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 “史无前例，但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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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无前例，但危险" Sep 3rd 2013, 15:16, by 大事件 随着蒋洁敏被解职，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将成为下一只反腐运动被打"老虎"似乎已势在必行。德语媒体指出，打这样的"大虫"鲜有前例，并非没有风险。  （德国之声中文网）从薄熙来案庭审、中石油4名高管被解职，到曾任中石油董事长的国务院发改委主任蒋洁敏落马，无不显示出，中共新领导层正以层层剥笋的方 式，晾出源于石油系统的原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9月3日一期的《南德意志报》"政治"栏目上的一篇文章相信，以周永康的地位，他成为反 腐对象，会比薄熙来案更惊心动魄，但隐含更大风险，一大原因是，即使是打大老虎，习近平似乎也有偏袒之嫌： "数月前，习近平启动反腐、反铺张浪费运动，许诺人民，将'苍蝇老虎一起打'。不过，权斗中的失败者被官方以'腐败罪'送上法庭，这在中国是普遍现象。 "其他人没有被触及。例如，《纽约时报》去年年底曾证实，前总理温家宝家族拥有相当于120亿以上欧元的资产，而迄今没有传出关于对该家族进行调查的消息。 "对周永康展开调查的确会是史无前例：周2002年晋升进入中国权利的最核心—政治局常委会，当时还是9人制。自文革结束近40年来，中共大员中还没有哪个来自这一核心的成员被动过一根毫毛。在这一职位上，不论是在任还是下朝，常委迄今享受着不受任何调查的豁免权。 "周何以成为对象？他曾是遭罢黜的薄熙来的密切盟友。有消息称，直到薄被逮捕，周是最高领导层中唯一一个依然保薄的人。打周并非没有风险：作为国安系统的 长期领导人，他应该掌握着其他高官们的诸多秘密；作为石油业曾经的太上皇，他了解许多其他领导人的家族如何中饱私囊之内情。至于习近平觉得自己已足够强 大，能够整肃周的手下人以至周本人，跟多人认为，这显示，党首的权力正进入下一轮调整期。…… "观察家们预期，习近平为首的领导层在11月份召开的全会上将宣布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改革举措。最大的抗拒来自强势的国有制造业。而对周阵营的每一个 打击都是对国有制造业阵营自动发出的一个警告信号。不论是《南华早报》，还是《纽约时报》都援引党内人士报道称，最终是否对周永康展开调查，尚未定夺。也 可能，最后，党的领导层对曾达到削弱周的影响力这一步就满意了"。 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又显"好处" 《法兰克福汇报》"经济"栏目上的一篇文章分析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何以又能以"中流砥柱"形象出现，在多数新兴国家经济目前纷纷呈现弱势时，依然 保持超过7%的经济增长速度。文章作者直指人民币仍不能自由兑换正是中国经济目前几乎又呈现"一枝独秀"姿态的重要原因： "为捍卫本国货币，各国纷纷出售硬通货的部分储备。根据金融通讯社彭博提供的数据，亚洲10个最富裕国家中有6个国家的央行今年以来减少了硬通货储 备，其中，印尼减少最多，达18%，印度减少4%。相反，中国还增加了原已是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量2.5%。与此同时，人民币同美元的汇率升高近2%。不 过，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中国央行每天确定参考汇率。这种形式的施加影响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做法，因为，它违反市场法则，在世界市场上以不公平的方式损害竞 争对手，并在进口方面削弱了中国人的购买力。然而，在动荡时期，许多观察家却称赞说，此类形式的国家影响好处多多。这一点也适用于对资本流通的管控。它使 中国人难以在境外投资或接收资金，同时也限制外国投资人在中国购买股票、债券或不动产"。 摘编：凝炼 责编：洪沙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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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宋代王安石用嫖娼打击政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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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王安石用嫖娼打击政敌 Sep 3rd 2013, 13:56, by 明鏡雜誌  　　旧时娼妓业是合法的，秦楼楚馆公开营业。有人统计过，记录北宋京师市井生活的《东京梦华录》，至少提到了19处娼楼妓馆。走在宋朝的城市中，妓女是随处可见的，东京的大酒店，"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临安的酒楼，也有妓女揽客，她们生得"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歌喉婉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茶坊也有妓女，"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元宵佳节，诸酒店的妓女更是"群坐喧哗，勾引风流子弟买笑追欢"。 　　一般来说，这些妓女都是"卖艺不卖身"，只陪酒不陪睡的，跟今人理解的"娼妓"并不一样。宋代京师"妓中最胜者"，都"能文词，善谈吐，亦平衡人物，应对有度"，是很知性的女性；次一点的妓女，也是"丝竹管弦，艳歌妙舞，咸精其能"，是才艺型的女性。品质最差的妓女才出卖色相，这些妓女一般在"庵酒店"。"庵酒店"有个醒目的标志：门口挂红栀子灯，不论晴雨，都用竹笠盖着。暗示里面"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嗯，是不是有点像今日西方城市的"红灯区"？ 　　那时候嫖娼是比较没品位的做法，风流子弟一般更愿意追求那些高层次的妓女。宋代高档妓女的居处，"皆堂宇宽静，各有三四厅事，前后多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经右史，小室垂帘，茵榻帷幌之类"，布置得很是清雅，吸引了大批京城士子及膏粱子弟经常带着仆人、良马前来拜访，邀请妓女游宴。有些"五陵年少及豪贵子弟"，在瓦舍勾栏中看到表演的妓女"有妖艳入眼者"，待演出结束后又"访其家而宴集"，给她们做红烧肉，大献殷勤。"霸王硬上弓"那是不行的。 　　在这些追求妓女的风流子弟中，有赴京赶考的士子，有未授官的新进士，有"膏粱子弟"、"五陵年少"，就是没有在职的官员。为什么？因为按照宋朝的立法，官员是不允许召妓买醉的。宋朝青楼对所有的市民开放，只要您掏得出钱，但官员不可以涉足，官员自己也明白"身为见任，难以至妓馆"，他们若眠花宿柳，一经揭发、弹劾，便可能受刑责或者丢了官职。宋神宗熙宁年间，两浙路有三个官员，仅仅因为"赴妓乐筵席"，便遭黜责。当时乃王安石当政，王氏不爱女色，却有点贪恋权势，为厉行新法、打击异议，他曾不止一次用"扫黄"的办法来收拾政敌。 　　王安石有个同僚，叫做祖无择，是一位鲠直之士，有点"公知"的臭毛病，口无遮拦，曾得罪过王氏。宋仁朝时，祖无择与王安石同为知制诰，替皇帝起草诏书。依宋制，知制诰草诏是有稿费的，当时叫"润笔"，王安石坚决不收润笔，将钱挂在翰林院的梁上，以示清高；但这笔钱却被祖无择毫不客气地取下来花掉了，"安石闻而恶之"。熙宁初年，王安石当政，推行新法，自知民怨沸腾，便做了一首《咏雪》诗，来自我辩解："势大直疑埋地尽，功成才见放春回。村农不识仁民意，只望青天万里开。"祖无择听后大笑，出言相讥："待到开时，民成沟中瘠矣！"因此王安石对祖无择怀恨在心，"乃讽监司求无择罪"，即暗中吩咐当检察官的亲信搜寻祖无择的罪证，务要将祖无择这个人搞倒、搞臭。 　　一些惟王安石马首是瞻的御史，便想方设法搜集祖无择的罪证，终于给他们找到一条："祖无择知杭州，坐与官妓薛希涛通"。意思是说，祖无择在杭州当太守时，曾闹出嫖娼的丑闻，那个妓女叫做薛希涛。王安石当然不放过这个收拾祖无择的机会，马上安排人将祖无择关押起来审问，那个妓女薛希涛也被抓了，要她指证祖无择嫖娼。 　　薛希涛虽是风尘中人，却比许多男人都硬气，任凭办案人员严刑拷问，就是不肯指证祖无择，最后，"希涛榜笞至死，(仍)不肯承伏"。御史对祖无择的指控都查无实据，无法定罪。感谢薛希涛的仗义，祖无择总算逃过了一劫。 　　王安石对付祖无择，当然有不可告人的"整人"用意，但我们也不能说祖无择受了冤屈，因为他在杭州时，确实与妓女薛希涛有"不正当关系"，而按宋朝法律，官员如果与妓女有私，也确实是要受责罚的。只不过祖无择很幸运，薛希涛对他一往情深，宁死也不出卖他。 　　如果祖无择不是官员，而是一介平民，那么即使他风流成性，天天狎妓买醉，夜夜眠花宿柳，官府也不可以此为把柄整他。在祖无择那个时代，就出了一个有名的风流才子——— 柳永。这个柳才子生性放浪，"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当时东京的名妓，对柳永非常仰慕、崇拜，"妓家传出几句口号，道是：'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中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也没见官家找他的麻烦。不过，柳永在参加科考时则遇到了麻烦——— 宋仁宗批示不可录用他："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柳永于是干脆自称"奉旨填词"，在烟花柳巷继续过他的风流生活。 　　我觉得宋仁宗与柳永的做法，都是可圈可点的。柳永放荡不羁，喜为狭邪游，顶多只能算是私生活不检点，官家不应该横加干预；但是，这种生活作风多少有违公序良俗的浪子，即使再有才情，也不适宜当为民表率的公务员，所以宋仁宗叫他"且填词去"。柳永呢？也不觉得自己的活法有什么见不得人，大大咧咧宣称"奉旨填词"，不改放浪的本色。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礼法，其实是存在着一个"双重标准"的，即所谓"礼不下庶人"与"春秋责备贤者"。按传统的伦理道德，寻花问柳显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小人(平民)之德草"，老百姓可不受太严格的礼法约束，这便是"礼不下庶人"的涵义；而官员，身为社会精英，当为万民表率，"君子(官员)之德风"，则应该接受更苛严的礼法束缚，此即"春秋责备贤者"之义。所以，宋朝政府对平民宿娼，一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禁宿娼"的立法只针对官员。 　　那么，这样的"双重标准"在今天看来是不是很陈腐呢？不是。现代法治社会依然讲究"双重标准"———2008年，美国民主党明星政客、纽约州州长斯皮策被曝出召妓丑闻，美国社会舆论大哗，70%的受访者认为斯皮策应该辞职，纽约州议会的共和党领袖强硬地宣称，如果斯皮策在48小时之内不辞职，将提出弹劾案。最后，斯皮策召开记者会，向公众道歉："我作出了有违对家庭义务、有违我个人或任何是非观念的行为。"并在48小时内提出辞职。如果斯皮策只是一名普通富商，那他的绯闻，不过是小报上的一则花边而已。 　　吴钩，南方都市报  201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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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月刊: 審查的大棒終究會打到審查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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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的大棒終究會打到審查者身上 Sep 3rd 2013, 08:04 《明鏡月刊》編譯  歐果果     如果你是一名作家，想寫一本小說跟現代中國有關，那你必須避開下列時期：1959年至1962年的大飢荒、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及 1989年的"六四"事件，否則的話，你的書很難在中國本地出版；同理，如果你是一名編輯或記者，你必須了解哪些題材是可以不受拘束地報導，哪些需要通過 謹慎處理，還有哪些是連碰都不能碰，要不然你很有可能被調離現職，甚至飯碗不保。     這就是中國出版業面臨的審查現狀，沒有人得以倖免。政府宣傳部門每天下達眼花撩亂的命令或不厭其煩召開會議，"善意提醒"媒體工作者什麼事情可以說，什麼事情不可以說，幾十年下來，這些禁令與文件層層堆疊，幾乎跟喜馬拉雅山一樣高。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2013年5月3日世界新聞自由日當天，國際筆會發表報告《當今中國的創造力與限制》（The PEN Report: Creativity and Constraint in Today's China），邀請中國作家余杰、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等出席新聞發布會。這份評估中國言論自由狀況的報告歷時五年才完成，紀錄2008年以來數量日益升高 的迫害事件，包括西藏、新疆、蒙古等地100多位遭受關押或被迫流亡的作家的故事，此外還有十位異議作家如縢彪、唯色、廖亦武、慕容雪村、戴晴和高瑜等的 文章，描述在嚴格審查壓力下的生活。     自第一本長篇小說《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問世後，本名郝群的慕容雪村儼然已經成為中國新銳的文學明星之一，同時也是國內審查制度最尖銳的批評者。《大西 洋月刊》（The Atlantic）便引用了《當今中國的創造力與限制》裡面慕容雪村之文，討論審查如何貫穿中國社會所有層面。     慕容雪村指出，高高在上的政府發言人曾多次宣布，中國人民享有廣泛言論自由，但對於一般公民而言，言論自由具有三層意義：第一，政府所允許流傳的信息，我 們享有充分的討論自由；第二，政府認為應該謹慎處理的信息，我們享有部分自由；第三，政府下令屏蔽的信息，我們享有不可知的自由，誠如前人有訓："當一個 人知道太多就會變成一件危險的事。"     1931年《中學生》雜誌曾向魯迅提問："假如先生面前站著一個中學生，將對他講怎樣的話？"魯迅答："我要先問問你，我們現在有言論自由嗎？假如你說 '不'，那麼你一定也不會怪我不作聲。假如你竟以'面前站著一個中學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說點什麼，那我就說，第一步要努力爭取言論自由。"然而魯迅逝世 70幾年後，中國人似乎已遺忘這位中國現代文學的創始者，他的作品不見於教科書中，傳遞給後代的使命也尚未完成。     管控言論的效果會越來越低     當我們深入觀察中國的說話環境時，不難發現一個非常複雜的局面。慕容雪村提到，每座城市、每家出版社以及每位編輯都有自己的標準，舉例來說，同一篇文章可 以在廣州發表，但到了深圳被禁，或通過修改才能在北京出版，這並不罕見，編輯甲認為可發行之書，極有可能被編輯乙視為危險之物。     所有媒體和出版機構不得不服膺於政府之下，員工接受由政府提供的職級、待遇和福利同時，必須忠貞不二地服從政府，包含事先審查，宣傳部門控制媒體的策略很 簡單也很有效──不要殺他們，讓他們生活在恐懼中，因此在龐大壓力下，每一名媒體工作者都不得不承擔起"自我審查"的責任，確保每一篇文章無害、沒有反動 意識、不色情、不灰暗且對國家不會造成負面影響。一些退休高官樂於參與審查這個偉大事業中，只要他們發現不適當內容，就會拿起電話向政府報告，他們從不認 為自己所作所為是可恥的，相對地，他們充滿"正義感"，誤以為這是保衛祖國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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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審查的大棒終究會打到審查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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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的大棒終究會打到審查者身上 Sep 3rd 2013, 13:03, by 明鏡雜誌 《明鏡月刊》編譯  歐果果     如果你是一名作家，想寫一本小說跟現代中國有關，那你必須避開下列時期：1959年至1962年的大飢荒、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及1989年的"六四"事件，否則的話，你的書很難在中國本地出版；同理，如果你是一名編輯或記者，你必須了解哪些題材是可以不受拘束地報導，哪些需要通過謹慎處理，還有哪些是連碰都不能碰，要不然你很有可能被調離現職，甚至飯碗不保。     這就是中國出版業面臨的審查現狀，沒有人得以倖免。政府宣傳部門每天下達眼花撩亂的命令或不厭其煩召開會議，"善意提醒"媒體工作者什麼事情可以說，什麼事情不可以說，幾十年下來，這些禁令與文件層層堆疊，幾乎跟喜馬拉雅山一樣高。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2013年5月3日世界新聞自由日當天，國際筆會發表報告《當今中國的創造力與限制》（The PEN Report: Creativity and Constraint in Today's China），邀請中國作家余杰、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等出席新聞發布會。這份評估中國言論自由狀況的報告歷時五年才完成，紀錄2008年以來數量日益升高的迫害事件，包括西藏、新疆、蒙古等地100多位遭受關押或被迫流亡的作家的故事，此外還有十位異議作家如縢彪、唯色、廖亦武、慕容雪村、戴晴和高瑜等的文章，描述在嚴格審查壓力下的生活。     自第一本長篇小說《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問世後，本名郝群的慕容雪村儼然已經成為中國新銳的文學明星之一，同時也是國內審查制度最尖銳的批評者。《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便引用了《當今中國的創造力與限制》裡面慕容雪村之文，討論審查如何貫穿中國社會所有層面。     慕容雪村指出，高高在上的政府發言人曾多次宣布，中國人民享有廣泛言論自由，但對於一般公民而言，言論自由具有三層意義：第一，政府所允許流傳的信息，我們享有充分的討論自由；第二，政府認為應該謹慎處理的信息，我們享有部分自由；第三，政府下令屏蔽的信息，我們享有不可知的自由，誠如前人有訓："當一個人知道太多就會變成一件危險的事。"     1931年《中學生》雜誌曾向魯迅提問："假如先生面前站著一個中學生，將對他講怎樣的話？"魯迅答："我要先問問你，我們現在有言論自由嗎？假如你說'不'，那麼你一定也不會怪我不作聲。假如你竟以'面前站著一個中學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說點什麼，那我就說，第一步要努力爭取言論自由。"然而魯迅逝世70幾年後，中國人似乎已遺忘這位中國現代文學的創始者，他的作品不見於教科書中，傳遞給後代的使命也尚未完成。     管控言論的效果會越來越低     當我們深入觀察中國的說話環境時，不難發現一個非常複雜的局面。慕容雪村提到，每座城市、每家出版社以及每位編輯都有自己的標準，舉例來說，同一篇文章可以在廣州發表，但到了深圳被禁，或通過修改才能在北京出版，這並不罕見，編輯甲認為可發行之書，極有可能被編輯乙視為危險之物。     所有媒體和出版機構不得不服膺於政府之下，員工接受由政府提供的職級、待遇和福利同時，必須忠貞不二地服從政府，包含事先審查，宣傳部門控制媒體的策略很簡單也很有效──不要殺他們，讓他們生活在恐懼中，因此在龐大壓力下，每一名媒體工作者都不得不承擔起"自我審查"的責任，確保每一篇文章無害、沒有反動意識、不色情、不灰暗且對國家不會造成負面影響。一些退休高官樂於參與審查這個偉大事業中，只要他們發現不適當內容，就會拿起電話向政府報告，他們從不認為自己所作所為是可恥的，相對地，他們充滿"正義感"，誤以為這是保衛祖國之舉。     不過人們不用太過悲觀，如慕蓉雪村所指，過去十年中國的言論自由開始得到顯著改善，但這不是政府主動去推展，而是他們管控言論自由的效果只會越來越無力。眾所周知，在科技與日俱進的互聯網時代，中國政府每天研究新的封鎖技術，像是建立敏感詞詞庫、採用最先進的防火牆技術，並聘請大量專業人士來維護。中國屏蔽任何可能威脅政權的外國社交媒體如Facebook和Twitter，再以掃除色情和打擊謠言為由關閉國內網站。     或許這些手段非常強大和可怕，但政府面對互聯網總有力不從心的時刻，一切猶如"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況且互聯網的"根"從何追溯起？網際網絡帶來去中心化的新穎概念，網上內容不再由專業網站或特定人群產生，而是經過全體網民共同參與、共同創造的結果，任何人都可以在網絡上表達觀點或製造原創信息，從而讓互聯網變得更豐富、更多元化。     精明的網民要在監管法令中間找到縫隙並不困難，溫州動車事故、烏坎抗議事件以及陳光誠接受美國庇護等事都是在政府採取禁令前就已掀起滔天巨浪，越來越多人加入互聯網來發表意見和宣傳政府不欲人知的秘密，這是不可逆的事實，他們同樣懂得規避審查，於是1989年以"1990前一年"稱呼之，6月4日變成5月35日，王立軍化名王麗娟，大家都知道這些在講什麼，審查官員卻不見得，他們防不勝防。     獨裁者與作家互相對立     而提到國際筆會，便不能不說說曾任會長的作家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他是魔幻寫實主義大師，最著名的事蹟發生於1989年，其作品《魔鬼詩篇》（The Satanic Verses）因為責罵伊斯蘭教的不公平，被伊朗精神領袖魯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下達法特瓦（fatwa，一種宗教裁判令）追殺，當然魯西迪目前還活在世上，但經此事之後，他對言論自由的議題格外關注，莫言獲諾貝爾獎一事引起西方知識界極大爭議與批評，當中最直言不諱者正是魯西迪，他指稱莫言是"政權下的懦夫"（a patsy of the regime）。     2013年5月2日接受《大西洋月刊》採訪時，魯西迪表達了對中國言論自由受限的看法。記者首先問道："政府為什麼害怕文學？假設一下，如果中共讓作家寫小說不受騷擾，是否會變得更好？"魯西迪回答："在我的觀念裡，政治家和作家都試圖塑造社會願景，提供公眾或讀者關於世界的看法，但當中可能有不利獨裁政權的元素，獨裁者要縮小如此界限，作家則要勇於突破界限，所以根本上彼此是互相對立的。"     魯西迪是西方世界最直言不諱批評莫言的人。     記者又問："你曾批評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是一個'懦夫'，中國作家是否有社會責任反對審查制度？或只能消極地不去捍衛它？"魯西迪表示："我不覺得作家應該被逼到絕境，很多人才華洋溢，但就是不適合他所處的政治環境，我們不能強迫作家做出決定。莫言的問題不在於他沒有反對審查制度，而是他支持，這令人不安。"的確，莫言在瑞典接受訪問時，把言論審查比喻成機場安檢，是"有必要的"。另外，他拒絕簽署已有130位諾貝爾獎得主簽名，呼籲中國當局釋放劉曉波的請願信，2009年文學獎得主德裔羅馬尼亞人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便說，把獎頒給莫言是一大災難。     魯西迪也提到，他會對中國審查困境感到興趣跟1989年有很大關係。1989年世界上的共產國家一個一個走向瓦解，緊接著是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前南非總統，長期領導反種族隔離運動）重獲自由，自然我們也不會忘記天安門廣場的大屠殺，這些事件加總起來讓魯西迪開始注意中國的自由問題，然而魯西迪並非樂觀主義者，因為中國向來迫害異議人士的手法殘酷，劉曉波和劉霞的例子舉世皆知，政府善於壓制，而且可以很無情，短時間內恐怕很難有所改變。     儘管如此，現在中國希望在國際事務中有更顯著的作用，希望其他國家能把中國視為重要強權，贏取權威、尊重和話語權，上位者終究會意識到打壓人權與自由的眾多舉措只會損害自己聲譽，如魯西迪指出，為了自身利益，中國將調整路線，成為緩和鎮壓的專制政權。（《明鏡月刊》42期） 《明鏡月刊》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6?apKey=fedd22f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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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薄熙來的弟弟薄熙寧和大兒子李望知都發了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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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的弟弟薄熙寧和大兒子李望知都發了財 Sep 3rd 2013, 12:43, by 明鏡雜誌 《新史記》特約記者 陳亦凡 美國彭博新聞社詳細列舉薄熙來家族與其他太子黨的利益和交往網絡，其中兩次提到薄熙來的弟弟薄熙成：薄熙成曾在王震的兒子王軍任董事長的中信集團的分公司任獨立董事，曾在陳雲孫子任經理的金港信託任獨立董事。 據《臉譜》雜誌報導，薄熙來的弟弟薄熙成早年染指北京旅遊局下屬的國有酒店改制，以很低的代價獲取了不少酒店的控制權，其中不少酒店上市後，又為其帶來可觀利潤，成為薄熙成下海經商的"第一桶金"。 薄熙寧靠哥哥沒少撈錢 薄熙來主政重慶後，讓王立軍將政府採購50萬個監控探頭和設備的項目，全盤交給他的弟弟薄熙寧負責。每一個的成本價格是280至450元之間，薄熙寧卻按照每個1850至2850元的價格賣給重慶市公安局。短短幾年，使他個人財產飛速增加了六個億！ 自從薄熙來被拿下後，薄熙寧的任務就是將薄家全部財產秘密轉移到山西，而不是別人以為的海外。外界常說薄家在海外有80多億財產，其實，薄瓜瓜的錢已經很夠用了，根本不需要別人出資——他們真是小看了薄家的能力。 據海外媒體報導，薄熙來回北京出席全國"兩會"期間，最大的動作就是秘密命令他的兩個弟弟把全部財產轉移到山西和雲南兩地。這兩個地方有薄熙寧和薄熙成各自長期包養的秘密情婦數人，他們這哥倆為她們早就購買了數套秘密高級住宅。 薄 熙寧的其中一個情人出身山西省內某軍區幹休所，那裡是保存大批現金最好的場所，永遠不會被發現，也不會丟失。為此，薄熙寧專門委託了山西某位煤老闆、超級 富豪Y某親自開車到北京八仙別墅薄家，操辦此事。現在，薄熙寧在八仙別墅內的四套高檔別墅，只保留了一套在自己名下。薄熙成則將三套高檔別墅的產權全部轉 移到他第N任老婆的弟弟和弟媳婦名下。 所有這些財產都有薄熙來一份。薄家兄弟的財產全部來自薄熙來任職遼寧、重慶期間的政府採購訂單。薄書記批條子、給項目，薄家兄弟以皮包公司拿到訂單和預付款，轉手再找產品廠家和銷售商。然後所有訂單加幾倍的高價，轉手再出售給遼寧和重慶政府。 前妻兒子李望知也是富翁 薄 熙來與前妻李丹宇生有一個兒子，叫李望知，隨母姓，已經過了"而立"之年。他1996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學院，畢業後又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有網友披露 李望知"器宇軒昂地打著薄熙來的旗號掙大錢"，還不無刻薄地評價："他們母子倆活躍在大連商界，擁有豪宅、名車，用盡了薄熙來在大連的餘威。就報復薄熙來 來說，李丹宇幹得漂亮啊！"但語焉不詳，無法證實。 李望知和母親李丹宇。 明 鏡出版社《孫子世代》一書，查證到遼寧《鐵嶺日報》一條2006年的報導《市領導拜會客商》說，鐵嶺市長張競強、副市長周軼贏和市政府秘書長丁曉晨8月 11日到香港花旗銀行拜訪，拜會了花旗環球金融亞洲公司董事總經理鄭駿儒、部門經理李望知和美仕國際投資集團總裁武立忠；但又查到，李望知律師事務所在北 京註冊。 網上信息顯示，李望知在北京市中經律師事務所擔任專職律師，其辦公地址為海淀區長春橋路5號新起點家園10號樓。有網友稱，李望知所在的律師事務所以擅長打涉外官司聞名。 北大網友爆料說：李望知曾是北大車協第三屆執委會副主席，車協舞台上帥才之一也！他曾擔任1998首屆首都高校八達嶺——北大自行車拉力賽總指揮，該賽轟轟烈烈地舉行，其堅毅之決心與大膽之創勁為不可或缺之因素。工作盡顯成熟與幹練，平時相處則頗為平易近人與貼近個性。 網上的另一條信息顯示，李望知是老牛慈善基金管理公司的合夥人，他在慈善基金運作和管理方面積累了寶貴經驗，並自覺進行了理論總結與創新。該基金會創辦人是牛根生，曾在北京大學深造過，算是李望知的校友。 牛根生在2005年將其擁有的市值達40億港元"中國蒙牛"股份全部捐獻出來，成立老牛基金會，致力於發展公益和慈善事業，成為全球企業家"裸捐"第一人。老牛基金會也是中國大陸第一個由企業家出資創立的慈善基金會。 這些基本上可以勾勒出薄熙來之子李望知海歸後的事業發展狀況——在一家律師事務所任專職律師，主要打涉外官司；是老牛慈善基金管理公司合夥人，與牛根生和中國蒙牛關係密切，同時跟李嘉誠基金會和NBA基金會等都有合作關係。 根據在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的註冊登記表，李望知在2005和2006年期間是花旗全球市場亞洲有限公司（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Asia Ltd.)的雇員。 根據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的記錄，李望知於2003年從該校畢業，獲得國際事務碩士學位。李望知從哥大畢業後從事的第一個職業是私人股權投資，重點投資對象就是大連的一些公司。薄熙來1993年至2000年間恰擔任大連市市長。 美 國證券委員會的檔案顯示，一家名叫老牛投資有限公司（Laoniu Investment Limited Co.）的毛里求斯註冊公司，執行董事名叫Brendan Li，即李望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2010年的檔案顯示，老牛投資的母公司是一家擁有十幾家實體的集團。該集團於2007年買下了總部設在大連的納斯達 克上市科技公司海輝軟件集團（Hi Soft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Ltd.）的15.6％股份。（《新史記》15期） 全套《新史記》雜誌電子版，均可下載至蘋果iOS或Android的智慧型手機、平版電腦、個人電腦、電子書閱讀器上閱讀。不需出門，也能細細品味《新史記》。 新史記雜誌社專頁：http://www.pubu.com.tw/store/75187 《新史記》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8?apKey=fedd22f528 每期零售價：25美元、68港 元、350台幣。 長期訂閱享優惠： 18期， 優惠價台幣3150元 (平均每期175元) 12期， 優惠價台幣2520元 (平均每期210元) 6期， 優惠價台幣1470元 (平均每期245元) 3期， 優惠價台幣840元 (平均每期280元) 接受台幣、美金、人民幣線上付款 viBook電子書城：http://www.viboo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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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汪曾祺：回忆西南联大的中文系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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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回忆西南联大的中文系 Sep 3rd 2013, 12:31, by 明鏡雜誌 　　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教授有清华的，有北大的。应该也有南开的。但是哪一位教授是南开的，我记不起来了，清华的教授和北大的教授有什么不同，我实在看不出来。联大的系主任是轮流做庄。朱自清先生当过一段系主任。担任系主任时间较长的，是罗常培先生。学生背后都叫他"罗长官"。罗先生赴美讲学，闻一多先生代理过一个时期。在他们"当政"期间，中文系还是那个老样子，他们都没有一套"施政纲领"。事实上当时的系主任"为官清简"，近于无为而治。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当时没有"开放"这个词，但有这个事实。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记得我在皮名举先生的"西洋通史"课上交了一张规定的马其顿国的地图，皮先生阅后，批了两行字："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似乎这样也可以了。总而言之，中文系的学生更为随便，中文系体现的"北大"精神更为充分。 　　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西南联大有一本《大一国文》，是各系共同必修。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选了《论语》，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还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一般中学生都读过一点李清照的词，不知道她能写这样感情深挚、挥洒自如的散文。这篇散文对联大文风是有影响的。语体文部分，鲁迅的选的是《示众》。选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是意料中事。选了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就有点特别。更特别的是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这一本《大一国文》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严家炎先生编中国流派文学史，把我算作最后一个"京派"，这大概跟我读过联大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这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这本书现在大概是很难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 　　"京派"并没有人老挂在嘴上。联大教授的"派性"不强。唐兰先生讲甲骨文，讲王观堂（国维）、董彦堂（董作宾），也讲郭鼎堂（沫若），——他讲到郭沫若时总是叫他"郭沫（读如妹）若"。闻一多先生讲（写）过"擂鼓的诗人"，是大家都知道的。 　　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是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倒是有些骂人的话，留给我的印象颇深。他说有些搞校勘的人，只会说甲本作某，乙本作某，——"到底应该作什么？"骂有些注解家，只会说甲如何说，乙如何说："你怎么说？"他还批评有些教授，自己拿了一个有注解的本子，发给学生的是白文，"你把注解发给学生！要不，你也拿一本白文！"他的这些意见，我以为是对的。他讲了一学期《文选》，只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好几堂课大讲"拟声法"。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挺长的法国字，举了好些外国例子。曾见过几篇老同学的回忆文章，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闻先生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膺中）先生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背出来。唐兰（立庵）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古文学的，有一年忽然开了一门"词选"，不知道是没有人教，还是他自己感兴趣。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词，极艳）。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pass了。沈从文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沈先生怎样教课，我已写了一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兹不赘。他讲创作的精义，只有一句"贴到人物来写"。听他的课需要举一隅而三隅反，否则就会觉得"不知所云"。 　　联大教授之间，一般是不互论长短的。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有时放言月旦，也无所谓。比如唐立庵先生有一次在办公室当着一些讲师助教，就评论过两位教授，说一个"集穿凿附会之大成"、一个"集罗唆之大成"。他不考虑有人会去"传小话"，也没有考虑这两位教授会因此而发脾气。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对学生的要求是不严格的。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陈梦家先生授）、声韵学（罗常培先生授）要按时听课，其余的，都较随便。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地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有些课，也有考试，考试也就是那么回事。一般都只是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同学交了一篇关于李贺的报告给闻先生，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先生激赏。有一个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的合乎情悖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轮》。就凭这份报告，在期终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可以免考。 　　联大教授大都很爱才。罗常培先生说过，他喜欢两种学生：一种，刻苦治学；一种，有才。他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叫学生拿了他的亲笔介绍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继侗先生。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夙慧。……"一个同学根据另一个同学的一句新诗（题一张抽象派的画的）"愿殿堂毁塌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词，作为"诗法"课的练习交给王了一先生，王先生的评语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须论。"具有"夙慧"，有"仙骨"，这种对于学生过甚其辞的评价，恐怕是不会出之于今天的大学教授的笔下的。 　　我在西南联大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我一个人。中文系在新校舍的西北角，墙外是坟地，非常安静。在系里看书不用经过什么借书手续，架上的书可以随便抽下一本来看。而且可抽烟。有一天，我听到墙外有一派细乐的声音。半夜里怎么会有乐声，在坟地里？我确实是听见的，不是错觉。 　　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我也许会成为一个画家。如果考不取联大，我准备考当时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 　　汪曾祺，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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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王友琴、周志兴：从普通受难者角度书写和反思文革（下）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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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周志兴：从普通受难者角度书写和反思文革（下） Sep 3rd 2013, 12:26, by 明鏡雜誌 　　文革其实是一个高度中心化的运动 　　周志兴：从历史角度来说，当时提了一些东西，我们当时认为是正确的，比如说毛主席讲混进党里、政府里的什么人，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这些也可以看作是他宣示的目的，就是我要这么做，实际他心里是不是这么想的是另外一个事，还是要从他实践的结果来看。另外还有一些私下的谈话暴露出来，比如8月18日在天安门，你们的校友宋彬彬说毛明确给他讲"要武"，有时候最高领袖的一句话可以带动很多其他的事情，从那以后"要武"的声音可能会越来越多。 　　还有文攻武卫的问题，文攻和武卫其实有的时候很难衡量，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做"进攻是最好的防守"，所以后来中国大地上武斗的现象这么严重，和当时的提倡还是有关系的。 　　王友琴：事实显示，文革其实是一个高度中心化的运动。证据之一，看各个学校、各个地区的受难者的死亡时间、密度都是高度一致的。他们在相近的时期死亡，因为都是在文革的某个子运动里死的，最主要的就是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和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受难者人数相仿，是因为有上面的指导，随时控制迫害的力度。例如，北京大学死63人，清华大学死58人，北京农业大学死30人，西安交通大学死34人。后两所大学的人数较少是由于总人数也较少。1966年8月18日红卫兵集会，那天天安门广场上100万红卫兵集会。 　　周志兴：您在吗？我在。 　　王友琴：我没在。我注意到，在8月18日集会之前的两个星期里，北京被打死的老师是两名，一个是师大女附中的卞仲耘，一个是北京101中学的陈葆昆。8.18集会之后暴力立即升级。8.19您的学校的两名教师被打死，8月20日女三中的校长沙坪被打死，作家老舍在8月23日遭到红卫兵野蛮"斗争"后投湖身亡，8月25日女十五中校长梁光琪被打死。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数从一位数变成两位数，又从两位数变成三位数，最多的一天近300人。9月2日下了一个文件说，"不要再打死人了"，很温和的话，但很快就控制住了。现在有些人说那只是"失控"造成的，我不认为是这样。从事实来看，应该说他们控制得很好，很有效率和条理。盛大的集会，电视直播，首长们激情洋溢的演讲，和下面死人数字曲线都可以对应起来。说失控造成大死亡是对文革的一种辩护。 　　周志兴：最高管理者的一种辩护。 　　王友琴：是的。可以清楚地看到，8.18集会鼓励了暴力行为。8月19日晚上，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舞台上"斗争"北京四中、六中、八中三个学校和北京市教育局以及团市委的领导干部。教育局长肋骨被打断，一名女干部被从卡车上踹下来，昏死过去。我访问过那天被打的人，打人的人，以及观看的人。那个"斗争会"非常暴力，非常残酷，而且，是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舞台上进行，示范作用不言而喻。 　　周志兴：我觉得这种打人也和历史上的土改、建国以后的一系列的工商业改造等等，也掺杂着很多暴力，是有它的延续的。当然，我现在看，也是为了把运动更大规模的发展起来的一个做法。我记得我们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派了工作组的，我们学校派的工作组是外交部派过来的，因为我们学校归外交部管，所以当时的活动都是在工作组的控制下按部就班的做。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下子就出了事，他们突然就不买工作组的账了，我们当时很多人是外交部高级干部的孩子，他们可能得到什么信息就觉得不能信工作组了，工作组马上变得灰头土脸了，工作组没有了就开始打校领导，运动开始搞起来。如果当时有工作组的话，也可能运动就被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所以后来刘少奇说毛批判刘、邓路线就是因为他们派了工作组。 　　王友琴：您的描述很清楚，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工作组的意图很明确，到学校就是来夺权的，让原来的校长这些人都"靠边站"，而且把原来的校长和老师都排了队划了类。工作组离开学校后在8月份被打死的卞仲耘校长，在7月份就已经被工作组划为"四类干部"，即最坏的属于"敌人"的那一类。但是工作组不让打人也是真的。北京大学1966年6月18日发生了大规模的打人的情况，工作组制止了，而且刘少奇写了一个文件，20号文件说，全国应该学习北大工作组的做法，不要"乱斗"。 　　周志兴：后来工作组组长都被揪斗过。 　　王友琴：7月25、26日，江青和陈伯达等等一大批人到北大开全校大会，说6.18事件是"革命事件"，意思就是，你们打吧。北大附中红卫兵就在江青面前打了工作组长。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的那天下达了一个中央文件，撤销刚才说到的要求全国像北大工作组一样制止打人的文件。这些因素的合力，导致卞仲耘被打死，以及随后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被打死的情况。 　　我做过一个调查，我在网上询问，你所在的学校文革中是否打过人。如果你的学校文革没打人，也请告诉我。只有两个人回信说他们那里没有打。我又问你们哪年上中学，他们75、76年才上中学。这也就是说，打人和暴力迫害，基本上在全国的每个学校都发生了，找不到例外。这是一个非常让人痛心的事。这不能归咎于传统文化。孔夫子就是一位老师，据说有过三千学生。中国没有打老师的传统。红卫兵暴力主要是由文革鼓动和放纵造成的。刚才我们讲到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的两个心理实验。其实，不需要看这两个教授们所做的实验，在文革事实中我们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实验结果。 　　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 　　周志兴：刚才讲的大部分是学校的事情，对于文革来说知识分子受到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共产党在建国以后对知识分子一直采取的是改造和利用，对文科知识分子改造居多，对理工科是利用居多，您觉得这个观点对吗？ 　　王友琴：我没有看到这个专题研究报告，也没有看到这个说法的提出者在什么样的上下文中提出这个观点。这样的观点需要用事实和数据来说明。我没有对此做过详细研究，但是从我的观察来看，这个观点对文革未必有很好的说明作用。我在芝加哥大学教书，我做调查时注意到一些受难者曾经在芝加哥大学留学。我已经找到了14个曾经在芝加哥大学留学的人在文革中被迫害死了，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是学理工科的。其中年纪最大的是饶毓泰先生，北京大学物理教授。他在1913年到芝加哥大学留学。1968年11月他在北大校园里上吊身亡时，77岁。北京大学叶企孙教授在1918年去芝加哥大学学物理，也是文革迫害死的。当然不能说文革是专门打击芝加哥大学的留学生的，但是很明显，文革着力打击在西方留过学的知识分子。这只是我的初步的看法，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周志兴：这个肯定不是根据具体事实的判断，而是根据常识的判断，因为文科的肯定涉及思想比较多，涉及理论比较多，这些恰恰是我们常常用一套比较固定的思想和理论来衡量的东西，比较容易看出来你这个不符合我们的思想，你那个不符合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所以是错的。但是理工科就不一样了，理工科有科学的依据，不是根据个人的判断。但是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改造和利用对这类知识分子都是有的。而且我也不认为这两类知识分子就不应该改造和利用，无非是用什么方法去改造他，用什么方法去利用，如果我们把利用看成是一个褒义词的话，用他所长，包括改造，我觉得知识分子也不是说没有问题。不光知识分子，我觉得社会上所有人都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改造，但是不一定是按照某一个模式去改造他。 　　王友琴：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是：为什么文革把自然科学家，"可以利用的人"，都这样残忍地害死？我刚才说到饶毓泰、叶企荪先生，他们一辈子教物理。没有他们这样的人，我们几代人至今还在愚昧和黑暗之中。为什么要把物理教师害死？需要做进一步的探究。这是文革发动者一时的愚蠢行为，还是他们冷静策划的结果--因为不是没有别人也这样做过。比如红色高棉，把留学西方的人杀了很多，最后只剩下十几个。 　　周志兴：说戴眼镜的都杀得差不多了。 　　王友琴：是。很多柬埔寨知识分子当时假装不认识字，因为他们如果说出来他们认字或者会外语的话，就会被带走，有的被活埋。这到底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还理解得不够深的一个事情。 　　不应过分夸大鲁迅的作用 　　周志兴：有网友说："我最早知道王老师是八几年读您的《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震动》，这本书现在还在我的书柜里，不过我认为您现在的工作比研究鲁迅更有意义，在我看来，文革与鲁迅的关系也值得研究。"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这个读者看起来喜欢你的书，而且把文革跟鲁迅这两个方向都是你研究的连在一起来说，肯定有他的用意，你能看得出来他什么用意吧？ 　　王友琴：我写那本书的时候，有一个愿望是，在写作文革历史之前，应该先看前人的研究。如果能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开始，起点就能高一点。鲁迅对中国文化和"国民性"的批判，包括对阿Q精神的描述，对中国人的"昏乱"和"卑怯"的讽刺，对"瞒"和"骗"的文学的否定，都表现了他的超强的洞察力。在对文革的认识方面，我想现在很多人有一共识，即一方面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要对文革惨剧负主要责任，另一方面参与文革的"革命群众"也有责任并需要反省。我认为，在后一方面，鲁迅作品至今仍然是相当有帮助的。 　　但是，鲁迅的作用是不应该夸大的。鲁迅在1936年就去世了。他没有经历过我们经历的历史。他对文化心理的分析相当深刻，但是在别的方面并非如此。再说，文革的很多事情并不是由传统文化所造成的。比如，学校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打老师从来不是中国的传统。我们需要自己来对文革做出比较深入、比较成熟的反思。 　　周志兴：对于鲁迅这个人物，过去我们是把他举得很高，文化革命的旗手。文化大革命中基本就剩下鲁迅一个作家了，但是我觉得在文化大革命中鲁迅的这些文风对我们也是有很大影响的，他的那种犀利的尖刀一样的文风，文化大革命中很多人都在学鲁迅的写作手法。当然批判的时候也会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在文化大革命，我自己想，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他也不在了，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起了一点推手的作用。 　　王友琴：这是可能的。鲁迅写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反对不打"落水狗"的古训。文革中宣传鲁迅的这篇文章，明显是为强化对"阶级敌人"的镇压。我在《文革斗争会》文中，写到了云南橡胶农场甚至真的照此办理：把被"斗争"的人打落到水塘中，像"落水狗"一样，还继续痛打他们。鲁迅的文章写于1926年，而且是一篇讽刺文章，原本与文革并不相干。是他的文章完全被利用了？还是他的思想中有与文革重合之处？我希望看到会有详细的研究发表。另外，也应该注意到，尽管文革中鲁迅被抬到很高的位置上，甚至还被用来打倒当时中宣部的领导人，鲁迅的开放恣肆的文风句式却是不被准许的。一位地方报纸的编辑说，当时他们审稿，不但要看文章的意思是否中央报刊说过，而且要看那些句式是不是中央报刊用过的。至于鲁迅常用的通过笑话来讽刺和批评，更是禁止的。 　　把文革当作反对贪官污吏的运动是误会 　　周志兴：但是写大字报是可以用的。有网友问，文革过去快40年了，但是一直没有对它做一个彻底的清算，所以总会有人觉得再来一次文革是好的。您认为文革怎么样才能得到彻底的清算呢？这好像又离开你研究的方向了，你作为一个文革的研究者，有什么样的想法？ 　　王友琴：我觉得首先应该让大家了解文革历史。无数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也有很多在文革中迫害别人。不写文革历史的后果之一，是导致了对文革历史的误解。 　　周志兴：关于文革，我们在第二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已经有历史定论了。 　　王友琴：《决议》否定了文革，在历史上意义重大。同时，《决议》把文革归罪于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尽管他们都是文革最积极的驱动力量。当时人们对文革记忆犹新，心里都明白事实如何；听到文件上"投鼠忌器"的说法，也有人会眨眼笑笑。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年轻一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的误解文革就是打击贪官污吏的运动，应该再来一次。假如这只是历史知识的缺乏或者智力上的贫弱，也许不是大问题。可怕的是一些拥戴文革目标、原则和方法的人，顽强地要把或者已经把一套文革的做法推行到现实中去，并且已经做过。在北京，在台湾，在西方，都有人在说，上一次文革是因为没有完全按照理论来做而失败了，下一次将改进并且获胜。 　　1981年前后，当局为文革受害者"平反"。这显然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体性"平反"，在人道方面的功劳应该被记入史册，当然也是因为发生过的迫害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在说法上，这个行动仅仅被称为"平反冤假错案"。"冤假错案"是个别性的案例，是平常时期也会在司法系统中出现的。比如DNA检测技术的发明，使得以前对罪犯的某几个判决被发现是弄错了。巨大数字的人在文革中遭到迫害，是因为定罪的标准就是错的，是一种"群体性迫害"。被迫害的人都属于文革预先制定的打击类别。实际上，"平反"的领导人也并不真认为是"冤假错案"，否则不会给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反右和文革的受害者一起平反，而不是只给其中的一部分人甄别。可以把三十年前的含糊软弱的措词理解为当时社会不能做太急的转弯以免出轨翻车。现在，卞仲耘校长被打死已经整整47年了。在这么长的时间过后，人们在知识和经验上都比那个时候成熟，对不同的政策制度都有相当的了解。现在完全可以把文革历史说清楚说透彻了。 　　周志兴：刚才说到平反冤假错案，有一个读者问，你在《文革受难者》中写到胡耀邦的平反的态度的时候提出"水落石不出"，您是怎么看这个政策的？ 　　王友琴：这句话的意思说，给受害者平反，但是不追究害人者。这是胡耀邦的善良。在访谈中，我从多位受难者家人的身上看到这种善良。一名父亲被红卫兵打死的儿子责备自己反应迟钝没有能机灵点早让父亲逃走，一名丈夫被毒打后"自杀"的干部检讨自己太软弱而没有坚持保留丈夫的骨灰，一名退休老教师跟我说她要是知道怎么安慰丈夫，丈夫就可能不会跳楼了。可是作恶者呢？在文革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文革三十周年的时候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他对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没有遗憾"。我想要和一名"牛棚"总看管人谈话，他刚听我报了名字就挂断电话。这种对比，令人感叹也令人深思。 　　文革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伤害很大 　　周志兴：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一直在讲文化大革命对很多人造成了伤害，一般老百姓也有，领导干部也有，但是我认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的伤害会更大，这种伤害用什么办法可以来弥补？我甚至认为现在很多比如说我们做毒奶粉、地沟油等等这些东西，都是缺少了敬畏，缺少了诚信。我认为是文化大革命对它的损害非常大的，包括刚才讲到的对老师的敬畏，我们上学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对老师都非常好，我记得我们老师病了，我们还给他熬梨汤。结果文化大革命来了，我们也斗老师，给老师做喷气式飞机、挂黑牌子等等，对老师的敬畏没有了，对纪律的敬畏没有了，当时提倡"无法无天"。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大家都在造反。之所以我们现在社会上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跟文化大革命把传统破坏掉是有关系的。 　　王友琴：我同意。有人说文革时的道德比现在好。有人到美国的学术会议上讲那个时代是"道德的时代"。我认为，当然可以批评现在的人道德不好，但是说文革时候道德好，有什么事实依据呢？您的学校有两个老师被打死了，他们的"问题"只是参加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甚至当时的"政策"也没有说参加过三青团该打死，为什么把他们打死了？在文革一次次"运动"也就是迫害中，多少人的生命和个人幸福这样被摧毁了，这是道德的吗？在文革体制下，没有人能因为自己的劳动得到合理的报酬，这样做是道德的吗？这些问题其实可以明确地提出来讨论的。很多人，虽然不是文革的领导人，但是他们违背了道德原则，参与"斗争"自己的老师、同学、同事，才使得如此大规模的迫害能愈演愈烈，持续十年。 　　周志兴：说那个时候道德好，可能有这样几个因素，一个是当年还有50年代一些好的东西留下来，有一个惯性作用。还有一个是当时社会上没有那些东西，比如夜总会、妓院。另外相对来说各家各户都比较平均，收入都差不多，所以抢劫、盗窃等等行为比较少，但是没有敬畏感，他可以随便去打一个人，在你出身不好，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会被一群人冷暴力或者被打。我班里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我们那个学校当时在北京算是比较好的学校，我们上学以后转来一个学生，哈尔滨儿童火车站的站长，是刘少奇和王光美陪着西哈努克去哈尔滨参观的时候坐了一辆儿童火车，见到这个小女孩很可爱，表现出很喜欢的感觉，当地外办的人就把她介绍到我们学校来，对她都很好。因为她比我们大一两岁，很成熟，在班里成了一个干部。我记得8月份的时候，她父亲病了，正好是我们交伙食费的时候，大家都把钱交给她，让她买一种药叫做金辉顺气丸，到处买不到，大家帮着凑钱让她去买药。等她买药回来以后就完了，那个时候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观点已经出来了，查出他父亲原来是裁缝，回来以后全班同学都不理他。那个时候算是道德好吗？这种道德就是我要保持我的纯洁性，凡是历史上有一点不好的东西我都要排斥你，这其实是我认为不能叫做道德好，如果道德好是应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重新建立被毁掉的传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王友琴：是的。诚实，怜悯，同情，几千年来人们强调的这些道德，在文革迫害中，极难坚持。出卖甚至陷害朋友，见死不救，落井下石，这类事情在文革时候相当普遍地发生了。在文革以后，有些人辩解说我当时是没办法。当然，文革如此严酷，不给人作道德选择的机会，也就没有了实践个人道德的空间。我访问过一位教数学的老教师。他说，你知道北京的公共汽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排队的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就是1966年8月，甚至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恢复。重新建立被毁掉的传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点，我在写作文革历史时，也注意寻找那些在文革中努力保持道德的人和做法。我觉得把这样的事情写出来，作为文革历史的一部分，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周志兴：哪些事情比较好？ 　　王友琴：比如，1968年6月18日，北京大学当权者居然为前面谈到的1966年6月18日打人事件举行"两周年"纪念， 组织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打人。他们把两百个"牛鬼蛇神"从"牛棚"里押出来，走过很长一段校园小径去开"斗争会"。小径两边挤满了人，拿着棍子、扫把，夹道殴打走过的"牛鬼蛇神"。中文系教授王力，不是我刚才提到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他到法国得过博士学位，是有名的语言学家，现在大家还用他编写的《古代汉语》学文言文。他出了"牛棚"就被人把眼镜打掉在地。他高度近视，眼镜片很厚，没了眼镜他什么也看不清。当时他身边是一个相对年轻的老师名叫朱德熙，也是关在"牛棚"里的"牛鬼蛇神"。朱先生把打落在地的眼镜捡起来，给王力先生戴上。俯身直腰之间，朱先生也被打得满脸流血。在那样野蛮残酷的情景中，朱德熙先生没有失去德性，帮助了一个年长的教师。把这一类事情写下来，让我们对人类有比较乐观的信心。 　　周志兴：现在我们经济很发展，大家很注重经济，向钱看的东西很多，所以道德缺失还是很严重的，很多人都会出很多主意，比如说宗教，比如中国古老的传统国学要恢复，宗教要恢复等等。我觉得，要把文革对思想文化的损害好好的总结一下，也是对现在的道德回归是有好处的，而不是说现在有些人讲的文革中大家道德很好，现在很多人讲文革好就是这个，比如说文革中大家待遇都是一样的，人人都是平等的，我们可以打当官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还缺乏对文革中对美好传统的破坏的总结。 　　王友琴：是的。我看了您的文章，您讲了敬畏之心。这是很有意思的说法。一个人没有了敬畏之心，便什么坏事都可以做了。有过一个说法叫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古代的人，以为做了坏事会下地狱，要受上天惩罚，现代人认为这是迷信，忘记了这个想法其实也是对人的一种道德制约。文革中，害人者不受惩罚，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也是一个需要深入反省的事情。 　　周志兴：我们总结文革不但要总结文革中那些打人、对上级、对长辈这样的一种损害，也要总结我们对传统文化、对思想意识形态的损害，现在反而在慢慢恢复，比如对老师的尊敬，我印象非常深的，以前我们对老师非常尊重，文化大革命以后，我现在印象都很深，老师对我们是点头哈腰的，怕学生，我们那个学校的学生素质相对来说比较高，但是他还是这么怕的。现在想起来也是很惭愧的一个事情。包括对老师的态度，包括对那些被打的人的态度。另外，因为你在云南待过这么多年，包括把这么多人弄到农村去，这样一种事情其实现在也可以好好来反思。 　　王友琴：是的。文革强调消灭城乡差别，"消灭"的方法是把城里人送到乡下去。文革把一千多万城市青年送到了农村。文革的"理论"说，当时中国还有货币和商品生产，工资还有级别。这些东西存在，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的。意思很清楚，文革的目标包括摧毁货币和商品生产。此外，文革标榜一系列文革"新生事物"，有"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革命样板戏"，"赤脚医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大学生"，"五七干校"，等等。除了对人的迫害，文革庞大的社会改造计划也是文革历史最为重要的部分。 　　在采访中，一名当时的中学生说到，文革时学校不上课，他常在街上逛。1967年或者1968年，在北京魏公村街上，他看到过波尔布特。那时波尔布特在那附近学习。我们知道，1975年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取得政权。随后的四年中，他一边镇压杀害了四批"敌人"，即前政府工作人员、有产业的人、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和被清洗的党内干部，一边摧毁寺院、学校、城市、货币、商店以至家庭。他实现了文革未能完成的版本。 　　写文革历史，当然也要写出文革的社会改造理念和结果。这不但是严肃的理论议题，而且是一个切身相关的现实话题：到底什么是我们想要的理想社会？我们向什么方向走？ 　　我所做的研究就是给每一个受难者写一个小传 　　周志兴：有一个网友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看法，他说："我看了王老师在共识网上的文章，我感到还是侧重于文革的伤痕描写，这种伤痕模式是某某是好人，有成就的人，在文革中遭到了迫害，很惨很糟很痛苦，这种叙事模式可以算作从人道主义观点进行反思。但是，文革暴行长期形成的体制因素有了一种遮蔽，高层精英圈子里实际很复杂，是很多矛盾积累的结果，应该对其中的恩怨因果细细梳理，而非简单化为好人倒霉的苦情戏。" 　　王友琴：谢谢批评。不过我也希望注意到至少两点。第一，我给每个受难者写一个受难小传，我不是只写精英。我努力找出普通人中的受难者，写出他们的名字和事迹，而不是只有文革中被害死的高级干部和文化名人。我认为，对普通人的迫害是文革历史的重要部分。而对普通人中的受难者的描述和强调，不但是为了写出文革历史全貌，也出于尊重每一个生命的价值观念。第二，我在书写一个个受难者的同时，指出了文革是"群体性迫害"。这个说法指出文革的很重要的方面。文革通过打击迫害一系列社会群体，不仅施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侵犯人权和迫害个人，而且通过迫害群体来达成巨大的社会改造工程。我写了打老师，因为文革要摧毁传统的教育制度。我写了打作家，文革中除了郭沫若和茅盾，作家都被"斗争"过，因为文革要摧毁从前的文学艺术。不但老舍和赵树理被残酷"斗争"，连发表过两篇短文章的中学语文老师也遭到斗争。 　　我认为，是否写入受难者，现在已经成为文革历史写作中最大的一个分歧。一个典型例子是徐景贤的回忆录《十年一梦》。徐是上海文革中的第三号权力人物，在他40万字的书里没有提到一个上海受难者的名字。统计资料是上海文革中11，150个人"非正常死亡"。上海职工数是200万人。也就是说每200个人中有一个被迫害死。刚才我说到北京大学有63名文革受难者，比例也是1/200。请想象一下，如果让北大的学生老师排起队报数，数到第200个就抓一个出来杀死，是多么恐怖的场景。但是在徐景贤这样的文革领导人眼里，一万多名受难者不值一提。和他相识有来往的人写文章说，徐景贤一直头脑清楚，记忆力好。头脑清楚，记忆力好，却不提任何受难者名字？他所持有的残酷的文革政治哲学和权力哲学，导致他对文革历史的这种歪曲描述。事实上，"好人受难"并不是简单的主题。 　　周志兴：每个人的研究都不是包罗万象的，有的人可能更侧重于细节的研究，有的人可能更侧重于宏观的研究，我认为你的更多属于前者，可能就是某个人被打死了等等，不能因为说你写了这个，就说你没有注重后面的东西，体制的因素、高层精英的因素等，这是要替你说的一句话。第二就是有些话题并不适合现在说，还有些话题并不适合公开说，可能有些话题以后可以公开说，但是现在只能私下说。我们现在做的还是做一个积累材料的过程，我们可以做现在可以做的事情，说现在可以说的话，积累更多的材料，为下一步的文和献多做一点准备，我相信王教授是做了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努力的。 　　最后有人提出说请您总结一下反思文革，您可以说几句吗？ 　　王友琴：刚才我说到历史写作可以有五个方面的作用，事实、因果、评估、解决，预测。我主要希望我做前两个方面的工作：对文革作出一个比较明晰的全面的描述，写出文革未被报告的部分，同时探究其中的因果关系，比如像您刚才提到的，哪些是政治原因造成的，哪些是社会原因造成的，哪些是心理原因造成的，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哪一种原因起了引导性的主导作用，等等。第三方面当然也很重要，我们需要对历史事实的道德意义做出评价。我看到近年来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念的分歧很深地影响了对文革历史事实的认识，也带来了在第四和第五方面的不同做法。我对文革历史的了解使得我不会认为文革能给中国人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我也认为重演文革的企图从长远来说不会成功。不过我也认为，如果能对有关议题一一列出进行讨论，摆事实，讲道理，将会是有益处的。 　　孔子和司马迁在竹简上写历史。我们现在有电脑和智能电话，有互联网。新技术给我们带来了能以和前人不同的方式写作历史的新时代，不仅是书写和传播的便利，而且意味着几乎每一个人参与的可能。一名来帮助的人称自己是"历史的义工"，我认为我也就是这"义工"的一员。我再次感谢所有接受采访或者给我反馈的人，而且希望这种历史写作方式继续进行。 　　周志兴：今天开始之前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个信，很善意的提醒我说你要做这个话题要慎言，不要引起麻烦。我在想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历史上发生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件，这十年的历史在中国的几千年的历史上都不会抹掉这一笔，为什么这段历史不能说呢？我觉得应该说，应该让更多的人都知道，否则的话，这段历史还有重演的可能。所以我想我们要研究这段历史，要来谈这段历史。但是我们谈的过程中，只要是我们实事求是、平和的，不带任何偏见和不带任何攻击性语言的谈，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请来王友琴女士讲这段历史，我也希望我们以后能请到更多的对这段历史有研究、有经历的人来谈这段历史。 　　前年在武汉有一个朋友来找我，他在文革中杀死过一个人，被关了监牢，后来放了出来。我觉得他对过去的这段历史有很多很多认识，我相信在中国社会上散落在各地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我和王友琴算是经历文革比较小的，可能还有比我们大的人，有很多人，而且现在还在世，我想如果再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可能这批人就没有了。这批人没有了之后，我们拿什么来了解这段历史？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做这方面的工作，留更多的影像资料和书面资料，让中国所有的人甚至让世界所有的人来牢记这段历史。谢谢王友琴女士，谢谢！ 　　王友琴：谢谢请我来！ 　　王友琴、周志兴，共识网 2013-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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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王友琴、周志兴：从普通受难者角度来书写和反思文革（上）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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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周志兴：从普通受难者角度来书写和反思文革（上） Sep 3rd 2013, 12:23, by 明鏡雜誌 　　王友琴做客共识网，右：主持人 周志兴 （蒲文昕/摄） 　　嘉宾简介：王友琴：女，1952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曾作为知青下放云南，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过着盐水下饭的日子，在原始森林里开荒；1979年，以全国高考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8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学位。1988年赴美，曾在斯坦福大学教授中文，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高级讲师。 　　王友琴近30年来一直坚持从事文革研究，致力于真实记录文革场景和普通人的苦难。她是第一个报道卞仲耘事件的人，并完全依靠个人能力，历时20多年，坚持不懈地收集了将近700个文革死难者的材料，于2001年建立了"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2004年出版了《文革受难者》一书。她写的《1966年：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的英文本，从1997年以来一直编入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在哈佛大学所开的中国文革历史课的读本。 　　周志兴（主持人）：今天请到的嘉宾是王友琴，我们主要谈的话题是文革。关于文革的话题以前讲过很多，以后也会讲得很多，但是今天讲还是有点不同的意义。一个是今天是8月5日，是当年毛泽东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发表的日子，我一直认为从这个开始文化大革命才普遍蔓延开来。但是因为王友琴老师上中学的时候是师大女附中，这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消息比较灵通，这之前就开始了很多运动，这一天也是这个学校的校长卞仲耘校长被打死的一天，据我所知这是北京被打死的第一个中学的校长，也是这一天。 　　今天我们谈话还有一个很有意义的就是我跟王老师同龄，都是文化大革命中上中学，虽然是同龄，她比我高三级，我上初一的时候她上高一，文革后恢复高考，她是全国的文科状元，也说明她从来就是好学生，学习是很有方法的。 　　今天的话题很沉重，我们首先谈点轻松的。我今天写王友琴三个字的时候用拼音打出来以后，第一个出现的词组叫做"网友亲"，今天我们跟网友们一起来交谈，我们有"网友亲"在这儿，大家没有什么拘束，可以提很多话题。 　　我们就开始第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生经历促使王老师走上了文革研究的道路。 　　50年代出生的人的经历跟文革的过程紧密纠结在一起 　　王友琴：谢谢您的问题，您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的人生经历和我的文革历史写作究竟有什么特定的关系。虽然我并不认为一个人的行为主要是由其人生经历决定的，但是人生经历肯定会对一个人的行为有特别大的影响。 　　感谢共识网给我这个机会谈谈文革历史写作。我做这个工作很久了，最主要的成品是一本书叫《文革受难者》，还有一个网页叫做"文革受难者纪念园"。这本书中有659个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小传，主要是关于他们怎么在文革中被迫害死的。这是为受难者做的记录和纪念。但是我也认为，这些人被迫害致死其实就是文革的主要场景，所以也是文革历史的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此外，我还做了一些专题研究。比较早和大型的一项题为《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这是一个关于200多个学校的调查报告。我报告了有多少老师被打死或者在遭到侮辱和毒打以后"自杀"。这些"自杀"我都加了引号--因为这根本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自杀。还有一些学生也被殴打折磨致死，仅仅因为他们是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这篇文章也显示了文革的迫害不是指针对单个的人，而是一种群体性的迫害。文革通过群体性迫害实现其改造社会的目标。 　　我还做过一篇较长的文章《摧毁日记的革命》。通过14个人的日记的故事，说明文革不但摧毁了受难者的生命，就像我在《文革受难者》中写的659个人一样，而且也摧毁了别的看不见的东西，比如写日记的个人习惯，以及其中含有的文化和道德意义。 　　我还写过一个专题研究《63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在北京大学有63个人在文革中被折磨致死。我写了他们是谁，死在什么时候，死在什么地方，是怎么死的，以及北京大学的迫害历史。北京大学是文革的打击对象，同时又是文革的一个样板。北大的迫害"经验"推广到全国，所以我发现其他大学的受难者数字比例，都和北京大学差不多。北大的文革历史也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更多学校的文革历史。 　　今年初我写完了《文革斗争会》。"斗争会"是文革中人人见过的。我试图对"斗争会"做一个文化人类学所说的"稠密的"描述，通过大量实例来说明它的结构、要素、过程、功能，并考察其发生历史。我也试图在一个世界文化背景上讨论，为什么斯大林对他的打击对象所用的方式是虚假的法庭审判，后来被称为"表演性审判"，而文革没有采用这个方式，用的是"斗争会"。 　　我希望这些专题研究能成为一些坚实的砖块或者石头，为写一部编年式通史打基础。 　　我的个人经历，跟50年代出生的大多数人差不多：最大的特点，是跟文革的过程紧密纠结在一起。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教育和就业，都是文革决定的。从1966年6月2日开始，学校停课，此后就再也没上课。 　　周志兴：我们学校是5月23日，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记得是这个日子。 　　王友琴：你们学校更早。 　　周志兴：我就记得5月23日晚上，我们学校在门口，在操场上开了一个大会，当时校长书记都慷慨激昂地宣读中央什么文件，我记不清楚了，也可能我记错了。会不会是宣读5.16通知？ 　　王友琴："5.16通知"当年只宣读到县团级以上干部。也许是相关的别的什么指示？ 　　周志兴：我们学校的级别还比较高。 　　王友琴：我的学校是在1966年6月2日。那天上午报纸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的大字报，中午下课出去看见校园里也贴了大字报。下午的课没有上，而且以后再也没有上。更大的事情是两个月后，8月5日，也就是47年以前的今天，校长卞仲耘在"斗争会"上被打死了。又过了20天，学校附近西单饭馆的一个年轻女服务员，被红卫兵绑在化学实验室的柱子上打死了。她的罪名是"流氓"。这个饭馆的名字是"玉华台"。 　　1968年开始了新的一轮迫害高潮。三个老师"自杀"了，一个化学老师、一个语文老师和一个历史老师。大字报上说他们"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有同学告诉我，胡秀正老师的尸体在实验室后面的泥地上放着，盖着一个破席，一只脚露了出来。她被关在学校，从宿舍楼五楼跳了下来。 　　然后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我离开学校去了云南。那里有两个情况最让人震动。因为实行新的管理制度，使得生产低效，也少人性。另外是食品缺乏，营养不良，很多人生肝炎，还有人浮肿。 　　那时候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欺负女知青的事情。有权力的人利用他们的权力索取性服务，来交换一些如上大学、招工这样的好处。我们看到有权者的腐败和无权者的迫不得已的道德堕落。 　　那里有过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有个老乡悄悄给自己家种了一株辣椒，就开会"斗争"他和他的辣椒，说种这株辣椒就是"资本主义尾巴"。这类行动实际上是文革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直接影响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再没有比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的个人经历和整个国家的历史关联得这么紧密的。 　　周志兴：王老师讲她自己过去的时候穿插着把文革的事情都讲进去了，比如上山下乡。刚才说的这本书我很早就关注了，这书里也写到了我们学校的两个老师，一个叫做张辅仁，一个叫张福臻，他们并不教我课，也是在8月份被打死的。 　　王友琴：8月19日。 　　周志兴：我记得他们被打死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参加过三青团（三民主义青年团）。新中国建立之前，很多年轻人都参加过这个组织，有点类似于现在的青年团组织一样，就因为这个他们被打死了，而且被打死以后，打死那天我不在，第二天到学校以后觉得校园的气氛很肃穆，贴了一个很小的布告说叫做"杀二儆二百"。听说打死这些老师，打断了很多木枪，还要到这些老师的家里要这些木枪的钱。我知道这个事，但是对情况不是那么了解，看了这本书我才了解得非常仔细，也非常感谢王老师做这么细致的工作。 　　王友琴：我写的关于文革的文章中有我的个人经历，比如我写的关于文革的第一篇文章是卞仲耘校长之死，题目叫做《女性的野蛮》，因为我上的是女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后来写《文革受难者》，卞仲耘校长的故事是书中最长的一篇。然而这些作品不只是个人经历，因为书里有659个人的经历。我写《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是从卞仲耘校长的死开始写的，但是后面还有200所学校发生的事情。我先作了调查，然后在调查所得的事实基础上再做分析和结论。个人经验只是材料来源中的一小部分。 　　"文"和"献"结合的写作方法比较客观 　　周志兴：今天我们开始讲这些事情，并不是说今天就为了说过去是哪些人打死了，多么残酷，多么残暴，还是想通过这些事情来解析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想在这儿再具体的追究什么东西，而是想从根本上来说，文化大革命到底是因为什么发生的，我们还有没有发生的可能，怎么样制止这种重演的可能。 　　很多网友提出了问题，我们还是从比较简单的问题开始。这位网友的问题是："你在面对文革的时候，很多当事人都会有一些试图回避，有的可能是因为怕触动那个伤口，有的可能是自己过去有过错不愿意说这些话题。"我记得我当时看了你这两篇文章的时候，因为我们学校后来解散了，我也想把这个文章放到我们学校的网站上去，我知道很多当时的积极分子包括一些打人的积极分子也在上这个网，但是他们还没有对这个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我想放在上面，但是我最后还是没有放在上面，我怕触动某些人。你在做研究过程中也会遇到这样一些情况，有的人可能是怕触动伤口，有的人可能是过去有些过错，你是怎样处理受访者的情绪化或者偏差？" 　　王友琴：写作历史，需要保持真实、客观和平衡。我的方法是，不但收集所有可能找到的当时留下来的文字资料，而且用更大的力气做调查和访谈。我着力寻找"未被报告的历史"以避免一面之词。我也尽可能让不同的人讲同一事情，这样可以交叉核实并比较全面叙述事实。这种写作历史的方法，我一开始就是明确的，不过没有一个特别的术语来说明。后来是余英时教授作序时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说这就是"文"和"献"的结合运用。现在汉语里"文献"已经变成一个词，就是指写下来的历史资料。余先生指出，孔子书里说的"文献"是两个词："文"就是当时留下来的历史资料，"献"就是找老人、经历者去访问。我就用这种"文和献结合"的方法来写文革历史。 　　周志兴：我的老单位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但是当时我还没有听到这样的说法，还是比较有意思的。确实我们做的时候是这样的，有文有献，当然文本身也会有偏差，献也不见得全是可靠的。 　　王友琴：是的。关于文革，当时的公开记录是由文革领导人的需要决定选取得；当时的私人记录很少；文革后的个人回忆可能是有选择性的。所以，需要有一套仔细梳理两种资料来源的方法，也需要耐心和毅力。 　　文革历史写作中常常会遇到历史的阴暗面和人性的阴暗面，会让写作者伤心难过。不过好在还有另一方面。在调查访谈中我看见闪光的东西，比如三年以前我访问北京外国语学校的负责人程璧老师，她给我看她的红卫兵学生写来的道歉信。这些道歉是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作出的，出于道歉者的自由选择。因此我认为这种道歉是道歉者个人道德上的进步和升华，也是他们对文革历史的新认识。我把这个红卫兵道歉的故事写了出来，发表在《南方周末》上。这也是文革历史的一部分吧。 　　应该向登报道歉的红卫兵致敬 　　周志兴：正好有网友提到这个问题，说你怎么看待原来老红卫兵在报纸上登道歉函这样一个事情。 　　王友琴：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事情。我们应该向道歉者致敬，向他们表示谢意。他们给社会带来一股清新的风气。不是去隐瞒过去所做的不好的事情，而是来承认、面对它，并且向受害者说出歉意。只有通过这种做法，我们也才能告诉后面的年轻人吸取教训：如果某天你有机会去残害别人，应该先想想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至少你应该有能力听一听、想一想再做选择。 　　周志兴：有一个网友说："王友琴你好，我是当年清华附中初六四一班的学生，前几年韩校长八十大寿，我们集合了三十多人为他祝寿，当年组织殴打他的同学当年向他赔罪。我自己也准备在几年后写一部《一个北京少年经历的文革和插队》。" 　　王友琴：谢谢告诉我这件事。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清华附中模式》。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1966年8月。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暴力行为造成了三个人"自杀"，其中二人死亡，一人致残。还有一名女老师被打瞎一只眼睛。韩家鳌校长曾经兼任初二这个班的班主任。他好心给学生买过书，红卫兵在教室里烧了他买的书，还把他的头按到火上。晚来的道歉仍然是有意义的道歉。我很高兴知道他们道歉了。 　　最近几年，有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表文章否认他们那时所做的暴力迫害，说"红八月"里学校三个人"自杀"和红卫兵"没有关系"；王友琴写的是"故事"而不是"历史"。这样，道歉者除了要克服自己内心的软弱和犹豫之外，还得抵抗那些否认红卫兵暴力的人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道歉，尤其需要勇气。 　　我的《前言》第一节，标题是《牛鸡之间》。是我访问的一个老师讲给我听的。他在劳改农场放过牛。那里有一棵大柳树，树旁边水草丰茂，他常常带着牛群到那里吃草。牛群里有一头老牛非常老了，不能再干活，在那棵大柳树旁被宰杀了。在那以后，他再带牛群到大柳树边吃草，牛群就哞哞的叫，不肯前去。我问：动物记得他们同类的死亡？他说，鸡就不记得。杀鸡的时候，肠子什么的丢在地上，别的鸡还过来争抢着吃。这是真事，但是对我产生了寓言般的意义。我们像牛一样记得被文革害死的人吗？他们是老师、邻居、同学或者同事，我们能记住他们，把他们的事情写下来，并思考为什么发生了这些以及怎么防止再次发生吗？还是我们像鸡一样，当时去抢食被杀的别的鸡的肠子之类，现在则统统忘记？我觉得活在文革后的人，处在牛鸡之间的选择中。因为我们有选择的机会，所以这也就成为一个道德主题。感谢读者，来信中常有人提到这个故事。有一次收到一个电子邮件，标题就叫是《我再也不要做"鸡"了》。 　　我跟上千名文革经历者谈过话。我非常感谢接受过我采访的人。感谢他们花费宝贵的时间，重述痛苦的往事。我们刚才说到北京外国语学校程璧老师。1966年8月，该校女工刘桂兰在校中被活活打死。程璧老师和教导主任姚漱喜被叫去抬尸体。姚漱喜老师随后"自杀"身亡。最近，一名记者访问程璧老师。记者问，您愿意回忆文革的事情吗？她说，我不愿意，因为太难过；但是，从理性上来说，我认为应该讲。我觉得程璧老师说得非常好。 　　我的文章放在网上，会收到读者来信，他们通过电邮提供材料，订正错误，给我支持。上海的一位老教师不会用电脑，写了纸信通过邮局寄给我。他说，我把他的学校中姓"黄"的受难者错写成姓"王"了，大概是因为上海话"王""黄"不分。他还写出了我没有写到的他的学校的另一名受难者老师。看得出写信的老师年纪很大了，写字手抖。我非常感动。 　　怎么看"文革"期间出现的暴力？ 　　周志兴：5月份我在哈佛大学有一个演讲，演讲之后有一个年轻的女学生来找我说希望晚上来找我，跟我谈谈文革。她研究的方向也是文革的武斗、暴力，她认为这个暴力就跟我们建国以后的一些影视作品和教育是有关的，我们那些影视作品里很多是宣扬暴力的，宣扬武力的，她认为文革中之所以有这些暴力是和这个有关的。我认为它这是一个方向，并不见得完全是这样，这也提醒我们研究文革历史，还要从更加广泛的整个社会范围来看，不能光看是某个人在号召，因为还是有很多潜移默化的过程，您觉得她的观点有道理吗？ 　　王友琴：很有道理。我也希望在今后的书文中能在文革心态研究方面作出一些进展。麦克法夸尔教授在《文革受难者》书序里写到，文革历史研究关联到整个国家的年轻人。他特别提到小说《蝇王》。这部小说描写一群离开了父母和社会约束的年轻人在一个荒岛上变得残暴粗野，而文革一代施暴还受到上面的支持鼓励。这部小说已经有中文翻译。 　　有名的斯坦福监狱心理实验研究也已经翻译成了中文。这个实验把招来的普通人分成两个组，一个组演被关起来的人，一个组演看管他们的人。居然，"狱卒"们就非常投入，真的折磨起那些被关的人。这个实验未到预定时间只好提前停止，因为引起的后果太严重了。另外，耶鲁大学做过的另外关于惩罚别人的心理倾向的一项研究，曾被用来说明为什么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人会自愿、主动地参与虐待和迫害犹太人。《蝇王》和这两项心理学实验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文革中的暴力迫害。但是，这又不是对历史的完全的解释。心理原因普遍存在，而且可能永远都在。实际历史的发生还有别的特定的具体的原因。 　　周志兴：应该是很多种因素的合力。你讲的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这次在哈佛演讲是他做的主持人，也送给我一套《文革大革命的起源》，那天找我的女孩就是他的学生。外国人写了一本《希特勒的心态》，我觉得外国人很注重从心理探讨一些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你觉得中国这些年对于文革的研究有什么缺陷？我们最有名的就是王年一写的《大动乱的年代》，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我们在文革研究方面还不是很透彻，但是在不透彻的研究中有什么样的缺陷？ 　　王年一的文革研究忽略了普通受难者 　　王友琴：我很直率地批评过王年一的书。他这本书里对普通人受难者的忽略是应该引起注意的事情。在他的书里没有提到一个普通受难者的名字。在他之前出版的文革史还提到了两个"红八月"受难者的名字，但是只有两个。其实，受难者，在您的中学的老师中就有两名。 　　王年一的书没有提到任何死于1966年夏天北京红卫兵暴力的教育工作者，只说到"北京中、小学的若干教师被剃了阴阳头"。似乎剃了阴阳头就是最严重的迫害。这是远离事实的。我调查过北京市的10所女子中学。这10所女校中，就有三名校长和两名教师被活活打死了，这不包括那些被打以后"自杀"的人，也不包括打死的校外的人。师大女附中的卞仲耘校长是第一个，然后是女三中校长沙坪、女十中的孙迪老师，女四中的齐惠芹老师，以及女十五中校长梁光琪。我现在不了解为什么王年一的书不提这些明显的事实。是他不想提，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比如受到压力？ 　　最重要的是，当千千万万受难者从历史记载中被省略了或者被否认了，文革的大图景就被歪曲了，好像文革只是上层人物之间的矛盾，或者只是激进思想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在北京的1966年"红八月"里，被打死的就有1，772人。 　　周志兴：这个统计准确吗？ 　　王友琴：这是官方公布过的统计数字，很多人认为超过这个数字。 　　周志兴：我认为这个数字小了。你讲到我们学校被打死两个老师，其实不只是被打死两个老师，还打死了一些抓来的地富反坏右。我自己看见从我们学校的地下防空洞里抬出了一具尸体，据说是一个附近胡同里的老地主，被抓来以后就死在那里，被抬出来了。当时是打砸抢、抄家等等，还抓了一些人关在学校里。 　　我在想过去我们的研究，为什么现在还有一些人觉得文革好，过去的研究侧重在思想上的斗争，还有就是讲官员怎么被斗，没有讲普通老百姓受到的迫害，普通老百姓因为历史上有一点点问题就被遣返到农村去，就被抄家，被打死，这种情况非常多，如果我们的研究不讲这段历史，就会让人觉得文革就是打官员，说官僚主义这么厉害我们该打，所以再来一次文革好。 　　王友琴：这是对历史的非常大的曲解。大量文革受难者的身份显示出他们不但不是贪官污吏，也不是因这个罪名被害死的。说文革是打击贪官污吏，离开事实太远了。 　　我们知道，在法庭上作证，证人要先宣誓说：我将说出事实，说出全部的事实，我说的都是事实。不说假话重要，说"全部的事实"也很重要。写文革历史，如果把受难者抹掉了，剩下的其他部分的意义也就完全不一样了。或者可以说，把文革误解成打击贪官污吏，是因为历史事实没有全面写出而导致的。 　　不能拿人的生命来做政治实验 　　周志兴：我们下面再继续谈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力，这是给人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包括我们这样的过来人。其实我们这样的过来人是当时基本最小的一拨，老三届里我是最小的一届，您尽管不是最小的一届，但是年龄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印象里最深的是那些东西。这些暴力为什么会产生，有的观点认为最初的意图是好的，是希望经过群众运动解决官僚主义问题，但是后来运动失控了，再加上江青的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所以才造成了悲剧。也有的网友提了这样一个说法，说是有人讲文革是一种民主的尝试，现在看起来是失败了，但是它的群众大民主的尝试还是意义深远的。对此王老师是怎么评价的？ 　　王友琴：让我们先回到原点：我们今天谈文革历史写作，历史最基本的一条原则就是要遵照事实来写。您提到的那两种说法，说文革是一个民主尝试，说文革出于反对官僚主义的好意愿，先得拿出事实来证明才可以这样说。 　　当然，历史写作可以包括很多方面，至少可以有五个方面，第一个是事实，第二个是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三个是怎么来评估这些事实，第四个是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第五是预测将来。首先是事实。如果我们现在讨论文革发动者的动机，那么，如果现在你有一本日记，或者你有一个私下谈话记录，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些特别的能说明动机的材料。但是现在没有这样的材料。刚才说到的关于文革动机和意图的说法只是一种缺乏依据的猜想。还是回到文革发动者在当时声称的文革理由来看，比较清楚。当时他们说得非常清楚，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张春桥给了相当充分的阐述。基本思想就是，在中国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全部生产资料都国有化后，要把和私有制有关系的文化和思想都清除摧毁。目标很清楚，而且手段也很清楚，是"镇压反革命"，即通过大规模的对指定的社会群体的暴力迫害来达到他们要的社会转型。 　　如果真是"实验"，实验应该拿白老鼠做，而不可以拿千万人的生命来做这样的政治实验。何况，文革当时从未有人提出过这是一个什么实验。那时候的说法是，这是伟大的革命，历史的必然；在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之前，先要把旧世界彻底砸烂。这种"实验"理论显然是现在的人想像出来的一种解释。（未完待续） 　　王友琴、周志兴，共识网 2013-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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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端木赐香：如果袁世凯当上皇帝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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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赐香：如果袁世凯当上皇帝 Sep 3rd 2013, 12:18, by 明鏡雜誌 　　中国人民向来有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所以袁世凯帝制取消后——事实上对所谓的帝制，中国民众也做了偏狭之理解，想当然地认定老袁要做传统的专制皇帝，而不是所谓的立宪君主。民众不懂国体无所谓（国家主权属于谁），关键是政体（政体是国家政治运作的方式），英日德能行君主立宪，为嘛中国就不能？君主立宪对中国传统的皇帝专制主义来讲，怎么着也是政治上的千年大跃进，不能不由分说地说他复辟倒退。当初革命党把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就一百个不情愿，无奈实力、威望、外交支撑、人脉资源及行政经验处处不如人，只好眼巴眼望地拱手让出。让出之后，心不甘情不愿，于是通过《临时约法》大做手脚，第一把孙中山的美式总统制改为法式内阁制；第二它甚至不是法式意义上的完整的责任内阁制，具体来讲，只有国会对行政首脑的裁制权，行政首脑却没有相应的对国会的反裁制权。总之，所谓的三权分立，在《临时约法》里的体现则是一权独大，国会称霸——大家不分阵营、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满汉，空前团结地一窝蜂倒袁去了，管你啥帝制，有无立宪，说你复辟倒退，要做秦皇汉武、明宗宋祖那样的皇帝，所以你先给我们退位再说。 　　痛打落水狗的舆论高潮中，最引我注意的是一份所谓的《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称总统书》。 　　第一，且不论袁世凯是否"冒称总统"，但说这"十九省公民"的说法就特别的令人狐疑，瞪眼细瞅，却是在书后附录了19省每省2个或者3个人名。相形之下，这是更大的冒称啊。数十个人名，就代表十九省公民啊？ 　　第二，这份所谓的公民书，徒称意气，用词刻薄，说"吾国近三十年来文明进化之大障碍物，厥惟袁氏一人"；"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养痈蓄疽，实为乱基。愿国人速以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1］袁世凯是被你们扑杀了，尔国政治文明进化没？乱种绝没？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老大难，越是转型时期，越是需要威权人物与威权政府，何况日本的维新与德国的崛起，行的都是中央集权之路，日皇与德皇都有无上的威权。问题是从晚清立宪开始，中国就进入了二杆子状态，一波比一波激进，一波比一波不负责任，导致中国这艘千年破车开上了现代高速，不是玩漂移，就是玩拐了拐了，先是玩翻大清，后是玩翻袁世凯，他们如愿了，中国终于进入了碎片化时代与无政府社会。是为北洋军阀割据时代。 　　我始终不认为袁世凯算是军阀。但大家把1912-1928年的时段称作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而不是北洋时期，也算约定俗成，就像我们大陆一直把秦以来的宗法专制社会称作封建社会一样，名不符实，将错就错罢。若按某些学者的逻辑推论，袁世凯都是军阀了，那岳飞岂不更军阀？袁世凯的军队至少没有叫袁家军；袁世凯至少没有像岳飞那样不是撂挑子不干（皇帝几次派人都请不动），就是藐视中央政府的十二道金牌（视政令如儿戏），而是叫回家歇着就回家歇着，叫重新出山就重新出山。 　　更重要的是，袁世凯一做总统之后，作为国家政府首脑，最想做的就是裁军，就是军队国家化。打着革命和自治之类的旗号，坚决不听合法政府之政令的各种真假革命党和地方军棍才更具军阀的嫌疑——辛亥革命时十四个省独立，但只有广东、江西、安徽才算革命党的真正地盘，而十四省都督不管是不是革命党，在对抗中央威权方面则是一致的，那就是坚决拥护无限的极端的省自治，这里难保没有私信小算盘。 　　西方人士认为，晚清以降，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之外，出现了一个拿革命当职业的新兴社会阶层。兄弟我认为，传统的士农工商好歹有自己的职业道德，这个新兴的社会阶层却是典型的三无品牌：无底线、无道德、无规则。因为革命是他们唯一的底线、唯一的道德、唯一的规则，议会也成了他们参与革命分红的主要堡垒和跳梁基地。其实孙中山骂南北军阀一丘之貉的时候，这革命教主还不知道，他后来模仿苏联而建立的的党军体制比他所咒骂的南北军阀不知要军阀多少倍。 　　袁世凯在的时候，至少能维持表面上的统一。等袁世凯被扑倒之后，民国连这最后一根支柱也没有了。放眼望去，无一可望。当然，矮个里挑将军，段祺瑞成为整合民国的最有希望的人选。 　　可是，袁世凯都整合不了的民国，段祺瑞能整合得了吗？可以说，民国之悲剧因子，从一开始就潜伏下来了，并且随着历史的运行，愈加恶化。 　　第一悲剧因子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处及中国人的血脉里先天缺少民主共和的素质，且在革命前又没有足够的民主训练。 　　用黄遵宪的话来概括，中国民众也是三无牌的：无权利思想、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2］用梁启超的话来讲，则是中国国民"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这是他1903年游历美洲，考察美国各地特别是旧金山华人组织后得出的结论。一句话，身处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度，华人依然不往公民方向发展，而是保持了中国传统的宗法主义和专制主义。 　　他说："吾见其各会馆之规条，大率皆仿西人党会之例，甚文明，甚缜密；及观其所行，则无一不与规条相反悖"。各会馆主席选任，还是中国式的："此县与彼县争（各会馆多合同数县者）。一县之中，此姓与彼姓争；一姓之中，此乡与彼乡争；一乡之中，此房与彼房争。每当选举时，往往杀人流血者，不可胜数也。夫不过区区一会馆耳，所争者岁千余金之权利耳。其区域不过限于一两县耳，而弊端乃若此，扩而大之，其惨象宁堪设想？恐不如南美诸国之四年一革命而已。"各会馆组织，若领导强势，就必沦为"众人唯诺而已"的"寡人专制政体"，"一二上流社会之有力者，言莫予违，众人唯诺而已，名为会议，实则布告也，命令也"。若领导弱势，则必沦为"无政府状态"的"暴民专制政体"，"所谓上流社会之人，无一有力者，遇事曾不敢有所决断，各无赖少年，环立于其旁，一议出则群起而噪之，而事终不得决。……若其因议事而相攘臂相操戈者，又数见不鲜矣。"梁启超由此又想到了国内的组织与此一个毛病，"不徒海外之会馆为然也，即内地所称公局、公所之类，何一非如是？"［3］梁启超神就神在，他提前十年就把革命后果及民国乱相的根源全部指明了。当然明白人也不仅他一个，黄遵宪、严复甚至袁世凯，都是明白人。找不到中文资料，只能从西方学者那里找到袁世凯1913年12月发表的一段有关自由平等共和民权的演说，从这段演说里，我们可以发现，袁世凯对中国的弊病包括革命党的底色还是看得很透的，他说： 　　"今天人人嘴上都谈'平等'一词，而平等只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意指等级之分应予取消，各人皆可否定法律，自立准绳……'自由'是另一华丽的现代词，但它是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的，在此范围内人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自由，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那些主张平等、自由，而又不问对不顾法律的放肆是否要给予制裁的人，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个东西是没有的：他们把堂皇的口号当作推动叛乱的号召而加以利用……再者，'共和'也是一个雅致的词，但外国人对这个术语的理解，只是在国内有普遍的发言权，而不是全民都必须干涉政府的行动。这种干涉除了造成混乱之外，还可能造成什么结果呢？至于'民权'这个术语，除了选举总统的最高特权外，它还包括代议权、选举权；它切不可理解为包括处理行政。"［4］民国第二悲剧因子乃是革命党为了一党之私，罔顾国家前途及国家根本大法，因人而设、儿戏而设的《临时约法》。 　　《临时约法》是革命党为了制裁袁世凯而设计的临时宪法，用孙中山的话来讲，是为了给袁世凯戴个紧箍咒。这咒还不是像唐和尚那样万不得已，确信自己正确时才念，而是不管不顾，随时随地随性地念。一句话，《临时约法》本身的缺陷导致它是一部不可执行的宪法，不可执行导致执行者不得不出轨，而一方出轨导致博弈的另一方更出轨，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再没有人愿意遵守游戏规则或者干脆视游戏规则为儿戏，于是中国进入了传统意义上的大分裂时代。 　　民国年间为中国政府当了几年宪法顾问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韦罗璧说："折磨中国人的政治动乱主要不是由于普遍缺乏维护自治或政治监督的代议制方案的能力，更多的是因为他们一直试图在基本上不完善的宪法下管理他们自己。"［5］说得太对了，不是大家执行能力不够，而是宪法没法执行。由此，新生的民国在西方人眼里也变成了三无牌的：无领导，无原则，无效率。［6］ 　　我觉得，在想做皇帝这件事上，袁世凯本人也说不清他是怎么有了这主意的。对于袁世凯来讲，他本来的政治理念就是君主立宪制。是革命党在南北和谈时，咬住共和不放松，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做出才妥协。本来是袁世凯想用君主立宪招革命党的安，结果却是革命党用共和总统招了袁世凯的安。 　　妥协之后，袁世凯决心共和，可是一个因人而设的漏洞百出的临时约法，外加一个嚣张的罔顾国家利益不知何为的国会，倒逼着他向左转：这叫哪门子共和啊，还不如中国传统的那些东西稳重实在。 　　晚清十年新政，确实搞得很实在，很稳健。第一，废除科举，新式教育全面启动；第二，废除传统的中华法系，引进大陆法系，司法独立开始起步；第三，官制改革，传统衙门开始向现代政府部门过渡；第四，中央和省先后出现议会预备机构：资政院和谘议局；第五，地方自治开始起步，各种民间团体诞生，公民社会发育；第六，政府虽有报律，但民间办报自由，社会舆论空间不小；第七，经济发展不慢，19世纪末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仅有8000万两，但是1900年达到2亿8000万两，1911年受到革命的影响仍达到2亿6000多万两。［7］第八，政府官员中，不论满汉，都有数量不少的改革精英，且改革已成为大家的共识。总之，若不爆发辛亥革命，晚清新政可能给大家交出一张满意的答卷。 　　革命党人利用了政府的失误——第一失误就是所谓的皇族内阁，1911年建立的内阁固然有皇族性质，可是政府答应1913年就要召开国会，一经国会选举，注定皇族内阁仅是过渡性的。再说原先是人家皇帝一言九鼎，现在让皇族其他人参与进来，开始由皇帝的寡头政治向贵族精英政治转型，总归是一种进步。第二失误就是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民营铁路公司不但资金缺口大，且管理不到位，比国营铁路部门的贪污腐败、挪用亏损还要严重得多，政府干嘛急着收归国家呢？让股民自己发现问题后闹去，闹得不行了，政府再出面充好人，帮他们收拾烂摊子。为嘛非得提前充好人，结果让人借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号当坏蛋打而冤死，革命也以近乎儿戏的方式成功。 　　对于革命党来讲，破坏容易，建设难。 　　第一，破坏是他们的职业特性，这种职业特性如果没有强健的社会与法治拦着，在革命成功后会成为一种惯性，典型的例子就是孙中山，放着法律渠道不走，在辛亥革命后发动三次非法战争：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和北伐，特别是二次革命，给民国带了一个不良的由头，那就是动不动拿枪杆子说话。 　　第二，知识储备不足。就上了些日本专门针对中国留学而开设的速成性质的野鸡大学，还没好好上。日本政府当时鉴于清国留日学激增，鱼龙混杂，乱七八糟，应清政府之请，订立一个《关于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则》，就是让学校加强管理，学生好好学习之意，但是革命学生不看规则本身就开始造势，声称此乃中日两国政府之勾结，于是做出了一系列激烈举动。说穿了他们所追求的就是不用跟政府报名、不用在学校上课、随处住宿、到处乱窜、吃喝嫖赌的学生生活。这种追求能学到些什么，恐怕只有盲从革命的热情和共和口号的空泛吧？ 　　第三，为目的不择手段的德行和自认正义而泛滥出产的道德优越感。一句话，做再没有道德底线的事儿，都可以打着革命自由的旗号。袁世凯看穿了革命党，而且他的向左转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缘于革命党无良无德的倒逼。 　　另外我们还不得不承认，任何社会转型时期，都是新旧纷陈，歧义多重的。任何深度改革，都会触及人的物质特别是精神层面。有人走向未来，必有人走向过去，而未来和过去常常是相通的。正如黑格尔所言，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8］站在这个角度，袁世凯的向左转，顶多是回归传统。一句话，现代化遭遇挫折，回头去传统里找出路，也是唯一的选择。这无关对错，只是现代化道路上的频繁试错而已。还好，并不是我一个人持这种观点，很讨厌袁世凯的庄士敦借用一个法国神父的观点如此评价曰："他也认为，如果与当时中国所能建立起来的议会制度相比，袁世凯如果能够延续其独裁统治，将会给国家带来更多的利益。他说：'袁世凯打破了国会对国家束缚的不利景况，显示出他有能力把那个民族从毁灭中引导出来。'"［9］袁世凯回归传统的举措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尊孔。康圣人对民主共和十分不满（我也不满），革命前后一直坚持孔教至上。其徒弟陈焕章，大清末科进士兼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贯中西，虽然反对老师的帝制思想，但也坚倡孔教，1913年创办《孔教会》杂志，且与严复、梁启超联名上书参众两院，要求奉孔教为国教。黎元洪、冯国璋等更是通电响应。不得不承认，这也是民意之一种。袁世凯选择的是听从。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孔令。9月3日，孔教会在国子监举行祭孔大会。袁世凯特派梁士诒参加，以示尊重。之后更是有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尊孔活动。按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的记载，袁世凯这方面的观点是："我深信保护中国之传统信仰十分重要"；"政府要想着重指出，孔夫子的伦理道德原则乃是教育的一个部分"。［10］第二，复古。指责袁世凯复古的最大证据，是祭天。虽然袁世凯认为"天视民视，天听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古老的政治智慧里也含有"天下为公"的意思，但是指责者只想到了"天子"二字。袁世凯祭天，我倒不认为出格，仰望星空嘛。何况内务总长朱启钤对此还有中国特色的解释，他对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说："忽视祭天，对民国政府来说是有危险的。全国农民根据阴历查看有关播种、收获以及其它农事的仪式。如果废除现在政府已经确定要举行的冬至祭天典礼，而跟着来一个荒年或大歉收，全国农民一定要责难政府的"。"当然，祭祀并不能一定保证丰收，但无论如何，却可以减轻政府的责任。"［11］第三，尊崇清室。1913年元旦，袁世凯特派朱启钤到乾清宫向宣统皇帝道贺。2月15日隆裕太后寿辰，又特派梁士诒致送国书，祝太后万寿无疆，并命赵秉钧率领全体国务员，以外国使臣礼进宫祝贺。时隔七天，隆裕太后病逝，袁世凯亲臂黑纱，命国务员至祭，令国务院通电全国，各官署一律降半旗27天，文武官员一律服丧，以志哀悼。10月19日，袁世凯向大清皇帝陛下写了一个报告，陈述了自己奉太后懿旨，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共和国体，自己当选总统的经过，最后保证自己要好好干，并恪守优待条件，以慰太后在天之灵。 　　袁世凯这样做过分吗？一点也不。倒显出他这人厚道的本质来。也许是太厚道了，让某些前清遗老遗少产生了幻觉，或者说，就想骑袁世凯头上了。代表人物是劳乃宣。义和团之乱时，他是直隶吴桥知县。现在，觉得袁世凯应该还政于清了，给袁世凯上了一个方案，说辛亥革命误解了共和，共和就是皇帝年幼，内阁总理和国务大臣共同负起责任而已。估计这老兄想起了历史上的周召共和，所以他建议袁世凯：中华国不能再称中华民国了，得称中华共和某年；总统任期五年，如许再任，得延长至十年；袁世凯还政之后，大清皇帝赐袁世凯世袭王爵。袁世凯本就与他交情不错，看了之后，不但不生气，反而邀请他来京参政。这一来，清室遗老更张狂了，纷纷叫嚣起来，弄得好多人士沉不住气了，纷纷质问政府。于是袁世凯要求查办，并对清室作了尊重中华民国统治权的一些细节规定，清室复辟派这才消停下来。 　　第四，修正《大总统选举法》。1914年12月，袁世凯公布了新修正的《大总统选举法》。主要精神如下：大总统任期十年，得连选连任；大总统连任，参政院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即可；大总统有权举荐三位总统候选人，其姓名由总统书于嘉禾金简，钤盖国玺，藏诸总统府特设的金匮石室中。金匮的钥匙由大总统掌握，石室钥匙三把，由大总统、参政院院长和国务卿分执其一，只有大总统令才能开启；大总统由大总统选举会产生，选举会由参政院参政、立法院议员各五十人组成，选举之日，大总统将三位候选人公布，他们可与现任大总统一块儿参选。 　　第五，老袁回归传统最猛的一招是，拥抱帝制。这方面，老袁是有些糊涂，不知道，"孙中山这尊雕像的意义在于仅仅制止人们搞穿龙袍、戴皇冠、登基大典之类的复辟形式，却并不能阻挡不穿龙袍的皇帝君临中国！"［12］一句话，你干嘛不发明一个主席或者委员长的称呼呢？但百姓更糊涂，不知道按保守主义的视角，政权掌握在一个人（皇帝）、少数人（贵族精英）或者多数人（民主）手里，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权力运作的方式！一句话，国体无所谓，关键是政体！ 　　糊涂遇糊涂，容易酿成悲剧，所以洪宪帝制既是袁世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华国民的悲剧。袁世凯给自己的帝制起的年号是"洪宪"，按照他给美国公使芮恩施的解释，这个年号的意思是"伟大的宪政时代"。[13］按庄士敦的解释，意思更丰富了——"洪"是清王朝的尅星，"洪武"是明朝第一个皇帝的年号；第一个与满族人作战，后来被他们打败，做了清朝皇帝顾问的是明朝总督洪承畴；差点把清朝哈灭掉的太平天国领袖叫洪秀全；反清复明的三合会，内部成员自成"洪家"；武昌起义后军政府都督乃黎元洪等等。［14］据说梁士诒还想把袁崇焕弄成袁世凯的祖先，就因为袁崇焕乃是明末的抗满英雄云云。[15］ 　　注释： 　　［1］李希泌等：《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25-627页。 　　［2］张朋园：《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3］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梁启超全集？第四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7-1188页。 　　［4］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页。 　　［5］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2页。 　　［6］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0页。 　　［7］袁伟时：《昨天的中国》，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74页。 　　［8］转引自阿兰·佩雷菲特（法）：《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1995年版，扉页引语。 　　［9］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版，第95-96页。 　　［10］芮恩施（美）：《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6页。 　　［11］芮恩施（美）：《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7页。 　　［12］李劼：《我们的文化个性和个性文化：论世纪现象》，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13］芮恩施（美）：《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6页。 　　［14］庄士敦（英）：《紫禁城的黄昏》，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版，第92页。 　　［15］庄士敦（英）：《紫禁城的黄昏》，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版，第86页。 　　端木赐香，作者博客  2013-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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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资委主任蒋洁敏被免职 Sep 3rd 2013, 10:59, by JAS 原中石油集团公司董事长、国资委主任蒋洁敏(网络图片) 中国国家媒体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蒋洁敏已被免职。几天前，有关当局宣布蒋洁敏在接受腐败调查。 新华社星期二说，蒋洁敏由于涉嫌严重违纪而被免职。在中国，这一指称几乎都意味着腐败行为。 新华社星期日说，蒋洁敏因涉嫌与中石油集团贪腐案有关而受到调查。现年57岁的蒋洁敏曾担任中石油集团董事长。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誓言要严厉打击中共党内大量存在的贪腐现象。到目前为止，广泛宣传的反腐行动主要针对较低级别的官员。 但有迹象表明，中共可能会将反腐矛头对准一些高层官员。上星期有报道说，北京对周永康展开腐败调查。直到去年，周永康还是中国最高层领导人之一。 美國之音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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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加拿大研究员解密微博敏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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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研究员解密微博敏感词 Sep 3rd 2013, 10:55, by JAS 微博上什么关键词会被屏蔽？为何会被封锁？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研究员伍仟华（Jason Q. Ng）近日推出新书《微博上的封锁》就此给出答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xx搜索的结果未予显示。"部分网友对这新浪微博上跳出的这句话应该并不陌生。新浪微博上的敏感词层出不 穷，有不少词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解禁。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The Citizen Lab）谷歌政策研究员伍仟华（Jason Q. Ng）通过一个自己编写的脚本程序，在数月时间里收集了1574个会被删除的关键词。他将其中150个收进最新出版的《微博上的封锁》（Blocked on Weibo），并在每个词条后解释其被封锁的原因。 毫不遮掩 不可思议   《微博上的封锁》封面   读研究生之前的伍仟华曾从事书籍编辑工作，他编辑的一本有关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书引起了他对中国矛盾且奇异的媒体环境的研究兴趣。在读研 期间他的教授展示了一张有关搜寻09年新疆暴乱结果的图表，这种毫不遮掩的封锁行为让他觉得不可思议，于是他就想弄清什么字眼在中国会被列为敏感词和其被 封的原因。 "中国数字时代"网站也推出了一个不断更新的新浪微博搜索敏感词列表。伍仟华向德国之声介绍说："他们是通过阅读新闻而猜测哪些字眼会被封锁，输入发现确认被封锁后则将其收入列表。我则是将70万条中国维基百科字条通过一个电脑脚本程序测试了数月之后收集到这些结果。" 范围之广 过滤之细 至于这些词条被屏蔽的理由则是基于他对中国的研究了解以及与相关专家的交流。在他看来，其中最有意思的发现是那些被封锁的人名，伍仟华解释说："我想很多 人都知道不少人名是敏感词，但他们不了解封锁范围之广和过滤之细。最初我很惊讶，因为在西方，作为政客如果民众谈及你，那是好事，但在中国，民众反正不能 进行真正的选举，所以政客认为被民众谈论得不偿失。有些甚至并未陷入丑闻的政客也搜不到。" 伍仟华推出其新书后已接受了一些英文媒体的采访，他发现对中国了解甚微的外国人会觉得这些被封锁的字本身很有意思，但他却认为字本身固然有意思，但背后隐藏的信息更是大家应该关心的内容。 "毛腊肉""加拿大法语"为何被禁？   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谷歌政策研究员伍仟华   伍仟华继续介绍说，很多字被封锁的理由显而易见，但有些则需要经经过一番推敲。比如用来代表毛泽东的"毛腊肉"，腊肉表示毛泽东在纪念堂里遗体，因为包含对领导人不敬之意，所以被禁。而"加拿大法语"中的"大法"则和"法轮功大法"有关，所以也曾被屏蔽。 据伍仟华透露在其新书发布会上，一名现场华人听众称，他将《微博上的封锁》海报贴在微博上后，几分钟内就被删除。伍仟华在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最后强调这仅 是一份科学研究结果，并无任何政治色彩，他的这本英文书将被翻译成繁体中文并在台湾发行。他也希望这本书有朝一日能和中国大陆读者见面。 作者：安静 责编：洪沙 德国之声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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