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29日星期四

明鏡歷史網: 從薄熙來的婚姻想到薄一波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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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mbnail 從薄熙來的婚姻想到薄一波的婚姻
Aug 29th 2013, 14:37, by 明鏡雜誌



《新史記》特約記者 陳亦凡


薄熙來在庭審上爆出與谷開來的婚姻真實情况,與過去媒體所渲染的兩人夫妻恩愛、伉儷情深,大相徑庭,讓我們大為震驚和感慨。也不由得對比他父親薄一波的婚姻。

李彥春在《我是一個來自老百姓的兵》一文中寫道:薄一波疼妻愛子,但在黨性與親情間,三件事可說明他的傾向性。1967年,薄一波在一次批鬥會上始知妻子胡明已與他陰陽永隔。"你老婆都畏罪自殺了,你還不承認你是叛徒?"他對組織表態:"這事就交給組織了,我相信組織。"自此不提。

同是這一年,造反派要挾他再不承認叛徒罪行,其子女就會受到牽連,薄熙永、薄熙來、薄熙成在"學習班"裡度過五年鐵窗生涯。1973年10月27日,子女們首赴304醫院探父時,欲留照片給他做紀念,然而他擺擺手。事後,薄一波坦告"怕你們軟化我"。

說起薄一波的婚姻,網上不少資料都說他對第一個妻子"忘恩負義"。1927年5月國民黨山西省黨部對共產黨員進行清洗,薄一波被通緝後逃到了一戶人家。男主人和他的女兒不顧危險收藏了薄,度過了生死關。

薄一波與那位姑娘產生好感,結婚生了一女,就是後來中國駐丹麥大使鄭耀文的妻子薄熙瑩。薄熙瑩曾任中國外交部非洲司司長,已去世。

後來薄一波和女秘書胡明,也就是薄熙來的親母,發生感情,提出要和結髮妻子離婚。起初妻子不同意,到胡明打第三胎時,薄的結髮妻子主動提出了離婚。


薄一波和胡明。

幾十年後提起這事時,前妻還淚流滿面地說,"那時候真是豁出命去救他,什麼也沒想。我爸爸對他有救命之恩啊!他提出離婚實在是傷了老人家的心。可是有什麼辦法呢,我也是一個女人,他的女秘書已經打了三個胎,我不能置她的命於不顧啊!"

胡明,原名李瓊英,祖籍福建閩侯,1919年10月出生於廣東,瓊崖少年時代聰明好學。"向往於捨生取義,崇拜岳飛、花木蘭,憧憬著做歷史上第二個女英雄"(胡明《歷史自傳》)。16歲投身革命,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同盟。1937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廣東省青年群社宣傳部部長、中共廣東省委秘書、中共中央組織部幹事、中央黨校研究員、中央婦委研究員等職。

1945年與薄一波結婚。隨後,任職於晉冀魯豫中央局和華北局。新中國成立後,先後在中財委人事局,建工部勞動工資司、機械施工總局、技術情報局,第二輕工業部工藝美術局,擔任處長、副局長、局長等職。

文化大革命中,薄一波入獄12年,災難也同樣降臨到胡明身上。1967年1月5日,就在薄一波被紅衛兵揪回北京不到半個月,胡明又被造反派從廣州押上開往北京的16次特別快車。在火車上,胡明被迫害致死。時年不滿48歲。

聽到胡明被害的消息,身處囚室的薄一波當時驚呆了。七個月後,他在報紙的邊空上寫道:"瓊(胡明原名李瓊英):今天是你離開我們,永遠離開我們的七周月了。而你大概也絕沒有想到,在我離開家的這八個半月中間,我與孩子們連通信都不可能,孩子們的一切我都不知道。"

胡明與薄一波共生了六個孩子:

長子薄熙永,清華大學機械系畢業,曾任北京油嘴油泵廠廠長、中國汽車工業聯合會副會長,化名"李學明"出任中央國有企業中國光大集團的執行董事兼副總經理。

次子薄熙來,1949年生,中共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前中共重慶市委書記。

三子薄熙成,1951年生,在1986年至1992年曾任北京市旅遊局長,在1992年辭職"下海"從事旅遊行業,任北京六合興飯店管理公司董事長。

四子薄熙寧,北京六合興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

次女薄潔瑩,畢業於中國醫科大學,1980年代在美國取得生物化學博士學位,曾任中國生部國際交流與合作中心副理事長。

三女薄小瑩,1950年生。北京大學歷史系學士、碩士,現任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專業方向:魏晉南北朝隋唐考古、中國古代藝術。


長子薄熙永

1947年出生的薄熙永,畢業於清華大學機械系,曾任北京油泵油嘴廠廠長、黨委書記,中國汽車工業聯合會副理事長、中國航空航天民品開發總公司籌備組成員,中國航空航天民品開發總公司常務副總經理,中國永林科技經濟發展公司董事長,中國航天科技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副總裁。

網上資料顯示,1992年,薄熙永在香港創辦寰林科技,董事有薄熙永、施展熊等人。1996年4月5日,薄熙永以"李學明"這個名字加入中國航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擔任執行董事,1998年12月15日離職。1999年3月2日到2004年8月1日,薄熙永(李學明)擔任熊谷組(香港)有限公司副主席,後轉為非執行董事兼副主席,2011年6月1日離職。在此期間,1998年薄熙永(李學明)開始在光大集團工作。2003年6月25日,薄熙永(李學明)成為光大國際執行董事和副主席。此外,他有多家公司在海外註冊。

在弟弟薄熙來落馬後的2012年4月25日晚,薄熙永辭去中國光大集團執行董事兼副總經理職務。隨後,其家人的下落和私生活也成為外界關注焦點。

當天晚上,香港上市公司光大國際發出公告,稱李學明已辭職公司副主席以及執行董事的職務。公告表示:"從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出發,彼已經決定辭任董事會及其執行董事委員會職務,以儘量減少近期媒體發表的關於其家庭背景的某些報導可能對公司造成的任何負面影響。"

據香港《經濟日報》報導,薄熙永過去九年,利用"李學明"之名,擔任中國光大控股執行董事、副總經理職務,每年年薪達170萬元港幣。據香港交易所資料顯示,64歲的李學明在2010年與2011年出售光大國際1200萬股股票,套現4320萬港元。他曾擔任中國房地產開發商"香港建設公司"副主席。也曾任航天科技董事副總裁,多年前被聯交所翻舊帳譴責,指他違反上市規則。

另據BBC報導,2003年,李學明加入香港光大集團董事會時,填寫的大量表格中有一份問道,是否有曾用名。知情人披露:他填的,是"沒有"。

住在香港半山公寓的李學明不接受記者採訪,中國光大集團也不願證實薄熙永和李學明是否是同一個人。但是,熟悉李學明簽署文件的人士證實,李學明和薄熙永兩個名字確實是同屬一個人。

在香港的資深中國觀察家Johnny Lau表示,太子黨們這樣做已有長期歷史。首先,他們這樣才會感到安全,因為有時他們會擔心被綁架;同時,他們想要保護自己的形象,以防被關注。

在香港和中國,有另外一個名字並不違法。據官方文件,薄熙永僅用本名擔任著一家香港公司"高科技與經濟發展公司"的總裁。而公開文件顯示,"李學明"這個名字在香港有著更多的商業利益。(《新史記》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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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当宋仁宗遇上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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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宋仁宗遇上谣言
Aug 29th 2013, 14:25, by 明鏡雜誌


   电视剧《苏东坡》中有个情节,说苏轼、苏辙进士及第后,参加殿试制科,苏轼提交的策论将矛头直指宋仁宗:"陛下近岁以来,宫中贵妃已至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谘议,便殿无所顾问。"苏辙认为兄长说得太过火了,恐怕会惹来祸端。果然,宋仁宗看了策论后,龙颜大怒,欲治罪苏轼。

  这个情节确有所本,但首先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其实是苏辙(而不是苏轼)在策对中抨击皇帝"歌舞饮酒欢乐失节"、生活奢侈糜烂。苏辙中进士时才十八岁,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纪。大概他又在坊间听到了一些人对宋仁宗的议论,"闻之道路",觉得应该告诫一下皇帝。

  苏辙的言论,在朝中引发了一场小小风波,有大臣提出,"陛下恭俭,未尝若是。辙言狂诞,恐累盛德,乞行黜落。"建议仁宗罢了苏辙的功名。

  大臣说宋仁宗"恭俭",倒不是溢美,因为仁宗对自己的私生活确实是比较克制的,曾有一年秋天,京师的市场刚刚出现海鲜蛤蜊,内廷尚食局也买了二十八枚给皇上尝尝鲜,仁宗问:"其价几何?"答"每枚千钱"。仁宗很不高兴,说道:"我常诫尔辈不可侈靡,今一下箸便花费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食蛤蜊。

  又有一次,正是深夜,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便问:"此何处作乐?"宫人说:"此民间酒楼作乐。"宫人又说:"官家(指皇帝)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说道:"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宋仁宗显然明白,为君主者,最大的美德乃是克制、节制。

  苏辙称宋仁宗"近岁以来,宫中贵妃已至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应该是失实的。仁宗在位期间,至少有六次放遣宫女出宫,每次放遣从五十几人至数百人不等。

  不妨再来看一个例子。某日仁宗退朝,回到寝殿,让宫女替他梳头。那宫女梳头时发现仁宋怀中有文书,便问:"官家,是何文字?"仁宗说,"乃台谏章疏也。"梳头宫女又问:"言何事?"仁宗说,"淫霖久,恐阴盛之罚。嫔御太多,宜少裁减。"宫女听了便发了一句牢骚:"宰相大臣家中都有歌妓舞女,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官家稍多几个宫女,他们却言阴盛须减去,只教渠辈快活。"仁宗不答话。久之,宫女又问:"台谏所言,一定要实行吗?"仁宗说,"台谏之言,岂敢不行?"那梳头宫女自恃受皇上宠爱,便说:"若果实行,请以奴家为首。"仁宗便起身,唤来掌宫籍的内侍,传旨:放遣

  三十名人出宫,其中就包括那名得宠的梳头宫女。皇后问他:"掌梳头者,是官家所爱,奈何作第一名遣之?"仁宗说:"此人劝我拒谏,岂宜置左右?"

  苏辙承认他的策论乃是"采道路之言,论宫掖之秘",并无实据。用今日的话来说,虽不算造谣,却是信谣、传谣无疑,而且传的又是皇帝的谣,那宋仁宗是不是因此震怒呢?没有。电视剧《苏东坡》说仁宗龙颜大怒,还拍了案子。这是编剧的无中生有,并不是史实。

  史实是,当大臣建议罢黜苏辙的功名时,仁宗却极力回护少年轻狂的苏辙:"朕设制科,本求敢言之事,辙小官,敢如此极言,特与科名,仍令史官编录。"并未降罪,反而授予苏辙"史官编录"之职。皇帝也没有要求苏辙交待谣言来自何人,也未叫人深究坊间何以有谣言传布。一桩小事,就此翻过,风轻云淡。宋仁宗是自信的:"辙虽妄言,果能诳天下之人哉?"所以他能够包容小苏的妄言。仁宋又是谦抑的:"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所以他又不敢不包容小苏的妄言。

  一千年前的君主,当然不可能具备自觉的现代政治伦理认识。不过宋仁宗的作为,倒也符合现代政治伦理:政治领袖应当接受更加严格的伦理约束,放弃一部分常人的权利,比如,他应坦然面对公众对其行为的未必确凿的指责,包容民间"八卦"其私生活的各种谣言。这是政治领袖拥有巨大权力与尊贵地位而需要支付的代价。

  吴钩,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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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王力雄:文化大革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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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文化大革命的启示
Aug 29th 2013, 14:22, by 明鏡雜誌


   文革三十周年时(1996),我为《东方》杂志的文革专刊写了一篇文章,名为《我从文化大革命得到了什么》。那篇文章的结论是,对我个人而言,我从文革所得抵得过我在文革所失。那期专刊没被允许问世,《东方》杂志则被勒令关闭。

  一晃过去了十年,现在已经是文革四十周年(2006)。我要为这个周年写的文章,是想看一下中国能从文革得到点什么?当然,放大到中国的范围,我不会说从文革所得抵得过所失,但是我也不希望只把文革说成是"一场浩劫"就放在一边。因为如果是那样,文革的所有代价都是白付的,所有的遇难者(包括我父亲)也都是白死了。我们应该为那惨痛的代价找到一些意义,同时我也相信历史从无虚度,而智慧就是能从不管任何性质的过程得到启迪。

  领袖与官僚

  对今天的中国,政治改革无疑是最重要的,也是高度危险的关口。这和文化大革命有相似之处,1966年的毛泽东也是把政治变化当作头等大事,他面对的挑战也是如何在自己掀起的大风大浪中安全地把握航向。

  所谓改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为,即使是在压力下进行的改革,也要有执政集团认可和贯彻,因此改革应该被视为执政集团的自觉。执政集团分为领袖和官僚(专制体制公务员由官僚控制,可视为与官僚一体)。在高度专制的结构中,领袖可以是唯一的,如皇帝或毛泽东;当今中国专制有所松弛,领袖是一个很小群体,由处于最高职位的数个当权者和有可能晋身最高职位的少数人组成。在领袖之外,政权体系的其他成员都属于官僚集团。

  一般来讲,因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在于制约官僚集团,官僚集团必然反对政治改革,这基本可以被当作定论。因此指望执政集团进行政治改革,只能看其领袖有无可能。政治改革当然也要制约领袖,在领袖和官僚集团一致的情况下,政治改革不会有任何希望。社会变化只能来自危机造成政权垮台或是自下而上进行革命。这种前景暂且不在这里讨论(那是另一个专题)。就政治改革而言,如果官僚集团的反对是定论,领袖却非绝对如此。领袖是个人,个人总会有变数,理想、高瞻远瞩、历史感、或是功利追求,乃至政治斗争的需要,都可能造成领袖与官僚集团的不一致。政治改革可以为领袖带来的历史荣誉也是一种吸引。官僚集团则不会被吸引,因为荣誉只会属于领袖,官僚则只有损失。官僚中当然也会存在有超越性的人,但他们的超越只有在接近官僚阶梯顶端时才会有意义。只要还未晋升到领袖位置,官僚的超越就只能是向着更高职位的超越,而不可能是超越体制,否则就得被推下官僚阶梯。想升迁就得接受官僚集团的法则。只有在达到阶梯顶端后还能保持超越性,那时不再有更高的权力和职位需要超越,超越才可能是针对体制的。

  专制权力具有总体性和全能性,专制领袖面对的挑战、涉及的问题,配置资源的考虑也往往是总体性的,不在体制之内,而是在体制之外或不同体制之间。这为超越提供了视野和选择。官僚则置身体制之内,只能在体制内生存、发展和竞争,离开体制内的生态圈就会消亡,因此官僚既无超越体制的需要,也无超越体制的可能。

  明白了上述关系,下面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中国能否出现愿意进行政治改革的超越性领袖;第二,超越性领袖能否战胜反对政治改革的官僚集团。

  领袖的超越

  多数专制领袖毫无超越性,只想把持绝对权力,然而历史上的确出现过例外,较近的如蒋经国、戈尔巴乔夫。毛泽东也是其中一个——文化大革命就是毛力图实现超越的一次豪赌。

  在文革吃尽苦头的官僚集团决心防止再出现类似文革那种"劫难",形成了一整套以"党性"、"组织性"、"纪律性"进行审查的机制,保证各级升迁者不能具有超越性,尤其是不能再产生毛泽东那种领袖。中共新的领袖是经过这种机制重重过滤产生的,早应该脱胎换骨,是否还能有超越的可能呢?的确,这种逆向淘汰的机制很可能会在今后彻底杜绝超越性的领袖,但是在文革中成长的一代中共高层,或许还有异数存在。这代人的成长如此不寻常,经历了意识形态颠覆,在文革的熔炉烧炼,造过反,下过乡,置身社会底层,再接受高等教育,吸纳西方思想。经历过如此反复"淬火"的人,会像钻石一样存在复杂的多面,即使在某些条件下只能看到一个侧面的光线(因而能通过体制重重过滤),却不说明不存在其他侧面。当其达到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只要深藏内心深处的多样性还能保持,就不排除在条件成熟时折射出另外的光芒。

  废除终生制是中共杜绝毛泽东的重要措施,却恰恰埋藏下驱动领袖进行超越的另一种可能。任期决定了专制领袖的权力不再绝对,一旦退位就会荣耀尽失,班子被撤换,话语被顶替,阿谀逢迎者转换新主。领袖上台之始就能从下台前任看到自身结局。相对终将从顶峰一落千丈的前景,政治改革对领袖造成的制约就不那么可怕。自己不能一直专制,民主就不再一定不好。既然历史车轮不可倒转,靠反对终身制上台的领袖无法否定自己昨天的义正词严,期待其让位的后起之秀也不会让步,此时领袖可以用什么弥补失落?达到权力顶峰的人都会希望晋身伟人之列,而人人皆知下一个中国伟人将从政治改革产生,那么能够在位时享用专制,退位前再给自己博取历史盛名,这种合算的通吃难道不可以成为一种诱惑?

  除此而外,领袖之间的权力斗争也有启动政治改革的可能。出于利用民意或争取国际支持的目的,以政治改革作为资源和战胜对手的武器,这种所谓"推动历史进步的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出现。哪怕是军队出于野心的干政,在世界民主大潮面前,也要打出政治改革的旗号,才会让干政显得名正言顺。

  专制政权在当今世界屈指可数,中国作为主要代表,常常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这种与文明的背离每每令中国领袖颜面无光,有理也亏三分。而中国的很多问题,台湾、香港、西藏等都卡壳在这里。加上中国社会多重危机不断积累,哪痛医哪的修补应付一时,最终叠床架屋、顾此失彼。当旧体制内的解决手段耗尽时,即使是形势比人强的"危机推动",也有可能迫使领袖进行超越旧体制的改革。

  专制政权领袖拥有集中的权力,和民主制度下只能掌握部分权力的领袖不同,后者受各种制约,不可能按个人意志做出超越体制之举,专制领袖却可以充分使用权力体现个人意志。毛泽东能够翻云覆雨当然不是好事,但是今日中国若不想发生自下而上的暴烈革命,走和平可控的变革之途,最好的希望就在于出现决心超越旧体制、又能善用旧权力的领袖。

  毛泽东如何破解难题

  领袖有无变革愿望是一个方面,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是有无实现变革的途径。如果没有途径,领袖甚至不会暴露变革的愿望。领袖从来不会有了愿望就行动,而是首先要有成功的把握。

  官僚集团对任何改变专制制度的尝试都将全力抗拒。按照通常看法,政治改革需要一个超越体制之上(如毛泽东那样)的政治强人来推进,才能战胜官僚集团。执政集团目前看似铁板一块,原因既可能是领袖与官僚共同抗拒改革,也不排除领袖有变革之心,却有心无力,既没有变革途径,也缺乏毛泽东的强势。今日官僚体制对领袖的制约比过去大了很多,一方面是领袖弱了,不再有打江山的光彩和意识形态的神圣;另一方面是官僚体制强了,有了更多自主性。毛后三十年中共的"党内民主建设",实质就是官僚体制的不断规范化和程序化,以制约领袖的为所欲为。

  不过在我看来,领袖的强弱对启动政治改革并不构成根本障碍。过于强调政治强人的作用是不利的。既然今日中共已不再可能产生毛泽东式的强人,认定没有强人就不能推进政治改革,也就断绝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希望,让拥有改革意愿的弱势领袖无法产生付诸实践的勇气。

  其实回顾文革,仔细研究一下毛当年的超越体制,会发现并非因为他是强人就能打败官僚集团。即使那时毛强而官僚集团弱,毛仍然长期为体制所困。他掌握政权后最多考虑的就是如何突破官僚集团的罗网。他是头脑,有绝对权威,但头脑实现意志离不开手和脚——也即官僚集团的日常执行和贯彻。官僚集团由成千上万有自我意识的活人组成,每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当他们发现头脑的意志和自身利益冲突时,会不约而同或共谋地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利用贯彻执行的权力将头脑意志扭曲变形,使其议而不决、无法落实、不了了之。领袖无奈官僚是一个历史难题,无论是皇帝还是毛泽东,或是现在的"中央",根源就在于领袖对官僚集团是"以少制多"的关系。再强的领袖又如何看管得了上百万官僚呢?虽然毛被捧在神的位置,但是连他居住的北京,他都要感叹"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毛泽东多年没有找到解决官僚集团的方法,因为那些方法都得通过官僚集团实行。即使是被称为"文革"前奏的"四清",他还是想通过政权体系自身来解决官僚集团的问题。最终他发现,那根本就像是要拿刀的手去砍手本身那样不可能,官僚集团不可能真对自身动刀。他只有寻找另外的力量对付官僚集团。

  于是有了"文化大革命"。毛最终找到的办法是甩开官僚集团,直接向民众发布号召,指挥民众行动。他不再通过组织系统传达和贯彻他的意志,而是登上天安门城楼,面对民众直接表达,授权民众不服从官僚集团。这不是政治强人做到了迫使官僚集团服从,反而是即使以毛的权威也无法指望官僚集团服从,他只能跨过官僚集团,和民众联手,利用民众力量打倒官僚集团。毛在发动文革过程中的举动——接见红卫兵、写大字报、支持造反、鼓动串联、发布"最高指示"等,都是为了实现跨过官僚集团指挥民众的目的。

  这种史无前例的超越不仅使官僚集团不能再阻挡毛的意志,连官僚集团自身也被造反民众打得落花流水,并且为曾经"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受到惩罚。毛摧垮官僚集团靠的不是他自己,而是靠民众。毛的作用只是指挥和保护——告诉民众如何行动,授予民众合法性,其余的都让民众自己做。事实证明,一旦像文革那样"放手发动群众",即使没有政治强人,打倒官僚集团也易如反掌。民众之所以比最强势的领袖都有效,就在于民众与官僚集团的关系是以多制少。我一直认为,领袖绕过官僚集团与民众直接联手,利用民众力量改造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也是文革提供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在今天,领袖与民众联手的方便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毛在1966年8次接见1200万红卫兵,成本之高难以估量。今天只要利用电视,领袖瞬间就能面对数亿民众。可以说,政治改革最困难的问题——如何战胜官僚集团,文革已经给出了解决之道。

  毛的悲剧

  毛的悲剧在于他虽然成功地实现了"破旧",却没有成功地做到"立新"。他所表达的让民众直接掌权的愿望,始终没有在实践中找到可行方法。绕过官僚集团直接指挥民众的结果是"天下大乱",不能长久。而只要专制体制不变,领袖最终仍然得通过官僚集团的手脚才能掌握政权。文革结果只是让原来的官僚结构"吐故纳新",换了新人。然而新人也会变,进入政权的"工农兵"在掌权中迅速沦为新的特权者。毛能做的只有宣称文革将要"七八年再来一次"。他期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民众"斗私批修",按照他的教导以多制少地看管官僚集团,从而改变领袖以少制多的劣势。然而"六亿神州"没有变成"舜尧",无法"万寿无疆"的他刚离开人世,尸骨未寒,官僚集团的旧人就卷土重来,随后在"资本主义道路"上比原来走得更远。

  要避免毛的悲剧,必须在"破旧"之前解决"立新"。毛的头脑中有他的"立新",但是"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的逻辑决定了他的"新"立不起来。姑且不说他以"塑造新人"为基础的"立"是否可行,"破字当头"的顺序也摆脱不了一直困扰他的悖论。因为先破后立,相当于推倒旧房再造新房,在官僚集团被打倒的情况下,新房的设计、准备材料、施工建设等是无法进行的。人们只能露宿于废墟,组织和秩序的真空导致失控,甚至落到毛形容文革的"天下大乱"。面对无政府的危机,即使能力挽狂澜,当务之急也是重新恢复组织和秩序,而非追求立新与超越,于是被打倒的官僚集团又会应运而生,顶多是换上新人。在建造新房的过程中,掌握具体"施工"权的官僚集团一定会按照自己意志,将新房建成他们的乐园。社会无论换了多新颖的名号,也是新瓶旧酒。文革对此已充分证明。

  毛在文革中的时进时退,其实也是在因应超越官僚集团和离不开官僚集团的两难困局。这时政治强人倒显出重要。如果不是毛那样强势的人物,就不可能收拾文革的乱局。没有"立新"的"破旧"有高度风险,只有政治强人能在不发生改朝换代情况下重建官僚集团。文革中保证社会不致失控的最重要筹码,就是民众对毛的"个人迷信"。因此,毛对"个人迷信"的用心培育,与其说是他的爱好,不如说是他在锻造看家的手段。

  毛泽东敢于让天下大乱,在于他有把握力挽狂澜。他的强不在于他能战胜官僚集团,那靠的是民众,他的强在于当民众摧毁了官僚集团,他仍然有能力让社会保持基本服从,同时能重建新的官僚集团。这是另一条需要高度重视的文革经验:既然乱局没有强人便无法收拾,甚至可能导致社会崩溃,在缺少毛式强人、也不存在"个人迷信"的今天,就一定要避免文革的"天下大乱"。为了保证这一点,使用毛跨过官僚集团发动民众的方式,便不能采用文革"破字当头"的方式,而是要把"不破不立"变成"不立不破"。

  "立"意味着建立新秩序,却不是破坏旧秩序,当新秩序建立起来后,让旧秩序自然而然被顶替。那种"破旧"是随"立新"实现的。代表旧秩序的官僚集团虽然不会情愿,却没有能力对抗得到最高授权的民众。而"立字当头"的顺序,意味着民众无需和官僚集团抗争,只是不再服从,自己进行"立新"。在这样的过程中,凡是"立新"之处新秩序已经形成,而尚未"立新"之处仍然会保存旧秩序,因此哪里都不会失序。这种"立字当头"的结果,最终会是"破也就在其中"。

  文革的启示

  问题归结到,这种"立新"立的应该是什么"新"?或者说,什么样的"新"才能立得起来呢?

  首先历史已经展示,即使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天翻地覆",改变的如果不是专制体制本身,而仅仅是更换官僚集团,政治本质也不会发生变化,甚至还会后退。毛斗争了一辈子,死前发现他一生致力消灭的"资产阶级"原来就在他领导的共产党内。这种荒诞剧式的结局足以告诫后人,不终结专制体制,政治改革就不会有真正的"立新"。专制体制的根本是权力源头在上,从属关系自上而下。改变专制体制的关键在于调转权力源头,把从属关系变成自下而上。因此进行政治变革的领袖必须是旧体制的埋葬者,而非旧体制的挽救者,其采用跨过官僚集团联手民众的方式,目的不是毛对民众的一时利用,而是要对民众进行权力交接,一劳永逸地把权力源头转到民众那里,让民众变成社会主人。

  只有完成了这种权力交接,才能避免毛对官僚集团一时成功、终归失败的结局。因为权力源头保留在专制者手中,对社会的统治便不能离开官僚集团。即使一时摧毁官僚集团,也不得不马上重建。在那种体制中,无论专制者如何想超越,最终还是要在不可改变的以少制多劣势中落入官僚集团的罗网。而把权力源头转给民众,整合社会不再需要以重建官僚集团为前提,而是通过自治和自组织的方式自下而上进行整合。经过逐层推举新产生的官僚,也会始终处在民众以多制少的看管之下。

  可以看出,这种交接权力不能用"转换框架"的方式。因为"转换框架"如同推倒老房盖新房,面对的都是总体性问题,离不开官僚集团的行政主持和管理,因此会重新卡在毛泽东遇到的悖论上——让官僚集团把自己掌握的权力交给民众,无异指望让拿刀的手去砍手本身。这种交接应该是从社会最基层单元开始,可以比喻为"更新砖瓦"。"砖瓦"能够实现自我管理,更新也可以自我完成,不需要依靠行政系统的主持,因此可以甩开官僚集团。同时,在"砖瓦"层面又不会和官僚集团发生整体冲突,只需要以不服从、不来往与不合作的方式架空头顶的官僚就可以,从而避免社会大的震荡。

  推动政治变革的领袖跨越官僚集团,直接交给民众"更新砖瓦"的方法和权力,那种方法一定不会复杂,也是不需要主持的。复杂就得有主持,而只要有主持,权力最终就会落在主持者手中,民众则会重新受摆布。这对范围提出了要求,只有在人们可以直接沟通、协商和决策的小范围,才能进行不需要主持的"立新"。这种小范围就相当于这里所说的"砖瓦"。相反,代议制的普选、公投一类活动覆盖的范围大,必须有主持才能进行,属于"转换框架",因此是不适用的。

  当然,仅仅"更新砖瓦"还不够,还需要逐步扩展,层层向上,最终自下而上地实现整个社会转型。这要求"砖瓦"的"立新"中包含自我生长的机制,除了启动环节要由领袖推动,一旦起步就能自行驱动和自我复制,并有自动调节功能,使"砖瓦"之间能实现自组织整合,不断扩展并完善。那时即使不再有外力推动(如启动改革的领袖被官僚集团罢免),"立新"也将不会停顿,不可阻挡,直到完成整个社会转型。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跨越官僚集团的途径。对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剩下的关键是找到符合上述条件的"立新"方法。这是思想超越的任务;另一个关键是产生愿意超越政权的当政者,这却是民间无法左右的。这两个关键缺一不可,如果不能找到相应的方法,或者不能出现相应的政权超越者,我们能做的,就只有等待革命的腥风血雨横扫中国,并准备在那个过程玉石俱焚。

  2006年4月写于阿克苏、北京

  王力雄,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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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用苏联的解体掩饰不了中国大饥荒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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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苏联的解体掩饰不了中国大饥荒的真相
Aug 29th 2013, 14:21, by 明鏡雜誌


——究竟谁往"枪里装弹药"?


  1959—1961年,在没有大面积特大自然灾害的和平年代出现饿死千百万人的三年大饥荒,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几十年来,我虽然没有遇到一个完全否认三年大饥荒曾经发生饿死人现象的人,但是,在具体饿死多少人的问题上,人们却一直存在着争议。应该说,学术上的争议是正常的现象,不足为奇。

  作为大跃进、大饥荒的亲历者和幸存者,难忘这一重大事件、关注这个问题的争议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当我听说有位杨松林先生写了一本《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以下简称《真相》)的专著后,颇感高兴。虽然此书尚未问世,我已对挺身而出"说出真相"的作者充满敬意,并翘首以待,等着拜读这本"说出真相"的专著。

  《真相》尚未出版,高粱先生为这本书写的序言和杨松林先生的自序已经在网络上风传了。然而,当我读了高粱先生的序言之后,大失所望。因为,高粱像中了邪一样在序言中信口雌黄,如在抨击别人"上纲上线"的同时,却上纲上线,给人扣上是"主张在中国搞'欧美模式'的人"、"无非是要彻底否定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从根子上否定中共领导的革命、颠覆当代中国基本制度的合理性"等大帽子。我虽然是大饥荒的亲历者和幸存者,但是只知道当时的饥荒很厉害,目击过被饿死乡亲的惨状,但我不是这个课题的专家、学者,从来都没有提出过饿死多少人的问题,高粱的大帽子不太可能扣到我的头上来。但是,我仍然无法接受这种"文革"式的一套,于是当即停下手中的工作,匆匆写了《究竟谁在"灭史"?》一文与其商榷。

  近日又读了杨松林先生的自序,感到杨的自序与高的序言属于同一套路,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无限上纲,挥舞政治概念的棍子吓唬人。作者在这种思想和理念指导下写出的所谓"真相",必然与历史上客观存在的真相相差十万八千里。所以,读了这本书的序后,恕我直言,我对这本书的期许已几近于零。


  拿苏联的解体掩饰不了中国大饥荒的真相

  杨松林先生在自序中刚进入正题就迫不及待地拿"苏联解体"说事:"2011年春读了一篇关于苏联解体的文章。文章介绍了关于戈尔巴乔夫推动的'重评苏联历史'中'解密'斯大林迫害死多少苏联人的'研究':从几百万到上千万,再到几千万,还分析了苏联人听信这些结论对苏联解体和苏共解散的作用。看着看着脊背有些发凉。"寥寥数语,作者已将"苏联解体和苏共解散"的罪责归咎于"重评苏联历史中'解密'斯大林迫害死多少苏联人……从几百万到上千万,再到几千万"的'研究'发挥的"作用"。

  接着,作者对"特权阶层"的形成、"不民主"、"计划经济体制僵化"等原因导致了苏联解体的说法逐条批驳,说"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低基尼系数的社会","那点所谓'特权'即使在西方国家也算不上啥事儿";说"僵化的经济体制能让苏联人均收入从不足美国的五分之一在三十年里变成五分之四?收入差不多,分配更平均,美国普通老百姓的日子一定比苏联老百姓好?"说"不民主的国家多的是,海湾六国个个酋长当家。人家沙特皇族和国家干脆一个姓,也没见垮台。"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苏联的解体呢?作者直言不讳地指出:"不过有一点肯定会起作用。假如有人'解密' 说这个执政党曾经不分青红皂白搞死了数千万人,每几个苏联人中就有一个死于非命,而且大多数苏联人都相信了,结果会怎样?结果多数苏联人会认为苏共是'反人类组织',没下台是老天瞎了眼!这种草菅人命的制度早该完蛋了。民心向背见胜负,就算戈尔巴乔夫拼命撇清自己,一个有'犯罪前科'的组织的总书记能有个好吗!"按照作者的说法,原来苏联垮台是有些别有用心的坏蛋"说这个执政党曾经不分青红皂白搞死了数千万人"造成的!照此逻辑,那些说斯大林时期"搞死了数千万人"的家伙当然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了!

  我不认同杨先生的这种观点。杨说苏联在解体之前那点特权"算不上啥事儿",又说当时的苏联人"收入差不多,分配更平均",质问"美国普通老百姓的日子一定比苏联老百姓好?"云云。请问:苏联在解体之前真的像杨先生说的那样好吗?事实胜于雄辩,让我们看看事实吧。

  据李凌《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一文指出,"在苏共垮台前不久,即1989年前后,苏联社会科学院曾做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结果是: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有7%,代表工人的只有4%,而认为苏共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这项调查说明苏共已严重脱离了群众,尽失人心,遭到了普遍的唾弃。应该说,这才是使苏共垮台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如果前苏联真的像杨先生说的那样好,它就不可能轰然垮塌,即使出现垮塌,人民绝对不会面对好政党、好政府的倾覆袖手旁观乃至欢呼雀跃!

  曾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任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的久加诺夫经过痛苦的反思后认为:苏共失败的原因是"三垄断":一、垄断的意识形态制度: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成了异端邪说,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二、、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使得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现了官僚特权阶级;三、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使得人民生活难有提高。这充分说明,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主要是苏共领导层的特权、腐败、做官当老爷严重脱离群众造成的恶果。

  那么,杨松林先生为什么把这些事实统统排除在外,却将苏联解体和苏共解散的罪责归咎于在"重评苏联历史中说'斯大林迫害死多少苏联人"的人们呢?笔者认为,作者这样借题发挥,挥舞政治大棒,意在恐吓史家:苏联有人用散布斯大林时代迫害死多少苏联人……从几百万到上千万、再到几千万人",结果葬送了苏联。现在中国有人说三年大饥荒时期饿死上千万、几千万人,当然居心叵测,其目的也是要搞颠覆,葬送……。杨松林与高粱采用的是同一手法!

  然而,早在1976年4月爆发的天安门事件中,人民群众在愤怒声讨"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时就提出"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文化大革命已结束三十多年,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人民经历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锻炼,中国更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更不是愚不可及。从文革极左的武库中拣来泛政治化、无限上纲、扣大帽子等破烂玩意儿挥舞,既封不了史家的笔,也堵不住识者的嘴,徒增笑耳!


  苏联大饥荒、大清洗究竟死了多少人?

  作者说:"斯大林时期包括处死和死于劳改营的人总计不足百万(包括刑事犯罪)"。笔者对此说表示质疑。

  先说苏联的大饥荒。

  据徐元宫《苏联三次大饥荒真相》一文披露,1917年苏联政权建立之后,很快出现了战时粮食危机,来春演变成饥荒。1919年1月1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要求农民按照政府规定的数字交纳农产品。为落实法令,苏俄政府派出了一支支携带武器的征粮队,用军事办法征集粮食和农产品。征粮队常常将农民们的种子粮和最基本的口粮也征集了上来,并将为数相当多的中农甚至贫农当作富农镇压或惩处了。这引发了农民阶层对与苏维埃政权的离心。最终在1921年酿成一场波及苏联17个省份的大饥荒。引发了波及全国多个省份的农民暴动。1920年底至1921年春,乌克兰、俄罗斯东南部、中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沿岸先后都爆发了农民暴动,高潮在1921年23月,西伯利亚伊施姆一县参加暴动的农民就达6万多人,参加坦波夫省农民暴动的有5万多人。为彻底平定坦波夫农民暴动,苏俄政府"反匪徒委员会"甚至于1921年6月21日决定建议图哈切夫斯基可以动用毒气攻击"匪徒", 1921年8月22日,一个驻坦省的炮兵旅就消耗了82枚毒气弹。1921年9月,暴动最后平息。镇压农民暴动打死多少人虽然不知其详,但是饿死多少人则有所记载。据1986年出版的《苏联农民史》称,大饥荒共造成了100万人死亡。苏联学者达尼洛夫则在《集体化前夕的苏联农民》一文中称:此次饥荒的死难者"有520万人"。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研究员季马·费奥多罗维奇在2008年撰文指出,因为饥饿和疾病死去了500多万人。

  苏联大饥荒也发生了人吃人的悲剧。全俄第九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来自发生大饥荒的萨马拉地区的农民代表布尔马特诺夫在自己的大会发言中指出,当地因为饥荒而发生了人吃人事件。会议休息期间,列宁找来萨马拉省负责该省赈济饥民委员会工作的领导人安东诺夫询问:"你们省的农民代表布尔马特诺夫讲得很好,但是,安东诺夫同志,他说他们那里发生了人吃人的事情。"安东诺夫回答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志,情况不仅仅是这样,人吃尸体的情况不仅仅只发生在那里。"

  今天。当此文即将定稿时见到2013年8月27日共识网转发2013年8月23日《文汇读书周报》上李玉贞先生《1932,饥荒中的苏联人》一文,其中披露:"仅仅1932—1933年间,饥民死亡总数就有500万—700万人饥饿致死,饿死一个人给国家做出的是10个卢布的贡献。"


  再说苏联的大清洗。

  据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姜长斌、左凤荣《读懂斯大林》益书披露,大清洗期间,苏共"第十七次党的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98名被逮捕和枪决;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关于30年代被镇压和受迫害的人数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数据,1990年1月30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部务会议认为,1930年—1953年,因反国家罪,被审判机关镇压者有3778234人,其中有786098人被处决。1991年6月14日,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宣布,1920年—1953年,苏联有420万人被镇压,其中200万人是在1937—1937年被镇压的。但是,学者们并不认可这个数字,沃尔科戈诺夫在《胜利与悲剧》一书中认为,1929—1953年总共有1950万到2200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其中不少于1/3的人被判处死刑或在劳改营和流放地死去。关于斯大林时期被镇压的人数,也许永远都说不清了。有人说,30年来被斯大林消灭掉的人比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俄罗斯300年消灭的人还要多许多倍。"(《读懂斯大林》第293—294页)按照沃尔科戈诺夫的说法,即使以其最低线的1950万计,1/3的死亡人数也达650万人。

  沃尔科戈诺夫还认为,有相当多的人并没有被"法庭"判处死刑,而是后来在劳改营和监狱中不明不白地死去的,这些人都没有纳入官方的统计范围。

  关于"大清洗"镇压人数,俄罗斯学者研究的结果,与官方公布的数字大相径庭,他们普遍认同的数字是2000万人。

  1987年年底,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下专门设立一个委员会处理平反问题,由雅科夫列夫领导。委员会为250万人恢复了名誉。雅科夫列夫在其著作《一杯苦酒》中说:" 1954年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报呈赫鲁晓夫:1930至1953年间遭镇压的人数约为370万,其中76.5万人被枪决。雅科夫列夫认为,这个数字被大大压低了——没有列入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的人数,也没有在集中营中的死亡人数,遭镇压的农民和被放逐的少数民族的人数也被忽略了。如果加上受害于集体化时期的340万人和遭镇压的330万少数民族,受害人超过了1000万。(闻桃李:苏联"大清洗"死了多少人?《文史参考》2010年第7期)

  1942年8月14日,斯大林在同丘吉尔谈话中透露,集体化期间"富农"死亡人数达"几千万"。丘吉尔在其回忆录中记录了这次对话:雅可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中》提供了剥夺"富农"的大致数字,总共约120万户,以每户平均6-8人计算,约800-1000万人。

  至于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引证的数字和法国出版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中披露的数字更多,为了避免"西方敌对势力造谣污蔑"之嫌,所以就不加引用了。

  这样,将大饥荒饿死的人数和大清洗整死的人数相加是多少?哪一个单项不比杨先生认定的"总计不足百万"多出许多倍!


  往"枪里装弹药"——一个非常荒唐、极不确当的比喻

  作者唯恐读者理解不了他的意思,于是打了个比喻说:"这很像老戈(指戈尔巴乔夫——引者注)使人往一把枪里装弹药。既然枪口对着斯大林和'前苏共',当然是威力越大越显得自己与'老路'切割的决心大:从几十万到几百万再到几千万。火药装满了,扣扳机的是叶利钦——轰——一声,已经是新思维的苏共、苏联,连同戈尔巴乔夫先生自己,都找不到了。"作者描写得很形象、很煽情,可惜太耸人听闻了。

  按照作者的说法,前苏联学者研究斯大林时期大清洗被镇压多少人、大饥荒被饿死多少人,根本不是探讨历史真相,学术研究,而是执行老戈的指令,"往一把枪里装弹药",而且对着苏共、苏联,只等叶利钦来扣扳机,然后轰的一声,"都找不到了"。

  笔者认为,这个比喻杀机毕露,是非常荒唐、极不确当的。对大饥荒问题不能研究?说大饥荒饿死多少人就是往"枪里装弹药",然后向党射击?如果此说成立,那么,1991年官方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和2010年出版的党史第二卷中认定的"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也是往"枪里装弹药"?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该书第873页)也是往"枪里装弹药"吗?

  按照杨先生的逻辑,凡是说大饥荒饿死人的都是往"枪里装弹药",人数说的越多,弹药的威力就越强,当然"罪责"也就越大。只有闭口不言或说大饥荒一个人都没有饿死才能免除罪责。这样,杨松林先生你也是难逃干系的,因为,你说"1959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在350万—400万之间",这不就是你往"枪里"装350万—400万"弹药"的铁证吗?!

  杨先生还表白自己之所以这样做,是"希望能把那支枪的枪膛里的火药抠掉一点儿",真是忠心可嘉!别人都是往"枪里装弹药"的坏蛋,只有你们才是从枪膛里往外抠"火药"的忠臣。然而,杨松林先生忘了,在你辛辛苦苦从枪膛里往外抠"火药"的同时,又往枪膛里装了350万—400万"火药",既往外抠,又往里装,是吃饱了撑的,还是患上了神经病?


  对大饥荒悲剧的任何"调侃"都是非人性、不人道的

  杨松林先生在自序中说自己写的《真相》一书"文字也不知不觉退化为网络语言。如果读者对第一编调侃的文风不喜欢,在这里先道歉了。"由于此书尚未出版,所以,此书的文字是怎样"退化"的?文风又是怎样"调侃"的?人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笔者认为,三年大饥荒吞噬了千百万同胞的生命,有的甚至全家死绝。这是神州大地上一幕充满血泪的悲剧,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刻骨的伤痛,是今生后世治国者极其深刻的史鉴。面对千百万因饥饿而死去的亡灵,谁的心情能不沉重?也许是因为自己是亲历者和幸存者的缘故吧,每当想起或与亲友谈及当年的情景时,我的心里总有一种滴血的感觉和不堪回首的感慨,每当阅读或者写作涉及三年大饥荒问题时,也是心痛欲裂,热泪盈眶。杨先生这本著述的书名是《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是专门探讨三年大饥荒饿死人问题的,理应十分严肃、庄重、审慎,因为,这本书的内容决定了作者不能采用任何调侃或轻佻的文风。

  我之所以对三年大饥荒调侃不起来,乃至对别人轻浮的调侃和抹杀事实的否认深恶痛绝,盖因为当年的惨烈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那时为了活命,小小年纪就到一个依附于国营农场的学校半工半读,虽然也是天天吃不饱肚子,但毕竟能吃到一点粮食,所以比纯粹的农村要好得多。我的老家是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饿死十多人,平均每户都有死人。西院晋伦嫂子三个儿子饿死两个。晋书哥父子都被饿死,庆林叔父子都被饿死。东院堂弟来义、来乖都在10岁上下就被活活饿死。由于饥饿,前院孝伦哥给他的幼子取名就叫小饿,这个小饿终于也被饿死。我本人的祖父和伯母也被饿死。只比我i稍大一点的五叔饿的皮包骨头,奄奄一息,是西安的姑母来偷偷地把他接走才幸免一死。几个堂弟和堂侄十来岁的年纪,都饿得直不起腰,走不动路,像风烛残年的老人一样拄着棍子。东院三叔和西院晋奎哥都忍痛把爱子送给徐州附近的人家,以求活命。前后庄的姑娘们择偶标准一再降低,只要能吃上饭,大都嫁到徐州附近。今年春上回老家探望,乡亲谈起这些往事,都有不堪回首之感。都说当时的情况如果再持续几个月,庄上的人就所剩无几了。

  所以,面对历史的悲剧,面对冤死的同胞,面对沉痛的教训,绝对不能调侃。如果以嬉皮笑脸、插科打诨的态度书写饱含辛酸和血泪的三年大饥荒,这显然是对千百万饿死亡灵的亵渎,是非人性、不人道的表现。如果是这样的书,我将弃之不看!


  发表三年大饥荒的著述要让农民看得懂

  作者说:"本书第一、二编涉及大量算式和数字,很多人读起来会觉得既吃力又乏味。但没有办法,因为离开这些内容就写不成这本书。"

  在探讨大饥荒死亡人数中,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让人们理解其中的道理,有时适当地运用人口学、统计学等原理和公式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忽视绝大多数读者的接受和理解能力,一味"空对空",那么著述的说服力必将大打折扣。况且,三年大饥荒的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农民,农民是最讲求实际的。所以,探讨大饥荒的的文章和著述应当从实际出发,深入浅出,力求避免以抽象、空泛的概念和深奥、枯燥的公式使读者读不懂的情况出现。如果写出的东西出版后,读者读不懂,如坠五里雾中,不知所云,那么,著述也就失去了意义。

  真正想让读者读起来不吃力、不乏味、读得懂,并非"没有办法",比如,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先生撰写的有关三年大饥荒的文章,并没有用什么深奥的理论和算式,完全是依据原始的历史档案,用确凿的事实和平实的语言揭示真相,说明问题,广大读者不会产生任何吃力、乏味的感觉。他在《安徽特殊案件的原始记录》中明确表示说:"安徽省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吃尽了苦头,饿死了400多万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三言两语就揭示了这场灾难的实质和"饿死了400多万人"的史实,并说明这个结论是"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向人们交代了饿死400多万这个数据的来源有案可查,不是凭空推测、计算出来的。如对凤阳县的情况,他写道:"1958年凤阳县全县人口402700人,到1961年,人口下降到245262人,净减少157438人,和1958年相比,人口减少39%。全县死绝的户有2404户,消失村庄27个,孤寡老人1580人,孤儿3304人。"作者并没有故弄玄虚,玩这"学"那"学"和这"算式"那"算式"的迷魂阵,却把问题说得清清楚楚。由于有原始户籍档案作为依据,数据精确,读了不仅不感到吃力和乏味,而且令人信服。


  给《真相》作者的一点建议

  杨松林先生认定"1959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在350万—400万之间"。人们当然希望饿死的人越少越好,但现在的问题是,安徽一个省就"饿死了400多万人",比《真相》认定的全国数字还多,这个矛盾不解决,杨先生"350万—400万之间"的认定就缺乏说服力,甚至说不能成立。

  有鉴于此,我建议杨松林先生最好到安徽来实地调查核实"饿死了400多万人"问题,只有把安徽"饿死了400多万人"这个结论推翻,杨先生"350万—400万之间"的结论才算扫除一个障碍。有利条件是安徽省公安厅尹曙生先生尚健在,他公开申明安徽"饿死了400多万人"是"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调查核实起来方便得多。如果同时顺便把尹曙生在《安徽人相食案件的原始记录》一文中披露的1289起"特殊案件"(即人吃人案件)一并调查核实清楚更好。也可根据安徽颍上县原公安局长王冠群先生在《我所知道的颍上县"特殊案件"》一文中披露的该县"1960年经县公安机关处理的这类'特殊案件'共49件50人"和梁志远先生在《关于"特种案件"的汇报――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中记录的大量的人吃人实例予以调查核实。这些实例都是实名,都有明确的住址,调查核实起来难度不大。倘能把这些结论和说法推翻,杨先生必获大功。

  《真相》的作者杨松林先生是河南人,如果不能到毗邻的安徽来,我建议杨先生可以就近到信阳地区对当年国务院内务部派人冲破重重阻力和障碍调查后得出信阳地区饿死105万人的问题重新调查核实,如能以确凿的证据推翻这个结论,亦是可以博取大名的,何必打着"说出真相"的招牌,摆"迷魂阵",让人看着"吃力、乏味",读不懂,这不是劳而无功吗?

  笔者认为,绝大多数研究和关注三年大饥荒饿死人问题的同志都是一心一意想弄清历史的真相,从而吸取历史的教训,为后人提供一个宝贵的史鉴,如此而已,岂有它哉!杨先生等人如果认为3000万之说不正确、太离谱,尽可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出证据,在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前提下求得共识。这样做于国于民、于人于己善莫大焉。这才是学人的风范!然而,杨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把本国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与苏联的解体混为一谈,并随心所欲地编造一个往"枪里装弹药"的荒唐比喻,杀机毕露,威吓别人,叫人说什么好呢?

  《真相》还没有出版,我还没有拜读原著。但我从高粱的序言和作者的自序中已基本上了解了这本书的主旨和风格。总的说来,我对这本书无法看好。此书出版,估计一开始也许会有点"轰动效应",但很难说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杨松林先生喜欢拿苏联说事,好吧,在结束这篇小文的时候,我且将苏共和苏联的缔造者列宁的两段名言赠予杨先生并共勉之:"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怕三番五次地作出努力来改正错误,这样,我们就会登上山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又强调指出:"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37页)

  彭劲秀,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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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王立軍逃館事件後周永康爲何屢屢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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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mbnail 王立軍逃館事件後周永康爲何屢屢失常
Aug 29th 2013, 13:05, by 明鏡雜誌


《調查》特約記者 劉飛



   2月21日,阿根廷國家通訊社報導稱,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率領的由官員和企業家組成的近百人訪問團即將抵達阿根廷訪問。隨行的還有司法部部長吳愛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家瑞以及商業部副部長姜增偉。此次高級別的中國代表團將與阿根廷總統克里斯蒂娜以及阿外交部長黑克托爾·齊默爾曼舉行會談。2月23日(星期四),中國代表團將與阿根廷多位內閣部長在聖馬丁宮舉行午餐會。

  報導說,中國代表團訪阿的主要目的是將加強兩國的經貿合作機會並進一步開拓相關的合作領域,特別是在業已達成合作和投資的領域。雙方共同感興趣的領域除了糧食外,還將包括通訊、交通、能源、採礦和基礎設施建設等廣闊領域。此次訪問團中包括中國司法領域的最高領導層,不排除兩國將在司法領域同阿方進一步加強民事與刑事司法領域的合作,共同維護兩國法律的實施和尊嚴。

  但最終周永康並沒成行。
  知情人說,周永康取消了2月底的五國外訪行程,專心處理王立軍和薄熙來的問題。薄熙來積極尋找鄧樸方和一些軍隊太子黨的支持,但包括周永康在內的所有人都認為薄熙來這麼做是"不夠意思,拖他們下水",因為他們現在才知道薄瞞著他們都做了些什麼。
  2月12日,知情人向明鏡新聞網的爆料:

  【9常委已一致同意對薄熙來立案調查。其中8名常委的態度明確且堅決,只有一位常委的態度是勉強同意。其原因是,他的家人和家族在重慶和四川有非常龐大的經濟利益,害怕調查薄熙來會惹火上身,把自己也捲進去。但在黨內最高層的強大壓力下,此常委也無奈勉強同意。】
    這位常委就是周永康。







    知情人還説: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9常委外,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也堅決要求,立即對薄熙來展開調查,"給全黨和全國人民一個交代。"

  以下是他們一致同意的一些關鍵要點:
  1﹑重慶是獨立王國。如果不立即採取行動,北京將很難控制住薄熙來,這將演變成更大的社會危機,會破壞社會穩定。
  2﹑他們一致相信,薄熙來極端危險:搞政治暗殺,熱衷搞刑訊逼供的、殘酷的群眾運動。在重慶打黑過程中,據信僅在公安的訊問和預審階段,因刑訊逼供就有超過200人死亡。
  最為外界所熟悉一起案件就是,重慶市民方竹筍因在微博上發表諷刺薄熙來和王立軍的信息而被勞教一年。這條微博的內容是:"勃起來(薄熙來,編者註)窩了一坨屎,叫王立軍吃,王立軍把這坨屎端給檢察院吃,檢察院端給法院吃,法院端給李莊律師吃,李莊說,這坨屎太臭了,誰窩(屙)的,誰自己吃。"

    在和王立軍的"蜜月期",通過王,薄熙來逮捕了自己身邊的兩名警衛員和一位廚師。薄王兩人後來撕破臉後,從1月20日到2月1日,薄熙來又下令逮捕了王立軍的司機、警衛、秘書和朋友共計16人,至2月9日,3人被打死,1人自殺。對法律毫無敬畏。

  3﹑薄熙來是個大麻煩製造者。他膽敢派出包括警用裝甲車在內的70輛重慶警車去成都包圍美領館,為了控制王立軍並讓王立軍消失,已近乎喪心病狂。在習近平訪美前夕,這幾乎挑起中美兩國間面對面的國際大衝突。

  4﹑薄熙來目中無人,而且在公開場合毫不掩飾其傲慢。為了"入常"不惜動用政治暗殺,裹挾群眾、拉攏政治勢力和軍方向中央示威。迄今,仍然試圖組織大規模重慶群眾集會(已被北京方面成功阻止),以增加自己和中央談判的砝碼。通過積極尋求鄧小平家族勢力的支持為自己辯護,向軍隊將領吹風破壞領導權。

  5﹑他們也一致同意,在很多方面,薄熙來問題的嚴重性已經遠遠超過陳希同和陳良宇。薄熙來已不僅僅是經濟腐敗問題。他縱容、支持毛派極左勢力,試圖改變中國發展方向。

    從這些爆料不難看出,這場大戲的主角似乎已經從王立軍轉換爲薄熙來,而周永康的身影也隱隱浮現。只不過此時一切還在幕後。

    但周永康保薄保王的努力並沒有奏效,甚至讓自己成爲是次"薄王事件"中遭衝擊最大的常委,不僅顔面全無,更是被牽連進去有翻車落馬的危險。導致這個局面的因素有幾個:他自己和家族的腐敗違法行爲嚴重;涉薄熙來和王立軍事件太深,在最高層"寡不敵衆";當然也和薄熙來的囂張傲慢犯了衆怒導致形勢急轉直下有關。

  知情者稱,周永康全力保護薄熙來失敗後,轉而竭力降低對薄熙來的刑事指控並保護王立軍。在政治局會議上,周永康哭著向江澤民和胡錦檢討,但仍試圖為薄熙來所涉嫌的謀殺、經濟犯罪、篡權、政變企圖以及包庇與用人不察開脫,同時,還試圖以"有立功表現"來為王立軍求情,減少其罪責。

  【周永康這麼做是有其原因的:

  1、周永康和薄熙來在北京、重慶和成都五度會面,詳細商討薄熙來執掌政法委並在上位兩年內強迫習近平下台的計劃。這個計畫包括媒體抹黑、甚至在必要的時候動用安全力量逮捕習近平。周永康支持薄熙來和王立軍從德國購買最先進的竊聽裝備,監聽9常委的很多交談。周永康要薄熙來和王立軍收集江澤民和胡錦濤這兩個有決策權的、習近平、溫家寶、汪洋和賀國強這幾個政治對手的黑材料。即使是對政治同盟李長春和吳邦國也不例外。這些證據和材料的收集是通過王立軍用竊聽裝置秘密調查實施的,薄熙來聽這些錄音的時候經常表現得"很享受"。證據包括音頻錄音和視頻錄像。

  薄熙來僱用了200多名記者和學者來實施這一抹黑行動。薄熙來和王立軍定期和周永康分享竊聽來的關於九常委及其秘書和家人的信息。除了承諾助薄熙來拿下政法委書記這一位子,周永康還答應王立軍做公安部常務副部長並在兩年內轉正。

  周永康親自告訴薄熙來和王立軍,習近平太軟弱,不適合做中國的領導人。薄熙來才是中國未來的真正領袖,應該利用媒體、公眾和國際支持在2014年前奪權。

  2、在薄熙來和王立軍的幫助下,周永康家人深陷貪腐之中。

  四川和中石油的信息源稱,在薄熙來的大力幫助下,周永康的兒子周斌攫取了200億元人民幣的個人財富。周斌也大力促成了中石油系統以及重慶和四川高層官員的眾多升遷。僅薄熙來就在重慶給了周斌價值400億元人民幣的項目,使周斌賺了近100億元人民幣的利潤。周斌還收取巨額的賄賂、商業交易傭金以及所幫助的官員送上的現金。這些賄賂不包括他轉移到海外帳戶的現金和地產。周斌在北京一地就有18處房產,包括東、北、西郊區的宮殿式豪宅,其中一處豪宅未裝修就價值人民幣2億元。

  周永康現任妻子賈某在央視二台做編輯,比周年輕28歲。她也是幫別人升官而撈了15億元人民幣。周永康的秘書余剛和他的安全秘書談紅也受賄高達4億元人民幣。已經被捕的、前公安部長助理鄭少東在廣東時,為了升遷,通過黃光裕和連超送給賈10億元人民幣,鄭、連兩人對此已經供認。在節假日和賈某的生日,薄熙來和王立軍都送過賈某現金和珠寶作為禮物。  

  周斌還涉嫌介入司法案件收取錢財。在甘肅、山西、遼寧,他"拿人錢財,與人消災",使一些難以置信的重大案件未獲應該的審理。例如,最高法院有個案子是,警察用開水從頭到腳地澆嫌犯,致其被活活燙死,但周斌在拿到1億元人民幣好處後,擺平此事,涉案警官沒有受到任何懲罰。這是在最高法院有據可查的案子!

  另有消息稱,周斌還涉嫌非法轉移財產,有一堆的海外銀行帳戶。

  另外一個收取賄賂超過10億元人民幣的是周永康前秘書、海口市長計文林。

  3、周永康長期接受薄熙來和王立軍提供的女人,其中28名已經確認。她們有歌手、女演員以及中央民族大學等學校的在校女生。周永康在北京有六處"行宮"供其淫樂。實際上,早在中石油工作時,他強烈的性欲就為他贏得"百雞王"的外號。一名著名女歌星,薄熙來睡過多次後,送給周共享。

  薄熙來掌握了一些證據,但王立軍有全部的證據並複製了八份交給他分佈在世界各地的朋友,也和美國方面達成協議,如果他的性命有危險就把這些證據公佈出來。

  薄熙來和王立軍也掌握着周永康的兒子周斌涉經濟犯罪的證據。

  但周永康不得不保護王立軍的最重要原因是,王掌握着周永康自遼寧到現在涉及的數起謀殺的信息。不僅周永康的原配被確認曾被計劃謀殺過,還有其他周永康身邊人神秘死亡的案件。上面的一些信息被傳給了金融時報,因此金融時報的信息源稱,他們對尼爾·伍德命案的報導只佔了他們掌握的信息的1%。

  因此,周永康除了盡力保護薄熙來和王立軍外也別無選擇。】(《調查》第5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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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新疆喀什8·20行动或致23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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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喀什8·20行动或致23人死亡
Aug 29th 2013, 12:45, by 明鏡雜誌

中央广播台播报新疆大规模反恐演习
中央广播台播报新疆大规模反恐演习
图片 :RFI/麦燕庭



法广 瑞迪

中国官方媒体延迟披露的新疆喀什叶城冲突的死亡人数可能上升至23人。法新社29日引述总部设在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消息,称中国警方8月20日在当地采取的一次行动中,有22名维族人死亡。同时,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周四的报道,有关方面近日为在这次行动中丧生的一名特警队员举行了追悼会。

中国官方媒体周三才以为在这次行动中丧生的特警队员举行追悼会的方式,间接披露警方曾在本月20日在新疆喀什叶城县展开一次行动。官方媒体将这次行动称之为""8?20"暴力恐怖团伙案件"。并称在这次行动中击毙15人。

法新社周四引述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消息报道,称实际有22名维族人死亡。自由亚洲的报道引述一名当地官员阿里姆-哈米德(Alim Hamid)报道说,警方在行动之后带走了22具尸体。

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维族人大会周三发表公报,谴责警方在喀什的行动造成22名维族人死亡。公报指出,这是2013年以来在新疆发生的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冲突事件,凸现中国政府不尊重国际人权准则。

近年来,新疆地区不断发生暴力事件。中国政府反复指责主张新疆独立的团体制造恐怖活动,而海外维族团体则反复强调中央政府的严厉的民族政策造成当地维汉关系紧张,指责中央政府以打击恐怖活动为由在新疆采取镇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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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薄一波在中共八老中最長夀,庇蔭兒子也最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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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mbnail 薄一波在中共八老中最長夀,庇蔭兒子也最久
Aug 29th 2013, 12:39, by 明鏡雜誌


《新史記》特約記者 陳亦凡


中共八大元老簡稱"中共八老",是指中國大陸在1980年代後到1990年代中期間(即鄧小平主政時期)在政治上擁有實際決策權力的八位元老。這是一個非正式說法,最早見於海外媒體。

新 浪"中南海博客"是這樣解釋的:所謂"八老"的說法大約成型自1980年代初,確定於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後。當時在世的開國元勳全部退出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分別以退休或半退休狀態聽取現職領導的匯報,對黨、國家和軍隊的重大決策發表意見,把握大政方針,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 想鬥爭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八老"有以下特點:一、他們都出生在1901年至1910年之間;二、入黨較早,資歷很老;三、都擔任過要職,對中國政治影響力巨大。

在 這些老人中,屬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序列的有國家主席楊尚昆(兼中央軍委副主席)、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中共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屬於中顧委序列的有主任 陳雲、副主任宋任窮、王任重,屬於全國人大委員會序列的有副委員長習仲勛、烏蘭夫,其他擔任國家領導人的還有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國家副主席王震、全國政 協主席李先念。不再擔任具體職務的有彭真、鄧穎超、徐向前、聶榮臻。按照當時坊間傳聞,這些老人有資格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對於黨和國家重大事務,有自 己的看法,當中央政治局意見產生分歧時,由他們最終定奪。

坊間流傳的名單有兩種說法:

一:鄧小平、陳雲、楊尚昆、薄一波、彭真、李先念、王震、鄧穎超。

二:鄧小平、陳雲、楊尚昆、薄一波、宋任窮、萬里、習仲勛、鄧穎超。

無論坊間的哪種說法,薄一波都名列其中。而"八老"當中,薄又是最長壽的一位。

據海外媒體指出,"六四"之前,薄一波積極主動支持對學生動武,罪無可恕。

1989年5月6日,薄一波向鄧小平提出:"就目前形勢惡化發展,不能再等了,要採取果斷措施,恢復社會秩序。"5月15日,包括薄一波在內的多位老人給鄧小平打電話或登門拜訪,對局勢惡化表示擔憂,要求採用武力平息"動亂"。

5月18日,根據鄧小平的提議,再度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楊尚昆、王震、薄一波參加了會議,最後決定對學生動武。

會 議首先由李鵬總理介紹了政治局對於目前形勢的判斷和不同意見,由薄一波補充了具體情況。然後鄧小平和李先念分析了現實問題,對此給予政治定性,並向會議提 出了具體解決方案,李鵬和姚依林隨即代表政治局表示擁護。接著楊尚昆代總書記趙紫陽向中央因病請假三天,會議開始進入實質討論階段。

陳 雲表示要堅持《人民日報》4月26日的社論精神,鄧穎超和彭真贊同,並且認為將要執行的嚴厲措施是為廣大人民的利益著想,也是不得已為之。李鵬接著報告了 首都現狀,王震、薄一波、李先念分別就國內小氣候、國際大氣候和黨內宣傳工作開展了批評,胡啟立和喬石進行反省與檢討,並表示服從黨的紀律。最後中央軍委 三位委員代表人民解放軍表態,堅決擁護和執行黨中央的決策。

這次會議作出了以下決議:一、按照憲法和法律,5月21 日0時對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非常規措施(後時間改為5月20日10時);二、5月19日召開中央和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三、以上事宜由楊尚昆全面負責、具 體部署;四、向徐帥和聶帥通報上述決定;五、要求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就此決定向中央表態。

1989年6月4日,一場由悼念胡耀邦引發的學潮,到發展成轟動中外的民主運動,最後變成了一場震驚世界的軍隊對學生動武的屠殺事件。當時西方評論稱,誰也想不到在20世紀末,還會有人用軍隊、坦克及真槍實彈來對付自己的國民。

明鏡出版社出版的《共青團和太子黨》一書指出,薄一波的這些劣跡,致使改革開放之後的民眾對他少有正面評價,儘管有大批年輕女記者、女學生為薄熙來瘋魔,但很多人帶著對薄一波的糟糕印象而遷怒於薄熙來。


蓋棺定論,官方評價有玄機

2007年1月15日,99歲的薄一波在北京逝世。官方媒體播發新聞公布了中共中央對他的最後評價:"薄一波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經濟工作的卓越領導人"。

中共對薄一波的這個評價背後,似乎已是有點文章。亞洲時報記者方德豪撰文分析指出:

按 道理,薄一波在1949年前在軍方一直有較活躍的角色:薄在1928年曾任中共北方局軍委秘書長;1939年,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序列決死第一縱隊司令員 兼政委;1941年8月,任太岳縱隊兼太岳軍區政委;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任中共晉冀魯豫軍區副政委;1946年,與滕代遠負責軍區領導工 作;1948年後曾任中共華北軍區政委,兼任平津衛戍區政委、綏遠軍區政委。可是,中央對薄的評價卻沒有提及他在軍方的角色。

2002 年5月逝世的另一名中共元老、跟薄一樣也是曾任副總理級的習仲勛,在1949年後除因為擔任廣東省省長而兼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外,基本上也沒有其他軍職。 可是,中央的評價卻承認習是"我黨、我軍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人",且特別讚揚習是"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

中共中央沒有提及薄一波在軍中角色的原因外界不得而知,但不論在中共內外,薄在1931至1936年被閻錫山拘捕收押後為何獲釋卻都曾引起爭議。中共內外都有一種說法,認為薄當年出獄是因為他曾做了一些"背叛中共的事情"。

對 於這個指控,薄頗為不滿。他特別接受《人民日報》訪問,談及這段往事,有關內容在2005年8月23日《人民日報》第四版刊登。據指出,1936年,中共 北方局代表劉少奇"鑑於北方局幹部嚴重缺乏的現狀","將關在北平草嵐子監獄中經過嚴峻考驗的50多位同志營救出獄",薄就是那時出獄的。

至 於出獄後薄還跟殺掉不少共產黨人的閻錫山合作,引起外界側目。據薄解釋:閻選中他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大革命時期薄在山西從事學生運動"比較有影響", 大革命失敗後是被閻通緝的33人之一。二是閻身邊的兩個重要人物趙戴文、趙丕廉都是薄在山西國民師範讀書時的校長,另一個親信梁化之則是他的同學,是他們 向閻推薦了薄。

http://news.powerapple.com/article_attachments/file/2012075/1331788775_95120.jpg
薄熙來閉目悼念父親。沒有了父親的庇蔭,果然……

在 薄一波逝世11天後,1月26日,黨史研究學者胡長水做客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先鋒論壇",以"深情緬懷薄一波"為題,接受在線訪談與網友進行交流。胡 長水說,他覺得薄一波有五件大事在中國革命和建設史上有重大影響。而這五件大事中有四件是"文革"以前發生的,其中兩件事發生在建國前,兩件事出現在建國 後;只有第五件事與改革開放後有關。

第一件大事,1936年薄一波根據北方局的指示,根據劉少奇的指示,來到山西和閻錫山成功建立了上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意義確實是非常重大的。

第二件大事就是薄一波後來作為華北局的書記,實現了黨中央當時從華北走向全國的戰略思想,後來以華北人民政府作為班底正式建立中央人民政府,這個作用是相當大的。

第三件大事就是建國前後中央成立了中財委,當時的中財委實際上是整個國家經濟建設的總指揮部,主任是陳雲,副主任是薄一波,主持日常工作。

第四件大事就是1956年以後到"文革"前,薄一波當了十年的國務院副總理。在十年的經濟建設當中,作為主管工交戰線的副總理,做了大量的工作。

還有一件大事就是粉碎"四人幫"以後,進入改革開放時期,薄一波作為兩屆中顧委的常務副主任,先後協助鄧小平和陳雲,在幹部的新老交替,在改革開放的大問題上,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新史記》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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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陈子明:读《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台前幕后》有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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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明:读《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台前幕后》有感(下)
Aug 29th 2013, 12:35, by 明鏡雜誌




三、逼学生绝食的"黑手"

八九学运初起的时候,矛头是针对整个中共领导层的,后来学生了解到赵紫阳在1989年5月8日政治局常委会、5月10日政治局会议上积极回应学运要求的讲话,又在电视上看到赵紫阳拒绝出席宣布戒严的干部会议,才改为采取"拥赵倒李"的立场。

赵紫阳的讲话被透露到广场学生中,存在着如下的信息传递链条:高山—陈一谘—杨冠三—陈子明—《告人民书》—广场学生。5月19日中午过后,我接到杨冠三的一个电话,得知了赵紫阳的两次讲话内容和赵紫阳辞职的消息,根据电话记录,我和周舵、杨百揆等人起草了一个《告人民书》,随即派人把它送到天安门广场。这是我的判决书的一条主要罪状,事实上也是我在八九民运中介入最深的一次行动。这也可以说是1980年代两个重要的青年团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系统和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系统在双双被取缔前的一次配合行动。

我原本以为,上述链条的前端应当加上赵紫阳—鲍彤—高山,官方(媒体和法院)也是这么说的。高山只是一个副局长,怎么能够知道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内容?后来,赵紫阳和鲍彤都撰文澄清,他们并没有涉及泄密。看了《台前幕后》我才明白,高山本人正是赵紫阳积极回应学运要求的讲话稿的起草者,他根本不需要别人向他透露机密。高山等人又是何等聪明之人,鲍彤向研究室同人告别,他们岂会猜不透赵紫阳已经下台?

5月4日赵紫阳的"亚行讲话"提出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此后学生运动进入一个平稳期。学生方面和以赵紫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都在积极探寻解决问题的办法。

北京高等院校自治联合会作出了决议,在5月4日的天安门集会后,从理科开始逐步复课,此后的重心是开展校园民主和筹备与政府对话。在北高联的主持下,产生了学生对话团,对话团选举项小吉、沈彤、何光沪、江棋生、郑成武五人为常委,前两人为召集人。5月5日,对话团首次全体会议确定了三个对话方向:本次学运的性质,深化改革的措施,公民权利的落实。由沈彤负责前两个方向的准备,由项小吉负责第三个方向的准备。5月6日下午,几名学生代表向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递送了"北京高校对话团请愿书"。这份有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政法大等23所高校学生署名的请愿书说:"最近,北京及全国各地高校学生通过游行请愿等方式,反复表达了同党和政府对话的要求,党和政府领导人也多次以不同方式表示愿意同学生对话,共同商讨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们作为北京高校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本着广泛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态度,急切请求尽快同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就当前学生的民主爱国运动、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等问题,进行真诚的建设性的对话。"5月10日,对话团负责人项小吉找笔者咨询,探讨结社自由和新闻自由哪一项应作为此次运动的首要目标——是优先要求结社自由,即确认学生独立组织的合法性,还是优先要求新闻自由。我主张新闻自由优先;在结社自由问题上则可以接受一种变通的办法——不坚持要求政府承认"北高联",只要政府承认现有学生会领导机构通过自由竞选产生,就可以满足了。项小吉同意我的意见。

当局也在做谈判的准备工作。吴伟写道:"5月5日下午,鲍彤召集中央政改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开了个会,专门研究了如何解决学生的合理要求问题。这个会,是紫阳那里刚刚布置的。""大家都认为,尽快拿出几条解决群众不满的过硬办法,公之于众,让群众看到我们解决问题的决心,会缓和群众的情绪,也可以使想把事情闹大的人失去闹下去的理由,路子是对的,关键要快,要实。""老鲍在会议快结束时又作了归纳,总共有六、七条的样子。"次日上午,讨论继续进行。会后,由高山根据会上大家的意见和鲍彤的归纳,代赵紫阳起草了一份向政治局的建议稿,稿子全文如下:

政治局:

持续半月的学潮已暂告一个段落,但引发不稳定因素的社会条件并没有改变。当前,除了认真搞好各个层次、各种形式的对话,以增进政府与学生的相互理解,同时也对学生进行教育外,我认为,中央和国务院还应当主动采取一些措施,使学生和人民群众都能感觉到党和政府在反对腐败、推进民主等方面的主张,同他们的合理要求是一致的,行动是坚决的。为此,我建议:

1.鉴于国务院已经宣布对中信、光大、康华和中农信等四个公司的审计工作已近结束,为了增加透明度,建议国务院将审计报告提请6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审议时邀请各界人士旁听,审计结果通过新闻媒介予以公布。如果人大常委会认为有必要,还可根据宪法规定成立调查委员会进一步调查此事。

2.分批公布中央和国家机关现任正部级以上干部的身世、经历,以澄清社会上的各种传言,并允许新闻界采访报道以上人员的生活。

3.抓紧制订并公开现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活待遇制度。

4.作为一种特例,在最近一段时间内,由国家监察部的人民举报中心,直接受理涉及省、部级以上干部亲属问题的举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有关人士,对举报中心的立案和销案工作进行监督。

5.《新闻法》的起草工作应抓得更紧,争取年内将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建议人大常委会将草案全文公布,征求意见。在《新闻法》通过公布之前,党和政府对新闻的管理尺度应适当放宽,保证新闻机构在宪法规定的原则下进行客观报道的权力,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6.鉴于前一段对游行、示威掌握的偏严,建议全国人大考虑制订统一的《游行集会法》。在此基础上,各地可相应制订或修改有关条例,使宪法规定的公民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得到保障,同时也使滥用自由的行为得到制裁。

7.学生提出的"校园民主"的口号,我们可以接过来,并将其纳入法制和秩序的轨道。如果搞得好,这种"校园民主"将是广大青年学生学习民主、实践民主的有效形式。建议国家教委、各高等学校的党团组织和行政领导,将这方面的工作摆到重要位置,研究并制订具体的办法。

总的说来,要根本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需要长期的努力,需要在民主和法制建设方面做大量的工作。当前做好上述几件事,可能有助于事态逐步平息,并向积极的方面转化。

5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赵紫阳在这次会上提出了满足群众迫切要求的六点措施,主要就是高山代拟稿中的内容,只是删除了有关"校园民主"一条。赵紫阳还补充了一点,取消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的生活特殊供应,但75岁以上的老同志除外。赵紫阳建议,对这些意见,如果大家同意,就请新华社发个通稿,明天在《人民日报》发表。对赵紫阳提出的这些措施,万里首先表示"完全同意"。接着,乔石表态说,我举双手拥护紫阳同志的意见;李鹏则表示,这只是紫阳的个人意见,政治局还没有讨论;姚依林一言不发;胡启立则说,我拥护以上各位同志的意见。显然,会议没有形成一致意见。9日,万里在人大常委会的党内副委员长会议上,把赵紫阳的六点意见向大家作了介绍。党内副委员长们一致赞成,表示中央、国务院如不发表这些意见,可用人大常委会的名义发表。李鹏得知这个情况后,急忙打电话给万里,说政治局没有讨论这些意见,中央不同意发。他又专门给赵紫阳打电话,不同意把这些问题列入人大常委会议程。10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讨论了戈尔巴乔夫访华问题之后,赵紫阳提出了处理当前局势的四点意见:一、非法学生组织虽不能承认,但学生会改选不可避免;二、新闻开放势在必行(笔者按:赵紫阳前两条意见,与当天我和项小吉的谈话不约而同,完全吻合);三、抓廉政措施:审计四大公司,并交人大审查;四、取消对领导同志的特殊供应,75岁以上的老同志除外。接着万里发言,提出人大要组成廉政委员会。据《关键时刻——李鹏日记》透露:"在这种情况下,我(李鹏)不能不讲话了。我说,赵紫阳讲的这几条意见常委都没有讨论过,紫阳讲话不能代表常委。"在李鹏等人的明确反对情况下,这次会议仍然没有对赵紫阳提出的四点达成一致意见。(笔者按:当时政治局常委会和全体会不经常采用表决机制,导致个别人或少数人可以否掉多数人的意见。)10日下午,万里主持召开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6月20号左右在北京召开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听取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汇报、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审议《游行示威法》草案和《新闻法》起草情况的汇报。

对话迟迟不能展开,一个主要原因是李鹏等人坚持不以学运参加者为谈判对手。在赵紫阳回京前,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等曾与官方学生会代表进行过一次"假对话",对学运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关键时刻——李鹏日记》谈到赵紫阳在5月8日上午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变相承认非法产生的学生组织"问题,说赵紫阳"认为中央与学生对话也不一定都由学联或青联类官方式的学生团体参加,学校里学生自己产生的组织也可以参加,学生自愿结合也可以"。然而,李鹏与姚依林坚决反对"与非法产生的学生组织"对话,"不同意赵紫阳的意见,认为不能放弃学联和青联的领导权"。当天下午,学生代表来到国务院信访接待站,听取对6日所送请愿书的回音。人大信访局、中办国办信访局的两位局长答复说,为了搞好对话,请学联收集如何搞好对话的意见。这是根据李鹏的意思,坚持要"学联"收集意见,也就是不承认递请愿书的"北京高校对话团"是学生的合法代表。

为什么李鹏等人千方百计地破坏有意义的对话,并且破坏制定满足学生要求的若干改革措施呢?吴伟指出:"赵紫阳'转弯子'主张的初见成效,不能不让李鹏一伙极为紧张。李鹏十分害怕4·26社论被否定,他曾向阎明复说过,如果赵回来不支持4·26社论,他只有下台。现在赵紫阳要'转弯子',如果赵紫阳转弯子没有效果,那赢的是李鹏;但是转弯子有效果,赢的就赵紫阳,李鹏一伙就要承担激化矛盾的责任。显然,此后几天的事实表明,是赵紫阳要赢了。这让李鹏一伙不能不急。他们的策略,就是极力阻止、破坏赵主张的与学生的对话,重点纠缠于对话学生组织的'合法性'问题。"此外,他们还想尽办法去激怒学生。5月10日前后,何东昌(时任国家教委党组书记、副主任)召集北京十大高校的党委书记开了个座谈会,何东昌讲了话,会议的主要精神就是要查清各高校学生组织的幕后,要秋后算帐。会后,会议精神由各高校官方广播站在校园里反复播出。这种做法,又一次激起学生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情绪,最终导致了学生成立"绝食团"。



四、"5·16"、"5·17"真相

1989年5月13日上午,赵紫阳、杨尚昆到邓小平家汇报近期工作部署。这是赵紫阳在胡耀邦追悼会后第一次见邓小平。赵紫阳汇报说,政治局的一致意见,当前要疏导、分化、积极争取学生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用民主和法制的办法解决这次学潮;政治局正在研究,把廉政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等密切结合起来,采取一些实际措施和步骤,扎扎实实地加以解决。邓小平回应说:惩治腐败,要认真做几件大事,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对这次学潮,我们要尽力采取平和的手段解决。这次三人会见,表明当时邓小平还是信任和支持赵紫阳的。到了5月17日,邓小平就不信任赵紫阳了,拒绝了赵紫阳处理学运的意见,断然决定实施戒严,导致了赵紫阳的辞职(后来他虽然收回了辞职信,但已经无法继续工作)。

在5月13日至17日短短四天中,发生了什么事,使邓小平对赵紫阳的看法完全改变?这就是5月16日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谈到邓小平的一段话("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以及一些关键人物对于这件事的歪曲解释误导了邓小平。

不仅李鹏、姚依林等人将此作为"赵紫阳有意把动乱的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分裂党"的证据,就是一些在总体上同情八九民运的研究者,也给出了以下的线索:早在1988年底,赵紫阳的智囊就在香港操作"倒邓保赵";1989年2月,"终于传来了他要下台的信息"。学潮的爆发给赵紫阳提供了一个延续政治生命的机会,所以他从朝鲜回国后"就决定将矛盾公开,打起自己的'开明牌'来了"。5月16日傍晚,"玩火者"赵紫阳在问清楚是电视直播的情况下,决定在政治舞台上赌一把大牌。

赵紫阳生前,曾反复解释这件事。他的自我辩护分三个层次。首先,不存在邓小平从1988年起就要"动赵"的事,直到1989年5月13日三人见面,邓小平都是信任和支持赵的,因此,赵的"5?16讲话"不是为了自己"延续政治生命"而"玩火"、"赌牌"。

其次,这个讲话是对苏外交的需要。赵紫阳《改革历程》中写道:"在这次戈尔巴乔夫来访是中苏高级会晤,主要标志是表现在戈同什么人会晤。当然中外都知道,所谓中苏高级会晤,应是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的会晤。但是戈是苏联苏维埃主席和党的总书记,而邓不是国家主席又不是总书记,只是军委主席。因而在我的内心就是想一定要明显地表现出中苏高级会晤是戈邓会晤,不是戈与其他人的会晤。既要表明这一点,又要避免出现伤害邓的言论。原来外交部的方案是主张淡化处理,既不能回避,也不要太正式了。不上公报,不搞两党会谈,要我在会见戈时说:'既然我们两党的总书记会晤了,两党的关系自然也就恢复了。'但在我会见戈的前两天,5月13日我在邓家里谈戈氏来访的有关问题时,邓说了一句话,说他和戈会晤后,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这和原来外交部的方案不同。我非常注意邓的这句话。正因为上述这些考虑,在戈邓会晤后,我同戈尔巴乔夫会见的一开头就说,他与邓的会见,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他同邓的会见是他这次来访的高潮。接着很自然地我就讲了邓在我党的地位以及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

再其次,是国内政治的需要。赵紫阳说:"我考虑,如果通过报道说明这个情况,对于维护邓的形象会有好处。至少说明不是邓要揽这个权,而是中央一中全会共同议定了这一条。因此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便告诉他,我们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做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我们仍需要邓来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重大问题上总是向邓通报,向他请教。邓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的决策。本来十三届一中全会还议定,我们不仅是向他请教,向他通报,而且他还可以在家里召集会议,重大问题可以由他来拍板。我考虑到群众的接受程度,有意识没有说第二点。我认为这样公开说明对邓是有好处的,至少说明在组织上不是非法的,是合法的。"事实上赵紫阳并不是第一次讲这个话。三天前的5月13日,赵紫阳同首都工人代表和工会干部座谈,当场有工人代表向赵紫阳提出了"为什么政治局常委要向不是常委的邓小平汇报"这个问题。当时赵紫阳回答:"这是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是全会决定重大事情要向邓请教,这是为了整个党的利益。因为邓的政治智慧、政治经验比我们常委任何人都丰富。"赵紫阳认为"当时的效果是好的,那个提问题的工人再也没有说什么话。"《台前幕后》提供了有关"5?16讲话"的更多细节:14日晚上,赵紫阳找来鲍彤,要鲍给他准备一篇讲话稿。他跟鲍彤说:"群众当中有些话说得很难听,把小平同志说成是垂帘听政。这种说法不对,只有我们能说清楚这件事,我们要爱护小平同志的形象。我准备这两天开一个首都新闻界和宣传口的会议,把十三届一中全会上那个决议的情况通报一下。学生和群众的说法,是不清楚、不了解实际情况。"紫阳说:"学生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我们请求小平同志在重大问题上出来掌舵的。小平同志是一贯支持我们的。在我的记忆当中,不论常委讨论什么事情,还没有哪一件事情小平同志是否定的。只要我们提什么,小平同志都赞成。包括4月26日的那篇社论,也是常委向他汇报的,是李鹏向他汇报的,小平不过是同意常委的意见而已。因此,这篇社论要由我们常委来负责。"他说:"要讲清楚,在几个历史关头,小平同志起了多少重要作用。同时也要讲清楚,学生不是要民主吗?不是要反腐败吗?小平就是要民主,就是要反腐败的。要跟学生讲清楚,小平同志是最支持学生、最爱护学生的。"

吴伟写道:"5月15日一早,老鲍要我找群林等几个局级干部到325小会议室开个会。因为没有要我参加,我把人找齐后就出去了。会后老鲍告诉我,是要在小范围内组织几个人为紫阳起草一篇对新闻界的讲话稿。后来我了解到,这篇讲话的起因是这样的。几天前,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罗高寿找到我驻苏大使,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说戈尔巴乔夫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会谈是中苏两党的最高级会唔?据我们所知,邓小平同志在你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已没有任何职务。现在担任总书记的是赵紫阳同志。应当说,苏方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完全清楚的。但他们既然有意问,我们就应当给予回答。所以当我大使将这个问题传回国内后,紫阳认为需要就此问题作一说明,向全党、全国,也向全世界说明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的重大贡献和历史功绩,公开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通过的重大问题仍要向小平同志请示的决议,使党内和苏共方面了解和理解这个问题。"

"5月15日上午的会上,老鲍向陈群林、何家成、高山、陈小鲁等详细讲了紫阳的意图和他自己的想法,把初稿的起草工作交给了他们。领受任务后,这几个人迅即开始了起草工作。到16日下午,群林已经把稿子统了出来,晚上老鲍亲自改过,准备第二天报给紫阳。""稿子指出,邓小平一贯支持常委的工作,4·26社论措辞不妥的责任应该由常委会承担,首先是我(指赵紫阳本人)的责任,'因为我是总书记,而不能加到小平同志身上。'""稿子中强调,……'正确的负责任的态度,我认为应当是通过我们的工作,使小平同志所支持的希望和意图尽快实现,而不应当有意无意把小平同志推到第一线。这是党的利益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共产党员应有的起码道德准则。'稿子最后说:"我例举这些大家都知道的事实,是想再一次强调,今后,我们还将一如既往地信赖和尊重小平同志,把他的支持看成全党、中央委员会对政治局,对常委会的支持。一切误解小平同志的议论要澄清,一切无中生有的传闻要制止,而一切工作中的这样那样的问题,责任由我们来负,问题由我们来解决。" 《台前幕后》附录了这个讲话稿的全文。

5月"15日那天,赵紫阳又交给鲍彤一项任务,这就是为紫阳修改同戈尔巴乔夫会谈的讲话稿。这个稿子,最初是由中联部朱良那里组织起草的,紫阳看了以后,觉得有些地方不很合适,就让鲍彤为他修改。这样,在老鲍手里就有两个正在起草和修改的稿子,两个稿子在平行作业。老鲍考虑到,紫阳对新闻界这个讲话,讲的时间还没有确定,近几天大概是用不上。而明天,也就是5月16日下午,紫阳就要见戈尔巴乔夫。按照与外国党的领导人会谈时,都要通报十三届一中全会关于邓小平在中国党内地位的惯例,这次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也应当讲到这个问题,所以老鲍就把另外一个稿子中关于邓小平在中国党内的地位与作用的内容平移到了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稿中。"

"5?16讲话"后,赵紫阳自我感觉不错,认为"这篇讲话,一举解决了两个问题:为什么邓戈会晤是中苏的高级会晤;邓目前仍是中共最高决策者是中央全会决定的,组织上是合法的。我当时感到这次讲得非常得体,既解决了问题,形式也很自然。"如果鲍彤他们起草的那个赵紫阳对新闻界的讲话及时发表出来,就不会引起任何歧义。可惜历史没有给与赵紫阳和中国这个机会。

赵紫阳在十几年后写道:"讲话以后,开始听到的是正面的积极的反映,后来我才知道,邓的家人及邓本人对我的讲话不仅不高兴,甚而非常恼怒。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究竟邓为什么认为我是有意把他抛出来,推卸责任?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而尽到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感到我是有意伤害他,我确实对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这件事我本来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举,实在有些懊悔!"

赵紫阳在上述叙述中强调了"邓的家人"的"恼怒"。笔者在"六四"20周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写明"邓的家人"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邓榕:"多个消息来源均指出:起到邓小平耳朵作用的邓榕,在赵紫阳讲话后便拒绝接听赵的电话,断绝了邓与赵之间的联系。"当时,我依据的是口耳相传的信息,现在《台前幕后》出版后,就有了文字的证据。

据吴伟透露,关于赵对新闻界讲话这个稿子,鲍彤后来回忆说:"我写完以后,我没有马上送紫阳,而是和陈小鲁说:'你帮我给邓毛毛打个电话。或者我去,或者她来,我有篇东西要请她看一看。'我是想把这篇东西先征求邓家的意见,看这样讲是不是合适,然后再送紫阳。陈小鲁跟邓毛毛从小就熟,他们俩的家,文革前在中南海一个住在三院,一个住在四院。后来,陈小鲁跟我说:'我给毛毛打电话,毛毛说这两天忙得很,就不看了。'我只得作罢。"邓毛毛(即邓榕)如果事先看到这个稿子,或许就不会对"5?16讲话"十分"恼怒",如果她看后发表不同意见,赵紫阳也可能会放弃那个说法。

鲍彤后来说:"一直到最后,从紫阳的主观愿望说,他是要维护邓小平的,准备替邓小平做一件好事。紫阳是这么想的,我脑子里也是这么想的。后来有人说,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是把小平同志抛了出来,是要篡党夺权,把小平推到了第一线。这绝不是紫阳的初衷,也是我始料未及的。用笨脑子都可以想得明白,赵紫阳当时在中央的工作,需要邓小平的支持,而且也确实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去朝鲜前,邓小平已经明确讲了,赵访朝回来,就要把军委主席的职务交给赵紫阳。在这种情况下,主动与邓小平交恶,对赵紫阳个人,对赵所担负的中央总书记的工作,对赵所主张的用民主和法制的办法和平解决当时的复杂局面,有什么好处?根本说不通的嘛。""说实话,我在紫阳讲话稿上加上那段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话时,当时并没有想到会引来邓家那么大的反应,也并没有想到,这件事后来会成为邓、赵'交恶'的导火索。"

吴伟写道:5月17日"12点左右,我吃过午饭上楼来,看到老鲍正在和阎军、陈小鲁说话。后来阎军告诉我,是老鲍要她和小鲁给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打个电话,老鲍想和她谈几句话。我立即明白了老鲍的用意。阎军原是法制日报的记者,和邓榕很熟悉。一定是刚才小鲁和阎军把外面传说的情况向老鲍作了汇报,老鲍很着急,是想通过邓榕做一做她们家老爷子的工作,向小平把昨天紫阳见戈尔巴乔夫讲话的本意解释一下,以免发生误解,造成严重的后果。电话是在阎军的房间打的。打通以后,肖榕正在家里。阎军和她打过招呼后说,老鲍想和她谈几句。肖榕回答说:'请你转告鲍彤同志,现在已没有必要再谈什么了。'并说,'我们家老头子已经作好了第四次被打倒的准备。'她说这话时,语气显得十分激动,并放下了电话。……阎军和小鲁向老鲍汇报了这个情况,阎军并说,刚才打电话时,老鲍当时在场就好了,可以直接同肖榕讲几句话。老鲍面色平静的说,'既然是这样,那就算了,谢谢你们。'"

其实在那之前,邓小平的另一个女儿邓楠已经直接与赵紫阳通过电话。"就在5月17日上午一上班,赵紫阳就接到邓小平的女儿邓楠的电话,邓楠在电话中大骂,说赵紫阳你不讲良心!我们家老头子对你的工作从来都是很支持的,你怎么能这样做!说完就撂了电话。紫阳当时对外面的反应还并不十分了解,对邓楠这个电话,并没有看得很严重。但很快,形势就急转直下。"当天下午,在邓小平家中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邓小平决定调军队进京,实行戒严,并且指定由李鹏、杨尚昆、乔石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实施。总书记能否与军委主席见面、通电话,其决定权掌握在邓的家人和秘书手里,这是"老人政治"最恶劣、最有害的方面之一。正是这种机制直接导致了赵紫阳下台和"六四"悲剧。


五、两次"推动",不是两次"改革"

吴伟在《台前幕后》第一章,与笔者有一处商榷。他写道:"陈子明在他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亢奋到疲顿》一文中,把邓小平的8?18讲话和此后产生的一些影响,看做是1980 年代邓小平推动的两次政治体制改革中的第一次,认为这次改革的结果是发动者邓小平在党内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不得不'黯然收兵'。对这种看法,笔者并不赞成。我认为,邓小平这个讲话及其后来产生的一些余韵,并不构成中共历史上的一次政治体制改革,甚至也不能说其'胎死腹中'。因为前面讲过,邓的这个讲话的主要目的在于从华国锋手中夺权。他当时虽然对党内封建主义的影响和一些制度上的弊端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但他并没有作好发动一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思想准备和决心,而且对邓小平来说,他也并没有看到客观上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要求。"

我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亢奋到疲顿》中写的是:"1980年代,邓小平两次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次'黯然收兵',第二次'损兵折将',到1992年南巡讲话时,邓小平再也不谈政治体制改革了。这正可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说"推动",是指制造舆论,开放空间,设计方案,造成一定的气氛,不论是1978-1981年的第一次"推动",还是1986-1988年的第二次"推动",都远远没有达到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层面。现今的中国政治体制,仍然是斯大林、毛泽东所缔造的那一套模式。也就是说,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同,3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没有真正启动。

《台前幕后》所说的"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仅指1986-1988年的那一次"推动",吴伟认为,前一次"推动"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我则认为,第二次"推动"已经是"再而衰",不如"一鼓作气"有锐气。下面,从客观要求、主观认识、焦点关注、先锋大将四个方面,来比较一下两次"推动"。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中国刚刚走出"文革"时期,经济濒临崩溃,民众积怨甚深。用叶剑英的话说,有两千多万人在"文革"中被杀害和受迫害。用李先念的话说,经济直接损失三千亿元。1976年声势浩大的四五运动,直接推动了"十月政变";1977年1月以来连绵不绝的群众性抗议活动,则导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四五运动平反。人心思变,民众对旧体制的强烈不满和直接抗议行动,是邓小平得以再次复出的群众基础,也是邓小平第一次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时的客观条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陆续展开的农村经济改革和城市经济改革,使民众的生活得到改善,满意度提高,中共的政治自信也随之增强,政治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实际上并没有1978年前后那么迫切。我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亢奋到疲顿》中曾指出,邓小平第二次推动政改的一个原因是在国际上的"中苏竞争"。当时,美国《时代》周刊把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选为封面人物,戈尔巴乔夫后来居上,鼓吹"新思维"和"公开性",获得世界舆论的好评,邓小平有心要把他比下去,夺取世界"改革先生"的第一把交椅。这种基础是不牢靠的,稍有挫折就可能放弃改革。

邓小平第一次"推动"政改时,他和他的同僚的主观认识水平,要高出八年后一截。叶剑英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广大干部和群众毫无人权保障。有多少人被他们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整死了,这是一个血的教训。""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体现了我们党内的民主,西单民主墙体现了社会上的民主"。胡耀邦在1979年1月27日向理论工作务虚会传达了邓小平的一个讲话,其中提到:"十月革命后六十多年,民主没有搞好。今年上半年要写出一篇二、三万字的大文章,五四发表,从世界历史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趋势,讲清楚民主的发生和发展。资产阶级以民主起家,反对封建专制。他搞民主超过历史上存在过的一切剥削阶级。无产阶级民主应当是民主发展的更高阶段,要超过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的好的东西要大大发扬。"直到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还这样说过:"我们不能实行以党治国的办法。……要取消基层党组织的一切特权。不在这些问题上下决心进行改革,党就会处在同群众对立的位置。""要改变党凌驾于一切组织之上,居高临下的状况。要认真考虑党在整个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党的机关、国家机关怎么改革。不限于领导方式方法,有一系列改革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包括各种群众团体,党怎样领导它们,它们自己怎样活动。波兰工人不喜欢官办工会,成立了自己的独立工会。我们难道一点也没有这个问题?反正过去那套肯定不行就是了。""这个问题,国际上,比如波兰提出来了,国内也提出来了。要真正想办法改变。如果不改变,……党的各级组织很可能成为四化的障碍。"叶、邓上述三个谈话的内容,后来都没有收入他们的文选。而到了1986年,邓小平仅把政改的范围局限于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而且一再说"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还说"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也有一些好处,决定问题快。如果过分强调搞互相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他再也不提学习和发扬"资产阶级民主的好的东西"了。

第一次"推动"的焦点关注是权利问题——在法律面前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落实宪法所允诺的各项公民权利。叶剑英谈到过去在"人权保障"方面血的教训,民主墙人士任畹町则起草了《中国人权宣言》19条。胡平在民刊《沃土》发表了《论言论自由》,闵琦在民刊《北京之春》发表了《论三十年来中国公民的出版自由权》。民刊《四五论坛》和《今天》发起了1979年10月1日在北京的游行示威活动。笔者把1978-1981期间的"北京之春运动"——民主墙、民办刊物、高校竞选——称为"公民权利运动"。这一运动就其主体而言,并没有直接挑战中共的领导地位,而是要求兑现现行宪法所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选举等各项公民权利。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应当解决人权保障问题,其次才是政府横向与纵向的分权制衡问题。正如吴伟在《台前幕后》中所说:"仔细分析1986 年邓小平的这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谈话,可以发现,此时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与他1980 年在反对封建主义影响的基础上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已经有了重大差别。他虽然提到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但并不是以此为重心,而是行政改革为主线的。……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开放言论自由,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实行司法体制改革等诸多内容,邓小平都没有涉及。"谈到政改方案设计,1980年体制内外提出的几个方案(陈子明《为把全国人大建设成最高国家机关而奋斗——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建议草案)〉的几点说明》,廖盖隆《中共"庚申改革"方案》,徐文立《促进庚申变法的建议书》),都涉及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苏维埃制度)的深度改革和三权分立,笔者和徐文立还提出了全民普选与竞争性直接选举,由于顾忌邓小平的态度,赵紫阳1987年主持制定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就没有包含这些内容。

邓小平的两次"推动"有两员先锋大将,前一次是胡耀邦,后一次是赵紫阳。胡耀邦的政改努力更多体现在保障权利方面。平反冤假错案,改正"右派",摘掉"地主富农"的帽子,退赔资本家的部分抄没财产,在1982年宪法中重新写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胡耀邦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邓小平决定打压民主墙后,胡耀邦还试图加以保护。他说:"从去年以来,出现了不少自发性刊物。什么《群众参考消息》、《北京之春》、《今天》、《启蒙》,名目多了,还有什么《中国人权同盟》。……不要叫他们为地下组织,地下刊物。因为宪法上有规定,允许言论、出版自由嘛。""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留自己的看法。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邓小平说胡耀邦反对"自由化"不力,实际上就是说胡耀邦一直试图保护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保护异见人士和作家的宪法权利。正是由于有上述的努力和贡献,胡耀邦才与赵紫阳齐名,成为"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的旗帜性人物。

2013.3.18

陈子明,《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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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陈子明:读《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台前幕后》有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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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明:读《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台前幕后》有感(上)
Aug 29th 2013, 12:34, by 明鏡雜誌


笔者与《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以下简称《台前幕后》,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作者吴伟相识于1980年代中期,1989年"六四"后失去联系。几年前重新相逢,之后有多次机会促膝谈心,深入交流思想。承蒙吴伟惠赠《台前幕后》,不胜感激。

读过杨继绳著《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吴稼祥著《中南海日记》、吴国光著《赵紫阳与政治改革》,再读吴伟这本书,对于1980年代中后期中共党内的政治生态,就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台前幕后》的前半部分,与吴国光书有一定的重叠,可以互相参看;《台前幕后》的后半部分,即中共十三大以后的几章,吴国光书涉及较少,因而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读了《台前幕后》,笔者收获颇丰,同时也有一点不同意见,现分别陈述于下。

一、赵紫阳、鲍彤支持社会舆论调查和民办报刊

我和妻子王之虹以及其他一些朋友从1984年开始创办民间企事业实体。1984年创办了自强实业有限公司和北方书刊发行公司,1985年创办了北京经济研究所、中国行政函授大学和北京财贸金融函授学院,1986年创办了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1987年创办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

查日记,在1988年1月5日的所务会议上,我作为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提出本所四个学部(政治学部、心理学部、社会学部、经济学部)都要兼办一个"外化"机构。

当时,政治学部兼《中国政治手册》编委会。《手册》的主要内容包括:政治文献与政治规范,政治结构,政治人事,政治运行,政治发展及有关统计资料,政治心理,政治理论;既包括丰富的统计和调查资料,又有专家撰写的分析性文章。截止1988年底,由闵琦主编的《中国政治手册(1979-1986)》已交付云南人民出版社,由陈小平主编的《中国政治手册》1987年卷也完成了一大部分。1989年"六四"以后,《中国政治手册》未能问世,只有先行一步出版的《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闵琦,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2月版)(中国政治文化大型调查是《中国政治手册》编纂工作的一部分)得以与读者见面。

1988年2月29日,心理学部组建的北京人才评价与考试中心在科学会堂开成立大会。该中心由谢小庆任主任,王之虹任副主任,车宏生、冯伯麟、李德伟等任执委。中心承担并完成了国家"七五"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政府人员评价系统研究,根据此项成果,中心在1989年4月至6月承担了国家8个部委局首次公开招聘国家工作人员的命题和计算机阅卷评分工作。

社会学部组建了一个社会调查中心,吸收了多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首批毕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作为专职人员,培训和组建了全国3万多人的调查员队伍。中心设有网管部、培训部、抽样部、编码部、研究部、市场调查部等部门,根据严格的科学抽样方法,分别建立了全国城镇、乡村调查网和北京快速调查网,可用于学术研究和舆论民意调查。我们这个社会调查中心与杨冠三为室主任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社会调查室,相互比较了解,关系也不错。

《台前幕后》附录1是"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人员名录"。这里面的很多研究人员作为个人,与我和我的研究所同人都很熟悉,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作为一个机构,与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以及1986年我们与中国社科院团委共同发起成立的"青年政治研究会筹备组",不曾有过任何接触。"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也仅和我们有过一次接触。1988年3月5日我的日记:"上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陈小鲁、高山、王昭贤等来所里访谈,举行了一次调查中心的汇报会。"从《台前幕后》可以得知,当时陈小鲁是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高山是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综合局副局长,王绍贤是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处长。

陈小鲁等人听取汇报后,对中心的科研和调查实力表示赞赏,这使我们受到了鼓舞。中心随即开展了"人民代表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研究"、"当代大学生状况研究"。前项调研通过抽样,对1172名出席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的代表发出了问卷,回收率为70%。调查涉及人民代表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财政经济政策等的意见和态度,并对他们自身的政治认知和议政能力进行了测量。研究成果曾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香港《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1988年6月7日,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与经济日报研究所联合成立"中国民意调查中心",由经济日报研究所所长丁望任理事长,经济日报研究所副所长雷凡任副理事长,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子明任主任,白桦任常务副主任,李依萍任副主任,温铁军、史天健等任执委,郝宏生、江宏等任学术委员,机构所在地和经费开支都在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1989年初,中心市场调查部开展了首次商情调查。如果不是在"六四"后机构被查抄取缔,中国民意调查中心完全有可能成为国内最大的民意调查和商情调查机构。

我当时就很纳闷:"中央政改研究室"从来不和我们联系,这一次为什么会派人到所里来呢?看了《台前幕后》,才知道其中的原委:"1987年12月5日,在十三大后中央书记处第二次办公会上,赵紫阳谈到了社会舆论调查和民办报刊问题。他说,宣传工作要有点余地。社会舆论调查要拿一个什么样的方针?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在搞这件事,有的甚至提得很高。我们当然也应该搞,但是不要保持浓厚的官方色彩,松散一些,适当给点经费,党和国家给一些支持,间接的管。赵紫阳说,民办的可以搞,但也不要过多,可以考虑通过报刊来搞。可以作为了解人民脉搏的渠道,作为决策依据。一部分经过筛选后可以公布。"可能就是根据赵紫阳的这一指示,鲍彤布置陈小鲁对于"社会舆论调查"进行一次调研,所以陈小鲁等三人才会来我们所了解民办社会调查机构的状况。

在陈小鲁等人来所前一周,1988年2月27日,我们系统内的三个研究所(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北京思创技术研究所、北京应用科技研究所)在昊国宾馆参加了"带资办报"协议的签字仪式,由经济学部接手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主办的《经济学周报》的经营与编辑事宜。《经济学周报》改组后领导班子如下:编委会主任冯兰瑞,董事长由原社长崔绍林兼,副董事长毕谊民,副社长费远,总编辑何家栋,副总编辑王军涛,总经理陈子明。报社实行总编辑负责制,总编辑何家栋原任中国工人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退休后在我们创办的中国行政函授大学任校长。《经济学周报》改组后受到知识界、企业界和政府公务员的欢迎,订数大幅度上升,被称为舆论界两朵奇葩之一:"南有《世界经济导报》,北有《经济学周报》",后来也成为陈希同关于"动乱"报告的重要攻击对象。胡耀邦去世前曾委托夫人李昭于1989年3月2日致信《经济学周报》,表达他对周报的期望,信中说:"他认为周报不仅有学术研究,更有一定针对性和现实意义,会得到社会的信任。""他祝愿周报能越办越好,起到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作用。"

我们接手《经济学周报》后,很快就有人向上密报,说当年办民刊《北京之春》的一批人(毕谊民、王军涛、陈子明都曾是《北京之春》的编委)掌握了《经济学周报》,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胡启立下令调查,而冯兰瑞等人则承担了责任。后来的结果是在名义上撤消了王军涛的副总编辑职务(实际上到"六四"前,王军涛一直协助何家栋主持编务、撰写评论员文章),由高瑜、罗点点两位女将接任副总编辑。像我和王军涛这样有"前科"(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竞选运动)的人能够以"带资办报"方式接手《经济学周报》,并且能够安然度过来自安全部门和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压力,我们也是不曾预料到的。作为当事人,我们当时并不了解一些重要的政治背景,只是抓住了一个找上门来的机会,抱着"试一把"的心态来办报。《台前幕后》则透露了1987年底到1988年,中共中央内部对于新闻改革的酝酿情况。

1987年12月8日,新成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举行第一次全体人员会议,鲍彤在会上传达了赵紫阳要求该室研究的几个问题,其中一个是新闻改革。赵紫阳说:"新闻改革第一要搞,第二不要出什么问题。可否找三大报,新华社、新闻署座谈一下,可以搞哪些改革,注意哪些原则,需要中央、国务院哪些支持。"1988年2月,鲍彤在各大新闻单位负责人的座谈会上说:"将来我们的新闻事业到底应当是个什么格局?报纸是否也应该分成两大块搞双轨制?一部分报纸是党报,一部分报纸只是接受法律和行政监督。""在私下里,鲍彤对吴国光说,没有私人办报不可能真正有新闻自由。"1988年4 月15日上午,赵紫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新闻法还要搞,要准备它不完善,五年以后再修改。但有一个法总比没有好。"官方对于新闻改革乃至私人办报的探索,显然有利于"准民办"《经济学周报》的生存和发展。

有些港台出版物,把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与"三所一会"(国务院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中国国际信托公司国际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混淆起来,说我们是赵紫阳支持的机构,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是纯民办的研究所,没有获得过赵紫阳或者其他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的任何直接支持或资助。但是,赵紫阳任总书记时期(尤其是1987年"5?13讲话"后)所形成的那种比较宽松的政治氛围,可以说是对我们这个民办实体的一种间接支持。

二、"价格闯关"谁之错

李鹏和陈希同等人都把1989年春夏之交"动乱的酝酿和预谋"追溯到1988年的"价格闯关"。他们的逻辑链条可分为三段。

第一段是说赵紫阳犯了"价格闯关"的错误。赵紫阳在《改革历程》讲到李鹏、姚依林以"物价闯关"失败为由,向他"算账"时说:"1989 年元旦前,政治局常委开生活会,李鹏、姚依林带头批评我。其实那时他们已把我架空,但他们在会上都说我过问太多,他这个总理很难当。同时对改革开放这一套东西,提出了许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姚依林更直截了当地说,攻价格关这是什么意思?是怎么出来的?他当时没有弄清楚这话不是我先讲的,而是邓小平讲的,他以为是我提出来的,以此对我攻击,实际上要清算,来算账。这次会议很明显,矛头指向我在经济改革中的责任问题。"赵紫阳去世后,一篇名为《一九八八年物价闯关前后》的文章(署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介绍了1988年5月18日和28日,姚依林和李鹏分别去陈云处谈话的情况(陈云"明确反对拟议中的价格、工资改革办法。他斩钉截铁地讲了他的不同看法"),然后说"陈云的提醒没有被采纳。"联系上下文,该文明显是在指责赵紫阳拒不"采纳"陈云的"提醒",导致大错。

第二段是说因为赵犯了大错,所以老人家酝酿"动赵"。《关键时刻——李鹏日记》"5月28日"记载:"晚上,我和丁关根同志谈话。他对小平同志的想法比较了解。丁关根对我说,去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工会代表大会时,李先念同志找邓小平同志,谈了赵紫阳的一些问题。小平同志当时已看清楚,赵是搞自由化的人,尽早非下台不可,但由于影响太大,一时又找不到合适人选,所以下不了这个决心。"在这里,李鹏只是借丁关根的嘴说出此事,其实他早就知道并参与了"倒赵风"。他紧接着写道:"关根同志讲的这一重大人事决策过程,陈云和先念同志也对我讲过类似的情况。陈云和先念同志连续几年冬季在上海休息,经过长期考察,他们先后向小平同志推荐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通过李鹏自己的揭发,我们知道参与"倒赵风"的有陈云、李先念、李鹏、姚依林。至于邓小平,当时并不是下不了"动赵"的决心,而是对赵心怀感激,从笔者后面的介绍中读者不难得出这个结论。

第三段是说"动乱精英"为了"保赵",一手策划了"动乱"。1989年6月30日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称:"同这种'倒邓保赵'风相配合,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同赵紫阳原秘书鲍彤联系密切的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与另一个人关于时局的对话,……这个对话的核心问题,就是为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这个对话曾经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镜报》等海内外多种报刊全文或摘要刊登。"陈希同把这件事说成是为"动乱"作舆论准备。与此事有关的严家其、高瑜、王军涛、陈子明,后来成为"六四"前后的首批被捕者和通缉对象。

驳斥李鹏、陈希同等人的三段论,必须从第一段入手,搞清楚"价格闯关"是谁之错。

2011年12月15日,杨帆、杨继绳、杨沐、张木生、李伟东、白南生、崔鹤鸣、陈子明等人举行了一个小型座谈会,重点谈"价格闯关"问题。白南风在会上说:价格闯关据说是有人直接说动了邓,说长痛不如短痛,可能邓那时候也觉得寿数有限了。说的这个人也不是领导干部,我听说好像是几个高干子弟,应该不是在位的。结果说动了邓,说动了邓以后就成了政治任务了。笔者在会上说:这个事的责任,体改所首先不能承担,当时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圈子在价格闯关的问题上都不能负责任。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要归咎于邓小平本人,以及给他出主意的人。到底谁给他出的主意,进行这方面研究的人可以再挖得深一点。"六四"后归罪于赵紫阳是没有道理的。我对于邓小平这样做的动机有过文字,邓小平强调中共有"组织优势"。他当时的思路和毛泽东大跃进的思路是类似的。毛泽东依仗自己的军事经验和军事能力,认为生产和打仗都一样,按照他的"集中优势兵力"这一套干就行。邓小平对于共产党的组织优势是很相信的,认为不论计划调节还是市场调节都可以依靠组织优势来做,他觉得在当时情况下不怕出问题,出了问题我们可以用组织优势来弥补,来挽救。为什么一抢购,马上中央就能改政策?因为中央除了邓小平一个人,陈云、薄一波、王震、赵紫阳、胡耀邦,当时没有一个力量是价格闯关的积极推动力量。所以一出问题,只要邓小平一看不行,组织优势现在也控制不了抢购风,只要他一点头,马上就撤退了。

白南风和我都说不清楚给邓小平出主意的人是谁,《台前幕后》则首次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说法:"据笔者了解到,邓小平在这个时候提出'要下决心闯过价格这一关'不是偶然的,很可能与他的儿子邓朴方有关。笔者2012年5月在与过去的同事,原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副局长唐欣聊天时,听到他讲到当时的一件与此有关的事情。1987年底,曾任张劲夫秘书,当时在光大集团工作的孔丹、曾任宋任穷秘书,后到中信公司的秦晓、时任北京市物价局局长的马凯和其他几位青年学者在议论当时经济改革的形势时,提出了一个'改革遭遇泥潭期'的理论,认为,价格双轨制的弊端已经尽显,实施完全的价格改革,向单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格体制过渡,是大势所趋。但是,如果放开物价,物价势必大幅度上涨,发生抢购、挤兑,有可能出现较大规模的社会混乱,甚至天下大乱的局面。这种情况,波兰、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都有前车之鉴。要想比较平稳地度过这个'泥潭期',必须加强中央控制,这需要有强有力的政府权威。所以他们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应该趁着邓小平、陈云这些老人家健在的时候,尽早闯过这一关,把这最难过的一步迈过去。此后不久,孔丹见到老同学唐欣,谈到了他们的上述看法。1988年2月,唐欣与邓小平之子邓朴方见了一面(他们是朋友),聊天中唐欣转述了孔丹等人的'改革遭遇泥潭期'理论和上述对'价格闯关'看法。唐欣回忆当时的经过时说,'在我和朴方谈这个看法的过程中,朴方一言未发,但是听得特别认真'。唐欣在与笔者交谈时认为,此后虽然他没能再有机会与邓朴方交流此事,但邓朴方极有可能在回家后,将这种看法讲给他的父亲邓小平听,从而引发了邓小平对'物价闯关'问题的思考。笔者同意唐欣的这个看法。"

把邓小平的"决心"传达给中央政治局的人,恰恰是李鹏本人。1988年5月5日,李鹏到邓小平那里汇报工作。邓小平问: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们意见最大的是什么事?"李鹏说:"是价格问题。"他认为,是双轨价格造成的腐败和经济秩序混乱。邓小平说:"要下决心闯过价格这一关。"事后,李鹏向政治局常委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加快价格闯关、长痛不如短痛的意见。直到5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工资物价问题时,赵紫阳才开始明确谈到物价改革和"过关"问题。至于陈云对于"价格闯关"的不同看法,李鹏和姚依林并没有向中央政治局报告,赵紫阳、鲍彤、安志文(国家体改委常务副主任兼党组书记)当时都不知道。因为在邓小平和陈云意见分歧的时候,李鹏和姚依林并不敢明目张胆地站在陈云一边。

《李鹏经济日记(征求意见稿,上》记载:中央政治局作出"物价闯关"暂缓进行的决策几天后的1988年9月11日,"我去薄老处谈了一个多小时。他讲了一些小平同志讲话内容。薄老又问我,是否听到赵总书记说过物价改革是小平同志的主意。我说,没有听到他讲过这样的话。我想,总应实事求是。"李鹏的这段记载,后来在该书正式出版时,被删除了。这段记载说明,薄一波当时认为赵紫阳不愿意背这个"黑锅",会把事实讲出来,如果赵这样做了,正好成为他们挑拨邓赵关系的题材。但赵紫阳在当时和"六四"之后,一直自愿为邓小平背"黑锅",承担了"物价闯关"的领导责任。2012年7月,鲍彤对吴伟说:"当年讨论价格闯关的时候,我心里曾经有过疑惑,隐约感觉到这件事应该是邓小平提出来的,也曾为此问过紫阳,但他没有告诉我。我出狱以后,这个疑惑仍然挥之不去。2000年前后,当时我自己和紫阳都在受到监视之中,我不方便去见紫阳,我就通过朋友拐了个弯去问紫阳。过了许久,紫阳才通过别人给了我一个回答,他说,确实是小平提出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那时是总书记,是财经小组组长,我应该负这个责任,不应该由小平来承担这个责任。我觉得紫阳这个态度是前后非常一贯、非常坚定,从来没有动摇过,从没想过要把这个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我觉得他是非常光明磊落的。"吴伟认为:"也许正是通过这件事情,邓小平认为赵紫阳经受住了考验,对他是忠诚的,可以信赖的,当后来'倒赵风'刮起来的时候,他才力排众议,支持了赵紫阳。"

既然赵紫阳不是"价格闯关"的"罪魁祸首",邓小平也没有因此而起了"动赵"的念头,反而在"倒赵风"刮起来后支持了赵,后来李鹏、陈希同等人说的所谓"动乱精英"为了"保赵"而酝酿、预谋、策划"动乱",就纯属无稽之谈了。

陈子明,《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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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王晓渔:清末民初无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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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渔:清末民初无信史
Aug 29th 2013, 12:31, by 明鏡雜誌

   
  清末民初三十年,是1840年至今170年间最具复杂性的一段历史,其他时间段的历史,观者容易各自站队,捉对儿厮杀,这段历史却很难站队,而且一不小心就会站错,站在自己反对的一方却没有觉察。张灏先生把1895年至1925年的大约三十年时间(他也有1895年至1920年初大约二十五年的说法),称为思想文化的转型时代(《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思想文化常是政治的先声,如果从政治的维度来看,1898年至1928年是近代以来最为剧烈的政治转型时代。仅仅三十年时间,就历经了从帝国到民国再到党国的三个阶段,还穿插着一段疑似军国时期。

  梳理清末民初三十年的历史,殊非易事,戊戌维新、清末新政、民初共和、联省自治、以俄为师,每段历史都有无数文章可做,也有无数纠纷。所以,1928年7月,章太炎曾表示:"自亡清义和团之变,而革命党始兴;至武昌倡义,凡十一年;自武昌倡义至于今,又十七年;事状纷拏,未尝有信史……"(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序》)不要说三十年,仅是从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事件到1912年2月12日的清帝退位(或至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这么一百天左右的历史就充满各种疑问。

  关于这段历史,有一种为各方共享的标准叙述,即革命党推翻满清政府,袁世凯篡夺胜利果实。不仅传统的教材这样说,已经更新了知识结构和研究范式的学者也会沿袭这种观点。在宪法研究上很有造诣的张千帆先生,在《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中谈到满清政府,是"色厉内荏"、"丑恶狰狞",谈到袁世凯,是"见风使舵"、"老奸巨猾",认为"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开了武人干政的先河"。这些褒贬过于鲜明的描述,与书中涉及宪法理论的冷静分析形成鲜明的反差。

  历史学者马勇先生在《晚清二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里讲到同样一段历史,认为其中"不仅有孙中山的襟怀坦白、大公无私、光明磊落,也有袁世凯的勇于担当、郑重承诺,更有大清王朝满洲贵族集团执政团队特别是隆裕太后的深明大义,断然决定"。两位学者可能政治观点并无冲突,但对同一段历史的评价却是截然不同。

  可以说,至今为止,在公众层面甚至在历史学科以外的专业读者层面,"清末民初无信史"的现象依然广泛存在。尽管辛亥百年前后的众多历史读物试图校正这种现象,不过是杯水车薪,其中范福潮先生的《清末民初人物丛谈》就是被忽略的一本。

  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来看,《清末民初人物丛谈》或许没有太多新鲜史料和新鲜观点,讲述的内容在一定范围内已是"常识"。这本书有很多缺点,尤其从学术规范的角度来看,问题重重,引文时常没有出处,有时把"转引"改成"直接引用",却没有核对原文。比如《孙中山回国》一文频频引用《孙中山年谱长编》(陈锡祺主编,中华书局,1991年),仅在三处文字后注明出处,有的不注明出处,有的改成直接引用,第153页孙中山与《大陆报》记者的谈话注明出自《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580至581页,隐藏了从《孙中山年谱长编》转引的事实,如果查对《孙中山全集》,就会发现这段谈话出自第580页。

  对于一本非专业的研究性著作,似乎不必苛求。但以通俗读物的标准衡量,《清末民初人物丛谈》又不够好看,这本书更注重从事件的细节入手,但那些细节并非生动得近似虚构的八卦,有时甚至过于琐碎,以至于缺乏阅读快感。可是,序言又近似于一篇美文,从其中所展现的文字功底来看,作者的写作能力不在话下,正文中的"拙"仿佛有意而为之。

  尽管有着这么多的缺点,《清末民初人物丛谈》依然值得一读,它主要聚焦从武昌事件到清帝退位大约一百天时间,注重从立宪程序的角度观看那段历史。

  南方和南方的分歧

  《清末民初人物丛谈》没有沿用南北二元对立的模式,而是呈现了南方内部的各种分歧,同盟会和光复会的分歧、湖北和江浙的分歧、孙中山和宋教仁的分歧……通过这种分歧,可以看出民初共和的程序问题,避免把袁世凯或者"国民性"当做"替罪羊",也避免道德评判,比如称袁世凯"见风使舵"或"勇于担当"。沿着书中呈现的草蛇灰线理解那段历史,虽不中亦不远矣。

  革命党总是被等同于同盟会,但在同盟会之外还有光复会、文学社、共进会等组织,在同盟会内部也有同盟会中部总会和同盟会本部之分。仅以同盟会与光复会为例,两者有人员交叉,都主张武力推翻清廷,却存在严重的对立。后来的国民党,几乎把武装反清的功绩都归功于自己,很有"窃取革命果实"之嫌。孙中山在《建国方略》里回顾同盟会成立不久,三民主义"使革命思潮弥漫全国","慕义之士,闻风兴起,当仁不让",举例为证的第一位人物就是徐锡麟。但徐锡麟未曾加入同盟会,只是光复会成员,他在被审讯时,曾被问及是否受到孙文教令,徐锡麟的回答是孙中山何许人也,怎么能给他发号指令(《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407页)。

  范福潮对同盟会和光复会的关系做了简要的梳理,不仅指出孙中山和光复会的章太炎、陶成章之间的恩怨,还指出在辛亥时期的上海,同盟会的陈其美如何与光复会的李燮和对抗,分别成立沪军都督府和吴淞军政分府;在浙江,光复会的陶成章试图担任浙江都督,后被陈其美派蒋介石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同时提及在广东,光复会的许雪湫被同盟会的胡汉民缴械,随后死于非命,但此段描述比较简略,一笔带过。不过,书中讲到章太炎因为未获满意职位,于1912年2月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扬言"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此说不确,中华民国联合会在1912年1月成立,"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说法在1911年年底即已出现。当时章太炎致电武昌谭人凤,称:"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孙中山对此非常不以为然(《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589页)。

  从武昌首义到南京建国,南方的权力重心发生更迭,这种更迭常被忽略,仿佛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当年湖北和江浙之间围绕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有过反复拉锯:先是湖北邀请各省代表到武汉,接着是江浙邀请各省代表到上海,随后江苏都督府代表和浙江都督府代表向沪军都督陈其美通电,再次邀请各省代表到上海,决定只要两省以上代表到会即可开议。这也就意味着,江浙制定了一个自我合法化的规则。

  在书中,范福潮讲述了临时大总统之前的大元帅之争。11月1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召开首次会议。后在湖北的抗议下,联合会迁至武汉,每省留一名代表在上海负责通讯联络。12月3日,联合会在汉口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决定在选举临时大总统之前,鄂军都督府为中央军政府;12月4日,留沪代表却另行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此举在多个方面违反程序:一是留沪代表没有选举大元帅之权,二是有些投票者并非联合会留沪代表。湖北最初要求江浙取消大元帅。由于湖北和江浙战事发生一逆一正的变化,湖北方面汉阳失守,江浙方面光复南京,联合会随后又迁至南京,考虑到南北正在议和,决定"缓举临时大总统,承认上海所举大元帅、副元帅",随后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大元帅。

  关于南北议和,唐绍仪和伍廷芳的谈判众所周知。但是范福潮提醒读者,南北之间有多个沟通渠道:袁世凯派刘承恩、蔡廷幹以私人代表身份和黎元洪建立联系;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等在北洋军和湖北民军之间斡旋;段祺瑞派廖宇春、夏清诒和黄兴委派的顾忠琛进行谈判;此外,袁克定也派朱芾煌与上海方面联络。在南北议和中,唐绍仪是去武汉还是去上海,也经过一番拉锯,唐绍仪先是赶到武汉,后来又转往上海。南方代表伍廷芳的话语权非常有限,实际具有决定权的是汪精卫等,便于孙中山直接控制。南北议和中还有一个灵魂人物,上海惜阴堂的赵凤昌,此人与各方均有交往,孙中山回国后第二天就去了惜阴堂。2009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十卷本《赵凤昌藏札》,或许奇货可居,定价七千两百元。

  书中用了四页篇幅讲述刘承恩、蔡廷幹和湖北方面的对话,颇值得回味。蔡廷幹自陈在美留学期间读过《联邦党人文集》《旧制度与大革命》,亲身感受过多次总统大选和地方选举,倾心民主制度,但又认为中国需从君主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制,再过渡到共和制,理由是"政治制度根植于环境、习俗、民情和人性"。最近大热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进入中国的时间很晚,1992年才出版第一个中文译本。看到蔡廷幹在一百多年前谈及此书,不免有些意外。遗憾的是,作者没有交代这段对话的出处,查找距离这段文字最近的注释莫里循《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相关页码,也没有找到。

  早产的临时大总统

  12月29日,南北和议决定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这意味着,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留待国民会议决定,虽然民主共和是大势所趋,但从程序上说尚处于未定状态,但就在同一天,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这既违背了联合会此前达成的"缓举临时大总统"共识,又违背了召开国民会议决定国体的南北和议,在程序上存在严重问题。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誓词里表示:"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这与其说是就职誓词,不如说是辞职誓词,保证民主共和之后,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

  为什么是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很难用众望所归解释,那不过是孙中山、同盟会以及国民党的自我描述。革命党具有浓厚的会党意识,习惯于"打江山、坐江山"。早在1895年那场未遂的广州起义之前,孙中山就和杨衢云因为谁担任兴中会会长即未来的合众政府大总统而产生冲突。孙中山的亲密战友陈少白,回忆此事时强调孙中山的"高风亮节",称他不愿争权夺利,虽然当选会长,还是让给了杨衢云。但黄宇和先生在《三十岁前的孙中山》(三联书店,2012年)里认为这是虚构故事,同时指出:"在民主法治社会,当选人如果不愿意干下去,只能辞职,让选民另选贤能而绝对不能把位置私相授受。"孙中山让位杨衢云的说法,与孙中山让位袁世凯的说法如出一辙。虽然广州起义在辛亥革命之前,但是陈少白的这段回忆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国民党一统江山之际产生,似乎受到国民党的辛亥叙事的影响。

  武昌事件之后,孙中山没有立即回国,在海外奔走了两个多月,主要是为了筹款,但一无所获。他抵达上海时,称自己没带分文钱,只带回了革命精神。这句话虽然掷地有声,但革命同志并不缺乏革命精神,缺少的是革命经费。孙中山又成功地发明了一种叙述,在抵达新加坡时就向记者表示:"欧洲银行团允诺,如获得独立十四省一致推举为大总统,即可贷款协助中国建设。"(《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590页,《清末民初人物丛谈》引用时未注明出处)在给龙济光的信中,他也这样表示:"现在各国政府士夫,均望文速归,组织中央政府。此事一成,则财政、外交皆有头绪,此外问题亦因之迎刃而解。"(《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70页)

  按照孙中山的逻辑,解决南方的财政和外交问题,一定要组织中央政府,组织中央政府,非他不可。亟需经费的南方,不顾程序地把孙中山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如同章太炎所说:"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根据联合会江西代表王有兰的回忆,孙中山与联合会代表会晤,联合会拟推孙中山担任大元帅,孙中山要当大总统(代表表示需加"临时"两字),并准备在五天后就职,于是联合会在第二天投票,第三天公布结果(《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600-603页)。

  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之后,财政没有像他此前所说"迎刃而解",依然是巨大的问题。他曾向邓泽如等致电,表示"现为组织中央政府,需款甚巨",委托他们"向南洋侨商征集大款"(《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76页)。可见,成立政府非但无法缓解财政问题,还会增加支出,政府本身需要行政开支。"向南洋侨商征集大款"也很艰难,此前同盟会已经通过各种方式筹集革命经费,几近于竭泽而渔。范福潮甚至认为,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的四十三天("四十三天"之说以2月13日孙中山向参议院辞职为限,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在4月1日,此前袁世凯已于3月10日就任临时大总统),政绩"乏善可陈,唯一可以大书一笔的,便是'汉冶萍借款'"。

  袁世凯一生的"罪状",除了最后的称帝,还有善后大借款和"二十一条",这两条罪状几乎都是国民党污名化袁世凯的成果。关于"二十一条",唐启华先生在《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里指出,这是日本方面提出的要求,袁世凯没有全盘接受,而是尽力捍卫了国家利益,最后签署的条约应该称作《中日民四条约》。用袁世凯没有签署的条文批评袁世凯,可谓"欲加之罪"。

  至于善后大借款,曾在提交议会中引发激烈争论。与善后大借款相比,"汉冶萍借款"的程序问题触目惊心。"汉冶萍借款"常被归咎于盛宣怀,但在范福潮笔下(书中"陈萌明"似应为陈荫明),盛宣怀更像是"替罪羊":孙中山、黄兴与日本达成合办汉冶萍以向日本贷款的协议,不愿以政府的名义出面,以盛宣怀在国内的私产为挟制,要求盛宣怀向日本贷款;盛宣怀向日方提出抵押汉冶萍以换得贷款,对方不如所料地表示只接受合办;孙中山、黄兴又根据日本方面要求,施压盛宣怀接受合办,同时"希望将满洲委托给日本,而日本给革命以援助";中日合办汉冶萍被媒体披露之后,引发批评,孙中山将责任推给黄兴和盛宣怀,盛宣怀从"白手套"变成了"幕后黑手"。后来"二十一条"向袁世凯提出的中日合办汉冶萍,渊源自此,只是袁世凯没有照单全收。

  民初共和的两颗地雷

  袁世凯违反《临时约法》,是对民初共和的常见批评,张千帆把"袁世凯与国民党之间的权力斗争"称为"人与法的较量",似乎袁世凯代表人治,国民党代表法治。但是范福潮认为《临时约法》自身就种下了失败的种子,成为"南北决裂、遗害民国的利器"。首先,《临时约法》的制定违反了《组织大纲》,没有召集国民会议制定宪法,而是由参议院来制定。其次,《临时约法》主要是为了限制袁世凯权力而制定——最初宋教仁倾向于内阁制,而孙中山赞同总统制,希望集权于自己;等到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又主张内阁制,严格限制总统权力。

  民国定都南京,还是定都北京?张千帆在《宪法学导论》里沿袭既有之见,称"袁世凯老奸巨猾,终不肯离开其大本营,革命党遂不得不同意其在北京宣誓就职"。但是,根据当事人吴玉章的回忆,南京参议院通过了迁都北京的决议,孙中山、黄兴知道后非常生气,黄兴限定时间要求更改决议,否则"就派兵来",后来"通知所有的革命党人,必须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意见投票",决议才更改过来(吴玉章《武昌起义前后到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卷,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第120页。《清末民初人物丛谈》同样引述此段,但称"孙中山当即咨文参议院,要求复议",与吴玉章所述不符。吴玉章称,次日秘书处拟好复议咨文,由于孙中山已动身祭明孝陵,无法盖印,吴玉章请求黄兴延缓时间,黄兴称必须十二点之前改正决议,否则派兵,后来吴玉章找到胡汉民,打开抽屉取出总统图章)。

  吴玉章称:"孙中山先生为了保障共和,想出了两个自以为非常高明的办法:一个是颁布约法,想用法律来限制袁世凯;一个是建都南京,想把袁世凯调离北京这个当时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老巢。"(吴玉章《武昌起义前后到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卷,第119页)吴玉章的立场完全站在孙中山的一边,但从他叙述的史实来看,这两个"非常高明的办法"恰恰给民初共和埋下两颗地雷:一颗地雷是"以人立法",宪法需要限制政府权力,但不是限制某一个人的权利,"用法律来限制袁世凯",这是人治不是法治;一颗地雷是"武人干政",立法机构已经是革命党占据多数,仍然武力干涉立法机构,这是军政不是宪政。

  当年孙中山和杨衢云争夺兴中会会长时,孙中山一系的郑士良声称要把杨衢云杀了。对此黄宇和这样评论:"他们要推翻满清,但他们本身的意识形态,则仍是非常陈旧的。试想,按现代民主程序,所有公民都有权公开竞选,哪有某候选人的支持者竟要手刃竞选对手那样骇人听闻的事!"(《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第619-620页)在《宪法学导论》里,张千帆称"袁世凯又指使其党羽组成了公民党","袁氏御用的公民党",用"党羽"、"御用"形容多党制下的其中一党,说明作者已经有了先入之见。或许,需要听听范福潮的看法:"《临时约法》成了总统与内阁、政府与议会、中央与地方、军事与民政诸多冲突的根源,最终导致孙袁决裂、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

  回顾这段历史,如果南北和议能够以湖北的《鄂州约法》和北方的《十九信条》为基础,那将是多么美好的历史,但"美好"往往是与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无关的。

  王晓渔,《东方早报》 2013-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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