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歷史網: 习近平：“我坚信我的父亲是一个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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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我坚信我的父亲是一个大英雄" Oct 11th 2013, 14:53, by 明鏡雜誌 　　1949年3月1日，习仲勋和夫人齐心的第一个女儿在延安桥儿沟出生，后来姥姥邓耀珍说："孙女在桥儿沟生，就给她取名『桥桥』吧！" 　　二女儿在西安出生，取名"安安"，每日与姐姐形影不离，分外亲热。习近平、习远平两兄弟小时候天资聪颖，志向远大，好学上进，招人喜爱。 　　习仲勋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家人。他疼爱孩子，但从不娇惯，不让孩子养成不好的习惯。 　　齐桥桥穿过的衣服，再给妹妹安安和弟弟近平、远平穿 　　有时候他也和孩子们一起去商店转转，孩子们看见玩具就嚷嚷着要买，因为习仲勋从不带钱，孩子要不到，就不高兴，他就耐心地讲道理，同时坚决不让别人代买或赠送。 　　（习家）孩子们的衣服和鞋袜大都是"接力"着穿，大的穿旧了，再让小的穿。齐桥桥上初中时，母亲齐心把炼钢时穿过的一件大襟罩衫给她穿，上面有不少被钢花烫出的洞眼。齐桥桥穿过的衣服鞋袜再给妹妹安安和弟弟近平、远平穿。 　　孩子们习惯穿旧衣服，穿着新衣服反倒不自在，因为同学们穿得都很朴素。以至于习仲勋后来给桥桥做工作说："你是女孩子，还是要穿好一点。" 　　习家人节俭行为出乎人的意料……家里厅堂的灯晚上一般很少打开，他要求房间里只要没人，一定要随手关灯。在外面散步时看见地上有烟头，他都会俯身捡起，扔到垃圾桶里。 　　在他的影响下，家人一直保持着随手关灯、节约用纸、拧紧水龙头、自觉维护公共卫生的良好习惯，不仅儿女们一直保持着，就连孙辈们也继承了爷爷的这些好传统。 　　为了让孩子养成独立的生活习惯，习仲勋让齐桥桥、习安安、习近平、习远平姐弟四人都在八一小学寄宿上学，每周回家一次，都是他们自己乘公共汽车上下学，习仲勋从来没有用自己的车接过他们。孩子们除伙食费和乘坐公共汽车费用外，几乎不给零用钱。 　　有时孩子们吃冰棍花了钱，就没有足够的钱乘坐公共汽车，只好走路回家。路远累得走不动了，齐桥桥就拉着弟弟妹妹的手，坚持走到下一站再坐车，为的是省钱。 　　为了不让学校知道女儿是副总理的孩子，让其改随母姓 　　习仲勋教育子女不搞特殊化，不允许搞任何特权。 　　习仲勋坚持让齐桥桥吃住在学校，和同学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学习，保持平民本色。 　　那时习仲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上，习姓又很少见，很容易让学校的老师和同学联想到习桥桥就是习副总理的女儿，习仲勋为了避免学校因此照顾女儿，就让她改随母姓，家庭出身也由"革命干部"改为"职员"，齐桥桥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20世纪80年代初，习仲勋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是他一生职务最高的时候，这时他对子女教育的要求更加严格。 　　那时，一些干部子女利用父母的地位和影响经商捞钱，有的违法乱纪、触犯刑律，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习仲勋对此十分忧虑，他认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纠正党风，首先要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家属做起，端正了家风，才能树起好的党风。 　　他和前妻生有习和平、习乾平、习富平（习正宁）两女一男。女儿乾平"文化大革命"前毕业于外交学院，学的是法语，分配到《国际商报》工作。1983年，王光英筹建光大公司，有意调她去工作。习仲勋闻知后，当面谢绝了王光英的好意，他说："还是不要调她去好。你这个光大公司名气大，众目睽睽，别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 　　后来他将此事告诉了乾平，女儿委屈地说："我是学外语的，到光大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做点事情，有什么不好？"习仲勋严肃地说，人只要有才能，在哪里都可以发挥作用，就怕你没本事。你是习仲勋的女儿，就要"夹着尾巴做人"。 　　乾平继续在《国际商报》工作，后来出了几次国。习仲勋知道女儿多次出国的事后，就要她说清出去的理由。父女俩为此在一次吃饭时燃起"战火"，女儿顶撞说，我是记者，我是学外文的，出国是工作需要。习仲勋忽然站了起来，把筷子一摔，高声说道，哪有那么多的工作需要？不要什么行为都加上工作的名义！直到女儿表示今后不再随便出去，要踏踏实实工作后，他才消了气。 　　儿子习正宁，是"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科技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的高材生，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户县山沟里一个国防科研单位工作。刚恢复的解放军后勤学院急需从军内外选调一批专业技术人员。由于习正宁各方面的条件都符合要求，被选中并迅速办理了调动手续。 　　就在快要报到之前却起了变故，原来习仲勋得知此事后，没有与儿子商量就让学院撤回了调令。习正宁想不通，认为这完全是正常的工作调动，与父亲没有任何关系。习仲勋深知儿子当年因他的牵连而在毕业分配时受了影响，但他这次还是让陕西省委做工作，要儿子继续留在原单位。他说，不能让人说我习仲勋刚恢复工作就调儿子回北京，如果那样做就会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习家的忧伤往事：女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习仲勋的家庭不仅有欢乐、融洽、和谐，也有忧伤和酸楚。女儿习和平聪颖秀丽，恬静文雅，为习仲勋所疼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是习仲勋难以抹去的心痛。 　　在文革中漫长的监护日子里，习仲勋有八年时间没有妻子和孩子们的任何音讯，更不知道他们的境况。 　　之前一次见面还是在1965年12月。那时正在北京郊区参加"四清"运动的妻子齐心，在习仲勋赴洛阳前专门请了一天假看望他，此后两人再没见面。 　　他惦念着齐心，齐心也挂念着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齐心的处境更加困难，因与习仲勋没有"划清界限"，被康生列入500人黑名单之中受到审查，在"五七"干校劳动长达七年之久。 　　当时四个孩子都尚未成年。三个稍大一点的孩子，桥桥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劳动锻炼，安安到山西省运城地区临猗县临晋公社云冲大队插队，近平到陕北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小儿子远平和妈妈在一起，去了"五七"干校上"五七"中学，初中毕业后，就被剥夺了继续升学的权利，到工厂当车工学徒。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齐心于1972年冬给周恩来写信，请求解决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希望能与习仲勋见面。周恩来很快做出批示，要求有关方面予以落实。 　　之后不久，习仲勋被专案组带到北京城里的一个地方，齐心和孩子早已等候在那里。见到习仲勋，孩子们一下子围了上来，亲热地叫着：爸爸、爸爸。他八年没有见过孩子了，顿时热泪盈眶。面对两个女儿，他已经分不清哪个是桥桥，哪个是安安，看着两个长大了的儿子，竟然完全不认识了。习仲勋离开家时，近平11岁，远平8岁，这时已分别是19岁和16岁的大小伙子了。 　　25年后，习近平颇为感慨地谈起了这次相见时的场景："他看见我们就哭了，我赶忙给他递了一支烟，也同时给自己点燃了一支。他就问我，你怎么也抽烟了？我说，『思想上苦闷，这些年，我们也是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抽烟我批准了』。到第二次再见到我时，他竟然把自己用的一个烟斗给了我，并说：『我知道你没有条件抽纸烟，回去以后就用这个烟斗抽旱烟。』这是他在困难境地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一直保存到现在。" 　　习近平："我坚信我的父亲是一个大英雄" 　　习近平担任福建省省长时，齐心依照家里的规矩给他写信，语重心长地说"高处不胜寒"，嘱咐他更要从严要求自己。 　　2001年10月15日，家人为习仲勋在深圳举办88岁寿宴。按照中国人的习惯，88岁是"米寿"，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习家三代人及亲朋好友欢聚一堂为他祝寿，这也是习家人难得的一次大团聚，唯独缺席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不是习近平不想参加父亲的寿宴，而是作为一省之长，实在难以脱身，于是写了一封拜寿信。 　　习近平写道： 　　自我呱呱坠地以来，已随父母相伴48年，对父母的认知也和对父母的感情一样，久而弥深。希望从父亲这里继承和吸取的宝贵与高尚品质很多，给我最深印象的大约如以下几点： 　　一是学父亲做人……您这一辈子没有整过人和坚持真理不说假话，并一以贯之…… 　　二是学父亲做事……我辈与父亲相比，太过平庸，汗颜不已。但更令我们感动的，是父亲从不居功，从不张扬，对自己的辉煌业绩视如烟云…… 　　三是学父亲对信仰的执着追求……在社会上喊我们是"狗崽子"的年代，我就坚信我的父亲是一个大英雄，是我们最值得自豪的父亲…… 　　四是学父亲的赤子情怀……您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您热爱中国人民，热爱革命战友，热爱家乡父老，热爱您的父母、妻子、儿女…… 　　五是学父亲的俭朴生活……父亲的节俭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 　　习仲勋在最后的日子里对子女们说："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了个好名声！" 　　《习仲勋传》编委会，《壹读》杂志摘编于《习仲勋传》（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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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习远平：忆我的父亲习仲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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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远平：忆我的父亲习仲勋 Oct 11th 2013, 14:48, by 明鏡雜誌 199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习仲勋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   习仲勋同志与儿子习远平合影。   1958年9月6日，习仲勋同志在陕西蒲城县尧山中学。     　　父亲走了11年了。今年10月15日，是他老人家的百年诞辰。 　　作为他最小的儿子，站在他的墓前，对着他的雕像，我想说些什么呢？我能说些什么呢？他老人家走过的这百年，是中国扭转乾坤、翻覆天地的百年。这百年的中国历史太丰富了，他的人生历程也太丰富了，我看不尽，听不够，也享用不完。我只能在我的思念中寻找，寻找他老人家在我一生中留下最深烙印的东西。 　　少儿时，父亲就教育我们说：对人，要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他还不止一次写给孩子们："雪中送炭惟吾愿。""雪中送炭"的待人情怀不但贯穿了他自己的一生，也从小给我们子女树立了一生待人的准则。纵观父亲一生，在党内生活非正常期间，历经冤屈、坎坷、磨难，却从来无怨无悔、顾全大局，一生都在"雪中送炭"。该谦让的，他谦让了；该忍耐的，他忍耐了；该承担的，他承担了；该挺身而出时，他都挺身而出了。他由衷地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整过人。"人所共知，在党成长的漫长岁月中，无论是在"左"的或"右"的错误发生时，"没整过人"，就是在人一生最艰难的时刻帮了人。在那些蒙冤岁月里，父亲对污蔑不实的所谓"问题"，能揽过来的就坚决揽过来，宁可一个人承担责任，也绝不牵连他人。他说："我身上的芝麻，放在别人身上就是西瓜；别人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许多人听了这话落泪。"没整过人"应该是他老人家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的"雪中送炭"的事情。 　　小学课本里有一篇《孔融让梨》的故事，一字一句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是父亲从小对我——他这个小儿子的特别家训。父亲不止一次拿着课本，给我念这一课，拉住我的手，给我讲这一课。谦让，是父亲教给我最重要的人生课程之一。在家，谦让父母，谦让兄弟姐妹；在外，谦让长辈，谦让同学同事；谦让荣誉、谦让利益、谦让值得谦让的一切。谦让，既意味着自己对个人荣誉、利益、所得的放弃，也意味着自我人格的升华。我感谢父亲，走入社会以后，我终于明白，父亲让我从小养就的谦让习惯，在面临复杂社会关系，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家庭与国家利益时，获益良多。不仅使复杂关系、棘手难题的处理容易获得公平、公正的结果，同时容易赢得群众的普遍认同和普遍尊重。 　　在我心目中，父亲是了不起的英雄。13岁上初中时，父亲就因参加进步活动，进了国民党陕西省监狱。1962年，他因小说《刘志丹》遭遇康生诬陷，蒙受不白之冤16年，其中"文革"冤狱7年半。"文革"期间，家人包括我们这些孩子无法探望他。当时，社会上传说很多：有说他提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马克思了；有说他一次批斗以后重病而死了；还有说他自杀了，或失踪了，众说纷纭，杳无音信。我们一家人心上阴云笼罩：父亲可能早已走了，早已不在人世了。 　　直到1972年，我们一家人利用春节千辛万苦聚首北京，打听到罗瑞卿伯伯的孩子们通过给周总理写信的方式与罗伯伯重逢相见，全家人才重又燃起希望，一起商量说：我们也给周总理写信。给总理的信发出时间不长，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来人了，其中两位还是父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候的老人。来人传达总理的批示说：你们的父亲还健在，不久会安排与家人见面。我们既兴奋又激动，相约见到父亲时，谁都不许哭，不让父亲担心。 　　1962年，父亲蒙冤时，我才6岁，离开父亲时，我才9岁。在我心里，父亲早已是一个遥远的、可思而不可见的梦。梦里的父亲一头乌发、身材伟岸，既威严又慈祥，可当他一旦走近，我扑过去要抱住他时，他却消失了。7年后，得知他还在人世，我悲喜交集，见父亲的前夜，竟一夜无眠，浮想联翩：父亲的形象一次又一次被我重新描摹，父亲见我的第一句话一次又一次被我反复猜测…… 　　见到父亲时，我震撼了。父亲与我幼小心灵中的父亲形象已截然不同：一头乌发已然不见，瘦了，苍老了，两鬓斑白。他凝视着我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谁都没想到，父亲与全家人相互打量着，见到我时，他问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是近平还是远平？"听到他这样问我，大家都哭了，父亲的泪水也夺眶而出。他一面擦着眼泪一面说："我高兴！这是我高兴的眼泪！"唐朝诗人贺知章有诗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7年生离，我识父而父不识我，真是彻底颠覆了诗人的语境。一家人最大的欣慰是父亲依然健在。与父亲团聚，长相厮守，是此刻全家人唯一的期盼。一家人感到最振奋的是：虽然岁月无情，但父亲依然是一派壮心不已的气概，我们放心了。 　　只是，我们心里都有一个疑团：这么多年，没人探望，没人说话，远离亲人，与世隔绝，"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后来，听他慢慢谈起往事，我们才知道，对父亲那些沉重岁月的表述，用"熬过来"这个说法是个天大的谬误。 　　身在冤狱，父亲对人民、对党的信念没有过丝毫动摇，他一直准备着为亲爱的人民、敬爱的党继续工作。他说，马克思的晚年，不是背诵拉丁文的诗歌，来保持敏锐的思想和记忆吗？没人说话，我就对自己说话！他开始背诵《矛盾论》、背诵《实践论》、背诵"老三篇"，不但磨砺思想，也磨砺语言。慢慢地背诵如流，昼夜不舍，晨昏无辍，本应度日如年的日子，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悄悄流走了。 　　为了保持一个好身体，父亲坚持了长年锻炼，把枯燥的身体锻炼做成了一天最愉快的事情：每天，他先是做一日两次的斗室转圈，先迈步正着转圈，从1数到10000，然后退步倒着转圈，从10000倒数到1；接着，他用肩膀撞墙，用后背撞墙，用拳、用掌击打全身；最后，仰面躺在床上，做仰卧起坐。仰面躺着，是当时监管方要求的睡觉姿势。监管方固执地认为，侧身睡不易观察到自杀行为，坚持要求被监管人仰面睡。为了这个"奇葩"规定，父亲仰睡了多年，上千个日夜，这需要多大的意志力啊！我想，父亲的身体锻炼中奇特地增加了"仰卧起坐"的情节，肯定是为了对这个"奇葩"规定"以毒攻毒"。 　　还是为了有可以持续作战的身体，父亲对自己多年抽烟的习惯也实行了"严格管制"。他原来每天要抽两包烟，逐步减少到每天只抽一支烟。早饭后，点燃烟，只抽上一口就掐灭；吃完午饭，点燃再抽，这次，抽到一支烟的一半，又掐灭，放在一边；晚饭结束，才是他真正享受抽烟愉悦的时间：这次点燃烟后，可以抽完余下的半支烟，直抽到手指掐捏不住烟卷的时候。 　　沉冤得雪的父亲回到战友们身边时，大家都十分吃惊。小平和叶帅当时就愣住了，叶帅说：仲勋同志，你16年备受磨难，身体竟然还这么好？！毫无疑问，父亲在逆境中长年砥砺的敏捷思维和健康体魄，对他后来主政广东，大胆施行改革开放，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 　　及至年齿渐长，阅世日深，我对父亲蒙冤人生中锲而不舍的身心砥砺有了更深的理解。16年蒙冤，父亲为什么能够天天如一地无畏面对，是因为在他心里，人民至上，党至上，为党和人民而战斗、奋斗，是他心里的无上快乐。"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这16个字是他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总结。顺境如此，逆境亦如此。在这样无私的精神世界里，个人荣辱得失毫无位置。无私方能无畏，父亲蒙冤生涯中的无畏，正是源自他的无私。 　　父亲一生，参与完成了党的两大历史使命：一个，是与刘志丹、谢子长一起，创建了众所周知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而另一个，则是在邓小平、叶剑英的亲自支持、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创建了广东经济特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成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和红军抗日的出发地；而经济特区的创建"杀出一条血路"，对此后中国的经济腾飞，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起到了"先行一步"的引领作用。参与完成这两大历史使命，父亲都是"受命于危难之时"，没有无私无畏的政治胸襟，这两大使命的完成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广东经济特区的建立，我亲历其时其事，有一点集体记忆中的个人补充。改革开放至今35年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老经济特区日新月异，带动浦东、前海、横琴、南沙、上海自贸区等一批新的经济特区成批崛起。父亲要是还在，看到他在中央支持下亲身参与决策、参与实施的特区建设事业发展得这么快，他该多么欣慰啊！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你父亲甫一复出，临危受命，主政广东，《光明日报》第一天发表解放思想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广东媒体第二天就全文转载，并在全省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不久，又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放权，要广东的改革开放先行一步；他的政治灵感是从哪里来的？我总是从不犹疑地回答说："无私无畏！" 　　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政治禁区比比皆是，冲破禁区的政治勇气首先来自无私无畏的政治胸襟。要像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实实在在"杀出一条血路来"，没有无视安危、不怕犯错、责无旁贷、义无反顾的无私无畏精神，就不敢大胆颠覆禁锢思想的政治教条，也无法提出任何新观念、新政策、新办法，去面对和解决实践提出的新问题。如我父亲者，当时有一大批老同志，由于无私无畏，变得有识有谋，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复出履新后的历史贡献。 　　1978年，我已考入洛阳外国语学院。因为是部队院校，管理甚严，暑假只有7天假期，我匆匆去广东探望父亲。没想到一见面，父亲就给我出了题目，要我陪妈妈到深圳去，一路多看看，了解第一手资料，要大胆谈看法——一个年轻大学生的看法。沿途，我看到地里干活儿的几乎都是妇女，当家男人多数跑了，逃港了。我看到被抓的浑身湿漉漉的偷渡者，被铐着，武警牵狗押送着，因为当时偷渡是"敌我矛盾"。我看到深港两地的白昼：深圳这边，沉寂渔村，香港那边，繁华闹市；而两边的夜景，深圳这边，渔火昏暗，香港那边，灯光辉煌。强烈的反差，让我有了强烈的诉说冲动，父亲鼓励年轻大学生说看法，我是"匹夫有责"。 　　我回到父亲身边时，带去了所见所闻。我说，明摆着，这边贫穷，那边富裕，谁不向往美好生活呢？这边姓"社"，那边姓"资"，老一辈革命一生，要的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吗？还不如500多万人的香港呢！这类议论，也是当时社会上的私下话题。父亲听着，记着，沉思着。 　　后来我慢慢知道，父亲为了了解第一手资料，不仅跑遍了广东的23个市、县，还与秘书经常悄悄上街买菜，碰见谁，不管认识与否，就家长里短地与人聊天，多方面了解了广东当时的穷困：5500万人，1000万人吃不饱，"鱼米之乡"的老百姓几乎既没鱼吃也没米吃；粤北的主食是红薯，而吃的主菜是空心菜。这可不是今天我们吃的又细又嫩的空心菜，那时的空心菜，又粗又长，产量很高，却难以下咽，号称"无缝钢管"。同时，他也了解了"逃港潮"的一时泛滥，不只是沿海人觉悟出了问题，更是我们的经济出了问题。父亲希望从不同方面得到最真实情况的印证，以形成自己的政治思考、政治决策。我探望父亲的假期之行，恰好被他抓了一个"飞差"。 　　今天，特区已经发展变化得认不出来原来的模样了。谁能想到，今天深圳第一家上市酒店深圳新都大酒店，当年只是贵州生猪出口基地；而处于更中心位置的深圳五星级阳光大酒店，当年则是湖南生猪出口基地。今天，"那边"，香港人络绎不绝迁居深圳，在深圳安家落户；而"这边"，美丽富足的深圳令民众乐居，"逃港潮"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当时，许多优秀企业家参与了改革，一批国有企业、股份企业、民营企业，现在都已成为享誉世界的企业航母。父亲的百年诞辰，他们纷纷表达哀思之情，共同的心声是：广东的先行改革开放，使他们和他们领导的企业提前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红利；而改革开放的红利也给南粤大地带来巨变，无数年轻人享受了伴随巨变而至的稳定工作和舒适生活。我相信，父亲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面含微笑，注视着这一切。父亲当年实施广东先行开放的壮举，遭受过多少无形的政治压力，经历了怎样艰难的政治选择，父亲没有说过，我们亦无从猜测。但有一条是肯定的：父亲内心的使命感来自人民，人民的追求就是对父亲的命令，父亲只是又一次听从了人民的召唤而已。 　　父亲是农民的儿子，人民是父亲的根。50周年国庆大典，父亲在天安门上观看焰火，焰火十分壮观。当璀璨的光彩一次次照亮父亲面庞时，陪同的领导同志说："江山是你们老一辈革命家打下来的！"父亲感慨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啊！"父亲一生，始终对得起毛主席给他的评价：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父亲对人民的那个亲，人民对父亲的那个好，我有特别的记忆—— 　　1975年，父亲虽然"解放"了，但还没有结论，在洛阳耐火材料厂"休息"。组织上安排了一套三室的房子给我家，在工人宿舍区。当时，家里热闹，不断人，"谈笑有乡邻，往来皆百姓"。工人们常来串门，谁家来客，我家里准多一份好吃的；我家里有了伙食改善，也短不了端给左邻右舍。至于厂里热气腾腾的大澡堂子，工人们喧哗嬉闹的声浪，更是我一生最难忘的场景。当时，父亲有了一个泡澡的"癖好"：每天早晨9点，大澡堂子刚换上新水，他就下水泡着；只要我在他身边，就招呼我一起泡。一块儿泡着的，还有下夜班的几十个工人。我至今记得，父亲那时是最快活的：额上挂满汗珠和水雾，身子泡得红红的，脸上洋溢着发自心底的笑，大声与工友们说着工厂的事、家庭的事，还有国家的事。现在，改属中钢集团的洛阳耐火材料厂旧址还在，印象中，大澡堂子还热气腾腾地开着呢！回想起来，父亲的泡澡"癖好"其实是与人民"泡"在一起的"癖好"，是与人民坦诚相见、交流无碍的"癖好"。 　　我能感觉到：父亲鼓励、敦促乃至命令他的孩子们走近人民、与人民不离不弃、与人民同甘共苦，似乎是他内心本能的呼唤。无论什么时候，孩子们只要与最底层人民贴近了，他就特别高兴。记得父亲在洛阳耐火材料厂时，我19岁，在北京服务机械厂当工人，先当翻砂工，后来改变工种当车工。当车工时，起先干16车床，后来"进步"了，干18车床、20车床，直至干30车床。30车床加工大部件，走刀时间稍长，走刀间隙，师徒俩够时间互相点颗烟。记得我节假日回到洛阳看父亲，很得意于自己的"进步"，告诉父亲说，终于干上30车床啦，我可以不那么累啦！父亲沉默半晌，语重心长地说：我看你去干翻砂工更好，在最脏最累的岗位上，才能与工人的心贴得更紧，知道幸福来之不易！ 　　父亲的话，对我影响至深：当工人4年，一天没敢懈怠。师傅见我干活踏实，可每天只吃一盒白饭、一勺猪油、一撮盐加白菜，就常常把卷着大葱猪头肉的烙饼塞在我饭盒里。那4年，我几乎每年都评上先进生产者、师徒模范，至今，妈妈还珍藏着已发黄的当年的奖状。 　　为了让我这个小儿子离人民近些、再近些，父亲还对我提出很严苛的要求：1975年秋天，我和哥哥都回到洛阳看望父亲，待了没几天，父亲就撵我，说："远平啊，让你哥带着，去他插队的梁家河看看吧。你当了工人，工资虽然低，比起你哥呆的地方，可幸福多了，陕北农村才是最苦的！顺路，去你大姑那儿看看，别忘了大姑一天一碗羊奶的情意！"大姑是父亲的亲妹。1968年，哥哥15岁，因父亲问题的牵连，被有关部门多次关押审查，出来时，身体非常虚弱，全身都是虱子。哥哥到关中富平老家大姑家里休息很长时间，大姑一天一碗鲜羊奶喂着，他才慢慢调养好。 　　我和哥哥先到了富平县城关镇大姑家，我至今不能忘记，见到父亲的亲妹妹大姑时心里的震撼：大姑一辈子在老家当农民，虽然才50多岁，但头发已经灰白，苍老得让人心酸。家徒四壁，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富平地处八百里秦川，曾是汉高祖的粮仓，是陕西的富庶平安之地，当时也处于困厄之中。我们当时过得苦，可老家的农民更苦。这时，我也才理解了为什么父亲临行前，亲自张罗那么沉的礼物带给老家，好几瓶河南当时的名酒，都是父亲一点一点攒下的：鹿邑大曲啦，宝丰大曲啦，张弓大曲啦，林河大曲啦。他在对大姑表达救回哥哥生命的感激。同时，也是在尽自己当时能尽的最大努力，力图犒劳一下在我们一家艰难时伸出援手的老家乡亲们。父亲的礼物分给大姑和乡亲们的时候，真的激起了一片欢腾。可吃饭时，酒可不是一人一杯那么奢侈，而是倒在一个小盅里，一人一小口，转着圈喝。 　　接下来的行程让我体会了父亲催我陕西之行的深意：他老人家是要让他未到过黄土地的小儿子，认识陕北农民，认识陕北农民的生活。那时，从富平到铜川，坐两小时火车；从铜川到延安，坐一天长途汽车；从延安到延川，坐大半天汽车；从延安到文安驿公社再到梁家河大队，几十公里，徒步。这样的行程让我累得精疲力竭，早早睡下了。可一样行程的哥哥，到达梁家河的当晚，就召开大队党支部会议，直到深夜。陕北农时晚，7月麦收，正是农忙，也正是陕北农村支部书记们最忙的季节。 　　第二天，哥哥投入紧张的农活，我也上了"火线"。陕北土地贫瘠，广种薄收，村里最远的地远在10里路外。这时，我才发觉，与陕北农民相比、与哥哥相比，我差得太远啦！他们力气可真大啊，近百斤重的一捆麦子上了肩膀，10里山路要一气儿走下来，中途不能落地休息，一落地，麦子就散了。就这样，在黄土高原的山路上来来回回，扛着一捆捆麦子，像是小跑，一扛就是一天，直到天黑，衣服被汗湿得能拧出水来。 　　晚上，哥哥特意把窑洞里他的铺让给我睡，因为他的炕席下面撒了六六粉，可以防虱子、跳蚤、臭虫。可是第二天，我还是被咬了一身水泡，痒得没处抓挠。我问哥哥怎么样，因为他睡的炕席下面没撒六六粉。哥哥笑了，说："我的皮肉已经被咬结实了，现在，任什么东西再咬，也咬不动啦！" 　　在梁家河乡亲们眼里，我是远道来的稀客，又是陕北"老革命"的亲子、本大队支部书记的亲弟，由此，我获得了最高礼遇：一家一家派着吃饭。乡亲们用白面馍款待我，而这是他们成年累月也吃不上一次的东西。我清楚地记得，即便是全村孩子最多、最穷的那一家，也用酱油膏煮了汤，下了十几个荷包蛋，做了白面饸饹来管我的饭。只有一件事，家家都是共同的：不上桌的老人妇女后生，吃的全是黑黑的糠馍。我心里流着泪，享受着陕北农民的崇高礼节和深厚情义。 　　父亲吩咐我的这次陕西之行，既让我终身难忘，也让我终身受益。此后，我不止一次回到陕西农村。我慢慢认识了陕西农民和他们的生活，再没有什么苦和难，能在我的眼里称得上是苦和难；也再没有任何障碍，能分离我与陕西老家乡亲们的血肉之情。父亲的葬礼上，我记得一个让我永难忘怀的特别画面：他静卧在鲜花丛中，遗体正前方安放着陕甘的小米、家乡的黄土，送他最后一程。 　　父亲晚年，守望深圳，守望广东，守望这块他付出心血汗水的南粤大地，默默注视、关心着它的变化。他不说什么，也不做什么，只是每年国庆、元旦、春节等重大节日，在《深圳特区报》上发表一篇"祝辞"，表达他对这块热土的期待和对这里人民的挚爱。新世纪的2001年国庆，父亲对深圳市的"祝辞"这样写道—— 　　"今年以来，深圳市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广东省委的重要工作部署，把握大局，大胆开拓，科学决策，调整产业结构，以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带为新的起点，在把深圳建成高科技城市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为在2005年深圳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力争在2010年左右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方面开了好头。我在深圳近十年，对广东，尤其是深圳有很深的感情。对深圳前进的每一步、取得的每一个成绩，我打心眼里感到十分欣喜。"这是他老人家对南粤人民最后的祝福。234天之后，2002年5月24日，父亲安然离去。 　　2000年时，父亲在深圳兰园种了一棵榕树。如今，父亲走了，榕树还在，它在兰园长大了，根深叶茂，它在父亲的第二故乡，吮吸着故乡人民给予的雨露甘霖，郁郁葱葱地生长着。我一见到这棵榕树，就想起了父亲，在我心目中，这已成为他老人家扎根在南粤大地人民中的一个象征，他没有离开广东，没有离开深圳，他还和南粤大地这片热土上的人民在一起。 　　父亲离开工作岗位以后，诸多方面不止一次请求他写回忆录。父亲说："我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工作的一生，个人是渺小的，个人没什么东西要写的，由历史、由后人去评说吧，我什么也不写！"当然，他确实不必写什么，他服务于党和人民事业的赤诚，几乎是"存乎于心，发乎于情"的一种天然，不必刻意记载。他不希望被人记住。 　　父亲百年诞辰，家里陆续收到一些各方面送来的纪念文稿，情浓意挚。文章叙说父亲一生中参与完成党建立陕甘边根据地和建立广东经济特区两大历史使命的光荣，寄托着对百年父亲的哀思，也告慰父亲：人民想着您呢，您在人民中是受到尊敬的。我想，父亲如果天堂有知，党和人民继续着改革开放的事业，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他老人家一定会含笑欣慰的。 　　习远平，《中国青年报》 2013-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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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唐德刚：圣人康有为知道多少“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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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圣人康有为知道多少"西学"？ Oct 11th 2013, 13:04, by 明鏡雜誌 　　清末首倡除旧布新，作"缓进派非暴力的政治改革"，康有为并非第一人。在他之前有深入的观察、成熟的理论和悲痛的心情，而主张变法改制者如冯桂芬（一八〇九～一八七四）和容闳（一八二八～一九一二）等人都比康要早。甚至在位的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一）也早已有此认识。但是在传统士大夫阵营之内，首先以中西理论相结合，并化理论为行动，不眠不休地以推动变法为职志，结果祸延家国、名扬天下，终以变法专家载记史册的，那就只有一个康有为了。--他是近代中国，"现代化运动"这场长程"接力赛"中，第一个"接棒"跑其"第二段"的短跑健将。他跑完第二段，才由另一个广东佬孙中山，来接棒跑其"第三段"--那个"急进派政治改革"（用暴力推翻专制政权）的阶段。孙中山"建立民国"以后，问题仍是一箩筐，无法解决，才由胡适来接棒，跑其"第四段"--那个"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文化革命阶段。此是后话。续篇中自另有交代。 　　可是话说回头。在清末搞"缓进派"政治现代化--其实是"政治西化"（更正确一点的说，则是仿效"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为什么轮到康、梁师徒来执其牛耳呢？道理很简单，康、梁都是广东人嘛！在清末搞英美式的变法改制，广东佬是得风气之先的。那时候我们内地人把英美诸"夷"还看成只会制造杀人武器的野蛮民族呢！而当时的广东佬耳闻目睹之余，才开始承认野蛮民族的文化和政治社会制度，也远远超越我们呢！康、梁师徒便是当时在南方知识分子集团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 　　广东、广西两省在我国数千年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上，原是个落后地区。盖汉族文化发展，原是自北而南的。广东地居南陲，所以在文化上就落伍了。梁启超说："吾粤之在中国为边陲地。五岭障之。文化常后于中原。故黄河流域、扬子江流域之地，开化既久，人物屡起，而吾粤无闻焉。数千年无论学术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见梁著《康有为传》）。 　　可是三千年风水轮流转。时至现代，汉家文化萎缩，西学东渐，则搞信奉洋教、变法维新、革命排满的先进分子如洪秀全、容闳、孙文、康、梁……那就是清一色的老广了。让我们先把这位"康圣人"解剖一下。 　　解剖康有为 　　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广东南海人，长孙中山八岁。他出生之日正值"英法联军"（一八五八～一八六〇）入侵之年。他生后六年，他的小同乡洪秀全所建立的太平天国就亡国了。在他的青少年期，我们那个百足之虫的满清大帝国，在咸丰皇帝北狩承德"龙驭宾天"，幼主登基、"两宫垂廉"，"太平军"与"捻军"相继覆灭之后，居然又搞出个"同治中兴"（从一八六一年开始）的小康局面来。在一系列"科甲出身"的"中兴名臣"，通力合作之下，表面看来，这个腐烂的王朝，倒颇有点"中兴气象"--至少政局还算安定。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甲午"前夕。 【附注】一八八五年的"中法之战"，对国内政局和人民的信心，影响不大。刘铭传在台湾、冯子材在安南，毕竟还打了两个小胜仗，足使当时朝野还保存点幻想。 　　笔者走笔至此，又要搁笔叹息两声：在同治中兴时期，那一批"科甲出身"的"中兴名臣"，被后来国、共两党的理论家、宣传家，真骂得狗屁不值。可是我们一百年后，再回头看看--那批狗屁不值的翰林、进士、举人（早一点的林则徐、徐继畲、阮元等不提了）如曾、左、李、胡、张（之洞）、翁（同龢）、陈（宝箴）、沈（葆桢）、刘（坤一）等等，在后来的国共两党政权中能找到几位？有之，"有古大臣风"的泥水匠周恩来差可与之甲乙。可是周氏之外还有谁？朋友，你能小视我们的"固有文化"和"科举制度"？不幸的是他们都生在"转型期"中，而属于前一期的"型态"，不能应付后一型态的发展罢了。--民国以后的洋奴大班、党棍政客，是不能同他们比的啊！--这也是康有为青少年期的文化环境。因此这位"大材槃槃、胜臣百倍"（翁同龢评语）的小康祖诒（有为学名），在乳臭未干之时，就有澄清天下之大志，而自封为"康圣人"了。 　　享有特权的小神童 　　他们南海康家，据有为自述，原是岭南的书香之家，世代官宦。他的高祖康辉是嘉庆举人，曾任广西布政使（俗称"藩台"，从二品官，兼管一省民财两政）；曾祖康健昌曾任福建按察使（俗称"臬台"，也是二品官，为一省最高司法长官）；祖父康赞修是道光朝举人，曾任连州训导（州内管秀才的学官），升用广州府教授（府学内的候补教育长官）。他父亲康达初学历虽低，也在江西做过知县，不幸早死。因此有为早年教育的责任便全由祖父承担了。以上是康有为的直系亲属。其它近支有官至巡抚、知府的。所以有为说他康家，为士人已十三世。"吾家实以教授世其家"，至有为终成进士。（以上均据《康南海自编年谱》） 　　因此青少年期的康有为，在教育上是享有特权的。那时的农村里既无学校，更没有图书馆。少数儿童能有私塾可读已是凤毛麟角。纵有幸能进入私塾，而所读的也只是些《三字经》、《百家姓》等等启蒙之书。能读毕四书五经，那也就到此为止；其后的前途，就要看"一命二运三风水"的科举考试了。为着参加考试，一般士子所能继续用功的，也只是一些"帖括"之学。"帖括"者，用句现代话来说，就是"考试指南"、"托福捷径"一类的书。因此大半青年考生（包括青年期的梁启超），都是"帖括之外，不知有所谓经史也"（梁启超语）。--事实上一般士子，也无钱买经史之书。 　　可是康有为在他求学时代就不一样了。他不但家中有四壁图书，堂叔家还有座"二万卷书楼"，古今典籍应有尽有。再加上一个身为名"教授"的祖父，终日耳提面命。有为本人又聪明好学，有神童之誉，因此他在十一岁读毕"四书五经"之后，就开始读《纲鉴》、《大清会典》、《东华录》及《明史》、《三国志》等典籍；并不时翻阅《邸报》（近乎民国时代的政府公报），熟知朝政时事。腹有诗书、下笔成篇，有为自然就"异于群儿"。这也就养成他一生孤傲不群的坏脾气。不过若论考试必备的"帖括之学"，他却未必就高于"群儿"。因此在"四积阴功五读书"的科场之中，康祖诒在广州府连考了三次，到十六岁时才搞了个"秀才"头衔。--注意：比康较早的洪秀全就在同一个科场中考秀才，三战三北，才发疯去见上帝的。 　　二十年老童生的辛酸 　　既然当了秀才，下一步就得参加"乡试"考"举人"了。当年广东人考乡试可在两处参加。一在本籍（广州），而成绩较优秀的秀才（监生和贡生），则可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所谓"北闱"中的"南皿"。"皿"字是"监"字的缩写。南皿便是来自南方诸省的有资格进"国子监"（国立大学）的监生。乡试考取了，大家也都是同样的"举人"。可是考于北京的举人可能就要比在广州考取的举人更光鲜些。 　　有为于十九岁时（一八七六），在广州第一次参加乡试，显然是帖括之学未搞好，结果乡试不售。三年之后（一八七九）在叔父"督责"之下，重赴科场，又不售。再过三年（一八八二），有为换个地方，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还是名落孙山。 　　三战三北，这时康有为已是个"老童生"。他易地参加北闱，可能就是避免在广州科场出现的尴尬场面。明清两朝的社会中，把"老童生赶科场"，是当成笑话来讲的。康有为自命不凡，是位极端倨傲的老少年。他显然是受不了这种冷眼和暗笑，才避开乡人晋京赶考的，殊不知"北闱南皿"比广州乡试更要难上加难。盖在广州和他竞争的只是两广一带的当地学生。参加北闱南皿，他就要与整个华南精英为敌，而南皿当年往往为江浙才士所包办（参阅《清史稿·选举志三》）。康祖诒舍易就难，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了。 　　在唐、宋、元、明、清的"传统中国"里，知识青年的"晋身之阶"（the ladder of success）只有科举这一条路。吾之畏友何炳棣教授曾著有专书论之。考场往往是"赚得英雄尽白头"的牢房。我乡某前辈，三年一次，他老人家雄心壮志，老而弥坚，在"江南乡试"中，前后一共参加了二十四次。最后一场失败之后，曾赋诗自况曰："可怜明远楼头月，已照寒生念四回。""明远楼"为南京考场所在地，而"江南乡试"总是在中秋前后举行之故云。这时他童生老人家至少是年近九旬；所以和他相比，康老童生还有二十一次考中的机会呢！ 　　果然光绪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康祖诒二十八岁，又老起脸皮走入广州考棚，去和当地的青少年，一争短长。榜发，又来个"乡试不售"。三年又过去了，我们发现祖诒又在北京南皿试场出现；翌年在北京同一考棚（可能是光绪大婚的"恩科"吧"，老童生又连续两度落第。--计自一八七六（光绪二年）至此（一八八九·光绪十五年），十三年中，康童生六考六败。这对一个自负极高的知识分子的心理的打击，是不难想象的，亏他还有这个耐性和雄心。所幸苍天不负苦心人。康有为本已绝意科场，终老山林。可是他敌不过可怜的寡母（三十左右开始守寡）和诸叔的强大压力；在他三十六岁时（一八九三），还要提着个"考篮"，再与一些十余岁嘻嘻哈哈的小把戏，排队走入广州考棚，拚其最后一次的老命。果然有志者，事竟成。康有为这一次"中举"了。--前后做了二十年的"老童生"。其后时来运转，连科及第。两年之后，他在北京"会试"高中，居然当了"进士"--真如郑板桥所说的："如今脱得青衫去，一洗当年满面羞。"--板桥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 　　学问是失意苦读的收获 　　康有为考秀才曾三战三北；考举人又考得六试不售。到后来由举人考进士，反而一索即得，岂科举考试真要靠"一命二运……"哉？其实考生胜败之间，亦可另有解释。盖县试、府试（考秀才）和乡试（考举人）的要点是文采重于学识。有文学天才的青少年再加点"帖括"（八股文）的训练，就可以应付了。像"笔端常带感情"的梁启超就可以十二岁"进学"成秀才，十七岁中举了。而中举之后还是"帖括之外不知有学问"。他的老师康有为则正相反。康氏有学问而无文采。落笔无才气就要见扼于有地方性的科场了。至于中进土、点翰林，光靠才气就不够了。赴考者总得有点真才实学和真知灼见。所以科举时代，不通的举人（像《儒林外史》上的范进），随处皆有；狗屁的进士、翰林则不多见也--毕竟是国家的最高学位嘛！所以康有为六困于"乡试"，一朝"会试"，他就以"会元"（会试第一名）自许了。 　　记得李宗仁代总统以前曾告诉我说：民国时代的职业军官都是"桐柚桶"。除掉装桐油之外，就是废物。其实科举时代的士子，也是桐油桶。读书、考试、做官之外，也百无一用。做官要科举出身，考试及格。考试不及格，预备再考，帖括之外也没什么好预备的。但是也有少数士子，除掉预备考试之外，是为读书而读书的。读久了也就可以变成一些专家学者。专家学者赴考不停再取得了功名，就成为有学问的大官僚，像阮元、曾国藩、张之洞那样。专家学者始终考不到功名的，也可做做优游泉林或笑傲王侯的"布衣"，有时心血来潮，也可搞搞无利而有名的"上皇帝书"。那时的中国既然没有太多的官办学堂，他们也可以办学设校和开门授徒。-- 学问小的就做最起码的"三家村塾师"（郑板桥就做了半辈子塾师）；学问大的就办私立大学、开书院，像东汉的"马融绛帐"、宋朝朱熹的"白鹿洞"，和清代的各种书院了。 　　康有为正是这样。他在一八七六（光绪二年）十九岁，第一次"乡试不售"之后，受了很大的刺激。做了一阵子塾师之后，乃投奔当时有名的进士、理学大儒朱次琦，继续学习。朱是一位大学者。康有为跟他学了不少东西，尤其是宋明理学。可是一学五、六年还是考不了功名，而自己的"学问"却一天天地大起来--从儒学到佛学，从佛学到西学，熬了十年寒窗，竟然变成当时中外兼通的大字纸篓。因此在朱老师于一八八二年病死之后，有为又一再乡试不售。在继续当了一阵子蒙童塾师之后，也就自我升级，试办小书院，授徒讲学了。 　　康有为那时因数度晋京，道游港、沪、天津等洋码头。并专程游长城、西湖；访金山寺、黄鹤楼、白鹿洞等名胜古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游日广。在名儒硕彦、达官贵人之间，论学衡文，评论国事，他这位康布衣且每在同俦之上。日子久了，竟然也颇负时誉。偶尔以老监生资格教读广州学宫，远近学子，亦闻风向慕。在这些慕道者之间，居然有一位颇有才名的新科举人，后来成为康圣人第一号大门徒的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这一记"秀才老师、举人学生"的搭配，就更使康童生声价十倍了。 　　梁启超投师始末 　　前段已言之，广东新会县出生的梁启超是十二岁"进学"，十七岁"中举"（都是虚龄）的神童。他在考中举人时，竟被颇享时誉的主考官李端棻看中了，乃把他的堂妹许配给启超为妻。这不用说是当时传遍华南的师徒佳话。但是启超是聪明的，他知道他这位新科举人，成名天下知的梁才子，肚子里除掉一些"帖括"之外，究竟有多少"学问"。因此他在久仰康氏盛名之后，尤其是康氏搞第一封"上皇帝书"（一八八八）回来之后 ，便亲自投拜门下，做了有为的第一号大门徒了。 　　梁之谒康是在他"己丑中举"（康于同科落第）后一年，光绪十六年庚寅，公元一八九〇年，时康有为三十三岁，启超十八岁。据梁启超回忆说，他自己那时是"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见梁氏《三十自述》）可是词章训诂康氏则斥之为"数百年无用旧学"。他师徒初见时自辰（上午八时）至戌（下午七点钟）一日之谈，启超觉得简直是"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直至"竟夕不能寐"。从此梁举人就尽弃所学，去向康秀才从头学起了。 　　行文至此，笔者亦不禁想起一件往事：在五〇年代中期某夕，余随侍先师胡适之先生谈训诂学终宵，亦曾弄到竟夕不能寐的程度。乃起而作小诗数首，有句曰："著书为探生民术，忍共胡郎辨尔吾。"适之师作《吾我篇》与《尔汝篇》时，才十九岁。余发此感叹时已三十中年。历经寇患内争，家破人亡。自觉"数百年无用旧学"，不忍再为之肝脑涂地矣。初不知三十中年的康圣人，亦尝发此感慨也。悲夫！ 　　康秀才自得此高徒，不觉信心大增。翌年（一八九一，光绪十七年，辛卯），康氏在诸高足簇拥之下，乃移居广州"长兴里"，正式挂牌讲学，这就是后来哄传海内的"万木草堂"了。 　　读史者皆知道"万木草堂"是后来康、梁变法理论的温床；也是戊戌变法的干部养成所。但是康有为大师究竟在这所"堂"里，讲了些什么学问和理论呢？这儿倒稍有釐清的必要。 　　圣人知道多少"西学"？ 　　康有为当时在"万木草堂"中，向梁启超等学生所讲的学问，总的说来，大致有两大类："西学"和"中学"。康山长（满清书院院长例称"山长"，康似未用此头街）在那里又讲了些什么"西学"呢？原来他数度自广州乘洋轮北上，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时，途经香港、上海、天津等地"租界"，见"西人宫室之华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康氏在内心钦佩之余，乃大购汉译西学之书，潜心阅读。久之也就变成当时寡有的"西学"行家了（见《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五年、二十二岁诸节）。康有为这种经验与体会，实在和孙中山早年乘海轮的观感完全相同。他二人因此也都成为清末提倡西学的先驱。这种不寻常的文化经验，我们内地的士大夫就望尘莫及了。 　　但是有为不谙外语，而当时汉译（或自日文重译）西书，极其有限，且所译亦均为最初级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所介绍的史学文学和政治社会等科的内容，大致可比上五四运动以后的"高级中学教科书"的程度（毛泽东就是这个程度）；至于所谈的声光电气等自然科学，其程度则远在"初中"之下了。不过康有为毕竟是位有"超进士"程度的儒家大学者，又是长于理学佛学的文章家，特别是善于演绎义理的成熟的"今文家"。他闻一知十、举一反三--最长于望文生义，自己并不知其不知，就东扯西拉，大写其《康子》上下篇了。 　　其实这不是"康子"一个人的毛病。它是文化转型期思想家的通病。继康、梁之后，直至今日的八、九〇年代，为时人尊为国学大师，而好以圣贤自诩的学人，也每每自觉微吾曹则民族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者，都是害有不患不己知的毛病。自信心太大，无不如此也。余夜读康子选集，至其《大同书》未尝不掩卷长叹。如此书生，真欲作"帝王师"耶？然自思论聪明才智，吾何敢上比任公，而任公竟为乃师是书而焚香顶礼，亦不可解矣。其唯一可"解"之道，那就是时代的关系了。--这也就是笔者常说的笑话：若论对"天文学"的了解，则诸葛亮也比不上台北街头的一个小学生了。 　　吾友刘宾雁先生每叹今日中国之厄运，是没有产生一个"真正的大思想家"的结果。愚不谓然也。盖真能扭转乾坤，领导我民族（恕我借用一套"今文家"的滥调），通过这个"据乱世"、致"升平"、入"太平"，长逾一个半世纪的"现代转型期"，不能依赖一、二至圣大贤，稳坐沙发之上，手不释卷，而胡思乱想出来之所谓"主义"也、"思想"也。它要靠数不尽的"智者"（wisemen），和常人（ordinary    people），乃至军阀官僚、流氓地痞、洋奴大班的综合"经验"、"思想"、"实践"、"试验"等过程，并配合主观和客观的"机运"（chances &    opportunities），分期分段，积累而制造之也。哪能专靠一两位"思想家"呢？ 　　写到这儿，我们也就要替"实验主义"那个框框之内的历史哲学家，尤其是杜威、胡适、邓小平师徒的理论，说点公道话了。他们"实验主义者"认为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之内（其实自然科学亦何尝不然），是没有什么"终极真理"（ultimate truth）的--"真理"是在不断制造，和不断扬弃的程序之中。 　　"实验主义先生"和"孙中山国父"一样，学名谱名是搞不清的。稍一翻它的族谱，就可查出它的原名就有四个之多。曰"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也；曰"实用主义"（pragmatism）也；曰"机会主义"（opportunism）也；曰"机具主义"（instrumentalism）也。杜威的"实验主义"事实上是个"实验报告"（lab    report）。他把美国这个大实验室中，两百年来实验的结果。加以总结而"概念化"（conceptualized）之。 　　胡适就不然了。胡氏没有进过实验室。他所着重的只是杜威的抽象概念。多谈"概念"还不是多谈"主义"，而他的"主义"，却没有触及当时中国的实际"问题"。所以他那套"实验主义"，很快的就让位了。 　　我国"实验主义"的"二世"邓小平所搞的"黑猫白猫论"，事实上是一种"机会主义"。但是我们可别忘了，"机会主义"原为"实验主义"的基础。只是"实验主义"重在"实验"。任何实验其结果都是有正反两面的。搞"否定之否定"是最困难的实验。所以邓公今天的身分不是"垂帘听政"的西太后；他是个穿着牛仔裤的"实验室主任"（lab director）。实验成功便可加入杨振宁、李政道行列，得诺贝尔奖金。实验失败，就只好到北京街上去蹬三轮了。 　　笔者在本节内写了偌大一篇似乎与主题无关的议论，目的无非是想指明，要想把我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型态从中古的东方式，转型入现代的西方式，是多么复杂的运动。历史包袱太重，康有为以他所具有的那一点点中学程度的西学常识来搞变法维新，真是蚍蜉撼大树，其失败在起步之前就已决定了。百年回看戊戌变法真如在玻璃球中也。可是康圣人在儒学上的火候就不那么简单了。下面辟专篇再细论之。 　　唐德刚，《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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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那一年，查“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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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查"谣言" Oct 11th 2013, 13:04, by 明鏡雜誌  　　毛泽东先生这人，一生也是说过不少有点道理的话的。比如，他就讲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然，像"文革"中那样，将他的话吹得太高，那也不行。太过。过犹不及。 　　人年纪一大，就有点阅历。有阅历，那毛泽东先生这句"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就有了用处。没有点阅历，是体会不了毛泽东先生此语妙处的。这句话看似平淡，其实是毛先生自己一辈子手不手不释卷读中国古书悟出来并身体力行的，是其人一辈子的经验之谈。 　　比如，最近，官家们费了很大气力，搞了个"两高"法律解释。要旨就两字，查谣。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500次"。第一个达标者，是一个初中生娃娃。有人就说，如今查谣，要从娃娃"抓"起。《环球时报》呢，当然赶紧出来打补丁，说这"第一案"是基层的办案水平低形成的。这当然是一种具有合理性解释，没违反逻辑性。但是，这"两高"解释本身不合理，一执行就显出荒唐性来，这样的解释不是更合理，更有逻辑性吗？这"第一案"就荒唐，能保证今后这些"办案水平低"的地方，不办出更荒唐的案来吗？"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事情本身办错了，不是如《环球时报》打那样打打补丁就能变成正确的。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官家再次查谣，让本人想起历史久远了的那一次官家查谣。 　　1976年清明节，我们那个外省县城，夜里，天下着雨。忽然，大街小巷的高音喇叭一齐响了，传出来对"天安门广场暴徒们"义正辞严的声讨。那些声讨言词，如今是完全记不起来了。但那"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那"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等天安门广场上的"反诗"，如刀刻在石头上那样，再也不能忘却。 　　清明以后的5、6月份，我们厂里也开始按上头的布置追查"政治谣言"。厂子里成立了追查专班，我们车间里头也有人被抽调到这个专班里去了。车间里的人，当然对工友们讲的话知道得很清楚。我这个讲过一个段子的人，立马就被查出来。政策是摆在那里的，首先就要求交代这"谣言"的来源。 　　这"谣言"是我从在另外一个单位上班的弟弟那儿听来的：说是邓小平带着他的孙女去看毛泽东，毛泽东让这小孩喊他毛爷爷，小孩认生不开口，毛泽东就拿一个苹果给小孩，小孩就开口喊了毛爷爷。邓小平趁机对毛泽东说，主席，你看，给个苹果小孩就喊你，可见有时候还是得搞点物质刺激。 　　本人当时传这个段子的时候就对工友说了是听弟弟说的。因此，没法抵赖。追查就追查到弟弟那儿去了。弟弟呢，是听他师傅说的，这可不能供出去。可能是这个"谣言"内容只是为被官家那时批判的"物质刺激"打抱不平，还算不得非常"恶毒"，事情还没严重到对本人的行动自由进行限制，没办学习班。于是趁着午休，借了一辆自行车，立马赶到弟弟单位去通风报信，商议对策。弟弟他们单位当然也在追查，真正来源是不能供出去的，否则这种一传十，十传百的段子不知道要牵连多少人。不交代来源也是不行的，官家那里是不会让你过关的。好在口供早已有人发明出来：在露天电影院听人说的。那时露天电影院经常放电影，人们生活内容贫乏，放映之前一般早早进场，等着放映开始。等待时家长里短地唠嗑，传一些现在所说的段子，旁边的人听了去，完全可能。 　　后来单位的专班人员去找弟弟核实，就按这口径回应。专班将调查结果向上汇报，时间就到了7月份，离毛先生驾鹤西去，离四个人被抓就不远了。这事就这么了结了。 　　估计那一年全国的查谣，都是这么了结的。 　　现在回想，对老百姓查谣，其实高层政治争斗外溢的结果。他们在那里争斗，连带升斗小民也跟着遭殃。本人当时年轻，正在积极"要求上进"，给这查谣一查，少不更事，以为大祸临头，见多了"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之下家破人亡的厉害，开始也真给吓了个半死。 　　历史几经轮回。如今，又有人将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任督二脉打通，理论上，前三十年的事，都可以在这后三十年之后理直气壮地重演了。不仅如此，这前三十年之前的前前三十年的事，不是正在按部就班，有模有样地正在重演吗？ 　　重演之后，后果如何？但愿不要再重演成那一次的十月惊雷。 　　"历史往往会惊人的重复；但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是闹剧。"这是黑格尔的至理名言。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是毛泽东先生的至理名言。 　　哈哈君，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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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蒋介石阴影里的蒋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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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阴影里的蒋经国 Oct 11th 2013, 13:00, by 明鏡雜誌 很久以来，大陆出版蒋氏父子的著作，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尴尬的境遇，只是作为一种反面的教材使用，而不是从历史的态度看待他们的功与过。最为典型的说法，1957年时，毛泽东和刘少奇曾经建议出版蒋介石文集，刘少奇称是为了多一点历史客观性，毛泽东的出发点则有不同。他在一次讲话中说："许多人都恨蒋介石，但大多数人不知道他是怎样一个王八蛋，所以我们必须出版他的著作集。"《蒋介石全集》出版时，原定一千部，结果毛主席做了批示，就一句话，一千部太少，印它一万部。 这当然是历史的陈迹，打上了那个特殊年代的意识形态烙印。现如今出版蒋氏父子和有关国民党的著作，早已打开了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开始从历史与学术的角度看待蒋氏父子的著作。但凭心而论，写得最好的著作还是源自海外，国内学者涉猎此类话题，虽然原则上不会有学术研究的禁区，但是具体到某些历史细节，下笔之时，自然会慎之又慎，含糊其辞。关于政治人物的传记，就算是海外学者撰写，但是在大陆出版时，或多或少都会有所删节，年初刚刚出版的简体版本的傅高义的《邓小平传》是如此，2010年出版的哈佛大学教授陶涵的《蒋经国传》亦是如此。此中真意自不待言，历史研究想要打破主流政治史学观念的窠臼，首先要摆脱的是意识形态束缚，其次要摆脱的是思维习惯的禁锢。大陆史学界在政治人物的研究中，根本无法打破这两种陈旧观念的束缚，自然也无法形成一家之言。 从这个角度看刚刚《蒋经国画传》就心领神会了。如果不能打破就有观念的窠臼，那就"带着镣铐跳舞"，在划定的研究禁区之内，利用有限的资料完成一部乏善可陈的传记。所谓"画传"的意义一目了然，那就相当于说，本书不是政治人物的评传，不从历史角度对政治人物进行点评，不对其历史功过进行评价，只是想以"图片+文字"的方式，对蒋经国完成一个历史人物的归纳处理。换句话说，如果这本画传保持基本的史实正确，这就足够了，算是完成了本书的一大功能。这也是为何本书的两位作者师永刚和方旭著名了"编著"——这倒是说了句实话，无法臧否人物，只能以史实编写成书。再说这两位本来也不是专业的历史学者，我们无法要求他们从历史的角度或者从政治的角度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书写任务。 《蒋经国画传》唯一涉及到点评部分的就是开篇的"蒋经国词条"："蒋经国能够名垂史册，除了因为父贵子荣的历史家传，更重要的是他对蒋介石的背叛，对他的信仰的背叛，以及他涉及的身后台湾的未来。"凭心而论，如果不是晚年对台湾民主化道路的转型作出的自上而下的开放，蒋经国只不过是一个笼罩在蒋介石的威名之下的"官二代"统治者。俗话说，老子打江山，儿子守江山。蒋介石没有打下江山，最终败走台湾，偏安一隅，在岛国建立自己的威权统治，他绝对想不到他去世几十年后，他的儿子蒋经国会主动推进台湾的民主化转型道路，开放党禁与报禁，与大陆进行积极的对话沟通，寻求两岸统一的渠道，将自己的王朝拱手让人。 哈佛大学教授陶涵在他关于蒋经国的著作中提到，蒋经国和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都把眼光投向未来的历史，他们不是以旧式的统治者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而是以现代人和政治家的角度去看待国家。但是，蒋经国的不同在于，"台湾的安定和进步，需要落实民主政治，亦即势必要台湾化，可是台湾化对统一的原则却有潜在的威胁性。因此他相信海峡两岸放宽、加深交流，然后带动大陆中国社会的自由化，乃是敦促台湾民主化与中国统一原则相容的唯一途径。因此，蒋经国的一切目标，均以自由、开放的政治体系作为关键的中心。"蒋经国的这种良好祈愿，迄今为止，只能勉强说完成了一半，台湾的民主化进程算是成功转型，从半威权的政治体制变为民主制，但是他想的太简单了。想以台湾的民主化促进大陆的民主化，颇显天真。这不免令人想起马克思在论述中世纪在印度发生的情况时经典说法："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靶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至少从香港的情况来看，民主制度相对于威权体制时，并不具有文明上的优势。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也并不代表民主制度的先天优越性，哪种制度被同化，并不是历史的必然。 对于蒋经国是否是台湾民主的制造者这一说法，近些年有很多新的争议。比如台湾的文化评论家张铁志在《蒋经国是台湾民主的推手？》分析说："政治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统治者永远会保持政治权力。面对社会要求的改革的呼声。他会考虑镇压成本与容忍成本何者较为巨大。"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台湾正处在这样的一种重大压力之下，威权体制出现了裂缝，党外的民主运动逐渐成形，以组织化的方式参与选举，创办杂志，再加上美国对台湾政局的施压，它在国际上逐渐丧失了自我统治的合法性，台湾本体化的政治诉求，民间公民意识的觉醒等等，这一切都逼迫着当政者作出选择。所以他总结说："台湾的民主化并非来自蒋经国的良善，说他是由上而下地'开启'或'带领'台湾民主化，都是不准确的"。换句话说，就算当年处在统治者位置的不是蒋经国，面对世界格局的变动，民主化浪潮的冲击，内部压力的释放，威权统治共识的崩塌，公民意识的增强等等，都会接受这样一种民主化的结果。 但是作出这样的历史分析，对当时的蒋经国稍嫌不公，所谓时势造英雄，时势使然的情形之下，我们无法对这样的"时势"进行预测，自然也无法了解作为个体的蒋经国承受了怎么样的压力。在《蒋经国画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历史细节，20世纪80年代中期，病危中的蒋经国已经很清楚，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台湾内部民间势力的扩张，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时刻已经远去，如果不尽快改革，争取民心，不但台湾将形势大乱，岛内的冲突激化的后果可能是沦为落后地区，族群之间的仇恨更容易扩大化，因此，"他决定在有生之年，以威权的方式拆除威权统治的这条引线，让台湾朝多党民主而不是流血冲突的方向走"。 但是，民主并非就是万丹灵药，台湾政坛在新世纪的众多变动也彰显出了更深的问题。民主化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吗？民主并不是一个既成事实，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如果妄想实现了民主就想实现大同，这样的民主迟早会倒退到人类的荒野之中。民主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失败意味着一种实践伦理：如果民主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不能给民众带来合理和高效的服务，不能解决腐败与贫困，不能使我们变得强大和自信，这样的民主可能会被遗弃。在一个后蒋经国时代，如何让民主成为一种有效而合法的制度，需要更多的努力与时间。 思郁 2013-9-14书 《蒋经国画传》，师永刚、方旭编著，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第一版，定价：48.00元 思郁，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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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鄧小平的“兩手硬”戰略是如何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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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的"兩手硬"戰略是如何確立的 Oct 10th 2013, 20:39, by 明鏡雜誌 《新史記》阮銘 鄧小平的這"兩手硬"戰略，並不是一開始就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是解放思想和民主改革；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爭論，是實踐派、民主派對凡是派、專政派之爭，是全開放對全封閉之爭。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鄧小平讓胡喬木替他起草了一篇發言稿。胡喬木在稿子中寫了"要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無論如何不能忘記社會主義社會還有階級鬥爭，黨內還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寫了"我們務必要使階級敵人的一切活動，在開始出現的時候就加以消滅"等等。這是堅持毛澤東帝國全封閉路線的凡是派、專政派的典型語言。 鄧小平把胡喬木的稿子拿給胡耀邦，說："這個不能用，喬木的思路不行了，你給我找人寫。"那時鄧小平的思路，是拒絕胡喬木代表的凡是派、專政派，而傾向胡耀邦代表的實踐派、民主派的。鄧小平廢棄了胡喬木的稿子，在胡耀邦幫助下組成臨時起草班子，按照鄧小平當時的思路，完成了那篇後來被稱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主題報告"的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講話中突出了"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鄧小平說："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那時鄧小平還明確支持"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西單民主牆。他說："群眾貼大字報是正常現象，是我國形勢穩定的一種表現。我們沒有權力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要讓他們出氣。" 可以說，那時的鄧小平，是和胡耀邦一起站在實踐派、民主派的立場上，拒絕了反民主的凡是派、專政派。鄧小平在聽取胡耀邦匯報理論工作務虛會討論情況時，還講過更鮮明的民主言論。他說： "十月革命後60多年，民主沒有搞好。今年上半年要寫出一篇二、三萬字的大文章，'五四'發表，從世界歷史發展與人類社會的趨勢，講清楚民主的發生和發展。資產階級以民主起家，反對封建專制。它搞民主超過歷史上存在過的一切剝削階級。無產階級民主應當是民主發展的更高階段，要超過資產階級民主；資產階級民主的好東西要大大發揚。過去無產階級沒有搞好，斯大林犯錯誤，我們也犯錯誤。 我們要人民當家作主。怎樣使人民感覺到自己是主人？資產階級有一套使自己成為主人的東西，選舉、立法可以支配政府。我們需要想辦法使人民感覺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 那一天是1979年1月27日。兩天後鄧小平到了美國，回來後發動了一場"懲罰越南"戰爭，西單民主牆出現魏京生警告"防止新獨裁者"的大字報。短短兩個月中，鄧小平的"看法和注意力"從傾向民主派、拒絕專政派轉向拒絕民主派、傾向專政派，於三月三十日發表了胡喬木為他起草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把他兩個月前設想的"民主大文章"拋到了九霄雲外。鄧小平說：   毛澤東與鄧小平。 "我們必須看到，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敵特分子，有各種破壞社會主義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壞分子，仍然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階級鬥爭，或者說是歷史上階級鬥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遺留。對於這一切反社會主義分子仍然必須實行專政。這種專政是國內鬥爭，有些同時也是國際鬥爭，兩者實際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階級鬥爭存在的條件下，在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存在的條件下，不可能設想國家的專政職能的消亡。事實上，沒有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就不可能保衛從而也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 鄧小平的兩種"思路" 這不是轉回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時被鄧小平廢棄的那篇胡喬木草稿的"思路"了嗎？三個月前鄧小平說"喬木的思路不行了"，三個月後卻成了鄧小平自己的"思路"。 同一個鄧小平，兩種"思路"，三次講話。究竟何者為真？何者是假？ 我看都是真的。這就是鄧小平自己講的"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在1978年12月和1979年1月，鄧小平的"注意力"在改變毛澤東帝國留下來的"思想僵化，迷信盛行"、"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的狀況，所以"看法"傾向胡耀邦代表的民主派"思路"。到了1979年3月，鄧小平的"注意力"轉向胡喬木、鄧力群們向他報告的"社會上那股懷疑社會主義、懷疑無產階級專政、懷疑黨的領導、懷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思潮；黨內也有人不承認這種思潮的危險，甚至加以某種程度支持"的傾向，所以"看法"也就轉向胡喬木代表的專政派"思路"了。 此後六、七年，鄧小平的"看法和注意力"在民主派和專政派之間，轉過來、倒過去，時而主張"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從制度上保證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時而主張"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能搬用資產階級民主，不能搞三權分立那一套"，"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 1987年1月胡耀邦下台，標誌鄧小平與黨內民主派的最後決裂；也是鄧小平帝國"反自由化"大戰略的最後確立。之前在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1986年9月28日）上那場"大辯論"，專政派在鄧小平支持下擊敗民主派。然後鄧小平和專政派利用1986年底的學生運動逼迫胡耀邦提出辭呈。那次事件，可以看做1989年天安門悲劇的小型排練。當時學生運動雖因胡耀邦處置得當和平落幕，但仍使胡耀邦和黨內民主派遭到清算。鄧小平當時的講話已經殺氣騰騰，揚言"不怕流血"，"天安門廣場來一個抓一個"！（《新史記》13期） 全套《新史記》雜誌電子版，均可下載至蘋果iOS或Android的智慧型手機、平版電腦、個人電腦、電子書閱讀器上閱讀。不需出門，也能細細品味《新史記》。 新史記雜誌社專頁：http://www.pubu.com.tw/store/75187 《新史記》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8?apKey=fedd22f528 每期零售價：25美元、68港 元、350台幣。 長期訂閱享優惠： 18期， 優惠價台幣3150元 (平均每期175元) 12期， 優惠價台幣2520元 (平均每期210元) 6期， 優惠價台幣1470元 (平均每期245元) 3期， 優惠價台幣840元 (平均每期280元) 接受台幣、美金、人民幣線上付款 viBook電子書城：http://www.viboo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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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越军前高官眼中的解放军，越战和中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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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军前高官眼中的解放军，越战和中越冲突 Oct 10th 2013, 20:32, by 明鏡雜誌 1977年访问北京。中排左一：裴信；前排左二起：黎仲迅（后来担任越南国防部长和军队总参谋长），叶剑英，武元甲，华国锋，阮仲永（越南驻中国大使）。 年过八旬的前越南人民军上校裴信曾多次见过中国解放军的韦国清上将。在越战期间曾经多次审问过被俘的美军飞行员，现在是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的麦凯恩。裴信上校10月10日来到BBC英国广播电台，中文网记者蒙克采访了这位越南老战士。 在1975年攻陷西贡的战斗中，裴信（Bui Tin）上校随同越南人民军的坦克部队最早攻入南越总统府。是他在那里接受了南越最后的领导人楊文明投降。当杨文明表示他正在等待向人民革命政府移交权力 时，裴信冷冷地说："不存在你移交权力的问题。你的权力早就瓦解了。你不能移交你不拥有的东西。" 裴信后来担任过越共党报《人民日报》的副总编。他在80年代中期开始对越南战后的腐败和在国际上的孤立感到失望。1990年裴信离开越南开始了在巴黎的流亡生涯。他一直公开表达对越共领导层和越南政治制度不满。 年过八旬的越南老战士裴信（Bui Tin）仍能用中文叫出他50年前见过的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名字。 现在年过八旬的越南老战士裴信上校仍然能用中文叫出他50年前见过的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和多次见过的韦国清上将。他曾经在河内战俘营多次审问过被俘的美军飞行员，现在是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的麦凯恩。 陈赓、韦国清 裴信1927年出生于一个传统的官宦世家，祖上都是受儒家教育的传统文官。日本投降后，年轻的裴信在河 内亲历了中国国民党军队进入越南北部解除日军武装。那时候到河内的国民党士兵大多是14-16岁的未成年人，没有多少训练，装备也不好，没什么运输工具， 很多士兵健康状况很差。他还记得中国军队的状况令专门赶来迎接的河内华侨大失所望。 裴信谈到越共军队早在1950年之前就得到中共军队的帮助，他多次强调中共军队的作战经验对缺乏经验的 越军的重要性，特别是林彪的军事战略。在1950年越共部队开始的边境战役中，中方不仅提供了军事物资，还派出以陈赓和韦国清为首的军事顾问团。裴信说解 放军军事顾问当时被部署到越共军队的团级单位，每个越军师都有中国军事顾问组。 亲历了边境战役的裴信说，当时胡志明亲临前线，陈赓、韦国清同越军统帅武元甲大将的关系非常密切。武元 甲大将原计划要先打高平，但是陈赓和韦国清认为应该先打东溪，最后战役从攻打东溪开始，激战两天后，东溪法军300人被歼。之后越军一鼓作气，全歼了被援 的法军勒巴热兵团，取得了整个战役的胜利。 奠边府和越战 裴信1954年在奠边府战役中负伤。据他讲，奠边府战役的主要军事决策是武元甲做出的。当时中国军事顾 问的建议是兵贵神速，建议两天后就发动攻击。但由于法国空降兵增援，使法军防守兵力加倍， 武元甲再三思考，决定推迟攻击时间。结果战役发动时间被推迟了50天，原定于3月8-10日发起攻击，但经过推迟，战役结束于5月8日。 他说在奠边府战役中，中国为越军提供了大炮、迫击炮和后勤供应。中国军事顾问被分派到了越军每个团。不过在后来反美的越战中就没有中国军事顾问。 裴信说在越战中，越军主要的武器装备援助，诸如防空武器和飞机，来自苏联。但也有大量装备和物资来自中国，包括飞机和军事培训，1/3的越南飞行员培训在中国进行。越军军装，诸如鞋、帽、蚊帐和食品都来自中国，还有炸药。 越南劳改、土改 越共军队攻占西贡，裴信对和平和统一来临感到激动，但后来很快经历了失望。他说在3-12年期间，多达50万南越军人接受了越共改造，其中20万是军官。 裴信还说更早时候在越南北部进行的土改也受到中国的影响。越南地主受教育人数相对多，因此受越共影响和参加革命活动的人也多，结果是许多被整肃的地主都是共产党员。当时越共根据中国经验，每个村子定了2.5%是地主的斗争指标。 "很高兴看到中国体制内部有人显示了思想转变，比如曾经解放军前空军政委刘亚洲，刘亚洲能够认为美国是学习的榜样，显示了中国民主化的希望。" 对越共持批评态度的裴信仍然认为胡志明是个慈祥的好人，他说胡志明从中国借鉴学习了很多东西。他说武元甲则是个严酷的军人，不过他是个很聪明的人。 中越边境战争 对于中国方面的资料说武元甲在越南对外关系中比较亲华，当时的越共总书记黎笋亲苏，因此两人产生分歧的说法，裴信则不以为然。他说武元甲同黎笋的分歧主要是在对南方的军事战略上。 在中越边界战争开始后，裴信和越南总理范文同、越军总参谋长文进勇一起在金边。他说当时越军6个精锐师都在柬埔寨，在北方抵抗中国军队的是省级地方部队。在越南即将调遣精锐部队北上的时候，邓小平决定收兵，中国军队撤出越南。 裴信没有直接评论中国军队在边境战争中的表现，但是认为中越边境冲突令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其他包括许世友和杨得志在内的军队领导人认识到解放军的不足，下决心精简军队并且进行军队现代化。 裴信在1990年陪同武元甲大将访问北京参加亚运会。他说当时武元甲提出要求要见许世友和杨得志，但中方没有同意。 战俘麦凯恩 在越战中裴信曾在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供职，其间他得到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的授权，能够访问任何关押美军的战俘营，会见军官，察看战俘档案，审问战俘。他曾经在河内战俘营和医院三次审问过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后来成为美国国会参议员的麦凯恩。 麦凯恩当时是美国海军战斗机飞行员，在轰炸河内发电厂的时候被击落。裴信说，麦凯恩的飞机被击中，他在空中受伤，幸亏他跳伞落入小湖中，否则难以生还。麦凯恩当时对他说他能够生还是个奇迹。当时有个年轻人跳进湖中救起了他。 奠边府战役时的武元甲、胡志明和陈赓 麦凯恩当时对裴信说他出身军人世家，他的祖父和他父亲都是美军高级军官。据裴信讲，麦凯恩当时表现的十分合作，对越共军队作战勇敢表示赞扬。但他说麦凯恩并没有承认自己犯有战争罪行，他把战争责任归咎于美国国会。 美国军事历史作者罗伯特·克拉姆后来在描写越战战俘营的书中描述了麦凯恩的英勇不屈，但是说麦凯恩被捆 绑了4天，每隔几个小时就受到殴打，他的胳膊被打骨折，最后他签字悔过并在录音中承认犯下战争罪行。不过裴信2000年在网络论坛上发帖否认任何美军战俘 在越南中受过刑罚。 出于反对共产党一党专制的立场，裴信对于中越两国关系的前景并不乐观。他的主要希望是中越两国共产党能够改革实现民主化。他说他十分关注中国民主运动，很高兴看到中国体制内部有人显示了思想转变。 他特别提到曾经担任解放军空军政委，现任国防大学政委的刘亚洲，说刘亚洲能够认为美国是学习的榜样，显示了中国民主化的希望。 蒙克，BBC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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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武振平：我上门批判孙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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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振平：我上门批判孙大雨 Oct 10th 2013, 20:28, by 明鏡雜誌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发表，上海全市震荡。反右派斗争在复旦大学迅速展开。但是，却碰到一块"又臭又硬"的大石头——孙大雨。这位研究莎士比亚专家，解放前是上海进步教授，反对国民党独裁政治，为民主革命作过贡献。但在解放后思想改造运动中，和在"肃反"运动中，大概受过不公正的"批判"，吃饱了一肚皮气。在大鸣大放中，孙大雨曾经为此"出气"发泄过一通，这次又被当成右派来批斗，更是怒火中烧。他耿直敢言，不但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反守为攻，开口骂人，把批判他的人都骂成是"反革命"，骂金仲华是反革命，骂《解放日报》、《新闻日报》里也有"反革命"。并且拒不出席批判他的斗争会，弄得批判会也开不成。 在此"僵局"下，1957年7月4日，在茂名公寓（现锦江饭店南楼）七楼孙大雨的家里，却演出了一场"上门批判"的闹剧：你不参加斗争会，就上门到你家里来开，躲也躲不掉。于是，一群不速之客，以《解放日报》、《新闻日报》工人的名义，还有广播电台记者带着照相机、录音机，不顾孙太太的阻挠，闯进了孙家小客厅，对孙大雨"面对面"批判起来。他们抓住了把柄："你骂人家是'反革命'，拿出证据来！"孙大雨骂人的这些话，本来是逼出来的"气话"，哪里有什么证据？上门批判者当然是"得胜而归"，并且提出了要对孙大雨提起法律诉讼，"控告"他的"诽谤"之罪。第二天1957年7月5日，上海《解放日报》第一版头条位置，就登载了这条"新闻"，大字标题如下： "工人学生登门责问孙大雨到底谁是反革命？" 那么，这场闹剧是不是"两报工人"的自发行动？不是。闹剧的导演，正是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两报工人"不过是前台的演员听从摆布而已。作为《解放日报》的记者，我不但参加了这场闯进私宅的"上门批判"，写了这场"批判"的报道，而且从源头上了解这场"批判"的精心布置的过程，了解这篇"假新闻"的精心制造的过程。"文革"后，饱受十几年苏北农场劳改冤狱的孙大雨先生，重新恢复了他的尊严和学者地位；在他逝世多年之后，我作为一个亲历者，除了深感内疚之外，也有责任还原历史真相。 7月4日上午，当时负责《解放日报》日常领导的总编辑冯岗，急急忙忙来到我的办公室，把我拖了就走，说："柯老"有急事，要我们马上就去。柯老是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执掌上海的党政大权，是报纸的顶头上司。跟着冯岗上了小车，赶到市委"海格大楼"，柯庆施正坐在办公室等我们。当时房间里只有三个人，他对我们面授机宜，亲自布置。原话已经记不清楚，但意思很简单明确：复旦正在批孙大雨，他到处骂人是"反革命"，骂了金仲华，也骂了《解放日报》，但他赖在家里不参加批判会，就想到一个办法，由《解放日报》和《新闻日报》两报派人出面，到他家里上门批判，并且发表消息。当时听了，觉得这个办法有点"怪"，但这是市委书记亲自布置，一言九鼎，得此"重任"，哪敢怠慢。回到报社后，冯岗就派我和另一位记者，当天下午，两人一同来到锦江饭店南楼公寓孙家，进了小客厅，看到已经来了十几个两报的"工人"，不一会，孙大雨出来了，坐在凳子上，来人就围着他不断进行"责问"，电台的记者对好镜头，放好录音机，我的任务是写报道，记录下大家对他的"批判"以及他的回答，大概搞了约一个小时，才结束收场。大家还未走出门，又听到孙大雨气愤地骂了一声"可耻！"于是我们又回过头来，继续"批判"了一番。 事后知道，这场"上门批判"的闹剧，还有更深层的背景，此时毛泽东正在上海指导反右运动。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局以上干部会议上作重要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上的标题是："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讲话中，就列举了北京、上海著名"右派"的一长串名单，三处提到孙大雨其人。最近，在《上海滩》杂志上，看到范征夫同志一篇文章，说"毛泽东在讲话中也有不把他打成右派的意思"。可是，细品上下文，毛泽东的"意思"未必如此，虽然他说对右派"还是用治病救人这样的态度"，但紧接着他又说："也许有一些人是不愿意过来的。像孙大雨这种人，如果他顽固得很，不愿意改，也就算了。"（《选集》第455页）其中"也就算了"这几个字，也许就为孙大雨此后十多年劳改定下了基调。 回过头来看，这场"批判"也不是偶然的，这篇假新闻也不是偶然的。在当时制度下，新闻路线离不开政治路线，而且是政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右派运动中，新闻报道当然必须贯彻党的"左"倾政治路线。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工作者就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跟着"左"的路线走，还是跟着客观事实和独立思考走？我们这些"老报人"一直受的教育是，报纸是党的"驯服工具"，报人当然也是"驯服工具"。叫你做什么就跟着做什么，不允许你有什么独立思考。新闻工作者为"左"倾路线鸣锣开道，摇旗呐喊，祸国殃民，害了许多人。另一方面，他们也是这条路线的受害者，如果你敢于服从真理和事实，坚持自己的思考，结果不免挨整，甚至也成了"右派"。有些人虽然在反右运动上跟着做了，但是头脑里还"残存"一些"独立思考"的"私货"，还是要被揭露出来，也不能逃脱挨整的命运。作为总编辑，冯岗同志对反右派宣传跟的也算"卖力"了，但是他头脑里的另一些"资产阶级办报思想"还要显露出来，结果还是挨了整，差一点被打成右派。 柯庆施书记在上海反右中积极推行"左"倾路线，祸害了好多人，孙大雨仅是其中一例，我们新闻界很多同仁也成了右派。但是也还是这位书记，保了冯岗和马达、钦本立三个总编辑，降职另用，没有戴上"帽子"。 （作者曾任《解放日报》评论部副主任） 武振平，《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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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中共建党初期活动经费来源的历史考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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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党初期活动经费来源的历史考察（下） Oct 10th 2013, 20:26, by 明鏡雜誌 三、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的渠道和方式 党的筹建及诞生初期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的方式主要是由共产国际指派专门人员直接将钱款转交给中共，比如上文叙述的马林从活动经费中抽出一部分钱用作参加中共一大的人员的路费，包惠僧关于马林花钱将陈独秀等人从法国巡捕房保释出来的回忆，都属这种情况；上文引述的1922年11月7日越飞写给马林的信中谈及他曾交给李大钊一千元也证明了莫斯科的代表直接将钱款交给中共领导人的情况。 （一）以汇款的方式提供经费 那么，经费是怎样到达维经斯基、马林等人的手中的呢?解密档案文件提供了线索。比如，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从上海发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密电中特意强调了给他往上海汇款的地址："我的邮寄报刊（不是汇款）地址是：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格里高里耶夫收，而汇款地址是：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塔拉索夫收"（27）。这封密电表明维经斯基在上海是通过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接受共产国际发来的活动经费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经费又是怎样到达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的呢?上文曾引证过的1923年5月22日维尔德从上海发给共产国际的密信解答了这一问题："昨天收到远东银行9600（28），我不知道是谁汇来的和作什么用的。盼告。"维尔德这里说的"远东银行"是指苏俄政府开设的一个金融机构，其主要办事处在哈巴罗夫斯克，开设这个银行主要是"为共产国际在满洲和全中国的工作提供资金，大量收购金锭运往莫斯科，销售在苏俄征集的贵重物品以换取外汇，为共产国际谍报员保留往来帐户"（29）。1922年，远东银行在哈尔滨开设了分行。同年初，苏俄政府还在哈尔滨设立了一个商务机构——西伯利亚远东对外贸易局。通常，莫斯科先将款项汇至远东银行，再从远东银行汇到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 有时候莫斯科也会通过别的"线路"将款项汇到上海。比如1923年3月11日维尔德在一封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汇报说："您通过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州管理局寄给中国共产党的3月份预算经费和电报费用1300墨西哥元已经收到。"再比如，1923年7月26日维尔德在写给维经斯基的一封信中提到："5月底，我收到从莫斯科经北京寄来的3500美元和278英镑。"这些材料说明，共产国际给中共汇款的"线路"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路径。 （二）由信使或者专人随身携带款项来华 除了多种路径汇款，共产国际还时常派遣信使或专人将经费从莫斯科带到中国境内交给在华开展工作的共产国际代表，这是向中共提供经费的第二种办法。比如，1920年10月下旬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在一封发送给维经斯基的电报中焦虑地询问道："您是否已经收到我们托付优林带去的2万美元，请尽快答复!"（30） 在很多情况下，共产国际提供给各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驻外工作人员的不是现金纸币，而是贵重的珠宝、钻石，有时候甚至是鸦片。比如，1922年4月，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就曾经将价值60万卢布的黄金和价值400万卢布的证券交给了朝鲜人（31）。曾在美国参加过工人运动的日本人（化名诺吉）也曾于1921年秋天在共产国际领取过价值高昂的宝石，共产国际委托他前往日本与日本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可是他却将用于建立日本共产党的巨额经费挥霍掉了（32）。目前，笔者还没有掌握可以证明共产国际曾经将珠宝、钻石等贵重物品直接交给中共的文献资料，但是有不少解密档案文件证明共产国际曾经将珠宝、钻石拨付给具体负责中国事务的主管部门，由这些部门安排人将珠宝、钻石或其他贵重物品变卖之后，再将纸币经费转交给中共。比如，1920年12月21日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呈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就证实了这一点："至今东方民族处未从中央机关得到一个美元或者其他货币，而没有钱就无法在东方工作。……确实，从西伯利亚局得到了一些贵重物品（钻石），已经拿到东方去出售，并且答应给10万美元，但是出售钻石需要花费很长时间。"（33）再比如，1921年6月18日在Я.Э.鲁祖塔克主持召开的共产国际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定："拨出一大笔款项（中国货币）及相当大数量的鸦片，作为往中国南方派遣谍报员的费用。"（34） 由于珠宝、钻石、鸦片这些东西体积比较小，信使们只需将这些贵重物品藏入脚上穿的皮鞋鞋掌或便鞋的后跟即可，共产国际的一份档案材料证实当时经常用这种方式向境外发送经费。比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务主任克林格尔1919年8月18日在一封写给俄共（布）中央书记Е.Д.斯塔索娃的信中回答为什么共产国际各机关需要一定数量的皮革时指出："我们需要皮子是为了做鞋掌用。我们要把贵重物品（主要是钻石）藏到鞋掌里。"（35）而鸦片，则需用铅纸和胶布包裹好，这样就能密封住鸦片的特殊气味，往火车头、电动机车厢、餐车或者客车车厢不易发现的地方藏匿就可以了，这些东西运送到哈尔滨、上海等地可以换成大笔现金。 四、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的经费来源于何处 众所周知，为了推进世界革命，1919年俄共（布）主导成立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向下属各支部——各国共产党提供的经费来源于俄共（布）和苏俄政府。那么俄共（布）和苏俄政府又是从哪里获取可以兑换成高额现金的珠宝、钻石等珍宝的呢? 苏俄政权初期发起过大规模没收教会珍宝运动，这一运动使苏俄政府拥有了大量的珠宝、钻石等珍宝。1922年3月19日，列宁就没收教会珍宝一事给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员的密信中这样阐述没收教会珍宝工作的真正目的："我们务必要用最坚决最迅速的方式去没收教会的珍宝，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几亿卢布的基金（应该记得某些修道院和大寺院的巨大财富）。没有这笔基金，任何国家工作，尤其是经济建设都完全不可能进行……我们无论如何必须掌握几亿金卢布（也许有几十亿金卢布）的基金。而这一点只有现在才能做到。各种考虑都表明，以后我们再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除了极为严重的饥荒，任何别的因素都不会使广大农民群众产生同情我们的情绪，或者至少不会使这些群众在没收珍宝的斗争的胜利必然全部属于我们时保持中立"（36）。当时，列宁认为此时是夺取教会珍宝的难得机遇。爆发大规模饥荒的特定时刻比较容易夺取教会的珍宝，因为在这个特定时刻以赈灾的名义夺取教会珍宝容易被广大农民接受和拥护，而事实上，列宁力主夺取教会珍宝的真正目的则在于利用这笔几亿甚至几十亿金卢布的基金开展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尤其是经济建设"，"夺得为我们今后几十年所必须的阵地"。为了保密，列宁在信中强调"请绝对不要复制抄件，由政治局每一位委员（包括加里宁同志）在此件上直接写上自己的意见"，"请莫洛托夫同志设法今天就此信送政治局各委员传阅（不要复制抄件），并请他们阅后立即退给书记"（37）。很长时间里，这封密信一直被封存在档案馆里，几次出版《列宁全集》均未收入，直到1990年即苏联解体前一年才在《苏共中央通报》上公布于世。 俄解密档案文件表明：没收教会珍宝行动成效很大。仅自1922年3月3日至4月8日从科斯特罗马市前伊帕委耶夫斯基修道院没收的珍宝就有：赤金，36俄磅。白银，12普特29俄磅19左洛特尼克77多利亚。钻石，135颗。小钻石，276颗。金刚钻，33颗。珍珠连同衣饰，8俄磅85左洛特尼克25多利亚。珍珠散粒，658颗和3颗分成两半的。紫晶，17颗。宝石，112颗。石榴石（维尼斯），27颗。纯绿宝石（祖母绿）184颗和祖母绿1颗。大圆珍珠，116颗。石榴石，26颗。黄玉，39颗。红宝石，27颗。绿松石，1036颗。贵榴石，12颗。水晶，4颗。深红色宝石，49颗。光玉髓，5颗。尖晶石，118颗。碧玉，2颗。飞轮，1只。卡菲姆珠宝，1颗。兽铗，1只。珍珠贝，2颗。蓝宝石，1颗。海蓝宝石，18颗，等等（38）。以上只是对科斯特罗马市前伊帕委耶夫斯基修道院教堂一处没收的珍宝情况，1922年3月苏俄政府在莫斯科、彼得格勒、舒亚、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斯摩棱斯克等城市掀起了大规模的没收教会珍宝运动。直到7月份，这场没收珍宝运动仍在狂热地进行着，比如，普斯科夫省仅1922年7月11日一天的没收行动就夺得如下珍宝：黄金制品39俄磅27左洛特尼克83多利亚；银制品206普特27俄磅43左洛特尼克24多利亚；1010颗珍珠和其他贵重宝石，其中祖母绿33颗、红宝石33颗、金刚钻641颗、黄玉17颗、宝石6颗、紫晶159块、蓝宝石3颗、贵榴石18颗、碧玉4颗、绿松石33颗、光玉髓4颗、石榴石9颗、月长石1块、珍珠14颗和1922年版金属货币18.5424万卢布（39）。     这场全国范围内的没收教会珍宝运动使苏俄政府的国库充实了巨额珍宝，这不仅为苏俄的经济建设提供了经费支撑，而且为世界革命战略的实施和推进，为共产国际下属各支部——各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也提供了一定的经费援助。 五、如何评价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经费支持 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对于筹备建党时期及诞生初期比较弱小的中共的成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毋庸置疑。没有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不少工作立刻就会陷入停顿或者瘫痪。比如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呈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说："维经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小组。陈几年来一直编辑《新青年》杂志。这个小组划分为7—8个中心……通过劳动学校[工人俱乐部]开展工作，维经斯基同志离去了，那里没有经费，学校不得不再度中途停办。"（40）再比如，1924年9月7日陈独秀在一封写给维经斯基的密信中指出："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的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来7、8、9、10月份的经费"（41）。 这里要指出，接受外援的同时，中共从没放弃自筹经费的努力。比如，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指出："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自身也筹集到了1000元；再比如，在1923年2月7日罢工中，京汉铁路工人遭受了军阀吴佩孚的屠杀，五十多人被害，三百多人受伤，在努力争取共产国际提供抚恤专项资金的同时，中共也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安抚受难者，1923年7月1日陈独秀写给共产国际负责中国事务的另一位领导人萨法罗夫的信就证明了这一点："依我看，可以无条件地接受所有人——军阀、资本家——对京汉铁路罢工运动受难者的帮助。没有这种帮助，我们对受难者就无所作为。因此，我们就从张作霖那里得到了1万元的帮助。我们认为，这种办法对于工人没有什么不好，而对恢复组织只有好处"（42）。 苏俄对中共的经费支持，有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推进"世界革命"的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利己动机和实用主义因素。列宁在1918年3月俄共（布）七大上的一番话充分反映了创建共产国际的目的："……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我们……确信各国的革命正在成熟起来"（43）。显而易见，此时苏俄领导人是将发动和推进世界革命作为巩固新生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手段；也正是从世界革命这一根本战略出发，俄共（布）倡导成立了共产党的国际性组织——共产国际。因此，尽管苏俄政权刚刚建立不久，其自身也比较贫弱，国内各项事业亟需经费的投入，俄共（布）仍然向共产国际及其下属各支部——各国共产党提供了重要的经费支持。为了获取经费，俄共（布）和苏俄政府在国内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没收教会珍宝运动。 然而，世界革命战略并没有取得预期的胜利，反而遭受了重挫，这迫使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战略规划，开始重视亚洲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在探索和寻觅中国革命盟友的艰难过程中，苏俄领导人曾长期轻视诞生时间不长、比较弱小的中国共产党，相对于后来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民党的经费援助（44）来说，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经费支持是比较少的。共产党人蔡和森在一份呈交给共产国际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状况的报告中抱怨说，仅国民党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一种报纸的经费，"就超过了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经费"（45）。这里明确地反映出莫斯科对中共的轻视，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莫斯科都将中国国民党看作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46），认为只有中国国民党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莫斯科对中国国民党的这一认识，使它不能不对后来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有责任。 注释： （27）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28）档案原件此处没有标注是什么货币。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页。 （29）Викто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Усов，советская разведкавКитае.20—егоды ХХ века，Москва，ОЛМА—ПРЕСС，2002 г.中译本见《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111页。 （30）我核对了刊登在俄文学术杂志《远东问题》2007年第1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财政援助》一文中这句引文的俄文原文，引文原出自《远东问题》2001年第4期第128页。我发现俄文原文中此处的经费数额是"2万美元"。而《百年潮》2001年第12期第57页发表的这一档案文件的中文译文将此处的数额误译成了"2千美元"，一些国内学者也误引了这一数字。 （31）Пятницкий В.Заговор против Сталина.M.：Современник，1998.c.246. （32）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Япония.1917—1941.М：2001. c. 253. （33）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 （34）Бубер—Нейман Маргарете. Миров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сталинский режим.Записки очевидца о деятелъности Коминтерна в 1920—1930—х годах.М.：АИРО—ХХ，1995.С.68. （35）Коминтерн и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М.：Наука，1998. c. 153. （36）《列宁关于没收教会珍宝致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员的信》，《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12页。 （37）《列宁关于没收教会珍宝致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员的信》，《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11、415页。 （38）《科斯特罗马省执委会司法局致司法人民委员部第8局关于没收科斯特罗马市各教堂珍贵物品的汇报（1922年4月11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34—435页。 （39）《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66页。 （40）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页。 （41）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29页。 （42）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2页。 （43）《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1页。 （44）莫斯科对中国国民党的经费支持，在很长时期里是从共产国际的渠道实施的，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42号会议记录证明了这一点。这份记录记载了当日会议作出的决定，其中指出"资助国民党的费用从共产国际的后备基金中支付，因为工作是按共产国际的渠道进行的"。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页。 （45）《蔡和森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载《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3期。 （46）在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关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决议中强调指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36页。 徐元宫，《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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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中共建党初期活动经费来源的历史考察（上）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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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党初期活动经费来源的历史考察（上） Oct 10th 2013, 20:25, by 明鏡雜誌 【摘要】本文根据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解密的共产国际和苏共档案材料，并结合当事人的回忆文献，以及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对中共诞生初期活动经费来源，中共获取经费的渠道、方式和特点，以及这些经费对中共及中国革命的作用和影响等问题进行考证和阐释。 了解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中共建党初期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共产国际。但是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的具体方式是怎样的，共产国际提供经费援助的过程中存在着哪些欠缺，所提供的经费又来自何处，这些问题鲜有详解。本文根据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解密档案材料，结合当事人的回忆以及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对这些问题作出考证和阐释。 一、共产国际对中共经费援助的历史回顾 （一）最初，中共的筹建者们曾拒绝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 中共筹建时期，筹建者们曾拒绝共产国际代表提出的向未来的中共提供经费支持的表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员李汉俊就曾经拒绝过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有关经费支持的表示，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在其《我的回忆》一书中的相关记述提供了证明。他在为筹备中共一大的召开而提前抵达上海之后，李汉俊向他介绍了自己跟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马林向李汉俊声称自己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要李汉俊向他提交工作报告和经费预算，表示共产国际可以给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提供经费支持，而李汉俊则回绝了马林的这一要求，认为"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甚么可报告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即便中共成立之后加入了共产国际，它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的代表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还待研究；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等等"，并且向马林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照工作实际情形去自由支配"；"在李汉俊看来，中国共产运动应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负责，共产国际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我们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可以接受它的理论指导，并采一致的行动；至于经费方面，只能在我们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我们并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再说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代表只能是我们的顾问，决不应自居于领导的地位"①。 不仅李汉俊做过此类拒绝，陈独秀最初也不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中共一大参加者包惠僧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包惠僧1921年5月从上海抵达广州后时常会晤陈独秀，陈独秀曾向他解释了他为什么力主拒绝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的原因："关于党怎么搞法，他主张我们应该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们党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要钱也没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当时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朱谦之经常在报上写文章骂陈独秀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所以陈独秀坚决主张不要别人的钱，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②。 据张国焘回忆，陈独秀等人对外来经费问题上态度的改变，是1921年8月下旬陈独秀等人从上海法国巡捕房获释之后的事。8月中旬陈独秀辞去广州教育委员长一职返沪，下旬的一天，正在家中的陈独秀同当时在他家作客的包惠僧等人一道被法国巡捕房抓去。在马林的积极帮助下，陈独秀等人不久便获释。包惠僧一篇文章中记述了马林为他们获释所作的努力："出去之后我们才知道，为了我们，马林使尽了气力，请了一名法国律师名巴和，承办这个案子。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环节"；"这一次，马林和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算是共了一次患难"③。张国焘也记述了陈独秀获释后与马林会晤的情况："他们两人似都饱受折磨，也各自增加了对事势的了解，好像梁山泊上的好汉'不打不成相识'，他们交换意见，气氛显得十分和谐。马林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而已。陈先生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他们并且具体规定了接受共产国际补助经费的办法；此后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便成了经常性质了。"④ （二）共产国际对建党前的中共早期组织的经费支持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对上述引文的最后一句话作了这样的注释："在此之前，也许有过接济，如办外国语学校，大概威金斯基曾捐助过一部分，但不是经常性的"⑤。张这里所说的"威金斯基"是指代表共产国际于1920年4月率工作组抵达北京的俄共（布）党员维经斯基。1920年6月，维经斯基工作小组持李大钊的介绍信抵达上海。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从上海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⑥发送了一封密电，汇报了在上海的工作情况："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五人组成（四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出版部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些小册子。几乎从海参崴寄来的所有材料（书籍除外）都已译载在报刊上。《共产党宣言》已印好。现在有十五本小册子和一些传单等着付印。……宣传报道部成立了俄华通讯社，现在该社为中国三十一家报纸提供消息，因为北京成立了分社，我们希望扩大它的活动范围。……组织部忙于在学生中间做宣传工作，并派遣他们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星期日，即8月22日，我们出版部将出版中文报纸《工人的话》⑦创刊号。它是周报，印刷两千份，一分钱一份，由我们出版部印刷厂承印"⑧。维经斯基的汇报证明他的工作组在上海的工作很有成效，同时也透露了工作小组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投入了一定的经费，这客观上也就是对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经费支持。因此，在1920年6月至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之前这段时间里，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实际上已经在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了。 （三）共产国际为中共一大的召开提供经费支持 资料表明，共产国际为中共一大的召开也提供了部分经费支持。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伟大的历程（1921—2001）》指出："根据原来的酝酿和国际代表的建议，李达写信给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征询意见以后，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于是，李大钊立即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的地方组织以及旅日留学生的党员，通知各地派出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从马林带来的活动经费中，给每一位代表寄出了一百元路费"⑨。包惠僧回忆材料中的相关叙述也证实了这一点："1921年初夏，第三国际又派了马林，与赤色职工国际尼克斯基来中国，到上海与……李汉俊等计划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定计划，提供经费，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⑩；"约在7月初发出举行代表大会的通知，以地区为单位，每个地区派代表二人出席会议，每个代表发给路费百元。"（11） 中共一大后，特别是获释的陈独秀开始真正履行中央书记一职之后，共产国际便经常性地提供经费援助了。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以中央执委会书记的名义给共产国际呈交报告，报告对自他履行中共中央书记一职至1922年6月这段时间中共各方面工作情况作了汇报性总结，其中对中共的财政收支情况是这样记述的："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10000元，整顿印刷所1600元，印刷品3000元，劳动大会1000余元，其他约2000余元"（12）。在同一天写给曾于1920年4月来华、1921年春回国后在共产国际具体分管中国事务的维经斯基的信中，陈独秀说："呈上报告一纸，请你检查并急速指示错误的地方，至于将来计划（指一年以内），尤希望详细赐教。今后国际协款究竟如何，也请示知，以便早日设定计画；我们希望明年（1923年）中国共产党能□（13）自行筹款，但本年内尚望国际有所接济。"（14） 1923年6月，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陈独秀详述了一年来党的经费收支情况："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1.5万（15），其中1600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16）。 二、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的特点 要精确地统计出在中共建党初期共产国际究竟提供了多少经费，还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这主要是因为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经费拨款往往不完全按照预算拨付 比如，1922年12月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1923年活动经费所做的预算中，确定1923年中共的经费支出总额为1.2万金卢布，平均每月支出额为1000金卢布，具体包括印刷、出版报刊费用310金卢布，组织员和宣传员费用370金卢布，两名中央委员差旅费100金卢布，两名固定宣传演讲员差旅费120金卢布，意外开支100金卢布（17）。但实际拨付中共的经费大大超出这一预算。共产国际派驻上海负责联络和财务工作的维尔德在1923年7月26日给维经斯基的信中说："5月底，我收到从莫斯科经北京寄来的3500美元和278英镑，其中用于工会国际工作278英镑，帮助因铁路罢工而遭难的中国工人1000美元，按4月、5月、6月的给中国共产党预算1500美元，用于召开代表大会1000美元。"（18）维尔德在这封密信中所列举的"帮助因铁路罢工而遭难的中国工人1000美元"，以及"用于召开代表大会1000美元"，这些都不是1922年12月共产国际为中共所做的1923年活动经费预算中所包括的支出项目。 1922年5月20日，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利金呈交给国际执委会的一份书面报告也证明了经费拨付并没有按照预算来施行："国外工作的拨款……没有完全明确的计划。当然，预算是有的，但是每项预算只有在具备明确的内容，也就是工作本身有严格明确的方案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上面这一点没有做到……应当承认：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给国外工作的拨款有两个主要缺点：一是组织方面的开支占了大部分，二是给各中央的预算拨款常常变动不定……在中国工作的条件下，这种波动就会造成直接有害的影响，不会为保持稳定，哪怕是出版工作的稳定留有余地……"（19） （二）个别工作人员的粗心，造成一些款项成了糊涂账 有时，一些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粗心或不负责任，导致少数汇款既没有标注是何人所汇，也没有指明款项的用途，致使收款人困惑，费解。比如，1923年5月22日，维尔德从上海发给共产国际的一封密信指出："昨天收到远东银行9600（20），我不知道是谁汇来的和作什么用的。盼告。"（21）此类糊涂账显然增加了精确统计共产国际向中共所提供经费的难度。 （三）莫斯科向中共提供经费支持的部门和渠道不是单一的 除了共产国际，后来赤色职工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以及"国际革命战士济难会"等组织也向中共及其领导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提供经费支持，不过这些组织提供的经费一般比较少。比如，1925年8月5—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建议国际革命战士济难会紧急汇款10万卢布交由上海、香港以及中国其他城市的罢工者支配"（22）。再比如，1924年9月7日陈独秀在上海致信维经斯基，指出："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的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来7、8、9、10月份的钱来"（23）。这份档案文件表明了两点：一、共产国际给中共提供的经费援助往往滞后；二、莫斯科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的部门和渠道不是单一的，除了共产国际之外，赤色职工国际，即该信中所说的"红色工会国际"也向中共提供了经费援助。正因为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的部门和渠道不是单一的，所以要精确地统计出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的经费数是比较困难的。 （四）经费时常被挪用、救急 有时因为中共经费过于紧张，共产国际派驻上海负责联络和财务工作的人员会临时将应转交给其他国家共产党的经费截留一部分给中共救急。比如1923年3月11日维尔德在上海致信维经斯基："我从您寄给日本共产党的7500金卢布……中，通过越飞同志（由从北京来的专门外交信使）转给了日本共产党5500金卢布。根据马林同志的坚决要求，鉴于中国共产党急需资金以及发生罢工（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马林将详细地写信给您），其余的款项我留下了。请您确认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是正确的，并对今后的做法作相应的指示。"（24）再比如，1922年11月7日，越飞在一封写给马林的信中谈到了他曾交给李大钊一千元的情况："党的中央委员会要尽快迁到北京来，此事至关重要，否则将会有很大损失。唐山矿工罢工已证明了这一点。上百个地方向我索款支援罢工工人，虽然我们已商定只把款交给共产党，但是从共产党那里我未得到任何消息。后来情况严重时，我给了李教授1000元，我们的任务是再筹措400元。"（25）这里所说的"李教授"，笔者认为应该是指李大钊。此信表明，当时应当提供给中共的经费往往会被拿去救急。 （五）经费拨付往往严重滞后 共产国际给中共提供的款项常常不能及时到位，比如上文引证的1924年9月7日陈独秀在上海写给维经斯基的那封含有"催款"内容的信就说明了这一点。再比如，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斯列帕克于1923年11月25日在北京写给维经斯基的一封信也反映了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不及时的情况："说到共产党，首先应该强调一下它的财政困难情况。你知道吗，格里沙，遗憾的是，这对中国共产党起着巨大的作用。其实，这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也许对其他许多共产党都是如此。简言之，在10月、11月、12月都没有从共产国际执委会那里得到钱，而有整整六个月没有从红色工会国际那里得到钱了。你应该考虑一下这件事，并要尽快采取措施把这些钱立即汇出来"（26）。 上述特点及其他因素决定了目前要精确地搞清楚在中共诞生初期共产国际究竟提供了多少经费是比较困难的。不过，上文引述的解密档案材料足以证明：在中共诞生初期其活动经费主要依靠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这一支持对于诞生初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未完待续） 注释：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32—133页。 ②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党史研究资料》第1集，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9—110页。 ③包惠僧：《回忆马林》，载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4—265页。 ④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67页。 ⑤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69页。 ⑥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于1920年8月在伊尔库茨克成立，1921年1月在其基础上成立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该处工作到1922年2月。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⑦这里指的是1920年8月至1921年1月在上海出版的《劳动界》，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⑧《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载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2页。 ⑨《伟大的历程（1921—2001）》，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⑩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59页。 （11）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页。 （12）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04页。 （13）原稿此处一字不清，似为一"够"字。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页。 （14）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03页。 （15）原文无货币单位。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86页。 （16）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86页。 （17）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页。 （18）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4页。 （19）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 （20）档案原件此处没有标注是什么货币。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页。 （21）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页。 （22）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48页。 （23）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29页。 （24）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31页。 （25）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00页。 （26）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16页。 徐元宫，《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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