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10日星期二

明鏡新聞網: 《中國經濟大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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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大戲》
Sep 10th 2013, 15:03, by 大事件






内容提要
 現在市場關注焦點,在國新領導班子嘗試推進結構性改革和經濟再平衡之際,全年經濟會出現幅度的放緩。更令人擔心的是,對於這一點,甚至就連北京層似乎也沒有把握。
   中國經濟增長持續放緩,看來正在催生出越來越多的對中國經濟前景的悲觀論調。所謂的"李克強經濟學"雖然贏得不少掌聲,但"看空中國",也越來越有市場。
   中國經濟這次是否真的遇到了大麻煩?彭博通訊社報導投行對中國經濟增長驟然減緩可能帶來的影響進行了研判。其中,所謂"李克強經濟學"(Likonomics)一說的首創者巴克萊資本的分析認為,中國經濟增速若驟跌到3%,將會對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帶來相當大的影響——銅價跌幅超過六;鋅價攔腰減半;原油價格則會降到70元一桶。
  巴克萊並非唯一對中國經濟可能發生的最壞狀況進行分析的投行。日本的野村控股,以及法國興業銀行都認為,中國經濟今後兩年有增長驟降的可能性。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紐約時報》斷言,"中國模式就要撞上長城了,而眼下唯一的問題是會撞得多慘。"消費增加是否能夠快到足以避免出現嚴重經濟滑坡的程度?克魯格曼的答是否定的,因為中國多年來不斷推遲進行必要的改革,轉而通過促使貨幣貶值,以及提供大量低息貸款來提振經濟發展。
  新總理李克強說,如過多的依靠政府主導和政策拉動來刺激增長,不但難以為繼,甚至會產生新的矛盾和風險。分析認為,李克強其間所說市場主體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以及經濟發展內在動力的述,是那些中共黨員在過去十多年裡聽到的最大膽的親市場言論。


【哈耶出版社】(電子書)  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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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新潮:我的父亲吴法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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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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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我的父亲吴法宪
Sep 10th 2013, 12:26, by 明鏡雜誌

   开场白
 
  我的父亲吴法宪是一个历史人物,一般来说,历史人物的子女,很难客观地公正地评价父亲。因为在子女的眼中,父亲往往都是完美的。但实际上,大多父亲都并不完美。我的父亲也是如此。不过,因为世间对他有了太多的误解,反而给了我们一些比较容易澄清的机会。
 
 
 
  长征中的著名战斗,父亲参加过多次
 
  父亲是开国将领,但与其他开国将领不同的是,父亲头上多了两顶帽子,一个是"林彪反党集团",但这不属于我所能够评价的范畴。我想说的是他 的第二顶帽子,也就是公众所传说的"草包司令",甚至有人把父亲比做《沙家浜》里的胡传魁。草包司令是一个政治概念,把历史上的人物分为好人和坏人,用简 单的道德观念去评价历史人物,其实是很苍白的。"坏人"一切都坏,包括长相、吃饭的模样,一举一动,都是反面的;好人一切都好,一身都是光环,阳光普照。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客观和实事求是的标准。父亲究竟是不是草包?张正隆所著的《雪白血红》里有这样一句话:"林彪用人,用过好人也用过坏人,但是从来没有用 过草包。"父亲的老搭档、原东野2纵(现39集团军)司令员刘震上将也说过:"吴法宪在2纵当政委时是革命的,也不能说他是草包政委,草包政委怎么能保证 部队打胜仗?说党任命一个草包当政委,这不是给党脸上抹黑吗?"
图:吴法宪与时任新四军三师参谋长的彭雄。彭雄在照片背面题道:
 
吴法宪与时任新四军三师参谋长的彭雄。彭雄在照片背面题道:"胖子,我们两个人出洋相吧,送老弟一张,我也有一张……"
 
  所谓"草包",一是说父亲一直是做政治工作的,政委不会打仗。这不是事实。中共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军政分工不分家,所 有的政委都参与军事指挥,有很多政委军政一担挑。以政治元帅罗荣桓和一直从事政治工作的肖华将军为代表的政委们,难道都不会打仗吗?
 
  1935年3月,四渡赤水前夕,父亲被调往红1师3团担任总支书记,团长是黄永胜。父亲报到的当天下午4点,红3团突然接到师部的紧急命 令,火速向乌江前进,准备强渡乌江。晚上8、9点钟,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肖华来到红3团,代表红1军团命令红3团今晚必须强渡乌江,占领渡口,为全体 红军突围杀出一条血路。在电视剧《长征》中,有这样一个镜头,一个年轻的政委在雨中训话,那就是父亲。他亲自带领部队一举夺取渡口,消灭敌人两个连,确保 了红军得以突破乌江天险。战斗胜利后,红1军团政治部油印的《战士报》表扬了红3团的功绩,第一个名字就是吴法宪,那一年父亲只有二十岁。建国后,肖华把 这次战斗的经过写成文章,发表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红旗飘飘》丛书上。
 
  还有一件事情也说明了父亲的能力。1938年冬,685团奉命东进,深入敌后,到达山东湖西(微山湖西)地区。组建了苏鲁豫支队,父亲是军 政委员会书记,一把手。到山东的时候只有两千人,部队扩编很快,仅一年多的时间,到1939年苏鲁豫支队就发展到一万三千人,共设四个大队,也就是团的编 制,每个大队设四个营。此时的苏鲁豫支队,其实就是一个整编师的规模了。而同一时期,和115师师部一起来到鲁西北和沂蒙山区的686团,还是三千多人。
 
  抢仓库发了洋财
 
  辽沈战役中,2纵最先进沈阳,沈阳是国民党在东北的后勤补给基地,储备有大量的战略物资。这些"洋财"基本都被2纵"划拉"走了。父亲坐着 美国吉普,到处巡视,口口声声说"要给兄弟部队留一点"。可2纵七万多人,全都换了美式装备,一身的皮靴皮帽,人人发睡袋,"上顿吃烙饼,下顿吃饺子"。 我有一件风衣和一件美国毛衣都是那时缴获的,一直用到"文革"时期,那么多年,扣子都拽不掉,质量真好。
 
  父亲也知道"发洋财"的事儿,迟早会被追究。1949年1月,2纵内部开会时,曾专门就此事商讨对策。会上,纵队领导一致认为,早认错早主动。东总司令部在九王庙开会强调部队纪律,父亲就把沈阳抢仓库的事抖了出来,并作了自我批评。这下子,其他纵队的司令员政委们开了锅,羡慕的有,嫉妒的也 有,说:"你这个吴胖子,怎么能这样啊?"还有的说:"吴法宪既当婊子又立牌坊!"林彪在会上什么也没说,最后给了父亲一个处分。父亲也发了狠:"打开天津谁再发一点洋财,就枪毙他!"
 
图:辽沈战役结束后,吴法宪、陈绥圻夫妇在沈阳合影。
图:辽沈战役结束后,吴法宪、陈绥圻夫妇在沈阳合影。
 
  当时部队进城后,确实有点兴奋,体现了军队骄横的一面。一个叫刘银夏的团政委,因为抢医院,把1纵的人打死了,被押解"东总"军事法庭的路 上遇到了父亲。父亲问:"什么事情啊?"听了事情原委之后,父亲发话:"我们2纵的人,我们自己处理,不用东总费心了。我宣布撤销政委,变为马夫。"这种 处罚也是暂时的,一个月之后刘官复原职。这位刘政委后来当了宁夏政法委书记,上世纪90年代,父亲受人之托,打电话找他办一件事。这时的刘银夏已经病重, 听说是吴法宪来的电话,硬撑着站起来,左手拿着电话,右手敬军礼:"报告,刘银夏听候吴政委指示!"父亲说:"我已经不是政委了……"他马上改口:"听候 老妈妈指示!""老妈妈"是父亲在2纵的别称,当时的2纵官兵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有困难找老妈妈,没饭吃找老妈妈。"
 
图:1949年夏,吴法宪、陈绥圻夫妇与儿子吴新潮在汉口。
图:1949年夏,吴法宪、陈绥圻夫妇与儿子吴新潮在汉口。
 
  说父亲是林彪"死党"一点不冤枉
 
  父亲是林彪的人,这是肯定的,除了正常的工作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属于林彪"山头",这可以一直追溯到井冈山时期。第一次反"围剿",父亲就 在红一军团,受林彪直接领导,如果说一方面军是毛泽东的"中央军",红一军团就是他的"黄埔军校"。解放军的很多高级将领,都是从红一军团走出来的,例 如:刘亚楼、杨成武、黄永胜、李天佑、李聚奎、肖劲光、杨得志……
 
  解放战争期间,东北民主联军有十二个纵队,父亲指挥的2纵是林彪最得意的一支部队。谁都知道林彪喜欢钟伟,钟伟是2纵主力师5师(即后来的 39军116师)的师长。2纵司令刘震对吴法宪有意见,说父亲纵容钟伟,是钟伟的后台。电视剧《亮剑》里,李云龙的一些故事就是以钟伟为原型的。比如, "挖沟"战法(通过土工作业接近敌方阵地,减少攻击部队伤亡)就是钟伟搞起来的。打锦州时,1纵是总预备队,由2、3纵攻坚。林彪当时拿着望远镜,看着战 士们往前冲,2纵的战士们前赴后继,伤亡非常大,久经战阵的林彪都为之动容,把望远镜掉到了地上,连说了三句:"好部队……"
 
 
图:1950年代初,吴法宪在香山小憩。
图:1950年代初,吴法宪在香山小憩。
 
  还有一件事,更能体现父亲和林彪的关系。林彪的两个子女,都安排在了空军,豆豆是刘亚楼安排的,老虎(林立果)是父亲安排的。1965年春 刘亚楼病重期间,特意把父亲叫到上海,交代把豆豆安排到空军报社,叫父亲给予照顾。林立果则是叶群直接找父亲安排在空军党办的。不仅如此,林彪身边的很多 人,都是从空军调去的。
 
  林立果到空军之后,父亲曾经说过林立果"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话确实说得不妥,但要分清,这个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林立果 找父亲汇报,要在空军成立一个调研小组,父亲说:"多了解空军的情况,多向林总汇报,你代表林总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是私下里说的话,这话 当然不对,说过了头,父亲肯定是有私心,但充其量就是吹捧。其实,别说是林立果,即使是父亲这个空军司令和"副统帅"林彪,也不能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 一切"。因为,军权一直是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手里。
 
  不过,说父亲是林彪"死党"真不冤枉。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父亲作了检讨。毛泽东想要撤换父亲,征求林彪的意见:"用空军的曹里怀成不成?"林彪回答"还是得用吴法宪",把主席顶了回去。
 
  恩师和兄长刘亚楼
 
  在空军工作的时候,父亲和刘亚楼,一个是政委,一个是司令。从红军时期开始,刘亚楼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父亲的老上级,为人又比较强硬,所以外 界老觉得刘亚楼在空军一言九鼎,两个人不太和睦,父亲就是个受气包的角色。其实不然,刘亚楼和父亲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融洽的。父亲一直把刘亚楼当作恩 师、兄长。
 
 
图:1963年冬,吴法宪陪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下部队检查工作。
图:1963年冬,吴法宪陪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下部队检查工作。
 
  组建空军的时候,刘亚楼亲自挑父亲当副政委。刘亚楼脾气比较暴躁,没有一个人能给他当政委,他才点名把我父亲调过来坐镇。在空军,父亲是刘 亚楼的副手。空军曾流传"刘司令,无政委"的笑话,这笑话怎么来的呢?原先的空军政委是肖华,但他不久就到了总政,刘亚楼就把我父亲调过来,虽然是副政 委,但党内是空军党委第二书记,是实际上的二把手。肖华走后,刘亚楼给总政打报告,要求把我父亲"转正",肖华说了一句:这回在空军是"无政委"了。
 
  父亲在空军,跟刘亚楼配合得比较好,他不跟刘亚楼闹矛盾。空军干部被刘亚楼骂了,就来找吴政委,吴政委就劝说一下。谁对司令不满意,政委帮忙转达转达。到了1965年刘亚楼去世,父亲就接替了司令,挑了余立金当政委。又有人说空军现在"余政委"了——多余的政委。当然这些都是部队里的笑话。
 
  其实,父亲和刘亚楼的私交很好,每次父亲外出休养,都是刘亚楼亲 自安排,我母亲陈绥圻在民航局工作,刘亚楼亲自给民航局领导打电话,为我母亲请假。刘亚楼无论到哪里休养,如果父亲不去,他都会都带上我,把我当成自己儿 子一样。刘亚楼出国访问,带回的玩具,只要他的孩子有的,肯定也有我一份。父亲不好酒,刘亚楼喝得厉害。家里有了好酒,父亲总叫我给刘伯伯送去,我经常抱 着酒瓶子去刘亚楼家。不过,我们这些小孩子还是很害怕刘伯伯的,他的那种威严,叫我们见了他就躲着走。
 
  "九一三"那天
 
  "九一三"当天,父亲确实什么都不知道。9月12日晚上,按照父亲的工作计划,是接见空政文工团的六个指导员、解决13航校校长和政委的矛 盾问题。晚上11点,父亲接到了周恩来的电话,问是不是"有一架飞机飞到了山海关",父亲回答:"没调过飞机。"不久周恩来就接到了林豆豆的电话,第二次 打电话,严厉地问父亲:"究竟是没有,还是不知道?"父亲也知道了问题很严重,回答:"说不清楚,需要查。"调查的结果是,确有一架飞机到了山海关。这架 三叉戟,是林立果直接打电话给空军副参谋长兼34师党委书记胡萍调的,没有经过父亲。父亲打电话找胡萍,胡萍回答:"飞机是训练。"父亲问:"为什么去山 海关?"此时父亲已经知道,这架飞机和林彪有关。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坚持到西郊机场核查,周恩来派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一直跟着父亲。
 
  在西郊机场,父亲打电话给三叉戟驾驶员潘景寅,命令飞机立刻飞回北京,不准带任何人。胡萍和潘景寅之间通气,说飞机的发动机有问题,要修好 之后才能回北京。父亲最后一次打电话给潘景寅,说:"这架飞机绝对不能起飞!"还说:"你要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听周总理的命令!"三叉戟起飞前,父亲曾 提出在跑道上放置障碍物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在那种紧张的时候,父亲和周恩来之间的电话几乎没有挂断过。飞机起飞的第一时间,父亲就知道了,他也在第一时间向周恩来作了汇报。三叉戟上 天了,父亲很清楚地知道,他完了……不过,父亲当时的想法实在过于乐观:无非是政治上的淘汰,离开政治局到地方上工作。他没有想到后来的下场:撤销党内外 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军籍,判处十七年有期徒刑。

  母亲陈绥圻
 
  1923年,母亲陈绥圻出生在上海,她的曾祖父是宁波商人,家境殷实,在上海拥有多家商号和产业。祖父是个富二代、啃老族,年纪轻轻吸鸦片赌博搞坏了身体,过早离世。外婆独自带着母亲和舅舅,生活陷入困境。
 
  1941年,母亲在上海的一家教会学校读书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因为暴露了身份,母亲和舅舅被组 织上紧急转移到了苏北新四军。外婆突然间失去了一双儿女,不知他们的去向和生死,哭瞎了双眼。在苏北的舅舅听到音讯,擅自离队回了上海,从此成了他的历史 问题。参加新四军后的母亲,先后在抗大五分校、新四军三师政治部保卫科任干事。经锄奸股长赵炳安(曾任济南军区副司令)的介绍,母亲与父亲相识。按照母亲 的说法,当时在新四军的知识女性中流行一句话,说老干部是"可敬不可爱",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母亲与父亲相恋结婚,并相守了一生。我的一位朋友和母亲很 熟,常来陪母亲聊天,听母亲讲故事。有一次他问母亲:"陈阿姨,吴老得势的时候,你对他好我理解;现在他倒霉了,你对他为什么还是这么好?"母亲想了想, 很认真地答道:"他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情,我也不能对不起他。"
 
  作为母亲的儿女,我们亲眼见到在父亲一生最艰难的岁月,母亲对父亲的不离不弃、关爱有加。刘亚楼曾说过:"吴法宪找了一个好老婆。"
 
  1942年,日军对苏北的新四军发动"扫荡",新四军三师党委决定,将一些领导同志的家属转移到上海。黄克诚的夫人唐棣华、张爱萍的夫人李 友兰、曹荻秋的夫人汪云,和母亲一起到了上海,住在舅舅家里。突然增加了这许多人,舅舅卖掉家私,千方百计地保证她们的安全。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舅 舅掩护了一批中共高级干部的家属,舅舅是立了功的。解放后,黄克诚任总参谋长,张爱萍任副总参谋长,曹荻秋任上海市长,父亲任空军政委。而舅舅背负着沉重 的政治包袱,在天山中学教书,仍然住在抗日时期的棚户区里,生活很清贫;但他对自己的生活和子女问题,没有对父亲提出过任何要求。1971年父亲出事后, 舅舅受到株连,舅妈身患癌症不治身亡。
 
  抗战胜利后,母亲随部队到了东北。1948年,母亲在齐齐哈尔生下了我,父亲打完辽沈战役,南下时负伤到了武汉。母亲当时在天津留守,从刘 震夫人那里得到父亲负伤的消息,独自一人爬上火车,冒着敌机轰炸、敌特出没的危险去找父亲。由于无法渡过长江,只好返回。母亲对我说,那是她最危险的一次 经历。
 
  军队授衔前夕的1954年,母亲转业到民航总局任计划处处长。作为首长夫人,她早出晚归,天天挤公共汽车,从来没有坐过父亲的车。母亲跟我说,挤公共汽车就像跳芭蕾舞,脚尖着地。那时,我们整天见不到她的身影,工作紧张时,母亲就搬个铺盖住在办公室里。
 
  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叶群找到父亲,说为了看家,把母亲调来空军任吴办主任。母亲就这样又穿上了军装。作为吴办主任,母亲列席空军常委办公会议。父亲对她有规定:大大小小的事情,只准听,不准说。因此,母亲在空军期间,甚少讲话和发言。
 
图:1969年,吴新潮为父母拍的照片。
图:1969年,吴新潮为父母拍的照片。
 
  凡事都有例外,大概是1970年夏天某日,空军党办通知林立果,要他在司令部二级部长会议上作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用报告,母亲带我去了。林 立果的讲用报告很新鲜,讲空军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党办主任王飞要母亲讲讲话,母亲说:不讲话了我喊个口号吧,向林立果学习!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林彪出事以后,这件事成了母亲的主要罪行。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父亲被抓,母亲被隔离,此后的九年时间,母亲没有见过父亲,既不知道父亲的任何音讯,也不知道我的任何音讯。 1978年,空军党委召开大会,把母亲押上会场,扒掉领章帽徽,空军领导亲自宣布母亲是林彪死党、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军籍,押送农场劳动改造。
 
  母亲被押送到浙江绍兴龙虎山茶木场劳改,三年里,风吹日晒雨淋,蚊虫叮咬。每月只有五十元生活费。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母亲省吃俭用,还一点一点攒下钱买了毛线,给父亲和我们每人织了一件毛衣。接到母亲的毛衣时,我们不禁泪流满面。
 
  1980年父亲保外就医,母亲也经胡耀邦批示,重新作了结论。经空军王海司令员批准,母亲按副师职离休,陪伴父亲在济南度过了二十余年的晚年生活。看到他们相搀相扶的身影。我知道了什么叫相濡以沫,什么是相伴终生。
 
图:晚年的吴法宪学会了做饭。
图:晚年的吴法宪学会了做饭。
 
       经历了大起大落、大苦大难的父亲和母亲,晚年的心态相当平和。2004年春,母亲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我们应该高高兴兴过日子,安安心心当好老百姓。"
 
  2000年,父亲因脑梗塞住院治疗,至2004年10月过世。长达四年的时间,母亲几乎天天到医院照料父亲的医疗与生活。母亲的辛苦和劳累,我们历历在目。
 
  从落户济南开始,父亲和母亲就开始筹划撰写回忆录,录下了将近二百盘磁带。后由母亲一字一句整理成文。十年以后,由父亲亲自修改定稿。父亲和母亲晚年,为回忆录倾注了全部心血。2006年,父亲的回忆录在香港出版。
 
  2011年4月9日,母亲因突发大面积心梗在北京去世,享年八十八岁。2011年5月,我们把母亲的骨灰送回父亲的家乡江西永丰县君埠乡与父亲合墓。愿他们在天国依然相伴。

  《老照片》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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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广西桂林爆炸事故疑访民自杀引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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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mbnail 广西桂林爆炸事故疑访民自杀引爆
Sep 10th 2013, 11:08, by JAS

 爆炸事故現場一片狼藉,多位民眾受傷倒臥在地

谭嘉琪

广西桂林星期一发生爆炸事故,最少造成2人死亡,45人受伤。有消息指引爆者是访民,可能是发起自杀式爆炸,以图报复,也有消息说他跟学校结怨。

广西爆炸事件9月9日早上7点10分发生在桂林市灵川八里街学校门外的马路。警方根據監控錄像顯示稱,当时一辆三轮车突然起火,然后发生大爆炸。据目擊者叙述,爆炸威力巨大,当时场面一片混乱,满地碎片,周边多辆摩托车和电动车着火燃烧,有伤者衣服被烧,满身流血坐在地上。

在学校附近的老板娘周女士接受中新网的采访时表示,大约在7点有许多学生在店里买文具,然后突然听到巨响,随后看到一名手臂流血的学生哭着跑进店里求救。

案發的時候是上学的时间,因此造成一男一女死亡,包括三轮车的司机,还有有14名成人、29名学生和2名6岁以下的幼儿,共45人受伤。男死者被炸得只剩半身,警方初步断定他为引爆者。有目擊者表示,另外一名女死者是當時最靠近三輪車的人。目前有39人需要住院治疗。

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声称,肇事者是访民,怀疑他以爆炸来报复社会。不过有桂林网民表示,他跟学校有过节或跟其他孩子读书有关。

警方直到截稿前還沒有公布案件动机,也没确认肇事人身份,聲稱正在進行对案件調查。據悉,該學校在事發後緊急停課。

今年中国发生了多宗爆炸案,都跟访民有关。上一次的爆炸案发生在7月20日,一名被治安队殴打致瘫痪的上访者曾在北京首都机场引爆火药,无人死亡。

另外,广州白云区在9月10日下午12点发生一宗爆炸事件。有报道指,出事的是一家运送危险品的货车,初步得知已经有4人死亡,多人受伤。《南方都市报》报道,爆炸地点附近有幼儿园,有孩子受伤。

美國之音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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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奥巴马:叙移交化武或成“显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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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叙移交化武或成"显著突破"
Sep 10th 2013, 11:03, by JAS

叙利亚问题突现转机。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由国际社会接管叙化武库可能成为"显著突破"。不过,他同时警告阿萨德不得以此拖延时间。美国国会宣布推迟有关军事打击叙利亚的投票。 


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一(9月9日)接受NBC采访时表示,由国际社会接管叙利亚化学武器的建议"可能成为一个显著突破"。奥巴马同时警告:"但我们必须保持质疑态度,因为过去数年我们看到他们的运作方式不是这样。"

周一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在伦敦表示,如果阿萨德在一周之内将其化学武器库"每一星、每一点"都移交国际社会监管,可能会解决此次危机。

数小时后,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Sergey Lavrov)承诺,将推动盟友叙利亚将其化学武器交给国际社会监管,来避免美国的军事打击。而叙利亚外长穆阿利姆(Walid al-Moallem)则立即对这一提议表示欢迎。

Syrian Foreign Minister Walid Muallem (R) and and his Russian counterpart Sergei Lavrov (L) walk to a press conference on September 9, 2013 following a meeting in Moscow. Muallem visits Russia for talks with the top global ally of Syrian President Bashar al-Assad as expectations grow of military action against the regime. Russia has vehemently opposed US-led strikes against the Assad regime, warning it could destabilize the whole Middle East, and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has vowed to help Syria if it was hit. AFP PHOTO / YURI KADOBNOV (Photo credit should read YURI KADOBNOV/AFP/Getty Images)  
拉夫洛夫与穆阿利姆的迅速呼应
 
奥巴马的解释

奥巴马表示,俄罗斯的提议是美国对叙利亚施压的直接结果。他警告说,不会允许叙利亚将此作为拖延战略。奥巴马说:"若不是我们一直作出可信的军事打击威胁,我不认为我们能取得目前的进展,我也不认为现在到了可以放松的时候。"

奥巴马表示,上周他曾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及叙利亚将其化学武器交给国际社会监管的潜在计划。

周二晚间,奥巴马将向国民发表讲话。

美国国会推迟投票

据美联社的问卷调查,61%的美国人希望国会反对军事打击叙利亚。

美国参议院多数派领袖里德(Harry Reid)出人意料地宣布,推迟原定周三有关奥巴马呼吁军事打击叙利亚的投票。里德给出的理由是相关"国际讨论"。

奥巴马向NBC表示:"我不会说我对投票结果有信心。"但是,如果国会予以否决,"我想我可以说,我还没决定"下一步行动。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此前接受CBS采访,否认负有责任,指责奥巴马政权传播谎言而没有提供"丝毫证据"。阿萨德警告,对叙空袭可能导致报复行动。在问及这是否包括使用化学武器时,阿萨德没有直接回应,而是说:"我不能预知未来。"

WASHINGTON, DC - SEPTEMBER 04: Medea Benjamin (C) of CodePink protests as U.S.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R) and Defense Secretary Chuck Hagel testify during a hearing on Syria: Weighing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Response before th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September 4, 2013 on Capitol Hill in Washington, DC. Meanwhil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is considering a resolution drafted by committee chairman Sen. Robert Menendez (D-NJ) and ranking member Sen. Bob Corker (R-TN) to authorize military against the Bashar al-Assad regime that can be voted on as early as today. (Photo by Alex Wong/Getty Images) 
人们仍在讨论:克里的表态是否为无心之说?
 
叙反对派反应

叙利亚反对派全国联盟表示,这一建议只为阿萨德提供拖延时间的机会,会导致更多人的死亡。"仅让犯罪把武器交出来,并不够。"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周二表示,欢迎和支持俄罗斯有关叙利亚将化学武器交由国际社会的提议。

来源:美联社等
编译:苗子
责编:洪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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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10th 2013, 10:39, by 明鏡雜誌


中國研究院第二次研討會發言紀要(11)


《調查》記者 高伐林 錄音整理




   習近平接掌中共大權半年多,他極力鼓吹的"中國夢"漸漸露出端倪。正當他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加州舉行"莊園會"的第二天,2013年6月9日,中國研究院在美國新澤西普林斯頓舉行第二次研討會。來自中國、美國的十餘位學者,再次將習近平及其政策走向,當成"會診"的對象。
 



人心似水,法典如山

西方憲政的內容,一條條論下來,都與中國政治格格不入。因此,中國只能在現有的基礎上一步一步地走,從立規開始,把黨國、黨政、黨軍關係理順,黨主立憲,以法治國。

憲政是大智慧,其核心是法治。否定憲政,就是拒絕法治,堅持人治。人治靠的是人心,法治靠的是制度。人心會為利益、偏見、謠言所惑,是世上最不穩定、最不可靠的東西。與人心相對的是制度,是漢謨拉比法典,大憲章,拿破侖法典。人心似水,法典如山。聰明人在石上築城,蠢人在水上建廟。美國總統的支持率可以降到10%,日本七年換七位首相,但國家沒有政治危機。這裡的道理很簡單:美日是法治國家,政權的基礎是制度,不是人心。在制度缺乏的中國,人心是政權的生命線,為政者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收攬人心,因為他們知道,什麼時候人心丟光了,政權的末日也就到了。

http://img.suixinyou.com/upload/200905/63/638F8C4013B08BB7.jpg 
《漢謨拉比法典》刻在一根高2.25米,底部周長1.90米的黑色玄武岩柱上,共3500行,正文有282條內容。它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完整的法典。

對於中國來說,最好的前途是共產黨利用自己巨大的政治和經濟資源主動地開展政治改革,實施憲政,使中國有序地走向民主。畢竟,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也沒有永久的執政黨。黨內民主成功之日,就是一黨專政結束之時。但根據國巍剛才講的情況,非常可能,當權者不願或不能走這條路。
如果無法有序地走向民主,就只能退而求其次:爭取有序解體。值得注意的是,幾乎所有共產黨國家的結束都採取了這種形式。有序解體的特徵是:一,共產黨下台;二,國家分裂(蘇聯分成十幾個,捷克斯洛伐克一分為二);三,經濟停滯。有序解體的好處是能夠避免社會大規模動蕩。由於新政府的大部分官員(75%)都來自於舊政權,政權的交替相對穩定,也沒有對前政府官員的大規模清算。實現有序解體的前提是軍隊的穩定。

有序解體做不到的話,就有可能一步滑到了大家最怕的、最壞的結果:無序崩潰。大亂無法收拾,最後只能"國際共管"——也就是鄭孝胥所預言的:共和滅大清,共產滅共和,共管滅共產。

怎樣避免滑到最壞的一步?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軍國,對此我在《黨國,軍國,民國和中共的政治改革》一文中有過闡述。習近平和他的朋友們希望恢復黨國,重建共產主義信仰,我斷定他們做不到。毛澤東之後,中國再無主義。除了金錢和權力,今天的中國人什麼都不信。而軍國恰恰是一個靠金錢和權力來維持的政權。它雖不民主,卻能夠在和平時期維持統治,並在危機時為政權的有序解體提供保證——共產主義的死活我不管,我也不再扛這面旗,我就用軍隊、暴力來維持社會穩定,保證中國不亂。

中國一個基本缺陷:自治性非常差

鄭國巍:我對勝平說過,你提出一個問題的時候,要把它的邊界劃分清楚。你的這些預測和設想,下面都隱含了一些假設。我的最大的批評就是:你這個設想裡面的主角,都不是自己要幹的,是人家將他提進了中央。你說的那種"博弈",這些人玩不轉,他們不是玩這種遊戲的人。

我為什麼不太願意談"黨主立憲"問題?根據我對中國的瞭解,做一個比較簡明的概括,中國一個很大的基本問題是:她的自治性非常之差。中國的自治資源在哪裡?你那個"黨主立憲"中,實際上隱含著某種自治的力量。我不這麼認為。所以我想的是,如何利用中國現有的社會制度。最近我們對中國有一個概念上的突破:如何將中國從一個非自治的、失去自主性的社會,轉向一個有自主能力的社會,這樣一個過程,用一套什麼樣的概念將之描繪出來?很困難。我們對中國現狀的描述,如果沒有辦法講清楚,那麼它的可理解性、可操作性,給人家可接受性,都有很大問題。

最近有一個年輕人有了理論上的突破:"組織"和"共同體"這兩個概念有什麼區別?他認為,組織,是有限期合約;共同體,是無限期合約。對於不搞法律、不搞經濟學研究的人,翻成大白話就是:共同體的子孫後代無窮盡,組織是不對後代負責,只對參與合約的人有約束。

這與我們談到的中國問題有什麼關係呢?中共解決了中國傳統國家的一個大毛病:秦以來的中國大一統社會,國家搜集徵稅,治理不了中間環節的貪腐轉移。但共產黨通過對國家高度的組織化,解決了這一頑疾,所以至今有人替中共、替老毛辯護。

馮勝平:再補充一點:今天的中共不要說搞民主,它能專制就不錯了。它的執政能力空前衰弱,黨不管黨,政不理政(何新語)。政令不出中南海,既管不了自己的幹部,也管不了地方政府。

鄭國巍:中國傳統社會重視"中土",有一種責任在裡面。而我們現在的社會,人們已經不對後代、無法對後代負責。不是不想負責,是沒法負責。家長想不讓自己的子女受教育系統的毒害——這種很厲害呀,幾年之後,腦子就被其控制了——家長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跑。

馮勝平:說到"跑",我認為在未來中國的政治鬥爭中,誰不堅守陣地,誰就沒有勝算。普世價值派有西方為奧援,打不贏就走,除劉曉波外,他們的頭面人物幾乎都在美國;權貴集團轉移財產,裸官親屬移民,也早有逃亡的打算。只有左派會紮根中國,他們無路可退,無處可逃,只能背水一戰。最後掌握中國的,很可能是他們。值得擔憂的,是他們的革命暴力傾向。(《調查》第11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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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九一三”搞陰謀的不是林彪,而是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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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mbnail "九一三"搞陰謀的不是林彪,而是毛澤東
Sep 10th 2013, 10:21, by 明鏡雜誌


《新史記》舒雲 專稿


余汝信指責林豆豆不讓 8341部隊向林彪報告、向上級報告,是給8341部隊出難題。林豆豆不讓8341部隊向林彪報告了嗎?林豆豆只是講了自己為什麼不向林彪報告的理由,是 8341部隊副團長張宏主動說"就是不要向林彪報告"。據8341部隊二大隊大隊長姜作壽回憶,張宏根據上級指示,要上去向林彪報告,被姜攔住了。姜作壽 的理由是張宏上去,他也跟著上去,林立果有槍,萬一他們兩個指揮員都回不來,部隊誰管?而且8341部隊是外衛,從來不進林彪房間。這樣,張宏就沒有上去 向林彪報告。

至於林豆豆不讓張宏向北京報告,只是提出個人意見。她以為請求8341部隊就能保護父親當晚不走,沒想 到還要"驚動"北京。而8341部隊只是警衛,除非"上級"下令,否則沒有權力阻止林彪出行。這也就決定了8341部隊副團長張宏必須向上級報告。林豆豆 不是8341部隊的上級,林豆豆同意與否,都不能阻止8341部隊向上級報告,何來"出難題"?

余汝信說:"'九一 三'是8341部隊碰到的前所未有的突發事件。關鍵在於對中央上層鬥爭毫不知情的在北戴河的8341部隊,直接面對的這場突發事件的當事人,是毛澤東的 '法定'接班人,中共中央第二把手,黨的唯一副主席!面對這一場建國以來高層警衛工作中最具震撼力的爆炸性事件,8341部隊根本沒有經驗可供借鑑,也根 本沒有處置預案可資遵循。即使處理得手忙腳亂,不盡人意,那又如何?又從何談得上有什麼'陰謀'?!"

這一大段, 看似有理。但事件正在進行中,誰能知道這是"最具震撼力的爆炸性事件"?實際上8341部隊面對"前所未有的突發事件",並沒有如余汝信所說"處理得手忙 腳亂,不盡人意",他們向上級報告了。問題是"上級"超"冷靜",不下令攔阻,反而用"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態度,聽之任之。

余汝信說:"迄今為止,沒有任何證據可以指證,在'九一三'當晚,毛、周或8341部隊有任何令林彪出走的陰謀。一切關於'陰謀'的猜測都是些不著邊際的臆想,都缺乏確鑿的證供。"

誰 說周恩來、8341部隊在"九一三事件"中有"陰謀"了?周恩來在"九一三事件"中只是一個"傀儡",決不敢越雷池一步。至於8341部隊更是與"陰謀" 無關。確如余汝信所說:"當張宏的直接上級沒有明確指示時,他只能按兵不動,當有明確指示時他只能照原樣傳達,他並沒有做錯什麼。"上級沒有命令攔阻林彪 專車和專機,8341部隊當然不能攔阻。

但是,周恩來和8341部隊沒有陰謀,不等於"九一三事件"中沒有陰謀。"九一三事件"是有陰謀的,陰謀來自毛澤東。為什麼8341部隊的"上級"不下命令?為什麼不採取措施攔阻林彪?為什麼毛澤東要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就是網開一面放林彪走嗎?

1980 年公審時,"放跑林彪飛機"成了海軍第一政委李作鵬的罪證之一,李作鵬當時遠在北京,對當晚北戴河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而且林彪專機是強行起飛,與海軍山 海關機場無關,更與李作鵬無關。如果李作鵬放跑林彪是罪,那麼8341部隊的"上級"不下攔阻命令,放跑林彪專車,是否也應當承擔罪責?

8341 部隊二大隊大隊長姜作壽回憶:"如果下令,肯定能攔住林彪。"因為始終沒有接到"攔阻林彪"的命令,追到山海關機場的8341部隊官兵眼睜睜看著林彪專機 飛進黑暗中。試想,如果毛澤東不讓林彪走,一聲令下,駐北戴河的8341部隊不要說荷槍實彈幾百人,就是只有幾個人,十個林彪也走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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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的毛澤東和林彪。

"九 一三事件"發生前,吳法憲為什麼要潘景寅把飛機飛回北京?周恩來為什麼下令"四人聯合命令"才能起飛?為什麼打電話勸說葉群不要夜航?為什麼把黃永勝"軟 禁"在人民大會堂?毛澤東一向分而治之,九屆二中全會黃永勝在北京值班,中途由吳法憲換黃永勝上廬山。1971年9月12日晚上,黃永勝在人民大會堂參加 周恩來主持的會議,討論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分別在家辦公。這是偶然巧合嗎?接了周恩來的電話後,葉群找不到黃永勝了,終於連夜 拉林彪出走。

余汝信認為"九一三事件"中沒有陰謀,完全是"突發事件"。"九一三事件"是"突發事件"嗎?"九一三 事件"是孤立的"當晚"那幾個小時嗎?沒有九屆二中全會,沒有華北會議,沒有批陳整風,沒有毛澤東南巡談話,能有"九一三事件"嗎?如果沒有陰謀,毛澤東 南巡講話反覆講林彪壞話是什麼意思?符合黨的原則嗎?黨的主席對黨的副主席有意見,為什麼不當面談?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多次請求與毛澤東面談,都被擋 回或置之不理。難道這不是打"草"驚"林"、"步步進逼"嗎?這難道是余汝信說的"不著邊際的主觀臆想",與陰謀無關嗎?(《新史記》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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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审薄案的意外、玄机和预后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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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薄案的意外、玄机和预后不良
Sep 10th 2013, 10:25, by J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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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案庭审第三天(视频截图)

刘青

原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一案的审理,不少媒体和舆论都认为出了意外,即薄熙来没按照中共剧本演出,而是全面翻供一项控罪都不承认,这情况显然令中共倒薄一方十分恼怒和难堪。其实中共的一些权势炙手可热的大员,政治斗争中落败而受到审判时,当庭翻供的历来就有而且大有人在,如四人帮中的江青张春桥,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和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就是否认权斗得胜一方对他们的刑事指控,所以薄熙来当庭翻供实在算不上什么意外。但是薄熙来庭审中受到的不寻常待遇,则可以说是中共前所未有的意外之举。这次庭审薄熙来中共允许他尽意答辩,一开始甚至较为详细的在网络上很快刊播。同时有消息指薄熙来受到空前审判优待,他可以做详尽的应诉准备,每个问题都准备了一个文件夹,对于所审的任何问题全有相应的文件夹应诉。

中共的法庭审理从来就是以法律为名的陷阱,审判之前中共党委早已确定了罪行罪名和刑期,不但对普通民众的审理是如此,涉及政治或者权斗的案件更是如此。而薄熙来能够随意详尽准备答辩,并且实际审理中还真是尽意答辩了,这在中共六十多年的历史中绝无仅有。允许薄熙来如此准备和尽情尽意答辩才出乎人们的意料,这不仅违反了中共一贯的所谓司法作为,也是违反并动摇着中共司法现状的根基,因为剥夺被告乃至被告律师的各项权利,是中共式的枉法迫害赖以进行的必要条件。

审薄案的公开进行和薄熙来答辩权利的保障,绝非中共司法制度有所改进或改进的意图。因为除了薄熙来的审判出现这一情况,同期进行的任何案件不仅毫无类似情况,甚至遭到更为恶劣和肆无忌惮的侵犯剥夺,例如郭飞雄许志永等近期关押的人士,都遭到了中共横蛮暴虐的司法侵犯迫害,薄熙来案件不过证明中共司法的随心所欲。但是当今掌权的习李肯定对薄熙来毫无好感,因而薄熙来受到如此司法优待一定另有原因,也就是有一股政治力量迫使习李不得不同意,薄熙来的法庭审理必须保障他的被告权利,并且保证有让社会能够了解的公开透明度。

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看似占据上风的习李,在薄熙来的审理上遇到了强大压力,不得不同意薄熙来享有法律规定的诉讼权利,也就是说只有在中共派系内斗相持不下时,才使法律得以落实薄熙来的各项诉讼权利。接下来不得不提出的一个重大疑问是,不惜与习李在政争中如此兵戎相见究竟为何?表面上看最直接的原因是为薄熙来撑腰,让薄熙来有充分辩解的机会和社会充分了解,这当然含有薄熙来是冤屈的和清廉的潜在意义。中共官吏现在的腐败可谓空前绝后骇人听闻,随便一个小村长小警察贪污勒索动辄上亿元,薄熙来身为中共最高权势核心的一员,只有区区二千万岂不是罕见的清廉。而且以这二千万给薄熙来定罪也难令人彻底信服,因为并没有任何过硬的直接证据证明薄熙来涉案,反而容易予人这是政治斗争而拼凑起来的罪名。

更深层的原因是自保尤其是与习李争斗派系的自保,中共当今上上下下几乎没有贪污索贿等腐败的绝缘体,如果听任习李以反腐为名收拾政敌便没有官吏安全了。所以从来绝情寡义的中共官吏与其说是为薄熙来仗义执言,不如说更多的考虑是如何保护自身的安全和继续享有荣华富贵的权势,击退制止习李以惩治贪腐为名的清洗政敌态势。这一点在审理薄熙来的过程中至少部分达成了,因为没有人相信新掌权的习李对薄熙来的审判是公正和认真的,这种审理说明习李新权势团伙绝无治理遍体腐烂淫靡中共的丝毫可能。

天下人都知道薄熙来真正和主要的罪行是实施政变夺权,以及在许多国家遭到起诉的活摘人体器官和杀人贩尸,还有从辽宁到重庆的以打黑为名的抢劫富人。即便是占有侵吞等经济罪行也远非对薄熙来而言微不足道的二千万元,日本媒体就曾揭露薄谷转移海外的资产超过六十亿美元,即使此巨款数额或有出入也肯定不是凭空捏造,外国银行已经状告的据说涉及薄熙来的一桩案件就高达数十亿元。

习李对薄熙来的这些滔天罪行不敢触及,害怕官吏普遍如此的现实将难以遏制的逐渐暴露,中共政权会像前苏联一样因公开化而败亡。习李新权势核心显然将他们的政治首要任务,定位在如何保障中共占有政权和永远执掌政权,这不仅从薄熙来的审理隐瞒巨罪拼凑末枝可以看出,从中共近期严厉控制言论和镇压社会活动人士同样可以归纳出来。但是习李新权势核心妄图两面开战挽救大夏将倾的中共朽败政权,只能说明习近平和李克强之流的平庸和怯懦,无能正视也不敢正视中共病入膏肓的痼疾所在,他们唯有不甘心而又眼睁睁的看着中共败亡中下坠直至粉碎。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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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中国不断爆出强拆导致恶性伤害事件及群体反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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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断爆出强拆导致恶性伤害事件及群体反抗行为
Sep 10th 2013, 10:11, by J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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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愈演愈烈的暴力强拆事件,有遭强拆的受害人评论认为,这是中国许多地方政府破产而采取的杀鸡取卵的做法,而事态的持续恶化,最后一定激起全民抗暴,联合起来对抗政府。

近来,中国不断爆出强拆导致恶性伤害事件及群体反抗行为。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叶辉,也是中国强拆的受害者。他分析认为,强拆暴行和悲剧的直接责任者就是中国政府,近来越来越多的暴力强拆事件发生,说明,由于贪污腐败和资金外逃,已经使得许多中国地方政府破产。为了掩饰破产的真相和维持政权继续运转,地方政府只有进一步掠夺人民的房屋和土地:"还是这句话,地方政府已经破产,他们没有钱花,现在没有别的经济支撑,他就得靠出卖土地。出卖土地他打的(旗号)这土地是国家的,你老百姓他全都可以给赶出去。真是这样,没有什么余地。"

叶辉表示,事实上,外界知道和媒体报道的强拆和抗暴事件只是一小部分:"也许报道了,关注了。实际上就是说,小规模的天天都有,而且不是一点一点往回收缩,而是扩张,大面积的这种。其实在国内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太多了。"

叶辉并认为,近来有许多民众群体反抗政府强拆和抢夺土地的事件发生,说明老百姓已经无法忍受:"被压迫时间太久了,以前可能是一个人、两个人,但是现在就是说,我觉得是政府已经激起群体的反抗,给老百姓挤压的实在是没办法了。以后像这种事情在国内一定会越来越多,因为老百姓他需要生活。现在老百姓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安居都不能安居了,他就得起来反抗,那没有办法,这都是政府逼得。"

叶辉并认为,解决暴力强拆和相关问题的唯一出路是中国必须进行民主改革,否则人民一定会联合起来对抗暴政:"体制,要不就是政权更换。我觉得你这个政权更换了,有能站出来替老百姓说话的,最起码让老百姓安居,这个国家才能繁荣呀。住都住不了了,没地方住了,老百姓怎么生活呀。压迫来压迫去,老百姓得联合起来对抗政府,没有办法。"

虽然中国暴力强拆愈演愈烈,但近日爆出上百名青岛城管强拆军区大院警卫室的事件,还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许多评论认为,这一事件说明,为了争夺利益,中共内部已经出现更多冲突。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锡红从加拿大发来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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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历史的价值——《牛津欧洲史》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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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价值——《牛津欧洲史》序言
Sep 10th 2013, 10:05, by 明鏡雜誌


1

历史不是一堆记录在案的数据,也不是一串被记载下来的事实的堆砌,它是一系列相互冲突的争论。这样,关于一个事件的实际意蕴、一个偶发事件究竟发生了什么、如何最准确地概括这个事件?这些争论就在历史的解释中属于最有价值的核心内容。当然,历史让我们认识自己;当然,它教导我们理解我们集体的过去并对之保持适当的尊重;当然,它还传授给我们一种特殊的技能,即如何提问,如何找到答案,如何合乎逻辑地、令人信服地、清晰地、有目的的思考;当然,它还是或应该是一种乐趣。但是,我们也发现,一个民族选择对其历史的何种阐释是至关重要的。当一个社会隐瞒其过去记录的某些部分,然后那个社会或其领导人向我们讲述他们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当一个社会试图改变历史记载所呈现的或已经有充分根据的事实的时候,我们知道,历史是如何出于政治目的被曲解的。

控制历史和控制如何写历史的人就控制了过去,而控制过去的人就控制了现在。那些想压制历史争论的人持两条理由:其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知道所有我们需要知道的;其二,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知识的正确性毋庸置疑,那些欲攻击普遍认识的人一定有破坏性的目的。持这种观点的人的做法最终恰恰会毁灭历史学本身的价值。因为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教会我们相互展开建设性的争论。

显然,历史是社会的需要。它赋予我们认同感。它为我们提供了多少可以用来指导方向的导航图,从而帮助我们在当今日益复杂的时代确定我们的方位。当我们问,我们是谁?我们如何成为我们所是的?我们会采取怀疑主义态度,求诸于批判性判断的起始阶段。作为一种叙事方式,历史学为我们提供了解释和分析的工具。它帮助我们发现特殊事例,去了解过去的时代或过去的事件中的独特性,同时也帮助我们了解特殊性和独一性如何为普遍性做出贡献。历史学就是这样向我们展示人性在社会中的表现和表演,以及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通过让我们体验其它生活样式,历史学向我们揭示了主观性和客观性双方的价值。这两者是我们个人认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不可分割的前提,我们总是在这两者间摇摆但却几乎意识不到。这样,历史既有真理的形式,也有意见的内容。对历史的认真研究会帮助我们区分这两者。做出这种区分是重要的,如沃尔特·瑞雷(Walter Raleigh)爵士所说:"是意见而非真理能够无需通行证在世界上畅行无阻。"在大多数场合,我们从报纸、电视和朋友那里所读到、看到和听到并信以为真的东西是意见而不是事实。

历史学是一项活动,它通过追问具体的问题而达至一般性问题。像本书这样的教科书首要关注的是一般性问题,虽然它不时会提出具体问题或展示具体的事实,但那只是讨论一般性问题的途径。伟大的哲学家卡尔·雅斯帕尔斯(Karl Jaspers)一次评论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首先学着从历史之镜中寻找答案。"严肃的历史著作所必须充当的正是这面镜子。

一谈到"文明"(本书即是文明的历史)立即就会陷入争论。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要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如此恐惧历史研究。谈到"西方文明"甚至更受限制,在某些历史学家那里,它的范围过分狭窄。不过,如果我们将历史理解为一个过程,就必须通过特定的空间位置来把握它:我们的连续性、我们的标准、我们的进程等。我们还必须识别内含于"西方文明"概念的固有的两大偏见:其一,我们知道什么是"文明的"并达到了"文明的"标准;其二,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是单一的、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文明单元。第二个偏见很容易发现。在我们大多数学者那里,在我们几乎所有的大学课程上,不讲"东方文明"(Eastern civilization),只讲"东方的各文明(the civilizations of the East)",这个术语表示,西方是一个单元,东方却不是。这些反映我们西方人世界观的习惯性的短语如同我们流行的地理书一样,表现了西方人的偏见。"近东"和"远东"中的"远"和"近"只是相对于西欧的地理位置而言。日本人不会将伦敦称为"远西",将洛杉矶称为"远东",尽管如果他们将自己所在的地方视为世界的中心,这两种说法或许都是正确的。由于这个习惯短语已经成为我们西方语言传统,所以本书仍然采用这种用法。一个历史概念的使用和像本书这样的写法提醒我们,在我们的语言中存在着偏见,尽管我们不得不继续使用这种简便的习惯形式。

不过,如果谈文明,从一开始我们就得给出何谓"文明化"(being civilized)的定义。关于这个问题的书籍已是汗牛充栋。一般人常将那些说着不同语言、践行不同风俗的其他民族的人定义为"不文明(noncivilized)"(野蛮)的人。中国人习惯于将所有外国人都视为野蛮人,古代希腊人将不能用希腊语交流的人称为"吧尔吧人"(bar-bar),这些人不会说我们的话。如今,能够用一种以上语言交流仍是文明人的标志。这样,文明的定义至少在那些很少思考其用语的含义的人那里明显发生了变化。

可是,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必须给这个概念一个较为确切的定义。因为对于一部涵盖整个西方的历史著作而言,文明这一概念是全书的一个指导和基本柜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其他人在诸如是否存在与英国和意大利文明不同的美国文明问题上存在分歧,他们也争论,这些文明是否仅是一个更大实体的变体,而那个更大实体——西方——才有资格称为文明。尽管这些争论是建设性的、需要的,但在我们这里无关宏旨。我们需要一个特别清晰的定义,以用来进行下面的叙述和分析。因此,这个操作性定义要求,"文明"包括一个社会或相互依存的一组社会的下列若干(尽管不需要全部)条件:

1.要有某种形式的政府,人们通过它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和履行相应的责任。

2.城市社会亦即城市生活要有某种程度的发展,从而使文化不是游牧的和分散的,这种游牧的和分散的文化不能留下有意义的物质遗迹。

3.人类已经成为工具制造者,通过使用金属,改造他们的物质环境,从而也改造他们的社会经济环境,尽管这种改造是有限的。

4.某种程度的功能分化已经开始,通常发生在工作场所,而荣耀、地位和目标一起,成为社会的粘合剂。

5.社会阶级已经出现,不管他们是相互对抗还是相互依存。

6.书写形式已经发展起来,从而群体和群体间,更重要的是代际之间,可以通过文字交流。

7.闲暇的概念出现了。于是,生活不限于工作场所,也不是特定的阶级职责或分工。于是,比如说,艺术超出了(当然并不排除)仅仅作为装饰的局限,运动超出了竞技的范围。

8.要有更高存在的概念,尽管并不必然通过组织化的宗教。通过它,一个民族能够超越自己,在他们自身之外寻求事件的解释和发现他们的目标。

9.要有时间概念,通过它,一个社会将自己与过去和对未来的假想联系起来。

10.一种批评的能力发展起来。这种能力不需要西方的理性主义、直觉、特殊的宗教或政治机构,但是它必须存在。好使一个社会能够从内部进行变革,而不是等着来自外面的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

西方最常见的偏见是用技术变革来衡量"进步",根据这个标准,至少到历史的晚近时期,没有出现重大技术变革的社会是不开化的。事实上,尽管文字记录和重大技术变革存在于我们所称的"文明社会",但两者都不是文明开化的本质性内容。当我们研究历史时,或许我们应该记住英国批评家约翰·拉斯汀(John Ruskin)所记载的历史行为的三个内在要素:"伟大民族将他们的自传书写在三种稿本上:行为之书、言语之书和艺术之书。"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从过去学到什么"。在大多数场合我们做不到,至少从简单的思维水平上来说是这样。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会在外交事务中根据行为的某种程式来做出决定,仅仅因为类似的程式曾在过去有效。我们有足够的智慧了解到,环境改变了情势,而新知识带来新的责任。当然,个人"向过去学习",遭到过抢劫的人以后会有警惕性。可是,将这样的经历拔高为"历史教训",是将个人从孩童向成年人的成长经历变成历史,最多,这种成长是个人传记中的经历而已。

我们有时会从历史中记取"错误的教训"。事实上,那些热心地争辩未来的特殊行动方案能够从过去找到答案的人会说服头脑简单容易受骗的人,使他们相信历史会重复,因此,过去是未来的导引图。可是,没有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会持这种观点。一般的模式或许重复,有时真的就会重复,但是,特殊的事件之链不会。政治科学、神学和科学等学科达到最高程度的概括,历史学与它们不同,它完全不相信铁的规律。但历史也不仅仅是一串没有联系的事件。的确存在一般性模式、因果链条、中间层面的概括,这是得到了证明的。这样,历史学就处在一个让许多人不满意的层面上:高于特殊(specific),而低于绝对(absolute)。

如果复杂的问题从不以同样形式或以可辨识的类似的形式重复——如果那样,借用一句惯常的军事比喻,将军就不必为了下一场战争而是为前一场战争做准备了——那么,历史研究能够为社会解决自己的问题提供什么帮助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但只是在有限的意义上。历史为人类在各种场合的行为提供一套丰富的诊断报告,个人的和集体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文化的,然后详尽地告诉我们,人类曾经怎样处理他们的事务,从而揭示出当今如何处理同样问题的方式。哈里·S.杜鲁门(Harry S.Truman)总统的国务卿,前参谋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将军有一次曾评论说:如果不考虑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衰落,没有人能够理解50年代的问题。他当时提到了关于雅典与斯巴达战争的杰出的历史著作,这部著作由一位参加战争的雅典人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战争刚刚结束后完成。在公元前5世纪,没有原子弹,没有电子通讯,没有枪或火药,战争的后勤系统完全是原始的,但是,二千三百年后,美国一位最杰出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发现,他思考问题还离不开修昔底德。

历史学只能大致把握人类行为的范围,把握某些极端行为或一般行为。尽管不能尽善尽美,但它能够揭示,如何或在什么范围内,人类行为会发生变化。这最后一点对于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管理人员、记者或外交官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些鼓舞人心的领导人,如先知、改革家、政治家等,如果掌握了历史所提供的材料,会在领导我们走上新的道路时做得更好。因为它能够告诉我们,人类的什么东西是可以持久的或不能持久的,如同科学和技术告诉工程师,金属能够承受什么样的张力。历史也提供关于空间和时间深度的知识,能够消解改革者的乐观主义和过分自信。比如,我们可能希望保护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消除酸雨,净化我们的河流,保护我们的野生动物,保留我们壮观的自然景色。历史也许告诉我们,大多数这样做的人都失败了。它或许能够给我们某种指导,以免重蹈覆辙。不过历史还会告诉我们,个人和公众在如何做才能最好地保护环境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有许多人认为,这种保护是没有必要的。有一些相信保护环境是必要,但他们也同样认为,低水平的环保必须让位于利用自然资源的更高水平的生产。历史能够提供一种解决方案,使不同意见相互理解,但求助于历史并不能使立法通过,使愤怒变成兴奋,使未来更干净更安全。历史不能定义河流污染,但历史可以提供过去的数据作为比较的尺度。这个定义会来自于当前的政治或我们关于明天的判断而不是历史。历史的价值在长时段中能够显示出来,有时在中时段上显示出来,但很少在短时段内显示出来。

这样,如果我们愿意将"相关性"理解为不像科学的直接应用性那样容易看到,也比直接行动更遥远,那么,我们也许得承认,历史就是"相关联的"。它不是实际去建设高速公路,或清除贫民窟,但他能给做这些事的人大量的帮助。忽视了它,就会在实际行动中导致失败。

但是,历史也是娱乐,至少对那些乐得让自己的好奇心所驱使的人是如此。像俄国的凯瑟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在一段时间里有多少情人,他们在皇帝卧室里的行为有多大影响,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宁愿将其视为历史的奇谈?历史调查的一些细节,譬如,在一艘沉没的维京人的海盗船上发现的珍宝与盎格鲁—撒克逊诗人所描述的沉船宝藏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还有更复杂的因果关系问题,如革命知识分子的作品对革命的实际影响是怎样的?以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如现代西班牙霸权的兴衰在多大程度上受新世界黄金和白银供给的影响?抑或文化议题,如西欧为什么采取复兴古典希腊和罗马的文学和艺术,而不是转向某种新的实验?那些对历史感兴趣的人会如饥似渴地阅读以发现他们想得到的答案。找到答案后,他们还要进一步追问,我们已有的知识是如何获得的。还要转向在时间上最接近相关人物和问题的材料,转向相关人物原始的语言。阅读关于苏格拉底、哥伦布、邱吉尔的材料是有趣的,而阅读他们自己的文字,仿佛与他们本人交谈更有意思。在语境中考察他们是重要的,至少同样重要的是,考察我们是如何理解他们的思想,并使他们的思想适合于我们的目的的。读者会发现通向充满宝藏的历史领域的道路,如果依赖从过去和现在的意见中提炼出来的意见,对此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可怜的。他们还能够通过编年表、传记、图画、地图得到帮助,历史学家们通过这些东西与读者分享快乐和直观的感觉。

最后,认识过去就是认识我们自己——不是完全的,也并不充分,只是改进了一些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历史能够帮助我们养成优美和高雅的行为,中肯和彻底的思想,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的和谐与宽容。最为重要的是,历史给我们一种兴奋感,观察或参与我们周围那些有一天也会成为历史的事件的激情。

历史是叙述,是故事,它虽然承认许多令人着迷的节外旁枝的意义,但它首先关注宏大课题。因为历史主要关涉人们如何与为何如此行为,关涉人们的思想和信仰的模式。说到底,历史关涉到什么是人们确信为正确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几乎所有的历史都是认识和思考(intellectual)的历史,因为,特殊的条约、战争和科学发现的意义依赖于卷入其中的那些人,那些追随自己思想的人。历史证明,我们会死,就如我们可能会活着。这是因为,在久远的过去,一些人就对此确信不移。

我们每个人不能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不断重构我们的过去,像侦探所理解的那样在我们的动机和态度的支配下去做事,但正规的历史学研究是相当严谨的研究。历史研究可能赋予我们某种非常有限的预卜未来的能力。更为确定的是,它会帮助我们将特定事件的原因组织在意义的模式中。历史还会帮助我们宽容其他人的历史观点,既便它帮助我们形成了自己的信念。历史会帮助我们从不太重要中挑出重要,从不相关中挑出相关,从而使我们不至于以头脑简单的方案去应对人类相当复杂的问题。我们必须抵制一种倾向,将我们的问题归咎于一个团体或个人,我们也必须有力地捍卫我们的信仰。

承认甚至赞美全部文明的价值对于文明生活本身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通过我们特殊的历史经历的多棱镜认识全部文明。我们热爱自己的历史,在自己的历史中我们感到舒适和安全。借助于它,我们解释我们所遇到的所有其它事情。明了这一点,就是要承认我们也是历史的产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历史,以我们的方式提出我们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向我们的过去提问,也就不能向未来提问。

罗宾 W. 温克(Robin W.Winks)丛日云 译

《牛津欧洲史》简介:

《牛津欧洲史》是耶鲁大学已故著名史学家罗宾·W.温克(Robin W Winks)的代表作品。该书分四卷阐述了从中世纪末到当代的欧洲历史,这也是欧洲进入现代,走向世界,从而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历史。作者不拘泥于历史事件和过程的细节描述,而是对欧洲文明的发展进行了全方位的宏观扫描,尤其重视各个历史时期在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变革和成就。如作者所言,本书其实是欧洲文明史。作者以简约的大手笔,勾勒出欧洲数百年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的大脉络。其描述清晰精炼,其分析深入透彻,堪称历史著作的精品。该书由丛日云教授主持翻译,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4月出版。

丛日云,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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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吴思:王朝末日中的“崇祯死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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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王朝末日中的"崇祯死弯"
Sep 10th 2013, 10:03, by 明鏡雜誌


   致命的U形弯

  崇祯十七年(1644年)旧历三月十九日,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的日子。在此二十多天前,内阁大学士(类似现在的副总理)蒋德绿和皇上顶了嘴,说了几段为时已晚、但在我看来仍然非常要紧的话,惹得皇上大怒,蒋德璟也因此丢了官。

  这次顶嘴起源于对加税的不同看法。五年前,崇祯十二年春,皇上在全国范围内加派730万两白银,作为练兵费用,叫做练饷。这是崇祯即位之后的第四次大规模加税,全国人民的纳税总额至此几乎翻了一番。皇上加税虽然也是出于无奈,但也觉得心虚,税费一加再加,老百姓方面会不会出什么问题?杨嗣昌是当时的兵部尚书(类似现在的国防部长),他办事认真,聪明干练,替皇上做了一番阶级分析。

  杨嗣昌说:加税不会造成伤害,因为这笔钱是加在土地上的,而土地都在豪强手里。杨嗣昌以上次加征的剿饷为例,一百亩地征三四钱银子,这不但没有坏处,还能让豪强增加点负担,免得他们钱多了搞土地兼并。这种分析听起来颇有道理。

  此外,皇上还听过其它一些支持加税的分析。

  有了这些分析的支持,皇上又征求了另外两位内阁大学士的意见。这二位也赞成加税,于是皇上拍板定案,加征练饷。

  但是,一晃练饷征了五年,原来企图解决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加重了。官军照样不灵;清兵还在闹着;李自成更由战略性流窜转为战略性进攻,从西安向北京进军,已经走到了大同一带;杨嗣昌本人也在与张献忠的作战中失利自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位叫光时亨的给事中(近似总统办公室负责监察工作的秘书)给皇上写了份奏疏,他认为,加征练饷的政策是祸国殃民的政策,应该追究倡议者的责任。

  按照规矩,这份奏疏先由内阁大学士过目,替皇上草拟一份处理意见,再交皇上最后定夺。于是内阁大学士蒋德璟就替皇上草拟了一段话,大意是;以前的聚敛小人,倡议征收练饷,搜刮百姓,导致人民贫穷,种下了祸根……。皇上看到这段话很不高兴,这练饷明明是他拍板征收的,蒋德璟却说什么"聚敛小人",谁是小人?皇上把蒋德璟叫来,当面质问。

  蒋德璟心里想的小人是杨嗣昌,但杨嗣昌死在岗位上,皇上对他一直心存好感,蒋德璟不敢直说。皇上心里想的小人是他自己,他怀疑蒋德璟在指桑骂槐,非要问个明白不可。于是蒋德璟就拉出一只替罪羊来,说他指的是前任户部尚书(相当于现今的财政部长)。皇上不信,为自己辩护道:联不是聚敛,只想练兵。

  蒋德璟道:皇上当然不肯聚敛。不过那些部长的责任却不可推卸……。后边的话还长,总之蒋德璟顶嘴,皇上震怒,蒋德璟又为自己申辩,诸位大臣替他讲情。最后户部尚书主动站了出来,把责任都揽到自己头上,皇上的火气才消了一点。

  这位蒋阁老是福建人,回家后便给皇上写了一份奏疏,进一步解释自己的思想。奏疏的大意是:现在地方官以各种名义征税,追讨拷打,闹得百姓困苦,遇到叛贼反而欢迎,甚至叛贼没有到就先去欢迎了。结果,兵没有练出来,民已经丧失了,最后饷还是征不上来。因此我想追究倡议练饷者的责任。我这样做很冒昧,我又傻又直,罪该万死。随后引罪辞职。

  崇祯很要面子,心里却不糊涂。他容许蒋德璟辞了官,不久又取消了练饷。清朝的史学家赵翼推测崇祯罢练饷的心理,说了一句很简明的话:"盖帝亦知民穷财尽,困于催科,益起而为盗贼,故罢之也。"

  说到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皇上转了一个弯。皇上的思维原来似乎是直线的,他想多敛钱,多练兵,从而消灭反叛者。在敛第一个、第二个、甚至第七八个一百万的时候,这种思维还对头,银子多了,兵也多了,叛乱也开始平息了。但是这条路越往前走越不对劲。敛钱敛到第十几个一百万的时候,老百姓加人叛乱队伍的速度和规模陡然上升。皇上新敛到的那些钱,还不足以平息新制造的叛乱。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U形山谷,从侧面看,崇祯领着官府的大队人马一路压将下去,挤压出更多的钱粮和兵员,镇压各地的叛乱,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不过越往后越费劲,最后他撞到了谷底。这时候,他的努力便造成了完全相反的后果。沉重的赋税压垮了农民,逼出了更多的反叛者,叛乱的规模和强度反而开始上升了。

  崇祯和明朝就是被这个U形弯勒死的,因此,我把它称为"崇祯死弯"。

  李自成:谷底的硬石

  陕西是明末最早露出谷底的地方。如果以推翻明朝的核心人物李自成的反叛为标志,这个谷底出现在崇祯三年(1630年)夏季的一天。在那天,一路压榨下来的官府,碰上了李自成这块硬石头。

  关于发生在这一天的故事,我看到过三种说法。其中与政府催粮派款联系最为直接的说法,出自毛奇龄的《后鉴录》卷五。毛奇龄是《明史·流寇传》的撰写人,他说"自成……相推为里长"。"值催科急,县官答臂,枷于市。"李自成在村子里收不齐钱粮,受不了打板子、戴枷示众的惩罚,只好逃到一个政府逮不着的地方去。

  与政府催粮派款的联系稍微间接一点的说法,是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十二的记载:"李自成,陕西米脂县双泉堡人。……因负本邑艾同知应甲之债,逼勒为寇。"

  关于那个谷底的故事的第三种版本,是说李自成的祖父和父亲那辈人,已经在为政府骤站养马的差役中赔累破产,李自成自幼贫穷,吃不饱穿不暖,出家当了小和尚,稍大又给一户姓姬的人家放羊,二十岁便到释站当了释卒(近似邮递员)。崇祯二年,因为财政困难,大规模裁减骚站,次年,二十四岁的李自成被裁后,又逢饥荒,李自成还不起艾姓乡绅的欠款,被艾家的奴仆戴上木枷,在大街上暴晒。他的泽卒哥们儿按捺不住愤慨,干脆毁了木枷,拥着李自成出走城外。饥民们跟着人伙,于是就成了一支队伍。

  上述这三种版本涉及到的所有因素都对崇祯死弯的形成和谷底的位置有重要影响。譬如天灾的影响,地主的影响,政府的赋税和额外摊派的影响,严厉的追逼手段的影响等等。

  据《明史·流贼列传》记载,李自成造反的那一年,兵部郎中(近似国防部的局长)李继贞曾经上奏崇祯,说延安一带饥荒,眼看老百姓都要当强盗了,他请求国库发放10万两银子贩济饥民。但是李继贞上奏的结果,"帝不听"。.李继贞申请赈灾的10万两银子并不是大数,那几年仅仅加征辽饷这一项,陕西百姓就多掏了26万两银子。比起每年数以千万计的军响来,这些钱粮方面的小数字不过是一些没有多少人注意的零碎,但是就在这些零碎中,在人们无可奈何的官府和官家冷漠中,崇祯死弯已经逼近了谷底。

  在《明季北略》卷五中,我看到过一句崇祯元年农民造反前的动员口号:"饿死也是死,当强盗也是死,坐等饿死,还不如当强盗死!"这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当良民和当强盗的风险已经相等了,而当强盗活下去的希望却大得多,这就是崇祯死弯的谷底。

  农民造反的深广背景

  李自成造反并非偶然。他不过是一场在时间和空间上更为深广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冲突的一部分。统治集团攫取无限的权力,残酷地压榨老百姓,一直压到"崇祯死弯"的谷底,而李自成不过是一波又一波的谷底中的一块硬石头,他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

  秦二世元年七月,农民陈胜、吴广和九百戍卒到现在的北京一带服役,大雨路断,不能按期赶到,依法当斩。这二位于是决定造反。当时陈胜、吴广正处于标准的崇祯谷底。而"天下苦秦久矣",则意味着全国人民的处境离崇祯死弯的谷底不远了,这确实是造反成功的绝好条件。结果,天下大乱,秦朝由此灭亡。虽然这是公元前209年发生的事情,但这类事情在随后的两千多年中不断重复着。到了元朝的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陈胜、吴广造反的1560年之后,李自成造反的278年之前,明朝创始人朱元璋25岁,正在安徽凤阳的一座寺院里当和尚。和李自成一样,他也是因为家里太穷才出家当和尚的。当时元朝已经用沉重的摇役和赤裸裸的腐败逼出了红巾军,官兵和造反者杀来杀去,天下大乱,官兵经常捕杀良民冒充战功。这时候朱元璋开始卜算凶吉。结果,留下是凶,逃走也是凶。和吴广当年分析的结果一样,风险相同。投红巾军呢?答案是吉。于是,这位即将埋葬元朝的人上路了,投奔红巾军去了。

  还不到三百年,世道又转了一个圈,轮到朱元璋的子孙面对当年明太祖一流的人物了。

  明末陕西农民造反的第一人是白水王二,时间是天启六年(1627年),比朱元璋晚275年,比李自成早三年。

  那年三月,澄城知县张斗耀在大旱之年仍然催征不已,而且手段残酷,老百姓受不住了。有个叫王二的人,在山上纠集了数百人,都用墨涂黑了脸。王二高叫道:"谁敢杀张知县?"众人齐声回答:"我敢!"问答之后,这伙黑面人下山,拥人县城,守门者吓得躲在一旁。众人径直闯人县政府大院,而此时的张知县正在"坐堂比粮"—按照条文规定,坐在大堂上用刑,催逼百姓完粮纳税。黑面人各持兵器拥上公堂,张知县逃到自己在县衙后面的住宅里,乱民直人私宅,将张知县乱刀砍死。然后,王二等人退聚山中。明末陕西农民起义从此开幕。

  明末为什么会发生这类恶性案件呢?据给事中李清记载,崇祯刚即位,便严于征收钱粮,并且做了一些具体严格的规定。譬如知府不完成赋税不能升迁,知县等官员不完成赋税干脆就不能参加升迁前的考选。史载,松江府和苏州府的钱粮任务重,这里的官员竟有被扣罚傣禄数十次、降十级八级的情况。

  县官催比钱粮,从根本上说是皇上逼的。上边逼下来,知县们如何是好呢?

  我看到的材料上至少有三种办法。

  最老实或者叫最笨的办法,就是拿百姓开刀。张知县拿百姓开刀,最后让老百姓杀掉,这是崇祯即位前一年的事。崇祯实行的政策更加严厉,手段更多,县官和百姓身上的压力更大给事中李清有一次路过鲁西北的恩县(今山东平原县一带),亲眼看到县令催比钱粮,将老百姓打得"血流盈阶"。他说,这里本来就是穷地方,钱粮任务难以完成,但是正炯杂项无一不考成,通过了考成才有升任科道美缺的希望,于是无人不催科。

  当然也有取巧的办法。那时苛捐杂税名目之多,有时连户部的官员都搞不清楚,这便有厂可以蒙混过关之机。明朝有一句描绘官场潜规则的行话,叫做"未去朝天子,先来渴书手"。天子本来是最大的,当然要朝拜,而且应该排在第一位。但书手是负责登记造账的,在没有完成任务的情况下,可以向书手行贿,让他们在账目上做手脚,"挪前推后,指未完作已完"。

  我在顾山贞的《客滇述》上还看到过一个知县完成钱粮任务的高招。他说,崇祯派廖大亨当四川巡抚的时候,彭县的欠税很多,当地的知县就想了一个办法,以这些欠账作为衙役的工食银,让衙役们自己去要。衙役们大举追索,闹得民间怨声载道。

  老百姓被逼到崇祯死弯的谷底了。进人正月,彭县"豪民"王纲、仁纪敲着锣召集群众,发出"除衙蠢',的倡议,众人热烈响应,将衙役的家全部捣毁。四川的各州各县闻风而起,将彭县的"除衙蠹"扩充为"除五蠹"(府蠹—依仗王府势力横行霸道者;豪蠹—民间恃强凌弱者;宦蠹—给绅地主家的豪奴恶仆;学蠹—包揽词讼生事害人的秀才)。"五蠹"中被活活打死的,被扔到锅里炖烂的,被推人土窖活埋的,"不可胜记"。"除五蠹"在新繁、彭山等县蔓延,省会成都的城门前也聚集了众多的百姓,"呼噪城下"。官方多方抚慰,后又派兵镇压,最后以激起民变的罪名将四川巡抚廖大亨撤职,发配边疆。

  通向谷底的路途

  一个繁荣的社会是如何一步步衰败到崇祯这种地步的呢?我想以田地价格为浮标,看一看这一长期的嬗变过程。

  我们知道,田地负担越重,苛捐杂税越多,田地就越不值钱。皇上的好坏,贪官污吏的多少,社会的安定与否,对土地价格影响甚大。土地价格可以近似地看作百姓受压榨程度的浮标。压榨越狠,价格越低。

  元末明初天下大乱,人口锐减,地广人稀,田地的价格很便宜,不过一二两银子一亩。折成当时的粮价,大约值三四百公斤大米。明朝正德即位,赋税繁重,土地价格开始一路走低。据说,在正德和嘉靖之世,人们一度以田为大累赘,有拱手送人而人不肯要的。

  崇祯即位后老百姓把崇祯称为"重征"。重征能征到什么程度呢?据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三》中记载:"民间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炯至十两。"表面看,这个数字太离谱了,实际上这同当时的"私派"有关。我看到明朝刑科给事中孙承泽的一份奏疏,他向皇上描述了地方"私派"的问题。孙承泽这样描绘地方官吏的处境:—忽然就下来了个发文,要取几千石豆和大米,几千束草,若干头健骡,若干条口袋,若干口铜锅,若干匹战马,送到某某官军驻地交纳。—州县没有办法,就先借用正铜送上去。可是摊派到村子里的,那就比比皆是了。所以,私派比正赋要多。

  私派比正赋多,暗的比明的多,这才是要害。到了公派私派和明税暗税征到十两银子的份上,地还能要么?按照顾炎武的说法,这时候人们的反应是:"往往相率欲弃田逃走"。这就意味着,在到达崇祯死弯的谷底之前,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大面积的土地抛荒和流民的出现。流民是土匪或造反队伍的后备军,他们的出现又可以更多地制造荒地和流民,进一步压低田价。

  〔明〕杨士聪在《玉堂荟记》卷四里痛骂杨嗣昌,说他服毒自杀活该,不死也要建议砍了他的脑袋,砍了脑袋仍然死有余辜。如此痛骂就是因为杨嗣昌建议加派。他加派的兵晌,只能加于尚未造反的地方,湖广、河南、陕西、四川这些已乱的地方根本就没法加。而未乱的地方,"一日未乱,则加派一日未已"。最后闹到天下全乱,无处加派拉倒。杨士聪描述的大体是一个恶性循环,是崇祯死弯最后阶段的加速下跌。

  以上还没有涉及工商业。实际上,工商业的财富更集中,敲诈勒索起来比较省事,而官场与乡绅联系密切,与工商业的联系却弱得多,敲诈起来的内部阻力也小得多。所以,在农村发竺危机的时候,工商业也纷纷倒闭。据统计,在山东临清,73家布店中的45家,33家绸缎店中的21家,都于17世纪初被迫关门。北京门头沟的矿工曾在1603年进城示威。苏州、松江、杭州、北京和所有重要的手工业中心,几乎每年都出现市民暴动。工商业对税率和腐败的反应比农业敏锐得多,农民以肚子的忍耐程度为底线,工商业没了利润便要破产。工商业的崩溃导致农产品市场萎缩,又会加剧农村的危机。

  在崇祯死弯的下坡路上,明朝的官军又狠狠地瑞了社会一脚。

  明朝的郧阳巡按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记载了明末的情景和官军的表现。他说,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他奉命驻守郧阳。七月初,他从长沙动身,水路到达荆州,路经襄阳,八月初六进人郧阳。一路数百里的农田里都长满了蓬篙,村落破败,没有人烟。惟有靠近城市的一些田地,还有城里人耕种糊口。

  他说,在他抵达郧阳前的十几天,左良玉率领的官军路过此地,二三万官兵一涌人城,城中没有一家没有兵的。"淫污之状不可言"。住了几天大军开拔,又将城里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后他到了,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绅和百姓见到他,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兵。

  高斗枢不愿细说官军的"淫污之状",但我们可以在别处找到补充材料。李清在《三垣笔记·下·弘光》中说: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狠毒。每人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将她们拉到船上抢走时,有人望着岸上的父亲或丈夫哭泣,立刻被这些兵砍下脑袋来。

  官军成为横行天下的凶狼饿虎,作恶多端,应当说是促使崇祯跌落谷底并走向死亡的成因之一。

  李自成可以抬高谷底

  与官军的表现相反,李自成的军纪越来越好。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说:早先,张献忠和李自成每攻陷一城,就要大肆抢掠一场。到壬午(l642)夏秋,李自成和罗汝才每得一城,则改为派"贼"防守,并且严禁抢掠,以笼络民心。

  马世奇还向皇上汇报了一件意味深长的事,他说"贼"知道百姓恨什么,专门打出了"剿兵安民"的旗号,结果百姓望风投降。而"贼"进一步发放钱粮赈饥,结果老百姓把"贼"当成了归宿。形势发展到这个份上,剿匪已经没有"剿兵"的旗号吸引人了,漂亮话的作用也就到头了。

  皇上听说了"剿兵"之类的事,会有什么感想呢?李清记载了崇祯和蒋德憬等内阁大学士的一段对话。

  皇上听说百姓多跟着李自成跑,叹息了很久,然后说:我以前当面对河南的督抚说过,叫他们选好将领,选好官员。有了好将领,自然兵有纪律,不敢扰民。有了好官员,自然安抚百姓。百姓视之如父母,谁还肯跟着贼跑?这是固结人心,是比剿贼还要靠前的事。

  在明朝的干部选择机制中,崇祯想要的"巧媳妇"究竟能不能选到,选到后如何做出无米之炊,已经是另外的问题了。我在这里想说的还是崇祯死弯,而李自成等人的出现,对崇祯死弯的谷底的高度有重大的影响。

  没有李自成,谷底会比较深,非等到"反正也是一死"的时候才算到了底。有了李自成之类的强大反对势力,人们利害计算的结果顿时改变,崇祯死弯的谷底就要抬高了。李自成的力量正在发展壮大,不那么容易被消灭,反过来倒有得天下的可能,这时候人伙的风险就降低了,甚至比当流民的风险还要低了。而自己当官坐天下的利益似乎也可以列人人生预算了。此外,李自成等辈将大批官军吸引过去,闹得全国各地兵力空虚,无论是造反起义还是当土匪抢东西,风险都大幅度降低。到了这种时刻,当然不必等到快饿死的时候再造反。这已经不是生死之间的选择,而是怎样更有利的选择,是比生死底线高出一大截的选择。

  结局

  崇祯十七年(1644)旧历三月十二日,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西北一百多公里的军事重镇宣府,巡抚朱之冯开会,号召誓死守城。而城中哄传李自成免摇役、不杀人,全城喜气洋洋,张灯结彩,点上香准备迎接。镇守太监杜勋打算带人去三十里外欢迎李自成。朱之冯痛斥这位皇上的特派员没良心,杜太监嘻嘻一笑,兀自领着人走了。李自成的队伍到了,朱之冯无可奈何,亲自登上城楼,向左右下令发炮,左右默然,谁都不动。朱之冯亲自点火放炮,又被左右拉住。细看时,大炮的线孔已经被铁钉钉死。朱之冯叹道:没想到人心至此。然后仰天大哭,给崇祯写了封遗书,劝皇上收拾人心。随后上吊自杀。

  五天后,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大军抵达北京,发炮攻城。十八日,崇祯在炮声中发出罪己诏,宣布取消所有加派的新响旧响。当晚,北京城破。十九日凌晨,崇祯自绕于皇宫后的景山脚下,时年三十三岁。

  吴思,《炎黄春秋》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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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民主党派向毛泽东“集体告状”之后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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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派向毛泽东"集体告状"之后
Sep 10th 2013, 10:01, by 明鏡雜誌


    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后,许多民主党派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进而受到不公正对待,民主党派的地位、影响、作用也受到质疑。此后,随着"文革"席卷而来,民主党派再次面临尴尬处境。本文讲述了"文革"期间民主党派"集体告状"这一历史事件的前后经过。


   (一)


  虽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再强调"文革"运动的重点是整中共党内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看起来似乎与民主党派无关,但经历过反右惊魂的民主党派普遍感到凶多吉少。

  对民主党派元老、民盟中央副主席吴晗的空前批判,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吴晗具有民主党派和中共(1957年8月"火线"入党)双重身份,不幸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被用来"开刀祭旗"的受害者。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对"文化大革命"在学校、大中城市、农村、企业、部队怎样进行都做了一些具体规定,但是偏偏没有关于民主党派的政策。这种有意或者无意的"遗漏",让经历过反右运动的民主党派极度不安。而《十六条》明确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列为打击对象,则让民主党派不寒而栗。就在《十六条》公布不久,受到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运动即将打击的矛头指向了各民主党派。

  8月23日夜,"破四旧"的红卫兵闯进各民主党派机关,揪斗机关工作人员,公开向身居高位的上层民主人士示威宣战。8月24日晨,高干子弟云集的北京八中红卫兵发出致各民主党派的《最后通牒》,限令各民主党派在72小时之内自行解散并登报声明。第二天,各民主党派机关便识趣地贴出通告表示 "坚决接受红卫兵的意见,自即日起停止办公,报请党中央处理"。这种唯恐落后、先斩后奏(先停止办公,再报请中央)的做法,也成为"文革"时期的笑话。随后,与中共中央统战部商讨后,周恩来指示各民主党派中央暂停办公,向红卫兵交出印章。红卫兵随即在各民主党派机关大门贴上封条,取缔民主党派的行动出人意料的顺利。

  至此,民主党派办公地点被占(有的甚至成了造反派的大本营),民主党派作为党派已经停止活动。其时,毛泽东虽然也曾表态"民主党派还要",但一个"还"字让"最高指示"的威力大打折扣。在"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集体癫狂中,民主党派集体受辱的命运已经无法改变。与反右派运动相比,这次的打击范围宽得多,对民主党派造成的影响更加严重。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民主党派人士也曾竭力理解"文革"。在全民性的政治狂热中,很多民主党派成员也曾拥护"文革",但这改变不了倒霉的命运。1966年国庆节前,张治中等著名民主人士接到通知,说国庆节庆典结束后,毛泽东将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厅接见大家,帮助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但最终翘首以

  盼的民主人士,还是被冷落在天安门城楼上面面相觑。1967年应邀参加国庆观礼的张治中,在天安门城楼上似提醒也似抱怨地对毛泽东说:"您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了。现在被打倒的人不止百分之五了吧?"

  与此同时,"文革"中一浪高过一浪的"左"的狂潮,对民主党派人士的迫害也变本加厉。虽然受到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但面对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许多民主人士仍然为国事忧心如焚。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责任感,促使一些民主人士向上反映问题。1966年8月30日,著名无党派人士章士钊愤然上书毛泽东,恳求"在可能范围内稍微转圜一下"。此前一夜,这个86岁高龄的老人突遭前来抄家的北大红卫兵残暴凌辱和折磨。毛泽东将来信批给周恩来,周恩来利用这个批件迅速拟定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12名著名人士中,民主党派领袖占了7名),还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列为保护对象。此后,周恩来多次指示对民主党派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批斗要慎重。

  民主党派停止活动后,许多民主党派成员原有的职务、待遇被撤销和取消,应有的公民权利被剥夺,肉体上、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痛苦。为了避祸,相互之间甚至不敢来往。而另外一个基本事实是,"文革"开始以后,民主党派人士已经很难接近毛泽东,更没有多少机会向毛泽东申述和进谏。


   (二)


  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叛逃折戟大漠,消息传来举国震惊。林彪事件后,民主党派处境似乎也有所改善。毛泽东甚至亲自为民主党派开脱:虽然对民主党派内部某个人来说,有的人是有问题的,少数人问题很严重,但"对民主党派来说,他们没有搞翻案,他们也没有发指示……应该把民主党派的牌子都挂起来……存在的问题……可以再了解、再调查、再处理"。但是"文革"远没有结束,混乱的局面也没有停止。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能够向"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人本人申述意见,结束这种混乱局面才有希望。在政治极为敏感的时期,显然这种申诉需要有机缘和合适的人选,否则不仅可能于事无补,甚至反而可能激怒领导人,带来引火烧身的严重后果。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1972年夏。这一年的7月,毛泽东的姨表兄王季范在京病重。王老先生当年曾经资助和掩护过毛泽东,毛泽东对这位"九哥"非常敬重和感恩。王季范一生追求光明和进步,与民主人士关系亲密。老先生病重期间,许多好友和学生前来探望,身在长沙的周世钊也专程进京。周世钊当时是民盟中央委员、民盟湖南省委主任委员,50多年来,一直对王季范执弟子之礼。

  1972年7月11日王季范病逝,周世钊致悼词。此后,周世钊在京拜访了不少老朋友,如民盟中央副主席胡愈之,民进中央副主席杨东莼、楚图南,民盟中央常委萨空了等民主人士。言谈中,大家对很多问题都深有同感,对当时的政治环境、民主党派的命运尤其担忧,但又无可奈何。7月16日,众人秉烛夜谈,并初步达成了向毛泽东上书言事的共识。胡愈之长期从事新闻出版业,不仅学问渊博,阅历丰富,而且仗义执言,勇于担当,因而威望极高。见多识广的胡愈之从当时的形势出发,认为向毛泽东上书言事,既要把问题提出来,但又要注意方式方法。要想进言起到作用,所进之言尤其不能掺杂任何个人好恶及情绪。最后经众人议定,上书言事主谈三个方面的问题:民主问题;教育问题;青年问题。并由胡愈之、周世钊、杨东莼三人分头准备。

  在讨论中真正起到核心作用的是胡愈之,但穿针引线沟通与毛泽东联系的却是周世钊。周、毛二人有"三同(同乡、同事、同学)三友(会友、文友、诗友)"的特殊交情。

  让周世钊出面晋见毛泽东,成功的可能性自然大很多,但"文革"中后期,要见毛泽东已很不容易,甚至连亲生女儿李讷见毛泽东都要经过层层审批。周世钊马上想到了当时担任毛泽东英

  文翻译的王海容。王海容是王季范的孙女,当年王季范将儿子王德恒送到延安参加革命,托付给毛泽东,但以后王德恒不幸牺牲。毛泽东为此深感愧疚,因此,对王德恒女儿王海容的成长和工作格外关心。加之,王海容与李讷年龄相仿,毛泽东对王海容更多了一份特别的"父爱"。在见毛泽东极为不易的情况下,由有特殊身份和职务的王海容去联系毛泽东,应该最合适不过。

  果然,8月4日王海容致电周世钊,询问要她转呈的信是否已写好。周世钊马上意识到可能王海容已将晋见之事报告毛泽东。于是,抓紧时间写信。8月10日,周世钊将与胡愈之等人交谈讨论的问题,整理写成了以个人署名的4000字长信,准备面呈毛泽东,信里谈了落实干部政策、解放知识分子、青年教育等八个方面问题。信已写好,但毛泽东方面却暂时没有消息。又等待将近一个月后,毛泽东同意会见周世钊。10月2日晚,在王海容陪同下,周世钊来到了中南海毛泽东面前。故人相见,气氛融洽谈兴之浓,周世钊甚至没有时间谈之前与胡愈之等人商定的问题,只是当面递交了之前写好的信件,并婉转转达了胡愈之等人希望见面进言的要求。毛泽东没有正面回应,但是当场表示可以给"民主人士"一点民主,并指定华国锋和汪东兴去听取这些"民主人士"的意见。


   (三)

  于是从10月3日下午到5日下午,汪东兴听取了这几位民主人士的意见。所有谈话由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李金德记录,期间华国锋也来听过半天。整个谈话过程,汪东兴没有表态和发表意见。谈话结束时,汪东兴表示,他是受命来听取意见,对各位的意见,他将如实上报。

  虽然胡愈之等人已尽力回避当时的一些敏感问题,但其发言内容又显然与"文化大革命"有所抵触。甚至可以说,发言实际上在某种程度某些方面否定了"文革"。胡愈之等人的谈话是否呈送毛泽东本人,毛泽东有何意见或批示,我们不得而知,但进言中反映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政策层面或者操作层面的纠正。"十月进言"的亲历者楚图南,后来在一篇悼念胡愈之的文章中甚至说"得到相反的反应"。这个"相反的反应"不知是不是指毛泽东从此更加疏远了民主党派朋友的关系。而"进言"的操作者周世钊,从此再也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召见,原因不得而知。有人说是"进言"直指"文革"让毛泽东产生不快,也有人说毛泽东对周世钊在"进言"中扮演的角色感到失望。1974年周世钊因病进京住院,求见毛泽东,但最终"得到通知,暂时没有时间接见"。在周世钊离京之前,甚至有关方面奉命向他转达:"周老,要保持晚节!"这似乎也印证了人们的猜测。

  实事求是地说,在"文化大革命"这种非正常的政治生态环境下,期望这次"进言"能够否定"文革"甚至影响历史进程显然不太现实。当然,这次"进言"抗争也不能说无功而返。"进言"一个月之后的11月12日,周恩来批准恢复孙中山诞辰纪念活动,并明确指定由全国政协、民革中央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出面举办纪念仪式。虽然还只是礼仪性活动,距离民主党派恢复活动的请求相差甚远,但民革是以民主党派的身份参与此事,这也算是民主党派部分恢复活动吧。

  遗憾的是,毛泽东本人没有直接听取胡愈之等人所进之言。但毕竟还是给了民主党派一次倾诉的机会。事实上,自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来,民主党派"万马齐喑",已经很难再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制定的国家大政方针提出不同意见。"十月进言"能够取得些许成效,从小的方面说,是民主党派争取自身权益的一次抗争行动,而从大的方面来说,此举也开启了对"文革"反思的思想闸门,应该算是"文革"中民主党派最有光彩的一页。长期研究"文革"历史的何蜀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民主党派》一文中评价说:1972年的 "十月进言",如此全面地反映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意见,不仅要算是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最高层、最直接的一次曲折抗争,而且可能要算是自反右派运动以后,民主党派最大胆的一次"参政议政"行动。

    刘立军,《文史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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