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歷史網: 杨荫榆：女校长的教育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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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荫榆：女校长的教育梦 Sep 25th 2013, 14:49, by 明鏡雜誌 杨荫榆去职后，易培基接任女师大校长。1926年1月13日，女师大师生为新校长召开欢迎大会     杨荫榆曾担任校长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苏州吴门桥，杨荫榆被日本兵杀害于此 杨荫榆的兄长杨荫杭 《妇女杂志》第4卷第9号刊载的"最近出洋留学之女学生小像"     提要：     ▲ 1935年，杨荫榆倾尽全部积蓄，在苏州创办二乐女子学术研究社，要求学生"注重道德品性，真才实学，崇尚朴实"是她最后的教育理想     ▲ 作为教育家，杨荫榆不算成功，女师大风潮使她背负了长久的骂名，她的教育理念也始终无法真正付诸实践。作为女性，身处新思想与旧道德的夹缝中，她的人生不可避免地烙下了转型时代的深深印记     ▲ 对于中国近现代的女性教育史而言，杨荫榆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复杂人物     离婚创举     1905年，晚清女界很有影响力的刊物《女子世界》，在第2卷第3期的"国内记事"栏目中刊登了一条简短的新闻，题目为《离婚创举》。新闻的内容是一位上海务本女学堂的学生，结婚后因为丈夫和公婆的专制，不能返校读书，因此要求离婚。     新闻虽然只有寥寥几句话，但这件事委实不同寻常。而且离婚的这位女士也非同一般，她姓杨名荫榆，江苏无锡人氏。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这是一位掀起过大风浪的女人。她第一次出现在报刊的版面上，竟然是如此特殊的情形。     据 多年以后杨绛的回忆，她的三姑母杨荫榆长得不好看，性格也倔强，从小就不得父母的欢心。或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家里给她定亲也比较草率，仅仅因为门第相当， 在不知底细的情况下，就将她嫁给了一个弱智的蒋姓男子为妻，"那位少爷老嘻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拉子"。这段短暂的婚姻生活非常不幸， 杨绛的回忆中对此有详细的描述:"我不知道三姑母在蒋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听说她把那位傻爷的脸皮都抓破了，想必是为自卫。据我大姐转述我母亲的话，她回 了娘家就不肯到夫家去。那位婆婆有名的厉害，先是抬轿子来接，然后派老妈子一同来接，三姑母只好硬给接走。可是有一次她死也不肯再回去，结果婆婆亲自上门 来接。三姑母对婆婆有几分怕惧，就躲在我母亲的大床帐子后面。那位婆婆不客气，竟闯入我母亲的卧房，把三姑母揪出来。逼到这个地步，三姑母不再示弱，索性 拍破了脸，声明她怎么也不再回蒋家。她从此就和夫家断绝了。"     在杨荫榆的离婚新闻之后，《女子世界》的主编丁初我写了一小段感言，表彰此举是"女子不依赖男子而能自立之先声也"，但同时也承认"此事闻之恶浊社会，鲜不骇且怪者"。     在 与她关系更为密切的家人看来，这段悲剧婚姻对杨荫榆的伤害实在太大。她的兄长杨荫杭曾感叹"申官如果嫁了个好丈夫，她是个贤妻良母"。杨荫杭的夫人对这个 长期赖在娘家的小姑子也颇为纵容:"三姑母要做衬衣———她衬衣全破了，我母亲怕裁缝做得慢，为她买了料子，亲自裁好，在缝衣机上很快的给赶出来。三姑母 好像那是应该的，还嫌好道坏。"只是家中的小辈们对杨荫榆多无好感，一则是为"受欺负"的母亲打抱不平，二来也因为这个三姑母的脾气实在古怪别扭，让人难 以亲近。杨绛就承认"我不大愿意回忆她，因为她很不喜欢我，我也很不喜欢她"。     杨荫榆离婚之时，不过十八九岁的年纪。在这之后，她 基本断绝了婚姻的念头，外出求学就业，成为职业女性，致力于自身能力的培养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如杨绛所言，"她挣脱了封建家庭的桎梏，就不屑做什么贤妻良 母。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对恋爱和结婚全不在念。她跳出家庭，就一心投身社会，指望有所作为。"只是身处一个内忧外患、动荡不定的时代，这条"有所作 为"的道路，她走得也并不顺利。而个人与时代之间这种微妙的契合与裂缝，未尝不是她坎坷一生的写照。     女学堂的女校长     从上海务本女学堂毕业后，杨荫榆考取了公费，于1907年赴日留学，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博物科学习。直到六年后的1913年，才从日本毕业归国。在苏州短暂地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她便来到北京，担任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监兼讲习科主任。     这是杨荫榆第一次与这所国立女子最高学府发生联系。在担任学监的这段时间内，这位勇敢打破旧式婚姻藩篱、又从海外学成归来的传奇女子，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 信。杨荫榆自己对这份为人师表的工作也颇为满意，对青年学生很是喜爱。谈起学生们的一些趣事，脸上每每"笑出细酒窝儿"。这确实是她人生中难得的一段舒心 时光。     1918年，教育部首度选派教授赴欧美留学，杨荫榆入选，将赴美攻读硕士学位。在火车站欢送的人群中，来了好些女师大的师生，个个都哭得抽抽噎噎的，让当时年幼的杨绛很是惊奇。后来她回忆起这一幕，方才醒悟到"那天也许是我三姑母生平最得意、最可骄傲的一天"。     因为与女师大的这段渊源，杨荫榆1924年回国后担任女师大校长一职，就显得顺理成章了。而且她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教育学，在专业知识方面也是旁人所不能及。更重要的是，她是当时国立高校的第一位女校长。在中国近现代女性教育史上，无疑具有开先河的特殊意义。     自 1908年京师女子师范学堂设立以来，其历任校长均为男性。在杨荫榆之前执掌女师大的，是鲁迅的好友许寿裳。他对于学校的发展建设颇有功绩，但始终不得学 生的好感。学生们曾集体决议反对他，并赠送了他"德谟克拉东"这个广为流传的外号。因此，许寿裳辞职时推荐杨荫榆继任，声称"办女校最好是用女校长"，显 然也是有感而发。     有了这种种铺垫，杨荫榆走马上任可谓众望所归，女师大校内"一部分人的欢迎声，校中的帖纸写出欢迎字句，应有尽 有"。就连以后在学潮中最积极的反对者许广平，也承认曾对杨荫榆当校长一事有过期待:"关于她的德政，零碎的听来，就是办事认真，朴实，至于学识方面，并 未听到过分的推许或攻击，论资格，总算够当校长了。而且又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的女子做大学校长，是多么荣耀呀!"     但这一次重回女师 大，杨荫榆的境遇与几年前却大不相同。从1924年2月就任，到1925年1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向她递交要求去职的宣言，"驱羊(杨)运动"随即爆发，不 过短短一年的时间。过去的"满纸欢迎"变成"自行引退，以让贤能";"认真朴实"的好评，也被"专横恣肆，暴戾无忌"的抨击所取代。这种转变的速度之快与 幅度之大，确实令人惊异。     由于积怨甚深，甚至杨荫榆的外貌、衣着和言行举止都备受攻击。在女学生的笔下，杨荫榆是"控着拳，走着八字路，扭进课堂"。或者"整天的披起钟式斗篷，从大清早出门四处奔走，不知干出什么事体"。     这 披着"钟式斗篷"的"拟寡妇"形象影响之深远，恐怕是女学生们始料不及的。直到1970年代出版的研究专著中，还能看到这样的想象:"一个女人，扎着白头 绳，穿着黑花缎的旗袍和斗篷，像阴影似的在女师大校园内游荡着。她就是杨荫榆。"杨绛也曾听说，"某一部电影里有个杨荫榆，穿着高跟鞋，戴一副长耳环"， 其与真实人物的反差之大，使得她不禁哑然失笑。     "驱杨运动"的导火索，是1924年秋季杨荫榆以"整顿校风"的名义，开除了几名暑 假后未能按时返校的国文系学生，引发了学生的集体不满，风潮由此酝酿而生。但这场持续了两年多的女师大风潮，并不仅是校纪整顿这么简单。其背后关涉的是不 同教育理念的冲突和高等教育环境的变化，并与"五四"以来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与分化密切相关。     女子该如何教育?     在 具有上任宣言性质的《本校十六周年纪念对于各方面之希望》一文中，杨荫榆写下了这么一段话:"窃念女子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且为国民之母之母，其关系顾 不重哉？"这段话的行文方式虽然有些别扭，但本质上是继承了晚清以来对女子教育的发现与重视，依旧是"女性者国民之母"、"欲强国必由女学"等启蒙观念的 延续。但这篇文章在《京报副刊》登出后，却招来了不少嘲笑。有学生以"国民之母之母之婆"来讥讽杨荫榆，以抗议她对女师大所采用的家长式管理。     以 家庭模式来治理学校，是杨荫榆执掌女师大的主要理念之一。在她看来，"为尊长者断无不爱家属之理，为幼稚者亦当体贴尊长之心"，维护师长的尊严和师生之间 的上下秩序，是保证良好校风的关键。她上任以后对女师大的人事制度和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整，其中最关键的部分是削弱了评议会和教务处的作用，而加强了校长的 权力。这显然与当时大学普遍推行的"教授治校"的宗旨相背离，对杨荫榆"擅自威福""排斥异己"的批评，也多源于此。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入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精神，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思想，"天地君亲师"的权威就受到了激烈的挑战。传统的家庭制度和伦理道德遭到批判，封建家长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在这样的社会思想环境中，杨荫榆推出"学校犹家庭"的论调，愈加显得不合时宜。     作为教育学专业的硕士，杨荫榆并未提出体系化的教育理论。但在美求学期间，她受到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强调道德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落实到女师大和1920年代中国的具体环境中，这种对于道德完美的推崇则呈现出鲜明的保守主义倾向。     杨荫榆注重学生的学风品行，要求"今日女子教育，道德与知识并重"。但她对于女性品德的判断，依旧以"婉顺""循谨"为标准，不能容忍学生的"率意任情之 举"。受早年不幸婚姻的影响，她对男女问题显得过分敏感。1930年代在苏州，因为督学在表彰她教学水平的通稿中使用了"鸾凤"二字，杨荫榆认为是对自己 离婚的嘲讽，大怒之下，连上数道呈文要求将督学罢免。受此心态的左右，在女师大期间，她对于女学生与男性的交往和恋爱往往予以压制。这无疑与"五四"女性 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思潮相抵触，必然招来广泛的反感与对抗。     杨荫榆不懂政治，也要求学生闭门读书，不参与公众活动。作为校长，她未对 学生关注社会的热情进行引导，而是简单地将其斥为"学风不正"，使得师生关系进一步恶化。"五卅惨案"发生后，为阻止女师大学生罢课游行，她借口暑假整修 宿舍，叫来警察强迫学生搬出学校，并解散学生自治会，最终酿成了"八一惨变"，招致社会舆论的同声谴责。周作人就曾说过，对于杨荫榆本无成见，"总当她是 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怀着相当的敬礼"。直至"八一惨变"的带兵入校，情况才有所变化:"手段恶辣至于如是，我真为杨女士可惜，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的影 子真是一点都不见了。"     对于杨荫榆在女师大腹背受敌、动辄得咎的尴尬处境，杨绛有这样的判断:"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 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当前的时势，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这应当说是较为公正的评价。杨荫榆1918年赴美，未曾亲历五四运动，没有亲眼看到女师 大的学生如何砸开学校的后门参加游行。当年她作为学监，与校长方还共同制定学校准则，推行贤妻良母式的教育方针，要求学生必须身着绿衣黑鞋，头上梳发髻， 不得随意与外人交往。她没有亲眼看到这些规则在五四运动时如何受到批判，如何被列出"十大罪状"而遭到驱逐。与时代的隔膜使得她固守旧传统，未能及时更新 自己的观念。作为曾深孚众望的女校长，杨荫榆却未能在推进女子教育发展上多有贡献，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遗憾。     最后的理想     1926 年8月，教育部接受了杨荫榆的辞呈，"驱杨运动"就此结束。杨荫榆随即离开北京，回到了苏州的兄长家。在侄女杨绛看来，这一次再见到的三姑母，似乎有了很 大的变化:"我记得小时候在北京，三姑母每到我们家总带着一帮朋友，或二三人，或三四人，大伙儿热闹说笑，她是不孤僻的。可是1925年冬天她到我们家的 时候，她只和我父亲有说不完的话。"     杨绛曾说过，杨荫榆长相不美，可也不让人感到丑，"皮肤黑黝黝的，双眼皮，眼睛炯炯有神"。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她"笑时两嘴角各有个细酒涡"。只是从北京南归后，杨荫榆的性格变得愈加孤僻和偏执，这种"笑出细酒涡儿"的场景，在杨绛的记忆中越来越少了。     女师大事件的另一个后遗症，是杨荫榆作为教育家的自信心受到了打击。1927年以后，她先后在苏州女子师范、东吴大学、苏州中学等学校任教。由于教学认真， 尽职尽责，颇受师生的好评。但她不通人情世故，不善处理矛盾。尤其是对待青年学生，她似乎有一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态，由昔日的严厉一变而为 纵容，又每每因此生出许多事端。而一旦说错话或做错事，她会陷于自责中难以自拔。用杨绛的话来说，"这是一个伤残的心灵。她好像不知道人世间有同情，有原 谅，只觉得人人都盯着责备她，人人都嫌弃她，而她又老是那么'开盖'。"     然而，杨荫榆对于女子教育的理想始终未曾放弃。1935 年，她投入几乎全部积蓄在苏州创办二乐女子学术研究社。学校规模不大，从小学、初中、高中到研究班皆有。"招收已经服务社会而学问上尚想更求精进的或有志 读书而无力入校的女子，援以国文、英文、算学、家事等有用学问"。杨荫榆对"二乐"学生的要求是"注重道德品性，真才实学，崇尚朴实"，这与她在女师大所 推崇的教育观念如出一辙，可见她并未因为屡受挫折而有所更易。但这个理想主义的实验品只支撑了一个学期，终因资金困难而黯然结束。     之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苏州沦陷。因为精通日语，杨荫榆常帮助邻居与日本占领军交涉和抗议，最终招来杀身之祸。1938年1月1日，杨荫榆被日本军人杀害 于苏州盘门外的吴门桥。她的尸体由一个木匠入殓，直到1939年才和杨绛的母亲一起下葬:"我看见母亲的棺材后面跟着三姑母的奇模怪样的棺材，那些木板是 仓卒间合上的，来不及刨光，也不能上漆。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     战后，一位杨家的老朋友在报刊上撰文悼念杨荫榆之死，肯定其风骨不凡，亦认为"女士孑然如老尼，顾性卞急，不能容人过，往往与人龃龉。杀身之祸，盖基于此"。其实，杨荫榆一生的是非波折，也多与她"不能容人过"的操切性格有关。     《中华读书报》2013年09月18日，摘自《看历史》，作者颜浩，2013年9月出版，定价：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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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月刊: 習近平整黨就是整人，整人從政治局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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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整黨就是整人，整人從政治局整起 Sep 25th 2013, 08:35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劉曉 　　十年前的"胡溫新政"迷惑了中國很長時間才"露餡"，可習近平推出的"中國夢"剛剛面市半年就快破碎了。習近平的處境，習近平的強硬，還有習近平的不自信，習近平的向左轉，已在剛剛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暴露無遺，讓外界逐漸看清中共新一代掌舵人的真實面目。 　　 　　整黨就是整人 　　 　　從4月份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習近平首次發出的"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為內容的整黨信號，到6月18日習近平首次召集七大常委等中共高層參 加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工作會議"，再到6月22日至25日高規格的中央政治局專門會議，將一場全面鋪開的全黨整風運動提昇到中共最高決策層—— 中央政治局的層面。 　　在4月份習近平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中共中央決定從下半年起，由中央政治局帶頭，用一年左右時間在全黨自上而下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這意味習近平接班後首次整黨運動即將展開， 　　北京分析人士稱，按照中共術語，習近平提出的"照鏡子"即是對照學習黨章，找出自身缺點；"正衣冠"是指糾正自身錯誤；"洗洗澡"是要接受同僚或下屬批判；"治治病"則是處理不合格黨員，或紀律處分，或清除出黨。 　　不過，網民們對上述術語卻有另番解讀：共産黨的官兒哪有不喜歡"照鏡子"的，可越照情色醜聞越多；衣冠正不正都沒關系，反正貪官們個個都是衣冠禽獸；"洗洗澡"還是免了吧，要不越洗越髒；"治治病"倒是應該的，起碼可以防止性病愛滋蔓延民間。 　　但在西方媒體看來，習近平重提走群衆路線，就是要走回頭路。當時，有評論稱，習發起整黨運動，再次向世人展現了他的政治面貌：他就是一個充滿了毛主義色彩的政治保守派。或許他不贊成文革，但是看得出來，他對毛澤東和中共在文革前搞得那一套非常眷戀。 　　6月18日召開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工作會議"，提出要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這"四風"進行整治。第二天，《人民日報》 發表《始終保持與人民的血肉聯繫》的社論，強調"執政黨的黨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最大危險就是脫離群眾"。 　　中共黨報有關習近平重提毛時代"群眾路線"的社論出籠後，北京近代史學家章立凡評論說，在上一輪針對憲政的批判宣傳後，習重提毛時代的"群眾路線"，可能是新一輪整黨的先兆，估計有一些人會被拋出來祭旗。 　　一位北京政治觀察家指出，"習近平所要搞的整黨，其實就是整人，當年老毛一要整人，就大搞群衆路線。現在習近平大談走群衆路線，其實就是想用群衆去整人。" 　　 　 習近平滿面笑容主持整人的政治局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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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关于所谓的胡耀邦“谎报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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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所谓的胡耀邦"谎报军情" Sep 25th 2013, 12:25, by 明鏡雜誌 　　事情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 　　从1966年5月底6月初，北京开始向人民日报社和北京大学派工作组，到7月底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作组一共只存在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真正动机并不了解，他们按照过去传统的工作方式，想用工作组这种形式来保证局势的稳定和党的领导不致中断。面对前所未有的群众运动形势，无论是刘、邓等人，还是工作组的成员都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他们犯错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这又给毛泽东提供了进一步整治中央第一线领导人的口实。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 　　毛泽东严厉批评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提出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他说：不准包围报馆，不准包围省委，不准包围国务院，不准到中央来，都是阻碍群众革命。 　　7月25日晚，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到北京大学召开座谈会，随后又召开了有万人参加的"辩论大会"。会上的辩论很激烈，一些学生发表了严厉指责工作组的讲话，批判工作组把"六一八"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把北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镇压了下去，把学校搞得冷冷清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彭小蒙在会上控诉了工作组的"罪行"。康生在大会上说："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引起群情激奋。 　　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7月27日，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在北京展览馆召开革命师生代表大会。北大附中"红旗"的彭小蒙在发言中介绍了江青等人7月25日晚在北大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内容，引起与会者的轰动和会场的混乱。会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当场宣布"罢海淀区工作队长周杰的官"。在7月28日西城区召开的革命师生代表大会上，江青也派人去罢了西城区工作队队长胡启立的官。[1] 　　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在这几天之内，北京大中学校内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的几次讲话中，大多数人都能清楚地预感到：工作组的末日到了。 　　海淀区的许多学校发生了驱赶、殴打工作组人员的现象。打得最惨的是十九中工作组长缪子玲。她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血浆凝住了衬衣，衬衣根本脱不下来，只能一条一条地剪下来，在场的医务人员一边剪一边流泪。中央团校副校长马石江（海淀区66所中学的工作组都是由中央团校派出的）组织人员起草了给中央的信，报告了因王力罢周杰的官而引发学生打、撵工作组的情况。马石江还让被打的工作组成员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华北局三处告王力的状。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陈伯达还向胡耀邦发难，说胡是"谎报军情"。[2] 　　当时有红卫兵小报称：毛泽东为中央团校教师被红卫兵殴打事件报告不实，批评邓小平"谎报军情"。中央团校教师被打是胡耀邦在人民大会堂门口向邓小平报告的，邓小平告到毛泽东那里。后江青派人核对，向毛泽东报告"查无此事"，毛泽东才发了脾气。 　　1966年8月6日，江青等在天桥剧场参加关于"对联"的辩论会后，还找北大附中的彭小蒙、清华附中的卜大华等一些中学生谈话。据卜大华回忆，江青在谈话中指责团中央害怕群众，是胆小鬼，还谎报军情。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在后来一次讲话中，谈到了所谓的"谎报军情"，并透露出当时的一些细节。 　　关锋在讲话中说："现在的形势大好，运动在不断发展，这是本质，这是主流。我们不要被一些现象，一些假象所迷惑，不要被谎报军情的东西所迷惑。就是有那么一些人谎报军情，说有50多个学生去批判他们，围攻他们，要求罢胡启立的官。他就要中央表态，说现在要不要纪律，罢官要不要中央批准。其实，当时的学生哪有今天这样激烈。我当时在那个地方，我们提出议论，是不是谎报军情？可是当时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不以为然，就叫我和王力同志去。我们去看了看，果然是谎报军情。有什么围攻，就是几个人坐在那儿谈话，要求罢胡启立的官，并没有要求非答复不可。当时胡启立不承认错误，我当时批评了他，他就在学生面前反驳我，他说，这些错误都是右派搞的，自己没有错。在学生面前不敢承担一点责任。"[3] 　　文革初期的撤销工作组是一件大事。撤销工作组致使党对大中学校领导的中断，导致了学生运动的失控，"破四旧"、抄家、打人以及一系列恐怖事件的发生，都与撤销工作组有直接的关系。 　　毛泽东认为工作组阻碍运动，必欲除之而后快。对反映工作组被驱赶、殴打的报告，他是不以为然的，他也就很容易地相信是"谎报军情"了。在这之后不久，红卫兵杀向社会，开始"破四旧"，大批文物被毁，也有报告上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奉命去查，回来向毛泽东报告说"文物毁坏并不严重"。8月20日,毛泽东也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在林彪转送的反映有关"破四旧"行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解放军报总编室编）上批道："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4] 　　毛泽东是个大政治家，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在细节问题上他并不是很在意的。 　　（2006年10月11日）        注释： 　　[1] 郑洸：《"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的历史公案》，《青运史研究》1998年第1期。 　　[2] 见《用火写在天空的生命——纪念马石江同志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74－75页。 　　[3] 关锋对中央和国务院文革接待室工作人员的讲话，1966年12月11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8页。 　　卜伟华，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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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共进会缘何刺杀宋教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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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进会缘何刺杀宋教仁？（下） Sep 25th 2013, 12:23, by 明鏡雜誌 　　革命党人的社会地位在上升，帮会的社会地位未升反降。革命党人沿着正常的轨迹完成了社会角色的转变，帮会则原地踏步，依旧是原来的作派。随着社会转型，彼此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彼此的利益趋同也变得不一样。这个时候曾经的盟友成了革命党人的两难选择，继续过去，保持关系，会影响自身形象，损害自己利益，加以提醒，甚至警告，又全无效果，不起作用。他们拿不出更好的办法，也没有认真考虑过相应的对策和切实的措施，因此采取回避的办法，疏离的手段，甚至"辟以止辟"，强硬打压。原本的热乎开始变得陌生，而陌生的背后则透出一股冷默与不屑。 　 　　由此可见，革命党人与帮会的关系变化，除了各自原因外，还有社会角色转变形成的巨大落差。归根结蒂这不是是与非的问题，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关系问题。 　 　　三、现实处境与帮会心态 　 　　共进会实施刺宋，与帮会现实处境有关，与革命党人的态度有关。在帮会的记忆中，有的只是曾经的付出，在他们的意识里，"打天下坐天下"理所当然。诚然，帮会革命有功，谁也不能否认，但是当年的功劳被他们的记忆无限放大，以至于老子天下第一，天下应当归我。且不说作为革命追随者，这种想法多么幼稚，但产生的的后果却实实在在。它影响了帮会后来的所作所为，造成了对社会的巨大危害，也造成了自己不利的处境。 　 　　辛亥光复后，帮会变得肆无忌惮。陕西哥老会"恃功骄恣，气焰日盛"，以为革命成功"纯系帮会之功"，故不仅遍设码头，抢占地盘，还"擅用公款，处理词讼，干涉地方行政，俨然把'码头'置于地方行政之上"。江西洪江会擅自课税，"驱逐警察，召集党徒，办理保安团"，以致会匪一家，"无兵不匪，口唱洪江，大呼革命，狐鸣篝火，一夕数惊"。安徽光复，由九江调来的黄焕章部"多洪江会匪"，他们强索饷项，洗劫藩库，安庆城内，富户遭抢，无一幸免。黄还"隐然以皖军都督自居"，并杀害安徽光复功臣、革命党人吴炀谷。至于会匪勾结，帮会械斗，洗劫村庄，越货杀人，强索钱财，强迫入会，抢夺县城，干涉行政，私理讼事，私设弄堂等等，几乎遍地都有，江西、广东、四川、江苏、云南、广西等莫不如是，结果"交通绝，民食困"。 　 　　帮会横行，不仅危害社会，扰乱治安，引起民众强烈反感，同时也损害了新政权的权威，削弱了社会控制机能，处于执政地位或掌握地方政权的革命党人于是难以容忍。1912年1月29日，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孙中山致电江西都督马毓宝："近闻省垣时有呼群聚啸，扰害地方之事，倘不严申禁令，殊与本总统建立共和民国宗旨有违，即各界保民起义，初心亦当不愿有此。建设之事较诸破坏尤难，务当化除畛域，合谋统一，所有朋比异同，易于误会之举，尤宜痛行戒绝，民国前途实有赖焉。"随即，云南都督蔡锷于2月发出《严禁开公口山堂告示》，声明现在帮会"失了原来的宗旨，不能算为良民"，"如不晓得改过，私立名目，私结党羽，扰害一般人民，……本都督府只有按律惩治"。云南哥老会首领傅秉章等不听劝告，果然"按律"正法。李烈钧接任江西都督后，面对境内会匪一家，"无兵不匪"，帮会横行，百姓惶恐的状态，采取打压手段，坚决镇压滋事帮会，先后处决多名会首，并发出"辟以止辟"的强硬声明。沪军都督陈其美也公开劝告帮会不要再"借结党立会之名义，以蕲实行其自私自利之诡谋"。为了改造帮会，他与于右任等发起中华和平会，试图以新的社团代替旧式帮会。会章指出，"以前各种党会，无非同抱复仇主义，今目的已达，俱须一律取消旧会名目"，"倘仍各分党派，扰害公安，或并秘密结盟，行为不轨，即系甘堕下流，为民国公敌，本会既负维持和平之责，即有保卫治安之权，得以公共法律制裁之"。陈其美愿望很好，但没有进一步的实际措施，因此对具有顽固性的帮会来说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共进会成立后，帮会状态依旧如故，许多会匪反而打起共进会旗号更加变本加厉，帮会处境越加窘迫。浙江都督朱瑞于浙江全境查禁共进会，并照会江苏一体查禁。江苏都督程德全也对共进会实行严厉镇压，采取取缔措施。共进会势力，主要在江浙一带，江浙合力打压，共进会的生存空间日见萎缩。加上会长应桂馨参与湖北马队被黎元洪通辑，更似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共进会的问题，引起北京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应各地政府的要求，袁世凯于1912年9月发出了严禁秘密结社的通令，主要针对共进会。现实处境如此糟糕，而革命党人不是参与打压，就是采取回避，帮会变得愤愤不平。对现实强烈不满，心态开始失衡。他们原以为革命有功，革命成功后会有所回报，可是革命成功后获得的一些权位正在丧失，得到的一些好处正被剥夺。社会不容纳他们，革命党人也跟着指责，跟着打压。如果说其他政治势力对其如此还可容忍的话，那么革命党人的态度与做法他们却无法忍受。他们曾经跟随革命党人，曾经是出生入死的盟友，可是在最需要帮助，最需要伸出手来拉一把的时候，革命党人却转过身去。革命成功后他们被边缘化了，他们没有从自己的身上寻找原因，却把怨恨聚集在革命党人的身上。他们产生了失落感，有一种被愚弄、被抛弃的感觉。因为这种感觉，他们由愤生恨，形成了寻机报复的心理，欲对革命党人下手。 　 　　应桂馨庭审时与辩护律师爱礼司的一段对话很有代表性，很能反映当时帮会的一般心理，尽管其辩护律师是从帮其开脱的角度发问。 　　爱：汝自己有会否？应：有。 　　爱：何会？应：共进会。 　　爱：为何设此会？应：因同盟会自合并国民党后，即将从前分子之青红帮等置之脑后。 　　爱：青红帮是组织？应：与从前之同盟会相同。 　　爱：青红帮系何种人组织？应：前清时贩盐的、当兵的。 　　爱：国民党不管此种人，为何汝要设共进会？应：前清时共图革命，今国民党只顾自己做官，且反对青红帮，故设会保护他们，使有法律保护。 　　爱：孙文来沪时，汝记得否？应：记得。 　　爱：孙到申时，汝曾照料否？应：曾照料。 　　爱：如何照料？应：其时英捕房不认为交战团体，不派捕照料，故住在法界，所有房屋器具及种种用费均是我的。 　　爱：汝偕孙至宁否？应：是。 　　爱：其时即派为庶务长乎？应：在沪时即委。 　 　　显然，民初社会转型时期的帮会问题是一个复杂棘手的难题。社会趋于稳定，国家力求进步，此时的帮会因其长期积淀的习性和隋性而显得格格不入。既然不能与时同进，社会便难容纳，当政者自然也会考虑处置对策和解决办法。问题是，现时的帮会曾经致力于革命，为这个新时代的到来作过贡献，因而情况便显得特殊，问题便变得复杂。这是一个难题，这样的难题，对一度执政或至少掌握一定地方政权的革命党人来说，听之任之固然不行，急于处置也未必明智。因为政局尚不稳固，社会尚不成熟，各种机制尚不完善。条件尚不成熟而急于强硬处置，如果有人另存私意，加以利用，就难免一发千钧，酿起大祸，进而引起争端，波动政局，影响社会稳定，滞缓国家进步，甚至改变历史发展的进程。因此，社会转型时期帮会处置是一个大而重要的社会难题，稍有不慎，略有不当，就会引起政治突变，社会动荡，共进会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难题。 　 　　四、政府因素与金钱需求 　 　　报复革命党人，为什么选择宋教仁。应桂馨的函电里，隐约可见一些倪端。1913年2月2日应桂馨致电国务院说："孙、黄、黎、宋运动极烈，黎外均获华侨资助，民党忽主举宋任总理。"　3月14日又密电洪述祖："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显然，应桂馨对国民党内的实际情况颇为了解，知道宋教仁的地位已上升到能与孙中山、黄兴、黎元洪相提并论的程度，国民党将推举宋教仁出任未来的内阁总理，并且还知道"梁山魁首"、国民党实际领导人是宋教仁，目前正是他在四处活动，构成对袁世凯政府的真正威胁。应桂馨不仅掌握这些情况，而且关注着宋教仁的动向。3月13日他给洪述祖的信中说道："《民立》实记豚初在宁之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宋教仁原来的公开讲话尽管也抨击时政，但从不点袁世凯政府之名，而3月9日在南京国民党支部欢迎会上的演说，则开始公开指责袁世凯政府是"不如人意之政府，退步之政府"，并强调"混合、超然诸内阁之敝，既已发露"，故必须由国会之多数党一党组阁。因为了解宋教仁在国民党内的实际地位和未来政治角色，因为清楚宋教仁的政治主张实际代表了国民党的行动纲领，所以选择宋教仁为报复对象，是有针对性的，用应桂馨的话说是"釜底抽薪"。 　 　　选择宋教仁为报复对象，起先只是考虑"毁宋"，向社会抛出所谓不良证据，来诋毁宋教仁的名誉，破坏革命党人的形象。应桂馨曾派人到日本搜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劣史"，在2月2日致国务院的电报中他提到："已向日本购孙、黄、宋劣史，黄兴下女像，警厅供抄宋犯骗案刑事按照权利提票，用照片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可是转眼他便觉得"毁宋"太慢，一时又难以拿出证据，于是"欲为釜底抽薪法"，干脆采取"去宋"手段。从"毁宋"到"去宋"，其中之变还有更深原因，用其话说"若不去宀木，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这里所谓的"大局"，便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所以选择宋教仁，所以酿成凶案，还掺杂着错综复杂的政府因素，其中既包含袁世凯政府对应桂馨的利用，又混夹着洪述祖个人的擅作，同时还有应桂馨的迎合和误信。尽管政府因素错综复杂，有直接，有间接，有故意，有非故意，有虚假讹化的成分，有擅自而为的成分，但它最终产生的影响和造成的后果却相当之大，也很恶劣。 　 　　袁世凯政府一方面出于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固自身统治的考虑对共进会实施取缔，一方面出于解散共进会的需要又想借助应桂馨本人。如果应桂馨愿意配合，借助会长之力来达目的固不失为事半功倍之策。可问题是，在这层考虑之外，又掺和进另一层动机，袁世凯政府同时还想在南北政争上对其加以利用。这层利用的动机，发自政局现状。时国民党国会大选获胜将依法组阁，然而国民党一贯主张实行政党责任内阁，内阁成员均由国民党员担任，国家行政主要由内阁负责。国民党的政治趋向直接构成对北洋势力的莫大威胁，如果政党内阁真的实现，袁世凯的总统权力将被架空，他所代表的北洋势力将失去现有的政治优势。袁世凯政府当然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于是值此双方尚在较劲之际，他们想物色一位既能探听对方情报，又愿意为自己效力的人，这个角色由应桂馨担任比较适合。 　 　　应桂馨有办法获得国民党的情报，同时也愿意为袁世凯政府效力。此时的应桂馨与国民党上层偶尔还有一定的联系，如前已述宋教仁曾介绍黄兴"将私存公债六十万（外有各种股票，时值四十余万），由夔为之转抵义丰银行"便是证明。革命党人与帮会毕竟关系深远，要想一下子彻底割断彼此之间公与私的种种交往显然不太现实，而正是这种藕断丝连般的公与私的交往成了应桂馨获取国民党情报的重要来源。除此之外，革命党人与共进会都以上海为活动中心，空间上的吻合也为情报的搜集带来了便利。帮会社会触角很深，方方面面均有网络，信息渠道也比较广泛，再加上应桂馨与袁世凯政府的特殊关系尚未暴露，因此这些条件都为他获取得国民党情报提供了方便。自从革命党人与之疏离之后，应桂馨就想攀附一个新靠山，投靠一个新主人。所以袁世凯政府有意借重，对他来说正是求之不得。应桂馨不仅表示从今服从政府，"情愿效力自赎"，而且表现得积极主动，千方百计要立功立业，想让袁世凯政府满意。这中间，他把洪述祖的话深信不疑地当作袁世凯、赵秉钧的旨意，因此言听计从，格外卖力。帮会想有个靠山，应桂馨想巴结新主，新主与国民党是政治竞争对手，自己与革命党人又是冤家。在这种关系之下，加上有人故意利用这种关系，一再纵容帮会已有的报复心理，于是一切不利的因素都聚合在国民党身上了，情况变得相当危险。 　 　　袁世凯政府要想利用应桂馨，首先必须加以笼络，予以恩惠，所以袁世凯于1912年10月委派洪述祖专程南下，以商谈共进会解散为名同应桂馨建立联络，并由洪述祖斡旋，让江苏都督程德全委任应桂馨为江苏驻沪巡查长，"专司稽查江苏地方匪踪、匪巢及匪党一切秘密不正行为"，每月由江苏都督府和中央政府合并提供3千元经费。10月下旬，袁世凯在听取洪述祖专程汇报之后，正式下令对应桂馨"特予赦典，取消通缉"，几乎同时，黎元洪也撤回了对应的通辑。12月，应堂而皇之来到北京，此行不仅受到袁世凯和赵秉钧的传见，还得到袁特批的以解散共进会为名的5万元活动经费。袁世凯的恩惠，使应桂馨感激涕零，为了表示忠心，他要求袁世凯任命他为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以便通过各地帮会势力，为中央政府搜集各政党活动情报。当返沪前夕，赵秉钧还发给他一本密电码，嘱有要事可直接致电国务院。 　 　　在这个过程中，洪述祖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关键。他是袁世凯政府与应桂馨之间的联系人，对应桂馨来说他是中央代表，对袁世凯政府来说他对情况最为了解，自可相宜行事。问题就出在洪述祖这个环节。洪述祖揣摩上峰，擅自纵容应桂馨报复心理，一再鼓动对宋教仁实施暗杀，结果导致惨案，酿成悲剧。洪述祖（1855－1919）字荫芝，化名张皎、张皎安，江苏常州人，清末先后幕佐台湾巡抚刘铭传和湖南巡抚俞廉三，1912年4月任袁世凯政府内务部秘书，因"于民国建设，多所规划，当道咸倚赖之"，尤其得到内务总长、后为国务总理赵秉钧的赏识。民国成立后，帮会问题棘手难办，袁世凯遂派出身帮会、熟悉南方情况的洪述祖南下江浙，巡察严禁秘密结社通令之落实。正是这次南下，洪述祖与应桂馨得以结识，打起交道，并建立起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关系。洪述祖既是赵秉钧的亲信，又是内务部的特工，维护当局乃本职所在，与应桂馨联络也属公务之需。问题是"其人心术险狠，尤有敢作敢为之胆量"，竟然利用公务，欺上瞒下，擅用政府之名，讹使共进会刺宋，以此达到"以媚其主"的目的。难以想象，没有洪述祖从中讹鼓，擅自纵容，对一位继任总理共进会会如此大胆，应桂馨会如此放肆。从应桂馨住所搜出的涉案函电毫无争议地证明了洪述祖参与其中。应桂馨3月13日就流露出了刺宋之意，他在给洪述祖的信中说："若不去宀木，非特生出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3月14日他再电洪述祖："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洪述祖不仅未将应之计划向上禀报，而且回电："寒电应即照办，倘空言益为忌者笑。"又再电催促"事速进行"。 　 　　由于被害者身份特殊，系国会大选国民党胜利而行将出任总理组织内阁之人，又由于案件涉及中央政府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而此人又是现任总理赵秉钧之亲信，因此案发后社会立刻轰动，举国一片哗然。洪述祖参与其中得到证实，而洪应之间的往来函电又多处语涉赵秉钧和现任总统袁世凯，加之应桂馨与赵秉钧之间也有密电往来，因此从那时起直到现在，人们普遍地认为袁世凯政府系幕后真凶，袁世凯为此案主谋。然而，袁世凯政府究竟牵涉多深，袁世凯是否真正主谋，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据笔者对涉案函电的解读及相关事实的推理分析，结论是袁世凯与此并无直接干系。尽管袁世凯与此并无直接干系，但袁世凯政府的利用动机客观上催化助长了此案的发生，为洪述祖"利用再利用"创造了可能，导致了他自以为是的擅作。 　 　　在应桂馨与袁世凯政府的关系，金钱起了媒介作用。也正是因为金钱的诱惑，应桂馨、洪述祖等才会铤而走险。应桂馨原名秉钧，字贵兴，后改名夔丞，改字桂馨，老家浙江宁波，却在上海发迹。"应之为人，素不安分"，开过戏院，贩过军火，捐过候补，办过公差，略谙英语，尤擅应酬，江浙鄂豫皆有踪迹，黑白两道皆有涉染，曾经数次贪赃犯科，结果总能化险为夷。上海光复前，他与革命党人建立了关系，革命党人曾以其沪上文元坊住宅为秘密活动据点，应也奔走出力，提供过情报。上海光复后，沪军都督陈其美以谍报科长相委，旋孙中山抵沪，也由其负责照料，并组织卫队护送至宁。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其任总统府卫队司令继兼庶务，因贪污公款又开枪逞凶，旋被解职。不得已返沪后重操旧业，于1912年7月将青红公口等帮会势力改组为中华民国共进会，充任会长。 　 　　应桂馨需要钱，因为"性挥霍，好结纳"，生活奢靡放荡，开销很大。招妓纳妾家常便饭，抽大烟吃花酒日日有之，加上"阔赌狂嫖"，又要养活家小和手下党羽，所以一有机会就作弊贪赃。犯案前，应桂馨正准备再娶一房，"事成，当往汉口结婚"。实施抓捕时，"知应夔丞近常在妓女胡翡云家吸食鸦片，乃由总巡率领巡捕多名到其处，先去胡翡云家询问，胡谓应未到该处，现在迎春坊三弄李桂玉家吃酒"，果然在该妓女将其抓获。妓女胡翡云因与应桂馨关系很不一般，所以也拘留受审。解拘出来伤心不已，因为失去了一棵钱柱子。她说："今应事一出，我此节少弄五千金，不然，应大人许我每夜在我处摆酒，渠之朋友均是阔大爷，酒菜亦必不断，过节后还许我偕往北京，伊做官，我做他家小…"奢侈的生活需要金钱，共进会解散需要金钱，运动报纸为政府鼓吹，动员手下为政府做事也需要钱。他曾拟以"毁宋"讨好袁世凯政府，但同时也一再向政府要钱，并从中捞取外快。有人说"应之为人，毫无宗旨，更无政治思想、种族思想，其唯一之目的，金钱而已"，这种看法虽不完全，但也不无道理。 　　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山西平阳人，曾在云南军中任职，因军队裁编（注：一说情杀涉案。）而浪迹江南，以贩古董维生。此人枪法娴熟，头脑简单，偶与应桂馨、陈玉生等相识，便受金钱诱惑，愿意出任杀手。其时"生计极萧索，时出向上海名人乞募川资"。犯案前不久，"曾代人销售肉桂三支，偷取两支，又将其一支之售价百数十元吞没，复经告发，为法公堂拘获讯实，拘押一月了事"。因为生计困难又头脑简单，所以听说事成之后可以得到1千元，便立刻答应去干。武士英与宋教仁素昧平生，无怨无仇，所以充当杀手，无非是贪图金钱。被捕之后他还沾沾自喜地说："我生平未曾坐过汽车，此次因此案而坐公司车，也是一乐。" 　 　　洪述祖除了"以媚其主"，也有贪图钱财在其中。当年佐幕刘铭传，就因"购械吞款"、"擅受贿赂"险受"重典"。后来归籍复捐知县，担任汉口清文局坐办，又"勾通洋人盗印地契"，被张之洞逐出鄂境。之后再"复捐候补道，至北洋候补，因私借洋款，盗卖矿山，为陈夔龙参奏革职，永不叙用，其考语为胆大妄为"。洪述祖也是生活奢靡放荡之人，起居阔绰，好作狎邪游，为嫖界大王之一。1月份再因公南下，还带着京妓苏佩秋同来。"至沪后，先住石路吉升栈，日在名妓胡翡云家……鬼混，临行时，仍携苏妓俱行"如此花费，再加上女儿将要结婚，洪述祖自然也需要钱。他曾向应桂馨表示，自己"待款孔亟，并欲设法加一浙江巡查长"，兼差的目的之一就是金钱。所以，在同应桂馨及政府的三角关系中，洪述祖一方面竭力鼓动应桂馨就"大题目""做一篇激烈文章"，一方面竭力在袁世凯、赵秉钧面前为应"揄扬"、"索款"，因为应桂馨得到了钱款，自然也少不了对他的"谢"意。 　 　　共进会所以敢于刺宋，是因为认为背后有政府撑腰。应桂馨所以去这么做，很重要的一点还在金钱。金钱不仅拉近了共进会与袁世凯政府的关系，金钱还在刺宋案上起了恶劣的诱导作用。 　 　　五、余论 　 　　以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清末民初都属于社会的转型阶段，过渡时期，梁启超1901年认为"今日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但是，在清末民初前后数十年中，以民初社会进步得最明显，政治现代化建设得最突出，可以说，那是一个很有前途很有希望的时代。可是刺宋案发生，使民初良好的运行走势嘎然而止，一个难得的民族转机就这么轻易被葬送了。时任财务次长梁士诒一获宋案消息便预感"天下从此多事矣"，其实天下何止多事，历史简直来了个大转弯。以长时段、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刺宋案"折断的不仅仅是革命党与袁世凯和平共处的关系，而是一个民族对赋之已久的历史使命的努力进取"。 　 　　以共进会与刺宋案来考察民初帮会与社会问题，我们发现帮会与社会的紧张，实际反映了落伍者与新时代的对抗。民初帮会问题引发的社会政治巨变的事实证明，帮会的改造和对帮会的处置，绝非一个单纯的政治问题或社会问题，而是同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社会条件密切关联。在政治生态环境尚不成熟的民初社会，帮会的改造和对帮会的处置不能一蹴而就，急于求成。民初革命党人对帮会的措置失当，不仅没有有效地控制帮会，改造帮会，反而促使帮会站到了政治对手那一方，这样的历史教训深刻而又惨痛。从共进会与刺宋案，不难看出在社会转型时期帮会与时代对抗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可以归纳为隐蔽性、冒险性、破坏性、报复性、突发性、非公开对抗性和危害程度大。事实证明，帮会可以是革命的同盟者，但绝非是新时代的建设者。他们的劣根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建设新政权和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的动力，如能安分守己，已经相当不错了。 　　廖大伟，《史林》2005年第1期。原标题为"论民初帮会与社会的紧张——以共进会与刺宋案为中心"，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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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共进会缘何刺杀宋教仁？（上）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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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进会缘何刺杀宋教仁？（上） Sep 25th 2013, 12:23, by 明鏡雜誌 　 　　摘要：刺宋案的发生，既反映了共进会与革命党人的交恶，更折射出落伍者与新时代的对抗及帮会与社会的紧张。彼此由亲密变疏离，根本在于民初社会转型中各自社会角色转变所形成的落差。陷入困境的帮会不反省自己，却为付出无回报而愤愤不平。滋长的报复心理加上金钱诱惑和政治因素的催化，最终导致惨案。帮会可以是革命的同盟者，但绝非新时代的建设者，对社会转型中的帮会问题，革命党人本应慎重行事。 　 　　一、问题提出和讨论范围 　 　　民国初年迄今是个无定说的概念，其下限因各不相同的参照坐标而往往见仁见智。本文把这一概念设定为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至"二次革命"爆发，因为这一时段特征鲜明，有别前后，社会处于空前急遽转型的状态。民初政治基本特征是民主共和，民初社会总体走势是开明进步，它刚刚告别帝制，走向民主，它开始慰抚动荡，趋于稳定。总之，这时的中国正由传统社会向着现代化信心满怀地启程扬帆。 　 　　这一美好历史进程的夭折，归咎于一件惊天动地的大案。而此之后，腥风血雨，又见兵戎，政治倒退，动荡连连。该惊天动地的大案，便是人所皆晓的刺宋案。此案突发于上海沪宁火车站，时间为1913年3月20日22时45分。当时，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正准备乘火车沿沪宁线转津浦线北上，就在与送行者黄兴等人缓缓走向检票口时，"突于宋君背后闪出一人，出手枪连发三出。第一出中宋君右胁，斜入腹部；第二出向黄克强君身边掠过；第三出从吴君颂华胯下而过"。由于肾部中弹，伤势严重，30个小时后终告不治，辞世于沪宁铁路医院。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租界警方旋即捕获了犯罪嫌疑人应桂馨、武士英，并搜得手枪、子弹、函电等犯罪证据。物证、人证及疑犯武士英预审口供表明，此案系目标明确、早有预谋的政治暗杀，其中应桂馨最先动议、直接指使，洪述祖极力怂恿、躲在幕后，武士英悍然行凶充当杀手，陈玉生、吴乃文、张汉彪、冯岳君现场掩护协同作案。 　 　　所有可以确定的案犯都与中华国民共进会有关。应桂馨系该会会长，武士英、陈玉生系该会会员。武氏供认，他于"行刺前一日，有姓陈的"介绍入会，警方查实"姓陈的"即陈玉生。其他三位虽无确凿证据，但既然参与作案，想必不是会员也一定有着关联。惟有洪述祖，似乎没有沾染，其实正是他假公行私，以讹鼓动，利用共进会报复兼讨好的扭曲心态，促成刺宋案的发生。 　 　　中华国民共进会是帮会联合组织，1912年7月由青帮、洪帮、公口等联合发起，成立于上海。共进会成立，（注：民初称共进会或简称共进会的有许多团体组织，本文所称的共进会，仅指有会党联合组织中华国民共进会。）初衷是想改善帮会形象，争取成为合法团体，所以曾公开呼吁会内"同胞"今后"痛改前非，从慈为善，共守法律，同享自由"。可是，共进会成立后，所属帮会并未如旨行事，相反打着该会旗号，更加为所欲为，滋扰社会。共进会成立不久便变得声名狼藉，不仅社会强烈公愤，地方当局打压，中央通令取缔，即使原先关系颇深的革命党人也开始回避疏离，对其失去信心。共进会实施刺宋，显然不是一个简单偶然的问题，它的背后蕴含着诸多复杂的内容，其中既有帮会与革命党人的交恶，更有帮会与社会的紧张。 　 　　关于帮会研究，学术界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以民初社会转型视角，将共进会与刺宋案当作个案来剖析帮会与社会问题，目前尚付阙如。本文所要探讨的是，革命党人与帮会为何产生疏离，共进会为何对宋实施暗杀，刺宋案发生是否还存在彼此关系以外的其它因素，共进会与刺宋案性质究竟如何，说明了什么？关于这些问题，本文拟从社会与心态的角度作历史的考察。 　 　　二、角色转变与关系疏离 　 　　案犯与宋教仁素无怨仇。应桂馨与宋"在南京政府时曾见过面，仅颔首而已"，案发前宋虽介绍黄兴"将私存公债六十万（外有各种股票，时值四十余万），由夔为之转抵义丰银行"，也不过间接而已，不生芥蒂。武士英则根本不认识宋教仁，其行刺也是经别人指认而下手。既无怨仇，何以下手？显然选择的是宋教仁，针对的是革命党人，由此先考察帮会与革命党人的关系。 　 　　国民党成立于1912年8月，是一个政党组织。国民党与革命党有着直接渊源，主要由同盟会改组而来。同盟会及当年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均属革命党，因此，尽管国民党成立，人们依旧将其视作革命党人。革命党系历史习称，它不是政党，与政党性质特征有所不同。以辛亥前后为例，革命党属于秘密团体，政党一般为公开组织，革命党强调暴力革命，以推翻帝制，实现民主共和为己任，政党主张和平竞争，以建设民主共和，实现社会经济政治现代化为追求。用孙中山的话说，"革命党之事业，必须流血冒险，牺牲性命财产，才能做成革命之功"，而政党职责在于"养成多数者政治上之智识，而使人民有对于政治上之兴味"，"组织政党内阁，直行其政策"，"监督或左右政府，以使政治之不溢乎正轨"。革命党性质特征与帮会有所吻合，彼此都属于秘密团体，都扮演反体制的社会角色，都崇尚暴力和冒险。不同的是，革命党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和建立民国实现民主的政治理想，组织纪律严密，成员素质较高，有革命自觉性，而帮会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远大的政治理想，纪律散漫，意识封建，缺乏革命的自觉性。 　 　　革命党人与帮会曾是反清排满的盟友，曾经携手渡过出生入死的漫长岁月。从1895年到1908年，革命党人发动的大小十余次武装起义，基本都是通过帮会而起，帮会几乎"无役不从"。革命党人首先看到的就是帮会力量，首先联络的也是帮会势力。即使后来革命党人转向"运动新军"，帮会也是各次重大起事的重要参与者。武昌起义，新军发难，而各地响应，就有帮会的健影和大小不同的贡献。陕西独立，帮会充当了光复西安的主力；湖南光复，也是帮会与新军联合得成。再以上海为例，上海光复前，帮会是革命党人的资助者、掩护人和社会耳目，凭借自己独特的组织网络和社会关系，帮会为革命党人侦探情报，提供保护，甚至捐钱输财，以自己的住宅作革命党人的避难所和秘密据点；上海"一一九"起义，帮会是革命党人的坚定盟友和有力臂膀。他们追随革命党人说服地方，争取各界，并自告奋勇组织敢死队，参与攻打江南制造局，上海光复后，帮会竭力支持以革命党人为首的沪军都督府，并发动募捐，组队北伐。袁克文（注：字寒云（1890－1931），青帮大字辈，袁世凯二子。）曾说："辛亥年上海举义时，我们青、洪两帮都有贡献，青帮是李征五，洪帮是徐朗西。"因革命有功，青帮大字辈李征五还被孙中山授予少将军衔。 　 　　帮会所以支持革命，追随革命，响应革命，是因为意识到革命党人和自我之间的差距，是无数次传统起事失败后自我反省，渴望寻找"新思想、新因素"的内在需求。因为有了这样的意识和需求，所以当革命党人以"新思想、新因素"鼓动他们时，他们便"一闻而悦服"。孙中山回忆，当年"内地之人，共闻革命排满之言不以为怪者，祗有帮会中人耳"。　"乙酉以后，予所持革命主义，能相喻者，不过亲友数人而己，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当然，帮会追随革命，也有经济上的因素，革命党人以钱招募，帮会中人"应募纷纷"。革命党人首先联络帮会，发动帮会，是因为帮会系一支现存的组织力量。清末全国有二百多个不同名目的帮会，"每省不下二十余万人"，他们自成体系，能一呼百应，所以革命党人早期发动革命，往往"先从联络帮会入手"，并以此为"欲收发难速效"的捷径。1903年，刘揆一、黄兴在东京讨论革命方略，彼此都这样的观点："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帮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且执法好义，多可赞叹"。这种观点，当时在革命党人中间十分普遍。彼此之所以能够合作，能够携手，关键还在有着共同的革命对象，扮演的社会角色基本相同，利益诉求基本一致。在清王朝推翻之前，他们都是反体制的健儿，革命党人纲领中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与帮会传统意识正相吻合，反清革命符合他们的共同利益。因为有着这些共同点，所以能彼此相呼相应，携手合作，并肩作战。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当年都是反清革命大潮中的先行者，都对革命作出过贡献。其实中国近代史上，利用帮会动员和发动暴力革命的事例比比皆是。太平天国与天地会有关，维新志士与帮会有联系，革命党人更是举不胜举，其中不少人本来就来自帮会或曾加入过帮会，如青帮大老陈其美，哥老会人焦达峰，都具有双重身份。 　 　　但是，随着中华民国建立，历史走进共和时代，社会步入转型时期，帮会似乎失去了前进方向和动力，显得与社会格格不入，对新时代感到困惑和迷茫。渐渐地，他们由政治革命的先进力量变成了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安定的不利因素，变成了时代的落伍者。随着帮会落伍，革命党人与之关系也默默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不能简单归咎哪一方，因为其中包含着时代变迁与社会转型的潜因。 　 　　帮会本有两面性，它有反体制的传统，也有相当的破坏性，滋事生乱为其习性，危害社会属其特征。帮会主要成分是无业游民，无业游民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决定了帮会具有浓厚"打天下坐天下"的封建意识。因为这种意识，所以当他们的首领因参加辛亥革命而取得一定权位时，便立刻以权谋私，腐化堕落，失去了前进动力。例如，长沙起义后，出入焦达峰都督府的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吃大锅饭的有之，要求安置的有之，都督忙于应接，几至无暇治事。因为"他们以为起义成功，就百事大吉了，根本没有想到如何巩固革命成果和建设问题。衡阳以南各属帮会更是风起云涌，得意洋洋，认为'焦大哥做了都督，今天是我们洪家天下了。'他们就是这样庸俗地看待革命的。因此各地的流氓、痞棍就乘机假冒帮会之名，破坏社会秩序，为人诟病"。浙江洪门支派乌带党领袖王金发当上绍兴都督，也是为所欲为，任人唯亲，手下之人为非作歹，滋扰社会，当地民众不满，政敌乘机攻击陷害，结果不仅大权旁落，而且王本人也死于非命。贵州光复，哥老会因参加革命有功，于是肆无忌惮地招兵买马，扩充组织，不仅于城外争夺地盘，时有械斗，甚至于省城"明目张胆占领民房衙署，以立公口"，一时间，贵州各地"公口盛行，秩序紊乱，人心恐怖"。类似情况，不仅湖南、浙江、贵州有，其他地区也不少见。 　 　　对于帮会的这种状态，革命党人曾予提醒，甚而警告。1912年5月孙中山在一次演说中指出： 　 　　洪门所以设会之故，系复国仇，……惟现下汉族已复，则当改其立会之方针，将仇视鞑虏政府之心，化而为助我民国政府之力。 　 　　江西都督李烈钧也严正声明： 　 　　凡所以破坏治安，扰乱秩序者，无不立于重罚。治乱国，用重典，实本都督辟以止辟的苦心，非故为激烈，以骇听闻也。省会现虽稍静，而各府县之劫抢掠夺，时有所闻，究其祸根，皆洪江会、三点会、自强会、连合会、哥老会诸会匪之私集党徒，扰害治安所致。各会起源，虽因对待满清而设，兹既复我汉家疆土，还我汉人主权，备会目的已达，自应取消会名，各谋生业，共进文明。况洪江、三点诸匪，其宗旨在于敛钱，其结果足以乱国。近者孙大总统命令，除有政党之性质者，可自由集合外，其余各帮会一律解散。三点、洪江诸名已无存在之资格。本都督视事已来，解散帮会之布告，何止三令五申，诚如言之谆谆，彼乃听之藐藐。近日抢劫掠夺之案，无不有洪江等匪混迹其中。风闻吉安、赣州、南安等处，前有私开山堂、饮血斩香等事；近则愈变愈奇，以收录门徒为名，每人束洋边数十元，数百元，以至千元不等，拜门者既费去多金，势必取偿于乡里，肆行无忌，劫掠讹索，聚赌抽头，种种不法，无所不为，言之实堪痛恨，若不认真剿办，何以安地方而维秩序。 　　可是，提醒也罢，警告也好，帮会依旧如故，权当过耳之风。帮会中也有人觉得如此下去有损形象，有碍生存，于是倡议改善自我，争取合法，成立组织，这便有了共进会。共进会成立，革命党人曾经一度寄予希望，"为之赞助"。沪军都督陈其美列名发起人之首，因为考虑到"青红诸帮革命出力不少"，如能将其"以黑暗之境导入光明"，改造为合法组织，当利于整顿社会和维护秩序。然而共进会成立，帮会习性未有改善，即如该会会长应桂馨，也因参与湖北马队BD而遭通辑。帮会的我行我素，共进会的"大反本旨"，使革命党人不得不有意回避，即使与帮会关系颇深的陈其美，最终与应桂馨"亦不相往来"。 　 　　从亲密到疏离，前后变化如此之大，其中既有帮会本身的原因，也有革命党人的误失。 　 　　在发动帮会进行革命的过程中，革命党人一般只注意联络帮会首领借以发动起义，不注意对帮会组织的引导和广大成员的教育，一般只重视帮会勇于斗争的精神，不重视对帮会落后习性的纠正。"革命党对帮会的改造，至多只唤醒了帮会成员反清排满的意识，使之明白'复明'宗旨之不合时趋，接受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民族主义纲领，至于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内容，并未为帮会所接受。"简单地利用而不加认真改造，最终未使帮会思想意识有本质的提高。谭人凤曾深有感触地说："不从根本上解决，惟挟金钱主义，临时招募乌合之众搀杂党中"，结果难免使革命"终演最后之惨剧。"　"不从根本上解决"，当是一种反省，革命党人单纯利用的做法不会改变帮会身上的落后因素。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虽然以三民主义为革命纲领，但其中多数人只是刚刚开始摆脱士大夫的传统影响，"只知道有民族主义"。这种缺陷，使得他们仅仅以简单的政治动员方式去发动帮会，而当起义屡屡失败之后，他们又开始滋生埋怨情绪，认为帮会"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　"帮会发动易，成功难，即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因此只"可以偏用，而不可视为本营"，　"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迄民国建立，帮会的破坏性凸显为社会进步的不利因素，这个时候，掌握了政权的革命党人本应投入精力对昔日盟友进行适当安抚，慎重开导和必要改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可是革命党人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当然，客观上"草创的革命政权，面临乱丝一团的局势，来不及从容布置"，但这不是"只能采取'辟以止辟'的办法"的理由。 　 　　固然，帮会参与革命整体上缺乏民主革命自觉性，长期的积淀，使其身上落后性、散漫性、盲动性、破坏性几成定势，具有极大的历史惰性，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但是，帮会能不能用现代理念去改造，这是一个问题，革命党人是否认真尝试过，这是另一个问题。如果当初革命党人以平等的姿态，一定的精力认真尝试过，民初帮会问题多少会有所缓和，彼此关系也不会那么僵化。 　 　　帮会无力自行改造，革命党人也未认真加以改造，于是帮会越走越远，彼此落差越来越大，到了这个时候，双方的疏离已成定局，难以挽回。 　 　　任何团体或个人都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任何社会角色都非一成不变，社会角色转变，社会关系也会随之改变，不同的社会角色决定不同的社会关系。 　 　　帮会与革命党人原来都扮演反体制的社会角色，因为角色吻合，利益基本一致，所以能够携手合作。民初彼此关系发生变化，正是因为各自扮演的社会角色发生了变化。社会角色所以发生变化，是因为时代与社会发生了变化。民国建立后，在民主共和的主旋律下，社会面貌发生了变化，社会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革命与破坏不再具有号召力，稳定和法制成了普遍的认同。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革命党人适应了新时代、新社会，完成了由革命党向政党的转变，找到了自己的社会定位，扮演了新的社会角色，由原来反体制的角色，民主共和的开创者，变成了新体制的维护者，民主共和的建设者。革命党成了公开化的政党，成了追求合法政治地位、注意公众形象、迎合社会心态的政党，开始注重合法竞争，致力于国家制度建设，追求社会稳定和进步。革命党人所以能够与时俱进，完成社会角色的转变，除了因为革命领导者的身份而获得革命成功后的社会资源，除了顺应社会转型而自我提升，还在于本身具备这一转变的内在条件。推翻满清不是革命党人的终极追求，它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理想是三民主义，它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体和现代化的国家。因为有着这样的理想和目标，所以能够与时俱进，完成社会角色转变。与之相比，帮会则没有这样的升华，没有找到自己的感觉，没能适应新时代、新社会，没有完成由秘密结社向合法组织的转变，没有完成由反体制角色到适应时代新角色的转变，依旧处于秘密状态，依旧保留原来的习性，依旧原地踏步，正是因为整体素质跟不上时代前进的脚步，所以显得与之格格不入。他们不是不想跟上，不是不想改良，然而长期积淀的习惯和隋性已经积重难返。他们原本没有远大理想，缺乏前进的动力和自身改造、自我转变的内驱力，外界又没有提供真正的引导和帮助，于是他们依旧游离于体制之外。当社会转型迅速向前迈进时，他们的形象便越发相形见绌。（未完待续） 　　廖大伟，《史林》2005年第1期。原标题为"论民初帮会与社会的紧张——以共进会与刺宋案为中心"，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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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张鸣：厂卫之祸蔓延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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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厂卫之祸蔓延的秘密 Sep 25th 2013, 12:20, by 明鏡雜誌 锦衣卫和东西厂，是明代的恶政。后人说起古代的特务政治，想都不用想，就是厂卫。其实，锦衣卫原本是皇帝的亲卫军，直属于皇帝本人，负责皇帝的安全保卫。这样的亲卫军，历朝历代都有，只有在明太祖朱元璋手里，变成了主管诏狱的特务。这跟朱元璋大杀功臣，滥兴大狱有关。干这种事儿，波及的面广，刑讯杀人实在太多，最关键的是，要办的，大多是官府的人，依靠刑部大理寺根本不行，只能由亲卫军来操办。而所谓的诏狱，其实并不是真的有什么人要谋反，不过是朱元璋要把功臣宿将干掉，让自己的子孙免于内叛的危险。什么法律，什么规矩都不用讲，也不能讲。皇帝怎么说，就怎么干。能干这样昧良心活儿的，除了自己的亲信，别人都没戏。到了朱元璋快死的时候，人也杀的差不多了，下令收兵，不让锦衣卫再管案子，所有司法案件，统归刑部负责，锦衣卫还做自己的老本行，护卫皇室。 可惜，这样规矩的日子没过几天，建文帝被燕王篡了位。明成祖朱棣，是个大有乃父之风的雄猜之主。虽然篡位，坐上了龙椅，但接手的毕竟是人家的江山，名不正言不顺。晚上睡觉，闭上眼睛，想想满朝都是让自己放心不下的臣子，睡不着。所以，肃清反革命的工作，还是得抓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敌人越抓越多。连自己身边伺候人的宫女，都出来谋逆者了。于是，不仅锦衣卫再次开始侦查纠治不臣者，拿人办案，还成立了由太监主管的东厂，也管这个事。后来，有时添设西厂，或者在东西厂之外另设内行厂，一般来说，还是东厂管事的时候多一点。锦衣卫，比较是健全男人们的职业。要论忠诚靠得住，还是太监。没了关键零件的人，跟皇帝的关系，就是不一般。 其实，锦衣卫和东厂干的是一类活计。而且东厂的属官，也都从锦衣卫里出，只是由于主管者不同，在皇帝看来，还是有亲疏之别。锦衣卫虽然是皇帝的亲卫军，但毕竟是外官，而东厂的主管，都是太监，净了身的，成天在皇帝周围伺候着，跟家人一样，看着就亲。所以，自打东厂一问世，权力就比锦衣卫大。臭名昭著的廷杖，即把皇帝看不顺眼的朝臣剥了裤子打屁股，就是东厂负责的，虽说打人的行刑者都是没割过的壮汉，但他们都受太监的指挥，要打几下打几下，要怎么打就怎么打。 当然，既然要管刑侦，管审案，管行刑，最后直至断案定谳，具体操办的人，就不能都是太监。不仅力气不够大，而且也不大方便。尤其是做侦探，很容易露陷。北京城里，厂卫的人，十好几万，相当多的，都是雇来的番子，侦探加走卒。正式编制不够，还要加上大量的临时工。虽说是临时工，但在被办的人眼里，也都是番子。这些人，都靠办案活着，活的很滋润。 严格来讲，厂卫办案，是不符合朝廷规矩的。但他们是皇帝的特务，密探，干就干了，谁又能说什么，说了什么又能把他们怎么样？他们口衔天宪，办的都是诏狱，即皇帝亲自的抓的案子，这样的案子，正常的司法体系是不能过问的。开始的时候，厂卫主要是用来监视朝臣的，但有不臣迹象，就锻炼成狱，一旦被抓进厂卫，死与不死，都得先剥了皮，骨脱肉烂。在厂卫监视下，朝臣的一举一动，都在皇帝眼里。洪武时代，还没有东厂。老臣钱宰，似乎深得朱元璋的欢心，经常被揽在身边公干。一日散朝回家，一时诗兴大发，作诗一首："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结果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劈头就说，你昨天做的好诗，但并没有嫌迟呀，改作"忧"字如何？吓得钱宰一句话说不出，一个劲儿地磕头谢罪。看来，像钱宰这样的人，锦衣卫的探子，就混在他们的家丁和从人中间。 但是到了后来，厂卫管的事就越来越多，涉及的人也日益广泛。商人也管，一般平民也管。管得宽了，油水才大。魏忠贤专权的时候，不仅做秉笔太监，而且自管东厂。平时特别喜欢人家称他为厂臣，你看那时的奏折，动辄厂臣长厂臣短的。这时候的东厂，整个北京城，加上外地的地方大员，镇守武将，都在他们的控制范围，派出的监军和密探，遍布国中。干点什么，说点什么，即使没有密探听了去，周围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你告发了。一日，四个老百姓半夜三更密室喝酒。喝到半酣，一个人破口大骂魏忠贤，另外三个不敢作声，不一会儿，番子闯门进来，将四人都捉了去。在魏忠贤面前，骂人的当场被剥了皮，剩下三人被放了，但已经被吓得破了胆，精神不正常了。到了崇祯年间，外地商人都没法进京做买卖了，好些痞棍（不少人实际上做过厂卫的临时工），冒名厂卫拦路抢劫，敲诈商人。被暴露出来的，还是些被破获的案子，没有被破获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厂卫办所谓的诏狱，从朱元璋兴大狱杀功臣开始，就是既不讲证据，也不论法律，办案人随性而为，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办错了，也是对的。即使被冤，也没什么辙儿。忠臣义士被厂卫的诏狱整死，像杨涟，左光斗这样的，都惨死在诏狱。权臣和恶人一旦失势，也是诏狱伺候。刘瑾这样的人，也是廷杖当场打死。反正无论谁挨整，整人的经手机构，都有好处。办一个案子，被整的都会破家。有的时候，番子们拿了人，先到一个背静处，把这剥个干净，身上的财物劫掠一空，然后再交给长官。 就这样，吃厂卫饭的人，就越来越多，临时工满地都是。番子们缺钱花了，随便抓个商人，这个人就成了钦犯，案子便成了诏狱。其实，皇帝根本不知道。皇帝不知道，可不耽误底下的人趁机发财。崇祯皇帝上台，废了魏忠贤，连起义造反的李自成都觉得他不是昏君，但他却始终不废厂卫，不仅不废，反而强化其功能。该死的厂卫制度，就像附着在皇朝机体上的寄生虫，一直祸害这个朝廷，祸害到死。实际上是让一个王朝，给它做了陪葬。 张鸣，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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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朱厚澤遗言：“中國道路”會不會給世界帶來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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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澤遗言："中國道路"會不會給世界帶來災難？ Sep 24th 2013, 21:00, by 明鏡雜誌 北京知識界人士紀念朱厚澤發言紀要（1） 《新史記》雨蒙 記錄整理 【雨蒙按：生活在與先生同一時代的人們， 應該為這個時代擁有一位如此偉大的思想家而驕傲。 生活在先生之後的未來時代的人們， 更應該為能夠見證這位偉大思想家的睿智和遠見而幸福。】 這是印在《朱厚澤紀念文集》封面折頁上的四句話。朱厚澤先生病逝三周年了，面對編者經歷巨大悲痛之後，以思念和哲理表達出深厚情感的詩句，一批自發在北京舉行紀念沙龍的知識界人士，心中立即引燃火焰。每個人的發言都是對當今權貴資本主義壓制思想自由，泯滅真理和真知的聲討，是對新"文革"的範本——中辦9號文件的聲討。 當2013年"兩會"新君加冕時，於國於民心中尚存溫熱的人會問：你要把我們帶到哪裡去？四個月後，當"唱紅打黑"搞出"重慶模式"的薄熙來即將被押上審判台時，人們更急迫地要問：你要把中國帶到哪裡去？ 《朱厚澤紀念文集》封面。 6月30日，參加紀念朱厚澤的知識分子們大悟：原來這是朱厚澤生前早就看清了的問題。 2008年，當北京舉行過奧運，西方爆發金融危機之後，中共政權開始向世界推出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朱厚澤向朋友們推薦過兩本書：一本是中國社會科學院2009年發展和改革藍皮書——《中國道路與中國模式（1948～2009）》；另一本是北京大學新左派潘維編的《中國道路》。朱厚澤提出：20世紀資本主義國家出現金融危機、經濟危機。蘇聯的經濟發展很快，因此世界上左派都擁護蘇聯，都學蘇聯的模式，中國也走上十月革命的道路。這個蘇聯道路、蘇聯模式，給世界帶來的是災難。現在21世紀，資本主義又出現危機了，現在中國的經濟又是快速發展，世界又在看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自己大張旗鼓宣傳，預示著什麼？ 朱厚澤2010年4月最後一次動手術，進手術室前留給老部下姚監復的話是："我跟你說的'中國道路'、'中國模式'，會不會在21世紀給世界帶來災難？中國會不會成為21世紀的邪惡勢力？這個問題我跟好多人講了，不以為是，也不願意看我提供的這兩本書，要組織人好好研究批判這個，否則中國會成為21世紀的邪惡勢力。" 今天可以告慰朱厚澤的是，中國越來越多的人可以回答他的問題了。瓜農被城管用秤砣砸死；訪民被治安員打殘、生不如死，到機場用自製炸彈自殺；熟睡的2歲女嬰在街頭被惡人活活摔死；長沙市規劃局副處級原副局長日均進帳2萬元，坐擁房產上億；偌大中國處處刀光血影，窮人富人都不平安的社會，僅處理一個薄熙來，扭轉不了政權的野蠻、暴力和頹勢。因為一黨專政下"老虎""蒼蠅"治國，產生薄熙來的制度不變，中共政權的危機會繼續加劇，還會出現新的薄熙來。 "中國模式"和道路不僅危害中國人，也會像"蘇聯模式"一樣，危害世界。 父親文存與紀念文集整理 朱枚（朱厚澤小女兒） 在座的都是前輩，很多人以前還不認識。今天來主要是謝謝陶（世龍）老師的邀請，還有謝（曉玲）老師，和大家一起組織這麼一個活動。 父親走得比較匆忙，也沒來得及交代什麼，我們大概花了兩年左右時間，跟幾位非常非常無私奉獻的朋友一起整理父親的文集。他留下上百萬字，現在選了約40萬字，就是《朱厚澤文存》這麼一本書，主要收集了他的一些公開講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在貴州當省委書記時期；第二部分是在中宣部以及在北京工作的時期；第三個部分是他退下來以後，按他所說"東張西望"，到各地去看，是站在一個民間人士的角度來看中國的一些事情。其中有一個小卡片做書簽，這是他11歲時畫的一幅畫，"兄弟們，向太陽，向光明。"他這一生大概都是按照自己所說的這個"向太陽，向光明"去搜尋，最後的結局，搜尋到什麼東西呢？大家只能從書裡邊看有沒有答案了。 前輩們比我瞭解父親的事情更多，對我來講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過程，我過去只是以家庭成員這樣的方式接觸父親的。他去世以後我才開始真正讀他的東西和相關的資料。從這個當中，我體會非常深的是，我從一個家庭成員轉而從另一個角度去瞭解他，從各方面的老師、前輩、他的同事、周圍的人，去瞭解他是個什麼樣的人。我受益匪淺！讀了他的東西以後，我就開始搜尋別的老前輩的書，80幾歲、90幾歲，寫歷史，寫個人經歷。 我特別感謝德華三哥（胡德華），給了我一套《胡耀邦傳》，這才使我瞭解耀邦前後是怎麼個情況。對我們這代人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事，很多東西我們過去不瞭解，現在我特別希望有關的朋友，比如第二代、第三代，希望他們記錄下來自己家族的歷史、個人的歷史，留給將來。為什麼我提到三哥給我的《胡耀邦傳》？因為在父親去世前是我陪他最後一次去重慶，他那時身體已經不好了，在重慶一個200人的會上，他唯一講的就是耀邦到西南去視察的一些情況，這讓我完全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他。 今天我也希望更多地通過朋友們對父親的評價，來增加對他的瞭解。這本書是父親的紀念文集。因為我們也是業餘做這件事情，一定會有很多的錯誤，甚至史實有些問題，但是我們以這本書作為一個開始，希望大家幫助我們，指出哪些有問題，哪些資料要補充，現存的還有什麼資料？我們好搜集起來。非常感謝大家今天花時間來做這件事情。我今天帶來的書不多，送給大家，謝謝大家。（《新史記》15期） 全套《新史記》雜誌電子版，均可下載至蘋果iOS或Android的智慧型手機、平版電腦、個人電腦、電子書閱讀器上閱讀。不需出門，也能細細品味《新史記》。 新史記雜誌社專頁：http://www.pubu.com.tw/store/75187 《新史記》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8?apKey=fedd22f528 每期零售價：25美元、68港 元、350台幣。 長期訂閱享優惠： 18期， 優惠價台幣3150元 (平均每期175元) 12期， 優惠價台幣2520元 (平均每期210元) 6期， 優惠價台幣1470元 (平均每期245元) 3期， 優惠價台幣840元 (平均每期280元) 接受台幣、美金、人民幣線上付款 viBook電子書城：http://www.viboo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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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1967年的“围困中南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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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的"围困中南海事件" Sep 24th 2013, 20:45, by 明鏡雜誌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其实，天下早已大乱了。不过到1967年的7月和8月，"天下大乱"的局势已经发展到连毛泽东自己也难以控制的程度，这种情况是他所没有预料到的。"围困中南海事件"就是当时发生的一起参加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重大动乱。从7月初开始，到8月上旬，造反派在北京市中心中南海周围，开展了为时一个多月、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的批判、揪斗刘少奇的活动。中南海西面的府右街和中南海北面的文津街当时被称为"揪刘火线"。 　 　　◇　中南海边风暴骤起 　 　　"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曾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蹲点。刘少奇被打倒以后，建工学院的造反派多次要求批斗刘少奇。 　 　　1967年1月初，建工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前锋"、"八一战斗团"等造反派组织先后向刘少奇发出"勒令"，要他前往该院作检查，并扬言如不能按时前往，他们就要"采取行动"。刘于1月5日写信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1月6日将刘的信批转周恩来："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7日凌晨3时许，周恩来接见建工学院几个造反派组织的代表，明确指出：刘少奇不能揪出来。要背靠背地批，背靠背地斗。周强调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并告诫他们说：你们可以送大字报，要揪不行，要照顾党和国家的影响。 　 　　毛泽东1967年初在考虑筹备中共九大时，仍认为刘少奇应选为中央委员，但在3月以后，情况起了变化。3月，康生利用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等6个组织搜集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声称他已掌握确凿材料，证明刘少奇在历史上有问题，被捕叛变过，建议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这个报告3月21日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批准。此后，对刘少奇的专案审查工作正式开始。社会上种种恶毒攻击刘少奇的行径也更加肆无忌惮。 　 　　4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清华大学召开了号称30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大会。此前，清华大学造反派曾多次要求王光美回清华检查，都没有得到批准。批斗王光美大会的召开，明显地给造反派发出一个信号：中央对刘少奇的政策已经有了改变。 　 　　4月下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等组织成立"揪刘联络站"。6月3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到中南海游行示威，要求党中央将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交给他们批斗。他们后来又在"揪谷"的旗帜上加了"揪刘"的字样。此后，"新八一战斗团"等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揪刘火线指挥部"，并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表示要"坚决揪出刘少奇"。所谓安营扎寨，就是在马路边上竖起旗帜，搭起帐篷，架上高音喇叭，再加上一些宣传板报，造反派学生轮班在那里值守，一天到晚用高音喇叭呼喊口号，进行"打倒刘少奇"的鼓动宣传。他们是要用这种不同寻常的形式引起人们的关注，显示自己揪斗刘少奇的决心。后来他们又在中南海北门外也设置了"揪刘火线"。 　 　　他们这种做法，在"文革"中已屡见不鲜。1966年11月初，在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戚本禹等的支持下，北京出现了一大批批判陶铸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大批造反派聚集在中南海西门外，要求揪斗陶铸。为防止意外，中南海不得不将两个西大门关闭。11月8日，周恩来在与北京大专院校三个红卫兵司令部的代表座谈时说："陶铸是十一中全会新选举的中央常委。难道毛主席亲自领导主持的十一中全会也不对吗？现在中央和国务院的两个大门被围得不好开了。毛主席住的地方，大门都开不了，走小门，我看了很难过。希望你们三个司令部帮助解决这个问题。"1967年1月初，到中南海来要求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其他中央负责人的造反派越来越多，据周恩来总理值班室当时的电话记录：（中南海的）西门和西北门各有三四千人，北门有一千多人，南门（新华门）也有二百多人。学生们时常翻墙入院，突破警卫防线，造成中南海四个门频频告急。1月8日凌晨，造反派冲击中南海各门，要求揪斗刘、邓、陶及其他中央负责人。周恩来将造反派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劝他们不要采取这样的行动。说："党中央不同意这样做。你们要揪的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都是处在我们党和政府工作的第一线，都是在毛主席身边做实际工作的人，每天都有党和国家的大事需要他们参与。" 　 　　◇　刘少奇被迫作书面检查 　 　　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宣传活动在中南海西门外持续了十余天，到6月14日，除留下少数人坚持外，大队人马返回学校。此后，他们还不断派人到中南海提出揪斗刘少奇的要求。6月29日，周恩来就建工学院学生轮班等在中南海要求揪斗刘少奇事批示：由汪东兴劝学生们回去，我们保证要他交出书面检讨。如劝后仍不走，请戚本禹出面处理。7月4日凌晨，戚本禹到"新八一""揪刘火线"对造反派表示支持，并说："你们可以继续写勒令，让刘少奇给你们写检查。"当天，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通知刘少奇说，党中央的意见要刘少奇向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写一个检查。 　 　　7月8日，刘少奇写出一份"向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及革命师生员工的检查"，再次对"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等问题承担了责任。他在这份检查中写道："在去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在工作组派出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我对自己所犯的这次错误，直到去年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理解的。在此以前，我是不理解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在建工学院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的各种错误，主要应由我来负责……我要向受过以我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压制和迫害的革命师生赔礼道歉。" 　 　　这样一个自觉维护党和国家大局、主动承担责任的检查，不但没有丝毫缓和来自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方面的压力，反而被指责为"假认罪、真反扑的铁证和宣言书"，并被用来作为发动新一轮"革命大批判"高潮的工具。 　 　　戚本禹原来打算将刘少奇的检查交给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这个消息引起了"新八一"的对立面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的严重抗议。"八一战斗团"成立于1966年8月1日，"新八一战斗团"是于1967年4月20日从其中分裂出来的。"八一战斗团"认为刘少奇应该给他们写检查才对，因为刘少奇在建工学院蹲点的时候，还没有"新八一战斗团"这个组织。7月9日，"八一战斗团"发出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紧急动员令"，并派人到中南海西门外架起帐篷，安装高音喇叭，声称"不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斗倒斗臭誓不罢休"。 　 　　经中央文革小组建议，7月13日，建工学院新老"八一战斗团"达成四项协议，决定联合取回刘少奇的检查，共同对刘少奇进行大批判。"新八一战斗团"还组织了巡回报告队，到北京各单位去煽动"揪刘"。并派人到上海、天津、西安、长春等地，大办"揪刘"小报，在全国大造舆论。 　 　　◇　"中央文革"火上浇油 　 　　建工学院新老"八一"的行动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鼓励，很快引起了北京各大中学校及各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造反派的纷纷仿效。7月11日，在北航召开的北京高校"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上，韩爱晶等人就建工"新八一"到中南海西门、北门"揪刘"之事询问陈伯达的态度，陈伯达煽动说："群众运动的大方向总是正确的，揪刘少奇是当前的大方向，完全正确的嘛！""没有错，可以搞。" 　 　　7月13日晚和14日晨，毛泽东、周恩来先后离京去武汉视察。他们刚走，戚本禹便煽动中南海机关的造反派在7月14日强迫刘少奇出来看大字报，乘机进行围斗。当天晚上，造反派把围斗刘少奇的情况专题报告戚本禹，还递交了一封给汪东兴并周恩来的信，提出要开大会"批斗刘少奇"。戚本禹避开周恩来，将这封信送给康生、陈伯达、江青，请他们决定。陈伯达批示将"批斗刘少奇"扩大为"批斗刘、邓、陶夫妇"，江青、康生又提出要"批斗并抄家"。 　 　　7月14日，在北京大中学红代会的组织下，大专院校15万人，中学10万人和大批工人、机关干部，举行规模巨大的示威游行，声讨刘少奇的所谓"新反扑"、"新罪行"。此后，各种群众组织的示威游行持续不断。 　 　　7月15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又向刘少奇写了一封"勒令信"，全文如下： 　 　　刘少奇： 　　你交上来的是他妈的什么"检查"！又臭又长的五千余字，无处不在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无处不在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妄想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为你翻案，真是猖狂之极，混蛋透顶！ 　　你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借检查之名，行反扑之实，妄图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螳臂挡车，自不量力，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刘少奇，你别白日做梦了！ 　　你的所谓"检查"，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是鼓动大大小小牛鬼蛇神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反扑的动员令，我们要迎头痛击，彻底粉碎，不把你这条老狗揪出中南海公审，我们决不收兵！……刘少奇，我们要正告你：毛主席的红小兵是不好惹的，你这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有什么资格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像你们这样的牛鬼蛇神，老反革命，就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如若乱说乱动，立即取缔！ 　　我们勒令：你必须老老实实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于本月25日零时交出你的第二份检查！不得有误！！ 　 　　对于"新八一"这种粗暴无理的要求，刘少奇实在忍无可忍。7月16日，他致信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拒绝再作新的检查。信中说："鉴于我上次交出的检查影响不好，说我是进行'反扑'，'挑动群众斗群众'，现在再向建工学院进行第二次检查，也还会和上次检查差不多，也不会有好的影响，所以我不准备向建工学院再作第二次检查了。" 　 　　7月16、18、19日，戚本禹先后三次在有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继续诬陷刘少奇，煽动说："什么刘少奇，什么彭德怀，什么邓小平，什么贺龙，什么彭真这些人，彭、罗、陆、杨都是卖国求荣的，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切不要对他们发善心"。 　 　　7月17日，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向刘少奇发出"最紧急最严正声明"，再次"勒令"刘少奇"于7月22日零时以前收拾铺盖，带着臭老婆滚出中南海，否则我们将采取最紧急、最坚决、最强硬的革命行动！"为了表示他们的"坚强决心"，7月18日零时开始，"八一战斗团"在中南海西门外宣布进行"揪刘绝食斗争"。他们在"绝食誓词"中说："刘贼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最近他又乘检查之机，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猖狂的反扑。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头可断，血可流，绝食到底，不把刘贼揪出中南海，让全世界人民斗倒斗臭，我们誓不罢休。"几天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劝说下，他们才放弃了绝食。 　　7月17日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具体策划后，由戚本禹于18日凌晨一点多钟召集中南海机关造反派开会，布置成立"批斗刘、邓、陶战斗指挥部"，并决定：当晚先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在开批斗会的同时抄家，会后对刘少奇、王光美分别隔离"监护"。戚本禹在会上煽动说："对刘、邓、陶面对面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的任务。""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杀气腾腾"，"可以低头弯腰"。7月18日晚，中南海院内召开了有300多人参加的批斗刘少奇大会，并进行人身侮辱，让他低头弯腰，罚站两个多小时，同时进行抄家。毛泽东在武汉闻讯后，对此事进行了批评。 　 　　7月18日晚，地质"东方红"、清华"井冈山"、经济学院"东方红"、建工"八一"等100多个组织共15000多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召开"揪刘"誓师大会。这个誓师大会的影响很大，使全北京市各行各业都知道了"揪刘火线"，也使得"揪刘火线"迅速扩大。 　 　　◇　"揪刘火线"越搞越大 　 　　7月19日贻d始，中南海周围的"揪刘火线"人数猛增，人群从四面八方拥向中南海，北京大中学校、工厂、机关团体，难以计数的群众组织争相在中南海墙外安营扎寨，汇成了人山人海的"揪刘火线"。不少外地在京的造反派也参加了这一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中南海墙外，搭有7000多个棚子，安有500多个高音喇叭，树有3000多面各种名目的旗子。府右街从南到北，山头林立，席棚相连，车水马龙，人声如潮，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喊叫。在中南海北面的文津街两侧，也排满了造反派的"揪刘"阵地。 　 　　在那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大批的群众组织在北京市内的主要街道进行游行示威，尤其在东西长安街、府右街等处，更是人山人海，游行活动经常造成交通堵塞。7月21日，戚本禹对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说："今天你们为什么没有派人去拍片（指群众冒雨去中南海"揪刘"游行）？这么大的群众运动，这么大的雨，群众自发地走上大街游行，我从进城以后还没有看见过。这么大的群众运动，要揪刘少奇，保卫毛主席，你们却不去拍，过了就拍不上了。" 　 　　在当时的"揪刘"活动中，有两个相互对立的全市性组织，一个是由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新北大公社"等组织联合工交系统一些群众组织，于5月上旬成立的"首都各界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刘少奇联络站"（简称"联络站"），到8月初，共有700多个单位参加。另一个是由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组织串联工交、财贸系统一些群众组织，于7月下旬成立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批判刘少奇联络总站"（简称"联络总站"），共有1500多个单位参加。"联络站"和"联络总站"在"揪刘火线"各自设有"火线指挥部"。两大派组织都把"揪刘"活动当做相互竞争的一个重要内容，看谁人多势众，看谁声势浩大。两大派都想借此显示自己这一派更革命，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跟得更紧。7月24日，"联络总站"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揪刘贼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誓师大会"，30多万人参加了集会和游行。8月1日晚，"联络站"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共有1000多个单位约30万人参加了大会。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分为"天派"和"地派"的说法逐渐开始流行。 　 　　7月25日，天安门广场召开欢迎谢富治、王力的大会，戚本禹在天安门上对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等说："你们红代会几个组长揪刘少奇有没有决心？要坚持，要有胆量才行呀！聂元梓同志，你是组长，应该好好抓一下，别人不好管，一定要统一领导起来，这是当前的大方向，你们一定要负起责任来。红代会开个会研究一下，安排部署好。"红代会核心组根据戚本禹的指示，开会研究了如何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问题，决定要大造舆论，发"勒令书"，限刘少奇在8月5日以前滚出中南海。他们还具体策划了一个冲进中南海抓刘少奇的计划。 　 　　7月26日凌晨，戚本禹到"揪刘火线"进行慰问，他对建工学院、政法学院的造反派说："我认为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革命行动。以后你们要想更好的办法……背水一战，表示揪刘的决心嘛！你们可以发通令，写勒令信，组织批判会。""刘少奇说他8月5日才知道犯了错误，这是要害问题，要结合他7月29日的讲话，对照着批，下功夫批……你们别急，水到渠成，只要坚持下去，就有可能揪出。"中央文革小组还专门指示，由几所解放军医院派出医疗队，到"揪刘火线"巡回医疗。 　 　　所谓的"揪刘火线"越搞越大，不仅中南海的西面、北面围满了造反派，而且还有向南面的长安街扩展的趋势。到7月底8月初，已有不少单位开始在长安街边上安营扎寨，使整个长安街上的交通都受到了影响。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派戚本禹接见各路造反派，先称赞造反派"揪刘是革命行动"，表示支持他们与刘少奇斗争到底，然后传达两点指示：（1）南门不能设点；（2）不能冲中南海。并授意造反派们写一个撤离南门的决议，造反派当场表示坚决照办。 　 　　◇　"天派""地派"余波难平 　 　　在造反派围困中南海期间，周恩来多次对造反派的过火行动提出批评，并坚持不搬出中南海，使造反派始终不敢进入，从而保护了在中南海中的许多领导人。毛泽东也没有被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的努力所打动，在"揪刘"问题上，他坚持了"背靠背"的原则。最后在他的干预下，中央文革小组作出了撤除"揪刘火线"的决定。 　 　　8月4日晚，"天派"的"联络站"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号称有2500多个群众组织共73万人参加的"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周年大会"。大会进行当中，出现了"地派"的一些组织前去冲击会场，进而双方发生武斗的现象。为了调解北京高校在"揪刘"问题上的矛盾，谢富治、关锋、戚本禹等于8月5日凌晨在人大会堂召集两大派的代表开会，并商定8月5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两派联合召开声讨刘少奇大会。谢富治传达中央指示：今天大会后，各单位的队伍都撤回去，不要再留在中南海周围了。会议中间，关锋、戚本禹对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说："现在冲中南海不是时候，条件不成熟，搞不好会闯祸，各单位撤回吧。" 　 　　8月5日下午，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参加的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大会。同时，由中南海造反派对刘少奇再次进行批斗。围困中南海达一个多月的"揪刘"活动达到了高潮。 　 　　8月5日以后，围困中南海的各路造反派队伍陆续撤回，但"揪刘"活动并未马上停止，又持续了一段时间，那可以算作是"围困中南海事件"的余波了。 　　卜伟华，《百年潮》199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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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中国历史上最冤的替罪羊当数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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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最冤的替罪羊当数李鸿章 Sep 24th 2013, 20:42, by 明鏡雜誌 常说时世造英雄，其实时世也造替罪羊的！ 个人认为，中国历史上最冤的替罪羊当数李鸿章。大清的卖国贼只有一个，那就是掌握大清实际权力的老太后，这是从所有权方面来讲的。当然，没有所有权的人，也不是没有卖国的念头，但那仅限于谋求执政的在野者。 蒋廷黻先生在《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中笼统地说：北洋政府的执政者也有民族意识，也不想卖国，可是内政又逼着他们都得卖国，因为他们需要外援。大体说来，在朝者付出的代价较低，因为他需要的外援相对少；在野者付出的代价较高，为了上台，不惜把卖国的支票开得更大些。 澳籍华人学者雪珥在他的《绝版甲午》中直接点名说："那导致袁世凯被万民唾骂的'二十一条'，很多条款之前早就和南方的革命党人达成了共识，只是革命党一直没有机会掌握政权，未及付诸实现而已。" 幸好，李鸿章跟他的老师曾国藩一样没有司马昭之心。否则他完全可以做些交易，拉些外援,从两广自立开始，过把帝王瘾也不是不可能！ 大清国是谁的？大家可别跟我说，大清是所有大清国民的。做奴才不能这么自作多情！龚自珍的儿子带领英法联军冲向圆明园的时候，小子可没有这种情结。那时的统治者向来是"宁给友邦，勿给家奴"、"攘外必先安内"的，他们根本没有国的概念，只有家的想头。朱棣要取建文而代之，方孝孺反对，朱棣恼了，说：此乃朕的家事！康梁变法失败后，老太后要废掉光绪，外国驻京公使表示反对，老太后也恼了：此乃吾家事耳。一句话，国家最高领导的非正常换届都是人家家事，跟国民无任何关系，国民自己巴巴地凑上去，岂不是热脸贴冷屁股？一句话，大清当时能卖国的只有一个人——老太后！ 用现代术语来讲，整个大清就是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其股民由所有的满人与极少部分汉族官僚组成，其法人代表是光绪，其公司董事长当然是老太后了。至于李鸿章，顶多是个业务部门的执行经理。按公司的正常运作来讲，最后签字盖章的只能是老太后，鸿章只是个跑腿儿的，而且想叫你跑才能跑，不想叫你跑立马儿就得立正稍息靠边站。所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种话，只有老太后有资格说，而且说得理直气壮！其他人你说说看？说卖国，那是不自量力；说爱国，那是自作多情！ 大清国不是大清百姓的，所以李鸿章即使卖国，国民也管不着！大清国也不是李鸿章的，所以那国也不是他想卖就能卖的。 很奇怪的是，中国民众可以很轻易地原谅执政者本人，却很难原谅给执政者充当帮办的人。比如赵构与秦桧，民众更多的把唾沫奉送给了后者，用脚后跟想想就知道，如果没有赵构的授意与支撑，秦桧哪有那么大的能量与胆量？再比如慈禧与李鸿章，老太后为了自己高兴，拿整个大清江山做自己的陪葬，中国历史上再也找不到比她更卖国的了，但是我们听到的骂声，则更多是针对李鸿章的。老李同志充其量也只是老太后卖国的经纪人，但我们看到的历史结局却是：老太后拉屎，李鸿章擦屁股；老太后卖国，李鸿章背黑锅！可怜的李二啊！ 光绪二年（1876年）鸿章致友人的书信中说："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则卤莽，鲜不误国。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 这话说得，直叫多少站着爱国不腰疼的爷们羞愧。鸿章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问题是天不佑人，大清的生命之树已衰，鸿章同志无枝可倚。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此中最引我同感的是"悲李鸿章之遇"。依我看，历史把李鸿章推向了事业的顶峰，同时也把他踢进了名誉的泥坑。晚清历史上的一些外交条约，都成了李鸿章的卖国罪证：1876年，与英国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卖国一次；1895年，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卖国两次；1896年，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卖国三次；1901年，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卖国最后一次。事不过三，过三就是四了，没意思。再说之后想卖也不行了，因为一则把国卖完了；二则，老头卖国成功，兴奋得吐血若干次，死了！ 至于条约内容，咱就不展开说了。大清当时虽然没有手机，但很流行短信，"李二先生是汉奸"传得妇孺皆知，而且前面还有一句"杨三已死无昆丑"，故意把北京的一戏子与堂堂的李中堂相提并论，好像中堂大人就是现代影帝似的。清朝统治者在变着法子恶心人方面情趣很高，能力也不低，却鲜有人思考，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根本因素是什么，是一个外交家的素质还是整个国家的实力？一个乒乓球运动员，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实力在运动会上取得名次，哪怕他的国家很弱小；而一个外交家，如果他的国家特别软弱，体制不行，经济不行，政治不行，文化不行，外交上光想坑蒙拐骗，不按游戏规则来，打仗就一泄千里，最高领导跑得比兔子还快，那么他个人再聪明又能怎么着？ 所以梁启超才会以同情的语气说："当此之际，虽有苏张之辩，无所用其谋，虽有贲育之力，无所用其勇。舍卑词乞怜之外，更有何术？或者以和议之速成为李鸿章功，固非也，虽无鸿章，日本亦未有不和者也，而或者因是而丛垢于李之一身，以为是秦桧也，张邦昌也，则盍思使彼辈处李之地位，其结局又将何如矣。" 李鸿章在替老太后卖国的时候，很不顺畅，差点成为卖国烈士。在日本谈判时，遭遇日本"粪青"刺杀。刺而不死，就带病卖国了。按梁启超记载："日皇遣御医军医来视疾，众医皆谓取出枪子，创乃可疗，但虽静养多日，不劳心力云。鸿章慨然曰：'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宁死无刺割。'之明日，或见血满袍服，言曰：'此血所以报国也。'鸿章潸然曰：'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其慷慨忠愤之气，君子敬之。" 看看老头卖国卖到什么地步了，卖得壮怀激烈，卖得舍死忘生，卖得像个民族英雄，直卖得日本都不好意思了，不但主动停止了战事（否则北京都危险了），而且主动把条约内容减轻了一些！美国学者对此评价曰："中日战争从头到尾是一场十足的灾难。中国最有效的讨价还价筹码不是它所剩下的陆海军力量，而是一个日本狂热分子对李鸿章的伤害而使日本人感到的内疚。" 政府里面，也许只有鬼子六恭亲王那样的人物才能理解鸿章。鸿章赴日前，恭王率领全体军机上奏曰："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李鸿章之过！"这话说得鸿章老泪横流！ 马关谈判时，李鸿章的谈判对手伊藤博文也曾出于私谊推心置腹地质问老头："十年前我在天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鸿章回答如下："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深佩贵大臣为变革俗尚，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已。" 是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个裱糊匠而已。更要命的是，大清的体制与人事，导致当时的西方媒体认为，所谓的中日战争，仅是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 鸿章在马关卖完国，离开时发誓"终身不履日"，没想到一年后他结束美国之游搭乘美轮回国须途经日本横滨换船，为了自己的精神和肉体坚决不和日本国土发生任何形式的关系，老头无论如何也不肯上岸。侍从们无奈，只能在美国轮船和开到日本接他的帝国招商局轮船之间搭了一块跳板，冒着掉到海里的危险扶着他换了船。但这一切并没有给鸿章换来一丝同情与理解，相反，他这卖国贼的帽子却打着滚儿地往上翻。 鸿章在致友人的书信里如此诉说："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糜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一发而不可复收。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机，事机万急，更非寻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分析矣。"民意不理解也就罢了，谁让咱人多民傻呢？ 问题是政府也不善待鸿章。周游列国一回到家，鸿章就遭遇了政府的冷脸，给他的新职位是"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被外国友人林乐知抱不平地称作"伴食宰相"。有意思的是，升任总理衙门大臣的同天，鸿章还得了个处分：罚停工资一年。原因很简单，去颐和园给老太后汇报工作，回来时没听太监劝导，顺便在英法联军烧过的那个皇家废园里逛了逛。一句话，就是废墟，也是爱新觉罗家的，臣民人等一概不得擅入。 就这待遇，鸿章爱国情绪依然不减，给朋友写信说，愈在国外看得多，愈增"内顾之忧"。老头知道，中国与西方的距离，那不是一般的远。问题是谁听他呢？两年后连这个伴食宰相也不让当了，干脆挂起来了。再以后为了废光绪，捕康梁，太后把鸿章发到了两广总督任上。直到老太后招惹得八国联军进中国，才再次想起鸿章的卖国特长来，调任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人家都是美女救英雄，鸿章却是老头救寡妇。78岁的老头听说外国领事对他的重新出山额手称庆时抛下这么四个字："舍我其谁！"当亲密友人探问鸿章大人对国事的看法是，老头语带哽咽，以杖触地："内乱如何得止？内乱如何得止？"当问到如何才能减少国家损失的时候，老头已是泪流满面，说："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鸿章因庚子之乱下山卖国，那是政府请了一遍又一遍的，朝内大臣包括荣禄都近似哀求了，甚至德国外交部都表示，只要李鸿章北上，乱事即可平。但是鸿章是不会轻易北上的。他不傻，知道自己虽然懂些国际游戏规则，善于擦屁股，但是像太后这样漫天拉屎，自己纵有齐天大圣的本事，也擦不过来啊。 幸亏他与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在盛宣怀的撮合下，弄出了一个"东南互保"章程，使得中国的东南半壁江山没有卷入北边的乱事中。当政府的宣战诏谕到达后，刘坤一、张之洞一方面扣押谕旨，一方面跟外国领事解释，俺们不会听政府的，按章程来，你们保护租界，俺们保护地面，两不相扰云云。相形之下，还是鸿章有豪气，说：此乃矫诏也，粤断不奉！ 现在政府叫他北上，他也不好好地奉了，以致于政府请他出山的电报里都有了这样的语句："该大臣受恩深重，尤非诸大臣可比，岂能坐视大局艰危于不顾耶？"太后的恩情比海深，也不知鸿章到底受了人啥恩，反正您再不出来替人卖国，那才叫真正的卖国贼呢。 于是鸿章北上了。走到上海，得知天津失陷，北京不保，老头又不走了，说自己感冒拉肚子，寸步难行，站都站不稳，请假二十天。这借口很好，太后您会拉裤子，我鸿章也会拉肚子。再说我都78了，拉回肚子感个冒那是名正言顺。与此同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发来一份替政府开脱责任以保全太后的电报，要求李鸿章签名。鸿章一看无名火起，回拍给张之洞一份豪电，对老太后大加责备："此次误听人言，致拳匪猖獗，责有攸归，此固中外所共知者。" 也不知这电报内容会不会传到太后那边，但老头很有豪气则是无疑的。老太后的髻子，他还是敢捋一捋的。后来政府再催，给他一个全权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拍来贺电，云："恭贺全权大臣，旋乾转坤，熙天浴日，惟公是赖！" 不是刘坤一拍马屁，大清当时着实没人。英国《泰晤士报》认为："华人四垓（万万）中，实无其匹。"《伦敦特报》云："中国大臣，不乏老成持重，而具大见识，开大智慧，展旋乾转坤手段，扶中国以趋前路者，断推中堂一人。"总之，全帝国就指望这么一个老头了。中国语境下，却不是什么好事。 中国文化怪胎辜鸿铭先生也去参与谈判了，由于德文流利，更由于做过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老师，所以一见小瓦同志，就劈里啪啦用鸟语骂上了，直骂得小瓦点头哈腰一再地鞠躬请原谅。但是再客气，那议和大纲还是要签的。签过之后，辜鸿铭转头骂上了李鸿章："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也。鸿章当即吐了血。不吐行吗？天朝行情，咧嘴的都是爱国家，弥缝的都是卖国贼！ 鸿章临死前遗折一封，遗诗一首。那遗诗读来甚是催人泪下："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老头死不瞑目啊。对于鸿章之死，史载大清国"梁倾栋折，骤失倚侍"，"太后及帝哭失声，辍朝"。是啊，以后再也没人替咱卖国兼背黑锅了，日子还咋过呢？ 鸿章好歹算是个清醒者，他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鸿章这样说，可能是受了司马光的影响，司马光写过《资治通鉴》，可算是中国历史上专门研究历史兴亡之得失的专家，他说："治理天下譬如居屋，破旧便修补，除非大坏是不能另造的。"鸿章的苦衷是，大清早已是旧屋一间破衣一件了，奈何老太后还要在这破屋里翻跟斗，在这破衣上绣百鸟朝凤。鸿章在这头纸糊国防建设，她在那头胡折腾。谁能招架得住啊！ 如果你是鸿章，你能拦住太后吗？用荣禄致友人书信里的一句话，那是："其苦口力谏之言，竟不能胜太后一念报复之心。" 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从来就是，执政者一念之差，就会有旷世浩劫。老太后一念之差，中国有了庚子之乱；也不是没人拦过，可是拦的结果呢？血肉之躯，做了人家菜板上的肉馅。事后，当政者小嘴儿一张，牙缝里都不露丁点肉丝。更要命的是，在历史书里，你都是孤魂野鬼！你犯得着吗？ 如果你是鸿章，你能把小日本打败吗？能，前提是前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美国占领太平洋，并往日本本土扔两颗原子弹！鸿章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和"为贵，大清国与人作战的时候，他会叹气，说些"败固不佳，胜也从此多事"的泄气话(中法战争时，他给广西巡府的指示)。其实鸿章还是有些傻，最好的办法是大学士徐桐，人家一见洋人，就以扇蔽面，真的爱国到家了。而且老先生每次上朝的时候，要路过洋人使馆，他受不了，都是绕道而走。像老徐这种爱国老英雄，是绝不会与夷人见面打仗的，更别提签订卖国合约了！ 整个19世纪，国人因遭受屈辱而积淀的愤恨要得到渲泄。不能瞄准老太后，便只好瞄准老太后的经纪人了。于是李鸿章就成为爱国主义者的靶子——对不起，俺们要开骂了。 当时最流行的骂人话是：李二先生是汉奸！最调皮的骂是连鸿章带鸿章的女婿一块儿骂。李鸿章的大女婿是著名的清流派人物张佩纶（字幼樵）。张佩纶大家都知道，著名的爱国贼，口头上比谁都爱国，叫唤得外星人都知道，政府就派他上前线了。但是马尾战役中，作为海防大臣的他从未登舰一次，却净出馊主意，让十艘主力舰密集扎在一堆，说这样可以壮大声势！还用林则徐当年的一些愚蠢战法，比如让水勇扮渔民，伏河干里候动静；雇用会潜水一二丈的，作机动部队使用；用无炮之商船载勇向前冲，与敌船靠近时，让勇冲到敌船上与敌人近身肉搏……这种战法要是能战胜法国人，就见鬼了。 马尾一役，张佩纶的一世清名没了，政治生涯也全部玩完——革职充军。充军的当口，老婆死了。充军回来后做了李鸿章幕僚，李把自己的大龄剩女嫁了他，爱国英雄就这样做了大卖国贼的女婿——时人写对联骂曰：老女字幼樵，无分老幼；东床配西席，不是东西。 真不是东西！张佩纶，就是张爱玲的爷爷，李鸿章，就是张爱玲的老姥爷啦！李鸿章一生的遗憾就是背个卖国贼的大锅盔了，可他永远不会想到，他的后代，一代才女张爱玲，竟也跟卖国贼大汉奸扯不清理还乱——这姑娘跟汪精卫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胡兰成恋爱了！唉，一个人卖国还不够，后代还要在卖国的球门前再补射一球，造化弄人啊！ 当代还有人骂李鸿章。这就是当代人的不是了。一者，过去的人没有史胆，不敢骂太后。二者，过去的人没有史识，不知道该骂太后。当代人还这样，心智就值得怀疑了。历史学者如此，群众更是如此。大跃进时期，安徽合肥大兴集干脆把鸿章的坟刨了，鸿章穿着黄马褂的遗体保存完好，被革命群众挂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到尸骨散尽！ 鸿章泉下有知，也该要求尸体火化了！ 其实，鸿章一辈子最大的失策不是主和而是亲俄。如果说主和还是出于知己知彼的话，那么亲俄则有些既不知己又不知彼了——干涉还辽自然有俄国的首功，但是俄国什么德行您总该知道吧？再说了，多坏相较取其轻，那么多帝国主义国家，亲谁都不能亲俄啊。非要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让俄国在东北攫取了诸多特权，刺激得其他帝国主义纷纷跟上。而且，俄国沾了便宜，却并没有担当与清国共同抗日的责任，倒是它自己首先成了中国最大的敌人。 鸿章游外归国后，曾不无得意地跟黄遵宪说"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跟后来的张伯伦走下飞机跟英国人民说"我给你们带来了和平"一样令人傻眼。以致于鸿章死后，黄遵宪给他作的挽诗中有这么一首："毕相伊侯早比肩，外交内政各操权。抚心国有兴亡感，量力天能左右旋。赤县神州纷割地，黑风罗刹任飘船。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虽然把鸿章比作与俾斯麦（毕相）、伊藤博文（伊侯）一样的人物了，但是黄遵宪也承认，老头被沙俄（黑风罗刹）给玩惨了。 别说二十年，两年不到就有事了，俄国在东北沾了便宜，刺激得德占胶州湾，俄国不仅不阻止，还自己先占了旅大。再往后，沙俄与日本为争夺东北，在中国的土地上大打出手，清政府涎着脸跟其他国家一样表示中立！当然了，在这方面，鸿章并不是没有后继者。 孙中山亲俄，也没亲出什么好果子来。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政治上的巨大功用就是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并推动了国民党的更新。当时，马克思驾着十月革命的祥云光临中国，让所有的中国人眼睛一亮，特别是前苏联的三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与日本、中国和以前各协约国所缔结的秘密条约"，把沙皇政府"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废弃一切在华特权，并明确宣布放弃中东铁路的一切要求。正如恩格斯所言："沙皇政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事实证明，前苏联政府并没有比沙皇政府好到哪里去，那些宣言都是空头支票，但在当时却足以让巴黎和会一事上受了气、正处于民族主义愤懑情绪中的知识分子眼泪汪汪了：亲我者，俄也！…… 毛泽东说："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斯大林说："沙皇制度把帝国主义各种最坏的因素集中起来，并使之变本加厉了"。 中山亲俄的结果，就是联俄联共。联之前，他让徒弟北天取经去了。1923年8月16日，蒋介石作为孙中山所谓的"最能干的人"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三个月之后，也就是12月29日，小蒋回来了。 蒋僧与唐僧不同，他发现"北天"并非极乐世界，他说："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他说："在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 新浪读书，摘自端木赐香《换个角度看历史：重读晚清六十年》，华文出版社，原标题为《何枝可倚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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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在普利茅斯，感受美利坚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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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利茅斯，感受美利坚的起源 Sep 24th 2013, 20:37, by 明鏡雜誌     一早，驱车离开波士顿，南下不及一小时，就到了此行参观的目的地———"五月花号海滨"及"普利茅斯村遗迹"。     海湾里阳光绚烂，碧水涟涟，波平浪静，游船、舢板星罗棋布，在海面上或停驻或摇曳，一派祥和旖旎的风光，让人很难想象400年前曾在这里上演的殖民地开拓者的艰难壮举。我们像一般观光客一样，买了旅游车的车票，登车游览。旅游车上由司机兼做讲解员，一路介绍，在普利茅斯镇上慢行一周，一个小时中，游客们能够走马观花地认识各个主要景点:刻有"1620"字样的"普利茅斯石"、钢炮、最早的博物馆、移民纪念塑像、移民妇女纪念碑、印第安首领纪念塑像，等等。     "五月花号"的故事，记载和折射着美国历史的起源。近年间问世的同名小说、电影，使这段殖民地开拓者的事迹更加广为人知。1620年9月，由于宗教排斥，部分英格兰清教徒及工匠、农民、奴隶等102人，搭乘"五月花号"木制帆船，前往北美新大陆。经过在大西洋上66天的航行，他们到达了今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因为没有居处，他们只能暂时栖身船上，在随即到来的严寒中，许多老弱妇幼丧失了生命，到第二年开春时，移民只剩下半数不到。在此艰难时刻，当地印第安居民送来了生活必需品，并教移民们怎样狩猎、养火鸡、捕鱼和种植玉米、南瓜等。秋天到来时，移民们获得了丰收，他们请来印第安人，一起欢庆丰收，感谢上帝的恩赐，共同度过了第一个"感恩节"。这也正是感恩节的起源。     移民登陆前，船上41名非奴隶非船员的成年男子共同签订了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现将其基本内容摘抄于下:"为了国王的荣耀，基督教的进步，我们这些在此签名的人扬帆出海，并即将在这块土地上开拓我们的家园。我们在上帝面前庄严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得以顺利进行、维持和发展，亦为将来能随时制定和推行有益于本殖民地的总体利益的一应公正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等，吾等全体保证遵守与服从。"一群出处相同、资质相似的开拓者，来到一片辽阔的处女地，他们奉行信仰、自愿、自治、公正、法律、宪章等原则，奠定了公民自治社会的基础。《五月花号公约》后来被视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份政治性契约，成为北美早期殖民地新英格兰诸州乃至整个联邦制国家立国的基本精神和普遍原则。     记得以前读钱宾四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其中选举任官制度一章，大致说到这样一个意思:中国人的原则是"选贤与能"，这不同于西方民主选举、少数服从多数的做法。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多"并不等同"优"，不等于正确，而少数的"贤能"，则反而被视为可以信赖的社会领袖。当时读到此处就印象深刻，加深了我对中国历史从"举孝廉"、"九品中正"到"科举取士"一路而来所遵循的选贤与能、尊重人才等原则的进一步体认(至于科举制的堕落是另一个问题)。而今天，面对《五月花号公约》产生的历史情境及其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和作用，我对西方政治制度上的"公正法律"、"民主自治"、"公民表决"等做法也有了相应的理解。有道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贤不肖，正如五个手指头不会一样长。"九品中正"式的选贤与能是土著的、原生态文明社会探索社会组织和社会管理的政治智慧，而美国民主的原则，或者本身正起源于一群同质度很高、来自高层次文明社会的移民群体。当这些人突然面对一个低等级文明程度的、几乎未开垦的处女世界时，正可谓面对一张白纸，可写最美的画卷。而在描绘殖民地的美好前景之前，他们共同定下了投票表决、民主公正等原则，这是移民的、次生态文明社会求发展的政治智慧。美国社会，从源头上来说，不正是这样一个由外来的"能人"开拓出来的一片殖民地新世界吗?     想着这些中与西、旧邦与新土之间的差别所造成的历史错位，想着这些历史错位带来的比较意识，眼睛和心绪就不断在400年间甚至2000年间穿梭往返，由英国而美国，由美国而中国……     随后，我们来到"1627英国村"(1627E″g1i"hVi11"g")参观。这里由海岸向陆地延伸，依次建有两纵列简易的木质平房，再现了1627年时移民早期村落的状况。一间间小木屋，内有餐桌橱柜、床褥皮毛、取暖做饭的土灶等最简单的设施，室内地面满布尘土，土墙由泥污堆砌，可以想见当年的艰苦和简陋;唯有桌子上的《圣经》，显示了物质生活之外的精神寄托。村落里，随处可见一些17世纪穿着打扮的英格兰牧师，还有做着摊饼、缝纫、晾晒等家务活儿的英格兰妇女，这应该叫真人秀吧?转过一个山坡，我们来到了"印第安人村落"，玉米地里点缀着一处处由树枝和树皮搭建起来的形似"蒙古包"的毡包，那些以前只在电影中看到的印第安人形象，现在就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他们或赤足光身，或披发左衽，或围着兽皮的衣裙，有烧着松木做独木舟的胖伯伯，河边树下编织渔网的瘦大哥，帐篷里的老祖母，带着男孩做游戏的妈妈，看着炉火烧煮东西的大姐……，这批真人秀好像更加受到游客的关注和好奇，他们一一解答着游客的提问，其言谈举止，显示出既能投入历史情景，又不失职业精神的双重身份和角色担当。     "1627英国村"正是这样一个由"两个民族共同演绎一个殖民地故事"的地方，徘徊于这个重建起来再现历史遗址的主题公园，你是不是联想到，在此后的400年间，那其中的一个民族———印第安人，终于还是渐渐地隐入了历史深处，淡出人们现实的视线，在这块他们称为"吾土吾邦"的美洲大陆上，成为现在仅占美国0.9%人口份额的绝少民族。印第安人帮助最早的移民立足生根，而日后新英格兰殖民地乃至整个美利坚合众国，唱响的却是源自欧洲的移民文化主旋律，是《五月花号公约》的开花与结果。     "五月花号"的历史故事，"1627英国村"的真人秀，带我们重返17世纪，帮我们感悟公民契约社会的源起，感受美利坚的起源和美国精神之所在。     钱婉约，《中华读书报》2013年0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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