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歷史網: 几乎每个历史关节点都留下于光远堪称绝唱式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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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个历史关节点都留下于光远堪称绝唱式的传奇 Oct 28th 2013, 12:30, by 明鏡雜誌 　　光远老走了，98岁。（编者注：于光远，经济学家，2013年9月26日病故）这个年纪和这个人，都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的传奇。 　　说年纪是传奇，是因他接近百岁。在中共党内的元老中，这样高龄而去者，并不多见。如果考虑到光远老坎坷的人生历程，以及他在党内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卓越建树、著作等身而又影响深远，那几乎无人望其项背了。更匪夷所思的是，光远老在80多岁时，还曾因医疗事故，在输血中染上乙肝。但他泰然处之，竟不为病毒所击倒。后来，他又原发癌症，同另一个不治之症相抗衡，达十数年之久，在病中留下数百万字煌煌著作后，以近百岁而薨，这难道不是传奇吗？ 　　前些日子，一对演员闹离婚。男方惆怅地说："我要的是一个家庭，你却注定是一个传奇"。显然，这是在用一首歌的典故。歌，是女方唱的，很好听。但我想，如果仅仅"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就是传奇，那我们的传奇就太多、就无新鲜之感了。我以为，即使是对八零后、九零后说来，传奇也一定要不同凡响。它必须同历史碰撞，在时代风云中留下色彩，那才配得上传奇。 　　光远老算得上是一个历史传奇。他留下的光彩，无一不同当代中国历史最紧要处密切相连。我同他接触不多，仅仅是一个下午的聊天。但那次聊天却使我坚信，这老人身上的故事，的确不凡，几乎每一个历史的关节点，都留下他堪称绝唱式的传奇。 　　2003年，我奉命为中央电视台大型文献纪录片《彭真》撰稿。经韩钢兄引荐，我和总编导来到光远老的寓所。我们向他提出的问题，是"七七事变"后，作为中共北方局的负责人之一，彭真是如何领导北平的党团员投入抗日战争的。光远老笑对问题，给我们讲了他在"七七事变"中的一段传奇："七七事变"前，光远老在"民先"全国总队部工作。此时，他已是中共党员。"七七事变"不久，北平将为日军所占，"民先"在北平难以继续工作，党组织决定派光远老等到保定建立民先临时总队部，发动河北的游击战争。 　　大约在北平沦陷的那一天，光远老同一些同志打点行装，徒步向保定出发。没多远，大约在北平西郊的田村，他们就遇上了日军的一支坦克部队。光远老回忆，日军坦克看到他们这群人，即向他们冲过来。大家四散奔逃。不知为什么，一辆坦克别人不追，就单单盯住了光远老。光远老跑得再快，也赛不过坦克。光远老记得，那是一块收获过的庄稼地，有很多田埂。他是顺着田埂跑的，但渐渐被日军坦克追上了。他没办法，只能扑倒在田埂之间的低洼处。坦克就从他身上隆隆地开了过去。这时，在远处看到这一幕同志们不由惊呼起来，以为这回于光远一定要被碾成肉饼了。可坦克开过，在尘土之中，于光远又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没事人一个了。 　　不知是光远老精湛的物理知识救了他，还是日军的坦克手并没有真想把他碾死。总之，一场虚惊。光远老说，他和同志们被赶到一个村子里，接受日军军官的询问。他们告诉鬼子，自己是中学老师，北平现在已经停学，没法上课，准备到上海找工作。鬼子也没有为难他们，还给了一顿饭吃，然后开路条，把他们放了。 　　过去，我们只知道"七七事变"全民族抗战的宏大叙事，但从来无缘光远老这样的惊险故事。那是一群共产党员撤离北平时的传奇。后来，光远老到了保定，开始了"民先队"的工作。在保定，光远老第一次见到了老魏同志。这个老魏，就是北方局的领导人彭真。"民先队"有个党团，归北方局领导。老魏见到光远老这些年轻同志非常高兴。除交代任务外，还说了一句让光远老一直记得的比喻。彭真说，你们这些年轻党员像兔子一样，是一窝一窝地成长的。 　　光远老的传奇，几乎都同历史关节共生。其中，组织起草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稿，也堪称一次传奇。三中全会前，邓小平曾频繁出访。11月14日，邓小平才从东南亚四国访问归来。此时，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开了5天。邓小平讲话原本已经起草了一个稿子，那是他出访之前就着手进行的。但到12月初，因为正在进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的稿子不合用了，邓小平于是决定另行起草讲话稿。他找到胡耀邦和光远老，并拿出了他自己手写的"3页共500多字"的提纲。这份邓小平手写的提纲，极为珍贵。此前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不知道，邓小平还曾亲自动手，为自己的讲话稿写过这提纲挈领的500多字。而这份提纲，在使用过后，就保存在组织起草者光远老的手上。光远老说，他原本只是为了做个纪念，不想，这个纪念品成了中共历史上最重要的文献物证。 　　如果不是一次偶然的约稿，光远老为邓小平起草讲话稿这件事，几乎就泯灭掉了。1997年，《百年潮》杂志为邓小平逝世组织纪念文章。在约光远老撰文时，他才忆起这件事，并找出了邓小平亲写的提纲。随后，他又从故纸堆里发现了邓小平几次与他们谈起草修改稿子的记录。这份历史文献的成稿思路和脉络，便被发掘复原了出来。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后来被称作"是在'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这不仅是因为它讲到了"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而且讲话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此基础上，中国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 　　光远老记得，邓小平同起草人一共谈了4次。每次都是邓小平仔细交代讲话思路，几乎将他通盘的考虑，都详细地阐述出来。因此，稿子的起草并没有太费周章。光远老说：小平讲话的内容，可以说都是他自己的想法，不但思路是他自己的，而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语言也大都是他自己的。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他的讲话。至此，一个划时代的声音，永久地回响在中国大地上。 　　对这样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光远老对自己的作为，记述得轻描淡写。他说：我想讲的，一是在邓小平家里布置起草讲话稿和改稿、定稿时，胡耀邦和我两个人一直在场，而且除了执笔人之外，再没有别人在场。二是我只做了这么一件事，即遵照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意思，找到了执笔起草的人，向他们作了传达，商量了一下文章的框架，限定时间和拿出来交卷这样的事。我没有提出值得讲一讲的意见。我也没有动笔起草稿子。光远老的这两点说明，前者是为历史做见证，不使其有所混淆。后者则表现了他实事求是、决不贪功的史家品格。但光远老在起草这一重大历史文献过程中的贡献，无论如何是埋没不了的。 　　特别有意思的是，光远老还为我们留下了这篇历史文献起草的现场场景。他回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大家所坐的位置：邓小平坐在一张大书桌后面，胡耀邦坐在他右侧离他最近的靠背椅上。几次谈话大家都是这么坐的。邓小平的书桌上摆着一只电子钟。我因为是第一次见到，感到很新奇，而且有些纳闷：电子钟显示时间的一面不是面对主人，而是面对客人。 　　理论物理学出身的光远老，与一般的历史家不同。他对事物观察的特殊角度，总能呈现万花筒般的色泽。而这，更增加了他本人的传奇性。光远老1934年从上海大同大学转学到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书。据说，他本可走与老同学钱三强同样的治学道路，留学欧美，成为物理学家。但民族危亡，危在旦夕。他舍学问而投身革命，成为共产党员，迈出完全不同的脚步。对此，他一生无悔。特别是在遭遇曲折时，他充满智慧的大脑，从未悲观，从未停止思考，永远能发现别人难以发现的绝妙，想出旁人难以企及的故事。 　　在《"文革"中的我》这本书里，光远老记述了一个故事，叫"当了一回'胜利者'"。那是在1967年，光远老作为中宣部黑帮"大判官"，被揪到多个单位批斗。批斗要接送，押送的红卫兵其实也挺累，于是光远老主动提出，以后别再押送，自己骑自行车到批斗会场。红卫兵觉着，这黑帮反正也跑不了，还落得清闲，就同意了。 　　后来的批斗会，又一次在木樨地政法学院召开，光远老骑车按时前往。守门的红卫兵不认识光远老，向光远老收门票。光远老说，不知道要票，也没人发给我票。守门者斩钉截铁地说："没票不能进！"这时，光远老天生的幽默一下来了，对守门者说："别人没票不能进，我没有票还是要进去。""不行，就是不行！"守门人很横。光远老仍然强调，我虽没票，但你一定要放我进去。守门的急了："你这个人真不讲理，这个会没你，难道就开不成吗？"光远老说："你们这个会没我就开不成！"守门者有点发懵。 　　这时，已经围了一堆看热闹的人。光远老问："你们今天开的什么会？""批斗会。""批斗谁呀？""于光远！"光远老得意地说："我就是于光远。没我，这个会开得成吗？"围观的人哄的一下就"炸"了。原来这个死乞白赖要进去的人，就是斗争主角于光远！光远老回忆：于是，我就以"胜利者"的姿态，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进去之后，便坐了"喷气式"。 　　这个"胜利者"的故事，实际充满了苦涩。这颇为典型的黑色幽默，使我们看见光远老同历史碰撞时所产生的传奇。他的故事太多，传奇太多！如果一定要用那首《传奇》的意象来表达，歌词中"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一句，庶可些许消除苦涩，保持怀念，将光远老的传奇，赋以永恒的意义。 　　作者：李向前，学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李向前，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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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董国强：一代革命者的心理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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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国强：一代革命者的心理肖像 Oct 28th 2013, 12:32, by 明鏡雜誌 　　"The Culture of Power：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是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推出的一部学术论著，作者是受到"林彪事件"牵连的吴法宪将军的女儿金秋。由于该书的敏感题材、作者的特殊身份以及哈佛大学Elizabeth J.Perry　教授的大力推介，The Culture of Power出版以后立即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现在八年过去了，期间有丁凯文主编的《重审林彪罪案》(香港明镜出版社2004)、金秋编辑的《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和舒云撰写的《林彪事件完全调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6)等大部头著述相继问世，该书早先独特的史料价值已经变得不甚重要，但是金秋博士的学术贡献依然不容抹杀。 　 　　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视野而言，在论述"文革"问题时，中外学者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国外学者往往从理论框架的构建出发，比较注重研究视角的创新；国内学者往往从直接经验出发，比较注重历史事实的铺陈。金秋博士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作为一个前中共高干的家庭成员，在相关史料的采集和解读方面使众多国外学者难以匹敌；另一方面，她先后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等著名中国研究学术重镇接受教育和从事研究工作，得到过　Fredric　E。Wakeman、Hong　Yung　Lee、Roderick　MacFarquhar、Elizabeth　Perry　等知名学者的悉心指导，其社会科学的综合理论素养又大大高于许多国内学者。这两大优势的结合，使得The Culture of Power在众多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 　 　　作者在阐释自己的研究径路时强调，这本书侧重考察的是一些"体制外因素"--主要包括历史人物的性格品行、个人经历、社会关系等--在政治领域的作用和影响。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径路，是因为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的"人治"特性，使得一些西方通行的政治学分析框架和概念范畴--例如政治组织、意识形态、正规化的决策机构等等--往往不能够很好地解释相关问题(详见该书页3，以下引文或观点出自该书均只注明页码)。作者的这种研究取向得到Perry教授的认同。Perry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指出："对于那些习惯地认为精英决策是高度理性产物的人而言，金秋博士的叙述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震撼。这里我们很少发现'手段'与'目的'之间的清晰关联。作为替代，我们看到的是生理和心理的病变、无来由的恐惧和嫉妒、家庭不和、瞬间爆发的人际冲突和药物反应所导致的精神迷茫在'文革'期间如何左右着精英们的行为。" 　 　　为了探究"林彪事件"的真相，金秋博士在书中系统回顾了革命时期的毛、林关系及其在"文革"期间的发展。她用大量的旁证材料说明：第一，作为毛泽东的长期追随者，林彪对毛泽东的政治忠诚是毋庸置疑的。这种政治忠诚和杰出的军事政治才干是林彪在党内军内得到迅速升迁的前提条件(页63-72)。第二，林彪对个人权力似乎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欲望。这部分源于淡泊的天性，部分源于健康的原因，部分源于对中国宫廷政治的透彻了解。对于被毛泽东选定为"接班人"，林彪感到的不是欣喜而是恐惧。"伴君如伴虎"的古训，使得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始终恪守"被动、被动、再被动"的信条(页78-80)。他虽然贵为"副统帅"，却很少过问政府和军队的工作。这不但与异常活跃、到处插手的"中央文革"成员形成鲜明的对照，也与忍辱负重、苦撑危局的周恩来形成鲜明的对照。"文革"期间发生的一些表面看来造成林彪个人权力扩张的事件，如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高层人事变动、1967年初的"三支两军"和反击"二月逆流"、1967年夏的"武汉事件"和1968年春的"杨余傅事件"等等，其实都出于毛泽东的乾纲独断。林彪在这些事件中的表现与其说是"趁火打劫"，毋宁说是"明哲保身"。第三，林彪对毛泽东的政治忠诚，并不意味着他对一些具体问题没有个人判断。正是基于社会稳定大局的考量，林彪积极支持"军委八条"的出台(页97)。正是出于对"中央文革"支持军内造反派挑起派性武斗的不满，林彪曾经与江青发生过正面冲突(页95)。正是出于对周恩来艰难处境的同情，林彪曾告诫其部下支持周的工作，而不要听信江青、康生等人的挑唆(页119)。 　 　　第四，"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中国官方公布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二、三)》，曾经对1970年夏天庐山会议上的"天才论"和"国家主席"之争大加渲染，以此作为指控林彪"阴谋篡党夺权"的论据。而金秋博士则含蓄地指出，毛泽东与林彪的政见分歧早在1969年春中共"九大"前夕已经初现端倪。如果说当时确实存在着一条所谓"林彪路线"的话，那么陈伯达根据林彪意见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应该是这条"路线"的具体表现。这个政治报告之所以遭到毛泽东的否决，是因为它批判了伯恩斯坦主义倾向，主张尽快结束"文革"动乱，把主要精力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页117-118)。 　 　　第五，以所谓设不设"国家主席"之争来指控林彪，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政治伎俩。首先，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议是由修宪讨论引发的，就这个问题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原本是任何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其次，毛泽东几次通过汪东兴传达指示，并没有将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而是在关键问题上含糊其辞，前后矛盾，其中玄机实在让人难以捉摸。第三，从庐山会议的讨论纪录看，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是绝大多数与会者的共同呼声。所以试图以此指控林彪"阴谋篡党夺权"，显然是无法令人信服的(页120-125)。毛泽东后来恼羞成怒，不但断然否决了这个提案，而且责令一大批支持这个提案的高级干部作"检查"。这除了充分表现出毛泽东的专横跋扈之外，不能说明其他任何问题。(至于毛泽东究竟出于何种考虑坚持不设国家主席，目前学界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解释。究竟哪一种解释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还有待相关史料的进一步公开。但在笔者看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毛泽东真的出于"伟大的谦虚"，那么早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就应该对林彪的歌功颂德讲话提出严厉的批评。这样就不会有以后"红宝书"、"红海洋"、"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个人崇拜现象的泛滥恣肆，也不会有"令人讨厌"的"四个伟大"的疯狂炒作了。) 　 　　第六，我们不能否认"天才论"之争折射出当时党内高层内部的利益冲突和权力斗争。不过这场冲突和斗争的双方原本是以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和以江青、张春桥为首的激进文人集团。而且这两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并不必然地影响到他们对毛泽东的政治忠诚。毛泽东出于意识形态和个人情感偏好，一屁股坐到激进文人集团一边，才使得这场争论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含义，使得林彪等人的言行带上了"犯上作乱"的意味。由此可见，庐山会议上的冲突是"九大"前夕毛、林政治分歧的一个意外结果。导致双方矛盾升级的关键原因不是林彪等人的政治野心，而是毛泽东对林彪等人的个人成见。正是出于对毛泽东无限上纲做法的严重不满，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不但自己拒绝检讨，而且指示其部下不要轻易做检讨(页126-130)。这进一步加深了毛、林之间的裂痕。此后毛泽东一方面向全党发出"三要三不要"的号召，另一方面则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倒林"三步曲--"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最终导致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 　 　　金秋博士的上述几点看法都得到国内知名"文革"研究专家的认同。王年一、何蜀和舒云等人近年来发表的不少论著，都是围绕上述几个主题展开的。我个人之所以特别欣赏金秋博士的观点，是因为她在书中精辟地概括了毛泽东开展党内斗争的四步曲模式，即第一，每次斗争总是始于毛泽东对某人的不喜欢、不信任。第二，初步的龃龉发生之后，毛泽东便开始利用各种场合向各级干部游说，努力营造一种反对某人的"共同意见"。第三，当毛泽东感到胜券在握之后，便召集会议开展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质言之就是调动各种党内力量对某人展开批判围攻，迫使某人承认错误。第四，一旦某人承认错误，毛泽东就会以全党的名义对他做出有罪判决，并以"组织反党小集团"的罪名将其清除出党(页5)。如果我们不纠缠于细节，而是从大处着眼，便不难发现金秋所描述的"林彪事件"与此前发生的反对彭德怀的斗争和反对刘少奇的斗争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而"林彪事件"的独特之处在于，尽管毛泽东动用各种手段软硬兼施，林彪至死都没有作出像样的"自我批评"。这未免使得毛泽东清洗林彪的四步曲进行得不是那么地"完美"。 　 　　金秋博士不但在书中运用大量旁证材料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与官方说法截然不同的"林彪事件"，而且还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路历程。她并没有出于受害者的偏见对毛泽东加以妖魔化。她通过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回溯，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贡献，解释了毛泽东何以成为一个超凡魅力型领袖(页19-22)。不过她也客观地指出，这种个人超凡魅力的表象不仅误导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也误导了毛泽东自己。毛泽东的悲剧在于，他没有自觉地完成由一个"超凡魅力型领袖"向"法理型领袖"的转变。与此相关，他也没有领导全党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换(页22-23)。他的思想状态依然停留在革命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不得已的美德"(Necessary　Virtue，美国学者　Guy　Alitto　发明的一个概念，详见　Alitto　教授2007年10月26日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演讲　Necessary　Virtue：The　Pragmatic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被他主观地泛化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社会道德标准。确保中共军队由失败走向胜利的"行动战斗化，思想革命化，组织军事化，领导一元化"经验被他一成不变地移植到建国后的各项工作中(特别是经济建设工作和日常行政管理工作)。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以往的成就使得他坚信自己无所不能。结果，由他亲自发动和指挥的"大跃进"成为他个人政治生涯中的滑铁卢(页28-30)。此后毛泽东一方面为了维护自己的乌托邦信仰，另一方面为了维护自己的超凡魅力神话，不知疲倦地展开了一轮又一轮党内斗争，直到他于1976年死去为止。 　 　　除了依据史实作出以上经验层面的叙述之外，金秋博士的独特贡献在于综合运用政治学和心理学的视角和方法，对毛泽东时代的"老人政治"现象进行了分析论述。她首先援引著名心理学家　Angus　McIntyre　和　Yaacov　Vertzberger　等人的研究成果，指出一般人在由青壮年期步入老年期后可能遭遇到的生理和心理病变，以及这些病变对人们判断能力和行为方式的影响。然后她将这一科学发现用于解释"大跃进"以后毛泽东的乖僻思想和行为(页42-60)。我认为金秋博士的这种解释方法并非无稽之谈。既然我们承认毛泽东是一个凡人而不是一个"超人"，那么他就无法逃脱客观规律的制约。他晚年表现出的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猜忌多疑、自我中心、喜怒无常的确是老年偏执狂的典型症候。如果说"体制外因素"是通过体制性因素而发生影响的，那么当时中国政治的体制性问题在于没有办法摆脱这种病态的"老人政治"。所以从1959年夏天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开始，党内民主政治生活逐渐失范。毛泽东的个人意志成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谁要是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就会被以"反党"的罪名打倒。然而令毛泽东尴尬和恼怒的是，客观事实似乎并不因毛泽东的主观意志而改变。而且随着现实危机的不断加剧，党内总会不断有人出于全党利益的考虑流露出一些不同看法。由此刚愎自用的毛泽东便走入了一个愈挫愈勇的怪圈。越来越多的党内精英相继沦为"老年政治"的牺牲品。 　 　　在该书的结尾部分，金秋博士还依据间接证据和心理分析，很好地回答了一个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即为什么党内高层中许多人(包括刘少奇、林彪和周恩来等)早已意识到毛泽东的错误，却没有勇气公开地对毛泽东的错误加以抵制(更不要说试图取而代之了)？她认为这种现象根源于第一代革命者对毛泽东的个人忠诚，并进而指出这种"个人忠诚"是由以下五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第一是对毛泽东的尊重；第二是对毛泽东的畏惧；第三是自我认同的需要；第四是对共同事业的信仰；第五是既得利益的考量(页203)。如果我们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比较熟悉的话，就不得不服膺金秋博士的洞见："对毛泽东的尊重"基于毛泽东在革命期间的伟大功勋；"对毛泽东的畏惧"源于对延安整风以后历次党内政治斗争残酷性的深入了解；所谓"自我认同的需要"和"对共同事业的信仰"，是因为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已经由一个客观存在转化为一个符号象征，否定"毛泽东"便意味着否定"革命"，否定"革命"便意味着否定了那一代人终身为之而奋斗的事业及其个人的存在价值。至于第五点，就无须我在这里饶舌了。 　　综上所述，The Culture of Power一书以"林彪事件"为中心，但是其内容涵盖远远超出具体事件本身。金秋博士致力的重点与其说是为林彪鸣冤叫屈，不如说是为了探究"林彪事件"为什么得以发生。该书对"林彪事件"具体过程的细致再现，客观上有助于我们了解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的本质和肌理。尽管金秋博士一再强调，该书着重探讨的是一些"体制外因素"，但是在我看来，遭到扭曲的体制性因素的影响作用依然清晰可见。 　　董国强，《二十一世纪》2008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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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周恩来传》作者驳文革期间周恩来软骨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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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作者驳文革期间周恩来软骨头说 Oct 28th 2013, 14:20, by 明鏡雜誌 为周恩来做传：直面文革时的周恩来 2013年是周恩来诞辰115周年，《周恩来传》再次受到关注。本刊通过采访该传记作者，再次直面书里书外的这位开国总理。 1990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周恩来传》主编金冲及受邀去北京大学作讲座。在提问时，一个研究生递上一张小条子："'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是不是'软骨头'？" "不能拿小市民的市侩心理去理解一个政治家所考虑和权衡的事情。周恩来当时能选择的余地有限。如果他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那他就是跟毛泽东决裂。他下台了，国家的经济、外交等那么多事情怎么办？尽量减少或挽回'文化大革命'损失的事，由谁来做？他选择的可以说是对他最难最痛苦的做法。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话不是套话，真是咬紧牙关在撑着。"金冲及毫不客气地反驳。 1998年，继《周恩来传》上册之后，下册也出版发行。这是国内第一部以大量没有公开发表的档案为基础来写的作品。 "应该考虑到：将来过几十年，所有档案都公布了，人家讲到这本书，最多说你对有些问题写得不详细，或者在当时不便说，但决不能让人家说你在胡说八道。"金冲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我很怕邓大姐也给我这样的评价" 事实上，金冲及最初与中央文献研究室结缘，就是因为《周恩来传》。 1981年是辛亥革命胜利70周年，时任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的金冲及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他当时并不知道，时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建国后曾担任过8年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李琦，把文章呈送邓颖超看了，并征求她的意见，这个作者的文笔是否堪任《周恩来传》的主笔？ 邓颖超点头后，金冲及被调入文献研究室，担任《周恩来传》的主编。"对毛泽东，很多事情当时看法不一，写作条件不成熟。所以《毛泽东传》就没有立刻进入日程。其他领导人中，周恩来的资料最齐全，看法也比较一致，所以就先写周传。" 因此，《周恩来传》成为中国官方为领导人所修的第一本传记。写作过程中，邓颖超再也没有任何干预。 作为主编，金冲及看了全部档案，执笔写了大部分书稿，拿到其他人写的初稿后，也要修改、改写，甚至重写。他说："作为主编，应该对书中每一个字负责任。" 1989年春，《周恩来传》上册(建国前)首先出版。 邓颖超让秘书每天念20分钟给她听。"我那会儿一直提心吊胆。听说以前有人写的周恩来生平，邓大姐边听边说他'真能编'。我很怕也得到这样的评价。"言及此，83岁的金冲及的表情就像一个等待着论文评判的学生。 不久，邓颖超把他叫到中南海西花厅，称赞这本书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情况，是一次"最好的尝试"和"一种创新"。金冲及一块石头落了地。 这年下半年，《周恩来传》下册(建国后)编撰工作接着启动。 与上册一样，下册仍由李琦任主审，金冲及任主编。李琦为该书确定了八字方针：史料准确，立论公道。 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研究组(以下简称周组)下属的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副组长廖心文和熊华源为写作组成员。 根据分工，金冲及写建国后的前6年，廖心文写从1956年至1966年的绝大部分，熊华源写其余部分，高文谦写文革部分。 蹲档案室 接下来的三年中，41岁的廖心文几乎每天都泡在档案室中。 中央文献研究室所收藏的领导人档案，由中央档案馆复印给他们，包括领导人的文稿、手稿、讲话记录稿、电报、书信等，按照不同的领导人，分别归类。 不过，中央档案馆也有许多材料没有给他们复印件，尤其是许多会议记录。 金冲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一次为写《刘少奇传》，工作人员去中央档案馆看会议记录，档案馆只提供刘少奇本人在会上的发言，不让看整个记录。金冲及只好自己去，因他是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档案馆才同意让他看，但只能在档案馆阅读、摘抄，不可外带或复印。因此，金冲及在西山脚下的中央档案馆住下摘抄。这些记录非常详细，包括每个人的发言，甚至临时插话、表情。 即便如此，文献研究室的资料，已经浩如烟海。这里的档案也属于机密档案，不可带出档案室，也不可复印，因此需一边查看，一边摘抄。 在廖心文的办公室里，《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见到了这样的小卡片。这是市面上很常见的书摘卡，有时正反两面都抄满。廖心文通常用黑笔抄下某一段材料，某些句子特意用红笔标注出。 退休前任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二编研部主任的廖心文，是金冲及手把手带出来的，一直牢记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句话。 一到下午5点，档案室关门，廖心文通常在晚饭后回到办公室，研究白天抄好的卡片。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三四年。 1993年初，高文谦赴美国探亲，再也未归，并且带走了他写的周传文革部分的初稿。 当时，周组除承担周传编写工作外，还编撰《周恩来年谱》，廖心文和熊华源都同时参加这两个项目。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成员、当年38岁的安建设，原本负责《周恩来年谱》的文革部分，高文谦离开后，由他接替来写周传文革部分。 他们并不仅仅看周的档案，毛泽东的档案也是必须看的。安建设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周恩来的工作批示非常细致，以文革期间而言，周恩来的档案数量至少比毛泽东的多10倍。 几年下来，为了写周传和年谱，廖心文积累了万余张卡片。安建设粗粗估计，自己看了周恩来的档案数万件，整理了两三千张卡片，而后来写作中用上的，不到三分之一。 金冲及同样是用80%的时间看档案，20%的时间写作。由于过去的工作条件，他没有做卡片的习惯，但看过的一般能记住，要用时立刻能想起来。 对他来说，看档案的过程，就是思考和回答脑海中的问题的过程。"有时，最初有一个想法，越看档案越充实和深化。也有时，看到后来就推翻了最初的想法。大体上看完了，怎么写心里也就有数了。" "有些史料还是不够，有缺失" 除看书面材料外，他们还要走访当事人，核实材料。关键人物不在了，就走访与周恩来有过接触的当事人，这类材料被称为口述史。这项工作，从80年代初开始，一直持续到了1997年，走访过的总有几百人。 每次采访，经文献研究室批准后，先跟采访对象联络。对方有时提出，要先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或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在研究室与对方通气后，采访就可以进行了。 一般由研究室一位比较资深的领导人带着年轻人去，让年轻人做笔记、录音及事后整理。"我那会儿常带高文谦去访谈，要他作记录和整理。"金冲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走访王力大约有七八次。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细节。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周恩来提出：路线只有左和右，没有什么反动路线。毛泽东做了解释，但依然采用了这种提法。 毛、周二人单独谈话很多，都没有记录，他们也不跟别人谈。所以，这一细节成了目前所能找到的文革期间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的唯一证据。 廖心文和安建设都曾去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位于北京西单附近的家中拜访过。文革时，谷牧是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业务组的成员。"谷老每天都写日记，而且用毛笔，竖着写。"安建设说。 谷牧的日记为他们提供了不少线索。1967年的"二月逆流"之后，一批老革命家"靠边站"了。谷牧的日记记载着，1971年的五一节，周恩来积极安排老干部们都上天安门亮相，以促进他们的"解放"。 采访有时会持续数日，或者数次。对乔冠华、吴法宪、王力等人的访谈都在六七次以上。所有采访记录会整理出来，返回给采访对象，经确认无误后，归档保存。这些档案只供写作组的人使用。因当时周传和年谱同时进行，这些资料可以在两个组里共享。 即使工作如此细致，金冲及仍然觉得有遗憾："有些史料还是不够，找不到。你问我写作中什么最为难，并不是对写周恩来的缺点失误最为难，而是有些重要问题找不到材料很为难。" 《周恩来传》上册是胡耀邦生前看的最后一本书。他曾说，对周恩来的军事才能，说得不够。 金冲及举例解释说，在西柏坡时，每次来自前线的作战电报都是先送到周恩来那里，他汇总后并在地图上标好，单独向毛泽东报告。最后在档案里呈现的，重大问题只有毛起草的指示。"难道周去找毛的时候没有提出自己的看法吗？指示中没有包括他的意见吗？肯定有，两个人也肯定讨论。但是这个过程没有别人在场。没有资料记载作依据，我明知对周的作用反映不够，也只能不多说了。" 而在文革期间，资料更是存在不少断点。"在周恩来的工作台历上，常写，这段时间，找毛泽东谈话。只有他们两个，谈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也就无法写了。" 材料的鉴别 对这些材料的鉴别，十分重要的参考依据，就是周恩来的工作日志和工作台历。 工作日志是计划，写着接下来几天要做什么，完成了就打钩。工作台历是一本日历，"很像古代的起居录，很详细"。 工作台历一开始由周恩来自己写。他会在每一页上写上，这天的几点几分，干了些什么工作，一天不漏。后来，他工作繁忙，就由秘书来写。 根据材料鉴别的规范，史料价值最大的，当属周恩来的手稿。 第二，是中央和地方的正式文件、会议记录等。 但会议记录有时也需要鉴别。文革初期，周总理多次会见红卫兵，有的时候谈话临时进行，中央来不及派出记录员，只能后期收集红卫兵自己印发的记录稿。 如1967年1月6日，清华大学红卫兵谎称刘少奇的女儿发生车祸，骗斗王光美。周总理在与七机部造反派的两派代表座谈时，批评了这一做法："这个动作确实不光明磊落——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揪到清华批斗，这是一场什么戏呀，是恶作剧嘛！这是不正常的，共产党不这样。" 文献研究室的档案中没有收录这一谈话，但安建设在七机部红卫兵1月7日到8日的记录稿里找到了。他核对了周恩来的工作台历，证实确有这次接见，因此采用了这一记录。 第三，是报刊资料，尤其是《人民日报》等权威报刊。 第四，才是当事人的回忆，包括回忆录、访谈等。 在访谈中，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曾提供了一个档案里没有的情节。后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的高振普，是周晚年身边几乎片刻不离的工作人员。他保存着一个工作记录本，上面简要记录着每天发生的事情。他将记录本的原件给了文献研究室。后来，上交了中央档案馆。 高振普说，周恩来病危时，给毛泽东写过一封推荐邓小平接任总理职务的信。当时，他就站在周恩来身边，所以看得清清楚楚。 安建设听高振普说完，直觉他不可能是瞎编的。毫无疑问，这一材料非常重大。但是，档案里遍寻不着。同时，高振普对信的具体内容和书写时间都不太记得，旁证的找寻工作也很困难。 "毛主席收到信了没有？有什么态度？有没有批示或者回信？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如果写到书中，读者也会产生一样的疑问。"因此，这一情节最终未被采用。 后来，此事被高振普写入了自己的回忆录中，也被高文谦收入了他所著的《晚年周恩来》中。 "周恩来的错误能不能写" 1995年，《周恩来年谱》的写作完成后，廖心文、安建设都开始参加周传的写作。其时，电脑已开始普及，他们都改用电脑写作。 当时，这本书十年磨一剑，引起了普遍关注。尤其是，涉及到对周恩来晚年的官方评价，安建设觉得自己手下的笔很沉重。 在写作《周恩来传》上册前，金冲及就与李琦谈过：周恩来的缺点错误能不能写？ "我说不能回避，有三条理由。第一条，写传记，应该有科学的态度。第二条，要让书有说服力和生命力。第三条，人都有缺点，都有失误。你把错误分析清楚，说明是在什么情况下，为什么造成了这样的缺点和失误，比躲开不讲要好。你对他的弱点、失误都躲开不说，等于放弃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权。" 金冲及强调："这些话，隔了30年我都没有忘记，因为我当时去找他之前已考虑很久。" 李琦听完，表示赞同。 但不同的声音不是没有。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大家对周恩来的感情还很深。有一些老同志不太理解："你们有什么资格评论总理的长和短？" 尽管如此，在李琦和金冲及的坚持下，写传记不回避缺点的惯例，就在文献研究室延续下来。 全书中最难把握的，也是金冲及修改最多的，还是文革部分。 安建设一开始总是会多写一点，"也给领导一个删改的余地"。他记得，自己当时的稿子，一般都打印在A3纸上，稿子只占中间的一小部分。交给金冲及后，他会将周围的空白密密麻麻写满。 "因为材料错了是硬伤，是会在史学界被人笑话的。"金冲及说。 文革期间，周恩来最引起争议的，便是刘少奇一案。此事作为建国以来的最大冤案，不可能回避。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开除出党，在表决时，周恩来是举了手，并发表了一番讲话的。 金冲及认为，举手肯定属于周恩来的错误，但当时如果不举手，就意味着和毛决裂。"他忍辱负重，相忍为党，只能这么做。" 对于周恩来和文革的关系，金冲及敲定了定性语：被动卷入。 现在很多人质疑，为什么大家任由毛泽东发动文革？金冲及对《中国新闻周刊》谈了自己的看法。 "谁都不是生来就信仰毛泽东的，我自己也有过亲身经历。有一些事情，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一次，发现是自己错了。第二次，发现还是自己错了。这样的事情多了，就养成对毛泽东产生信从。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经过充分的实践，不可能有人站出来说，毛泽东这一次是错误的。你不能这样去苛责前人。" 因为是传记，著作者也需要适当进行评论。不过，他们只在很有把握的地方才写上一两句点睛之笔。如果事实部分不够清楚，或者有争论而没有把握，就宁可述而不论。 安建设在某一处讲到毛周关系时，曾不吐不快，洋洋洒洒写了几百字。"我当时说，毛周都是这么多年的革命战友了，有什么话一定要放在会议上说，而不能私下解决呢？" 拿回来时，发现金冲及全删掉了。"金主任说，你作为著作者，不一定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读者。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太过了，也有的读者会觉得说得还不够。" "读者最想了解的，就是事实到底是什么样的。评论毕竟是代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你不能把你的观点写得太多。"这位把蓝白竖条纹衬衫一丝不苟扣到最顶端的老学者，如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金冲及修改完稿件后，交给李琦，没有再送其他人审阅。"李琦同志没有提出太多问题，一般都说写得不错。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没有他的点头，这部书就不能出。这意味着，书出去之后，所有问题都得由他担当。" 1998年3月，周恩来百年诞辰前夕，《周恩来传(1949-1976)》面世。新华书店统计了北京、上海的销量，该书排在畅销书的第四位。 《晚年周恩来》的主观滥殇 2003年，高文谦所著的《晚年周恩来》在海外出版。他称，写此书是为重新评价周恩来，"剥掉涂抹在周身上的油彩"。 他的前同事都翻阅了这本书，金冲及也不例外。 问及此事时，两个半小时的采访已接近尾声，满头白发的金冲及略带苦笑："我首先很愤怒，我觉得他不应该写这样一本书。然后我也觉得很伤心。" 高文谦进文献研究室时，还是年轻人，金冲及常常带着他。高文谦做的访谈，大多是金冲及带他去的；所看的资料，也是文献研究室内的资料。 金冲及记得，高文谦有一次和他谈心，谈起文革前，父亲受到迫害，他也被波及，连去买菜都受到卖菜人的歧视，不愿卖给他。"我就跟他说，我送你一句话。《傅雷家书》里说，一个童年遭受不幸的人，往往是多疑的和脆弱的。你平时对有些问题太多心，什么事情都容易从坏处去想。高文谦回答说，是啊，我就像一只受惊的兔子一样，总是睁大了双眼，看着周围。所以他对许多事都充满了猜疑。" "他去美国以前，就是坐在这张沙发上。"金冲及指了指自己这个40平方米大小的办公室内记者所坐的沙发，"他说：'我就算走也不会出去乱写的。不讲党性，讲良心，我也不会这么做。'但没想到，他还是写了这样一本书。" 金冲及坦承，高文谦书中引用的史料并没有编造。"但是一条史料和一条史料之间，大段的是他自己的猜测和看法，而且是用叙述事实的笔调写的。这些并没有史料根据。但读者看到这些分析，误以为也都有史实依据的。一位外国学者对我说，他这本书主观性太强。这就造成了太坏的影响。" 在《周恩来传》完成15年后，金冲及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基本观点。"我们对周恩来的看法没有大的改变，因为这是经过多年阅读大量原始资料和反复思考后形成的。后来这部书多次重印，有些史实的细节根据新发现的资料改得更准确，但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动。" 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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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月刊: 外國人在緬甸找間旅館爲何極其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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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在緬甸找間旅館爲何極其困難 Oct 28th 2013, 08:16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朱諾 汽車停在著名的"坡塞爾（Purcell）鐘樓"下面。坡塞爾鐘樓是品烏倫這個城市的標 誌，位於市中心的人字形交叉路口上。據說，它是維多利亞女王送給英軍的禮物，模仿倫敦的大笨鐘，每小時整點前會敲響16下。而且，這座鐘樓屬於緬甸此類鐘 樓中最古老的一批，跟現存於曼德勒的"載愁（Zaycho）鐘樓"一樣歷史悠久。不遠處有一座白色的穆斯林清真寺，寺裡的塔樓似乎比坡塞爾鐘樓還要高出一 些。二者隔街相望，大有雙雄競峙的架勢。 Purcell大鐘是品烏倫城市的標誌。 主街上的一排旅店，不是印度人開的就是華人經營的，內部的住宿條件不咋的，價格卻高得離 譜，可以說性價比超低。緬甸開放後，外國遊客出現井噴式的增長，而緬甸落後的基礎設施和有資質接待外賓的旅館數量都對此乏於應接，於是，供求平衡短期內被 打破，旅館價格也隨之水漲船高。我一連看過幾家之後，都不是很滿意，不是蚊蠅亂飛，就是床鋪不乾淨。 一家叫"假日酒店" （Holiday Inn），從外部的裝修來看，這顯然不是那家全球連鎖的旅店（緬甸這種名稱商標的侵權現象俯拾皆是）。大堂經理倒是一臉笑容，卻遺憾地表示自己的酒店不能 接待外國人。陪我去的夥計幫忙好說歹說，大堂經理卻還是不敢賺我這筆錢。緬甸從軍政府時代起就發放了允許接待外賓的旅館業執照，各地的客房並不算少，無奈很多旅館都搞不到這種政府批文，缺了執照，他們只得將外賓拒之門外。一些地方發生過私下接待外國遊客而被密告的事件，這使得大多數緬甸旅館業主都不得已而 "奉公守法"，我自己曾經幾次闖入過只接待當地人的旅館，得到的都是"不行"的答覆。 ※需會員付費訂閱才可看全部內文，若你已訂閱請先登入會員，若尚未訂閱請先至會員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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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如何为反革命辩护：广西平乐县整风运动小人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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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为反革命辩护：广西平乐县整风运动小人物志 Oct 28th 2013, 12:26, by 明鏡雜誌 "李健，又名李英，男，现年32岁，系南省（应指辽南省，笔者注）安东县人。家庭出身贫农，个人成分伪军官。一九五二年十一月由南宁证实计政学校（原文如此）送入革大而参加工作，现于平乐县贸易公司工作员。" "江源，男，现年28岁，广西桂林市人，出身于工商业兼地主，学生成份。一九五二年参加工作，曾任中级法院书记员、县法院助理员，现任平乐县法律顾问处律师。" 李健因"站队"不慎，为当时的执政党国民政府服务过，从而履历中留下"伪军官"的污名。但在1952年，他进入革命大学接受改造，已经洗心革面而为新民主主义体制所接纳。可是，骨子里，他仍对现政权存有不满。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双百方针在1956年由中央正式定调后，激发了民间活跃的参政议政讨论热情。但并没有证据证明李健在单位的公开发言中，有让执政者不满的话语。但私下里，他经常与原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李若泉、范裕庚等肃反对象聚在一起－－这和他"伪军官"身份的圈子有关，他也是"肃反"对象。闲扯淡中，他对局势有一些判断。 后来形势急转，开始反右，开始整风。李健私下朋友圈的讨论成为呈堂证供，他被指"搞小集团，散布反动言论"。主要错误事实如下："污蔑我党，于一九五五年四月间平乐县电影院听了地委杨书记报告中说的：'近来天不下雨，又要受旱，这是我们的敌人'，李健于次日就对李若泉、范裕庚说：'天都不容XXX，不是水灾，就是旱灾。'" 古时信奉"天谴"，遇有严重的天灾，帝王要检讨自己的施政过失，发布"罪己诏"。这种理念在20世纪遭遇严重挑战，被执政者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在民间，仍存在广泛的信众。李健就是以此为观察点，表达对施政的不满。 李健对施政的具体不满在哪里呢？和地委杨书记所说的"受旱"的确有关系。受旱会影响粮油产量，进而关乎百姓肚皮胀瘪。李健却更多从当时的统购统销政策着眼，认为它才是大家挨饿的罪魁祸首。这涉及到他的另一"错误事实"。 那是在黄甫路上，李健对范裕庚、李若泉说："油料统购统销，一天天困得紧，吃不饱，穿不暖，发展下去总有一天暴动。我相信每个机关的干部，有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对共产党的粮食油料政策不满，结果一定会暴动叛变的。" 他这里面说了三层意思，下了三个判断：第一个判断是吃不饱和统购统销有因果关系，现在回头看，这是事实。第二个判断，不要说农民，就是机关干部也90%以上对此不满。有没有这么大比例不好说，但机关干部的饮食也受到影响，何况他们还有农村亲属，对此不满者一定不少。第三个，关于暴动，平乐的情况不清楚，但其他地方在此后的大跃进期间确有小股民变，但都不成气候。 就李健而言，他只是私下表达一些判断，并未有组织起事意图，甚至并未公开发言。 除此之外，他的错误还包括"在肃反运动中，对自己的历史问题没有很好的交代，并且还与李若泉说：订立攻守同盟。企图蒙混过关。在工作上也较随便，经常出差错，完成任务也差。" 这些问题在当时可大可小，平乐专区（是专区而非平乐县）监察处最后研究并经领导同意的处分决定是：为了教育其本人及全体干部的目的，给予李健在行政上"记过"之处分。就当时来说，我觉得这个处分相对是轻的。同样的"错误"，在不同的部门处分起来，可能会差很大，人治体制下的必然。 前面提到的"肃反"，全称为"肃清反革命分子"，指的是1955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展开的一场政治运动。很多人在这场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李健在这场运动中，只是涉嫌对自己的"历史问题"有所隐而已，有一些人则被送到了法庭，接受审判。 江源的特别之处在这时展现了出来，他是个律师。"在整风运动中，江源积极为右派分子陈世达丑化（筹划）找地委方书记干涉审判，与右派分子张复其同声攻击党有'宗派主义'，反对党审查其历史问题。从而对党极为仇视，甚至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对付敌人的态度对待我党。散布'律师任务是反驳控诉'等反动言论，否定说：'现在我国什么法都没有颁布，攻击我党无法可依。'胡说'反革命分子未经判决不算反革命，还是无罪人。'" 律师的任务的确是反驳控诉；"反革命分子"未判决前，也只是个嫌犯；建国初法制文本稀缺，也是事实。江源这些说法现在看，基本都没有错。既然当时地委书记可以决定判决，他为右派分子筹划找书记，貌似也谈不上"干涉审判"，是书记干涉审判才对。至于党有"宗派主义"，我赶脚毛主席老人家都一直觉得有。 在对江源进行处分时，他法庭上的一系列言行被列为靶子。"出庭辩护案件时，千方百计为反革命分子开脱罪责，故意刁难证据与检察院唱对台戏，说党支书不能作证人，暗示罪犯不承认罪恶，甚至辩护地主何兆丰反攻倒算行凶报复案时，在庭上三次威胁法庭休庭说不能判。由于江源站在反革命立场辩护，反革命拿枪干押压人民政府的区长，江说：'子弹不上堂（膛）不算押，因此不犯罪'。判富钟（地名，笔者注）九件案，由于江的刁难，有八件办不下来。" 涉及到具体个案中的这些单方说辞，其实都指向一个事实：江源力图为反革命嫌犯脱罪。虽然具体细节不清，但我想，能让九件要判刑的案件有八件办不下来，他还是有道理的吧。那个时候的语境，明显不是江源占上风，他怎么可能没有道理的情况下还辩护成功？ 我能想象到江源这个麻烦，给当地政府所造成的被动。整风和反右带来了重新整肃的机会。依据上述事实，平乐县人民委员会决定将江源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并送劳动教养。 攻击"无法可依"？好吧，算你说得对。 （本文主要事实部分，依据《平乐县人民委员会关于江源的行政处分决定》（59）案决字第24号，1959年2月12日；《关于肃反对象李健行政处分的决定》（57）监字第25号，广西省平乐专区监察处，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韩福东，腾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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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林彪表示他不能昧著良心說高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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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表示他不能昧著良心說高崗不好 Oct 28th 2013, 03:52, by 明鏡雜誌 《新史記》司馬清揚 縱觀彭德懷在此事中的作為，事情的本質要害之處是彭沒有像陳雲、鄧小平二人那樣去向毛澤東彙報。而彭後來所作的檢討與揭發，在毛澤東眼裡成了馬後炮，是一種投機行為。根據中共黨內鬥爭模式，彭一旦被打倒，彭與"高饒事件"的關係必然會發酵。 林彪在事後也沒有揭發高崗，反而對陳雲說大家要為高崗分擔責任。林彪還表示他不能昧著良心說高崗不好。這在毛澤東看來，卻是始終如一的——關鍵的是，毛澤東對林彪的一貫信任。當然就高崗一事來說，林彪本來就是毛澤東特意利用的"鍾馗"。   林彪拒絕對高崗落井下石。 有材料披露，1955年4月4日，中共中央舉行七屆五中全會，補選林彪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講話時說："林彪同志很年輕，能征善戰，一貫善於辨風向、插紅旗，在同高饒反黨聯盟的鬥爭中，堅定不移地站在黨中央這一邊，用自己的行動捍衛了正確路線。我們應該給他以應有的政治地位，讓他在黨的工作中繼續作出他的貢獻。"從此以後，林彪的政治地位節節高升，直至最大的"鍾馗"——毛澤東的"接班人"。 縱觀整個"高饒事件"，林彪不但拒絕對高崗落井下石，反而還說要一起分擔責任，這同周恩來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後來林彪還對高崗的家人多次表示關懷，不但對高崗妻子李力群在1962年的揭發沒有追究，而且也沒有把李力群在"文革"之初的揭發材料拋出當作打擊、迫害彭真等人的炮彈。但是林彪和高崗的關係，卻被彭真等人抓住不放，一直想從中找到突破口，繼而拱倒林彪。從"高饒事件"的曲折詭譎，我們當可透視林彪和毛澤東為什麼在政治上要保持一致的端倪，特別是對於理解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的政治表態至關重要。 知情人說，林彪深受高崗之遭遇刺激，一度想隱退"政治江湖"，並向毛澤東提出到邊疆偏僻省市諸如貴州省任職。但是毛澤東不允許林彪這麼做，並告訴林彪要安心養好身體再說。（《新史記》14期） 全套《新史記》雜誌電子版，均可下載至蘋果iOS或Android的智慧型手機、平版電腦、個人電腦、電子書閱讀器上閱讀。不需出門，也能細細品味《新史記》。 新史記雜誌社專頁：http://www.pubu.com.tw/store/75187 《新史記》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8?apKey=fedd22f528 每期零售價：25美元、68港 元、350台幣。 長期訂閱享優惠： 18期， 優惠價台幣3150元 (平均每期175元) 12期， 優惠價台幣2520元 (平均每期210元) 6期， 優惠價台幣1470元 (平均每期245元) 3期， 優惠價台幣840元 (平均每期280元) 接受台幣、美金、人民幣線上付款 viBook電子書城：http://www.viboo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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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治史经验谈：追寻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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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经验谈：追寻历史的真实 Oct 28th 2013, 03:44, by 明鏡雜誌 近代中国研究网按：本文摘自中国社科院近代中国研究所曾业英研究员新著《追寻真实的民国》的自序，这些治史经验对于有志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工作者有很好的启示。 研究历史，首要的任务是求真，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一切历史问题。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第1版，第650页）。这是当下历史研究者的共识，可以说已听不到什么人有异议了。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那么容易。就个人的体验，似乎只有完整地走好以下研究过程的每一步才有可能。 首先，在入手研究某一历史问题之前，除了必要的理清前人的成果，掌握相关信息之外，必须树立一切从历史实际出发的思想，"清空"思想中一切先入为主的关于这一历史问题的观念，不仅要抛开前人在一定意识形态影响下形成的观念，还要抛开今天有些人在某种所谓"现实需要"的影响下不顾历史条件和事实所形成的观念，更不能预设某种想当然的观念，以保持大脑的"一片空白"为"还原"历史创造良好的思想环境。因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1版，第791页），真实的历史结论只能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先入为主的观念，或想当然的预设，明显违背了事物认识的一般规律。经过独立研究，凡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无论是前人还是今人的成果，均可也应全盘接受，否则，便只能弃而舍之，服从真理了。 其次，要充分占有史料，而且是原始史料，不是他人解读过的饱含其价值取向的二手史料。何谓"充分占有"？一是要有一定的数量，形成证据群和证据链，不能仅仅依靠一两件支离破碎的孤证。二是要有一定的门类，尽其所能，收集各种不同类型的史料，如原始档案、当事人日记、来往函电、同时代的报刊舆论、社会传闻、音像录存、个人回忆、调查材料、有关文献和实物，等等，形成综合证据。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还要正反兼收，不能只搜集与自己认识一致或所谓"正面"的史料，而忽略甚至拒不搜集认识完全相反或所谓"反面"的史料。三是不仅要占有所研究的历史问题自身的史料，还要进一步扩大搜集范围，占有与其关系密切的上下、前后、左右所有有关问题的史料，以便追寻它们与所研究的历史问题之间的联系和发展变化规律。 第三，更要认真考辨史料，绝不可认为只要事事有出处，并非自己杜撰就行。要从大量记载中，整理出准确、可靠的史料，而且要忠实使用这些史料，不能断章取义。因为各种公私记载，不论出自何人之手，从来"都有它的立场。既有阶级偏见之不同，当权在野之不同，派别门户之不同，还有事实根据之不同，因而有关同一事件或同一人物的记载各不相同。" （《黎澍自选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145页）甚至同一个人不同时期对同一事件的记载，也往往互相歧异，彼此对立。这就意味着这些公私记载，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有的是半真半假的。不是有人一味强调档案的可信性吗？可是今天某些官员的档案，却"年龄愈改愈小，学历愈改愈高这样的档案能信吗？不是说个人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不会造假吗？可是谁能保证他记日记不是有选择性的？不会有意回避更重要、更恶劣的事和思想呢？这就有了一个何者为真、何者为假、真之所以为真、假之所以为假的史料辩析问题。不解决好这个问题，追寻真实的历史，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最后，在分析和归纳研究的最终结果时，要特别把握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以今天的价值取向衡量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因为任何一件事都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此条件下出现的事绝不可能同样出现于另一条件之下，历史是不会重复的；任何一个人都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活动，此条件下能做的事，另一条件下必定不能做，此条件下能成功的事，另一条件下必定不能成功。二是必须以全面的眼光看问题，用列宁的话 说就是"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12月第1 版，第279页）个人理解，这"总和"和"联系"应包括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不能以偏概会，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也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要看他一生的全部实践，究竟有多少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有多少是有益于社会进步和符合多数人需要的，有多少是有利于国家和民族大局的，是30%还是90% ，如果是后者就值得肯定，不必纠缠一时一事的是非得失。超越了这两个基本原则，就难说是历史真实了。 作为一次追寻历史真实的研究过程可说是到此结束了，但对历史自身的研究却不可能就此止步。因为历史真实是客观的，既不容许有意识形态的曲解，也不容许有片面性或其他不实之词，更不是自以为真实就可获得公认的。由于这种客观的公认的认识，也可能仍然难免如恩格斯所说"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不完善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第1版，第206页），而且即使客观的公认的认识也包含着相对性，需要不断充实和发展，加以每个时代都要求了解前天和昨天，以加深对今天的理解，而历史研究又是学术问题，更应允许人们提出异议，参加讨论，只有永远经得起异议，才可能是真正的历史真实。因此，人们对历史的研究一定是永无止境的，不可能一劳永逸。 曾业英，近代中国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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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紐約華人區驚爆滅門血案 5死1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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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華人區驚爆滅門血案 5死1重傷 Oct 27th 2013, 20:40 記者黃伊奕／紐約報導 涉嫌刺死刺傷六人的兇嫌被警察押出來。(翻攝自「紐約郵報」網站) 布碌崙8大道發生惡性凶殺案的樓宇。（翻攝自「紐約郵報」網站） 紐約布碌崙8大道華人區26日晚間發生滅門血案，圖為許多民眾在事發現場圍觀警察偵辦凶殺案。（記者黃伊奕攝影） 紐約市布碌崙日落公園8大道華人聚居地區26日晚間發生滅門血案，一華裔男子持刀衝入位於布碌崙57街870號的多家庭樓宇內，瘋狂砍殺，造成六人死傷。 三人當場死亡，三人送往信義會醫院(Lutheran Medical Center)搶救，隨後兩人不幸傷重身亡，五名死者均為同一家人。紐約市警方已在現場逮捕一名年輕閩籍嫌犯，正調查兇殺原因。該街道22日晚間剛發生華 裔婦女被搶並被劫匪拖行半條街的駭人搶案。 根據紐約市消防局消息，當天晚間10時48分接獲報案，57街870號發生持刀傷人事件。一個母親和她的 多名子女被刺。事發的多家庭樓宇內住數戶人家，包括很多兒童，均為華人。死者家庭住在該樓的一樓，30歲的母親與九歲及六歲的女孩、八歲及18個月大的男 孩都被刺死。目擊者說，還有一名九歲男孩受重傷。 警察封鎖了整個街區。據警方消息透露，被捕的是現年25歲男子，他與死者有親戚關係。被捕 時光著腳、戴著手銬被警察從樓內押出來，身穿灰色背心，藍色牛仔褲，腳上都是血。被押往市警66分局審訊，目擊者稱他神情冷靜，甚至當著被殺害的孩子的 面，也有問有答。另一名後來趕到現場的男子被周圍人群稱為事發家庭的「父親」，也被警察帶走。警方消息指出，這個父親趕回家中與兇嫌搏鬥，但已來不及阻止 慘劇。 住在事發樓宇附近的李姓少年表示，當晚10時30分，當他回到家時，發現該樓門口停著五輛救護車。有兩個華裔婦女站在門口，一名40多歲的婦女一直哭著說「該怎麼辦，我的家人在裡面。」 目擊者林先生表示，他看到八、九輛警車在該樓門前，看到一個婦女和一個約七、八歲的孩子，被急救人員用擔架從樓內抬出來。 該 街區都是多家庭樓宇，以華人和猶太居民為主。最近該地區出現多宗惡性案件，治安情況堪憂。22日晚，一位非洲裔劫匪就在該街道搶劫華裔婦女手袋，因該華女 不肯鬆手，劫匪竟然拖行被害人達半條街，得手後跳上同夥的接應車輛。據悉，本月該街道有四人在家門口被搶，受害者都是華人，附近居民對社區治安非常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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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薄熙來展開鐵窗生涯 中共得失難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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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展開鐵窗生涯 中共得失難料 Oct 27th 2013, 20:41 中共政壇一代梟雄、有「西南王」之稱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25日以詭秘微笑和「我沒罪！」的吶喊，作為正式展開鐵窗生涯前，留給 公眾的最後印象。山東省高級法院當天逐條駁回他和辯護律師列舉的15條理由，維持濟南市中級法院的一審原判，無期徒刑就此定讞。薄案自2012年2月以 來，擾攘一年八個多月，儘管他最終被徹底扳倒，東山再起希望渺茫，但處理完薄案，中共並非高枕無憂，是得是失，仍難論斷。 梳理薄熙來案發展軌跡，處 處可見中共激烈權鬥痕跡。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去年3月全國「兩會」發出薄熙來倒台信號時，擺明指控薄熙來治下的重慶大搞「文革」，需要反思。這顯示中 共起初原準備以政治路線鬥爭來處理薄案，薄熙來重慶「唱紅打黑」運動必遭清算，在黨、政、軍的擁躉必遭連根拔起，而傳聞薄熙來竊聽高層機密電話，甚至與時 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合謀政變」呼之欲出。但薄案若按這個脈絡辦下去，不僅中共分裂勢不可免，政局動盪、政權合法性也會遭質疑。 兩 害相權下，當局後來化繁為簡，避重就輕，不僅重慶搞「文革」未追究，中紀委指控的「不正當男女關係」罪名也沒了下文，最後只按最易定罪的貪腐案處理。而貪 腐調查也限縮僅辦遼寧甚至大連一地，打擊面大大縮小，中共官場因薄案而起的人心惶惶情緒也就此回穩。傳聞涉案者，尤其與薄過從甚密的軍方高層將領最近陸續 亮相，暗示已平安過關。中共也暫未追究在美國求學的「紅三代」薄瓜瓜，讓薄熙來心存顧忌、知所進退，加上封鎖網路言論，關閉擁薄的左派陣地「烏有之鄉」， 大抓網路大V，讓網民噤若寒蟬，接下來的薄案一、二審，都只是走過場式的司法程序了。 從薄案審判呈堂罪證看，薄及家人貪腐濫權可謂鐵證如 山，如何辯駁都枉費心機。以薄出身中共太子黨背景，在官場打滾數十年，早知這是場政治判決，亦並非靠這些證據才定罪。因此一審或二審審判無論程序多麼「透 明」，都是過場。他之所以配合激情演出，假戲真做，無非是演給支持者看，想為歷史留紀錄，以便將來「萬一」政局突變，出現東山再起機會時有所憑借。因此他 的咆哮公堂、陰冷嘲笑，都是為建立「精神領袖」悲劇形象，向他的左派支持者發出不屈不撓的信號。 處理完薄案，對當局來說少了一個麻煩製造者，但領導層因缺乏扶大廈之將傾的大氣魄，缺少壯士斷腕的堅定意志，導致對薄案處理瞻前顧後，投鼠忌器，貽誤扭轉政壇歪風，推動大陸走向法治社會的大好契機。 事 實上，大陸民間即使薄熙來支持者也難否認，他存在貪腐問題，之所以還同情、支持他，是因貪腐是中共官場「共業」，單以此指控他，難以服眾。薄熙來致命之處 不在貪腐，而在濫權與「家天下」。他掩飾妻子薄谷開來毒殺英商海伍德案只是濫權的冰山一角。正如在重慶「打黑」期間被捕的律師李莊所言，薄貪腐數額或許不 是中國最大的，「但他對改革開放的摧殘，對民主與法治的踐踏，對民營經濟的打擊，對律師制度的傷害，對民眾價值觀的誤導，對傳統民族文化的顛覆……所犯下 的罪行，比以往任何一個腐敗官員都大」。 陸媒報導，薄熙來「打黑」中，共有3000多人遭逮捕，許多人遭嚴刑逼供。重慶前公安局副局長文強 和十多名「黑幫頭目」被處死刑，被沒收的私營企業財產難以計數，甚至不知所終。儘管最近有報導說，重慶警方沒收的財產正陸續返還，但中共當局卻刻意不追究 薄在重慶「打黑」數年的罪惡，未利用審薄機會，追究他破壞法治的罪行，平白失去在中國政壇釐清是非、撥亂反正的良機，實在可惜。 中共18屆三中全會召開在即，據稱司法改革將是重要項目。假如連薄熙來重慶濫權這樣明目張膽、令人髮指的事件都不追究，要確保習近平宣示的「把權力關在籠子裡」不成空話，建立完善法治和制度，法高於黨、高於官，確保不再出現另一個薄熙來，或許正是改革須對症下猛藥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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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習近平提顛覆性錯誤，待三中全會解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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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提顛覆性錯誤，待三中全會解謎 Oct 27th 2013, 20:42 習近平登上中共大位後，屢屢發出不同於既往中國政壇的警語，諸如：「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打鐵還需自身硬」、「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等等。而在 前不久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峰會上談到中國的改革時稱：「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 所 謂「顛覆性錯誤」是又一新警語，「顛覆性錯誤」拋出後，引發中國左右派圍觀，也引起海內外媒體廣泛關注。但人們也注意到，這一警語是在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 峰會上提出，而這所謂「根本性問題」、「顛覆性錯誤」既與峰會主題無關，也不是與會者關切的議題。實際上它所涉及的主要是中共所關注的意識形態問題。 從最近幾個月來中國左派、黨媒圍繞憲政民主問題對自由派展開的猛烈攻擊可知，習近平所說的「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實為不允許在意識形態問題上，出現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顛覆性錯誤」。 實際上，若干年來，尤其是中國社會發展到轉型期，由於官場腐敗愈演愈烈、社會貧富差距愈加擴大，社會矛盾愈加激烈，但政治改革卻停步不前。於是，左右派之間，或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的爭論愈發激烈，這就不能不牽涉到意識形態問題。 自 由派認為，應藉助憲政民主的政治體制，對中國政治體制進行改革；而保守派則聲稱，實行憲政民主將意味著取消共產黨領導，拋棄社會主義道路。從習近平的「前 後30年不能互相否定」、「8.19講話」，以及最近開展的整肅網絡、抓捕網絡大V等，即可明顯感到習近平的「向左轉」。從而可知，習近平提出「顛覆性錯 誤」之說意在提醒中共本身堅持正統的意識形態，不要犯「顛覆性錯誤」，更是警告自由派不要妄圖否定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 當然，也有另一 種解讀。因為習近平是在談及中國改革時提到「顛覆性錯誤」，這裡就牽涉到改革問題。實際上中共領導層一直以來都在談論，並強調改革開放的問題，但那多是表 面文章。從鄧小平時代起，政治改革一直都未曾進行，而在習近平上台後，意識形態領域採取的對言論管制、對異己打壓比過去尤甚。 BBC近日就載文稱：「通過一年的觀察可以看到，在意識形態光譜上，習近平實際上是在從鄧小平的實用主義，向毛澤東的原教旨專制主義回歸。」 習 近平登台後，在懲治貪官污吏方面確實加大強度，大批貪官落馬。這可視為救黨的重要舉措。因為再不懲治貪官污吏，必將面臨著亡黨亡國危險。此外，卻不見習近 平在政治改革方面有所作為。或許習近平在APEC這樣的國際場合談改革，且強調中國不能走回頭路，不犯「顛覆性錯誤」，欲以此消除國際社會疑慮。但並不是 僅僅靠一次講話、一個表態就能消除人們疑慮。 中國是否能真正開始政治改革，還要看實際行動。現在人們把目光投向不久後即將開場的中共18屆三中全會，要看看這「顛覆性錯誤」的內涵到底是甚麼？是否定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回歸毛澤東思想，還是其它。（本文作者係中國電子科技大學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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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三一重工」在陳永洲案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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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重工」在陳永洲案中的角色? Oct 27th 2013, 20:45 (星島日報報道)央視報道有陳永洲簽署警方筆錄的短暫畫面，出現《新快報》經濟部負責人王中、曾供職《21世紀經濟報道》的記者朱宗文及中聯重科競爭對手「三一重工」等名稱，該案是否涉及其他同案犯，備受關注，湖南警方尚未回應。     財新網報道，官媒昨天的相關報道，並未透露向陳永洲提供材料及酬勞的中間人資料。但在央視報道畫面中，短暫出現陳永洲簽署的筆錄，其中一頁提及「中聯重科」的競爭對手「三一重工」，令人對「三一重工」在該案中的角色產生聯想。 「中聯重科」、「三一重工」被稱為中國工程機械行業的兩大巨頭，同出於湖南，近年競爭白熱化，商業惡戰不斷。去年十一月，「三一重工」傳因被迫將公司遷往北京，中聯重科則屢遭媒體「舉報」。 對此，三一重工副總經理祝文魁昨天回應稱，自己還未看到央視的報道，此事應與「三一重工」沒甚麼關係。 同時，筆錄中還提到《新快報》經濟投資部主任王中，及先後任職於《21世紀經濟報道》、《每日經濟新聞》的記者朱宗文。有網民稱，陳永洲交代材料涉及的名單估計有一百多人，而朱宗文正是專寫「三一重工」正面新聞的記者。 財新網昨天試圖聯繫上述二人但均未成功，其中王中的手機始終處於關機狀態。 「中聯重科」副總裁孫昌軍昨天表示，公司是否對《新快報》以及同案犯提起進一步的民事訴訟，要看警方調查的最終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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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余華新作《第七天》被刪「中南海」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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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華新作《第七天》被刪「中南海」一詞 Oct 27th 2013, 20:51 內地知名作家余華及閻連科各自的新作《第七天》、《炸裂志》分別於近期出版，二人也以「駐校作家」身分入駐香港科技大學兩個月。兩人昨日應香港作家協會邀請與公眾分享文學創作的理念、暢談內地創作空間。閻連科認為，作家要先學會做人，當代的作家必須以文學對中國現實社會作出回應。余華透露新書《第七天》中被修改一處，因提及「中南海」。 稱學寫作先學做人 兩人的新作中一改以往關注歷史、執著回憶的角度，將視角移至當下，關注強拆、聚焦打工妹，更闡釋錢權色的交易。談到這樣的改變，閻連科認為，對作家來講，歷史題材、當代題材都要關注且視角要不斷變化，「今天的中國作家必須面對的是現世這30年的變遷，每位作家無論對錯都要以文學對中國現實有個明確回答」。閻連科回應本報提問有關內地創作空間是否壓縮時，笑稱自己和余華都是說話非常收斂的人，「只是說了實在話而已，不會出現任何問題」。閻連科說，「做人」是他的創作宗旨：「學寫小說先學做人。」他認為，現在中國的創作環境已好了很多，做人的無奈也少了，做怎樣的人可自行選擇從而決定寫出怎樣的小說。 余華也承認內地的寫作空間「似乎比過去好些」。他對本報說，《第七天》中僅有一處改動，書中寫道：「全中國只有兩個地方的食品是安全的。這裏（書中提及的餐館）是一個，還有一個就是那邊的國宴。」余華說，原來「國宴」是寫「中南海」，但編輯在修改時認為「中南海」三字太敏感，就將其改為「國宴」二字。 「國宴」代「中南海」 《第七天》問世以來受到一些爭議，但余華稱「堅持」是他的信條：「當別人都在批評你的時候，你未必是錯的；當別人都在讚揚你的時候，你也未必是對的，只要堅持下去就行了。」 參加討論的還有著名作家劉再復教授，台灣傳媒人、詩人陳義芝、著名文學評論家陳平原教授、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潘耀明、香港作家聯合會執行會長陶然等。 明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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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毛澤東延安整風把王明周恩來等人批得狗血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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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延安整風把王明周恩來等人批得狗血噴頭 Oct 27th 2013, 20:54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選載（3） 明 鏡新聞網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 延安整風中，毛澤東在黨內清算鬥爭王明的同時，也沒有放過周恩來。周被指為"經驗宗派的代表"、"教條統治的幫凶"，和王明一起被批判鬥爭，經歷了一段投身革命以來最難捱的日子。周本人從此洗心革面，由衷地擁戴和信服毛的領導，並為自己選定了歷史角色。 在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後，毛澤東在黨內的領袖地位獲得共產國際的肯定，卻並沒有高枕無憂。他知道這種勝利並不鞏固，王明也沒有真正認輸，仍在伺機捲土重來。另 一件讓毛大受刺激的是，周恩來赴蘇治療臂傷回來後，轉達了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時，國際領導人所作的指示，其中有主席團成員曼努伊爾斯基稱讚張聞天是"中共 的理論家"這樣的話。毛聽後大為惱火，乃至一時失態，說出"什麼理論家，不過是揹了幾麻袋教條回來"這樣的話來。 毛澤東之所以對這樣區區一句話如此在意，乃是觸到了他的心病，他知道如果不徹底鬥倒黨內教條宗派的話，他本人在中共黨內的領袖地位是不鞏固的。由此萌生了 發動反對以王明為首的黨內教條宗派的整風運動的想法。 毛澤東是個深諳政治權謀的老手，他並非不想一鼓作氣解決王明的 問題，但顧忌王明背後有蘇聯人撐腰而暫時隱忍下來。再加上毛這時已經在形勢估計和統戰策略等不少問題上與莫斯科歧見日深，鬧得很不愉快。因此不想再火上澆 油，與遠方（共產國際）搞僵關係。因為對於中共來說，維持與莫斯科的關係畢竟是大局。不過，毛並沒有放棄這個念頭，而是伺機而動，採取迂廻戰術，先掃清外 圍。 在這種情況下，被共產國際視為中共理論家的張聞天遂成了首先開刀的對象，儘管他自遵義會議後一直是毛澤東在政治 上的盟友。這種卸磨殺驢的做法，大概是張聞天未曾想到的。一九四一年五月，毛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措辭尖銳，情緒激動，矛頭直指主管宣傳理論工 作的張聞天，發出了整風學習的動員令。 隨後爆發的蘇德戰爭更是天賜良機。看到蘇聯已經無暇他顧後，毛澤東遂趁勢以 "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為名，發動了延安整風運動，旨在徹底清算鬥倒王明，不僅要在政治上和組織上，而且要在思想上確立他本人在黨內無可爭辯的領袖地 位。其實，早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時，毛澤東就想這樣做，曾經考慮在準備召開的七大上討論"黨的歷史問題"，一舉解決王明的問題。但是，當時共產國際不同意 這樣做，認為中共七大要著重解決抗戰中的實際問題，而不應花很多的時間去爭論過去十年內戰中的問題；強調對總結黨的歷史經驗"要特別慎重"。 為此，毛才不得不把這個念頭暫時擱置下來。現在，毛已經可以不必再過多顧忌莫斯科的態度了。 一九四一年九月舉行的中 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九月會議），按照毛澤東所定的調子，把黨在十年內戰後期（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所犯的錯誤，提升到路線錯誤的高度來檢討和 清算。深諳攻伐之道的毛先"打通"了博古、張聞天的思想，在他們承認並檢討了在江西主政時期所犯的錯誤後，很快就解脫了他們，而將王明孤立起來。在這種情 況下，王明不識時務，不僅拒不認錯，申辯他本人當時已在蘇聯，因此不能對中央蘇區的失敗負責；反而指責批評別人。王明這種四面樹敵的做法正中毛下懷，在黨 內領導層中被完全孤立起來，成為眾矢之的，群起而攻之。 會後，自知在政治上已經沒有退路的王明以攻為守，借季米特洛 夫一份責問中共的來電，反過來指責中共中央自抗戰以來的方針太"左"了，是自我孤立，只要民族資產階級，不要大資產階級，建議目前應以國民黨為主，中共輔 之，設法同蔣介石妥協，並表示決心要和毛澤東爭論到底，不惜到共產國際去打官司。隨後，王明便稱病躺倒，拒絕參加中央的整風會議。 王 明的對抗反撲，更讓毛澤東決心在政治上把他鬥垮搞臭，隨即成立了由他本人掛帥的清算過去歷史委員會。毛並親自起草了《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 論草案》，指出這一時期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各方面都犯了嚴重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形成了一條形態最完備、時間最長久、危害最嚴重的錯誤 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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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唐顿》剧走红被中国人抢注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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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顿》剧走红被中国人抢注商标 Oct 27th 2013, 21:02 《唐顿庄园》制作公司原计划在华推出包括香皂、唇膏和葡萄酒在内的系列品牌商品。 英国电讯报系网络版周日（27日）报道称，在英国古装剧《唐顿庄园》红遍中国之际，电视剧制作商计划在华推出包括精装香皂、唇膏、葡萄酒等冠名商品的计划确恐怕开市不利。 据报，早有一批中国商家先下手为强，申请到了"唐顿"在华商标注册权，使得货真价实的英国"唐顿"恐已拿不到中国的"唐顿"商标权。 据中国国家商标总局透露，已有一批中国商家正式申请拥有了"唐顿"注册商标权。 分析指出，中国商家得到"唐顿"商标权，就意味着英国人费尽心思打造出来的"唐顿"品牌完全为他人作了嫁衣裳； 而获得商标权的中国商家则可以不费力地借助"唐顿"东风，占尽商机。 报道称，这种中国商家公然侵权例子，对刚刚结束访华，竭力鼓吹扩拓英中商机的财相奥斯本和整个英国政府来说都应该是极为尴尬之事。 《唐顿庄园》品牌葡萄酒已经在英国上市。 真假唐顿 《唐顿庄园》的制作公司嘉年华影视公司即将在北美、欧洲和澳洲推出唐顿牌红白葡萄酒等系列商品。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日前也已经批准山东省一位名叫李向军（音）的商人在葡萄酒和烈酒瓶上贴用"唐顿庄园"的商标。 而另一家深圳公司则已经成功获得在零售、餐饮和住宿等行业使用"唐顿"商标的权利。 其他一些中国商家还申请了包括珠宝首饰商品类的"唐顿"商标权。 《唐顿庄园》电视剧制作公司目前尚未对为何迟迟未在中国注册商标权的问题作出答复。 与英国法律不同，中国法律允许率先申请者拥有商标权，使得很多"投机者"得以早早占据别家品牌名号。 （编译：晧宇 责编：路西）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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