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7日星期六

明鏡新聞網: 美司法部调查葛兰素史克在中国腐败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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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司法部调查葛兰素史克在中国腐败情事
Sep 7th 2013, 09:57, by JAS

葛兰素史克制药公司在北京的一家办事处。(资料照片)

黄耀毅

美国当局正在调查英国制药公司葛兰史素克是否违反美国的海外反腐败法。在此之前,中国官员指控该公司贿赂当地医生。美国司法部扩大调查范围,调查葛兰史素克在其他国家的商业行为是否涉及腐败,而其中国业务是调查范围之一。

葛兰素史克发言人戴维.马得利斯说:"自从在中国的调查开始之后,我们就积极的与相关法规制定者接触。这包括了司法部,而我们持续与司法部进行对话。"

中国司法部门在7月时指控葛兰素史克,从2007年开始以旅行社名义转移大约4.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0亿元的资金,并透过开具假发票透取现金向医生行贿,甚至还向葛兰素史克中国业务人员提供了性贿赂。

美国司法部已经调查葛兰素史克在其他国家的业务至少三年;虽然葛兰素史克是英国公司,但该公司在美国纽约证交所上市,所以包含在美国反腐败法的司法管辖范围。葛来素史克已表示,该公司在中国的管理人员可能触犯法律,公司正在配合调查。

美國之音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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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冯正虎的Twitter》中国首部推文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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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正虎的Twitter》中国首部推文集出版
Sep 7th 2013, 09:51, by JAS

三年多前,因"回国难"而声名大噪的知名维权人士冯正虎,近日推出了中国第一本记载中文推文的书籍《冯正虎的Twitter》。
Feng Zhenghu, chinesischer Menschenrechtsaktivisten 维权人士冯正虎:"我不屈不挠"

2013年9月4日,中国知名维权人士冯正虎以网络电子书的形式,在台湾出版了中国第一本记载中文推文的书籍。

4200条推文,41万余字,囊括了推特上从2010年2月到2013年7月间,中文推友关注的国内主要事件及民间主要人物的言论。

谁是"冯正虎"?

大多数人知道"冯正虎"这个名字,是从2009年底开始。那时,冯正虎在八次回国先后被拒绝后,被迫滞留东京成田机场92天----上海浦东机场拒绝他入中国境,冯正虎本人则拒绝在成田机场入日本境。也就是从那时起,冯正虎开始使用推特,讲述和记录这段特殊的维权史。
不过,"冯正虎"这三个字,也曾出现在现今早已被查封的"护宪维权网"创办人一栏,出现在《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人名单中,出现在"德国之声博客大赛最佳中文博客提名"中。

Screenshot Feng Zhenghu Bobs https://twitter.com/fzhenghu Quelle: Twitter Aufgenommen um 16.20 am 3.4.2013 Zulieferer: Tian Miao 
冯正虎曾获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提名
 
"把中国'推'向法制化国家方向"

曾经的数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在日本留学期间攻读的是经济和计算机,现在却成了一名维权斗士。冯正虎的人生选择,或许有些与众不同,但他的盼望,却也是许 多中国人的盼望:"我们希望中国能够朝法制化国家的方向走,能够成为一个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的国家。通过我们艰难的努力,中国能一点点地改变"。

让冯正虎充满盼望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在两方面看到了改变:其一,从制度上来说,中国的法律制度不断健全;其二,中国人民的法制观念在扩大,争取维权的斗争、争取维权的努力都在不断展开,不像过去,老百姓现在会自觉维护自身的权利了。

此外,冯正虎还认为,互联网的力量也使政府感受到很大的压力,这迫使他们做出改变。因此,虽然现在是法制最不好的时期,自己仍然会选择继续非常努力地进行维权工作。

"让更多人知道墙外的'小蓝鸟'"
 
在《冯正虎的Twitter》这本书里,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到冯正虎本人的维权路,也可以看到许多熟悉的名字和事件,如:刘晓波、艾未未、胡佳、许志永、2010年上海"11·15"大火、2013年南方周末事件、雅安地震……可是,把曾经的推文变成书,期待的又是什么呢?

"国内有微博,国外有推特,两者实际上是在互相影响。微博的用户虽然多,但是它毕竟是非常不自由的。而推特,则是一个很自由的微博客,因此国内用推特的人虽然少,但它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上推特需要翻墙,但是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通过推特来了解真实的信息。"

冯正虎说,出版这本书,也是记载推特在中国的历史,希望藉着这本书,有更多的人可以了解推特这个"自由世界",知道大家在推特中谈论些什么,藉此影响国人。也希望藉着推特,能够推进微博的发展,因为微博经常遭到整肃。

  2009年,冯正虎八次回国被拒
 
"我不屈不挠"

除了几年前在东京成田机场的经历,在生活中,冯正虎前前后后被抄走了16台电脑,打印机等就更不好统计了,目前生活也是靠太太的退休金,在推特上,他写 道"八个银行账号被冻结,继续借款还罚金。只是开账号的时间和金钱损失了"。新书出版的这两天,家门口还有人看守,但他还是在采访的结尾说:

"我不屈不挠,希望能够做一些对国家有益的事情"。

作者:简如

责编:叶宣

德国之声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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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20国集团峰会上日中首脑简短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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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国集团峰会上日中首脑简短交谈
Sep 7th 2013, 09:22, by J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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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国集团峰会在俄罗斯召开。

据日本政府人士透露,正在俄罗斯出席20国集团峰会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5号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作出积极评价,认为意义重大。

据日本政府透露,日本时间5号晚间,在俄罗斯20国集团峰会全体会议即将召开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首脑休息室里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席握手,并进行了约5分钟左右的交谈。

据安倍身边的人透露,安倍在与习近平交谈时指出,"应该重返战略互惠关系的起点,改善两国关系"。这是安倍首相和习近平主席双方上任后首次面对面地进行交流。

其后,在峰会晚宴之前,安倍还站着与韩国总统朴槿惠相互致以问候。日本政府内部有意见认为,安倍首相与中韩两国首脑交谈,是为了铺路搭桥,以便在下次国际会议等场合进一步促进双方之间的对话。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6号的记者会上表示,中方的立场没有改变,日方应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正确处理钓鱼岛和历史等敏感问题,这一点至关重要。他重申,为了改善日中关系,日本必须承认尖阁诸岛存在领土争议。

另一方面,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6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说:"安倍首相在交谈时指出,应该重返战略互惠关系的起点,发展日中关系。我听说,中方就此重申了原则性的立场。虽然交谈较为短暂,但这是两位首脑上任后首次进行面对面的对话,这一点意义重大。"但中国政府的有关人士却指出,本次交谈只是出于参加国际会议时的外交礼仪,正式举行首脑会谈的条件尚未成熟。

另外,关于安倍与韩国总统朴槿惠站着进行了交谈一事,菅义伟表示说:"日韩两国从大局出发,构筑稳定的双边关系,为实现地区和国际社会的稳定,进一步深化合作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日韩两国通过各级别对话加深沟通也很重要。"菅义伟对与中韩两国改善关系表示出期待。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南洲发自日本东京的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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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為美國副總統華萊士的專機領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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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美國副總統華萊士的專機領航
Sep 7th 2013, 04:39, by 明鏡雜誌


《名星》郭永凡



除東南航線外,空運隊的另一條熱線就是西北航線,從成都經蘭州到迪化。迪化就是烏魯木齊,那時叫迪化,有"啟迪教化"的意思,後來為了改善民族關係,恢復了烏魯木齊的原名。

這條航線和東南線相反,它全程都在大後方,因此全部是白天飛行。氣象條件也好,晴天多,陰雨天少,基本上都是目視飛行。最大的不同之處飛行高度比東南航線高得多,如蘭州武威之間的烏鞘嶺,哈密到迪化要飛越天山,其高度都在四五千公尺以上,武威到哈密則沿河西走廊飛行,航線緊靠著高達5000公尺、像一條銀龍一樣巍峨的祁連山,莽莽蒼蒼的雪山和廣濶無垠的沙漠給這條航線配上一道壯麗無比的自然景觀。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a/a9/Henry_A._Wallace.jpg
美國副總統華萊士。

在這條航線上執行過一次特殊任務,就是為美國副總統華萊士的專機領航。

1944年6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向蔣介石提出美國派觀察組到延安的要求,並最終迫使蔣同意了這一要求。在此之前,羅斯福曾多次提出要求允許美軍觀察團去延安,蔣都不置可否,華萊士此行,可算得上是一次破冰之旅。

華萊士的專機是一架C54,是前三點式四發動機巨型客機,他走的是北線,經由莫斯科、阿拉木圖到迪化,然後經蘭州轉重慶。由於迪化蘭州段要飛過雪山、沙漠,地形較複雜,美方要求中方派一個飛行組擔任領航,這個任務理所當然地落到衣復恩頭上。

我們機組一行提前一天到迪化,華萊士的專機當日中午抵達,在迪化過夜,第二天清晨,我們便登上這架C54飛往蘭州。在機上,衣復恩坐在副駕駛的位子上,我也坐上報務員的座位,套上耳機,和沿線電台取得聯繫。飛機於中午在嘉峪關用餐,下午三點到達蘭州,而C47飛這條航線一般都要兩天,去時要在哈密過夜,回程則在酒泉過夜。華萊士一行共4人,其中有美國國務院中國科科長範宣德,戰時情報局太平洋分局局長拉鐵摩爾和美國對外經濟處對華供應科首席聯絡官哈查德。

華萊士個子很高,衣著隨便,很有學者風度,據說他是位農業專家,他對中國西北地質情況很感興趣,覺得和美國西部很相像。他還帶了一包美國最新培育出來的優良品種香瓜籽送給甘肅省政府,後來這種香瓜在蘭州安家落戶,繁衍生息,成為瓜果市場上的搶手貨,並給它取名叫華萊士瓜,也就是現在的白蘭瓜,瓜形滾圓,皮白,甜美多汁,直到今天還是西北瓜果市場的主要品種,行銷全國。

為了感謝中方機組的協助,就在蘭州機場,他的座機前,華萊士和我們照了一張合影,照片上我站在最左邊。經過多年動亂,此照片現不知去向。

緊接著華萊士之後,又有羅家倫西北之行。(《名星》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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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徐友渔:文革反思六:谈谈文革的“大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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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文革反思六:谈谈文革的"大民主"
Sep 7th 2013, 04:34, by 明鏡雜誌


  [影响力中国网编者按]:中国的社会转型绕不开文革话题,退回到文革时代的危险也曾降临。在不同的人群中,有着不同的文革面相。如何理性地看待文革,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本网将陆续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先生反思文革的系列文章,与影响力中国网的读者们共同探讨,欢迎评论。

  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些亲身经历者的最可怀念之处,对于一些未曾经历者的最大魅力,是它的"大民主"。民主,在1949年之前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是多与少的问题,在1949年之后的共产党统治时期是有与无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似乎是一个反例,毛泽东在文革中不但给予中国人民主,而且是"大民主",那么,文革到底是一场灾难、浩劫,还是"人民的盛大节日"?

  对文革的"大民主"作出准确说明和正确评价,对于文革思考和研究是难度最大的问题。

  所谓"大民主",就是群众享有"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这"四大"具有太强的中国政治运动意味,简单直白地说就是有言论自由,这里说的言论具有揭发性、批判性,主要是针对上级或权威。

  就特定的范围、特定的条件、特定的意义而言,普通老百姓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享受了"大民主"。在平时,老师对于学生是具有权威的,校长是高高在上的,但在文革中学生可以给他们写大字报,揭露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说成是阶级敌人和牛鬼蛇神,开会批判斗争;在平时,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反对某个具体的领导就是反党,1957年的反右运动的政治逻辑就是如此,55万给领导提意见的人成了罪人,而在文革中,批评领导,把他们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之"炮轰"、"火烧",得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和保护,对群众批评的压制本身就构成了"镇压群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

  文革之前,群众对于领导的官僚作风和特权享受心存不满而没有渠道表达,学生对于枯燥的教学、沉重的作业负担形成逆反心理而得不到宣泄,文革似乎是彻底的改变,生活好像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心情是舒畅的、解放的。由于绝大多数人没有想到要批判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没有想到要批判"伟大领袖"毛泽东,他们想批判的是自己的师长、顶头上司,最多是本部门、本地区的领导者,一般情况下这些都没有问题,所以人们真心诚意地认为"言者无罪"兑现了,文革实行了"大民主"。

  文革中人们的要求、眼界、认识水平相当有限,往往没有触及"大民主"的界限和条件,因此完全没有思考过"大民主"的本质。现在我们来看看,文革中的"大民主"到底是什么。

  首先,这种"民主"不是保障人民权利的,真正要贯彻实行的宪法、法律性规定,而是毛泽东用来发动群众打倒政敌,在党内搞大清洗的手段。文革中江西有个当了造反派红卫兵的中学生李九莲,因为在给男朋友的信中和日记中表达了对于文革的怀疑而以反革命罪被捕,最后判处死刑。作家胡平在记述她的遭遇时,对于文革中的"大民主"这么说:

  他老人家想放时,能放得洪水滔天,不可收拾,
他老人家想收时,能收得万马齐喑,百雀禁声……
平民百姓呢——
打倒刘少奇了,你就有批判刘少奇的自由,
林彪是"副统帅"了,你就有敬祝他"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自由,
林彪葬身温都尔汗了,你就有说他是个逃兵、是个常败将军、鸦片枪将军的自由……

  在文革十年里,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对于人民来说,只像是钢板与复印机,刻上什么,就是什么,要复的是什么,就是什么……

  当人们津津乐道于文革的"大民主"时,他们没有想过,或者根本不知道,文革中有一个以《公安六条》著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其中第四条说,攻击毛泽东和林彪的,是现行反革命;第五条说,利用大民主散布反动言论,要斗争,或交公安部门处理。文革中有一条非常普遍的罪名简称"恶攻",即"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因为不满毛泽东、林彪或江青而在这条罪名之下被逮捕、判刑的人超过10万,在上海,因为"炮打张春桥"而被加上"反中央文革"罪名的案件多达20多万起,受株连者达100万以上。

  文革中,小至支部书记,大至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可以批判,都可以提出打倒,看起来这种民主大得很,但这只不过是投合了毛泽东的心意。事实上,对于刘少奇的攻击,本来就是毛泽东发起和怂恿的。对于打倒刘少奇和其他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后有反省的人认为那不过是被利用当了马前卒,没有反省的人则"好汉专提当年勇":"老子文革时连省委书记都敢打倒!"

  实际情况是,文革中不但没有发表不同观点的自由,而且没有表达任何独立思考的自由,连自以为体会和发挥毛泽东思想的尝试都不允许。我们来看看文革中因思想和观点而遭难的三类人。

  第一类,探索和坚持真理的人。遇罗克,批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张志新,不认同"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李九莲,认为"刘少奇的很多观点符合客观实际和马克思主义",他们都被判处死刑。

  第二类,力图引申和发挥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坚决主张打倒"走资派"和官僚特权阶级,力主把本地区或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人,例如写"中国想何处去"的杨曦光(湖南),发表"一切为了九大"的"中学生串连会"成员(上海)等,他们都被抓捕,有的被折磨得精神失常。

  第三类,站在正统的立场,自认为有责任替毛主席把关、掌舵,强调尽管有文革,共产党的天下还是共产党的天下,权力结构不允许变动的人,比如清华大学四一四派成员,"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作者周泉缨,其下场是被批判和抓捕。

  当然,毛泽东要假戏真唱,在放网之后,收网之前,专政机器在短暂时间和个别地方出现了停转的情况,给极个别的人提供了传播独立思想的机会,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中就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但是,这种事例在文革中寥若晨星,而且,稍一收网这种人就遭逮捕和处决。文革确实使不少青年走上独立思考的道路,但是,这与其说是文革"大民主"的积极后果,不如说是以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或青春为代价附带产生的客观效果。

  "大民主"因为文革之后复出的掌权者蛮横无理的取缔而更加为人们怀念和向往。文革后重新上台的领导人一度大力支持以西单"民主墙"为象征的"大民主",因为他们需要民意的支持,也需要利用民意与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及其支持者争夺权力。但是,当西单"民主墙"上出现大字报,批评邓小平时,他们对于"大民主"的态度从利用变为取缔。1980年8月30日,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取消了1982年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当局对宪法中"大民主"条款的取缔并没有终止人们对于民主的渴求和争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要求民主的呼声此伏彼起,始终不断。

  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就存在两大重症,一曰民主缺乏症,一曰民主饥渴症,对于不清楚真正的民主为何物,只是经历过或听说过"大民主"的中国人来说,文革的"大民主"是值得向往和争取的。但是,文革已经过去了30多年,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社会思想主流不但深入探讨了民主的实质,而且正在把握民主的操作细节。人们不但明白民主的价值与作用,而且明白民主的界限和条件,尤其明白民主需要法治来界定和保障。在如今,虽然在诸如"乌有之乡"左派网站上充斥着对于文革"大民主"的歌颂,但民主运动主流追求的是宪政的、法治的民主,而不是最高领袖恩赐的,为上层政客争权夺利火中取栗的所谓"大民主"。(未完待续)

  徐友渔,影响力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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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徐友渔:文革反思五: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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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文革反思五: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
Sep 7th 2013, 04:33, by 明鏡雜誌


  [影响力中国网编者按]:中国的社会转型绕不开文革话题,退回到文革时代的危险也曾降临。在不同的人群中,有着不同的文革面相。如何理性地看待文革,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本网将陆续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先生反思文革的系列文章,与影响力中国网的读者们共同探讨,欢迎评论。

  在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和言说中,同时吸引中外人士发言,争论最热烈和持续时间最长的话题,是有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所谓"两个文革"说是这样一种观点:与毛泽东在上层打倒政敌、党内清洗的文革相对应和平行的,还有一个在下层的人民的文革,这是一场人民群众自发的、独立的社会运动,它具有反官僚特权的性质。

  "两个文革"说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在纪念文革发动30和40周年的1996和2006年的大讨论中,这个话题又引起热烈的争论。在社会不公正日益加剧,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的今天,为数不少的人向往和呼唤着来一场文化大革命,"人民文革"说对于这种倾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两个文革"说脱胎于"社会冲突论",这是文革研究者认识和评价文革的一种很有影响的方法和理论。一些研究文革较深入的学者——如国外的李鸿永、陈佩华,国内的杨小凯(又名杨曦光)、刘国凯等,主张研究文革不应集中于或局限于中共领导人之间的路线斗争、政策分歧和权力斗争,还应该研究群众的行为,他们的矛盾和冲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矛盾。他们认为文革不仅是上层的权力之争,而且是中国社会中不同利益群体的斗争,文革中卷入斗争的各种群众并不是中共领导人从事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有独立意识,利用文革的机会追求自身利益;文革中造反派的利益表现在反对官僚特权阶层,保守派维护现存体制,即是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双方的社会冲突构成文革的主要内容。

  陈佩华断定说:"1966年至1969年文革是反官僚运动。"她还说:"文革刚开始时,造反派被从压迫中解放自己的号召所发动。如果他们在头一年被中央文革小组操纵,那么他们马上发展成为有自己政治计划的独立力量。"杨小凯也一直把文革中的群众组织称为"准政党",说它们是毛玩"自由结社牌"的产物。杨小凯断言:"文革中积极造反的人都是市民中对共产党不满的人","1966年8月至1968年中,有两年时间,毛泽东下令停止军队外的共产党组织活动,允许市民在政府注册自组政治组织。他利用市民对共产党体制的不满,利用刘少奇、邓小平对市民进行政治迫害激起的民愤发动了造反运动。这是一场真正的造反,共产党官僚十七年来干的所有事都受到市民的清算,当时的中国有真正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市民运动。

  社会冲突论者正确地看到,文革中的造反派是在毛的发动和支持下反官僚的,这就需要对群众的反官僚的性质作仔细分析。文革中最持久、最普遍、最带特征性的事件是群众起来批判斗争以前的官僚,但决不要忘记,他们批斗当权派的理由主要是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和"搞修正主义",至于官僚搞特权,欺压群众,那只是次要的理由。

  造反派是受毛的挑动和利用以反对毛自己的政敌,还是反对执政党和现存制度?杨小凯断言:"文革中积极造反的人都是市民中对共产党不满的人","共产党官僚十七年来干的所有事都受到市民的清算",我个人的经验和研究结果与这种论点格格不入。首先,最早起来造反的人一般是所谓根正苗红的人,出身不好、有历史问题、被人认为有不满情绪的人根本没有资格造反,他们一动就是"右派翻天","乘机搞阶级报复"。其次,造反派组织虽然不像保守组织那样搞兵统和坚持极端左倾的政治标准,但仍然用类似于文革前党的标准看组织问题,不太愿收留"有问题"的人或不满份子,因为怕被对立组织抓辫子,被说成"组织不纯",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基本上是按当时的标准,如家庭出身、政治身份(是否党、团员)推举的。这样的组织敢于在最高领袖号召之下向以前被奉若神明的中下级党组织进攻,却不会在本质上反对党。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党毕竟是由毛缔造和领导的。

  可以说,文革中造反派的行为动机中包含了反官僚的因素,但这种行为的效果却有两个相反的方面:它在冲击大大小小官僚的同时加强和巩固了头号官僚的地位。套用一句俗话说,造反派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比古代造反者不如的是,现代造反派不仅极易被招安,他们本身就是"无限忠于"的御林军,他们的造反不但是皇上恩准的,而且干脆就是皇上挑动起来的!应该承认,造反派中除了许多人是受毛的号召造反之外,确有很多人怀有不满情绪,但准确地说,他们是对当时现实中的种种现象不满,而不是对共产党不满。认识到毛实际上是官僚体制的缔造者和最大代表的人更是寥若晨星。在当时,恐怕没有人能认识到,如果毛发动的文革取得胜利,官僚体制将比以前不合理和残忍十倍。

  刘国凯在2006年发表"论人民文革——为文革四十周年而作",其中说:"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是手段,目的是清洗中央、省市高层中的异己势力。故此,毛的官方文革亦可称之为文革清洗。此外,由于文革中发生了民众反抗运动,毛及地方官僚和军方都各自或联手进行过镇压,故官方文革还有一个内容——文革镇压。文革清洗加上文革镇压就是官方文革的全部内容……人民文革所指的是文革期间的群众反抗运动,内容包括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争取生存权利和冲击共产党统治体制等等。故人民文革又可称之为文革反抗运动。""人民文革是毛要搞党内高层清洗——官方文革——所付出的代价"、"人民文革由毛泽东的官方文革导出。换言之,没有官方文革就没有人民文革。"刘国凯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说:"当今中国需要再来一次经过升华的人民文革"。

  刘国凯的观点表明了某种程度的清醒,如果一定说有另一个文革,那么也只能说是利用第一个文革造成的"无产阶级专政"暂时松弛和"天下大乱"的形势而产生的一些现象、活动,是第一个文革的副产品和派生物,而且规模、范围、支配力与主流文革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当然,事情也不能只从数量上看,第二个文革和第一个相比虽然微不足道,甚至大多数人对它没有感觉,但从历史的发展看,其"意义"则是巨大、深远的。我们必须承认,在毛泽东的打倒政敌,大多数人盲目、狂热地卷入这个主流运动之外,毕竟有少数人、少数组织清醒或比较清醒地利用形势,追求自己的利益或政治目标,他们的动机从一开始,而且自始至终都不是响应毛的号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要在某种程度上动摇、改变现行的制度。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中记录的趁乱造反的"右派份子",1966年底在北京和全国一些地方闹得轰轰烈烈的临时工、合同工组织"全红总"("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就属于这一类。只有承认和研究这些情况,才能对文革中、文革前中国社会矛盾、民众的生活状况、心理有全面的认识。

  虽然,总的来说我本人倾向于"一个文革"观点,但我承认,"两个文革"说至少具有以下明显优点。第一,它打破了中共官方关于文革的神话,力求探索文革的真相。那种神话,不论是文革时由毛的文革派制造,还是文革后由获胜的反文革派制造,都是单纯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第二,它力图对文革中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的行为给予说明,它正视群众分裂为不同派别这一事实,它把投身于运动的群众当成具有各自利益的主体,这便于说明文革中亿万人的热情,相互斗争,以及他们的思想随着文革发展而产生的变化,因而文革产生了其发动者始料不及的后果,等等;第三,它力图揭示文革爆发前中国的社会状况和社会结构,这对于理解文革中乃至今天中国的许多重大社会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

  也许,"两个文革"说的问题是它对中国民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觉醒和反抗估计得太高、太早、规模太大、认识太彻底,这不是有无和对错的问题,而是对其程度的估量问题。我们在后面的讨论中将会看到,人们的觉醒和抵制要经历一个艰苦、漫长的探索和思想解放的过程,那些星星点点的,多半埋藏在地表之下的火种,要到文革结束或接近结束时才变成可见的火炬。而今日中国人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已经不是,也不应该是对于"人民文革"的发扬光大,而是对于宪政民主理念的体认,这是中国人自文革结束至今30多年探索与实践的结果。(未完待续)

  徐友渔,影响力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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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徐友渔:文革反思四:不能回避毛泽东的道德和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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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文革反思四:不能回避毛泽东的道德和法律责任
Sep 7th 2013, 04:32, by 明鏡雜誌


  [影响力中国网编者按]:中国的社会转型绕不开文革话题,退回到文革时代的危险也曾降临。在不同的人群中,有着不同的文革面相。如何理性地看待文革,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本网将陆续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先生反思文革的系列文章,与影响力中国网的读者们共同探讨,欢迎评论。

  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是一场浩劫。文革中那么多人——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整死,那么多人受苦不过含冤自杀,那么多人被当成阶级敌人消灭;文革中冤狱遍地,冤假错案不计其数,正直、清白的人被当成是叛徒、特务,不小心打碎毛泽东石膏像或把印有毛画像的报纸垫坐,就是反革命;文革中武斗发展成毛泽东欢呼的"全面内战",群众组织用正规军用武器开战,无辜的、无组织的群众被武装组织甚至军人开枪屠杀;文革中数千万青年人无学可上,被发配上山下乡吃苦,虚耗大好青春,耽误自己并殃及家人。

  对于这一切,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有没有责任,有什么样的责任?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承认,毛泽东发动文革是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照这样的说法,对于文革这样的大灾难,毛的责任只是认识上的局限和偏差,是好心没有办成好事。

  我认为,仅仅用认识上的偏差和错误不能解释毛泽东的罪过,我们不能回避这样的问题:毛泽东做了那么多错事、坏事,有没有他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其中涉及到人命关天的部分,该不该受到法律的追究?

  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正统的解释是,他对中国出现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估计过高,把刘少奇当成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就算我们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认为刘少奇搞了修正主义,而且也同意毛泽东的看法,应该打倒刘少奇,在这种假设下我们还是要问:毛泽东有没有权利把一个与自己一道革命、共同战斗几十年的同事整得那么惨?对于刘少奇在极痛苦、极悲惨的状况下死去,毛泽东有没有个人责任?

  "打倒刘少奇",这是一个政治概念,但这只意味着剥夺刘少奇的职位和权力,这完全没有准确地说明毛在文革中对刘的所作所为。事实上毛是"诬陷和整死刘少奇",毛通过中央专案组诬陷刘是"叛徒、内奸、工贼",专门挑选刘少奇70岁生日那天宣布把他永远开除出党,在精神上残忍地打击和折磨他,重病中的刘少奇赤着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担架上飞机押送到开封,最后惨死在那里。

  有人会说,毛大概不知道刘临死时的惨境,这不可能。从邓小平女儿的书中可以看出,邓下台后的情况,包括生活上的小事,毛关注备致,了解得一清二楚;从陈伯达的回忆中可以知道,对于被关押的高级人员,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工作人员不敢不报到毛泽东那里。毛对刘的境况的关注,只会超过而不会小于对邓、陈的关注。对刘少奇生命处于绝境的情况不向上报告,下级执行人员中有谁敢负这样的责任?

  其实,很多罪责是不能用"认识"轻易开脱掉的。错误认识和实际上发生惨剧,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其间有若干重要的环节,涉及法律、道德、常识、人性等等,在任一个环节坚持良知和常识,遵守法纪,都会阻断错误认识导致惨剧。如果仅仅是主张"毛泽东比马克思、列宁更伟大,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那么这种认识方面的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但如果把这个主张推演为"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从而要受到严厉惩罚,就像张志新、王申酉、史云峰因此被枪毙那样,就远远不是认识问题了。再打一个比喻,如果有人真正认为"犹太人是惟利是图的、低劣的民族"而只是停留在嘴上和纸上,那么这个完全错误和荒谬的主张可以说是个认识问题,但基于这个主张把犹太人送进集中营和毒气室,还能说仅仅是认识错误吗,难道希特勒仅仅是犯了认识错误?

  除了整死刘少奇,文革期间毛泽东可以在法律意义上定罪的另一明显事例是纵容、支持和推动武斗。毛对于武斗中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枪下负有直接责任。

  1967年夏季,毛泽东向军方发出指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

  1968年春季,毛公布了他的论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请注意,那个时候的国共关系与今天的国共关系迥然不同,那是"革命与反革命"、"你死我活"的关系,是必须"用战争来解决问题"的。

  1975年,毛发布"重要指示",其中说:"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

  很难设想,毛泽东作为被全体中国人无限热爱和拥戴的领袖,怎么可以把一部人中国人说成是共产党而把另一部分中国人视为与之不共戴天对立的国民党,怎么可以下令叫军队送枪给一派去消灭对立的一派。

  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因为他有一个高尚的社会理想,要实现社会乌托邦,他的动机是好的。就算如此吧,问题在于毛泽东有没有资格、有没有权利为了自己的理想就把亿万人推到一场劫难中去?我们要问的是:哪怕你的理想是好的,你有没有权利拿人来搞共产主义实验?你是否可以搞政治清洗运动,甚至命令林彪"武装左派",发枪给一派以镇压和屠杀另一派?你有没有权利把中国几千万青年学生推入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哪怕是要锻造一代新人,你有没有权利把一千多万中学生流放山乡,让他们背井离乡、远离亲人,吃苦受罪?认识和理想是一回事,牺牲民众的利益、剥夺人的基本权利是另一回事。

  其实,身受其骗和身受其害的人根本不认为毛泽东的问题只是认识问题,他们早就提出了毛泽东的个人道德和品质问题。以下仅举几个见诸于文字的例子。

  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红色家族档案》中写到,毛泽东完全清楚罗瑞卿是无限忠于自己的,但"想不通毛泽东为什么要整罗瑞卿,毛泽东从来没有认为罗瑞卿有野心,是坏人。所以,除非是毛泽东品质有问题,否则他为什么会白白冤枉一个好人……"当然,这里没有明说但大家都知道的是,为了换取林彪的支持,毛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爱将罗瑞卿。

  林彪身亡后,毛泽东陷入空前尴尬的境地,因为正是他本人,给了林彪"接班人"的崇高地位。但毛泽东居然毫无惭愧的表示,反而借他给江青的一封信证明他早就对林彪有认识,自己还是一贯正确。徐景贤在《十年一梦》中记叙了毛在这封信上玩弄的手法:他让周恩来把这封信出示给林彪,并在林彪看后当面烧掉,但万万想不到的是,他却叫秘书抄了一份。徐景贤写下了当时人们普遍的疑虑:"毛主席既然对林彪'早有察觉',为什么仍旧坚持选拔林做接班人,而且把这一点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他还委婉地提示:"这封信从烧毁到公布的过程,也是耐人寻味的。至于写信人、送信人、读信人、烧信人、藏信人各自持什么心态,就只有留待读者和研究者自己去细心揣摩分析了。"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中写到,1962年7月,刘和毛发生了一场争执,刘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却愤怒地反问刘:"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毛对千百万中国人的死活持何态度,由此可见。

  其实,毛泽东的人品如何,作出结论并不困难。人们既可以从他的政治斗争手法中认清他——比如在"反右"斗争中搞"引蛇出洞",也可以从与他最接近的人的评价中了解他——比如林彪下级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或毛的私人医生的回忆录。不敢正视毛泽东的道德品质问题,一定要把恶人说成是伟人,只能表明维护他的人自己的道德有问题。对毛泽东作出正确评价是中华民族必须迈过的一道坎,毛逝世已经30多年了,难道我们还只能生活在一个巨大的阴影之中?(未完待续)

  徐友渔,影响力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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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徐友渔:文革反思三:毛泽东为何发动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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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文革反思三:毛泽东为何发动文化大革命?
Sep 7th 2013, 04:31, by 明鏡雜誌


  [影响力中国网编者按]:中国的社会转型绕不开文革话题,退回到文革时代的危险也曾降临。在不同的人群中,有着不同的文革面相。如何理性地看待文革,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本网将陆续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先生反思文革的系列文章,与影响力中国网的读者们共同探讨,欢迎评论。

  在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和研究中,最重要、最困难的问题莫过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对这个问题的任何解答都避免不了不确定性和冒险性,因为这涉及到毛泽东的真实动机,由于毛对此秘而不宣,所有的猜测都缺乏证据,如果想从毛本人和毛派宣传机器的阐述中得出结论,那么一定存在上当受骗的可能性。

  我们只能根据一些重要事实、与文革相关的历史、社会条件,以及毛泽东的一贯做法和思路进行分析和推断。

  对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这个问题,回答大致有三种。

  一种认为文革起源于毛泽东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官僚的路线和政策分歧,毛不能听任修正主义者把中国带向背离革命初衷的资本主义,决心发动文革打倒这些人,拨正革命的航向。与此类似的解释说出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和继续革命的决心,有人相信"防修反修"的说法,认为因为修正主义的根子在人们心中,因此文革的主要目的是造就一代新人。富勒尔认为文革产生的原因是毛泽东极为敌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明显的社会分化,毛担心如果听任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差别越来越大,最后党就会失去和群众联系。

  第二种则从权利斗争的角度来分析文革的起因。西蒙·勒斯在其《主席的新衣:毛与文化革命》中认为:

  "文化大革命",除了名称,毫无革命可言,除了当初计谋上的借口,毫无文化可言,这是高层一小撮人之间在虚构的群众运动的烟幕之后进行的权力斗争。毛大权旁落,正是为了重新获得权力,他发动了文革。

  格尔曼说,毛泽东发现党内从上到下都对他不忠实,因此决定清洗。他还要通过运动来制造一种严峻气氛,使党内决不存在反对派,大家都对他顶礼膜拜,使得即使在他死后,党也要可靠地实施他的革命蓝图。

  较多的人持第三种解释,认为意识形态、政策分歧与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中国的文革》一书的作者杜特认为,文革中发生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当国家面临紧迫问题时,领导人之间对于采取什么政策肯定有分歧,而分歧往往发展为尖锐而不可调和,因为这常常和个人尊严与权力密切相关。如果领导人意志坚强、固执己见,或者以自我为中心、疑心、有自大狂,那么上层领导就会分裂。中国人熟知的文革研究者麦克法夸尔的观点也属于这一类,他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详尽分析了自1956年之后,特别是大跃进失败之后中共最高层的政策分歧,说明这种分歧不可避免要导致权力斗争。

  我的看法与第三种解释相近。虽然在中共七大之后,毛泽东和刘少奇成了政治上的搭档,刘被确立为毛的助手和接班人,但在刚夺得政权之后两人就发生了分歧,刘要巩固和发展新民主主义,毛则毁弃公开宣布过的政治纲领,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改造。毛对刘非常不满,早早就产生了换马的念头,只不过高岗把毛交付的事情办坏了,刘才继续在位。而刘少奇收拾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留下的烂摊子相当成功,毛感到忧虑和大权旁落,并怀疑刘在他死后(甚至生前)要对他作赫鲁晓夫反斯大林那样的报告,毛发动文革来将刘铲除。

  这个观点在赵家梁(高岗的秘书和高岗管教工作组组长)所著《高岗在北京》一书中得到证实,赵说:"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与刘少奇关于建国方略的意见分歧日深,因而产生不满,并开始考虑新的助手和接班人。"该书还披露说,毛让高岗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20年代刘少奇被捕后的表现。我们知道,文革中加给刘少奇的罪名是"叛徒、内奸、工贼",而材料的搜集和准备10多年前已经开始,毛的深谋远虑真是了不得。

  毛把刘视为党内高层中睡在自己身旁的赫鲁晓夫式人物,说来话长。

  斯大林死后,毛认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头号领袖的交椅该轮到他来坐了。从个人经历、威望,在本国革命中的领导作用等方面看,苏联新领袖赫鲁晓夫不在话下,唯一的问题是比经济实力,中国远不如苏联。于是毛发动了大跃进,表面上是要赶超英国,实际上是要在经济上与苏联并驾齐驱。大跃进以惨败告终,彭德怀提出意见被毛当成是向自己的地位和权威挑战,就像赫鲁晓夫向斯大林的权威挑战一样。1962年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刘少奇的务实路线得到党内多数认可,这时彭德怀写长信请求审查自己的问题,刘少奇说了一些对彭德怀有利的话,毛于是把刘少奇也当成赫鲁晓夫,认定他要为彭德怀翻案。毛发动文革,就是要先发制人,除掉有可能清算自己错误的所谓"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

  以上观点,早在1967年由弗朗茨·迈克尔在其研究文革的"权力之争"一文中提出,前《人民日报》副主编,一度深得毛泽东欣赏的王若水在1996年为纪念文革发动30周年而发表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中,也作了相同的表述。

  以上解释了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的主观动机,但还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毛不采用惯常的党内斗争的方法,宣布刘少奇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或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头子,撤销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呢?

  毛之所以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不通过惯常的党内斗争方式和组织手段剥夺刘的权力,是因为他在组织上未见得占优势。由于毛发动的大跃进遭到惨败,刘少奇等人的经济调整方针大见成效,刘和他的同僚在党组织中的权力越来越大,毛不能通过诸如政治局会议,中央全会和党代会把刘干掉。这也是自1956年中共八大之后,毛一直推迟不召开九大的原因(按照党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应5年一次)。相反,刘正是利用正常的组织手段和运作程序逐渐侵蚀毛的权力。

  仔细分析一下毛、刘之间的交锋,可以发现,毛依仗他在历史上形成的权威,当与刘发生分歧和斗争时,在正式场合下占上风是不难的。但刘也有对应之计,他退避三舍,表面认输,在路线和方针上屈服而尽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和队伍,然后重振旗鼓、卷土重来。刘可以轻易地、违心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可以降职,但有东山再起的可能。在中共党内斗争中,什么"甄别"、"纠偏"、"平反"之类的事屡见不鲜,而毛利用组织手段整刘,充其量以撤职了事,他若要将刘"斗倒斗臭",彻底打倒,使其"永世不得翻身",只能采取另外的方式。

  党内斗争的经验还表明,通过上层斗争,毛只能清洗个别政治对手,而不能刷掉一大批人。当毛发动文革时,他年事已高,他不会有太多的时间清洗刘少奇大大小小的余党,自上而下的夺权对他是太费时间了。正如他在1967年2月3日对阿尔巴尼亚的来访者卡博和巴庐库所说的那样,他以前只是解决个别问题,个别人,这不解决根本问题,文革是他找到的一种新方式,自下而上地进行公开、全面的斗争。也正如伯雷汉所断言的:"毛对于从上而下地对党作清洗的结果不满意,他锻造了新的武器——红卫兵,以进行自下而上的清洗。"

  从个人气质和革命斗争经验方面看,毛比刘更喜好和善于利用大规模群众斗争这种形式,他是"个人魅力型"领袖。毛天性讨厌官僚体制,反对秩序,喜欢打破常规的无序状况。他最喜欢用来刻画自己性格的话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善于制造天下大乱,在混乱中驾驭群众,利用局势。毛虽然因退居二线而在组织方面占下风,但由于历史原因,由于自50年代后期起党内越来越厉害的个人崇拜风气和家长制倾向,毛的个人份量是刘远远不及的,他在不能透过党的官僚体制贯彻意志时,可以直接诉诸于群众,利用计谋获得人民的广泛、狂热支持。在群众运动中,他轻松自如、左右逢源,而刘像个力不从心的救火队员,最后引火烧身。在彻底抛弃了党章国法,砸烂各级党组织之后,刘象晾在岸上的鱼,任毛摆布。

  刘少奇的最终结局不仅是失去权力、被剥夺了职位,而且是被整死,这才是彻底除掉了毛泽东的心腹大患。常规的党内斗争做不到这一点,只有在混乱的运动状态中才做得到。(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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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徐友渔:文革反思二:毛泽东争取群众的策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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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文革反思二:毛泽东争取群众的策略手段
Sep 7th 2013, 04:30, by 明鏡雜誌


  [影响力中国网编者按]:中国的社会转型绕不开文革话题,退回到文革时代的危险也曾降临。在不同的人群中,有着不同的文革面相。如何理性地看待文革,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本网将陆续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先生反思文革的系列文章,与影响力中国网的读者们共同探讨,欢迎评论。

  重庆事件提醒人们,文化大革命并非一场早已被忘却的噩梦,而是近在眼前的现实危险,不是板上钉钉被宣判的一场浩劫,而是被相当多的人当成"人民的盛大节日",实现社会公正的政治手段。文化大革命并不像官方描绘的那样,是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施展阴谋而展开;也不像一些简单地反对文革的人以为的那样,单纯是人们上当受骗。我们必须正视这一事实:文革得到亿万人拥护,他们真心诚意、狂热地参加到这场政治运动中。要理解当前为什么许多人呼唤文革,就需要理解当初是什么原因使得人们投身于文革。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革持续多年,亿万人积极投入,必定其社会基础、舆论基础、群众心理基础,简单地说,搞文化大革命有以下基本条件。

  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和绝对权力。这使得他能够将个人意志强加于全党和全国,强行发动文革;这使得他的话成为"最高指示",代替了宪法和法律,他说哪一个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那个人就罪该万死,他说哪个组织、哪个人是"反动的",他们就永世不得翻身。这种地位,和他所领导的党的性质有关,和林彪大搞个人崇拜有关。

  政治挂帅、革命第一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既是教育灌输的内容,又是评价个人表现的标准,据此,不积极投入政治运动是自甘落后、自毁前程。按照惯例,在一场运动结束时要对每个人做政治鉴定,人们的积极性和表现要记录入档案,在以后的命运前途的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所以,日后的总书记胡锦涛文革中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文工团(当时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而总理温家宝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战团"的普通一兵。

  阶级斗争的理论和"防修(正主义)反修"的宣传。这使得人们以为中国社会存在许多阶级敌人,妄图变中国为外国的殖民地,使中国人民受欺压、受奴役,而阶级敌人已经在各级政权中找到了代理人,这些窃据领导职位的家伙妄图使中国的发展道路从社会主义变为资本主义。

  需要指出,单纯用政治运动传统和意识形态氛围还不足以充分解释亿万群众紧跟毛泽东投身于文化大革命,解释他们的激情理想和决心斗志。人们的斗争必定与某种切身利益相关,这里的秘密是:文革前的中国社会是不公正、不平等的,而毛泽东以极高明的手法让人们相信,他是群众利益的代表,他发动文革就是要追求公正和平等;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大布迷局,使得他的政敌与群众发生尖锐冲突(尽管那些党官僚完全是按照惯例行事),他以受压制群众的解放者的身份出现,文革中"造反"群众的冲天干劲和誓死决心不仅来源于他们在"主义"上对毛泽东的服膺,更来源于他们认为毛泽东代表了正义、平等,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从而代表了自己的利益。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由于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惨遭失败,毛泽东被迫把管理日常党务的权力交给刘少奇,他逐渐感到大权旁落,下决心打倒刘,他以猛烈批评现存制度的方式攻击刘,大谈现实中的弊病,在1965初甚至说出这样尖锐的话:"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二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教育是毛批评的重点之一,他说:"现在课程就是多,害死人","现在的考试方法是对敌人的方法,而不是对人民的方法,是突然袭击,出偏题,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可以想见,文革刚发动时毛的这些话广泛流传,是多么大快人心,劳动人民和学生们是多么有理由欢呼"毛主席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其实,像毛这样极高明的统治者(以及像薄熙来这样的野心家)是多么善于说出群众的心里话啊。

  不难理解,毛的这种为民请命的姿态会得到很多人的拥戴(怪不得"乌有之乡"网站能聚集如此众多的毛粉丝),但对于了解历史真相的人来说,事情却不是这么简单。这里不能仔细辨析,仅指出两点就够了。

  第一,如果说存在严重弊病,那么始作俑者是毛,他是大权在握的最高领导,不能把责任全部推给刘少奇。早在1953年,他就严厉指示:"凡用这样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需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大家都知道,中国最大的社会不公正是划分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户籍制度,对农民的最大盘剥是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这些政策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制定的,而发动导致3千多万人饿死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其罪魁祸首正是毛泽东本人。

  第二,毛泽东指出的教育方面的弊端,固然有部分属实,但他的解决办法却是荒唐可笑的。在关于教育的同一讲话中,毛说:"考试可以交头接耳,冒名顶替,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正是根据这种精神,文革中出现白卷先生张铁生强行上大学、管大学和改造大学的"模范事例",成了中国教育史上永远的笑话。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施展策略手段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

  发动文革,出于毛的个人意志,但他把第一线工作交给刘少奇,让他引火烧身。1966年6月初,刘少奇、邓小平两人专程飞到毛休养的地方杭州,向他汇报情况,并请他回京主持工作。毛表示暂不回京,委托刘、邓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刘、邓主持中央会议,决定向文革烈火已经烧起来的大、中学派工作组。按照中共"集体领导"原则,毛并无权力否定这个决定。此外,派工作组是中共领导政治运动的一贯方法,土改和四清运动也派工作组。而且,前不久毛还批准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会后,刘将决定电告仍在杭州的毛,他也没有表不赞成。

  毛通过密报知道工作组在学校里和少数造反学生尖锐对立,他7月18日回北京后,马上就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说"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到了8月5日,他亲自出马攻击刘少奇,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指责刘"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完全可以设想,如果刘不派工作组,毛就会指责他"放弃党的领导","听任牛鬼蛇神翻天"。

  毛作出了一系列姿态以争取群众,他把路线分歧的焦点说成是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把自己和刘少奇的区别说成是保护还是镇压群众。这种扮演解放者的努力在10月初毛派下达的一个中央文件中达到了高峰,文件宣布:"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整人者向被整者赔礼道歉,整人的利器——档案材料被销毁或交还本人。难怪得到"解放"的群众会含着热泪发誓,要死心塌地跟随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只是到了毛泽东达到目的之后把追随他的学生赶下政治舞台,只是当毛派到学校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比以前的工作组更厉害地镇压学生时,人们才看清楚毛在文革初期实行的"群众路线"不过是争取人心的表演而已。

  正如西蒙勒斯在其《主席的新衣:毛与文化革命》一书中所说:"毛动员和利用红卫兵的方式和慈禧操纵义和团的方式极其相似,他把群众普遍的不满用于针对他的敌人,而这不满是因他自己的统治产生的,这种不满本可以是针对他自己的……毛本人建立起来的官僚制度长期以来一直是青年不满和感到沮丧的原因,他们随时都要爆发。毛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指控他的私敌为造成这制度的根源(而实际上他才是始作俑者),然后把广泛的愤慨引向他们,把他们搞掉……红卫兵最后意识到上了当,但这已为时太晚。"(未完待续)

  徐友渔,影响力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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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徐友渔:文革反思一:重庆模式和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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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文革反思一:重庆模式和文化大革命
Sep 7th 2013, 04:29, by 明鏡雜誌


  [影响力中国网编者按]:中国的社会转型绕不开文革话题,退回到文革时代的危险也曾降临。在不同的人群中,有着不同的文革面相。如何理性地看待文革,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本网将陆续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先生反思文革的系列文章,与影响力中国网的读者们共同探讨,欢迎评论。

  重庆事件的意义和严重性,不在于它超过007警匪片的情节,而在于所谓重庆模式所代表的路线和政策。在检讨重庆模式的方向性含义时,看到它与文化大革命的联系和相似性,很有启发。

  重庆模式和文化大革命有关系,把这一点挑明的是总理温家宝,他在2012年"两会"结束之后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把重庆模式和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而且告诫说,要警惕文革在中国重演。

  重要的是人们确实认为重庆模式就像文化大革命。不论是在重庆模式红极一时还是这个神话破产之后,中国的知识界和老百姓分成壁垒分明的两派,一边拥护薄熙来,拥护重庆模式,也坚决拥护文化大革命,呼唤文化革命应该在中国再来一次;另一边则反对薄熙来,谴责重庆模式,特别呼吁要警惕文革,防止文革在中国卷土重来。

  重庆模式当然不会完全重复文革,不过有以下三个重要特点,是二者一致或相似的。

  首先,文化大革命和重庆模式共同具有的最突出的特点,是践踏法治。

  文革中,现行的宪法、法律完全失效,被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取代;乱抓、乱捕、乱判是家常便饭;公安、检查、法院的监督与制衡功能荡然无存;专案组林立,逼供信成了常规。在重庆,薄熙来、王立军的话是绝对不可违抗的命令;文革结束后中央立誓永远废除的专案组堂而皇之复活,刑讯逼供花样翻新、层出不穷。

  文革中最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之一是,当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批斗时,他拿出宪法,说自己是国家主席,宪法保护他的人身权利,但得到的回答是一片嘲笑。而重庆炮制的李庄案则说明,法律成了儿戏,法院成了搞笑的场所。

  第二个特点是意识形态狂热,重庆的"唱红"和文化大革命搞"红海洋"等"革命化措施"是一回事。有人说,"唱红"是人们艺术和文化的喜好,但在重庆,不是个人喜欢唱就唱,不喜欢唱就不唱,而是有组织地唱,电视台、电台整天播放,经常组织大型演唱会和比赛,据说有的演唱会参加人数高达10多万,整个唱红歌运动卷入的人数高达千万。这已经不是人们对于某类歌曲的个人喜爱,而是政府动用公权力强行发起和推动的运动。

  强推红色意识形态和破坏法治有密切联系。公然侵犯、践踏法治,需要一种非常氛围,需要把现存的秩序、规矩打破,需要一种革命的气氛,替天行道的气氛,说现在正在行正义,其他的都可以不顾,这就要靠"唱红"等等,使掌权者可以为所欲为,把所做的事情说成是代表了人民最根本的利益,与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正义是一致的。

  重庆模式和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共同点是,它们都得到了相当多的人拥护。不能因为薄熙来垮台了就以为重庆模式是狗屎堆,不论从网上还是别的地方都可以知道,他得到了许多人的拥护,和文革得到了广大中国老百姓的拥护一样,哪怕在他垮台以后仍是这样。毛与薄成功地得到民众支持的共同原因是,他们伪装成是群众利益的维护者和代表,他们把平等、共富、社会公正的旗子抓在自己手中。
  古今中外,在统治者和掌权者中有少量这样的人,他们本身是不公正制度的缔造者、维护者、既得利益者,但他们不像一般贵族、官僚那样只是教条地为现存制度辩护,在权力斗争需要的时候,他们敢于利用社会矛盾和民众的不满情绪,摇身一变,成为平民的代言人。文革前夕,毛泽东批评官僚说,"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文革初期,他指责按惯例向大学派工作组的刘少奇,说"只有反动派,只有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薄熙来自己以前在大连工作时搞的一套就是以权谋私,利用和支持黑社会,但他到重庆之后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他的前任,他自己在制造极大的不公正,却打出公正、平等的旗号,他的所谓"富民"工程和"亲民"口号使他成为一颗耀眼的政治新星。

  社会本身存在严重的不公正、不平等,存在官民冲突(以前叫干群矛盾)、贫富差距,这些就是群众支持文化大革命和重庆模式的社会土壤。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没有多少人公开表示支持文革,那时候人们对于文革的苦难记忆犹新,而当时中国似乎正在走一条与文革的方向相反的道路,这是建立民主和法制,追求现代化的道路,改革开放政策燃起了人民的希望和信心。到了90年代,中国进入了复杂、艰难、痛苦的社会转型期。曾经反对过改革,以为改革会动摇自己地位的官僚们突然发现,其实改革对他们很有利,给他们提供了以权力换取金钱的机会,于是他们转而支持改革,把改革纳入自我利益的轨道。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贫富分化越来越明显,社会不公正越来越瞩目惊心,社会冲突越来越加剧和频繁。90年代的局面与80年代大为不同,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什么样的改革",谁为改革的成本付出代价,谁从改革中受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薄熙来破门而出,重庆模式破土而生,在中国俨然成为一面旗帜,一块红色根据地。

  文革的成功发动和重庆模式大行其道与中国人缺乏宪政民主与法治观念有关。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人就没有参与政治的机会,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人根本想不到,而当时也完全没有条件以民主与法治的方式解决贪腐与社会不公的问题,毛泽东以前被塑造成"大救星",文革再一次充当"大救星",他"解放群众",群众为他卖命,扫除政敌。对于后改革时代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唯一参与政治的亲身经验就是文化大革命。根据这样的经验,既然现行的反对贪污腐败和实现社会公平的方法不见成效,那唯一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在绝望的人们的心目中,文革的苦难消失了,镇压不存在了,毛泽东时代变成了平等的时代,追求理想的时代,人们道德高尚、大公无私,官员廉洁奉公。在下岗工人和弱势群体的抗议集会和游行中,出现了毛泽东的画像和文革的口号。反贪腐、反官僚、反特权、反既得利益,相同的口号把两个不同的时代联系起来。

  令人痛心和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在重庆模式的考验面前交出的答卷是不及格的。如果说文革中出了"梁效"和余秋雨等还可以用时代蒙昧和政治高压来辩解,那么,在21世纪还争先恐后地赶去重庆朝圣或献策,那算什么呢?那些给王立军颁发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证书的大学,又算什么呢?时至今日,还有学者替重庆模式评功摆好,说重庆毕竟一段时间治安良好,比较突出地提出了"共富"的口号。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材料揭露重庆在这方面造假的问题。我们可以设想,如果重庆在这方面真有一定成绩,那么很多人政治认识不过关的事实会更明显地表现出来。

  社会治安和福利当然是可取的评判标准,但是,我们知道,在希特勒统治的法西斯德国,在俾斯麦治下的德意志帝国,在二战前军国主义的日本,这些方面也做得相当不错,甚至超过了民主宪政国家,但是最后的灾难有多大,这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这么说,整治卖淫嫖娼这种丑恶社会现象最有成效的,是专制、极权、神权国家。在评判重庆模式时,除了被造假所欺骗,中国许多知识分子暴露的问题是缺乏法治观念,他们对于践踏法治的恶行不敏感。其实,就算重庆的治安和共富真假难辨,李庄案的天大笑话是很容易辨清的,何况还有江平、贺卫方、童之伟等学者的揭露与批判。不管怎么说,如果一个人,一个地方的政策是践踏法治、草菅人命,制造错案、冤案,任意杀人,视民众的生命如草芥,那无论如何不能赞成和支持。最可靠的,处于首位的评判标准应该是法治和人权。这是评价文化大革命和重庆模式的应有标准。其他标准当然也很重要,但它们只有在不破坏法治和侵犯人权的前提下才是有效的。

  举目看神州,贪腐特权日趋加剧,社会不公无法矫治,文革阴魂不散,民众没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渠道,文革"反官僚、反特权"的"大民主"越发有吸引力,防止文革和重庆模式再次出现的唯一良方,是宪政民主的理念和实践,是真正实行政治改革。(未完待续)

  徐友渔,影响力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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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晚清驻英大使郭嵩焘的反腐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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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驻英大使郭嵩焘的反腐悲剧
Sep 7th 2013, 04:26, by 明鏡雜誌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但他在临危受命出任清政府首任驻英大使以前,曾有一段因"反腐"受到打击、仕途受到重挫的痛苦经历。这段经过,当成前车之鉴。

  1818年,郭嵩焘出生在湖南湘阴一户地主之家。18岁那年,他考中秀才,第二年进入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强调经世致用、坚忍不拔,不尚玄虚、拚弃浮词是湘学传统,而历史悠久的岳麓书院一直是湘学重镇。正是在岳麓书院,他与曾国藩等人相识,互相切磋学问,砥砺气节,成为志同道合的至友。

  虽然郭嵩焘曾考中举人,但后来接连两次会试都名落孙山。失意中,他只得接受友人的推荐,于1840年到浙江给浙江学政当幕僚。但他并不甘于游幕生涯,又几次赴京参加会试,终于在1847年第5次参加会试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但不久他的双亲相继去世,依定制他只能回家居丧。

  就在回家居丧这几年,正遇太平天国起义。1852年,太平军由桂入湘,湖南官兵望风而逃。而同样乡居的左宗棠、曾国藩对是否出山镇压太平天国都曾犹豫不决,而郭嵩焘则力劝他们出来建功立业。以后曾、左都成为功勋赫赫的名臣,他总以自己当年的"力促"为荣。劝他人出山,自己当然也难甘寂寞,随后几年,郭氏一直随曾国藩参赞军务,多有建树,同时在官场中建立了一定的"关系"。1856年年末,他离湘北上,到京城任翰林院编修。

  在京都,他深得权柄赫赫的户部尚书肃顺的赏识。肃顺性情刚严,以敢于任事著称,主张以严刑峻法改变当时吏治腐败的状况,屡兴大狱,唯严是尚,排除异己,但由于他深得咸丰皇帝倚重,其他人对他是敢怒不敢言。与其他满族权贵猜忌、排挤汉人不同,他却主张重用汉族官僚,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他尤其重视。

  由于肃顺的推举,郭嵩焘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蒙咸丰帝数次召见,自然受宠若惊。咸丰帝对他的识见也颇赏识,命他入直南书房。南书房实际是皇帝的私人咨询机关,入直南书房就意味着可以经常见到皇帝,参奏军国大事。咸丰帝还进一步对他说,南书房笔墨之事并不多,然而之所以命令你到南书房,"却不在办笔墨",要他"多读有用书,勉力为有用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明显对他寄以厚望。

  不久,咸丰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颇有些今日"挂职锻炼"的意思。1859年初,郭嵩焘来到天津僧格林沁处。但僧格林沁这位蒙古王爷根本不把郭嵩焘这位南方书生放在眼中,对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焘本就文人气十足,再加自己是皇上亲派,并且明确他与僧是"平行",不是"随同效用",所以也咽不下这口气,更不明白"挂职锻炼"应少管事的道理,反而尽职尽责,结果僧格林沁更为不满,因此两人合作极不愉快。

  1859年10月中旬,由于山东沿海贪污严重,咸丰帝命令他前往烟台等处海口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况,而对他一直不满的僧格林沁却派心腹李湘棻作为会办随行。虽然郭嵩焘无"钦差"之名,但所到之地,大小官员都知道他是皇上亲派检查财务税收的大员,因此对他的接待格外隆重,并都备有厚礼。

  没想到郭嵩焘向来清廉方正,严于律己,规定"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他的随行人员因不能发财而大为不满,那些地方官也尴尬不满,因为他破坏了官场腐败已久的"游戏规则"。到山东沿海各县后,他认真查账,发现从县官到普通差役几乎人人贪污税款,贿赂公行,而且税外勒索严重惊人,超过正税四倍多。

  他立即采取种种有力措施整顿税务,堵塞漏洞,并设局抽取厘金。所谓"厘金"是清政府在财政极端困难时为镇压太平天国专设的捐税,郭嵩焘想整顿、减少其他易为官员中饱私囊税、费,而通过新设厘局使税收真正为政府所得。这些措施严重侵犯了当地大小官吏的利益,他们自然极为不满。而设局抽厘又增加了新的名目,因为在政治严重腐败的情况下,新任厘局绅董也一样贪婪。结果厘局刚成立不久,就发生了福山县商民怒捣厘局,打死新任绅董的骚乱。

  尽管如此,这次税务整顿还是大有成效,查整了一批贪官污吏,增加了政府税收。但郭嵩焘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自以为有功于朝廷的时候,突得朝廷以他在山东查办贸易不妥、交部议处的通知。

  原来,书生气十足的郭嵩焘根本没有想到,李湘棻一直在暗中监视自己的举动,并随时向僧格林沁汇报。而他对僧格林沁派来的这位"会办"竟毫无防范,郭嵩焘开设厘局后,李即向僧报告说如此大事竟未与他这个会办商议便独自决定。这个报告使原本就认为郭嵩焘目中无人的僧格林沁大为光火,认为不与自己派去的"会办"商议实际是未把自己放在眼中,便在12月底以郭未与会办李湘棻同办、未与山东巡抚文煜面商便派绅士设局抽厘以致民变为由,上奏要求弹劾郭嵩焘。

  以僧格林沁的地位之尊,他的意见当然深为朝廷所重。而且,迂气十足的郭嵩焘在处理山东沿海税务却与山东地方大员、山东巡抚文煜少有沟通协调,也使文煜大为不满,站在僧氏一边反对他。1860年元月,郭嵩焘被迫离开山东返京,悲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

  返京途中他备受冷遇,与来时一路的隆重迎送恰成鲜明对照,使他饱尝世态炎凉,领略到官场的势利。回京后,他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虽仍回南书房,但实际已是闲人,被冷落一旁。1860年4月,被冷落一旁的郭嵩焘怀着孤愤郁闷的心情以回籍就医为由黯然返乡。

  其实,素有识人之明的曾国藩早在岳麓书院读书时就认为郭嵩焘识见过人,但书生气过重,能著书立说,更是出主意的高参,却不是当官的料。此番整顿山东沿海税收的失败,就说明了这一点,如他不知通权达变,不注意协调极为复杂的各方关系,认为只要严于律己一心为国,便可雷厉风行,不顾一切采取强硬措施反贪反腐。

  不过,这次反腐失败固然有郭嵩焘个人的因素,但根本原因还是此时社会、官场已从根腐败,他的作为实际已与整个社会风气和官场成例冲突。其实,他在评价肃顺屡兴大狱、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时说明他其实也明白此点:

  "国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失,颟顸之失也。""今一切以为宽而以严治之,究所举发者,仍然例文之涂饰也,于所事之利病原委与所以救弊者未尝讲也。是以诏狱日繁而锢弊滋甚。""向者之宽与今日之严,其为颟顸一也。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故某以为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日之急务"。

  也就是说,根本原因在于"颟顸",即制度本身存在巨大缺漏,制度本身不合理,使各级官吏有机可乘,时时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而"向者之宽",即吏治早已废弛松懈,在这种环境中能长期抵挡巨大利益诱或、洁身自好者毕竟不多,因此造成了"无官不贪"的局面。

  在这种一直十分"宽松"的情况下,突然严厉反腐、仅用重典严惩的贪官污吏,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锢弊滋甚"。他眼光过人地看到,以前对官吏贪渎的"宽"当然是"颟顸",但把腐败严重的原因仅仅归结于以前的"宽"而看不到是体制本身不合理所造成,不追究腐败的根本原因、不进行体制性改革而突然严厉反腐,其实与以前的"宽"一样,也是一种"涂饰",不愿冒风险进行艰难的体制改革从根本上"反腐",同样是"颟顸"。

  而这种"严"会使许多官员因贪下狱,弊病也十分严重。体制存在巨大漏洞必然会"无官不贪",在这种情况下"宽"反可以宠络、维系官员;而这种情况下的"严"反有可能使各级官员人人自危,影响统治者的施政效率和官场平稳,甚至很可能祸及反腐者自身。

  后来,肃顺在与慈禧、奕訢权争中失败被斩首而亡时,不少官员拍手称快,证实了郭嵩焘的断言。确实,解决反腐问题的根本之途在于"崇实政",即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革,这样才能既"省繁刑",又使政治清明,统治稳定。

  郭嵩焘此次反腐失败还值得注重的是,僧格林沁是清王朝的忠臣,并非贪赎之辈,最后还为清王朝战死,但他为了自己的"权势"却反对、破坏了对王朝根本利益大有好处的"反腐"。各级官员,甚至是"清官",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局部的利益凌驾于"整体"之上,因此"反腐"必须排除来自各级官员的干扰,破除他们对腐败者的保护。

  此时,清政府面对的是自身的系统性腐败。所谓系统性腐败是指只有以腐败作为润滑剂,政府部门才能提供"正常"的公共服务。在这种系统性腐败中,腐败实际已经成为官员行事的常例,成为他们的一种生存手段,久而久之内化为一种不会引起内心道德冲突和愧疚感的"规范",而不同流合污者必然受到系统性排斥,这反过来使腐败更加严重、更加猖獗、更加根深蒂固。

  退一步说,在系统性腐败中,"反腐"即便得到"圣上"的支持、严肃处理了个别贪官从根本上说也无济于事,因为仅仅是孤立地处理一个又一个贪官,并不能遏制日益严重的系统性腐败,更不能从根本上清除腐败。

  而且,在制度缺漏导致"无官不贪"的情况下,大面积肃贪甚至会使整个行政系统瘫痪,任何反腐者都不能不面对实情而有所宽宥,所以有必要再强调一下郭嵩焘的观点:在制度缺欠造成普遍腐败的情况下,对官员"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严"则"弊不可胜言矣"。但是,对腐败的宽宥又会使腐败更加严重……这种恶性循环,最终是"系统性崩溃"。

  郭嵩焘的悲剧正在此点。大概,这也是所有"生于末世"却又不愿同流合污、不忍眼见"大厦倾"的"清官"们的悲剧。纵然"才自清明志自高",但终难免"运偏消"的结局。"清官"们的个人命运如此,如果长期不能"崇实政"解决制度性腐败,一个王朝的命运也必然如此。

  雷颐,凯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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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中共革命队伍里的包办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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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革命队伍里的包办婚姻
Sep 7th 2013, 04:23, by 明鏡雜誌


  我们在这里叙说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张今慧是投奔延安的女青年,在她82岁写作的回忆录《夕照回眸》中,叙说了自己在革命军队中被党员包办婚姻的过程。


  她本是父权制封建家庭中受尽男尊女卑思想压制的一位女性,从小她体验够了男尊女卑的待遇。她有一个弟弟,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在封建家庭中,祖父、父亲不把女孩当人看。从她出生开始她就被认为是讨厌鬼、赔钱货、白吃粮的多余人。她小时候病的很严重,祖父和父亲不给她看病,等着她死,她说好狠心啊。而弟弟一有点小病,祖父、父亲就如临大敌,不仅寻医问药,还到处求神拜佛。她想念书,祖父、父亲冷酷地拒绝,说女孩子念什么书,本来就是赔钱货。他们把她当不花钱的劳动力,只等哪一天把她嫁出去了事。她悲叹:女人的命真苦啊,就像一根草。但她是一个有志向的女孩,在生活与劳动中,什么都拿第一。同时她也是一个敢于反抗的女孩,当部队来村里招文艺兵时,她说我要离开哪个不公正的封建的爷和爹,我要离开痛恨的、充满男尊女卑思想的封建家庭,我要做一个共荣的解放军战士,去平等的革命军队中去,再也不回哪个封建的家。17岁的她投奔革命,她以为在共产党的革命队伍中,不仅能实现男女平等,还能实现自己远大的理想与抱负,得到真正的自由与快乐,但事实并非如此。她参加革命后仅一年时间(18岁),她的抱负还未施展,她的理想还遥遥无期,就"被结婚"了。婚后一年有了孩子,从18岁到28岁,她生了6个孩子。在被包办的婚姻中,她没有得到丝毫的爱与温情,得到的是大男子主义的粗暴对待,得到的是冷酷与蔑视。她长期郁闷,她觉得自己的意志好像被强奸了,但无处申冤。别人认为她应该感到荣幸,因为她被比她地位更高的军官看上了,她应该感激才对,但她却愤愤不平了一辈子,直到82岁写作回忆录才一吐为快,但别人却觉得她忘恩负义、不仁不义。


  来到延安后,张今慧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情:像一只快乐的、自由的、展翅的燕子,飞翔在广阔的天空中,她有太多的梦想去憧憬,她像一棵刚刚接触阳光的小树,想着茁壮成长的未来,想着风发进取的乐趣。她时刻想着一个女孩要争气,要有志气,要做出点事情来,要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学点本领,为社会做点贡献。生活刚刚开始,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但原来这只自由快乐的燕子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在党的控制之中。她的意愿是学点本领,做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但比她更强大的力量要她结婚。她才18岁,她是为了逃脱女人只有结婚的命运才来到革命军队,但革命军队也还是让她结婚。她所在的冀晋军区文工团里,大她10岁的28岁的邢团长看上了她,派戏剧组长来说媒。她说她不想谈对象,因为她的理想和愿望还未来得及实现。她参加革命,是为了解放,为了自由,为了做一点成就,不是为了结婚,结婚是未来的事,等再长大一些再说。但在革命军队里的这些共产党员眼中,她并没有什么未来,与首长结婚就是她最好的未来。但这个革命女青年坚持她有她的追求,这个追求绝不是结婚,因为她才18岁。于是在戏剧组长说媒失败之后,副团长的夫人又来说服(由说媒到说服)。张今慧又拒绝了,因为她确实不愿意结婚,确实想做一点事情。她想面对广阔的世界,而不是狭小的家庭。团长干脆亲自出马为自己的婚姻说服张今慧,三次找她谈论婚事,但没有结婚意愿的张今慧铁了心不同意。张今慧是一个有个性、有血性、有深情的女子,嫁人一定要嫁自己喜欢的人,她感觉不对的事情绝不能同意。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没有经她同意并她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而团长知情),副团长和指导员竟然开始操办团长与张今慧的婚礼,这是绑架!如同山寨王绑架一个弱女子。但这种事就发生在革命队伍里,就发生在张今慧身上,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们干的。《夕照回眸》中说,战争年代,革命军队里的领导干部,当他们够结婚条件时,"年龄偏大,只要他们选中某个人,女方如果不同意,组织上就千方百计撮合成婚,使一些女性失去自由选择的权利。像我这样始终拒不同意,单位领导利用职权寻找时机突然举行婚礼的事,却实属罕见"(第56页)。那天,1947年初春的那天,当张今慧知道大家操办的婚礼原来是自己与团长的婚礼时,她立刻去质问团长?她说:"八字还没有一撇呢,怎么能说结婚"。团长说:"怎么说八字没有一撇呢,你没有拒绝就是同意呗"。她说:"我已经对你和找我谈这件事的人都说过,现在不想找对象,你还叫我怎么拒绝?"她问:"是你向上级写了结婚报告吗?"团长说:"报告不是我写的,是团部写的,具体是谁写的我也不清楚"。她说:"写以前和你说了没有?"他说:"说了一声"。她说:"你为什么不经我同意,也不让我知道就让人写报告?"副团长进来说:"报告是我和指导员写的"。她说:"你们为什么不经我同意就写报告?批下来为什么又对我保密?来这里这么长时间,为什么还不告诉我?""就是父母包办也得让本人知道啊!你们这叫什么做法?"团长说:"我也没想在这里结婚,这纯属同志们和组织上的关怀",她说:"关怀、关怀,当然是关怀你了!"这不是抢劫吗?而且这些共产党员和军人还是一群小知识分子呢?!


  一个令人吃惊的婚姻就这样缔结了,就发生在共产党的队伍中。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共产党一直宣称主张男女平等,一直倡导废除封建包办婚姻,但真相确是男女不平等的封建包办婚姻就发生在革命军队的共产党员身上,这些不被人知的内幕是多少年之后才被披露的。当时共产党的宣传说,在解放区,在革命队伍内,已经实现婚姻自主、恋爱自由,妇女早已从落后的封建包办婚姻中解放出来。正是这种宣传,让许多向往自由的女学生投奔延安等革命根据地,许多寻求解放的女性因此参加了中共领导的革命。张今慧也是受这样宣传影响才来到革命队伍的,但没想到的是,她来到部队的第二年,18岁就"被结婚"了。张今慧百思不得其解,她的命运为何在革命军队中被这样安排了,她千万次的问?她想:就是父母包办的婚姻也得事先让本人知道,一般情况下,那个"父权制"的封建家庭似乎还有些人情味,而组织比父亲还专断,竟然本人事先完全不知情,等到结婚的那天,司务长和炊事员大声嚷着:"办喜事了,邢团长和张今慧要结婚了",她才知道。但不管她是多么的震惊和气愤,她最终还是屈服于军队"一切都服从组织安排",她无路可退,除非她再退到她痛恨的封建家庭。女人一路逃,最后还是逃不脱被安排的婚姻。直到82岁写《夕照回眸》时,张今慧还气愤地批评道:"那些以组织名义出面的,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为了讨好领导,对共产党提倡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置若罔闻,背道而驰。这种滥用职权、无视女性人格、践踏女性尊严、剥夺女性自主权的恶劣行为,是很不道德的,莫不有损党的威信"。


  当时的革命队伍中,特别是实行供给制的人员中,男多女少,比例超过10:1。在婚姻问题上,一方面对革命队伍里的男性规定了更高的婚姻门槛,比如"二五八团"--二十五岁以上,参加革命八年以上,团级以上。男女比例失调与权力关系的后果是,党组织撮合男女革命者之间的婚姻,往往以身为领导干部的男性为本位,照顾他们的需要,说服、动员、甚至强迫女青年嫁给这些男性领导干部。像张今慧这样的女青年,她们是为了挣脱父权制的迫害与压迫才来到革命军队,这就意味着破釜沉舟,离开了父母。她没有想到,自己刚刚跳出了父权的牢笼,又跌进了组织的陷阱。戴锦华认为,"此时此刻,解放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她们将作为新生的女性充分享有自由、幸福,而意味着她们应无保留地将这自由之心、自由之身贡献给她们的拯救者、解放者--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戴锦华,《涉渡之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11-12页)。张今慧的"被结婚"表明,参加革命的女性,并不是牺牲了自由,就获得战士的平等,在婚姻问题上,作为战士的女性,与男性首长并不享有平等的、无差别的地位。她们在献出自由的同时,还要服从革命的需要,组织的需要,将自由之身献给地位高于她们的男性革命者。革命队伍里婚姻的潜规则是按照地位更高的男性革命者的单方面需要来安排的,地位较低的女性革命者只能被动接受,这是另一种权力关系,献身革命,就等于被动地献身比自己地位高的男性。当初投奔革命时,她们不知道这种权力关系,因此她们感到屈辱。


  二


  婚姻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权力关系。28岁的团长并没有因为这个18岁的女子嫁给他而感恩戴德。他只是找了一个满足性欲、生儿育女的工具,他只是找了一个操持家务的老婆。至于爱、感情,他没有付出的必要,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且他的使命是为革命工作,这可以让他更加理直气壮。所以他把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带到家庭,他还是首长,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结婚了,完事大吉了。作者回忆说,所以:"(婚后)在一块时,他也没有多少话,既不关心我的生活,也不关心我的学习,也不谈他自己的事。我心里总是不痛快。虽然是新婚,没有亲热的感觉"。


  婚后一年,张今慧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女孩出生了。在革命队伍中,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写到:同是革命队伍中的人,女人却必须尽生育和养育孩子的义务,男人们实现着他们的抱负,同时实现着他们地位的不断上升。女人们却必须为孩子付出许多。你不生孩子吧,人家说你没尽女人的义务,你生孩子而且热衷于孩子养育吧,男人们说你落后,总之当他们要与你离婚的时候,总是有充足的理由。生孩子和操持家务是女人的事,所以张今慧的六个孩子的一切都是张今慧一人操持,你就是累死,对方也不会帮你一点点忙,革命军队中的男人仍是封建的男人,认为孩子与家务就是女人的事。张今慧说,她的丈夫一辈子不干家务,一辈子不体贴她,一辈子不关心她的学习、工作。张今慧好像嫁给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大男子主义"。生育、生育,男人的快乐变成女人的奴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们以为妇女解放的所有问题随着政治的变革都可迎刃而解。但事实是,传统的男\女的支配\从属关系其实没有消除,而是更深层地和更广泛地与党、人民的绝对权威、服从关系互为影响和更为有效地发挥其在政治、社会、文化、心理层面上的作用(戴锦华,《涉渡之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14页)。封建的"父权制"似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不再统治女性的生活,但男权制却一直被遮蔽着,从没有清理过,始终存在于个人的家庭生活中。这就是在社会生活中,男女平等了,但在家庭生活中,女性还充当着传统的角色,男性也充当着传统的典型的男性角色,正是这种性别角色使得张今慧承担着巨大的家务劳动,受着无形的家庭剥削。


  张今慧是一位热爱社会工作的人,因为社会工作能体现她的价值,在社会工作中,她比在家庭生活中快乐和舒畅,所以她甚至是一个工作狂。这个曾经是抗日儿童团团长的女孩,本来很有组织才能,处事公正,有责任感与工作热情,文革前她创办了中国作家协会幼儿园,并担任过一任园长;担任过《世界文学》编辑部党支部书记、办公室主任;四清时,任工作队队长;文革中下放农村,担任过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改革开放后,先后任过保定市文化局副局长、保定市文联党组书记、主任等。她担任过大大小小的领导职务,都以待人正直、与人为善、工作负责,受到所在单位男性和女性的尊敬与欢迎。虽然她受教育程度不高,但她信仰知识,尊敬有知识的人,做人正直又正派,与高级知识分子相处得也很好。她每到一个单位,都能得到大家真诚的爱戴,她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始终是成功的。


  但同时,她的婚姻角色又是失败的,她在家庭生活中,一直承受着丈夫的压力。张今慧的丈夫,在家庭中,是一个自以为是、顽固不化的封建大男子主义者。张今慧说她的丈夫没有温情,无情无义;对她本人和孩子们不懂关怀体贴,没有多少爱心;在工作上不仅不关心她,而且如她的爷爷、父亲一样阻挠她,歧视她;在家庭中也较少尽丈夫和父亲的义务。但在社会上,他是一个好人,在工作中是一个好领导。刚转业到地方,他们来到北京的文学研究所,所长是丁玲。张今慧看到有的同事的妻子上了大学,当时,调干生读大学的机会很多,她虽然有了两个孩子,但年龄才二十出头,也想到大学读书。当她向丈夫说出自己的愿望时,丈夫冷冰冰地说:"你不把孩子的事安排好就别去,我是没有时间的"。在职业与事业上,男人不仅是优先的,而且是理直气壮的,他们认为女人你有个工作干着就不错了,你还要追求什么?你追求又能怎样?在他们的观念中,女人的职场就应该在家庭。看好孩子,干好家务,把丈夫伺候好就是女人的工作。就这样,张今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是被社会剥夺,而是被丈夫剥夺。当张今慧对丈夫说她不适合去幼儿园工作时,丈夫说:"你这个小干部干什么不是一样,有事干就行了吧"。他从来不了解自己的妻子,也不屑于去了解,因为在他的观念中,女人都一样,你的世界在家庭,工作只是摆摆样子罢了。张今慧最恨这种瞧不起女人的男人,事实上,张今慧是一个敢负责,有能力的女性,但他的丈夫永远看不到这一点,因为他对女人的观念永远不变。他的妻子在他眼里永远是一个小人物,一个女人而已。丈夫对待自己的态度,让张今慧一生感到压抑与不满。

  张今慧的生活就是那个年代女性生活的写照,女性所受的痛苦正是来自男权思想观念的痛苦,提倡男女平公仅仅是一种口号,女性实际的生活却离理想相去甚远。所以,认为解放后的六十年,我们已经完全实现了男女平等的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


  张今慧的丈夫是一个老共产党员、老干部,也是一个知名的作家。从抗战时的文工团长,到后来的厅局级文化干部,在单位和社会上,他不整人,不害人,创作上有一定成就。但在家庭中,他是一个男权意识非常强的独断专行的男人,不愿意为家庭尽义务,只要求家人关心他,照顾他。他的妻子在社会上,也是一位领导干部,而且是一位尽职的好干部,她生了六个孩子,所有繁琐家务都是她的事。当妻子因为工作忙晚回来时,或周日加班没有给他包饺子吃时,他会挥舞着手中的拐杖大喊大叫地说:"你不管这个家庭了?!"在封建男人的心目中,女人首先应该伺候好他,其次是孩子,再其次才是工作。工作,最好不做,更不能做得出色,更不能做的比他强,否则他的统治合法性和权威将受到质疑,他的君临一切的地位就会受到动摇。这样的男子主义者一定不会关心女人,一定是"无情无义"的,因为他以自我为中心;这样的男人一定是"一意孤行"的,因为他没有平等思想;这样的男人一定是顽固不化的,因为他不会反思自己。这种专制而传统的男人,虽然不关心妻子与家人,但还认为你们的一切都是我给的,你们是靠我养活的,所以我爱怎样对待你们就怎样对待你们。


  张今慧及哪个时代的女子的苦,不仅在于她们得不到丈夫的理解、关怀和支持,还来自于沉重的家务负担。张今慧在完成了自己的社会工作之后,还要承担巨大的家务负担,这使她一辈子都处于紧张、忙碌与压力之下。6个孩子的一切:吃喝拉撒、上学、生病都是张今慧一个人的事。在外是领导,在内是管家,她负荷着沉重的双重劳动,这种"双肩挑"使她的生活喘不过气来。


  等到82岁时,经过种种的内心斗争,张今慧终于喊出了自己的痛苦与压抑。但许多老朋友老同事认为她不应该写这样一本回忆录,这会影响她已经死去的丈夫的声誉。但女人要一辈子牺牲吗?张今慧的回答是"不",她一直是一个反抗的人,所以她决定将她经历的一切说出来、写下来,否则她会死不瞑目。作为一个人,她有她的人格,她是一个有追求的人,她最后要争一次自由,书写的自由。正由于她的这一次抗争,我们才了解了作为一个女性的她的不为人知的故事,女人的个人史,就是女人的历史,就这点而言,她在为女性的历史书写,她在为女性发出愤怒的呼喊!


  张红萍(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所研究员),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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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中國密報》(第13期):周永康谷開來也有一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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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mbnail 《中國密報》(第13期):周永康谷開來也有一腿
Sep 6th 2013, 21:17, by 大事件





内容提要

專題
薄熙來不敢說綠帽:周永康谷開來還有一腿/1兩個人毀掉薄熙來/24法庭上的薄熙來跟倒台前沒太差別/28薄熙來落入當局"圈套"/36習近平顯然不最後拍板人/38庭審顯示薄熙來對央仍具影響力/46五天審判無一證人出庭支持薄熙來/50薄熙來極力自辯但未觸及政治內幕/54法庭對決透露點訊息/58王岐山毫無疑問是同情薄的/65這次庭審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公開/69薄熙來昔日"盟友"今何在?/80
專訪
為什麼中國不能找一條雙贏、繞開憲政的路?/83
大思
俞可平民主論是偽裝的"群眾路線"/87未來十年中國"大變革"指望"四大事件"/90
財道
地獄就像現在的中國:人,煙霧瀰漫/96伴隨中國人走完餘生的八大經濟危機/104中國機場:全世界最大服務最差/106
文情
德國大尺度影片《潮濕地帶》獲獎熱門/118
参考
"
九號文件"明確無誤得到習近平首肯/120以為"中央還可能有不同聲音"幻想可以破滅了/124摩根大通僱中國幹子女遭調查/134
世情
柬埔寨最激烈選戰僵局等待化解/152埃及民主:娘胎中患不治之症/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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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楊尚昆未料到竟然被鄧小平拋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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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尚昆未料到竟然被鄧小平拋棄了
Sep 6th 2013, 20:41, by 曾雙

陳亦凡 專稿


一直以來,關於"六四"血最流行"真相",對北京實施戒嚴繼而屠城,拍板的是鄧小平,執行的是楊尚昆;楊尚昆對"六四"血案負有責,但只是脅從責任。持這種看法的最權威人士,當屬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屯。《許家屯回憶與隨想錄》說,楊尚昆原本是支持趙紫陽的,最後是迫於鄧小平的壓力才參與鎮壓學運的。

未普撰文指出,在"六四"血案中犯了脅從罪,想必也是楊尚昆希望後人給他的歷史定位。楊尚昆在1998年對蔣彥勇醫生作如是說:"'六四'是中共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我本人當時雖然只好服從老爺子的意向行事,也負有責任"。

 
楊尚昆與鄧小平。

但如只是脅從責任,何必要掩飾呢?借廖漢生的口主張戒嚴是一件嚴重的事,如果只是脅從,是說不出這種話的。楊尚昆親人或友人或許意識到這一點,於是就幹了一件貌似聰明實則愚蠢的事,將楊尚昆的這段話從《中國"六四"真相》一書中刪掉了。當然,如果換作是鄧小平或李鵬的人掌握了這批材料,他們在公佈前,也會把不利於鄧或李的證據湮滅掉。

但是他們湮滅不掉別人中的證據。趙紫陽的《改革歷程》便恢復了517日會議的真相,並露出了《真相》一書的馬腳。此外,馬克·佩里(Mark Perry1992年出版的的《遮天蔽日-中情局的最後日子》(EclipseThe Last Days of the CIA)也披露了不利於楊尚昆的證據。該書說,根據"六四"期間隱藏在北京飯店,燕京飯店等地的國中央情報局人員發現的證據,楊尚昆派出27軍到北京鞏固他在政治局的地位,殘酷的屠殺是他個人刻意安排的結果。

還有,陳小雅的文章《趙紫陽與楊尚昆的"默契"》也提供了為何楊尚昆從對戒嚴轉變到支持戒嚴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證據。她說,一位自稱是戒嚴部隊領導的子弟曾透露,楊尚昆答應支持鄧的戒嚴決定,是有個條件的。第一,讓他的弟弟楊白冰主持;第二,戒嚴部隊從各軍調人;第三,外圍佈置導彈部隊。這三個條件,實際上是三舉動——主持、調人和佈置都由他楊家將完。這樣的作用哪裡只是脅從呢?

此外,吳稼祥的文章顯示,楊尚昆不僅極富野心,而且極富謀略,其野心於諸葛亮,其謀略不亞於諸葛亮。想想看,借調動軍隊進城、指揮戒嚴和屠城並最終平息動亂,是任何一個政委出的人在軍內高層剪除職業軍人異己、培植勢力、鞏固軍權千載難逢的良機。以楊尚昆的野心和謀略,他不僅看到了這個機會,也身體力行抓住了這個機會。


但他的殺紅了眼的士兵們完全失控了,屠城的結果極為慘烈。這可能是楊尚昆始料不及的。他更料不到的是,他最後竟然鄧小平拋棄了,他的憑藉"六四"發達起來的楊家勢力,不過才三、四年的功夫,就灰飛煙滅了。楊尚昆顯然不甘心就此消聲、消亡。所以才先有了對蔣彥永講的懺悔的話,後有了《中國"六四"真相》的出版。通過這兩大舉措,楊尚昆可能想達到以下幾個目的:

其一,把自己在"六四"中的作用定位於脅從,籍此減輕在"六四"血案中的責任。楊知道,屠城的責任是撇不清的,但把自己打扮成迫不得已執行鄧小平命令的人,責任卻可以減輕一些。這應當就是楊的人在《真相》中刪掉一些對他們不利證據的動機。

其二,自保。從鄧小平到李鵬,當年直接參與"六四"屠城決策的高層,近年來都不約而同地以各種方式推卸他們在"六四"中的作用。鄧小平的兒說,"六四"屠城是中央集體決策的結果,不應把所有的罪過都算在鄧小平一人身上。而罪大惡極的李鵬也要出版日記為自己開脫責任,恨不能把他所有的罪過都推到鄧小平身上。這說明,擔心被清算是楊尚昆、李鵬還有鄧小平的後人共同的恐懼。

其三,報復鄧小平在十四大把楊家將連鍋端的一箭之仇。你鄧小平不仁在先,我楊尚昆不義在後。如果我楊尚昆的責任減輕了,你鄧小平的責任自然就加重了。(《內幕》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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