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5日星期四

明鏡新聞網: 《以命抗戰內幕:新疆暴亂&藏人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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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命抗戰內幕:新疆暴亂&藏人自焚》
Sep 5th 2013, 15:33, by 大事件






新疆西藏政府刻意控制下,就像兩座黑洞,外人很難得知這些地方到底發生什麼事。但從這兩個地區持續不斷發生暴亂、僧人持續不斷自焚來看,毫無疑問顯示出中共民族政策的失敗。


  新疆局勢有糟?新疆人口有將近2200萬人,45%是講突厥語的維吾爾人,40%是漢人,大部分漢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有計劃地移民至此,兩個種族無論在語言、習俗、信仰和文化上都有極大的差別,因此經常爆發暴力衝突。

  短期來看,新疆的安全政策沒有改變可能,新疆人彷彿活在平行世界裡遵循著荒謬規定,只要當局繼續奉行現行維穩制度,我們很難看到新疆和平,未來暴力事件可能蔓延新疆全境。

  西藏更是雪上加霜。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2013年的報告將西藏列為"糟到不能再糟"(Worst of the worst),跟朝鮮和索馬里同樣等級。即使是平壤都有外國記者來來去去,西藏卻完全沒有,消息無法傳出也無法傳入,這是令人震驚的事實。

  自從 2009 年以來,一些藏人選擇往自己上澆上汽油,常常還吞下幾口汽油,然後,走到光天化日之下,以自焚示抗議。是什麼導致藏人用這種最可怕和最痛苦的方法赴死,以此表示抗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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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维权律师在山东临沂办案被无理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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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律师在山东临沂办案被无理殴打
Sep 5th 2013, 15:02, by 大事件


北京维权律师李方平胳膊上有一大片淤青 (图片来自李方平的微博)




谭嘉琪

 香港 — 北京维权律师李方平星期三到临沂市公安局兰山分局递交律师手续时,遭到刑警队警察殴打受伤,引发外界关注。李平方称,这是他第三次在临沂市被打。

李方平在维权律师江天勇的陪同下,9月4日中午前往临沂市公安局要求会见被当局指涉嫌"窝藏罪"的山东临沂维权人士杨海龙,而当局叫他们到兰山分局办理手续。


杨海龙8月14日在首都国际机场散发上访及举报材料,欲以跳楼自杀的方式抗议临沂警方对他刑讯逼供、法官枉法判决,后被北京警方行政拘留10天。但是在拘留期届满后,杨海龙却被临沂警方以涉嫌"窝藏罪"拘留。

李方平等人下午5点到达兰山分局,在分局网上找不到杨海龙的案件后,被值班人员指挥到刑警队 办理手续。李方平和江天勇在刑警队准备办理手续时,一名叫江雨的公安关上门并拒绝办理手续。李方平敲门要求查询,当江雨开门后,便用右腿膝盖猛顶李方平裆 部,结果撞得李方平往后退一步,并打到李方平的腹部。

江天勇表示,当时的情况突如其来,根本没有想过他们会打人,而旁边目击事件的人也没有指责他。二人虽然向当局领导投诉并提交了手续,但姓杨的队长却推搪责任,并指责他们声音太大,在捣乱。

江天勇说:"他可能是因为年轻,性格暴烈,而且我们看到在8月27日,8天前,还当着他们的队长打人,估计打人之后没有受到批评,所以接着又犯这样的事 情。他们本身对法律的意识不强。而且说真的,我们觉得临沂这个地方法治的环境是有问题,尤其是警察办案的时候,不严格依法办案,而且对相关人的态度非常粗 暴。这是既有个人原因,也有环境的原因。"

委托李方平办案的杨海龙的妻子曾在8月27日遭到殴打。当时江雨在杨海龙的家进行搜查,并把杨海龙的妻子打得嘴角流血。

李方平星期四早上8点到临沂市公安局投诉。李方平对美国之音说,当局态度不错,但有点敷衍,只是作简单纪录,并以没有器具为由拒绝拍照纪录。

李方平说:"临沂这样的暴力我是见怪不怪了,所以这次我是比较镇定,包括我们跟警官讲,江雨非常年轻,8天之内对人进行殴打,还打到律师头上,如果你们不 进行教育的话,将来他本人也会出大事的。我这一次也算是比较幸运,没被他踢中要害,如果被他踢中那我可能就倒在地上起不来了。他本人也肯能会受到更严肃的 处理。"

李方平说他胳膊上有一大片淤青,而被踢的地方还是隐隐作痛。李方平曾在2005年和2006年被临沂当局被殴打、拳打脚踢,但当局一直都没处理,殴打事件并不了了之。

美国之音记者致电临沂市公安局了解当天情况,一名声称星期三在分局的职员表示没有律师被打的情况。 



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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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中国支持俄罗斯对叙利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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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支持俄罗斯对叙利亚立场
Sep 5th 2013, 14:59, by 大事件

钟辰芳

华盛顿 — 中国星期四警告说,对叙利亚采取军事干预行动将伤害世界经济,并导致油价上涨。这个说法加强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试图说服美国总统奥巴马,不要对叙利亚进行空袭的努力。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圣彼得堡峰会开始前的记者会上说,"美国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将对全球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油价方面,它将导致油价上涨。"

美国和俄罗斯领导人,在是否对叙利亚采取军事干预行动的问题上立场分歧。美国总统奥巴马认为,阿萨德总统以化学武器袭击自己人民,导致数百名平民丧生,这是跨越了世界对禁止使用化学武器所划下的红线。

普京拒绝美国情报机构关于阿萨德对叙利亚人民使用化学武器的说法,他在圣彼得堡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前接受俄罗斯电视台及美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任何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军事行动都属于"侵略"。

普京说,俄罗斯不排除同意对叙利亚动武的可能,不过必须有确凿证据证明阿萨德对人民使用化学武器,同时那些证据也必须被提交到安理会。

 对叙利亚问题的分歧,可能给圣彼得堡的20国集团峰会带来阴影。全球20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预计在峰会就全球经济发展、贸易、金融等议题上寻求一致的共识。

正如叙利亚的主要武器来源莫斯科一样,中国也在联合国安理会具有否决权。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四也重申中国的立场,表示叙利亚问题应通过政治 手段来解决,单边军事行动有违国际法,将为叙利亚问题带来更复杂的因素并加剧局势动荡,中国认为应该由联合国安理会进行调查后再决定接下来的行动。
 
 
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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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中国债务(2): 地方巨债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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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债务(2): 地方巨债从何而来
Sep 5th 2013, 14:56, by 大事件

林枫

华盛顿 — 8月末,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将在11月召开中共18届三中全会。从吹响改革号角的11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的三中全会历来被赋予重要的历史意义。今年更不 例外。就在外界猜测本届三中全会将出台哪些重大改革措施的同时,中国经济的观察人士普遍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应优先考虑的是如何控制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的问 题。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高级研究员、前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黄育川(Yukon Huang)说: "中国债务问题的严峻性并不在于量,而在于速度,还在于中国有没有一个机制去应对。答案是,中国没有这样一个机制。所以说,中国目前的债务问题给政府敲响 了警钟,他们需要在债务问题变得难以收拾前建立一套机制。"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增长速度。在这30多年里,中国并未依赖借贷来维持经济的高增长。

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这一状况。当年11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布了中国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价值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这笔 资金大多被用在开发房地产和基础设施上。这些项目的回报期很长,可是贷款的偿还期却一般较短,所以按时还清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地方政府欠下的债务就越积 越多。"黄育川说。

2013年上半年,中国信贷同比增长20%,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7.6%的GDP增长数字。这表明,地方政府正在靠借新债来还旧债和支付利息,而没有把资金用于投资和生产。

本来,按照中国的法律,地方政府不允许借贷,也不能发现债券融资。但地方政府利用法律的漏洞,通过设立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工具"借贷。"中国的地方政府 是不允许有预算赤字的,所以它们就通过建立融资工具来借贷,也就是地方政府融资工具,"史剑道说,"因为这类贷款被认为是主权债务,所以这类就够就很容易 得到贷款。" 史剑道是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

鉴于过去十几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火爆,这些投资工具往往把借贷的资金用于房地产。

 "中国债务问题的症结在于地方政府。有的地方政府认为,从银行贷款、搞房地产开发利润颇丰。地方官员借此为当地、甚至他们个人牟利。这其中有寻租活动。如果你能弄到一块地,把它开发然后再卖就能来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黄育川说。

由于地方政府自身不能直接参与开发房地产,它们把土地交给地方融资工具。这些工具以土地作抵押从银行得到贷款。贷来的资金用于征地和拆迁,然后再修建一些 基础设施比如道路和桥梁来吸引房地产开发商投资。然而大批的楼盘开工导致中国很多地方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严重饱和甚至过剩的情况。新建小区无人入住让中国各 地的"空城"、"鬼城"比比皆是。这就造成地方政府的投资无法及时得到回报,融资工具的资金链出现断裂使它们无法向银行偿还所欠债务。

还有一些分析认为,政府对银行业的过度干预也地方债务高涨的原因。传统基金会的史剑道说:"在中国,省一级政府也好、市一级政府也好、还是县级政府,大家 都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所以,就算是我会破产,那么只要我通知到了有关上级部门,国有银行还是要给地方政府放贷,因为银行必须这么做,这是它们工作的一部 分。"

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下行压力加大,人们更加担心地方政府的偿还能力。但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刚刚表示,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已得到控制,而且提高速度已经减慢。

但传统基金会的史剑道认为,尽管控制这些债务目前对于坐拥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政府来说还不成问题,但让谁来承担这些债务、让谁来为此付出代价对中国领导层来说将是一个挑战。

"总有人要为这些债务埋单,史剑道说,"如果地方政府债务是14万亿人民币的话,假定有2万亿它们无法偿还,那么谁来还这2万亿?是企业、银行、还是通过 增加税收来还?地方政府官员的个人资产会不会没收,谁来还这笔债?所以说这才是个挑战,这不仅是个政治挑战,也是个经济挑战。" 
 
 
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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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中国提高反恐体制级别 称新疆西藏面临恐怖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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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提高反恐体制级别 称新疆西藏面临恐怖威胁
Sep 5th 2013, 14:55, by 大事件

东方

北京 — 中国政府再次提高反恐体制的级别,将原来的国家反恐工作"协调小组"升级为"领导小组",由公安部部长郭声琨担任组长。与此同时,中国记协举办新闻沙龙,邀请中国的反恐专家与驻京外媒记者交流,称新疆东突势力是中国面临的最严重的恐怖威胁。

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8月29日在京举办新闻茶座,邀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就"国际反恐形势及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这一主题与中外媒体记者和外国驻华使馆外交官进行了交流,并回答了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有关中国在新疆和西藏反恐政策有关的问题。


*反恐体制升级*

中国最近将国家反恐"协调小组"升级为"领导小组",李伟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反恐进入了新的阶段,便于更好地调动国家级资源加强重点地区反恐工作。

李伟在记者沙龙上分析说,当前国际恐怖分子的组织结构和发展呈多元化趋势,网络逐渐成为恐怖分子利用的工具和平台。李伟称对中国来说,"东突"是中国面临 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分裂势力与恐怖威胁。李伟说:"在中国境内"东突"依然没有形成有组织、有规模的势力,所以在新疆的"东突"分子多以团伙的形态存在。 境外的"东突"组织是新疆面临的最主要恐怖威胁。

*民族政策*

海外人权组织以及外媒在报道新疆和西藏暴力事件时,会从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的角度加以分析。中国反恐专家李伟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否认新疆和西藏的暴力冲突和中国的民族政策有关,并称中国是依法反恐,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没有什么问题。

研究少数民族问题的中国作家王力雄表示,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片面强调经济援助,忽略宗教因素。当局大量投资基础设施,但当地少数民族受益甚少。

最近新疆和西藏地区民族矛盾的尖锐和暴力活动的增加和改革开放后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的阶段同步似乎印证了王力雄的观察。西藏和新疆的民族问题呈现出多元性并非简单地用反恐就可以解决。 


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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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月刊: 習近平對李克強邊架空邊說“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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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對李克強邊架空邊說"No"
Sep 5th 2013, 07:53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鄭復人

  李克強甩開膀子,甩脫臼了

  李克強膀子甩了,脫臼了!——這距離其2013年3月17日首度以總理分亮相時"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調態還不足百日——其上後高密度發聲的、也視為其新一屆政府核心政務的"城鎮化"改革遭到迎頭一棒。

  知情者對《明鏡月刊》指出,政治局常委會對李克強信誓旦旦要力推的史無前例的龐大城鎮化改革規劃草說了"No"。對李克強而言,這比當年其大部制改革受挫還要讓人沮喪。而這背後已顯露出的國務院經濟大權被習近平架空的形勢,則更讓李克強有苦難言。

   

    國務院經濟大權被習近平架空的形勢讓李克強有苦難言。

  當然官方語境裡李克強的面子還保住了——發改委對路透社"李克強否決40萬億城鎮化規劃"的報導予以"闢謠"並以正視聽。

  "實際上,路透社的報導是本末倒置,發改委的'闢謠'更是此地無銀,"知情者對《明鏡月刊》說。

  闢謠還是誤會

  5月23日,路透社"李克強否決發改委40萬億城鎮化草案"的報導一石激起千層浪,迅速為海內外輿論熱門話題。

  該報導援引接近政府的消息人士的表述指出,因擔憂再一次的大規模支出可能會推高地方債務並吹大地產泡沫,李克強否決了發改委40萬億人民幣城鎮化的草案,並希望專注調整經濟結構和經濟改革。

  24日,發改委"闢謠"動作連連。

  上午,發改委負責人於《關於2013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的媒體通氣會上闢謠,表示路透社的報導不符合實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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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習近平對李克強邊架空邊說“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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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5th 2013, 12:52, by 明鏡雜誌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鄭復人


  李克強甩開膀子,甩脫臼了

  李克強膀子甩大了,脫臼了!——這距離其2013年3月17日首度以總理身分亮相時"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的高調表態還不足百日——其上任後高密度發聲的、也被視為其新一屆政府核心政務的"城鎮化"改革遭到迎頭一棒。

  知情者對《明鏡月刊》指出,中共政治局常委會對李克強信誓旦旦要力推的史無前例的龐大城鎮化改革規劃草案說了"No"。對李克強而言,這比當年其大部制改革受挫還要讓人沮喪。而這背後已顯露出的國務院經濟大權被習近平架空的形勢,則更讓李克強有苦難言。

http://www.takungpao.com/news/content/images/attachement/jpg/site2/2012-11-16/151721609354918433.jpg   
    國務院經濟大權被習近平架空的形勢讓李克強有苦難言。


  當然官方語境裡李克強的面子還是保住了——發改委對路透社"李克強否決40萬億城鎮化規劃"的報導予以"闢謠"並以正視聽。

  "實際上,路透社的報導是本末倒置,發改委的'闢謠'更是此地無銀,"知情者對《明鏡月刊》說。

  闢謠還是誤會

  5月23日,路透社"李克強否決發改委40萬億城鎮化草案"的報導一石激起千層浪,迅速成為海內外輿論熱門話題。

  該報導援引接近政府的消息人士的表述指出,因擔憂再一次的大規模支出可能會推高地方債務並吹大地產泡沫,李克強否決了發改委40萬億人民幣城鎮化的草案,並希望專注調整經濟結構和經濟改革。

  24日,發改委"闢謠"動作連連。

  上午,發改委負責人於《關於2013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的媒體通氣會上闢謠,表示路透社的報導不符合實際情況。

  發改委體改司司長孔涇源表態稱,該報導和實際情況不一致,中國當前的城鎮化規劃是按照全國人大已經通過的"十二五"規劃來進行的,外媒可能不瞭解這個情況。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當天也發布微博闢謠稱,"據瞭解,此則新聞不實,城鎮化規劃尚在起草完善過程中,並未上報,何談否決?"

  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當天也發微博稱,"很多媒體打電話問我,是不是李克強總理否決了發改委的城鎮化發展規劃。我告訴他們純粹是無稽之談,因為規劃正在研究和制定過程中,還沒有上報,何談否決一說。"

  同一天,陪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瑞士訪問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徐紹史說,國家發改委及有關部門正在積極研究中國城鎮化進程的規劃,媒體有關"中國否決40萬億城鎮化規劃"的報導不實。

  徐紹史說,中國當前處在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共同推進的過程中,城鎮化無疑是中國發展中非常重大的戰略部署,也必將釋放巨大的投資及消費需求,這不僅關係到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也關係到社會管理和民生的改善,實施上更關係到生態文明的建設。

  徐紹史指出,有鑒於此,根據中央部署及十二五規劃安排,國家發改委已會同有關部門,於一年多前啟動了有關中國城鎮化規劃的研究,這一規劃的重點在於以人為本、綠色低碳,提高城鎮化質量,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進程。"現在規劃編製已經進入了尾聲,我們還沒有上報國務院,所以我想國務院否決了40萬億投資的城鎮化草案,這怎麼可能?第一沒有上報,第二我們沒有做這種投資的方案。不存在這種情況。"徐紹史說。

  對於方案將投入多少預算的問題,徐紹史說,研究方案裡並沒有做投資的預測。

  有些經濟學家也緊隨官方口徑——

  美銀美林經濟學家陸挺認為,李克強否決發改委40萬億元人民幣城鎮化草案的報導是假消息——一個誤會。

  在發給投資者的報告中,陸挺分析道,中文媒體關於該傳言的報導都是來自於路透社的報導,但路透社的報導不僅誤解了40萬億投資計劃,而且還混淆了"否決"的概念。

  陸挺認為,路透社很可能錯誤的將一個私人智庫關於城鎮化投資計劃的研究,當成了新增的政府投資計劃。

  他寫道,關於"40萬億投資計劃",最早出現於2012年12月3日、由遲福林撰寫的一篇文章中。遲福林是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這兩個機構均是有政府背景的智庫。

  遲福林在當天出版的《學習時報》頭版刊發了《釋放改革的紅利》一文。文中稱,"未來十年新增城鎮人口將達到4億左右,按較低口徑,農民工市民化以人均10萬元的固定資產投資計算,這能夠增加40萬億元的投資需求"。

  《學習時報》是中共中央黨校主管的一份報紙。
  陸挺認為,"總理否決發改委40萬億城鎮化草案"的消息,還來源於對中國政府出台文件程序的誤解。

  他寫道,中國政府的改革計劃通常會委派給發改委來撰寫草案,之後在幾個關鍵的政府機構間傳閱並收集反饋信息,之後再提交給人大。發改委的草案通常會根據上述反饋信息修改若干次。在人大正式公布改革計劃之前,草案也會在發改委和人大之間來回往返若干次。

  陸挺認為,上述報導中的城鎮化草案,可能根據人大的反饋,多次被要求修改補充,但"總理否決草案"的說法,不符合邏輯。


  城鎮化改革一度呼之欲出

  自2012年底"城鎮化"概念推出以來,以李克強為代表的高層多次強調其為未來中國發展的動力,相關討論亦日趨白熱化。

  應該指出,中國的"城鎮化率"2012年剛剛超過51%,與各個發達國家相比,這個數字顯然還有很大的上漲空間。在中國亟待尋找下一個經濟增長引擎的時候,城鎮化落入中國高層領導人的視野並不稀奇。

  草案的相關消息最初出現於2013年1月份,有指由國家發改委牽頭起草的城鎮化發展總體綱要《全國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規劃(2011-2020年)》已編製完成,是號稱能拉動40萬億投資的綱領性文件。

  多家國內媒體更是披露了規劃的部分內容。比如說,規劃提出在2020年內優化提升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逐步打造更具國際競爭力的城市群;在中西部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較強的地區,培育壯大若干城市群——"大躍進"的意味顯現。

  更有媒體配合發改委等部門製作出一環套一環的時間表:城鎮化總體發展規劃有望7月會審。2013年內將出台一批城鎮化的相關政策。其中,年中前後將出台總體規劃,各相關部門在年末會推行一批配套政策。

  除了發改委,官方智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也承擔了"城鎮化"這一課題。(《明鏡月刊》42期)




《明鏡月刊》長期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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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日本投降日懷念抗戰中犧牲的空中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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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5th 2013, 12:18, by 明鏡雜誌


《名星》郭永凡



1943年夏,我轉入楊辛癸機組。

衣復恩的副駕駛楊辛癸、空運隊的副隊長,安徽安慶人,身材高大,體重100多公斤,是空運隊頭號大胖子。據說他原來是驅逐機飛行員,因為太胖,驅逐機座艙太 小容不下才改飛運輸機。楊是衣復恩手把手帶出來的得意門生,有一副圓圓的娃娃臉,衣親熱地叫他"胖娃娃"。楊為人隨和,典型的胖人性格,我和他相處很融 洽,配合很默契。報務員在飛行中除了按時向地面報告飛行方位和收集氣象資料外,就是配合駕駛員調節導航台訊號,在正常情況下還是比較空閒。楊就利用我的空 閒時間讓我坐上副駕駛座學習飛行技術。經過他的耐心指點,半年多的時間中,我基本上能夠熟練地運用駕駛桿和腳蹬來操縱航向和高度,能夠熟練地觀察各種儀表 指示,能夠熟練地使用自動駕駛儀……當然,起飛和降落始終由他親自操作,但他還是讓我知道起飛時如何推油門,何時拉起機頭,降落時如何進行目測,如何對正 跑道,什麼時候該放起落架,放襟翼。如果不是出那次意外,我後來也許會成為一名合格的飛行員。那時有些機長讓報務員學駕駛,是出於善意的關心,他們覺得, 作為飛行組的一員,就應該懂得更多些。楊曾經對我說:多學一門技術總是有用的,你總不能幹一輩子報務員。

人的一生中不都是一帆風順,總會遇到一些意外,但這次意外確是來得非常突然。

那 是一個星期三的下午,按空運隊規定是參加舞會的時間,除留一人值班外,全體乘車去華西壩校園區和各大學女生聯歡。我不會跳舞,也不喜歡湊熱鬧,便自願留下 來值班。剛巧有一架飛機要去白市驛做中修,機長是阮堅煜,他的報務員不在,我被臨時抓差隨他去了白市驛,並留在白市驛過夜。

第二天,楊辛癸飛贛州,報務員臨時由馮綬麟代替。楊當時就問:"為什麼換人,小傢伙呢?"小傢伙是衣復恩給我起的外號,因為我在機組中年齡最小,個子也小,他習慣這樣叫我,就像衣叫他胖娃娃一樣。

當他知道我已經去了白市驛,只好起飛前往贛州。想不到這次飛行竟成為他的絕唱,在穿越羅霄山區時遭遇雷雨迷航,飛機墜毀,機組全部遇難。





衣復恩的愛將楊辛癸。

楊辛癸是衣復恩的愛將,是他的"掌上明珠"。楊的突然離去使他非常痛心。第二天衣復恩見到我,第一句就問:"那天本來不該你值班,你為什麼要留下來不參加party?"我只好解釋:"我不會跳舞,也不喜歡跳舞。"衣說:"不會可以學嘛,作為一個空勤人員,不但要善於完成任務,還要善於休息,跳舞使人放鬆, 可以調劑身心,是最好的休息,而且舞會上可以多和異性接觸,可以找到合適的女友。"其實,我那時正談戀愛,已經選定終身伴侶。衣復恩當時心情沈重,我只好默默聽他說話,沒有再多作解釋。他並沒有責怪我,當然,也沒有理由責怪我。談完出來,碰見同隊的報務員王慶祥,他說:"楊隊副死得冤枉,如果有你一起,他 不會出事的。"楊辛癸的人縁很好,大家都對他的遇難感到惋惜。從王漢勛之後,這是第二架在雷雨中迷航遇難的飛機。

"迷航"這個詞,在今天的飛行辭典中已不復存在。今天的噴氣式客機有一套非常完善的定位系統,不再是當年原始的無線電羅盤;今天的飛機可以爬升到一兩萬公尺的高空,完全可以從雷雨區的頂上飛過去,不會再冒險穿越它。

電 視劇《暗算》中有一個聽覺特別敏銳的小鬼報務員,能夠在極大的干擾中辨別極微弱的訊號,這種本領其實並不稀奇,很多經驗豐富的報務員都能夠做到,這就是報 務員的Sensitivity(靈敏度),這點在飛行中特別重要,夜航遇雷雨,我也遇到過,這時首先需要鎮定,只要仔細辨別,總能在強大的靜電干擾中找到 導航訊號,使羅盤保持正確指示。如果自己首先驚慌失措,心慌意亂,越慌越找不到訊號,由於飛機的油量有限,如果耗時過多,偏離太遠,燃油耗盡,這時你就是 找到訊號也無濟於事了。馮綬麟調來不久,對無線電羅盤的使用不夠熟練,可能是造成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楊辛癸的遇難使我很長時間悵然若失,雖然我對這次意 外不負任何責任,但它卻又好像因我偶然的失誤引起,內心很是不安。

楊辛癸的離去也打斷了我的飛行員之夢。衣復恩雖然對我很信任,但他始終把我作為一個報務員使用,他從來沒有想到要把我培養成為飛行員。

從這次事故以後,衣復恩宣布了兩條規定:第一,嚴格執行固定飛行組制度,機組人員絕對不許隨意調換;第二,今後出勤一定要按人配備降落傘(此前為了增加貨物運載量,運輸機人員不配降落傘)。

衣 復恩宣布的兩條規定倒真正起了作用。後來又一架飛機在這條航線上失事,原因和以前兩架一樣,也是雷雨中迷航,但由於配備了降落傘,機組人員跳傘獲救,飛機 墜毀。這是一架運鈔票的飛機,機上有一名唯一的乘客,就是中央銀行的押運員。據跳傘歸來的報務員陳福回憶當時情景:由於機上所帶的傘只夠機組人員用,沒有 多餘,只好把那位押運員留在機上,為那幾十箱鈔票殉葬。陳福在離開飛機之前回頭看了一眼押運員抱頭等死的情景,心中很不是滋味,但又無可奈何。陳福是我同 寢室的室友,愛好文藝,喜歡看書,算是我的一位知交。人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這話對陳福卻沒有應驗,他後來在台灣花蓮機場一次穿雲下降時碰山遇難。

東南航線上前後就是損失了這三架飛機,犧牲機組人員七人,算是為維持這條熱線付出的代價。這七人中有我的一位好友賀瑞華,賀是四川涪陵人,也是通校學員,我們很談得來,我曾帶他去華西壩,想把金大一位女生介紹給他,但賀已有對象,故作罷。(《名星》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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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抗战结束前后蒋介石对日“以德报怨”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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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结束前后蒋介石对日"以德报怨"真相
Sep 5th 2013, 12:02, by 明鏡雜誌


   "以德报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基本方针,也是评论蒋介石个人功过史上最具争议性的议题之一,但是以"以德报怨"为题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至今尚属罕见。 为评价"以德报怨"政策是否得当,本文拟先探讨"以德报怨"政策的实质内涵,尤其是再审思放弃战争赔偿是否可视为"以德报怨"政策的一部分。其次,根据蒋介石对战后中日关系的展望为焦点,追溯"以德报怨"政策制定过程中之时代背景。最后,以战后的"受降问题"为研究主轴,探讨蒋在受降问题上,所面临到的"国共之间的斗争"、"苏联军队的进驻东北"、"美国强势推动国共和谈"等,一连串国内外因素所带来的挑战,以及蒋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并循此为研究线索,评析蒋"联日反共"政策的成效,以及"以德报怨"政策的功过得失。

  "以德报怨"原本只是日本新闻媒体对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所发表的〈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之解读。实际的内涵还包括蒋介石对日本天皇制的维护,反对分割日本,迅速遣返日俘等具体措施。至于放弃战争赔偿,并非是蒋介石的初愿。盖开罗会议时,蒋介石就主张日本应以工业设备、军事物质来赔偿中国。战后,国民政府在远东委员会的运作下,也开始执行了部分日本工厂的拆迁,以作为战争赔偿。尔后由于中国大陆的赤化,主客观情势的逆转,才是国民政府在1952年4月与日本政府签订"中日和约"时,主动放弃战争索赔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赤化,改变了美国的对日政策,也破坏了国民政府向日本政府求偿的基本立场。前者是指美国对日政策从早期要求日本以实物赔偿,到后期则改为不准列强向日本要求赔偿,只容许亚洲国家向日本要求提供象征性的劳役服务。此一政策的转移,已严格限制中国向日本的求偿空间。后者是指国民政府治权不及大陆,连要求日本提供象征性的劳役服务的基本立场,皆已丧失。

  战后的蒋介石之所以对日本宽大为怀,是因为他自始就不以日本国民为敌,反而认为中日两国本为兄弟之邦,只要穷兵黩武的日本军阀一灭,中日两国绝对可以化敌为友。再者,战后的中国可居亚洲领导地位,日本必会主动来归,日本之于中国,正所谓"辅我则后,掠我则雠",所以中国在战后不仅不采取报复主义,还应处处以协助日本重生为念。

  认为战后的中日两国,不仅可以化敌为友,而且日本还会以中国马首是瞻,特别是两国在战前,就是以反共为国策,战后更应可在反共的前提下合作无间。这也是战争末期,美国仍未认清国际共党势力的威胁,主张对日施以严惩,蒋介石却力主对日持宽大政策,并戮力于维护天皇制以及日本领土完整的原由所在。

  除了维护天皇制以及日本领土完整是着眼于抗衡苏联的远期目标以外,蒋介石还有立即需要和日本合作的近期计划。战后的接收就是一明显实例。战后的接收,对国民政府而言,是另一种形式的保卫战。成败,关乎国民政府政权的安危。这是因为接收问题的顺利与否,不仅关乎国共两党势力之消长,也涉及到今后与友邦之间的外交关系。"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虽然以牺牲外蒙古与旅顺为条件,而换取到苏联的不支持中共,不染指东北及新疆等三大保证,可是苏联是否会遵守条约,还端视国民政府是否仍能主导中国政局而定。此外,美国虽然是大战期间国民政府的最重要盟邦,但却热中推动国共和谈,对国民政府的反共政策持否定态度。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势之下,接收问题自然就成为国民政府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背水一战。

  抗战胜利前夕,国军主力远在西南西北,日军却集中在华北、华东,国军要接收,调动需时。相较之下,共军因在沦陷区发展,与日军防区本是比邻,在接收上,显然有地利之便。换言之,蒋介石的挑战,就是如何动员日军在国军接防之前,代国军扞卫防区。保留日军原有的作战系统,将日军纳入国军补给体制,让日军享有与国军官兵同等待遇,是蒋介石在战后动员日军参与接收保卫战时所采取的政策。在关内原订27个重要战略都市的接收计划中,除了6个都市为苏军进占以外,其余21个都市,国民政府皆得以按原订计划进行。接收计划的顺利,日军的积极配合是一大助力。尤其是华北一地,日军为了确保铁路正常运输以及战略军事物质不落共军之手,半年之内日军的死伤及失踪人数就高达9千余人,凸显出日军对蒋的接收计划之充分配合。蒋的联日反共政策,也达到了一定的效果。国民政府也因得力于关内接收计划的顺利,才得以继续维持国内政局的主导地位。

  评论蒋介石"以德报怨"政策的功过得失时,"中国大陆的沦陷"以及"中共的长期执政"所造成的时空背景之骤变,自然也应列入考量。也就是说,蒋介石的原本期许,不能说是全然落空,天皇制的维持,日本领土的完整,皆为战后的日本复兴奠下良好基础。复兴后的日本,的确也一度成为太平洋地区对抗国际共党势力的中心基地。只是中国大陆的沦陷,首先让蒋介石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领导体制破产,其次是中共的长期执政,终让日本政府于1972年决定弃国民政府而去,而改与中共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在厘清放弃战争赔偿,并非蒋介石初愿以后,战后蒋介石的维护天皇制,反对列强瓜分日本,迅速遣送战俘等三大对日政策,以结果来看,并未曾对中国造成实质性损害,反而对日本是造益无穷。况且战后蒋介石的对日政策,本是"防苏反共"政策下的一环。原本是从共谋两国利益出发,至于结果之所以演变成日本独享其利,中国大陆的赤化,是关键因素。是以,蒋介石"以德报怨"政策的功过得失,不在战后对日政策之不当,而在于国共内战的失利。

  黄自进,中央研究院电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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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胡耀邦与转折年代的文艺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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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与转折年代的文艺界(下)
Sep 5th 2013, 12:00, by 明鏡雜誌


  党怎样领导文艺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堪称文艺界的一次盛会,出席会议的代表达3200人,其规模超过了1960年的第三次文代会,集中了全国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电影、舞蹈、曲艺、杂技、摄影等各界几乎所有在世的有影响的文学艺术家,也有近几年初露头角的后起之秀和来自工厂、农村的业余文艺工作者。茅盾致开幕词,周扬作总结报告,夏衍致闭幕词。大会期间,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曲艺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摄影家协会等中国文联所属各个协会分别召开了会员代表大会。

  中共中央对这次会议高度重视,并待之以很高规格。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乌兰夫、方毅、邓颖超、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全数出席会议开幕式,全国政协、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教育部代表应邀参加,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闭幕时,出国访问回国的华国锋和其他中央领导接见与会全体代表。文艺从来就是中共整合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中共领导人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总结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平复文艺界的创伤,修复党同文艺界的关系,化解文艺界内部各种历史恩怨,重新动员和组织文艺队伍,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邓小平的祝词被看做是新时期中共领导文艺的基本纲领。祝词充分肯定文艺事业的成就,肯定"文艺界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文艺工作者理应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爱护和尊敬"。同时提出,文艺工作者要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积极贡献。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文艺工作者要始终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关于党如何领导好文艺工作,邓小平说:

  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26)

  邓小平的祝词获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尤其是上面引述的这段话,引起了文艺家们的很大共鸣。据记者描述,当邓小平讲到"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在写什么和怎样写问题上"不要横加干涉"时,代表们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党如何领导文艺,这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大家议论说,文艺家要接受党的领导,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政治上的权威不一定就是艺术上的权威,党的领导者与文艺工作者必须平等地交换意见,不能独断专行。有的代表说,不要把文艺批评当做政治判决。(27)邓小平在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是他在文艺问题上显示出足够温和和开明姿态的一次讲话。然而,细心品味,祝词继续沿用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也没有明确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表明态度。从讲话看出,他希望文艺工作者更多地描写"光明"而不是"黑暗",他特别提醒文艺家们注意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

  为了尽力营造一个团结、祥和的气氛和文艺繁荣的景象,胡耀邦费了不少心血。他多次召开座谈会了解文艺界的情况,审阅并组织修改周扬在会上的总结报告稿,指定周扬、阳翰笙、林默涵、夏衍参加大会领导工作。大会前夕(10月29日),胡耀邦在党员代表预备会上讲话,要求文艺战线上的共产党员,不仅是文艺家,还应是政治家,把过去个人的得失、委屈放开,丢到太平洋去;多想想未来,多想想怎样为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而努力奋斗。他要求党员代表维护和加强团结,顾大局,识大体,同心同德,和衷共济,把大会开好。特别强调文艺界的历史旧账和当前有争论作品的问题不在大会纠缠;对地方党委、政府机关、部队领导有意见不在大会讨论;尚未平反的冤、假、错案不在大会申诉。可写出材料,交大会领导小组转达。(28)茅盾的开幕词和周扬的报告都说了一些鼓劲的话。茅盾说:过去文艺事业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和破坏。但是,"皮鞭和枷锁、凌辱和迫害,没有摧垮我们"。"事实证明,我们的队伍是一支勇敢坚强的队伍,是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队伍。",(29)周扬说:这次大会"标志着林彪、'四人帮'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毁灭文艺的黑暗的年代已经永远结束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新繁荣的时期已经开始"(30)。

  然而,文艺家们虽然克制了自己的情绪,仍然不能抹去劫后余生的伤痛。会议第二天,在周扬作主题报告之前,全体起立默哀,对郭沫若和已经逝世的作家、艺术家们表示哀悼和怀念。阳翰笙宣读了被迫害逝世和身后遭受诬陷的作家、艺术家名单。(31)在随后的大会发言中,仍然可以听到文艺家们的倾诉。柯岩说:"我原想到文代会来大哭一场的。我要扑在我们老一辈饱经沧桑的文艺家的怀里哭;要抚摸着我的同辈的早生的苍苍白发哭;要拉着来自基层,为了他们根本扯不上的'文艺黑线'而受尽非人折磨和凌辱的兄弟姐妹的断肢残臂哭。""今天,我来到了文代会,却不想哭了","原来——咱们这么多人都还活着啊!而且,活得坚定,活得顽强,斗志是这样昂扬!"她说:当她听到邓小平对文艺界的重新评价时,"我没有像当年那么欢呼雀跃,而是含着沉思的热泪聆听,因为我已不再年轻了。"她感慨地说:"这支队伍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与错误,但她对党对人民忠实积极,没有二心。这原是无需证明的啊!"(32)与柯岩的委婉哀怨相比,刘心武的发言更多的是愤懑和追问。他动情地列举了100多名作家的名字,其中许多人已被迫害致死或含冤逝去。他说:

  当年的左联烈士,他们被杀时,是说他们是共产党,是搞革命的,也就是说,是把他们当作左派杀的,他们的牺牲很惨烈,但我想他们的灵魂并不痛苦。而我们悼念的这一大批牺牲者,他们被残害时,给予他们的是些什么罪名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老右派"、"大右派"、"漏网右派"、"黑帮",总而言之,统统都是当成右的势力来残害的……他们的灵魂一定受尽了痛苦的煎熬!面对这份名单,当我们低首默哀时,我不能不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投身为人民服务,为祖国繁荣富强的文艺事业,却还要作好牺牲性命的思想准备?难怪当我开完那天的会,见到我的一些亲友时,他们当中就有人对我充满善意地说:"你不要以为你上了主席台是件有福气的事,文艺界,那是个地雷阵,你看光是一个'文化大革命'就整死了多少人,现在你踩进那个圈子里去了,你作好被地雷炸死的准备了吗?"(33)

  有些作家的发言更加大胆。他们赞扬独立思考的青年作家的勇气和能力,为写历史真实辩护,肯定《人民文学》和《上海文学》发表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和刘真的《黑旗》(这两篇短篇小说反映了"大跃进"带来的灾难)。有的作家还指出,作家应该面向生活,倾听人民的声音;文学是一面镜子,"打碎镜子,并不能使丑人变成美人,也不能使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不再存在。历史证明,还是不要遮住文学这面镜子,还是不要打碎它好。""禁止文学干预生活,剥夺作家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的权利,不许作家作人民的代言人,不仅是损害了文学,也损害了人民,损害了党。"(34)

  事实上,周扬的报告表达了类似的态度。他说:近年来出现的"这些作品反映了林彪、'四人帮'给人民生活上和心灵上所造成的巨大创伤,暴露了他们的滔天罪恶。决不能随便地指责它们是什么'伤痕文学'、'暴露文学'"。他说:"人民的伤痕和制造这种伤痕的反革命帮派体系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作家怎么可以掩盖和粉饰呢?"不过,他同时指出:"我们当然不赞成自然主义地去反映这些伤痕,由此散布消极的、萎靡的、虚无主义的思想和情绪。""我们需要文艺的力量来帮助人民对过去的惨痛经历加深认识,愈合伤痕,吸取经验,使这类悲剧不致重演。"(35)

  第四次文代会似乎达到了大团结的目的。大会选出由457人组成的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国委员会,选举茅盾为中国文联名誉主席,周扬为主席。巴金、夏衍、傅钟、阳翰笙、谢冰心、贺绿汀、吴作人、林默涵、俞振飞、陶钝、康巴尔汗等11人为副主席。文联所属各协会分别选出新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36)。"文化大革命"前的文化官员重新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同时吸收了反右派斗争等"文化大革命"前历次运动被打击的文坛名人。由于整人者与被整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时受难,许多人捐弃前嫌,握手言欢。这次大会,是周扬复出工作后与全国文艺界正式见面的一次。周扬不止一次地忏悔道歉。大会期间,周扬又去作协组会场,再一次向丁玲、艾青等作家诚恳道歉。他说:"你们所受的委屈和伤害,我的道歉,千句万句都无济于事,只不过表达一点我的内疚和不安。"周扬的忏悔姿态得到了许多人的谅解。诗人艾青赠给周扬两句话:"俱往矣,向前看。"老作家萧军称赞周扬"敢于剖析自己,是一条真正的汉子"。(37)人还是那些人,心境已大不相同。许多文化官员更愿做大家的朋友,而不是"警察"和"哨兵"(38)。11月16日晚,中宣部、文化部联合举行招待茶话会,胡耀邦在会上讲话,他说:"历史将证明,这次文代大会是我们国家文艺战线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他在最后充满信心地预言:"一个人人都能够大显身手、大有作为的时代到来了!"(39)会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精神的通知》,充分肯定三年文艺工作的成绩,明确指出文艺工作要坚决贯彻"双百"方针,发扬艺术民主,坚持"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保证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自由。

  然而,文艺界内部的个人恩怨和派别之争不可能一朝冰释,积怨不仅源于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甚至可以追溯到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和40年代延安文艺运动时期。在文艺应不应该为政治服务等重大理论政策问题上,在如何看待当前的文艺形势上,在对一些文艺现象和文艺作品的看法上仍然存在很多争议,甚至深刻的分歧。由于意见分歧,文艺界普遍关注的一个口号——"文艺为政治服务"终究没能用明确的语言给予否定。这个口号的最终否定在几个月后。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到文艺工作时,代表中央宣布:"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

  如何处理有争议的作品

  随着文艺界拨乱反正的逐步深入,文艺界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正在复活。反映"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悲惨故事,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作品大量出现。特别是在1979年出现了一些更具针对性的作品。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和新诗《将军,不能这样做》都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和广泛共鸣。这类作品还有白桦、彭宁的电影剧本《苦恋》、王靖的电影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沙叶新等的话剧剧本《假如我是真的》、李克威的电影剧本《女贼》、刘克的中篇小说《飞天》和徐明旭的中篇小说《调动》等。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写作于1979年夏。当时,上海发生过一起骗子冒充高于子弟招摇撞骗的事件,骗子归案后,其行径在民众中广为流传,并转化为社会上对干部阶层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的愤慨。沙叶新等以这一事件为创作触发点,写出这个社会讽刺剧。1979年8月,剧本在《戏剧艺术》和《上海戏剧》联合增刊上发表,同时进行多次内部排演,并在上海和北京举行"内部上演"。剧作者通过李小璋的行骗和被戳穿的过程,对干部中存在的特权现象予以无情的剖析和辛辣的嘲讽。王靖的《在社会的档案里》在《电影创作》1979年第10期发表。剧作者十分大胆、尖锐地把批判锋芒指向深藏于社会体制内的封建特权和官僚主义。(40)尽管剧作者有意把悲剧的背景设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但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现实。

  伴随批判性作品出现的是争论再起。如果说,"伤痕文学"还在批判历史的话,那么,批判现实的作品则直接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人妖之间》发表后,受到读者高度的赞誉,"来信像雪片一样飞到编辑部",但也有一些人切齿痛恨。张光年日记(9月6日)记载:"前天《解放军报》从《诗刊》转载了叶文福的诗《将军,你不能这样做》,车上四位旅伴看了,都认为好",但他预料"在军队干部中可能引起震动"(41)。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对话剧《假如我是真的》、电影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小说《飞天》等几件作品议论纷纷(42)。宣传部门为"一些低沉的、不健康的甚至有错误的作品"的出现"忧虑不安","有关部门提出禁止这些作品和刊物出版、发行、上演"。第四次文代会后,中宣部文艺局向胡耀邦作了汇报。胡耀邦的方针是采取柔性处理的办法。他在批示中"对文艺事业充满乐观和信心",批评文艺局"不要焦急,如果急躁起来,就会犯错误"。他强调,对文艺界一些倾向性问题要疏导,要善于做思想工作,要开展正确的有说服力的文艺批评,反对简单地扣帽子、打棍子,光是禁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43)

  第四次文代会闭幕之前,胡耀邦与周扬、朱穆之等商议,专门开一个座谈会,讨论文艺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和对几个作品的争议。这个剧本创作座谈会于1980年1月23日至2月13日在北京召开,历时22天。会议是受中宣部委托,以中国剧协、中国作协和中国影协名义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有120人,包括在京的文艺单位和上海及部分省市代表,多为剧作家、文艺评论家和编辑,列席者100余人。会议由周扬、夏衍、陈荒煤、张庚、贺敬之等组成领导小组。会议从讨论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入手,联系到其他一些作品的得失,探讨当时有关文艺理论问题。据王慧敏回忆,会议之初,对立情绪是相当严重的。一些人相当紧张,心存抵触,有的准备挨整;有的打算见机行事,情况不妙就提前退席;一些人甚至因不同看法在会上发生了口角。社会上同时流传一些说法,如"中共某领导指名批评了五大毒草","某作家已经被捕"等等。然而,随着会议的进行,紧张气氛逐渐消除,因为主持者倡导"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自由讨论"。没有发生打棍子、扣帽子的情况,打算退席的不退席了,发生口角的人握手言和。周扬、夏衍、陈荒煤、张庚等领导小组成员都在大会发了言。对于《假如我是真的》的看法分歧也在缩小。多数人肯定作者敢于大胆触及时事,动机无可厚非,艺术上也有独到之处。但作品存在两大缺陷:一是对骗子充满同情,把干部的不正之风写成迫使骗子犯罪的主要原因;二是把被骗干部写成骗子的教唆犯。同时讨论了歌颂与暴露,真实性与现实主义问题,以及开展正确的文艺批评等问题。一方面指出,一些地方对文艺作品的责难是不适当的;另一方面批评一些作者和编辑听不得一点批评,把不同意见都看成"打棍子",把党对文艺的领导统统叫做"横加干涉"、"竖加干涉"。(44)

  1980年2月12日、13日会议结束时,胡耀邦作长篇讲话。他首先强调:"积三十年之经验,思想问题可不能着急,一着急就你抓我,我抓你,就乱套了。"他以循循善诱的方式向文艺界提出:应该如何看待我们自己(包括如何看待党、人民、军队,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事业,如何看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他认为,文艺作品就是要表现社会最本质的东西、内在规律、发展趋势和我们社会主导的前进的力量。"对于落后的、阴暗面的东西,只要有代表性、典型性的东西,也应该反映。"但最终"要使我们的文艺成为引导人民前进的灯火"。在谈到如何看待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和写真实的问题时,他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要注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说:"严重沾染特权思想和官僚主义恶习的毕竟还是少数,不能代表我们政权的主流。"关于文艺干预生活与写真实的问题,他说:干预生活的口号不是不能用,而要看怎么理解。干预生活必须能鼓舞、教育、引导人民,而不能消极地夸大阴暗面,使人失去信心。如果把干预生活看成用文艺创作同党的政策唱对台戏就更不对了。他联系到对《假如我是真的》的不同评价时说:这个戏剧现在还不成熟,有较大缺点。他肯定作者是有才华有前途的,建议作者在大家讨论之后,认真修改,"如果不好改,我赞成暂时停演"。他反复说:"不要以为暂时不演的戏,不发表的作品就是毒草",不要形成一种舆论,造成一种传闻,硬说这些是要打倒的东西。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胡耀邦说:"前天周扬同志已经讲了,邓小平同志在一次报告中说我们今后不再用文艺服从政治、从属政治这个提法。但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作家可以没有政治责任感"。现在讲的政治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需要有三个高峰:思想理论高峰;科学技术高峰;文学艺术高峰,达不到这三个高峰,不能叫四个现代化。"最后他充满感情地说:能不能攀上三个高峰,会不会有人掉队开小差,"我回答不了","我只能回答一点,我们党鉴于历史教训,决不能把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我们伟大事业的同志赶跑!""我们的路途遥远,道路艰险,我们必须紧紧地手拉着手","心连着心"前进。(45)

  胡耀邦的用意是良苦的。他要规劝文艺界自己来纠正"不良"倾向,又不愿再使文艺界受到伤害,更不愿损害刚刚出现的文艺繁荣。他想告别过去,主张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创造出一种以平等对话的方式开展文艺批评的新经验。胡耀邦获得文艺界的广泛赞誉,事实上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浴火重生之后,文艺界对以往那种文艺批判早已深恶痛绝,呼唤宽松环境和创作自由。

  注释:

  (2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3页。

  (27)赖林嵩、赵尊党:《他们在描绘文艺复兴的蓝图》,《北京日报》1979年11月13日。

  (28)荣天屿:《为新时期文艺振兴开创道路》,《怀念耀邦》第2集,第369页。

  (29)茅盾:《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人民日报》1979年10月31日。

  (30)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

  (31)《回顾社会主义文艺的战斗历程 阐明新时期文学艺术光荣任务》,《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日。

  (32)柯岩:《我们这支队伍》,《人民日报》1979年11月16日。

  (33)刘心武:《向母亲说说心里话》,《上海文学》1979年第2期。

  (34)《倾听人民的声音》,《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6日。

  (35)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

  (36)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曹禺,中国音乐协会主席吕骥,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夏衍,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吴晓邦,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江丰,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陶钝,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席周扬,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徐肖冰。

  (37)潘荻:《一条真正的汉子》,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10—511页。

  (38)1980年夏天,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的一个文学界会议上,一位英国留学生问:"今后还会发生整人的事吗?"周扬答:"那不会了"。紧接着,他补充说:"起码我是不会再那样做了。"停了一下,他再次说:"我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尽量不那样做。"李子云:《探病中周扬》,《忆周扬》,第539页。

  (39)张显扬、史义军、王铱:《胡耀邦年谱长编》(中),第800—801页。

  (40)该剧本讲述公安人员尚琪认真调查高干子弟王海南被人故意伤害案,发现真正对王海南造成致命伤害的不是街头几个小流氓,而是他位高权重的父亲。但是迫于权力的压力,调查被迫终止,调查者尚琪也遭被捕。作品揭露"首长"可以不受约束地享受海滨疗养院和专职的医护人员,私自越境的儿子不被法律追究而且一个电话被送往军医大学,可以随意把年轻女护士李丽芳唤来压倒在床上,任意凌辱和殴打,李丽芳怀着被屈辱的心灵和肉体退伍,新婚后离婚,沦为女流氓。

  (41)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上),海天出版社,1998年,第136页。

  (42)王慧敏:《贯彻双百方针的范例》,《怀念耀邦》第1集,第248页。

  (43)李英敏:《文艺界的知心朋友》,《怀念耀邦》第1集,第260页。

  (44)王慧敏:《贯彻双百方针的范例》,《怀念耀邦》第1集,第248—250页。

  (45)《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53—479页。

  作者简介:萧冬连,中国当代史研究者、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萧冬连,《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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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胡耀邦与转折年代的文艺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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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与转折年代的文艺界(上)
Sep 5th 2013, 11:59, by 明鏡雜誌


  内容提要:大转折年代,文艺解禁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推力,出现了一个以历史批判为主题的文学潮流。然而与其他领域一样,文艺界也是风波不断,围绕文艺主题是歌颂还是暴露的问题引发出激烈争论。胡耀邦深知文艺界遭受的创痛,力避简单粗暴的文艺批判,倡导以一种新的平等讨论的方式解决文艺界倾向性问题,以加强文艺界的团结,复兴和繁荣文艺。胡耀邦的柔性领导获得广泛赞誉,也受到部分人质疑。


  "文化大革命"甚至更早时期以来,文艺被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文艺被赋予了与它不相称的政治使命,被当做整合思想、教化社会乃至阶级斗争的工具,被当做无产阶级专政链条中的一环,文艺工作者被尊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另一方面,文艺界又是一个极脆弱、极敏感的领域,处在意识形态斗争的风口浪尖,高层领导总是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文艺界。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乃至更早时期,文艺界遭受了巨大创痛。"文化大革命"结束之时,文艺界可谓百花凋零。文艺界带着比其他各界更深的伤痛,以其独特的敏感和笔触,投入到批判和控诉"文化大革命"的潮流之中,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文艺的解禁和复苏

  中共高层部分领导人与文艺界之间有良好的沟通。特别是胡耀邦对文艺界人士遭受的创痛有很深的了解和同情,从担任中宣部部长之日起,他就努力推动文艺政策的调整,希望以此重新组织文艺队伍,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筹备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自1960年以来,已经有19年没有召开全国文代会,文艺界都翘首以待。为准备文代会,胡耀邦集中抓两件事:一是推动对蒙冤的文学家、艺术家的平反和大批被打成"毒草"的文艺作品的解禁;二是努力营造民主空气和宽松环境,希望在文代会召开前就形成一个繁荣创作的良好势头。为此,胡耀邦先后召开了文艺界和文化部门有关负责人的会议,党内外专家、艺术家的会议,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筹备组的汇报会,多方面了解文艺界的情况。

  1979年1月2日,胡耀邦出席中国文联迎新茶话会,首次与文艺界300多名人士见面。他先请文化部部长黄镇宣布:文化部和文学艺术界在"文化大革命"前17年工作中,根本不存在"文艺黑线专政",也没有形成一条什么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接着他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提出要"建立党与文艺界的新关系"。对于什么是新关系?他说:林彪、"四人帮"把全国的文艺界办成一个"管教所",我们要砸烂这个"管教所",建立新的"服务站"。"黑线"之冤被宣告解除和胡耀邦的讲话,使会场反应热烈。2月26日,中宣部批准文化部党组的决定,正式为"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等重大错案彻底平反,肯定新中国成立后17年文化部的成绩是主要的,根本不存在所谓"文化黑线"和以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为代表的"黑线代表人物"问题,宣布为凡是受到这一错案牵连和遭到打击、诬陷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3月,茅盾写信给文联筹备组组长林默涵,希望第四次文代大会能开成一个团结的会,开成一个大家心情舒畅、真正百家争鸣的会,开成一个向21世纪跃进的大会。他希望把全国知名的老作家、老艺术家、老艺人都请来参加这个会,特别是70岁到80岁的最好一个都不遗漏,建议中组部过问老作家、老艺术家的政策落实问题。胡耀邦看了这封信,立即要求中组部、中宣部、文化部、全国文联联合召开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座谈会,研究在文艺界如何进一步加快落实政策。①这次会议3月底在北京举行,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组织部、宣传部和文化局、文联负责人以及国家计委、财政部、民政部、劳动总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共100多人参加。会议起草的《联合通知》,要求各地和有关部门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切实加快文艺界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凡在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时,因所谓的"文艺黑线专政"、"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四条汉子"、"海瑞罢官"、"三家村"、"黑戏"、"黑会"、"黑书"、"黑线回潮"等等而被审查、被点名批判、被错误处理或被株连的一律平反昭雪,不留尾巴。在"文化大革命"前历次政治运动,包括1964年文艺整风中受到批判、处理,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各种"集团"等的政治帽子,确实搞错了的坚决平反改正,批错了的文艺作品也都应该平反。积极地为受害者安排工作、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对知名作家、艺术家要理解、要妥善安排。②

  文艺界的平反和落实政策工作1978年就已开始。这次座谈会以后则大大加快了。据不完全统计,仅文学界平反的就有艾青、周立波、周扬、刘白羽、夏衍、欧阳山、王若望、陈荒煤、周而复、廖沫沙、刘宾雁、丁玲、陈明、陈企霞、罗烽、秦兆阳、戈扬、唐因、唐达成、萧乾、韦君宜、王蒙、吴强、阳翰笙、杨沫等。在宣布平反昭雪的人当中,许多人未等到这一天。赵树理、冯雪峰、老舍、柳青、罗广斌、邵荃麟、邓拓、田汉、吴晗等一批文化名人,或死于狱中,或不堪凌辱而自杀。不过,他们的作品重新获得公正评价。1979年3月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作出为"三家村"冤案平反的决定,恢复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党籍。吴晗的《海瑞罢官》、邓拓的《燕山夜话》以及邓拓、吴晗、廖沫沙合作的《三家村札记》等作品先后重版。其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的作家的作品,以及"文化大革命"前被批判并禁演的大批作品也得以重新发行或上演。如影片《红河激浪》《逆风千里》《怒潮》、历史剧《海瑞罢官》《孔雀胆》、话剧《茶馆》、昆曲《李慧娘》、小说《刘志丹》、藏族史诗《格萨尔》等。上海是文人荟萃之地。6月7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报告大会,公开为一大批被打成毒草的作品,被诬陷的作家艺术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当天宣布平反的作品有: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巴金的全部作品,李俊民《杜子美还家》,于伶的《七月流火》,丰子恺的《阿咪》,魏金枝的《中国古代寓言》,瞿白音的《创新独白》,王西彦的《湖上吟》,师陀的《西门豹》,罗竹风的《杂家》,王若望的《一口大锅的故事》,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简编》,蒋星煜的《李世民与魏征》等;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李双双》《林则徐》《聂耳》《舞台姐妹》《红日》《北国江南》《不夜城》《阿诗玛》《大李老李和小李》《洞箫横吹》《凤凰之歌》《布谷鸟又叫了》《孙安动本》等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秦香莲》《白蛇传》《星星之火》《枯木逢春》《小刀会》《清宫外史》《海瑞上疏》《三女抢板》等传统与现代剧目;程十发、刘旦宅、丰子恺、林风眠等画家的所谓"黑画"等等③。被禁书籍如潮水一般涌向文化市场。书店里突然摆满了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的各种作品,无论是自然科学的,还是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④。不仅是这些作家的作品,还有中国与外国古典文学著作。文化食粮突然丰富,一下子把80年代的文化发展建立在50年代的文化基础上。为文化人的平反,是对造成文化人不幸的历次政治运动的直接否定,也是对文化过分政治化的否定。"图解政策"的那种服务受到文化人的普遍抵制,文化应有的自主性重新得到肯定。

  文艺界对创作自由和艺术民主的呼声强烈,胡耀邦明确表示支持。取得华国锋的同意,胡耀邦指示公开发表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在1979年《文艺报》第2期、《电影艺术》第1期和2月4日《人民日报》同时发表后引起热烈反响。2月5日,在京文艺工作者为此举行座谈会。冯牧、袁文殊、张骏祥、陈荒煤、阳翰笙、周而复、赵朴初、艾青、李陀、于兰、曹禺、夏衍、江丰、谢冰心、陈涌、史超等先后作口头或书面发言。赵朴初用"方欣甘雨润,遽痛百花残"两句诗表达了文艺家们激动而伤感的心情。大家表示,今天我们发扬艺术民主,不能光是嘴上说说,必须在政治上、组织上、法律上加以保证,使作家真正享有创作自由和批评自由。⑤《文艺报》和上海文艺界人士连续举行座谈会。阳翰笙、陈涌、蒋孔阳、巴金等文化名人纷纷发言,提出文艺界领导者要学习周总理的民主作风,要求"文责自负,依法办事"⑥。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呼吁"文艺需要民主"!3月16日至23日,《文艺报》编辑部召开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冯牧、孔罗荪主持,周扬、林默涵、陈荒煤到会讲话。会议着重批评把文艺与政治关系简单化、庸俗化的观点,批驳了对文艺界解放思想的种种责难。⑦这些活动得到胡耀邦的支持。胡耀邦说:应当以学习周总理的讲话为契机,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促进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⑧。他亲自到文化部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2月8日至24日)讲话,要求"大幅度地、大踏步地、放手地发展电影事业"。5月和6月,胡耀邦指示中宣部与有关部门一起,召开了一系列的文艺工作会议,总结30年来党如何领导文艺的经验教训。他在谈话中说:30年来的经验教训,什么时候放手搞百花齐放,文学艺术就繁荣;什么时候控制太死、调子太高、棍子太多,文学艺术就出不了东西。他重点强调了电影和戏剧的创作问题。他说:不要把我们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我们的题材广阔得很,现代写1000部,近代写1000部,古代写1000部都可以。⑨

  文化禁锢被打开,创作源泉得到释放。文学、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美术、曲艺等艺术门类都呈现出初步繁荣景象。而文学创作一如既往担纲主角⑩。一批大型文学刊物相继创刊和复刊,其中包括《十月》《当代》《收获》《钟山》《花城》《榕树》《长城》《新苑》《边塞》等。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重返文坛的老人,包括巴金、冰心、萧乾、王西彦、孙犁、柯灵、欧阳山、李季、陈白尘、吴祖光、杨沫等一批老作家,以及作为"重放的鲜花"的"右派"作家王蒙、丛维熙、张贤亮、白桦、刘绍棠,诗人艾青、公刘、流沙河、邵燕祥等;另一部分是一大批"文化大革命"后崛起的新人,如刘心武、卢新华、张洁、张承志、梁晓声、陈国凯、茹志鹃、高晓声、王亚平、叶辛、冯骥才、周克芹、陈世旭、蒋子龙、贾平凹、陆文夫、史铁生、张抗抗、王安忆、韩少功等作家和舒婷、北岛、顾城、杨炼等"朦胧派"诗人。

  作家们同时把目光投向刚刚过去的历史,从最年长到最年轻的几代作家,对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社会创痛进行揭露、批判和反思。著名老作家巴金自1978年底开始写作熔回忆、思考、议论为一炉的散文著作《随想录》,从自身经历出发反省"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书中渗透着巴金以真诚的忏悔,暴露知识分子失去自主性后,成为"精神奴隶"的悲剧命运。当时影响最大的是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的一批新作家。最早出现的是暴露"文化大革命"灾难及其对人性摧残的作品,被称之为"伤痕文学",他们把"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归罪于极左路线。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作家们开始追根溯源,追问极左路线的根源何在?于是,作家们的思考开始投向"文化大革命"所以由来的前17年,投向极左路线赖以产生的制度体制。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弦的《记忆》、刘真的《黑旗》、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中杰英的《罗浮山血泪祭》、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谌容的《人到中年》、张贤亮《灵与肉》等。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则不只是揭示伤痕,而且呼唤改革,歌颂开拓新生活的英雄人物,被称为"改革文学"。

  压抑多年的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复归和张扬,是反思文学的重要内容。很多作家的写作转向对"永恒的、超阶级的人性"的歌颂,对人的生命状态的描写。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展现女主人公在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下,生命健康遭到严重危害的生活状态,呼吁社会给中年知识分子多一点关注。小说一经发表便在社会各界引起激烈的反响。长期以来,爱情题材几乎被视为文学创作的禁区,写爱情就像偷吃禁果。直到1978年末,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首次触及这一敏感主题。随后,呼唤自由爱情的作品不断涌现,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遇罗锦的《春天的童话》、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这些作品批判极左思潮对正常人性的扭曲,袒露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人性"的复归在电影等其他艺术作品中也得到体现。电影《小花》及同期上映的几部战争题材影片,从"军事学"转向"人学",着重于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描写亲情、友情、爱情。文学开始恢复其"人学"的本质。

  关于《"歌德"与"缺德"》的争论

  暴露和描写"文化大革命"灾难的作品大量出现,在一些人中引起严重不安。他们"忧心忡忡、顾虑重重"(11)。《班主任》的发表已经引起了一些非议,《伤痕》发表以后,"这种非议来得更为猛烈"(12)。但是,文艺界的多数人,包括周扬、张光年、林默涵、夏衍等重要的文化界领导人为"伤痕文学"辩护。1979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荒煤转给报社的《晓风致陈荒煤的信》。晓风为近年来出现刘心武等新人新作表示高兴。提出"文化大革命""这十年是非写不可的。不写不能加速时代的步伐,不能促进全民族的提高"。陈荒煤在致编辑部的信中,赞扬青年知识分子确实是"思考的一代"、"战斗的一代"。应当给广大青年开辟创作的园地,让他们自己掌握命运,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开拓一个朝气勃勃的新文坛。

  围绕应不应该"暴露"的争论越来越广泛。1979年4月5日,《广州日报》发表题为《向前看啊!文艺》的文章,作者把近两年来揭露林彪、"四人帮"的文艺作品分为三类:一类是描写大胆反抗"四人帮"的英雄,如《于无声处》;一类是提出了"四人帮"荼毒下产生的社会问题的,如《班主任》;一类是诉说"四人帮"肆虐下人的悲惨遭遇的。作者认为,这三类作品都是"向后看的文艺",不利于鼓舞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团结一致搞四化",因此应该"提出文艺向前看的口号,提倡向前看的文艺"。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争论。4月中旬以后,《广州日报》《南方日报》《作品》等报刊就这篇文章进行了热烈讨论。争论很快越出广州,引向全国。文艺界多数人不同意文章的观点,也有人认为文章的观点基本正确。类似的争论也发生在上海。4月,《上海文学》第4期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文章指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四人帮"阴谋文艺的理论基础。文艺要真正打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迅速改变现状,就必须为文艺正名,对"工具"论拨乱反正。文章说,文艺远在阶级社会之前就已经产生,在阶级消灭之后仍将继续存在。"工具"论否定了文艺的认识作用和审美作用,离开了真善美的统一,把文艺变成了单纯的政治传话筒。文章很快引起文艺界的重视。许多文艺理论工作者、各大学文科师生纷纷写文章展开争鸣。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13)6月2日,《文汇报》报道了由一出独幕讽刺喜剧《"炮兵司令"的儿子》(14)引起的热烈争论。争论的结果是赞扬者暂占上风,但批评者的理由却耐人寻味。他们说,孙处长之类攀龙附凤之徒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有,今天就不典型了,建议将此剧的背景改在"四人帮"时期,将孙处长改为"四人帮"的余党或紧跟者。有的说,该剧"没有区别出是延安还是西安,缺乏典型意义"。

  这种争论终于由于《河北文艺》6月号发表的一篇《"歌德"与"缺德"》的文章而引发出一场波及全国的风波。《"歌德"与"缺德"》的作者把当时对"伤痕文学"的疑虑和婉转批评,转化成尖锐的政治批判。文章强调说:"革命的作家应当是阶级的眼睛,人民的手足","如果人民作家不为人民大'歌'其'德',那么,要这些人又有何用"?文章带有谩骂的口吻说:"鼓吹文学艺术没有阶级性和党性的人,只应到历史垃圾堆上的修正主义大师们的腐尸中充当虫蛆。""向阳的花木展开娉婷的容姿献给金色的太阳,而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则只能诅咒红日。"文章作者把现实描绘成"姹紫嫣红的春天景色","现代的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叩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批评"那种昧着良心,不看事实,把洋人的擦脚布当做领带挂在脖子上,大叫大嚷我们不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人,虽没有'歌德'之嫌,但却有'缺德'之行"。文艺工作者"吃农民粮,穿工人衣,摇着三寸笔杆不为国家主人树碑立传,请问:道德哪里去了?"文章最后说,"大'歌'其'德',大颂其功,这是阶级的呼声,时代的要求。""至于那些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意攻击的人,让其跟着其主子——林彪、'四人帮'一伙到阴沟里去寻找'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了。"(15)

  《"歌德"与"缺德"》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保守思潮的一次强烈的表达。然而,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在文艺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文艺界群起反驳,坚决捍卫得来不易的宽松和自由。7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率先作出反应。文章指出,"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太过头了。文章批评有些人"以为中央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文艺界反右的信号,因而又操起了棍子准备打人了"。(16)7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言词更加激愤。文章说:《"歌德"与"缺德"》的发表"犹如春天里刮来的一股冷风"。《歌》文是"貌似正确的谬论","其语气又何等霸道"!文章指出:像这样的盛气凌人、出口伤人、棍棒交加、帽子乱飞的文章,已有两年多不曾见面了,本不值得理论。在题材上,《"歌德"与"缺德"》规定只能写两个内容:为工农兵树碑立传和写四化英雄。这比那个"大写十三年"的口号还要"左"。(17)

  1979年7月31日,《人民日报》第3版以整版篇幅就《河北文艺》第6期《"歌德"与"缺德"》一文展开讨论。在这一版上,转载了《光明日报》7月20日刊登的文章《春天里的一股冷风——评〈"歌德"与"缺德"〉》摘要;报道了《河北日报》7月22日发表的崔承运的文章对《"歌德"与"缺德"》提出的不同意见。同时转载了《"歌德"与"缺德"》全文。并发表了周岳写的题为《阻挡不住春天的脚步》的文艺短评。短评指出,这篇论及当前文艺形势的文章,一句不提林彪、"四人帮"对文艺界的骇人听闻的迫害,一句不提极左路线对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的严重摧残和影响,相反,却以大部分篇幅,斥责那些敢于正视现实、真实反映生活的作家是"用阴暗的心理看待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是"歌德",而是"缺德"。短评把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认定这篇文章同近来出现的某些论调有个共同点,就是都打着"歌颂社会主义"、"为四化服务"的旗号,散布极左思潮,反对解放思想,反对"双百"方针,抵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执行。短评最后说,"我们要警惕,要批判,要继续狠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绝不能让它借尸还魂"!(18)当然也有不同意见,当日发表李准的文章就提出,对"文化大革命"中道德败坏和经济混乱情况的描写要有节制。

  随后,上海、北京及全国各地纷纷以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展开了对《"歌德"与"缺德"》的批评。在上海,8月2日,上海市文联就《"歌德"与"缺德"》一文举行有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等界50人参加的大型座谈会。老作家巴金身体不适仍赶来主持会议并发言,可见他对这篇文章反映的倾向的重视。同一天,《戏剧艺术》和《上海戏剧》编辑部邀集上海戏剧界人士也举行座谈会。两个座谈会众口一词地批评《"歌德"与"缺德"》,认为"这是一股与当前的形势以及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愿极不和谐的冷风",它代表了一种思潮,即"左"的思潮在文艺界的反映。与会者都认为,"这篇文章的文风十分不正,挥舞棍子、帽子,采取泼妇骂街的语言,这也是近几年所罕见的"。(19)8月10日至24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上海市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创作座谈会。这是上海在粉碎"四人帮"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大型文艺创作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和著名人士(20)。文化部和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六省的文联负责人也应邀参加,规模宏大,代表广泛。会议再次批评《"歌德"与"缺德"》,号召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繁荣文艺创作的途径,表达了文艺界的主流意见。(21)

  在北京,8月17日,《文艺报》编辑部、《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召开座谈会。陈荒煤、孔罗荪主持。中青年作家以及文学理论工作者、首都报刊编辑共约80人应邀出席。苏叔阳、白桦、张锲、苏予、马德波、孟伟哉、鄂华、陈骏涛、张洁、刘心武、王蒙、李陀、张弦、邵燕祥、张作光、杨志杰等在会上发言。座谈会以"深入批判《纪要》(22),繁荣文艺事业"为主题。与会者高度赞扬三年来"一大批作者挺直腰杆",面对现实,写出了不少较好的作品。批评"有人刮起冷风",把当前的一些创作指控为"缺德文学"、"伤痕文学"、"暴露文学"、"解冻文学",把一个时期社会上出现的某些消极现象也归罪为文艺界起了"带头羊"的作用。与会者指出,《纪要》的阴魂不散,流毒远未肃清,影响更不可低估。(23)《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文章,谴责《歌》文所代表的倾向。

  9月初,吉林的《长春》、江苏的《雨花》、陕西的《延河》、广东的《作品》、湖南的《湘江文艺》、上海的《上海文学》、安徽的《安徽文学》、黑龙江的《北方文学》、河南的《奔流》、辽宁的《鸭绿江》、湖北的《长江文艺》和浙江的《东海》等京外12家省级文艺期刊编辑部的负责人和编辑人员在长春市举行座谈会。座谈会指出,对三中全会以后文艺界形势的估量并不一致。前些时候,有一股"倒春寒"袭来。有人对揭批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危害的作品和批评阻碍四化建设的社会现象的作品横加责难,《"歌德"与"缺德"》一文等就反映了这种思潮。他们强调,要提倡作家忠于生活,讲真理,说真话。(24)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许多文艺刊物如《星火》《山花》《延河》《四川文学》《思想战线》《文学评论》《文艺报》《湘江文艺》《当代》《诗刊》《长江》《边疆文艺》《福建文艺》《安徽文学》《戏剧界》等都载文参与对《歌》文的谴责和批判。

  一篇文章之所以引发一场波及全国文艺界的风波,是因为文章触动了文艺界尚未愈合的伤口,触犯了众怒。《歌》文把现实粉饰成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与"问题成山"的现实相去甚远,与人们满目创伤的感受更是北辙南辕;文章采用"文化大革命"式语言,更使受尽"全面专政"苦头的文化界人士不寒而栗。《歌》文把文艺界斥之为"缺德",是"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在"诅咒红日",是"腐尸中"的"虫蛆",甚至是"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意攻击的人"。这使文艺界似乎得到一个信号:又要有人拿棍子打人了。更为重要的是,文章关涉到三十几年来文艺界争论不休的重大问题:如何界定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只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吗?文艺只能歌颂不能暴露吗?共产党如何领导文艺?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纠缠不清,曾经使文艺界饱受创痛。

  《"歌德"与"缺德"》引出的风波越闹越大,引起了胡耀邦的重视。他看到一封反映这篇文章问题的信,立即批示应予重视。9月4日至6日,由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主持召开了一次座谈会,邀集河北文艺界的一些负责人田间、梁斌及文章作者李剑等,以及全国文联、作协负责人林默涵、陈荒煤、冯牧、李季等20余人参加。胡耀邦在座谈会即将结束时到会讲话,他说:《"歌德"与"缺德"》一文的出现和围绕这篇文章引起的争论,是三年来文坛上一次不大不小的风波。召开这个会,目的是用同志式的、平心静气的方法来交谈、讨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今后如果再发生类似的问题,我们就推广这种方法,使文艺的争论纳入到一种非常健康的轨道上来。他指出,《歌》文的缺点与毛病,就在于同毛主席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相违背。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反复声明要在一切战线,包括文艺战线上拨乱反正,把林彪、"四人帮"歪曲了的东西端正过来,把搞乱了的加以澄清,要保护、爱护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歌》文的错误就是同中央当前这个方针不合拍。胡耀邦接着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个青年,写了这篇有错误、有缺点的东西,我们不要过多地追究,我们要允许青年犯错误,我们采取教育的方法,诱导的方法,诚诚恳恳地帮助他,这是我们党历来的传统。他说:批评是对的,但王若望的批评文章火气大了些。(25)此时,胡耀邦正在筹备四届文代会,一心想促成文艺界的大团结。他的讲话对作者虽有批评,但还是采取了爱护的态度,希望平息风波,造成一种平心静气讨论问题的风气,以加强文艺界的团结,繁荣文艺创作。(未完待续)

  注释:

  ①荣天屿:《为新时期文艺振兴开创道路》,《怀念耀邦》第2集,香港凌天出版社,1999年,第366—367页。

  ②《加快落实文艺界知识分子政策》,《人民日报》1979年4月7日。

  ③参见《贯彻三中全会精神 落实党的文艺政策》,《文汇报》1979年6月10日。

  ④胡福明:《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48—449页。

  ⑤《认真学习周总理讲话 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人民日报》1979年2月6日。

  ⑥荣天屿:《为新时期文艺振兴开创道路》,《怀念耀邦》第2集,第363—364页。

  ⑦《六十年文艺大事记(1919—1979)》(未定稿),1979年10月,第264页。

  ⑧荣天屿:《为新时期文艺振兴开创道路》,《怀念耀邦》第2集,第358页。

  ⑨荣天屿:《为新时期文艺振兴开创道路》,《怀念耀邦》第2集,第361—362页。

  ⑩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国作协的文件规定,中国作家协会是与共青团、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文联同级别(正部级)的"民间团体"。其他各协会如剧协、影协、美协等都是正局级单位。

  (11)《请为我们打开闸门吧!》,《人民日报》1979年2月3日。

  (12)阎纲:《"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人民日报》1979年7月16日。

  (13)新华社:《争鸣之风在上海文艺界兴起》,1979年7月31日新华社上海电。

  (14)《"炮兵司令"的儿子》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周惟波、董阳声、叶小楠的习作,在上海市大中学生文艺会演中演出。剧情是:某局孙处长为了通过裙带关系来保持和加强自己的地位,执意拆散女儿小洁与男友小方的恋情,把小洁许配给上司陈局长的儿子。当小方假扮"炮兵司令"的儿子出现在他面前时,孙处长马上改变态度,奉承上去,百分之百地同意了小方和小洁的婚事。最后真相大白,这个"炮兵司令"原来是一位锅炉工师傅,孙处长十分狼狈,呆如木鸡,手中的热水瓶坠地,发出一声爆裂声。攀龙附凤的幻梦破灭了。参见《文汇报》1979年6月2日。

  (15)李剑:《"歌德"与"缺德"》,《河北文艺》1979年第6期。

  (16)阎纲:《"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人民日报》1979年7月16日。

  (17)《春天里的一股冷风——评〈"歌德"与"缺德"〉》,《光明日报》1979年7月20日。

  (18)周岳:《阻挡不住春天的脚步》,《人民日报》1979年7月31日。

  (19)参见《警惕春天里的冷风 促进文学艺术繁荣》,《文汇报》1979年8月4日。

  (20)巴金、贺绿汀、张骏祥、黄佐临、孟波、李太成、钟望阳、杜宣、冯岗、吴强、王若望、宗福先、严励、姜彬、袁雪芬、章力挥、姚时晓、丁是娥、任德耀、许铁生、吴宗锡、吴仞之、丁善德、周小燕、王云阶、司徒汉、黄贻钧、夏白、黄歌、许平、胡蓉蓉、舒巧、沈柔坚、吕蒙、蔡振华、张乐平、程十发、谢稚柳等出席。

  (21)参见《大胆探索繁荣文艺创作的途径》,《文汇报》1979年8月30日。

  (22)即1966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79年5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求报告》,正式决定撤销《纪要》。

  (23)《深入批判〈纪要〉 繁荣文艺事业》,《人民日报》1979年8月31日。

  (24)《继续深批〈纪要〉 贯彻"双百"方针》,《人民日报》1979年9月12日。

  (25)王慧敏:《贯彻双百方针的范例》,《怀念耀邦》第1集,香港凌天出版社,1999年,第245—248页;荣天屿:《为新时期文艺振兴开创道路》,《怀念耀邦》第2集,第364—365页;张显扬、史义军、王铱:《胡耀邦年谱长编》(中),香港,世界科学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778—782页。

  作者简介:萧冬连,中国当代史研究者、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萧冬连,《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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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戊戌变法“围园杀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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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围园杀后"真相
Sep 5th 2013, 11:58, by 明鏡雜誌

  戊戌变法进程中,由军机处新派"四卿"之一的杨锐从宫中带出的光绪衣带诏,乃是激惹政变的重要关节。诸多史书(包括教科书)均言光绪自感行将被废,特下密诏,促请新派诸员设法相救,内有"今朕位即不保……妥速密筹,设法相救"这样告急相央之句,又云袁世凯于法华寺从谭嗣同处接诏后回天津告密于荣禄,荣禄连夜乘车入京赶赴颐和园见慈禧,慈禧再赶回紫禁城发动政变,禁光绪、废新政、杀"六君子"。

  其实,历史真况与此出入甚大。张国淦《北洋述闻》"袁世凯与戊戌政变"一文,载有光绪衣带诏原文及袁世凯给其兄的家书,据此可窥见这一段史事的真相。再据近年杨天石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中的"毕永年日记",所撰"围园杀后——康有为的武力夺权密谋"一文,一些重大细节终于浮露水面。

  1898年6月,礼部主事王照呈奏"转移观听法",提出皇上奉太后巡幸中外,开阔眼界,以利变法开展,并设立教部,以西人敬教之法尊我孔子之教,以西人劝学之法尊我孔子之教,以西人劝学之法兴我中国之学。但礼部六堂官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因阻抑王照奏折,不肯代奏。7月19日,六堂官被光绪革职,擢王照三品衔并以四品京堂候补,六堂官因本身利害所系,四布危言耸听,以期激怒慈禧太后,整体全盘推倒新政,避免自己的被革,政局形势确实比较紧张。

  8月1日,光绪又召见握有七千北洋新军的实权派人物袁世凯,超越擢升其为候补侍郎。此次召见因明显带有笼络之意,暴露出光绪企望掌控军权的意图,引起后党惊恐。直隶总督荣禄对此大为不安,西太后在紫禁城里又遍布耳目,精于政治的她哪里会无动于衷束手待毙?因此,是年8月初的北京政局处于帝后两党矛盾激化的前夜。

  不过,杨锐携出衣带诏在7月27日,即光绪召见袁世凯之前。当时,维新派为求变法甚为激进,有点迫不及待,屡促光绪痛下决心罢黜旧派昏庸大员,以为有了皇帝的支持,即可一逞其志,黜尽老派守旧官员,尽擢新锐俊秀,毕其功于一役。如变法初期,6月16日康有为在朝房等候光绪召见,碰遇荣禄,谈及变法,荣禄说:"法是应该变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能在短期内变掉呢?"康有为忿然作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可以变了。"

  显然,康有为将变法之事看得太简单了,以为变法仅仅只涉及高层人事,只要皇帝发话,建立权威即可成事,未看到变法牵一发动全身,将改动社会既有利益格局,传统习惯势力必然步步抗拒处处抵触。处于漩涡中心的光绪,当然要比下面的维新派官员清醒得多,自感权力未足,根基未稳,不能骤然行动,恐激起对立派的拼死反抗。故于7月27日降密谕,要求维新派商议筹划,拿出切实可行之策。衣带诏最重要一节的原文如下: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废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废,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负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度,再行办理。

  此时的光绪,心态尚稳,只是要求在"不致有负圣意"的前提下,希望维新人士拿出切实可行之策,以达到罢黜旧官尽行新法之目的。光绪在密谕中还明确示意,如果罢黜旧员一事操之过急,有可能危及自己的大位,乃是将来时,并不是已经有失位之危的现在时。至于有人所记同日赐康有为的密诏,其实就是这一由杨锐带出的衣带诏,由林旭转录之后再交康有为,并无另赐密诏。政变后,杨锐被难,康有为始终未见到密诏全文。所以,王照等人认为所谓光绪密谕全系康有为的伪造,从而否定有光绪衣带诏一说。

  维新诸臣接到密诏后,急躁愤事,断章取义,将"则朕位且不能保"改为"今朕位即不保",将"妥速筹商"引申为"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夸大了情况的危急性与尖锐性,以期引起众人义愤,采取断然行动。这一份篡改后的"密诏"由林旭抄录后交康谭二人,分别示人以商谋对策。此时,九月天津阅兵将行废立的传说已流布甚盛,"四卿"及康有为、徐世昌(袁幕僚、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总办)等人接旨抱头痛哭,于是定策倚用袁世凯,要他诛杀荣禄、围颐和园逼太后交权,即著名的"围园杀后",这才有后面光绪召见袁世凯,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于法华寺等一系列事件。

  据袁世凯《戊戌日记》云:八月初三谭嗣同突然夜访,出示上谕,要求袁带本部新军入津,宣旨诛杀荣禄,以袁自代直隶总督,然后提兵入京,以一半兵力拱卫皇宫,一半兵力去围颐和园,迫使太后交权。精明的袁世凯见上谕乃黑笔所写,并不是皇帝专用的朱笔,且内中并无诛荣围园之语,不免面露疑色,谭嗣同便说他有能力挟制皇上,再派湘籍武士百人入袁军,围园时的杀后任务由他们完成。而且,袁世凯初五日再次觐见皇上请训时,皇上定会面付诛荣围园之朱谕。袁听到谭出"挟制"二字,不寒而栗。

  两天后,即八月初五,袁世凯再次入宫请训,光绪只说:"你练兵甚好,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似乎北洋新军以后可从荣禄处独立出来,不必再受其节制,虽有暗示其不必听命荣禄之意然并无杀荣围园之意。当然,袁世凯此处之语多有隐饰,但最重要的是否定了接到密诏这一关键情节。

  幸好,袁世凯曾给其兄袁世勋一封家信,内中道出实情:

  【盖缘皇上急欲变法图强,擢用康有为、梁启超等一班维新之士佐治改革。康梁遂设立保皇党以资号召,知余统练新军,诱引入党,密奏皇上将余破格超升授为候补侍郎。余思保皇本为臣下之天职,慨允入党。其党纲以革除腐败老臣、施行维新政策为宗旨。不料太后在颐和园得此消息,立召荣相并满汉大臣商议,欲废皇上为庶人,另立端王之子傅俊以承大统。事机不密,为康梁所探悉,急奏皇上,降密旨命余提兵围困颐和园,将太后软禁,荣禄等一班奸党一律逮捕监禁。弟接旨后颇觉进退两难,不奉诏是欺君逆旨;若提兵软禁太后,是助君为不孝;逮捕荣相,是以怨报德。自问天良,弟无荣相特保,安有今日之势位?若派他人杀之囚之,弟可不问;由我督兵捕之,天理人情均嫌不合。此中委屈,后世明眼人自能谅之。弟彷徨终夜,此种重大机密又不能与幕友磋商,直至天明,决意提兵入京,见机而行。及抵京师,屯兵城外,孑身入宫,面见皇上,授余密诏,捕拿太后羽党,荣相列首名。余只得唯唯而退。行近宫门,正遇荣相入宫,拦路问余带兵来此何事,弟被逼辞穷,只得以实情详告。荣相立带弟入颐和园面奏太后。此非弟卖君求荣,实缘荣相是余恩师,遂使忠君之心被天良所战胜,断送维新六君子之生命,弟之过也。皇上遂遭幽居。荣相入京掌理朝政,保弟护理直隶兼北洋大臣。但弟资格太浅,断无真除之理。如此反复图功,必受后世之唾骂。若然拘囚太后,后世又将责弟助君为不孝也。】

  张国淦以前清缙绅身份仕宦民国,1912年入阁袁世凯政府,直至1926年北伐战争发动后"出局",退出政坛,专事著述。解放后,聘为上海市文史馆员、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55年任全国政协委员。张氏与北洋政府高层人士多有过从,曾与袁世凯数次谈到戊戌之变,洞悉内情,所引资料较实。他通过对各种资料比较分析,参佐其与袁世凯的几次谈话,得出的结论是:袁世凯致兄之书较为确实可信。

  八月初五光绪面交袁世凯密诏,实有其事,当时的一些记载辨无其事,可能出于对光绪的保护。而且袁世凯于维新初期确实倾向帝党,故得帝党推荐破格升为擢侍郎,并由谭嗣同传达密旨要求其杀荣禄围园。八月初四、初五,袁提兵入京,此时他正徘徊于两大阵营之间,观望风向以相机行事。

  袁世凯初五入宫请训奉有密诏,出来时在宫门遇到荣禄,荣禄拦住袁问为何带兵来此?袁世凯此时不得不以实情相告,否则他曾说"杀荣禄如杀一狗"即可成"杀袁世凯如杀一狗"。因为,在这关键时刻,袁世凯若稍一含糊搪塞,荣禄完全可立予杀毙。袁世凯家信中的"此非弟卖君求荣,实缘荣相是余恩师,遂使忠君之心被天良所战胜,断送维新六君子之生命,弟之过也",说明袁世凯内心十分矛盾。可见戊戌之变确为袁氏告密,地点在北京不在天津,时间为八月初五。而且进入八月初,帝后新旧两派进入即将摊牌的短兵相接,后党密谋废立在先,光绪下诏诛荣围园杀后在后。衣带诏一节,确有其事。至于衣带诏真迹,杨锐被害后,其子将密诏秘藏回川。11年后,于宣统元年缴呈光绪弟摄政王载沣交实录馆。按皇家惯例,先帝大行之后,由新帝完成对其一切行为的"实录"。故此衣带诏得传于世。

  不过,若按杨天石所撰"围园杀后——康有为武力夺权密谋"一文,则认定光绪始终不知"围园杀后"这一密谋,全是康有为、谭嗣同搞的"挟制之术",袁世凯告密更是在慈禧回宫之后,而非荣禄赴园求见之后。

  该文称:9月19日(八月初四),慈禧接到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的奏章,内称"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该奏章坚请慈禧"即日训政以遏乱萌",密捕维新派文廷式等人的"大同学会",严加惩办。替杨崇伊递上奏章的庆亲王奕劻、端亲王载漪在一旁哭诉哀求。慈禧本来就担心维新变法将损害自己的地位,现在又来了一个甲午年打败中国的日本鬼子,马上要和皇帝见面,二人结合起来,自己还能保住权柄么?"这就是慈禧为什么突然回宫的原因。"

  裴毅然,《扬子晚报》2007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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