、教育兴乡、教育兴国的伟大情怀。

我们这些巴蜀后人来到这里,在先贤故居前开启校庆序幕,由重庆巴蜀中学王国华校长发表:"祭王缵绪先生"。原文如下:

校董缵绪,生于蜀中。西充为其故地,观音名以旧乡。幼时勤奋好学,多才多艺,能书善律,冠绝乡里,考取秀才,初显峥嵘。威武缵绪,志立于国,投笔从戎,勇冠三军,身处乱世仍能激流勇进,蹑足行伍却可随遇而安。戎马一生,建功卓著。

辛亥革命,奋勇杀敌,功任营长,继升团长。世道无常,共和大旗陨落,军阀割据纷争。内战漩涡,苦闷彷徨。先生审时度势,脱军阀混战之泥淖,投国民革命之先河。文韬武略,深得国民政府器重;官运亨通,终为治蜀一方大员。抗战期间,信念坚定,大义凛然,声讨精卫。枣宜会战,迎击日寇,亲冒矢石,身先士卒,督战负伤,无尚荣光。旋磨打圈,拖住日寇,碎其阴谋,轰动全国。常德之战,截击日军,艰难鏖战,且有斩获。率军奋不顾身,功封陆军上将。

秀才缵绪,心怀教育。一九三三,斥资百万金,自任校董创巴蜀,可谓因缘际会;亲聘教育专家,主持巴蜀教育,实乃造福后人。桃李芬芳,功在千秋。其校初为小学,继办初中,续办高中幼稚园,以教以养开风气之先,学生负笈来校者踵相接。办学伦敦参展,国府主席亲颁"成绩斐然"。全国解放,更名军政子弟学校,后改重庆四十一中,继之恢复巴蜀校名,历七十九载风雨,数万大江南北之学子,歆享巴蜀教育之恩泽,终擎现代教育之旗帜。

昨日之巴蜀,镌刻先生之伟绩;今日之巴蜀,书写杏坛之丰功。公正诚朴,秉承先贤之教诲;以人为本,开创后学之坦途。手脑并用,彰显生活教育之理念;挖掘潜能,紧贴素质教育之精神;三本理念,把握现代教育之灵性;制度立校,切中学校管理之脉根。以善为根,养善于心;以雅为骨,修雅于情;以志为魂,志立于行。引领教师终身学习,树立教育事业雄心;以全球化之眼光,育善雅志之英才。

历史变迁,巴蜀无愧先贤厚望,成为中华基础教育之领航者;时代发展,巴蜀定当仰望星空,成为明日教育之逐梦人。巴蜀八十华诞在即,教育事业再登征程!

藉此,缅怀缵绪先生开创之功,颂扬教育先辈经营之能,缵绪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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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張益唐:全世界不超過十個人能看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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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益唐:全世界不超過十個人能看懂
Oct 31st 2013, 22:05, by 明鏡雜誌

《名星》記者 陳小平


2013年6月8日,受哥倫比亞大學邀請前來紐約講學的華人數學家、新罕布什爾大學講師張益唐,在法拉盛湘水山莊與新朋老友聚會,約50餘人擠滿了二樓餐廳,慶祝這位數學家取得偉大的數學成就。慶祝會之 後,張益唐在距離湘水山莊不遠的玫瑰茶室接受了《名星》記者陳小平的專訪,一同參加談話的還有張益唐的北大好友、哲學家胡平。在採訪中,張益唐對記者談到 了他的數學研究歷程、未來研究計劃、與妻子的軼事、中國父母情況、個人愛好以及回國打算等。


名星:你的關於孿生素數成果出來之後,有沒有人出來質問你?指你證明不對的呢?

張:沒有。波蘭裔的審稿人伊萬列斯(Henryk Iwaniec)給我一個非常好的評價,他是解析數論這方面的大師。

我寫論文的時候,我就想好了,我的論文就是寫給這些專家看的,就是只有他們能看懂的,全世界能看懂的也就是不超過十個人,我的論文中還大量引用了這些人的名字和他們的研究成果。我想,我的論文投出去給他們看,他們很容易就能看明白。

後來的結果果然是這樣。從投稿到給我答覆是三個星期,實際上,我的論文中,非本質的、細節性的差錯還是有點,但大師級的人看你的東西,他可以不管這些差錯,他看你的思路,他覺得你是對的就行,那些小差錯都是可以修改的。這是我們做數學的人都知道的。沒有想到的是,三個星期就給我來了通知,而且說的是那麼肯定。我用中文來說他們的審稿通知是:"我們把你的論證非常仔細地、非常徹底地看了,我們發現找出你的一個小漏洞非常困難"——這意思是"我們找不出問題出來"。這也是這幾天我在紐約聽到的,審稿人伊萬列斯說我的證明"水晶般地透明"。

就像我剛才在會上說的,只有三件事情讓我高興,第一是我把它做出來了,第二,它是那麼快地得到承認,第三,我突破了一根頭髮絲般的距離。至於別的什麼出名呀,我一點都不覺得高興,反而覺得頭疼。

我沒有想到結果會是如此轟動

名星:你覺得你有絕對的信心?

張:我在投稿之前我就自己問自己,這個是不是對的?我的論文是在2012年寫完的,然後就是修改,一步步地細細檢查,那個是很累的,甚至比寫出來還累。
名星:你的投稿時間是2012年幾月?
4張:月份。然後5月13日就去哈佛演講了。
名星:為什麼你第一站選擇去哈佛演講呢?

http://news.xinhuanet.com/2010-04/30/1264923_11n.jpg
丘成桐教授。他邀請張益唐去哈佛作報告。
張:丘成桐把我叫過去的。我本來不想去,本來這個時間是計劃中的我的學生期末考試時間,監考完了之後,我跟我的研究生助教一起改學生考試卷子。5月8日下午或晚上的時候,審稿人的報告就出來了,我是5月9日早上看到的。看了之後,我都楞住了——沒有想到評價會高到那個程度。(注:評審報告中寫著這樣的評價:"論文的主要結果是第一流的"、"在素數分佈領域的一個標誌性的定理"。審稿人伊萬列斯在寫給丘成桐的信中說: "張益唐的文章三週前被《數學年鑒》(Annals of Mathematics)接受,而在此之前,他在解析數論學界並不為人所熟知。但是他掌握解析數論最複雜課題的知識,並得以運用自如。他能夠突破令許多專家都止步不前的屏障,並非因為人們忽視了微小之處,而是由於他引入了全新而巧妙的佈局並漂亮的加以執行。僅從論證的清晰的邏輯架構,你可以立即感受到這項工作幾乎無可置疑的優秀。這並不意味著這篇文章簡單或者初等。恰恰相反,張的工作是解析數論的頂峰之作。他也優雅的借用其他領域的工具,比如間接用到有限域上代數簇的黎曼猜想。張的工作將引發持久雪崩式的優化和改進,以及隨之而來的理論創新。一夜之間,張重新定位了解析數論的焦點。隨後的進展需要等待多久,令人期待。")

名星:這有點奇怪,你不是說對自己的研究成果非常自信?

張:我是知道我的研究是一個很好的結果,但我沒有想到結果會是如此轟動。而且,這個結果在整個數學界有轟動是正常的,現在整個社會都這樣轟動,是我開始沒有想到、也沒有去想過的。

我的研究比陳景潤的研究更有突破性

名星:中國拿了個諾貝爾文學獎,這個獎有人說是諾貝爾獎裡面的政治獎,因此呢,人們也指望中國人在非政治類領域能有重大突破,拿一個非政治獎的諾貝爾級別的獎。你的研究在數學領域以外能獲得這麼大的知名度,可能與這個有關? 
胡平:英文媒體的報導也許是基於研究的質量,中國媒體的報導可能並不知道它的份量,它可能與揚國威、振興中華等有關係。

名星:你剛才提到丘成桐,我好像覺得他把中國人對數學的一點自信都打掉了。為什麼這樣說呢?這是指他對陳景潤的研究成果的評價。對很多中國人來說,那是在天上的一個數學成果。記得徐遲那篇報導文學中,說陳是摘取"數學皇冠上的明珠"的人。但陳的研究成果在丘成桐看來並不怎麼樣。他在國內接受採訪時說:國內"以為陳景潤的哥德巴赫猜想是全世界最偉大的問題,事實上不是,在美國沒有人在乎哥德巴赫猜想,你問做數論的人。是媒體誤導成功的。"

究竟中國人能拿出什麼樣的數學成績呢?這個時候,你的研究成果出來了,問一個比較外行問題:如果用小學、中學和大學層次來簡單對比的話,你的研究成果與陳景潤的研究成果相比,究竟如何呢?

張:這兩個研究有點不一樣。客觀地講,我的研究應該比陳景潤好,但陳景潤應該也是第一流的,我們的研究成果都是第一流的。

名星:既然都是第一流的,第一流中是不是有超一流的呢?

張:我的研究似乎更有突破性。陳景潤是從1+3進展到1+2,我的研究是從無限變成了有限,這個跨越應該比他那個更大。

名星:再回頭看,丘成桐先生對陳景潤的研究成果評價不高,他對你的研究成果評價如何呢?現在似乎還沒有看到他對你的研究的評價,只是知道他邀請你去哈佛做演講。網絡上有人因此分析說,"顯然他不會說張的壞話,因為就是他邀請張去哈佛給報告(而且還要張去得越早越好),講他的研究結果的。丘成桐如果認為這個結果不重要,自然不可能邀請張去哈佛做報告,更不可能催他越早給報告越好。丘成桐的行動已經可以說明一切了。"

張:他對我的這個研究的評價高得不得了。他帶我出去的時候,都提到我的這個研究成果,說比陳景潤要好得多。

名星:這些評價好像都沒有報導出來?

張:真正像他這類人,他反而不能在網上隨便亂說話了。(《名星》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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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马勇: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纪念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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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纪念梁漱溟?
Oct 31st 2013, 17:37, by 明鏡雜誌


2013年是梁漱溟一百二十周年纪念,在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十几年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纪念梁漱溟,确实值得思索;梁漱溟留给这个世界的精神遗产,也确实值得清理、整合与继承。

说真话的勇气

纪念梁漱溟,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中国人一定要慢慢培养坚持真理的勇气,不能再像过去几千年那样,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所有的态度都随着当权者转,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随着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积累,中国渐渐产生了有产者。有恒产者有恒心。有财产的人也就渐渐有了说话的勇气,说"不"的底气,有了各种自主的选择权。这是今天与梁漱溟时代相当不同的地方。

在梁漱溟的时代,一个领袖,一个政党,舆论一律,思想一律。中国知识人经过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绝大多数失去了自由言说的机会、勇气,特别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闭关锁国,不知道外部,不知道世界。在这样一个极端封闭的体制内,敢于、能够说出不一样的话,不仅需要平时的修炼、修为,而且需要勇气。这就是梁漱溟去世几十年之后,人们还不时怀念他的主要原因。

梁漱溟的人生最精彩的华章,无疑是其1953年与毛泽东当面对峙,互不相让。由于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太少了,在1949年之后的历史上更是唯一,因此几乎所有写梁漱溟的书籍,都在这一点上大做文章,表彰梁漱溟的风骨、勇气,宁折不弯的士大夫精神。

其实,梁漱溟在稍后就尝到了"逆鳞"的代价,他从毛泽东的座上客,一下子变成"孤家寡人"。从此,梁漱溟好像再也没有机会到毛泽东家里神聊了,也再没有机会给毛泽东建言了。许多研究者在表彰梁漱溟大胆敢言精神的同时,差不多都忽略了梁漱溟此后几十年的懊悔。梁漱溟此后不断问自己,为什么当时那么冲动,那么不依不饶呢,为什么没有想到毛主席是共和国的缔造者,需要威严、尊严,不可侵犯呢?

当然,梁漱溟此后能够这样认识,还是时代的原因,亲朋好友,甚至自己的孩子,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这样认识的,这样劝说的。

但是,我们今天还应该注意到,梁漱溟在事后只是懊悔当面顶撞的形式,只是说他不该在大庭广众下不顾及毛泽东在全党全国人民心中至高无上、不容侵犯的威严,但梁漱溟始终没有承认他当时所讲的问题有什么错。换言之,梁漱溟此后几十年尽管被边缘化,近乎沉沦到社会底层,但他没有像许多被打倒、被迫害的人那样,违心或真心承认自己错了,而且是发自内心认为自己错了。彼时,我们始终如一花样不变的政治学习,说到底就是一种宗教仪式,就是让人们在"主"的面前不停顿地忏悔,忏悔自己为什么没有跟上领袖的思路,为什么总是犯错误。于是,在这样的体制下,坚持真理的勇气,比反抗本身要重要得多。

那么,梁漱溟究竟说出的是什么"真理"呢?他那几天的发言究竟是哪些内容惹恼了毛泽东呢?

毛泽东在批评梁漱溟时说:"笑话。我们共产党就是搞农民运动起家的,按你梁漱溟的说法,好像我们根本不懂农民,只有你梁漱溟懂得农民疾苦似的。"

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提示,我们仔细阅读梁漱溟的发言,应该很容易体会出,毛泽东的恼火,就是梁漱溟以农民利益代言人自居,最典型的描述就是"农民生活在九天之下",城里人"生活在九天之上"。这也是冯友兰在梁漱溟去世之后的概括:"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毛泽东确实是农民运动的专家,梁漱溟也确实是农民问题的专家。他们两人从延安开始,就中国工业化道路,中国农村出路等相关问题有过多次争论,通宵达旦,废寝忘食,但结果是谁都没有说服谁。对梁漱溟来说,历史没有按照他的期待走,而且相反,他最不希望的以分化农村、阶级斗争去改变农村的事情,恰恰就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基础。

在梁漱溟看来,中共夺取了全国胜利,就应该对亿万农民感恩,应该让中国农村尽快改变面貌,实现他在1949年之前的夙愿,复兴乡村,建设乡村,让乡村都市化,享受工业化、城市化的好处。

但毛泽东不这样看。1953年争论焦点,就是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梁漱溟所反对的就是这个总路线中的有关农民的部分。梁漱溟的原话是:

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大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农民的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共产党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我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

这是梁漱溟与毛泽东冲突的焦点。这也是梁漱溟此后从来没有后悔的发言内容。几十年过去了,反观今天的中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我们不得不佩服梁漱溟坚持真理的勇气。因为历史已经证明梁漱溟说得并没错,中国农民确实长期遭遇了不公正待遇。

独立思考的能力

梁漱溟之所以在众口一词文化氛围中独树一帜,表达出不一样的看法,主要是因为他早已养成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他不会轻易接受没有经过自己独立思考,没有经过验证的新说。

从青年时代开始,梁漱溟就特立独行。他对铺天盖地的各种各样的言说,当然不会事事反对,但我们可以注意到,梁漱溟对于那些能够认同的理论,并不会无端起疑,于不疑处有疑。但他确实处处让自己处在一种"有疑"的警惕中,因而不会轻易盲从,而是事事处处表现出不一样的精神、气质。

五四大游行的时候,没有人会认为游行学生有什么错,他们挺身而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表现了青年学生不畏强暴的爱国热情,何错之有?近一百年过去了,有谁敢说一句学生的错?

但梁漱溟并不这样认为。他在学生大游行之后,迅即发表"逆耳之言",主张以法律解决学潮问题,主张爱国也必须纳入法制的轨道。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就是一个法制国家,法制的国家就不能疑罪从有,无罪推定。游行学生不论出于什么样的正当性,其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都已触犯了中国的现行法律,是对他人合法权利的侵犯,因此,对于那些因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而被捕的学生,梁漱溟反对一些社会贤达、名流运动保释,而是诚恳建议那些犯事的学生甘愿受罚,愿意将学潮交付法庭办理,愿意检查厅提起公诉,审判厅审理判罪,学生遵判服罪。检查厅如果因人多检查得不清楚,不好办理,学生尽可以一一自首,情愿牺牲。因为不如此,中国的损失更大。梁漱溟指出,从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即便曹汝霖、章宗祥罪大恶极,但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们仍有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学生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们,加暴于他们;纵然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学生因为爱国,因此所作的都对,即使犯法也可以使得。更不能说国民公众的爱国举动,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可以超越法律之外。

时至今日,我们再读梁漱溟这些言论,回想去年9月遍及全国诸多城市的反日大游行,游行的人肆无忌惮砸毁同胞的"日系车",甚至置人于重伤,我们不能不承认梁漱溟独立思考的能力仍然是今日中国最缺乏的东西。

独立思考能力的养成,就是不能人云亦云,就是胡适所强调的怀疑精神,凡事问个为什么。胡适说,做人要有疑处不疑,做学问则不疑处有疑。前者就是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后者就是告诫人们对于一切美好的言说,都应该抱着一个怀疑的精神,批评的态度。

但凡伟大的思想家、学问家,都必须具有怀疑的能力,养成怀疑的习惯。这与威权体制下的社会秩序正好相反。威权体制强调服从,强调不疑,最极端的表达,就是理解的服从,不理解的也要服从。对领袖,甚至要有盲从的精神。

中国当然不是要建立一个威权体制,辛亥之后不论中国的民主运动遇到多少挫折,中国的民主化方向始终不变,因此怎样养成现代社会国民必须具有的怀疑习惯,可能还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当举国一致认同总路线的时候,梁漱溟大胆质疑;当举国一致批林批孔的时候,梁漱溟大胆发声,只批林不批孔;当举国一致认为新宪法在总纲中确立一个接班人有助于国家稳定时,梁漱溟独持异议,以为遍观全世界的宪法,也没有这样干的。凡此种种,我们今天并不一定都能认同,但我们必须由衷佩服,梁漱溟独立思考的能力是一个时代的骄傲。

眼睛向下的习惯

梁漱溟能够独立思考,坚持真理,除了见识、知识,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他始终坚持眼睛向下的习惯,不唯书不唯上,而是最大可能地体验中国下层民众的疾苦、喜怒哀乐,这是一个大知识人最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二十几岁的梁漱溟已经成为北大小有成绩的教师,他的印度哲学究竟讲的对多少错多少,还可以讨论,但当他在北大还有如此巨大上升空间的时候,他就因为信仰,因为个人兴趣的转移而坦然离开。这样的精神,在今天的中国,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梁漱溟离开北大,彻底沉入中国社会底层,他和一些忠诚的弟子在京郊"打坐",就是苦苦思索中国的未来。当他发现中国的未来就在乡村,就是中国农村的复兴与重建时,他义无反顾离开大都市,像一个苦行僧一样,长年累月奔波在"希望的田野上"。

须知,梁家的祖上是蒙元王室,是贵族。即便到了梁漱溟这一代早已没有贵族的气象,但其前面几代并不是平民,世代为官,久已脱离了土地。梁漱溟能够重新沉浸在土地上,愿意用自己的智慧、能力去改变乡村,确实是一个不得了的创举。

我们今天也有不少大学生毕业之后不得不去农村,只是这些大学生不是发奋去改变农村,而是保留着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是"村官",是镀金。这与梁漱溟当年的思维路径南辕北辙,根本就不是一码事。

梁漱溟眼睛向下,让他对中国问题有了完全不一样的看法。在梁漱溟之前的中国人看来,西方化的结果一定是西方的工业文明战胜中国的农业文明,中国只能在国际大格局中分工协作,不可能走出自己的路,更不可能保留中国固有的文明形态,尤其是中国自古以来的田园生活。好像,中国的现代化一定是都市化、城市化,一定是钢筋水泥的丛林。

眼睛向下,让梁漱溟发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现代化道路。他认为,中国必须走上工业化的道路一点不需要怀疑;中国的农村必须全面享有城市化的便利与好处,也丝毫不必怀疑。但是,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不可能重走西方的路,甚至也不可能重走日本的路。中国一定能够走出一条现代化新路,这条新路的希望在农村,在中国人能否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团体精神引进中国,带到农村,让亿万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用团体的力量,用整体优势重建乡村,用科学技术改造乡村,改造农业。在梁漱溟看来,这是中国的希望,也是中国现代化不必怀疑的道路选择。

从今天中国现代化的实际进程看,梁漱溟有关乡村复兴的看法依然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农村的出路,肯定不是将农民赶出家园,开发房地产,更不是让农民"上楼",成为没有职业,没有归属的边缘人。中国农村,甚至中国现代化的未来,都取决于能不能将现代文明送到农村,能不能让农民用现代化的方式从事生产,能不能凭借土地资源和辛勤劳动创业致富,重回"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中老二的地位。

中国的知识人纪念梁漱溟,应该铭记他几十年对农村的眷恋,对农民的情感,即便我们这一代今天已经没有办法做到走出城市,重回乡土,也要永存这样一个念想。至于体制,应该有一个沉痛反省,看看为什么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农村的面貌始终无法获得根本改观,从互助组、人民公社直至后来的包产到户,究竟是哪些环节出了问题,新一代的知识人、决策者,远比1949年之前的中国更安逸,更稳定,更悠闲,为什么没有梁漱溟那样眼睛向下、复兴农业、重建乡村的冲动?

梁漱溟是中国知识人的楷模,也是中国人的一面镜子。面对先贤,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做的不错?

马勇,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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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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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mbnail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心路歷程
Oct 31st 2013, 17:50, by 明鏡雜誌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選載(6)


明鏡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作者高文謙

一九六六年的春夏之交,一場來勢異常凶猛的政治風暴席捲了整個中國。當時,誰也未曾料到,毛澤東發動的這場名為"文化大革命"的運動竟會把中國拖入一場歷時十年之久的浩劫之中。這一年,周恩來已經年近古稀,剛剛過完六十八歲的生日,旋即被捲入政治風暴的中心。他人生最後的十年就是在這種天下大亂、風雨飄搖的年代裡度過的。

毛發動文革的心路歷程

斯大林死後,毛澤東終於多年的媳婦熬成婆,觸發了他充當社會主義陣營新霸主的慾望,與蘇聯一爭高低。毛這種急於事功的烏托邦狂想和闖下大禍後,擔心中共黨內出現赫魯曉夫式人物追究清算他的猜疑妄想,把中國一步步推向通往文革的災難之路。

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的一具"怪胎"—中國高度集權的專制體制與毛澤東的個人意志相結合的產物。儘管這場風暴事起突然,然而卻是中共立國後,特別是五十年代末以來社會內部積累已久的各種弊端和矛盾的一次總爆發。毛澤東之所以發動文革運動,與其說是出於對政治理想的追求,為了捍衛社會主義的純潔性,毋寧說是出於內心恐懼感的驅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樣死後被人鞭屍的下場,從而對"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採取的先發制人之舉。可以說,毛發動文革的念頭由來已久,其心路歷程一直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初的斯大林之死。

一九五三年的斯大林之死,無論是在外交上還是在內政上都對當代中國的歷史演變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不僅使得中蘇之間早已存在的裂痕迅速表面化,演成後來的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同室操戈、兄弟鬩牆的大分裂;而且大大刺激了毛澤東內心深處渴望充當社會主義陣營新霸主的慾望,由此開啟了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狂熱和恐怖的年代,國無寧日,禍亂不已。
對於斯大林之死,毛澤東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在失去了斯大林這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大家長後,一直深感受制於人的毛澤東終於多年的媳婦熬成婆,從此行事可以不再有所顧忌;而且社會主義陣營一時群龍無首,正好可以"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一逞其壓抑已久的世界革命領袖的雄心抱負。

在這種慾望的驅使下,毛澤東的頭腦開始急劇膨脹,決意獨闢蹊徑,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向蘇聯模式挑戰,企圖再一次創造奇跡,與蘇聯一爭高低。毛後來種種好大喜功,頭腦發燒,急於求成的舉動,諸如改變原來中共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大幅加快國家工業化、農業集體化的進程乃至發動"大躍進",莫不根源於此。

憂的是,以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報告為發端,各國共產黨紛紛起而效尤,掀起了批判斯大林,反對個人迷信的浪潮。這固然正好給中國提供了一個擺脫蘇聯的發展模式,走自己道路的機會,卻又使得同樣在中共黨內獨斷乾綱,而且又對此津津樂道的毛澤東感到兔死狐悲,如坐針氈。

平心而論,毛澤東對斯大林並無多少好感,他本人就曾在三十年代吃過斯大林這個"太上皇"的不少苦頭。但是,他更不能容忍赫魯曉夫在斯大林身後對他的冒犯和褻瀆。這令毛看到了一幅可怕的圖景﹕弄不好的話,在自己身後,中共黨內也會有人效仿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落得和像斯大林一樣被人鞭屍的下場。從此,毛的戒心大起,在以後的餘生中,"中國的赫魯曉夫"一直像夢魘和符咒一樣纏繞著他,驅趕著他像唐.吉訶德一樣不停地同這一心造的幻影作徒勞無功的搏鬥,一刻也不能安寧。

正是毛澤東這種企圖一步建成社會主義的烏托邦狂想和擔心身邊出現赫魯曉夫式人物的猜疑妄想,把中國一步步推向通往文化大革命的災難之路。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的歷史怪圈。毛氏種種急於事功的作法和試圖扮演社會主義陣營龍頭老大的舉動,引起了中共領導層內部的嚴重分歧,而且也招致了來自"老大哥"蘇聯的不滿和批評。對於毛所發動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所謂"三面紅旗"運動,內有彭德懷在盧山會議上的直言諫諍,為民請命;外有赫魯曉夫在中蘇兩黨會談中的坦言勸告,希望毛不要走火入魔。

然而,這並沒有令毛澤東迷途知返,相反卻觸動了他那根異常敏感的神經,認定黨內外、國內外的"赫魯曉夫們"正串通一氣,立下戰書,聯合起來反對自己。這就是後來在鬥爭彭德懷時,除了算老賬以外,非要給他戴上一頂"裡通外國"的帽子的原因所在。為了排除內外阻力,一生信奉鬥爭哲學的毛澤東祭出對內"反右",對外"反修"的利器,對國內外的"赫魯曉夫們"大張撻伐,發動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在政治上越搞越左,陷入內外交困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從此,中國的政局動盪不安,黨內鬥爭愈演愈烈;中蘇兩國之間的齟齬也不斷加劇,由兄弟黨內部的意見分歧發展成公開論戰,最後徹底鬧翻,在兩國邊境劍拔弩張。這種內外關係的全面緊張,又反過來刺激了毛澤東的那根敏感的神經,更加重了他的危機感,愈發相信開展"反修防修"的必要性,從而更加一意孤行。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思想就是沿著這樣的歷史軌跡而變本加厲,走向極端的。

文革發動前夕,毛澤東的危機意識已經十分強烈,被所謂"中央出修正主義"和北京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一類的憂慮,攪擾得整日心神不定,寢食難安。這種內心深處草木皆兵的恐懼感,自從在廬山會議上加罪彭德懷,以及由他一手發動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釀成全國性的大饑荒,導致兩千萬人成為餓殍以後與日俱增,揮之不去。毛深知自己闖下大禍,但又不肯認賬,唯恐自己的一世英名毀於一旦,更害怕有人出來追究他的歷史責任。毛因此而變得極端多疑猜忌,感到在黨內日益孤立,大權旁落,被人們敬而遠之。這是梟雄一世的毛所無法忍受的。

更讓毛澤東憂慮的是,劉少奇這位在延安整風中最親密的政治盟友和一手扶植起來的接班人,正在背叛他。毛在"大躍進"中惹出亂子後,隨後以退為進,把中央分成一線、二線,自己退居幕後,而把劉推到一線,替他收拾爛攤子。但沒想到的是,此舉卻弄巧成拙,出現"一國二公"的局面。劉少奇利用收拾困局的機會,培植個人勢力,樹自己的旗子,在中央形成了另一個司令部,與他分庭抗禮。

非但如此,在毛澤東看來,劉少奇在六十年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所採取的種種經濟調整的舉措,並不是在幫助他渡過難關,而是在乘人之危,否定"三面紅旗",有意在政治上和他唱對台戲。更觸動毛澤東那根敏感神經的是,劉竟自稱是"非常時期大總統",逢會便講"形勢嚴峻","國民經濟要崩潰",實則暗中進行逼宫,迫使他檢討下台。像公開散佈造成國家困難局面的原因是所謂"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對自己提出的"指頭論"唱反調,乃至提出"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揭"等等,就是衝著自己來的,蓄意挑動輿論,準備秋後算賬。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對劉少奇的心結日深,認定他心懷異志,其心可誅,就是那個將在自己身後像赫魯曉夫一樣作秘密報告的人。這成為毛揮之不去的夢魘。到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以後,毛澤東已在認真考慮解決這一問題。不過,由於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又經營多年,從中央到地方都有他的人,已成尾大不掉之勢;而且劉所採取的調整舉措在黨內外頗得人心,更是為他贏得了不少政治資本,得到人們的普遍擁戴,聲望與日俱增。在這種情況下,通過黨內鬥爭的正常途徑已經難以解決劉的問題,只有採取非常手段,才能除掉這一心腹之患。這種想法隨著毛澤東日益老邁年高,急於安排後事而變得愈發強烈起來。

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澤東不堪這種夢魘的纏擾,決心孤注一擲而採取的非常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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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陈小雅:林彪的罪名及其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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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雅:林彪的罪名及其变迁
Oct 31st 2013, 17:38, by 明鏡雜誌


  "林彪事件"给中共全党带来的震动,不亚于1931年的"顾顺章叛变"、1935年的张国焘"另立中央"。为了平息这个事件的影响,中共中央在"9.13事件"后的第5天,即1971年9月18日,发布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即57号文件;197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又以77号文件概述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1973年8月,中共"十大"政治报告再次给"林彪事件"定性。在报告中,周恩来说:
 
  "……'九大'期间和大会以后,林彪不顾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教育、抵制和挽救,继续进行阴谋破坏,一直发展到1970年8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未遂政变,1971年3月制订《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9月8日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阴谋失败后,9月13日私乘飞机,投奔苏修,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接班后,80年代初期,为配合中共党内决议和"林彪-四人帮"两案审理,中纪委撰写出林、江反革命集团罪行的"调查报告";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的问题给予"定性"。"913事件"九年之后,1980年11月2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组成的"特别法庭"对"林彪集团"进行了审判。198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撰《军事大百科全书》,对林彪个人给予盖棺论定。
 
  在以上各种文件中,关于林彪的罪名是不同的。时至今日,我们可以找到的名目,大约有四条:
 
  1、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军事大百科全书.人物卷.林彪》。)
 
  2、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分裂党、分裂国家、另立中央;(中共中央57号、77号文件;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军事大百科全书》。)
 
  3、妄图策划反革命政变、谋害毛主席;(中共中央57、77号文件;中共"十大"政治报告;《判决书》;《决议》;《军事大百科全书》。)

  4、叛国投敌。(中共中央57、77号文件;中共"十大"政治报告;《判决书》。)

  --在这里,有五点值得提请读者注意的是:

  (1)确定这些罪名的重要文件中,中共党的领导人的决定在先,法院判决在后。

  (2)中共第二代领导人对林彪事件的看法,基本遵照第一代领导人的定论不变。但对于这个"集团"的人事处分,随着自身权力的巩固,有日益软化迹象。
 
  (3)四项罪名中,在毛泽东生前,第一项因牵涉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并没有作为一个重要罪名被提出来。而在今天,第四项似乎已经不能成立。成书较晚的《军事大百科全书》林彪生平的介绍,与中共中央早期文件的说法已产生较大的差别。其中类似"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提法,已经被"乘飞机外逃"和"机毁人亡"等客观叙述所代替;"叛徒、卖国贼"的称号,也被还原为"军事家"。
 
  (4)经邓小平提议,前代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性质被改变为"反革命集团"。(参见邓小平1980年3月19日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

  (5)案发当时,中国尚无《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颁布,适用法律只有一部《惩治反革命条例》。

  但是,以上中共党内的定性与法院判决,并没有平息民间对此案的议论。30年来,关于庐山会议的"权力争斗说"、"兔死狗烹说",关于林彪之死的"西山镇压说"、"替身代死说"以及"软禁老死说"一直流传坊间。进入21世纪以来,以互联网为交流平台,这桩"旧案"又有重提之势,2004年《重审林彪罪案》的出版,应该是这一类型讨论的一个结晶。
 
  从以上那些民间传闻的流变、官方定论的伸缩,我们也可看出,关于林彪"罪案"说法的变化,不仅与最高领导者本人生命的去留、权威的消长相联系,与"文革"结束后二十多年来,权力结构的变迁相联系,而且与国家法制建设的状况与人民法律观念的变化相联系。这就是说,随着时代的变迁,历史上人们为林彪和"913事件"所塑造的形象,正在日益风化和剥蚀,并进行着重新的塑造。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随着时事的变化,今天的结论和"共识"在今后的时代中,还将不断地遭到"修订"呢?有人已经在忧虑,原空军保卫部部长高德明现已成为研究林彪"小舰队"的文章作者,"目前刑满仍由部队管辖的原小舰队成员,有抛开事实,相互串联翻案的迹象。"他特别提醒媒体,历史不容随便涂抹,不要给历史添加澄清的麻烦。(见李彦春《追踪林彪"九一三"叛逃真相》。)

  这种忧虑,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这种局面,并不是当事人造成的。

  众所周知,一项"罪名"的成立,主要由两个部分的内容构成:其一,事实部分;其二,评价部分。在这二者的关系中,"事实"是"评价"的基础。如果连事实都没有搞清楚,或有意篡改或遮掩,自然不可能作出确当、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评价自是要遭到后人质疑,也免不了要修改的。但是,即使在事实基本清楚的情况下,由于人们的政治观念、道德标准、社会习俗和利益所在的不同,人们也会作出不同的评价。譬如,荆珂刺秦王,究竟是"进步"的事业还是"反动"的行为?这是依人们的国家观念,法权关系和"英雄观"而转移的;蒋介石炸花园口黄河大堤,究竟是"救国"还是"祸国",这是依战争的形势,政府的责任和人民的利益为转移的……
 
  同理,欲要讨论林彪罪案,厘清"913事件"的真相是问题的关键,对事件中人们行为的评价是其次。在今后的历史中,人们的评价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一定要发生变化的,但事件的事实一旦清楚,就不能随意涂抹。

  2004年8月16日

  陈小雅,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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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新快報事件凸顯大陸新聞界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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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報事件凸顯大陸新聞界的困境
Oct 31st 2013, 22:24

「紅二代」薄熙來世紀大審剛落幕,大陸草根記者陳永洲的「捉放」事件又震驚國際。湖南長沙警方跨界到廣東誘捕《新快報》記者陳永洲,理由是他連續報導揭露 湖南上市公司中聯重科「不法黑幕」,不實報導導致該公司損失慘重。陳永洲被捕,新快報在頭版登出「請放人」三個大字,開官方媒體要求警方釋放遭拘捕記者先 例,一時之間吸引全球關注。如今案情卻急轉直下,長沙市人民檢察院30日已批准,以涉嫌損害商業信譽逮捕陳永洲。

但這齣「連環劇」真相如何,迄今謎團並未全解開。

新 快報的「請放人」呼籲,各國媒體競相報導,莫不視為中國媒體挺身而出、維護記者合法採訪權益的「自主」先例,誤以為大陸變了,媒體敢對抗官方逮捕。國際輿 論關注也帶動大陸媒體連鎖反應,包括中央單位都出面要求警方解釋逮捕原因,大陸十多家重量級媒體都發表社論、短評,支持新快報的呼籲;新快報也鼓足餘勇, 翌日又在頭版登出「再請放人」呼籲。短短數天內,大陸新聞界南北呼應,形成「六四」後罕見的同仇敵愾氛圍。

沒想到,就在外界關注長沙警方 是否放人,或中央如何表態之際,陳永洲突然以剃光頭的「罪犯形象」,在中央電視台露面認罪,承認自己受人指使、貪圖錢財發表大量失實報導,其中大部分文章 且是別人提供,他接受賄款達人民幣50萬元。至此,這場媒體爭自主權的「美麗的誤會」變成「醜聞」。

形勢隨之急轉直下,原本高調要求放 人,並聲稱「窮骨頭還有兩根」的新快報,立刻在頭版刊登「道歉聲明」,承認陳永洲報導失實及報紙「做法不當」,而中央媒體及其他出面支持的媒體也改口,紛 紛譴責陳永洲和新快報,轉瞬間,昨天的「英雄」變「狗熊」和「媒體敗類」。這樣的轉折戲碼,令人眼花繚亂,但由此也揭示大陸新聞媒體生態和處境的艱難混亂 情況。

由於事件鬧得沸沸揚揚,國際關注,陳永洲的司法審判,內情會逐漸浮出水面,媒體、權力與商業之間的三重複雜關係,都可能曝光。首 先,人們要問,為何陳永洲被捕之初,海內外媒體都站在新快報一邊?或許是因記者和律師在中國是「高風險」行業。新聞工作者隨時可能被抓被關,這種媒體「集 體受氣」被打壓情結,應是輿論界最初聲援陳永洲和新快報的主因。

大家期待媒體能發揮正常監督力量,扮演人民「看門狗」(watch dog),既監督政府,也監督不法企業。 只是這一次,似乎看錯人、選錯邊了。

其 次,既然陳永洲長達一年報導不實,共18次報導給中聯重科帶來數十億元損失,為何當事人未早舉報?警方為何未展開司法偵訊並依法抓人?莫非其間還有更多內 幕?重要的是,陳永洲未經司法審判定罪,尚處於偵訊階段,央視就讓他以罪犯身分剃光頭、穿囚衣出面公開認罪。媒體有替代法庭審判之嫌,到底是為平息事件延 燒,或有其他弦外之音?其做法和習李體制上台後一貫強調的「司法程序公正」似有違背,讓外界感覺事有蹊蹺。

從本案可看到大陸媒體的困境。一方面,媒體記者揭黑面臨專政機器打壓的風險,記者報導的合法權利相當脆弱,生命和安全相對缺乏保障;另一方面,媒體和新聞工作者也常自甘墮落,淪為政治權力或公司利益集團博弈角力的工具。大陸媒體收受紅包已成。

公開秘密,受人指使拿錢充當打手者更不乏其人。此事件揭開中國政界、企業界與媒體業相互為用的三重黑幕,媒體在權力與金錢下遊走,「大黑吃小黑」時代劇不斷上演。

大 陸新聞業在政治夾縫中生存,內有政治禁忌和不同「公婆」管理,外有金錢誘惑和企業勢力影響,這次事件凸顯新聞業的腐敗現象,的確辜負了公眾的信任和支持。 事件也再次敲響警鐘,敦促當局須盡快進行新聞立法,既須保障新聞媒體和記者有報導真相、監督權力的合法權益,也應畫出明確紅線,防止新聞媒體和記者成為企 業打手和謠言溫床。任何健全的社會,最終都需要健全的媒體,扮演公眾監督和發聲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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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巨資維穩出狀況 北京難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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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資維穩出狀況 北京難堪
Oct 31st 2013, 22:22

大陸新聞組/北京30日電

天安門廣場周圍30日仍戒備森嚴,多名武警檢查巴士乘客身分。(美聯社)

天安門廣場周圍30日仍戒備森嚴,多名武警檢查巴士乘客身分。(美聯社)

天安門廣場周圍30日仍戒備森嚴,多名武警和特警駐守在廣場附近街口。(美聯社)

天安門廣場周圍30日仍戒備森嚴,多名武警和特警駐守在廣場附近街口。(美聯社)

天安門廣場周圍30日仍戒備森嚴,多名武警緊盯著在公車站等車的民眾。(美聯社)

天安門廣場周圍30日仍戒備森嚴,多名武警緊盯著在公車站等車的民眾。(美聯社)

北京天安門前28日發生三名維族人駕車「自殺恐怖襲擊案件」後,中共中央政治局29日曾開會討論此事件,由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 和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報告調查最新進展及新疆最新局勢。分析人士指出,極有象徵意義又一向戒備森嚴的天安門廣場發生恐襲事件,讓中國龐大警察系統尷 尬,顯示當局斥巨資維穩,仍難保萬無一失。

英國「泰晤士報」分析,由於天安門廣場是歷史上多次大型民眾抗議事件的發生地,距離習近平和其他中共領導人辦公的中南海僅有咫尺之遙,發生惡性死傷事件讓北京緊張。自從1989年大規模遊行抗議事件後,天安門廣場幾乎常態處於高度警備狀態,防範任何形式的民眾抗議。

法新社指出,中國維穩費用為世界之最,甚至超過軍事預算。英國的一位中國問題專家表示,此事發生無疑讓中共當局震驚。一名目前在美國教書的香港前警務官員也通過電子郵件表示,如果中國國安部沒能保證天安門的安全,那就表明整個中國也不再安全,必將面對多種挑戰。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問題專家林和立(Willy Lam)認為,此事件顯示中國的安全措施失靈,尤其發生在中共擬於11月在北京召開重要的18屆三中全會之前,對於當局來說更是顏面大失。但他指出,世界上沒有哪個警察政權能夠有效地應對來自民間的大規模抵抗。

英國格拉斯哥大學中國政治專家杜賓(David Tobin),天安門是警戒森嚴的地方,難以想像那裡會發生恐襲事件。難怪中國上上下下會感到緊張。

美國密西根大學專家波特(Philip Potter)則表示,中國的政治中心和人口密集的地區發生攻擊事件「是中國當局長久以來所擔心的事」。他並表示,「這種事一旦有了開始,就很難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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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英媒:格陵蘭或將成為中國稀土競爭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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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媒:格陵蘭或將成為中國稀土競爭對手
Oct 31st 2013, 22:27

《金融時報》報道說,格陵蘭解除稀土開採禁令,不但令當地政治更加獨立,格陵蘭也將成為中國稀土的對手。

該報道稱,格陵蘭的議會在贊成與反對票數極為接近的情況下通過解除長達25年的禁令。

此一爭議性的禁令禁止在當地的北極圈地區開採礦產。禁令解除之後,格陵蘭有望能供應全球所需稀土的25%、挑戰中國稀土出口的霸主地位。

目前全球稀土所需當中有九成來自中國,格陵蘭總理阿列克·哈蒙德在挪威奧斯陸的極地圈地區委員會向《金融時報》表示「這是朝向獨立又邁進了一大步」。

報道說,在2009年開始自治的格陵蘭,除了國防和外交依然依靠丹麥之外,每年還從丹麥取得33億克朗,充作所需預算的1/3。

當地的工業則有八成是來自於漁業,阿列克·哈蒙德認為開採稀土可以解決當地的高失業率問題並創造就業機會。

但是當地採礦不但要在數年之後才會開始,另外也需要外國資金的協助,報道引述澳大利亞一家礦業公司負責人的話說,一旦開始採礦,格陵蘭的GDP就可以增加25%。

該報道說,預計礦區建設要到2015年才會開始,而正式開始採礦則最快也要到2017年。

另外報道也指出,格陵蘭政府剛剛通過開採首都努克附近的鐵礦蘊藏,但是興建基礎設施所引進的3千名、多數來自中國的勞工卻引發了不滿情緒。

報道還列出一個圖表,顯示2012年中國出產稀土量為95000噸、美國7000噸居次、澳大利亞出產4000噸排名第三、隨後是印度2800噸、馬來西亞350噸。

(撰稿:威克,責編:李莉)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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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俄罗斯转型,是一团糟还是好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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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转型,是一团糟还是好得很?
Oct 31st 2013, 22:32

苏 联解体后,俄罗斯进行了以休克疗法为开端的经济转型,20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俄罗斯转型的实际情况到底如何,我国学界似乎存在模糊的认识,有人说一团糟, 有人说好得很,本文尝试对俄罗斯经济转型和发展的基本数据作一系统梳理,希望给出俄罗斯转型的概貌,以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一、经济转型的基本轨迹:5年深度衰退和10年高速增长

首先来考察一下俄罗斯长期经济发展趋势,特别是近10年的经济发展趋势和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发展趋势。下面的几个图表显示了有关的情况。

表1 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单位:%):1993-2010

1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世界经济展望》)

图1 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1993-2010

1

表 1和图1显示,俄罗斯经济在1993年-1996年处于严重衰退的状态,1997年经济开始增长,但是马上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转为1998年的衰 退,不过,在1999年以后,俄罗斯经济就迈向长期、稳定、高速增长,2009年则在前一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外部影响下转入衰退,但在2010年再次 转入增长。

1

表2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单位:十亿美元):2000-201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

图2 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2000-2010

屏幕快照 2013-10-30 下午9.45.50
表2和图2显示,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2008保持高速增长状态,200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是2000年的6.4倍,增长的速度是惊人的。

表3俄罗斯中央财政预算财政收入(单位:十亿卢布)

1

资料来源:《俄罗斯统计年鉴2010》

图3俄罗斯中央财政预算收入:2000-2009(单位:十亿卢布)

1

表3和图3显示,俄罗斯中央财政预算收入在2000-2008年高速增长,俄罗斯中央政府的钱包迅速鼓胀起来,2008年的财政预算收入是2000年7.6倍,增长速度也是惊人的。

苏 联解体、俄罗斯转型之处,外债最高时曾超过1000亿美元,巨额债务一度是俄罗斯的噩梦,1998年还曾因为还不起债而再度陷入经济危机。但是,此后俄罗 斯经济高速增长,到2006年7月底,俄罗斯外汇储备达2655亿美元,首次跻身世界外汇储备三大国之列,仅次于中国和日本。俄罗斯很快提前偿还了95% 的外债,包括从苏联继承下来的外债。

随着联邦政府的财力大增,俄罗斯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教育补助、住房补助有了稳定的来源,俄罗斯人开始继续享受高度的社会福利。

前 文的数据表明,进入21世纪以后,俄罗斯的经济转型已经度过了初期衰退、混乱的阶段,走上的增长、有序的正轨。当前的俄罗斯已经是一个在体制、数量、质量 上与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差异不大的经济体,但是,与俄罗斯拥有的丰富资源和历史上曾经有的地位相比,俄罗斯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没有发挥出来,主要是因 为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缺乏坚强有力的、进步的政治力量的领导

当 前俄罗斯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进步的、坚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的领导。俄罗斯有进步的政治力量,但是处于软弱状态;有强大的政治力量,但是不够进步。所谓 进步,是指向前看,主张民主法治、权力下放、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睦邻友好;所谓强大,是指政治力量即政党的纲领明确、组织严密,有广泛的社会支持,特别 是能够深入群众,扎根社会。俄罗斯政坛主要有四支力量: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反对党俄罗斯共产党、公正俄罗斯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以及另外一支名称和成 员不断改变的力主改革的党。这四个方面的政治力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统 一俄罗斯党是执政党,以2004年和2007年杜马选举中的得票率和在杜马所占的议席衡量,该党是俄罗斯最大的政党,但是该党存在两个问题:不太进步也不 太强大。不太进步是指该党在纲领上是一个大杂烩,人们称之为"中派",口头上都有民主法治、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但是实际上并没有采取坚定措施以落实这些 主张。相反,该党比较坚决贯彻的倒是权力的集中,把地方的权力集中到中央,进而集中到总统或总理个人。同时,该党也不强大,虽然得票率很高,但是该党并无 坚实的社会基础,其成员基本上是各级官员,与人民的联系并不紧密,主要依靠强大的掌权优势动员选票。政党是否在社会扎根的重要表现是它是否经常改名,统一 俄罗斯党实际上从1990年代以来就基本上是同一群人,但是名称却改了多次: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团结党,2001年更名为统一俄罗斯党。

俄 罗斯共产党是强大的,但从目前的政策主张看,难以认为是进步的。俄罗斯共产党在组织上继承了苏联共产党的体系,是目前俄罗斯惟一扎根社会的政党,在俄罗斯 各地都有基层组织,各级组织之间关系紧密,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拥有稳定的支持率。但是,俄罗斯共产党在纲领上也全盘继承了苏联共产党的纲领,仍然主张计 划经济那一套,主张苏联时期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主张对抗外界,基本上不接受1990年代以来国际和国内局势的改变。所以,其支持者主要养老金领取者, 其支持率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持续下降。公正俄罗斯党接受苏联解体的现实,但是其社会经济纲领与俄罗斯共产党十分相似,是一个介于统一俄罗斯党和俄罗斯共产 党之间的政党。

俄 罗斯自由民主党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的政党,谈不上进步。同时,它基本上是个建立在党首日里诺夫斯基个人魅力基础上的党,没有自上而下广布全国的组织体系, 也没有深入群众,但是能够动员俄罗斯社会各界的民族主义情绪。只要日里诺夫斯基存在一天,这个党就有一定的支持率,在议会里有一些议席,一旦没有日里诺夫 斯基,这个党就要瓦解消亡。

另 外还有一支在1990年代初相当有影响,目前在议会没有席位但仍有一定影响的政治力量,这支政治力量的改革倾向,主张市场经济、民主法治、权力下放、对外 开放和睦邻友好,但是其致命问题在于过度弱小,无力领导俄国社会。这支政治力量以知识分子为主,其典型的代表是亚夫林斯基,他们尽管有进步的纲领,但是没 有找到与社会大众结合的方法,无法扎根到社会中去,所以一度风起云涌,但支持率很快跌落。其名称也不断更改,显示了未能与社会各界建立牢固连结的问题。

(二)、计划经济的负面遗产弥漫全社会,造成效率低下

俄罗斯的社会生活的运行效率低下,不仅在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就是在私营企业也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各种问题到目前为止仍然大行其道。例如,过去计划体制下的不工作、假工作今天仍然大量存在。服务意识淡薄,厂商是上帝,顾客是仆人。

计 划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垄断没有打破,在私有化过程中全盘继承下来,因此,所有制虽然改了,但是垄断的结构没有改。所以出现了这样的奇怪现象:相同距离的航 程,俄罗斯国内航线的航班价格是国际航线的航班价格的2-4倍;移动通讯和互联网的价格是其他欧洲国家和中国的2-10倍。大量的俄罗斯人到世界各地度 假,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有钱,而是因为在国外度假比在国内度假便宜得多。这一切畸形的价格,主要是因为国内市场被一两家厂商垄断。在如此严重的垄断条件下, 国民经济不可能有效率。

计 划体制过长导致了俄罗斯转轨后市场经济的技能的重建要从零开始。例如,集体农庄的生产模式运行了70年,超过两代人的时间,这就把个人独立耕作地块的农业 技能从俄罗斯社会彻底消灭干净了,因此,出现了在苏联末期和俄罗斯初期把地块分给农户而农户却不耕作的现象,不是因为农户不愿耕作,而是因为农户已经不掌 握耕作的技能。农业如此,商业、服务业、国际贸易等都存在技能消亡,从零开始的问题。

此外,封闭排外时期过长还使俄罗斯损失了俄侨对俄罗斯发展的推动作用。俄罗斯在西欧北美有大量侨民,但是因为苏联与西方的殊死对立时间太久,超过两代人的时间,俄侨与俄国的血肉联系和文化纽带趋于消亡。所以俄罗斯向世界打开大门后,并没有俄侨资本的大量涌入。

(三)、对苏联解体的愤怒情绪妨碍俄罗斯争取到良好的国际环境

俄 罗斯的发展不仅有许多不利的内部条件,而且也有不利的外部条件,这不利的外部条件有一部分是自身的不当政策造成的。许多俄罗斯人,特别是一些主要的决策 者,似乎至今还未在心理上接受苏联解体的现实,一心恢复昔日的"雄风",这就使得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常常出现非理性的举动,无法为其国内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 条件。

俄 罗斯强势介入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人聚居区与所在国中央政府的争端,这实际上心理上未完全接受苏联解体的一种反应。这种介入不能为俄罗斯带来任何实际 利益,相反大大恶化了俄罗斯与一些独联体国家的关系,同时不利于俄罗斯的国际形象,对于俄罗斯吸收外资,参与国际经济活动造成负面的影响。

由 于难以接受苏联解体的现实,并把解体归罪于外国的阴谋,所以俄罗斯隐藏着强烈的仇外和排外情绪,所以尽管官方在口头上欢迎外资,但是社会各界却对外资和外 国人带着强烈的怀疑情绪,认为外资和外国人来是要破坏他们的生活,要威胁俄罗斯的安全。这就造成了大量的资源闲置,得不到开发利用的局面,因为有能力开放 的国际投资者进不了俄罗斯,不敢进俄罗斯。

这些问题是结构性的,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负担轻甚至完全没有历史负担的新世代成长起来,并走上决策舞台,许多问题能够得到自然地解决。因此,从中长期看,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必将在已经取得转型成功的基础上更上层楼。

 


赖海榕 : 中央编译局马列主义文献信息部副主任、海外理论信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比较政治学。主要研究政治选举问题,并关注与之相关的行政、立法、司法、公民社会、媒体生态、经济改革等问题,进行国际比较研究。


赖海榕,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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