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镜月刊: 被抹掉的薄熙來辯詞印證“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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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抹掉的薄熙來辯詞印證"謠言" Oct 5th 2013, 08:21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張同方 　  從列席薄熙來庭審的旁聽者那裏傳出的兩份非官方庭審記錄再次印證了民間的一些"謠言"——薄熙來下台不單是貪污、受賄、濫用職權那麼簡單，而是牽涉到高層 政治鬥爭。這些當局當局有意刪掉的細節"或許是濟南庭審中出現的最具有爆炸性的成分，"得到這兩份記錄並獲得第三方列席庭審人士證實的《紐約時報》如此評 價。 　　在非官方記錄中，64歲的薄熙來說，"說我有做總理之心，這完全是不實的。眾所周知，十七大以後，黨中央已經確定，由李克強同志擔任總理。"        在非官方記錄中，64歲的薄熙來說，"說我有做總理之心，這完全是不實的。"     濟南中級人民法院對薄熙來的庭審沒有對公眾和外媒開放。雖然薄瓜瓜的電動平衡車，非洲旅遊、神秘的美味肉，甚至谷開來與王立軍的戀情等細節，都被爆出來成 為全民娛樂話題，但薄熙來案五天庭審，法院通過官方微博發布的文字記錄經過了嚴格限制和審查，"直播"刪去了許多細節。    薄熙來在未公開的證詞中說，他採取偽造醫療記錄、顯示王立軍精神狀況不穩定的行動來掩蓋王立軍逃到美領館，是在執行中央政法委上級領導的"六點指示"——其中之一要求他"以健康為由，用人道主義的名義"來解釋王立軍的消失，自己是"謹慎履行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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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被遗忘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功臣徐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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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功臣徐达明 Oct 5th 2013, 12:43, by 明鏡雜誌 1911年10月10日夜晚，武昌首义的枪声震惊寰宇，在义军当中，一位投笔从戎的青年在听到枪响之后，迅速率队与熊秉坤部在楚望台会师，一起进攻清督署。此人便是徐达明，那一年他刚23岁。诸多史料显示，在武昌首义时，徐达明是义军当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英雄，如今却几乎被遗忘。辛亥革命并非以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和几千年的皇权专制为最终目的，而是要建立宪政民主政体。虽然宪政民主体制在民国时期只是昙花一现，但从那时起，总有源源不断的仁人志士在为实现宪政民主而努力。徐达明虽然逝世了，但他和其他革命先烈的精神却不会淹灭，并会被薪火相传。 1911年10月10日夜晚，武昌首义的枪声震惊寰宇，在义军当中，一位投笔从戎的青年在听到枪响之后，迅速率队与熊秉坤部在楚望台会师，一起进攻清督署。此人便是徐达明，那一年他刚23岁。诸多史料显示，在武昌首义时，徐达明是义军当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英雄，如今却几乎被遗忘。 历史功勋不容抹杀 徐达明生于1888年3月12日，逝世于1914年2月4日，字介舟，湖北鄂城（今鄂州）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领袖之一，与蔡济民、吴醒汉、王文锦合称"四大金刚"。早年投入湖北新军，曾调陆军将弁学堂深造，后升任陆军第八镇步队第三十标排长。曾先后参加过日知会、群治学社会社、振武学社，1911年转入文学社，不久又加入共进会。 徐达明自始至终都参与了武昌起义，武昌起义之后，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徐达明成为了当时权力核心——谋略处成员。能进入谋略处的人几乎都是义军当中的骨干，不过，谋略处的成员均是20岁出头的青年，运转不到一周便改为参谋部，蔡济民任部长，徐达明任次长。此后，军政府派徐达明与吴兆麟、李作栋、蔡济民四人清理湖北全省储款，为革命提供了大量经费。阳夏之战时，徐达明驰临前线督战。南北议和后，徐达明任毕血会会长。民国成立后，徐达明任湖北稽勋局调查长，后授陆军中将。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转眼就过了一个世纪。武昌起义的历史虽然渐行渐远，但每当其纪念日来临之际，那响彻夜空的枪声就会自然而然地在人们的心中回响。在辛亥百年的时候，国内外出版了大量有关辛亥革命的书籍，包括相关人物传记和相册，然而在厚厚的一本《辛亥人物像传》当中，竟然找不到徐达明的传记和照片，而湖北黄陂作家裴高才的《辛亥首义百人传》也只是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提及徐达明，这种不客观的做法令人心寒。 综合各种史料记载，如果要对武昌起义的参与者进行功劳排名，徐达明应在20名之内。最为离谱的是，在32集电视连续剧《武昌首义》里，徐达明的名字一直都未出现，该剧第五集中"楚望台会师"的场景里，有张振武率领三十标起义官兵来到楚望台的镜头，字幕称张振武为"革命党陆军三十标总代表"。张振武虽然在武昌起义中功勋卓著，但他当时根本没有到楚望台，也并非陆军三十标的总代表，率领三十标起义官兵来到楚望台的革命党代表实际上是徐达明、吴醒汉以及马明熙等人。 英雄早逝举国悲痛 世事难料，天妒英才，徐达明在1914年2月4日便撒手人寰，年仅26岁，虽然有资料显示他逝世于1915年，但查阅《徐氏家谱》发现，他逝世的日期实际上是民国甲寅年正月初十日丑时。当年，他的咯血病复发，不得不请假就医，最后医治无效而病逝。不过，鉴于张振武、蒋翊武等谋略处多名成员都在民国初年死亡，有史学者认为徐达明之死或许另有原因。徐达明逝世前已有妻小，他的逝世既让当时的军政界感到震惊，也给妻小带来了无尽的悲痛。 徐达明逝世后，民国政府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众多民国大员亲临葬礼现场，黎元洪、吴兆麟等军政要员都为其敬献了挽联。从中不难看出，当时的军政要员对徐达明的评价是非同寻常的。现辑录如下： 为国事尽瘁十年，功在凌烟君不朽；叹楚才又弱一个，怆深袍泽我尤悲。（黎元洪挽） 海水拍飞涛，昔日军中惊义烈；将星沉大陆，此事天下哭英雄。（吴兆麟挽） 千里致奠刍，怜君子幼妻单，此日抚琴空洒泪；孑身伤棋局，愧我离群独立，何年下榻再谈心。（王文锦挽） 何处觅芳型，幸有伟业奇勋，常使英名留汉水；一朝成永诀，太息孤儿寡妇，空将血泪洒桃花。（张其亚挽） 险阻君备尝，想当年收复河山，深资臂助；肝胆谁与共，叹此日知交零落，倍觉神伤。（张志雄挽） 从今不尽人情感；怀旧益深风雨悲。（杜锡钧挽） 我同公瑾论交，记虎跃神州，天下英雄能有几；谁与徐君挂剑，痛鹤归华表，九原知己更何人。（蒋秉忠挽） 功勋卓著反引文革浩劫 虽然徐达明官拜陆军中将，但是，生前却一直是穷困潦倒、家徒四壁。徐达明逝世前留有一子，在其逝世后，兄长带着其子找到黎元洪，黎元洪拨专款修建了300平方米的房屋，此屋在抗战时期遭日军轰炸，后仅存三分之一。民国政府为了纪念徐达明，在1945年的时候曾经将他所在的乡镇更名为"达明乡"。 徐达明的逝世给家人带来的不仅仅是悲痛，还有无穷无尽的灾难。中共建政之初，政府对其家人还算是尊重，据说每年还会给一定的经济抚慰。但是，到了文革时期，因为徐达明的民国将军身份，其子孙大受株连，其子因为挨整挨斗，结果被逼得精神异常。拿着徐达明的勋章和证件等遗物到街上鸣冤叫屈，被当时的乡武装部长没收。 徐达明有两个孙子和一个孙女，因为政治迫害，两个孙子先后夭折，而唯一的孙女则在生了四个儿子之后，也被逼得悬梁自尽。徐达明的直系后代中男丁已尽，最后，只能招一个孙女婿入赘，承续他家的香火。在与徐达明后裔的交往中，原以为提及徐达明能给他们带来自豪感，然而，带来更多的其实是伤感和痛苦的回忆。 徐达明逝世之后没有跟刘静庵等首义烈士一道葬于武昌伏虎山，而是葬在了自己家乡的田野里，与同村的一些平民墓相邻为伴，距离其故居仅300米左右。这或许是他生前的选择，因为家有孤儿寡妇，他在眼睛闭上的那一刻，内心不可能是轻松的，而是有着无尽的牵挂。文革时期，徐达明的墓碑被人挖走沉入池塘，文革结束后，方被其孙女婿与重外孙重拾复立。 仅存的三分之一故居原本一直有人居住，直到21世纪初，他的后裔才搬出去到城镇谋生和定居。让人痛心的是，残存的故居在2005年又被人强占去三分之二。仲秋的黄昏，看到残存的徐达明故居上的残垣断壁，看到徐达明坟墓上茂密的杂草，让人倍感心酸，欲哭无泪。 世事沧桑，当年的鄂军都督府每到双十节前后，便成为了海内外游人慕名观光的圣地。在那栋红楼内，历史上都督府的办公场景都得到了再现，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只有当年部分英烈们的照片，他们的生命均已过往不复了。走进红楼，首先进入的是当年谋略处的办公室，里面摆放着十几位首义英雄的名牌，其中就包括徐达明，这或许能给人一丝慰藉。 实现宪政民主才能告慰先烈 辛亥革命并非以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和几千年的皇权专制为最终目的，而是要建立宪政民主政体。虽然宪政民主体制在民国时期只是昙花一现，但从那时起，总有源源不断的仁人志士在为实现宪政民主而努力。徐达明虽然逝世了，但他和其他革命先烈的精神却不会淹灭，并会被薪火相传。 前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在中国高层举行的纪念大会上，对辛亥革命以及孙中山等革命先烈给予了高度评价，然而，目的不是为了继承先烈的遗志，而是为了统战。这从最近几年国内人权状况每况愈下，政治改革丝毫没有启动便可以断定。 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要实现宪政民主任重道远，不过，随着公民社会的日益壮大，不管阻力多大，宪政民主的梦想一定能在中华大地上成为现实，而这才是对先烈们最好的告慰。 2013年9月25日 刘逸明，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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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陶渭熊：有关吴宓的一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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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渭熊：有关吴宓的一件小事 Oct 5th 2013, 12:35, by 明鏡雜誌 1956年我到西南师范学院读书，就知道吴宓是学校中仅有的两位二级教授之一（另一位是化学系的郑南华）。但是我第一次见到吴宓却是在两年之后。 1958年12月中旬的一天午饭后，我们－－在西师生产部劳动改造的部分右派学生，在一刘姓干部带领下，乘敞篷货车去重庆劳动人民文化宫参观重庆市农业大跃进成就展览。我们正准备上车，见一头发花白的小老头，拄着手杖不听刘姓干部的劝阻，向车后疾步走去，执意要爬上敞篷车厢。有同学说"吴宓，吴宓！"由此，我才第一次见到这个如雷贯耳的文学泰斗。 看见有同学在等车，吴先生就问："你们是哪个系的？"有人告诉他"是生产部的。"他便没说什么。将我们逐一扫视一遍，像要寻找什么人的样子。 后来吴先生经不住刘姓干部的劝阻，坐进了驾驶室。 这本来是一件小事，但由此我产生了如下两点疑问：一、吴先生要找谁？二、吴先生为什么跟我们这批右派分子同车，而不和其他教职工一起参观展览？因为当时西师绝大部分师生员工都去了300多里外的綦江县大炼钢铁，各单位的老弱病残和留守人员，早已分批参观了农业大跃进成就展览，为什么只留下吴先生一人？这是不是当局有意的安排？ 几个月后的一件事，对这两个问题我以为找到了答案。 那是1959年4月中旬的一天，在大礼堂斗争"坚持反动立场，抗拒劳动改造"的右派学生曾祥舟。参加者有当时在西师的所有右派学生，包括受二类处分（劳动察看）、三类处分（留校察看）和四类（只戴帽子免于处分）右派学生共400多人。说是斗争会，其实只有院保卫科的金科长一个人揭发，我们只是摇旗呐喊呼口造声势而已。 金科长罗织的曾祥舟的"罪行"共两条：一、坚持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仇恨社会主义，向往资本主义，说"西南师范学院不是我的母校，我的母校在伦敦、在巴黎、在纽约、在加里福尼亚"；二、多次秘密会见反动文人吴宓。他列举许多例子，说曾祥舟某月某日某时，又某月某日某时……进入吴宓家密谈。 这样的"罪行"，不知出自什么法律、什么条款？凭这样的莫须有，就把曾祥舟斗争后戴上手铐押去劳动教养了。 这件事，使我明白了几个月前，吴先生要寻找的人，就是曾祥舟；而吴先生本人，早就被当局定为"反动文人"而且受到严密的监视。那么，把他安排和我们这些右派贱民一起参观展览，也就不足为怪了。 回过头来，再来看曾祥舟的两条"罪行"，我认为实在是荒唐。西师只准曾祥舟认它为母校，而不准曾祥舟再认其他学校为母校，否则就是"仇视社会主义，向往资本主义"，就要把你弄去教养，就要残酷无情、不择手段的打击迫害你！世界上哪有如此霸道的道理？这样的母校还有一丝人性？ 至于曾祥舟与吴先生的关系，是再正常不过的师生关系了。曾祥舟是历史系59级的学生，瘦弱、文静，成绩十分优异而又善于思考。他早就认识吴先生，而且向吴先生请教了许多并非一般学生能够提出的问题，吴先生认为他是一位前途无量的青年。这样的青年，应该是国家的栋梁，社会的希望。按吴先生一贯提携和奖掖有为后生的精神，吴先生不仅喜欢他、指导他，而且还在经济上资助他，由此他和吴先生有了十分密切的交往。应该说吴先生激励青年学子的举措，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博大的胸怀，是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责任感！万万没有想到，先生的伟大精神，竟为"我党"猜疑、忌恨、仇视！竟给曾祥舟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这是曾祥舟的悲哀？吴先生的悲哀？还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吴先生早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仅此一件小事，祭先生在天之灵。 陶渭熊，《巴山夜雨》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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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于建嵘：我的父亲是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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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我的父亲是流氓 Oct 5th 2013, 12:33, by 明鏡雜誌       一 父亲要死了。 我是从雪姨发来的电报知道的。我向学校请了假，乘火车往老家赶。一下火车，就看见二弟高阳傲视天下般地立在站台边。他见我走来，只是点了点头，提过我的包就往停车场走。直到跨上他那辆白色的宝马，才说了一句："老爷子真是的，死都死了几次了。" 我跟着二弟来到父亲的病房。病房里有许多人。雪姨和我大弟都在病床边，用哀伤的眼神看着我。病床上的父亲已经失去知觉，双目紧闭，那两条粗黑的剑眉还是那样显得威风凛凛，只是浮肿的面部给人一种有点夸张的感觉。医务人员在忙碌，他们应该比谁都明白这些忙碌并没有多少意义，只不过以各种无效的抢救来等待那必然的最后结果。 雪姨将我们兄弟三人叫到病房外的陪护间，对我说父亲得到了本市最好的治疗。我绝对相信雪姨的这种有点表功意味的说明。这不仅由于父亲曾是这里的最高领导人，更主要是他有一个现为常务副市长的二儿子高兵及一个号称千万富翁的三儿子高阳。而作为书生的大儿子我，绝不是能让父亲享受这种待遇的理由。 雪姨很有主见地安排着父亲的后事。尽管她比我还小一岁，但作为父亲的第三任夫人，我们还是愿意听她调遣。雪姨叫高兵与市委领导商量父亲的悼词和追悼会的规格，要高阳负责通知亲朋好友并主管日常事务，要我准备一份家属发言稿，表示亲人们的崇敬、悲哀及感激之情。为完成雪姨交给的任务，我不得不回顾父亲即将结束的一生，思考亲人们心目中的父亲。这是几十年来我最不愿意想的问题了。然而，当我象平时从事科学研究一样分析父亲那久远的历史后，我发现，尽管父亲的一生复杂而富有传奇，但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而且这些阶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三个女人。这三个女人就是父亲的老婆我妈、父亲的爱人高姨以及父亲现在的夫人雪姨。有了这一发现，我竟然兴奋起来。 二 父亲和我妈的故事发生在我的老家，也就是湖南南部的永州市远郊一个名叫黄沙塘于家的小村子里。永州这个地方，由于一位很有名气的文人写过一篇《捕蛇者说》而闻名于世。事实上，我在这里生活过十二年，却很少看到蛇，更不要说专事捕蛇的人了。 父亲大约生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具体哪一年我是没有办法搞清楚的。因为，父亲的各种人事表格有关出生年月变化较多。在讲究资格的年代，父亲将其出生年月定在一九一六年五月；在领导干部年轻化的时候，报上公布父亲的出生年月却是一九二六年五月。两者相差有十年。如果取中间数，也就是一九二一年比较合宜。 据说，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曾到省城长沙读过书，后来成为了当地较富有而深得乡邻尊敬的绅士。父亲是爷爷的独子，爷爷又是老爷爷的独子，也就是父亲一家是三代单传。奶奶在三十多岁才有我父亲，就更视为掌上明珠。但在父亲十六岁那年，我父亲的父亲以及父亲的母亲相继去世了，父亲也就成为了孤儿。 本来父亲对家里事是从来不关心的。因为是家中的独苗，所以在十岁前一直跟随在他母亲身旁，到十岁才开始进村里的学堂。成了孤儿后，他不得不理会家里的四十多亩土地和近二十间房子。当然，具体的事情都是由长工做的。如果，后来父亲不因赌博而输掉了全部家产，解放后父亲肯定是个地主，而且是一个从十六岁就开始剥削劳动人民的吸血鬼。 父亲成为赌徒是在他父母去世半年后的事。也就是在他快十七岁的那年冬天。最初是他远房堂兄于朝龙带他去玩一种当地很流行的押大小的游戏，赌吃喝，慢慢地就直接玩起钱来了。从小到大，越玩越想玩。大约二年光景，父亲就将祖传的四十多亩良田和二十多间房子全玩完了。其中有一半成为了他堂兄于朝龙家的产业。当于朝龙一家搬进我家祖屋时，父亲哭着住进了于朝龙家废弃的牛栏房。从此以后，读过六年书的父亲开始成为了村里最不受欢迎的人。谁家少了东西首先想到的就是我父亲。村里人开始忘记了他的姓名，都叫他收账鬼。他就在东摸西拿中度过那艰难困苦的日日夜夜。好在当时日本鬼子也经常进村，人们对收账鬼的作为也就不太计较。 在父亲二十三岁那年，他还是单身一人。那时都习惯早婚，二十三岁尚未婚配很能说明这个人的品行和家境。可人的青春期生理要求并不因没有金钱而丧失。没有钱上赌场时，他就象个发春的公牛，在村子里四处游荡。特别是夜深人静之际，青春分泌物使他象夜游神一样听过许多家的墙根。这就成了村里人的心病。他们总是叫女儿媳妇们千万注意，切不要答理收账鬼，最好是看到他就远远地避开，不然可能有危险。事实上，父亲从没当面对什么女人有什么过份的举动。但村里人在夜间行夫妻之事时，再也不敢象原来那样放荡了。据说，有人还因害怕收账鬼听墙，成为了阳萎。若干年后，我作为学者，曾对那几年村里人口变化进行过调查分析，我发现，在父亲二十岁到二十三岁那几年，是于家村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年份。由于没有发现其它原因，我就认定与父亲听墙有直接的关连。 可见，父亲的行为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于家村的生存和发展了。最要命的是，村里人也意识到了这种危机的存在，而且，随着日月的推移，这种危机感也就越来越压抑人心地在村中弥漫。终于有一天，村人不约而同地找到已是村中首富的于朝龙，商量如何解决收账鬼的问题，尽管有人主张送官法办，但苦于没有可以送官定罪的事情和证据。最后，村人们只得同意，给收账鬼找个女人并租二亩村里的公田给他养家立命。 于是，村里人就行动起来，到处访那些难寻婆家的女子或死了老公的寡妇。可想而知，方圆十里是不可能有收获的。有人大骂了那些提亲的人还扬言，就是死也不将自己女儿嫁给收账鬼。 正在村里人万分为难之时，村里来了二位从河南过来讨饭的母女。事情也巧，母女俩刚踏进我们村，母亲就倒下了。村里人循着那女孩的哭声，才知道那老要饭的死了。于是，村里人叫来了于朝龙。于朝龙没有看那已经死去的母亲，而对那个正在伤心但已无力哭泣、可能有十五六岁但骨瘦如柴、相貌极为普通甚至可以说有点丑的姑娘看了好一会。他和蔼且富有同情心地问了姑娘一些问题，当知道姑娘的父亲和兄弟已在早几年走日本时就死了，唯一相依为命的母亲也饿死在这千里之外的他乡时，于朝龙就高兴起来。他叫人立即将我父亲从赌桌旁揪了过来，本来因没有赌资只能当观察员而气恼的父亲，一听将这个姑娘送给他做老婆，也高兴地叫起了朝龙哥。于朝龙就让村里人将姑娘的母亲埋在后山的野地里，叫家人拿点高梁饼就将姑娘送进了我父亲借住的牛栏房。这个于家人连姓名也懒得知道的女人，就是我妈。 父亲是在我妈用眼泪吞食高梁饼时将她变成女人的。可以想象，一个刚死了母亲、自己又快饿死的少女，对食物渴望和对性的需要，态度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可对一个二十三岁还没有亲近女人的健康男人来说，有了属于自己的女人还要等待那也是要命的。于是，在我妈用黑黑的手扼住那块高梁饼拼命往肚子里送时，我父亲用力剥下了她少得可怜的裤子，象猛虎下山一样顺势长入。也许是想起了刚死的母亲或是由于父亲的粗暴给她刚因有了食物而恢复知觉的肉体带来的痛苦，在父亲没完没了的动作中，我妈小声地哭泣起来。我妈的哭声使已心满意足的父亲大为恼火，他动作很大地穿上裤子，对着我妈血淋淋的下身就是一脚，大声地说"妈巴子的，饭也吃了，娘也埋了，让老子快乐一下就哭，哭个屁。"说完转身就走，不用说肯定是到赌桌边观战去了。 自从有了自己的女人，村前村后就再不见父亲深夜四处游荡的身影了。父亲有钱时一定是在牌桌上，没有钱就折磨那个属于他的女人。因此，在他借住的牛栏里，经常传出打骂声和女人悲凄的哭泣声。还算善良的村人，每当看到被打得面目全非的我妈在租种的二亩地里劳作时，也会生出一些内疚。"唉，真是个命苦的女人。"当然，只是说说而已，心中更多的还是为自己家的女人不用再担心那发春的公牛而暗暗地窃喜。 村里人最终发现，他们的如意算盘还是打错了。父亲虽然再不会因雄性分泌物去侵害他们的女人，但并不是说父亲因需要赌资而放过他们的财物。就在父亲将我妈的肚子搞大，也就是怀上我的第七个月，终于发生了于家村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大、最严重的事件。 事情的经过很简单。父亲在邻村赌博欠了钱，在深夜很不情愿被赶下了牌桌，只能回去将女人折腾一番。在经过原属于他家而现在成了他远房堂兄于朝龙家产业的院子时，一股恨意油然而生。胆因怒生，他熟悉地翻过院墙，潜进了书房，就象在自己家里取物一样拿过几件值钱的器皿，正要离开时，被他堂兄的小老婆发现了。这个娇小的女人，本来因这晚没有得到应该属于她的春宵而愤愤不平，难以入眠。所以，不顾天寒地冻，决心到另外两个也是小老婆的女人窗下察看一下，她要知道是谁侵占了应属于她的一夜，好明天找老大诉苦。她刚走出房间，就象见到鬼一样发现了我父亲，不由自主地大叫起来。这一叫，就苦了我父亲，他被吓得站在院子中央，不知所措。当于朝龙和家人们用乱棍将他打倒并捆成粽子押到于家祠堂后，他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在村人们因将我父亲送官法办还是以族规处置发生争吵时，我妈腆着肚子来了。这个没有姓名而且很少在村人面前说话的女人，还是那样一声不响，跪在地上，对每一个村人磕头。看到这个架势，事主于朝龙就说："这次算了，放他一马，下次如果再犯，老子要了他这条狗命。" 历史已经证明，地主于朝龙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不仅无法要了我父亲的狗命，最终到是让我父亲将他送上了西天。 松了绑的父亲同我妈默默地回到了牛栏房。在我妈用盐水清理他被恶打的伤口后，他默默地呆坐了好一会，眼中显露出一股杀气。他拿了家里唯一的半盒洋火，什么也没有说，甚至连看也没看我妈一眼，就走出了那个借住的牛栏房，溶没在茫茫的黑夜中。不大一会，于朝龙的书房，也就是我父亲的父亲建造的书房发生了冲天大火。 那是一场很大的火。村里人说，自立村安家以来，黄沙塘于家就从来没有这样火红过。那火将于家半边天都烧红了。如果不是村人奋力扑火，就会将整个天都烧没。后来，在父亲成为一位共产党的大官时，村里人传言，在发生火灾时，有一条火龙冲天而上。那条龙就是父亲，这把火将压在他身上的恶运全烧掉了。父亲在自传中却称：主席教导我们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反抗恶霸地主的欺压，我勇敢地烧掉了他的家，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革命游击队。事实上，父亲放完火后，就不分方向地拼命跑。天亮才发现，他竟跑到了离家三十里地的大山边了。于是，父亲就潜进山林，用野果充饥。不日遇上了被国民党称为土匪的共产党游击队。带队的看他年青力壮，就叫他跟着一起干，给他饭吃。正处于饥饿而无处可投的父亲一听有饭吃，想都没想就同意了。由于父亲读过几年书，在这支大都由本地赤贫的流浪者组成的队伍里算是有文化的了，不久便成了带队的勤务兵。随着队伍的扩大，带队的从队长成为了司令，父亲也就成为了这支革命队伍一个队的副队长。我读大学时，为研究流氓无产阶级的命运和心理，读过许多著作。我在共产党的创始人那部有名的选集中读到过这样一段话：那些失了土地的农民，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他们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每读到此，我都会深深地感到共产党领袖们的伟大。只有他们才能这样深刻地认识父亲这些在当时中国普遍存在的群体，而且那样成功地将他们塑造成为伟大的革命战士。 我是在父亲放火亡命天涯后的第三个月出生的。父亲纵火后，我妈并没有离开于家村。一方面她怀着我已有七个月，更主要的是她无处可走。村里人看着她老实本份而且可怜，或许是怕父亲突然回来放火，也就没有太为难我们母子。我妈就种着那二亩公田度日。于朝龙家看在族人的份上，对我们母子还算照顾，有时甚至有意保护我们不受欺负。按照辈份，他让我叫他朝龙大伯。 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是五零年初，那时我已经四岁多了。有一天我们村里来到好多人，直奔朝龙大伯家，一会儿就将朝龙大伯和他的儿子们全部捆绑着押了出来，全村的人都集合到了谷坪中，听一位穿黄军装挎盒子枪的人讲话。那人讲完之后，手一挥，有几个和他一样装扮的人就将朝龙大伯押着往后山走，一会就听到了几声枪声。之后，村里的人有点畏缩地将我和我妈推到那讲话的人面前。那人一改刚才讲话的那气愤的神态，很和蔼地抱起我说，"这就是我儿子？"。村里人连忙讲，"宁子，快叫爹啊"。我看着妈，妈点着头。但我感到要尿尿，于是就叫起来，"快放我下来，我要尿尿。"那个抱着我的人，也就是我父亲，很失望地将我放下来，又大度地打了我屁股一掌说，"妈巴子的，连爹都不会叫。" 那几个押走朝龙大伯的人回来后，父亲就带领他们走了。连他曾住过的，我和我妈现正住着的牛栏房都没有进去过。 父亲走了后，朝龙大伯家里大小都哭了起来。村里人帮着他们将朝龙大伯埋在后山于家的祖坟中。我要跟去看，我妈很紧张地将我拖回家，并在大白天就将门关上，对我说，"宁子，以后别乱走，千万别到朝龙大伯家里去。"我不解地看着妈，她好象做了对不起人的事一样。待了好一会，她流着眼泪又说，"好在你爹当官了，要不了多久就会接我们走，不然，我们在村里如何做人啊。"那以后，村子里面很热闹，先是朝龙大伯一家从那高楼大院搬了出来，住进了我家住的牛栏屋。我和我妈及原来最穷的几家搬进了大火后朝龙大伯重修的我家祖屋里。 对村子里的变化我是能感受到的。事实上我自己也在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老到村口去玩，盼着父亲能接我走。有时也等来几个同爹一样着装的人，他们有的也到我家坐一会，或带点吃的穿的东西给我们，并告许我爹已经从部队转到县上工作了，当了什么县公安局长之类的，但就是没有带我们到城里面去的意思。因此，我很失望。 父亲再没有回来。快过年了也没有父亲回家的任何消息。于是，腊月二十九我妈决定到县城里去了一次。本来说好要带我去的，后来妈说，最好能去接你爹回家过年，要当天去当天回，所以让我在家等爹就行了。当天傍晚，妈回来了，是一个人回来的，没有父亲的影子。我问妈，妈什么也不说，只是坐在那里发呆。于是我就吵着要爹，呆坐着的母亲突然将我一把推到在地，狠狠地打着我的屁股，鬼哭般地说，"你哪有爹。你爹早就死了。你爹才是个流氓。" 数年后，我才知道，那天我妈在县城好不容易找到我父亲时，父亲正和几个青年男女在研究工作，其中有个长得很美的女人同父亲坐在一条长椅上。父亲见我妈胆怯地由警卫员领着站在门外时，刚才的笑容一下就没有了。他威严地近似咆哮着说："谁叫你来的？"将所有在场人都吓住了。警卫员立即揪住我妈就住外拖。将我妈拖进门房后，警卫员厉声地追问我妈：你不是说，是我们局长的老婆，为什么局长一见到你就发火呢？我警告你，假冒局长的老婆就是流氓，流氓是要法办的。我妈早被吓得一句话也不敢说，听说这样来找老公是流氓，是要法办的，就连忙独自往家赶。 不久，就有人从县上来我们家，对我妈说，你与我们局长成为老公老婆是地主于朝龙包办的，现在政府不承认，你就在这张离婚书上押个手印。我妈呆呆地一声不响地押了个手印。好象对父亲休妻早就预料到了一样，平静得很。只是在来人说要将我带回城里去时，我妈哭了起来，她低着头喃喃地说：带走我的宁子我就不想活了，我就死，我就死。县上的人见这样，也就没有说什么走了。我长大后就想，父亲可能根本就不想带我进城，这不只是他那时工作忙，更主要的他正在同他的革命同志恋爱，如果有我在身旁那不大煞风景。 我妈是在一九五八年饿死的。那时，父亲已经是邻县的县委书记，也就是一位七品父母官。由于我一直跟我妈生活在老家，父亲还不时叫人送点吃的东西给我们母子俩。但我从来没有发现我妈吃一口，就是在她因缺食品饿得快不行时，也绝不动父亲送来的食品。她最终同她母亲一样，也饿死在黄沙塘于家这个陌生的村子里。所不同的是，她母亲留下的是一个也快饿死的无依无靠的小女子，而她留下的则是有一个已为父母官的父亲的我。 三 父亲和高姨的故事，是那个年代最普通最平常的事情，可以说没有半点传奇色彩。刚解放那时，革命队伍的同志们，大都要按电脑程序一样完成人生的一件大事，这就是没有结过婚的要选美定亲，原来有结发夫妻的要按"革命条件"进行重新审查，能换的就尽量换。自古来，就将江山和美人联系在一起的。革命成功了，江山归同志们了，没有美人相伴也就违背了古训。何况革命队伍中美人多得很。高姨就是父亲领导下的革命队伍中的大美人。 高姨出生在大城市天津一个工厂主家庭，其父亲拥有当时天津较有名的纺织厂。高姨是这个资本家最小的女儿，受过很好的教育，是共和国首任总理夫妇的校友。也许正是南开的革命激情的影响，高姨在十八岁那年参加了南下部队来到了湖南，后来就同我父亲一样转到地方从事新政权的建设工作。在我父亲担任县委书记时，高姨就是这个县的妇联主任了。 父亲是在与我妈办完离婚手续不久与高姨结为革命夫妻的。起初是情窦初开的高姨爱上了年轻有为的县委书记的。她感到这个大她许多的男人，是那样优秀的。他出身赤贫，苦大仇深，经过革命的战争洗礼，那样具有革命的理想，有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精神。就是他表现出来的粗鲁也应该视为革命者的粗犷和豪气。当父亲知道高姨爱上他时，更是欣喜若狂，立即请来了他的老首长，在他的老首长及其新夫人的主持下，举行了婚礼，组建了让多少人眼热的革命家庭。 我在我妈死后的第三天由村里人送到了父亲和高姨家。我妈死了，村里人没有通知我父亲。村里人说，他已经将她休掉了。这么多年他又从来没有回来过，现在又当了那么大的官，还是不要告诉他了吧。于是，我这个孝子作为唯一的亲人，在大家的帮助下将我妈埋葬在她母亲的坟墓旁。但对只有十二岁的我以后如何生活，被饥饿折磨的村里人却一致认为，应该将我送到城里面去。他们说：当了官不要老婆自古以来多着呢，就是做了皇帝也会要儿子的。于是，我和两位算是本家的村里人来到父亲任职的那个县，好不容易找到了县委大院，站岗的却不放我们进去，说先要通报。村里人就说，你告诉他，他原来的老婆死了，我们给他送儿子来了。过了一会父亲的秘书就来了，将我们接到父亲的办公室。父亲很有教养地拉了一下村里人的手，并习惯地将手伸向了我。见我害怕一个劲往后退，父亲就用他那双大手抚摸了一下我的头说，"宁子，几年不见长这么高了，有十二岁吧。"村里人的诉说我妈死了，孩子太小，不是村里人不愿意抚养，而是怕跟着学坏。父亲先是有一些吃惊，然后中气不足地说：死了就没有办法了，宁子是我的儿子，就放在我这里吧。之后就叫秘书陪村里人去食堂吃饭。 这是父亲为官后第一次请村里人吃饭。特别是在那个充满饥饿的年代，请人吃饭是给人很大面子的。这种事对于家村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刚解放后不久，父亲在县城当官后，村里有人来找过他。有的为了找个工作，也有为了各种难事来请求帮助。父亲都拒绝了。只要有人提出此类要求，他就会说，"你认为共产党的江山是我的，我想怎样就怎样。想参加革命，不要说好听的，原先为何只知道在家抱老婆过日子，为什么不象我一样提着脑袋参加游击队？！"慢慢地，就没有人再找他了。这些事让还不是我父亲爱人的高姨知道了，她以无比崇拜的心情写成了文章，在报上说父亲革命性和原则性很强，不利用职权为亲友谋福利。我想，父亲看后会在心里说，"妈巴子的，狗屁亲友，老子落难时谁都欺负我这个孤儿。"然后就会黯然神伤地沉默好一会。对父亲十分明显可以说还有点仇恨的回避，村里人是明白的。也许对原先欺负过这个无依无靠的孤儿感到内疚和后悔，慢慢地村里人就不再找他了，大家闲谈时也尽量不提到他，好象他与于家村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在与外村人提起父亲时，那种自豪感就特别明显。这一次，村里人因送我而享受了这难得的一餐，那兴奋之情可想而知。只是让他们感到遗憾的是，父亲没有同他们坐在一起共进午餐。 村里人吃完多日不见的白米饭，心满意足地走了。我坐在父亲的办公室不敢直视这个陌生却十分想念的父亲。父亲用电话叫来了一位女人。他们低声地谈论着什么，父亲是同她用官话加家乡的土话说的，从我能听到的，他妈饿死了，送他到寄宿学校等片言只语中，我知道他们在谈论我。最后，那女的说："他终究是你儿子啊，就让他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吧。"说完就走到我身旁，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宁子，我们回家，好吗。"我看着父亲，只见他眼含着热泪，用感激的声音对我说："还不快叫妈。"见我没有开口，那女人就说，"就叫高姨吧，好吗。"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高姨。看惯了村妇的我，简直没有办法形容她的美丽和气质。那时的高姨，已经同父亲为革命制造了两个革命接班人，这就是我四岁的大弟高兵和二岁多的二弟高阳。她作为少妇区别于少女的只是那本来圆滚的胸脯和臀部更加圆滚，更加鲜嫩。她的笑是那样灿烂，好看的红晕印着两个令人心醉的酒涡。她全身上下，一举一动都体现出知识女性的矜持和圣洁，善良而贤慧，且充满了温情。当然，这些形容词都是我现在想出来的。当时，我只觉得她好象我们村里供着的观音菩萨一样，高高在上，让人仰视，让人崇拜。更准确地说，我真有点忌妒这个在村里广为流传其劣迹的父亲，不知他前世修了什么福气，竟能占有高姨这样的女人。我多么为刚死去了的我妈抱不平。 父亲和高姨的家在县委会大院的后院里，是一间近二十多平米的平房。房子里除了床和书桌外没有其它东西，比起朝龙大伯原来的家差得远了。高姨是用布帘将房子分成两半。其中的一端就是我和两位弟弟的房间了。那只能挡住视线的布是没有办法隔开那无孔不入的声音的。这样，也就将父亲那曾经严重影响于家人生育的恶习传染给了我。每当夜深人静之际，当我听到用布帘隔开的房子那边传出高姨那压抑的娇喘声时，有一种少年男子的冲动就会折磨我，随着那优美而令人烦躁的声音的结束，我那莫名奇妙的激动就变成了怒气。这时，我甚至想为可怜的我妈做出一些让父亲和高姨难堪的事情来。当然，我总是什么也不敢做，可以说也根本不想做。只有在我娶妻生子了然男女之情之后，我才理解父亲抛弃我妈而追求高姨的合情合理性。无论如何都得承认，我妈无论从那方面来说，都不能与高姨同日而语。任何一个正常的男人，都会为得到象高姨这样的女人而与象我妈那样的无貌无才的村妇离婚的。何况，那还是地主于朝龙包办的婚姻，我父亲也许真的对我妈根本就没有那相依相恋之情，有的最多只不过是青春男女的情欲呢。 特别重要的是，高姨不只是父亲因革命而获得的一个美女。在一定程度上，高姨还是父亲革命事业的得力助手。甚至可以说，如果父亲是在游击队转战城乡中成为一位革命战士的话，那么，在革命成功并掌握了政权后，是高姨用她完美的行为将他培养成为共产党的一位优秀地方领导人的。 高姨是个美丽而有教养的女人，但更是一个革命者，是一个富有理想的革命者。在她的心目中，父亲也是一个有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革命战士。她之所以愿意为父亲献出宝贵的青春和美丽，因为她将父亲当成了革命战士的化身。她是共产党队伍中少有的知识女性，她对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是那样的坚信不疑，她心地纯洁，真心实意地为共产党的每一个英明决策而欢呼。她充满爱心，热爱革命队伍的战友们。作为妻子、作为母亲，高姨对自己的亲人们倾注了满腔热情。当然，这些亲人也应该是革命者或者将来是革命者，而象高姨的父亲那样的资本家虽然也是亲人，却只能体验那种与亲情和爱心完全相反的东西。 高姨的父亲来投奔高姨是在我投奔我父亲几年后的春天。准确地说，应该是六零年春天的故事了。高姨的父亲是在公私合营之时失去他心爱的工厂的，当然这绝对不能与我父亲在赌博中失去土地和房子相提并论。我父亲和高姨这些革命者，通过一种叫赎卖的办法剥夺了象高姨父亲那样的剥削者，其目的就是要将这些剥削者变成劳动者。那时候，高姨的父亲是不能再掌握工厂的经营管理权了，因为革命者认为，象高姨的父亲这样的剥削者，只有同工人们一起用铁器敲打铁钉才算劳动。于是，这位年过花甲、长期以管人和经营为生活内容的剥削者，想到了他同是革命者的女儿和已在革命队伍中当了官的女婿。于是，他在没有征得女儿女婿同意的情况下，就从那遥远的都市般的天津城，南下来到我们这座小县城。于是，就有他那从小丧父逝母的、现已掌握了政权成为了当地百姓的父母官的女婿，出于内心的热烈欢迎。于是，也就有了他那快十年不见、现也成为了革命者的女儿，大义灭亲之举。 准确说来，高姨之举也不是什么大义灭亲。她看着她的父亲在我父亲欢天喜地的陪同下来到家里时，先是有点吃惊，然后连忙关上门动员那满怀希望的老人回到工厂去劳动。"爸，你这样做是不对的。现在政府是收走了你的工厂，要你劳动，这是在挽救你。你过去靠剥削工人发家，那些财富本来就是工人们的，现在政府只不过代表工人拿回他们自己的东西。何况，你对政府不满就到我这里来，我这里不就变成了剥削者的避难所了。我和我爱人都是共产党员，还是领导干部，我们能这样做吗？你住在我这里，会影响我爱人进步的。爸，不是女儿不孝，而是你必须服从革命的需要。等你改造好了，我一定接你养老。"那很有教养和风度的老人，听到这些话什么都没有说。他艰难地弯下腰，提起那个还没有打开的包。他的眼角有一点潮湿，也许是风将沙子吹进他那已显昏暗的眼睛。他小心地用那很好看的手帕蒙了一会眼睛，头也没回地踏上了北归之路。正计划如何孝敬这远道而来的岳父大人的我父亲，也被爱人的话惊醒了。他多么佩服爱人的思想觉悟和及时的决定。从此以后，我再没有看见那可敬又可怜的老人。他也没有再与他那女儿女婿通任何消息。据说，前些年，我二弟也就是高姨生的第二个儿子高阳，到过天津，见到了已有九十高龄的外公。老人曾问过这个一身名牌、出手大方的外孙开什么工厂，生产什么产品，如何在短短几年积累了这么多钱。当老人知道我二弟的公司除了倒卖政府批文外什么产品也不生产时，他惊讶中还有点气愤地说："原来你们就是这样革命的。"不用说，这里的你们，肯定是指他那已黄泉做鬼的女儿和还在阳世为官的原女婿。 但是，我并不认为高姨真正理解了我父亲，特别是我父亲这些为生存而参加革命的人所具有的理想世界。的确，父亲常说的一句名言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为了革命，什么都可以不要，甚至生命。"不管人们如何评价这好象有点口号式的话，我还是相信父亲说的话是真的，是出于内心的。与那些有意识地为穷苦大众的解放而牺牲小家的党的领袖们不同的是，象父亲这些被革命领袖分析过的流氓无产阶级，参加革命最大的原因是有了生存的机会和复仇的希望。我曾经这样假设过，如果在游击队时代，遇到了不离开了游击队就只有死的选择的话，父亲十有八九会选择生，因为他参加游击队本身就是为了生存。正是针对这一点，革命队伍的领导者们就要给这些战士们灌输除了生存之外的理想和道德观。他们告诉自己的部属们，战场上是你死我活的，只有战胜敌人才可最终获得生存的权力。胜利了就会有属于自己的土地、房子和女人。投降或逃跑是没有好下场的。革命成功后，是那能主宰他人生命的权力，才让父亲们真切地体会到革命的崇高和神圣。他们已经认识到，如果革命政权失去了，或者因自己的错误离开了这个掌握政权的革命队伍，那就意味着失去已经拥有的一切。所以，他们有为了革命牺牲自己生命的豪言壮语。也就是说，是生存的需要和共同的既得利益使父亲们具有为维护革命事业而奋不顾身的勇气和精神力量。高姨是没有办法认识到这一点的，就是认识到了，她也决不会承认这种让人痛苦的结论。 高姨和父亲对待革命理想的认识和理解是不同的，这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完整地体现出来了。当父亲从受人敬仰的地区专员、高姨从地区党委宣传部长成为革命群众专政的对象时，父亲能够很快地适应了"低头认罪"的大气候，他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向代表革命和正义的红卫兵及所有的造反派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一次又一次地痛改前非的表示，让自己一次又一次逃过了皮肉之苦。而高姨则不同了，她永远坚信自己革命理想崇高而神圣不可侵犯，就是被打断了肋骨也不愿意向造反派承认任何有关革命原则问题的错误。于是，她这个资本家的臭小姐被关进了牛栏，关进了父亲革命前住过的那种吞没人意志的地方。高姨是坚强的，是勇敢的，始终不渝坚信共产党是会还她清白的。 然而，高姨最终还是没有等到那一天。当红卫兵将父亲的认罪书和与死不认罪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现行反革命脱离夫妻关系的声明书，放在高姨面前时，高姨那漂亮的面孔被伤感和愤怒所扭曲。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她不相信十多年来崇拜而献身的革命者竟这样否定了革命的原则，她不敢想象那样爱着自己的爱人就这样将她出卖了。她从一个革命斗士很快变成了就象我妈押离婚手印时一样的村妇。她神经质地反复读着那两份材料，终于流下了就是惨遭毒打也没有流下的泪。她喃喃地自语："怎会是这样呢？怎会是这样呢？"几天后，她找机会投河自杀了。 父亲是在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后，由我带着两个弟弟将高姨自杀的消息告诉他的。尽管他没有说什么，但看得出来，他还是很悲伤的。高姨终究是他深爱的女人。他只是为了向党证明自己从没有与党有二心，才写了那份与死不承认错误的爱妻脱离关系的声明。他看着天空，口中念念有词，好象在说："古言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好多比我你地位高得多的老共产党人都为了生存在讲违心话，你又何必那样死心眼呢。"当然，这些话父亲是不会当着我们面说的，可能他心里也不是这样想的。他只是恶狠狠地说了一句"妈巴子。" 记得自从高姨指出"妈巴子"这句话是流氓语言后，常挂在父亲口上的"妈巴子"已有好几年没有说了。 四 父亲和雪姨成为夫妻，是父亲文革后复出成为这个城市的领导人之后的事情。父亲是七七年平反成为这里市委书记的。那时，距高姨自杀已有九年多，父亲也五十六岁奔六十的人了。 雪姨刚好比父亲小二十六岁，比我小一岁，是个三十岁尚未婚配的老姑娘。雪姨是市物资局机关里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员，其父母都是我们城市一家街道工厂的工人。雪姨共有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雪姨中学毕业就到机关里担任打字员工作。开始时，机关里那些未婚青年好象也有人给雪姨写过纸条，送过电影票，但都没有很好地发展。主要原因大多是雪姨强调要与父母一道承担抚养弟妹的义务，慢慢地那些原来怀着热呼呼希望的青年冷却了。开始雪姨并没有当回事，但随着岁月无情的流逝，弟妹长大后，雪姨自己也就急了起来。 这时，父亲文革前的秘书到物资局出任局长。这位新局长在同机关干部谈话时知道了雪姨的情况。于是，他连夜赶到我们家，在书房里与父亲密谈了一会就走了。 第二天，父亲在家里接待了物资局局长和物资局办公室工作人员雪姨。父亲先还是与那位心照不宣的局长谈了几句工作，后就和雪姨谈天说地起来。也许雪姨从来没有和父亲这样大的官面对面谈过话，开始有一些紧张，后看到父亲还很随和，也就能说上几句。他们走时，父亲一改平时不送下属的习惯，很高兴地将他们送到大门口，反反复复说着那话"很好，就这样定了，就这样定了"。 不久，雪姨就入了党，从打字员提升为办公室副主任，后来就和父亲结了婚，成为了我们兄弟三人的继母。 父亲同雪姨结婚前，我们就没有同父亲居住在一起。我和二弟都在父亲平反前就分别在就业的工厂和商店娶妻生子，住在各自单位用厂房和仓库改建的宿舍里，三弟还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本来，对于已官复原职的父亲，我们这几个在文革中跟着他受过苦的儿子们，曾抱有幻想，希望能得到某种补偿。父亲英明地洞察到了我们的企图，为了粉碎我们的依赖思想，父亲很严肃地将我们兄弟三人叫到他的书房里，讲述了许多革命道理，他要求我们要安心工作，要靠自己立足社会。我们对父亲虽然有一些看法，但从内心上还是崇敬父亲作为一个革命者伟大的品德。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把父亲的住所当成我们公认的家。我们兄弟经常带着妻子儿女回到共同的家一聚，共述父子和兄弟的革命感情。父亲也乐意与我们兄弟和孙子孙女们在一起。雪姨来到这个家后，我们慢慢感觉到了有些变化。 这种感觉起初是朦胧的，最终的明朗还是雪姨的杰作。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我大弟临时休假，闲来无事，就和他的儿子回家看望父亲和爷爷。象往常一样，他用自己的钥匙打开门，只见暗暗的客厅除了电视机的光亮外没有其他的灯光，于是，他五岁的儿子也就是我侄子熟悉地打开了灯。这下，可让我弟弟惊惶失措了。原来只穿着短裤的父亲正抱着差不多没穿什么的雪姨在看电视。父亲开始有一点尴尬，立即就升起了一股怒火，他厉声地对着平时恩爱有加的小孙子吼道："这样没有礼貌，进房连门也不敲。真没有教养。"我大弟那可爱的孩子被吓哭了，我已过而立之年的弟弟低着头，牵着伤心哭泣的儿子，红着脸边向门外退边小声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走。"弟弟走出家门后，听到房里父亲怒骂声。"妈巴子的，叫你不要这样，你偏要。妈巴子的。"接着就是雪姨娇泣声。 我是在我自己的家里知道这件事的。大弟怀着万分懊悔和失落的心情回到家后，他那已经不再哭泣的儿子将刚才的遭遇告诉了他母亲，也就是我的大弟媳。这个在我父亲还是政治贱民时、顶着她那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家庭的百般阻挠、爱上并最终嫁给了我弟弟的女子，一听就火冒万丈，她不顾我弟的反对，硬是拖着我弟弟和他们的儿子到了我家。当着我老婆和女儿的面讲述了这一切。最后，我弟媳强调指出："大哥大嫂，你们说说，那不是我们自己的家吗？！回自己家难道也需要敲门。他们为什么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呢。老爷子还好意思骂我的儿子。"我发现我的妻子和女儿也一个劲地点头称是，一股钻心的痛苦莫明奇妙地涌上心头。我真不愿意承认，那已经不是我们的家了。 第二天，我和大弟不约而同地来到父亲的办公室，将父亲和雪姨家的钥匙交给了父亲。父亲甚至连看都没有看放在他办公桌上的钥匙，就压低嗓门说："妈巴子的，你们想造老子的反？"在这庄严的市委书记的办公室里，这粗野的骂声，也充满了权力的威严。自此以后，我和俩个弟弟不时有"宁愿跟着叫化子娘，也不要跟着当官的爹"的感叹。不久，我们三兄弟经过考试，分别到北京和省城上学深造后，父亲家就更难得见到儿子和孙子们的身影了。就是有时父亲发话，想见见孙子孙女，我老婆和弟媳总是有各种理由而让父亲难以如愿。 好在父亲工作忙。他的口号是将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于是为了响应英明领袖的伟大号召，他根据中央的十个大庆油田等类似的经济发展目标，绘制了我们城市的宏伟蓝图。革命的事业和革命的理想就象兴奋剂，使父亲充满了活力。他没日没夜地工作，他经常告诫部属们，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则要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改革开放后，父亲的自我感觉更是良好。他那花白的头发，在雪姨的"强迫"下染成了乌黑发亮，真如焕发了革命青春。 父亲在岁月的流逝中，在人民群众有肉吃和有电视看而为他们这些掌握权力的革命者歌功颂德时，又一次深刻体会到了一个革命者伟大的人生。他在赞扬声中开始忘记了青年时代在黄沙塘于家和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欺压和羞辱。他甚至不愿意再去回顾更不想思考那些岁月。然而，那岁月的痕迹象幽灵一般，时不时钻进他的生活。 那时改革开放和引进外资是联系在一起的。有一天，父亲的部属很高兴地向父亲汇报说，终于钓到了一条大鱼，美国某大集团公司董事长原来是我们市某县五十年代出去的。那可是个能人，从讨饭到打工、再到开小店最后办成了有几十亿美元家产的大公司了。他富了不忘乡亲，有意到家乡投资，现在由省里某厅某领导陪同已下榻在我市的某宾馆里，希望书记能前往共同晚餐。父亲哈哈一笑，也没问这外商姓何名谁，就兴高彩烈地前往宾馆。在宾馆的总统房的客厅里父亲见到了那位由省某厅某领导陪同、由大小秘书伺候着的美国大公司的董事长。可双方刚准备握在一起表示友谊和问候的手却在半空中凝固了，一个共产党的市委书记和一个来自美国的大公司董事长都目瞪口呆地盯着对方。最后，还是父亲首先清醒过来，他将原伸过去准备握手的大手变成了挥动的手势，很不礼貌地指着对方而十分威武地说："你不是五二年叛国的大地主于朝龙的二儿子吧？！"美国公司的董事长也很快从当初的惊惶中解脱出来，他的手很绅士般地将油光发亮的头发整理了一下，扶了扶昂贵的金丝眼镜，很大度地说，"家父是本市某县的黄沙塘于家的于朝龙先生。难道你不认识？！"并回过头来很鄙视地用英语对其秘书说了些什么。 那已准备好的美味佳肴父亲是无缘享用了。尽管省里某厅的领导和父亲的部属想从中调节一下这俩位关键人物因历史造成的紧张而尴尬的气氛，父亲还是气愤地离开了宾馆，并将随之而来的因胆怯脸都变了色的部属狠狠地骂了一通。部属有口难言地不敢作任何解释。 于朝龙的儿子并没有被父亲的粗鲁和权势所吓倒，尽管他明显地感觉到各级官员对他的态度的变化。第二天，他就用美元租了这座城市最好的十部小车，同他的秘书带着各种礼品回到了他当年亡命而别的故土。当他知道那些留在家乡的兄弟和母亲都先后命归九泉时，并没有流下一滴眼泪。他的秘书给全村每家都送去了贵重的礼品，全村人都感激不尽地接受了，并自发地拿着工具同他一道整修着他父母兄弟的坟墓。后来，他向村里人很礼貌地鞠了三躬，留下二十万美元给村里人修水库和建学校就走了。他是直接从老家到省城坐飞机走的，以后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 村里人不管乡和县里的反对，用于朝龙儿子留下的美元，很夸张地为于朝龙夫妻及儿子们修建了一座很大的坟墓，并在坟墓不远处修建了方圆百里最好的学校。村里最有学问的老夫子亲自书写的"朝龙学校"几个大字，立在学校的屋顶，红红的，好远都可以看到。 这些情况父亲是知道的。在公开场合他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干预。他只是对几十年没有往来的乡亲们感到不解。他曾私下说，"妈巴子的，共产党对你们还不好。几十万美元就将你们收买了。"尽管父亲表现得那样不屑一顾，但可以看得出，父亲对于朝龙儿子用金钱得到的尊敬在骨子里还是很在意的。 就在于朝龙儿子回于家村后不久，我父亲叫雪姨将大学毕业后回到故乡工作的大弟和二弟找回家。在父亲的书房里，父亲同那俩个日益疏远的儿子很认真地说：我老了，干革命几十年总算明白了一些道理。我知道，你们对我不关心你们的前程有意见，不是我不关心，而是时机不到。你们想想，我在位时，你们在我手中能做多大的官呢，搞得不好还会有人东告西告的。现在我要退了，对你们还是要有个安排的。我想，老二你可以从政，老三你可以从商，你们大哥在外省教书，我就没有办法管了，如果他愿意，可以调回来，从政从商由他选。 可想而知，当我两个一直对父亲抱有成见的弟弟，从革命者的父亲口里听到这些严肃而富有亲情的安排时，真是目瞪口呆不敢相信。他们看着父亲那少有的慈祥而真切的眼光，深深地体会到父爱的伟大。我二弟后来多次对我说起他那时的感受，最后总是感慨地说，无论如何还是血浓于水啊。 父亲是八十年代中期从第一线退下来的。那年父亲年已六十有五。当时，中央在反复强调什么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省里领导找父亲谈话时，父亲一再说自己身体还好，可以为党奋斗终生，最后还是同意退居二线。但提了一个要求，就是："江山是我们这些老家伙打下来的，应该交给我们信得过的人。我们的孩子生活在我们身边，受我们教育多年，是信得过的最可靠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比如我家二小子，就是很有觉悟和政治水平的好青年，应该好好培养。" 据说，省里面的领导非常同意父亲的观点，因为，中央就有相当权威的人公开说过类似的话。于是，在父亲从书记成为顾问委员会主任的同时，我大弟就从工厂的工程师成为了市团委书记，后来就成为市委组织部长进了常委班子。在顾问委员会完成其历史使命，父亲最后完全退下来时，大弟已是市政府常务副市长了。 事实又一次证明，我父亲的决定是十分正确的。我大弟的确非常具有政治家的天赋。他不仅继承了我父亲敢说敢干、能够面对一切困难的无产者精神，而且在所有的公众场合，他都能将高姨礼貌和给人信任的修养完整地体现出来，更为重要的，他所受的教育比父亲们能更快地接受新思想和新事物。他在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做了大量工作的同时，还能用许多非常合理的口号将社会流行的诸如卡拉、桑拿之类披上改革开放的外衣。在他的策划下，我二弟就能从一个工薪人士，迅速地合情合理合法地成为了掌握上千万资产的大老板。 我那很有觉悟和政治水平的大弟，就曾这样对我说过：古时候总是将升官和发财联系在一起说的，共产党的官在表面是不允许个人发财的，只能说为人民服务。但为人民服务，人民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种代价就是交出你作为主人的权利，特别是对社会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及文化资源的支配权。共产党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如果没有实际利益，人们也就没有追求权力的兴趣了。天下熙熙，利之所趋。但权力这个东西是有时效性的。因此，对权力的继承从来就是权力掌握者在权力有效期间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家老爷子尽管没有读过政治学，但事实上也精通此道。你想，如果没有我及他培植的接班人掌握着权力的话，他离休后，最好的情况就是按政策享受那些有限的待遇了，而且要看人家的脸色。 对这点，父亲虽然从不在公开场合加以评论，但有一次我探亲回家同完全闲赋在家的父亲小饮，他在几杯茅台下肚后，看看左右无人轻声地对我说："妈巴子的，你俩个弟弟比你强，为官的如鱼得水，为财的合理合法。你啊，就会读死书。如果想通了，还是回老家来吧，我叫人给你个职务。这里干点什么都方便。"说完就嘿嘿地笑了起来。可以看得出，父亲尽管为自己不能亲自再在官场上拼杀感到有一些失落，但为自己的后人有如此造化也感到心满意足了。但我总感到，那充满父爱的笑声又多么象狡诈的老农骗取了他人财物后的窃笑。 父亲与雪姨的关系还算可以。人们对老夫少妻之间最担心的事情，莫过于年少妻子的青春荡漾如何在已不提当年勇的老爷子那里得到有效的抑制而不决堤外泄。这些问题在父亲那里应该不是问题。雪姨就曾很神秘地对我的老婆、也就是她那和她年龄相近的儿媳说起过老爷子那永不满足的欲望。"真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越老越行了，离休之后竟然天天需要。我真的受不了了。他的儿子也是这样吗？如果这方面都遗传的话，做于家的儿媳妇可就惨了。"我老婆听到这些话，竟脸红得不知如何回答这位长辈的发问。就是在晚上同我恩爱后向我讲述这些话时，我还能感到她脸在发烧。但凭着我们这些年青体壮的于家后代的亲身体会，雪姨这些话，应该有点夸张，或许是在嗔怪中证明自己选择的正确，也可能还有点对自己能很好地开发老年人的性爱潜能感到骄傲。我的这些想法并没有告诉我老婆，我不愿意与自己的女人讨论长辈的那种事，尤其在没有穿衣服的床上。 尽管父亲宝刀未老，但雪姨还是没有同意与父亲生孩子。其理由是父亲家老大和老二，也就是我和大弟高兵的孩子都有几岁了，雪姨再生孩子有点难为情。尽管这也许不是真正的理由，但我们兄弟还是真心感谢雪姨的，我们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叫比他们小得多的父亲的孩子叫叔叔或者阿姨。雪姨没有为父亲制造革命后代，并不影响父亲对雪姨家事的关照。因为他知道雪姨是为了弟妹们而耽误了婚姻才将处子身献给他的。所以，无论父亲是否在位，凡是有关雪姨家的事，他都要亲自出面办理。在父亲的亲自关怀下，雪姨高中毕业的大弟到党校深造后担任了一个区的副区长，二弟从工厂调到了团市委担任青工部部长，三弟到工会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四弟和五弟都保送上了我们市属大学，六妹初中毕业不愿意上学就到了公园担任出纳。仅此一点，雪姨也是感激父亲的。 父亲德高望重，且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他心满意足地安度着晚年。但不知为何，当他生命进入倒记时后，他总爱和儿孙们谈论他的父母和几十年没有回过的故乡，有一次在饭后闲谈中，父亲竟然说，他这一生要感谢于朝龙。如果不是于朝龙教他赌博，他可能就会守着那几十亩地而在解放后成为地主。如果不是于朝龙因他拿东西而毒打他，他也不会火烧于朝龙家房子而远走他乡参加革命。如果没有于朝龙包办，他就不会与我妈成亲也就没有我了。看着父亲那忧郁的老脸，弟弟和部属们就建议他到故土看一看，或请老乡亲们来家坐坐。然而，每当这时，他又总是很豪放地说，革命者四海为家，哪有那么多婆婆妈妈的事情。 但我是知道的，他在心里一定在骂，"妈巴子的，于家人从来就没有当我是人呢。" 五 父亲要死了。 尽管他日益虚胖的身躯，会给人各种错觉。然而，所有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的五脏已全部发生了不可逆转的病变。 我同许多人守候在病房里，在等待着他死亡。 市委办公室送来了为父亲准备的悼词。这篇由父亲原秘书、现市委书记审定的悼词对父亲评价很高。文称，父亲出于贫苦人家，青少年时代因反抗地主的压迫而投身革命，历任游击队队员、副队长，解放后任县公安局长、县委书记，地区专员。文化大革命受冲击，文革后任市委书记，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主动退居二线，担任顾委会主任，最终享受副军级待遇。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党卓越的地方领导者，是人民的好儿子…… 于建嵘，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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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胡德華：我在網絡上竄紅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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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華：我在網絡上竄紅之後 Oct 4th 2013, 20:48, by 明鏡雜誌 北京知識界人士紀念朱厚澤發言紀要（6） 《新史記》雨蒙 記錄整理 前中宣部長朱厚澤先生病逝三周年，一批知識界人士自發在北京舉行紀念沙龍，每個人的發言都是對當今權貴資本主義壓制思想自由，泯滅真理和真知的聲討，是對新"文革"的範本——中辦9號文件的聲討。 皇上還沒說話，太監就說你好大膽子汙衊我們的形勢 胡德華（胡耀邦三子） 今天跟大家見面很高興，尤其是在開會之前大概兩個多月，新認識了朱玫，我覺得很榮幸。 最近大家也都知道，我在《炎黃春秋》的發言，用個時髦詞講"網絡竄紅"啊，很多人都給我打了電話，問有沒有危險啊？我就感覺到很悲哀。我本人不是搞理論工作的，我是一個搞技術工作的，理論水平不高，僅僅就講了一點事實，大家就覺得不得了了。如果講事實在我們的國度裡，都是一個很稀缺的東西，這是一個很悲哀的事！ 那麼由此我也想到我們在改革開放剛剛開始時，有一篇振聾發聵的文章，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說實在的，這個題目、這個觀點，有什麼了不起的？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這是一個常識。但是這種常識，會在我們全黨當中引起了那麼大的爭論，那個爭論就變成你要走什麼道路，你要舉什麼旗幟，這麼嚇人的高度。實際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有什麼了不起的呢？當時我們的局面是一個什麼局面？當時語言環境是一個什麼樣的環境？都需要我們認真來思索。 當然我也上網，我也在網上看到很多說我不好的東西，我很多朋友說"老胡你怎麼不反駁一下？"我說如果一個人都不顧及事實——講道理是有一個基礎的，我們講話是要有事實根據的，如果說連這麼一個最基礎的共識都沒有，你說我跟他有什麼好討論的？我在講一些事實，他來說你"搞房地產搞的不好，所以你就說蘇聯不好"。哎呀，我就很奇怪，房地產跟蘇聯有什麼關係呢？對不對？我都說不清他們是什麼心態。 網上講我們天朝有不喜歡的三個故事，其中有一個故事說法國——可能是法國——一個傳教士到了中國，說你們太監這個制度太殘忍，太不人道。咱們皇上還沒說話呢，站在身後的太監就說："你干涉我們內政，你好大的膽子！我們這麼幸福，你汙衊我們的形勢。"我的天哪，沒有一個基本的共識，就沒法來討論。 胡耀邦之子胡德華發言。 我爸他也講過一件事——不知道是他講的還是列寧講的？他說認識到自己的奴隸地位，向奴隸制度鬥爭，這樣的人是英雄，是鬥士；如果安於過著奴隸的生活，過得渾渾噩噩的，這樣的人就是奴隸；如果過著奴隸的生活，還讚美奴隸主的關愛，還說自己在奴隸社會下多麼幸福，這種人是奴才！ 最早看穿"新民主主義論" 盛禹九（老媒體人） 我本來不知道今天是紀念我們的朱厚澤，剛才大家講了，我想起幾件事。 我和朱厚澤同志見過一次面，那是在李銳家裡，他也去了，我帶了蘇紹智在美國出的一本書《人民心中的胡耀邦》——就給我三本，一本送給李銳，一本送給朱厚澤，還有一本給我。在李銳家的那個會上，我沒有講話，我準備拜訪朱厚澤，給他送書，可是後來失去了這個機會。 剛才大家談了朱厚澤在理論上很多思想解放的觀點，我就講一點：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這篇文章從抗戰以來至今一直被列爲經典，認為是"毛澤東思想的精華"，但是最先一個批判這個思想，就是朱厚澤。他講到民主主義沒有新舊之分，民主主義就是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就是多了一個字，多了兩個內容：一個是共產黨的領導——既然是共產黨領導，一黨專政，就沒有民主；第二，社會主義前途，社會主義是什麼前途呀？現在已經很清楚了，那是一個烏托邦，有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而我們是封建專制的社會主義。這一點給我很大的啟發，我也寫了一些文章。 姚監復也在這裡，咱們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先生，他是一直堅持新民主主義的，寫了很多文章，歌頌解放區的"三三制"。我跟胡老也很熟，我曾經跟他進行了一個小小的辯論，他一直沒有贊成，許良英也給他寫過很多信。但是後來，他經過他自己反覆思考，接受了（我們的觀點）。很了不起，姚老你是他晚年著述的記錄和整理，胡績偉就完全把這個觀點改過來了。 另外鄧力群的問題，我聽說這人，也接觸過一次，1982年那時候我在《工人日報》，他是宣傳部長。在延邊開一個會，我就坐在他身邊，他問我，你是哪裡的，我說我是《工人日報》的，他說："回去你跟你們領導說，要好好宣傳鄧小平的理論，要好好宣傳鄧小平"。我回來也匯報了。鄧力群最後下台，大家也都知道李銳同志寫了一封信，揭發他在延安搶救運動生活作風上的問題，還有他以後的兩面派，鄧小平就把他抹了，他因此就記恨鄧小平，他是"反帝英雄"呀，也批蘇聯搞修正主義。（《新史記》15期） 全套《新史記》雜誌電子版，均可下載至蘋果iOS或Android的智慧型手機、平版電腦、個人電腦、電子書閱讀器上閱讀。不需出門，也能細細品味《新史記》。 新史記雜誌社專頁：http://www.pubu.com.tw/store/75187 《新史記》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8?apKey=fedd22f528 每期零售價：25美元、68港 元、350台幣。 長期訂閱享優惠： 18期， 優惠價台幣3150元 (平均每期175元) 12期， 優惠價台幣2520元 (平均每期210元) 6期， 優惠價台幣1470元 (平均每期245元) 3期， 優惠價台幣840元 (平均每期280元) 接受台幣、美金、人民幣線上付款 viBook電子書城：http://www.viboo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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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钱锺书提到一个概念“单位观念史学”——文革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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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提到一个概念"单位观念史学"——文革杂谈 Oct 4th 2013, 20:37, by 明鏡雜誌 启麦来稿 　　钱锺书先生给《干校六记》写的"小引"里说，不妨增加一章"运动记愧"。原文非常精辟，只能照抄："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已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惭愧也使人畏缩、迟疑，耽误了急剧的生存竞争；内疚抱愧的人会一时上退却以至于一辈子落伍。所以，惭愧是该被淘汰而不是该被培养的感情；古来经典上相传的"七情"里就没有列上它。在日益紧张的近代社会生活里，这种心理状态看来不但无用，而且是很不利的，不感觉到它也罢，落得个身心轻松愉快。"云云。老人家厚道，话说的很客气。 　　钱先生这番提醒是1980年。至今，我们看到的文革回忆，还都是"记屈"或"记愤"，不是控诉自己的遭遇，就是说当年退避三舍、冷眼旁观来着。其中不乏红卫兵、造反派。就连王力、聂元梓、徐景贤这样中央级的主力干将，也是一纸无辜。"林彪反党集团"中人更妙，不仅没有积极领导运动，反而超前地反四人帮、反文革。为那场浩劫负责的只有毛泽东率老婆及周恩来、康生、谢富治及王、张、姚等屈指可数的那几个人。此事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文革，是在七亿人民普遍具备了高度革命自觉性和积极性的社会基础上兴起的。既不像江西苏区、长征路上，要"国家保卫局"督战；也过了"四清"需工作队反复动员的阶段。回放当年群众集会的场景：运动领导高踞主席台，声嘶力竭振臂一呼，下面万众站脚助威齐声响应。散会各回原单位贯彻落实，雷厉风行。其势一如大字报语言中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受限不能开展和参加运动的地方和单位，领导被冲击、规定遭质疑。不然，怎么会那么迅速就在全国城乡、各行各业全面铺开、波澜壮阔了？不如此，文革伤害的人也不会那么多、造成的破坏也不会那么大。 　　终于，文革把群众搞烦了、领导搞怕了、定性成浩劫了，人们纷纷与之撇掉牵连。七零年代之后出生的人看到的文革，就成了现在这样：亿万不明真相的群众，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小集团寥寥数人威逼下，心不甘、情不愿地干了那些事情。因这个说法的解释力实在有限，官方便由邓小平亲自出面，举出中共圣人周恩来，说他为了与毛等周旋，减少文革对国家人民的损害，"说了些违心的话、做了些违心的事"。相当于"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吧。周氏以下，干部群众一体适用。法不责众，息事宁人好过一一追究，否则岂不又要挑动群众斗群众了，一不留神就引火烧身了。 　　毛泽东颇懂观人术，他对邓小平的评价略如：你看那个小个子，前途无量；人才难得；政治强！老邓对历史的贡献是设计改革开放，对过来人的贡献则是给大家找到了台阶，因为他深知国人心态。人们回忆文革经历的口径，就这样举重若轻地统一起来了。曾经有人简洁地区分东西文化的特点：耻与罪。东方人要刻意回避"耻"；西方人则认为人性有"原罪"。以文革为例，积极争当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等等，因时移世异被归入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羞耻事，避之当然唯恐不及。 　　文革中，全国人民自觉自愿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统一行动，以示革命觉悟与热情，与今天如此统一回忆口径，都是出于人性的弱点：投身革命，带着趋炎附势的算盘；文过饰非，是怕承担责任吧？承认自己在文革中积极过、活跃过的也不是一个都没有，如著有《我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的美国人李敦白，回去之后皈依在耶苏基督麾下；住在法国、《一个人的圣经》的作者高行健，是不是耳濡目染了西方文明？ 　　美国南北战争，南方的士兵为奴隶制而战。却有其人的后代，把作过南军士兵的祖辈，被北军俘虏、释放后又回南军再被俘再释放的释放证，当成奖状高高挂在客厅墙上。而偌大一场席卷神州、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甫一结束，就无人表示主动参与、与有荣焉，可见失败之彻底。而其伤人之深者，不仅在于无数人受到它的打击批判，更深刻的原因是，它愚弄了所有恭逢其盛的人。 　　那时，不仅社会主流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大搞斗、批、改；被造反、被批判、被关押的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也遵行同样标准，要求自己、检讨自己、为自己申辩-----冤枉啊，我不是反革命、我没有那么坏，只是做的不够好！至于零星而又微弱的"异端思潮"，无一不以正统、真正的马列主义自居，认为毛泽东曲解了革命原理。就连受封"人权斗士第一人"的遇罗克，所著《出身论》，要求的不过是"黑五类"子女参与革命运动的权力，因为"我们能被教育好"。违心也好，以子之矛攻盾也罢，即便有过超越时代的人，因其仍以革命阵营中人的面目出现，而未起到"另一种思路与选择"的作用。 　　年轻人对文革不感兴趣可能多半因为弄不懂：左一个战役右一个派别，反反复复所为何来？不都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吗？那时，我们自己头脑发昏、晕头转向。出于对毛的信仰与依赖，不理解时只会自责觉悟不高，没有人会怀疑毛主席、党中央。其实，我们在迷魂阵里折磨自己的时候，毛泽东等一干人也是糊里糊涂、东一鎯头西一棒子，失去了"斗争大方向"。朝野双方均因认真，愈加痛苦徘徊。人之常情，可恶不过愚弄人，耻辱不过看走眼。十年一觉、扬州梦醒。方知心血气力全部白白抛洒，能不悔恨交加、羞愧难当，不忍回首面对？ 　　钱锺书先生还提到过一个概念"单位观念史学"；大意是，同一个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含意不一样。就是说，社会公认为"正确"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是要变的。比如，先人开疆辟土，可能被后人指责为侵略；惩罚异教的义举，可能在历史上定性成扩张；战天斗地，则毁坏环境生态等等。今天的某些所作所为、建设成就，日后或许变成愚蠢之举、贻祸子孙呢。 　　既如此，我们只能把文革看作是社会改革的一次实验。人民像实验室里的小白鼠，用青春和生命，为科学研究和社会进步付出代价。当然，谈到我们在实验过程中的表现，不必像卢梭写《忏悔录》那样大言不惭。只需把文革的历史源流、社会基础、实施过程、社会效应说清楚，让后人看明白：这样的社会实验一次足矣。不要忘记提示他们，感谢我们为他们所做的探索和牺牲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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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邱会作之子：我为什么永远感激和怀念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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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会作之子：我为什么永远感激和怀念胡耀邦 Oct 4th 2013, 20:33, by 明鏡雜誌 程光来稿 （本文作者为邱会作的儿子） 有一个人让我永远不能忘记，他是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这是出于公心，但也有点"私利"。 1 事情要从1978年说起。 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我因父亲邱会作受到株连，在广东的部队度过了几年不自由的生活，1978年夏天叫我转业离开军队。按国家"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政策，我可以回北京。但是上级通知，不准备那样安排我，并解释说，只是因为名额太少，但我可以回爱人的家。我爱人家在江苏无锡。 我想回北京，我的家人亲友多在那儿，是家乡，但我预感到期望是徒劳的。这些年来组织上对我的"安排"，事先都有周密的考虑，凡是有利的事，不会落到我的头上，而伤害我的事，都被说成是组织的"关怀"。这让我想起了这些年来我的经历： 1971年10月初，我被抓起来，押到广州去办"学习班"，接受审问和批判。当陪同外宾到访广州的周恩来总理知道了，说"要一视同仁，不要搞株连"，我才回到部队并"恢复工作"，在外表上看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之外，多了两条：一是按月有情况报告由保卫部门上送，二是没有让我离开过部队，也不许外边的人来找。 1974年全国"批林反孔批周公"时，广州军区掀起了抓"林彪死党"的风暴，军区党委常委绝大多数人被揪，我也受到无辜的指责被关押了十个月。后来中央进行了纠偏，不允许打击面太宽，我才被释放了出来。 1975年我利用假期到河北农村看孤身一人被搞到乡下的才十六岁的妹妹，1978年到陕西大荔县看了正在那里监督劳动的近六十岁的老母亲，这些本是人之常情，可是反映到了部队，都受到严厉批评并警告"下不为例"。 我想这次如果能回到江苏无锡，可以让我爱人与她的家人团圆。她受我的株连被部队处理复员，不许回原籍无锡，而是被"安排"到了苏北江都县，这次她可以按家属的身份随我转回家。想到这些，我被迫答应了不回北京，唯一要求是，先回一次北京。因为我在部队除了军人日常生活的用品之外，作为家的用物，我一无所有。今后我不再过军旅生活，要到地方安一个家，总得到家里拿一些个人用品吧，如被子、床单等都要布票，别人结婚都是家里凑起来的，而我没有。 部队批准了我的要求，因为其他转业干部也都批了假，有条件的可以与地方通融、安排的好一点，有的就是回去休息一下、作点搬家的准备。 1971年"九一三"时我家被抄了封了，于是我向上面写了报告。久等之后到得批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批的。我到自己家里拿几件衣服被子，居然要中央批准，感到疑惑，后来才知道，汪东兴主管中央专案，办案人怕我从家里把什么东西拿出去，有碍于他们继续侦察破案，并不情愿。 2 我到了北京遇到了麻烦，全家的东西早就被总后专案组查封了。他们不肯给，说是虽然上面批了，但什么东西可以拿，什么不可以拿；是一次性全部给我，还是分批分期地给，他们要具体请示，这明明是刁难。 我把情况写信告诉了部队，久不见回复，打电话回去问，原来中越边境形势紧张，部队出发了。好不容易找到留守的一位副团长，答复我说，既然是中央批了，总后正在办理，你听他们的安排，安心等吧。 就在同时，他通知了一个令我大吃一惊的事，我被安置到苏北的江都县农村一所中学里，这既违反了转业干部可以回爱人家落户的政策，也与我营级职别的安排不符。 我未婚妻1974年从军医大学毕业，被当成"有问题的人"在结业典礼那天宣布清理离队，押送到南京交江苏省革委会处理。因为她除了与我有恋爱关系之外，并无"现行"，就按复员战士处理，本应回原籍无锡，但她父母受到批判后已从无锡下放到苏北东台县农村劳动，于是把她先临时放到南京一个单位的医务室工作。当她转正时，说了两条出路可选，一是断绝我和的恋爱关系，按大学毕业生转正为医生，留在南京。不然就到苏北农村基层，当工人编制的护士。他们说这是组织的爱护，并不违反政策。我未婚妻拒绝了"好的出路"要和我结婚，结果被分到了扬州地区县里的农村公社卫生院。天下毕竟是好人多，地区的人事部门接到这个棘手的事后，对我爱人非常同情，但又不能违反不许进城市的戒令，把她安排在离扬州仅十七公里远的江都县，而身份上，县人事局长以大学生当护士没有先例为由，安排她到县医院当了医生。 我没有想到，因我株连到爱人，不许她回城，然后再以让我转业到爱人家为名，放驱逐我到农村。当初我想转业回北京不成，退了一步，他们却进了一步，根据"政策"绕过来绕过去，陌生的苏北农村终被他们曲解成了我必须去的爱人的"原籍"。 当初，在转业干部会议上、在文件报纸上都说能安排照顾的要尽量地好一点。那么多农村来的干部被分进了大城市，而我来自北京，却要分到农村，我无论如何也不同意。 3 我在北京等候多时，个人东西迟迟取不出来，转业又不能回爱人原籍城市，我原以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新的生活会来临，却没有想到株连远没有结束，我很沮丧。就在这时，我遇到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高我几届的同学安黎和叶小楠，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见到同学，非常高兴。安黎的父亲、原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刚从放逐地安徽回来，暂住在前门饭店，她们请我在那聚聚。言谈之中，我才知道她们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难，其间，安黎和同时受到株连的北京大学学生胡德平结了婚。 她们听到了我的遭偶，非常感慨。安黎建议我给德平的父亲胡耀邦写封信，要求落实政策。胡耀邦刚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兼任了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办公室主任，没有想到事情居然这么巧。 第二天傍晚，我到了北京东四胡家住处。德平和安黎把我领到他们住的西厢房，德平是第一次见到我，但非常热情，问了我个人情况后看了我写的申诉信。我没有提任其他问题，只希望能按规定转业回北京或是到爱人家。他一边听一边说，到现在了还有此种整人的事，要把信送过去请他父亲看，叫我跟他过去当面说说。我跟随德平出了门口，我突然感到很自卑，我毕竟是一个被打倒的人的儿子，说我就不去了，回去等吧。德平看出了我的心思，说他父亲和我父亲熟悉，不会有嫌的意思，但我还是返回去了。安黎对我抱怨，你完全可以当面和德平爸爸讲讲嘛。我不吭气，等了一会儿，德平回来了，说他父亲一听就表示不应当这样，信他会批。 果然，胡耀邦于1978年9月27日对我的信作了批示："要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既把本人同父母区别开来，也把不同表现的本人加以区别。邱承光如分配北京不适合，我意可以分配去无锡，请你们考虑。"[1] 4 我得知消息后立即想告诉我的爱人，而且我还没有见过刚出生满月的女儿，想到江苏去看看他们并等进一步的消息。再说家里的东西也给了一些，我不想把它们拿回部队再从那儿周转运回家，不如先直接运到江苏。我爱人听说了很高兴，因为这么高的主管领导有批示，落实起来应当没有问题。 但是事情并不是如我想的那么简单。 11月16日，江苏省向国务院送上了报告，汇报了安置我的过程，认为是可以的，称"程光同志的工作，是否需要调整到无锡，请指示。"对于胡耀邦这么明确的批示居然会"反问"，其实就是不想办。他们也把这一想法通报了广州军区。 12月2日，广州军区向总政、国务院汇报了和江苏的协商情况，称"据说江苏省经国务院军转办写了报告，对邱承光的工作单位就不再变动了，我们意见程光暂缓报到，待国务院军转办明确后再定。" 12月4日，国务院军转办指示江苏。"根据胡耀邦同志的批示精神和本人的要求，程光同志可调整到无锡市工作，请你们再考虑一下，并将意见电话告我们。" 12月8日，江苏省回复国务院军转办："……我们又研究了下，并报告省委领导，对程光同志的安置是可以的，不同意再作调整。" 为什么江苏省会持如此强硬态度？，之后我了解到，原来是江苏认为，当初军队把这个"包袱"压给了江苏，事先没有商量，令他们为难，现在胡耀邦的批示让他们承担了"违反政策"的责任，再次叫他们为难，而军队倒成了好人，反而要江苏改正错误落实政策。他们不吃这个哑吧亏，要想重新安排，哪就叫人离开江苏。 12月13日，国务院军转办向中央报告：综合报告了以上的情况后说："我们曾向江苏省建议将程光同志调整到无锡市安排，江苏省军转办多次研究并请示省委，认为对程光同志的安置是是可以的，不同意再做调整。据此，仍请军队动员程光同志去江都县工作。"在这个请示中，用了很多篇幅说明江苏这么作，是为了当事人好，是"关怀爱护"。 毕竟，我只是个人，他们代表组织，掌握着向上汇报的话语权。 12月19日，胡耀邦对上报的建议报告批示，"要向本人作工作，如实地把组织上的考虑告诉他，使他能理解这么办是组织上为他着想的。"[2] 我急忙回北京赶到国务院军转办，他们说，江苏认为那样安排是对我最大的照顾。这话让我震惊，命运让我一生中接触了不少受过冤屈的人，他们都说，在受到不公正待遇甚至诬陷时，办案人对他们总有一句话，"这是组织对你的爱护。" 我把情况告诉了德平和安黎，他们非常吃惊，叫我再写信申诉。 1月16日，胡耀邦再次批示，"到底安排到哪，由国务院军转办定，但是不许搞远隔离政策。"[3]他的意思很明确，无论怎么安排，一定不许对我搞株连。 这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随后又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批示了别人的申诉，都是很快就解决了问题。而对我，没有想到就这么难。 5 我给上级写信反应情况，被当成是蔑视基层组织"坏人告状"。我被立即叫回了部队接受批判，理由是任何人都得服从组织，否则就是违反纪律。显然这是对着我个人来的，很多转业干部对安排不满意，就写信或到相关部门通融，一些有关系的或是理由充分的，进行变动的不少。 我刚回到部队就被监视了起来，不许乱走乱动，准备听从处理，首先是在全团干部大会批判，让其他人看一看，不服从组织分配会是什么下场。 对我是什么组织处分？我想很可能是批评教育一下，予以警告。我没有违反任何一条纪律，难道我向领导干部写了信就是有罪？我没有想到，一场风暴开始了，给我定的"罪名"叫我大吃一惊，说是我不到越南参战，拒不上战场，这是要上军事法庭，可以判处死刑。我被羁压在了招待所的一间小房子里，有如一个等待宣判的囚犯。之前，在我们这一批转业干部办理手续之际爆发了中越边境战事，我和所有转业干部一起向上写了决心书，要打好这一战再离队，但很快向我们传达了上级通知，本次已批准的转业干部一律不去越南参加。对我加上这个罪名，是要"一棍子打死"。很快，这条罪状被军里的纪检部门否定，说没有依据。于是他们又抓我不请假久不归队，可是发现我的请假有人证明。他们又说我六个月没有交党费，自动脱党。我拿出了我回到部队领取工资后交纳党费的收据，他们强调那是补交的，强行退回了我交的党费。 部队里召开大会批小会对我批判，我一遍又一遍地检讨也过不了关，一定逼我承认自己是故意违反军纪犯法。这那里还让我说话，只有认罪伏法逼人走上一条死路了。我深夜里偷偷跑到营房附近的水库边，想一死了之。我借着月光再看看相片中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女儿，和她们诀别。就在这一刹间，我突然想到，我撒手而去，妻子怨恨我，我只能下辈子当牛做马来报答她了，但是女儿长大以后，别人问起她，父亲是谁？她要整日遭受别人的冷眼，该多么可怜！谁也不能代替她亲生父亲的责任，为了幼小的生灵不受儿时丧父的委屈，我纵然受到千般折磨也要活下去！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先找了团里的领导，他们面有难色不吭气。我找到了师政委，办公室不叫我进，我就在他家门口，从白天等到晚上，久等之后他接待客人回来了。我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说"请放过我吧，我还有不满周岁的女儿。"他酒气冲天地骂了一句，"你比你的父亲还坏！" 我为了找条生路，只好再写信申诉，从师纪检委一直写到军，写到军区，还大胆地写给了中央军委。我发出信的三天后，师、军、军区的纪检部门陆续回复了，均称"你的申诉我们收到了，已交给你所在的部队党委处理。"此时我才发现，党的那么多检察机构没有自己的作为，只是为党委的行为作背书。 最后的时刻来了，部队召开了大会，说让我再当众作一次深刻检讨，就可以放过我，至少是可以结束这个折磨人的日子。好心的同志暗示我，只要做出"痛改前非"的样子，有正义感的同志们也好帮帮我，你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为了她们，要逆来顺受。 我在大会上那样作了，流下了眼泪，但不是要痛改前非，而是对这些年来我受到的种种逼害而感到无比悲愤。 团长是我办转业手续后新上任的，和我没有什么恩怨，他在会上总结说，"个人是斗不过组织的，组织只有对的，永远没有错的。"他宣布了上级要求把清除出党的决心。原来是先引诱你作了"反面教员"，之后再置你于死地。 然而，那些和我相处的政治处的同事战友们，却不这样看，会后他们反应强烈，没有他们在支部大会上表决，不可能开除我出党。但他们无力阻止，因为师党委根据党章的"上级可以直接处分下级党组织的党员"的规定，直接做出决定把我清除出党，立即离开部队。 6 对我的处分下达了，团里通知，已经把我的工资和供给关系结算了，已转到了地方，这等于是强逼我立即离队。就在这个我走投无路的时刻，我爱人来信了，说在农村就在农村吧，以前那么艰苦的日子都过来了，我们只要人有口气，就克服困难活下去。 我打好了行装要走的时候，部队突然叫我暂缓。第二天，两名军区来的干部找我谈了话，问我对转业安排上有什么意见？我害怕再次挨整，只求能放我一条生路。当天晚上，一个战友偷偷找来，说军区来的人和以前不一样，不是只听领导谈我的"罪行"，而是找了批准我离队去北京办理的原来的团政委（他已调离了），看了同意我在京继续办事的副团长（已转业离队）留下的证明，还找了退了我党费的党小组长。 几天之后，军区来人又找我了，说，你向军委领导伸诉的事实和对你处分决定所依据有很大的出入，你先安心学习，听候组织上的安排。你的事情中央军委领导知道了，很关心。 我急忙写信给北京我的同学耿志远，几天后他打来电话说，他的父亲、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看到了我的申诉信，叫秘书向国务院军转办了解情况后，认为还是要按耀邦同志的指示精神办，并于7月2日作了批示，"请洪达、希庚同志按落实政策不牵连子女的精神解决。"[4]  耿志远还说，他父亲的习秘书[5]也曾受过株连，很理解你的处境，他会尽力催办的。我还得知，我的朋友陈小津、宋扬之找了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请他对耀邦同志的批示的事过问一下。 半个多月之后，我接到江苏省委和军区发来让我到无锡市报到的通知时，真是百感交集。但部队有些人还是不服气，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一贯正确，临行前给了我"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抢先寄给了江苏。有了它，地方部门就不再按同级别干部安排，让我到了一家只有一百多人的小工厂里。虽然事后军区复查我的案子时，发现了这个补加的处分，责成撤消。但部队并没有通知我和我所在的工厂，让我在两年的留党察看期内，只能在生产车间打杂。三年之后，我所在的单位才接到那个迟来的纠正通知。 7 这段往事已经过去三十年了，我再翻阅胡耀邦等领导对我的批示抄件时，还十分动情。在胡耀邦参与中央工作的六年里，可谓日理万机，却在百忙当中批示申诉冤情的部分群众来信两千多封，这其中就有我的两次申诉。 我要感谢胡耀邦，他不仅是关怀过我，更是关怀过无数的受冤屈的人。他不仅平反了冤假错案，而且阻止了新的冤假错案的发生。在当年"公审"之前的特殊气氛下，对我们这样受牵连的子女，有的人是想怎么整就怎么整，谁敢为之说话，但胡耀邦的批示让我们从无辜的株连中得到比较妥当的安置。 文化大革命中我曾在受迫害的深渊中挣扎，深感纠正文革错误长期而又艰巨。历史常延续着原有的惯性，专案制度陋习更是如此！胡耀邦拨乱反正，常遇到阻挠，有些乱，他拨不动，纠不正，反而遭到忌恨。胡耀邦以平反冤假错案开始，最后自己倒陷入了冤案。那时虽然已经"彻底否定"了文革，但文革的方法却被又用来对待了党的总书记。一些批判胡耀邦的人在文革中受过冤屈，此时却重拾他们曾经痛恨的文革手段，对待的正是解救他们摆脱冤案的有恩之人。 敬爱的胡耀邦去世二十年了，过早地离开了热爱他的人们。我一直怀念他。当我在写这段记忆，去寻找他的相关史料时，发现他的影像记录、文字文稿，甚至他的名字都从公开发行的党的历史资料文献中淡化或是删除了，他的传记和对他的回忆至今在主流媒体上看不到。然而，当年他离开我们时，千百万的老百姓自发地走上北京街头，排成数十里"人街"为他送行，之前这样的只有"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我真希望将来有一天，各新闻媒体和电影制片厂能把胡耀邦总书记的影像和当年人们送别他的历史瞬间还给人民，让敬爱他仰慕他的老百姓再看到他的音容笑貌和那悲壮的一幕。 我要一生感谢胡耀邦，他是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尽管他还没有出现在党史、国史应有的位置上，但他在人民心中那崇高的地位，谁也无法挥去。这已经足够了！因为，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作于2009年 注释： [1] 胡耀邦批示件，存国务院军转办。 [2]、[3] 同注释[1]。 [4] 耿飚批示件，存军委办公厅。肖洪达，时任军委办公厅主任。李希庚，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 [5] 习秘书即习进平，时为军委秘书长耿飚同志办公室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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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越南著名军事统帅武元甲大将去世，享年10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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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著名军事统帅武元甲大将去世，享年102岁 Oct 4th 2013, 20:26, by 明鏡雜誌 有军事奇才之称的越南将领武元甲逝世，享年102岁。 越南军方证实了武元甲的死讯。报道称，他是在星期五（10月4日）越南时间下午6时8分去世的。 武元甲在越南现代历史上的地位仅次于越共领袖胡志明。 据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振政府官员和一个与武元甲关系紧密的人说，武元甲是在河内附近的一家军队医院去世的，体弱多病的他在那里已经呆了将近四年。 星期五，越南国家媒体尚未报道武元甲去世的消息，但他的死讯在脸书和其他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武元甲被认为在反抗法国殖民统治，以及对抗美军的战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1945年，他参与了越南的独立战争，并曾带领部队，参加了著名的奠边府战役，为击败法国军队，争取越南独立，奠下了基础。舆论称他为"奠边府之虎"。 1975年4月30日，越共军队的坦克开进西贡，标志着越南抗美战争的胜利。 但这场战争让交战双方都付出惨重代价，300万越南共产党和平民的生命，25万南越士兵和五万八千名美军士兵的死。 武元甲在回忆抗美战争胜利时说，"这场胜利让奴隶成为了主人。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政治生涯 在整个战争年代，武元甲都是越南国防部长，武装部队司令和越南共产党的一名高级成员。但是1969年胡志明逝世后，武元甲逐渐被排挤出越共权力中心。1975年的抗美战争的胜利，武元甲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光荣归于时任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的文进勇。 1979年武元甲失去了国防部长职位，并于三年后被排挤出从越共政治局。1991年他辞去越南副总理这个最后一个官职。 但是，全退后的武元甲并未因脱离权力中心而意志消沉，相反满头银发、一身戎装的他更加活跃，更受越南人的爱戴。 退休生活 武元甲在住院之前对政治和时事一直保持关注。90多岁的他仍然在家中招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友人，包括古巴总统卡斯特罗，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2004年，武元甲甚至向在伊拉克打仗的美国人提出一个忠告，他告诉记者：任何想把他们的意愿强加给另一个国家的人都注定失败。 97岁高龄的武元甲还反对政府在中央高地扩建一座铝土矿，认为这会带来环境和安全威胁。他还抗议政府计划拆除河内著名历史建筑巴亭会堂。但是两个项目后来都按计划执行。 在他的晚年，武元甲还鼓励越南与美国改善关系。1995年越南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并成为紧密的贸易伙伴。 越南最近还想借助美国军力抗衡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日益增长的实力。 附：越南著名军事统帅武元甲大将生平 武元甲热衷于研究拿破仑的军事战术,被称为"红色拿破仑" 武元甲其人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充满了行伍气。他曾经在越南打败三大军事强权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 武元甲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曾经成功地利用游击战术对抗拥有优良武器装备的强大敌手。 武元甲于1911年出生于越南中部的广平省农民家庭。当时那里是法属印度支那。他在14岁的时候参加了秘密的民族主义活动，1926年加入越新越革命党。 1931年进入河内大学学习，获得法学博士。之后，他在河内的一所私立学校教授历史。 武元甲热衷于研究拿破仑的军事战术。他能凭记忆讲述拿破仑在不同战役中的作战计划。武元甲被称为"红色拿破仑"。 奠边府告捷 1938年武元甲参加了胡志明创立的印度支那共产党。次年在日本入侵之前同胡志明一起逃往中国，在那里活动。他同胡志明等人组建了"越南独立同盟会"，在越南开展反法游击战争。 同期，武元甲做了军队创建工作。他从中国国民党那里得到了培训和资助。 1944年武元甲重返越南。1945年越南独立同盟会攻占河内，胡志明宣布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武元甲获任命为政府的内务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46年武元甲担任越南国防部长，1947年兼任越南人民军总司令。 其后在同控制南越的法国殖民者的战争后期，武元甲指挥了有名的奠边府战役。 武元甲在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取得了战略性胜利。奠边府战役中，法军折损人员数以千计，动摇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对正在举行的日内瓦会议起了推动作用，促成了印度支那和平协议。 复活节攻势 1954年停火协议签署后，越南分为南北两部。美国取代法国介入越南战场，支持南越吴廷琰政权。1965年美军进入越南，同北越支持的越共武装展开斗争。 1968年武元甲面对强大的美国陆海空军在越南发动了大规模的"春节攻势"，超过8万北越军队和越共游击队对南越几乎所有的大小城市发动了进攻。武元甲的部队一度进入西贡，占领了美国使馆。 但武元甲的部队损失了15000人，最终被迫撤回越南北部，但此次攻势对美军形成重大心理打击，加剧了美国本土反战活动。 1972年3月，武元甲动员了几乎全部北越军事力量，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复活节攻势"。但在美军强大的海空优势打击下，北越的攻势以失败告终，损失逾10万人，武元甲因此被撤职，由文进勇接任。 杰出军事家 美军撤离越南两年以后，于1975年，越南共产党部队占领了西贡，宣布成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武元甲在1976年担任了越南政府副总理，六年后退休。 武元甲发表了多部军事著作。有历史学者将武元甲同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相提并论，诸如威灵顿、隆美尔和麦克阿瑟。 不过，1964年至1968年越南战争期间任驻越美军最高指挥陆军上将威斯特摩兰（ Westmoreland）则对武元甲轻易牺牲大量己方军人的做法不以为然。他说，或许这种做法令他成为一个可怕的对手，但不能成为军事天才。 中国报道说，因为武元甲"反对反华"政策，于1980年2月被解职。武元甲在1990年出席了北京亚运会。中国报道说，武元甲为改善中越关系做出很大努力。 编写：横路，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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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刘瑜：雕刻“苦”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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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雕刻"苦"的时光 Oct 4th 2013, 19:29, by 明鏡雜誌 评郭于华《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 希腊政治寓言电影《狗牙》里，男主角说过一句话，大意是：狗的性情就像泥土一样，是可以随意揉捏的，你希望它变成什么样，就可以把它给捏成什么样。在郭于华的新著《受苦人的讲述》中，我们看到，骥村——一个陕北小村——农民生活的"苦"也像泥土一样，被随意揉捏，服务于跌宕起伏的政治。   这本历史人类学著作基于郭于华从90年代末开始、持续十多年的骥村口述史访谈，记述了从土改前到改革开放初，骥村人四十年左右起起落落的生活。以一个村为背景、以田野调查为方法来讲述中国共产革命历程，令人想起AnitaChan的《Chen Village》、 DavidCrook的《Ten Mile Inn》以及HuangShu-Min所著的《The SpiralRoad》。但是，与这些早先的著作比，《受苦人的讲述》仍然是十分特殊而宝贵的，这不仅仅是因为郭于华作为一个中国大陆学者，其"内部"视角有别于外部视角，更因为《受苦人的讲述》所采用的口述史方法，并不是企图去为一个小村的农民们去书写"他们的"历史，而是试图让农民们去讲述"我们自己的"历史。   在骥村农民们所讲述的"我们自己的"历史中，"苦"是一个常数。从战乱之苦到劳力之苦，从饥馑之苦到公社时代的被"强箍"之苦，"苦"对于骥村农民来说，是生活的本色。然而，苦的政治意涵却变幻不定，权力意志象天空中的一只大手，"弹奏"着他们的"苦"，有些被弹成刺耳的高音，有些被弹成遥远的低音，有些声音急切有力，有些则被掩盖遮蔽。最明显的对比莫过于"旧社会"的苦被无限放大和政治化，而"新社会"的苦却被无限缩小和去政治化——同样是饥荒，在旧社会帐要算到"三座大山"上，在新社会却是因为"自然灾害"或者"苏修破坏"；同样是将农民压在最底层的等级社会，在"旧社会"被称为"阶级压迫"，在"新社会"却——事实上，"新社会"并不承认自己是等级社会；同样是农民的劳动成果粮食被夺走，在"旧社会"被称为"剥削"，在"新社会"，却被叫做"为社会主义做贡献"。正是通过对"苦"的这种不同政治处理，农民的个体记忆被"揉捏"成国家宏大叙事的微缩版，意识形态被改造，革命精神被锻造。   意识形态的这种精神塑造力量是惊人的。我们常说人的认识来自于经验世界，或者用更通俗的说法"实践出真知"，但是意识形态在权力的鞭笞下所散发的巨大力量，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可以扭曲、甚至切割一个人与其经验世界的关系。从口述资料来看，就本村的具体地主而言，村民们的经验记忆明明是他们多是"恩德地主"——即虽然存在经济上的租佃关系，但这些地主同时也热心村里的公益，但在意识形态的力量下，很多村民依然能爆发出对抽象的"地主阶级"的仇视；1961年"刘少奇路线"下短暂的"下放土地"政策明明改善了村民的处境，将他们从饥荒中解救，村民们却不得不无视这个"房间里的大象"，组织到一起痛斥抽象的"单干罪恶"。换言之，在特定情境下，人们不再是从经验世界推导政治认知，而是以政治认知来过滤甚至扭曲经验世界。意识形态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哈哈镜"。   这种搁置真实情感乃至身体体验的"表态"，对很多人来说，不仅仅是表演性的，而是内化成一种思维甚至语言习惯。这种内化并非仅靠暴力胁迫就能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参与革命"分赃"——土改后分到了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和浮财——之后的"心理合理化"机制：善良的人需要一套理论来为自己参与了"抢劫"行为辩护，否则将面对良心的折磨，而共产主义的"阶级剥削"理论及时地弥合了良心的这个伤口。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有理由怀疑，农民真的能讲述"我们自己的"历史吗？当意识形态的征服不仅仅依靠暴力的挟持，而依靠利诱之后的内在"合理化"，当这种"合理化"将村民的思维乃至语言深度"污染"，村民们如何讲述官方历史之外"我们自己的"历史？事实上，从郭于华的记述来看，哪怕毛泽东时代的"工农剪刀差"将农民边缘化为工业化服务的二等公民，村民们今天仍将毛时代与"平等"紧密相连，当"工分制"、"统购统销"和"户籍制度"几乎将村民们管制成国家的农奴时，他们犹在讲述集体劳动时的欢腾。这似乎不仅仅是一个村或者一个阶层的情况，而是普遍存在于各个阶层、各个地区。从"知青"的伤痕文学到老干部们的回忆录，他们不同样在用"伤害者"的语言讲述"被伤害者"的故事？甚至，当他们"反思"历史时，他们对毛时代问题的判断及解释也是官方化的——"极左的错误"、"三七开"、"运动过火"以及最后皆大欢喜的"拨乱反正"。比"沉默的大多数"之沉默更悲哀的，是当他们打破沉默时，已经发不出自己的声音。   然而，骥村村民们又真的被成功改造了或曾经被改造成功吗？从《受苦人的讲述》中的口述史来看，虽然他们中的很多——尤其是男性——已经熟练掌握了历史的"正确"叙述方式，但他们记忆中的"不正确"内容却从未真正消失——比如"恩德地主"的形象、比如"二流子"如何在革命之初浑水摸鱼，只不过在极端的年代，那些"不正确"的内容被系统压抑，处于休眠状态，而在社会回归相对正常后，它们又重新浮出水面。同样，村民们从真实经验出发做是非判断的能力也从未丧失——比如他们指出，所谓的"自愿合作化"实则万不得已、公社的"大锅饭"导致"精精捉憨憨"（即偷懒的人占老实人便宜），政治运动成了公报私仇、冤冤相报的机制，只不过在那个年代，这种分析能力被搁置、被钝化。如同郭于华敏锐地指出，革命中的思想改造极大程度上依靠红色恐怖、信息封闭和资源垄断基础上的利诱，而一旦这些条件消失或者弱化，那看上去奇迹般的"思想改造"便魔力顿失。   所以，在《受苦人的讲述》中，我们看到一个普通中国村庄中延绵了40多年的思想甚至人性改造的系统工程如何轰轰烈烈地兴起，又如何灰飞烟灭地倒塌。当生活被政治彻底侵蚀时，人性的"皮筋"可以被拉得无限长，然而那双拉拽"皮筋"的大手一旦消失，这根"皮筋"又将向原初状态回归。毫无疑问，它的弹性已受伤害，过去的思维和语言仍有其惯性，然而绷紧到极致绝非皮筋的自然状态。"苦"就是"苦"，如果一定要将"苦"说成是"甜"，也许人们会出于恐惧、困惑以及片刻的贪婪而暂时臣服，他们的心灵却迟早会起来对其头脑造反，如果心灵被俘虏，味觉则将起来对心灵造反。  刘瑜，郭于华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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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杨尚昆等人谈引起毛泽东震怒的“窃听”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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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昆等人谈引起毛泽东震怒的"窃听"事件 Oct 4th 2013, 19:26, by 明鏡雜誌 　　毛泽东讲话时，历来不喜欢别人做笔记，更不喜欢录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曾两次批评录音工作，后来被称为"秘密录音"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一伙把所谓"秘密录音"问题炒得沸沸扬扬，并且把所谓"秘密录音"篡改为骇人听闻的"秘密窃听"，不仅是强加在杨尚昆头上的一大罪状，还在全国范围内株连了一大批干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秘密窃听"一案得到彻底平反。关于这个问题，在一些老同志，如王芳（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叶子龙（时任毛泽东秘书兼中办机要室主任）的回忆录里有反映，当事人刘吉顺（时任中办机要室专职录音员）也发表文章谈自己的亲身经历。杨尚昆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是这一事件最主要的当事人，他是怎样评说所谓"秘密录音"问题的呢？上个世纪90年代，杨尚昆撰写回忆录，同中办的一些老同志共忆往事时，自然而然地说起所谓"秘密录音"问题。 　 　　◇　"秘密录音"问题真相 　 　　杨尚昆说，所谓"秘密录音"，这个问题本来很简单，事情过去了，可以不提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它搞得神秘化了，说是"秘密窃听"，如此骇人听闻，其实只需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他说： 　 　　录音工作的建立是从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开始的。录音的目的，开始是为了核对速记，保证会议记录的准确性；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建立了录音档案，录音带成了中央档案的一部分。 　 　　毛泽东讲话历来不喜欢人家做记录。这在1956年苏共20大赫鲁晓夫作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事件发生以后，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是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领袖，讲话没有记载，留不下个东西，我这个办公厅主任不是失职吗？50年代初，有一次我向毛泽东提出，以后不管开什么会都应该作个记录才好。毛泽东说那你和胡乔木两个记一下吧。我和胡乔木也只是简要地记一些会上决定了的事项。过了些时候，毛泽东在一个小型会议上，看见我和胡乔木在写什么，就把我们手里的小本子要过去看，说你们记这些干什么，以后不要记了。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既未录音也无速记，后来根据几位同志的笔记整理的稿子，毛泽东阅后很不满意。 　 　　为了汲取这次教训，以后开大会，毛泽东准备讲话时，我就请示他要不要扩音？他说"可以"，我再顺便问是不是也录一下音，他说"可以"，我们才安排扩音、录音。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就是毛泽东亲自指示叶子龙录音的。 　 　　1958年7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所谓"共同舰队"问题。接见前，毛泽东要我们准备录音。那个时候技术条件很差，公开摆一架录音机，庞然大物，不甚妥当，于是就找来一个微型录音机。这个录音机的受话器外观像一个手表，使用的时候，把这个"手表"戴在翻译，就是赵仲元的手腕上，另有一根线接着揣在他怀里的钢丝录音机。这次谈话时间很长，而那个录音机顶多个把小时就要更换一次录音钢丝。很快，一小时过去了，谈话继续进行，录音钢丝无法更换，录音没有成功。毛泽东很不满意，赵仲元却因为怀里的录音机发热，烫得肚皮疼，可是也只能忍耐着。这是一次"秘密录音"，一次不成功的录音。 　 　　从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外出时，对毛泽东在外地的一些重要讲话，或同一些地方的负责同志的重要谈话，以及同一些外宾的谈话，也进行了录音（毛泽东同个别同志的谈话没有录过音）。所有录音带和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记录稿，都保存在原机要室，一般不外借，个别因工作需要借阅的，须经我批准，如向《毛泽东选集》编委会提供毛泽东讲话的部分录音稿，就是按规定办理报批手续的。 　 　　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我没有参加这次会），会上毛泽东谈到国际关系时，他关照参加会议的同志不要做记录，这时胡乔木说还有录音呢！毛泽东就很生气地说："谁叫录音的？以后谁再录音就开除谁的党籍！"对毛泽东的批评，我专门召开了厅务会议原原本本地进行了传达。这以后，对会议录音我更谨慎。 　 　　1960年4月，我陪毛泽东外出巡视，直到6月下旬，上海会议（就是毛泽东作《十年总结》讲话的那次会议）结束后才回到北京。在这次外出期间，毛泽东多次接见外宾，被接见的客人分别来自亚、非、拉美、东欧、西欧遍及全球；客人的身份从民间团体、社会知名人士到政府首脑和共产党的领袖；接见的地点有时安排在毛泽东临时下榻的地方，有时安排在他乘坐的专列上。这几次谈话都录了音，当然是经毛泽东事先同意的。 　 　　1961年4月，我正在河北省徐水宣讲《人民公社六十条》，突接龚子荣电话，说毛泽东追查录音问题，要我立即回京。我回到北京以后，才知道毛泽东在长沙准备接见外宾时发现要录音，生了气。我在向小平、彭真同志说明情况的同时，一方面向毛泽东作书面检讨，承担责任，说在录音问题上疏于检查，请求处分；另一方面责成机要室的同志抓紧组织力量，选择最重要的录音尽快转化为文字记录，然后把所有的录音带清点登记销毁。 　 　　中央书记处在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录音问题，通过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中央重要的正式会议，经书记处批准，可以进行记录。此外，党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等中央会议；中央领导同志和党内同志的谈话；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外宾的谈话一律不准录音。并要求中央一级政府、军队、人民团体、各部门和各地方各级党、政、军、群组织，均仿照这一规定办理。为了严格执行这一决定，又不能重复《论十大关系》无记录的错误，就决定选调一批青年，培养成速记员，恢复会场速记的办法。徐瑞新、田鹤年、师金城他们几个青年人就是这个时候调来学速记的。直到1965年冬，我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前，大型会议的记录都是用速记的办法完成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秘密录音"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说我搞"窃听"，是"大特务"。你整我一个人倒也罢了，可是因为是"窃听"，就把徐子荣、王芳等一大批人都牵连进去了，把毛泽东外出巡视时所有到过的省、市公安厅、局长都牵连进去了。这是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整人不择手段就是了。当然，首先是毛泽东不喜欢录音。 　 　　我坚持认为，录音不但不是我的罪过，相反是一大功劳。录音，就是为了保存党的历史文献嘛！遗憾的是，1961年销毁了大批录音带，由于时间紧迫，抢救下来的东西太少了，不知有多少珍贵史料化为灰烬。 　 　　◇　杨尚昆严肃对待毛泽东的批评 　 　　在座的中办老同志，围绕"秘密录音"问题，也纷纷发言。 　 　　他们说，毛泽东也曾明确指示要进行录音。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要讲话，会前，毛泽东对叶子龙说"今天我的讲话你们要录音"；1958年7月，毛泽东先后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毛泽东提出要录音；1960年4月至6月，毛泽东在外出巡视期间多次会见外宾，指示要录音，还叮嘱在发消息时，新闻稿要与录音核对，并需经他本人审阅，做到准确无误。 　 　　毛泽东第一次批评录音工作，是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对录音问题提出批评。为此，杨尚昆郑重地召开了有中办各局、室、馆负责人参加的厅务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批评并进行了自我批评，同时严肃地提出如何改进办公厅工作问题。但是，毛泽东在一些重要场合上的讲话如果不录音，不留下点记录，就是失职。中央办公厅是要对历史负责的。中办机要室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后，1960年4月，提出一个明确录音范围的报告，建议：（一）中央大型会议；（二）中央召开的中型会议；（三）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重要会议上的讲话、报告；（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同地方领导同志的谈话；（五）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六）兄弟党领导人在我们党的会议上的讲话；（七）其他中央指定需要录音的讲话和报告可以录音。此外，一律不准录音。这个建议本来是好的，但是，杨尚昆出于谨慎，没有接受机要室的意见，还是坚持一事一议，遇有确需录音的情况，杨尚昆都要请示邓小平、彭真，得到他们的同意后，才批准机要室进行录音。 　 　　毛泽东第二次批评录音工作，是1961年4月，毛泽东在长沙准备接见外宾，汪东兴告诉他，会见客人时准备照相和录音。毛泽东就很不高兴，责问是谁批准录音的。本来，毛泽东外出随行人员名单都需经汪东兴审定，这次带录音员随行也是汪东兴安排的。毛泽东说，这件事你给我查，你马上给总书记打电话，让他查。5月1日，根据汪东兴的通知，机要室副主任康一民、机要室会议科科长赖奎乘专机去上海（当时毛泽东已由长沙到上海）汇报情况，但是，汪东兴却不让康、赖二人和毛泽东见面，对康、赖说，毛主席委托我同你们谈，谈的情况搞个记录送给主席看就行了。最后，汪东兴说，主席叫我们照个相，留作证据，就让卫士长沈同在一张纸上写了"违反指示，非法录音"8个大字，压在录音机底下作为背景，请摄影员吕厚民照了四张相，一张是汪东兴、徐业夫（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康一民、赖奎、刘吉顺五人合影，一张是康一民、赖奎、刘吉顺三人合影，一张是刘吉顺的单人照，还有一张是录音机的照片。照相以后，康、赖就回北京了。机要室负责人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顾全大局，承担责任，向中央写了检讨报告，报告没有涉及汪东兴，叶、康、吴三人受了党纪处分。 　 　　现在看得很清楚，毛泽东不喜欢录音，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录音。他两次批评录音工作，是批评事先没有报告经他同意的录音，并非批评一般的"秘密录音"。 　 　　◇　艰难的平反之路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录音问题被江青一伙用作整人的武器，重提"秘密录音"问题并升级为"秘密窃听"。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在这份文件中，关于杨尚昆的主要"错误"第一条就是"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很清楚，这是林彪、江青一伙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杨尚昆的诬陷。录音，是机要室业务范围的一项正常工作，所有录音带事后都要整理成文字材料，形成一个正式文种名为《记录稿》。《记录稿》编号存档备查，很多中央领导同志，都调阅过《记录稿》，这是有登记可查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本来就是掌管党的全部机密的岗位，按照规定杨尚昆要阅看党的全部机密文件，以了解全面情况。所谓窃听、窃密，纯属无稽之谈。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当时的中央办公厅领导人煞有介事地派人在中央领导人的住地和中南海内各办公室、会议室普遍搜查所谓窃听设备，当然一无所获，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还将机要室进行录音工作所使用的录音机、受话器、电线等拍成照片，作为"秘密录音"的"罪证"装进了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三人的档案。但他们却隐瞒了1961年毛泽东严厉批评录音工作时，汪东兴等五人和录音机的四张照片。 　 　　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窃听"一案株连的，范围之广，人数之多，难以准确统计。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诬陷，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单位的负责人，如徐子荣、王诤、林海云、李伍、黄赤波、任兆祥、王芳、吕展、郭向民、谢滋群、朱汉雄、苏汉华、狄飞、丁兆甲等许多同志。但是他们经过十多年的所谓审查，根本没有查出"窃听"、"秘密录音"、"盗窃党的机密"、"为政变阴谋搞情报"等事实根据，而许多好同志却因此蒙受了不白之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因"窃听"一案受到株连的同志全部得到平反，杨尚昆也恢复工作，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但是，1978年11月25日，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仍然坚持说"杨尚昆同志不顾毛主席的指示和批评，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因此，对"秘密录音"问题，有必要再认认真真地复查一次，以彻底澄清事实真相。经过一年多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澄清了事实，调查结果认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地审查并纠正了对杨尚昆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但有些问题尚未彻底澄清。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文化大革命"中给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所加的各种罪名，进行了认真的复查。事实证明，"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的一切罪名，包括所谓"私录毛主席谈话"全属不实之词。1980年10月23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至此，"秘密录音"问题真相大白。"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杨尚昆首当其冲，第一个被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因"私录毛主席谈话"，最后才得以彻底平反。 　　苏维民，《百年潮》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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