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 薄熙來、王立軍和徐明走得有多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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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王立軍和徐明走得有多近？ Aug 19th 2013, 14:48, by 明鏡雜誌 《調查》特約記者 劉飛 　　2007年底，時任遼寧錦州市公安局局長的王立軍經實德集團總裁徐明介紹，與谷開來結識，幫她破了"被人下毒案"。隨後得到谷開來的丈夫，剛剛調到重慶市主政的薄熙來的賞識。   　　2012年4月25日的台灣《聯合報》，發表了據稱是"大陸與台灣瞭解內情的人士"合作撰寫的專文，詳細描述了徐明等人為王立軍向薄熙來求情未果等內幕。 　　文章稱，徐明、于俊世（前軍情系統人員）、馬彪（華彙人壽董事局主席）這3個和薄家關係親密的"家臣"，2月2日左右從大連來到重慶，為王立軍向薄熙來求情，放王立軍一馬，不要逼王立軍無路可走。 　　知情人士透露，除了徐明外，薄熙來家庭的"家臣"中，最重要的人物當屬于俊世，此人出身軍情系統，後因故離職，在大連營商，因事入獄，其家人找到谷開來，被"撈"了出來，從此成為薄家近臣和死黨。 　　有熟悉薄家的知情者說，"于俊世和薄家非常親近，開來和瓜瓜到重慶，都是于開車去接。"王立軍此前擔任鐵嶺市公安局局長、薄熙來擔任遼寧省省長，介紹兩人認識讓王為薄所用的關鍵人，正是于俊世。 　　《薄熙來事件謎局》一書引述消息人士說："于俊世在王立軍出任重慶市公安局長上，扮演了幕後推手角色。如果沒有于俊世向薄熙來強烈推薦王立軍，王可能也不會有今天這樣的下場。" 　　于在薄熙來調任重慶、尚未上任前，就已搬家到重慶，住在重慶奧林匹克花園別墅區，當地人稱，可能係為薄的管制做情報支援。他在重慶頗為低調，在當地媒體上的唯一一次亮相是因為他的狗咬傷了客人所引發的糾紛。 　　重慶當地知情者說，"2月3日晚，于俊世開車接到抵達重慶的馬彪和徐明。3人直接到重慶霧都賓館見薄熙來，談了1個多小時。後來到重慶公安局王立軍辦公室（當時王已被免去公安局長職務，只擔任副市長，但仍堅持在公安局辦公），談了一夜，天亮才出來。" 　　薄熙來不為所動，認定王立軍是叛徒。三人奔走無功，似乎很沮喪。 　　文章描述說，3人在重慶期間，不斷更換手機，不斷轉移活動地點，不斷變換車輛，力圖隱藏行蹤。2月5日晚上，3人乘徐明的私人飛機，從重慶起飛，直飛香港，後來轉飛澳洲。直到"兩會"前的2月20日才回國。   　徐明是薄谷和王交往的牽線人 　　據《南都週刊》報導，谷徐王3人之間，彼此關係密切。谷、王之間，徐明既是兩人的錢袋，又充當了牽線認識的中間人。 　　徐和王的交情始於2006年，"朋友找王辦事，他當場就辦了，此後我們很熟"。 　　2007年底，時任遼寧錦州市公安局局長的王立軍經徐明介紹，與薄谷開來結識。當年，谷身體不適，醫生發現在其服用的蟲草膠囊中混合了鉛、汞。谷指控有人投毒。谷身邊的工作人員稱此為12.06案。徐明推薦王立軍辦理此案。 　　   　　網傳徐明私人飛機艙內。據《聯合報》說，飛機其實是為薄熙來夫人谷開來和兒子薄瓜瓜所準備的。還有說法稱，薄熙來在"兩會"期間曾乘這架飛機返回過重慶。 　　"後來處理了谷的司機，谷比較滿意，後王立軍調到重慶。"徐稱。 　　2008年6月，王立軍調任重慶市公安局長副局長，頗受當時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重視。2008年11月4日起，王立軍一週內在市局召開3次會議，學習薄的講話。王稱，熙來書記要求給他壓擔子，他本人備感壓力。他還提到，時任市局局長、黨委書記劉光磊"兩次跟我談到擔子側重移位的事"。 　　此後3年，王立軍仕途通暢，從重慶市公安局常務副局長一路飆升至副省級的重慶市副市長，不僅成為薄治理重慶倚重的手下，也是薄谷家庭內務的重要幫手。 　　薄谷開來供述，自12.06案後，她和王立軍關係良好，"王立軍擔任了我醫療組的組長，工作之外對我也很盡心，我相當依賴他，瓜瓜（薄谷開來之子）在美國的安保也是他負責。"因此，當認為尼爾威脅到其子的安全時，谷連續兩次向王緊急報案。 　　在接到報案材料後，王立軍安排副局長郭維國檢查薄瓜瓜和尼爾的往來郵件。郭安排網安總隊排查，認為事情並非谷說的那麼嚴重，"沒有恐嚇信息"。 　　《南都週刊》記者獲得的材料顯示，在尼爾·海伍德案的策劃實施中，徐明起到了重要作用，亦可見到王立軍的影子。     報道說，11月11日，徐明前往重慶市委3號樓拜訪薄谷開來，3號樓是薄家住地。谷向徐抱怨王立軍辦事不力。在聽到谷的抱怨後，徐明受託前去王立軍處斡旋此事。王立軍對徐明稱尼爾·海伍德是外國人，不好控制。徐藉口稱，"聽說尼爾吸毒、販毒"。 　　徐供述，自己話音未落，王立軍說"這就好辦了。" 　　《南都週刊》記者獲悉，11月12日，王立軍讓徐明安排人致電重慶110，舉報尼爾·海伍德為西南販毒網重要頭目，並按王立軍的要求，向王立軍手機上發送了舉報短信。當天，張曉軍以薄谷開來的名義邀請尼爾至渝。 　　谷毒死海伍德後，向王立軍介紹情況時被王錄音。谷還向徐明透露，當晚她上身穿緊身衣，下穿有褲兜的褲子，大腿小腿都有口袋，毒藥、茶葉都放在兜裏，尼爾喝多後，她把毒藥下到茶裏，本來一滴就夠了，她多下了幾滴。 　　從此也可見，徐明和谷開來的關係有多近。 　　"11.15"案件發生後，薄谷開來擔心案情暴露、採取了毀證等一系列行動，王立軍對薄谷開來不斷折騰、知情面不斷擴大產生不滿。加上在2011年12月14日，薄谷開來專門設宴，請參與"11.15"案件辦理、替自己掩蓋殺人行為的重慶高級警官李陽、王鵬飛、王智等人喫飯。 　　據新華社報導，王立軍認為，應該是12月15日他當著郭維國的面責罵王鵬飛、王智的話傳回了重慶，"從12月14日以後，谷開來就跟我變臉了，開始對我防備。" 　　2011年12月底，谷調換、審查了王立軍身邊4名工作人員。張曉軍供述，12月下旬，趁王立軍在北京開會，薄谷開來以其貪污腐敗為由，帶他查抄王的辦公室。當天從王的辦公室共抄走60多雙皮鞋，七八箱衣服，幾十瓶香水，菸酒、補品、手錶、金銀若干。 　　這些舉動，令谷、王的矛盾迅速升級。徐明回憶，2012年1月7日左右，薄谷開來讓他到重慶，調解其與王的關係。 　　面對中間人徐明，谷、王的說法再次不一。谷的說辭是，中紀委正在查王，她搜他的辦公室，把東西都帶到3號樓，是為了保護王。 　　王顯然認為找自己麻煩的是谷，中紀委衹是她的託詞。王向徐明抱怨，谷把他的東西列了清單，跟他女兒說他是第二個文強，說中紀委要辦他，還讓重慶紀委找他談話。 　　斡旋未果，斥王立軍"囂張" 　　據《南都週刊》報導，2012年1月10日，徐明說服王立軍去看望住院的薄谷開來。徐明供述，當天，王的情緒還是很大，谷也裝睡，不理王。徐明先行退出，留下鬧彆扭的兩人。 　　兩人的關係並未因這次見面有任何起色。谷對王也日漸防備。1月23日，大年初一，徐明在重慶。徐稱，王立軍跟他抱怨薄谷開來竟然通知進3號樓之前要先報車號，"以前王幾乎每天都要去3號樓見谷，都是長驅直入，最近居然被擋，他很生氣。"谷也告訴徐，王"根本不行"。 　　徐明供述，1月26日左右，王立軍給其電話，讓他去薄熙來那說說谷飛揚跋扈的情況，替他說說話。徐明認為此舉不妥，有挑撥夫妻關係之嫌，予以拒絕。王告訴徐："你要是去了，就是為了黨和民族大義，做了一件大好事，如果不去，就會發生一件驚天動地的爆炸事件，覆水難收。" 　　"我覺得他很囂張，就去了重慶。"徐稱，1月28日，他在3號樓見了薄谷開來夫婦。當晚，他還見了王立軍。王向其透露，自己當晚見到了薄熙來，並向其控訴了谷的四大罪狀：殺死尼爾·海伍德；動用"兩勞"人員搜查重慶市委秘書長徐鳴的辦公室和家；讓王立軍抓其四姐谷望寧；讓王立軍抓薄與前妻的兒子李望知。王告訴薄，這些事情他都壓著，辦理尼爾案的幾個警察要辭職，他也一直維持著。 　　據《南都週刊》報導，徐明回憶，當晚王興致不錯，說薄表揚了他，臨走時還深情地跟他握了手，並說薄對他不錯。 　　但事情在一夜之間發生了變化。 　　徐明供述，1月29日上午11點多，他到3號樓見谷，原重慶市委辦公廳主任吳文康也在場。谷告訴徐，昨晚王立軍向薄邀功，列舉了她的四大罪狀，1月29日上午，薄把郭維國、王立軍都喊去，當場把茶杯都摔了。 　　郭維國供述，1月29日上午9點，他和王立軍一起去市委1號樓，"薄罵王，說他陷害薄谷開來，又說他忘恩負義，越說越激動，伸手打了王一耳光，王立軍躲閃了下，嘴唇還是出血了。王立軍又向薄解釋，和薄出去說話。" 　　新華社報導稱，郭維國在訊問筆錄中稱，"打了王立軍，導致矛盾就公開化了"。當天下午，王立軍召集李陽、王智、王鵬飛，要求重新製作尼爾·海伍德案案卷，案卷指向薄谷開來。 　　王立軍仍未對自己的仕途感到絕望。王智、王鵬飛等人稱，王立軍並未將此案上報公安部，他並不是想真正破案，而是為了達到個人目的。 　　郭供述，當天他和王立軍返回市局時，他對王稱："這回咱們是打不著狐狸還惹一身騷，還不如真整呢。"王立軍答："能真整嗎？這回也達到80%的目的了，還有20%掛起來了。" 　　王立軍確實並未放棄與薄、谷修好的努力。他給二人寫了一封信。2月1日上午，徐明在3號樓薄谷開來處看到了這封信，信的內容是表忠心，稱所有問題都是吳文康的挑撥。     但此時，薄家已經決意和王立軍"劃清界限"。 　　3月14日，人大閉幕式記者會上，溫答記者最後一個提問時，聲稱重慶現任市委、市政府應當"反思"，當日晚上，3人同時被抓。外電報導，有39個人被關在北戴河，徐明、于俊世、馬彪3人名列其中。 　　此外，重慶訊息源透露，溫家寶記者招待會後不到1個小時，重慶市委辦公廳通知在渝未赴京參加兩會的廳級以上領導共計七八十人到機場搭乘專機赴京。 　　傍晚，專機抵京，由國務院一名副秘書長和中組部一位領導，傳達政治局關於解除薄熙來重慶市委書記決定的決議 ，要求上述高級官員表態。絕大多數重慶官員均稱"擁護中央決策"，有包括薄熙來政治秘書、重慶市委副秘書長吳文康在內的數名官員稱，保留意見。這些官員隨後被帶走協助調查。 　　知情人證實，有總參情報背景的于俊世在被抓後，交待了很多薄熙來的貪污問題，"可以說，于俊世是目前薄案被抓者中交待問題最多的一個。"（《調查》第5輯）  　　 訂閱《調查》電子版 http://www.pubu.com.tw/store/115484?apKey=fedd22f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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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王雪梅直指要害：爲何不追究法醫“瀆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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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梅直指要害：爲何不追究法醫"瀆職罪"？ Aug 19th 2013, 12:42, by 明鏡雜誌 《名星》王雪梅 《名星》編者按：在對谷開來投毒殺人案的所有質疑中，無疑，最有份量的來自有"中國首席法醫"之稱的王雪梅——因爲她法醫的專業身分，更因為她最高人民檢察院主任法醫師的官方身分。 王雪梅是一位軍人的女兒，原籍陝西省西安市人，1956年出生在朝鮮，法醫學碩士學歷，現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技術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主任法醫師，中國法醫學會副會長。 作為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首席女法醫，王雪梅受理三類案件：中央領導人親自批辦的重大案件、省級檢察機關技術問題上難以解決的重大疑難案件和檢察機關自偵案件。8月17日，因質疑北京地鐵學生死亡案鑒定，王雪梅公開聲明退出中國法醫學會。 2013年5月25日，王雪梅做了一次專題報告《對合肥審判說No》，報告的視頻在中文互聯網上廣泛流傳。本刊根據錄音整理如下。 沒有臨床症狀和屍體徵象 尼爾·伍德死亡之後，據說重慶官方法醫做了屍表檢驗。有的法醫說了是"24小時之前死亡"，而且說是"醉酒死亡"。不管真的假的，法醫必然會出現在這個死亡現場。 我 們前面說過，氰化物死亡的屍體症狀是非常明確的，因為氰化物進入人體後，與那種轉化酶中的三價鐵結合之後，身體會有強烈的反應，哪怕是一分鐘一秒鐘，都有 一個垂死掙扎的過程，身體會產生自我調控反應，會產生大量的正鐵血紅蛋白。它在血液裡起什麼作用？它會搶奪和細胞結合的氰離子，它想讓身體再活下來。但一 般來講，它的作用已經來不及發揮了。 這樣的氰化物中毒，讓我們法醫看來，會出現一個氰化正鐵血紅蛋白的顏色——就是鮮紅色。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我們知道，氰化物的作用是阻礙了細胞利用氧，所以靜脈血也是氧合的血紅蛋白，而正常人的靜脈血是還原的血紅蛋白。 一 個法醫，對屍斑的顏色、血液的顏色應該是非常熟悉的，氰化物中毒死亡的屍體，動脈和靜脈都是這樣的血紅蛋白，都有鮮紅顏色。這個特徵是逃不過法醫的眼睛的 ——他就是這個職業，天天在做這個事情，尤其是基層的法醫，像重慶的法醫、北京市的法醫，基本上是每天都如此。對於一般人，可能覺得這很困難，但是對於法 醫，這是最最基本的。可以認定，合肥審判的第二個缺陷是：在尼爾·伍德身上，根本就沒有出現氰化物中毒的屍體證據。 最 重要的是第三點：所有中國公安，包括直到縣級、基層的公安，在幾十年以前都是常規了：氰化物中毒的檢測，普魯士藍染色反應，非常簡單，法醫抽了血，他必須 做，這是常規：做一個氰化物的普魯士藍試紙染色反應。我也做過，如果案件發生幾十個小時，可能做不出來，因為它揮發了。但是這個案子被害人屍體被發現時沒 有那麼長時間，不應該揮發。而最重要的是：過了幾個月，你說這個試管裡有氰化物，那麽怎麼解釋：當時是沒有氰化物的，過了幾個月說有氰化物？這實在是太離 譜了！ 說尼爾·伍德是氰化物中毒而死，第一，沒有臨床症狀；第二，沒有屍體徵象；第三，當時的毒化檢驗，根本就不支持。 合肥審判疑點叢生。 爲何不追究法醫"瀆職罪" 還 有一點非常重要，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沒有：在這個案件中，不僅王立軍，而且四個重慶警界高官都給判刑了，判刑的罪名都是他們包庇王立軍——如果谷開來像新華 社通稿和合肥審判所說的那樣，那麼王立軍和這四個高官當然都有責任：公安部告訴我們說是"氰化物中毒"，"鐵證如山"，當時重慶那麼好的檢測條件，為什麼 沒有查出來呢，這幾個人卻說是"醉酒猝死"，這是瀆職啦。警界高官都以"瀆職罪"判刑受到懲罰，但是最應該受到"瀆職"的追究的，是那個定"醉酒猝死"結 論的人，是法醫！ 如果真是瀆職案，首當其衝的就是法醫。最讓人懷疑的就是，法醫根本沒有受到追究，沒有出現在人們的視野。這說明什麼？ 這說明，當時法醫是沒有問題的！法醫必定去了現場，沒有發現屍體有氰化物中毒的徵象，像鮮紅色屍斑。所以法醫沒有被追究"瀆職罪"。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對下面幾個問題，我不敢把話說滿，但是這個問題，如果尼爾·伍德真是"氰化物中毒"，我可以以死謝罪！（《名星》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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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马勇：回望百年——中国仍在突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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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回望百年——中国仍在突围中 Aug 19th 2013, 12:33, by 明鏡雜誌 　　在过去一百年，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大清帝国轰然坍塌。一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庞大帝国，且正在进行全方位改革的帝国，为什么在一场军事哗变之后竟然如此脆弱，不堪一击，走进历史？ 　　或以为清亡的教训在于其改革，以为清廷假如不改革，或者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管制，清廷或许还能硬撑若干年。然而历史无法假设，清廷在1895年之后走上政治变革道路，从家天下的立场说，一点都没有错。没有哪一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家族人丁兴旺繁荣昌盛，大清国的主政者不论是慈禧太后，还是光绪帝，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爱惜大清国的未来，更期待大清皇位永固。政治改革对于清廷来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改革的目的如果套用今天的政治术语说，也就是"坚持和完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对大清国的领导"。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问题在于，清廷的改革或许真的像革命党人当时就批评的那样，缺乏诚意，到了关键时刻掉链子，不明白所谓改革就是一场凤凰涅槃，就是浴火重生，就是权力的重新分享，就是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体制。因此，清廷统治者尽管在晚清最后十年做了大量工作，改官制、改法制、改教育制、构建近代社会管理体制等等，然而到了最后关键时刻，即将进入君主立宪的时候，一个皇族内阁将先前十几年的改革成果全部吞噬，一个王朝就这样结束了。 　　如果，正面总结清廷失败的教训，绝对不是改革太多太激进，而是改革不到位，不彻底。由此引发另外一个疑惑，为什么清廷改革不彻底不到位，清廷既成体制是否像一些研究者所说，根本就不存在改革的可能性？ 　　"满洲党"对权力的垄断和贪婪，使这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不可能在关键点上有丝毫实质性的让步。二十年前的所谓"告别革命"说，不管出于怎样的善良目的，其实都像孙中山当年所说是一个善良的农夫期待猪能够变得更温顺更善良，这显然是不可能。大清国是通过暴力构建的帝国，这样的帝国无论怎样改革，都无法变成一个良性的体制。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垄断权利和一切资源的帝国，其最理想出路就是和平退出，让人民拥有权力，重新建构属于人民的现代民族国家。这就或许是清之所以亡而不得不亡的根本原因。革命无法告别，革命与改良在历史上大约永远都是交替使用。 　　大清国当然不是革命党人之手推翻的，而是满洲贵族用自己的手将这个王朝掀翻的。终结帝制是中国历史的大进步，这既是对一百多年前法国大革命的回应，也是对几个世纪之前英国工业革命的回应，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重要节点。 　　一百年过去了，我们有资格有机会回溯这一百年的进与退了。实事求是地说，不论清帝退位后的中国怎样一度混乱，也不论在民主共和的道路上出现过多少次反复，多少次复辟。中国往前走的决心不变，方向不变，尽管有曲折有反复。 　　我们在过去的一百年，已经大致构建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帝制时代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中国在未来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与问题，绝对不可能有任何人想到帝制复辟，想到用皇帝的威权与神圣的光环去重建中国社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是中国社会的进步。 　　然而，这种进步也不能太夸大。中国毕竟是一个具有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家，从帝制到共和，也绝对不是选举共和国总统那么简单，更不是口头上说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就真的是国家的主人。中国的民主化需要一个漫长的转型期，中国真正走出帝制时代，或许需要两三百年的时间。这不是危言耸听故作高深。在一个具有悠久帝制传统的国度里实现社会转型，即便有形的皇帝不存在了，谁能保证我们每一个人心里不再期待一个无形的皇帝，谁能保证那些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心中没有想过当皇帝，即便不能名正言顺当有形的皇帝，为什么不能去皇帝之实而不用皇帝之名呢？ 　　事实上，在我们今天无处不在的官僚体制中，那些大大小小的头目，哪一个不把自己视为主宰视为单位的小皇帝呢？我们要想完全走出帝制时代，可能还有一段漫长的路。 　　在过去一百年，中国的进步是显然的。中国确实已经摆脱先前家天下的束缚，人民确实逐步成为社会的主人。只是从全世界横向进行比较，中国的进步远远不够，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在摆脱了帝制束缚，也失去皇恩庇护的同时，其实并没有真正获得民主的权利。皇恩不再浩荡，民主又没有实现，这就有点不进则退了。中国只有彻底落实人民的权利，只有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拥有选择公仆和罢免公仆的权力，就像马克思对巴黎公社所期待的那样，中国才能坦率地说真正走出了帝制时代，真正走向了现代社会。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决不会以特色向世人炫耀，而是实现晚清以来几代中国人的信念，与世界同步，愿世界上各民族以平等身份待我。 　　专制君主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一个现代国家正在构建中，一百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上说非常短暂，但这一百年的变化绝对超出了中国历史上过去上千年两千年。 　　在这一百年，我们经历过清朝的最后统治，经历过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经历过袁世凯和北洋系的十几年政治统治，也经历过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党国体制"，直至1949年，中国的面貌发生根本转变，几十年的混乱、分裂予以终结。此后六十年，台湾在继续发展，延续了孙中山当年所规划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至1980年代开放党禁，实现宪政，为中国政治发展走出一条很不一样的新路。 　　台湾的成就和经验对近代中国许多既成观念都是根本性颠覆，自康有为、孙中山以来的所谓特殊国情论在台湾政治实践中逐步被证明有误。这是亚洲的骄傲，也是全体中国人值得自豪的成就。 　　在大陆，过去六十多年也是几经反复一路坎坷，最初的十七年，尽管犯有人民公社、大跃进等一系列头脑发热式的激进错误，确实给新建的共和国以沉重打击。这是中国历史的惨剧，但是人们并没有因此丧失对执政者的信赖。然而，可悲的是，随后便人为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不仅使中国的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且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边缘。 　　文革的中止，一系列错误的纠正，伴随着改革开放，逐步将中国带到一个常态国家，经济发展繁荣，民生改善提升。也就短短三十年时间，中国已经从先前贫困状态步入比较富强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这都是过去一百年不得了的成就，中国的面貌由此发生根本改观，一百年前的东亚病夫成为亚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一百年的变化是巨大的。一百年的成就，理所当然也有这些领导阶级和领导者的贡献。一百年后理性回溯中华民族走过的路，成就是主要的，问题其实也不少。变化固然天翻地覆日新月异，不变甚至某些方面的倒退也是事实。 　　早在一百多年前，清廷就曾郑重承诺要进行君主立宪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到了最后清廷无法兑现立宪承诺，只好逊位只好交出政权。 　　一百年前，孙中山也曾郑重承诺在经过军政、训政两个阶段后还权于民，实现宪政。只是孙中山在其一生并没有真正获得政权，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诺言。 　　也是一百年前，袁世凯在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庄严承诺遵守共和，然而为时不久，帝制自为，一生清誉毁于一旦。接替袁世凯的北洋系军人一次又一次地维护共和，挫败帝制阴谋，但是军人政治也使民国蒙受了巨大羞辱。直至1927年，蒋介石北伐成功，重建统一，也曾承诺还政于民，实现宪政，但是直至国民党兵败大陆，蒋介石的承诺都没有变成现实。 　　一百年前的问题好像至今没有变。未来中国不变革则已，一旦走上变革之路，政治民主化，还政于民，依然是必须跨越的一道坎。中国只有政治有办法，其他方面才会有办法。而政治上的办法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让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拥有选择执政党执政者的权力。 　　马勇，作者博客  2013-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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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生离死别“八一三”——纪念“八一五”终战日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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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离死别"八一三"——纪念"八一五"终战日 Aug 19th 2013, 12:32, by 明鏡雜誌 　　1945年9月2日，法西斯日本投降。在密苏里号战舰上记录日本受降仪式的《大公报》记者朱启平写到："今天这一幕……我们将来也要讲给子孙听，代代相传。我们别忘了百万将士流血成仁，千万民众流血牺牲，胜利虽最后到来，代价却十分重大。" 　　据中华民国国防部1946年统计，在1937-1945年的抗战中，国民政府军作战伤亡322万7926人、病亡42万2479人，总计损失365万0465人。国民政府行政院赔偿委员会1947年的调查报告统计，抗战期间中国平民伤亡913万4569人（死亡439万7504人，负伤473万7065人），总计人口伤亡1278万4974人。 　　这些冰冷的数字，彰显了中华民族在此次世界浩劫中，为捍卫人类的自由与和平而付出了巨大代价。同时，值此抗战胜利68年之际，作为日本侵华战争直接受害者的后代，我将一个当时中国的普通家庭在淞沪抗战前后一百余天的悲欢离合的历史，恢复、呈现出来。以告慰先人、警醒同胞、勿忘国耻。 　　战前的新上海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一个初夏的清早，和往常一样，我的祖父——13岁的上海市杨树浦路育群小学小学生李秉刚背起书包准备上学。他的家，在上海公共租界华德路（今长阳路）上的一栋石库门民居内。 　　他的家里有父亲李永根（前大清机器织布局--上海华盛纱厂纺织工人）、母亲李陈氏（纱厂女工）、叔叔李福根（钣金工人）、婶婶李唐氏（烟草厂女工），堂姐李福珍（烟草厂女工）、堂姐夫边任耕（中国航空公司修理工）、妹妹李杏娣（女童）、李凤娣（女童）、李金凤（女婴）。我家在前清咸丰年为躲避太平天国之乱从江苏无锡迁移上海已有两代，全家虽不富裕，但以技术谋生，也算其乐融融、温饱有余。作为"两房隔一子"的祖父，更受了全家人的关爱，一家勒紧肚皮供他读书，希望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 　　早晨六点半，一轮红日从黄浦江上冉冉升起，照耀着这座远东第一大城市。杨树浦路上，整齐地排列着一排排工厂，从裕丰、大康、公大、怡和纱厂到中国肥皂厂、马勒造船厂、上海煤气厂、杨树浦发电厂，从苏南浙北来沪谋生的移民为工厂提供了充足的劳力。工厂烟囱冒出黑烟，红砖厂房中汽笛阵阵，工人们上工了。 　　"早上七点钟，我家上空就有一只邮政飞机飞过。"祖父回忆道。祖父从华德路步行到杨树浦路，途中路过他同学的家，祖父对着窗口大叫"喂，邮政飞机飞过了，我们快上学吧，要迟到了。先生要骂了。""咦，李秉刚，我正在背书呢。一会就好。"同学从窗内回应道，不一会，两个小学生一同步行在路上。 　　如果你是那架邮政飞机的驾驶员，在万米高空中，你可以清晰俯瞰这座1937年战前的"新上海"--上海东北区。黄浦江边，停泊着各国的船只，正在将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卸下。舟山路、霍山路是菜市场，人们熙熙攘攘。苏州河北岸的东大名路、华德路、杨树浦路上是大片的工厂，路的两边是一片片产业工人居住区，商铺林立，类似英国伦敦的东区。日本侨民汇集的虹口与闸北在它的西边。在公共租界再往北的华界江湾五角场，是《大上海计划》所建设的华界"新上海"城区中心。新建的黄兴路、其美路（今四平路）、翔殷西路（今邯郸路）、翔殷路、淞沪路如蛛网四射，蛛网的中心是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府大楼（今上海体育学院大礼堂），围绕着市府大楼及机关配楼群，是中山纪念堂、上海博物馆（今长海医院影像楼）、国立上海商学院、上海图书馆（今同济中学图书馆）、上海市体育场（今江湾体育场）、上海市立医院（今长海医院）、国立音专（今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中国航空协会飞机楼。 　　如上海市政府大楼落成碑文中所篆："上海市之繁荣，可由外人而移于国人之掌握。""此举也，实所以挽回沪市九十年来太阿倒持之局"。这些气势恢宏的市政建筑由著名建筑师董大酉主持设计，大部分以建筑民族主义的风格向世界宣告了中国人要自强自信之努力。如远东第一体育场--江湾体育场大门门楣上所刻的"国家干城"、"我武维扬"、"自强不息"12字。 　　七点，祖父走进育群小学大门。"先生早！"祖父向门口的执勤老师鞠完躬，而后跑步前往操场行升旗礼。此时操场上数百学生已按班站立成队。学生们先要向国父孙逸仙博士像行礼鞠躬，随后，几位中华童子军队员正步执旗走向旗杆，"全体肃立！升旗！唱国歌"。全体学生高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唱完国歌后，全体再唱《国旗歌》，山川壮丽、物产丰隆，炎黄世胄，东亚称雄。毋自暴自弃，毋故步自封，光我民族，促进大同。创业维艰，缅怀诸先烈，守成不易，莫徒务近功。同心同德，贯彻始终……" 　　鲜红的国旗从童军的手中扬起，随后缓缓升入空中随风飘扬。 　　但是，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正在悄悄地集结。8月11日，日本海军二等巡洋舰"川内"、"由良"、"名取"、"鬼怒"，一等驱逐舰"时雨"、"白露"、"夕暮"、"有明"、"初霜"、"子日"、"若叶"、"初春"陆续抵沪，与原停泊淞沪的日战舰汇合，搭载之陆战队与原驻沪陆军总计一万余人，完成军事集结。 　　从市民变难民 　　对于平民而言，战争是在还无察觉的状态中爆发的。 　　8月13日当天的《申报》头版是一则上海新亚药业厂的儿童维他命--海力命的广告，旁边是双妹花露水广告，其它包括抓捕携款潜逃店员的通缉令，和一则保险箱出租与一位女士大殓的告示。副刊评论上有人在呼吁"抗战也要讲民主化"，而电影院上映的是美国电影《黄金万两》和《最后一吻》。上海，在一片繁荣与祥和中，战争突然爆发了。 　　8月13日，虹口驻防日军由天通庵、横浜路跨越淞沪铁路向我驻守闸北宝山路及八字桥的保安部队进攻，我军反攻，淞沪会战打响。激烈的城市巷战从8月13日持续到10月30日。 　　"闸北一片火海。浓烟滚滚。"祖父回忆道。在经过短暂决定后，全家立即决定逃亡。曾祖母李陈氏带着祖父、姑婆杏娣、凤娣、金凤与曾叔祖李福根避难上海苏州河南岸公共租界。曾祖父李永根留守华德路看家。堂姑婆李福珍、曾叔祖母李唐氏随堂姑公边任耕任职的中国航空公司撤往重庆。 　　"我们家在'一二八'抗战时，已经逃过一次难，你太公（无锡话称曾祖父）看家，家小去租界。但没想到'八一三'与东洋人打仗一打就是三个月。这次，可真是作孽了。"祖父回忆说。"闸北炮声一响，你阿太（无锡话称曾祖母）就叫了一辆强生汽车，全家一路从外白渡桥跑进了租界。""到了租界，一躲就是三个月，金银细软当完花完，坐吃山空，最后就去了南市区的难民营。""逃难的难民，真是惨。"对于祖父说的这个"惨"，究竟是如何的呢？ 　　硝烟弥天，战火熊熊，几十万苏州河北岸杨浦、虹口、闸北的难民滚滚涌入租界。《申报》记者记录："铁门突然的开了，饥饿的人们，不，已经失去了人类意识的疯狂了的饥饿之群，如黄河决口向着租界里潮涌而来，他们忘记了已有三天没有饮食，凭他们疲惫不堪了的躯壳，冲！冲！向着租界里冲！" 1938年出版的《上海一日》记载："白渡桥上的人，拥挤得如钱塘江的怒潮，奔腾澎湃地在寻求出路。那时，地上婴儿的哭声，行走迟缓的老弱的男女，被压在地下的呼救音，呼儿唤女的悲啼音……这一切的声音，震动天地，惨澈心脾。" 　　至8月底，因淞沪会战涌入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难民达到70万人左右。据1938年出版的《沦亡区域同胞的惨状》第一辑记载："从战争的恐怖中救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七十多万难民，处在饥饿、寒冷、疾病的死亡线威胁之下。你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随处都可以碰见这些战争的牺牲者。男人、妇女、儿童聚集停车处商店橱窗的前面……有些人坐在行人道的边上，蜷曲着，身上背着一个蓝布包，或者一卷芦席。" 　　"后来，我们去了南市大世界附近的难民营。成千成万的人在里面。每天，我和你姑婆拿着碗去领'施粥'，就是给难民吃那种粥稀，稀的像面汤。"《文汇报》1938年7月11日报道说："难民区难民生活十分艰苦，每日每人不过食米六两……"。更残忍的是，作战的日军竟然对闹市区和难民区投弹。 　　8月23日，日军在上海人口密最高的南京路先施公司门前投弹，史称"八·二三"轰炸事件。当天下午一时零五分，日机以先施公司为目标，投下一枚重磅炸弹，据当时老闸区公所调查后的呈报，先施公司炸死11人，永安公司炸死15人，新新公司炸死1人，其他顾客、游人共死亡173人，受伤近千人。28日下午二时，日机疯狂投掷燃烧弹轰炸挤满难民的上海南火车站。车站、月台被炸得稀烂，大火蔓延至旁边的居民区燃起熊熊大火，当场炸死无辜民众与难民700余人。31日，日机又将杨行汽车站候车难民、伤兵200的余人，悉数炸死。（南京路轰炸一事，有为我军飞机机械事故掉落炸弹误炸一说。出于对先祖父在当时场景中的悲愤状态及对他个人情感的尊重，在此不做讨论）。 　　"东洋人往难民区和南京路投炸弹。我亲眼看见一个在十字路口岗亭内指挥交通的印度阿三被炸成肉酱，肠子飞到了树上。想想就恶心。一个黄包车夫，头都炸没了，身体还在跑，炸死的人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祖父回忆。 　　虽然难民们酷暑难挡，饥肠辘辘，疟疾爆发，但与滞留在苏州河北岸战区中的市民相比，命还是保住了。那么在杨树浦看家的曾祖父又怎样了呢？ 　　燃烧的杨树浦 　　滞留华德路看家的曾祖父李永根，陷入一片战火的战区。 　　据祖父回忆，他家住的那栋石库门连同周边住宅被日军烧成一片火海化为灰烬。曾祖父随滞留战区的市民一路在枪林弹雨中逃命，同行市民先后遭日军毙杀。"东洋人先用机枪扫，见人就杀，不管你是老百姓还是谁。扫射后，东洋兵就出来搜索战场，你太公就藏在死人堆里装死。等东洋人离开，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逃过一命。" 　　据《救亡日报》与《立报》报道，战争乍起，不少民众因枪声迫近不及逃避，只得蛰伏家中。日军进入虹口一带，三五成群任意打劫民家，惨杀平民。更在江湾一带放火焚烧商店民房，对逃出的妇孺，一律杀死。一队占领了东汉璧礼路（今东汉阳路）的日军，在永祥北里挨家挨户撬开门窗入内，遇有居民，虽妇孺老孕，皆用军刀枪刺砍杀，从周家嘴路起到元芳路(今商丘路)一带，火焰烛天，商店、民居都被一烧而光。8月21日，躲藏在厚生纱厂的六七十个中国百姓全部遭日军机枪扫射毙命。 　　中日百万大军在虹口、杨浦、闸北、江湾五角场的狭小空间内鏖战。宝山路、中兴路、黄兴路、军工路、兆丰路、公平路、舟山路、唐山路、东熙华德路、东百老汇路等繁华市区一片火海。在黄浦江上日军巨舰的重炮轰击下，商铺与民宅化为齑粉。据上海美商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周报》1938年3月报道称："我们倘驱车经过虹口、杨树浦、闸北和南市等处，但见两旁街道，尽成废墟，往往延长几里。三公里以上的面积内，往往片瓦无存，不足为奇。在许多地方，破坏的情况，简直难以形容。两路管理局附近的无数小店铺以及住宅，均遭不断轰炸，摧毁无遗。"据战后统计，淞沪一役，工厂企业遭毁损者达9998家，其中虹口、杨浦损失率在70%，闸北为100%。上海的产业工人也从战前的30万人仅存27000人。 　　"新上海"市区遭日军彻底破坏。市政府大厦、博物馆、图书馆、体育场、航空协会和市立医院大楼被炮灰摧毁的疮夷满目。四五天不熄的大火，使上海华界化为焦土。 　　在九死一生之后，坚韧的曾祖父泅水渡过苏州河进入南岸的公共租界。他找到了无锡同乡会，在老乡的协助下栖身于一家饭店洗菜洗碗洗葱求得一顿饱饭。他的心中无限哀伤，因为他以为，在大世界难民营避难的家人已经被日本飞机炸死了。"你太公以为我们都被炸死了，一家人已经没了。而在难民营的我们也以为你太公已经被东洋人杀死了。"祖父说。 　　一寸山河一寸血 　　在淞沪会战的百余天中，中国军队奋勇杀敌，可歌可泣。1937年8月15日的《申报》头条出现了政治标语--"我们要抱定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决心"。广告也换成"国难当头，吸烟要吸国货金鼠牌香烟"。 　　"中国军队最后撤离了上海。最后一支部队是死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的'八百壮士'，他们是真正的民族英雄"。祖父说。 　　四行仓库位于北苏州河路口，与苏州河南岸公共租界仅一河之隔。该地原为中央、交通、中国、农业四大银行仓库，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七层大楼。1937年10月23日，国民政府军陆军88师524团1营驻防此地，以掩护大部队从市区撤离参加南京保卫战，524团副团长谢晋元，1营营长长杨瑞福带领四百余位将士死守四行仓库。10月27日，日军对四行仓库发起进攻，辅以坦克掩护。双方血战4天4夜，我军借地势优势对敌进行机枪扫射，或挟炸药与敌共亡，击毙敌军200余人，炸毁坦克3辆。据战后当事人回忆，一壮士将手榴弹捆在腰间，突然从六楼窗口纵身跳入敌群，轰隆一声，此忠烈壮士与敌数十人同归于尽。 　　"四行仓库南岸这边，人山人海，大家冒着吃流弹的危险去看望八百壮士。我也离开难民营去了。一个女童军泅水送了一面国旗过去，然后国旗在仓库房顶上竖了起来。看到我们的旗帜，大家一起欢呼鼓掌，中国军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祖父谈起八百壮士，变的激动起来。史料记载10月27日凌晨，上海市商会委派女童子军杨惠敏执国旗一面，代表全体上海市民渡河向守军献旗，以表全体市民对誓死抗日之官兵的敬意及全民抗日的决心。后来有人作《八百壮士》歌曲一首："中国国旗不能倒，誓与四行仓库共存亡。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同胞们起来，快快上战场拿八百壮士做榜样！""后来，谢团长被两个汉奸用斧头劈死了。"谈起英雄的死，祖父显得无奈而可惜。 　　国破家亡人逝 　　在饭店洗菜的曾祖父还是决定去法租界难民营找祖父和家人。终于在某一天，曾祖父与曾祖母、曾叔祖、祖父与众姑婆在难民营相会，全家相拥而泣。此时，上海华界与苏州河公共租界已都被日军占领。在战事结束后，祖父全家决定回江苏无锡老家避难。 　　"上海的家没了，我们又回到了无锡老家，老屋仅存一间，全家靠着几亩薄地度日。等上海局势太平下来，你阿太回上海纱厂做工，我去饭店和打铁厂做学徒。"祖父说。但日本侵略军还是没有放过我们这家人。日军在无锡、常州、苏州投放了鼠疫、霍乱、炭疽、伤寒病菌。我的两个姑婆妹妹李杏娣、李凤娣先后被传染而夭折。最小的姑婆李金凤送给他人抚养。曾叔祖在贫病交加中死去。曾祖父被清乡的日军强虏带路，他将日军带入荒郊脱身而逃，差点毙命。他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因贫病交加染疾而亡。 　　1945年，曾叔婶李唐氏，堂姑婆李福珍、堂姐公边任耕从重庆回沪，登报寻找祖父，一家人终于团聚，抱头痛哭。但这八年中，我们全家（除避难重庆的外）由原先的七口人，仅剩三人。 　　"东洋人实在是坏，你一定不要忘记抗日战争的事情。这个事情一定要代代相传不要忘记。现在大家讲中日友好，我心里是过不去的。这些仇，不能忘记。"每当看到日本或者抗战或者与日本有关的电视镜头时，祖父总是这样对我说。 　　是啊。这些事情怎么能让人轻易忘记呢。国家国家，国在家在，国亡家亡，国盛家盛，国强家强。写完这段家史，我希望的是，我们的国家快快强大，不要再遭受列强的欺辱与摆布。如文首的朱启平之《落日》中写道的："我们的国势犹弱，问题仍多，需要真正的民主团结，才能保持和发扬这个胜利成果。否则，我们将无面目对子孙后辈讲述这一段光荣历史了。旧耻已湔雪，中国应新生。"当代的中国人，更需珍惜当下国家和平发展的环境，齐心协力，将我们的国家建设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政治民主的全新中国，使之傲立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国，以报百年来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雪耻。 　　（以上记录，主要由作者先祖父李秉刚口述，由作者根据口述线索，结合同时期之史料还原而来。） 　　吾非羊，共识网  2013-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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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前后中美错失建交机遇 Aug 19th 2013, 12:30, by 明鏡雜誌 　　《炎黄春秋》今年第一期发表的宋恩荣、张睦楚的《1950，晏阳初在去留之间》一文（以下简称《晏》文）说"从1950年起，一股反共反人民的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兴起。"在这种情况下国务卿艾奇逊电复司徒雷登，要求他'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这表明美国政府决意在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之间最终选择关上了与中共谈判的大门。于是司徒雷登立即被召回国。"事实上司徒大使被召回国是在1949年8月2日，而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煽动反共反民主浪潮是在1950年2月之后。可见司徒大使被调回国在前，麦卡锡主义盛行在后，这两件事不是发生在同一年。 　　1949年中美第一次错失建交机遇的原因 　　既然司徒大使被急调回国与麦卡锡主义盛行无关，那么中美错失建交机遇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原来美国政府在1949年初已经预感到中共即将在全国取得政权，于是想拉拢中国，不希望新中国完全倒向苏联一边。所以1月26日各国驻华使馆接到通知说中华民国政府将从南京迁往广州，要求各国驻华大使随行时，连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都跟着走了，唯独只有美国大使奉命留在南京，要与中共代表接触。司徒雷登按照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指示，曾经通过其私人朋友罗隆基等人向中共转达"美国可以分期贷款60亿美元帮助中共建设"的意愿，其条件是中国不倒向苏联一边。我方得悉这一情况，4月24日南京解放后，当局任命司徒雷登的学生黄华为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事处处长。5月6日司徒雷登就派其秘书傅泾波到南京军管会要求会见黄华处长（他们二人曾经是30年代燕京大学同班同学）。此后一个多月间黄华与司徒雷登会谈三次，双方都表示希望将来美国政府能够同中共政权建交，中美两国人民能够友好往来。本来6月28日黄华已向司徒雷登正式转达了中共领导人邀请他到北平访问，并且许诺他将与毛泽东、周恩来会晤，直接交换对发展中美两国关系的意见。他得此喜讯，心中无比高兴，6月30日他当即向国务院禀告此事，并且希望尽快下达指示。不料也正是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文中这样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美国国务院得知中共宣告"一边倒"的声明后，感到要与新中国建交已经无望，所以7月1日当即电告司徒雷登，责令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可见正是由于美国政府得知了中共"一边倒"的决策，才关上了中美谈判建交的大门。 　　直到这时，司徒雷登还希望再为中美和谈做最后努力。7月5日他的好友陈铭枢从北平回到南京后，给他带去中共领导人依旧欢迎他北上访问的信息。陈铭枢还特别提醒司徒雷登，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宣布"一边倒"绝对不能被误解为中国会依附于苏联，还说毛泽东特别请司徒雷登读一读6月15日他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明确声明"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可见宣布在政治、思想上"一边倒"，并不排斥在外交、外事上要"多边联"。司徒雷登这位在中国长住近50年之久的、与中共领导人又有多年交往的美国人，能够理解并且接受这一点，所以他还一直想能够北上与中共领导人直接面谈中美建交之事。但是以他美国驻华大使身份，未得到美国国务院认可，他还不敢轻举妄动。正在他犹豫不决之时，美国国务院要他回国述职。他曾提出回国途中不要安排他与台湾的蒋介石见面，以免未来他会丧失在共产党中国的"有用之处"。他本来指望回华盛顿后不久，能够重返中国继续担任大使工作。可是国务院随即急令他于8月2日偕其秘书傅泾波等人乘美国运输机由南京经冲绳直接返美。他在冲绳曾经发表谈话，表示赞成中共领导的中国政府，然而国务院不许他在美国发表这个声明，还电告他回国后不能再在公开场合讲话。而且当他一到达美国，不听他的意见，美国政府就在8月5日急忙发表了《美中关系白皮书》，对中国和中共横加指责。由上可见，美国主动关上美中和谈建交大门，是由于美国政府对中国宣布"一边倒"决策理解得不太全面。 　　从中方来看，当今重新总结历史经验，也有值得反思之处。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近万言的长文，是在两天时间内赶写出来的。这篇重要文献要赶在中共建党28周年前夕发表，他自己在原稿上认真修改过，但是来不及在领导层传阅和集体讨论。他自己大概也没有料到，文中关于"一边倒"的仅有约150个字的论述竟会被美国政府领导人理解为中国完全倒向苏联怀抱，而不准备同美国建交了。早知如此，他在写政治、思想上"一边倒"之后，如果再增写百把字中国在外交、外事上是奉行"多边联"方针政策，愿意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上建立外交关系等等，可能就不至于被误读了。人们常说，细节往往决定历史。在外交博弈中，即便十分谨言慎行，也往往会给对方造成错误的判断。即便中共领导人后来也通过陈铭枢对司徒雷登就"一边倒"问题作了解释，但是司徒雷登作为美国驻华大使，也已无法改变美国政府的决策了。也许有人认为，我国在宣布"一边倒"的同时，如果又表示要"多边联"的外交政策，那会得罪苏联或者会令苏联不悦。这是多虑了。如上所说，毛泽东于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讲话中就已表达了"多边联"的外交政策。况且苏联早于1933年就同美国建交，即使在冷战时期苏美也保持外交关系。比中国更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欧波、捷、匈等国也都已同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有外交关系。可见政治、思想上"一边倒"，早已与外交、外事上"多边联"同时并存。 　　1950年中美第二次错失建交机遇的原因 　　如果说当时美国政府的领导人对"一边倒"有误读，那么中方对司徒雷登应召回国和美国国内对华政策的民主辩论，也有了解不够深透之处。例如毛泽东1949年8月18日发表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这样说"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可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这种说法现在看来过于绝对。毛泽东这篇文章是在百忙中挤时间赶写出来的，来不及经过集体传阅或讨论，就以新华社社论名义发表了。司徒雷登大使留在南京不走，如上所述是为了与中共联系，愿意将来中美建交，黄华曾与之会谈三次，中共曾经欢迎他访问北平，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也曾奉命写信邀请他北上，怎么能说"没有人去理他"呢？他被召回国，在中国的确是没有什么事可做了。可是这位对中国颇有真切好感的73岁的老人，回国后依然还要为增进美中友好关系而尽心竭力。这从他所写的《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中可略知一鳞半爪。书中透露：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1949年10月份，美国国务院召集了一次远东事务官员和专家会议，集中讨论"承认共产党政权的问题""好几位与会者强烈主张承认和援助新政权，少数人反对这个意见，主张不要仓促行事"。司徒雷登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全过程，以上所言是他的亲身见闻。书中还说：1949年"12月30日，印度政府承认了北平的共产党政权，过了一个礼拜，1950年元月6日，英国政府宣布联合王国承认该政权。这当然涉及撤销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1950年的头六个月，一些亚洲和欧洲的政府也相继转而承认了北平的共产党政权。作了这样承认的一共有25个政府，如果当时美国政府也效法英国政府的话，这个数字可能还会增大，因为许多国家都会以美国为榜样"。当时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府已经没有好感，而对共产党政权倒有好感。但是共产党人对美国官员的谩骂以及没收美国在北平的财产，在美国引起了公愤，致使政府不可能不采取对共产党人有力的官方行动。也正是在1950年1月5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不再向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提供军事、经济和顾问的援助，3至4月间美国政府还要求蒋介石携带其家属和随从移居到菲律宾当寓公，也就是要彻底抛弃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这是由于美国政府已从1949年底到1950年初的中苏谈判中感悟到中苏之间存在矛盾，苏联只给中国3亿卢布微薄贷款，中共政权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难以完全倒向苏联怀抱，所以美国政府愿意弃蒋联共，想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以便拉住中国，制约苏联。很可能中共领导层当时不了解这些新动向，再加上解放初期急于没收美国人资财等过"左"做法，以致1950年上半年我国又第二次错失了与美国建交的机遇。这又再次证明了细节决定历史。 　　1950年上半年，除了美国民间和政府在推进中美关系之外，在美国的华人也积极热衷于此事。从《晏》文得知，晏阳初曾于1950年3月27日致卢作孚的密信中表示：他与当时美国大法官道格拉斯向美国政府献议，由道格拉斯以美国总统密派代表名义到中国商谈中美建交并且帮助中国农业、工业建设之事。可是正当美国朝野致力于沟通中美关系之时，1950年6月25日爆发了朝鲜战争，10月19日中国出动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随即在抗美援朝运动主导下，晏阳初在国内创办的乡村建设学院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都被作为传播"买办的奴化思想"的反动组织受到取缔。这样不仅断绝了晏阳初回国继续从教之路，而且也打消了在美国的华人致力于中美建交的劲头。当今可以这样来回顾历史：如果1950年6月没有爆发朝鲜半岛内部的战争，也许到这一年底台湾就已解放，中美两国也已建交。这样即便到1951年爆发朝鲜半岛内部战争，大概我国也难以参与抗美援朝战争了。也正是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国内的麦卡锡主义更加疯狂地进行反共活动，麦卡锡大肆攻击民主党政府纵容、支持中共，结果导致1952年总统大选更加反动的共和党人上台执政。历史的发展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交互作用，往往是会出现多种不同的结局的。 　　现在看来，我国当年是上了苏联和朝鲜领导人的当，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之际，硬被他们逼进了朝鲜战场。当然，当时毛泽东勇于参加朝鲜战争，也是为了避免斯大林怀疑他是另搞一套的东方的铁托。毛泽东早在1957年7月5日与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谈到朝鲜战争时，就已经指出：苏联和朝鲜当时领导人"对中国刻意隐瞒发动战争的时机和作战计划，中国却被牵连进战争，这是错了，绝对错了。"实践证明，抗美援朝战争不仅使中国蒙受了重大牺牲和损失，阻碍了国内的和平建设，还助长了国内在镇反、土改、文教建设等多方面的工作中"左"的倾向，而且使苏联大为减轻了在欧洲受到的美国压力，在外交、外事上只倒向苏联一边，更加依赖苏联，长期失去与西方众多发达国家的联系。从此中美两国对立、对峙、对抗了20多年，直到1971年又有一件偶然的细节小事，才重新开启了中美交往之路。那就是这一年在名古屋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美国选手科恩误乘上中国队的车，世界冠军庄则栋机灵地送他一块中国的织锦。接着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随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为联中反苏专程访华，我国领导人当时认为"苏修亡我之心不死"，也需要联美反苏，这样才恢复了中美联系，到1979年中美建立了正式的邦交。80年代以来中美双方才有越来越密切的联系。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高放，《炎黄春秋》 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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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周恩来与文革中的中央专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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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文革中的中央专案组 Aug 19th 2013, 12:25, by 明鏡雜誌 　　在文革中发生过许多令人发指的暴力迫害事件。如果目光仅仅停留在各种群众组织举行的规模宏大的批斗大会，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些比起现在仍然不被外人所熟悉的中央专案组（亦称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或中央专案小组）所实施的法西斯行为，都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1中央专案组不仅令人谈虎色变，而且其具体的操作更是罕为人知，中央专案组的结构和作为迄今难于见诸公开出版物。杨成武的回忆揭开冰山一角，领导杨成武搞专案的是周恩来。2实际上，整个中央专案组的实际领导者就是周恩来，连康生、江青等都是其手下工作人员。3整个专案组的材料最后审批以及在报告毛泽东之前都要经过周恩来之手，材料的真假不是关键问题，关键是能否迎合组织的要求。无论早期的彭德怀专案还是文革期间的刘少奇、贺龙等专案，都是依据中央专案组所提供的材料定性的。4 　　中央专案组的发端与演变 　　中央专案组和中央文革小组不同，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和意见可以在媒体上显著报道，而同样是1966年5月在政治局会议上成立的中央专案组却是秘密的，这个名字从未出现在媒体上。但是，在它存在的13年时间里，它行使的权力不仅远远大于一度存在过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也远远大于中央的公、检、法机构。它的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拥有的特权相当于列宁的"契卡"和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如果说中央文革小组是文化大革命中煽起动乱的第一个环节，那么，中央专案组则是最后一个环节，它负责为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的行动作最后的定案。5 　　中央专案组发端于专案审查委员会，6而专案审查委员会来源于文革之初成立的一个处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临时机构。在刘少奇主持的1966年的5月20号左右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决定成立对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和田（家英）的审查小组（王力称之为四个人谈话委员会），罗瑞卿由军委处理，同时决定由周恩来总负责并且直接担任专案委员会下的彭真专案组的组长。中央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和军委的审查工作都是由周恩来做统一布置，例如召开专案会议等等。7其他各个小组的情况是：陈伯达负责陆定一专案，康生负责杨尚昆专案，安子文负责田家英专案。陈伯达主管的陆定一专案后来转给陶铸继而是谢富治接手。8田家英自杀后，在这个临时小组基础上成立了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实际是向毛泽东负责），下设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个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主任是邓小平。9上述两位作者都认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邓小平交班于康生，但是都认为，在整个文革期间〔除周恩来病重期间和去世之后〕，负责中央专案组的是周恩来，并且由周恩来直接对毛泽东负责。）随着文革的深入，此专案机构不仅对所谓的"四大家族"--彭罗陆杨调查10，而且对其他的众多人员做调查。随着斗争的深入开展，专案委员会更名为中央专案组，而且制度化，变成一个半永久性的机构。11揪出、批斗、逮捕、关押都是由中央专案组作出决定。 　　自1967年2月起，中央专案组的成员同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相差无几12。中央专案组和中央文革小组不是一个组织，虽然名义上都是直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人员组成上基本上也是同一套班子，二者实际上都是直接对毛泽东个人负责。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是公开的，而中央专案组是秘密的，而后者直接掌握超过国家公检法的权力，负责决定整人、揪斗、隔离、逮捕等等，超越于党章和宪法，凌驾于党组织和政法机构之上。13最重要的是，中央专案组和中央文革小组从起源、发展至结束都是不同的。 　　文革期间，中央专案组同国务院一样成为常设组织。中央专案组的具体工作是由谢富治和汪东兴负责，但是康生、江青觉得需要加强专案组骨干力量。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扩大会上，决定从部队调人进入专案组工作，于是大量军队人员被调入，包含李德生等人。最后专案组工作人员多达数千人，其中一度有789位来自解放军的官员，126位解放军军官担任专案委员会下属的专案小组正副组长14。 　　在1967年的秋天，中央专案组极度扩张，调查的案子数量大大增加，由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负责的"罗瑞卿专案组"就已经分成了至少三个小组，处理所有与罗有牵连的案子。毛泽东和周恩来下令中央专案组分成两个办公室，就是后来俗称的"一办"和"二办"。"一办"由汪东兴负责（即任主任），下属多个专案组：例如彭真专案组、陆定一专案组、安子文专案组、胡耀邦专案组、李维汉专案组等，以及后来成立的刘少奇专案组、王光美专案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专案组、陶铸专案组等，此专案组主要负责对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的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负责人的专案审查。"二办"和中央军委挂钩，由杨成武负责，杨成武倒台后由黄永胜负责，主要负责军队内部系统的高级将领的专案审查。15例如彭德怀专案、罗瑞卿专案以及后来成立的贺龙专案等。16 　　以贺龙专案组为例，称其为主案祖，下面设17个分案组，计有：总参的"王尚荣专案组"、"雷英夫专案组"、总政的"金如柏专案组"、"李贞专案组"、装甲兵的"许光达专案组"、通信兵的"陈鹤桥专案组"、"樊哲样专案组"、工程兵的"谭友林专案组"、北京军区的"廖汉生专案组"、成都军区的"黄新廷专案组"、"郭林样专案组"、武汉军区的"杨秀山专案组"、新疆军区的"张仲翰专案组"、空军的"成钧专案组"、"向黑续专案组"、国家体委的"荣高棠专案组"等。17 　　1968年，"三办"成立，主要负责公检法系统领导干部的专案，三办的主任是谢富治。但是"三办"开始成立的直接目的却是调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18"三办"后来也处理许多其他的案子，例如"抓叛徒专案组"。其中最出名的可能是"中国（马列主义）共产党案"，涉案的一个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在拷打下招认存在一个由朱德领导的中共的秘密"影子"，与国民党、与苏共、与蒙古共产党有联系。19还有康生的姨妹兼情人苏枚的"谋杀案（法医的证据认为是自杀），此案导致99人遭迫害，其中9人入狱，23人被软禁，3人被逼疯，2人死于审讯者之手。20 　　文革期间，为中央专案组服务，成为许多党、政、军机关的重点任务。1967年10月，中央专案组下又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中央敌伪档案清查组，而且在北京以外的18个城市由常设的分支专门就嫌疑人的政治历史提供信息。211968年8月，谢富治下令清理公安部的全部档案，为此解放军抽调了700多人，花了18个月的时间才完成这项工作。22 　　中央政治局曾一度考虑撤销中央专案组，就像九大以后撤销中央文革小组一样，23但是中央专案组变得太有用处而无法轻易撤销。1970年，它又负责"审查"陈伯达的专案，一年后又有了林彪专案。1975年，中央曾经设想尽快结束专案，中央专案一办、三办和"五o一六"专案组随即撤销。24但是最终撤销中央专案组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这一决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的最后一项任务是为毛以后的领导人处理"四人帮"专案。25 　　周恩来是中央专案组的实际负责人 　　周恩来虽然不是中央专案组的正式成员26，但却主持其工作会议，参与其所有的立案调查活动，给予指示，批阅下面调查小组所提出的报告，并报告毛泽东。但是对外界来说，周恩来同中央专案组的关系并不明朗。27但是在很多回忆录中，仍然不免露出些蛛丝马迹。李锐曾经这样回忆：1967年8月间，北京专案组的几个人，持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的介绍信来，要我交代同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的关系，特别是在庐山时的情况，并说专案组长是周恩来。28曾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武光回忆说：专案组的人员告诉他，武光专案组是在周恩来和康生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的。29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邓小平受到批判，无法继续工作，邓小平把工作移交给康生，但是王力在《王力反思录》中引述戚本禹的话表明，专案组的会议是周恩来主持的。实际上，此专案委员会及以后的中央专案组，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其日常工作并直接向毛泽东负责。30实际上，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均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31 　　例如在1967年10月8日，一张署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传单引起了中央高层的深切关注。传单批评了毛泽东、林彪等，唯一对周恩来提出了表扬。周恩来接到此传单后立即转交给毛泽东。10月10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传单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决定由周恩来负责组织破案。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并指定陈伯达负责，谢富治和吴法宪参加。32 　　由于中央专案组的极度扩张，从部队抽调了一大批人员充实到专案组工作。所有的抽调人员在北京集合后，由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召集开会，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并布置工作。周恩来每隔半个月就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主持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由每个专案组依次汇报工作。33 　　为了配合中央专案组的工作，1967年春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干部专案组，副组长是陈伯达，成员有江青、康生、谢富治、汪东兴等人。下属一个专案审查办公室，由谢富治任主任，汪东兴、戚本禹、严佑民、肖孟任副主任。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则由严、肖二人负责。34 　　对于中央专案组的工作，周恩来规定甚严。凡上送的文件、材料，一定要写上"已阅"、"请周总理批示"，签上自己的名字，才予以发出。在中央专案组内部，对有关专案的材料，不论是下属各组上报的，还是中央专案小组成员及其办公室转来的，都要及时传递。至于怎么传送及传送范围，都有严格规定，不允许个人擅自处理、扣压。35 　　对于调查工作中需要查阅档案等事情，也要由周恩来最后批准。有当事人回忆：1968年6月8日，呈送了上任后的第一份报告: 　　永胜、法宪、叶群、作鹏同志: 　　为全面审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邓小平的历史，需向中组部借阅邓的档案。 　　是否可以，请批示! 　　黄永胜阅后划了个圈，在报告的天头批:"呈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批示。" 　　陈、江、康等均划圈同意。五天后报告从周恩来办公室批转回来，右下角几行饱满的钢笔字:"同意。但目前在江青处，过几天后再办。周恩来。六月二十三日。"36由此可以断定，吴法宪在其回忆录中关于黄永胜对彭德怀专案的报告是同意上报而非同意该审查的结论的说法是正确的。37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多达88位中央委员因为"叛徒"或者"特务"等罪名被中央专案组立案调查。38每个专案组下设很多分组，这些小组曾经一度调查过1262位主要案犯和数目不详的相关案犯。39把这些罪行统统都扣在康生的头上是不公正的。1968年9月24日，为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周恩来专门召开中央专案组会议。贺龙在这次会议上被定性为"历史上搞叛变"、"现行中搞政变"的人物，许光达则是"反革命政变的黑干将"。对于所有中央专案组的专案对象的定性都是在这次会议上最后敲定。40对于周恩来的工作成就，林彪在十二中全会上专门提出表扬："专案的问题除文革的几个同志以外，总理也是参加了的，也是领导的，是他们这些同志，专案小组的全体同志的努力，剥开了这个画皮，使我们看出，照妖镜把这些牛鬼蛇神照出来了。"41 　　在"九一三"之后，中央专案组重组，在1971年10月3号发出通知，成立由周恩来负责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专案组。42而受到林彪事件牵连的众多人员锒铛入狱，并无实质性的犯罪行为，当然这都是周恩来主持的"林陈反党集团"专案组的"杰作"和"功劳"。 　　根据毛泽东决定尽快结束专案审查的意见，1975年2月底至3月初，卧病在床的周恩来两次约纪登奎、吴德、华国锋谈话，尽快结束专案审查。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43许多官方文章对于周恩来在文革后期指示解放了许多被专案组审查的老干部一事津津乐道，也有的拿出对周恩来有利的只言片语作为证据，例如《周恩来年谱》记录周恩来在1967年5月19日就专案组工作指示：要谨慎，要有证据，要有人证物证。然而这种证据所能证明的只是周恩来在中央专案组的地位。后期的干部解放即使是周恩来的功劳，那么周恩来也应当为专案组的倒行逆施负责！审查所谓"林彪集团"的专案审查是由周恩来总负责，同样，审查刘少奇等革命元勋的工作也是由周恩来负责的。 　　在整个文革时期，整个专案组（包含中央和地方各层）调查过大约200万个各级干部。44仅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即占总人数的75％左右。在审查中，滥用专政手段，大搞逼供信，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加上受牵连的亲属和有各种社会联系的人，全国被株连的群众达1亿人。45 　　长期以来，周恩来被认为是"大树参天护英华"，和康生、江青等"迫害狂"极力打倒老干部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现在的材料表明，中央专案组是对党政干部进行迫害的主要法西斯机关。整个专案组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他领导和参与了"解放"一部分老干部的工作，当然也参与了所谓"康生和江青的迫害活动"。不可否认，康生和江青有私欲的一面，但是周恩来对"五一六"的穷追不舍，不也是出于私欲吗？更主要的方面则是，康生、江青、周恩来等人实际上是一个共同战斗的团体，都在为中央（很大程度上就是为毛本人或者为毛的路线）工作，要对中央专案组所犯下的包括审讯、调查、逮捕和实施众多法西斯行为共同承担责任。所有提交给毛泽东的要求立案调查的人员名单，都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专案组会议上预先讨论通过，也包含了周恩来对于众多专案组所提交报告的评语以及专案组所讨论通过的结论，这些评语和结论无一不是令人发指、怵目惊心。如果将周恩来在毛泽东指示下所保护的部分人的工作同其领导下的整个中央专案组所迫害的老干部对比，周恩来的保护无疑是黯然失色，微不足道的。 　　实际上，任何专案组的专案对象，群众组织提出批斗，都必须由周恩来批准。周恩来对谭震林在"二月逆流"之前一直是保护有加。但是"二月逆流"之后，不少群众组织提出"炮轰谭震林"，首先是3月14日，周恩来的联络员董枫在财贸联络委员会上传达了周恩来的意见：谭震林的问题同志们认为要搞就搞，由大家定。46 5月份，农林口的造反派提出要批斗谭震林。6月13日，周恩来指示可以批斗谭震林。47蒯大富被采访时就陈述当年他们提出批斗王光美后，先后请示戚本禹、江青、周恩来的过程，最后由周恩来通知他，中央批准这次批斗，并用周的专车送王光美到清华接受批斗。48 　　周恩来在文革中多次诬陷薄一波是叛徒。不过，在薄一波因长期"监护"身体衰弱、危及生命时，周恩来指示将他送进医院保护起来，救了他一命。以至后来薄一波说，如果没有周的关怀，他也许早已被迫害死了。49知情人讲述，文革中被打倒的将帅能否入医院治疗，甚至是否可以开刀，都要经周亲自批示。知情人亦讲述了陈毅在治疗上的失误应由周恩来负责。可以说，相对于薄一波的幸运，周恩来制造了更多的不幸。 　　红卫兵、造反派是周恩来抓叛徒的"铁拳头" 　　在调查的过程中，周恩来直接授权于红卫兵可以进行调查取证，为其所主管的中央专案组服务。50除此之外，周恩来对红卫兵的行动给以高度评价，例如周恩来对于学生搞出安子文是黑帮的材料和瞿秋白是叛徒的证据就大为赞赏。51而红卫兵也在报纸上举出证据来表明周恩来对他们的支持，并多次向周恩来致谢。天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说："（1967）一月中旬，我们再次写了《关于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请示和报告》送给周总理、谢副总理和中央文革，同时又交给戚本禹同志一部分材料。其后，周总理及戚本禹同志和其他中央首长给予我们极大的关怀，并不断给作重要指示。当总理知道我们过去上报的材料被大叛徒陶铸等坏蛋扣压了的时候，中央文革、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和总理值班室转达了总理的指示：'总理叫你们把材料交来。'"52知情人讲述南开大学红卫兵组织"八一八"还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得到指导，周恩来则写回信表示大力支持和指点。 　　全国到处掀起的"揪叛徒"之风很难说与周恩来的这种鼓动和支持没有关系。由群众组织任意推倒中共组织对在白区工作过、被捕过的干部作出的正确结论，重新审查，甚至刑讯逼供。而对于这种"揪叛徒"之风，现在都归到康生一个人头上。53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专门写了一小节来描述"周总理关于'揪叛徒'的批示"。聂元梓说："还有，我们参与揪叛徒，也是需要澄清的一件事。现在是只说，北大揪叛徒是因为康生写了条子，是受康生指示；其实呢，康生的条子我不知道（笔者注：此说法与聂元梓在同一书另一处所写的有矛盾），我们是有周总理的批示，周总理同意我们就有关叛徒线索进行调查活动。"54 　　对此，周恩来的态度不是一般的欣赏。周恩来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查出一批叛徒，这是小将们的功劳，这是很大的收获，我们向红卫兵小将学习。"55 　　在第一次揪彭德怀未果之后，周恩来直接指示红卫兵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56 　　在外交部，周恩来指示：要结合批判刘少奇，把外交部干部的历史问题查清。根据此指示，外交部造反派联络站成立了一个红色尖兵四连（简称"红四连"），专门负责抓叛徒。干部司的审干处配合了此项工作，把其掌握的干部材料提供给"红四连"开展抓叛徒的运动。1967年9月，外交部原副部长章汉夫就被当作叛徒被拘捕审查。57 　　专案组的证据与周恩来的指导 　　专案组的调查取证和定性是根据当时的需求，特别是可以随意更改。例如蒋南翔在文革之初所犯的罪行就有反对刘少奇的工作，而周恩来在1970年11月1号谈蒋南翔问题的时候又明确表示蒋南翔在文革前是极力吹捧刘少奇。58周恩来在"七二○"事件之后为了表示对王力的特殊照顾和欢迎，特意告知早到北京上空的王力乘坐的专机盘旋以待周恩来专机先行降落，然后在机场组织欢迎王力的仪式，一如迎接英雄凯旋，但是后来周恩来却表示王力是国民党，他妻子是叛徒，而且扣上"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头子的罪名。59 　　中央专案组报告给毛泽东的材料是经过剪辑和精心选编的，作为负责向毛泽东汇报专案工作的周恩来，无疑是非常清楚这些材料的不真实性的。60周恩来对下面专案组如何搜集证据和如何审讯应是知之甚详的，因为每天专案组都把他们如何搜集证据等做成《动态情况反映》简报报给周恩来等领导人。61这些有众多疑点而且是通过严刑拷打得来的供词和证据，是不可以作为法律上的证据的，但是周恩来对此熟视无睹。例如在刘少奇专案中，面对如此破绽百出的所谓刘少奇历史问题罪证材料，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却如此为周恩来开脱，说他"不清楚江青一伙有意制造伪证，不掌握真实情况而最终相信了专案组的报告"。62按这样的写法，周恩来的判断力也未免太低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陈伯达专案组给出的有关陈伯达罪行材料的证明，当时仅为一个普通工人的陈晓农（陈伯达之子）都看出其材料是经不起推敲的，何况周恩来！63作为一度是毛泽东上级的周恩来，在"反反冒进"之后再也没有在毛泽东面前直起过那根脊梁骨，对于毛要打倒的人，他总是可以递上让毛满意的材料的。 　　高默波对此质疑评论道："周恩来在文革中是各个专案组，包括刘少奇专案组的总负责人。刘是在'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下被开除出党的。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些罪名是可笑的。可在那个时候，问题不那么简单。刘少奇专案组花了很多时间和人力去收集指控刘少奇的证据。作为所有专案组的总负责人，对刘少奇调查的结论得先通过周恩来的批准才能报送毛泽东作最后首肯。据王年一说，送给毛泽东看的只有证明刘少奇有罪的'人证物证'，而证明刘少奇没有罪的人证和物证却没有送给毛泽东看。为什么没送呢？周恩来不知道吗？如果周恩来知道有反证材料而不送，那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周恩来相信刘少奇真犯了这些罪。另一种可能是，他不相信，但是他觉得毛泽东或是江青要栽赃刘少奇，他必须照毛泽东或是江青的意图做。否则的话，周恩来可以有很多办法来保护刘少奇。他可以把反证材料送给毛泽东。他也可以要求在专案组人员提出更可信的证据以前不下结论。他甚至可以用手续不全，证据不充份或方法不对头为由把刘的专案调查停下来。他也可以直接跟毛说，刘少奇有路线错误可以打倒，但说他是叛徒，内奸和工贼是捏造。如果周恩来这么做，他当然有冒犯毛泽东的危险。但不论从良心上来说还是从中共的利益来说这个风险都是应该冒的。"64 　　周恩来还把成立专案权下放给造反派。1967年1月份夺权兴起之后，周恩来曾经这样说："黑材料要集中起来，搞个目录，以后集中烧毁。处理材料问题还没有一个好的典型，为黑材料争论不休，费了不少精力。造反派在夺权以后，可以找几个人成立专案处理，处理材料是极其复杂的，黑材料一定要封存起来，中央决定嘛！现在夺权中大的事情很多，不要陷入到这里边去，否则就成了文牍主义了，只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价值的材料才拿出来。不钻在材料里把大方向转移了。毛主席过去受打击，现在事情都清楚，至于过去，谁说了什么话，谁搞了什么材料，主席才不管这些呢！大家不要陷在片纸只字中，妨碍了大方向。虽然也不是不重要，弄几个人搞专案，不要都陷在这里，档案不可没有，不可太多。"65周恩来此言为造反派搞专案提供了依据。周恩来在谈及卫生部孙正专案的时候，指出：（1）孙正专案组的报告，要罪状定实，不定实就不行，不落实就不行。罪状的落实主要是看情节，例如叫嚷"无产阶级司令部也可以炮打"，抓住这句话就可以斗他。（2）定案，要说得准，很清楚。要稳准狠。刘少奇不过只抓了他三件大事。66 　　周恩来所说的三件大事，就是指"叛徒"、"内奸"、"工贼"这三顶帽子。单是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够给刘少奇定罪的，因此要能够满足毛泽东彻底打倒刘少奇的愿望，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专案组（同时周恩来也是刘少奇专案组组长）不得不另行谋策并最终炮制出证据。依靠这些证据，1968年10月，题名"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通过中发〔68〕152号、中发〔68〕155号文件，下达全党、全国。同时发布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说："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周恩来在1969年"九大"期间以摧毁"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来证明文革"是完全必要的"。周恩来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亲自倡导，并发动群众进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就不能摧毁，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就会像毛主席很早就指出的那样，'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官方强调周恩来内心是不同意的、痛苦的，其妻子强调他是为了服从大局。这些说法都无法为周恩来洗脱罪名。周恩来的内心无人知道，但是客观的所作所为都已经被历史无情地记录下来。         注释： 　　1 参见康生在首都部分院校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1967年1月22日。康生的发言证实专案组的手段比学生的高明多了。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版；中央专案组的法西斯行为还可以参阅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7年版；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 　　2杨成武《我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载《纵横》2000年第1期 　　3笔者注：江青的作用和地位比较独特，因为江青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毛，所以周恩来对于江青非常迁就。以刘少奇专案为例，江青在此案上投入的精力最多、最大。但是就整个中央专案组的组织机构来说，周恩来毕竟还是中央专案组的总负责人，而且江青对于其他专案所投入的精力相对于刘少奇专案则少得多。 　　4笔者注：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重要专案的最后仲裁完全取决于毛泽东。无论在专案迫害上还是保护解放老干部上，都是毛作出决定，周恩来负责具体执行。 　　5 Schoenhals Michael 《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1966-1979》 载 《China Quarterly》 No.145 (March 1996) p87-111；2：欧阳龙门翻译稿，节选自Macfarquhar Roderick 《Mao's Last Revoluti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第16章中央专案组部分 　　6笔者注：在文革前中央曾经设立彭德怀与习仲勋的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但是此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与在文革中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没有递承关系。 　　7 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第594页、726－734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刘少奇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成立的中央专案组，其下属中最大的组正是负责调查他自己。先是于1966年12月成立的"王光美专案组"来调查他的妻子，毛泽东又在1967年3月底授权专案组的调查主要集中在刘少奇本人。 　　8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57页；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8－459页。 　　9 Schoenhals Mike 《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1967-79》，《The China Quartely》，No.145 May 1996，p90；2：Macfarquhar Roderick《Mao's Last Revoluti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p282。 　　10周恩来在1966年5月21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周恩来文革讲话汇编》。在这次讲话中，周恩来第一次把彭罗陆杨比喻成"四大家族"。 　　11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814页 　　12王力自述其被排除在外，见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第730页；自1967年2月19日起，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了原来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和中央碰头会。《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页。前后参加过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主要是原中央文革小组会议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及汪东兴、谢富治；1967年2－3月间毛泽东同意叶群、肖华、杨成武列席与会；随着文革深入，黄永胜、吴法宪亦与会；其间成员也不断遭到清洗；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6卷 第61页。无论是早期的中央碰头会还是后来的中央文革碰头会都是由周恩来负责召集并主持会议，并决定会议议程，见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多次记载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情况；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开始是由陈伯达主持并召集，但是因为陈伯达和江青的矛盾，导致陈伯达不再主持会议改由周恩来主持，见《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第82页。笔者根据种种不同材料，推断此情况发生在1966年9月期间） 　　13笔者注：中央文革小组名义上不具备公检法的权力，但是也可以作出逮捕、关押某人的决定。这充分体现了某种体制特色。例如周恩来在接见财贸系统各部造反派代表时就可以当场宣布逮捕财政部的某副部长。至于此时的周恩来是以何种身份下的命令，就很值得玩味。 　　14李可、赫生章著《"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48页。 　　15张嵩山《与狼共舞的日子/一个专案组组长的忏悔（上）》，《雨花》1994年06期。从张嵩山之文可以看出杨成武在主管"二办"时是非常凶狠与严酷的。在1968年3月24日杨成武倒台后，根据黄克诚的回忆，由黄永胜接班主管"二办"之后被审查人员的日子则好过多了。见黄克诚《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80－282页） 　　16 Zhang Songshang《"On the'He Long Case Group'"》 in Schoenhals Mike 《Mao's Great Inquisition：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6-1979》Armonk. NY Sharpe 1996 p24-42； 有关贺龙的一位老部下的被打倒以及被中央专案组调查的描述，见"王尚荣将军"编写组《王尚荣将军》，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523－539页； 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697－703页；  Macfarquhar, Roderick 《Mao's Last Revoluti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82； 杨成武《我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纵横》2000年第1期。 　　17张嵩山《与狼共舞的日子/一个专案组组长的忏悔（上）》 　　18 1969年8月15日，周恩来接见全国全军卫生工作会议代表时讲："'五o一六'问题，你们各单位革委会、大联委自己搞清楚。社会上的'五o一六'，是由公安部专案三办负责查处，他们让你们查就查，要防止扩大化。"《周恩来文革讲话汇编》。 　　19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民《"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求实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113－115页。 　　20 凌云《康生为何制造"苏枚谋杀案"》，载祝春林《历史瞬间》１，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第95－96页。 　　21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接管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1967.10.08。中发［67］312号） 　　22 仲侃《康生评传》，红旗出版社1982年版第423页 　　23仲侃《康生评传》第423、415页。 　　24 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等。 　　25 欧阳龙门翻译稿，节选自Macfarquhar Roderick 《Mao's Last Revoluti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第16章中央专案组部分。 　　26 曾经担任"二办"主任的杨成武引用周恩来自己的话说：周恩来为整个中央专案组的组长。见杨成武《我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纵横》2000年第1期；Schoenhals Mike则认为周恩来不是中央专案组的正式成员，但是笔者认为不可否认的是，周是中央专案组的最高负责人。见 Schoenhals Mike《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7-79》The China Quartely, No. 145 May 1996 p90。 　　27 Schoenhals Mike 在1995年5月份对王力的采访，Schoenhals Mike《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7-79》The China Quartely, No. 145 May 1996；2： 周恩来对于下属专案小组的报告批示，可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中《周恩来对贺龙专案组请示报告的批示》。 　　28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316页。 　　29武光《不是梦：对"文革"年代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147页。 　　30 Macfarquhar, Roderick 《Mao's Last Revoluti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p282； 毛泽东对于专案组的批示可见于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中央专案组关于邓小平材料的报告及毛泽东批示； 关于林彪的作用和态度，林彪只是毛泽东划圈我划圈，参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 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第730页） 　　31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97－698页。 　　32 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702－703页。 　　33 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98页。 　　34 杨成武《我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 　　35 杨成武《我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 　　36 张嵩山《与狼共舞的日子/一个专案组组长的忏悔（上）》。 　　37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99－700页 　　38 Schoenhals Mike 《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7-79》，《The China Quartely》No.145 May 1996 p91－92； 李可、郝生章译《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年版第248页。 　　39程敏编《党内大奸》，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40张嵩山《与狼共舞的日子/一个专案组组长的忏悔（上）》 　　41《林彪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第14页。 　　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86页。 　　43 《"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编写组《"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1949-1976）》下卷第697页； 马齐彬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 （1949--1989）增订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384页。 　　44 Schoenhals Mike 《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7-79》 《The China Quartely》 No. 145 May 1996 p109。 　　45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二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189页； 有资料谈到：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当时干部总数的17.5％，其中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省长以上高级干部立案审查的高达75％。郭德宏、汤应武主编《中共党史高层人物评传》上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478页。涉及面如此之广的最重要原因是周恩来授权群众组织可以自己成立专案组。详见下述。 　　46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5页。 　　47 周恩来接见农林口革命造反派时的指示 1967.06.13 周总理明确指示：把谭震林揪到北京农业大学去批斗，并指定他的联络员具体负责，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召开批斗大会。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48 丁东《追随毛泽东的"反革命"──重访原首都高校"红卫兵"领袖》，华夏文摘增刊第519期，2006年8月8日出版。 　　49 《新华月报》一九七九年一月号第65页。 　　50 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5年版第232－233页。 　　51 周恩来对瞿秋白的批判。1966年8月30。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52 《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是如何揪出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天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1967。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53 胡学常《南开大学红卫兵与"六十一人案"》，《百年潮》2008年第2期。 　　54 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有限出版公司2005年1月版第232页. 　　55 周恩来李先念接见财贸系统代表的讲话。1967.03.21。载《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56 戴维堤《逝者如斯》未印刷稿；笔者在同戴维堤先生见面时曾经当面询问过此事；宋永毅《朱成昭：一个红卫兵运动史上不应当忘却的名字》，见华夏文摘增刊第363期，2003年12月9日出版；朱成昭在其与宋永毅的谈话中，明确表示是周恩来下令要朱派人去把彭德怀揪回来，这和其原来发在浴火凤凰网站的自述是相符合的； 笔者注：关于揪彭德怀一事的说法另见阎长贵《史观与史料--<"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读后》，《记忆》2009年第11期； 笔者曾经就此事同阎长贵老师多次探讨，特表示感谢。 　　57 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 　　58 周恩来谈清华大学蒋南翔问题谈话摘录，《周恩来文革讲话汇编》。 　　59 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第1003－1010页；2：周恩来1970年1月24讲话记录稿，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60 黄铮《刘少奇专案组始末》，选自《中共党史重大事件叙事》，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63－264页。 　　61 吴林泉 彭飞《草岚春秋》，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版第249－256页。 　　6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953－1954页。 　　63 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34－41页。 　　64 高默波采访王年一，一九九二年五月，北京。《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是否该偏正一点儿？》，杨建利编《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文革三十周年纪念研究文集》，二十一世纪基金会1997年版。 　　65 周恩来接见工交口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话。1967.01.27。《周恩来文革讲话汇编》。 　　66周恩来接见卫生部领导同志的讲话。1970.12.28。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67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的发言。1969.04.14。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司马清扬，《记忆》2009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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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新西兰发现第二种出口中国乳制品受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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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发现第二种出口中国乳制品受到污染 Aug 19th 2013, 11:00, by JAS 准备运往中国的第二种受到污染的新西兰乳制品被禁止出口。几星期前，出口中国的感染肉毒杆菌的新西兰乳制品被禁运。 新西兰农业管理机构星期一说，在发现四笔乳铁蛋白托运货品的硝酸盐含量超标后，已经吊销其出口许可证。乳铁蛋白可以增强婴儿的抗菌能力。 生产这些乳铁蛋白制品的威士兰乳业公司说，中国消费者没有接触到这些产品。 新西兰乳业巨头恒天然集团7月底宣布，向中国出口的乳制品含有肉毒杆菌。 美國之音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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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中国式经济发展模式走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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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经济发展模式走到尽头？ Aug 19th 2013, 10:55, by JAS 联合国于今年8月初推出中国资源利用的调研报告，指出中国在高速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受到资源和环境的巨大压力。专家指出，人们看到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  联合国同中国科学院近日联合发布的《中国资源效率：经济学与展望》调研报告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使得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摆脱贫困，但它 同时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加工和利用不论在建筑领域还是电力生产，都加大了对环境的挑战。"该报告由联合国环境署资助，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CSIRO）和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联合完成。 中国物质消费是美国的4倍 中国在过去数十年间对能源和其他资源的需求急剧增长，2008年时物质消费已达226亿吨，全球第一，并占全球原材料消耗总量的近三分之一。这个数字也是 美国 - 全球资源消费第二大国 - 的4倍。如果进行纵向比较可以看出，1970年时中国的物质消费量约为17亿吨。个人消费资源的增长也同生活水平的提高基本保持同步：1970年时只占全 球平均值的31%，2008年则超过世界平均值的1.62倍。   中国主要能源之一煤炭   该报告没有列举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例子以作为比较，但大多数欧美发达国家将高能耗的产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参与这份报告的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陈邵锋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也提到，"在中国国内的物质消费中，有大约20％用于生产最终供境外消费的商品。" 德国维尔茨堡大学中国经济与发展问题专家菲舍尔（Doris Fischer）教授认为，资源消费升高同工业生产基地转移之间当然有牵连。她说： "但这也受到中国国家政策的鼓励，也许并非是他们的初衷，但中国愿意成为工业生产的所在地，并使其部分地通过提供廉价的能源与原材料价格来实现，于是国际 跨国企业获得了在中国比在其他国家更能廉价生产的条件。此外，过去数十年来，中国国内尤其是大城市的资源消费水平在急剧提高，有些地方人均资源消费跟一些 工业国家已没有什么区别。" 能源效率增速快 报告肯定了中国在改善资源效率方面做出的杰出努力，自1970年到2009年，中国资源效率增长率为3.91%，这一提升速度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0.68%）以及经济最活跃的亚太地区（0.13%），但中国的绝对能源效率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9年，为每个经济增长百分点，中国能源使用是世 界平均水平的2.5倍，亚太国家的两倍。 环境代价是城市化的挑战 《中国资源效率：经济学与展望》还提到中国在为保障快速经济发展的框架下加速对原材料的开采，从而造成对环境严重破坏。截止到2012年底，中国每4个主 要城市中至少有1个空气质量恶劣已影响到民众健康。30%的河流以及60%的地下水严重污染，近40%的人口生活在水资源短缺地区。水资源的过度开采已引 发地面沉降、海水入侵和生态系统恶化。   黄浦江的水   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北京新政府新近提出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在2030年前，让大约3.9亿农村户口的居民进入城镇。而这一前所未有的浩大工程无疑继续加重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怎样应付这一问题，真正实现经济模式转型，是中国目前面临的艰巨挑战。 中国的发展路径对世界的影响 本次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库布其举行的第四届国际沙漠论坛期间，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施泰纳（Achim Steiner）介绍了这份长达48页的报告。他在报告的前言里写道，中国过去几十年的飞速经济发展中，对物质资源的消费不论在速度增长方面，还是在整体 规模上，都是史无前例的。考虑到中国对全球市场及可持续性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的发展路径也是世界的发展路径。   农民工在春运时节   迄今，这条途径简单地概括起来便是，先将工业生产过程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引起后者对生产资源和能源需求的提升，从而带动国内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消费水平的 提高。为战胜经济危机，这种模式的发展又受到国家的支持。菲舍尔教授进一步阐述道，能源价格提高、原材料紧缺以及碳排放等问题都会同中国联系在一起，中国 在这里的成绩总是负面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该调研的结果并不新。她说，这一发展模式并不局限于中国。而这个调研的新意却在于： "它让我们看到，过去年间在许多国家进行的工业化过程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极小部分。中国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模式的局限。" 她说，并非不让发展中国家发展，而是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思维，思考"什么才是富裕"，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建立在传统的"消费社会"基础上。必须考虑，怎样继续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让全世界大部分人都能有一个较高的生活水准。 综合报道：李鱼 责编：石涛 德国之声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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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審薄樹威 美媒：習靠攏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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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薄樹威 美媒：習靠攏毛思想 Aug 19th 2013, 09:44, by JAS 記薄熙來的「毛主義」復興運動，善用媒體造勢以鞏固領導地位。改革派悲觀認為，習近平主政10年間，將不會有政治改革。 薄熙來即將受審前夕，這篇報導將大陸民間流傳「習澤東」的說法和這場世紀大審聯結。 文章提到，過去支持薄熙來的中國新左派人士已倒向習近平，而習近平的「毛澤東傾向」，讓許多薄熙來的擁護者振奮，習近平藉由審薄，不但接收薄熙來的政治資產，也樹立自身在中共黨內的領導權威。 觀察習近平上任以來的言行舉止，不難發現毛澤東的影子。報導說，習近平運用毛澤東符號、言詞和思想，讓自己有別於前兩任領導—強調集體領導制的胡錦濤和江澤民。 專研中國政治的波士頓大學（Boston University）政治系教授傅士卓（Joseph Fewsmith）分析，自由派寄希望於習近平，但新左派看到機會，因習近平的語調左傾，毛澤東思想貫穿其中。 報導說，胡錦濤和江澤民都曾在公開場合表達對毛澤東的敬意，也都採取過有限的反腐措施，但都不是上台初期，也沒有像習近平使用那麼醒目的「毛式用語」。 政治知情人士和分析人士認為，習近平似是加強威權政治模式，借鑒薄熙來「毛主義」復興運動，並善用媒體造勢，來鞏固其地位和贏得公眾繼續擁護共產黨。 對上述說法，中國外交部沒有回覆。 習近平的「毛澤東傾向」讓許多支持政治改革的人失望不滿，他們原希望藉薄熙來事件為獨裁統治敲響喪鐘，並促使中國加強法制與限制黨權。 胡耀邦的兒子胡德華今年6月的一篇講話稿在網路上流傳。他反駁習近平指出，蘇聯解體是因掌握特權的精英階層、為自身利益壟斷權力和資源。「我們埋怨了所有的人，唯獨不從內部查找問題。這對嗎？」 胡德華證實這篇發言稿是他的，但未進一步評論。他告訴華爾街日報，「我想說的都說完了」。 報導說，沒有人認為習近平會把中國重新帶入毛澤東時代，但包括官方近來加強打擊維權人士，發動輿論抨擊憲政思想，甚至提出「七不講」等做法，新一代領導人已釋放出明確信號：改革計劃僅著重於經濟。 報導引述中共內部人士消息指出，從政治角度來看，沒有任何跡象顯示習近平正考慮政治體制改革，即便是「有限地開放」。102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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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林泉忠：習近平馬英九為何不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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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泉忠：習近平馬英九為何不能見？ Aug 19th 2013, 02:04, by JAS 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10月將於峇里島舉行。1991年兩岸三地分別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台北」、「香港」加入該組織。不過，20年來所有加盟的經濟體都能派出自己的領袖出席，包括香港，唯獨台灣只能派出「領袖代理」，對此馬英九強烈表示「不公平」。 馬英九能否親自與會，誰都知道重點不在APEC的做法，而是取決於北京的態度。 5年前馬英九主政後，兩岸關係全面改善，實現了經貿（ECFA）與人員往來（三通）的大躍進，下一步兩岸走向的焦點是政治對話何時啟動。北京已透過多方管道促請台北坐到談判桌上來，然而馬英九卻因條件不成熟，而展示「不急」的姿態。 所謂的「條件不成熟」，指的是在應對「中華民國」的存在與台灣在國際空間議題上北京的「善意不足」，此外也有台灣社會內部政治生態的牽制。 筆者以為在APEC自然地實現「習馬會」是創造兩岸對話難得的可行契機，不可錯失。 其一， APEC的加盟會員身分不是國家，而是經濟體，馬英九不是以「中華民國總統」的身分而是以經濟體「中華台北」的領袖出席，與目前北京對國家主權的思維並不矛盾，因為連香港特首都可以參加。 其二，對北京而言，今年讓馬英九出席APEC是最好的時機。明年的主辦方是大陸，變數更多。明年底是台灣七合一選舉，如果馬英九「登陸」時被「矮化」，對國民黨選情不利，後年則遇上總統大選，問題更為複雜。 習近平上台後，強調繼續推進「兩岸和平發展」，並期待兩岸政治對話能順利擧動，在「習馬會」議題與APEC台灣出席者人選上能否突破，考驗習近平的魄力。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香港   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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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武裝敵人打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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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裝敵人打自己 Aug 19th 2013, 01:56, by JAS 地球人都知道，美國重返亞洲是針對中國；美國不斷加強與日本、菲律賓、越南的軍事合作，是圍堵中國；中國與鄰國的領土領海糾紛近年升溫，更離不開美國的幕後黑手。然而，這些只是表面現象，中國最大的敵人未必是美國，也未必是日本、菲律賓，而是中國自己。 美國智庫組織「獨立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巴里．費金近日發表文章，明白無誤地道出這個天大秘密。他指出，冷戰期間，美日同盟用於對抗前蘇聯擴張，如今隨着中國崛起，美日同盟便成為在亞洲抗衡中國的第一道防線。鑑於美國囊中羞澀，美國只能用從中國借來的錢支持日本，讓後者來「保護自己」。 這句話有兩層意思，一是美國從中國借錢以發展軍備；二是美國從中國借錢來支持美日同盟。事實上，中國早已超越日本成為美國最大債權國，而且美元愈是貶值，中國買得愈加起勁，截至今年五月，中國持有美債達一萬三千多億美元，中國與日本合共持有美國國債百分之四十。如果說日本買美債是支付保護費，中國買美債，則是對陷入財困的美國雪中送炭，令其繼續發展軍力對付中國。 中國不僅是美國的最大債權國，亦是日本的最大債權國，目前持有日債二十萬億日圓。安倍政府視修憲復辟軍國主義為自己的使命，又在釣魚島問題上與中國周旋，說穿了，就是因為源源不斷地得到中國的輸血。還有，菲律賓與越南敢在南海問題上與中國叫板，與中國慷慨援助是分不開的。 越南這些年以經濟困難為名向中國借錢，結果這些錢被用來購買俄式武器，對付中國海軍。三年前，八名港人慘死馬尼拉街頭，中國政府不是為港人主持公道，反而盛情邀請三世祖總統到中國訪問，好吃好喝好住之餘，又大手筆支援七十億美元。武裝敵人來對付自己這種蠢事，只有中國政府才做得出來。 香桐仁 評論員 太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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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醉翁之意不在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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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翁之意不在酒 Aug 19th 2013, 01:50, by JAS 中國人能吃、會吃、愛吃，世界聞名。中國共產黨艱苦奮鬥了幾十年，如今每年公款吃喝吃掉一萬個億，吃壞了黨風也吃壞了胃。新一屆領導狠煞吃喝歪風，於是公款吃喝轉入地下，開設神秘會所，聘請高級廚師，公開的公款大吃大喝的確少了許多，搞得許多高檔餐廳相繼執笠，廚師失業。 香港是美食天堂，港人也很能吃，朋友聚餐，親人互請，拍拖小酌，富豪飯局，請上女明星陪吃、陪喝、陪聊、陪玩……他們花的是自己賺的錢，只要不違法，也並無不可。當年本人在貪曾官邸任廚師期間，所請飯局也不算誇張，原因是當年貪曾還是公務員編制，每月特別經費是固定的，並不是實報實銷，用凸了要自己貼錢，有剩餘則袋袋平安，依其縮骨性格，肯定選擇袋袋平安。 作為公職人員，用公帑請客，香港一向是有規有矩的。可是，回歸之後，香港與時俱進，官員公帑請客也很慷慨。內地人要想成事，辦公室不行，酒桌上一拍即成。北風南吹，近年吹到了香港，商量工作、討論大事，不在辦公樓開會、研討，轉移陣地去了餐廳，還用納稅人的錢大量買酒，但紙包不住火，終於被傳媒揭露。 我初時想了很久也不明白，為甚麼辦公樓辦不了公？現在終於明白了，政府高官學習歐陽修的《醉翁亭記》，醉翁之意不在酒…… 于燕平 前御廚 太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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