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2日星期一

明鏡歷史網: 同代人的吊唁——雨中谒重庆红卫兵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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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代人的吊唁——雨中谒重庆红卫兵墓群
Aug 12th 2013, 15:00, by 明鏡雜誌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
  ——鲁迅《野草·墓碣文》

  六月十三日。星期三。

  长年蜗居在家,极少外出。这次借探望儿子的机会来到重庆,便想到有名的"文革(红卫兵)墓群"去看看。儿子就读于川外,即将毕业离校。四年前送他入学时,就曾动过寻访此墓群的念头。那时,已经读过丁帆先生发表在《随笔》上的文章,第一次听说有这么个奇迹般的所在,从此念兹在兹。但偌大的重庆,线索点无,教人从何寻起?再加来去匆匆,有限的时间都颠腾在跟儿子办入学手续的忙乱里,终不得不抱憾而归。这次不同了,时间充裕不说,很巧的是,行前同样是在《随笔》上,又读到侯艺兵先生的一篇文章,谈的也是重庆的文革红卫兵墓群,而且,文中还披露了墓群的具体位置--沙坪公园内一处僻静的坡地上。有了如此明确的方位,说什么也不能错过了。

  清早,偕妻子从下榻的川外宾馆冒雨前往。儿子提前赶来,自告奋勇要为我们带路。所以这一趟,变成了一个家庭的集体探访了。我们打了个的,直奔沙坪公园而去。

  公园不售门票,可以自由出入。这在处处都需掏钱的今天,似不多见。入园后,我们径直沿着中间那条主道朝园后走。途中曾向一位年纪较长的本地游客打问。对方初听,略显意外,稍有迟疑后说:"再往前去有个湖,湖边有个台子,台上有人在那练歌,过了台子就到了。"我们谢过前行,很快就见到了湖,却没见到有人练歌的台子。儿子说应往左绕过湖去,我却坚持继续往前--我想,我应该凭感觉找到这地方。结果,不觉就来到了园后,举目四顾,却见不到任何墓群的影子,只好从儿子意,原路返回湖后的路再往左绕。这一下还真找准了方向。没走多远,就见到路旁有座杂草丛生的坟墓,我呯然一动,以为就是它了。走上前去,拔开杂草一看,却是座军人墓,不免有些失望,刚抬起头来四下张顾,突见就在这墓的后上方,有道围墙,围墙内树木森森,浓荫密布,几座棱角坚硬的碑尖,正透过树影,从围墙顶上闪露出来。我心中一喜,到了。

  不出所料,绕过脚下的军人墓,往前几步,便见路边有条斜铺的小径,沿小径而上,就来到了这围墙的入口也即这墓群的大门。两扇栅栏似的铁门,锈迹斑斑,迎面洞开。大门右侧的水泥墙上,不知何人用红漆写下"文革墓群"几个大字,正与侯文披露的照片相同。我举起手中的相机,换了好几个角度,都无法避开那些遮挡镜头的杂草树木,只得勉强照了几张入口照,然后步入园内。


  (一)

  进得门来,但见中间一条甬道,笔直地往前延伸。墓茔左右横列,参差错落,占地有大有小,墓碑或高或低,并不规整一致。碑形多为尖顶或方尖顶式,也有仿人民英雄纪念碑式的。碑上题字则多为"死难烈士万岁"、"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等武斗时期最风行的毛氏话语--诗词、题辞之类。碑座上刻有死者的名字,背面附有简单的介绍:年龄、性别、死亡时间以及导致死亡的事件等,落署多为死者生前所属的组织。不过,由于年久日深,风雨浸蚀,有不少碑文已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剥落,有的甚至漫漶不清,连姓名都难见踪迹了。这也难怪,几乎所有的墓碑都是用水泥、砂石混合塑成(我好象没见到一座石碑),即使有的建得高大、挺拔,到底是"泥胎"做的,经不住岁月的剥蚀。

  我沿着甬道,左行右绕,费力地穿行在那些坟茔之间,一边拍照,一边扒开乱草,仔细辨认碑座上的文字。由于每座墓占地不一,有的疏朗开阔,有的逼仄拥挤,再加上乱草杂木的遮挡,要看清每座墓基上的文字确实殊非易事。天上的小雨仍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墓园里湿漉漉一片,满地的枯枝、败叶,散发出阵阵薰人的腐植土味。坟墓四周,茂密的荒草、藤蔓和各种叫不出名来的野生植物,恣意疯长,许多坟墓都已被围得水泄不通,愈加透出一种荒凉中特有的繁茂。当年植下的苍松翠柏,大多已被那些长势良好的野生杂木所掩盖。看来,在没有人工护养的条件下,墓园里的生存机制又回归到最原始的丛林法则,那些自然竞争中的强者,一个个后来居上,快速成长,以自身特有的强悍,抢夺着那有限的阳光、水分,终于喧宾夺主地成了这块土地上的主宰。在它们那枝繁叶茂的高大身躯的笼罩下,整个墓园浓荫蔽日,光线晦暗,更加透出一股阴郁、森冷的荒寂气息。除了我们一家三口,墓园中再没有人影。儿子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到这样一个寥落无人的所在,为什么独独对这样一堆显然早被人遗忘的荒坟感兴趣。妻子大概知道,但她恐怕不会有更多的兴致。在跟着也看了几座墓碑之后便大叫蚊子厉害。这些在草丛中安居的小动物,突然受到惊扰,立即发现了送上门来的美味,便逮住合适的血型一顿猛攻。不得已,她们母子只好撑着雨伞站在原地等候,任我一人在那垒垒荒塚间穿行。这样似乎更好。因为他们或许有所不知,除了凭吊我的这些同时代人之外,我更想以一个红卫兵的身份,来实地体验一下一个苟活的生者在面对这些年龄相近、身份类同的亡魂时,心里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而这是需要孤独的。


  (二)

  今年是文革爆发四十周年,结束三十周年。按照以往惯例,这是"严防死守"的年份,不会有任何相关的文字见诸媒体。多年来,我们早已习惯了这种控制和管束,甚至习惯了将文革视之为禁忌。于是,在有意遮蔽和强制遗忘的双重威压下,后来者们已不知文革为何物,亲历者们则多数已经忘却或麻木。于是,在当下中国--至少在文革问题上(事实上远不止此),竟出现了罕见的全民大失语,谁也不敢去碰触这个敏感的"公众话题"。人人都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没改变--从来如此。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沉醉在一片"盛世"的富庶和满足里,在利益和欲望的驱动下,在流俗和时尚的蛊惑中,人们忘乎其所,纵意追随,竞相奔忙在"致富""发财"的快活中,满耳是海晏河清,天下太平的颂辞,哪里有一丝怨鬼冤魂的影子?有一点劫后余生的忧虑、惶恐乃至不安呢?

  因此,当我置身于这片已被公众记忆遗忘了的墓地,独自去面对那些似熟悉又模糊的年轻面影,并又重新读到那些耳熟能详的时代话语时,心中真有一种时空错位,隔世相逢的感觉。就有如一座埋藏在脚底下的宫殿,虽然近在咫尺,天天都与你隔土相伴,你却浑然不觉,直到有一天,你不小心撞开了那条通往其间的暗道,走进去,你才发现,那里隐藏着另一个世界,你就像一个外来者,代表着一个世界对另一个世界的回访。所不同的是,我闯入的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我完全陌生的世界,而是我也曾经生活过的十分熟悉的世界。所以,徜徉其间,那些斑驳、残缺的文字,散发出的是一种久违的亢奋和激情,一种既熟悉又陌生还似乎很遥远的空泛与狂热。我犹如乘着幻想中的时间机器,穿越在消逝的岁月中,一下又回到了那个我也曾置身其间的历史现场: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没日没夜的演讲、辩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群情激愤的批斗会、誓师会,漫天飞舞的传单,响彻云霄的口号,举着红旗佩满袖章的人流,随处可见的大标语、大字报…… 从批"三家村"、批"黑帮""黑线"到批老师批同学批校长;从斗"牛鬼蛇神"到斗"走资派"、"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从"炮轰"、"火烧"到造反夺权,建立"新生的红色政权",大联合而后大分裂;"针锋相对,文攻武卫",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捉对厮杀。梭标铁棍之下,血肉模糊;枪林弹雨之中,脑浆涂地。多少人出生入死?多少人因伤致残?又有多少人命喪黄泉?他们之中,有的或许已经成年,但更多的却都是些尚未成年的"半大孩子",是所谓的青春花季。他们懂得什么叫信仰?什么叫革命?懂得所谓"生"的意义或"人"的价值吗?他们甚至还不懂得"爱",不懂得"恨",更不懂得"死",就稀里糊涂地送了命,这究竟是谁之罪?是谁扰乱了他们的平静,迷惑了他们的心性?又是谁让他们去相互敌对,自相残杀,从而酿成了这场旷古罕见的大悲剧?对于这样的悲剧,这样一场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祸乱和浩劫,为什么不允许人们进行彻底的反思和清算?在文革禁忌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掩盖着什么?导致文革产生的根源与强制遗忘、拒绝反思之间究竟存在着一种怎样的逻辑关联?为什么直到今天还在高唱"彻底否定"的同时又百般忌讳不敢面对?这是一块怎样的心病?其中到底暗藏着什么样的隐秘与玄机呢?


  (三)

  听说这墓地里的死者,最小的仅有14岁。果不其然,我很快就发现了这样一座四人合葬墓。墓碑上载明:"邹卫选,男,14岁;邓木生,男,16岁;刘显梅,女,18岁;艾东,男,20岁"。下有一行小字:"为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于1967年8月18日英勇牺牲"。落署为"新十九中红卫兵兵团、八·一五战斗团"。

  "十四岁","六七年",也就是说,这孩子当时至多是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比我还小两岁,矮一级。这样的"小小少年",在今天,不正是父母拢在身边,百般骄宠的宝贝吗?而他却居然已经在为"捍卫"什么而"英勇牺牲"了。想想而今的"少爷小姐"一代,命运缔造者的苛酷与无情真叫人心寒。在另一座甚至连姓名也不完整的墓前,我还发现了一名16岁的少年。这是一座独葬墓,墓碑上书"死难烈士万岁"几个大字,碑座上的名字为"曹宗□烈士",姓名的最后一字已完全风化剥落。下面同样有一行小字:"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光荣牺牲,男,时年十六岁"。落署为红岩一中,未见组织名称。还有一座没注明年龄的,也是独葬墓,墓碑塑得更显气派。碑上题辞:"砍头何所惧,革命志不移,敢上刀山下火海,誓死保卫毛主席"。碑名题"江丕嘉烈士",下注一行小字"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优秀战士"。

  除学生而外,还有不少的工人或职员。有一座合葬墓,我数了数,共葬有八人,而且打破常规,罕有例外地一一注明了出生。讲究阶级,注重出身与"血统",这是那个年代特有的标记,将之刻上墓碑,则是文革革命葬仪的创新之举,无意中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份难以消抹的物证,自然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碑上题刻"死难烈士、二七烈士纪念碑之墓",读之不免怪异,既已"纪念碑"又何来"之墓",岂非画蛇添足?再看碑后,上刻"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碑铭,碑座上则赫然题有"讣告"两字,全文如下:

  "我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总指挥部、金属兵团全体战士沉痛哀悼: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在1967年,我团优秀战士:

  李叶明(男21岁,工人出生,本人工人)、王万绪(男,25岁,工人出生,转业军人)、关昌志(男,24岁,工人出生,本人工人)、陈兆□〈字迹不清〉(男,27岁,工人出生,本人工人)、李正旺(男,15岁,工人出生,本人学生)、何朝炳(男,22岁,工人出生,本人工人)、周科许(男,26岁,工人出生,转业军人)、姚远志(男,22岁,工人出生,本人工人)在'七·七'、'八·八'、江北'八·三一'反革命事件和文攻武卫中壮烈牺牲。1968.10.1日"

  忽然心生疑窦:似这样的多人合葬墓,当年下葬时是葬的尸体呢,还是骨灰?若是尸体,仅碑下的那一片五尺之地,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容下八具尸身的;若是骨灰,又有资料介绍目击者的回忆,说当年的葬礼都很隆重,除了鸣枪,放炮以致哀悼外,死者多装殓于棺椁中。或许,应该是两者兼而有之吧?不然,那座人数最多共葬有三十七人的大墓就有点让人不可思议了。

  单从外表看,这也是整个墓园里最引人注目的墓碑之一。除了高大、气派(约六、七米高),占地较宽外,修建上也很讲究,碑形仿人民英雄纪念碑样式,端庄方正,表面抹以一层光滑的水泥涂料,碑下还建有装饰性的墓栏。碑面题字虽有部分脱落,仍可明显认出"八·一五烈士纪念碑"的字样。碑座上刻有"悼词"一篇,行款自右而左,竖式排列。一笔行草,字体潇洒娴熟,还兼有几分劲逸,颇见书法功底。在那个年代,还敢按照旧式款样,从右而左("右"可是当年最大的忌讳)地书写烈士碑文,实属罕有的大胆了。看来书写者一定是位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人。表面光滑的涂抹层很容易剝落,所以,悼词正文亦难逃此厄运,所幸大体还算完整,特抄以留存。其词云: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以上几字脱落)的亲密战友许子卓……(脱落,下同)□(三)十七位同志,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决战的关键时刻,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国防工厂,保护革命群众的生命安全……于一九六七年七·八……的护厂斗争中壮烈地牺牲了。

  我注意到,几乎所有述及死因的墓碑上,都要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一句雷同的话,"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语,似不足为奇。但细加思考,便会发现,这表面的套话,实则正是一句解读其悲剧缘由的命运关键词,这既是导致他们死亡的真正原因,又是对他们的无谓之死所签署、加盖的一份合法性证明。他们正是凭此获得了"烈士"的尊号与殊荣。没有这一条,他们不会去慷慨赴死;没有这一条,他们也不会被尊为"烈士"而隆重地安葬于斯。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也正因为这一条,才令他们的死很快就变得毫无意义,并最终导致了他们后来的尴尬与难堪,孤独与落寞。他们是不幸的,更是无辜的,因为他们拥有的合法性太有限,太短暂,也太可笑。所以,他们只能是转瞬即逝的"英雄",是那段集体颠狂,精神迷失的历史可怜的牺牲品和殉葬人。一旦迷雾散去,光环失落,他们就被还原为一堆什么也不是的怨鬼冤魂。在巨大的历史隔膜面前,后人读不懂他们,还当他们是一群中了邪的疯子,愚不可及,不可理喻。

  在不少墓碑上,我发现有参观者用各种划痕写下的留言,其中有一条就写道:"文革怨鬼,各人要去死……"云云,语间的不解、冷漠、幸灾乐祸等等,颇令我不安,难过,我感到一种无言的悲凉与沉重。呜呼,逝者已矣,来者何堪?对今人而言,他们已是昨夜的星辰昨夜的风,历史无情,沧桑变幻,昔日"了却君王天下事",又谁知而今竟"留得身后薄幸名"。这固然是他们的悲哀,但后人不明究里,隔靴搔痒,"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不能从中引出必要的教训与警示,则那斑斑血泪,累累伤痕,就真真是逝水无痕,毫无意义了。幸而,我还读到了另一些迥异有别的留言,诸如"历史在这里沉思"、"悲哉"、"沉痛的历史"、"以史为鉴"等等,等等。看来,到这里来的凭吊者,也不乏有那么一些清醒的智者,能够洞穿个中隐含的意蕴与价值。


  (四)

  我知道,重庆的武斗,即使在全国也是排在前几名的,尤其是一九六七年的七、八月间可称高潮。在那段时间里,打得难解难分的重庆两大派几乎每天都会有人战死。与国内几座同样以武斗著名的大城市如武汉、上海、南宁等相比,重庆的特别之处是拥有几家大型的兵工厂,这就为两大派的武斗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除了步枪、机枪、冲锋枪等这些轻武器外,两派都动用了从高射机枪到坦克、装甲车、乃至野战炮等等这一类的重型武器,其惨烈程度自可想而知。重庆武斗死了多少人?精确数字恐怕没人知道。多年后,在一本名为《血与火的教训--文革重大武斗惨案纪实》的书中披露,包括重庆在内的全川死者为1,544名,伤者为三万多人,也不知其材料来源是否可靠。即使可靠,这样的数据恐怕也是"不完全统计"。在那个乱糟糟的年代,两派的战死者固然可能都会有数,但还有那些无辜的死者、伤者和失踪者呢,谁能将他们统计在内?

  重庆对立的两大派分别为"八·一五"和"反到底"。前者来源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重庆大学的部分学生因声援重庆师专的学生组织而与重庆市委当局发生对立和冲突的一次事件,后这些学生成立的造反组织就以之命名。因其资格老,影响大,是所谓"响当当的造反派",所以,在后来的运动中一直占居主导地位,并因此而成为新成立的权力机构(临时)"革联会"(全称为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二月成立)中的主流派,处于掌权地位。而"反到底"则是在组建革联会的过程中因对权力再分配不满而分离出来的另一部分造反派,以反对革联会而得名。或许正是因为处于掌权地位,而沙坪坝在当年又正属"八·一五"的势力范围,所以该派的死者才享有这样一片颇为可观的墓地,墓碑也大多建得气派。可惜不知"反到底"的烈士们待遇如何。据说,似这样的文革死难者墓地,在重庆及其周边各县,原本还有好几处,但时过境迁,后来全部都给拆除了,扒平了,就剩这仅存的一处--据说还是全国唯一的一处。而它之得以保存下来,似乎纯属偶然。早些年也曾有人建议将之拆毁,幸得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先生持审慎态度,决定修建围墙将之暂时封存,如此有意无意之间,方使之得以保全下来。不管怎样,此乃明智之举,既避免了"犯讳",又为那段历史留下了"活口"--一处以实物遗迹留存的活见证,可称功德无量。年来又有消息称,此墓地将再被开发,建作他用,引得网上一片反对之声。有人将之比作巴金先生倡建的文革博物馆的一部分,呼吁应妥善保存。可见兹事体大,不可妄动。幸又有报道称前说为谣传,一场纷扰,方告平息。但已足见这块"宝地"在人们心中的份量。

  流连其间,读着那些依旧热得发烧,烫得灼人的时代话语,真有如在永不腐烂的冻土带见到保存完好的猛犸象一般,其活鲜鲜的原生态模样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即如丁帆先生文中抄录的这段碑文,就充满了逼人的时代气息(遗憾,我没来得及找到这座墓碑):

  "七月山城上空乌云布,八月嘉陵江畔碧血飞,英雄的'八·一五'革命派惨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屠杀,我三七造反团的优秀战士,你们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屠刀下,坚贞不屈,用生命和鲜血履行了自己的革命豪言壮语,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安息吧,亲爱的战友,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二三O七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战斗团。
  1968年2月10日 "

  我想起了在火山灰下掩埋了一千多年的厐贝城。突然有一天,当这座沉睡已久的古城睁开双眼,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被灾难定格的瞬间,一个在封闭中被凝固下来的千年不变的历史画面:完整的城市布局、历历可见的街区、富丽堂皇的建筑、生动艳丽的壁画、以及原封不动的死亡姿态等等。原先被疑为只属于神话与传说的文明古城,不仅得以证实,而且,有关这座"失落之城"的诸多历史信息和文明细节--包括灾难发生时的许多细节,才第一次为人所知。以此推之,这块举世无双,全国唯一的红卫兵墓地,若能永久保存,那么,它将给后人的精神考古--未来的文革史乃至思想史研究,提供何等重要的资讯与实证!这是一块绝无仅有的"活"标本,一块无可替代的精神化石。谁毁灭它,谁就将成为千古罪人!


  (五)

  忽而心生奇想,如果历史按照那些碑文所期冀的方向发展,如果当初驱使他们去慷慨捐躯的那一切都是真理而非虚幻,一句话,如果文革真的被他们"进行到底",那么结果又会怎样?那个为他们所憧憬的"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会变成现实吗?那又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果真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好,那样纯粹吗?换言之,他们真的能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成为这个理想社会的奠基人?进而成为万民顶礼祭拜的"英雄"、"烈士"?

  我想了想,回答是肯定的:绝无可能,也绝对不会。因为,文革的逻辑已经注定,在一个乾纲独断的极权体制下,要想依靠专制者个人(无论这个人多么英明、伟大)的魅力或权威,去构建出容许民众参与政治,甚而能对各级官吏施行有效的监督和罢免的所谓"大民主政制",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不可能实现的。事实上,这是一个政治悖论,一个用花言巧语小心掩盖起来的二律背反。按照这样的二律背反,起点与终点对立,前提与结果矛盾,这样的逻辑显然不能成立。故而其演绎过程只能是:要么起点否定终点,要么结果颠覆前提,并最终颠覆领袖--这在个人专断登峰造极,绝对权威不容染指的权力架构下又如何可能呢?所以,文革实质上只有一个选项,一种可能,那就是:起点保障终点,结果服从前提。这就是逻辑的力量。事实证明,逻辑比语言更有力。决定历史及其演进过程的是逻辑而不是语言。在逻辑的强大推演下,文革所有美丽的语言都暴露出了它的苍白、无力,乃至狰狞和丑陋。所以,文革时期,那些曾令亿万人激动不已的标语、口号、理论、宣传,以及推想、预测等等,其实都不过是一堆美丽的泡沫,一个依靠谎言和欺骗、愚昧与迷狂而精心编织起来的骗局,其实质犹如鲁迅所言,就是暪和骗。正是这一点注定了文革死难者们在今天的尴尬结局,注定了他们被遗忘与被遗弃的命运。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

  如此看来,我想以一个苟活者的身分重返现场,既想保持某种事后的清醒,又要体味当初的迷妄,这又如何可能呢?我想起了鲁迅《墓碣文》中的一段话: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能知?……"

  这是一个无法跨越的悖论。回到当初,置身其间,难免"创痛酷烈",当局者迷,又如何能知其"本味",勘破个中玄机?而要抽身出来,"痛定之后",以一种事后的理知和冷静去探知其味,则"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能知?"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古希腊的先哲早就说过。

  那么,我还是宁愿保持这事后的清醒为好了。"抉心自食",毕竟只能是那个疯狂岁月里的疯狂之举,当迷雾散去,天空重又恢复澄明之后,我们更需要的,是理性和反思,是牢记和警惕。

  (六)

  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不觉间,我已在这墓园里游荡了两个多小时,是离去的时候了。在妻子和儿子的催促下,我结束了自己这趟仓促的探访,这次没有仪式的凭吊。

  然出得门来,我却有如失魂落魄一般,几步一回头,似有一种说不出的惝怳与空落,心中的滋味,真可说是百感交集,五味杂陈。我想,以后若有机会,我一定还会再来。

  沿着那条斜缓的小径下来,迎头撞上一群刚结束了练歌的中老年男女,一个个正憋足气,意犹未尽地反复唱着那句"……愉快的歌声满天涯"的高音。

  我想起来了,这是由德德玛唱红了的那首"牧羊姑娘高声唱,愉快的歌声满天涯"的流行歌曲。我心中一颤,仿佛醒过来一般,突然明白了自己身在何处。

  伴随着那渐行渐远的歌声,我又回到了这个欢声笑语的世界,这个充满了日常的庸碌和琐碎,平淡与纷繁的世界……

  2006年6月28日,自重庆访墓群归来后第13日


  附记:
  第二天,因返程的车次在晚上,还有半天时间,我想再到那墓群看看,顺便也补拍几张照片,抄几段合适的碑文。不想,当我带着相机,迈步走上那条斜坡上的小径时,迎面却被一位青年拦住,他要我就在下面耍,不要进去。我惊问其故,他没说出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随口敷衍说,里面在打扫卫生, 现在不能进去云云。 我看这青年既未佩戴什么工作人员的标志,又不像是有意给我刁难,便直言相告,说自己是外地人,来一趟不容易,请他通融通融,让我进去看看。青年见我说得诚恳,便松了口,说那就赶紧进去看看吧,但时间不能久。见我有些狐疑,他又补充说,今天上头要来检查,怕被领导撞见了,又该说我们不负责任了。言毕,又关照一句,这里不能照相。我见如此勉强,便装了他一根烟,索性站住,就跟他聊了起来。

  从他口中,我得知这里共葬有121座坟墓( 另说113座),合计五百多人。最大的墓葬有37人。我问这墓地平常有没有人来,他说来的还不少,主要都是外地人,还有台湾、香港的,也有一些外国人。我又问,重庆人知道这里的多不多,他说老年人知道的多些,青年人一般不知道,也不会来。我称赞他年纪不大,对这墓园的情况倒很熟悉。他说,他对那段历史也知道不多,了解一点,是因为协助重大(重庆大学)的一位教授工作;教授名曾钟,对这块墓地已经研究了好多年,里面那些死者的情况差不多全让他搞清了。还说这位曾教授告诉他,如果时机成熟,以后会写一本书。不过,他又赶紧补充说,人家曾教授做这个可不是为了钱,也不为名,曾教授说了,是为了搞清那段历史,对死者有个交待。我听了,不由对这位曾教授肃然起敬起来,乃向他打听能否找到这位曾教授的联系方式。小伙子有些犹豫, 跟着就说:你星期一再来吧,星期一曾教授要到这里来,有什么都可以问他。我忙解释说自己是当晚的车,呆不多会就得走了。他见我真的感兴趣,干脆说,那你留下个电话来吧,我帮你转给曾教授,请他跟你联系。我一听,喜出望外,忙掏出纸笔,留下了我的电话。

  但直到现在,曾教授仍没有跟我联系。

  尽管如此,我对这位无由谋面的研究者依然满怀敬意。我也十分感谢那位不知名的青年,是他让我确切地知道,在重庆,还有这样的有心人,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那段历史,关注着这片荒芜的墓群。这就够了。

  辞别了那位青年,不知何故,我心里忽觉踏实了许多。

  仅以此文——
  纪念文革爆发四十周年
  并向所有因文革而罹难的无辜者致哀

  2006年6月30日阅后再记,9月修改

  杜应国,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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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二二八"事件是如何"脱敏"的?
Aug 12th 2013, 14:55, by 明鏡雜誌


   2013年2月28日,马英九出席"二二八事件66周年中枢纪念仪式",再度向"二二八"事件受难者与家属鞠躬致歉。无论是台北市长任内,亦或是以国民党主席、地区领导人的身份,每一年2月28日,马英九都会慰问"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家属。年年鞠躬道歉,十几年坚持下来,以致被质疑为"道歉达人",但当局和国民党一直在用诚恳的办法,跨过了历史的仇恨。

  发生在1947年2月28日的政治事件曾一度是台湾社会不能提及的"政治禁忌"。解严后,在民间团体及执政党内部改革派、反对党势力均提出诉求,开始获得当局的正视。虽然事件死亡人数、哪个领导人应该负主要责任,本省人与外省人、地下党、日本殖民残余力量在事件中各扮演何种角色等历史真相的讨论今天仍在继续,但台湾社会已经就事件达成基本共识:无人能垄断二二八事件的诠释权,错在执政当局,应对受害者家属进行赔偿,不能对该事件进行政治消费。

  人们有了共同的敌人

  1945年,台湾光复。国民政府在台北中山堂举行台湾的对日本的受降典礼。行政院秘书长、陆军大学校长陈仪被调任台湾,担任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

  陈仪希望台湾民众能感受到委员长对人民的"热情赤诚",但很快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了南京的雨花台、北京的菜市口。

  1947年2月27日,在台北,一位名林江迈的妇女在兜售香烟时与国民政府专卖局武装缉私人员产生冲突,缉私人员的枪托打伤了妇女,引发周围民众愤怒和围观。缉私员傅学通向人群开枪示警,又开枪打死了一名抱不平的群众。缉私血案激起台北市民的愤怒,28日上午,四、五百人发起游行请愿,冲击公署大门,要求行政长官公署"严惩杀人凶手"。其间,有民众抢夺警卫枪支及开枪射击卫兵,卫兵还击,当场打死3人、打伤3人,逮捕6人。台北市的学生开始罢课,上街游行。

  手脚慌乱的台湾党政军一把手陈仪未能妥善处理,骚乱遂蔓延全岛,引发一连串群体事件(抗争期间,民间也出现本省人排斥外省人的流血冲突)。起初,民间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呼吁本省人与外省人共同推进台湾的政治改革,陈也派人参与。但此后,委员会达成的处理大纲中要求撤换陈等台湾主事官员、追究责任,这让陈十分不满和恐慌,他宣布解散委员会,并将情况汇报给南京领导人蒋介石。在南京的党政要员商议后,认定事件是"暴乱",为了维护政权稳定,急令军队赴台湾增援,大规模的暴力镇压亦随之而来。

  由于官方长时间的刻意掩饰,并视其为研究和讨论禁区,有关"二二八"的各种历史真相的解读版本众多。"二二八"事件期间,此后的影响却十分巨大,讨论此后影响台湾数十年的"省籍矛盾"、"台独思潮"、"白色恐怖"等政治现象的源头皆无法回避该事件。"二二八"事件背后,1945年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在台湾的言行的确处处与"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等初衷背道而驰。

  以著名国民党当局的反对者、曾经刺杀蒋经国未遂的黄文雄为例。黄文雄的父亲是个"近乎宗教狂热的现代化推行者",台湾光复后,十分正统的黄父十分兴奋,认为自己这个优秀的技术官员可以参与台湾"回归祖国"后的现代化进程中了。但很快,失望开始蔓延。

  他发觉自己的奋斗十分孤立无援,总是被吞噬进宏大空洞的计划中。出于不信任,中央政府派驻大量大陆官员赴台接管,黄父工作的建设局里也不断有大陆来的官员进驻,一位国民党籍官员为了装修会客室,将工程档案搬到走廊上,让材料任由风吹雨打。

  而大陆官员也对这些日语比国语流利、闽南口音浓厚的台湾同僚十分不满。这种观点得到长官们的认同,陈仪认为,"台湾人民由于受日本长期专政政治的统治,政治意识退化,不能以理智的态度来实行自治的政治,因此需要二三年之久的国民党之'训政'才能使他们成为完全的公民"。这类言论,极为伤自尊。

  言语上的难以沟通,加上从大陆到台湾的军政人员,质素参差,良莠不齐,不时与民众发生冲突。而战争期间GDP仍在增长的台湾,工业及农业生产在战后数年出现倒退,经济上一度出现了颇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天空中充满戾气。社会上甚至出现"日本狗去,中国猪来"一类过激言论。

  两年后,黄文雄目睹了自己家门口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在新竹,民众们也包围了警察局和县政府,并从屋内搬出各种东西在庭院里焚烧。黄文雄的回忆中,"飞散的钞票都有人捡起来丢回火堆中,没有人会私吞"。人们的怒火压抑了很久,但没有明确的反对对象。包围警察局的人们在开会时,列举的案例却是这些警察如何在日本人指挥下欺负他们。有些人则将矛头对准外省人,因为开枪的国军大部分不会说闽南语,但也有本省家庭收留和保护着外省家庭。

  类似的回忆还有许多。高雄冲突中,议长彭清靠率民意代表到高雄国军司令部,要求撤走在市区滥杀民众的巡逻队。其中一位民代大骂蒋介石,惹怒司令彭孟缉,三位民代被当场枪毙,彭清靠也被捆绑入狱。

  事后,彭清靠之子彭明敏在回忆录中说:"到了这个地步,父亲甚至扬言为自己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能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传自己是华人。"受父亲影响,彭明敏后来成为"台独教父"。

  不久后,从基隆港登陆的国军迅速南下扫荡,黄文雄开始在被窝里听到窗外密集的枪声。至此,不管本省还是外省人,人们开始了共同敌人——向国民党及其军队。而事件结束后不到三年,随着国军在内战中落败,一群又一群民国军政要员、社会名流和家眷下岸后,直接搬进台北后来被命名为"南京路"、"杭州路"的街区。上至"总统",下至"警总",没有一个人能听懂台语,却拥有这座小岛上至高无上的权力,"外来政权"从一开始就被贴上"原罪"的标签。

  "二二八"伤痛还未抹平,戒严令随之到来。这让当时以外省籍精英为主的公知圈十分不满,60年代以前,还有诸多异议者,但随着雷震被捕、殷海光含恨而终,柏杨入狱,台湾进入"沉默的二十年"。

  事件该如何定性?

  在镇压以后,当局又实施清乡措施,逮捕与枪决了许多知识精英、学生和民间领袖。为了平息舆论,陈仪成为替罪羔羊——官方以行政长官公署政策判断错误、处事不当,造成国内舆论不满,陈仪被解除行政长官职务,改任国民政府顾问。

  国民党官方将"二二八"定性为反政府的有预谋行为,并将矛头暗指向共产党,认为其在事件中曾煽动骚乱。3月28日,台湾省政府主办的《台湾新生报》社论《二二八不是民变》称"事件完全出于有计划的预谋,查缉私烟之引起死伤,不过是它的导火线。主谋者是怀有政治阴谋与野心的乱党奸徒,和过去日人豢养下的一些鹰犬,附从者是一群被唆使的地痞流氓和一部份被煽惑被胁迫的青年学生"。

  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被指责方的否认或者承认。在1949年前,中共将该事件定性为"台湾的自治运动",(1947年3月20日,《解放日报》社论》),1949年后,则称为"二二八起义",定性为爱国民主运动,指责国府野蛮制造白色恐怖。至今,大陆官方每年都在举办纪念二二八起义的活动,2012年前一直以座谈会的形式纪念事件,近两年则改成学术研讨会。

  此事件造成许多伤亡,数字众说纷纭,各方统计的死亡人数,由数百人、数千人、一万余人,至数万人不等。1992年台湾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的推估数据,则为18000人至28000人。

  虽然处于内战期间,但国民政府没有实施戒严令,也没对媒体进行严格控制,因此民国一些有影响的报纸纷纷对事件进行分析和报道。3月2日《大公报》头版报道事件,提及民众对经济与政治状况的不满,以及缉私伤及人命做为暴动发生原因。

  3月3日的上海《文汇报》报道"在台北发生空前大流血惨剧,两日事变中,致有三四千人死于非命",在"编者的话"专栏中,又记载"这次的骚动,警察曾开枪,死伤平民达三四千人,可见这骚动,还是以强力压平的"。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官方媒体以及陈仪的记者会上,则强调外省人的伤亡,如官方的《中央日报》以"台北秩序恢复,台胞伤亡数十人,监察院已电令查办"为标题,称台胞死伤不足百人,外省人则死伤超过四百。

  而当时的西方驻华记者也参与了报道。如当时的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约翰·鲍威尔(John W. Powell)等西方记者亲自到台湾采访。鲍威尔的报道称,政府部队使用了难以想象的残暴方式来镇压,称当时统治状况劣于日治时期,并以"浴血台湾"(Blood Bath in Taiwan)为自己的报道标题;同时引用目击者称,提及一次机枪扫射造成25人死亡百多人受伤,以及台北附近一处有20名青年遭割耳鼻后处决等状况。

  除了死亡人数外,在事件当中出现的本省人与外省人的流血冲突、亲日力量的参与程度、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影响力则有不同的学术分析。

  很长一段时间,绿营和独"一些学者将"二二八"视为台独运动的一个精神图腾,认为是反对"外来政权"的一次抗争,并刻意放大事件中的省籍矛盾。但当时的"台独"还远远没有成为思潮。著名的"台独"理论大师史明在抗战期间,还曾亲赴延安打游击。曾经是日共的分支的台共的确曾经希望台湾能够摆脱"殖民统治,走向独立",但这和当年全世界的马列信仰者和左派一样,深受"民族解放"理论的鼓舞。而且当时的民间组织"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在《告全国同胞书》中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的政治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民族国家政治的好坏,每个国民都有责任"。

  统派学者王晓波则认为,当日台湾严重的粮荒,是民怨的重要根源;而粮荒的出现,则与日本人有莫大的关系。一些统派研究者指出,在二二八事件中,民众穿着日本服饰,操日语,使用日式武器,唱日本国歌,发布日文战报。而日本在国军接收台湾前有计划让台湾物价飞涨导致,日本政府才是元凶。学者黄彰健的研究指出,二二八事件的帮凶是当时美国派驻在台工作三名情报工作者,为了让美国托管台湾,处处协助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对抗长官公署。但这样的说法虽有参考价值,但以分析和推测为主,缺乏很多事实依据,也很难受到舆论赞同。

  脱"敏"过程:体制内走向社会

  1950年5月,当局匆忙宣布二二八事件就此结案,封存史料。在戒严期间,有关"二二八"的讨论被视为禁区,甚至无任何学术研究资料。

  上世纪80年代,当局开始探索政治改革时,一些民间研究者和民间组织才重新提及"二二八"。1986年3月,民间社团台湾人权促进会以"省籍与人权"为题,举行座谈会,纪念二二八事件。同年9月,民主进步党成立,在其行动纲领第五十一条,便规定了"公布二二八事件真相,并定该日为'和平日',以期化除省籍歧见。"

  彼时,蒋经国还未宣布解除戒严。这两个组织的活动虽然被当局监视,但是当局并没有干涉。而此时国民党的"吹台青"计划已经十分成熟,李登辉、连战、吴伯雄等本省优秀中青年干部已经在党内备受重用。而且吴伯雄等还是受害者家属(吴伯雄的亲叔叔吴鸿麒在"清乡"期间被杀),他们受到重用也表明主政者没有排斥"政治不正确者"的后人从政。

  1987年,蒋经国刚拔出关着民主魔瓶的塞子,就亲睹专制治下的井然有序到民主之初的喧哗沸腾。"二二八"等"敏感词"的脱敏开始走出第一步——没有老大哥后,民间逐渐破除心中的恐惧,纷纷跨出自我设定的禁区。

  1987年,为纪念二二八事件40周年,海内外台湾人社团组成"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对二二八受难者作追思礼拜,希望政府和社会大众能正视历史的伤痕,疗伤止痛。"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的获得了社会大众的共鸣与支持,越来越多社团加入,二二八受难者家属也终于打破40年的沈默说出心中的痛苦。台湾人也逐渐破除心中的恐惧,走上街头,要求还以公道。1989年,这个话题还被搬上了电影,侯孝贤拍摄了《悲情城市》。国民党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逐渐让步,此后二二八事件不再是最大的禁忌,有关"二二八"的讨论迅速公开化,甚至民间开始提出"清算"和"追责"的要求。

  但在党内,该不该让公民直接选举地区领导人、要不要废除"万年国民代表"、修改"五权宪法"等政治体制改革议题以及"二二八"等历史事件定性问题仍然没有共识,国民党内因此分成了"主流派"(改革派)和"非主流派"(保守派)。前者希望直接推动地区改革,以适应民主化的潮流;而后者则希望"党内民主"走向"社会民主",暂时不改革间接选举等制度,以为国民党改革与转型和未来面对选举制度赢得时间。在二二八"等历史事件问题上,二者也有较大的冲突。前者希望能够以政府的名义诚恳道歉,承认执政失误,并采取赔偿和调查真相等补救措施,以此卸下包袱,赢得民意;后者也认为应该道歉,但要掌握事件定性的诠释权。

  矛盾并没有公开化,但是在一些对外接受采访中可以略知一二。1988年12月31日,蒋介石的老乡、保守派大佬"行政院院长"俞国华在受访时称,二二八事件乃"中共利用偶发事件来扩大事端",又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纷争自古便有。当年满洲人入关杀了很多汉人,满洲皇帝也未向汉人道歉"。1989年,担任国防部长的郑为元认为二二八事件是谢雪红等台湾共产党分子"幕后策划"。

  而在这二位保守派大佬的表态之前,李登辉等改革派领导人已经做出较为谦卑的姿态。如在1988年2月22日,在继任地区领导人后举行的第一次记者会中,李登辉谈及二二八事件的看法时态度已经十分吻合。他表达自己反对利用事件来煽动民意,"眼睛要看前面,不要看后面,要把心里的黑影拿掉,拿出对国家的信心。"次日,李登辉命其次女李安妮,前往"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听取研究员赖泽涵有关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及政府应如何处理的意见。3月9日,官方首次正式公布杨亮功在1947年的《二二八调查报告》。8月,全台湾首座二二八纪念碑,由民间兴建于嘉义市,官方没有表态。

  此后,党内虽然没有达成共识,但是话语权逐步落到改革派手中。而改革派获得话语权与这期间进行的政治改革有关。1988年,"解严"后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党代会"十三大"上,时任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以"促进三民主义宪政改革,完成'反共复国'大业"为题,作开幕讲话。标题的前半部分让人眼球一亮,而后半部分几乎没有人放在心上。

  改革的第一刀便是民意代表机构直接由民众选举产生。虽然旧的民意机构程序上完全正义,但是大部分代表的名额被所谓的"沦陷区"代表占据,而1969年开放的"立法委员"与"国大代表"增额选举,也只是释出很少一部分名额。国民党保守派长期不愿开放所有"院会"民代选举,除了维护"法统"的需要,程序上,"元首"和政府机构负责人由民意代表简接选举,因此一旦开放"院会"直选,国民党随时有丢掉政权的危险。

  与此同时,1990年,台湾大学生们发起学运,要求废除"万年国代"、直选"总统"。在民意支持下,党内无法达成共识,李登辉则绕开党内保守派,宣布召开"国是会议"国民党与其他在野党达成了"国会全民改选"、"万年国代全面退职"、"废除妇女等职业代表并改为以政党比例产生的不分区代表"、对历史执政错误进行道歉等共识。

  基于这个背景,1990年,"立法院"在当年二二八纪念日即将到来的2月27的院会中,集体为二二八事件死者默哀一分钟。这是二二八事件首次在国民党主控的殿堂被确立为台湾历史的悲剧。

  这意味着"二二八"的"脱敏"进程已经从民间和反对力量到执政党后,又从官方机构获得突破口。1992年,"行政院"公布"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此外,台湾当局成立了"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组,建立二二八纪念碑,二二八公园,二二八纪念馆等等。1995年,当局公布《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行政院并成立"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受理二二八事件的补偿申请、核发补偿金。1996年,李登辉成为首任民选领导人后公开道歉,成为首个公开道歉的地区领导人。

  十余年来,《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赔偿条例》经过数度修改以及立法机构的表决,也变得更为完善。根据这个条款,若是处决或失踪的补偿金是600万元(新台币,下同)。每一年的监禁补偿50万元,监禁补偿最高不得超过500万元。财产损失的补偿最高200万元,但每一人总共可以获得的补偿不得超过600万元。最近的一次修改发生在今年4月30日,根据修改后的条例,若二二八事件受难者在申请给付赔偿金期限届满后,仍因故没有申请赔偿金,自条文修正公布后,可再延长4年。

  为什么领导人仍然要不断道歉?

  在上世纪90年代,后"二二八"已经不再是敏感词,官方也在反省道歉,并采取赔偿、建造纪念场所等具体措施。但无论是此后的陈水扁还是马英九,每逢纪念日时都在不断道歉,已表达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

  有关"二二八"历史真相的讨论,各方仍在讨论和激辩中。由于台湾每四年举行一次、最重要的大选与"二二八"纪念日在同一时间点,因此民进党人曾数度操弄"二二八"议题,并将矛头指向国民党。国民党则不得不年年道歉,以乞求获得民众谅解。

  民进党几乎没有放过任何统治者在处理该事件方面的瑕疵,并给予放大解读。而统治者曾经的封闭造成过去十余年失去"二二八"的任何解释权。郝伯村等国民党大佬曾提及对"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数的不同看法,被民进党党痛批的同时,也丝毫不能获得民间舆论的同情,依靠选举上台的台北市长、未来仍有选举压力的其子郝龙斌不得不数度澄清解释。

  目前,除了"急统"和"急独"在历史定性问题的解读上有争议上,两个主要政党和各自的支持者已经对基本事实和政府道歉的诚恳度、赔偿制度基本没有异议。双方的争议的焦点在于是否应该追究加害者、指出应该负责的主要领导人以及是否应该由国民党的党产来支付赔偿费用,简而言之,即是否应该"清算",哪怕清算难度大,也要拿出"清算"的态度。

  1992年,国民党当局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中曾经对事件发生时领导人的责任进行了界定。报告称,蒋介石的责任是"军务倥偬,无暇查证,又过度信赖陈仪……不能不说有失察之疵。而在事后则因为未能接纳民意,惩治失职者,以致留下长期的社会伤痕,确有考虑未周之处。"陈仪被认为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报告还替蒋介石的命令做出解释,"悲剧发生时亦有当时主观与客观因素的存在(如政局动荡战乱不绝,无力支援台湾,复员工作自非短期所能达成,未能普遍为当时台民所了解),亦非主政者所能完全控制。"总之,这份报告检讨了当时的领导层,但未对责任人作出实际的追究和追惩,并设身处地地为当时的领导人的处境着想,力求为其行为做出解释。

  此后,虽然连战、吴伯雄、马英九等国民党领导人年年表态道歉,但是仍然不敢过多提及蒋介石。至今,国民党的要员仍然会在两蒋的纪念日前往桃园陵寝拜谒,两蒋的评价在党内不能有任何异议。"文化部"辖下的中正纪念堂,为了纪念蒋介石和宋美龄,规划举办"台湾设计蒋"文创竞赛,被"部长"龙应台认为活动不恰当,要求暂缓。龙应台反对过分纪念蒋介石的行为遭到执政党内保守力量的炮轰,国民党"中常委"李德维痛批龙应台发言不当,应该去职。

  而在台湾网站广为流行一段视频中,"立法院"内,民进党"立委"段宜康要求龙应台对转型正义表态,双方的对话中多次涉及"二二八事件"中的领导人责任问题。段宜康直指蒋介石,"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事件、这段历史总应有个最高负责者应负起这个责任吧?不论这是那个人下令、默许或坐享其成,请问是谁要负起最后、最大的责任?"而龙应台只能含糊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龙主委,如果依照你这样的讲法,我们不需要追究纳粹、不需要去追究希特勒!"....."我没有说个人责任不重要。"

  此外,苏贞昌等民进党领导人多次提及,国民党应该拿出党产来赔偿"二二八事件"中的受害者。在民进党执政期间,苏贞昌曾多次表示,马英九的道歉、认错并不足够,需有具体行动。国民党除须公布党史会的"二二八"史料,更应拿出售党产经费赔偿受难者,而非由纳税人掏钱。

  历史问题的清算对象是政府还是执政党,苏贞昌抛出的议题曾在台湾引发讨论。作为当时的执政当局,民进党认为其所行使的公权力是在替"全民行使追讨权利"。东德成为民进党当局"取经"的目标,民进党当局决定实行德国追查前东德执政党(社会统一党)的模式,以立"特别法"的方式规定,要求国民党必须对每笔党产的来源提供合理的说明,作为党产合法的依据,但最终不了了之。但拥有庞大党产对国民党来说,也绝不是"乐事",每逢选举都会成为包袱,因此在经过数年努力后,国民党党产已经几乎处理完毕。国民党已经没有党产了,苏贞昌的提议最终也不可能实现。

  一些民间学者认为,只有受害者才有权选择是否遗忘、宽恕,而国民党目前只有道歉,不敢触及自己的精神领袖,这样的道歉会逊色很多。台湾湾学者吴乃德认为,马英九当局重视受害者,但是"对加害者,我们几乎不闻不问。到底是谁应该为近万(或上万)的人权侵害事件负责?上面的数字包含了多少的鲜血、眼泪、残酷和不仁?到底谁应该负责?……将近20年了,我们还不知道到底谁应该为这一万多件侵害人权、凌虐生命的案件负责。"

  吴乃德还以南非成立"真相和解委员会"处理种族隔离时期白人奴役黑人的历史问题为例,指出许多时候真相并不能带来和解,受害者并没有因真相大白而释怀;相反的,他们的愤怒被真相重新点燃。

  在民进党执政期间的2005年,马英九首次以党主席身分,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接见二二八事件受难者家属,对国民党所犯下的历史错误向家属致歉,承诺将尽全力还原历史真相。受难者家属黄文辉称,受难者家属早已放下仇恨,但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而国民党的党报《中央日报》2012年曾发表社评《不要以仇恨来诠释历史》,"以仇恨来看历史,其目的是在制造仇恨,加深仇恨"。

  争议仍在继续,但是共识也正在形成,随着台湾地区民主的成熟,"经济增长、失业率、社会福利"等取代"统独、省籍矛盾"等议题成为选举的焦点,"二二八"已经很少在选举场合被提及。2011年,时任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曾撰文称,"没有民进党的二二八,也不应该有国民党的二二八。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二二八,那是整个台湾的二二八。它的历史真相不应该随着政党轮替而轮替。作为一个政治工作者的首要任务是凝聚人民的共识,而不是分割社会。所以,民进党不会垄断二二八的诠释权,也不会消费这个令人心痛的悲剧。

  而马英九仍然在道歉的路上继续前行。对他和支持者来说,2008年和2012年两次大选,二二八议题没有发酵,证明马英九已经带领国民党,走出了"二二八"事件的阴影。历史的伤口慢慢止血,历史开始走向新的一页。

  郑东阳,一五一十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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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習近平想做“三劉”那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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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mbnail 習近平想做"三劉"那樣的人
Aug 12th 2013, 13:01, by 明鏡雜誌


中國研究院第二次研討會發言紀要(5)


《調查》記者 高伐林 錄音整理




   習近平接掌中共大權半年多,他極力鼓吹的"中國夢"漸漸露出端倪。正當他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加州舉行"莊園會"的第二天,2013年6月9日,中國研究院在美國新澤西普林斯頓舉行第二次研討會。來自中國、美國的十餘位學者,再次將習近平及其政策走向,當成"會診"的對象。
 



陳小平:我給國巍提兩個問題:一個是習近平可能自身難保。相對來說,在江澤民、胡錦濤和他三人中,他上台時的條件是最好的。(鄭國巍:但他面對的局面最困難。)是的,但是從權力的角度說,他最具備成為強人的基礎。那麼,他為什麼不做?是否有別的原因?

第二個,你將重點放在省一級官員的身上,但是從中國幾十年歷史中看,省一級官員從來不是政治運行的關鍵,關鍵還是在中南海。省這個層次即或有什麼情況發生,也是因為上層有分裂,有陰謀家,需要下面來呼應。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你將希望放在省一級官員身上,這種可能性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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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小平

鄭國巍:習近平為什麼不做強人?他就不是一個想做事的人!他在福建工作那麼多年,福建出了遠華案那麼大的事,他的秘書都捲進去了,他做了什麼?一點動作也沒有;

他在浙江主政,這是我們都知道的,他也沒有做什麼事——哦,唯一一件別人沒做而他主動做的事是:批謝韜的"民主社會主義",全國只有三個省組織了對謝韜的批判,浙江就是其中之一。有人告訴我,習近平親自到黨校去動員。

習近平不是薄熙來那種成天想事的類型,他是完全不同的人。國內網站上披露了他此前的一段話,那時他還沒有想到自己會當"皇上",說話還比較隨意。他接受過《中華兒女》的訪談,談到了他理想中的政治領袖是什麼樣子,他說,他喜歡劉邦,劉秀,劉備"三劉"這樣的人:自己幹事不怎麼樣,但是會識人、善用人來做事。他想照"三劉"來幹。到中央之後,走的是險棋,越過正常的體制機構,將李源潮當作自己的主要的助手。現在一些常委,都沒有發揮作用,他越過常委,要親自指揮,軍隊裡就用劉源。

至於省、縣級官員,我倒並沒有覺得是多麼重要,但是,現在在整個中國系統裡面,缺一個很重要的東西:過去科舉考試,考生都是自己要出來,"我要考,我要幹";過去參加共產黨,也完全是主動的、自願的。現在的官呢,從胡錦濤以下,都表白"不是我要幹的"——這就完全是兩碼事了!擔當公共責任,第一位的條件必須是你自己主動要求。現在這個條件沒有了,黨叫你幹你才幹,就誰都可以不負責任了,失職出問題了,連第一把手都可以振振有詞地說:"不是我要幹的呀"!出了事找不到該讓誰負責。

必須是自己要幹,這是第一條;沒有這一條,後面的都談不上。現在中國的制度裡面就漏了這一條,找誰的責任?習近平對這一點都搞不清楚,把所有自己想幹的人,都認為是"伸手派",是顛覆,是威脅……那這個系統就沒有解了嘛,死定了。

我認為著力點並不是在省這一級。我主張中央直接派人,下到縣裡。派誰?第一個必要條件就是:必須是他自己申請要幹。如果不是自己報名,就不予考慮派他去;你報名了,我還要選呢,不一定就派你。(《調查》第11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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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認識的蔣介石專機機長衣復恩
Aug 12th 2013, 12:37, by 明鏡雜誌



《名星》郭永凡



最近在報刊上先後讀到好幾篇回憶衣復恩的文章,其中關於衣復恩的職務,只提到他曾任九大隊隊長和蔣介石專機機長,以及後來的空軍情報署長和國防部次長。但衣復恩還有一個職務,就是空軍空運大隊隊長,在職時間從1943年直到1949年去台灣為止達七年之久。

衣復恩的空運大隊

1942年到1945年底,我曾在空運大隊任隨機報務員,其中1943年到44年曾是衣復恩機組成員,和衣交往較為密切。衣復恩的空運大隊雖然沒有陳納德的空運大隊那樣聲威遠揚,但卻是當時國民黨空軍唯一的一支空運力量,在抗日戰爭中作出了貢獻。

http://blog.creaders.net/upfile/201006/20100621175916799815.jpg
衣復恩

我 之所以參加空軍,純屬偶然。我本來是歐亞航空公司桂林電台的報務員,1940年底調到昆明總公司。1941年初,由於二戰爆發,中德絕交,歐亞是德國漢莎 航空公司(Lufthansa)在遠東的分支機構,這時德方便撤走了資金和人員,停在香港啟德機場的飛機也被炸毀。公司業務陷於停頓,大量裁減人員,我也 被宣布"停薪留職"。當時正巧空軍準備組建運輸機大隊,需要熟悉航空業務的隨機報務員,歐亞出來的人正合他們的需要。空軍的基地在成都,我也可以藉此回到 濶別五年的故鄉,便於1942年初回到成都,進入空軍,並親自參與了空運大隊從創建到壯大的整個過程。

我在空軍四年 之中總共飛行了兩千多小時。當時主要的飛行任務是為前方運送武器彈藥、物資給養 、鈔票……有時也運送軍內外要人執行一些特殊任務。沒有固定的航線、固定的機場,所去的地方大半是距前線很近的城鎮,最近的離前線只有幾十公里,有時還要 穿越敵方占區。為了避免敵機襲擊,只能採取夜航。在那個年代,地面導航台稀少、原始,不能形成網點;氣象預報網站不足、航行資料不全……有很多困難是今天 的飛行人員所無法想像的。這兩千多小時的飛行經歷,雖談不上出生入死、驚心動魄,確也是歷盡艱辛。

1942年夏季, 先後從美國購進幾架C47,第一架就是"昆侖號"。林大綱駕駛的昆侖號飛機除了執行訓練任務外,也是蔣介石的第一架坐機。昆侖號實際上是貨機,只在靠兩旁 窗戶有兩條可以收放的長條鋁板作臨時座位,沒有靠背,只能靠窗對面坐,裝貨時就將它收起來。到了接送蔣介石的時候,就在中間捆上一把藤椅給他坐,這種作法 一直沿用到有了"美齡號"之前。一般人只知道衣復恩是蔣介石座機駕駛員,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蔣的第一個座機駕駛員是歐亞航空公司的飛行員林大綱。

空 運隊成立後第一件大事,就是開闢東南航線。當時,正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階段:日軍已經占領了大半個中國,但東南半壁仍在我手。這一大片廣袤的土地包括湘 東、粵東、皖南、浙南以及除九江南昌以外的江西全省和除福州廈門以外的福建全部。由於敵軍控制了粵漢鐵路線和長江中下游,這片土地和西南大後方的聯繫被隔 斷,成為孤島。急需開闢一條從芷江到贛州的直達航線,以維持東南地區和大後方的聯繫。


衣復恩生命的轉折點

1942年10月,衣復恩駕著一架C47從美國飛回成都。
由 於戰爭的原因,那時從美國到中國的航線,不像現在飛越太平洋經夏威夷和日本到中國,而是從西面進入。航線分為北線和南線,北線經由倫敦、莫斯科、阿拉木 圖、迪化到蘭州,南線則經過直布羅陀、開羅、卡拉奇、汀江到昆明。兩條航線都要橫跨大西洋,南線則要飛越當時視為天險的駝峰。衣復恩飛越大西洋的航線,是 從華盛頓,經邁阿密、波多黎各、圭亞那,再從巴西的納塔爾(Natal)起飛,穿越大西洋,中途在大洋中部的惡魔島(Ascension I. 現名阿森松島)降落加油,然後在加納的阿克拉(Accra,當時叫象牙海岸)降落,再經由蘇丹的喀士穆、巴基斯坦的喀拉蚩(當時屬印度)、加爾各答,然後 到昆明。

衣復恩遠洋飛行勝利歸來,《中央日報》和《大公報》等大後方報紙都以最大篇幅進行報導。1943年1月29 日,蔣介石在重慶官邸設宴招待,對衣復恩勉勵有加,並親自為這架C47命名為"大西洋號",它繼"昆侖號"之後成為蔣介石的座機,和"昆侖號"一樣,也是 綁一架藤椅作臨時座位,直到1945年4月,才有了第一架正式按客機裝置配備齊全的座機"美齡號"。

正是從這個時候起,衣復恩接替了王漢勛成為空運隊隊長,開始了他飛行生涯中最繁忙的時期,1944年以後,飛機增加到100多架,空運隊改為空運大隊,衣復恩又升為大隊長,直到49年撤出大陸為止。專機機長不過是他附帶的任務而已。

說 來也是湊巧,衣復恩回國正逢昆侖號出事,正、副隊長和通信長同時遇難,空運隊形成權力真空。衣復恩接任隊長後,就把他手下愛將楊辛癸提為副隊長,徐璉璋提 為通信長,和他一起從美國飛回來的王堃和為副通信長。"大西洋號"從此成為衣復恩專用的飛機,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我成了衣復恩機組的成員,"大西洋號"的 報務員,這是1942年冬的事。

起初衣復恩機組的報務員一直是王堃和。他想再給王配一名副手,必要時可以替換,他還 有一個長遠一點的打算,就是副駕駛楊辛癸,現在已經提升為副隊長,將來終歸要放單飛,成為機長。楊是衣復恩的愛將,他想給他將來單飛之後配一名技術上靠得 住的報務員,便要徐璉璋給他推薦。當時空運隊的報務員絕大多數都是空軍通信學校的學員,其中也不乏高手,徐璉璋卻偏偏推薦了我。經過王堃和親自測驗,認為 滿意,衣復恩便將我正式編入他的機組。機組成員包括機長衣復恩、副駕駛楊辛癸、機械師孫基宗、機械士梅金奎,報務員王堃和與我,其中孫基宗不久即調走,機 組只留下五人。(《名星》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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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失败者眼中的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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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者眼中的中国史
Aug 12th 2013, 12:27, by 明鏡雜誌


谁来决定一个王朝的终结与否?

对于元朝的灭亡,正统的说法是亡于1368年,徐达领兵攻陷大都,元顺帝在破城前星夜逃遁,用明朝官方编纂的《元史》来说就是,"大明兵入京城,国亡"。

这自然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说法,至少对于明朝人而言。可是对于"被灭的"蒙元来说,这就是一个荒唐说法了——朝廷在,皇帝在,也没宣布投降退位,凭啥说我大元亡了?

这就好比,毛主席和我们这些红旗下的蛋会坚持认为中华民国亡于1949年10月1日,但人家蒋介石和蒋经国会同意么?别说两蒋不同意,就是马英九也不会同意,人家的总统当得好好的,前不久还声称"法理上无法承认在中华民国的大陆领土上还有另一国家的存在"。

对于元人来说,何尝又不是如此,其实不就挨了顿揍,离开北京迁个都么,还有比台湾大上百倍的漠北草原老家在。先不说别的,就连"元顺帝"这个谥号元朝人就不会同意,这本就是朱元璋"赞赏"前朝皇帝"顺天命退避而去"而强加于人的说法,"元顺帝"在蒙古人那边的正经叫法是"元惠宗"。阴暗的说,"元顺帝"是多"损"的一个称呼啊,朱元璋分明就是在说,算你小子识相,跑得好,也懒得脏了我的手。用现在的语言表述,这和叫人"范跑跑"也就是一回事。

当然,这在元朝开国之初也有先例,据说和哥哥忽必烈争位失败的"阿里不哥",名字中的"不哥"也是忽必烈和手下刻意"翻译"出来的,"不把哥哥当哥哥"的弟弟不是一个好弟弟。

站在元人的角度,1368年不就丢了一个都城么,就在史书中"被"灭亡了,那为啥宋朝丢了开封,宋高宗赵构在杭州成立的朝廷就还能是宋朝,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民族歧视吗?元人还可以自辩说,你宋朝连皇帝太上皇都被俘虏了,大元皇帝还"全身而退"了呢。更别说,在1368年丢掉北京时,大元朝不仅据有蒙古高原本土,甚至连东北、甘肃和云南事实上也还在其手中,领土比当时的明朝还大,等最后丢掉云南这些地方一直要拖到元顺帝死后的1381年了

对于"偏安"漠北后的元朝政权,后世的官方说法叫"北元"。在这里我得稍微多说几句,历史上所谓的"后汉"、"北周"、"南唐"、"南宋"、"后金"什么的都是我们后世"自作主张"的给这些政权加的"前缀",只是为了与前代同名政权区别而已,其实这些政权从来就没有在自己的国名前加上这些莫名其妙的"前后""东南西北"的说法。"南宋"是宋,"南明"还是明,"蜀汉"也就是汉,"北元"更是元。但被加了这些前缀后,多少会搞的这些朝廷有点不正宗不正统的感觉。

不过,元朝在成为"北元"后,日子确实也过得颠沛流离,从朱元璋到朱棣时代一直跟着"北元"屁股后面,打得"北元"一败涂地,在草原里也越逃越深,朱棣为了斩草除根还屡次率大军亲征。逃归逃,败归败,北元朝廷却从来没被一锅端掉。

对于北元的灭亡时间,史学界内部也是争议很大,有种流行的说法是北元的皇帝后来被打怕了,或者说是绝了"反攻中原"的念想,再或者说北元内部如台湾一样"蒙独"思想逐渐抬头,反正就是不自称"大元"了,偏安蒙古"一隅"独立建国了。

对于这一说法,反对的意见也相当多,我在这里也就不展开了。我想强调的是,在北元数百年的历史上,除了很短暂的年代,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子孙,也就是所谓的"黄金家族"一直至少是名义上的北元之主。北元最荣耀的时刻,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土木堡之变,传统的说法都是说明英宗被"瓦剌"太师也先所俘,但不可忽视的是,作为蒙古支系的"瓦剌"当时仍然奉大元大汗脱脱不花为主。或者说,其实,明英宗是被一向被明朝打得落花流水的老对手"大元天子"或"元朝余孽"打败并俘虏了,当然,这是明朝官方所讳言的。

对于蒙古人来说,他们对于成吉思汗的崇拜已深入骨髓,他们无法容忍"黄金家族"以外的人成为大元之主。唯一的例外就是刚刚提到的也先,当然,他仅仅过了一年瘾,就在众叛亲离中被杀。大元的天下,总归是成吉思汗子孙的。

北元持续的时间之长可能会超出大多数人的预期。自"元顺帝"起,北元的世系一直传了二十八代,而至崇祯为止的明朝皇帝不过才传了十六代而已。那么,是谁最后灭掉了"元"?

北元明确的灭亡时间是1635年。1634年,北元的最后一位大汗林丹汗在战败后"驾崩",而击败他的不是别人,是皇太极。可以说,林丹汗与皇太极的战争事实上是决定中国北方命运的一战,如果林丹汗赢了,可能也就没有皇太极称帝,更没有大清朝了,更夸张的是,可能最后灭掉明朝将是复辟成功的"大元"了。林丹汗败亡的次年(1635年),八旗军消灭了林丹汗的余部,作为北元灭亡的标志性事件是,在传说中神秘了几千年的"传国玉玺"最后落到了皇太极手中。

说到这里,我终于可以很有勇气的告诉你,消灭元朝的可不是明朝,"灭元者,清也"。当然,在皇太极灭元的1635年,还没有大清,那时还叫"金"(后世叫"后金"),这就更具有历史魔幻感了。几百年前,是蒙古人灭了以前完颜家那个"金",现在爱新觉罗家这个"金"又给祖先报了仇,回过头来灭了元。事实上,就在皇太极灭"元"的第二年,他就即了皇帝位,大清朝自此立国。

以1635年为终点,北元延续了整整267年。而我们所说亡于1368年,仅仅有97年短寿的元朝,在这个以战败者为主体的历史版本中,变成了国祚长达364年的"元朝"。可笑的是,这个元朝灭亡后的仅仅9年(1644年),大明朝也在崇祯上吊后亡于李自成手中。也就是说,如果以一元化历史观来看,大明和大元算是"一个中国"旗帜下始终共存的两个政权。

稍等,游戏还没有结束,在这个新的历史逻辑中,明朝远不是亡于1644年。

对于明朝的灭亡时间,史学界也素有争议,毕竟,崇祯这个明亡了之后,还有"南明",虽然,在清朝的历史观中,南明也就是"前明余孽",只是游击队罢了,当不了真。

不过,借用以上的逻辑,既然北元可以算作元,南宋可以算作宋,为什么南明不是明?借用朝鲜学者成海应在《正统论》中的口径:"皇明虽残破,然弘光皇帝在南都,则正统在南都;隆武皇帝在福州,则正统在福州;永历皇帝在桂林、在缅甸,则正统在桂林、在缅甸者,,天下之正义也。永历皇帝崩,正统于是乎绝矣……"。

好吧,按照正统的历史说法,1661年,吴三桂在云南最后灭掉了南明政权。当然,你也可以说,吴三桂在次年才在缅甸最后抓住了永历帝——大明朝亡于缅甸。

请原谅我的索求无度,对于明亡于1661而不是1644这个结果,我仍然不太满足。千万别忘了,1661年南明亡国之时,奉大明为正统的郑成功还在。既然大明的臣子郑成功还在,如果站在大明"脑残粉"的立场上,你们凭啥说大明就亡了,按照中国历史的惯例,至少要给个"东明"的说法吧。

根据连横的《台湾通史》,郑家退守台湾之后,朱元璋的直系子孙——"宁靖王"朱术桂也跟着来到了台湾,成为了"大明正统在台湾"的一个"铁证"。尽管郑经出于一些自立为王的"台独"想法,并没有让朱术桂坐上大明皇帝宝座,但在明面上总是奉这个"宁靖王"为大明代言人的。一直到1683年,也就是康熙派施琅攻台那一年,朱术桂在知道了郑克塽的归降打算后,才和五个妃子先后一起自杀身亡,死前朱术桂身穿玉带龙袍,并留下绝命诗"艰辛避海外,总为几茎发。于今事毕矣,不复采薇蕨"。

令人扼腕的是,朱术桂的自杀完全采取了向先帝崇祯"致敬"的方式——自缢。直至在今日的台湾,朱术桂仍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台南市区有"五妃庙",高雄湖内乡有"明宁靖王墓",高雄市区有"宁靖王庙"。当然,这些"景点"是大陆游客不太有兴趣的。

1683年,在明朝的最后身影凋零于台湾之后,我终于可以承认,明朝是彻彻底底的亡了。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的朱一贵起义中,这位冒牌朱明宗室还给了朱术桂一个名分——"明懿宗"。

张明扬,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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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最后一分钟的坚持——胡适在抗战中对中国的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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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分钟的坚持——胡适在抗战中对中国的大贡献
Aug 12th 2013, 12:26, by 明鏡雜誌

http://wqh7178.bokerb.com/keditor/2013_02/image/20130810/20130810223956_19074.jpg


胡适得到了美国民众欢迎,自然引起日本人的惊恐与愤恨。特别注意收集资料的胡适,在日记中保存了一份1940年10月31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内中转述了东京英文《日本时报》的评论。这篇评论对美国国务院在幕后支持胡适大使于北美各地巡回演讲极表愤怒,指责胡适以大使身份到处演讲,是刻意激起民众对日本的仇恨,并将美国引入和日本可怕的战争之中。

对于这篇恨意咄咄的文章,史家余英时评论说:"这至少说明,在日本政府的眼中,胡适的演讲活动已构成美、日关系的一大威胁。可以想像,胡适平时与罗斯福和国务院高层领导人物之间的交谈,也必然强调与日本谈判并不可持,因为它决不讲信义,这是他一贯坚持的看法??无论如何,1941年11月26日美日最后谈判的破裂,与胡适在最后一分钟的强烈争持是有关系的。"

胡适在最后一分钟争持的是什么,为何世界两个强大帝国由于胡适的争持而导致谈判破裂并爆发大战?

据美国新近解密的档案透露,当时的具体情形大致是:1941年9月,美日两国政府开始秘密谈判中国与西南太平洋的局势,为了挟击胡适,日方果然派了两位高手---野村与来栖大使在华盛顿执行谈判任务。胡适闻讯,立即上阵应战,在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国务卿赫尔两位决策者之间展开攻势,防其在关健时刻做出有损于中国的举动。但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还是决定与日本妥协,无情地把中国抛了出去。此时中国与日本血战已达四年之久,"苦撑待变"几乎达到极限,若无外力介入,后果实属不堪预料。美国与日本的妥协,无疑将中国推向崩溃的边缘。

9月24日,由于胡适的坚决请求,赫尔约见了胡适等中、英四国大使,极不情愿地出示了临时妥协草案的美方定稿。胡适看罢,极为震怒,当场向赫尔提出严正抗议。就当时胡适的怒容,如果不是自己个头矮小,打起架来不是对手,他会当场给赫尔几个耳光,然后将其按倒在地一顿暴打。危急之中,胡适立即求见罗斯福总统,请求对方出面阻止这一有害中国利益的方案,同时请求英国方面共同对这一决策提出抗议。

英国首相丘吉尔经过反复权衡,采取了胡适的建议,致电罗斯福总统,明确反对美国于历史的紧要转折关头与日本妥协、利己害华的做法。丘吉尔极富政治远见地指出:"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的危机。"由于英国方面与胡适的强烈反对,美国高层经过慎重考虑,认识到此前的错误,遂于11月26日决定撤销与日本的妥协方案,从而使满天风险的太平洋局势彻底翻盘。——这就是胡适"在最后一分钟的强烈争持"之由来。

1941年12月7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当日,胡适正在纽约慷慨激昂地演说,罗斯福打来电话,约他速到白宫相见。胡匆匆来到白宫,罗斯福开门见山地说:"胡适,那两个家伙(指野村、来栖)方才离开这里,我把不能妥协的话坚定地告诉他们了,你可即刻电告蒋委员长。可是从此太平洋上随时有发生战事的可能,可能发生在菲律宾及关岛等处。"

此时的罗大总统只说对了一半,战事总要爆发,但不是菲律宾与关岛,而是美国领土。胡适离开白宫刚到使馆,就接到了罗斯福的电话。对方用激愤得有些颤抖的声音说道:"胡适,方才接到报告,日本海空军已在猛烈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的序幕就此拉开。

几年后,美国著名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名教授查理.毕尔在他的名著《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一书中,视胡适为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毕尔在书中所说的大意是:美日之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罗斯福总统为了维护美国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不幸地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圈套,才惹起日军前来偷袭珍珠港,最终把美国拖入了可怕的世界大战。

查理·毕尔所言虽不免过于夸张,但也透出了一个内在的事实,即胡适当年接受大使职务,便是为此一"大事因缘"而来。胡适"在大使任内,运用一切方式和力量推动美、日交恶,是众所周知的。他一心一意要把美国带进太平洋大战,使中国可以有'翻身'的机会。"

将胡适先生与说"中国是世界是最幸福的国家,要不然为什么13亿人愿意生在中国!"以及"法律不是挡箭牌"之类语言的今天的外交官比较一下,会得出什么结论呢?

天狼孤星,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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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湖西“肃托”事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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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西"肃托"事件始末
Aug 12th 2013, 12:22, by 明鏡雜誌


   湖西"肃托"事件是1939年发生在山东湖西地区的一起在全党有着重大影响的冤假错案。"肃托"事件在所谓"肃清托洛茨基匪帮"的名义下,使湖西大批党政军干部被捕、被杀,严重损害了湖西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湖西地区位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因其大部位于山东南阳、独山、昭阳、微山四湖以西,故称湖西地区。这个地区紧靠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干线,逼近战略要地徐州,是连接华北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纽带。抗战开始不久,湖西人民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并于1938年6月成立了湖西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李贞乾任总队长,当时总队下辖十几个大队、1000余人,到当年底就发展到20多个大队、5000余人。队伍后奉命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挺进支队,成为抗战初期坚持湖西抗日斗争的一支主要武装力量,为开创湖西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很大贡献。

  1938年12月,由八路军一一五师第六八五团改编成的苏鲁豫支队到达湖西地区,一举粉碎了日伪军4000余人对湖西的首次"扫荡"。湖西人民欢欣鼓舞,称誉苏鲁豫支队是"神兵天降"。不久,苏鲁豫支队与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合编,迅速发展到8000余人。1939年5月间,遵照中共中央要苏鲁豫支队向陇海路以南发展的指示,支队长彭明治率三个大队进到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一带开辟根据地,并与淮北的新四军彭雪枫部取得了联系。支队政委吴法宪率部分兵力到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一带开辟根据地。留在湖西地区坚持斗争的是原挺进支队改编的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梁兴初兼任大队长,王凤鸣兼任大队政委,王凤鸣同时还担任湖西军政委员会的负责人。王凤鸣对湖西地区党政军大权的独揽,为湖西"肃托"事件的发生埋下了祸根。

  所谓"肃托",就是肃清"托派"。"托派",本来是苏联共产党内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列宁主义的一个政治派别。托洛茨基被"联共"开除并被驱逐出苏联后,曾在国外指使一些"托派"分子进行过反苏活动。20世纪30年代,苏联曾进行过大规模的反"托派"斗争,使许多无辜的人惨遭杀害。在中国,1931年5月陈独秀曾组织过"托派中央",进行反党活动。但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后,"托派"组织即发生了分化。抗战时期,"托派"并无统一的组织,在共产党内更没有潜藏着一个从上到下的"托派"组织。可是,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就依苏联葫芦之样画瓢,在国内鼓吹"肃托"。1938年1月,康生在《解放》周刊上抛出题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徒》的长文,把"肃托"和抗日相提并论。后来,康生又担任了中央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直接掌管"肃托"大权,错捕、错杀了一些好同志,其恶劣影响波及全国。康生的"肃托"文章印成了小册子,曾在党内干部中广为流传,使许多人产生了对"肃托"的恐惧感与神秘感,造成思想混乱。当时广大干部乃至于许多领导"肃托"的人,其实并不清楚托洛茨基其人及其政治观点,他们看了康生的小册子,就把"托派"这个词当作"汉奸"那样来理解。

  湖西"肃托"首先是从苏鲁豫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开始搞起来的,逐渐扩大到整个湖西地区。原来湖边地委办了一个干部学校,学员多是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1939年8月,在干校青训班毕业的时候,有一些学员提出,他们熟悉家乡情况,要求回去工作,不愿服从组织统一分配。湖边地委负责人认为此事问题严重,主观臆断背后有人煽动,于是派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到干校处理此事。

  这时,康生的长文已传到湖西。王须仁即以此为理论依据,将此事与"托派"联系起来,向地委汇报说学员"闹事"是因为有"托匪"活动,主持学校日常工作的非党教员魏定远有"托派"嫌疑。于是将魏定远逮捕,王须仁亲自审讯。在审讯时刑讯逼供是王须仁的惯用手法,早年他在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政治部当军法官时,就由于审讯时不执行政策,搞刑讯逼供,被中止工作,在政治部等待分配。可是由于他善于阿谀逢迎、钻营投机,被区党委书记看中,又被委以重任。这次,他对魏定远施加酷刑,逼迫魏定远承认自己是"托派",并逼供出第一批"托派"人员名单。随后,王须仁又根据魏定远的招供,再严刑逼供,并让被抓的人串供,如此恶性循环,"托派"越"肃"越多。

  王须仁搞的"肃托",得到了驻在湖西的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大队政委王凤鸣的支持和苏鲁豫区委书记白子明的附合。王凤鸣虽是部队干部,但品质恶劣。他以当过红军、参加过长征而自命不凡,骄横跋扈,对当地干部很不尊重,曾与一些同志发生过争吵,他正想借"肃托"以泄私愤,于是与王须仁一拍即合。二人相互勾结,使事态进一步恶化。他们有恃无恐,变本加厉,用捆绑、吊打、压杠子、灌凉水、摇电话机过电等种种酷刑,进行逼供、诱供、串供、指供。湖边地委的部长和各县委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全被打成"托派"。这实际上是消灭了湖边地委和湖西地区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鱼台县抗日民主政府。接着,"肃托"又像瘟疫一样蔓延到苏鲁豫区党委,除党委书记白子明一人外,党委所有成员都被打成"托派"关押起来。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大批优秀干部惨遭杀害,区党委青年部长孙衷文、组织部长郝中士、区党委委员兼湖边地委书记李毅先后被捕,这实际上是毁掉了苏鲁豫区党委。接着,王凤鸣、白子明、王须仁私自成立了一个所谓"整理委员会",以代行党委的权力。9月下旬,白子明以区党委书记的名义,向各地委、中心县委和各地方部队发出通知,命令各地、县的干部,到区党委"受训",并要求把所属部队带去,阴谋吞编。除萧宿永中心县委和鲁西南地委分别因彭雪枫部与杨得志、崔田民的冀鲁豫支队的制止和掩护没有参加外,其他各县都派人参加了"受训"。在"训练班"中,又有一批干部惨遭杀害。接着,王凤鸣、白子明等又把"肃托"发展到主力部队,逮捕了苏鲁豫边区原山东纵队挺进支队支队长李贞乾、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兼第四大队队长梁兴初和苏鲁豫支队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并严刑拷打,逼他们承认是"托派"。

  湖西"肃托"事件,王须仁是主凶,他借"肃托"之名,残杀大批党的干部。王凤鸣利用职权,凌驾于地方党组织之上,与王须仁相互勾结,乱捕滥杀,成为王须仁的靠山。身为区党委书记的白子明丧失党的原则立场,完全屈服于二王的威胁,并积极主持"肃托",亲自刑讯逼供,负有领导责任。他们既不报告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又不接受山东分局和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制止,刑讯逼供,制造伪证,扩大事态,并假冒中共中央名义,杀害湖西党政军干部,造成了乱捕、乱杀的严重局面。据统计,在这次事件中,先后有五六百名党政军干部被捕受审,300多人惨遭杀害。这次事件使整个湖西地区党组织多年辛苦缔造的工作基础几乎全部被摧毁。

  1939年11月,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等赶赴湖西,采取果断措施,无条件释放了被关押的干部,制止了事件的进一步发展,扭转了湖西危局。不久,罗荣桓经上级批准,调整了湖西各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并调动了部队,把四大队调往鲁南地区,让彭明治率苏鲁豫一部到湖西,任命朱涤新为支队政委,原政委吴法宪改任政治部主任,让他们暂留湖西协助地方党组织稳定社会秩序。后又从鲁西调来黄河支队,接替苏鲁豫支队防务。经过党政军民各方面的艰苦工作,受到摧残的湖西党组织和根据地逐步得到恢复。

  罗荣桓离开湖西时,将王凤鸣、王须仁等调到一一五师部继续审查。王须仁在途中畏罪自杀。王凤鸣在听到中央决定给他判处徒刑的消息后,于1941年7月畏罪叛逃,投奔日寇,当了可耻的汉奸。

  湖西"肃托"事件是一起重大的历史冤案,也是山东党史上的一起悲剧性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有其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从客观上讲,照搬苏联共产党的做法,脱离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是造成"肃托"错误的首要原因;其次是当时敌我斗争十分激烈,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容易误导党组织负责人对革命队伍状况做出不切实际的判断。从主观上讲,湖西"肃托"事件主要是由于王凤鸣、王须仁作祟,但同当时王明、康生对"肃托"的鼓吹也是分不开的。王明、康生照搬苏联模式,鼓吹"肃托"是大的历史背景。也正是由于"肃托"是从苏联传来的,受这一历史条件的影响,人们当时认识不到"肃托"本身有什么问题,而认为湖西事件是"肃托"的扩大化。因此,直到1942年,山东还有一些地区仍在搞"肃托"。刘少奇来山东后才完全制止。主客观原因中,其中主观原因是主要的。

  对湖西"肃托"冤案的处理,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复杂的过程。由于种种原因,特别受"左"的思想影响,多次处理都不够彻底。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这一冤案才彻底平反。

  罗荣桓、郭洪涛、张经武等制止了事件的发展,为挽救湖西党组织、恢复和巩固湖西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对于这一事件的性质,当时还不可能有清醒的认识,而是定性为"'肃托'是正确的,错误在于扩大化"。对于湖西事件中存在严重责任的白子明等也未能给予应得的处分。1940年3月,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山东分局社会部长刘居英带领巡视团到湖西专门进行调查处理;6月,山东分局发出了《总结第五区党委"肃托"斗争的训令》;冬季,潘复生奉山东分局之命,按训令精神处理事件的善后工作。1940年3月,砀山县民主人士孟昭潜等13名受难烈士家属及当地士绅名流,写信给山东分局并转呈党中央及毛泽东,反映"肃托"事件真相。当年冬,毛泽东得知详情后,即给山东分局电报,对"肃托"中被诬陷牺牲的同志深表哀悼,并指示山东分局妥善处理此事。194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正式做出《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11月,根据毛泽东的电报和中央的决定,山东分局做出《对湖西锄奸事件的总结》,并再派刘居英到湖西进行善后处理工作,在单县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对烈士家属进行了抚恤。刘少奇于1942年,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于1943年,冀鲁豫分局书记黄敬于1944年,都曾对湖西"肃托"事件遗留问题做过具体指示。党的七大期间,中央成立了以陈云为首的五人小组,重新审查湖西"肃托"事件,指出这一事件是由于领导者大搞逼供造成的,对屈打成招的同志不应追究其责任,处分一律撤销。1945年底,湖西地委据中央指示精神,再次做出决定,明确指出:"肃托"事件的责任应由白子明、王凤鸣来负,撤销了对在严刑逼供下说了假话、犯了错误、牵连了别人者的错误处理。但这次处理没有解决诸如"真托匪"、"扩大化"等问题。1983年5月,中共山东省委将湖西"肃托"事件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报告中共中央。12月2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转发了"经中央同意"的山东省委的报告,明确指出:湖西"肃托"事件的性质是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不是"扩大化"的错误,应予以彻底平反;原定单子英等7位同志是"真托派"是完全错误的,应予以平反昭雪;对"肃托"事件中被错杀、错处理尚未平反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至此,湖西"肃托"事件在经历了40多年后,最终得到彻底解决。

  在湖西"肃托"事件发生前后,山东抗日根据地各地区、山东分局、山东纵队也进行了"肃托",制造了许多错案。其中泰山区错杀160人,鲁西区错杀33人,鲁南区错杀30余人。这些错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也陆续得到彻底平反。

  王卫红,《档案故事》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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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中日关系进入“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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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进入"冰期"
Aug 12th 2013, 11:05, by JAS

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已经好久没有这样糟糕了。而目前人们还看不到任何缓解危机的办法。正在专家们担心中日之间会留下无法修复的伤疤同时,新的危机又浮出水面。

国际社会对亚洲两大经济强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愈发担心。数月来,两国又因东海上的岛屿主权问题重新摆出对峙的样子,双方之间存在着 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本周,又有一件雪上加霜的事情,日本政府代表将于8月15日,也就是该国二战投降纪念日当天参拜备受争议的靖国神社,那里供奉的人物 中包括多名二战战犯。

每年,日本政界人士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都会招来中国和韩国的强烈抗议。但这却没有改变日本的态度。目前,中日两国的关系已经如此紧张,甚至有专家担心两国 的关系将承受"无法修补"的伤害。日本京都产业大学世界问题研究所所长东乡和彦向日本经济媒体《现代商务》(Gendai Business)表示:"如果日本不试着去了解中国人的思维逻辑,继续参拜靖国神社的话,这既不能修复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也会让日本在外交上处于孤 立。"

Touristen betrachten am 05.10.2008 das Hauptgebäude des Yasukuni-Schreins in Tokio. Die Besuche japanischer Politiker am Shinto Schrein im Bezirk Chiyoda sind immer wieder Auslöser heftiger Debatten, da hier auch verurteilte Kriegsverbrecher geehrt werden. Foto: Alexandra Schuler +++(c) dpa - Report+++ 
中国专家:无论安倍是否参拜靖国神社,都不会让近期内中日关系出现大幅改观。
 
参拜靖国神社让中日关系"雪上加霜"

日本右翼保守派首相安倍晋三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日本媒体报道称,他起码不会于8月15日当天参拜靖国神社,虽然到目前为止,他本人对此还没有做出任何表 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成晓河认为:"安倍还是不要参拜靖国神社为好,但如果他这样做了,我们也不会感到惊讶。因为他在这方面的态 度总是比较模糊。"因为中日关系本来就已经非常糟糕,对靖国神社的拜访最多也就是"雪上加霜"。成晓河相信,如果安倍放弃前往,中日两国的关系近期内也不 会出现多大的改观。但他这样做至少能够表现出他小心翼翼,不想让两国关系出现"无法修复"之伤的态度。

对于日本教授东乡和彦来说,参拜靖国神社和中日两国就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所展开的争执之间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日本在这方面也必须了解中国人的思维逻 辑和动机。东乡和彦表示,日本政府去年宣布将相关争议岛屿国有化的做法无视中国非正式的建议和警告,"送给了中国一个借口",让其有理由对地区内的各个岛 屿取得控制。事实上,中国加大在东海地区海巡力度的做法也确实改变了时局。日本对争议岛屿的实际控制权也受到了中国有的放矢的质疑。

习近平"不敢和日本达成妥协"

东京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的分析人士三宅邦彦表示,日本正是应该和他国一道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日本既不能允许中国船只进入相关海域,也不能开始远离这一地 区。这里鱼类资源丰富,而且海下还可能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位学者在日本被认为是有右翼民族主义倾向的《产经新闻》上发表文章称,中国新上任的党和国 家领导人习近平看来还没有完全巩固好自己的执政地位,所以也"不敢和日本达成妥协"。

©Kyodo/MAXPPP - 27/05/2013 ; ISHIGAKI, Japan - The Chinese maritime surveillance vessel Haijian 46 (back) prevents a Japanese fishing boat (front) from sailing ahead on May 26, 2013, in Japanese territorial waters near the Senkaku Islands in the East China Sea. Three Chinese maritime surveillance vessels sailed the same day into Japanese territorial waters near the Senkaku Islands, which are controlled by Japan but claimed by China and Taiwan. (Kyodo)  
2013年5月26日,中国海巡舰(背景)和一艘日本渔船在争议海域展开"对峙"
 
在这一背景下,两国关系的改善需要"长远的策略和耐心"。三宅邦彦指出:"绝对不能匆忙行事,奉行只顾眼前的和解政策。"他建议,如果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不愿意有所让步,那日本虽然可以继续和中国寻求对话,但暂时不用提及尖阁列岛的问题。日本首相安倍之前曾表示愿意和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展开 对话,但中国对此却并不感兴趣。

中国方面认为,日本政府想借助岛屿争端问题让日本变得更"右"。对于中国人来说,安倍政府力图修改战后和平宪法、加强军力等做法,表明了历史中好战的日本 正变得愈发"保守"。人民大学国际关系专家成晓河认为:"钓鱼岛问题是一个拐点。中国态度强硬,而日本则是以硬碰硬。"这两个经济大国关系的冰期何时结 束,尚不明了。

来源:德新社   编译:任琛

责编:石涛

德国之声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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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英国媒体称习近平博士论文含金量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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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媒体称习近平博士论文含金量不足
Aug 12th 2013, 10:36, by JAS

作者 法广

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该报驻香港记者日前获得一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清华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复印件。这份流传出来的文档,导致习近平博士文凭的含金量成为问题。

据中国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2002年,习近平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班"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正在同一年,他从福建省省长转任浙江省副省长、代省长。

习近平的论文题为"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但从来没有正式发表。此前已经有传闻称,习近平的论文有其他人帮助参与完成。《星期日泰晤士报》认为,经过对论文的分析,这一流传说法显得更有说服力。

该报同时还援引批评声音称,对于60岁的习近平来说,这个博士头衔只是用来为政治领导能力装点门面。同时,习近平的一位同学陈希,在此后得到迅速晋升。

另据中央社报道,据没有透露姓名的学者分析称,从学术角度讲,习近平这份长达161页的博士论文不但漏洞百出,而且缺乏原始调研结果; 学者认为,论文可能是综合一些中共官方调查报告和一些外国研究成果之后,由一组人马以马列主义理论词汇合成的。

在博士论文中,习近平感谢3名学者和1名研究员"给予极大帮助",此外在参考文献中,论文注明了97本中文著作和26本英文著作。

本台检索发现,习近平的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全文,但真实性有待确认。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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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财新传媒”记者陈宝成因拆迁维权被山东平度警方刑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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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传媒"记者陈宝成因拆迁维权被山东平度警方刑拘
Aug 12th 2013, 10:35, by JAS

作者 法广

中国大陆财经媒体"财新传媒"记者陈宝成,因在家乡山东平度参与拆迁维权,8月10日被当地警方以涉嫌"非法拘禁罪"予以刑事拘留。同一天被拘留的还有当地七名村民。陈宝成是大陆政法领域记者中较为知名人物,籍贯山东平度金沟子村。2006年以来,当地推行"旧村改造",要求村民搬进新楼,交出农村集体土地使用证并将自家房产拆除;但陈宝成家人等部分村民不肯搬迁,坚持主张对房屋和财产权和对宅基地的合法使用权。

陈宝成一直通过个人微博账户通报事态进展,并以激烈态度同地方当局抗争,曾以身体阻挡挖掘机施工。

当刑事拘留消息传出后,在公共舆论内激起强烈反响。陈宝成就职的财新传媒当天发表声明,对此事严重关切,并呼吁各方保持理性与克制,严格在法律的框架依法办事,特别希望平度市官方及时信息公开,公正、透明地解决相关事件。

今年1月31日,陈宝成在山东平度遇袭,遭两名不明身份男子殴打。此外坚持拆迁维权的其他村民也多次遭打辱骂和殴打。

就在陈宝成和七位村民被刑事拘留次日,有网友在微博爆出山东"大众网"总编辑朱德泉等人在QQ群上的聊天记录,其中显示,该网站因为报道平度拆迁事件得到官方表扬,自称宣传部领导看到该网站文章"高兴得一塌糊涂"。总编辑朱德泉称陈宝成是"无良记者",并要求手下"好好总结,向网络办宣传部报个材料"。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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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首都機場爆炸案山東訪民冀中星被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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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機場爆炸案山東訪民冀中星被起訴
Aug 12th 2013, 10:17, by JAS

上月在北京首都機場引爆自製爆炸物的山東訪民冀中星已經被移送檢察院審查起訴。
爆炸現場
 冀中星稱並非故意製造爆炸

冀中星的律師劉曉原星期一(8月11日)對BBC中文網記者稱,首都機場公安分局當天通知他冀中星爆炸案已經偵查終結,並已經在8月8日將案件移送朝陽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

警方稱,冀中星涉爆炸罪,並說他對在首都機場製造爆炸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

不過劉曉原律師對BBC指出,他在8月1日前往看守所與冀中星會面時,冀中星明確對他表示爆炸是事故造成,並非他的本意。

冀中星對律師解釋,他到首都機場的目的只是散發印有他訴求的傳單,希望引起更多人關注他的遭遇。

警察試圖阻止他時他試圖以自製的爆炸物阻止警察靠近,沒想到在把炸藥從右手轉至左手時,不小心拉著了引線。

劉曉原對BBC記者強調,冀中星當時告訴他,自己絕對不是故意引爆爆炸物。

爆炸造成原本就下肢癱瘓的冀中星左手被截肢。

劉曉原還對BBC中文網指出,機場爆炸案發生在7月20日,北京警方經過不到20天的偵查就將案件移送檢察院,但是東莞警方針對冀中星被毆打致殘案的複查卻仍無結果。

他表示廣東方面目前無法給他提供冀中星兩次起訴要求賠償的全部資料,但表示有關資料將是冀中星被控爆炸罪一案的證據,他將透過北京方面對廣東的資料進行調取。

(撰寫/責編:伊人)

BBC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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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维权人士杨林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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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人士杨林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
Aug 12th 2013, 10:09, by JAS

m0811-sdp3.jpg
维权人士杨林(权利运动 / 资料图)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sd-08112013140736.html/m0811-sdp2.jpg
杨林逮捕通知书

据路透社报道,维权人士杨林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在深圳被捕。杨林的律师李静林表示,所谓杨林"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不能成立。

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维权人士杨林的兄弟披露了杨林不久前被捕的消息;当局的"逮捕通知"称杨林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通知所署日期为7月19号。

北京知名律师李静林也证实杨林被捕的消息。李静林律师说,

"逮捕通知我已经看见了,有复印件传过来了。"

李律师说,他以前就认识到北京上访的杨林,他不认为杨林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他因为过去的事情受到一点委屈来北京上访;(认为)他有那个能力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话,那实在是把杨林看得太重要了。"

据维权网报道,杨林曾经"围观"广东乌坎事件等维权活动,多次遭行政拘留、判刑。李静林律师说,杨林本人在这些维权事件中所起作用并不大:

"哪儿有事情,他都跑去(表示关注),但是没有听说他在里面起到多大作用。"

最近中国官方媒体上一再出现批判宪政的文章,令人怀疑官方的意识形态有左转倾向。能否认为杨林等维权人士的被捕与这一倾向有关呢?李静林律师说,事情现在很难说: 

"他们究竟抓杨林是出于什么考虑,没办法知道。"

纽约的中国事务评论家刘念春说,杨林不是最近唯一被捕的异议人士。他认为中国的舆论有收紧迹象:

"他(指掌控舆论的人)现在连宪政都不谈了,不谈宪政、以人治国的话―― 谁来治?!"

路透社的相关报道说,"中国的自由派人士和知识分子希望今年上台的习近平主席的新政府能够对改革呼声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但是当局似乎想表明,他们不会容忍任何对他们统治的挑战。"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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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韓媒:北韓刪共產主義 改世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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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媒:北韓刪共產主義 改世襲
Aug 12th 2013, 10:08, by JAS

(中央社台北12日電)香港大公報今天轉載韓國朝鮮日報報導指出,北韓修改位階高於憲法和勞動黨章的「十大原則」,刪「共產主義」,改明定「白頭山血統」,強調家族世襲。

北韓所稱的白頭山,就是中國大陸的長白山。

朝鮮日報報導,時隔39年,北韓於今年6月修改「樹立黨的唯一思想體系十大原則」(簡稱「十大原則」)。熟悉北韓情況的韓國政府消息人士說,北韓前一次是在1974年4月內定金正日為接班人後,修改相當於統治規範的「十大原則」。

消息人士指出,這次將名稱改為「確立黨唯一領導體系的十大原則」,將統治理念從「金日成主義」變更為「金日成和金正日主義」,並將金正恩與他們列為同級,重點就是金氏家族世襲的正當化和規範化。

修改後的「十大原則」第10條第1款規定,「應深化樹立黨的唯一領導體制的事業,並世代延續」。第2款規定,「應將我們黨和革命的血脈-白頭山血統永遠延續下去…並堅決保持其絕對的純潔性」。

而以前的「十大原則」第10條第1款是,「應在領袖金日成領導下確立黨中央的唯一領導體系」。

韓國一位國策研究所研究員說,北韓強調白頭山血統,並明文規定世襲制,加強對金日成、金正日和金正恩「金氏家族」三代人偶像化,就等於承認北韓是近代封建國家。

北韓「十大原則」在改成「金日成和金正日主義」的同時,刪除「無產階級專政」。分析認為,這也是為了鞏固金氏家族世襲體制。

報導指出,十大原則第1條原條文「為完成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偉業而鬥爭」,修改為「為完成主體革命偉業而鬥爭」。

國策研究所的研究員分析,必須達成的偉業由「主體革命」代替原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意味比起共產主義理念,金氏一家唯一領導體系更重要。102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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