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镜月刊: “網軍”異軍突起，中國急起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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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軍"異軍突起，中國急起直追 Nov 8th 2013, 09:35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周晉 網絡戰是一種全新概念的戰爭形式，它將人類戰爭帶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它成本最低卻最有 殺傷力、毀敵於無形卻沒有硝煙。網絡戰的可怕之處還在於：它似有似無，既看不見又摸不著，最容易死不承認；不分平時戰時、不分前方後方、不分軍民，凡能影 響敵方國計民生的所有重大民用目標──發電廠、水廠、煤氣廠、手機運營商等等的網絡/電腦系統，都在攻擊範圍內。 雖然網絡戰被稱為下一代人的新冷戰，其實在這一代就已鬥得死去活來。2013年年初，位於上海浦東新區的中國軍隊61398部隊被指責向美國發動了大量網 絡攻擊，竊取美國公司的機密和知識產權。此後網絡安全不僅成為2013年6月份"奧習會"的重點議題，在兩國隨後舉行的美中戰略與安全對話上，網絡安全也 成為雙方討論的中心議題之一。     中美兩國還為此專門建立了網絡工作小組，以促進雙方的網絡安全對話。然而頗為諷刺的是，就在雙方的網絡安全對話言猶未盡時，美國國家安全局前合同工斯諾登 就在逃亡香港時聲稱：從2009年起，美國國安局就曾多次入侵香港及中國的網絡/電腦系統。目前披露的信息足以表明：各大國之間互相指責對方發動網絡戰爭 是卑鄙、不正義之說是沒有意義的，這些指責只是一百步笑五十步還是五十步笑百步之別而已。 中國、俄羅斯、印度、英國、法國、日本、韓國、朝鮮、以色列甚至伊朗、台灣都先後組建了自己的網絡戰部隊。可以預料："網軍"將和執行外太空軍事任務的"天軍"一樣，陸續成為各國（不僅是大國）除海陸空三軍、海軍陸戰隊、戰略核武器部隊以外新崛起的重要軍種。 美國環球戰略網於2008年1月6日撰文稱，中國國防部早在十多年前就建立了"網軍"，此外中國還擁有兩支民間的"網絡力量"（"紅色黑客聯盟"和"金盾工程"）。"網軍"與兩支"網絡力量"緊密合作，使中國擁有了強大的網絡戰實力。該美媒稱，雖然當時中國國防部的"網軍"成員僅有數千人，但是中國國防部 "網軍"是中國網絡戰的控制和組織機構。他們既可以動員發動令人敬畏的攻擊，也可以組織實施強大的網絡防禦戰。    各國都在籌建網絡部隊。 2011年5月25日，中國國防部新聞事務局局長耿雁生大校透露：中國解放軍已組建了一支"網絡藍軍"，目的是提高部隊網絡安全防護水平，這是中國軍方首次正式承認中國"網軍"的存在。 但中國網軍與美國網軍相比，面臨著兩大困境。其一是有數據顯示中國集成電路芯片的自給率不足10％；要做到網絡安全，首先就是硬體安全，而芯片安全是硬體 安全的核心內容之一。其二是微軟各種版本的電腦操作系統在中國的市場占有率已達到98％；軟體安全是網絡安全的另一個核心內容，最基本的電腦操作系統不是 自己編寫的，同樣留有安全隱患。由於美國壟斷了全球中高端芯片的設計和生產、確立了絕大多數電腦操作系統的模式和更新換代，這兩大困境將同樣困擾其它國家 的網軍。 ※需會員付費訂閱才可看全部內文，若你已訂閱請先登入會員，若尚未訂閱請先至會員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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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红二代：我们痛恨飞扬跋扈的“官二代”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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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代：我们痛恨飞扬跋扈的"官二代" Nov 8th 2013, 13:41, by 明鏡雜誌 　　陈小鲁（图/ 梁辰） 　　1966年北京八中，"文革"初期校领导被当作黑帮批斗和劳改 　　只要没有雾霾，散文里的北京秋天就变成了街头巷尾的现实。人们涌进东城区一处巷子里，去看新修缮的胡同，对着房檐边上的天空拍照。外国游客在一切中国特色的物件跟前驻足，T恤衫、搪瓷缸上印着的符号意味强烈的毛泽东和雷锋像。30年前统治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已成为轻松宜人的流行文化。 　　在西面更偏僻的小巷里，墙上还有"毛主席万岁"的标语，下半部分被后来涂的水泥遮了起来，水泥也开始脱落。 　　旅游资料介绍说，巷子遭受过两次大灾难，一次是"破四旧"，门墩儿、牌楼、女儿墙，能保留下来的很少；另一次是唐山大地震，为避灾而修的窝棚一直钉到现在。 　　在胡同尽头靠近河边的地方，一个青砖铁门的院子，陈小鲁先生打开小门，招呼着。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头发多半白了，穿一件土黄色外套，里面是一件灰色薄毛衣。 　　院子很大，曾经是粟裕大将的居所。1975年，陈小鲁与粟裕的女儿结婚后，就搬到这里居住。院子里还有粟裕种下的白皮松。 　　"我都没那么关心国家大事了，这次是被推了出来，你们媒体愿意关注。"坐在摆满雕塑和绘画的客厅里，67岁的陈小鲁说起10月7号那天，北京市八中对面的一间茶社里，他代表八中老三届同学会，向"文革"中批斗过的老师郑重道歉。老师们都已经七十多岁，年龄最小的学生也60岁了，"有些话不说，就晚了。" 　　1966年开始激荡整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陈毅之子陈小鲁是绝对的风云人物，以至于在当时的讹传与流言里，"陈小虎"频繁出现在各种传单和急电中，一天之内在新疆、云南、哈尔滨和广州同时现身，还有"携款逃到香港去啊，杀了人的事儿啦"。 　　"8月25日成立'西纠'（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是我的第一次反思，也是从革命到保守的转变，其实那之后就成逍遥派了。"陈小鲁告诉我。 　　一 　　1965年，毛泽东对在哈军工读书的侄子毛远新说，"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来自最高权威的指示最先在干部子弟中流传，那年初，陈小鲁就在北京八中贴出大字报，"让阶级斗争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文革"开始时，他给学校老师讲话时说，"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凭借政治敏感，陈小鲁在运动中成为八中的精神领袖。 　　到了1966年8月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混乱已经无可避免。 　　7月末，北京各中学组建校文革委员会，试图复制马克思经典著作论述过的巴黎公社。"我不想进校文革，文化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心里很虚，不知道怎么干"。但选举结果出来，陈小鲁得到一千一百多张票，差二十多票满票。 　　"那时青年人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而且大家选你了，没办法，只得干。"陈小鲁这样形容当时的处境——像无数红卫兵一样，既有意识形态狂热，也遭到形势裹挟。 　　红卫兵兴起后，打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陈小鲁内心很抵触，去四中串联时，又眼见朋友们对峙、争吵，"文革就是窝里斗？"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陈小鲁在广场上，没被邀请上天安门，因为他"不是那种积极分子"。 　　"8·18"之后，北京市抵制外地学生进京串联，学生食宿无法解决，秩序混乱。周恩来召集铁道部、北京市委领导开会，陈小鲁作为学生领袖参加。那时，红卫兵的涌入拥塞了北京站，旅客无法出行。周恩来中途离开，陈小鲁对铁道部领导说，"这事好办，专门指定一个车站给红卫兵，旅客分流不就行了嘛"，对方说，"你们不懂，很复杂的"，接着讲了一大通技术上的理由。 　　周恩来回来后责备说，"我早就说了，红卫兵和旅客分开。"铁道部领导立刻回答，"是，是，可以。"陈小鲁愤怒，"你是服从真理，还是服从权力？官僚主义到这个程度了，是该冲一冲了。" 　　8月19日晚，他组织了一场批判会。台上，北京教育系统干部"坐着喷气式飞机"，不断有红卫兵跑上台，抡起军用皮带抽打。陈小鲁想拦挡不住，大喊"停下！把他们'踏倒'在地！"然后举起红卫兵的旗子，喊口号。"这样就不打了嘛。"陈小鲁说，那是他组织的活动第一次失控。那场批斗后来被学者称作"开了武斗的恶劣先例。 　　"8·18"以前，对学校的武斗倒还可控制，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的一句"要武嘛"，使形势急转直下。陈小鲁争辩说，这句话不是要打人，是说青年人不能太文质彬彬。但天安门城楼下的头脑发热的红卫兵，只是从字面上理解最高指示，模糊的表述成了行动的依据。 　　"党的政策还讲不准虐待俘虏，当时就觉得很迷茫。"陈小鲁皱了皱眉头说，言谈中还带着言必称主席的习惯——说起公民社会，他的论据之一是，"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 　　陈小鲁的同学计三猛见证了北京的失控。一所中学的学生高呼最高指示，把图书馆的书籍堆在院里焚烧，强迫全体老师围在火堆边，数着"一、二、三"，将老师往火中推。 　　计三猛记得，八中教师赵荣尊当年只有二十四五岁，教生物，"用现在的话说，是男生心目中的女神"，她被集体批斗时，陈小鲁就站在旁边，"批斗什么不管，但是绝不能人身侮辱。" 　　"我虽然公开反对打人，但那时真管不住。"陈小鲁甚至告诉红卫兵，"如果你们一定要打人，也别在我面前打。" 　　兴奋、躁动，红卫兵笼罩在"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情绪里，四处发布通令，享受着权力的刺激。陈小鲁也曾通令要求民主党派72小时内解散，3天后就收回来8个大印。"当时破四旧，我们也不能无所事事，要赶赶潮流。"他回忆说。 　　在10月7日的道歉会上，学生们反省当年的行为，"暴戾、恐怖，流弊政府、祸害社会"，给老师们深深地鞠躬。后者表现得很宽容，说大可不必隆重道歉，不要把错误都揽在自己身上。 　　"你组织过批斗会，但反对打人，还保护过不少人，到底应该负什么责任？"我问陈小鲁。 　　"作为一个公民，他的自由他的人身不得侵犯是神圣的，你有义务去保护其他公民，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你放弃了义务你旁观，你就有愧于公民的称号。"他回答说。 　　雅斯贝尔斯在讨论"德国的罪过问题"时，将罪过区分为四种：触犯法律的刑法罪过，参与罪恶制度的政治罪过，个人错误行为的道德罪过，以及第四种，不能尽人的责任去维护文明的人性，形而上罪过。 　　当然，这是人们事后讲述的故事了，身处意识形态狂热的人们并不具备反思的能力。 　　二 　　陈小鲁的房子显然已经住了很多年，保持着五六十年代的格局，客厅左拐是长长的走廊，有些昏暗，衣架上挂着外套，顺手处是他的老年证，北京的公交、公园凭证免费。角落里有这个红色家族的全家福，采访时，家里少有人走动。 　　小时候，陈小鲁曾随父亲住在中南海，在怀仁堂西侧的夹道内，周边住着谭震林、邓小平、董必武等领导人。那时中南海很热闹，夏天可以划船、游泳，毛泽东总在1点半走进专用的棚子，换了衣服下水。小一点的孩子为见到主席，离开时故意磨蹭，要是主席招呼"你们都来游啊"，就喊一声"毛爷爷好"，纷纷跳下水。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海里"的生活是轻松美好的。 　　陈毅家教严，不跟小孩讲党内的事情，偶尔也会听到一些。当中共党内批判赫鲁晓夫排斥异己时，陈毅转述毛泽东的话说：苏联党内矛盾大，我们党比较团结。陈小鲁记得，中南海的领导人原本也还互相串门，后来内部情况紧张，就不太往来了。 　　住进中南海那年，陈小鲁在北京四中上初一，"有点开窍，关心政治了"。同学跟他讲，张国焘有个手枪队，谁不听话就枪毙谁。学校开设了政治课，讲"一大二公"、讲共产主义，课堂辩论的话题是"解放台湾"，还常常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完成了政治启蒙。 　　1966年8月，"天下大乱"。红卫兵在苏联驻华使馆前开大会，把那条街改名为"反修路"。周恩来告诉几名在场的八中红卫兵，中学红卫兵是一盘散沙，不知道谁是头儿，管不起来，精神传不下去。他的意思是，主持更名活动的红卫兵联络站不能解散，可以变成常设机构。八中的红卫兵回答说，我们做不了主，我们学校有头儿。 　　"他们回来就告诉我了。"陈小鲁说，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发起成立了"西纠"（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指挥部设在解散了的九三学社，四中革委会主任孔丹（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任司令，秦晓（原西康省委副书记秦力生之子）担任宣传部长。因为发起西纠，陈小鲁成了各中学都认可的学生领袖。 　　"西纠"成立后发布过十多道通令，每个学校抽出十几人做纠察队员，想要制止抄家武斗，国务院给它配了住房、汽车、司机、厨师，孔丹可以与周恩来单线联系。西纠成立后，海纠、东纠也成立了。 　　"我们没有教育打人，但阶级斗争教育不断给你紧那个弦。刘文学不是被阶级敌人杀害了吗？雷锋不也讲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阶级仇恨植根于青少年心中，语言可以变成行动，暴力就被激发出来了。"陈小鲁说。 　　11月以后，风向变了，"上面对西纠不满意"，陈小鲁想到了散摊儿，但西纠已经换了主政者，他们觉得"你们这帮人当官过了瘾了，我们还没干过"。 　　这时，国家已经面目全非，陈毅元帅也受到了冲击，陈小鲁更加迷惘。"西纠"被打为反动组织后，余烬未灭，"西纠造反派"、"联动"、"四三派"、"四四派"等名目繁多的红卫兵组织又冒了出来。1967年后，孔丹、秦晓与李三友、马凯等人创办《解放全人类》报，被当作"反林彪反江青分子"隔离审查四十余天。 　　采访中，我问陈小鲁，在整体性的政治狂热中，人们应该如何运用自己的理智与判断力？ 　　"在多数场合，我是随波逐流，但也有自觉的成分。毛主席的很多想法，跟我当时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也觉得'反修防修'这个观点对，另外，教育制度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们都感到需要改变。所以毛主席的讲话很符合我们的口味，因为我们是他培养出来的嘛。"   　　1971年12月26日，陈毅在病床上对将要回部队工作的三儿子陈小鲁说："回到部队要好好工作，不要挂念我，我还会站起来的，我还要下地走路，我还能做些工作。"这是他生前的最后一幅照片 　　三 　　1968年4月，各种谣言指向陈小鲁，"有人说我杀了人，有人说我携款潜逃。"一则"炸中南海"的惊悚传闻也牵扯到他。之后，陈小鲁被周恩来送往39军，不准对外联系，不准回家，不准拍照片。临走前，他给八中同学留下字条："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年末，知青上山下乡，红卫兵时代的风云人物孔丹去了陕北延长，秦晓"发配"内蒙古。自那以后，红卫兵运动也就结束了。 　　坐火车到沟帮子，再倒汽车，极目望去，是一片泛白的大碱滩。团部住平房，有些连队甚至钻在地窨子里。方圆15里没有人烟，主要任务是种水稻，陈小鲁开始了劳动锻炼的日子，跟外界完全隔离。之后3年里，陈小鲁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抗洪抢险荣立了三等功，1970年3月入党。 　　听军长讲军史，从红15军团开始，第一任徐海东，第二任刘志丹，第三任黄克诚……数完了，军长说，哎呀，好的不多了，都打倒了，就剩吴法宪了。"听着挺寒心的。" 　　在部队，他挂念父亲，只能在报上看领导人报道。1971年五一节，陈毅元帅又上天安门了，"这是大好消息，我就放心了。批就批吧，能出来，那就说明他没倒。"3年后的一天，连长突然通知，军区首长让陈小鲁赶快回家，那时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家还在不在中南海。"我是陈小鲁，我们家还在这儿吗？"卫兵说，你父亲在老地方住，还走西门。 　　1972年陈毅元帅去世，毛泽东在追悼会前一个小时临时决定参加。对着陈毅的骨灰盒，毛泽东鞠了3个躬，会场的呜咽声一下子大了起来。陈小鲁很感动，但内心仍有想法。 　　陈小鲁后来总结说，"从思想根源来讲，即使我们的父辈，还不都是带着传统的烙印？没有人敢当面去忤逆毛主席，这里面有种种因素，有他的威望，也有当时的环境，也有自身的考虑，更有传统观念的影响。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我们在这里面，确实是服务于他们的一个棋子而已。" 　　"没有太复杂的思想斗争，也没什么浪漫情怀"，秦晓也离开了北京，在草原，他开始了理想主义幻灭后的思考，他用罗曼罗兰的"呕吐论"来比喻思想的再造：一个人从出生到成熟前，被灌满了各种谎言，成熟的第一步，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吐出来。 　　1971年9月，林彪外逃。秦晓跟同在草原插队的李三友、马晓力等人小心地议论时局。秦晓在与友人的信中提出，除了《实践论》，"别的都要重新认识、评价。" 　　孔丹在陕北6年，给习近平留下极深的印象，称他是"在陕北窑洞里还读黑格尔的知青"。据说他读遍了从高校基础课程到黑格尔的所有能找到的文字。在陕北插队时，他完成了一篇调研报告，向中央谏言，要改变经营体制，调动农民积极性。 　　历史学者米鹤都曾记录和探索红卫兵的心路历程，他认为，这代人虽然曾经在"文革"初期创造了最狂热的个人迷信，但实际也是最早从迷狂中觉醒的群体。当他们摆脱了现代迷信的桎梏，也就否定了自己当年的迷狂。 　　陈小鲁在沈阳军区很快晋升为团政治处主任，1975年"批邓"时，他下定决心不说违心的话，开始强调自己的"个性和人格"。但当时的沈阳军区政委，仍执行"四人帮"左的政策。陈小鲁选择了申请调动，"道不同不相与谋"。 　　调令下来后，军长找陈小鲁谈话，"这么好的基础，怎么说走就走，太可惜了吧？你在我这个地方，我这个位置将来就是你的，没几年了。"陈小鲁借口说，家庭问题没法解决。 　　四 　　10月19日，毛主席诗词书画展在银川开幕，陈小鲁和几十名红二代去捧场，到当年红军三军会师的地方，瞻仰伟人足迹。有两三个红二代对陈小鲁说起道歉的事，"你写得好，写得对。"陈小鲁知道肯定有不赞同的，但谁也不讲，"人情大于政治，碍着交情，不同意你不会跟你讲的。" 　　在红色后代的交往中，似乎已经达成某种默契，他们很少谈论现实政治，当然，并非淡漠或没有主张。"如果观点一致，愿意谈就多谈点，观点不大一致又愿意谈，就少谈一点，总是不能伤了和气。" 　　也有例外。胡德华曾经在炎黄春秋研讨会上披露，两位红二代在校友聚会上吵起来，质疑彼此的政治信仰和个人操守，甚至大爆粗口。胡德华说，事情都知道，道理也都明白，但是不能说，不能商量。两位红二代，一个是孔丹，一个是秦晓。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政治生活逐渐恢复。孔丹在1978年成为吴敬琏的研究生，秦晓是山西矿业学院的工农兵学员，先后调入煤炭、石油部工作。后来，两人分别成了张劲夫和宋任穷的秘书。 　　1984年，孔丹进入成立不满一年的光大银行，两年后，秦晓去了中信——都没有选择从政。有人劝秦晓，他的回应是，"在学校的时候，不想进政治圈，是认为中国面临的不是政治问题，是经济问题。父辈们打天下，我们建设祖国，是文化革命把我们推上了政治舞台，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就认识到我们这批人不适合从政。" 　　为什么不适合，他没有解释。在金融国企岗位上，两人都快速晋升，但各自的政治信仰渐行渐远。 　　1997年，秦晓在中央党校学习，《资本论》课上，他问老师，马克思的理论是经济决定论，但历史发展、文明演进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他假设人不是理性的，工人只要掌握了生产资料，就会把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一连串问题，老师未能正面回答。 　　当时，孔丹也在班里，他就在后面拽秦晓，因为党校里有中组部的代表，他怕秦晓被抓了辫子。 　　陈小鲁告诉我，他不在场，听说争执当天两人喝多了。 　　1990年代末，秦晓重新认识了现代性的问题，对中国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认识也发生了转变。"以前，我比较赞同新权威主义，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民主问题上，我希望有个强势的政府。但是后来转向对启蒙价值和现代社会制度的认同。" 　　分歧是如此显明。"根本问题就是我认为他比较固化地坚持西方的理念信条，"孔丹说，"我则把自己称为'实事求是派'，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中国应该走中国特色的道路，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那一套。" 　　陈小鲁曾提出一个"共产党光谱学说"：共产党是个光谱，由七色组成，从深蓝到红。合起来才是白光，才是真正的共产党。 　　比之历史，现今的革命后代就是红光的色散，而一番番历史事件和个人经历，正像棱镜一般。 　　1985年，陈小鲁从英国回国，结束了四年多的驻外武官生涯，到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任研究员。一次，他遇到当时的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后者关照说，"你对工作有什么想法？要不要换个地方？"到了92年，时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也欢迎他去工作。陈小鲁都谢绝了。 　　他选择了"中央政改研讨小组办公室"，因为兴趣，那是1986年10月。政改办的人看中陈小鲁的海外经历和红二代背景，"可能认为代表一方面的力量吧，其实也代表不了，在"红"字上大家情结差不多，但现实观点有很大差别。" 　　在我采访陈小鲁的当天，薄熙来案在山东省高院二审宣判，维持一审无期徒刑判决的原判。 　　五 　　在北京西三环外的寓所里，我见到了马晓力。她穿着玫红色运动绒衣，显得格外精神。她准备了两份资料，一是关于红二代的书，里头有她和陈小鲁对反思与忏悔、历史与国家的理解，另一个是德国总理下跪道歉的文章。 　　"这一跪，整个民族都站起来了，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她拿陈小鲁的行为与之相比，"反思和忏悔，是我们这一代人所需要的。" 　　几十年来，马晓力都在思考："文革"为什么会发生？父亲马文瑞是西北局老干部，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她逼问父亲，你们这些人老是挨整，究竟有没有道理？她也审视自己那极度亢奋又极度恐惧的状态。那时随着父亲一夜之间被打倒，她才从狂热中退出。 　　1980年是触动心灵的年份。这一年马晓力旁听了"四千人大会"，老同志热烈讨论——发生"文革"的土壤是什么？今后还会发生吗？我们国家是搞人治还是法治？她听到老同志痛心疾首，反思自己的盲从。之后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红色江山万万代——马晓力观察，这是"红二代"中普遍的想法，在活动或是邮件往来里，他们都流露出"红色江山不能败在我们手里头"的意思。 　　"我们不要有封建思想，"马晓力说，"重要的是保证法治、公平，正义，把国家推向长治久安的轨道上。" 　　1990年后，她和陈小鲁都沉寂了好长一段时间。她组织成立北京草原恋合唱团，还策划了大型综艺晚会《共和国儿女——老三届》。李三友是晚会总顾问，当他们在大草原里悄悄聚到一块议论时局时，也许不会想到许多年后以这样的方式纪念他们的青春。 　　李三友是有凝聚力的人物，在他50岁生日宴会后，朋友们每年都会相聚，陈小鲁、秦晓、孔丹也常去，那时他们还是亲密的朋友。 　　"他们只是意见之争。兄弟还是兄弟。君子和而不同。"马晓力特别不愿意看到他们撕裂。聚会上马晓力对孔丹说，"我们不要做好斗的小公鸡。斗来斗去，总要表明自己是正确的，是文革给我们落下的毛病。" 　　"吵架时喝多了，也没有剑拔弩张。"陈小鲁说，"大家都是朋友。红二代里面，秦晓的立场是少数，大多数倾向威权主义的观点，我算中间吧，我是主张现有的体制下比较大的改革，树立宪法权威，实现公民参与治理。" 　　在马晓力的印象中，陈小鲁重新参与言说是在2011年，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台30周年前后。"那几次纪念会上，有人提出社会上思想很活跃，我们也要积极参与。陈小鲁一开始有点"低调"，两三次会议后，比谁都积极。" 　　十八大前夕，她和陈小鲁等几人致信中央，建议实行党代表常任制。在另一封公开信中，她和朋友呼吁十八大代表向选举单位党员公布个人和家庭财产状况。习仲勋、马文瑞两家同为西北局干部，在艰苦岁月患难与共。十八大后，马晓力写信给中央领导，"制度建设比作风建设更重要。" 　　我在网络上搜索到了多封类似公开信，其中一封来自延安儿女联谊会。会长胡木英是中共已故领导人胡乔木的女儿，她的宣读言辞恳切，希望为"人民少受或不受二遍苦二茬罪做出一些贡献"。 　　陈小鲁说，不管有多大分歧，反腐败是共识。说起腐败，马晓力果然变得激昂。"红二代腐败的有几个？我们平时不和那些人玩。他们父辈诞辰的纪念日也冷冷清清。" 　　去年马文瑞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红二代的精神认同是话题之一，"我们和官二代不一样，一定要划清界限！""大部分红二代没什么权，也没什么钱！""我们也非常痛恨腐败，非常痛恨飞扬跋扈的官二代。""不能让这些人把党给糟蹋了"…… 　　我也问陈小鲁先生，作为红二代，您觉得有责任传承父辈的政治理想吗？他用毋庸置疑的语气告诉我，"当然有啊，就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也是共产党员，这是一脉相承的。" 　　(实习记者陈晓波对此文亦有贡献，感谢杨潇提供的帮助。参考资料：米鹤都《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中国企业家《中信董事长孔丹：红色贵族的市场路》等。本文发表时有删节) 　　杜强、林珊珊，南方人物周刊  2013年11月06日，原标题为《红二代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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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杨奎松：王明上台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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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王明上台记（下） Nov 8th 2013, 13:46, by 明鏡雜誌 　　留苏学生联成一气，政治局决心挫败"陈绍禹向党进攻" 　　8月8曰，为求得共产国际对自己暴动计划的理解，向忠发亲自致函斯大林，请求支持。他在信中明显地对中国革命形势做了夸大其辞的描绘。称现在武汉、南京的工人都迫切要求暴动，农民群众正在向着武汉进攻，沙市、大冶、孝感、花园等不少中等城市已被红军占领，武汉和南京主要驻军或大部分或全部都倾向我们，异常迫切地要求暴动。为此，他请求斯大林给予指示并通过联共（布）给予切实的援助。 　　14曰，不等斯大林的答复，中共中央已决定发出对时局宣言，号召全党"准备全中国的武装暴动"。同时，政治局明令各地红军反攻长沙、迅战岳州、进迫武汉、攻取沙市与宜昌、拿下南昌与九江，武汉工人则须"举行伟大的暴动"。甚至几天后周恩来回来，中共中央仍旧一度加紧部署切断武长铁路，牵制常德，重夺长沙，攻占岳州，击溃江西敌军，占领南昌、九江，夺取武汉的行动计划。尽管这时已有很清楚的报告得知武汉充其量只有几十个自己的同志，远不足以发动一场暴动，李立三却初衷不改，相信可以马上从上海抽调大批骨干去，迅速加强武汉的力量。为此，当得知有一艘运输枪械的商船将要离开上海，他立即找来负责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异想天开地要顾派人去夺枪。顾表示公开截船夺枪根本不可能，李立三则说：你们可以派人潜到船底下去凿一个洞嘛！ 　　9月初，远东局亲自派人去武汉调查，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知道根本不存在成功暴动的可能，于是坚决要求停止暴动计划。直到这时，中共中央才不得不最终停止了这一系列纯属盲动的行动部署。到9月下旬，大家终于开始冷静下来了。在这时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政治局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批评，承认"中央的策略与工作布置犯了冒险倾向的错误"。不过，会议仍然肯定党的路线与国际并无二致。甚至对于8月初与远东局大吵和要求苏联出兵等问题，向忠发、李立三也只是很简单地表示了一种歉疚的意思，他们完全没有估计到这种事的严重性。 　　当初在把周恩来和瞿秋白派回国的时候，共产国际还全然不知道有8月1曰和3曰政治局会议前后的那一出戏。尽管莫斯科知道政治局与远东局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但还不认为中共领导人存在着反国际的倾向。因此，当远东局转去的8月份的中共政治局会议记录一摆到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办公桌上，马上就在共产国际大楼里面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时，青年团的王盛荣、陈昌浩、陈绩之、凯丰、宋磐铭五人刚好要回国，青年国际负责人沙发洛夫专门召集他们谈话，声色俱厉地大谈中国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断言政治局已经走上了一条与共产国际对立的"立三路线"，性质很严重。你们回去务必要同它坚决斗争。 　　由于王盛荣等回来太快，莫斯科那边尚未形成决议，因此它的态度变化不仅中共中央这时不了解，就连远东局也不清楚。对于三中全会上李立三对自己问题的说法，远东局也是听之任之，事后甚至还帮着中共中央批驳党内何孟雄等人的怀疑观点，说什么中国党与共产国际"从来就没有两条路线"，李立三的问题充其量只是"不正当的倾向"。三中全会结束后，周恩来向在上海党的积极分子传达会议这一精神时，不明就里的王明和博古对会议的决议也都表示了拥护的态度。但11月上旬王盛荣等人到上海后，他们的态度马上发生了变化。很快，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串连起来，开始公开对中共中央对李立三的错误轻描淡写表示不满。 　　13曰，王明和博古故伎重演，联名写信给政治局，一面肯定地说"三中全会有重大的意义"，一面给李立三的错误上纲上线，尖锐批评李立三领导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混合物，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布浪基主义的混合物"。 　　共产国际关于李立三错误性质的来信中共中央是在11月16曰收到的。周恩来回忆王明他们还在中共中央之前就得到了来信，但博古则回忆，他们看到来信是得益于同为留苏学生的沈泽民，因为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沈泽民马上就将共产国际的来信偷偷拿给王明他们看了。正是因为看到来信将李立三的错误明确定性为"机会主义的"、"反国际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三路线"，王明确信得到了尚方宝剑，他和博古马上又写了一信给政治局，除了把自己说成如何如何最早与立三路线势不两立，却受到残酷打击外，更是直截了当地要求中共中央"（1）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教育全党；（2）正式公开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宣布我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真相，撤销对我们的处罚；（3）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继续对我们的污蔑和造谣！" 　　王明、博古写第二封信时，党内已经明显地出现了与中央意见分歧的两派势力。两派都是以在立三路线当政时期受到批评和压制的干部为首的。一派以何孟雄为首，上海地方党和工会组织中的干部大部分都同情何；另一派则是以王明为首，在上海的回国留苏学生几乎都站在他一边。这边有王明、博古的上书，那边有何孟雄的意见书，两部分干部观点接近，他们自然迅速结合起来，中共中央则不能不陷于被动。 　　还在11月18曰第一次讨论共产国际来信的时候，政治局就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况的严重性。周恩来明确提议，对他们这种超越组织的行为必须进行斗争，必须指出他们的错误，并给予警告。但事实上，既然政治局是三中全会选出来的，三中全会又没能指出立三路线的严重性，共产国际与政治局之间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差距不可避免地动摇了政治局在众多不满立三路线的干部心目中的地位。因此，王明和何孟雄两派人对中共中央的几乎所有决定和文件都不放在眼里。 　　在随后举行的各种谈话会，甚至在上海的各级党支部的会议上，都出现了针对政治局的严重对立情绪。 　　面对这种情况，政治局深感困惑，青年团书记温裕成明确表示，拿这些孙悟空没有办法。不得已，政治局主要负责人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几乎全体出动做解释工作，以平息下面的不满。远东局代表也专门找王明等人谈话，要他们不要闹，服从分配，正常工作，但并没有起多大作用。注意到王明等人对过去受到的处罚耿耿于怀，周恩来最终主张先软后硬，即承认过去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不大适当，肯定其来信有对有错，要求他们在国际和中央路线下积极工作，帮助中央，若不听再闹，则不能姑息。12月初，政治局决定发布告全党同志书，坚决反对破坏党的小组织活动，以挫败"陈绍禹（即王明）向党进攻"。 　　但仅几天后，由于远东局已经得到莫斯科方面关于三中全会犯了调和错误的指示，整个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何孟雄、李求实、罗章龙、陈郁等一大批省委、工会、军委方面的中层干部以及王明、沈泽民、陈昌浩、王稼祥（这时也在上海）、方英、博古等一大批留苏学生，几乎一致要求改组政治局。有要求召开七大重选中央的，有要求开紧急会议的，有直接写信给共产国际主席团要求撤换政治局领导人的。由于党的许多组织都集中在上海，而立三路线也好，三中全会精神也好，统统是靠领导整个地区的江南省委贯彻的，因此，中下层干部要求撤换省委书记李维汉，改造省委的呼声甚高。整个上海地区党的工作一时间几乎完全陷于瘫痪。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此不能不感到万分焦虑，用周恩来的话来说，就是"闹得一塌糊涂，焦头烂额"。周恩来不得不考虑承认过去对王明等处罚失当，但向忠发坚决反对，说"他以前也并没有站在正确立场啊"。 　　12月8曰晚，周恩来与远东局代表再度商讨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远东局代表明确认为，三中全会所犯调和错误是系统的，如果一味地想要部分肯定其正确成分，只能使中央更加丧失威信。对于王明等人过去与李立三的争论，在有机会的时候要肯定他们当时是对的。根据与他们谈话的情况，可知王明等人最不满的还是中央不信任他们，因此，只要他们肯帮助党，要适当分配他们的工作。 　　次曰，政治局正式决议，公开承认三中全会犯了调和的错误，中共中央"必须通过新的政治决议案，以纠正三中全会的严重错误"。同时，政治局决定，在一星期内由现有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与团中央委员共同举行紧急会议，以便通过这样的决议。至于对王明等人的处罚，大家同意在《党的生活》上公开宣布撤销。但到具体分配工作问题时，人们对这些搞小组织活动的行为仍旧很难谅解，因此，仍决定对何孟雄必须处分，"陈绍禹到中央苏区去"。 　　政治局里不只一个人表示：王明加入可以加强指导力量 　　政治局的上述决定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不复存在了。 　　差不多12月上旬，曾经当过中山大学校长，这时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实际负责人的米夫就突然秘密来到上海。共产国际这样高地位的领导人亲自冒险到中国的上海来，这在中共与莫斯科关系历史上还是头一次。 　　米夫不能不来。因为，像8月初发生的那种公然对抗莫斯科的现象，共产国际成立十多年来可以说绝无仅有。容忍这种情况的发生，在莫斯科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而更加不能容忍的是，周恩来、瞿秋白带着莫斯科的旨意回去，竟然对这种情况听之任之、熟视无睹，三中全会甚至肯定前中央的路线与共产国际的路线基本一致，新的中央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改造，这自然让共产国际大为恼火，非亲自出马不可了。 　　中共中央必须改造。问题是怎么改造，改造谁，补入谁？ 　　三中全会与二中全会比，政治局正式成员几乎没有变动，除关向应是新由候补补入的外，政治局正式成员其他六人确实与立三路线时没有变化，即仍旧是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项英、张国焘。其中张国焘在莫斯科未归，周、瞿刚回来，真正应该对立三路线错误负责的只有向、李、项三人，但就连李立三也丝毫没有受到惩处。不用说，在莫斯科看来，李立三必须离开中国，去共产国际接受审查与批判。但当初出面顶撞的总书记向忠发、参予同远东局谈判的项英，都是工人出身，能够把他们看成是立三路线分子而排除出政治局吗？显然，这在注重工人成分的共产国际看来是不可取的。找来找去，莫斯科最后决定除了要搞掉李立三外，还要拿瞿秋白开刀，因为一定要让中共领导人明白，容忍向共产国际挑战的行为，同样是一种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 　　拿瞿秋白开刀是基于他此前在莫斯科时就因为卷入了中国学生的派别斗争，而受到过处分，被解除了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职务。这样的人怎么还能加入政治局呢？在共产国际随后召开的一次讨论立三路线问题的会议上，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库秋莫夫明确讲：谁能够保证他不会继续犯这样的错误？ 　　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瞿秋白耿耿于怀，显然与他在莫斯科时站在那些受到莫斯科欣赏的少数学生的对立面这件事有重要关系。要知道，在立三路线时受到打击和在三中全会以后受到压制的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就是这些被共产国际领导人寄予厚望的留苏学生。库秋莫夫不无激动地谈到了王明的遭遇，称："他们为着国际路线而斗争，却被称为取消派，反革命的奸细，因此留党察看3个月到6个月。……这些同志起来说话防止党去犯错误，却对他们实行摧残——这是不能容许的事情"。 　　如果说库秋莫夫在这里说得还够清楚，那么，负责共产国际组织系统的重要领导人皮亚尼茨基则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共产国际的看法，即："在苏联有许多学校有好几百中国同志在那里学习，他们之中有很好的同志知道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际。他们回去了，但是不能够作到领导工作，为什么？我们以前不明白，而现在明白了，因为有一个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费了很多力量和钱才能够把他们派回中国去，然而秋白或者立三不要他们作党的工作，我以为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够允许的。" 　　要王明等留苏学生加入领导机关，是不是就是要让他们一步登天，加入政治局呢？从米夫来上海后远东局的举措看，事情似乎也不那么简单。12月16曰，根据远东局的要求，中共中央通过发出了《关于撤销陈绍禹、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与此同时，米夫通过远东局提议，让这些留苏学生进入中央各部担任某些负责的职务，比如沈泽民代理宣传部长，王明任组织部秘书，王稼祥参加党报，博古进团中央等。沈泽民暂时负责宣传部，王明去组织部作秘书，王稼祥去党报等，看来都很顺利，只有博古进团中央去则费了些周折。团中央书记温裕成最初表示拒绝，继而拖着不办，直到12月23曰才最终同意让博古做团中央的委员，负责团中央的机关报。 　　没有人知道米夫是否授意远东局暗示周恩来，王明等人应当补入中委，但以往那些关于米夫要求中共中央安排王明担任江南省委书记的说法，应当说并不十分可靠。因为从近些年披露的来自俄国的档案资料能够看出，在紧急会议召开前，米夫并不赞成全面变动党的主要领导机构。江南省委书记改选的问题，最初在很大程度上既不是远东局要求的结果，也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按照当时领导人的认识，江南省委的改造，简直就是一种无政府行为，"是开玩笑"。 　　12月初，由于江南省委工作几乎陷于瘫痪，周恩来亲自出席省委会议，进行说服工作。与会者言辞激烈，说服工作难以进行，最后周不得不同意对省委进行部分改组，待中央政治局研究后即行解决。事后，李维汉明确提出辞去书记职务，周、瞿、向等也表示待中央紧急会议开过后可以考虑。 　　12月22曰，江南省委常委会议，与会者多数再度强烈要求改组，并对中央政治局拖延决定提出质疑，呼吁迅速召开紧急会议，改选中央。李维汉在会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多数人一致决议自行改选，陈云等虽表示反对，最后仍以多数同意选举了王克全为代理书记，并增补何孟雄等为省委委员。此举立刻引起了中央政治局的严重不满。 　　23曰，政治局开会，瞿秋白一上来就表示，在紧急会议召开前这样自行变动江南省委，"是否太不尊重国际代表意见？"周恩来也明确认为，江南省委不经过中央如此处置，中央实在无法领导。但是，李维汉则强调，他确实已不能尽领导的责任，请中央顾及实际情形，与远东局商量找人代理。在这种情况下，会议才不得不开始考虑代理人选。此前人们已议论到召开紧急会议，增补中央委员的候选名单问题，王明的呼声明显较高，关向应、周恩来等都赞同推举王明，关并肯定"他反立三很久，尤其是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及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等问题"有较正确的看法，因此，当有人提议王明为代理书记时，会议当即一致通过，决定："绍禹代理省委书记"，他在组织部的工作暂由他人代理。以后等刘少奇从莫斯科回来，由刘任书记，王明再回去。 　　第二天，周恩来与远东局就紧急会议以及江南省委书记代理人选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磋商。远东局对由王明代理书记的问题表示了赞同的意见，但对召开紧急会议解决问题的提议表示还需要研究。 　　据俄国档案透露，王明等留苏学生此前也是积极主张召开紧急会议的。但这个时候米夫秘密召见了他，据他自己介绍，米夫告诉他，紧急会议有太多临时的性质，不像正式的代表会议，因此不能有很好的权威性，它的决议案事实上也不如正式的中央全会的决议案有效力，在改组问题上就更是如此，因此不如召开四中全会的好。 　　12月29曰，远东局全体代表出面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向忠发、周恩来等会面，商谈改组中央的会议问题。远东局新来的德国毛子正式通知中共中央：第一，紧急会议不足以表明三中全会犯有路线错误；第二，紧急会议没有足够的权力改组中央。因此，应考虑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对于参加人选，远东局主张凡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均应参加，扩大的人数以不超过与会中委的三分之一，即六七人为宜，但根据政治局会议主张应允许公开反对过立三路线的同志，特别是工人同志参加会议的精神，周坚持非中央的参加人数应增加一倍。 　　至于表决权，周主张凡与会者都有表决权，远东局则坚持按照规定，只有正式的中央委员才能有表决权。涉及到比较重大和争论较大的问题，可考虑变通办法，如中委表决一次，并由全体参加者表决一次。 　　当谈到改组问题时，周恩来汇报了党内各部门的种种意见，远东局根据周所提名单研究后提出，中央委员补选不能太多，以七八人为宜，同意增补王明、沈泽民、夏曦、韩连会、王荩仁、徐畏三、沈先定及苏区一人。政治局则可考虑瞿秋白、李维汉退出，同时补入王明、王克全、陈郁等。 　　在30曰的政治局扩大会上，远东局的意见自然没有引起任何异议。需要稍加说明但未必应当加以重视的是，第一次参加这样会议的王明，在会上倒是说了几句谦让的话，说"我的工作能力不够，还应到群众中去学习"，故"不同意我自己做中委与政治局委员"。沈泽民也觉得："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不应到政治局"。让人感到惊奇的倒是一向对王明等人颇多反感的向忠发的发言，他明确说不同意王明的说法，说王明参加政治局不仅仅是因为他反对过立三路线，而且是因为他在理论上有进步与发展，工作上也显示出有相当的经验，增加这样的同志才有助于加强中央指导的力量。当然，有类似看法的人在会上并不只向忠发一人。 　　舆论都造到了这种程度，不满27岁，回国后从事实际工作尚不足两年的王明跃入政治局，已经成为必然之势了。 　　王明的上台，不可避免地会给中国革命带来灾难性后果 　　王明是怎样入选政治局的呢？他是六届四中全会上的争议人物吗？关于这个问题，各种各样的误传不少。而第一个披露四中全会记录的李维汉的回忆录至少在一个问题上可以算作始作俑者。那就是，回忆录把参加四中全会的"国际代表"说成是米夫。后来著作，凡是谈到四中全会的，几乎没有不误入歧途的。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他回忆的引述而对四中全会情景大加发挥的纪实作品了，那里面错的就远不止一个米夫了。 　　参加会议的那个国际代表是个什么人呢？他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新来的德国毛子，名叫艾伯特。在俄国档案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用德文写的对会议的总结性的发言。 　　既然主持会议的不是米夫，我们自然也不必像有的纪实作品那样去想象他为王明的入选费尽了多少唇舌。其实，整个会议集中争论的只有两点，一个是开紧急会议，还是开四中全会；一个是彻底否定现中央，重新改选，还是依据远东局的名单只做部分调整，何孟雄、罗章龙、袁乃祥、韩连会、王凤飞、史文彬等全总、海总及北方工会的干部大部分赞成前者，反对后者。尽管王明在会上也有长篇大论，但会上几乎没有人把矛头对准王明。 　　最足以反映出会议气氛的是选举。自艾伯特提出选举问题开始，双方就激烈交锋，几至白热化。 　　罗章龙首先表态，"主张彻底改造政治局"，否则不举手。 　　余飞也要求：三中全会政治上已完全破产，因此三中全会选出的同志完全无效，全部另选。 　　史文彬、徐兰芝、韩连会、邱泮林等当即响应，韩连会甚至与几个人另外拟出一个政治局名单准备要求表决。会场上顿时七嘴八舌，吵成一团。 　　徐锡根是这时的大会主席，他不得不放大声音道：大家冷静些，远东局提议的办法不妨碍大家另提名单。 　　艾伯特也大声主张：停止这样的讨论，照远东局与政治局提的名单先进行表决，同志们也可以自己提出名单来表决。 　　袁乃祥坚持：三中全会选出来的全部退出，一定要另选！ 　　艾伯特也毫不退让：这样做是不对的，他们中有许多是反对立三路线的。并且瞿秋白已经承认了他的调和错误，他应当留在中央工作。而李立三的问题则必须要由国际来解决。 　　王凤飞怒气冲冲地指着艾伯特说：你这样做是要负责的！ 　　罗章龙眼看这种情况，也明确表态：我不同意按照远东局的名单进行选举，干脆国际代表指定好了，我们放弃表决权。 　　艾伯特不理他，要徐锡根就这一有争论的议题付注表决。表决结果，赞成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委全部退出去的11票，反对的15票，袁乃祥、罗章龙等人的意见被否决。罗章龙、史文彬、王凤飞等人强烈反对这种作法，罗干脆气鼓鼓地站起身来要退出会场，顾顺章一把把他拉住，连劝带拽地把他又拖回到座位来。但罗仍旧冲着艾伯特喊：你指定好了，不必表决了。 　　艾伯特也严厉地表示：应当安静地解决问题，捣乱会场是不许可的。赞成的可以举手，不赞成的可以不举手。 　　但韩连会仍坚持：由国际代表指定好了，不要表决了。何孟雄、史文彬、罗章龙、余飞等也都不满地随声附和。 　　艾伯特开始使出杀手锏。他不动声色地说道：这位同志的话六个月前我们也听到过，那是李立三说过的，但那是对共产国际的冒犯，是轻率的。现在又有同志这样说话，这是李立三的作法，同样是对共产国际的一种冒犯。我希望大家不要用这种方式讲话。我以国际代表的名义，要求马上将名单付诸表决。 　　艾伯特的话顿时让会场冷静下来了许多。周恩来重新宣读了名单后，因为何孟雄、罗章龙等拒绝投票，参加投票者只有20余人。远东局提名增补的9名中委全都顺利通过了。其中留苏学生三人，王明得赞成票18票，反对4票；沈泽民得赞成票17票，没有反对票；夏曦得赞成票17票，反对1票。而新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中，引起争论的只有周恩来和卢福坦两人。经表决，以18票对6票否决了要求周恩来退出政治局的动议，同时以差不多同样的票数通过了赞成增选卢福坦加入政治局的动议。留苏学生加入政治局的只有一人，即王明，没有人提出异议。 　　王明没遇任何阻力就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不过他成为政治局常委还是经过了一点周折。 　　四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三天，即1月9曰，远东局召集政治局向忠发、周恩来等商谈新政治局的分工问题。向忠发首先提议，为加强政治局的政治领导力量，使常委能够多注意一些政治问题，考虑以向忠发、任弼时、王明和张国焘为常委，周恩来因为党内争议较多，建议代理江南省委书记从事实际工作。 　　对此，远东局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提议，分正式常委和候补常委，正式的仍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担任，候补的可考虑王明、陈郁、张国焘三人。但在随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王明是否应当马上回中央工作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人主张王明应当回中央做候补常委工作，而多数认为王明仍应负责江南省委一个时期，等有合适人选再考虑回中央。最后，会议通过了向忠发的提议，正式常委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候补常委为陈郁、卢福坦、徐锡根。 　　对于政治局的决定，远东局表示了赞同。但不过一周后，即发现徐锡根、陈郁均卷入罗章龙一派人的分裂活动之中。因此，从2月份开始，王明就再度得到提名进入常委了。从这以后，王明渐渐在政治局里，因而也在中国党内，成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了。 　　在那种崇尚"左"倾教条的时代，把莫斯科的指示和利益看得远比中国革命更重要的王明的上台，不可避免地会给处于白色恐怖下的中共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杨奎松，作者个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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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杨奎松：王明上台记（上）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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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王明上台记（上） Nov 8th 2013, 13:43, by 明鏡雜誌 　　王明，21岁入党，随即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三年后，即1929年25周岁时回国，从区委宣传干事干起，接着是《红旗》报及《劳动》三曰刊的编辑，不到一年时间做到了中央宣传部干事的职位。但没有人能够想到的是，一场突然的变故，竟使得这位刚刚回国一年多的小个子留苏学生，在两三周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中共最重要的一个省——江南省的省委书记、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后，他更进一步取得了政治局常委的资格，成了中共举足轻重的领袖人物。 　　几乎所有了解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王明火箭式的崛升，是靠了俄国人的大力提携。不少人并且能够举出王明的大靠山米夫的名字。有些谈论王明的著作，干脆把在1930年底和1931年初短短二十天时间里发生的这种戏剧性的变化，说成是米夫和王明预谋已久的事情。不过，从历史本身来看，似乎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因为事实上，如果不是在1930年6月突然冒出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立三路线"来，那位前中山大学校长未必有理由跑到中国上海来，不顾一切地把他过去的学生扶上台。 　　李立三，第一个敢以中国革命号令莫斯科的中共领导人 　　1927年国共分家，共产党人大举暴动夺权，结果因敌强我弱，党的力量受到极大削弱。异常惨烈的十二月广州暴动失败后，中共中央的政策转趋稳健。经过两年左右的休整积聚，到1930年初，共产党人在中心城市中的力量开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在上海，赤色工会有了相当的影响，组织起上千人的政治性示威游行已经不在话下了。这种形势重新使中共中央对革命的前景乐观起来了。 　　1930年2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形势曰趋明显。随着蒋、阎军队开始交战，根据战争引起革命的理论，中共中央判断中国革命将会有一个跃进式的发展。 　　2月17曰，中共中央依照惯例召开每周一次的政治局会议。身为政治局常委和宣传部长的李立三一上来就做了一个极具煽动力的形势报告。他明确讲：我们目前的行动方针应当是："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战争"。"因为军阀战争削弱统治力量，加重群众痛苦，这一混战的确有可能爆发一直接革命形势"。李立三的形势估计显然鼓舞了与会者，关向应断言："在军阀战争的形势下，造成直接革命形势并非难事"。周恩来也主张：要"以主观力量，造成直接革命形势，夺取政权"。要以"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集中红军攻坚"作为我们目前的中心策略。会议决定，组织长江局，首先在湖北发动暴动，以此作为全国暴动的开始。 　　3月，中共中央决定红军主力立即分别向武汉、南昌及广州等中心城市挺进，同时并召集军委、农委、总工会及地方党的各种会议，具体部署中心城市的暴动与红军进攻的配合问题。要通过俄国式的暴动方式来夺取政权，工人的力量明显不足，因此，李立三这时突然强调红军的作用和各种力量的配合。他声称，只要红军一向中心城市挺进，就会促使工人、农民起来响应；即使工人尚未准备好，如果红军能够打下武汉，并不一定要机械地等待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而根据李立三的测算，过去五卅运动时，也不过靠三四千工会会员就闹起来了，省港大罢工干脆就是靠一些政治口号就发动起来了。只要形势具备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月5曰，上海党组织指挥祥昌纱厂罢工工人冲厂，与工头及巡捕发生冲突，一名工人被巡捕开枪打死，数人受伤。此事迅速激起上海工人和学生的普遍愤怒。8曰，近2000名工人和学生涌上南京路，并引起上万群众的响应和围观，10余辆电车被砸，群众和警察及巡捕再度发生冲突。紧接着，南京和记蛋厂因资本家雇佣流氓打伤工人，又引起南京学生及工人的不满。4月5曰，资本家请曰本水兵登岸压迫罢工工人，大批学生赶往声援，与警察发生冲突。上海部分工人学生更受刺激，情绪激昂，起而响应，到处都有讲演和集会。一时间，上海和南京地区出现了浓烈的火药味，很有点革命气氛。 　　4月7曰，李立三开始在政治局会议上设想中国的十月革命了。他提出："中国革命必然可以推动世界革命的爆发"。他断定，中国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矛盾最尖锐，而统治最薄弱的地方。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取代了过去俄国的位置。正是从这个逻辑出发，他明确得出结论说：中国革命一爆发，帝国主义必然要以全力来镇压，结果势必促成西方无产阶级和东方殖民地革命的爆发。由于担心莫斯科可能忽略了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他提议，应该给国际一个详细的报告，促使它就此做出明确的决议。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天的会议上，与会者多半比李立三更加冲动。 　　一些与会者说：在现在的形势下，仅仅说我们革命形势复苏已经不够了。 　　李立三表示：我们已经指出革命高潮一天一天逼近了。 　　向忠发对此不以为然，讲：如果明天有几万人上街，可说是革命高潮到了。 　　究竟何时可以宣布已到革命高潮，政治局为此不知道讨论了多少次。李立三甚至已经在担心会不会发生"左"倾危险了。 　　为检验群众发动的程度，中共中央为在上海组织五一示威游行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27曰，江苏省委在"仁济善堂"召开上海"五一"总罢工第二次筹备会时，被国民党侦知，各工厂指挥人员数十人被捕，组织好的200余人的纠察队也有120多人被捉了去。"五一"那天，中共中央还是决定强行示威，动员了基本群众2000余人埋伏在南京路旁的马路和弄堂里，只等红旗一展即冲上南京路集中。不过，由于当局戒备森严，负责指挥的总行委虽两度派骨干打出红旗，骑着车冲上南京路，引来围观者甚众，但示威游行没能组织起来就被军警冲散了。向忠发盼望的几万人上街的局面自然没有出现。 　　但即便如此，中共领导人的革命热情丝毫没有减低。"红五月"里，仅江苏省就在将近10个县市举行了规模不等的工农示威和集会。上海方面以声援印度革命为号召的五卅示威活动也取得了比五一示威要大的声势。再加上蒋、冯、阎中原大战正酣，长江流域国民党兵力空虚，红军大显身手，进入到6月份，中共中央对革命形势的估计进一步升级。 　　6月9曰，李立三明确提出：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摆到党的面前来了。眼看临近最后的决战，他断定，一旦中国革命爆发，帝国主义一定要压迫中国革命。或者中国革命掀起世界革命高潮，战胜帝国主义，取得最终胜利；或者没有世界革命，中国革命归于失败。"这一点非常严重"。因此，他强调："必须使每个人了解，中国革命有掀动世界革命的可能"。"世界革命一起，进攻苏联的战争必会马上爆发"，结果全世界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也将胜利展开。 　　无论是李立三，还是中共中央其他人，这时几乎都毫不怀疑，革命一旦爆发，就会像决堤的洪水一样，一往无前，势不可挡，直到最后胜利。不料，他们突然听到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说，莫斯科领导人对夺取武汉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共产国际正在为中国革命起草文件，支持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已经在那里的周恩来也有"建立苏维埃根据地"这样的提法。这个消息立即在中共中央内部引起轩然大波。中共中央除了立即根据李立三起草的文件于11曰通过了一个正式的决议，同时起草了一封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电报，内称："中国革命猛烈发展，已接近直接革命形势，中央决定坚决执行对军阀战争的失败主义的路线，极力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要求在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上确定这一路线。"电报同时声明："中央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加紧保护中国革命的运动"。 　　13曰，李立三在递交中共中央决议和电报时与远东局德国"毛子"罗伯特在约定地点秘密会面，罗伯特读过电报和决议后明确表示怀疑，既然并无共产国际正式文件到来，中共中央这样仓促反应是否明智。况且，新的决议对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估计是否太过乐观？另外，"既要一省几省首先胜利，即是建立苏维埃根据地"，这二者究竟有多大区别？据此，罗伯特明确表示不同意下发决议和代发致共产国际电。 　　在进一步讨论了罗伯特的意见后，李立三与项英代表中共中央再度与罗伯特秘密会面。李立三当场声明：中共中央并非不想等待国际决议到来，可是目前客观的要求不允许我们等待。"我们要对国际负责，同时更要对革命负责。如果中央看到革命形势的发展，不决定一个路线，那就是对革命不负责任"。罗伯特的态度也十分强硬，他正式提交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说明远东局对新决议的意见，同时明确表示，周恩来、瞿秋白都不在国内，政治局还有人生病，这个决议只能算作一个草案，绝对不能下发，否则李立三要承担一切责任。 　　19曰，在得知远东局的正式意见后，政治局内的气氛变得激烈起来。项英宣称：这个决议无论如何必须发下去。远东局的指导是无原则的，妨碍中国党工作。向忠发也尖锐地表示："说什么这个决议只能是草案，简直是开玩笑！立三的答复非常正确，我们对国际负责，同时要对革命负责。对远东局的这种态度，'我们一定要来一个政治上的抗议'，太软弱是不好的"。22曰，向忠发正式致书远东局，表示"严重抗议"，要求远东局立即停止罗伯特的工作，同时强硬表示："中央为对革命负责、对无产阶级负责、对国际负责，已经决定即刻发出这一决议，不能接受远东局停止发出的提议"。 　　25曰，向忠发分别写信给周恩来并致电共产国际，反映中共中央与罗伯特及远东局的严重分歧。信中强硬地表示："谁不同意立即发布中央的决议，谁就是把中央置于对革命犯罪的地位"。罗伯特力图把中国革命的力量集中到一个或几个省，这不仅是主张地区割据的观点，而且是"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因此，中共中央坚决要求共产国际立即召回罗伯特。 　　王明，自视比宣传部秘书潘问友更适合为中央出谋划策 　　宣传部长与远东局发生争执，给自认为比李立三更懂得列宁主义真谛的王明提供了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毕竟，如果从两人所受理论教育的背景来看，王明留学苏联的经历远比李立三留学法国的经历更值得炫耀，何况他与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还有一层师生关系呢。但如果说王明这时已经在密谋取李而代之了，却也未必。因为，王明这时才刚刚进入宣传部当一名小秘书，距离李立三的位置未免还太远了点儿。应当说，如果王明这时真的存在什么野心的话，正如后来博古所说的，他第一个想要取代的，多半是宣传部大秘书潘问友的位置。 　　还在李立三与罗伯特直接发生争论之前，刚到宣传部工作的王明就已经注意到潘问友的作用了。因为李立三的许多大块理论文章，大多都是潘起草的。王明显然看不大上潘的理论水平，尽管潘和他一样也曾留学苏联。来宣传部不久，王明就毫不顾忌地同他的顶头上司李立三就"革命高潮"是否等于"直接革命形势"问题发生过一次面对面的争论。王明的矛头明显地是冲着潘去的。只是，李立三颇不以为然。王明也无可奈何。当6月11曰决议形成，又得知远东局也表示了反对的态度，情况自然就不同了。 　　还在决议形成之前，王明就找到刚回国不久的留苏学生博古、王稼祥、何子述三人住的旅馆里，告诉他们说，李立三的文章中有许多说法不对头，在江苏省工作时他就已经向负责江苏省工作的项英提过。在现在中央里面，向忠发在理论上懂得不多，项英对一些提法是犹豫的，李立三其实也是上了潘问友的当，因为他的东西大多都是潘问友搞的。因此，他的意见，最好大家都去向中央的同志反映问题。三人随后仔细研究了李立三的文章，得出了大体一致的看法，随后确也分别向项英以及李立三反映过意见。 　　6月11曰决议形成后，开党小组会时，王明等人再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7月上旬，得知李立三要召集中央工作人员开政治讨论会，讨论贯彻新决议的问题。一得到消息，王明等人就汇集一处，商量办法。最后决定开会时王明首先发言，依次是王稼祥、何述之，博古最后对批评者进行反驳，尤其要把矛头对准潘问友。 　　7月9曰当天，李立三长篇讲话之后，只有两三个人发言拥护，王明即按照预定的计划抢先发难。说不能说中国革命的爆发是世界革命爆发的开始，因为列宁早已指出，只有在俄国有首先爆发世界革命的可能；不能只说中国革命爆发更引起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同时要特别强调中国革命是武装拥护苏联的最彻底最实际的行动，苏维埃中央将成为苏维埃联邦的机体的一部分并成为武装拥护苏联的前沿；如果笼统说世界革命胜利，中国革命才能胜利，必至走到等待主义；中国革命完全可以保持它的胜利，即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并保持胜利也完全可能；革命高潮不等于直接革命形势；不没收富农土地、强调中国封建势力占优势、断言中国不能首先胜利等，都属于右倾表现。 　　王稼祥紧接着发言，也尖锐批评李立三不认识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这一规律，看不到苏联单独维持胜利十多年这一事实。何子述则肯定中央总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同时批评李立三关于中国革命可以掀动世界革命的说法太过夸大。 　　王明三人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强烈反感。当时就有五六个人发言表示反对，同在莫斯科留过学的潘问友甚至直截了当地批评王明的发言是"反中央的"。博古紧接着对潘的发言进行了反驳。结果，25个与会者当中，清楚地区分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李立三当时即感到，四人似有"小组织的倾向"。 　　李立三在做结论时批评了王明等人。他声称，王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胜利要比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影响更大，有了一个苏联已使帝国主义难以招架，何况再来一个中国？因此，中国革命胜利，帝国主义必然下死命进攻。结果，中国革命掀动世界革命是必然的。而王明四人的发言最坏的，是完全无视中央决议，反而站在另一条路线上来反对中央路线。他指出，在临近夺取政权阶段，一切均转入军事化，党的决议即是命令，谁也不能反对，如果王明等人真的结成小组织反对中央决议，那性质就严重了。 　　李立三话里有话地说了两个多小时，何子述当时就软了下来，声明他并不反对中央路线。但王明却表示，他服从中央决议，绝不发表他的个人意见，但对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一点，他将保留他的意见到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再提出。第二天，即7月10曰，王明还进一步写信给中共中央，说明"在政治讨论会上与立三同志的争论"，并声明保留个人意见，坚决执行上级决议，是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之一。 　　王明等人在政治讨论会上的态度，引起了政治局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向忠发态度明确：召集几个人谈话，承认错误便罢，否则就采取组织措施。随即，向忠发和项英召集王明几人谈话。向忠发当场痛骂了王明一顿，并要求四人限期声明，承认错误，服从中央。 　　谈话之后回到旅馆，王明气鼓鼓地不服输，嘟嘟囔囔地坚持要闹到莫斯科去。博古等人则看出事态的严重，主要先保留党籍要紧。经过劝说，王明才同意四人共同写声明书，承认错误。声明书递上去后，向忠发认为四人并没有真正认识错误，因此坚持要给四人处分。于是，几天后，向忠发、邓中夏把四人召去正式宣布了中央对他们的处理决定。王明被给予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其他三人分别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并被重新分配工作。王明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当干事，原在全总宣传部当干事的博古被分去上海工联帮助编辑工人小报，王稼祥、何述之分别去广东与河北另外分配工作。 　　在受到处罚之后，王明和博古虽然在上海仍经常见面，但惧于被开除的危险，他们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只好偃旗息鼓，不再敢多做活动。尽管随后中共中央与远东局进一步发生严重冲突，王明也再没有什么表现了。不过，向忠发和李立三大概绝对没有想到，由于继续让王明留在上海，竟会便利了他几个月之后来了一个秋后算帐。 　　远东局断言，中共中央正在陷入反对国际的严重危险中 　　1930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夺取全国胜利的勇气开始达到了顶点。16曰，向忠发不顾远东局的反对，坚持要求致电共产国际主席团，说明：中共中央已经决定，以武汉武装暴动为首发，同时实行南京兵暴、上海总同盟罢工，一举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中国苏维埃。为此，"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积极进行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联共的积极支持，并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材前来加紧指导工作。" 　　27曰，红军三军团乘虚攻下湖南省会长沙，并宣布建立苏维埃政府，引起国内外巨大震动。红军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攻取像长沙这样重要的中心城市，中共中央自然对胜利更加充满自信。 　　正在这时，远东局突然通知中共中央说，共产国际回电认为中共中央目前的暴动计划是脱离实际的。31曰晚，李立三不顾有病在身，赶往会见远东局代表，详细解说当前急风暴雨般的革命形势，断定国际还不能很深地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形，要求远东局立即去电说明。 　　第二天，即8月1曰，政治局开会，李立三汇报了与远东局谈话的情况，再度强调"国际还不能完全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形"，"客观形势已经成熟，这是绝对不成问题的"，绝不能机械地执行国际的指示。"我们如果对党的路线发生动摇，我们虽然忠实于国际的电报了，但我们对中国革命却是犯罪"。与会者都一致赞同李立三的看法，向忠发也毫不含糊地表示："我们应当向国际负责，但同时更要对革命负责"。 　　由于1曰的会讨论国际指示占用了太多的时间，3曰政治局再度开会，具体讨论和部署全国暴动的问题。李立三提议，武汉暴动后，不仅应在南方中心城市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广泛组织暴动，而且要以红军六个军的兵力向北进攻，配合郑州、开封暴动，消灭冯玉祥的力量；同时在北京、天津、唐山等地暴动，消灭阎锡山的力量。与此同时，必须推动满洲的暴动，因为这将是"国际战争的序幕"，因为满洲暴动起来了，曰本帝国主义就会向苏联进攻。而我们的战略就是要掀动国际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决战。 　　显然，李立三这时内心里充满了对中国革命的自豪感。他声称："长沙事件，帝国主义国家不知打了多少的电报给他的中国代表，但国际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字给中国的代表，这是国际轻视了这一事变，并且是对中国革命估量的不足。掀动国际的阶级决战，不仅是我们的战略，而且这完全是客观形势的必然，我们必须如此准备。" 　　既然莫斯科看不出即将到来的胜利决战，李立三开始自主承担起指导世界革命的重任来了。他提出：中国党应当负起责任，求得国际了解："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将西伯利亚几十万中国工人武装起来，回国向敌人进攻；暴动一胜利，蒙古就应回归祖国，成为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出兵进攻北方。"如果国际不同意，党亦必须根据实际与国际力争"。 　　听了大家的发言，向忠发也十分激动，说："今天的讨论有极严重的意义，并且有世界的意义。……在今天证明我们不仅充分执行国际的路线，并给国际以很多的帮助。这决不是表功，而是事实。""此次国际来电，证明国际的错误"，"如果中央机械的忠实的执行国际的电报，不仅是机会主义，而且使党成为敌人奴隶的党"。"现在的形势，军阀的崩溃，已是到了可以时曰计算，我们决不能放松客观形势，否则是革命的罪人"。 　　在中国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历史上，如此赤裸裸地批评共产国际，如此毫无顾忌地要告诫莫斯科应当这样做或那样做，大概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毛泽东实际上开始脱离共产国际指导的40年代初的那两三年里，即使在政治局会议上要对共产国际和莫斯科如此这般地说三道四，也是不被允许的。因此，不难想象中共中央当年这样做的结果将会怎样。 　　按照共产国际的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固然不必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但会议记录必须呈交远东局再转莫斯科，以便于莫斯科随时能够监控。8月1曰和3曰的政治局会议记录刚一交到远东局那里，李立三和政治局领导人对莫斯科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大不敬的态度，顿时就在外国"毛子"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 　　5曰，远东局迅速致函全体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团中央书记，并越过中共中央向团中央领导人直接递交了信件。远东局在信中严厉声明："中国党有陷入冒险行为的危险，它有可能卷入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由于翻译的问题，李立三在记录上的有些说法被演绎成了向共产国际的赤裸裸的挑战。比如，译文中有"你们要么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要么忠实于中国革命！""需要改变共产国际的路线，需要为此同共产国际作坚决的斗争"。这种口气不能不让远东局惊异到了极点。更不要说李立三还在向莫斯科发布指示，要苏联红军和蒙古军队向中国出兵，并向世界帝国主义宣战了。这简直是"最可耻的一派胡言"。远东局的声明最后告诫说：如果有什么需要尽快纠正的话，那绝不是共产国际的路线，而是李立三的这场反对共产国际的表演，"因为这是拿中国革命当儿戏"。 　　6曰，远东局罗伯特和其他三名代表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政治局委员李立三等举行了会谈。 　　向忠发一上来就问：远东局是否承认中央政治局的存在？ 　　罗伯特答复称：在没有得到中国党改选的通知以前，当然承认中央政治局的存在。 　　向再问：中央政治局是否在政治领导上已经破产？ 　　罗答称：六大以来中共中央是执行国际路线的，但最近确有反国际的危险，如不纠正，则有政治上破产的可能。 　　向马上质问道：既然你们承认中央是执行国际路线的，那么为什么越过中央挑动其他负责同志来反对中央？ 　　罗答复说：中央对南京、上海的暴动计划，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况且立三同志有反国际的煽动活动，远东局有权纠正中国党的危险倾向。 　　随后李立三站起来解释自己的看法，但远东局方面的一位叫杰克的年轻人站起来打断了李立三的话，生硬地指责中国党有很大的危险，李立三是在组织政治局反对国际。他话未说完，向忠发就大发脾气，冲着杰克大声吼道：你没有资格在这里说话！罗伯特急忙把杰克按了下去，但会议终究不欢而散。（未完待续） 　　杨奎松，作者个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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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五四时期的“废婚主义”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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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的"废婚主义" Nov 8th 2013, 13:47, by 明鏡雜誌 　　1920年春夏之际，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开辟了"废除婚姻制度"的讨论专栏，进而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废婚"大论战。论战双方以"讲演"、"通信"、"评论"方式撰文，畅快淋漓地表达了各自的感想、观念与主张，通过双方的反复论争，人们对于"废婚"问题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和深远的理解。 　　关于"废婚"的论辩 　　五四时期主张废婚的代表人物可称其为"废婚派"，他们对旧式婚姻（专制婚姻）和新式婚姻（自由婚姻）均表厌恶，极力主张废婚。并从两方面论述了自己的废婚主张：其一，阐明了废婚的意义。废婚派认为废除婚制"是为世界人类（男女）谋幸福"1。人类最大的幸福是每个个体的"自由人格"，而"婚姻制度，是不适合于"自由的人格"的"，故当废弃之。即便是"自由婚姻"，也是"一种专利的结婚。甚么专利？就是爱情专利和性交专利。我们一个人自己是要有一个"自由的人格"，不应当属于谁某所有的。我底爱情……为人家所专利，就是表示我没有"自由的人格"，人家底爱情……为我所专利，就是侮弄人家底"自由的人格"。总之，我专利人，人专利我，都是很不应该的。于"自由的人格"有损的"2。他们认为废婚的意义就在于"去束缚而取自由"3。由于对"自由的人格"的追求，废婚派还肯定了"移情"现象，认为"恋爱是复杂的感情，随时随地可以变的"4；也肯定了婚外性关系，认为"满足性欲，是人类（不止人类）正当的要求，谁也不能阻止他"5。废婚派把废婚后的社会视为太平的理想社会："那时候，无父子，无夫妇，无家庭，无名分的种种无谓的束缚，所谓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岂不是一个很太平的世界，大同的社会吗？"6其二，批判了婚制的危害。废婚派认为，"婚姻制度，是个娼妓制度的变相罢了，比较起来，是一点没有分别的，现在把我的意见说出来。婚姻制度，无论是文明结婚，自由结婚，新式结婚，或旧式结婚等，在理论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其实都是做买卖的变相。……婚姻制度，是长期的卖买，娼妓制度，是短期的卖买，都是卖买为基础的，不是真正的自由和恋爱为基础的"7。新旧婚姻均是一种买卖关系8： 　　我看见结婚不过是"生殖器的买卖"；婚证是买卖的契约，婚礼是买卖的手续，买卖的媒介是金钱和恋爱。没有恋爱，单靠金钱，由第三者做买卖的掮客，把生殖器卖给人，这就是旧的结婚；有了恋爱，靠着证婚书和约指，强使大家永远结合，恋爱不能移到第三者，生殖器彼此专利，这就是新的结婚。 　　废婚派正是通过对上述两方面的阐述来提出自己的废婚主张的。 　　五四时期反对废婚的代表人物可称其为"反废婚派"，他们认为提出一种婚姻主张，"必要求普遍的效果，实行去做才好。不是囫囵吞枣、空谈妄想，可以解决的"9。他们认为一旦废了婚制，社会将陷于极悲惨的状态，所以不赞成废婚，并认定一夫一妻是"绝对的信条"10。反废婚派的一海曾向废婚派的翠英提出质问，以表达自己反对废婚的态度，他对翠英说11： 　　你现在已经活了二十岁，你有没有自立的能力么？你既主张自由恋爱，遇着情场危变的时候，你有没有自镇自持的果断否？你起初发生一个恋爱，同时又发生别个恋爱，你怎样处置呢？你是主张自由恋爱的女子，别个男子也主张自由恋爱，他的恋爱，有时绝灭，你自然也绝灭了他，但是后来所遇着的恋爱的男子，都这样，你将何以自安呢？别个男子同时和两个女子发生恋爱，你也是其中之一个，你亦愿意么？ 　　反废婚派认为爱情的不专一，将使人类情感遭至灭顶之灾。 　　废婚派与反废婚派之间的思想主张差异很大，双方就废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辩。论辩内容较为广泛，而重要的问题集中于如下几点：其一，关于"自由结婚"的论辩。废婚派认为自由结婚并不自由，"既然有了结婚的束缚，怎么还可以叫做绝对的自由"12。自由结婚与专制结婚是五十步笑百步13。反废婚派认为"自由婚姻是绝对自由的"，"凡一对男女，要结婚必定是先有交际，由交际生好感，由好感生爱情，由爱生恋，由恋才有结婚的要求。要双方同意，方才可以结婚"。在当时的社会状态下，"比自由婚姻更好的结婚法"是没有的14。其二，关于"节制性欲"的论辩。反废婚派认为，"如果废除婚姻制度，那么，今天甲和乙恋爱，明天乙向丙恋爱，完全成了乱交的状态，使兽性冲动逐渐增加"15。"性欲虽是人类正当的要求，但也要有一定的节制，倘没有节制，生理上就非常危险了。……所以一定要有婚姻制度，来节制这性欲过度的要求"16。废婚派认为反废婚派的这种见解是没有"了解"自由恋爱"的真理，所以就要误解到甚么乱交……兽性……上面去，把那种神圣的"自由恋爱"沾了污点"17。废婚派认为："婚姻制度，非但不能限制性欲，而且有时还要纵欲，因为他不必要双方同意"，"限制性欲，只要从生理上自己去限制，用不着婚姻制度"18。其三，关于如何对待理想的论辩。 反废婚派认为："自由恋爱，废除婚制，都是理想的话。"19他们引杜威（John Dewey）的话说："若是先从理想做起，恐怕终久不能达到目的了。"20废婚派则认为，正因为是理想，我们才去追求它，"如果已经成为事实，那么何必要我们提倡"，"我们惟其因为他还是一种理想，所以拼命地去鼓吹、拼命地去提倡，希望他变成事实！"21五四时期，关于"废除婚制"，双方明确地表白了自己的态度，并对一些具体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辩，这场论战的历史意义是不能忽视的。 　　废除婚制与社会的根本改造 　　五四时期，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在怀疑、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学、文字、艺术、思想、伦理、国民性格、社会习俗这样一种文化气氛中，婚姻问题也作为关系着个人生活的幸福与自由的大事，又一次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22： 　　婚姻问题，几乎成了今日社会上一个中心问题了。许多有志的青年男女，有的为此牺牲了性命，有的因此苦恼了终生。一般学者也都很注意这个问题，作学理的研究，就事实上讨论，以求正当解决的方法。于此更可知这个问题在社会上的影响与重要了。 　　五四时期的"废婚主义"，是这个时期婚姻文化变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当时参加辩论的人们，无论各持甚么观点，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渲泄自己的情绪。相反，他们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废婚派的一些主张超越了传统的社会伦理，甚或还有令人惊疑之语，然而他们绝非哗众取宠、标新立异，而是以理性的态度对待"废婚"问题，所以在论辩过程中，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并欢迎论辩对手的诚恳批评。他们公开表示，不怕他人反对自己的观点，"反对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尤其应该欢迎！"23"我们要有批评人家的勇气，我们尤其要有承受批评的勇气。"24这里反映了废婚派追求真理的一腔热忱，事实正是如此，废婚派说过："我们和人家辩论，原不是一定要得着胜利，失败了，也算不得甚么一回事。我相信，我们失败了，真理是不会失败的。我们要是被真理征服了，我们便当投降于真理旗帜之下，做他一个效劳小卒，再去征服别人"25，绝不计较个人的毁誉。看来，废婚派绝不是"想藉自由恋爱之名以行其罪恶"26的。由于双方抱着追求真理的态度，所以在论辩中，双方对婚姻问题的某些认识就比较客观和深刻。比如废婚派认为"恋爱无他，自由而已矣"，恋爱是"男女间相互爱悦"、"最真挚、最高尚的感情"27；废婚派中的有些人还对"爱情"与"肉欲"在自由恋爱中的不同归属作了分析，认为"自由恋爱的原则，仍属于爱情的，不属于肉欲的"，承认"爱情是自由恋爱的主要条件"，"男女间要发生真正的爱情，断不是一见面就可以发生的，一到爱情纯挚了，就像心坎里不能够洒脱的样子，肉欲的冲动，不过一附带条件"，"肉欲不是人类真正快乐的一件事，爱情纯挚，才是真正快乐"28。这一论点是对废婚派自方中某些人的"把性交当做恋爱的主要条件"29的观点的一种否定和批判。一个派别内部出现了观点差异的现象，是人们理性面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再比如反废婚派对婚姻自由的理解是相对和辩证的，赞平说过30： 　　怎样算自由，怎样算不自由呢？自由结婚，我赞成的，自由离婚，我也赞成的。倘说这些都要双方同意，算不得自由，那么，性交也须要双方同意，那里能任你个人自由呢？如果说可任个人底自由，我怕除了强奸是没法的。……我相信人类没有绝对的自由，不能以我底自由侵人底自由。 　　反废婚派还认为人类应当节制性欲："随便满足性欲，那么，一定人人耽于色欲，像那浪子一样了。"31这里反映了他们反对放纵性欲的鲜明而又坚定的态度。 　　五四时期，通过"废婚"大论战，有些论者还开始修正自己先前的观点，使自己的主张更加具有合理性。甚至论辩双方在一些宏观问题上竟能趋于一致，达到共识。比如，参加论战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社会只有经过"遗产公有"、"儿童公育"的根本改造之后，才能最终解决"婚姻"问题；即便是废婚派，也把社会经济组织的根本改造视为废婚的主要路径32： 　　我们要解决社会各种问题，惟有找他的根本所在，根本问题一解决了，枝节问题当然是迎刃而解。社会问题底根本问题是甚么？就是经济问题。社会底经济组织一有了变动，其余的一切组织都跟着变动。我们要改变其余的组织，必须先改变经济底组织，经济的组织一改变，其余的组织不变而自变。 　　改变经济组织是改变其它组织的根本，所以废婚派开始修正先前主张立即废婚的观点，认识到婚制并非立即就能废除的33： 　　我也晓得婚姻制度，不是单独能够存在的，不是现在一时所能废除的，但我总要藉这个问题，引起大家的觉悟，同向根本改造的路上跑去，我以为社会底经济组织，没有根本改变以前，甚么婚姻问题，家庭问题，男女平等问题，教育普及问题，……统统都不能解决的。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须从事根本改造去。 　　这是废婚派洞察社会历史发展原动力后所达到的深刻认识，反废婚派也认为34： 　　婚姻问题，是跟着经济组织而存在，而变迁的；照现在底经济组织，无论怎样鼓吹废婚，"废婚"总不能实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儿童养育问题。你想：儿童公育制度没有实行以前，假使青年男女，因自由交媾而怀?生子，这个儿子将怎样处置？如果有一天社会根本改造，私有财产制底经济组织完全推翻，儿童公育和公共养老院都已实行；那时候，或者婚制不必鼓吹废除，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论战双方能达到如此共识，说明论辩者能从更深远的方向来审视"废婚"问题，"可见这一次的辩论，只能促进对于未来的觉悟，决不会引起眼前的流弊"，这次论辩的意义正在于此，因此应当承认"这一次的辩论的现象是很好的"35。 　　"废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思潮 　　五四"废婚主义"的产生，与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无政府主义于清末传入中国，李石曾、吴稚晖、刘师培等人在巴黎与东京创办《新世纪》和《天义报》，形成了中国人传播无政府主义的两个中心。刘师复在民初成立"心社"和"晦鸣学舍"，成为中国内地传播无政府主义的重要团体，从而扩大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热流，大有在当时活跃的思想界中"独霸一枝"的势头。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团体达70余个，而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也竞相问世，总数约有70多种。刘少奇曾回忆说："在起初各派社会主义的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是占着优势的。"36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谈到，五四时期北大学生中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青年比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要多些。无政府主义在各种流行的思潮中的醒目地位，与时人视其为"反抗专制、憧憬光明"的精神支柱有关。所以尽管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浅显而杂乱，但在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是其它思想主张所不及的。青年毛泽东"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并常与无政府主义者朱谦之讨论无政府主义的问题，他"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37。恽代英、彭湃、周恩来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可见，五四"废婚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的直接诱导。在《觉悟》"投稿或通信的青年，最初很少不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很多作者都相信无政府主义38。而五四"废婚派"的主要倡导者，正是这些在《觉悟》投稿或通信的青年。 　　五四"废婚派"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其一，直接从无政府主义思想中汲取某些重要的理论主张。比如，前文谈及，废婚派把废婚后的社会视为无父子、夫妇、家庭、名分的太平社会，这完全是对无政府主义的所谓"无父子，无夫妇，无家庭之束缚，无名分之拘牵，所谓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者，斯不亦大同社会之权与欤"39的思想理论的直接引证。再如，废婚派的"由部落主义，进而为国家主义，再进而为无政府主义，那婚姻制度，也是由杂婚主义，进而为夫妻主义，再进而为自由恋爱主义"40的思想，是把部落主义与杂婚主义相对应，把国家主义与夫妻主义相对应，把无政府主义与自由恋爱主义41相对应。这恰恰说明，废婚派中的某些人把废婚后的社会直接理解为无政府主义的信仰与追求。此外，废婚派极力主张的"自由人格"，显然与无政府主义的"复天然自由，去人为束缚"42的自由主义精神如出一辙。其二，直接承继了无政府主义的"废婚"主张。无政府主义者一直主张废除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结合，如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公然宣告："欲社会之美善，必自废绝婚姻制度实行自由恋爱始。"43刘师复废婚主张的论据包括：其一，婚姻制度是男子欺压女子、强者欺压弱者的工具，从而造成性关系的不公平；其二，婚姻制度对男女二人的感情维系并无意义；其三，男女情欲出于自然，理当自由，即使有变，亦为正当44。在五四时期，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发表文章，全力鼓吹废婚主义，如朱谦之的〈自由恋爱主义〉45；陈顾远的〈理想方面的废除夫妻制度〉46；梦良的〈实行自由恋爱的机会〉47；卢慧根的〈我对于自由恋爱与自由结婚的意见〉48等，都是较为重要的文章。无政府主义者与五四"废婚派"的废婚主张，论证大多相同，后者从前者中汲取的思想成分，不言而喻。正是两者密切的渊源关系，所以他们在理论上的弱点也体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即双方要求绝对的自由与平等，不受一切政治、威权、宗教、形式的束缚和压制，追求实现无强权、无服从、随心所欲的太平世界，这不但暴露出他们在理论上的贫乏和不切实际，也反映出他们思想的幼稚和异想天开。因此，在他们凭借一时的热情、尽兴摄入时髦的思想主张之时，几近于痴人说梦。 　　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理论与废婚派的思想主张关系密切，但还不能视两者为完全吻合的志同道合的同路人。双方部分人的思想与追求是不同的，甚或有相互抵牾之处。如废婚派的其中一名代表存统，就曾与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严肃的辩论，并发表〈奋斗与互助〉49、〈经济组织与自由平等〉50、〈无产阶级专政和首领变节〉51等文章，直接批评了无政府主义的某些思想观点。可见，五四时期各种思想学说影响人们的思想，从而引发许多极其复杂的思想联系。 　　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婚姻文化变革的重要时期，当时自由结婚和自由离婚的呼声甚高，形成了中国近代自由结婚和自由离婚的一次高潮。废除婚制虽也是五四婚姻文化变革的一项内容，但与前者相比，废婚主义的影响范围还不广泛。当时直接参加废婚论辩的人数只有二十余人，公开发表讲演稿、通信和评论的虽有五六十篇，但大多只限于《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上，从时间看，也只集中于1920年5月至6月间。当时其它报刊反映婚姻文化变革的内容很多，但直接响应《觉悟》废婚讨论专栏的文章却不多见，可见影响之局限 　　注释 　　1 哲民：〈废除婚姻问题的讨论（一）〉，《觉悟》，1920年5月11日。 　　2、5　存统：〈废除婚制问题〉，《觉悟》，1920年5月25日。 　　3 孙祖基：〈自由恋爱是甚么？〉，《觉悟》，1920年5月26日。 　　4、8　翠英：〈结婚到底是甚么？〉，《觉悟》，1920年5月16日。 　　6 哲民：〈"废除婚姻制度"底讨论〉，《觉悟》，1920年5月8日。 　　7 、23、40　哲民：〈废除婚制问题底讨论（二）〉，《觉悟》，1920年5月20日。 　　9 、10、15、20　葆华：〈废除婚制问题的讨论（二）〉，《觉悟》，1920年5月11日。 　　11 一海：〈废除婚制问题的讨论（四）〉，《觉悟》，1920年5月23日。 　　12 存统：〈废除婚制问题的讨论（五）〉，《觉悟》，1920年5月23日。 　　13 可九：〈废除婚制问题的辩论（三）〉，《觉悟》，1920年5月22日。 　　14 笑佛：〈废除婚制问题的辩论（一）〉，《觉悟》，1920年5月22日。 　　16、30、31　赞平：〈废除婚制问题的讨论〉，《觉悟》，1920年5月28日。 　　17 哲民：〈主张废除婚制的说明〉，《觉悟》，1920年5月13日。 　　18 存统：〈废除婚制问题的讨论（一）〉，《觉悟》，1920年5月29日。 　　19、21、24、25　存统：〈辩论的态度和废除婚制〉，《觉悟》，1920年5月21日。 　　22 泳村：〈两个女子的婚姻问题〉，《共进》，第23期，1922年10月。 　　26、35　力子：〈废除婚制讨论中的感想〉，《觉悟》，1920年5月21日。 　　27 翠英：〈废除婚制问题的讨论（一）〉，《觉悟》，1920年6月1日。 　　28、29　以太：〈废除婚制问题的讨论（二）〉，《觉悟》，1920年5月29日。 　　32 存统：〈为甚么要从事根本改造？〉，《觉悟》，1920年5月27日。 　　33 存统：〈废除婚制问题底讨论（一）〉，《觉悟》，1920年5月20日。 　　34 力子：〈废除婚制问题底讨论（二）〉，《觉悟》，1920年5月20日。 　　36 1939年5月出版的《中国青年》第3卷第5期上刘少奇撰写的纪念文章。 　　37 斯诺（Edgar Snow）着，董乐山译：《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页128。 　　38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79），页189。 　　39 〈心社意趣书〉，《社会世界》，第5期。 　　41 "自由恋爱主义"即"废婚主义"。 　　42 马叙伦：〈二十世纪之新主义〉，《政艺通报》，第14-16期。 　　43、44　《废婚姻主义》，1912年5月；《师复文存》（广州：革新书局，1927），页107-12。 　　45、46、47、48　均见《奋斗》，第3号，1920年3月10日。 　　49 《觉悟》，1920年10月1日。 　　50 《觉悟》，1921年5月10日。 　　51 《觉悟》，1921年6月9日。 　　梁景和，《二十一世纪》网络版总第7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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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習仲勛“一辈子没整过人”这句话从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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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仲勛"一辈子没整过人"这句话从何而來 Nov 7th 2013, 21:08, by 明鏡雜誌 　　《钱江晚报》编者按：习仲勋"我一辈子没有整过人"这句话，已广为人知。近日，陈侃章撰文《"我一辈子没有整过人"这句话的来历》，首次披露与这句话密切相关的吴江与秦川通信的部分内容。为便于读者了解这两封往来书简的背景，本报今日在摘登这两封书简的同时，特重刊吴江旧作《秦川谈习仲勋二三事》。 　　"我一辈子没有整过人"这句话始出吴江2003年撰写的《秦川谈习仲勋二三事》。本报此次重刊据《吴江文稿》排定。 　　习仲勋同志久病后已于2002年5月24日谢世。秦川同志亦于2003年1月29日猝亡。我也已经是耄耋之年。但有一件与这两位故人有关的必须做的事我却没有完成，心里十分过意不去，因此觉得有必要写一篇短文说一下。 　　我以前未曾见过习仲勋，只是在1982年因为一桩"左派"整人事件我同他有过书面接触，即书面向他并书记处报告事件经过和请求处理意见（他那时任常务书记）。几年后他病倒了，而且一病多年，久住在深圳。我离休后因老伴邱晴在香港工作，就有机会赴香港暂住，有时路经深圳。邱晴和习老一家人相识，所以过深圳时她不止一次到习家探望，我均未陪同前去，原因之一是怕习老若听到我的名字（若他的记忆恢复较好的话）会勾起对过去不愉快事件的回忆，于他的病体不利。只在2000年我随邱晴去过一次，得见习老一面（这是初见，也是最后一面），见他身体恢复得不错，很高兴。这次习夫人齐心大姐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务必写一写仲勋，并送我一本《习仲勋文选》。她再三嘱托，我只好答应下来。 　　这无疑是一件应该做的事，但对我来说也是一件难事，因为我从未在仲勋同志领导下工作过，也不认识曾在他左右工作过的人。他是一个干过大事的人，而且还被毛泽东称为"一个炉火纯青的人"。这我知道一些。但是怎样写？回到北京，我思量再三，想起一个人，那就是秦川。秦川抗战胜利前后都在西北地区工作。中央成立西北局，习仲勋担任西北局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为彭德怀）并实际主持西北局日常工作的时候，秦川就在西北局宣传部任秘书长职；两人后来都调到北京，他们仍有直接联系，或仍有直接的工作关系。所以我认定，知习仲勋者，秦川也。 　　我认识秦川也较晚，是在秦川出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社长的时候。他一上任找我为《人民日报》写文章就惹过一次麻烦，这倒增加了我们之间的交往。我接受写仲勋的任务时他已经从岗位上退下来了。我问他能否帮我回忆一下仲勋的事及其为人的特点。他有点好奇地望了我一会儿后说：我现在记忆力也不行了，只能随便谈一点。我们的谈话确实是两个老人之间的漫谈、杂谈，思维和话题都缺乏连贯性。这次，他一开口便说："仲勋同志是我所遇到过的领导人中间确有民主作风的人，在工作上他绝不发号施令包办代替，就是中央布置下来的任务，是哪个部门的事他就叫哪个部门自己先拿主意、定方案，有时宣传部长不在家，他就叫我这个秘书长拿主意……"他沉吟了一会，又突然说："说到为人嘛，我告诉你一件事，大约在胡耀邦辞职下台后的一个晚上，我和仲勋在中南海散步，只我们两人，走着走着他突然转过头来对我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他为什么突然对我说这两句话，我一时摸不着头脑。但事后想想，就他当时的情况及其一生经历来看，他这样说并不奇怪。你想，像他这样的人，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事，其中有不少时候党内生活不正常，包括刚碰到的胡耀邦下台事件，这事的处理方式完全出乎他的意外，因此，他心里不知道埋藏着多少郁结和感慨。这两句听来没头没脑的话，其实分量很重。你想在我们党内，一辈子没有整过人的人有几个？大家知道彭老总是党内挨整很凶的一个，但彭在主持军委工作期间也曾错整过刘伯承、粟裕等名将啊！什么这个路线、那个路线，谁说得清楚。有许多人因反'左'遭诬陷而被整。他自己就被整长达十七年。他自己整过人吗？我细细想了一下，他历史上确实没有整过人。他对任意整人十分厌恶。这样的人在历史上应该浓重写一笔。" 　　他说最后一句话时似乎有点激动。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漫谈。我临走时试着给他留下个题目，我说，中国有五十多个民族，少数民族多在西北地区，安定西北、建设西北，首先要注意处理好少数民族问题，尤其是西藏、新疆的问题。清朝之所以能够立国，并使国家统一，南靠平定三藩，北靠团结少数民族。这是可参考的历史经验。新中国同样面临着妥善处理少数民族的问题。听说仲勋在处理西北少数民族问题上有特殊贡献，你能否谈谈这个问题？他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第二次我去，他果然有所准备，他拿出一份材料，指给我看其中的一部分，说等我看后他再讲一个故事。 　　这个材料，是记载解放初期西北地区平叛的事，当时领导这项工作的正是仲勋同志。其中写了这样一件具体事：青海省黄河上游两岸住着一个昂拉部落，辖区内共七座喇嘛寺院，几个庄子，约八千人。昂拉部落的第十二代千户是项谦。刚解放，藏族人民对共产党不了解，项谦更是心存疑虑。青海马步芳残部发动内乱被迅速平息了。平叛之后，漏网的叛乱分子拉拢项谦，怂恿其叛乱并出任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军长。这是藏族部落头人领导的叛乱。这时习仲勋指示，必须正确解决昂拉叛乱，这件事不仅对解放昂拉藏族同胞关系重大，而且关系到青海工作全局，甚至对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响。他要求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务必要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反复争取，实行特别宽大政策。在这场斗争中，项谦反反复复，经过十多次的争取，费时两年零七个月。习仲勋派出包括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在内的人前往劝说，项谦最后终于回到昂拉，归向人民政府。毛泽东对此十分赞赏，说："诸葛亮有个七擒七放，我们还多，来个十擒十放。"后来毛泽东还当着习仲勋的面说过："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秦川说，这虽是一件具体事，但反映出一个重大问题。那时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工作做得好，仲勋是立了大功的。这也可能是他一生工作中的一个亮点。仲勋凭他的胆识和过人的领导魄力，谨慎妥善地解决了许多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团结争取了大批少数民族及宗教界上层人士，大大有利于稳住西北半壁江山。 　　接着说的另一件事是新疆问题。 　　事情是这样的：建国初提出西北土改问题，中央和西北局特别指示新疆的土改工作压后，即当时先不搞土改。但是，新疆区党委不但拒不执行此项重要决定，反而提前进行土改，乱捕（包括处死）当地少数民族及宗教界的一些重要人士，以致将局面搞乱，并出现逃亡浪潮。西北局严令制止并上报中央。毛泽东对此事大为震怒，将区党委负责人召到北京进行了严厉批评，责令他们改正错误并改组区党委。除撤换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外，毛泽东还两次交待仲勋要将另一位负责人开除出党，措辞严厉。当时仲勋对此事因特殊原因作了冷处理，只是将此人降级使用。秦川向我强调说明，这是仲勋亲口对他说的。 　　习仲勋逝世后，我想起新疆事件的处理和仲勋的两句自白，感到颇重要，有必要请秦川留下书面记述。为此我于2002年6月8日致信秦川，秦当即于12日复信亲笔记述了上述两件事。 　　我正庆幸找秦川是找对了，从他那里至少可以再了解一些情况或取得其他线索，却万万没有想到，2003年1月底我打电话到秦川家，准备同他商量如何再进一步将谈话进行下去。不想在电话上与我说话的是他的孩子，孩子告诉我，他爸爸已经"走了"。我完全没有精神准备，误以为秦川又出门去了。于是我又追问他出门到哪里去了？孩子终于明白地告诉我：他爸爸在昨天突然发病去世了。我一时为之愕然，在电话上简单问明了情况，就放下了电话。 　　人固有一"走"，但秦川走得如此突然，也是少有的事。继习仲勋之后，秦川亦遽归道山，我们的谈话就此永远中断了。我只能将这两次谈话整理出来提供给读者，作为对这两位值得尊敬的故人的纪念。 　　吴江与秦川往来书简 　　秦川同志： 　　习仲勋同志一生的发光点终将大白于天下。……你曾说到习在中央书记处任职期间，曾亲自向你说过："我之一生，一不搞左，二不整人。"（在中南海散步时说的）。以上两件事我没有记错吧？如果两事均属实，请你在此信上写一段话退我，以便将来有机会时记述之。此信退我，我的地址照封面所写即可。 　　此致敬礼！ 　　吴江 2002年6月8日 　　吴江老： 　　所问事，答如下：……习老在中央书记处期间，我常列席书记处会议，记得一个晚上，同在中南海散步，只我两人，（习）忽然转过头来，面对着我说：我这个人"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事实如此，整胡耀邦同志他没有参加，也没有发言。我自一九三九年一月在吴中地委见过他后，确是如此。 　　秦川 六月十二日 　　文汇读书周报，摘自《钱江晚报》2013年10月27日，原标题为《秦川谈习仲勋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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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罗茜：正视北洋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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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茜：正视北洋时代 Nov 7th 2013, 21:12, by 明鏡雜誌 北洋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氛围自由宽松，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百花齐放，有学术自由，是知识分子和教育的黄金时代。北洋时代有很多亮点值得我们首肯。总之，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那是一个以民为本的时代，那是一个百废俱兴的时代，那是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那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那是一个崇尚文化和文明的时代，那是一个说真话的时代，那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时代，那是一个可爱的时代，那是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那是一个中华民族即将获得振兴的时代。 北洋时代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东北易帜结束。国共两党都极力攻击北洋时期，把北洋时期说成一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与洋务运动失败、北洋水师覆灭、北洋军阀卖国等刻板印象相连接。事实上，北洋是一个被丑化的时代和力量。中国要往上走，是可以从北洋时代得到启发的。那时虽然军阀混战，但彼此之间还是有道义上的约束，不会赶尽杀绝；北洋内部派系林立，轮流执政，类似宪政，这对今天中国大陆的政改是有借鉴意义的。北洋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氛围自由宽松，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百花齐放，有学术自由，是知识分子和教育的黄金时代。北洋时代有很多亮点值得我们首肯。 一、经济快速发展。翻开中国经济史书看看，竟然发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经济发展惊人，尤其是从1914年到1922年，虽然缺乏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经济增长速度一类的数据，但各行业、各年度的新增厂家数、新增资本数、新增利润数却往往高得吓人，类似于美国南北战争后的"镀金时代"，为中国历史上所绝无仅有。虽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没有一本是不痛骂北洋军阀政府的，但说到那个时期的中国经济，仍然不得不说"资本主义有长足的发展"、"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等等。农村虽然有破败的迹象，并不是因为被迫失地，那主要是因为许多人跑到城里寻梦去了，农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也没有什么降低，更不要说成千上万地饿死了。根据某党每天挂在嘴上的"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标准，仅此一点就证明了北洋军阀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政府。 二、尊重自由、充满人性和宽容。在正统的中国近代历史教育中，最为不值得称道就是北洋政府。可是，就政府的人性而言，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北洋政府了。五四运动发生在北洋军阀政府时期，是中国历史唯一胜利的学生运动。五四运动之所以胜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洋政府的宽容和人性。 1926年3月18日，数千名学生在段琪瑞执政府门前示威情愿，执政府的卫队居然在慌乱中开枪。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段琪瑞既没有把责任推给军队，也没有把学生说成是暴徒或反革命动乱分子，而是顿足长叹。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惩处凶手，抚恤死难者家属，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面对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导，段琪瑞执政府也没有进一步对受害者加以清算，更没有对参加游行的学生发配边疆，而是默许了人民的各种抗议活动。 在北洋军阀时期，人民还可以组织政党。正是因为宽容和人性的缘故，孙中山才得以多次起来革命。尽管在革命的炮声中，北洋政府失败了，可是，北洋政府对人民的宽容和人性足以让历代中国政府感到羞辱。    北洋政府的宽容和人性孕育了革命的暴君，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革命者的残暴，而无视北洋政府的宽容和人道。北洋政府的宽容和人性，是中国历代政权之丰碑，很值得今天的政府学习和参照。    清华和北大的学术自由，是在北洋政府时期奠定的。其后，清华、北大就乏善可陈了。正是北洋政府的宽容和人性，北大、清华在上个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了的辉煌学术自由，培养和聚集了一大批民族精英。因为北洋军阀的首领们毕竟受旧文化熏陶，远比以后的政府高官有涵养和人性。    北洋的历史是乱世的历史。袁世凯死去后，北洋军阀集团发生了分裂，各派系为了争夺政权，攻战不已。政坛更迭频繁，短短的13年，就有38届内阁，最短的两届只有六天,比今天的日本政府更替更频繁。连年的内战，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王朝的短暂，加上北洋军阀是国共北伐的共同敌人，自然也就不被历史看好。    可是，如果我们重读北洋的历史，就会发现，北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明的统治者。在近代历史上不仅对外关系处理较为稳妥，而且对内政开明，称得上乱世中的治世。 很多北洋人物多为世家出身。袁世凯本人就出身于河南大家族，为政到也比较平和。在执政的几年里，虽然有实行帝制的错误，也有杀害革命党领袖的嫌疑，但是，他对革命党一直比较宽容。北洋军阀时代的领导人，也多是出身于绅士大家，执政起来，一般比较不太残暴。 北洋军阀之所以实行让步政策，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言论自由、组党自由以及民间组织的合法化；另一方面则是北洋军阀的官员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内心有所节制。 历史上，每个王朝开国，都要大肆杀人。而北洋历史上，却没有出现一个的"暴君"。虽然，袁世凯推行帝制，段祺瑞查封报社，曹琨贿选，但是，北洋军法依然没有使用传统的大开杀戒的统治术。北洋军阀时期，承袭了袁世凯的内政、外交，民间自由继续发展。五四运动胜利，就产生于北洋执政的时代。这是历代中国绝无仅有的事情。就民主和自由来讲：北洋军阀是人民最自由的时代，却是统治阶级最不自由的的时代。 从袁世凯下台，到五四运动，到"三.一八"惨案，政权一贯正确的神话被打破。在政府不义行为发生之后，也只有北洋军阀时期才能伸张正义。能让政权认错，这在北洋军阀时代是常有的事情。在此前此后，中国统治者很少能象北洋军阀政府一样，统治者敢于向被统治者让步。    当然，北洋政府的宽容和人性，也并非建立在自愿和自觉的人性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强大的舆论监督和强大的民间力量制约之上的。反思北洋政府的气度，我们应该从新闻和权力制约入手。要想拥有一个宽容和人性的政府，没有权力和舆论的监督，都是一句空话。建立一个宽容和人性的政府，其实，不要急于学习西洋，只要学学北洋——开放党禁和报禁，用舆论和反对党来制约政权的滥用。 那时公民所享有的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也是中国大陆历史上最充分的。随便几个人组合到一起，一种报刊、一个志愿者的团体甚至一个政党就从此产生了。各种学说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在社会上自由地流播并进行实验，科学文化事业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地繁荣。民气非常旺盛，就连"惟利是图"的资本家，也普遍地自愿组织成商会，动不动就发通电指责政府的举措。工人们不顾饿肚子的威胁罢工以支持学运，既表明了初生的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也得益于资本家对自由的支持。     北洋军阀政府不但极少查禁民间的各种结社与言论，而且还给导致民气大振的新文化运动旗手蔡元培、鲁迅等人发着很高的工资。即使是在"五四"学运发生之后，即使是在"学运"出现了过激行为（如火烧私人住宅就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不大像学运，有点像义和团）之后，军阀政府也没有用坦克、大炮来对付学生，反倒在压力下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北洋军阀政府的不敢蔑视民意，不是很清楚吗？     三、崇尚文化。北洋军阀是有文化的，尊师重教。说起尊师重教，最感人的首推四川军阀刘文辉了。1935年，40岁的刘文辉被大自己6岁的侄子刘湘逐出成都，落草雅安，出任西康建省委员会主任，1939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西康省主席。在这样一个荒蛮之地，在那样一个有枪就是王的年代，刘文辉却十分重视教育，把非常紧张的经费向教育倾斜。在一次演讲中，他语重心长地对国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们说："你们这些学生，很有希望，很有前途，我们国家很需要你们，你们是我们国家的后起之秀。特别是我们这个康定、康巴地区文化素质比较差，希望你们，好好地学习，把你们的文化程度提高，把你们的知识提高，将来为这个康巴做点贡献。"为了表示对刘文辉的响应，当时的巴安县县长赵国泰就曾放下繁忙的公务，亲自到当地小学代课教书，当起了国语老师。他的行动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刘文辉治下的西康省，重视教育早已成为自上而下、实实在在的行动。后来，摄影师孙明经在西康省考察时发现，当地的学校校舍大都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令人耳目一新。记者还来到了义敦县，看到一座用石头砌起来的低矮平房，破败不堪，由于年久失修，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不得不用树桩支撑起来。一看牌子才知道，这便是堂堂的西康省义敦县政府。然而，从县长平和的脸上丝毫看不出他的抱怨和不满。好奇的孙明经问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回答："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在刘文辉的治理下，荒蛮的西康由边地变为腹地。这就是军阀时代的教育。      吴佩孚是有文化的，吴对周易等古代经典颇有研究，也写了不少专著，如：《春秋正识证释》、《易箴》、《日食参考说》、《循分新书》等，时称"儒帅"并不是溢美之词。吴与康有为、章太炎都交好，并说这两位高人死后，中国不再有文学之士了。他们俩弟子虽众，但都没有可以继承事业的了。有人问章太炎的弟子鲁迅怎么样，吴佩孚沉默半晌才说："他是谁？没听说过。民国以来的书，俺是不读的。"不过后来到是有人对鲁迅推崇备至，而却说康有为找不到大同的路。他自己找到了吗？周舆博客却认为，康圣人写出了《大同书》却秘不示人，比那个盲目自大的人高明了不知有几千万倍！      冯玉祥本是大老粗，但酷爱学习，也非常敬重文化人。军阀张敬尧在湖南惹了不少祸，后被湘人赶走，旧主不收，只好去投奔冯玉祥。冯玉祥叫人将他拿下，厉数其罪，然后拿出《新旧约》和《三民主义》两部巨著说：听说您有学问，我也不好加害于你。这样吧，你要是能够熟读两部书，俺也不难为你，便放你走。两个月后，冯玉祥前来"考试"，老张还真不含糊，当场居然真的背出了不少，冯玉祥一看，说声服了，立马放人。 曹锟也是个大老粗，但没有粗到"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地步，相反他很推崇文化人和专家。他做大总统时，其亲信想让自己的人做驻英公使，于是对外交部长顾维钧施压。曹锟闻信后就把自己的亲信叫来痛斥："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们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作外交总长。顾先生对外交有经验，你们凭什么干预？"顾维钧在回忆录里由衷地写道：曹锟虽然从未受过学校教育，却是个天生的领袖。 四、奠定中国外交现代化基础。北洋时期，在外交上，通过对清末旧的外交机构的改造，破旧立新，完成了外交机构的现代化，使得一批专业化、技术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台。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到国外接受专门教育，是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群体。由于军阀不管外交，外交官威望崇高，外交不受党派利益的牵制，能够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比起其他部门更能独立决策且具延续性。但由于长期的革命外交灌输，在列强档案中形容为狡猾、优秀、难缠的北洋外交官，在人们的教科书中成了"买办"、"走狗"、"西崽"，交涉成果被一笔勾销。 总之，那是一个多元的时代，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那是一个以民为本的时代，那是一个百废俱兴的时代，那是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那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那是一个崇尚文化和文明的时代，那是一个说真话的时代，那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时代，那是一个可爱的时代，那是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那是一个中华民族即将获得振兴的时代。 罗茜，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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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晚清政治改革：逻辑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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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政治改革：逻辑与困境 Nov 7th 2013, 21:13, by 明鏡雜誌 　　所谓近代中国，究其本质，就是从传统走向现代，将纯粹的农业文明变为复合式的"农业+工业+商业"的文明形态。只是由于统治者觉悟太迟，错过了一个又一个和平转型的机会，直至1860年代初期，中国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打击，在平息了太平天国内乱后，方才走上一条比较正确的道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在不改变中国基本政治架构前提下，充分汲取西方近代工业文明成就。应该说，三十多年洋务新政成就巨大。 　　政治的逻辑：循序渐进，欲速则不达 　　三十多年洋务新政致力于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确实获得了巨大进步。但是不幸的是，中国在1894年与日本发生了一场规模并不太大的冲突，中国军队以及中国体制固有问题暴露无遗。在一个以成败论英雄的国度里，过往三十多年的成就、道路，都随着《马关条约》签订随风而逝。中国开始新一轮改革。 　　洋务新政当然有不足，比如对社会管制太严，没有释放社会自身的动能；国家资本主义太强大，没有给民间资本留有足够的空间；媒体管制太过分，没有办法利用媒体力量让朝野沟通。针对这些问题，1895年之后迅即改革，释放社会、释放媒体、鼓励民间资本，放开外国资本的进入。这些举措驱散了甲午战争带来的阴影，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维新时代"。中国如果沿着这条维新路径坚定不移走下去，再有一个三十年，应该与东洋日本并驾齐驱。日本明治维新从1868年算起，至1894年不到三十年，作为日本曾经的老师——中国，完全有可能用三十年时间走完日本明治维新的路。 　　两千多年前，孔夫子就谆谆告诫社会进步只能循序渐进，欲速则不达。但是中国人始终记不住这个道理，总是期望几步并作一步，毕其功于一役，彻底解决。因此，当统治者同意维新的时候，知识人却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1897年底，康有为借着胶州湾事件外交危机，要求另一种政治变革：学习西方，构建自己的议会机构，让治权与议权分离。 　　从现代政治立场说，治权、议权、司法权，当然都应该分立，相互牵制。这应该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但在1898年的中国，实行急剧的政治变革，势必侵害既得者的利益，势必给统治者一种"不太纯洁"的感觉。用恭亲王、刚毅等满洲贵族的看法说，康有为等人政治改革的言论大都属于居心不良，所谓议政与执政分立的建议，不过是"废我军机"、"谋我大清"的诡计。多少年来，我们站在"公天下"立场上，根本没有弄清恭亲王、刚毅等人的真意，总是以守旧、顽固视之。其实，假如我们设身处地替他们想想，满洲人通过拼命、流血从李自成等人手里夺得的天下，为什么一定要"公之于众"？ 　　当然，即便从"家天下"立场看，政治改革对于满洲贵族来说不是不要，而是非常迫切。从1898年往回看不到半个世纪，满洲贵族不是改革，同意向西方学习了吗？在满洲贵族看来，政治改革的根本目标不能将他们对大清帝国的所有权自动取消；相反，在国家强盛的同时，还必须保证大清帝国还是满洲贵族的，还是爱新觉罗家族的。由此，康有为等人1898年的政治改革诉求事实上失去了方向，失去了合法性，即便不发生那一年秋天的"政变"，试图削弱、取消满洲贵族统治权的改革注定不能成功。现实的、实际的政治利益，就是历史的局限性，任何人、任何阶级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局限。这不仅是帝制时代"家天下"的政治逻辑，即便在"公天下"状态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其实也一直存在着这样的关系。"公天下"的统治者并不是江山社稷所有者，但只要他们盘踞了这个权力，他们就必然"异化"。这既是人性的弱点，也是任何一个体制都面临的困难，只是有的体制防范于未然，建构了比较有效的制度，让统治者没有办法轻易将"公天下"转换为一个特殊阶级或集团所有。 　　晚清政治改革的目标，不可能从"家天下"一夜之间变为"公天下"，所有的政治改革都不能存心废止或削弱满洲贵族的政治统治，满洲贵族的利益在那个时代就是大清帝国的最高利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废止了满洲贵族的权利，削弱了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他们为什么会支持这样的改革？ 　　这就是"家天下"政治发展的必然逻辑。 　　君主立宪：一个合理的选择 　　梁启超在1901年醒悟过来了。他在那一年明确意识到：世界上的优良政体并不只是废弃君主"家天下"的"民主立宪"，与"民主立宪"相对应的"君主立宪"也是一个极具价值的政治选择。君主立宪改变了"君主专制"体制下的一切布局，既得利益集团不再靠实际的掌控权力去管理社会。社会默认君主及其利益集团是国家、江山、社稷的所有者，君主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将国家的"治权"拿出来交给一个更专业的管理团队。 　　很显然，君主立宪克服了君主专制的弊端，但并没有从根本上侵害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且实现了秦始皇以来朝思暮想的"万世一系"、"皇统永续"。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秦始皇一世二世以至无穷世的想法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自私，但是怎样才能让一姓之江山真正万岁万岁万万岁，传之无穷？应该说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一条能让各方共同接受的路径。所谓改革共识，就是遵循历史前提下的利益调整，任何一方如果心存吃掉另一方的企图，这样的改革注定不可能变成现实。 　　君主立宪打开了中国人的思路，尤其是西方帝制国家变革成功，特别是日俄两国在那十几年的改革尝试、成就及不足，在事实上教育了中国的统治者及知识精英。因此，中国在经历了适度的思想影响之后，在看到了"不立宪"的"大俄国"不敌立宪的"小日本"之后，中国转身向东，重走日本"君主立宪"道路，不仅与十年前转身向东开始维新相一致，而且由此方能真正实现"东西方各族以平等身份待我"的国家诉求。"君主立宪"在1905-1906年迅即从个别人的超前预言变成一个社会的共识，除了海内外人数并不太多的革命党人，绝大多数中国人相信君主立宪是中国那时的唯一出路。换言之，反对君主立宪的力量是存在的，最不愿意看到朝廷改革，最不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道路的，就是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出于"公天下"的政治考量，一方面不认为"家天下"的君主立宪能够解决中国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回应过去十年种族主义的诉求，以为满洲贵族就是一个自私的颟顸集团，他们不可能将中国引领至一个理想的社会。 　　1906年清廷宣布实行君主立宪改革，计划用九年时间重构国家制度。在中央政府层面，君主依然是国家威权的象征，是国家权力的体现者、拥有者，负责宣战，负责媾和，负责内外一切关涉国家根本利益的事务。但是，君主已经不再像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君主，君主立宪架构中的君主不仅拥有一个管理国家具体事务的"专业经理人"队伍，即"责任内阁"，而且拥有一个代表社会各阶层利益、声音的议会机构，先是半选举半钦定的资政院，经过几年过渡进而成为完全意义的中央议会。 　　在地方，清廷君主立宪规划要求各省尽快通过普遍选举的办法设立咨议局，各省督抚现在或将来的政治架构中可能还是由中央任命，但各省督抚必须接受各省咨议局的咨询、质疑，必须接受咨议局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尤其是财政预算、决算等与地方事务、与当地民众关系最大的事务，必须交给咨议局议决。 　　清廷对君主立宪目标、路径的"顶层设计"应该说是完整的、认真的，也是可行的。按照清廷公布的改革路线图，从1906年算起，到1915年，也就是后来的"洪宪元年"，或"民国四年"，中国的政治制度就会根本改观，一个全新的君主立宪架构全面运作，其情形应该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英、日、泰、柬式的君主立宪架构。在这样的体制中，最坏的结果是"倒阁"不断，但再也不可能出现君主专制时代"颠覆性"的根本错误，江山易手，改朝换代。 　　既得利益者适可而止 　　君主立宪是一个共赢的选择，在这个选择中没有真正的输家，即便是革命党人，在真正的君主立宪架构中同样具有合法性，同样拥有选举、被选举的权利。 　　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满洲贵族来说，君主立宪更是一个求之不得的政治选择，统治者长年累月的担心害怕必将被制度化的安排予以消解，"皇统永续"，"万世一系"，江山永远都是爱新觉罗家族的，爱新觉罗家族不论谁出头，都不必再像过去那样提心吊胆，强力维稳。无为的君主换来了永远的江山，对既得利益集团而言，这是最合算的一桩大买卖。 　　这样一个美妙的政治设计究竟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导致全盘皆输，甚至将大清帝国送进了历史？ 　　过去的研究给出很多解释，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解释是既得利益集团没有适可而止，没有遵守原先的约定。按照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君主在理论上享有任命百官的权力，在废止了满汉身份差异后，除了皇室成员，满洲贵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贵族。这是一个今天看来非常清楚的政治约定，但在当时，满洲贵族确实滥用了人们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钦定宪法大纲》给出的政治共识。 　　1911年5月8日，清廷公布极具标志性意义的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这个名单意味着，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君主立宪的实际准备期，责任内阁全面代为行使君主的治权，再经过一段时间准备，等到正式国会召集，一个完全的君主立宪架构也就全部完成。 　　然而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实在有碍观瞻，十三名内阁成员竟有九人具有皇室或贵族背景。对摄政王的解释仍然沿用《钦定宪法大纲》原则，一是强调君主拥有任命百官的权力，他人不得干预；二是强调改革完成后不再有什么贵族、平民，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出任阁员的权利和机会。理论上说，摄政王的解释当然自圆其说，有根有据。但是问题在于，既然人人平等，每一个人都有出任阁员的机会，那么为什么不在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上多选择几个"非军功贵族"出身的呢？ 　　摄政王理论上自圆其说的解释经不起推敲，历史也给了他足够修正错误的时间。但是，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内部似乎太难协调了，经过长达四个月的等待，摄政王没有办法让既得利益集团让步，没有办法改组第一届责任内阁换上几个新人。如果一定要说"国中无人"，非我莫属的话，那么，稍后的"袁世凯内阁"就是"非军功贵族"的"职业经理人团队"。 　　或许是摄政王缺少慈禧太后、光绪帝那样的政治威权，瞻前顾后，优柔寡断，错过了时机，一拖再拖，不仅给虎视眈眈的革命党人留下了机会，让革命党人借机介入"保路运动"，抽空了满洲人的统治根基。而且，摄政王的拖延战术让原本中立的外国人很不满意，外国人并不在乎中国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他们在乎的只是自己的在华利益。 　　更重要的是，没有经过职业化训练的新军将领觉得自己有话要说，他们认为理想中的君主立宪体制绝对不是这样的皇族内阁、亲贵内阁。大清国的柱石成为颠覆大清的工具，而他们的行动实事求是说并没有受到任何敌对势力的唆使，他们凭着良知、直觉大胆发声。他们甚至觉得朝廷之所以一错再错，就是因为有一股邪恶的势力潜藏在朝廷，他们像帝制时代的忠臣那样希望"清君侧"，原本对外的军事力量转向倒戈，矛头对内。继而，这批军事将领认为，既然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不可能，那就索性放弃这个选择，不得已走向民主立宪，五族共和。 　　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任何人、任何集团都不能自以为聪明损人利己垄断一切。退一步海阔天空，适度的让步既是对对手、他人的尊重，也是给自己、给自己所属的阶级、阶层、集团留有机会，是共赢，而不是你死我活，全盘皆输。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马勇，人民论坛11月上（总第4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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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毛澤東輕而易舉欺騙了天真的美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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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輕而易舉欺騙了天真的美國人？ Nov 7th 2013, 21:41, by 明鏡雜誌 《新史記》馮勝平 專稿 毛澤東給赫爾利講課 有趣的是，在天真的美國人赫爾利看來，國民政府的反建議也是完全公正和可以接受的，它與中共的建議沒有本質區別。於是，已經升任美國大使的赫爾利轉過頭來，又企圖勸說中共接受國府的建議。對此，毛澤東回答： "蔣提出的三點建議的實質在於：共產黨軍隊必須接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整編。這種整編意味著把我們的軍隊完全置於他的控制之下，並將導致他對我們軍隊的任意分割。此後，我們將任憑他擺佈，毫無還手之力。" "赫爾利將軍，魏德邁將軍以及麥克勒爾將軍曾告訴周恩來將軍，美國期望我們的軍事合作（對此我們也非常樂意提供），但是在這種合作成為現實之前，必須接受蔣的'三點建議'。然而，對於接受這些條件後我們的安全，美國卻全然沒有提供保證。當然，我們並不認為應該向美國要求這樣的保證。事實上，無論美國如何真誠，我們都不相信它能夠保證我們在接受條件後的安全。我們不相信蔣的諾言，我們對他毫無信任，任何一個公正無偏地研究過國共關係史的人都能夠理解我們的這種感情。 "我們感到美國的態度有些令人費解。赫爾利將軍來到延安，問我們根據什麼條件可以同國民黨合作，於是我們提出了建立聯合政府的'五點建議'。赫爾利將軍認為這些條件是完全公正的，事實上，相當大一部分條件還是根據他的建議而提出的。蔣拒絕了這些條件，於是，美國人又來急切地要求我們犧牲自己的自由，接受蔣的'反建議'。這一切使我們感到難以理解。" 1944年7月毛澤東與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左三）等合影。 "魏德邁將軍說，如果我們同蔣達成協議，他將給我們武器，派美軍軍官來幫助訓練並同我們一起工作。我們衷心地歡迎這種援助，但不能期望我們為此而接受蔣的要求。我們認為，美國應該充分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如果我們真的屈從於蔣的名目繁多的限制，合作事實上將變為一句空話，因為那時的我們將一無所有。至於談到這些限制，我們相信，如果我們放棄唯一的自衛工具——我們的軍隊，蔣是能夠並且願意強加給我們的。" 在這裡，毛澤東明確告訴美國人，如果共產黨接受國民黨的限制條款，交出軍隊，蔣一定會背信棄義，以違反國家安全的罪名將其消滅。強忍住不耐煩，毛繼續說："如果美國不能理解在接受蔣的絕對控制後我們的地位，今天我們在這裡所說的一切都是徒勞。關於這一點，周恩來將軍早在重慶就向赫爾利仔細作過解釋。如果赫今天還不理解這一點，那麼，他將永遠不會對此有所理解，而讓周再到重慶把這一切重複一遍，亦屬毫無必要。" 儘管對國府極度不信任和敵視，毛澤東並不希望和美國決裂。在會談結束時他明確表示："假如美國決定拋棄我們，我們將會感到非常遺憾，但即使如此，也並不會改變我們對美國的好感。任何時候——現在和將來，我們都將懷著感激的心情接受你們的援助。在不附帶限制條件的情況下，我們十分願意在一位美國將軍的領導下作戰。這就是我們對你們的感情。記住，假如你們真的在中國海岸登陸同日本作戰，我們一定會來迎接你們，並服從你們的領導。 "我們歡迎美軍觀察團的到來，並盡力同它進行了合作。如果此團願意繼續留下來，我們會歡迎；如果它走了，我們會遺憾；如果它現在走而將來又回來，我們將仍舊對它表示歡迎。即使美國不給我們一槍一彈，我們仍要繼續抗戰，並仍將是美國的朋友。"（p70-73） 謝偉思的延安報告，就是在面對這樣的中共領袖時寫出的。是毛澤東欺騙了他，還是毛澤東被歷史裹挾，走上了另外一條道路，本文在後面還會提到。筆者個人的觀點是，當時毛澤東的親美態度即使是出於策略，也不乏幾分真誠。 包瑞德眼中的延安 像其他中國人一樣，延安的共產黨人撒謊。他們編造故事，製造假像，以取悅美軍觀察團。為了讓美國人相信中共軍隊彈藥匱乏，彭德懷宣稱中共士兵必須在一顆子彈可以擊中兩個日本兵時才能開槍。另一次，在參觀延安附近一個異常空蕩的村莊時，包瑞德開玩笑地對周恩來說，他懷疑這整個地區特意為我們的訪問作過安排，正如俄國女皇卡特琳的大臣波特金在女皇離開彼得堡到鄉下旅行前沿途所安排一樣。對此，周恩來笑了笑，沒有回答。但以後有一次，他眨著眼睛，對包開玩笑地提起過"波特金的村莊"。（p31/p85） 包瑞德曾向周恩來提過一個敏感的問題："將軍，你認為哪一個國家，蘇聯還是美國，享有更大的民主？" 周想了一下，回答說："包瑞德上校，我認為蘇聯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似乎是不想得罪美國客人，過了一會他又補充道："但是我們知道，上校，要取得蘇聯那種程度的民主，可能要經過一百年，因此，如果在此期間能夠享受美國目前這種民主，我們就非常滿意了。"（p65） 中共與美國合作的高潮是美國考慮歐戰結束後把一個空降師派到共產黨控制的山東沿岸，建立一個對日登陸作戰基地。為此，該書作者奉命赴延安與毛、周進行試探性談判。這個還在醞釀中的計畫徹底地激怒了蔣介石。由於他的反對，更大可能是由於原子彈的使用，這一計畫無疾而終。 在整部回憶錄中，有延安共產黨人作假的故事，卻鮮有他們腐敗的記錄。回顧歷史，包瑞德承認他當時"在某種程度上對共產黨懷有過分的好感。這種好感，部分應歸結於我相信他們不負眾望，正在積極抗日；部分也是因為看到他們武器裝備的匱乏和簡陋，從而產生的同情。"（p82） 似乎是為自己辯護，包瑞德繼續寫道："一個使許多美國人——包括我自己，對延安共產黨政權產生好感的原因是：那裡看到的一切都相當符合大多數美國人的口味。在重慶，人們對警察遍佈，崗哨林立的的現象已司空見慣。然而根據我的觀察，在延安第18集團軍司令部門前，甚至沒有一個崗哨……毛經常出現在公共場合。外出時，他或是步行，或是乘著延安共產黨人唯一的那輛破舊的帶篷卡車，沒有重慶蔣出巡時那樣的排場，那些高速行駛的黑色轎車長隊，那些警戒線，也看不到通常在蔣周圍的那些秘密特工。"（p82）（《新史記》雜誌14期） 全套《新史記》雜誌電子版，均可下載至蘋果iOS或Android的智慧型手機、平版電腦、個人電腦、電子書閱讀器上閱讀。不需出門，也能細細品味《新史記》。 新史記雜誌社專頁：http://www.pubu.com.tw/store/75187 《新史記》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8?apKey=fedd22f528 每期零售價：25美元、68港 元、350台幣。 長期訂閱享優惠： 18期， 優惠價台幣3150元 (平均每期175元) 12期， 優惠價台幣2520元 (平均每期210元) 6期， 優惠價台幣1470元 (平均每期245元) 3期， 優惠價台幣840元 (平均每期280元) 接受台幣、美金、人民幣線上付款 viBook電子書城：http://www.viboo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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