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9日星期五

明鏡歷史網: 亲历越战:50年后《底色》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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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越战:50年后《底色》再现
Aug 9th 2013, 14:57, by 明鏡雜誌


  采访手记:

  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说,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你向前线靠得还不够近。

  徐怀中靠得太近了。他看见拖着长尾巴、腆着大肚子的美军直升战斗机蝌蚪般一群一群在头顶游来游去,螺旋桨搅动的声音也如夏日河边的蛙群呱呱叫个不停。他举起照像机要拍摄,被越方陪同人员阻止了。直升机不停地在抛下迫炮弹压制地面,不让"越共"抬起头来。

  这是1966年初他在西贡附近经历美军8000人大扫荡的一幕。他还多次近距离经受过美军B-52战略轰炸机"地毯式"轰炸。那时,他作为"中国作家记者组"组长,率组从金边秘密进入越南南方,自1965年冬至次年春,经历了四个多月战地采访。

  48年之后,他根据当年的"战地日记"完成了长篇非虚构作品《底色》(人民文学出版社),真实记录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位中国军人作家、记者对战争冷静客观而富于哲理性的观察思考,记录了他在战火纷飞中的种种情感阅历与生命体验。

  1979年2月17日对越还击战打响,徐怀中作为战地记者赶赴云南前线,写出《西线轶事》、《阮氏丁香》等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品,《西线轶事》以九万余读者直接票选获得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以至被誉为"启蒙了整个军旅文学的春天"。因为有"抗美援越"以及1979年"对越还击"两次参战经历的换位思考,加之拉开了近半个世纪的时空距离,他获得了在以往从未有过的一些深思明悟。

  7月26日,读书报记者专访作家徐怀中。  

  "既然选择了战争题材,只有争取到最前线去经受种种考验,积累丰富的战场体验,才能进入文学写作的殿堂。"以往每次去前线,他像小孩子过新年穿新衣,满怀激情跃跃欲试。但奔赴"对越还击作战"前线,以及写作《西线轶事》,他的心态要复杂得多,要深重得多。访谈中徐怀中提及当年写到的某些人物和生活细节,仍令他怦然心动,禁不住潸然泪下。

  读书报:《西线轶事》曾被誉为"启蒙了整个军旅文学的春天",无愧于"当代战争小说的换代之作"。当时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写作与出版的?

  徐怀中:讲"战争文学"或"军旅文学",是中国文学艺术领域特殊的分类,其实文学很难截然划分,我也没有意识到写的是战争文学。当时文革刚刚结束,思想解放运动潮涌般到来,《西线轶事》实际上是十年浩劫后在心中积郁已久的沉思喷懑,通过那场边界战争井口喷发出来。有个说法,如果将战争比作一株大树的树冠,引发战争的社会原因就是深扎在泥土中大树的根须。如果把一株树的根须连接起来,可以绕地球若干周。写作《西线轶事》,我并没有过多于描绘那场战争的树冠,而是着力于地面以下的根须部分。

  当年,我接到电话通知,领导决定组成一个战地采访小组赶赴云南前线。那时我刚刚大病初愈,身体非常虚弱,提着几大包中药丸子上了飞机。1979年2月17日对越还击战打响,3月16日战争结束,部队采用"倒卷帘"(交替掩护)战术撤回国,我又随着作战部队到四川乐山访问某师女子通讯班。《西线轶事》在连队写出一部分,读给女电话兵们听,得到了她们认可。初稿为中篇,6万多字,是把中越两方面人物交叉在一起写的。那时《人民文学》只登载短篇,编辑建议把描写我方人物故事的章节抽出,紧缩为不超过3万字的短篇。从初稿中抽出描写越方的另一部分文字,我重新整理,标题《阮氏丁香》,作为《西线轶事》的姊妹篇,发表在《十月》杂志。

  这一来,倒产生了一种鲜明的视觉效果,两个短篇如同两面视频,对比之下能够清晰看出中越两国是在怎样一种特定社会状况下投入这场战争的:中国刚刚经历了十年动乱,是最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越南刚刚结束20年战争,未及疗治创伤,这两个毗邻的社会主义国家战士却用刚刚学会的对方的语言彼此大叫"缴枪不杀"。

  在《西线轶事》里,我迫不及待地写到了一件事:"文革"中有关部门发出通知,征集新的国歌歌词。随即便发现周围的一些词作者都已经兴高采烈地投入创作,我觉得可笑很气愤。国歌是可以随便修改的吗?虽然聂耳、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原是电影插曲,就像是预先准备好的新中国的国歌。建国多年了,但是我仍然感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所谓"文革",即是中国害的一场政治天花,但上帝没把免疫性给予我们。一个国家混乱、落后、贫困,是要挨打的,我们再经受不起了。

  读书报:今天再看《西线轶事》,您有怎样的评价?

  徐怀中:当时《人民文学》收集了很多读者的反映,读者和作者完全心心相映,这不能不说是给我一个小小的满足。不是小说写得多么好,也并非作者自视颇高,但这篇东西以及《底色》,包括刊载于1966年3月3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一篇通讯——《坚贞不屈的女英雄阮氏珠》,我都十分珍视。这篇通讯拿给现在的年轻读者,他们会感觉枯燥无味,难以下咽。但我后来得知,通讯被译为越语,在南方丛林中广为传播,南方军民每天傍晚准时集体收听连续广播,令我感动不已。这就够了。作为一名战记者,还要什么?这两次战争,我都作为亲历者,自会产生感情上的某种特殊联系。我总是自作多情地想,我的这些文字,是为战争中失去生命者和苟活至今的人,保留下来他们彼此相通的一线信息。

  读书报:《西线轶事》给您带来了很高的声誉,之后您的创作是怎样的情况?

  徐怀中:此后几年身体一直不好,只写了《没有翅膀的天使》、《那泪汪汪的一对杏核眼》、《没有战功的老军人》等几个短篇,且写得很"苦",力不从心。1984年受命担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从此周旋于行政职务,只得暂时放弃写作。至1993年退下来,才又构思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或许你曾见到过日出》两个短篇。如果说在小说创作上,我能够沏底从以往的窠臼中挣脱出来,不再受到某种固有观念有形无形的束缚,真正放开了手脚,即自这两个短篇始。虽然这两篇东西不成气候,引不起多大反响,但我甚至想要虚张声势说,我仿佛自觉不自觉地经历了一个羽化过程。尽管这一过程来得太晚了些,却也并未因此挫伤我的兴致。我希望再往前去,还能进一步延伸这种放松状态。

  搬家找到了近50年前的"战地日记",这使徐怀中获得意外的惊喜。翻阅几本日记,他似乎可以随手触摸时空的纵深,俯拾流云逝水。从越南南方最高军事指挥员阮志清大将到普通的女志愿者,在炮火硝烟的战场上,徐怀中飞舞着手中的笔,记录下战争中那些平平常常又颇有声色的逸闻趣事,也描绘了击沉美军"卡德号"航母之役、布林克饭店之炸、公理桥袭击之憾等重大事件。

  读书报:《底色》是您率"中国作家记者组"在越南南方采访的一部非虚构作品,写出了在越南南方的一段经历,您讲到对您这位老兵来说,这是"一页翻不过去的历史"。可否具体谈谈您的感受?

  徐怀中:上世纪下半叶,世界进入了以意识形态为分野的一个两极对峙的"冷战"冰河期,越南战争便是在"冷战"格局中的一场局部"热战"。越南这片焦土上撒播的是中、美、苏彼此牵制激烈竞逐的火种,而这个等边大三角的一垄一畦间,又生发了中、苏、越三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内部游戏",就像玉米地里作兴套种豆角,高梁地里适宜套种倭瓜。而比之大三角,中、苏、越小三角"游戏"则是更尖锐、更复杂、更激化。

  我们小组是在中苏论战高潮时出去的,都学习了"九评",做好了理论备战。但实际上当时我还不能很清晰地观察那场战争和国际关系,在写作《底色》的前后,我读了国内很多学者关于冷战史研究的文章以及有关解密档案,很受启发,才看清楚当年这场战争是怎样多变诡异。正是在抗美援越激战犹酣之时,基辛格秘密从南宛机场进入了钓鱼台国宾馆,于是"小球转动大球"的进程开始了。中苏历来是针尖对麦芒,急转直下启动了建交谈判,"栽刺栽刺栽出了一朵花"。我想,除了菊香书屋的主人外,没有人敢于提出来走这一步棋。越南被夹在大国的夹缝里求生存,当然有它的外交智巧,不会甘心处于被动地位。我不能说"春秋无义战"这样的话,但套在冷战中的这场热战,决不能简单用正义或非正义战争解释得清楚。因此我不能停留在自己的所见所闻,还应把战争多重的宏观背景给读者展示出来。

  读书报:您两次走上战场,战争背景各不相同,心情也不一样,能谈谈您对越南的印象吗?

  徐怀中:在越南南方四个多月,留下太多太多美好的记忆。在我看来,越南战争和抗日战争及抗美援朝有根本的不同。现在我们到处都在讲非对称战争,发现了一个新名词,越南南方抗击美国不就是典型的非对称战争吗?交战双方支援能力差距太大根本不成比例,那么这个差距也就并不说明什么问题。说明问题的是什么呢?是越南人的加重脚踏车,是绑在车座和车把上的两根木棒棒。直到越战结束,美国的补给物资还在码头堆放如山,而越南人前期多是靠脚踏车驼运大米,来支撑看这一场战争。

  而1979年中越两国兵戎相见,这一页历史插曲过于沉重,从认识可以讲得清楚,从感情上翻过去这一页不是那么容易。在战争生活中,我不仅看到毁灭和绝望,也看到希望和光明,看到人性永不泯灭的光辉。我到南线收容所访问越南女俘。炮火停息没几天,越南女孩子已经在向中方小卫生员递纸条了:"我觉得你的性格特别好,你可以写纸条给我吗?"她全然忘记不久前她们如何报名参加青年冲锋队,又如何争先恐后领取武器,誓与"北寇"战斗到底。

  一部战争史,往往讲不清楚究竟是因为什么,两国或是多国之间妄动干戈。天下兴亡系于一身的最高决策者们,既或多么伟大英明,也不免在这里留下败笔。所幸的是,人们世世代代经历多了,也便习惯了忘记仇恨,越过种种有形无形的警戒线走到一起来,彼此给予同情,给予友善,给予相助。而那个越南女俘,更是可以不顾一切,把寄托了她无限遐想的一张小纸条递过去了。她是何等痴心,纯粹凭感情行事,而不受任何观念的束缚与驱使,一往无前,又义无反顾,仅凭一缕倾慕之情,就足以抵消了国家战争动员令。人的"纯粹"感情属于天性,不是任何战争力量所能阻隔所能改变得了的。

  《底色》的写法,融小说、散文、通讯、政论于一体,同时又显示出作家长期的知识储备、文化修养和战争思考的底蕴。同时,徐怀中也在不断地反思,"我不能不承认,自己并没有真正感知这一场战争,并没有真正感知越南南方。作为一名战地记者,我缺少内心情感的充分投入,我太麻木,太冷漠,我太轻松愉快了。"

  读书报:在阅读上需要不断变化思维,主要是因为时间的表述。比如第一段谈到越南同志向我们泄密,说明天几点几点有B-52轰炸,注意防空。第二段就写"莫斯科和北京的通报又是怎么来的呢?直到不久前,读美国驻越军援总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的回忆录《一个军人的报告》,意外从一处细节找到了答案。"作品不单纯是往事的回忆,还加入了今天的分析和判断。这样的表达,是否也存在一定的写作难度?您是怎么处理的?对于目前呈现出来的这种方式,您满意吗?

  徐怀中:我确定用非虚构形式呈现,要做到观察高度真实、客观、公正,强调作者的亲历性;又要宏观上展现更开阔,揭示冷战的复杂多变与诡异。于是形成了这样的格局,既有一条时间顺序线索,又力争打破呆板的回忆,尽可能适应叙事的需要。现在看还应该写得更活脱灵动一些。有关冷战与大国关系的议论部分还应该更加鲜明犀利,进一步强化思辩意义。  

  读书报:作品中也提到澳大利亚记者贝却敌,在越南待了十多年,以第一手新闻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加拿大广播公司驻远东记者迈克尔·麦克利尔《越战10000天》也在越南待了十年。同样是战地记者,那个时候您了解到这些信息,对自己有没有冲击?

  徐怀中:当时并不了解详情,以后读他们有关报道,特别是麦克利尔《越战10000天》,非常钦佩,为他们那种职业精神所感动。我们与西方记者不同,我们只能集中时间做战地采访。他们是从始至终跟踪越战,追求历史观察,着重从战争各方领导层的决策谋篇加以宏观把握。资讯翔实非常准确,对势态发展有透彻的了解,这是我们做不到的。

  后来我看报道,知道美国记者在前线以身殉职的有135名,多数是摄影记者。全世界战地摄影家,国籍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到头来却总是不可避免地相聚在同一个陌生的故乡。相比他们而言,我们就是幸存者。

  读书报:最让我感动的是您的反思。你在作品中却坦承:"我不能不承认,自己并没有真正感知这一场战争,并没有真正感知越南南方。作为一名战地记者,我缺少内心情感的充分投入,我太麻木,太冷漠,我太轻松愉快了。"反思自己"麻木"的原因是什么?

  徐怀中:根本上讲,还是有做客思想,毕竟战争是在人家国土上打,真情投入不能与越方人员相比。在我们之前,八一电影厂黄宗江他们走过胡志明小道,行军九个月才到南方。我们小组去的时候,已经和金边打通了关系,不必由北方南下走胡志明小道,而是直接从金边潜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总部。正因"胡志明小道"我没有亲历生活,是间接采访,感同身受差欠一层,导致顺流而下的描写,我一直感到很愧疚,所好的是及时改正了。这场战争一开始就知道战后还能留下什么,越南政府答应女志愿者,战争结束后会有一份工作,战后她们什么也没有得到,"胡志明小道"作为一个无法仿制的战争品牌保留了下来,而留给十多万女志愿者的只能是无尽的苦难和悲惨。

  读书报:一方面,您对于当年女志愿者的描写笔墨不多,另一方面,在后来借助凤凰卫视的采访,关注女志愿者回家后的生存状况,隐忍、克制,充满深切的关怀。对于在越南的日子,您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会不会写一部《阮氏定传记》?

  徐怀中:按照两国协议规定,我们出访已近结束时间,也只能如此了。阮氏定接触不多,我后来提出采访,越方没有同意,

  徐怀中很喜欢卡帕的作品。《底色》中刊出卡帕在越南触雷身亡前所拍照片《卡帕眼中最后的世界》,背景上魅影重重,给人的感觉是随时可能听见枪响,世界永无宁日。徐怀中说,卡帕的镜头纵深之大,大到无限。他摄取到的是人类战争的底色,留给世界的是一系列人的生命雕塑。以《底色》命名,是徐怀中对于这个世界发出的一份独特"警告"。

  读书报:当年越共内部出现的"亲华、亲苏之争",在书中写到由阮志清之死引出的质疑,是想表达您的什么观点?

  徐怀中:我采访过阮志清,印象很深,他像一团火,极端热情,两只眼睛穿透力很强,好像能洞悉你的一切。当时他说了让我们非常吃惊的、同情中国的一段话。访问他之后,我没有做记录,机密性太高,害怕丢失了,后来我凭记忆写出他的话,再三跟同去越南的战友核对过。中苏之争直接影响到越战的实际进程,并影响到中越两个社会主义毗邻国家关系的历史走向。通过阮志清之死,读者对冷战中中苏越关系会有一个全面的感性了解。《底色》最后部分写到"亚非作家会议",也是中苏之争激烈一幕,双方都在力争所谓世界革命领导地位。正值文革中,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毫不怀疑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革命中心。

  读书报:战争中的爱情、友情,萍水相逢中对幺女的保护,都特别令人感动。看到这里时我想,亲历过战争,记录了这么多珍贵的资料,您没有想过写小说吗?您提到,愿意把《西线轶事》及其姊妹篇《阮氏丁香》看作是《底色》的下部,那么为什么上部不延用小说的文体?是因为材料已足够翔实,事实比虚构更精彩?

  徐怀中:因为有当时的日记,素材足够翔实,记忆仍很鲜活,如实记录下这段战地经历,作为我戎马半生的一行手模足印,比虚构一部小说更为亲切,也更有意义。这本书可能有种种不足,但是我决心要真实出一个样子来宁可失之于呆板拙笨,也不要让人感觉有虚假之处,经不起推敲。

  读书报:《底色》的书名,我理解为战争的"底色",您能谈谈"底色"的用意吗?

  徐怀中:没有什么深义,我无非发出一个警告,战争,无论是以任何名义启动这一部历史的永动机,它的"底色"不会有任何区别,那就是死亡,是残酷,是灭绝。卡帕的摄影作品,被誉为"战地摄影不朽之作",他总是擅于捕捉战争中稍纵即逝的动感形象,将人在生死交替的一瞬之间定格为永恒。他希望出现在他镜头下的种种惨剧,不至于无休止上演。我很悲观,卡帕的一番苦心恐怕也只能是付诸东流。卡帕的挚友唐·麦库里所说:我不再生活在幻影中,人类只能一直遭受苦难,直到时间尽头。

  记者 舒晋瑜,《中华读书报》2013年0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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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舒云:十大元帅命运不同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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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云:十大元帅命运不同的葬礼
Aug 9th 2013, 14:25, by 明鏡雜誌





   罗荣桓:英年早逝的第一位元帅

 
  罗荣桓,湖南衡东人。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在山东敌后,因操劳过度,经常便血,有时出血量很大。1943年3月,中央准备让他担任山东军区 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要求休养半年,没有获批准。他继续尿血,得不到确诊。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得知后,建议罗荣桓到新四军治病。新四军有位奥地利的泌尿科专 家罗生特,医术高明。经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军委批准,罗荣桓于4月出发,5月28日到达新四军总部。经罗生特全面检查,发现罗荣桓的两肾都有病变。因为没有 X光机,不能确诊,只能采取保守治疗。罗荣桓对夫人林月琴说:我要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再活五年,打败日寇,死也瞑目了。
 
  1945年春,罗荣桓有时一夜只睡两三个小时,病情日益严重,连续尿血。毛泽东曾来电询问病情。1946年1月,已经到东北的罗荣桓病情恶 化。在沈阳的军医院经X光机检查,诊断为肾癌。中央考虑罗荣桓病情严重,让他先到朝鲜平壤的苏军总医院诊疗。在那里再次确诊为肾癌,院方建议他尽快去莫斯 科动手术。2月下旬,罗荣桓到苏军管辖的大连休养,每天仍阅读文电,接待来访。
 
  1946年8月,罗荣桓乘火车到莫斯科,切除右肾。术后伤口破裂,引起大出血,又再次缝合。1947年3月,复查发现他的左肾也有问题。加 上高血压和心脏病,医院建议他到克里米亚疗养。但这时国民党军已占领了延安,罗荣桓决定立即回国。出院证上写着建议疗养三年,又规定每天工作不能超过三小 时,但罗荣桓并没有休息。平津战役后,罗荣桓到天津视察,与干部谈话时突然晕倒。毛泽东派保健医生黄树则为他治疗,并让他安心养病,暂不要随军南下。
 
  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出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950年4月,罗荣桓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并负责筹建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并兼部长。那段时间,适逢抗美援朝战争,部队精简整编,实行军衔制,罗荣桓的工作很多很忙。
 
  1954年6月19日,罗荣桓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6年,由于劳累过度,罗荣桓的心绞痛反复发作,有时一天几次。9月2日,罗荣桓给彭德怀转军委并报中央、主席:请求解除总政治部主任及总干部部部长等职,建议由谭政接替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随后同意。
 
  1960年,罗荣桓再次出任总政治部主任。
 
  1962年,罗荣桓的病越来越重,血压不稳,心脏也不好。1963年9月28日,肾衰引起尿毒症,罗荣桓住进北京医院,进行腹膜透析。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对他的病情非常关注,指示医院大力抢救。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逝世。当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会议。会前,毛泽东提议大家起立为罗荣桓默哀。几天后,毛泽东写成七 律《吊罗荣桓同志》,这是毛泽东唯一的悼念元帅诗。12月19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北京医院,向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 罗荣桓的遗体告别。12月21日,首都各界6万多人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12月22日上午9时,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林彪等吊唁,并轮流守灵。10 时,人民大会堂举行公祭大会,国家主席刘少奇主祭,朱德、邓小平、林彪陪祭。总书记邓小平致悼词,称罗荣桓是解放军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 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公祭结束,林彪与邓小平等护送罗荣桓的骨灰到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后来,罗家儿女将父母的骨灰合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区。
 
  贺龙:"文革"中去世的第一位元帅
 
  贺龙,湖南桑植人。新中国成立后,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
 
  "文化大革命"初期,贺龙在元帅中最先受到冲击。1966年12月28日,贺龙最后一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年底,体育系统的造反派捣乱, 周恩来建议贺龙到中央办公厅管理的新六所暂住。这时解放军政治学院的造反派要揪斗贺龙,贺龙的夫人薛明三次向周恩来告急后,夫妇俩躲进中南海。周恩来正在 人民大会堂开会,叫他们留在西花厅,暂不要回家。但很快,周恩来也保不住贺龙了,1967年1月20日凌晨,贺龙被关进西山。
 
  1968年3月26日,贺龙病倒,脑缺血失语,住院几天后出院。1969年6月9日早晨,贺龙再次被送进医院,六小时后去世。专案组6月 11日的报告称:经多方全力抢救无效而死。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只有一条白床单。夫人薛明和子女贺捷生、贺鹏飞、贺晓明不知道贺龙的骨灰存放何 处。专案组以王玉的名字将贺龙悄悄火化。
 
  1971年5月17日,专案组写出贺龙"罪行"的审查报告,提出"开除党籍、军籍",定为"党内军内通敌分子"、"篡军反党分子"。九一三 事件后,这个结论不了了之。1973年12月21日,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毛泽东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说要为贺龙平反。1974年9月4日,毛泽东问,贺龙 恢复名誉搞好了没有?不要核对材料了。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25号文件,为贺龙恢复名誉,但仍写有审查是必要的。
 
  1975年6月9日,贺龙逝世六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一室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覆盖着鲜红党旗的骨灰盒镌刻着贺龙的 生平,编号81。灵堂正中挂着贺龙遗像,四周摆满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送的花圈。军委办公厅和殡葬处轮流守灵。左臂戴着黑纱的周恩来一进大厅就大喊:薛 明呀,我没有保住他呀!叶剑英把中央军委主持追悼会改成由邓小平主持,并请周恩来致悼词。周恩来含泪向贺龙遗像鞠了七个躬,说贺龙是一个好同志,他的逝 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高度评价了贺龙的一生,推翻对贺龙的一切不实之词,并为所有受贺龙案株连的人彻底平反。
 
  林彪:至今仍在异国的元帅
 
  林彪,湖北黄冈人。在元帅中,林彪是最年轻的一位,恐怕再也没有比他更大起大落的元帅了。
 
  林彪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被分到叶挺独立团,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因为会打仗,井冈山时期,林彪就担任了红四军军长。长征中,他是红一 军团军团长。到延安后,毛泽东提名林彪担任红军大学校长。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后,林彪担任115师师长。平型关大捷,使林彪的名字享誉国内外。解放战争 中,林彪在东北率先发动辽沈战役,解放了全东北。接着,他率领百万大军,进军华北,一直打到海南岛。四野先后消灭国民党军达180万。1955年授衔时, 资历较浅的林彪因赫赫战功位居朱德、彭德怀之后。毛泽东曾对彭德怀说,准备让长期休养的林彪脱军装,主管与台湾的谈判。实际上,这时林彪在党内的位置已经 超过彭德怀。庐山会议后,林彪担任国防部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被戴上接班人的帽子,并写进党章。但好景不长,1971年9月13日零时32分,在山海关机场,林彪登上三叉戟 飞机。三叉戟强行起飞后,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拦截,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9月13日凌晨,林彪乘坐的三叉戟坠毁在蒙古境内温都 尔汗的荒漠上。当时到坠机现场的中国驻蒙古大使并不知道九具尸体中有林彪。因为天热,蒙古方面就地掩埋。后来,苏联两次派人到坠机现场,挖出林彪和叶群的 头骨,带回苏联。
 
  2001年,北京电视台拍《蒙古纪行》的电视片,专门到温都尔汗。他们的吉普车辛辛苦苦转了几十圈,就是找不到地方。天快黑了,有两个骑摩 托车的当地人路过,这才把他们带到坠机现场。30年过去了,从来没有人扫墓,本来不大的墓堆早被风雨荡平。大块的飞机残骸已经散失,唯一与别处不一样的就 是地面有很多白色碎片,不知道是不是当年飞机大火烧后的结晶。
 
  陈毅:毛泽东亲临吊唁的元帅
 
  陈毅,四川乐至人。1967年2月,陈毅对中央文革小组以及红卫兵的很多做法不满,他在大会上公开表态,遭到批斗。2月16日,作为"三老 四帅"之一,陈毅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上,与谭震林、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一起对江青一伙煽动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提出 强烈批评,同康生、张春桥等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之后,这场斗争被定性为"二月逆流"。
 
  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后,陈毅被安排到南口机车车辆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后因毛泽东保他,他被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根据中央关于战备的统一安排,1969年10月20日,陈毅和夫人张茜坐火车来到石家庄,被"软禁"了将近一年。1970年7月,陈毅感到 腹部隐痛,并伴有腹泻,厂医开了止痛片,但不见效。上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后,陈毅提出到北京看病,没有被批准。他回到石家庄后,腹痛加重,血压升高,夫 人张茜不得不给周恩来写信。在周恩来关照下,陈毅回北京住院,又匆匆出院。直到1971年1月,因剧烈腹痛,陈毅再次入院,被诊断为亚急性阑尾炎。手术中 发现是结肠癌,并有局部转移。经周恩来安排,陈毅转到北京日坛肿瘤医院,由院长吴桓兴亲自治疗。到4月下旬,陈毅的病情有所好转,每天可以看书,翻阅《参 考资料》,也能在院子里散步。
 
  9月,由中央军委安排,陈毅从中南海搬到北新桥永康胡同7号。9月21日,听九一三事件的传达,以后连续几天参加中央召开的老干部座谈会。 陈毅拿着自己在医院写的几行提纲,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又讲了一上午。刚讲完,一股鲜血从鼻孔冲出来,从此再也没有下床。11月6日,陈毅的病情 突然恶化,不能进食,只能靠输液维持。11月下旬,陈毅住进北京日坛肿瘤医院。为解决进食问题,周恩来批准给陈毅做手术。术后病情略有好转,年底,陈毅又 持续昏迷。
 
  1972年1月2日下午,李先念来看陈毅。陈毅费力地睁开眼睛,说谢谢你,老同志了……这天深夜,周恩来接到医生报告,陈毅神志非常清醒, 似回光返照。周恩来立即从人民大会堂赶来与陈毅长谈。1月3日,陈毅陷入昏迷。1月4日下午,叶剑英刚离去,陈毅醒了,问叶帅来了没有,很快又昏迷过去。 经医生抢救,恢复自主呼吸,认出守在床边的夫人和四个孩子。女儿姗姗握住爸爸的手,贴在爸爸嘴边,听他说"……一直向前……战胜敌人……"这是陈毅留给家 人的最后遗言。1月6日16时20分,叶剑英闻讯赶来,泪流满面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抄着毛泽东为"二月逆流"平反的一段话。张茜叫姗姗赶快念,姗 姗说,爸爸如果你听得到,就闭一闭眼睛。陈毅立即闭了闭眼睛。叶剑英和张茜几乎同时让念第二遍。而这时陈毅的眼睛虽然还睁着,却没有反应了。1972年1 月6日23时55分,陈毅逝世。
 
  双目失明的刘伯承极为悲痛,被人搀到医院,人还没进门,哭声先冲进去了。刘伯承用手代眼,从陈毅的面部摸到胸部,不停地说,陈老总啊,我刘瞎子离不开你这根"拐杖"哟,在场者无不失声痛哭。
 
  陈毅追悼会定于1月10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而党和国家领导人逝世都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或市内的嘉兴寺,在八宝山举行中央领导人的 追悼会,还是第一次。本来安排李德生主持追悼会,周恩来出席,叶剑英致600字的悼词。人员定在500人,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许多要求参加追悼会的民 主人士包括宋庆龄等都被婉拒。
 
  1月8日,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的文件上画圈儿,将悼词中"有功有过"划掉。1月10日13时30分,毛泽东突然要调车,他连睡衣也没更换,穿上大衣就去八宝山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1972年1月11日,全国各大报纸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的消息和照片。《人民日报》还刊登了世界各国领导人和友好人士的唁电和唁函。
 
  彭德怀:庐山会议后饱受痛苦的元帅
 
  彭德怀,湖南湘潭人。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1965年9月,彭德怀被分配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担任第三副主任。
 
  1966年12月22日,彭德怀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从成都揪回北京,被关在五棵松北京卫戍区的营房里,轮番批斗,拳打脚踢。第二天,彭德 怀不能起床,被送进267医院,发现两根肋骨骨折。就是这样,仍被批斗。1968年1月,因"里通外国"问题,彭德怀被连续提审十次,春节前后审讯更加频 繁,有时连续11个小时,不让吃饭喝水,致使他多次晕倒。
 
  1970年起,彭德怀经常便血,大便次数增多,他没有当回事,抗战时在敌后就有过。以后又便秘,以为是痔疮。1972年,彭德怀的病情明显 恶化,每天便血四五次,总觉得肚子不舒服,连发怒的力气也没有了。1973年4月10日下午,便血近1000毫升,联系几所医院,都没住进去。4月17 日,彭德怀被紧急送进301医院,内外科会诊发现是直肠癌,已经是晚期了。
 
  1974年元旦,彭德怀说这是最后一年了。此时他已经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专案组这才允许亲属探视。彭德怀说我瘫了,可我的案子还没有搞清楚呀!我死后,把我的骨灰送回老家,埋在地下,上面种上果树,骨灰可作肥料。
 
  1974年9月,彭德怀病危,左侧肢体瘫痪,右下肢浮肿,小便失禁,舌头发硬,说话不清。他最后对专案组说,我一生犯有很多错误,但我不搞 阴谋诡计,在这一点上我是清白的。已经审查我八年了,现在还没有结论。11月29日14时50分,深度昏迷两个多月的彭德怀突然脸露红晕,随之口鼻出血, 呼吸停止,心脏停止跳动,这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专案组给中央的报告是:受审人员彭德怀因患直肠癌,经治疗无效病死。彭德怀批注过的62本书也一起被火 化。申请火化表上写着王奎,住址301,与死亡人是父女关系。骨灰盒是用没上油漆的粗木板做的,存放在成都市东郊火葬场,代号273。上面贴一张纸条:王 川,男,32岁。
 
  周恩来指示,要精心保管彭德怀的骨灰盒,不准换盒,以备查找。1978年12月22日,彭德怀的骨灰被专机接到北京。到首都机场上空时已经是万家灯火,根据中央军委办公厅的指示,载有彭德怀骨灰的专机在北京上空绕飞一周。
 
  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根据陈云的意见,审查和纠正了对彭德怀所作的错误结论。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 彭德怀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彭德怀的遗像下是他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悼词,称彭德怀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这个全面、公正的评价,为彭德怀恢复了名誉。
 
  经党中央决定,彭德怀的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等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1981年12月,彭德怀在监狱写的交代材料以《彭德怀自述》为名出版,引起巨大反响,发行近300万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回忆录中的畅销书。
 
  朱德:德高望重的元帅
 
  朱德,四川仪陇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朱德常常一人独坐,很少说话。看到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他内心十分苦闷。很快,朱德也 受到冲击,文件被停发,保健医生被调走,行动也受到限制。红卫兵还要揪斗他,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朱毛红军,"朱毛"分不开,我要保他,朱德才免遭大 难。1968年7月,康生抄录的八届中央委员名单,朱德被列入有错误或历史上需要考查的一类。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朱德多次被批斗。10月,朱德被疏 散到广州从化,1970年8月,回到北京。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会议上,看见朱德走过来,与他握手,说老总啊,你好吗?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这不是红了吗?朱德流泪了,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流泪。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因为朱德刚出院,工作人员没有告诉他。晚上7时,朱德从电视新闻中看到,立刻老泪纵横。1月11日,在去 周恩来灵堂的路上,朱德一直流泪。路上,他就把帽子摘下来。到灵堂后,朱德缓步走到周恩来遗体前,又戴上帽子,敬了最后一个军礼。回到家,朱德一句话也不 说,饭也吃得极少,许多天心情一直很沉重。周恩来追悼会那天,朱德还要去,但由于几天彻夜流泪,身体过分虚弱,两条腿怎么也上不去车,只得从电视上看着灵 车经过十里长街。
 
  此后,朱德的健康状况继续下降,睡眠很少,但他仍带病开会,会见外宾,找人谈话。他常常在办公室一坐就是半天,再三催促他才离开。孩子们劝 他,您已经90高龄了,这样工作会吃不消。朱德说,总理去世了,毛主席身体也不大好,我应该更多地做些工作。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承担了大量的 外事活动,一年半的时间,接受国书仪式就达40多次,还要代国家主席会见来访的各国元首。就在朱德去世前半年,仍承担了几十次外事活动。
 
  1976年6月21日,朱德到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本来他的身体就不好,医生劝他不要去,朱德吃了药,坚持要去。 没想到会见因故推迟,朱德在冷气房间等了近一个小时,感冒了。6月23日病情加重,6月25日医生会诊,建议立即住院。6月26日朱德住进北京医院。他与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作了最后一次谈话,说还是要抓生产。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朱德向医生提出下午要接受外国驻华使馆递交国书。医生坚决阻止,直 到秘书告诉他外事部门已另作安排,他才放下心来。
 
  朱德的病情发展很快,7月1日急剧恶化。高烧不退,除肺炎外,并发肠胃炎和肾病,还有心衰、糖尿病等多种病症,连说话都十分困难,医生要他 绝对安静。但朱德一大早便把秘书叫去,说今天报纸发表七一社论了吧?拿来读读。还提出要听文件,秘书含泪躲开,朱德断断续续地低声说,我还能做事……要工 作……革命到底。生命垂危之际,朱德嘱夫人康克清把2万余元存款交了党费。7月2日,朱德的病情更加严重,长时间说不出话来。
 
  7月6日15时1分,朱德在北京医院逝世。送灵那天,从北京医院出口到八宝山的马路两侧,挤满了戴黑纱白花的群众。朱德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一室,骨灰盒编号101。
 
  作为元帅之首,朱德从未拿过元帅工资。军队九大元帅(除林彪外)的传记,只有朱德的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写,而别的元帅传记都由军队编写。
 
  刘伯承:第一位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元帅
 
  刘伯承,重庆开县人。1958年开始的对"军事教条主义"的批判,矛头直指刘伯承。5月,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的刘伯承被叫到北京。离开南 京的头一天夜里,刘伯承想得很多,一夜未眠,左眼红红的。在火车上,他又是一夜没有合眼,左眼更红了。就是在眼压很高的情况下,刘伯承忍着剧烈头痛,被别 人搀扶上台,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查,成为第一位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元帅。后来,邓小平指出,这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此后,刘伯承唯一的左眼得了青 光眼,视力逐渐减退。
 
  1959年9月,刘伯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这时,他年近古稀,健康状况越来越差,经常头痛,眼压增高。刘伯承常说自己是个残废 军人,是军委的编外参谋。1964年7月4日,刘伯承在东北视察部队时眼疾发作,诊断为急性青光眼,不得不乘专车返回北京,住进北京医院,从此左眼只能分 辨出衣服的颜色。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军委战略小组被撤销,刘伯承没有了工作。
 
  1972年刘伯承双目失明,长期住在医院。1973年他丧失思维能力,1975年丧失生活自理能力。
 
  1986年10月7日17时40分,刘伯承与世长辞。10月14日,告别仪式在总后勤部礼堂前厅举行。邓小平率全家最先来到,流泪向刘伯承 的遗像三鞠躬。聂荣臻臂戴黑纱,坐着轮椅来了,泪流满面。他多次看望病中的刘伯承,现在再也见不到了。徐向前挥笔写了一首诗:日暮噩耗遍京城,泪雨潇潇天 地倾。垂首山川思梁栋,举目九天觅帅星。渊渊韬略成国粹,昭昭青史记殊荣。涂就七言染素绢,十万军帐哭刘公。
 
  10月16日,刘伯承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主持,胡耀邦致悼词。
 
  刘伯承夫人汪荣华给党中央写信,要求按刘伯承的遗嘱,把他的骨灰撒向他战斗过的地方。10月21日,刘伯承的长子太行、四女儿雁翎、幼子太迟手捧着父亲的骨灰盒,从飞机上将骨灰撒向太行山、淮海大地、南京、重庆,以及他的老家开县赵家场。
 
  叶剑英:"为花欣作落泥红"的元帅
 
  叶剑英,广东梅县人。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前,微睁双眼,看到站在面前的叶剑英,眼睛一亮,用手臂示意叶剑英。叶剑英只顾伤心,没注 意到,低头走出病房。护士忙叫他回来,毛泽东双目微睁,嘴唇翕动,却说不出话来。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叶剑英挺身站出 来,争取华国锋。叶剑英多次与华国锋交谈,请他放心,只要他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叶剑英又找汪东兴谈话,在叶剑英的努力下,10月6日抓获"四人帮"。 大家提议叶剑英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叶剑英说,我是军事干部,对地方不熟悉,推掉了。
 
  1980年,叶剑英被诊断为帕金森氏病。此病常常引起并发症,特别是肺部感染。1981年春,叶剑英在武汉对何长工说,中国有句俗话,叫 "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离84岁还差两个月。何长工说,那你这两个月得注意点。叶剑英说,大概阎王在这两个月不会请我,我也不会主动去。 两人哈哈大笑。
 
  1982年,叶剑英的病越来越重。医疗小组认为应该输抗生素。在叶剑英生命的最后三年,数十次肺部感染,有几次特别严重,持续时间很长,使用过几十种抗生素,静脉穿刺上千次,都没有产生副作用,两肺部炎症基本消失,这在医学界是少见的。
 
  1983年11月19日,叶剑英突发心肌梗死,经抢救好转。
 
  由于病情反复,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二号院的家中卧床两年半。1984年4月19日,他得了脑血栓、肺炎、腹泻,多次出现高烧,呼吸困难。7 月仍高烧不止,呼吸困难,出现黄疸和腹水。7月16日、7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22、23号文件,向全党通报叶剑英的病情。专家妙手回春,叶剑英的病情 再次好转。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叶剑英的第三次病情通报。
 
  1986年10月13日,叶剑英昏迷,体温上升,呼吸急促,心律、血压都不正常。各种抢救措施都用上,仍没有什么效果。10月21日,病情进一步恶化。10月22日1时16分,心电图机上的波峰消失,成了一条直线。
 
  10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央召开的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大会上,宣布了这个噩耗。各地组织悼念活动,国际上也引起巨大反响,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世界各大通讯社纷纷报道,称叶剑英是一位大战略家,在中国现代史上起过关键性的作用。
 
  10月29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等下半旗志哀。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5000余人参加。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修改悼词,并亲自主持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叶剑英的一生,特别是在中国革命历史转折关头的重大贡献。
 
  追悼会后,中央领导和家属护送灵车到八宝山火化。叶剑英的遗愿是回到50多年前在他和张太雷等领导的广州起义中牺牲的战友身边。10月31日,专机将叶剑英的骨灰送往广州,暂时安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海内外十余万人前往吊唁。
 
  1987年10月22日,是叶剑英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在广州红花岗烈士陵园举行叶剑英巨幅雕像和骨灰安放仪式。雕像座下端是邓小平题写的"叶剑英"三个大字。卧碑上刻有100多字的碑文,概括了叶剑英"为花欣作落泥红"的一生。
 
  徐向前:一向很低调的元帅
 
  徐向前,山西五台人。"文化大革命"初,徐向前受命担任军队文革小组组长,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为稳定军队作出了贡献。1967年初,徐 向前作为"二月逆流"的成员靠了边。家被抄,中央文件也被停发。1969年1月,徐向前到二七机车车辆厂"蹲点",10月被战备疏散到开封。
 
  1990年3月以来,徐向前心绞痛频发,有时一日数次。紧急治疗后,仍没有完全消除。6月5日,又患了感冒、低烧,换了几种抗生素,都无 效。6月27日,徐向前住进301医院。因为高烧,他好几天没有入睡,报了病危。6月30日,高烧39.8℃。因为以前徐向前得过三次肋膜炎,肺功能不大 好,平时特别注意防止肺部感染,没发过这样高的烧,都以为这一关过不去了。医生用冰毯加上抗结核药物治疗,使他的体温趋于正常,慢慢地可以聊天,也可以下 地了。医生说,9月可以出院。8月5日,夫人黄杰和儿女全来了,徐向前说,我说不了多少话,我要说的是,死后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把骨灰撒在 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河西走廊,这就是我留给你们的遗言。
 
  抗结核药物严重损害了徐向前的肝脏,造成亚急性肝坏死,多脏器衰竭。虽经医院全力抢救,终无力回天。1990年9月21日4时21分,徐向 前的心脏停止跳动。当天,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讣告,高度评价了徐向前的一生。唁电从全国四面八方飞来,七个大军区党委分别致 电中央军委。海丰、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太行山等老区人民也纷纷发来唁电。10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新华社《亿万军民沉痛悼念徐帅》 和《徐帅病重期间谆谆寄语全党》的新闻稿。10月18日,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志哀。在301医院小礼堂,解放军仪仗队的礼兵持枪肃立。徐向前的 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中,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横幅上写着"沉痛悼念徐向前元帅"。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徐向前作最后的告别,并向守灵的亲属表示慰问。八名礼 兵抬着灵柩缓缓送上灵车。当晚,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徐向前生平的电视片《光辉的业绩》。
 
  遵照徐向前的遗嘱,中央军委指示,11月1日至10日,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总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陪同徐向前的亲属乘专机飞往徐向前生前战斗过的地方,撒放骨灰。徐向前的骨灰盒和遗像安放在他的故乡五台县烈士陵园。
 
  聂荣臻:最后去世的长寿元帅
 
  聂荣臻,重庆江津人。1991年9月,聂荣臻因心衰住院。经两个多月治疗,转危为安。出院回家后,他的生活不能自理,稍活动就气喘,心衰一 天比一天严重。1992年2月14日下午,聂荣臻对两位秘书说,我已经93岁了,1922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算来已经70年了。无论从寿命还是 革命时间来说,同党内尚健在的老同志比,我大概算是最长的一个了,现在死了也无憾无悔。目前我的病情日见沉重,你们可要作好准备。
 
  3月,聂荣臻的病情进一步恶化,说话时上气不接下气。4月2日,301医院发出病危通知。由于聂荣臻坚持不住院,就在家中监护。
 
  4月12日下午,聂荣臻自觉病情沉重,对秘书说:我心力衰竭,恐怕很难熬过这一关。趁现在头脑还清醒,说几句话,就算临别遗言吧。我入党 70年,从未离开过党交给我的岗位,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一生。虽然没作过多大的贡献,但党赋予我的任务都是坚决完成的。我坚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坚信 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十分正确的。我很想多看一看几十年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喜人形势,也很想多听一听祖国科技事业振奋人心的好消 息。现在行将归去,临别依依……聂荣臻对女儿聂力说,死,我是不怕的,这是自然规律,人活百岁,终有一死。你们不要为我悲伤……这次谈话,经秘书根据录音 整理,给聂荣臻念了一遍,他表示可以。
 
  这期间,聂荣臻依然听文件,医生只同意上午半个小时,下午半个小时。1992年5月14日上午10时,聂荣臻听《人民日报》、《参考消 息》,下午仍听文件。晚上,他看电视新闻,休息片刻,又看动物录像片。看到一半时,工作人员关了,他同意剩下部分明天看。大家围着聂荣臻聊天,说到菜价 贵,聂荣臻说,这可是个大问题,中国人吃肉少,吃菜多,政府要多想些办法,多搞些暖棚嘛。大家说,北京和各大城市都在按中央指示搞菜篮子工程。聂荣臻点 头,还想说什么,医生进来请聂荣臻休息。已经是21时多了,护士给他洗脸洗脚。聂荣臻问他的军事文选怎么样了,秘书说解放军出版社讲,今年建军节一定出 版,请您放心。聂荣臻说,那好。随后对家人说,你们也休息吧,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
 
  平时聂荣臻入睡不久,大家可以听见鼾声,今天却没有。正好这天301医院副院长汪石坚和几位专家都在,十多分钟后发现聂荣臻的室性心律严重紊乱,极度心衰,赶快进行抢救。1992年5月14日22时43分,聂荣臻心脏停止跳动,他的脸上没有一点痛苦的表情。
 
  按聂荣臻的遗嘱,他的部分骨灰被撒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棵桧柏树下,树旁竖立一块汉白玉石碑,正面刻着聂荣臻80岁时的诗句"喜松柏之气 概,念四化之早成"。背面刻着"聂荣臻骨灰撒放处"。他的另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烈士陵园,周围栽满了沙漠特有的胡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是聂荣臻亲自选定的,现在已经发展成航天城了。

   舒云,《党史博览》200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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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要革命?要改革?還是要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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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mbnail 要革命?要改革?還是要改良?
Aug 9th 2013, 13:00, by 明鏡雜誌


中國研究院第二次研討會發言紀要(3)


《調查》記者 高伐林 錄音整理




   習近平接掌中共大權半年多,他極力鼓吹的"中國夢"漸漸露出端倪。正當他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加州舉行"莊園會"的第二天,2013年6月9日,中國研究院在美國新澤西普林斯頓舉行第二次研討會。來自中國、美國的十餘位學者,再次將習近平及其政策走向,當成"會診"的對象。
 


陳小平:好,請罗法盛先生發言。
罗法盛:改良主義的口號,很少被人提起。我認為,馮勝平的理論觀點,核心是新改良主義。

什麼是改良?
打個比方,舊房子全部拆了,地基也挖掉,重建一棟新房子,這是革命;革命的代價,是要在拆房子的時候,遇到抵抗拆遷的人,可能有人會以抵抗。也可能會死人。

房子的結構不動,地基不動,內外牆重新打掉,換上新的,這是改革;改革,把房子的內外牆都拆了,會製造一批原來住在房子裡的,沒有房子住的人;必須解決好這些人的出路,才能把房子騰出來。

既不拆房子——馮勝平稱掀桌子——又不換內外牆,而是修理房子老化的重要部件,比如屋頂,窗戶,讓房子能夠繼續住人,尤其是壞了的重要部分,比如屋頂漏水,地基滲水,地下室潮濕,大樓開始長霉菌,影響整棟大樓的壽命。這時,要趕緊修補或換個新的屋頂——這就是改良。

革命,拆房子,目前不可能;鼓吹暴力革命的人,敢不敢身先士卒,自己去參與?

改革,拆牆壁,目前,沒有好的藍圖和建築隊;一改革,就出更大的問題。比如教育改革、醫療改革和目前的社保改革,都是越改越糟的例子。

改良,修房子,把房子修得更適合房子裡所有的人居住。改良是從問題入手,從社會矛盾入手,從社會共識入手。國家要避免矛盾不斷積累,最後總爆發,出現動亂,只有改良一途。
從改良主義,我們可以進一步推進到"新改良主義"。什麼是"新改良主義"?新改良主義是從上層、中層到基層的系統的工作;是每天的常態的立法工作;是從人性惡的判斷為出發點的工作。

改良是所有層次的系統的工作。

 
羅法盛(高伐林摄)

目前,談論中國政治的人,都把目光房子頂層的設計上。政治改良,是多層次的。頂層的改良,是必要的,但僅有頂層改良是不夠的;

不要把視線光頂住上層,中層、基層政治,也需要不斷的改良。我曾經提出"破屋頂理論"。中國目前的腐爛,是頂層、中層和底層的共同腐爛。中層腐爛和底層腐爛,是一個基礎的腐爛,是國家大患。

改良是常態的每天的工作。

美國就是一個法律上政治上不斷的改良的國家。中國的政治結構中,缺少"房屋檢驗師"這樣的角色。美國有這麼一批人,一年到頭,專門做這件事。在城市裡,有市議會、市議員;在州裡,有州眾議院和參議員;在聯邦,有聯邦眾議院和參議員——這些人都是"房屋檢驗師"。

沒有隨時隨地的立法者的"檢驗師",檢查維修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一個國家勢必問題重重、危機四起。

改良是從人性惡的基本判斷入手的工作。

很多人信奉結構功能主義的觀點,認為只要結構好,就能自發發生功能效益。這是機械的觀點。在社會政治領域,在結構與功能之間,橫著一群人——歪嘴和尚,會把經念歪了。所以,重點不是光改造結構,而是要設計出同時能夠制約所有人的制度。

原因很簡單,人都是自利的;自利有三個層次:

第一層,普通人會鑽法律的空子,逃脫法律的約束(就像紐約法拉盛的烤羊肉串車);舊的法律需要不斷完善;

第二層,聰明人會發明出現有的法律沒有辦法管束的產品,從而規避法律;

第三層,更聰明的人,利用影響力,左右政治,達到小集團的目的。

立法者要不斷制訂出新法來對付這三種人——第三種人最難對付。

剛才談到城市垃圾問題,這個問題美國也有,像紐約去年大雪之後,一個星期加油站沒有汽油。中國現在發展了,許多計劃要比美國還大,最近就提出來要搞十個城市群,規模超過美國。要是按照這個邏輯走,城市管理、行政能力沒有跟上去,遲早有一天就有崩盤的可能,出的問題肯定比美國還要大。他們沒有這個機制、這個結構,當務之急,就是要建立這樣的結構、這樣的機制,出現問題能夠立即提出解決的上、中、下對策,減少怨氣。

鄭國巍:這些年來搞維穩,各地都出現了一些有一定影響力的人,但這股民間力量,共產黨的反對派,在極端的情況下,是有可能被推出來的。出現複雜對峙的情況,總要有人出來主事,說公道話,現在沒有這樣的人。20多年來,將這些人搞得乾乾淨淨。社會需要這樣的人,但是這種資源被當局清除乾淨了。(馮:微博上還有。)

但是能不能找到過渡的——雖然官方不是完全信任,民眾也能接受,自己也願意出來幹的人?現在是讓你幹,老百姓就認為你是奴才,根本不尊重你;而民眾中有人願意出來的,當局又視之為心腹大患。所以,改革改不動,革命革不成。(《調查》第11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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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華西村——中國的“小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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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西村——中國的"小朝鮮"
Aug 9th 2013, 12:44, by 明鏡雜誌


《新史記》特約記者 皮智敏



中國農村的典型,此前有過山西的大寨、安徽的小崗村、河南的南街村,以及天津的大邱莊,都已銷聲匿跡,只有華西村依然風頭不減。

在這個典型背後,鮮為人知的是,華西村已經成為吳仁寶家族控制的企業。有研究者統計後指出,吳仁寶四個兒子可支配的可用資金(可用資金被定義為扣除所得稅後的淨利潤)佔華西村資金總量的90.7%(據《北京青年報》2003年7月17日)。

從黨內職務來看,華西村黨委的50多人中,"以吳家為核心的圈子達到36人,佔黨委總人數的72%"(2003年7月16日《21世紀經濟報道》)。有學者整理了42年來華西歷任村幹部名單,一個確鑿的事實是:華西村最高掌權者始終是吳仁寶。

臉譜指出:一直以來,華西村的各個管理職位均為吳家人把持,在集體經濟的外衣下隱藏著一張巨大的"封建資本主義"面孔,家族和世襲制主宰著這個"大同社會"的命運,恰如一個活靈活現的封建王朝,處於金字塔尖的吳仁寶就是這個王朝的"天子"。

http://www.esame.cn/Manfoo/Js/attachment/2013-03/f9zhcpd7ewjq437k.jpg
吳仁寶家族官譜。

經濟學者肖仲華在博客發文表示:思想上高舉毛澤東思想和計劃經濟大旗,管理上奉行家族式集權專制,靠市場模式掙錢,用計劃模式分配。(華西村)這種特色模式其實正是所謂中國特色模式的縮影。如今"強人"已逝,號稱"天下第一村"的特色怪胎,還能走多遠呢?
王思想把華西村比喻為中國的"小朝鮮",期待中國"小朝鮮"的解放。他在《吳仁寶之死能否拯救華西村?》一文中說:"華西村村民的生存狀態:出賣你的自由,與統治階級交換金錢。"

他 分析說:"統治階級控制一切資源,區別是朝鮮讓人餓肚子,華西村讓人能吃飽飯,並且還賞賜汽車洋房。注意,是賞賜。……與朝鮮一樣,華西村統治集團實行家 族世襲。吳仁寶早就把統治權交給了他的兒子吳協恩。當然,他的孫女做了江陰市副市長(估計與電力李女士一樣,也是'能力之外的因素是零'吧),算是朝廷有 人撐腰。華西村吳家與朝鮮金家的區別是:朝鮮金家靠暴力維持,華西村吳家則以資產控制為藉口,披上了合法外衣,讓被統治者更難反抗。"作者說:"2011 年底的時候,我問:大邱莊倒了,南街村垮了,華西村的末日什麼時候到來?我們已經迎來了突尼斯的解放,埃及的解放,利比亞的解放,也門的解放,正在期待敘 利亞的解放。小小的華西村,又能阻止什麼呢?"


分裂的網民

搜 狐網發表特約評論員李德民的文章《吳仁寶"強人治村"模式不可複製》,指出,吳仁寶這種"強人治村"模式的背後,也是公眾對於華西村村務、財務、基層民主 等諸多問題的關注與疑慮。華西村畢竟不是吳仁寶一個人的"土圍子",從去年連吳仁寶的孫女吳芳任江陰市副市長也曾引發不小關注,就可見一斑。如何更好地實 現對基層權力的監督,究竟怎樣實現中國鄉村的良好治理,華西村到底是共同富裕的範本,還是集體農莊的虛妄,在剝離"吳仁寶"的個人標籤後,華西模式能提供 的範本價值究竟幾何,值得今人好好掂量。

文章的留言評論達6500多個,網民們觀點分歧、甚至對立,言辭犀利尖銳,反映出社會上不同群體的立場與態度。以下是幾條有代表性的留言,從中可以窺視分裂的網民所反映出的分裂的社會:

我是明人44587994[搜狐雲南省昆明市網友]:

一個農民,一個村支書,能讓全村的老百姓住上別墅,開上汽車……不管他用啥手段來治理這個村,不管他用什麼方法從毛時代……一直跟隨到昨天,那是他的能力,一個讓老百姓得到實惠的,那才是一個好幹部,一個村支書離去,媒體都在報道,說明我們這個社會需要這樣的村幹部。

無所不匯51268329[搜狐廣東省深圳市網友]:

無 論對吳仁寶有多少看法,重要的是,他沒有私心,就這點可以說是成就他的華西村的最基本真理,相對比,國外的、中國的大企業,就因為有這樣那樣的私心佔了一 點先,必然導致實體的倒塌。……他不貪,他視村民為友為父母為子女,就是這樣的心才能讓華西有今天的成果。試問,富了以後,想得最多是什麼?共(公)有制 在華西落地生根,這就是境界和胸懷的報答。誰有胸懷誰就得天下,得人心,得尊敬。

松桂楊桐[搜狐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網友]:

華 西模式並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準"。以前就有人提出,"華西沒有普遍的可複製性。1000人中,很難出現一個吳仁寶。"即便按此說法,2000人中出一個 吳仁寶,中國農村早就過上了幸福安康的日子,為什麼沒出現這種局面,才是值得反思的。那些有權有勢,前呼後擁,左擁右抱,受益於這個時代的既得利益者,是 不會肯定華西模式的。

530726[搜狐北京市網友]:

想想華西村就覺得恐怖,本應該是一片綠色田野,美麗的田園風光,活生生被變成鋼筋水泥的世界!中國不缺這些玩意!還嫌城鎮化速度不快嗎?!有機會到歐洲去看看,人和自然環境完美結合了在一起。有本事把歐洲農村模式拿到中國來實現,那才是造福於子孫萬代!

秋思2010[搜狐北京市網友]:

把 一村人帶富了,這就是成功的村長!把一個村子能創造得那麼好,大多數人受益了,還不足以做為全國基層各級領導的榜樣嗎?如果各地的領導都是踏實地想為人民 服務、做為人民服好務的事,華西村的成就就不會是這樣鶴立雞群,有這樣多的非議了。那些佔著領導位子,又做不出成績的人,對華西村的成功,大喊無複製性, 但總應該有可學習性吧?

用我心換你心1105[搜狐北京市網友]:

唱衰華西村 不可複製,其用意無非是唱衰集體經濟模式,唱衰共同富裕模式而已。事實證明,共同富裕不是夢,當全中國大多數人在改革開放的洪流中還在繼續做夢的同時,華 西村早已脫穎而出,走上了依靠集體,共同富裕的康莊大道。感謝真正的共產黨人引領著廣大幹部群眾,同甘共苦,創造了中國第一村的奇跡。

搜狐網友50097156[搜狐江西省宜春市網友]:

吳 雖然死了,但我作為跟華西村一個鎮的說幾句公道話,華西村本村的滿意不滿意我不知道,但前年被華西村合併的幾個村準備發動幾萬人反對吳,消息提前泄露,後 來通過吳的關係,把帶頭的抓了起來,其中有人還被判了刑,就能說明在華西村的人過得怎樣了!其實很簡單,他這種高度集權,根本培養不出人才來,你看華西村 這麼多企業,那個產品在全國叫得出名的,就猜想的到華西村的創造效益的能力了,它只不過一個村,我們鎮的領導都必須聽華西村的,甚至市里都要看華西村的臉 色,因為它倒了,江陰的旗幟就倒了——現在的領導最怕兩個字:失敗!

自我證明52205383[搜狐河北省網友]:

吳老您一路走好!您文化不高,但您對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理解的最為深刻,並用自己的一生踐行了一個共產黨人的信念,帶領華西人創造了中國第一村甚至是天下第一村,您的英名千古!

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6-01/12/xin_0720103121109765172121.jpg

吳仁寶全家福。這些親屬多擁有各種頭銜,掌控著華西村。

半夏時光51022099[搜狐上海市網友]:

有多少人去過華西村?有多少人瞭解華西村?電視上宣傳的是真實的華西村嗎?去過華西村的人難免被污濁的空氣感到憋悶,難免因河道的污染而抱怨,這就是媒體所宣揚的"天下第一村"?只顧物質發展,卻不遵循客觀規律,破壞環境,面子工程背後難掩欺世盜名。

如 果中國的所有農村都按照這個模式發展,這個社會的方向是可悲的,必將斷子絕孫。道理很簡單:錢賺得更多,人死得更快。吳老先生,生前獲得舉世矚目的榮耀, 可是難逃破壞環境釀成的惡果——肺癌!發展帶來的巨大環境破壞和過度開發,這種所謂造福於民的發展策略,通過他的死,體現了矛盾,他因為肺癌死了,這對他 自己是一種諷刺,對一個國家來說何嘗不是一個諷刺?不根據實際情況,瞎起鬨,亂追捧,國人啊,都病了!(《新史記》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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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为何“陈寅恪热”持续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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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陈寅恪热"持续不断
Aug 9th 2013, 12:33, by 明鏡雜誌


——陈寅恪晚年诗答客问


  高:你的新作从名字上看也是对陈寅恪诗歌的考释。我也见到一些地方说您对你的朋友胡文辉的《诗笺释》的今典部分不甚满意(胡文辉老师本人觉得今典比古典好注),那么你的新作中,对陈诗提出了哪些新的看法呢?你对胡文辉老师的著作做出了修正,还是更进一步的推进呢?答:我将要印出的是一册小书。《寻今典》是原来的名字,后来编辑认为太专业,可能要改为《陈寅恪晚年诗中的人和事》。我解释陈寅恪晚年诗,约有四十首左右,只是这本小册子的一部分,另外是有关陈寅恪的其它史料。笺释陈寅恪诗最早的工作是余英时先生完成的,他是这方面的开拓者。但把陈诗全部笺释出来,是胡文辉一个人独立完成的,这个学术工作应当认为是近十年来中国学者所做的最有价值的学术工作之一,我再强调一遍,这是胡文辉在完全没有任何资助情况下完成的,他是在业余做出这样的学术成绩。今天中国在高等院校做文史研究的人,应当对胡文辉的学术工作表示足够的敬意。我多次说过,这个学术工作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不知多少我们所谓的国家课题。胡文辉把所有陈诗都笺释出来,而我只是留意陈诗晚年部分,这部分的总量目前所知,有近三百首,我只做了约四十几首,是极少的一部分。完全不能和胡文辉的学术工作相比较。我只是在他和余英时先生及其它学者的工作上,略为谈了一点自己的读书心得,如此而已。没有他们的学术工作,就没有我现在的工作。没有他们的学术工作,我不可能想到再来做这件事。解诗是一件极为个人化的学术工作,所谓诗无达诂。个人心境不同,知识结构不同、想象力不同,也就决定了对诗的理解可能会有差异。具体到晚年陈诗,需要大量古典文学知识,但更需要对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陈寅恪当时心境的体会和理解,我过去做过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也略为涉猎过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相关史料,特别是一些当时意识形态机关的内部文件,这些史料,帮助我尽可能在事实上判断陈寅恪当时的内心世界。毫无疑问,晚年陈诗用了一些隐喻和旧诗的特殊表现方式,所谓今典。这是陈诗最难理解的地方,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和想象力来判断,没有确解,也就无所谓对错。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理解,如果读者感觉有道理或者有启发就足够了。我多次说过,解晚年陈诗,错也是对。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明显错了,别人以后就不向这方面思考了,这就是贡献,把解释范围缩小了。余英时、胡文辉的学术工作,学界早有定评,我相信他们的研究工作经得起历史检验。当然这个判断不意味着他们的学术研究工作后人不能再提出不同意见,学术界的习惯是后出转精,这是一般规则,至于后出是不是"精",也要时间和历史来说明。陈诗是历史材料,但也是艺术作品,见仁见智是很正常的。因为余英时、胡文辉的学术工作早出,所以后人不可能绕过去,所以在解释晚年陈诗时,几乎必然要以他们的解说为基础。

  我个人的心得是晚年陈诗多有陈先生自己的具体感受,具体人事多,抽象概念少。也就是说,一首诗所咏对象,多数有具体所指的,我们要尽可能找出来,找不出来的,也要尽可能提示可能存在的思考方向。比如陈先生晚年贬斥势利,尊崇气节。多数情况下是由他清华早年同事和学生的变化引起的,比如冯友兰的变化、陆侃如、高亨的变化等。还有就是他个人情感中对1949年后的去留问题形成了一个情结,在这个问题上,他认为陈夫人比自己高明。这个感情中还包括了对妹妹陈新午、表弟也是妹夫的俞大维的怀念。在晚年陈诗中,这两点比较集中,也是以往我们较少注意的,特别是冯友兰的变化,以往我们没有集中思考他对陈寅恪的影响,我个人认为,陈特别在意冯友兰的变化,也特别在意他早年清华学生的变化,这就是所谓"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反之即不是"。解诗只是个人阅读感受,不是修正别人的观点,也不是确立自己的观点,也谈不上是推进学术研究,只是丰富研究的视角。高:更远一步说,您是如何看待余英时先生的注本?以及余英时与冯衣北之间的争论的呢?答:余英时先生最早判断出了晚年陈诗的意味,这是杰出的学术贡献,这是确立晚年陈诗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学术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判断,也就没有后来对晚年陈诗的深入理解。余英时先生在大的判断上给出了具体的思路,但在具体细节上,因为余英时先生毕竟是在海外,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内学术界的细部关系,特别是陈先生同事和学生的关系没有给予特别留意,所以解释只是提示了思考方向,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具体人事,当然这个工作极难有具体史料来证实,因为我们不能起陈先生于地下,但具体人事关系,在解释过程中,如果基本逻辑和史料成立,也可以视为一说。比如我判断《贫女》《高唱》二诗是写陆侃如夫妇和高亨的,就是根据当时陈先生心境和人事关系来分析的。前提就是陆、高都是陈先生清华国学院的学生,他们修改旧作和"宗朱颂圣"都有确切史料,后来变化也有内在逻辑。他们后来都没有坚持"独立思想,自由精神"。至于当时余英时和冯依北的争论,首先这不是平等的学术争论,学术争论必须用真实姓名,这是最简单的。冯依北不是真名。再说对陈诗的理解,主要取决于对陈先生人格和思想的理解,在这一点上,余英时先生是对的,就是具体细节上错了,也是对的。而冯依北大判断错了,所以即使在具体化细节上对了,也是错的。高:去年、今年还有很多新著问世,最为惹眼的无疑是张求会的《陈寅恪丛考》,刘经富的《陈寅恪家族稀见史料探微》和陈怀宇教授的《从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不知您是否已经看过这几部著作,不知道您对具体的这些书,有何看法?答:这三本书,我都在第一时间读过。我以为都是优秀的学术著作,格局有大小,但都是用心用力的学术结晶,都完全出于对学术的热爱,而且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新史料。

  高:现在陈寅恪研究的趋势,已经大体从原来通俗、人物生平、文化史、学术史象征意义的阐发,有往偏考据、实证、探讨陈本身的学术研究和对后世学术研究的具体影响上了,您是否认同这种趋势?您认为这种趋势存在或不存在的原因是什么?答:陈先生是极为丰富、复杂的历史人物,这决定了关于他的研究有持续性。还有一个特点是中国的文史研究,多有当下情怀,而这个情怀多出于对历史人物的敬意及他们命运的不平。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近二十年来,中国文史界凡热的人物,多有这样的特点。要单说丰富和复杂性,章士钊、郭沫若、冯友兰等都具备,但你没有发现学术界出现关于这些人的"热"。我们有"陈寅恪热""顾准热""储安平热"等等,而没有见过"郭沫若热""冯友兰热"。以往随着研究者知识积累,和青年一代外文水平的提高,再加上港台史料的披露以及国内意识形态部门内部史料的发现,我想关于陈寅恪研究还会有许多成果出来。当年翦伯赞注解过几首晚年陈诗,刊在当时中宣部一个内部刊物上。如果这个材料出现,对我们理解陈诗肯定会有帮助。中宣部的内部刊物我也查阅了几种,比如《宣传通讯》《文艺情况动态》等,但还没有发现。严格说,这个工作并不难,难在我们现在档案的解密程度过低上。还有政协、学部以及中山大学等,这些地方关于陈先生的材料完整公开后,一定会大大提升陈寅恪研究的水平。最近陈徒手先生的《故国人民有所思》,完全使用内部文献完成,可以看成这方面研究的一个新动向。我还有一个感想,这些年来,关于陈寅恪研究的最新成果,多数是民间学者作出的,比如胡文辉、张求会、刘经富等,后者虽然在学校工作,但也是边缘学校,他们也是边缘学者。这也说明学在民间的道理,也说明民间对陈寅恪"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敬意。近二十年来,官方的学术课题中,还没有出现过关于陈寅恪研究的专门课题。高:无论如何,对于前面将近20年的"陈寅恪热",陆键东的书无疑是最主要的推动因素。您怎么看待陆键东先生即将再版的《陈寅恪最后二十年》一书?结合您对陈诗今典的阐发,陆键东对陈寅恪晚年心态的诠释您认同么?您又是如何看待陆键东此书对于社会上"陈寅恪热"的影响?答:陆键东先生的著作是陈寅恪研究中的经典,他对陈先生的理解,我完全认同。但陆先生对陈先生晚年内心世界的几个具体心结还缺乏敏感,特别是对冯友兰的变化对陈先生内心的影响。这个结如果不打开,我们对陈先生的理解就难以深入,对他为什么特别看重知识分子气节就难以把握。他写《论再生缘》《元白诗笺证稿》中那些提倡独立人格以及关于"贤与不肖"等的论文,其实均是由现实感受而引发的,可以说多数是对他的同事、学生适时变化的感慨。这也是晚年陈诗中的一个重要主题。陆先生是极为严谨的学者,我期待他的修订本,能为学界提供更多新材料和新观点。


  谢泳、高致远,《中华读书报》2013年0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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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回忆当年“林彪事件”的猝然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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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当年"林彪事件"的猝然冲击
Aug 9th 2013, 12:31, by 明鏡雜誌


  上世纪70年代初,我毕业分配在临沂某厂当宣传干事。那时我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学理论搞大批判专栏,画报头漫画,管理工厂的广播和文艺宣传队,所以工作时紧时松,倒是有多余时间读书看报,以便时刻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他老人家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持无限忠诚和绝对一致的政治步伐。

  那时党的九大召开一年了,林彪作为党内二号人物的副统帅,已经上了党章总纲,并破天荒的第一次在"法"上被钦定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大凡现今看到毛"红光满面"林手中抖动着"小红书"在一起的照片,多为副统帅陪老人家出来参加集会和会见外宾的特写。

  1970年的局势不妙。8月下旬党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在讨论修宪中,毛泽东与林彪、陈伯达就是否"设立国家主席"一事上发生严重分歧。陈伯达在会前会中大谈"天才论",意为应给林彪"名正言顺"当选为国家主席。使毛很为震怒,认为这是在"抢班夺权"。8月底毛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驳了陈伯达的"天才论",并说:"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绝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随后,陈伯达被审查遭批判。这位一度被毛称作为"我党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伯达同志,立马成了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举国党内开始了"批陈整风运动"。

  这实质是毛与林摊牌的先兆,但表面并未公开。估计除了高层当事人外,国人根本不知这些"宫廷秘史"的突变,仍对毛主席大庭广众仪式面前高声祈祷"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而整个主流媒体仍然高调宣传林副主席的光辉形象,似乎"认真看书学习,弄懂马克思主义"的整风与林彪丝毫不沾边。最明显的例子是:1971年5.1节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大报广泛用通栏标题和大幅图片,报道了毛、林及与西哈努克亲王夫妇与首都人民同庆的情形;6月3日毛与林会见罗马尼亚党魁齐奥塞斯库的照片和报道;而当年"8.1"前夕的《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的封面,也是江青化名"峻岭"拍摄的林彪身着军装、大光头在读毛著的近景特写巨幅彩照,还题名为《孜孜不倦》美化。可见林副主席做接班人笃定的思维,早已牢牢扎根于国人的思想中。

  耐人寻味的是:自此以后到"十一",一反常态再无副统帅的丝毫消息,媒体上几乎林副统帅的字样也越来越少,甚至连以往一贯制高调庆祝的国庆隆重集会活动也被取消。这引起一些时政敏感人的猜测,但也仅限于亲近人私下的传递,即"林彪出事了"。我所得知的,也是临近十一,我厂一对北京高干下放这里的年轻夫妇透露给我的。

  这立马让我回忆起当年9月中旬《参考消息》引用的外电一则消息并不引人注意的一句话的确凿性。

  那时我读的报刊都是"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新华社的《参考消息》及山东的《大众日报》。党报党刊是"小报套大报,大报靠'梁效'"(即北大、清华写作组)内容千篇一律空洞枯燥。新华社编选的《参考消息》也是"报喜不报忧"的"择优录用"德行,很少刊登"帝修反"的世界著名大通讯社如美联社、路透社、塔斯社等对我们侮辱的"反动"消息,多为一些世界不知名的小报、华人报对我们的赞扬,及一些苏联政治笑话等,相对有点可读性。但中旬某天好像是在4版一隅,我读到苏联总理柯西金出国访问的消息。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引起我的好奇:"因中国刚发生重大事件,柯西金中途返回莫斯科参加紧急会议"(大意如此)。这让我证实林彪的确出事了。但我仍抱有一丝幻想但愿这是个"走资派制造"的谣言,为此还真郁闷了很长一段时间。

  此时此刻一直到10月下旬,我们职工仍还在"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祝福着。直至谣言成真理几乎无人不知一刻,大都在极度怀疑和猜测中期待最高层消息的最后"辟谣"。

  终于官文下来了。先是10月上中旬的"先高层后基层,先党内后党外"的逐级传达,随后几月内,由中央专案组连续下发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之一之二之三材料和毛主席南巡讲话材料,终于让国人都知道这是真的:敬爱的林副统帅因要谋害毛主席抢班夺权、结党营私搞反革命武装政变、投靠苏修等等罪名,被发现仓皇出逃,于9月13日与其老婆叶群、儿子林立果等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我记得这些材料宣读时全场鸦雀无声人人充满恐慌、呆滞、惊讶或复杂的目光,几乎无人相信这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竟然是个大坏蛋大卖国贼大反革命大阴谋家。对当年一些有着对领袖"朴素阶级感情"的正统思想的人来说、譬如像我,这个最终真实的突然到来,无疑是个晴天霹雳。据说还有的人反不过乏来,甚至得了精神忧郁症进了医院。

  应该说,"9.13林彪事件"对当年高层也是个极大的精神打击,也在国内外造成了极为负面效应,也使文革相对进入一段低谷沉闷时期。对毛泽东来说,一场仅5年的"文革",就把他相信并选定的刘少奇和林彪接班人推向了死亡和他的政敌对面,这种结果他接受不了,以致心身交瘁多年未能恢复。不过也让他多少有些反思,例如解放了一大批元老"走资派"并启用;为"二月逆流"平反;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等等。但是,诸多罪过转嫁到林陈反党集团身上,成了继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的他个人失误的第二"替罪羊",为他后来举国开展"批林批孔"、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又有了新的"文革"由头。

  当然"林彪事件"给国人留下了更多的反思,使曾经达成"共识"的"文革"由"林彪事件"而产生巨大分歧,更多的是上下互动对"文革"发起初衷和实效的"自己搞乱自己"质疑,成为后来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的果断思想基础和社会力量。

  "林彪事件"对我这个当年极正统的人的触动和冲击也很大。

  坦率讲对林彪我一直心怀敬仰。这不单单是抗战胜利纪念日的《人民战争万岁》文章、"文革"初那篇让我爱不释手大谈"宫廷政变"的"5.18讲话"和"九大"固定的毛主席当然接班人;也不单单是他1959年接替彭总任国防部长后,大力突出政治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涌现了雷锋、王杰、欧阳海、刘英俊等英雄、学毛选的廖初江丰福生和黄祖示等标兵,使"全国学解放军"蔚然成风的业绩上。而是他历史战功显赫的军事才能这个事实。

  当年我从《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红色经典"和"革命回忆录"书籍中,看到共和国功勋战士们对这位常胜元帅的赞扬。如这位少年就从戎参加过北伐、南昌起义和井冈山会师、20多岁就参加长征就当军团长的英雄,后来曾在友军协助下灭日寇威风首战平型关告捷,成了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八路军115师师长。在被友军误伤去了苏联治病疗养,正值苏联卫国战争艰苦初期,相传斯大林欣赏林彪的军事天才,想用4个机械化师换林彪,为毛泽东拒绝。回国后参加去东北接受和组建根据地,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和四野司令员,在决定国共胜负的"三大战役"中,林彪就独占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丰功。

  "林彪事件"40多年过去了,可真相至今也没有个确凿客观令人信服的交代。表面看林彪这个神话被打破成了历史罪人。可在实际中对林彪持有客观评价的仍不乏其人,譬如像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认为,林彪肯定有他的问题,如文革前后的对毛的吹捧,参与内争打击异己、搞形式主义等。但是当年那些定性结论是否就是真相,我是有些持怀疑态度。就其一生戎马倥偬战绩和对新政权的巨大贡献,就其成"八大"后最为年轻的党的副主席,就其"九大"成了唯一"法定"的当然接班人,他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呢?分明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等待"登基"的,何以"迫不及待去抢班夺权"?

  我曾看了很多关于对他贬褒不一的文章,冷静分析他的性格为人、他的身体健康、他的隐身托词、他的深居简出,他的生活简朴等,恐怕更多数的自身弱点的反映,这种弱点一旦被绑架到高层权力这汪浑水中,是非曲直也就由不得自己任人评说了。这,或许正是林彪同志的悲剧所在吧。

  我还发现:政治的肮脏性还表现在对政敌的人格不尊重上。当他好时,一切就好;当他坏时,一切皆坏。完全采用机械实用手段,公然借助权力违心甚至小人之心毒蛇之心去划人群优劣好坏功过,不但伤了自己的同志和友军,还帮助了真正的敌人,可谓最大的历史不幸和悲剧。譬如说到林总,是"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时,什么都好,甚至吹捧着可以不顾历史事实去从篡改历史真相鼓吹他;是"野心家"和"阴谋家",什么坏事,甚至还是这些当初吹捧者落井下石诬陷栽赃欲置死地而后快。在这种混账的思维定势下,我们不但集体无意识,还把人性的弱点发挥到极致。此刻还有什么良心和客观而言?这种思维定势,仅在先前所谓的"十一次党内路线斗争"的绝大多数后来被否定被平反,仅存"林彪"、"四人帮"等两三起的肯定上,最能说明这种残酷实用的随意性。

  "林彪事件"还反映出一个极不好传统习惯:当一个人红得发紫宣传就完美无缺想戴上光环的神,被舆论吹上天万人敬仰;一旦瞬间光环破灭成了十恶不赦的恶鬼,从天上掉下来摔得粉身碎骨,人们一时心理难以承受必然引发怀疑"造神"的动机。这种后果也会产生对制造楷模的始作俑者宣泄不信任的反感。这种政治实用的大忽悠,这几十年来我们还见得少么?

  这让我总结出一个结论:在人性弱点的指使下的政治实用,无论是高等权贵还是低等草民,几乎是无一幸免的手段惯用。在貌似"革命""为公""为民"等光环下,将一场残酷无情的权力之争,变成一种相互倾轧的个人恩怨,以及把认知上的错误无限上岗化为有意所为的消灭上,在"正义""正确""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高调蛊惑下的私欲之争,实质继续上演着一场场"宫廷斗争"、"朝野之争"的"成者王侯败者寇"悲喜剧。就像平静水面上优哉游哉的鸭子,水下的脚蹼却在忙乱的抓动忙活。在强调"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时,实质展现的却是现实反义的代名词,及政治的某些下流和卑鄙特性。

  "林彪事件"是坏事也是好事。它突兀撞击了我内心的那些愚忠和理想,顿时像一榔头砸在心上好痛,使我在反思和自责下幡然忏悔,不再相信那些唱的喊得最动听、实践却在蹂躏强奸着的理论。应该说,"林彪事件"对我清醒教育,是第一个跨越坎儿。而至此后18年的另一起事件,却彻底碾碎了我坚守几十年的那点最后的守望者幻想。这都是后话了。

  2012年2月11日下午

  毛牧青,共识网  2013-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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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关于中国共产党中央调查部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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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共产党中央调查部的历史考察
Aug 9th 2013, 12:30, by 明鏡雜誌


   大约30年前,在中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我和两位资深的中国外交官有过一次交谈。当时我正在酝酿以中国的"大跃进"为题材的博士论文。交谈中我提到,最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材料里我偶然看到有一个名叫中国共产党中央调查部(以下简称中调部)的机构,可我在《人民日报》上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机构,所以请他们证实一下,这个神秘机构过去或者现在存在过吗?他们抱歉地说不能证实,对这个机构也一无所知。

  和我交谈的这两位外交官对中调部当然非常熟悉,但当时这是国家机密,对于一个好奇的瑞典博士生的询问,他们只能讳莫如深。毕竟这是一个和英国秘密情报局相当的中国机构。就算是在英国,也只是到了1994年3月《情报法》(即《政府情报公开实施报告》及其《解释方针》——译者注)颁布以后英国政府才正式承认英国秘密情报局这个机构的存在。换言之,如果20世纪80年代初我问两位英国外交官是否有军情六处这个机构存在,他们同样也会否认。这是因为我的学术好奇心和国家机密相冲突。

  几年后,我看到有关中国的资料里出现了中调部这个名称。1983年它变成了国家安全部,中调部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已经成为历史,于是我决定利用能见到的来自中国的零散资料撰写一份中调部简史。

  中调部的前身

  中调部并不是某些二手材料所说的那样在20世纪40年代末就已经组建,而且它的前身也并不是有些人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社会工作部。中调部成立于1955年,此前它经历过一个不短的过渡期。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社会工作部撤销。1949年以后整整6年,无论是军事情报部门还是地方(政治)情报部门,都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来管理。撤销后的中央社会部的一些部门于1955年组成中调部,但从1950~1955年,它的名称是中央军委联络部。这一时期负责情报工作的是周恩来,他是中国共产党秘密情报活动的发起人,从一开始就坚持在所有形式的情报(人事情报、技术情报、战术情报、战略情报)工作中投入较大资源。他认为,只要阶级斗争存在一天,情报工作和安全工作就十分重要。1950年4月1日,他又重申:"要战胜敌人,非有情报工作不可。"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1949~1955年中国的情报机构经历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较好地适应了当时复杂多变的环境。20世纪70年代,英国一位著名记者兼学者提到朝鲜战争带来的重大影响时认为,朝鲜战争"迫使共产党加速建设中国的秘密情报队伍。通常情况下需要10年才能完成的工作被压缩到2~3年匆匆完成,所以,在组织方面不可避免地犯了一些错误"。不过,现在看来,当时还不稳定的苏联情报机构在决定新中国的情报机构如何组建方面可能也起了作用。俄罗斯情报史专家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和瓦西里·米特罗钦称,20世纪40年代末,苏联的对外情报机构处于"混乱"状态。当时正是情报委员会时期,该委员会试图把苏联国家安全部外国情报局和苏联军事情报局归并到一起,但这次改组的目标没有完全实现,委员会建立一年后便出现问题,于1951年下半年撤销。因为来自莫斯科情报委员会的高级顾问们(他们形式上归苏联大使馆管辖,实际上直属莫斯科)积极参与帮助中国建立情报机构,所以,这一时期他们给中国提出的建议现在看来可能同样是"混乱"的。

  1949年,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期间,周恩来于7月8日和9日主持了中共中央汇报会议,商讨情报、公安两个部门的组建等问题。7月11日,周恩来同意中共华北局提出的建议,将华北局社会部并入中央社会部。后来的结果表明,这是撤销当时已有的最高机构的开始,因为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8月9日在给各解放区中央局及分局的电报中指出:"为了分工,以便更好地建设我们的保卫与情报工作,决定取消中央社会部,另成立情报、公安两部(中央政府成立时,为政府的情报、公安两部)。"该计划后来只实施了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成立后,中央社会部的保卫工作确实移交了,但列入计划的情报部却没有成立。

  1949年10月11日,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情报部部长(他公开的身份是外交部副部长)。此前,从1948年5月起他一直是社会部的负责人,先是担任代理部长,后任部长。1949年后,中央军委在各地成立了"开展国际情报工作的专门机构"。李克农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工作,这一时期担任李克农助手的是罗青长。1955年中调部成立后,罗青长担任秘书长,1983年从中调部最后一任部长位置上退休。他与周恩关系密切,1954年兼任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负责情报工作。

  从目前的资料中无法勾勒出1949~1950年冬天这段机构调整期,后来的调查部和此时军委的情报部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历史研究者可以根据现有资料确定军委情报部何时成立,谁是领导人,但对于调查部,现有资料都语焉不详。从一份有关罗青长职务的准官方列表看,有一个时期,这两个单位实际上是一体的,罗青长同时担任军委的情报部一局局长和联络部一局局长,1950年底担任联络部高层领导职务的人员中有后来任中调部主要领导的邹大鹏、马次青和冯铉。

  1950年是中国高层情报官员总结过去、规划未来的一年。李克农曾撰写中共情报活动的(不公开的)官方历史,这样做的目的是"促进新中国情报工作的政治和业务发展"。而其同事则对中央社会部的政策和业务构架进行评审,使之适应新环境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向国外派遣情报人员是需要解决的众多敏感问题中的一个。它已经不单纯是由一个革命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派遣,从事实和法理上是由中国政府派遣。1950年4月召开的情报工作会议对国家最初的一些情报政策达成了一致意见。会前,在1月底召开的第4次东北公安工作会议上,对于大力开展境外情报工作指出:"必须建立反奸情报派遣工作。因此东北公安部、辽东、辽西省厅、沈阳、旅大公安局,应物色具有派遣条件的我之干部或可靠关系,以及个别向我秘密自首并能掌握而有适于派遣的党特分子,加以秘密训练,派遣出去。其工作任务:主要是以设法打入蒋、美、英、朝、日本特务机关内部,侦察其敌特活动情况、阴谋计划和向我区派遣人员的线索等情报。但这种派遣,必须精干隐蔽,长期打算,单线领导,不要滥竽充数,不准发展关系。但对其中利用分子,应时刻警惕,防范敌人的反间阴谋。"

  当时情报工作(特别是国外情报工作)的总体政策是什么?1950年4月1日,周恩来指出,情报工作要从单纯的军事情报向军事和政治情报转变,还需要增加经济情报,科技情报还没有搞,要开辟国外的情报工作。情报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输出革命,完全是为了主动防御。10月,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与副部长罗奇清和政保局局长陈龙谈话时指出:"中国进行国外情报工作的原则和帝国主义分子不同,我们的目的是了解敌人针对我方的阴谋。我们的目的是防御,是积极防御。只有了解对方,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年后,周恩来等人设想的情报工作就总体而言仍处于初始阶段。195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在一份电报中指出:"各地情报部门业务干部量少质差,主动不够,尚影响工作开展。"李克农要求在多方面做出改进。这些改进最终促成了1955年中调部的成立。

  1950年12月10日,军事情报、技术情报和政治情报正式划归新设立的机构——总情报部负责,由李克农任部长,直属中共中央而不是由总参谋部管辖。这种组织形式有助于横向协调,但对于提高获得情报的能力帮助不大。1953年1月29日,总情报部撤销,李克农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并继续分管联络部的工作。他一直患心脏病,此时病情加重,3月5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离岗治疗。1954年春,由谁通过什么渠道给联络部提供经费出现了争论,这个问题通过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部长邓典桃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磋商得以解决。这是源于1954年中共中央对各直属机关的"预算外资金"进行规范管理。1954年秋,机构改革的时机成熟了。

  1955年中调部成立

  2001年,《杨尚昆日记》出版之前,外国学术界对于中调部成立的确切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对于它的成立时间和成立经过,汉学家和情报史专家们只能猜测。杨尚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4年中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有了他日记中提供的信息,我们终于可以勾勒出一个大概的时间轮廓。

  1955年2月23日,联络部的罗青长、邹大鹏和马次青拜访杨尚昆,毛诚陪同前往,商谈联络部的"归宿"问题,他们表示愿意回到党的系统中来,称这是"群众的一种情绪"。28日,杨尚昆找到李克农,和他谈联络部(在日记中称之为"政情部")归属单位的问题。李克农的意见是放在党的组织内为好,可成立一个部,名称可以叫做调查研究部。周恩来倾向于让李克农兼任这个新部的负责人,以便统一管理,并且要经书记处讨论后再决定。

  3月4日,在周恩来的办公室举行了一个会议,出席者有周恩来、杨尚昆、粟裕、李克农、罗青长等。会议决定把联络部中的军事情报单位划归中央军委,在党内成立一个调查部,仍由李克农兼任部长,由周恩来当晚提交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晚上8点在刘少奇的办公室召开了书记处会议,讨论持续到3月5日凌晨1点30分,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周恩来起草的文件并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什么时候批准这份文件现在还不得而知,但4月8日,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提到"中央和主席已批准成立中央调查部"。一份资料中称:"1955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把原属总参谋部的联络部归由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起名为'中央调查部'。"李克农的儿子称:"1955年7月,总参联络部调整为中共中央调查部,由我父亲兼任部长。"

  中调部的日常工作由李克农与杨尚昆联系,重大事情则要请示邓小平。《杨尚昆日记》中1956~1958年的记录不太完整,从1959年开始,《杨尚昆日记》中有他和孔原频繁定期会面的记载。1962年11月,即李克农去世9个月后,孔原正式接任中调部部长。

  关于中调部组织结构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只知道它有一个秘书处,下属几个局。从新华社发布的肖赤(1911~2006)的讣告中我们知道中调部曾经有一个管理局,肖赤曾经担任局长。根据抗大一名毕业生从中调部联络局局长的职位退休这一点,我们认为,这些局的分工是职能性的。除了数量不明的局之外,中调部还有一个对台办公室,这一点在杨荫东的简介中有所透露。1955年,中共中央成立了对台工作组和对台办公室,"对台办设在中央调查部,主任由周总理办公室主任兼,杨荫东负责具体工作。"

  中调部在一些省和大城市建立了自己的常设或非常设机构。例如,1955年8月,中共广东省和云南省委员会根据中央的决定分别建立了调查部,它既隶属于省委又隶属于中调部。广东省调查部"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期间及以后一直存在。中共云南省委调查部负责对外调查,但于1957年6月被撤销。中共上海市委调查部1955年6月成立。山东省调查部1978年12月成立,当时它的编制是48名干部,由4个处室组成。只有河南省从来没有成立过调查部。

  中调部的情报一般呈送给中国共产党、政府和军队的决策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曾提到毛泽东阅读中调部1965年7月30日编印的第872号《调查通报》,即关于一位台湾人士谈李宗仁回国的问题。决策者有时也会有选择地把一些情报扩大阅读范围,不过仍限于高层。1958年11月4日美国议会选举刚刚结束(这次选举中,共和党失去很多席位),毛泽东便批示把中调部对美国议会选举及其结果的分析在八届六中全会印发。这次全会由毛泽东主持,出席会议的有166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毛泽东给中调部的分析加了一个标题《美国政治气氛向好的方面发展》,他还加了个人评语,称这个分析"很有意思"。

  中调部的活动

  中调部总体框架建立之后,其日常活动和政策必须十分慎重。这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这样的工作很不好搞,必须仔细、仔细又仔细,而且注意经常提请中央决定。"许多重要事项是在1955年12月由中调部主持召开的第二次政治情报工作会议上决定或同意的,毛泽东和刘少奇都为会议题了词。毛泽东12月6日的题词是:"实事求是,努力工作"。刘少奇12月8日的题词是:"总结经验,改进工作,争取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更大胜利,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24日,周恩来接见与会代表并发表讲话,赞扬他们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进而强调:"这样一条路线的重要环节就是怎样争取国际和平。争取和平,越持久越好。我们要利用这个和平时间,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使我们的国家更强大、更富强。"后来也召开过同样的会议。如1959年2~3月,中调部召开了全国情报工作会议,2月26日,邓小平、彭真和杨尚昆接见了调查部工作会议的外国工作同志。

  保密是中调部最为关心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内部出版的《国家机关党派团体负责人名单汇编》中,既没有提到中调部的名字,也没有提到其主要领导人。其他信息则非常丰富,列出了中央和省一级政府机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主要大学和研究机构等的名称和主要领导。在党的内部交流材料中,如果材料的阅读者超出了"知密范围"但又必须提到中调部时,则使用暗语。1965年9月27日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一份文件中,其他党委使用的是明确的名称,而中调部则代之以"在西苑的机关党委"。西苑是指中调部所在地北京海淀区西苑100号。

  中调部的保密工作从总体上看是很有成效的。在罗纳德·W·克莱恩和安妮·B·克拉克编于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词典》(该词典主要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公开信息资料为基础编成)中,认为李克农和邹大鹏是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孔原被说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重要的外贸专家之一"。

  在香港,中调部驻港人员有时会在中国大型贸易公司名义上担任一些职务。鉴于其工作性质是"调查",他们用得最多的掩护身份可能是记者。用记者身份作为掩护在中调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就已经存在,成立于1948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在它的章程中已经认可了这种做法。吴冷西指出,"在许多其他分社,新华社记者均接受调查部及使馆调查组指定的一定任务。几年来,这方面的工作是必要的,有成绩的,应当加以总结。一方面新华社记者如果充分运用职业上的便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协助调查部的工作,因为记者有很大可能通过自己的活动取得有价值的情报,这和调查部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在另一方面,记者不同于秘密情报人员,他的活动基本上是采取公开的、合法的形式。在给予情报任务时,应当充分利用记者活动的这一特点,而不宜把他当作秘密情报人员使用。记者必须和专业调查人员在方式方法上区别开来。某些工作方式,例如出面联系对象等,由记者出面就不合适,因如一旦泄露不仅不能立足,而且势将给新华社的国际影响带来损失"。如果发现新华社记者从事"与他们身份不符的活动",外国政府或殖民地政府会用各种方式予以报复。在香港,因为新华社的特殊地位,这种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比如,公安部在1960年披露的一份内部材料中就提到港英当局"今年以来,因怀疑是我地下工作人员逮捕了4个人。目前被侦察监视的有87人,其中包括梁威林、祁峰等同志和费彝民等人"。1963年,新华社驻布拉格办事处(这是新华社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驻外机构,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早一年)被捷克当局勒令关闭,因为"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

  一位英国作家把新华社的情报活动描述为是"谨慎的,常常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而且总是低调",他甚至援引伦敦一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的话称:"中国在英国没有任何情报网络。"新华社驻伦敦记者站正式建于1956年7月,驻开罗记者站建于1956年12月,驻巴黎记者站建于1957年7月(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没有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设记者站)。在日本,新华社的记者站直到1964年9月才建立。有人可能认为,中调部和新华社之间十分密切,为了避免这种误解,吴冷西曾建议在新华社与中调部之间建立某种管理机制,他指出:"中央调查部过去在记者中的工作部署和经验我们均不详知,建议中央调查部考虑总结这一方面的工作,就如何运用记者的便利条件充实调查工作得出有益的经验,同时就记者工作中哪些调查方式是不宜运用的作出规定,这对于记者今后加强和提高这方面的工作,同时避免可能遭到的损失,是有必要的。"

  中共中央外事组对吴冷西建议的具体反应不得而知,但似乎从原则上是赞成的。1961年秋,杨尚昆在与孔原等研究后决定再召开一次全国情报工作会议,与会人员来自中调部、公安部、外交部、解放军军事情报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和华侨事务委员会等。10月20日,杨尚昆和一些与会代表商讨了如何整顿情报工作的问题和各系统的分工、合作问题。

  中调部和外交部之间关系的性质尚不清楚。20世纪70年代,外国研究者对中国和苏联的情报机构进行比较之后做出的估计是:"中国谨慎得多","只安排大使馆少数主要官员进行这项工作,而且不是在每个国家首都都开展"。

  中调部的发展、演变

  中调部的预算是高度保密的,但它受到中国总体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一点则不是秘密。"大跃进"时期,中国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财政和贸易办公室1962年3月25日建议,作为挽救措施之一,国家开支将减少31亿元。中调部的工作因此受到直接影响。4月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中调部、国家科委和中共中央联络部紧急会议,"谈压缩非贸易外汇问题"。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大家都热烈拥护压缩,"各单位自报压缩数目不小,收获较大。"

  1964年,中国经济明显开始好转,在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方面提出了多项工作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这些建议许多都源于中央外事小组和中宣部1963年底撰写的一份报告,即呼吁积极开展研究外国的工作。毛泽东在文件的批语开头一句是:"这个文件很好"(他还专门提出中国要多研究世界主要宗教)。

  其中一项直接影响中调部的建议是改善和扩大语言培训计划。在海外从事情报工作毫无疑问需要懂外语,而且对情报进行分析也要懂外语。1955年建立之初,中调部就从它的前身中央联络部接手了一所学校。该校的前身是外交知识和外交事务培训班,这个班是李克农根据周恩来和他的助手阎宝航的要求,于1949~1950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驻外大使和高级外交官开办的。第一批学员大多任职于外交部,有些人后来担任了中调部的领导。20世纪50年代,这所学校名为"外事干部学校",1961年更名为"外交学院分院",并第一次扩大规模。1964年春,中共中央宣布,未来几年急需大量懂外语的干部,"以便利用世界先进科技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提高情报人员的质量和数量,因此,中调部再次扩大规模,"把现有的干部学校改为一所外语学院"的建议也得到批准。1965年,国际关系学院成立。

  中调部部长孔原是参加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候补委员之一。这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出台了所谓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揪出文件所称的"混进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1966年夏,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和员工在学校管理及政治问题上产生了派系分歧。当分歧可能影响到中调部的工作时,邓小平和李富春前往学院视察,很快平息了纷争。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不久,邓小平被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受到批判,他把中调部的管理权交给了康生。康生接手之后,中调部的日常工作表面上仍然一如往常,但在1966年12月6日的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周恩来对一些部门提出了批评意见,并特别指出中调部"搞神秘的东西"。周恩来要求,根据"文革"的整体部署,中调部的领导要和其他党政军部门一样接受从下到上的调查。1967年3月,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宣布对中调部实行军管。后来的两年,中调部由解放军和"造反派"共同管理。

  1969年11月,中调部成为总参谋部情报部的一部分。孔原和其他领导有的坐牢,有的在"五七干校"劳动,中调部与总参情报部合并,罗青长成为副部长之一。中调部和总参情报部合并了多长时间?历史资料没有提供确切的答案。1973年3月3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把1969年归属到总参的一些政府部门重新划归国务院管辖。这些部门包括测绘、气象、电信等。尽管没有明确的文件说明中调部何时恢复原先的隶属关系,但省一级的调查部在1973年夏或者恢复,或者重新更名为调查部(如果已经改名为革委会第X办公室的话)。2000年,熊向晖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从1973年10月到1982年4月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通过网上搜索,在罗青长的简历中写到,"1973年至1983年任中共中央调查部负责人、部长"。可见中调部恢复作为中共中央的一个独立机构的时间可能是在1973年3~10月。

  1978年以后,中调部的物质条件开始逐步改善。1979年1月至1981年4月,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冯基平任中调部副部长。1980年,他大部分时间用于公审"四人帮"。中调部参与了调查康生的活动。1983年7月1日,有28年历史的中调部撤销,正式并入国家安全部。

  本文对中调部的历史做了一个简略的梳理,有点儿类似于"大事记"。作者尽管多方搜寻资料,但很多读者可能还是会认为比较肤浅。事实上,笔者虽然十分希望能够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但却难以实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或长或短存在过的众多重要机构中,像中调部这样鲜为人知的机构绝无仅有,这是由它的工作性质决定的。这个机构在冷战时期为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工作在"隐蔽战线"上的人们所做的贡献,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可能会大不相同。或许有一天,中国的历史学家会揭开覆盖在这个机构上的神秘面纱。

  沈迈克/著,黄语生/译,当代中国研究所 2011-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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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香港保钓船未通过检验 出海行动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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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保钓船未通过检验 出海行动延迟
Aug 9th 2013, 11:55, by JAS

香港保钓团体因一艘渔船没有通过验船检查而宣布推迟前往钓鱼岛宣誓主权的行动。

这艘名为启丰二号的渔船目前困在港口,无法前往东海中日有争议的一组岛屿。中国称这组岛屿为"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诸岛"。

争议岛屿附近的海域有可能蕴涵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中日两国几十年来一直就其主权归属存在争议。

香港保钓人士原定8月15号登钓鱼岛,但是启丰二号没有通过香港海事处的船检。这艘渔船去年在与日本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对峙中受损,不过保钓人士指责有关官员故意阻止他们的登岛行动。

8月15号是日本承认二战战败并宣布投降68周年,这个日子对日本来说很敏感。

中日两国有关钓鱼岛的争端去年急剧升温。保钓人士在去年同一天登上钓鱼岛,掀起中国大陆的反日浪潮。

满怀民族主义情绪的活动人士说,即使中日这两个世界经济大国的关系继续恶化,他们也一定要采取行动。

美國之音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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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中国经济数据击败“唱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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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数据击败"唱衰论"?
Aug 9th 2013, 11:46, by JAS

中国经济数月以来一直面对发展放缓所带来的压力,人们担心这将是一场"硬着陆"。然而,如果相信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就如同在黑暗隧道的末端看到一束光。 

8月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消息称:2013年7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9.7%,比6月份加快0.8个百分点。为5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工业增加值是指企业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这是扣除生产成本后的余额,表现了企业通过生产所创造的新增价值。 而规模以上工业指的是年销售额达到一定规模的工商企业和国有企业。

此次公布的7月份中国工业生产数据也超出了分析人士之前的预期。道琼斯通讯社咨询过14名经济学者后做出的推算为9%,路透社在数据公布前,通过专家意见也曾作出过9%的预测。

统计局的好消息

ARCHIV - Kräne be- und entladen am 28. Februar 2012 Lastwagen im Containerhafen von Tianjin in China. In diesem Jahr soll sich der Zuwachs der Im- und Exporte in China auf nur noch zehn Prozent halbieren, wie aus einem Bericht hervorgeht, den die mächtige Reform- und Entwicklungskommission (NDRC) am Montag zum Auftakt der diesjährigen Sitzung des Volkskongresses in Peking vorlegte. EPA/HOW HWEE YOUNG (zu dpa 0135 vom 05.03.2012) +++(c) dpa - Bildfunk+++  
中国的工业生产数据为贸易数据的"跳升"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同时,全球的投资者们也在紧紧盯着中国官方本周五(8月9日)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因为只有通过这些数据他们才有理由相信之前中国官 方公布的进出口数据并非只是偶然。中国海关总署于一天前发表消息称,7月份中国进出口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7.8%,其中出口增长了5.1%,而进口的增长 率更为强劲,达到10.9%的水平。进出口同比增速与6月份相比双双由负转正。

而本周五,从中国国家统计局传来的好消息还不止这些,统计数据显示,扣除价格因素后,2013年7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1.3%。而7月份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了"相对稳定",同比上涨了2.7%,距离中国政府今年年初定下的3.5%的年度增长上限仍有空间。同时,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额在扣除 价格因素之前名义增长率为20.1%。

中国经济走出低谷?

尽管如此,路透社援引经济专家的意见报道称,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依然疲软。仅从进出口数据的出人意料的"跳升"来看,还不足以说明中国经济即将有所好转。
而对于中国的领导层来说,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可以让他们暂时松一口气。给他们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让中国经济摆脱对信贷和投资的依赖,向消费型经济转型。

  "李克强经济"愿意承受经济放缓
 
在过去的10个季度中,中国经济大部分时间都是出于减速状态。政府也已经明确表示,愿意承受一定的减幅。但对2013年实现7.5%的 经济增速仍然持有信心,虽然这也是2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今年7月,中国总理李克强承诺不让全国经济年增长率跌破"下限",尽管李克强并未说明"下限"具 体是多少,但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绝大多数分析师们认为应在7%左右。"

英国巴克莱银行的分析师向路透社表示,中国公布的最新数据表明它依然能够实现今年的预定增长目标。该银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于7月份就表示中国经济 并不像其5、6月经济数据表现的那样弱。在美国经济复苏的背景下,下半年'实际'出口额预计会有所增加。"考虑到以上因素,巴克莱银行对中国2013年的 经济增速预期为7.4%。

中国学者反守为攻

中国的贸易数据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被一些虚假的进出口业务加以夸大,原因是许多企业和个人能够通过这种方法来转移非法获得的资金。政府现在下决心对进出口贸易业务作假的行为强加管制。

中国作为拉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其经济情况的好转也会给国际市场带来一定的鼓舞。同时,中国的经济学者们已经开始反守为攻,批评其他经济学家和 投资者前不久普遍看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前景的悲观情绪。世界银行(World Bank)前首席经济学家、中国政府资深顾问林毅夫通过《金融时报》表示,在过去33年间,那些有关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预测周期性地出现,并且这种预测得 到了不少人的支持。但他"有相当信心认为,中国政府有能力维持7.5%至8%的经济增速。"

作者:任琛

责编:苗子

德国之声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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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中国正秘密打造第二艘航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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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秘密打造第二艘航母
Aug 9th 2013, 11:36, by JAS

作者 杨眉

周五各报有关中国的报道主要集中在中日关系议题,费加罗报国际版刊登该报特派北京记者塞巴斯蒂安•法莱蒂的文章指出中国的四艘海警船近日驶入中日有主权争议的钓鱼岛附近海域,并在该地区停留27小时之后才离开,引发日方的强烈抗议,日本政府为此召见了中国驻日本大使,不过,中方拒不接受来自日方的抗议。

周二,日本二战以来最大的驱逐舰下水,而且使用的还是当初侵华战争时一艘被击沉的战舰的名字出云号,中国国防部长因此呼吁日方对历史进行反思。另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七月份议会选举中获优势之后就明确表示将着手修改日本宪法,取消目前日本宪法中的限制发展军力的条款。安倍也没有禁止其内阁成员本月十五日,日本战败日前往靖国神社参拜。这一切都显示,中日之间正在爆发自日本去年九月将钓鱼岛国有化之后的又一轮新的冲突。

在中日这些外在的冲突的背后,还蕴藏着中日双方暗自的军备竞争,尤其是海上军事力量的竞争,日本新下水的驱逐舰可以运载直升飞机,被中国军事分析家称为是准航母,而中国去年首艘向乌克兰收购的航母辽宁号出海之后,目前正在秘密打造完全由中国制造的第二艘航母。美国的简氏防务周刊上周根据卫星图像透露说,第二艘航母打造的地点是在上海附近的一座小岛。虽然中国官方对此予以否认,华盛顿对此给予密切的关注。

财经报纸回声报驻京记者也将报道重点集中在中国对日本出云号下水的反应,认为中国媒体对周二在日本横滨海域发生的事件报道与评论要大大超过日本本国。虽然日本官方否认会将在出云号上运载战机,但是,这并没有消除中国方面的担心。

中国将推出第五家对外投资公司

回声报在金融市场栏目引述香港南华早报的消息预测说,为了更好地管理中国的外汇储备,刺激各大投资公司之间的竞争,中国将推出第五个对外投资公司,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35000亿美元储备目前主要由四家对外投资公司管理,他们分别是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中投公司CIC,中国社保基金会以及中国非洲发展基金。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已经超过挪威石油基金成为全球第一大主权投资基金,其拥有的资金金额为7500亿美元。中国外汇四大投资机构目前都独立运作,相互之间竞争激烈,新公司的出现只会使紧张气氛进一步升级。

法国足球被金钱污染

周五法国各大全国性报纸头版开篇各有侧重,世界报与解放报纷纷聚焦法国甲级足球联赛,两家报纸不约而同地批评法国足球已经完全被金钱所污染,足球联赛与其说是一场运动员球技以及团队合作能力的较量,还不如说是足球俱乐部资金实力的比赛。世界报头版的巨幅标题是:法国足球界金钱满天飞,解放报的标题则扫兴地指出:甲级联赛没有任何悬念,意思是说,冠军最终只可能花落摩纳哥队或者巴黎圣日耳曼队,因为,这两家资金实力浓厚的俱乐部收购了全世界最佳的足球运动员。解放报为此专门发表社论文章,指出,无名小卒战胜老牌足球队给球迷带来出人意料的惊喜的赛事已经不再可能,被卡塔尔的天然气与俄罗斯的金属矿所污染的法国足球甲级联赛其实同体育比赛已经没有什么关系。对俄罗斯巨富莱布洛夫莱夫来说,购买足球俱乐部就好象是购买豪华赛车或者私人飞机一样,什么昂贵他就购买什么。而巴黎圣日耳曼的拥有者则是卡塔尔的体育投资基金会,基金会的老板,就是卡塔尔王储纳赛尔•阿尔赫莱,对他们来说,国家的钱就是自己的钱。解放报感叹说,观众将看到的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体育比赛,而是充斥着兴奋剂丑闻,种族歧视言论,打赌下注游戏的作假比赛。

美国必须平等对待俄罗斯才能缓解气氛

费加罗报关注的是法国民调机构Ifop最新公布的一个统计数字,百分之78的法国人反对穆斯林女信徒在法国大学校园佩戴头巾。该报社论文章则就美俄关系强调说,只要俄罗斯没有被当作大国对待,那么,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紧张气氛就不会获得缓解。文章同时质问道:斯诺登可能泄漏的机密对美国究竟会构成多大的危险,以至于美国要求欧洲盟国迫降玻利维亚总统的专机?俄罗斯难道就没有别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存在?文章评论说,处于后共产主义衰弱阶段的俄罗斯始终有一种自卑感,普京此一与美国相抗衡的行为自然赢得俄罗斯国民的拥护。但是,当今世界中东以及亚洲危机泛滥,为了世界经济的稳步发展,华盛顿与莫斯科应该尽量和平相处,而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必须将俄罗斯当作一个与他平起平坐的平等大国。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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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惡搞當新聞 中國官媒又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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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搞當新聞 中國官媒又中招
Aug 9th 2013, 11:19, by JAS


新華網轉發的假新聞屏幕圖
《華盛頓郵報》:這已經不是中國官方媒體首次把美國假新聞當真。

美國《華盛頓郵報》報道說,美國《紐約客》諷刺專欄刊登的「亞馬遜老闆貝索斯錯點鼠標誤購《華盛頓郵報》」假新聞讓中國官媒等眾多媒體中招。

報道說,貝索斯購買《華盛頓郵報》讓很多人吃驚,而中國嚴肅的官方媒體因此短暫失去了辨別真偽的能力。

報道稱,周四,《紐約客》上一則有關亞馬遜購華盛頓郵報的充滿諷刺的惡搞故事被新華社當做真實新聞刊登出來,並隨後被中國官方《人民日報》等一大批媒體轉載。

在新華網的國際頻道上,周四(8月8日)仍可看到8月7日刊登(轉發的)翻譯成中文的《紐約客》惡搞文章。

這則由喜劇演員保羅維茨杜撰的假新聞說:「傑夫·貝索斯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所謂收購《華盛頓郵報》完全是『弄錯了』,他只是不小心點錯了鼠標而已。他說:『我猜當時我可能在他們的主頁上隨意瀏覽,沒有注意到自己做了什麼。我什麼都不想買!我連這份報紙都沒怎麼讀過。』」

故事接著說「在這宗收購案轟動業界之後,他才意識到自己犯了什麼錯誤,並且是因為他的美國運通卡上收到了一筆2.5億美元的付款通知。在和信用卡公司聯繫之後,他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事。他說:『我真是瘋了!』」

「弄清楚來龍去脈之後,貝索斯給《華盛頓郵報》的客服打了電話,想解釋這個誤會,……但是現在看來好像沒這麼容易『退貨』。」

不是首次

《華盛頓郵報》指出,這已經不是中國官方媒體首次把美國著名諷刺網站的笑話當做真實消息發表。

去年底,美國諷刺網站「洋蔥網」稱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當選為「2012最性感男人」。《人民網》上當,發文配圖,搞笑當做新聞。

(編譯:立行 / 責編:李莉)

BBC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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