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歷史網: 二十四年了——老左作家姚雪垠为何大骂法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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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年了——老左作家姚雪垠为何大骂法西斯 Aug 11th 2013, 13:46, by 明鏡雜誌 二十四年，三个抗日战争也打完了，持续八年的抗战被称为持久战，如今距离"六四"三个八年也过去了，长街的血迹早已湮没在盛世的鲜花和谎言中，被虐杀的不仅是活的生命，被虐杀的更是整个民族的记忆，对他们而言，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那殷红的鲜血只是他们盛宴上助兴的酒，强权以为不仅可以只手遮天，而且可以遮断历史，遮断未来，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按他们的意志进行。 在这里，吴思先生计算出的"平反周期律"完全失效，他以明朝为例，冤案的平均持续时间约为八年，因为历届皇帝的平均执政时间只有十六点二年，当然也有长达几十年执政的皇帝，那就要拖几十年。"随着时间的流逝，平反的利益递增，风险递减，最后利大於弊，於是就平反了。" 老左作家姚雪垠大骂法西斯 二十四年来，无数善良的人们曾一天天善意的期待"平反"的来临，期待着统治者的自我觉悟，至少是从利弊计算、长远考虑出发，主动为"六四"平反。二十四年等来的是竹篮打水，二十四年等来的是水泥浇铸的地面，连鲁迅时代期待的石板下长出青草的可能性也几乎被掐掉了。诚然，"六四"不是什么"冤案"，而是惨剧，不是一般的惨剧，而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惨无人道的惊天惨剧，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深不可测的巨大伤口，动用全副武装的野战军和坦克、装甲车对付手无寸铁的本国民众，漫无目标的扫射、杀戮，已经远超出了镇压、维护权力秩序的范围。那些木樨地高楼上无辜的受死者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罗孚先生的回忆录《北京十年》中有一篇《部长楼前子弹飞》，长篇小说《李自成》作者姚雪垠以"左"着称，他因为住在木樨地"部长楼"，在"六四"这件事上却"左"不起来了。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八点—— "天已经黑了，人声鼎沸中开始听到了枪声。'部长楼'也开始了不安，枪声越来越密，子弹也射进'部长楼'。？？ 这时姚雪垠家中保姆正走向窗前，向热水瓶加进刚烧好的开水，忽然"哎呦"一声，有人倒地，叫声和倒地声惊动了老作家，他举目一看，倒下去的正是他家的保姆。他连忙惊动家人，把保姆向相邻的复兴医院送。戒严部队为了驱散'暴徒'——所谓的'反革命暴乱'之徒，举枪时上时下，时东时西地扫射；又为了警告市民们不要伸头张望，高楼上只要有身影在窗前出现，他们就向影子开枪。这一来，许多家的屋中人都成了他们的射击目标——中弹的靶子。 我记不清了，也许不是姚家的保姆中弹负伤，而是邻家的保姆流血倒地，反正都一样，都惊动了姚雪垠，使他又气又恨，连声大骂'法西斯'！一边骂，一边被家人拉出大门，走进电梯，躲避子弹，因为屋子里不时有子弹飞进来，而电梯却没有成为靶子，门也较窗玻璃厚些，可以抵挡一下飞来的子弹。 这一晚以后，他还是时有骂声："法西斯！法西斯！太不像话了！连段祺瑞都没有这个样子向大学生们大举开枪呢！"（罗孚《北京十年》，天地图书公司二○一一年版） 木樨地二十二楼一位副检察长的女婿在自家厨房里被射杀。北京玻璃四厂职员、劳动模范、北京市人大代表宋宝生在木樨地家中休息，听到枪声起来关窗户被射杀。住在木樨地水利科学院对门的干休所的退伍军人马承芬，在自家楼下的台阶上和邻居说话，军队突然朝胡同里的居民扫射，她被乱枪击中身亡。（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开放出版社二○○五年版） 这只是已知的真相一角，更多的真相还被遮蔽着。原本与臧克家在很多问题上意见相近的姚雪垠，在这件事上却意见相左了，因为他是目击者，他亲睹了"六四"开枪杀害无辜者的真相，所以他说："法西斯！这个样子就是法西斯！是这个样子的法西斯！"（罗孚《北京十年》） 傅高义：邓从未对六四镇压后悔 因赞美邓小平而受到大陆官方喜欢的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红极一时的《邓小平时代》一书中以四十页的篇幅来写激荡起伏、悲壮惨烈的一九八九，其中并不讳言："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残酷镇压，让我们所有关心人类福祉的人瞠目结舌。"（傅高义着、冯克利译《邓小平时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他并且说："没有证据表明邓小平在决定向天安门派出武装部队时有任何迟疑。六月三日凌晨两点五十分，他命令迟浩田'採取一切手段'恢复秩序。？？据邓小平的家人说，不管邓小平受到多少批评，他从未怀疑自己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很多观察者看到五月底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少，认为不使用暴力清空广场也是可能的。但邓小平不仅担心广场上的学生，而且担心国家权威的普遍弱化，他断定为了恢复政府的权威，必须採取强硬行动。"（同上） 傅高义在注解中说，邓"从未怀疑自己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源自他二○○七年七月对邓女儿邓林的採访.（同上）其时距邓离世已超过十年，距"六四"惨剧已超过十八年。或许，对邓来说，对他所栖身并早已融为一体的那个党来说，他做出的那个决定都是正确的，但并不意味着，对於中国，对於生活於这块土地上的十几亿人、以及未来的人们而言，他的决定同样是正确的，他的决定给少数人带来了机会、利益和享乐，对多数人却是漫长的灾难，对整个民族、对人类福祉都是巨大的不可测度的伤害，这种伤害远超过杀戮了多少无辜生命本身，这个民族从那一刻起将背负起难以承受的重担，我们的历史在那一刻起被凝固了。正义、公平、人道、人权、文明？？这一切都被血泊淹没，与"三一八"、"四一二"？？不同，这是史无前例的一场杀戮，不只是千百个的生命被子弹击中，猝然倒下，而是整个民族被子弹击中了，是整个文明史被子弹击穿了。 不能总是期盼统治者来平反 当年的学运领袖王丹在回忆录中说，他没有想到会杀人，认为最多用棍棒把他们揍一顿，然后一个个抬出去，就像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被镇压那样。他说，在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心目中，不要说胡耀邦、赵紫阳，"就连邓小平本人，也被看作是开明派。"多年后，九十多岁的文坛耆老楼适夷先生拉着他的手说："不要太自责。不要说你没，就连我们这些经历过一辈子战乱和政治运动的人，那时候都不相信当局真的会开枪啊！"（《王丹回忆录：从六四到流亡》，时报文化出版社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二年版） 如果不论是非，仅从短暂的数十年的成败来说，似乎他和他的集团赢了，而中国输了。直到今日，邓仍以他强悍的姿态傲然屹立在中国的权力舞台上。毫无疑问，他造福於这个权力集团，造福於那些在今时代利益最大化的人，即使许多没有受益的芸芸众生也因为不明真相而对他继续感恩。历史的审判、道义的审判虽然早已临到了他，曾经三起三落的他"死猪不怕滚水烫"，心中是个"钢铁公司"，他毫不在意。他相信无神论，以为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之后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他不畏天，不信神，不信死后且有审判，他真正要捍卫的也不是甚么"国家权威"，而是他自己生前不可动摇的权威而已，"朕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 二十四年后，我们必须清醒的看见，"六四"不是什么狭隘的政治上的成与败，而是作为人之所以为人、基於人性、人道的是与非。"六四"问题绝也不是简单的要不要平反或何时平反的问题，而是所有的中国人（无论有权的还是无权者）愿不愿直面真相，敢不敢正视淋漓的鲜血，能不能用自己的良心来安慰历史伤口的问题. 这个古老的叠经患难和浩劫的民族再也不能期待平反。期待自上而下的恩赐、施予，不仅因为这不现实，更因为在淋漓的鲜血和一场又一场的劫难教会我们，一个民族如果总是盼望统治者来平反，仰望他们施恩，终将走不出恶性循环的圆圈，这样的劫难就还会继续发生。每一个血肉之躯必须站起来，抛弃任何天真的幻想，自己来做道义的评判，将自己看作恢复社会正义的起点. 二十四前没有喋血长街的人们，我们都是倖存者，我们这一生注定了是守护真相、寻找真相并让真相大白於天下的一生。索尔仁尼琴说，一句真话比一个世界还重。对於今日之中国来说，真相比GDP和所有权贵顶上的冠冕加起来还要重。在真相面前，"左"如姚雪垠也骂出了"法西斯"。没有真相就没有宽恕，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没有真相更不会有未来。更多的真相还没有浮出，在我们脚站立的地方，全部的真相都被封杀，在这里谈论真相无疑指向未来的，我相信，未来将从真相被恢复、被公开的那一刻开始。 傅国涌，《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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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月刊: 胡二世在中共誕生地政壇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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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二世在中共誕生地政壇發力 Aug 11th 2013, 08:08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方延鴻 浙江省委副書記王輝忠大概不會料到，自己以"浙商創業創新"課題的一次調研視察，竟然被海內外媒體如此青睞，各大中文門戶網站，都放到了首頁甚至頭條。當然，王輝忠心知肚明：自己其實是個配角，主角卻是調研的陪同者："嘉興市委書記魯俊，市委副書記高玲慧、胡海峰陪同。" 胡公子的新頭銜 對省委副書記5月23日調研，《嘉興日報》率先報導，充斥很多官話套話："浙商是浙江發展的重要戰略資源"、"創新發展、轉型發展的生力軍"、當前經濟"一號工程"云云；報導還介紹了第二屆世界浙商大會和"十萬浙商進百區"活動。 文中，王輝忠強調，浙商姓浙，要"提升在外浙商對家鄉感情的溫度，提升浙商回歸工作的熱度"——沒有幾個讀者會理會這些黨八股，關注的其實就是胡海峰的那個新頭銜：嘉興市委副書記。 胡海峰曾任黨委書記的清華同方集團是中國著名企業之一。 前 一天"浙江在線"報道，是首次公開提及胡海峰改任地方官：嘉興市針對上海黃浦江死豬事件而整治養豬業，5月22日市委書記魯俊實地督查，胡海峰以"市領 導"身份陪同。但這條消息未受到人們注意。第二天《嘉興日報》發出王輝忠視察的報導並配上圖片，人們才發現：這個胡海峰，不就是胡錦濤的兒子嗎？！浙江衛 視播出的王輝忠視察的新聞中，也出現了胡海峰，身穿深色外套，戴著眼鏡，手持鉛筆凝神聆聽，相貌酷似其父，已有白髮。 前中共掌門人胡錦濤的42歲兒子轉進官場，譲中共十八大以來一直被民衆高度關注的"官後代當官、紅後代走紅"的焦點話題，又有了一個例證。 胡錦濤年近而立時在甘肅蘭州得子。胡海峰1971年11月出生，畢業於北方交通大學計算機與科學技術系，後取得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EMBA學位。他曾擔任清華同方集團屬下的威視技術股份公司（NucTech）董事長，後升任清華同方集團黨委書記。 2009 年秋天，胡海峰轉任清華大學副秘書長。2010年4月，在浙江省委公佈的人事任免名單中，胡海峰出任浙江清華長三角研究院黨委書記——長三角研究院是由浙 江省政府與清華大學共同組建，總部設在嘉興市。胡海峰出掌研究院不久，浙江省委立即將研究院黨支部升格為黨委，並明確為"正廳級事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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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胡二世在中共誕生地政壇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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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二世在中共誕生地政壇發力 Aug 11th 2013, 13:06, by 明鏡雜誌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方延鴻 浙江省委副書記王輝忠大概不會料到，自己以"浙商創業創新"課題的一次調研視察，竟然被海內外媒體如此青睞，各大中文門戶網站，都放到了首頁甚至頭條。當然，王輝忠心知肚明：自己其實是個配角，主角卻是調研的陪同者："嘉興市委書記魯俊，市委副書記高玲慧、胡海峰陪同。" 胡公子的新頭銜 對省委副書記5月23日調研，《嘉興日報》率先報導，充斥很多官話套話："浙商是浙江發展的重要戰略資源"、"創新發展、轉型發展的生力軍"、當前經濟"一號工程"云云；報導還介紹了第二屆世界浙商大會和"十萬浙商進百區"活動。 文中，王輝忠強調，浙商姓浙，要"提升在外浙商對家鄉感情的溫度，提升浙商回歸工作的熱度"——沒有幾個讀者會理會這些黨八股，關注的其實就是胡海峰的那個新頭銜：嘉興市委副書記。 胡海峰曾任黨委書記的清華同方集團是中國著名企業之一。 前一天"浙江在線"報道，是首次公開提及胡海峰改任地方官：嘉興市針對上海黃浦江死豬事件而整治養豬業，5月22日市委書記魯俊實地督查，胡海峰以"市領導"身份陪同。但這條消息未受到人們注意。第二天《嘉興日報》發出王輝忠視察的報導並配上圖片，人們才發現：這個胡海峰，不就是胡錦濤的兒子嗎？！浙江衛視播出的王輝忠視察的新聞中，也出現了胡海峰，身穿深色外套，戴著眼鏡，手持鉛筆凝神聆聽，相貌酷似其父，已有白髮。 前中共掌門人胡錦濤的42歲兒子轉進官場，譲中共十八大以來一直被民衆高度關注的"官後代當官、紅後代走紅"的焦點話題，又有了一個例證。 胡錦濤年近而立時在甘肅蘭州得子。胡海峰1971年11月出生，畢業於北方交通大學計算機與科學技術系，後取得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EMBA學位。他曾擔任清華同方集團屬下的威視技術股份公司（NucTech）董事長，後升任清華同方集團黨委書記。 2009年秋天，胡海峰轉任清華大學副秘書長。2010年4月，在浙江省委公佈的人事任免名單中，胡海峰出任浙江清華長三角研究院黨委書記——長三角研究院是由浙江省政府與清華大學共同組建，總部設在嘉興市。胡海峰出掌研究院不久，浙江省委立即將研究院黨支部升格為黨委，並明確為"正廳級事業單位"。 差一點陷入威視醜聞 胡海峰此次出任嘉興市委副書記，級別上其實是平調，並未升職，比起他父親42歲已經擔任正部級的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差遠了。但是這一調動，不僅象徵他正式步入中國政壇的主幹道，分析人士更解讀出諸多耐人尋味的意蘊。 胡海峰轉入仕途，經歷了一段"商界－學界－政界"的曲折。他在畢業之後似乎一度對未來的發展方向舉棋不定，曾經在中糧集團任職，後來轉入威視。 2009年7月，英國《每日電訊報》及南非《郵衛報》均曾報道，威視公司因與納米比亞政府簽署的一份3.8億元人民幣的合同而受到當地反貪委員會的調查。 報道說，有關合同是由威視公司向納米比亞海關提供用於機場以及港口等的透視掃描儀器，並由中國政府向納米比亞提供一筆剛好與合同等值的軟貸款，但條件是納米比亞政府必須將有關合同提供給威視公司。 根據合同，納米比亞政府將貸款的約40％作為定金支付給威視公司，但納米比亞官方調查發現，有關款項幾乎馬上又轉入了一個由納米比亞一家顧問公司的老闆拉邁克和莫科薩瓦，以及威視公司在納米比亞代理人楊帆（音譯）三人合開的一個銀行賬戶。納米比亞反貪委員會於是以涉嫌詐騙、行賄以及貪污罪名將這三個人逮捕。 不過，事發的前一年，胡海峰已經在2008年卸任威視公司董事長，升任清華同方集團的黨委書記。但這件事還是對他的形象及他父親的形象造成衝擊，以致"胡海峰"的名字一度成為中國網絡搜索引擎的敏感詞，不予顯示相關結果。據微博透露，網易科技和新浪科技當時先後做了編譯稿，然而頻道直接被停，總編輯被叫去網管辦"接受教育"，回來後開除責任編輯（網易）、主編副主編罰款過萬（新浪），"這就是天朝的新聞自由"！ 南非《郵衛報》當時還報道說，威視公司2003年也曾與南非海關簽署價值30億南非蘭特的掃描儀合同，而當時他們在南非的代理商"非洲戰略資產保護公司"就曾被該報揭露曾使用賄賂手段贏取保安合同。 很難判斷，胡海峰卸任威視公司董事長，是否出於與腐敗案拉開距離的動機？知情人士透露，胡海峰在企業任職，而企業在經濟大潮中打滾、以盈利為目的，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一旦扯上瓜葛，就算並無個人責任，也會使當總書記的父親非常被動。所以胡錦濤一直希望兒子離"商"遠一點。胡海峰去擔任長三角研究院院長，父親鬆了一大口氣。（《明鏡月刊》41期） 　　　 　　　 《明鏡月刊》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6?apKey=fedd22f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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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胡錦濤的前大總管令計劃其實是個“深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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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的前大總管令計劃其實是個"深喉" Aug 11th 2013, 12:45, by 明鏡雜誌 《新史記》編譯 蕭憲聰 當 2011年11月15日，英國商人尼爾·海伍德的屍體被發現時，沒有人預料到，後續效應能對中國政治產生如此巨大的震撼。明鏡新聞出版集團創辦人何頻與作 家黃聞光合著的最新著作《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堪稱當前記載薄熙來事件最詳盡的英文書籍，2013年3月27日，就在該書上市前幾天，黃聞光來到紐約公 共廣播電台（WNYC），接受廣播名人倫納德·羅帕達（Leonard Lopate）專訪，以下便是採訪內容： 羅：王是秘密去到美國領事館嗎？ 黃：薄熙來和手下的人根本沒察覺。當薄知情時，大大嚇了一跳，緊張萬分，由於擔心事情會演變成國際醜聞，他立即派遣武警團團包圍住領事館，用"拆除炸彈"為由，試圖進入領事館，以強行帶走王立軍，避免王立軍會將海伍德案的真相洩漏給美國人。 羅：美國領事館接受王立軍政治庇護的要求嗎？ 黃： 沒有，理由有二：第一、王立軍事件發生於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問美國前一星期，如果美國領事館提供王立軍政治庇護，有可能因此傷害中美關係，讓情況變得 尷尬；第二、他們低估了王立軍的影響力，只單純地把他當作一個地方的公安局長看待，以爲不會有太大的情報價值，而且，王立軍情緒激動，言談舉止語無倫次， 所以，美國官員拒絕提供庇護。 羅：王立軍最後還是跟隨調查人員回到北京，心裡是怎麼想的呢？希望說服黨內高層，薄熙來和谷開來參與了海伍德謀殺案嗎？ 黃：王最主要的是想要告訴薄熙來在北京的政治敵手，薄正在計劃一樁政治陰謀，企圖推翻現任國家主席，也就是胡錦濤。 羅：薄熙來在黨內高層也有支持者，如此事實是否對領導人們如何處置薄熙來產生歧見？ 黃： 很大程度上是的。當我們寫這本書時，發現胡錦濤身邊的大總管令計劃其實是個"深喉"，他是薄家的朋友。從（2012年）3月到7月，胡錦濤的立場由於受到 令計劃影響，認為王立軍的醜聞是一起單一獨立事件，意即不會涉及其他人；但之後，他們的態度丕變，指稱薄熙來應該負起直接責任，這也是擁薄派和倒薄派相爭 後得到的結果。 紐約公共廣播電台主持人倫納德·羅帕達。 羅：王立軍和谷開來的審判公平嗎？ 黃：一點也不。海伍德案的案情如此複雜，審判竟只持續七小時，整個過程沒有傳喚證人，也沒有交叉詢問。照道理講，這是一場公開審判，但當局僅挑選140人來旁聽，其中還有不少官員和官媒的記者。有太多的疑問，法庭沒有解答。 羅：法院似乎也將案情延伸到腐敗上，不只是謀殺？ 黃：針對谷開來案，他們只論謀殺；但王立軍的部分，他們卻控訴他有腐敗情事。 羅：在中國，調查腐敗是一項政治武器嗎？ 黃：正確。在中國，沒有官員是清白的，不管你是村長還是市長，每個人多多少少幹過一些腐敗勾當；所以，腐敗的指控，就成了掃除政治對手的相當有效的工具。 羅：事件在媒體的能見度如何？中國官媒也報導嗎？ 黃：以中央電視台為例，他們只提供非常短暫的報導，大約五到十分鐘，很簡單地說明谷開來和王立軍的罪名為何，不過，新華社倒是有非常翔實的文章。醜聞爆發期間，國際媒體的角色十分重要，每一家都發出了即時報導。 羅：社交媒體也是嗎？ 黃：對的，有些網民看到《紐約時報》出現報導，便立刻翻譯成中文並貼於社交媒體上，讓更多人獲得信息。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作者之一黃聞光。 羅：我們能確定谷開來是真正謀害海伍德的兇手嗎？ 黃： 我不是很確定，越來越多人也提出懷疑聲音，畢竟有太多疑點，法院沒有釐清。舉例來說，我們都被告知，海伍德死於氰化物中毒，證據從海伍德的血液驗出，可 是，該血液樣本被轉手多次，甚至一度存於某位警察的冰箱；另一方面，海伍德的死亡徵象也不像氰化物中毒，我們跟一些醫生談過，當一個人死於氰化物後皮膚會 發紫，但根據警方最初的檢驗，海伍德的屍體並不是這樣。 羅：所以，是警方故意引導案情至此嗎？ 黃：我想是的，王立軍在謀殺案中的身分十分可疑，他是謀殺案的參與者和計畫者。 羅：王立軍的罪名是什麼？ 黃：最主要的罪行是腐敗和掩飾謀殺，但法院並沒有追究他在謀殺案裡的積極角色，可能因為他提供大量針對薄熙來不利的證據，這方面就放了他。 羅：當中似乎還有很多陰謀，據聞海伍德是英國派來的情報間諜？ 黃：事實上，依據《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以及我們取得的內幕消息，海伍德極有可能是英國情報局的線人，因為海伍德跟中共高層家庭如此親密，乃是不可多得的機會。 羅：談談薄熙來的審判。 黃：他的審判或許會在未來幾月登場，不過我們不是很確定，尚未收到這方面消息。 羅：還有其他人受薄熙來事件波及嗎？ 黃：非常多，那些在薄熙來底下做事的，或曾從事打黑行動的警察，很多人都被替換。 羅：你覺得，薄熙來事件對其他領導人有警戒作用嗎？ 黃：我想會的，寫書時我們都同意，對中共官員來說，如果為人不夠小心，早晚都得入獄；如果你得罪太多人，下場一定很慘。 羅：黃聞光和何頻共同寫作的《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4月2日上市，由公共事務出版社（Public Affairs）出版，今天非常感謝黃聞光接受訪問。 黃：謝謝。 （《新史記》第13期）   ----------------------------------------------- 全套《新史記》雜誌電子版，均可下載至蘋果iOS或Android的智慧型手機、平版電腦、個人電腦、電子書閱讀器上閱讀。不需出門，也能細細品味《新史記》。 新史記雜誌社專頁：http://www.pubu.com.tw/store/75187 《新史記》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8?apKey=fedd22f528 每期零售價：25美元、68港 元、350台幣。 長期訂閱享優惠： 18期， 優惠價台幣3150元 (平均每期175元) 12期， 優惠價台幣2520元 (平均每期210元) 6期， 優惠價台幣1470元 (平均每期245元) 3期， 優惠價台幣840元 (平均每期280元) 接受台幣、美金、人民幣線上付款 viBook電子書城：http://www.viboo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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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张謇、翁同龢情结和张謇、李鸿章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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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翁同龢情结和张謇、李鸿章心结 Aug 11th 2013, 12:35, by 明鏡雜誌 　　·东方早报编者按· 　　今年是张謇先生诞辰160周年。我们在7月9日刊发了张謇纪念专题。7月22日-23日，纪念张謇16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在南通举行，来自国内近十个城市的近百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也应邀与会。 　　研讨会开幕式上，张謇嫡孙女张柔武表示会沿着张謇足迹继续前进，同时欢迎参会者参观正在建设的新南通。华中师范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则希望研究张謇的相关学术机构能为培育现在的新一代企业家出把力。 　　会后，张謇侄孙、张詧嫡孙张光武于7月27日通过电邮发来《张、翁情结和张、李心结》一文："其实李、翁二公是与晚清政局有极大关系而又水火不容之人物，而又与张謇均有极大关系，由三人关系切入解读，或可见晚清政治与张謇身处其间立场之冰山一角。" 　　他在信中说："前读7月9日贵报张謇纪念专题，坦诚言之，此举足称上海多年来对张謇精神及其历史贡献最全面一次推介，其于中国历史研究及之影响作用，不日当可见之。史可为镜，前贤足师，值此非常之时，研读张謇，于教育于企业于慈善于国民精神于民族之文化自觉，均有极大意义。" 　　张謇先生遗产丰沛，学界努力，我们不敢贪功；但刊发此文，请读者一同探讨张謇与李鸿章、翁同龢的关系。 　　起意写此文，是在7月22日至23日南通张謇诞辰160周年学术研讨会期间。文人涂鸦属文，意念瞬息即逝，故是文乃有自我抢救之意。此其一。其二，执笔之初，本拟做两篇分述，忽想起今人为文，多有今日一篇，明日一篇，各打各的，于传主之认知，亦常有一人一笔之下，大相径庭，于传主于历史均属不公。张謇之与李鸿章、翁同龢关系，历来为学人论史焦点，而解读不一，加以解读之人，今日打上一枪，明日便换靶场，后续之人，重新做起，又在原点上起步，从整体而言，了无推进之象。今人治学，为求斗米，治一人一身从一而终者鲜见，即使元配重作冯妇，或为会邀应景，相隔多时，意象模糊，也是重炒冷饭，故对历史人物和彼此关系之解读，常如啤酒泡沫，浮在面上。其实李、翁二公是与晚清政局有极大关系而又水火不容之人物，而又与张謇均有极大关系，由三人关系切入解读，或可见晚清政治与张謇身处其间立场之冰山一角，与其分述不如干脆合作一处更见底里，所谓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了。 　　张、翁、李三者关系之分野在于政见异同 　　张謇与翁同龢关系，学界烂熟于心。张謇甲午年恩科大魁，与翁氏力荐有莫大关系，而此前翁氏为求张謇脱颖，竭尽心力，一二再四五，古来少有，其情动人。后来张謇为报师恩，真情涌动，亦有故事日记可索，至建望虞楼为高潮。而今苏通大桥已成，南通常熟咫尺之间，望虞楼已成历史，到了回望反思之时。 　　张、翁结缘，最早是在1885年张謇参加顺天乡试期间，翁时任副主考，与主考潘祖荫力争将张謇由第六名拔至第二名。翁同龢自同治元年（1862）授任乡试正考官，典试山西。其后数度涉及文衡，屡任考官，门生故旧遍布朝野，可谓阅人无数。张謇固奇才也，然首度邂逅即获翁氏青睐，尚有深层原因：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出兵进抵仁川。为阻止日本吞并朝鲜，淮军将领吴长庆奉命率兵赴朝平定局势，张謇以主要幕僚身份随行至汉城。兵变平定，张謇居功至大，因身处政治风暴中心，张謇撰写的《条陈朝鲜事宜疏》、《壬午事略》及《善后六策》等政论，极力主张对外持强硬政策，条分缕析，言之灼灼，受到包括翁同龢在内政界高层注意。其实此时，张謇已入翁同龢法眼。时间应在1885年顺天乡试前三年。 　　此时，丁忧期满归京的李鸿章对张謇之态度向受史家关注。其实，李鸿章对张謇当时并无太大成见。据张謇壬午年八月二十二日记："与枚生讯，辞合肥相国、振轩督部及延陵合荐。"[作者注：《张謇全集》第六卷]，合肥相国等三人，即李鸿章、张树声和吴长庆。张、吴二人保荐张謇等赴朝立功人员，李鸿章是愿意领衔合荐的。此其一。其二，张謇所著《朝鲜善后六策》由张树声之子张华奎抄录并在京中散发，翁同龢、潘祖荫和宝廷等朝中要员均已看到，又为满员宝廷"采以入告"，致惊动慈禧，亲向总理衙门和军机处垂询，此举自令李鸿章措手不及且视为越轨，乃有"嗤为多事，搁置不议"之说。 　　其实，事过境迁，李鸿章这一面，仍存爱才之念，用才之心。越两年，1884年秋，张謇料理吴长庆丧事归里，时任两广总督之张之洞有延揽意，因张謇系淮军吴长庆旧属，乃央李鸿章转达其意，鸿章命袁子久（保龄）具体执行。《张謇年谱甲申七月》记："北洋又以粤督六月之托，属袁子久见招，子久并述北洋意，亦辞。"李鸿章原是受张之洞托为之延揽，说辞中却夹带私货，媒人换做下聘人了。张謇与刘厚生交谈时说得更为具体："派人坐一轮船，沿渤海口岸遍询从奉天省南下轮船中，有则请其赴京，并述北洋延揽之意。"求才若渴之意毕见，自非今人可思。之后，便演绎出张謇"南不拜张，北不投李"故事。 　　对于李鸿章，张謇心情有复杂之两面。1911年，时隔近三十年，张謇在致东三省交涉使韩国钧信中说："方壬午、癸未之间，下走参预吴武壮公援护朝鲜，即上书直督，请达政府，于朝鲜则援汉玄菟、乐浪郡倒，废为郡县；或援周例，置监国；或置重兵，守其海口，而改革其内政；或令其自改，而为练新军，联合我东三省为一气。于日本则三道出师，规复琉球，时张靖达公回粤，李复督直，嗤为多事，搁置不议。"[作者注：《张謇全集》第一集]。足见壬午、癸未年以来，历历诸事，一路演变，大不尽人意，甲午之役更令国家元气大伤，于张謇而言，可谓无一时不能忘记。此痛惜遗恨之情，固非私人怨怼也。此为张謇对李鸿章态度的一面。另一面，李的雅量，李的识才、惜才、用才之心，作为当事人的张謇应是心存感佩，他在《论出处及韩乱事致袁子久观察函》中坦言："金州往事，令人有感慨遗世之心。七月南还，矢意韬戢。方道出沪上时，见故人束畏黄为南皮见辟之书，即自奏记，敬谢不敏。迨九月，漱兰年丈又复劝驾，重以前说申辞。诚不知中间执事于謇遣使命舟，并渤海而踪迹之，如是其勤勤可感也。"[作者注：《张謇全集》第一集] 　　可以想见，在罗致人才这一点上，李鸿章与翁同龢有一样的胸怀和眼光，张謇是深为所动的。如此，在对张、翁和张、李关系的认知上，基本可排除私人恩怨因素。 　　一部分学人把目光停注在张与翁惺惺相惜、师恩难忘上，其路径不失可取。知恩图报，是张謇作为"士"的基本品格，不仅于翁同龢，于吴长庆、赵菊泉、孙云锦等皆是如此。然仅裹足于此看问题，则是低估了张謇和翁同龢这两位晚清重要历史人物的政治人格。 　　其实，张、翁和张、李关系之分野主要还在政见异同上，这比较符合这三位历史人物真实的政治品格。 　　翁、李矛盾之实质并非徇私 　　宕开一笔，先述绕不开的翁、李关系。 　　翁同龢，咸丰六年（1856）状元，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为晚清清流派领袖。在道、咸、同、光四朝，翁氏几代累任高官。其父翁心存、兄翁同书皆为晚清重臣，翁心存、翁同龢父子更为两朝帝师，时称"一门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父子大学士、父子尚书、父子帝师"。咸丰九年（1859），翁同龢长兄翁同书为安徽巡抚，时定远为捻军和太平军围困，同书弃城。次年，寿州团练苗沛霖因与其他团练仇杀而背叛攻寿州，同书允其请，恕其前行，更以其仇孙开泰、蒙时中首级交付苗氏，结果苗仍反悔不降。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具折严劾，谓丢失疆土在先，受贼玩弄继之，奏折中更有"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句，笔笔刀刃，架当今于大义，置同书于不覆，具折人即为李鸿章。依大清律，同书被定"大辟"（斩首），实判流放西北，三年病死。翁心存亦急病死。有人便据此推测翁同龢与李鸿章同朝为官，"徇私报复，倾陷排挤，无所不用其极"。更有将翁、李二人政见不同归为私人恩怨，将民族大义无端庸俗化，进而捕风捉影，将莫须有之军费问题说成战败理由，把罪责推至翁同龢身上，此种评判实在牵强附会，不负责任，显有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之嫌。若照此逻辑推测，凡同朝为官者，其先人、家人中有为对手所参而致政治落马的，为避嫌计，其人便须终身唯对手马首是瞻而亦步亦趋，对手正邪是非一概弗论乎？其论言出无据，极类街谈巷议，无事生非，以讹传讹，实为史家大忌。 　　翁、李有隙，其实质是政见之不同，翁为清流派领袖，与孙家鼐、志锐、文廷式、汪鸣銮等形成与后党抗衡的帝党集团，李鸿章则为后党重臣，翁、李之争，说到底是帝、后两党政见之争。再说翁同龢六十年为官，终其一生所涉重大事件，除开甲午战和之争另述，有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为晚清中国法制体系自我完善之典范；有支持盛宣怀（盛为李鸿章亲信旧属）等创办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由其主持之户部拨银100万两"生息官款"存于该行，为中国通商银行最初营运资金；更有：康梁等维新主张亦皆由翁氏极力向光绪推荐，并从户部拨银1500两作为强学会活动经费，又密奏光绪"教育为自强之本，未可遏阻，使天下寒心"，复亲自起草成立京师大学堂的奏章，主张废除科举，开经济特科，采纳康有为等汰冗员、停捐纳、修则例、裁绿营、练新军、办学堂、荐人才、修铁路、开银行等十二道新政，自是打开晚清政改新局面，翁本人更代光绪拟《明定国是诏》，是诏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颁布，掀开戊戌变法一页。翁氏故后，流亡海外的康有为作诗十四章缅怀故人，中有句云："中国维新业，谁为第一人？王明资旧学，变法出元臣。密勿谋帷幄，艰难救国民。"仅上述诸事，足见翁氏政治风范之一斑，而"徇私报复"之说自可不攻自破。 　　甲午战事与翁、李之争 　　至此可专述甲午翁、李之争。仍从翁氏作风讲起，昔年翁同龢入值弘德殿期间，还奉命去养心殿为两宫皇太后进讲《治平宝鉴》一书章节，第一次进讲《宋孝宗与大臣陈俊卿论唐太宗能受忠言》，翁即反复阐述君主虚怀纳谏、礼贤下士。之后，又讲宋、金、元、明四朝帝王政迹，以史为镜，借答两太后提问，指陈时弊，提出对策，直言进谏，为当朝少见，可称直臣。光绪十五年（1889），光绪亲政，翁仍赴毓庆宫书房授课。此间翁不断向光绪呈送西学著作，并与光绪讨论时政，直至引起慈禧和帝党疑忌，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被慈禧下令裁撤光绪毓庆宫书房。翁氏行迹，可称贤臣。今人有论，谓翁同龢当年急欲挫败李鸿章，是以拼命主战，将抗击外敌诬为廷臣内斗所致，其论荒诞而不经，不但于翁不公，于李也不公。可以断言，主战与主和，皆是出自国家利益，政见不一，不能形成合力，这是历史的遗憾，而民族的不幸，又属必然。 　　甲午战事既开，中方屡战不胜。慈禧惊惧，乃令翁同龢"驰赴天津诣鸿章问策"。胡思敬曾有记述：当翁问及北洋舰队接战事，李"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良久，反诘道："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翁对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李愤然答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纪检官员）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作者注：胡思敬，《国闻备乘》]于是，后人（包括胡思敬）又拿此来做文章了。其实，翁氏确以财政困难为由，限制北洋水师经费支出，且奏请海军停购船械二年。然翁氏治户部，经费支出需统盘考虑，这是常情常识，奏请海军停购船械事为1887年，其时为堵黄河郑州段决口，乃将《海防事例》改为《郑州事例》，一面是海防，一面是民生，孰轻孰重？郑州工程结束后，总理海军衙门和李鸿章本人均未及时提出购买新式船舰，及至甲午战事起，翁氏即令户部拨银650多万两支持总理海军衙门购买新式船舰。而李鸿章之淮军所存银钱800多万两并未用于甲午战事，可见淮军兵败并非军费所致。若诚如胡思敬所言，有鸿章反诘翁氏事，当属情急搪塞之词，鸿章之机变口才可知。故将甲午战事中北洋水师及淮军败绩归咎于翁氏长期克扣及拒绝给鸿章拨款所致，实属荒诞不经之至。 　　顾视翁氏平生经历，自非长于军事，鸿章长期鼓吹北洋水师实力，翁不知底里，自是深信不疑，曾与王伯恭言："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作者注：王伯恭，《蜷庐随笔》]。及至屡战不胜，方起疑窦，于离津前令其姻亲、时任长芦盐运使季邦桢将北洋水师"将士之贤否，军报之虚实，器械之良窳"实情相告，故可以相信，翁氏之极力主战，正是出自对清国海军力量的自信，而与其一贯清流派思想相合。王伯恭者，李氏幕僚，翁氏门生。 　　张謇对甲午战事态度 　　后人谓张謇以"以日本蕞尔小国，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言论影响翁同龢，实为主战派首领，此言不谬。盖张謇对淮军之信任，源自在淮军幕府长期历练和在朝鲜处理壬午事变的实际经验，对于参战淮军诸军装备士气、各部将领带兵作战能力以及朝鲜地理形势，张謇了然于心，对于与日本一战，他确有充分信心，唯一担心且在对日开战一个多月为其察觉的是，"其实中国何尝有必战之布置耶"。然而，更令他惊惧痛心的是，在他离开淮军短短十年的时间里，作为中国主要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淮军及北洋水师之腐败竟如黄河决堤、洪水泛滥一般迅速，叶志超、黄仕林、张光前、赵怀业、卫汝成等为其所知、向以"敢战"自诩的淮军将领一个个都成了贪生怕死、冒功欺罔小人，军队作战力到了不堪一击地步。不仅是张謇，连作为淮军和北洋最高统帅的李鸿章也发出哀叹："半载以来，淮将守台守营者，毫无布置，遇敌即败，败即逃走，实天下后世大耻辱事。"再次坐实甲午败绩并非军费而是军队自身之糜烂腐败。其实甲午战前，张謇深知，李鸿章为淮军首领多年，树大根深，盘根错节，领衔战事，主持对日战事全局，自非李氏莫属，提议对李"鞭策而用之"，核心一点，还是主张李长军事。故最后败绩，令他抚今思昔，对李鸿章极度愤怒和失望。推根究源，张謇认为，"养痈为患"，责任在李，乃痛心疾首，指陈李鸿章"非特败战，而且败和"，更有"以四朝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句，排山倒海，雷霆万钧，直指李鸿章消极误战、主和误国之罪，其慨然之言，掷地有声，"流沫传诵"，里巷皆知。恭亲王奕訢阅后惊叹："奏参李鸿章之折，有十余通之多，惟张謇之奏，最为切当。我们今日遭到日本祸殃，都是李氏一手所酿成也。"是折正气凛然，以致连李鸿章本人都承认"笔意尚健"。 　　回顾甲午败绩深层原因，其实为二。一为腐败之专制政体，二为落后之国民素质。军队来自国民，国民素质如此，军队素质可知。如李鸿章本人所言，大厦之将倾，岂是几个裱糊匠所能够扶持得住的？平心而论，甲午之辱，李鸿章作为北洋和淮军最高统帅，平日疏于督导，治军失察，战前绝无必胜信心，又无"必战之准备"，应负主责，但不应负全责。中国军队之不堪一击，非自李鸿章始，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朝GDP是英国6倍，清军100多万人，进入虎门的英国远征军仅4000多人，结果清军吃了败仗，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1856年，中国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度败绩。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当时李鸿章还没有后来在政坛纵横捭阖之地位。及至甲午海战前，中国GDP是日本的9倍，中国并非在经济实力上不如日本。故甲午罪责不在李鸿章一人一身，谓甲午之辱"是李氏一手所酿成"之断，与光绪后来"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主战，次举割青岛"，将责任一并推给翁同龢和主战派一样，均属失之偏颇。 　　甲午战败后翁、李命运与张謇抉择 　　甲午败绩，是中国近代政治的转折点，也是清廷最后走向覆亡的导火线，自此，晚清在下行曲线愈行愈速。这一前景，翁同龢、李鸿章和张謇都看到了，他们三位都是将一生交给国家、民族的人，均不愿见此惨烈前景，然个人归宿却多有不同。 　　甲午战后，李鸿章被解除位居25年的满清封疆大臣之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搁置闲散。之后，李鸿章出任粤督，北方爆发义和拳运动，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慈禧挟光绪逃往西安，北方局势陷入一片混乱。慈禧一纸任命"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0月，李鸿章抵京，一病不起，漫天要价的联军慌忙泡制"议和大纲"，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在"议和大纲"上签字。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赔款之数由一开始的10亿两白银降到4亿5000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4亿5000万，正合其时中国国人之数，即一人一两。签字后，李鸿章即大口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已是病入膏肓了。他在病榻上仍心念国是，在奏折上写道："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11月7日，"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成疾，已乖常度"的李鸿章已油灯耗尽，临终前曾口占遗疏，中有言："和议新成，东事尚棘，根本至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是为肝肠寸断之血书，劝行新政之意，亦见于其中。 　　至于翁同龢，仍回溯至1894年8月1日起之中日甲午战事。16日，平壤失守。17日，黄海战事爆发，北洋舰队败绩。翁氏意识到："鸭绿江一线可危，即渤海亦可危。"21日，建议"宜调东三省兵，而急设大粮台，派大员经理，又于鸭绿江岸筑土炮台等数事。"10月24日，日军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次日第一军强渡鸭绿江，连陷九连城、安东（今丹东）、凤凰城数地。31日，翁同龢诣光绪，"力陈京师阽危情形，请勿再迟一刻。"11月3日，翁被补授军机大臣。8日，锦州失守，旅顺岌岌可危，翁请派唐仁廉赴旅顺增援，获允。22日，旅顺失陷，翁闻讯"愤虑填膺"。乃请启用湘军，以刘坤一为帅，以求挽危局于一旦。其议亦获采用，命刘为钦差，节制关内外各军。1895年初，日军继续进犯。1月10日攻陷盖平。翁仍坚持抗战，提出"悬破格之赏，不次之迁，以作将士之气"。之后，荣成与威海南帮炮台相继陷落，翁氏益感"大局糜烂矣，焦灼愤懑，如入汤火"。2月2日，威海卫城与北帮炮台尽失，翁氏乃惊呼："愤极愧极！寇深矣，若之何！"屡战无功，朝廷转意，13日，乃改派李鸿章为赴日议和全权大臣。主战派至此大势已去。 　　4月3日，翁氏获知鸿章来电所示和约十条，益感愤懑，"胸中垒块，未易平矣"。次日，其明知光绪意图议和速成，仍犯颜直谏，"力陈台（台湾）不可失"。"恐从此失天下人心"。俟马关条约签订，翁再度直谏，"极言批准之不可速"。19日，翁读台湾来信，"字字血泪"，倍觉内疚，有"无面目立于人世"之感。再陈"力陈批准宜缓"，以求救急之法。5月2日，光绪意决，批准马关条约。6日，中日代表烟台换约。清廷决定限期割台。17日日，翁同龢"见台民公电，为之流涕"。至此，大辱已铸，帝师翁同龢在光绪心中相守24年之师生情谊亦开始出现裂痕。 　　1898年，中国政坛风云变幻，翁氏本人命运也面临极具戏剧性之变化。 　　1月，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其间，康梁等维新主张皆由翁氏极力向光绪推荐。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新政从此日始。至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5月末，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訢病重，慈禧偕光绪去恭王府探视。光绪与恭亲王独处时，谈及即将实施的新政。恭亲王问及主持新政人选，光绪答是翁同龢。恭亲王即谓："是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大错。" 　　6月16日，慈禧发动突然袭击，将翁同龢开缺回籍，一举切断康、梁与光绪间直接联系的纽带，乃由光绪下谕："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辞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其时距新政起步仅5天，后党与帝党力量之悬殊不言自明。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恢复训政，对翁同龢犹未解恨。12月4日又奉朱谕，"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往往巧藉事端，刺探朕意。至甲午年中东之役，信口侈陈，任意怂恿。办理诸务，种种乖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陈变法，滥保非人，罪无可逭。事后追维，深堪痛恨！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开缺升级为革职，且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分明连甲午主战和百日维新的旧账一起算了。 　　1904年，翁同龢去世，消息传到北京，庆王循例请示丧葬典礼规，光绪竟至盛怒，"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主战，次举割青岛。太后不语，庆王不敢再言，故翁无恤典。"此言出诸光绪之口？信耶？史官文化和记忆一样，靠不住的居多。直至1909年（宣统元年），又诏复翁氏原官，追谥文恭。 　　翁同龢之与光绪，师生关系长达24年，其人在晚清内政外交中之作用世人共睹，自甲午战事至戊戌变法，又与孙家鼐、志锐、文廷式、汪鸣銮等形成与后党抗衡之帝党，力图变法维新救治中国，最后功亏一篑。不亦悲乎？ 　　再说张謇。甲午战败，对张謇而言，可谓百感交集，痛定思痛。张謇后来论及："中国之大患，不在外侮之纷乘，而在自强之无实。"终于决然走上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自强之路。 　　1895年冬，张謇受两江总督张之洞委派，在通州、海门一带集资兴办纱厂，开始"舍身喂虎"的艰难创业。这一年，他由梁鼎芬介绍，列名上海强学会，对康、梁政治见解表示赞成。并受翁同龢委托草拟《京师大学堂办法》。 　　1898年春，百日维新如火如荼，张謇因事去京，以其多年政治历练和对清廷政局之洞察，乃对康、梁晓以欲速不达之理，指出轻举妄动，操之过急，将会适得其反，走向主观愿望反面。之后，为避免卷入更深政治漩涡，他婉辞孙家鼐京师大学堂教习奏派，匆匆离京，抵返南通操持大生纱厂开办投产事，次年，1899年，中国首家民营纱厂大生开办投产。 　　1901年，李鸿章辞世。1904年，翁同龢撒手西归。他们都怀抱着对中国富强之期盼黯然离去。其时，为他们学生辈的张謇正意气风发，怀"天地之大德曰生"民生理念，以"父教育而母实业"为路径，扬帆起航，在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他的富民强国宏图。 　　百年已矣，中兴有望，回望前贤，子规啼血，能不怆然涕下乎？■ 　　（作者系张謇侄孙、张詧嫡孙。） 　　张光武，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  201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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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金观涛：否定文革——八十年代的二次启蒙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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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否定文革——八十年代的二次启蒙 Aug 11th 2013, 12:33, by 明鏡雜誌 　　　经济观察报：你原来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是什么机缘使得你的兴趣转移到了人文社会科学？ 　 　　金观涛：机缘就是文化大革命。一场巨大的社会变动对于一个老年人和正在成长的青年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学时期，我的整个兴趣都在自然科学上。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正在北京大学化学系读书，这正是我的思想趋于成熟但还未成熟的关头。变动的大时代促使我开始思考历史、人生和哲学。如果没有"文革"，或者"文革"推迟在十年以后发生，我可能会成为一个科学家。 　 　　经济观察报：但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你有时间思考这些吗？ 　 　　金观涛：1968年以后，北大的地下读书风气已经渐成风潮，但是在公开场合仍在搞武斗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学习专业知识也被指责为不关心运动的"白专"。我却幸运地有一个相对好的读书和思考环境。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所以进了北大美术队。文革中，美术队的任务是画毛主席像和各种宣传画。画画使我们表面上在参加运动，而大部分空余时间可以用来读书和思考。美术队的成员来自北大各个系，他们对朋友忠诚，对运动看得比较透，向往着思想自由。我在思想相对自由的美术队呆到1970年毕业前，这一阶段对我的思想变化极为重要。当时，我读完马恩全集，又从马克思追溯到黑格尔。阅读中我很痛苦地开始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反思批判。为了对几年来思想的转变作一个总结，我断断续续把思考的结果写成哲学札记，一直到1970年初才完成。这份札记在美术队我的几个好友中流传，正是通过它我和刘青峰认识了，并开始了我们的恋爱。也许，读者可以在刘青峰以靳凡为笔名的《公开的情书》中的男主人公身上，看到这样一位自信而热情的思考者的形象。 　 　　经济观察报：《公开的情书》1980年在《十月》上发表，影响非常大，这篇小说在新时期文学的初潮中震撼了整整一代青年人的心。 　 　　金观涛：其实《公开的情书》写于1972年。青峰曾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后来转到中文系，1970年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清镇中学当教员。她根据与我及其他朋友的通信创作整理成了小说。最早的手抄本是抄在红塑料封皮的笔记本上，所以被人称为"小红书"，以后又有油印稿在朋友间悄悄流传。文革后有一段时间流行一个说法，认为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是"失落的一代"，这种说法有点以偏概全。《公开的情书》中，老九、真真、老嘎、老邪门等一群被打散在工厂、农村的大学生们通过密切的通信保持着读书和思考，生动地展示了我们这一代人对真理的苦苦探索。 　 　　经济观察报：当时条件下要保持这种近乎一天几封的通信实在不寻常。这种现象普遍吗？ 　 　　金观涛：在大学生中相当普遍。1970年至1971年我常是一天收到几封厚厚的信，邮递员都很惊讶。当时，一个个圈子都是通过书信来交流思想，特别是对重要政治理论著作读后的人生启悟，它是"文革"后期青年地下读书圈子的一种重要形式。因为在1967年许多公开的读书会被打成了"反革命组织"，所以此后的读书会转入地下，只是在很知己的朋友小圈子中，或座谈或通信。1970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杭州塑料厂做工，青峰在贵州，我们的通信圈子有七八个朋友。1973年青峰调到郑州大学任教，我也调到郑州大学。1978年我和青峰调回北京，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第二年，《公开的情书》刊登在杭州师范学院的民间油印刊物《我们》上，1980年1月在《十月》上公开发表。 　 　　经济观察报：可以说，《公开的情书》提出了新时代应有充满新思想、新道德的爱情标准，呼应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 　 　　金观涛：《公开的情书》一发表就引起了强烈反响，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的呼声都非常尖锐。我认为，它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反响，一方面是因为那时人们刚刚从一个人性、人情、特别是爱情都受到压抑的时代走出来。更重要的是，它把对爱情的追求与忠诚和对理想的追求等同起来。直到近几年，我们遇到不少当年读过此书、现在已是大学教师的人，谈起书中高度的理想主义热忱，仍令他们激动不已。但是，在小说公开发表时，我们的写作已经告别了文学，开始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 　 　　"超稳定结构"的提出 　 　　经济观察报：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 　 　　金观涛：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反思。在郑州大学期间，我和青峰就开始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国社会超稳定系统"假说就是在那段时间构思的。我们预感到中国将迎来一个新时代，我们必须为其做思想准备。为了告别文学走向理论探索，我和青峰决定写一部作品来纪念我们青年时代所经历的感情和思想的暴风骤雨，这就是《太阳岛的传说》。写作期间，正好处于1975年海城地震之后和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前，因此作品中笼罩着的那种大地震即将来临的惶惶不安气氛，正是那时的写照。青峰和我选择了以南太平洋复活节岛为背景，以一个地震预报站的三个人物写了一部长诗。写作时，我正好带学生去河南省安阳开门办学，我经常在夜阑人静之时，趁学生们都睡着，打着手电筒伏在地上写下从我心中流出来的诗句－－我们睡的是地铺。而青峰则在离我300公里外的郑州家中创造情节和人物。几天后我将我写成的部分寄给她，由她把这一切综合起来。这部长诗虽然没有像《公开的情书》发表后引起那么巨大的轰动，但在我们自己看来，它更有意义，因为它记录了我们青年时代所经历的巨大伤创和那个在我们心中如不死鸟般的理想。 　 　　我在郑州大学化学系任教时，还发表过几篇科学论文。如1976年的《论量子力学的公理基础》就发表在《物理》杂志上。由于有科学论文发表，1977年冬我参加了全国科学技术规划大会。当时于光远要成立《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我被选中参与筹备该刊。我和青峰就这样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做编辑。 　 　　经济观察报：《自然辩证法通讯》当时很活跃，在改革开改初期被誉为"中国四大天窗"之一。 　 　　金观涛：筹办这个杂志对我们是个好机会。刊物主编于光远是思想开放的前辈，他不管出刊的事，具体主管的是李宝恒，思想也很开放，对年轻人很信任。一开始我们就决定不搞所谓自然辩证法研究，而将其变成一个科学启蒙的杂志。在杂志上最早介绍了计算机等现代科学前沿，很多文章倡导科学创造精神和思想自由，反对现代迷信。这种启蒙精神感召了不少青年人聚集在杂志周围。那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很活跃，于光远创立了经济学"双周座谈会"，王小强、王小鲁在那里编辑了《未定稿》，林春和李银河搞了一个"青年文稿"，其中第一本叫《历史的沉思》。"历史的沉思"正是我们有关超稳定系统论文的标题。 　 　　经济观察报：你们的"超稳定系统说"最早是在哪里发表的？ 　 　　金观涛：其实我们在1974年就已经有了初稿，有些朋友看过。1979年曾有朋友把论文刻成油印本，正是通过这一油印稿，我们和老包认识了。文章最早是送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即将创刊的《中国社会科学》，但主编黎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将其发表出来。记得黎澍还找我和青峰到他家去谈话，他说世界上只有好文章给杂志撑台面，而不是反过来文章因发在一级刊物上有身价。1980年初，我们的长文在《贵阳师范学院学报》分两期发表了。去年年底我们去昆明座谈时，不少研究历史的朋友都提起他们记忆犹新的是《贵阳师范学院学报》的这篇文章。文章刊出后的影响之大超出我们意料。这年夏天，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胡凡找到我们，要我们写成专著，这就是　《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一书。写作该书约花了一年多时间，最后湖南人民出版社克服各种干扰，才于1984年出版。有人说这本书开启了中国的　"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热，特别是最早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引入历史和社会研究领域。 　 　　经济观察报：在这本书中你们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这个假说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金观涛：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存在着两个众所周知的现象，一是封建社会长期延续　（封建专制特别顽固），二是两三百年发生一次波及全社会的大动乱（封建王朝周期性更替）。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对这两个现象是分别加以研究的，没有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而我们则认为这两个现象是互相关联的，它们均来自某种共同本质，它们是超稳定系统的一体两面现象。超稳定系统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对社会进行强控制，不允许制度改革和新社会组织的成长；但腐败又是不能抗拒的，其结果是王朝被腐败瓦解，大动乱不可避免。因此，在中国两千年传统社会历史中，每一个封建王朝，虽然在其社会稳定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兴盛的局面，但太平盛世不能持久。在每一个盛大王朝末期，都会出现商业病态繁荣、贫富差距极大、官僚政治极为腐败等现象，我们称这些现象是　"假资本主义"。其结果是大动乱发生，几百年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进步付之东流。大动乱有效地清除了腐败，使得社会秩序可以重建，但重新确立的只是和原来旧政治结构相同的新王朝，而不是演化到新社会结构中去。这是因为建立新社会的各种进步积累都被大动乱破坏了。我们认为，正是超稳定系统这种一治一乱的机制把中国传统社会束缚在原有轨道上，无论其内部商品经济多发达，都不能进入现代社会。正因为如此，第一个现代社会是在西方封建社会中产生的，而不是来自市场经济一度比西方发达的中国传统社会。 　 　　经济观察报：《兴盛与危机》出版后在社会流传很广，影响很深，因为你们第一次将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引进了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用自然科学的成果与方法对人文科学的问题做量化分析，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提出了理论模型，给呆板的学术氛围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不过，围绕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史学界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曾有过两次大讨论，为什么在八十年代初再次成为史学界的热点？ 　 　　金观涛：因为"文革"期间封建主义的泛滥，所以"文革"刚刚结束，史学界就开始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事实上，人们对"文革"最惊心动魄的发现就是封建专制借革命之名还魂。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被叫得震天响，很多人将其视为一种全新的价值。但有多少人想到了，"革命"这个词在中文里古已有之，其意义恰恰是改朝换代！本来，五四以后的革命是建立在批判封建主义之上的，现在人们发现反传统本身并没有摆脱封建传统，这就迫使人们去问为什么。海外学者似乎有一种定见，这就是把五四后的中国当代思想视为中国传统的断裂。但我们要问，既然封建主义已经被抛弃，为什么在"文革"中又会卷土重来？这说明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中国历史进程，包括近现代史。因此"文革"后对封建主义的反思极为重要，它是八十年代启蒙运动的前奏。与那些单纯从某个局部、某个方面去寻究历史演变的终极原因相比，我们更注重从历史整体观上去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内部结构，从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几个方面的交互影响和互为因果的历史变化中进行综合的探索。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说，你们更注重方法论？ 　 　　金观涛：八十年代初期方法论开始盛行，甚至形成了"方法论热"。例如当时的"三论"的影响非常大，风靡一时，连文学研究也试图引入"三论"。今天有人将其归为"科学主义"，这不无道理。因为，中国每一次启蒙运动都和对科学方法论的注重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成为评判道德和反传统的利器。但我认为八十年代的"方法论热"的意义，远远超过历史上的"科学主义"。因为历史上的"科学主义"在批判旧意识形态后会指向建构新意识形态。八十年代的"方法论热"却不是这样，它倡导深刻的反思意识，包括对科学技术自身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确实比以前深刻。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你要把系统论作为超稳定系统说的方法论基础？今天，你怎样评价你们在八十年代掀起的"三论"热呢？ 　　金观涛：如果以西方历史经验来思考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就是去探讨为什么现代社会最早出现在西方。西方学者早有答案，韦伯典范就是著名的例子。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对该问题的回答视为经济决定论，那么韦伯学说则属于广义的观念决定论。我之所以重视系统论，是因为不想陷于任何一种单因素决定论。在《兴盛与危机》写作和出版时，我们对韦伯学说尚不太了解，但已经意识到，不应该从一种决定论跳出来又陷入另一种决定论。到了九十年代，国内相当多的学者接受了韦伯对西方最早进入现代社会的解释。2000年后，随着后现代主义对决定论的解构的潮流，更多人在宏大历史无意义的名义下放弃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而我们认为，这种摇摆正是缺少正确方法论引起的。我们甚至认为，系统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遗产之一，因为系统论可以使我们跳出决定论局限、又不至于如后现代史学那样放弃对历史大问题的探索。事实上，我和青峰始终没有放弃三十多年前的观点和方法，不断在深入、细化相关的研究。 　 　　经济观察报：你在八十年代末提出辩证理性的重建，今日又怎样看待该问题呢？ 　 　　金观涛：辩证理性重建是我在《系统的哲学》一书中提出的。在八十年代启蒙运动中，我主张在科学理性之上重建中国文化，包括反思儒家思想和近现代革命传统。近二十多年来，一股越来越猛烈的非理性　（甚至是反理性的）的潮流正在中国和世界兴起，它引起了我内心的不安。需要说明的是，我从来不否认非理性主义哲学　（或反理性主义）的合理性。当某一种理性主义的哲学已陷入盲目的迷信时，非理性主义无疑是人类思想健康发展的一剂解毒药。甚至在任何一种理性的哲学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有意识地让反理性主义作为补充，让它作为一种对我们已确定的哲学信念的怀疑，这对于人类不断进步的理智和良心的健全是十分有益的。每当理性主义是强大而富有生命力的时候，作为永不休止的怀疑精神的非理性主义必定是深刻的、富有魅力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另一种人生真理。因为除此非理性主义不足以和强大的理性对抗和共存。但是，在一个理性已经沉沦，人们在一片精神废墟中无所适从的时代，非理性主义经常是肤浅的，假如把反理性主义当作人类的精神的主体更是可怕的。故在八十年代，我在进行历史和社会文化方面的研究同时，进行当代哲学的思考，力图重建理性哲学的基础。这就有了我的三本哲学著作：1985年完成的《发展的哲学》、1986年的《整体的哲学》和1987年的《人的哲学》。《发展的哲学》发表在《走向未来》杂志第一期上，其余两本则属于《走向未来》丛书。 　 　　《走向未来》丛书 　 　　经济观察报：《走向未来》丛书是什么时候开始运作的？ 　 　　金观涛：我们经历了"文革"，知道"文革"给我们的人民带来了多少灾难。"文革"结束时，大家都有这个意识，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都想做些切切实实的事。这不是几个人有这种想法，那是时代潮流。最早是湖南人民出版社找我们。此前它出版了反映十九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的《走向世界》丛书，是钟叔河主编，影响很大。他们找到我们，要策划出版一套针对年轻人的知识性和修养性的书。但这并非我们想要做的事。我们对丛书的定位非常明确，这就是启蒙性、思想性的丛书。按照中国的出版体制，青年读物是侧重知识和修养的，谁都可以搞这些，我们为什么再多搞出一套类似的东西呢？在接触的过程中，出版社也犹豫，因为我们的想法很难纳入青年读物系列，不知道如何纳入现实体制。正在这个时候，在张黎群引介下，四川人民出版社追来了，他们能接受这一思路，于是就决定在它那里出版。这是1982年的事。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叫　"走向未来"呢？ 　 　　金观涛：当时湖南出了　《走向世界》丛书，它叫"走向世界"，我们就叫"走向未来"。《走向未来》丛书编委分散在北京的不同单位，如何组成编委会，就要克服中国现行的出版体制的障碍。我们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协商，建立了不在成都的社外编委会；还需要找一个对编委会负起政治责任的单位来管我们，也就是找一个挂靠机构。只有找到这种创新形式，才能使编委会在现行体制下合法运作。而实现这种制度创新，则要依靠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的共同追求。《走向未来》编委会挂靠在社科院青少年所名下，就是出于这样的机缘。当时是唐若昕穿针引线，而青少所的负责人是钟沛璋。他一见我们就问：为什么要做丛书？我说，就是想办一套启蒙的思想性丛书。他一听就明白，一拍即合，这就成了。 　 　　经济观察报：编委会的组成是怎样的？ 　 　　金观涛：在组成编委会之前，北京这些人就常聚集在一起，有共同的思想背景和追求。一有机会，编委会就可以拉起来。编委会成立时有一个原则，编委只要中青年，不要50岁以上的人。当时老包年龄最大，45岁，编委会就以他的年龄为上限。每次开会，我们都是集体讨论通过的。第一批书也是集体讨论，对主编和编委的书稿也毫不留情。1983年第一批书正在印刷时，正好赶上"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当时编委会和四川人民出版社都坚持下来。"清除精神污染"不得人心，很短命。这样，第一批书一出来，就火了。各地争相抢购，一上市就卖光，不断再版。编委会是高度理想主义，内部不谈钱，不算经济账。如果谈钱，编委会有可能赚很多的钱。 　 　　经济观察报：那时中国兴起过"丛书热"，如华夏出版社的　"二十世纪文库"、人民出版社的"三个面向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新学科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传统与变革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比较文化丛书"等等，而社会影响最大的，当属《走向未来》丛书。 　 　　金观涛：《走向未来》丛书从封面到内容都很有特点。丛书的封面很简朴，窄窄的小开本，黑白两色。我们请中央美院的年轻画家在封面上画画，封底和封面差不多，都是一些现代派的抽象画。封面上画现代画是《走向未来》丛书的首创。更重要的是，书的内容要求一定要有新思想，不是纯学术、学科式的知识。具体说，有几个要求：第一，一定要有思想性，贴近时代问题；第二，多学科交叉；第三，必须薄薄的，可以放在口袋里，便于阅读；第四，既要有编译西方的，也要有中国年轻学者原创的著作，还要有结合中国改革实际的。 　 　　经济观察报：你们是不是在有意地效仿法国启蒙运动时代的百科全书？ 　 　　金观涛：受些影响吧。我们追求跨越学科限制，跨越古今中外，宗旨只有一个：有助于思想启蒙，推动国人接受普世价值，走向全方位的现代化。启蒙运动是需要这个东西的，所以它才一下子影响那么大。 　 　　经济观察报：实际上是这种启蒙的精神团结了一大批人，尤其是思想界里的中青年精英。 　 　　金观涛：对，都是有启蒙理想的人。丛书不但启发了一代读者，而且培育了一代学者。很多书的作者都是没有出过书的年轻人，由此发端，进而成为学界名家。我们每年推出十几本，其中的许多作者或者翻译者都是今天的学界和社会精英。出书以后，出版社给我们一些活动经费，我们经常聚会，在我们中关村家里的聚会则更多了。大家在一起，主要是讨论选题，还有内部运行中的问题、协调等等。稿子都是大家共同讨论的。 　 　　经济观察报：在这个团队里面，民主精神发挥得还是非常好的。 　 　　金观涛：刚开始不叫民主，叫共同的理想主义吧。气氛非常好，我们已经把老权威排除了。除了编委，还有一些义务工作者，他们帮助整理稿件、做记录、组织活动等等，都是一些日常繁琐事务，但是一开始丛书上没出现他们的名字。 　 　　经济观察报：就是义工？还有这样的人？ 　 　　金观涛：当时有，现在不一定有了。当时我们都三十多岁了，他们年纪更轻一点，大学刚毕业，充满理想、热情和朝气。如陈越光、梁晓燕、黄鸣、王军衔、蔡慕雷等。他们有的是放弃了已有的工作，来为丛书做事。他们后来成了丛书活动的骨干，有的当了编委和副主编。 　 　　经济观察报：他们怎么就跑到你们的周围来了？ 　 　　金观涛：就是觉得做这件事有意义。八十年代的气氛很热烈、很蓬勃。但是今天就不一样了，大家都讲现实利益了。当时我们每个常务编委每月补助30块钱，普通编委和工作人员补助20块钱。 　 　　经济观察报：在出版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干扰？ 　 　　金观涛：干扰多的不得了，一会儿找挂靠单位麻烦，一会儿说丛书有问题。今天看，会觉得简直不可理喻。中间有很多问题，是要克服很多体制障碍，没有多方面力量的支持搞不起来。例如，我们经历了多次挂靠危机。挂靠危机的出现，是由于有人质疑丛书的方向或内容，怕出现政治责任而要求解除挂靠。丛书编委会是个很活跃的圈子，大家很齐心。幸运的是，每一次都能渡过危机。丛书中有的书都卖到一百多万册，五四时候的《新青年》杂志才发行一万多册。《走向未来》丛书编译的《GEB：一条永恒的金带》、《物理学之道》，著作《富饶的贫穷》、《在历史表象背后》、《让科学光芒照亮自己》等对当时的社会造成巨大冲击。 　 　　经济观察报：今天这种情景很难出现了，只有易中天、于丹这样的明星才可能。《走向未来》丛书无疑是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启蒙丛书。 　 　　金观涛：《走向未来》丛书计划出一百种，后来只出版74种。它用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我们过去接受的教育，把一代青年学子从过去对世界和历史的单线条的公式化说教中解放了出来。改革开放以来，这套丛书可以说在文化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文化事件。 　 　　经济观察报：如今，国内几百家出版社，一年出二十多万种图书。但是正如一家大学图书馆的负责人所说，现在的出版物值得图书馆收藏的比例太低了。 　 　　金观涛：出版环境不同了，那是一个特殊年代。八五年前后的"文化热"中产生了三个大的民间文化机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中国文化书院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这三大文化"圈子"在八十年代实际上成了引领中国大陆人文科学各种思想风潮的主要"思想库"。 　 　　八十年代的一个宏大思想运动 　 　　经济观察报：二十年后再回望八十年代，你肯定有许多感慨。 　 　　金观涛：八十年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我们应该格外珍惜它。 　 　　经济观察报：那么你如何评价八十年代？ 　 　　金观涛：我对八十年代有一个基本的评价，它是中国第二次伟大的启蒙运动。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启蒙，第一次启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新的思想，完成了中国民族国家的重建。第二次启蒙就是八十年代民间半民间的启蒙运动，它与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呼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没有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启蒙，今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不可思议的。但这两次启蒙运动都没有完成。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说第一次启蒙运动没有完成呢？ 　 　　金观涛：表面上看，五四树立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但那纯粹是陈独秀个人的提法。陈独秀穷其一生，最潦倒的时候都坚持科学和民主两面旗帜，他是很有远见的。实际上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只确立了一面旗帜，这就是科学。我和青峰做过专门研究，例如分析当时报刊对"科学"和"民主"的引用，发现两者并不对称。科学从来都是正面意义、正面价值的，科学的价值是五四以后没人敢怀疑的。而民主就不同，民主不仅没有科学普及，很多人对它是否定或怀疑的。也就是说，我们发现五四启蒙运动并没有完成。因为它只确立了一种现代价值，这就是科学，而不是科学和民主。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说，正因为如此二十世纪中国民主的进程才步履维艰呢？ 　　金观涛：可以这样讲，所以才有八十年代的第二次启蒙。八十年代的第二次启蒙是对"文革"的否定，是对五四以后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包括对整个五四以后建立的所有思想体系进行反省。 　 　　经济观察报：第二次启蒙的旗帜是什么？ 　 　　金观涛：当时并没有明确讲旗帜是什么。我认为，当时主要是反思传统（包括近现代革命传统）和人的觉醒。五四是反传统，八十年代并不是简单地反传统。因为传统在表面上已被五四反掉了，你还反什么啊？跟五四不一样，八十年代是反思传统。反思是站在比批判更高的层面，你可以同情传统，亦可以同情反传统，但都需要将其纳入更高的思想层面。只有这样，对传统的热爱、尊重是可以用批判的方式加以表达的（对反传统亦是如此）。中国人能用批判的眼光来表达对国家、对文化和这块土地的热爱，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这是思想解放和自由的表现。没有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做不到这一点。 　 　　经济观察报：但是有不少人批评说，八十年代的思想"大而空"，学术上没有真正的建树。 　 　　金观涛：八十年代是一个宏大的思想运动，持续时间不到十年。你说短短几年之内能有多少学术建树？批评它"大而空"的人，是没有看到启蒙精神的真正价值所在，更没有注意它被中断的事实。正因为思想启蒙被中断，人们才会在九十年代末忧虑学术成为没有思想的学术、今日中国面临丧失批判精神和道德的危机。 　 　　经济观察报：如果要继承八十年启蒙精神，中国学者应该做些什么呢？ 　 　　金观涛：泛泛讲别人应该做什么没有意义，重要的是自己做什么。近二十年来，我和青峰一直顺着八十年代提出的问题一步步往前走。1993年我们合著的《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在香港出版，力图重新勾勒中国近现代发展线索；2000年我们又完成《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第一卷，是检视二十世纪席卷中国的革命乌托邦和中国大传统的内在联系。接着我们转入用数据库进行观念史探索，今年即将出版的《观念史研究》，则力图搞清五四新文化运动如何对西方现代思想重构，形成中国式的现代思想，并想在史学方法论上作出探索。表面上看，这些研究专业性极强，但都是指向八十年代启蒙时期我们尚未想清楚的大问题。 　 　　经济观察报：九十年代以后，尤其到近些年，思想界的分化非常大。 　 　　金观涛：今天的思想界分歧的确非常大，光靠利益是没法整合的，光靠分思想的派系也没法整合。如果要找到一个整合点，恰恰应该是八十年代的启蒙精神。因此，认真地描述和研究八十年代，说不定可以为以后中国的共识找到出路。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丰富、见解各异的时代，大家都在为中国找出路，目标都是推进中国的开放、现代化。现在一些"左派"说，八十年代找到的出路就是呼唤经济自由主义、全盘资本主义，如果八十年代真是这样的，压根儿就不会有启蒙。"解铃还需系铃人"，很多问题要寻求解决方案，恐怕还是要回到八十年代去，把八十年代的思想遗产挖出来。当然，那时也许我们已经老了，那是年轻一代人的工作了。想一想，《走向未来》当年风华正茂的编委，乐秀成、何维凌、贾新民和老包都先后去世了，每一次都令我们不胜悲伤和感慨。 　 　　经济观察报：现在许多人没有方向感。 　 　　金观涛：这个是最大的问题。丧失方向感，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全人类的问题。为了寻找今后的方向，我们不仅要恢复思想的力量，更应该在这物质泛滥的时代提倡精神。我想指出的是，反思精神和以往对精神的注重不同，反思的意思是在提倡任何一种价值时都让怀疑和批判意识与其共存。举一个例子，八十年代大家呼唤现代化，提倡经济的超增长，但同时是对经济超增长保持警惕的。《走向未来》丛书第一批书出版的时候，就收了《增长极限》，该书讲的正是发展带来的环境、资源等大问题，主张零增长。当时这本书表面上与整个要求中国经济起飞的大潮流不合，但却极具远见，预见了今天的问题。事实上，只有深刻的反思和求真精神并存，才能做到多元思想的共存，并在此之上明确未来的方向。 　 　　经济观察报：中国已经搞了三十年改革开放了，走回头路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 　 　　金观涛：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怀念以前，甚至怀念"文革"？因为历史是可以被遗忘的，社会矛盾激烈到一定的程度，如果丧失历史记忆和反思精神，人们就很容易满足那些提供片面而最简单答案的思想，这时就可能重犯历史错误。今天人类社会有这样的繁荣，其前提正是记住了过去的教训，要是有一天我们把这些东西忘掉了，这个世界会老这么下去吗？中国社会走到今天，确实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我们最早是研究中国历史朝代循环的，中国历史上朝代循环很可怕，不可小视。超稳定系统的历史经验是中华民族应该牢牢记取的。 　　金观涛、马国川，经济观察网　2008－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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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心的探险》挫伤鲁迅扶掖后进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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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探险》挫伤鲁迅扶掖后进之心 Aug 11th 2013, 12:31, by 明鏡雜誌     鲁迅生前与文学青年交往有乐有苦。其中一桩曾经刺伤了鲁迅的心的，是他和高长虹的破裂。     鲁迅曾为文学青年编选文集，其中就有走出娘子关跑到北京搞文学运动的高长虹的《心的探险》(《鲁迅日记》1926年6月13日:"得《心的探险》十二本"。他在书出版后从北新书局李小峰处所获得，那是他编选所得的报酬)，鲁迅甚至还为它设计了封面———"掠取六朝人墓门画像作书面"。作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珍本，《心的探险》因为有了鲁迅的"文本"意义，其价值当可想见，不过作者高长虹以及这有似鲁迅《野草》风格的作品，却被人们"遗忘"了。     《心的探险》作为"乌合丛书"之四，1926年6月由北新书局出版。作者高长虹自应十分感恩鲁迅，因为文坛上的无名小辈要想出书一向是难事，鲁迅在自己的学生(李小峰)办的书店出版"不阔气的作者的创作"，是提携文学青年的美举，可是后来高长虹与鲁迅发生冲突之后，不再领情，"反噬"说它"是我自作自编的，并非如坊间所传由何人所选定者"，这就与人们所知道的此书系由鲁迅所选目、校对、设计封面大异。     原来，高长虹在与鲁迅绝交后说:关于鲁迅在这本书上的作用，是同他商量删去几篇，而结果"去掉的有几篇是他所不能领会的作品"，当然"也有几篇是不好的"。这似是说明高长虹当时表面没说什么，实际上心里不愉快。后来他自以为"我是实行———并非主张———宽容的人，当然无甚不满意"，那意思是现代人处理事物的基本准则之一的"宽容"，他是"实行"而鲁迅仅仅是"主张"而已。至于《心的探险》的价值，高长虹以为并非如鲁迅所评"以虚无为实有"(反而"此鲁迅批评其自己的《野草》也")，它是"现实的，也是时代的，也是未来的，也不妨说是'永久的'"。     高长虹还记得与鲁迅初识时，《心的探险》中的作品《幻想与做梦》正在《狂飚周刊》上发表，同时鲁迅的《野草》也在《语丝》上发表，彼时鲁迅说"《幻想与做梦》光明多了"。(不过，鲁迅后来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却认为:"他很能做文章，但大约因为受了尼采的作品的影响之故罢，常有太晦涩难解处。")高长虹呢?他却认为《野草》是"深刻"的，他是以"惊异而又幻想"的心情看视《野草》的。     彼时的鲁迅与高长虹可谓惺惺相惜。在鲁迅，是要"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因而对初出茅庐又有文学才性的高长虹别具只眼，而高长虹也欣然于鲁迅对他"精神特别奋发，态度特别诚恳，言谈特别坦率"。     其实鲁迅对高长虹是有着自己的看法的。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对许广平来信中所说高长虹的作品"颇有些先生的作风在内"发表意见，说他"意见也有一部分和我相合，而似是安那其主义者"。这"安那其主义"，也就是鲁迅在另一封给许广平的信中所说的"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所谓"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似是《工人绥惠略夫》中的绥惠略夫，"这一类人物的命运，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高长虹后来的命运，一部分是让鲁迅说中了，但是高长虹不是"仇视一切"而"自己也归于毁灭"的，他是饱尝了曾经的轻狂而带来的恶名，终于不再被人理解，最后以精神失常(这是传说的情节，另有一说是脑溢血致死)，在时代的宏大叙事中寂寞地被"毁灭"掉了。     《心的探险》的另一个"文本"意义就是带给人的无限触怅:高长虹自识过高，甚至将鲁迅给自己编校文集也当作对方的"酸葡萄"心理。此前高长虹自费出版诗集，先后有《精神与爱的女神》、《闪光》，后来他回忆说:"我同鲁迅第一次伤感情的事是《闪光》的出版"，只是因为鲁迅说了一句"这样太快了"的话。高长虹是太敏感了，他还埋怨鲁迅竟看不出他创作中间有着"利他的精神"、"无产阶级的倾向"、"悲愤的阿尔志跋绥夫式的思想"，于是，高长虹不识轻重地说:"我所惟一希望已成名之作者，则彼等如无赏鉴青年艺术运动的特识，而亦无帮助青年艺术运动之雅量者，至少亦希望彼等勿挟其历史的势力，而倒卧在青年的脚下以行其绊脚石式的开倒车的狡计，亦勿一面介绍外国作品，一面则蝎子撩尾以中伤青年作者的豪兴也。"     那么，此前他何以还要接受鲁迅给他编选文集呢?由此，《心的探险》也就在出版史上有了不同的况味。     因为有了高长虹这样一个例子，鲁迅在激愤之余不免也说了一些过头话。     鲁迅甚至反省自己说:"我在这几年来，常想给别人出一点力，所以在北京时，拚命地做，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辑，校对，作文。谁料结出来的，都是苦果子。"他还说:自己把"生命耗去不少"不说，"我的生命碎割在给人改稿子，看稿子，编书，校字，陪坐这些事情上者，已经很不少，而有些人因此竟以主子自居，稍不合意，就责难纷起，我此后颇想不再蹈这复辙了。"这些其实是气话，不过他之所以说这些话，都有高长虹的影子。正是有了《心的探险》之类的教训，以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政治生活的剧烈变动(国民党"清共"等)，鲁迅早年的进化论思想也就迹近于被"轰毁"了。     有意思的是，当年的周氏兄弟在对待高长虹时却很一致(这与高长虹曾与之都有过笔战的经历有关)，如周作人后来记述鲁迅的编辑工作，也有大致相同的说法:"自然他有时也自讨苦吃，出力不讨好，结果反被人家咬一口。他给高长虹编过一本文集，从选择、编订、做目录、描图案作封面，以至校对，着着他都是亲自替做，辛辛苦苦的。后来印了出来，不久'狂飚运动'爆发，高长虹对鲁迅尽力攻击，至于连替他印文集也算是一宗罪状，因为据说这里边他把高长虹顶坏的文章都选了进去了!你道这笑话不笑话?"再后来，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一书中也引以为例，说:"我记得还有一位作家，先生辛辛苦苦给他选定作品，校字成书之后，那位青年向人说:'他把我好的都选掉了，却留下坏的'。以后这位青年有没有把先生选掉的那好的作品成书，有没有从选掉而出的书获得了更大的声名，我可不大清楚了。"再再后来，更让人对高长虹产生了痛恨之感的，是当年"未名社"的李霁野的回忆:"先生对长虹是费过很多宝贵时间和精力的，记得有一次我去访问先生时，见他的神色很不好，问起来，他并不介意的答道:昨夜校长虹的稿子，吐了血。我的心立刻沉下去，几乎流了泪。"     当年高长虹让吐了血的鲁迅又几乎悲愤地流了泪，看来好事是难做，好人是难当，因为谁晓得对方却在进行"心的探险"。当然，高长虹后来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这一本《心的探险》，也就说来话长了。     散木，《中华读书报》2013年08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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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余汝信：康生的另一面——从其三个批示看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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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汝信：康生的另一面——从其三个批示看复杂性 Aug 11th 2013, 12:29, by 明鏡雜誌 　　康生（1898-1975）是文革期间中共极为重要的核心领导层成员，同时，也是一个至今尚未研究透彻的人物。 　　一九八○年十月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如此评价康生： 　　"康生，一八九八年生，一九七五年病死。山东省胶南县人。地主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在上海做白区党的工作和特科工作。一九三三年七月去苏联，当王明的副手，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之一。一九三四年初党的六届五中全会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七年冬回到延安以后，历任中央社会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党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四七年曾到陇东、晋绥、山东渤海等地区搞土改，后留山东工作。一九五○年后长期养病，六年未做工作。党的'八大'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组织写'九评'等文章，并做了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九届一中全会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十届一中全会选为中央副主席。 　　"几十年来，康生这个人一遇适宜的政治气候，就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善于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在党内兴风作浪；屡屡利用职权，捕风捉影，捏造罪名，陷害同志。由于他惯于耍反革命两面派手腕，长期掩盖了其阴谋家，伪君子的本相，历史上欠的许多账一直没有得到清算。'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的丑恶面目充分暴露。从运动一开始，他就与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勾结在一起，积极出谋划策，残酷迫害干部，从政治上、组织上、理论上竭力制造混乱，进行了一系列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民愤极大。" 　 　　该《审查报告》列举了康生的五大"主要问题"（即"主要罪行"）。其第二大"主要问题"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捏造罪名，蓄谋陷害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审查报告》称： 　 　　"'文化大革命'初期和中期，康生一直伙同林彪、江青等人，紧紧把持中央专案工作的大权。在中央专案第一、二、三办公室，由他分管的彭真、刘仁、陶铸、贺龙、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王任重、林枫、'新疆叛徒集团'、'苏特'等专案组，据现有统计，'审查'对象达二百二十人。对其他三十三个专案组（包括刘少奇、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周扬、小说《刘志丹》等大案），'审查'对象一千零四十人，他也参与谋划，直接控制。中央专案第一、二、三办公室，十年中陷害了成千高级干部，康生都负有罪责。 　 　　"从档案中查出，许多冤、假、错案都是由康生点名批准、指使逼供，以至定性定案的。据现有确凿的材料统计，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直接诬蔑和迫害的干部竟达八百九十三人（包括曹轶欧点名诬陷的一百二十二人）；在康生亲自审定的报告上点名诬陷的有二百四十七人。被点名的八百三十九人中，有中央副部长、地方副省长、部队大军区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三百六十多人，其余的大部分也是老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其中，已查明被迫害致死的有八十二人；致残致病的，则无法统计。" 　 　　笔者最近读了一些有关康生的材料。这些材料中的相当一部分，可以看到与官方上述判定不同的康生的另一面。这些材料，似应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康生，以及全面认识其在中共高层的同侪。本文仅举三例如下。 　 　　一、关于谭启龙的批示 　 　　谭启龙（1913－2003），1967年1月前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任济南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政治委员。1967年11月间，经周恩来同意，原在北京受到保护的谭启龙，回到山东接受批判。 　 　　12月初，谭启龙给中央办公厅负责与他联系的孙吉太写了一封信，叫他的儿子带到北京。信中称：回山东已二十多天了。回来第三天（十五号）就要我作检查交代，我要求先见见王效禹同志，希望得到指示帮助未允，要求推迟检查让我作些准备亦没有批准。因此只好以我原在京写的学习总结改为补充检查。结果认为是假检（查），真反扑。后来即接受大会、中会、小会批斗，开始进行得很好，受到很大教育。但由于大家一定要我承认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思想上不通，只承认忠实、顽固地执行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刘、邓在山东的代理人和忠实走卒。引起革命派义愤，结果于昨夜开中心组批斗会议，实行坐喷气机，下跪，我提出意见这样做不合乎主席指示，引起更大义愤，给我拳打脚踢，……因此，我只好写信简单告知你，希你转告汪主任一下，我当前处境较困难，可否给我一点帮助请告知。 　 　　谭启龙的这封信，有幸还是转到了汪东兴手中。汪东兴于1967年12月19日批示："请总理阅。"周恩来次日简单地批了几个字，转请负责山东问题的康生处理："康生同志阅转杨得志、王效禹两同志阅。" 　 　　康生看到谭启龙这封信后，其批示是具体、负责的："请杨得志、王效禹同志查清，如确是坐喷气式、下跪、殴打等违反政策的行动，应严加禁止，并耐心的向群众进行教育。" 　 　　康生的这个批示，并没有丝毫"诬陷"、"迫害"的痕迹，相反，是保护谭启龙的态度。 　 　　文革结束后，谭启龙写了一篇题为《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我的关怀与保护》的文章，提到了这一段历史。唯文中称： 　 　　"我回济南前，总理派人向我转达，只去两周时间，东西不要带回去。并向王效禹交代：只准文斗，不准武斗。然而，王效禹大耍两面派，当面答应总理，回到济南，对我批斗更凶了。除了大会批斗之外，小会轮番斗，不时被一群群的人拉到黑暗的小房间饱以拳脚。我终于被打成了重伤，躺在床上不能平卧，只能长时间地趴着，经常呕吐黄水。这次王效禹等造反派是下了决心的，'政治上斗不垮，就把身体斗垮'。那时大会小会批斗我倒不怕，就怕被人拖进小房间殴打，万一发生不测，造反派反咬一口说'畏罪自杀'，那什么事都说不清了。因此我下决心一定要向周总理报告。 　 　　"在有关同志的帮助下，我与大儿子见了一面，要他代我写了一封详细的信，通过中办同志转交给周总理。 　 　　"这封信很快到了总理手中。总理读后，即打电话给王效禹，责问为什么打我。当王抵赖时，总理严厉地批评了他。后来在一次会议上总理又当面批评他：'你们不按我交代的办，这种做法是不对的，错误的。' 　 　　"为了确保我的人身安全，总理具体指示杨得志同志派部队保护我，杨司令立即下令派了一个班对我监护。每次批斗时，均有两个战士陪同，站的时间长了，战士拿个凳子让我坐着听。由于总理有了明确的指示，杨司令等军区领导坚决执行，在战士的具体保护下，武斗被制止了。此后，在济南重点大企业、大专院校及省级召开的各系统批斗会上，没有再发生武斗。" 　 　　与档案材料相对照，谭启龙的"回忆"很大程度上是失实的。 　 　　一、谭启龙这封信，是写给中办的工作人员孙吉太，请孙转告汪东兴，而并非是想通过中办直接转交给周恩来。以谭当时的处境，没有直接向周转告的奢望。 　 　　二、这封信是谭启龙本人的亲笔信，并不是他儿子代写的。 　 　　三、康生对这封信作了具体的批示，要求杨、王查清情况，"严加禁止"。谭启龙在其回忆中半句也没有提及，可能是并不清楚这一过程，亦有可能是有意回避了康生对其处境的过问。 　 　　四、谭启龙不提康生，而将其处境得以改善归功于只对其来信简单批一句话的周恩来，从批示上看，周恩来不过是要杨得志、王效禹看一看这封信而已，下一步如何，周并没有表态。而所谓周恩来打电话责问王效禹，"具体指示杨得志派部队保护我"等等，不知谭是如何得知的？ 　 　　二、关于彭真的批示 　 　　彭真（1902－1997），1966年5月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年4月16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错误。5月4日－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人的错误问题。会议决定，停止彭、陆、罗、杨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并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彭、陆、罗、杨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彭真自此失去自由，前后长达十二年。 　 　　1968年7月9日，中央专案第一办公室所属的彭真、刘仁专案组，向负责中央专案审查工作的康生、谢富治、黄永胜及叶群作出《关于逮捕大叛徒、大特务彭真的请示报告》。该报告称： 　 　　"大叛徒、大特务彭真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迄今，一直由北京卫戍区负责监护（康生加：对审讯、监视、防止泄密，很不便利。）现在根据查证，彭真不仅是一个大叛徒，而且是隐藏在我党内部罪恶累累的大特务。在监护期间他的反革命气焰一直非常嚣张，拒不交代问题。同时为了彻底查清彭真的内奸罪恶活动，建议将彭真立即逮捕，送交秦城监狱关押。 　 　　"一、一九二九年，彭真在天津被国民党一经逮捕就跪倒在敌人脚下，出卖组织和同志，成为可耻的叛徒，现在根据大量事实又证明，这个家伙还是暗藏在我党内部的大特务。彭真在北平狱中，曾接受国民党反动派任务，答应'为国民党工作'。一九三五年出狱后，在大叛徒、大特务刘少奇的旨意下，经过日、蒋特务李铁夫、张秀岩的介绍，到北平住在汉奸、特务机构'大义社'内，和大汉奸张璧、宋哲元，张自忠、潘毓桂等秘密勾结，进行了一系列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活动。抗日战争初期，彭贼和中统特务胡仁奎串通，在晋察冀各地，设立国民党部，建立特务组织，向国民党反动派发送大量情报，破坏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东北和林枫、吕正操搞'桃园三结义'，结成反革命联盟，猖狂反对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并阴谋搞军事叛变公开投靠蒋匪。解放后，彭真伙同罗瑞卿、刘仁、冯基平等，盗窃大量国家核心机密，送给敌特机关。尤其是一九五七年，公然派遣潜伏匪特，去台湾参加蒋匪的'八全'大会，向其献计献策，效忠其主子蒋介石，攻击、破坏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二、彭真贼心不死，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一直怀着刻骨的仇恨，对他的种种罪行，至今不但拒不交代，还借机大肆放毒。在历次审讯中，他气焰嚣张，在事实面前百般狡辩抵赖，甚至进行疯狂反扑。大叛徒、大特务彭真罪大恶极，应该逮捕关押对他采取专政措施，同时为了彻底查清他的内奸罪恶活动，也利今后对他的斗争。" 　 　　为什么彭真要由卫戍区监护上升至逮捕关押，送至秦城监狱？上述报告缺乏有逻辑性的理据。不过话说回来，在那个年代，并不需要什么理据不理据，关键在于彭真是毛泽东钦点的，文革伊始即被打倒的"重犯"。毛泽东在1966年4月就说过："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情，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 　 　　一步一步深入，彭真就从"反党集团"的头子，令人匪夷所思地深挖成"不仅是一个大叛徒，而且是隐藏在我党内部罪恶累累的大特务"！ 　 　　彭真、刘仁专案组的活动，是为中央政治服务的。对于这个小组所报告的重大问题，康生一个人并没有决定权。故而，康生在这个报告上批示："拟同意。呈主席、林付（副）主席、总理、伯达、江青（请假暂不送）、永胜、富治、叶群同志审批。"我们可以看到，毛、林、周、陈、黄、谢、叶都划了圈，周恩来、陈伯达还特地将自己的名字引至"同意"两字处。 　 　　仅就《关于逮捕大叛徒、大特务彭真的请示报告》而言，如果"同意"就是诬陷和迫害，就负有罪责，那不仅是康生，以及"坏人"林彪、陈伯达、黄永胜、谢富治和叶群，"好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同样逃不掉"罪责"。 　　三、关于吴德峰的批示 　 　　吴德峰（1896－1976），中共党内曾长期从事秘密情报、交通工作的老人。1924年即加入中共，1928年至192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交通科科长。1931年起历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国家政治保卫局江西省分局局长，湘赣军区政治保卫分局局长兼红六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长征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白军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外交部对外联络局局长。西安事变后随周恩来到西安，参加领导秘密情报工作，后任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长。建国后，历任武汉市市长，国务院第一办公室、政法办公室副主任。文革前，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文革中，受到冲击。 　 　　1969年3月4日，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对外身份为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为吴德峰事给康生、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据外调人员反映，吴德峰同志年老有病，身体很不好，现仍被高等法院群众专政，因两派争议，问题不能解决。" 　 　　"据了解，德峰同志在二、四方面军会合后的长征途中，他任当时中央局的白区工作部长，是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康生批注：在1931年前后，当王明等簒党时，他是坚决反对王明的。）双十二后在负责西安秘密情报工作中，是忠于毛主席的，反对王明、博古的，在总理、康老领导下，他对敌斗争是勇敢和机智的，对党是有很大贡献的，有关文电档案，现均存我部可查。" 　 　　"德峰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和其他部门工作中的情况我不了解，如果历史上没有查出重大问题，希望中央能通过高法院军代表向群众组织作些工作，对他作历史地全面地分析，对他生活上作可能的照顾，帮助他向群众作认真的检查，争取群众的谅解。妥否，请予考虑。" 　 　　当天，康生收到这封信，即作如下批示转给周恩来： 　 　　"吴德峰同志在思想作风上有许多毛病甚至有许多错误，解放后他的工作不了解，表面上看是官气十足。但他在上海和西安的白区秘密工作中，是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是忠于党的，我觉得对他应是一批二保。是否可请富治同志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帮助他认真检查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解除群众对他的专政。据说他病的很利害（厉害——编者），应给以适当照顾。" 　 　　周恩来当天也作了批示："同意康老、罗青长同志意见，请富治同志办理，仍以一批、二保为妥。" 　 　　第二天，主管政法、公安工作的谢富治也作了批示："完全同意康老和总理的批示，对吴德峰同志应该是一批二保，军代表和×××同志（余注：原件字迹不清）应向群众做工作。" 　 　　康生曾经担任中共中央调查部的前身－－中央社会部的部长，对建国前吴德峰的工作，应有一定的了解。故而，康生对吴德峰的批示，无疑比周恩来的具体、详细，"是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是忠于党的，我觉得对他应是一批二保"，有这么一句话，也足够了。 　 　　从康生的批示中，是可以感受到他对吴德峰的同志之情的。这无论如何也不像一个"迫害狂"所说的话。康生类似这样的保护性的批示，还有多少？在康生文革中所有的批示里，类似的批示，占了多大的比例？这是我们甚感兴趣的课题，因为，弄清了这一问题，也就会使我们向了解一个真正的康生的目标，前进一大步。 　　余汝信，《记忆》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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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法官嫖娼與山寨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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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嫖娼與山寨法治 Aug 11th 2013, 04:04, by Danny 正在忍受史上最熱夏天的上海市民，最近茶餘飯後多了一個消暑話題：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幾名法官因集體買春遭到查辦。對於這起轟動全國的司法醜聞，位居政治局委員的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韓正怒斥涉事法官玷汙了上海整個法院系統、政法系統甚至整座城市。評論者還要求徹查這些法官的其他腐敗問題，並呼籲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的代理院長崔亞東出面承擔責任。 抱團買春 法治埋單 抱團買春 法治埋單 在例行公事的紀律處分和口誅筆伐後，人們不得不追問：集體買春到底是個別法官私德有虧，還是整個制度出了問題？人民微博對此做了一個小型民調，結果顯示89﹪的受訪者認為法官「抱團嫖娼」應該由法治來埋單，主張加強「私德」的只有11﹪。其實，相比充滿道德激情的線民和只會泛泛而談的時評家，常和法官打交道的律師對這個問題似乎更有發言權。 上海知名律師斯偉江近日在網易博客發表文章，稱法官嫖妓事件是山寨法治的必然。文章認為上海法官集體買春只是駱駝身上的最後一根稻草，表明中國司法的公信力已經跌破平均線。作者進一步指出中國的司法體制是蘇聯式的，「這套制度的表現就是法官平庸化、螺絲釘化，最重要的核心是聽話出活，而個人品質，業務素質都是第二位的。」 作者還將現在的法院比作富士康工廠，「真正的法官是流水線上的員工，而首席大法官郭台銘以及下面的台幹（台灣幹部）才是真正的決策者，富士康的員工對於枯燥生活的反抗是逃離、忍受、跳樓。中國法官，無非也是逃離、忍受，或者『出軌』，這個出軌，包括受賄、辦關係案，這次上海法官嫖娼，只是諸多醜聞的一種。」總之，「你用廉價的價錢和人員，組裝成一個山寨的法治體系，就難免出現這樣或者那樣的醜聞。」 文章最後提出了如下解決之道：「要減少這種法院的醜聞，不是開除幾個法官，而是改革體制，而改革這個體制，無非是改革外部制約法官的人事和財務體制，給法官以高薪和獨立的權力，但必須重新選拔所有的法官，以德才兼備的標準從現有的法官隊伍中選拔精英，兼從外部的大學教師、律師等群體中補充。」 正如硬幣有兩個面一樣，當輿論聚焦幾名上海高院法官驕奢淫逸之際，更多的中國大陸基層法官卻在承受著案子多、待遇低、考核密的巨大壓力。《南方週末》曾在去年底做過一個關於基層法官壓力的調查。在廣東和湖南先後發生法官因壓力過大而自殺的事件後，記者採訪了北京、甘肅、江蘇、福建、陝西、浙江、廣東等多省市部分基層法院，結果發現法院機構龐雜，一線法官不足；法官的非審判業務繁多；待遇差、晉升難，導致法官大量流失；考核指標太多太細、缺乏激勵。 司法改革 談何容易 而這些癥結，都與法院的行政化有關。無怪乎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謝佑平在微博上這樣寫道：「表面上風光的中國法官，其實很值得同情：由於特色體制，他們的地位和待遇並不比政府公務員高；由於司法程式的嚴密，他們的工作壓力比政府官員大；由於熟悉法律，他們在違法時比法盲官員多一份精神痛苦。」 曾經有學者建言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可以從司法體制改革入手，結果相當諷刺的是，一位沒有法律從業背景的高層官員後來當上了首席大法官。最新的消息則是，公安廳長出身的上海高院代理院長崔亞東聲稱，法官招嫖事件給境內外敵對勢力提供了可乘之機。改革之難，可見一斑。 胡勇 旺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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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馬今訪中南美12天 過境紐約將會市長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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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今訪中南美12天 過境紐約將會市長彭博 Aug 11th 2013, 04:02, by Danny 馬英九總統今天出訪中南美洲友邦，並首度過境美國紐約。停留紐約期間，馬總統將會見紐約市長彭博及美國國會議員，參訪母校紐約大學及紐約中華公所。「馬彭會」將成為此行焦點之一 。 馬總統「賀誼專案」出訪南美洲與加勒比海友邦，用十二天走訪包括海地、巴拉圭、聖露西亞、聖文森、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等五國，並將過境美國紐約和洛杉磯。馬總統今天下午將在機場發表出訪談話。 馬總統行程滿檔，過境紐約期間，將參加當地僑宴、與美方參眾議員見面，十二日上午將與彭博共進早餐，並參訪九一一事件世貿大樓遺址，到紐約大學座談。 十二日下午拜會紐約中華公所，這是首位中華民國總統親臨中華公所，馬總統將親自頒發匾額，表達對傳統僑社的重視。 十三日轉往海地，除與海地總統見面外，還將出席最高法院大樓重建工程動土典禮；隨後前往巴拉圭，參加巴國總統就職典禮。 十六日繼續前往聖露西亞等國。廿日搭專機過境洛杉磯，參訪中華會館與僑社晚宴，廿二日返抵國門。 馬總統預計十三、十九日舉行兩次海外記者會，針對出訪行程、內容及國內政治議題等發表意見。 錢鎮宇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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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日本耍花招飾右翼狼心 中國須強硬勿墮入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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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耍花招飾右翼狼心 中國須強硬勿墮入圈套 Aug 11th 2013, 04:01, by Danny 日本戰後最大軍艦「出雲號」上星期下水，這艘與侵華時期戰艦「出雲號」同名的軍艦，排水量近2萬噸，雖然日本說這是「護衛艦」，但這艦可以搭載多架直升機，有軍事專家說，若要改為搭載日本已訂購的美製F-35戰機並不困難。事實上，「出雲號」與其他國家正在服役的航空母艦相比絕不遜色，與個別國家航母相若甚或更勝一籌﹕英國航母「光輝號」排水量2.2萬噸，泰國的航母則是1.2萬噸，日本把航母降級至護衛艦的做法只是掩耳盜鈴。 「出雲號」 下水具挑釁 東北亞軍備競爭加劇 任何主權國家都有建設軍備的自由，不過，日本由於受到戰後和平憲法制約，加上被禁不得擁有航母，「出雲號」在日本右翼思潮猖狂之際下水，中國及韓國等曾被日本侵略的國家表示關切是極為正常的事。舊的「出雲號」曾在侵華戰爭以及日俄戰爭開槍動炮，雖然最後被美軍擊沉，但隨新的「出雲號」下水，中韓等國必會視此為軍國主義復辟的象徵，未來東北亞軍備競賽定會加劇。 「出雲號」的命名被認為極具挑釁，在於前述的歷史因素，誠然，某些國家的海軍有特別傳統，包括戰艦命名可能重複出現，英國叫「皇家方舟號」的軍艦便先後有3艘，但「出雲號」的敏感意味，在於其在侵略戰爭的角色。就等於倘若美國把核動力航母命名「廣島號」或「長崎號」，日本必會感到受冒犯。克林頓任美國總統時，美國郵政署曾計劃發行郵票記念二戰結束50周年，其中一張的設計是郵票上有一個蘑菇雲，下面的字是「原子彈加快二戰的結束」。日本馬上提出反對，最後美方表示「鑑於美日重要的關係」，更改郵票設計。因此，「出雲號」的命名以及下水帶來的政治意味，絕不是日本一己的事，而是牽涉到國際關係。日本不可能不知道「出雲號」下水帶出的震動，但仍然照做不誤，日本當局心中如何打算已是路人皆見。 「出雲號」下水的同時，日本傳媒報道，首相安倍晉三不會在8月15日二戰投降日當天參拜靖國神社，與安倍同樣不會於當天去靖國神社的還有副首相麻生太郎、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以及外相岸田文雄。日本這套一手硬一手軟的花招，很容易蠱惑人心：「出雲號」下水分明是向鄰國挑釁，但安倍不去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似乎又代表了某些「讓步」，這些眼花撩亂的動作很易令人亂了步伐。安倍不去靖國神社，其他內閣大臣還是會去的，安倍這次不去，不等於任內永遠不去。就是去了，日本或許會有辯解，包括是否以首相身分參拜，或者是否以神道教儀式參拜。類似的爭論，往往會令核心問題模糊化，日本右翼勢力從中得逞。 去年8月，香港「啟豐二號」登陸釣魚島後，中日關係長期緊張，中國採取連串行動，派出海監及海警船在釣島一帶遊弋，日本海上保安廳艦隻經常出沒，中日空軍戰機亦曾相遇，就此看來，中日短期內絕對不可能回到1972年建交後的密切關係。面對領土糾紛，中方必須有理有節，更需要的是長期而堅定不移的立場，切不可因短暫的政治利益而睜一眼閉一眼。人們從歷史看過太多這些事了，倘若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以二戰後首個以公職身分正式參拜靖國神社的首相之時，北京馬上從外交到行動層面都強烈抗議，日本右翼現時斷不可能如此猖獗。日本看穿中國的立場原來是軟弱無力，日揆也就絡繹於靖國神社，視中國抗議如耳邊風。 日方手段一硬一軟 中國備戰始能止戰 中國人民愛好和平，毋須主動求戰，但只有備戰才能止戰，一個國家的民族氣節不是掛在嘴邊而是在行動上體現。只有腰板挺直的強硬姿態，才是應對危機的最根本要求。日本把侵華戰艦船名「出雲號」用在一艘「準航母」身上，更在廣島原爆紀念日當天下水，安倍政府看來是以民族主義情緒為支點，以民粹為其政權未來連串動作包括修憲鋪路。面對日本的三刀兩面，中國切勿墮下圈套，上了日本傳媒所言的「日中峰會」的當，全面放軟身段，到頭來被動地與日本合演一場戲，卻無法把釣魚島拿回來。面對日本，北京必須有理有節，始能不卑不亢，無愧於人民，無愧於列祖列宗。 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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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八省市超40℃ 高溫預警連掛1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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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省市超40℃ 高溫預警連掛17天 Aug 11th 2013, 04:00, by Danny 內地持續高溫，民眾苦不堪言。截至昨日（10日），中央氣象台已連續17日發佈高溫橙色預警，昨日，浙江中北部、江蘇南部、安徽中南部、上海大部、湖北東南部、湖南北部、江西東北部、重慶西南部等八省的部分地區最高氣溫都超過了40℃。而未來三天，浙江、江蘇、安徽等省市局部地區最高氣溫仍將超過40℃。 　中央氣象台專家指出，全球氣候變暖，是近期內地出現極端高溫事件的氣候背景，被副熱帶高壓控制，是產生持續高溫的直接原因。 旱情月底難以緩解 　中央氣象台預計，內地高溫天氣在18日後可得以緩解，但乾旱仍將持續，貴州、湖南等氣象乾旱區14日前基本無降水，直到8月下旬，會有階段性降水發生，但難以根本上緩解旱情。 田一涵 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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