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15日星期五

明鏡歷史網: 沈志华、牛军、李丹慧:用故事演绎 “冷战国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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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牛军、李丹慧:用故事演绎 "冷战国际史"
Nov 15th 2013, 13:24, by 明鏡雜誌


  观点辑要:

  【要点1】 中苏关系、中美关系、朝鲜战争、中国外交决策,这四方面,如果美国、日本、俄国学者不看中国学者的书,此研究是搞不下去的。

  【要点2】 关于朝鲜战争。毛泽东是否最初想让林彪出征?这个事没有。毛最早让谁挂帅出征?是粟裕。后来发现必须要有一个能驾驭三个以上兵团的指挥机构……那会毛想的是彭德怀。(沈志华)

  【要点3】 林彪反对出兵朝鲜。但作为一个高级将领,自己有主张,不准备出兵是一回事。如果中央军委或者毛决定让他出兵,去与不去是另一回事。如果毛说"林彪挂帅。"我想林彪肯定义不容辞。(沈志华)

  【要点4】朝鲜战争打起来,我个人认为是中、苏之间存在着不信任和矛盾,被金日成利用。(牛军)

  【要点5】我们不能说冷战在亚洲已经完全结束,中国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其实还是冷战遗留下来的问题。(牛军)

  【要点6】 冷战史研究是颠覆性的历史研究,很多内容都是新的,因为档案都是新的,所以冷战史研究的故事很多。(李丹慧)

  中国学者在冷战国际史行当的贡献引人跟随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非常感谢九州出版社策划的冷战史丛书。21世纪以来,国际学界出现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新的研究热潮,即冷战国际史的研究。冷战国际史的意义在哪儿?主要是因为苏联解体。美国对冷战研究有几十年时间,但有一个根本缺陷--没有看过中国、俄国的档案,不知道另一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美国人对朝鲜战争、中印冲突、中苏冲突等也写书,但都是瞎猜,因为他们看不到档案。21世纪以来,随着档案陆续出来,形成了一个新学科:冷战国际史。

  在此过程中,中国学者跟进比较快,1997年召开了第一次国际讨论会。自此以后国内学者每年聚在一起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研究范围比较广,中国学者目前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有:中苏关系、中美关系、朝鲜战争、中国外交决策,这四方面,如果美国人、日本人、俄国学者不看中国学者的书,此研究是搞不下去的,这是中国历史学家在冷战国际史行当做出的贡献。但在这儿不给大家讲学术课程,你们听着没有意思。这些学者研究完后,研究了什么东西?对学术有什么推进?过去了解的事情通过学者搜集、分析、解读档案,发现原来不是那么回事,这就是学术上的进步。

  我先讲一个故事,然后牛军讲一个故事,丹慧讲一个故事。过去没有这个档案和现在有档案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在这里我讲一个关于林彪的事情。


  沈志华讲故事:林彪是否称病拒绝出征朝鲜?

  80年代中就有一个传闻,说朝鲜战争打起来后毛主席原想要林彪挂帅出征,后林彪以自己有病推辞或说林彪怕死不敢参与战争。这个传说在学术界也有,过去我有点怀疑,因为军事将领跟蒋介石打过那么多年的仗,为什么害怕跟美国人打仗?另外,如果毛主席让他去他敢不去吗?但没有证据。最近我写了一篇论文,专门写林彪对朝鲜战争的态度,林彪是否称病不出或者假借看病推辞?我找到很多有关的档案文献,在这些档案文献的基础上我大体可以把这个过程描述出来。我简单说一下,详细的书里都有。

  毛泽东是否让林彪出征?这个事没有。毛最早让谁挂帅出征?是粟裕。当时粟裕为台湾战役的总指挥,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8日、29日毛泽东给粟裕打了一个电报,"请你到北京来,有重要的事跟你商量,可带参谋数人。"过了两天粟裕回了一个电报,"我现在重病在身,无法赴京。"毛回电,"你先看病,不过你也可以到北京来看病。"意思是我随时想见你都可以。7月14日粟裕又回电:"我已在青岛养病"。这是什么时候?出了什么问题?7月2日苏联大使找周恩来说:"美国出兵了"。原来我们没有想到美国会出兵,现在美国出兵,怎么办?斯大林同志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希望在朝鲜人民需要的时候,中国能出手帮一把。周恩来答复,"可以,但我们有一个要求:中国出陆军,苏联空军。"7月5日,斯大林答复,"可以,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出陆军、苏联出空军。"

  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向他传递信息:中国已经组织了一个东北边防军,东北边防军的司令兼政委就是粟裕。但粟裕一直未到位。粟裕为什么不去?他确实有病,但我觉得这个病不是主要因素,因为就在两天以前他还给中央军委写电报说他要提前发动对台湾的战役,扩充人马60万等。这说明他是对去朝鲜有顾虑。有这样的顾虑并不是粟裕不敢跟美国打仗,而是因为他要指挥的部队已经超出了三野范围。原来打台湾就是三野部队,但这次去朝鲜是四野部队,不是他的手下,怎么指挥?当然他没有跟毛泽东说因为四野是林彪的部队,所以不去指挥。但之前的6月23日他曾给中央军委发过一个电报:认为三野部队人数不够,对蒋介石的军队无法构成绝对优势,所以希望中央拨补充的兵源。当时能够补充过来的就是四野的十三兵团,并在郑州集结。他提出这个要求后,跟着提了一个要求:希望中央军委另派人指挥台湾战役,比如林彪同志、刘伯承同志或中央军委的其他领导。可以看出粟裕不想担任东北边防军总指挥主要是因为不是他自己的部队,而是林彪的部队。

  后到8月中旬,8月中旬以前毛泽东没有再跟粟裕联系。而实际情况是自7月中旬,毛三番五次的跟斯大林讲中国要出兵,立刻把军队派出去。那时派军队去朝鲜主要是换上朝鲜人民军的军服,把战士改成朝鲜人名,变成朝鲜人民军。毛的解释是,过去后美国人不知道是中国人在打,把美国人赶下海就完了。那时设想出十三兵团就够了。结果出了问题,十三兵团的指挥机构是现成的领导机构,不需要在上面再叠加一个超出兵团以上的指挥机构。所以在8月底以前毛泽东没有再提这个事。

  但到8月底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策划登陆的危险性越来越大,这时毛觉得一个兵团不够,所以跟陈毅讲要把九兵团(三野的粟裕的部队)押过去,还要把十九兵团押上(就是一野彭德怀的部队)。这时就出现问题了,必须要有一个能驾驭三个以上兵团的指挥机构。粟裕不干怎么办?那会毛想的是彭德怀。8月底、9月初毛直接给彭德怀发了一个电报,意思是月底到京,有重要的事跟你相商,先把十九兵团准备好。

  9月15日,麦克阿瑟仁川登陆一举成功后,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这时候毛想到了林彪,让林彪做成大帅。可林彪的实际状况是怎样的?现在从林彪秘书、司机以及俄国档案里可以证实林彪确实在1947年就开始犯重病,这跟阎锡山的士兵打了一枪、子弹卡在脊椎里拿不出来有关,1941年到苏联将子弹取出,取出后落下了后遗症,怕风、怕水,可能什么都怕。我看到1947年的一份电报,请苏联派医生来,说林彪这个病太怪,中国人治不了,希望苏联派医生。1948年也有类似的情况。

  林彪南下后病犯得更严重,特别是到了湖南,他已经没有办法在前线指挥打仗了,睡不着觉,不敢见光,像今天现场这样的光他都得挡住。1949年3月、4月到武汉疗养,武汉也不行,后回北京。到北京怕风到什么程度?林彪从外地回来,他儿子说"爸,我学了一个舞蹈给你跳跳。"刚一跳,林彪说"不行,出去,外面跳。"他要隔着玻璃看,为什么?怕风。他病到这种程度,所以司机讲"林彪睡不着觉。"怎样才能睡着?"抖着他的手,抖着抖着他就睡着了。"回头想干脆在车上睡觉,所以司机开着车,林彪在车上睡。如此,怎么打仗?林彪有病是真的,这是一点。

  另外,到今天为止我从来没有看到有任何一个人说毛泽东让林彪挂帅。我看到的材料有周恩来到祁山看林彪,林彪也去毛的住所传话。所以林彪有这种病都是真的。在湖南都没法指挥打仗,能去朝鲜指挥?所以毛不太可能派他去指挥战役。


  林彪反对出兵,但如果接到命令会义不容辞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林彪对出战究竟是什么态度?在我看来,林彪反对出兵。这样的材料比较多,其实大家都比较反对,不光是林彪,几乎所有军事领导人都认为不应该出兵作战,因为条件太差,根本没有办法跟美军打仗。周恩来曾派人去平壤。9月初派的人回来汇报情况时,林彪专门找人问他,如果朝鲜出现问题,中国能否顶得住?从这点可以看出林彪不太主张出兵。但有一点,作为一个高级将领,自己有主张,不准备出兵是一回事。如果中央军委或者毛决定让他出兵,去与不去是另一回事。我们看到的材料是,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9月18日林彪在祁山疗养就把他在武汉的四野局的局长、政委全叫上。四局是搞什么的?做侦听。林彪说,美国在仁川登陆成功,朝鲜局势大变,中央很可能出兵,而且很可能要我带队,所以你们事先做好准备,马上搜集情报,情报部门先去朝鲜。从这儿可以看出林彪早有准备,如果毛说"林彪挂帅。"我想林彪肯定义不容辞,立刻去朝鲜。从现在看林彪对毛的态度,可以想象如果毛点名让他去,他敢不去吗?

  最后毛确定让彭德怀出征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故事很复杂,事情本身非常复杂,不是谁敢打仗、谁不敢打仗,谁拍胸脯说"我去"就完了,没那么简单。历史需要研究,特别是需要像我们这样的历史学家认真看档案,给你解读一个故事。

  我的故事讲完了,你们觉得怎么样?(掌声)

  现在有请牛军教授讲一下。


  牛军戏谈"基辛格剽窃沈志华"

  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沈老师定调"今天干脆讲故事吧。"沈老师是讲故事的高手,我在这方面差很多。对于这整套书的出版很有感慨,因为沈老师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扛起冷战研究的大旗,我们就一起做研究。当时条件非常艰苦,不像现在。这套书能问世有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在这里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讲一个昨天我跟沈教授讲的事情,并且认为媒体可以炒作这个题目,简单讲就是基辛格出了一本书《论中国》,我发现他在这本书里剽窃了沈教授的观点,所以媒体有兴趣可以写一个题目"基辛格剽窃沈志华"。

  在《论中国》这本书的第四章或者第五章讲中苏同盟的背景是怎么发生的,与朝鲜战争的关系,里面专门讲斯大林为什么在1950年1月毛泽东去莫斯科时,俩人说好--朝鲜的事情等中国打完台湾再说。但毛泽东前脚走,就把金日成叫去说"这事可以积极考虑了。"然后让金日成到北京跟毛泽东说这个决定。基辛格讲斯大林为什么同意金日成打朝鲜战争,武力统一国家。他讲了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中国革命胜利,美国未干涉,觉得朝鲜再打一下的话,问题不大,美国也不会干涉。原话是(大意)"根据中苏谈判中的情况,斯大林可能失去在远东的老大地位(指旅顺)"。

  在这个问题上,沈志华教授在他的《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里,根据他看到的档案第一次将此问题提出。这个观点非常新,有很多争论与讨论。基辛格通过文字表述,让人感觉到是他看到档案。其实他是看了沈教授的这本书,应注明这个观点是谁的,但基辛格没有注明。所以你可以跟他打这个官司。当然,基辛格是中国的老朋友,底下留情,不要破坏中美关系。但从学术角度而言要很严肃的对待。

  我说这个意思是我们在一起研究,沈教授所讲是对的,我在北大国关学院,研究的是国际关系,国际方面的理论每天都有,说要创造中国体系、中国话语,但这做不出好的研究。在中国外交关系方面,就我看的书里,冷战史研究在国际上得到的认可度和重视是至高的,这领域里的学者,比如沈志华、李丹慧教授的研究成果被引用的程度相当高。学科规范是这样的,但先进思想的传播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能够改变我们一定的观念。

  牛军:冷战在亚洲并未完全结束

  沈教授讲朝鲜战争,我顺着朝鲜战争讲,今天档案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中朝关系,我就以朝鲜战争这一阶段为例。朝鲜战争打起来,我个人认为是中苏之间存在着不信任和矛盾被金日成利用,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当然斯大林有斯大林的想法。但中国、美国、俄罗斯没有矛盾,朝鲜半岛也就没什么事。而因为都有矛盾,被金日成利用,你能怎么办?

  矛盾大到什么程度?(俄罗斯档案里记载,我们国内还未公布)停战谈判时,毛泽东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电报:希望由斯大林同志出面主持,中国作为谈判的代表。根据我看沈教授研究的详细资料,这个停战过程有很多政治因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北朝鲜怎么办。金日成有几个问题向斯大林汇报,有不同意见反映,中国管不了。斯大林看到这个电报立刻回复:这个谈判由中国做主。这样毛泽东才决定由中国组成代表团(很强的班子)处理此问题。通过档案我们会发现毛泽东是一个很有战略思考的人,因为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毛泽东想打下去,金日成不想打了。金日成不想打是通过两个办法:一是跟中国讲"你们老守着阵地不行,要出击,否则北朝鲜整天挨打,你们又不打,我们受不了,轰炸太严重了。"俄罗斯发回的电报里讲"朝鲜军队士气低落,纪律不好。"根本不像我们去看他们祖国解放纪念馆所讲的那样。二是给斯大林发了一个电报:希望中国军队主动发起进攻,美国炸了北朝鲜、平壤,中国空军要深入敌人后方。

  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于1952年8月去莫斯科专门跟斯大林讲,斯大林说"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周恩来把毛泽东跟金日成之间商量的事情都跟斯大林讲了,说事先是怎么讲的,现在变化了。斯大林说"当然得按你们的办法,你们知道你们办。"周恩来说"这么说不行,要把彭德怀、金日成叫到莫斯科来。"斯大林说"可以,由我出面把这个事情解决处理。"这是沈教授翻译的非常珍贵的谈话记录,有兴趣的朋友看看,如此才能了解中朝关系表面和实质的差别到底有多大。

  后彭德怀和金日成两个人都去莫斯科谈,斯大林谈话很厉害,我看彭德怀秘书写的传记,讲当时的场景:斯大林上来就讲这个事,先问金日成,"听说你们那儿还有一些战俘没有报出来。"金日成隐瞒了4-5万人的战俘,后来弄得非常被动,因为战俘是要按照对等比例交换的,你这边的数跟他们对不上,谈判会很难。"还虐待战俘?"金日成不说话,也不敢说这事。斯大林问彭德怀有没有这事。彭德怀这个人耿直,他知道这个事,但不能说,因为彭德怀不能不给金日成留点面子。秘书在回忆录里讲,"当时彭德怀坐在那儿低着头,一声不吭,脸都憋红了"。最后金日成承认,"我们那儿是有一些战俘。"斯大林话锋一转,"怎么办?你要什么?"金日成说,"要粮食。""我给。""要装备。""我给,要什么给什么。"全部说完后,斯大林给他一个承诺,"给中国和北朝鲜每个国家战斗机的完整装备,给每个国家一个师。"斯大林用这种方法把金日成安抚下去。于是打打谈谈的局面持续到1953年的夏天。后来因斯大林突然去世才出现转机。

  沈教授做冷战史研究,档案非常重要,国家现在面临的很多外交问题,很大一块是冷战时期遗留的问题。我曾在北海道开会,评我那篇论文的是原韩国外交部长,他问我"冷战在亚洲到底有没有结束?"(当时我谈的是50年代中国外交)我没有直接回答。现在回过头看,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对朝鲜有过亲身经历,在国家分裂紧张的情势下,如此问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说冷战在亚洲已经完全结束,包括中国。中国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还是冷战遗留下来的问题。就这个角度而言,跟沈教授、丹慧在一起做研究很有价值,所以特别感谢九州出版社使我们的研究成果能让更多人看到,一起分享我们的智慧。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李丹慧:中苏关系对中越关系的影响

  李丹慧(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我觉得我今天坐在这儿有点莫名其妙,牛军是我们多年最要好的朋友。一个特别优秀的学者能够成为史学大家,既要有功底,又要有见识。如果有见识无功底,写出来的东西没有高度与深度。牛军是一个既有功底、又有见识的学者。他做中国外交决策研究,我做的是中苏关系以及中苏关系中的中越关系,牛军的东西对我很有启发性。

  沈志华是我丈夫,昨天开过一次中苏关系的会,就说资源共享。搜集多国档案,这些档案整理出来后要跟所有做研究的人使用,而不是说我搜集档案后自己留着慢慢弄,谁来要都不给。沈志华在这方面做了很重要的贡献。使冷战史在中国有所发展,使一批做冷战史研究的学者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和国外学者进行平等对话。如果你没有掌握一些材料也就没法跟国外学者进行对话,自己讲了半天、说了半天,人家一个材料就把你前面的很多东西否定掉,根本无法跟人家对话,但冷战学者可以做到,这和大量的搜集档案、资源共享有很大关系。所以沈志华这点特别值得表扬。

  因为时间关系我讲一个简短的故事。赫鲁晓夫下台后,马林诺夫斯基挑衅事件我想大家都知道,在这里我讲俄国档案中的一个新材料。我主要是做中苏关系对中越关系影响的问题,这个材料非常有意思,即苏共中央一个会议讨论的情况。1960年代初期中苏两党的分歧已经有所发展,赫鲁晓夫就在这次会议上重提旧事,谈到日内瓦会议之前的奠边府战役。奠边府战役时,越南人已经打不下去了,他们找周恩来,"我们北越的军队能不能撤到中国境内,然后由中国军队和法国人打?"周恩来当即回绝。"那不行,不能在中国作战,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法国打到了中越边境地区,我们可以打;如果让我们出地让你们和法国人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越南和苏联跟周恩来说的,周恩来的第一反映是这样的。当时苏方说,"周恩来同志,你的意见先不要跟越南人说,如果跟他们说后会大大打击他们的士气。"所以赫鲁晓夫说当时我们就压下来了,没有说。奠边府战役后期,法军打不下去了,越南军队也打不下去了,就看谁能坚持,胜利在最后的坚持之中。最后北越军队坚持下来了,取得了奠边府战役大捷。这个事情就过去了,赫鲁晓夫也没有再提。到60年代初他们在内部重提此事,其实想在中国和越南之间插入一个楔子,如果他把消息通报给越方,越南劳动党对中国的隔膜、内心的不满会增大。赫鲁晓夫说,"我想起了一首诗,说到一个母亲和他的儿子,其儿被判死刑,但有一个约定,如果母亲和儿子见面,母亲穿的是一个白裙子,说明儿子不会死。结果这个母亲穿着白裙子和儿子见面,让儿子放心。他以此比喻越南奠边府战役中中国的情况。看起来很有意思。

  返回来看这个材料,周恩来当时的态度没有什么可诟病的,因为那时中国方针就是赶快签订《日内瓦协议》。而且当时的美国、法国、英国已经筹划要搞东南亚条约组织。中国非常担心,如果不签《日内瓦协议》,美国很可能在老挝、柬埔寨建立军事基地,这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非常大,而不是说美国插手进来让法国去打这场仗,中国早就知道美国不会这样。中国想要赶快签订《日内瓦协议》,然后发展自己重要的军事基地建设,当时毛泽东也是这个方针,所以不帮越南打仗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看中越关系和中苏关系,中苏关系的变化对中越关系的影响问题,这些材料都可以反映出来,而且很有意思。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结论:冷战史研究是颠覆性的研究

  沈志华:我再讲一个故事,马来亚共产党1954年拿着枪打游击是因为日内瓦会议,中国跟苏联决定缓和,所以10月份苏共中央、中共中央联合给马共中央发指示:放下武器,参加议会。于是马来西亚共产党把枪交了,下山参加议会。1962年中苏分裂,毛主席要搞阶级斗争,把陈平(马共中央总书记)叫到北京来"现在革命形势大好,全世界到处红通通,怎么就你们那儿没有动静?""我们的枪都让你们给缴了,都交枪了,山上也没人。"毛泽东说,"继续革命,一定要拿起枪杆子。"所以1962年马共又上山打游击。最后在马来西亚折腾不了,跑到泰国。1982年邓小平又把陈平叫到北京,说"现在我们要搞改革开放了,你那个事我们就不管了,给你最后一笔钱400万。"

  李丹慧:我再补充一点,刚才说到朝鲜战俘问题,我想起俄国档案解密期间有一个插曲:俄国那边说要把档案收紧。为什么?因为在越战期间有美国战俘问题。越南的很多材料和苏共交流,结果苏联档案解密后,被国外学者刨到很多材料,其中一个就是越南战俘问题。这个材料反映的是美国在越南的战俘有一千多人,但在1973年《巴黎协定》签订时,越南这边告诉美国,在越南的美国战俘只有500多人。结果这个材料从苏联出来后。

  沈志华:美国人直接坐飞机到河内要人去,还差500战俘。

  李丹慧:那些材料所反映的是,战士、士兵有多少人,校官有多少人,高级军官有多少人,看他们的态度怎么样,态度不好的高级军官不放,也没有通知美国。这个事情出来后,越南方面很生气。美国和越南交涉,越南找俄国交涉--这是内部情况,你们为什么将这个档案捅出去,让我们非常被动。结果成了外交事件,很有意思。

  沈志华:冷战史研究是一个颠覆性的历史研究,很多内容都是新的,因为档案都是新的,所以冷战史研究的故事很多,你们还想听的话,就买九州出版社的书,再见!

  腾讯·燕山大讲堂 201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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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有多少人真的在意“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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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人真的在意"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
Nov 15th 2013, 13:18, by 明鏡雜誌


  2013年11月9日,高耀洁在纽约寓所中见拜访者。85岁的她几乎双耳失聪,心脏病、血栓也折磨着她。 (刘宽/图)

  高耀洁说:"我离开,为的是能让世界知道更多的真相。"她终日埋头整理书本,来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但"她这么在意她写的东西,最后有多少人看到?有多少人在意?"

  除了写书,高耀洁现在爱种花。她觉得,花"不会拉帮结派,阳奉阴违"。

  2013年11月4日,高耀洁腿一软摔倒了,然后胳膊撞在了椅子上。这是10天内,身体第二次给他发出的强烈信号。她的双耳已几乎失去了听力,接电话有困难,有时也听不见敲门。

  "真的没有力气了,弄不动了。"高耀洁在一张纸条上歪歪曲曲地写道。赴美四年,心脏病、胃病、血栓等疾病逐渐吞噬着这位中国民间防艾明星和斗士。在过去17年中,这位河南医生自费印刷防艾宣传资料、救助艾滋病患者和艾滋孤儿,被媒体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

  她的名字曾出现在艾滋病人的捐款单中,"感动中国人物"的颁奖台上,在希拉里·克林顿的会客单中,以及2009年8月从广州飞往得州美德兰机场的飞机 票上。此后,她一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客居纽约。在到达美国的晚上,她发电子邮件给朋友说:"我离开,为的是能让世界知道更多的真相;我还是要回来的,我死 也要死在回中国的飞机上。"

  2013年11月,久违公众视野的高耀洁通过一位纽约留学生的访谈文章再次传播于互联网,一张她颤颤巍巍地写下的"苟活"的纸条也让无数网民回忆起这位曾经裹过小脚却勇敢非凡的"高医生"。

  时隔四年,高耀洁并未如当初许诺那样踏上飞往故土的飞机。"有机会没机会,我都不会再回去了。"在纽约昏暗的寓所中,高耀洁摘下标志性的红框眼镜说。

  有多少人能看到呢

  高耀洁现在住在纽约曼哈顿上城的哈莱姆区,这里被形容为"全美贫穷和犯罪最严重的区域之一"。高耀洁的寓所却毫不设防,推开象征性亮着电子锁灯的闸门,直通八楼走廊尽头,就到了。

  一房一厅里除了堆满各种各样的书籍和材料,就剩下一个听力困难脚步蹒跚的中国老人。最为主人珍视的是书架上小山般的书稿,她为之奋斗了4年。

  从2009年开始,高耀洁的工作渐趋艰难,她多年坚称中国艾滋病传播的根源在于"血祸",一再受到代表正统声音的主流研究人员点名或不点名的批驳;她的研究成果得不到发表,研究也难以为继。就在六年前,她还当选为半官方意味的"感动中国"人选,在屏幕上接受万众景仰。

  2009年8月,她来到美国,最终以访问学者身份定居纽约。

  "在这里,我要写我的书,把真东西留下。"高耀洁说。2009年以来,她已经出版了《血灾:10000封信──中国艾滋病泛滥实录》、《揭开中国艾滋 疫情真面目》、《高洁的灵魂——高耀洁的回忆录(增订版)》《我的防艾路》和《疫症病案一百例》。但在很多地方,它们均有不同程度的出版困难。

  2013年8月29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举行在线访谈,中国疾控中心性艾中心主任、研究员吴尊友在访谈中表示,截至6月底,中国新报告的艾滋病感染者中90%是通过性途径传播的,近9%是通过吸毒传播。

  高耀洁和主流学界的分歧主要在血液污染是否占艾滋传播途径主要的百分比上,她始终坚持"血祸"说。在她看来,宣传性乱和吸毒传播为主要途径,就似乎是感染者咎由自取了,相关部门的责任就要小得多。

  高耀洁的家里一共有五副眼镜,以便她随时随地需要写稿、校稿。四年来,她唯一的寄托就是写书。她将要出版本书,一本是关于艾滋病儿童的图集,一本是她这些年来的一些文章的文集。她已经在联系出版社,同时想办法转运一些回家乡。

  高耀洁说她不向出版社要一分钱稿费,"这样他们热情更高"。

  但中国民间防艾志愿者李丹感叹"高老是有点脱离时代"。2003年,李丹在河南商丘建立东珍艾滋孤儿救助学校。高耀洁会给她几捆自己印的小册子,让她拿去发。"她印的资料是那种黑白的小折页,几万几万地这样印。"李丹说,"但其实这并不适合现代人阅读。"

  但高耀洁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忙着她的书。她的房间既是书房又是卧室。桌子边放着两张椅子,一张给来帮忙打字的留学生用,高耀洁坐在旁边把关。她用蓝色钢 笔把文章写在活页笔记本上,再用红色的笔修改,最后由来看望她的学生打字到电脑里。唯一比较现代的电器是一个连着大液晶屏的笔记本电脑,大屏幕也是从朋友 那借来的。

  回去还是留下,这个问题高耀洁用4年时间去消磨。但国内的一些朋友却不这么认为。就在几天前,北大教授翁永凯发邮件给高耀洁,说要来看她,想接她回去,而且已经联系到了养老院。高耀洁的回复是:"不回,养老院写不了我的书。"

  即使在美国,高耀洁也是坚决拒绝住在养老院的。"活着就要干活,不能等死。"

  "她这么在意她写的东西,只能一百本两百本地发。最后有多少人看到?有多少人在意?"袁艺玮说。她是纽约圣约翰大学的新生,在微博上听说高耀洁住在纽约,上周六第一次来看高耀洁。

  "我觉得可惜又可悲。"袁最后说。

  "我很好"

  在纽约,除了写书,高耀洁还会参与一些公开的宣传艾滋病的活动。2012年就在哥大做了两次演讲。第一次主要讲中国艾滋病村的历史和现状。她全用图片说话,幻灯片上放着艾滋病小孩的年龄,染病的方式、症状,有时还有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日期。

  "照片是不会说谎的。"高说。高耀洁尤为重视她的听众,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悄悄"对身边的翻译说:"今天还不错,人多,人多就是胜利!"

  但找上门的时常不是虔诚的听众,更多的是各怀心思的人。朋友杜聪说,在美国有些人想借用高耀洁的名声筹钱。杜说,"如果她答应的话,日子会好过很多。但是她都拒绝了。"

  在文章《我的风烛残年》里,高耀洁写道:"我要保住晚节,不能和假货们混在一起……我只有埋头整理书本,来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

  滋扰逐渐影响了正常工作和生活。高耀洁干脆将自己封闭起来,除了看病极少出门。对于陌生人的电话她不接,电邮也不回。就连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的秘书问她有什么要帮助,都被老人倔强地回绝了。

  "我都说'我很好',不愿意给谁添麻烦。"高耀洁说。

  杜聪是高耀洁一位信任的朋友。他是香港一家基金会的创办人,在高耀洁的影响下,辞职走上了救助艾滋病公益道路。高耀洁来到美国之后杜聪几乎每年见她一两次。带她去百老汇大街上吃她喜欢吃的北方菜,或者去唐人街的一个中国超市买山东馒头给她。

  有一次吃完晚饭,杜聪搀着高耀洁走在纽约街头。高耀洁突然对他说:"有人总觉得我跟富人打交道,其实我也想回到农村,跟孩子们在一起。"

  过度的工作已经透支了高耀洁本已无几的健康。她时常发软摔倒,最严重的一次晕倒摔伤是2012年6月,去医院缝了三针。这样意识消失性的昏倒,是高耀洁来美国后才出现的,且越来越频繁。

  高耀洁吃不惯美国食物,一吃就腹泻。她的胃曾切除了四分之三。为了图方便,她把面包圈撕成拇指大的碎片沾白开水,就是一顿午饭。

  来美国四年,只有大女儿郭竞先2012年看过她一次。小女儿郭炎光遭供职单位排挤远走加拿大。"她把这个家给撬了。"郭炎光至今仍这么认为。

  "不想再给孩子们惹麻烦了。"高耀洁说。

  在高耀洁刚到美国的第二个月,曾收到了一位亲人的信:"你在走让国人谩骂的路。你继续这样折腾下去吧。你将在孤独和寂寞中死去。"看到这封信后,高耀洁伤心得病倒多日。

  在书桌的鼠标前,一个一半绿色一半黄色的药盒被放在醒目的位置。每种颜色,七个格子,代表她一周的七天。低保的600美金是她全部的收入,而看一次病,行动不便的她打车来回就要50美金。

  现在,虽然亲人不在身边,高耀洁身边却常常有留学生的照顾。他们在微信上建了一个"Weekly visit Gao(每周拜访高奶奶)"的群,他们帮高耀洁把书稿打到电脑上,也陪她聊天。房间里常常都是高耀洁一个人的声音,响亮,饱满。结果,后来很多学生都有了 河南口音。

  很多毕业的学生离开纽约,但留下的人会带新人来见高耀洁。哥伦比亚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留学生黄鸿翔持续来看望了高耀洁两年。他今年5月的毕业典礼,邀请了高耀洁。高因为静脉血栓,久坐或久站都会腿脚浮肿,但她还是贴上膏药出席了。

  现在,高耀洁日复一日伏案在家,改改写写,连已经出版的书上都能看到她再次阅读之后用红笔修改的痕迹。她立好的遗嘱被随意塞在一堆资料中,遗愿是要"把骨灰带回国,洒在黄河激流处,免得别人再用她的名字骗人"。

  她还爱种花,常常会送给来看她的朋友。"花不会诈骗、拉帮结派、阳奉阴违。它们是我的精神安慰。"

  (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洪烨林对本文的特别贡献)


  李纯、王胜男,南方周末 2013-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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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续家谱续出的反革命分子杨克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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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家谱续出的反革命分子杨克斋
Nov 15th 2013, 13:13, by 明鏡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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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是最讲求传承有序,对历史的记录也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在几千年的历史中留下了纪传体的《二十四史》,也留下了编年体例的《资治通鉴》等史学名著,用看不见的经纬线将中国的历史比较完整的全方位记载了下来。国家史的优良传统影响着地方史,每隔一个时期,各府、县都要组织人力编撰、修改地方志,使得每一部县志、府志都具有各个时代的历史特征和文献价值。而这些传承有序的基础来源于中国古代宗族观念,在这种观念之下,在中国社会出现了村有村志,族有族谱,家有家谱的普遍现象,这些村志、族谱、家谱构成了整个中国历史记录的基础部分,同时也用血脉承续的关系加强了宗族观念,因此每隔一段时间,或十几年或几十年,在家族中族长或德高望重的老人的主持下,续修族谱、家谱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习惯性行为,同时也是家族内的头等大事。

但这样一种有着优良传统的习惯性行为,在1949年后却被中断了。在一个认为社会上任何人或集体都可以用阶级划分的当政者看来,无论是宗族观念还是地域观念,均是一种容易导致不稳定因素的观念,强化阶级观念必然要禁止宗族、地域观念,于是族谱、家谱被视为"封建的"、"宗族性的"或"反动的",而续修族谱、家谱的行为被认定为反革命的行为。

笔者近期收集到了一份1963年的刑事判决书,被判有十年徒刑的反革命分子杨克斋就是因为续修家谱而获罪的,全文如下(注:原文多有文笔不通之处,笔者未作修改、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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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法刑(63)字第81号
公诉人:沛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刘洪斌
被诉人:杨克斋,化名杨志修,男,现年66岁,地主出身,地主成份,大学文化程度,汉族,住本县安国公社二郎庙村。自8岁上学十五年,顽司法大学毕业,1925年起先后曾任顽匪上尉军法员、司法科长、区长、承审员等要职,1928年参加国民党,至1945年春兼任过徐州匪中统局徐淮办事处王庄转递站站长,后又任铜山县救济院长及本县顽匪政府参议员、副参议长至48年解放,被铜山县公安局拘留三个月释放回家管制生产至被捕。

上列被诉人因反革命一案,业经本院审理终结,现查明:

被诉人杨克斋于1962年3月份积极参加封建续家谱的犯罪活动,曾先后去山东微山县夏钲,串联本族及本县安国公社、朱砦公社、朱王庄公社的安国集、辛家村、庙道口、二郎庙、前韦子园、徐庄、梅村、冯家村等十余个村庄,历时半年之久,共参加八个姓氏修续封建家谱,在续谱活动中,被诉人计写有谱序七个,凡例四个、忠训三个,一个孝传,曾还多次参与修写传略和家约,以上均被列入这些姓氏的封建家谱上。同时,还和反革命分子蔡敦荫共同参加安国公社辛家村辛、李两姓续家谱时,有意将其二人的反动身份写入辛、李两姓的谱序上,以此互相抬举奉承。在修写家谱和传略时并有意美化和颂扬已死过知名人士,如将解放前忠实为敌效劳的湖田董事王锡荣竭力描写成为"先辈太学生,生平豪爽尚义,乃一方福星,为当时群众所钦佩"等语加以奉承,并在续谱时到处参加吃喝,挥霍浪费。被诉人仅同反革命分子蔡敦荫、反动圣贤道首张秀石、顽匪乡文书阎振月等人参加修续辛姓家谱月余就浪费掉群众财产粮食140余斤,人民币600余元。1962年7月,乘蒋匪企图窜犯大陆之机,极力呼应,妄想蒋匪重返大陆统治人民,而被诉人反动气焰非常猖狂,并认为时机已到,不久即有出头露面之日,企图恢复其反动职务,抗拒管教生产等犯行。

综合上诉,杨犯克斋所犯罪行,解放前曾历任顽匪反动重要职务,实属反革命骨干分子,积极为敌效劳,长期统治人民。解放后虽经政府从宽处理,但其反动本质未加彻底改造,到处非法与八个姓氏修续封建家谱的犯罪活动,严重的是反动气焰更加嚣张,幻想蒋匪重返大陆,企图复辟重新统治人民,实属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本院为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打击一切反革命分子的犯罪活动,故依法判处杨犯克斋有期徒刑拾年。
刑期:自1963年4月17日起至1973年4月16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付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裴学诗
人民陪审员  董道生  郭桂兰
书记员 赵道怙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能让两省八个姓氏的人请去续家谱的人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在网上查到2007年刘运璋先生写的《大德杨克斋先生传略》一文(全文附后),又查到《沛县文史资料》第五期上有《不畏权势的杨克斋》一文(未能查到原文)。杨克斋,徐州沛县名人,曾被誉为民国"沛北三杰"之一,毕业于北京的司法大学(笔者估计杨老先生入读的可能是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司法类大学朝阳大学,后被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曾先后在军队和地方上担任司法官职,抗战时期与国共两党关系均比较密切,曾解救过共产党高层人士。抗战后曾任沛县参议院副院长。1949年后被管制生产。也许是因为杨克斋先生德高望重,文化程度高,由他来续家谱才能显示出新续家谱的重量,所以各地各姓争相聘请他来续修家谱。可惜,续修家谱之事将六十六岁杨克斋老先生送进来了监狱。杨老先生去世于1992年,享年95岁,高寿。

有关资料显示,在1962年、1963年这两年期间,中国很多地区出现续修家谱的现象(见《文革时期也有家族续家谱》一文),而杨克斋一案也印证了这一点。据笔者分析或猜测,六十年代初出现的续修家谱的现象,原因有二:一方面是经历过大饥荒之后,许多家族人丁不旺,而未来不定,有必要续修家谱清点人丁,铭记血脉;另一方面,六十年代初当局忙于调整政策,挽救经济,政策相对宽松。不过,这现象也仅仅是昙花一现,随着经济形势的缓解,当局对续修家谱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打击,而本案中的杨克斋为此被判十年的重刑。除了对续修家谱的当事人打击外,当局还发动了宣传攻势反对续修家谱行为,1963年11月《山花》文学杂志曾刊登过一个名为《续家谱》的"唱词",比较形象地反映出当时的宣传态度和当局的决心:

续家谱(唱词)唐宜全

张家庄有个张承先,今年岁数六十三。幼年时家中生活不算坏,四书三字经读几篇。只因为天灾人祸把债欠,落得个一贫如洗够寒酸。解放后张家庄面貌改变,公社化好似锦上把花添。承先的日子也真畅快,只是呀!脑壳里面少根弦。

这一晚他把二两老酒灌,哼哼唱唱踏月出家园。他去找生产队长张光灿,张队长正在月下把粪箕编。见他来急忙将身站,喜笑颜开欲把话来谈。这时节承先有痛无痒唉声叹,张队长察颜观色问承先:"大公有何疑难事?坐着慢慢谈一谈。"张承先坐下来换笑脸,括匣子拉开没个完:"这些年安居乐业真美满,我老者还想再活几十年。只是呀!咱张家的子孙发展快,

张氏门中的族谱又快失传。长此以往辈分乱,不依规矩不能成方圆……"

光灿一听心火溅,重重往事涌心田,想起从前地主张世远,他在张家庄一手遮天。他借祠堂把权揽,咱穷人受了他种种摧残,这往事莫非全抛到九霄云外,要不然又拾起这古董为哪般?张队长"嗯" 的一声气色不好看,两眼望着张承先。谁知他滔滔不绝劝光灿:"敬祖宗乃是圣贤之道古人言。续家谱永保张家的光彩门面,你切莫有了白己就丢了祖先。如今生活好了啥事不好办?续家谱还望你多多成全。"张队长一听怒气满面,站起身来把话谈:想当年大公你穷得要饭,也不见族长把"光"给你沾。他们吃得肥头大脸,谁还认得你张承先?一句话问得承先没词辩,张队长说起了民国二十年,"只因我当时逃荒在外面,学了个吹鼓手谋吃谋穿。张世远派出管家狗一串,把我捆进祠堂屋里边。说我败坏门风要用族规家法来惩办,挨毒打还罚十块大洋钱。受害的穷人不算少,我说起来心就酸。再看看张世远的光彩门面,那一年他娶了个侄媳妇叫玉兰,这老杂毛一见便强占,还说是'三天里无大小理所当然。'这正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你为何老把续谱之事缠心间?难道说你甘愿去把地主老爷唤?难道说你甘愿跪在他们脚下边?难道说你过去的苦头未吃够?难道说你还想地主来掌权贯?是谁唆使你续家谱,你不说我这里早瞭然。他们想从这里找空子钻,真是老母鸡想上天。

别看眼前日子好,须提防呀!提防白己鼻子被人牵!"

这席话好似春雷平空响,声声震动了张承先。他如梦初醒把话谈,说出心中肺腑言:"队长啊!并非我忘了过去的苦,并非我还想地主来掌权。只因为张世远的儿子张进善,他甜言蜜语对我谈。他说是一笔难写一个姓,他说是张家族谱快失传,他说他是地主不好管,要我把这事担上肩。只怪我人老没远见,幸得你把这个阴谋来戳穿。明日我要当众检举张进善,让年青人也知道忆苦思甜。……"

只说得张队长也哈哈笑,头上的月儿呵分外圆。

这篇唱词仅仅是当时众多文艺作品中的一篇,而与此同时,1963年5月最高领袖适时地发起了以文艺性、革命性为主的写厂史、社史、村史、家史的"写四史"运动,民间的续修家谱现象销声匿迹了。几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族谱、家谱被斥为"四旧",大批的族谱、家谱被焚毁。龚自珍言: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亡其族,必先灭其文化。这样一个灭国灭族之举,竟然自己做了。

附《大德杨克斋先生传略》:

杨公讳自修、号克斋,前清廪生玉山公之三子,幼承庭训,通晓事理。入孝出悌,循规蹈矩,德能文章,名噪一时。北京法学系毕业。曾任沛县二区区长、铜山县法庭承审、救济院院长、沛县副参议员等职。公一生忠耿正直,义气豪侠,交游广泛,深得众望。一九三八年,日寇犯境,公旗帜鲜明,声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共两党保持中立,主张精诚团结、枪口对外。后蒋介石出于一己之私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之主张,共产党住地柳新庄突遭中央军地方游击队围困,瞬息之间凶险立见,危急之中公冒险身入重围,将身兼要职的李正前、李建波等人救出,幸免于难。

解放初,公以国民党高官论罪入狱,一次公审大会,政府号召群众揭发申诉罪行,一老太年近古稀,声泪具下,声称诉说公之罪状,众皆大惑不解,愕然之间,老太已到台上,跪于公之面前,泣不成声说:"恩人!如不是你杨克斋,俺这一家就没有后代香烟了"。时公安局长张士彬闻杨公在案,亲自提审,谈及柳新庄事变,曰:"时我与二李同在重围,君救二李等人,唯不救我,何也?"公笑而对曰:"君言差也!你虽与共事,身份未露。以你处境,量吾之能,纵然被拘,可保无虞。而二李等人则不然,一但被伏,绝无生计!情急相救,亦出无奈。若共同出走,万一事有不成,岂不另生事端?!"张恍然大悟,曰:"杨公深谋远虑,张某感佩至深!"遂令好生关照,切莫慢待!

公在铜山任期之间,一次解救革命军四十余人,大都来自革命老区微山岛一带。后闻马公正夏,任教岛上中学,与公邻乡,妇孺老人,争相问讯,了解公之家境,后世情况。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八路北撤,蒋军回乡。二郎庙村一次活埋革命家属八人,另有三十余人在册,听候发落。公闻讯勃然大怒,连夜归乡,直斥国民党五区区长×某"二郎 庙如若再丧一人,我与你没完!"言讫拍案离去,惨案冰释。族弟懋修(时任八路军队长)亦曾二次获救。

一九四四年,共产党人郭子化,化名葛幼如,来沛开展工作,找到同学闫希烈。闫自感力单,即引荐杨公,公与郭亦属故交,遂许以二郎庙设馆任教,并与族弟懋修,闫公希烈同负生活之需。郭如鱼得水,工作顺利,革命火种,得以传播。很快结识王秀兰等一批进步青年,欲有燎原之势。国民党游击队发现,迅速围剿,情况危急。 当时国民党县长张开岳、徐州地区专员冯子固、汗奸大队长韩继尧、杨福德等均属公之同窗好友。公考虑再三,当即立断,将郭转移杨屯东北孔庄,引荐与国民党时政要员冯子固,以避锋芒。

郭仍以执教为名继续工作,大批共产党人如:苗宗藩、张复堂 、李本义、杨懋修、郭凝秋等人应运而生,在中国近代史上谱写了不朽篇章。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分别担任国家重要职务:苗宗藩--县委书记;张复堂--山西省副省长;李本义--湖田局局长;王秀兰--县妇联主任;李建波--河南省副省长;李正前--县委书记;郭凝秋--中学校长、人民大学校长、北京市长;郭子化--山东省副省长、南京市长。公亦被委以县政协委员, 参政议政。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活资料、活教材"一时声闻于苏鲁豫皖临界地区四十余县市。

公之一生,光明磊落,不倚不偏。品性素洁,净若秋水。身居显位,心存善念,铜山承审三年,活人无数、案前未丧一人,难也!

公生当乱世,举步多艰,以民族大业为重,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终能固守晚节,一品清莲,出污泥而不染,更难也!

或问"以公之德,论公之才,可以经国,纵横海内,何以屈居一方,甘为人下也?"公对曰:"夫功名利禄,乃镜花水月,过眼浮云,虽可荣身,亦能损节。况先严遗训在耳,不敢有违耳!"事亲至孝可见一端。临终遗言子孙:"父无德能,未积钱财。但我杨门自古清白传家,本份为人。汝等当躬延祖德,勤习耕读。为人处事,树德为先。受恩不忘,施恩莫念。常思养德修身,方可立世做人。"言讫悠然而逝,面貌如生。时公元一九九二年秋九月初三日,享年九十五 岁。大雅云亡,懿行感天,殡葬之日,苍天挥泪,天人同悲!倾刻之间,积水盈尺。沛县政协莅临吊唁,场面肃穆,葬礼之盛,蔚为壮观。十余年过去,仿佛昨日。

论及公之一生,足以光前裕后;足以耀族荣亲;其品格风范,亦足以警俗泽世,肃吏化民。殊为立世修身之典范,岂区区"资料、教材"能及哉!余不善文,就其诸公所述,谨以记之。

河南省副省长李建波、济宁市公安局长张士彬、老八路副处级李本正述:

公元二00七年农历丁亥仲夏

后学刘运璋熏沐整理撰文

四书斋主,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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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中监委调查组组长李坚:亲历1961年安徽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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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监委调查组组长李坚:亲历1961年安徽调查
Nov 15th 2013, 13:09, by 明鏡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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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决定组建高规格的,以朱德、董必武为首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组织部在北京西单北大街198号合署办公。当时中组部已经在这个院里面了,两个部门的行政后勤管理合成一套。当时中央组织部大约有300人,中监委大约有120人,在五层的大楼里中监委占一、四两层。我父亲李坚那时任中监委农村工作处处长,负责检查处理在三农问题上违纪违法的省级官员。我家也随之搬进位于西单的组织部宿舍,但是生活方式全然不变。

记得中组部大院里有一个行政楼,是座1920年代建造的小洋楼,我对其记忆清晰。因为1958年大炼钢铁,在那楼后面修了一个小高炉。我曾亲手摸过中组部、中监委干部们炼出来的所谓的"钢"。其蜂窝状的外形,经常让我联想到商店里卖的萨其马点心,只是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以我当时6年的人类社会生活经验,我知道那不是可以吃的东西,但是不懂得,那些有知识的大人们炼出这些东西,却又丢弃在院子角落里废弃不用,究竟是为了什么?

那个年代,身处京城的我决不可能明白这一切狂热行为的后果是什么,也想象不到中国的基层百姓将会为此付出何等惨痛的代价。我只知道父亲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整日沉默寡言;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常常是一连几个月被派往各地。

终于有一天,我看到身边所有的人都变得郁郁寡欢,因为吃不饱饭。接下来,人们改变了问候的方式,经常以挽起裤腿,互相按压一下皮肉是否浮肿,来代替传统的彼此间"吃了吗"的寒暄。

那时候我父母长期出差,老在全国各地调查办案,家里孩子也多、没人照顾。怎么办?还是老办法,把我们都送去住校。文革前,作为干部家庭,总体上是比较安定的。我上的小学叫红庙胡同小学,这小学资格挺老,是过去满清八旗的子弟小学。中组部和中监委院里的大多数干部子女都在这里上学,而且都住校。

三年困难时期,我十来岁,正是身体发育的时候,可是能记住的就是挨饿。我记得小学生一个月才給十几斤粮食的定量,印象中整天用秤称米蒸饭、熬粥什么的,就觉得老也吃不饱。饿得面黄肌瘦的我,整天心里想的就是一个字"吃",脑海里常常把机关大院炼出的废钢渣,幻想成为真正大块的萨其马。

那时期,自己感受深的也有几件事。一件事是中央机关组织到内蒙古打黄羊,大家分黄羊肉。我父亲是个部门头头嘛,那年头的领导就得照顾点儿别人,所以他分的是羊的肺和脖子,没什么油水。但是炖出来的那个汤,觉得特别香,非常非常好吃。

另一件事是那年夏天,我父亲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住在离家不远的民族饭店。吃早餐前,他特地跑回家,带上我一起到饭店餐厅,把他节省下的一张餐票给我用。饭后他问我,吃了几个花卷,吃饱没有?我说,我吃了6个,但没有了,所以还没有吃饱。他很生气,把我训哭了。其实我哪里知道,他是在全国各地农村见过太多的儿童,很多孩子就因为缺少一口粮食而永远失去了生命。

困难时期是何时结束的,我不清楚。只是有一次学校食堂宣布,从今天开始,又可以敞开吃饭了。那一顿饭,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也不记得到底吃了多少,总之吃完了饭,我已经撑得站不起来了,只能蹲在地上,一点儿一点儿地挪回宿舍躺下。

当历史进入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说它相当于一颗亿万吨级当量的核弹决不为过。

1967年的北京城,大字报可以说无墙不在。当时有个干部在中组部的院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透露出当时还属绝密的数字:1958年至1962年间,中国总计饿死3500万人……很快那张大字报就被人清除掉了。

虽然中组部大院和大字报那时对社会公众开放,但是在短时间内,恐怕没有几个人会在上千张毛笔书写的大字报中注意到那一段文字。但是,这消息却在中组部院内逐渐传开。

我就是那时候第一次知道了这个数字,只是不过对3500万是个什么级别的"当量"并毫无感觉,因为在当时混乱多变的环境中,我们全家人都面临着自身的生存焦虑。谁知,这个数字却直接关联着我家的命运。我在中组部、中监委院内的大字报上还看写到:李坚是反党、反中央政策、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坚是刘邓黑司令部领导下的黑帮分子,思想右倾,主张包产到户,主张在政策制定上考虑农民利益等等。

此外,接着,造反派们重点追查的,就是我父亲当年调查河南、安徽等地饿死人事件的问题。造反派们认为,查出饿死了那么多人,是给毛主席革命路线抹黑。最为严重的是,以我父亲名义写给中央的报告被刘少奇拿在了手里,成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质问攻击毛泽东、逼迫毛泽东认错的"黑炮弹"!

我父亲居然是提供反毛主席黑炮弹的人,那还得了!这是我幼小心灵上的重负,一直是个心结。当时,我反复追问,父亲都不说。直到多年以后,父亲在回忆中才把此事详细说了出来。

工作组三赴安徽

从1954年我在华北局纪委任农村工作处副处长算起,到1965年去大连搞四清,整整11年里,我每年在家的时间不超过1个月。也就是说,我这10年都在全国各地奔波工作。

我们的工作方法主要是跑两头:一头是各省省委,另一头是农村基层。省委这一头是开会、听汇报,农村那一头就在公社或者生产队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要掌握第一手材料,向中央汇报。

当年,中国农村大批患浮肿病、大量死亡的根源,是搞人民公社,吃集体食堂,以及浮夸造假、虚报高产等等。这些因素如果是在个别时间、个别地点起作用,影响可能有限。但是在大跃进那么一个特定的形势下一起爆发,造成的合力作用就太可怕了。

1960年春天以来,干部群众不断给中监委写信,反映安徽一些群众生活困难,有些已经得肿病死亡。之后,安徽省监委副书记刘作垣来中央监委开会,反映了安徽饿死人的问题。

中监委常务副书记王从吾和中监委常委们对这些群众来信极为重视。当年,委派审理处处长刘力生、信访科科长张珉和李竹林等同志到安徽潜山县了解群众生产和生活情况。8月,派张珉、曹思恒去安徽宿县、萧县、全椒县了解情况。11月,派审理处副处长李振海去安徽阜阳地区临泉等县了解人口外流等情况。但是,中央派出的这些工作组仅查出问题严重,却无法查实饿死人的具体数字。

由于安徽的问题极其严重,中监委第二书记董必武曾亲自到阜阳地区调查。为了对董老封锁消息,当地领导派汽车沿公路来回巡逻,不许死者家属戴孝,不准在掩埋死人的地方起坟头标志。一发现有人死在公路上,就赶快把尸体拉到砖瓦窑场埋掉,其状非常悲惨。

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中监委反映的情况,再派出以中监委候补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为首的联合工作组到安徽了解肿病死人的问题。工作组成员由团中央杨海波、内务部朱农、公安部李震、中办王愈明、中监委刘力生和张珉、中组部段学夫等多人组成。不久,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监委书记曾庆梅、蚌埠地委副书记单敬之为了掩盖肿病死人的真实情况,向中央告工作组的状。仅仅一个月后,联合工作组就因此而被迫撤回。

1960年12月28日至1961年1月3日,王从吾主持中监委会议,听取赴安徽工作组的汇报。王维纲、杨海波、王愈明、朱农分别汇报了蚌埠、阜阳、芜湖和安庆地区的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安徽的曾庆梅、单敬之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之前,王从吾向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做了汇报,反映了安徽省委不但不向中央报告情况,还派人监视中央工作组活动、向中央"告黑状"的问题。因此,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柯庆施一同找曾庆梅、单敬之谈话,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并拿出安徽凤阳县委办公室主任张少柏的检举材料,指出了饿死人的问题。曾、单二人表示承认错误。

1961年1月3日,王从吾在中监委党委会上说:"1月2号,我与曾庆梅、单敬之谈话指出:一、你们回去后一定要彻底揭开盖子口。二、封锁消息不对,单敬之要写出书面检讨报中监委。三、对张少柏同志应该予以表扬。党内这样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那种情况下敢于说实话是好同志。你们要保证,不准对他打击报复。四、安徽省委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情况?这是违背党章规定的。"曾庆梅当时表态,称完全同意工作组的意见,准备检查扣压人民来信的问题,并承认向中央告工作组的黑状是错误的。

但这次会议后,安徽省委仍然认为中央工作组调查了解的问题"不属实"。于是,中监委再派我带领第四次中央工作组,前往安徽。

实地调查

我从1960年起,担任了中监委农村处处长。我本来就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加上多年的农村实地调查,让我既了解农民的愿望和心声,也清楚一些共产党基层干部欺下瞒上的各种招数。因此,我们事先就商议好,在前往合肥途中,火车到达蚌埠站之前,就突然提前下车。我、张珉、刘正荣三人分头行动,搞得前来迎接陪同的那位安徽省委干部措手不及。

我自己走下公路,沿土道朝村子里走。才走了几百米,就看到有死人躺在路边。一个男人头戴皮帽子,好像是从北面走过来后死在那里。还有一个妇女骨瘦如柴,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进入村庄之后,我说明来意,群众立即向我反映了饿死人的惨状。随后,闻讯赶来的村镇干部们又提供了书面材料和肿病死人的数字。这样,我掌握了第一手的情况和这些数字材料,接下来与安徽各级干部交谈就容易了。

当时的安徽控制在华东局第三书记兼山东、安徽两省省委书记的曾希圣手里。大跃进、放卫星、谎报亩产万斤粮、刮共产风、强行搜刮农民家中存粮等等,安徽都是搞得最绝、最狠的重灾区之一。待到出现饿死人的后果和责任,曾希圣所做的就是掩盖真相。

他听说我下来调查,拍案大怒,派人秘密监视我们的行动。安徽发生大批人口饿死问题后,省委常务书记桂临西指示省监委要顶住中央工作组的压力,说不能从省监委这里打开缺口,并派省监委副书记陈X监督,对我们这次的中央工作组继续封锁消息。各级政府给农民规定了多项强制性纪律,如死了人不准立坟头,不准穿孝衣;活人不准逃荒,否则抓住就是流窜犯等。我调查途中,就亲眼看见一串串被绳子捆住、由武装民兵押解的逃荒者。

这种情况下,我们找当地同志谈话,经常是到野地里个别谈话,这样才能尽量减少当地干部惧怕曾希圣打击报复的心理。蚌埠地区监委一个叫邓X才的老红军向我反映,蚌埠地区1960年春天的饿死人数在100万左右。我们又到了凤阳,找到张少柏,又到了定远,都是采取秘密私访的办法了解情况。

之后我又乘安二飞机到了阜阳,和我同行的是安徽省监委干部李东汉。他告诉我,曾希圣把持的安徽省委大搞浮夸风,虚报粮食产量,明明连农民的口粮都不够,还要向外调运粮食。由于大搞公社化,办食堂集中吃饭,收缴各家各户的铁锅炼钢铁,当地老百姓做饭没有锅用,被逼无奈只能用尿罐子煮点野菜吃。在阜阳,据地委书记魏超云汇报,当地饿死人数也是100万左右。

即使在高压下,安徽党政军内也有一批有良知、有正义感、为民请命的干部。时任安徽省监委副书记、老红军翁可业,为人正直刚烈。他找到我说,要拼死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但是他有一个条件。他说,:他讲出实情后,曾希圣肯定会整他。,因为前有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为鉴。他说他儿子叫翁京生,如果他被曾希圣整死,希望我能够帮他儿子找份工作,给他一条生路。我答应了他。翁可业1960年春天已经调查了蚌埠15个县饿死人的情况,他将相关的书面材料(复写底稿)以及其他人搜集整理的材料提供给了我。他还满腔悲愤地对我说:"饿死这么多人,安徽已经被曾希圣搞成什么样子了!"汪瑜(安徽省军区司令员的夫人)等几位在省监委工作的女同志,也都支持他向中央反映情况。

我根据这些线索,再顺藤摸瓜,下去核实。由于大搞公社化,办食堂集中吃饭,收缴了各家各户的铁锅炼钢铁。经过大跃进、大炼钢铁之后,农民家里连铁锅都没有。以至于大食堂断炊关闭之后,这时当地老百姓做饭连锅都没有,我看到农民们在家里只能用陶土瓦罐之类的容器煮些野菜树皮吃,。到后来,所有长在地里的植物都吃光了。我的笔记里当时记载有许多人吃人的记录事例。当时那种惨状,,今天的人们简直就无法想象。

从生产队到公社,再到每个县,统计数字逐级汇总,最后,得出安徽全省饿死人350万这个数字。

经过这些工作,我基本做到了心中有数,最后才到合肥与省委有关领导正式见面。

以个人名义写报告

情况调查清楚之后,我们回到了北京。我在中监委的办公会上汇报,安徽省饿死人的数字是300多万。

回北京后,我又派张珉、张顺参加了安徽省召开的全省监察工作会议。他们与各县参加会议的同志逐一核对了饿死人的数字,最后的总数超过了300万。

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中监委常务副书记王从吾、中监委常委刘澜涛听了我的汇报后,让我写一个书面材料。我写出了《关于安徽肿病死人、封锁消息、大批惩办干部的情况报告》。

在这份报告里,我将安徽饿死人的总数(截止1961年3、4月间)正式上报为300万。我主要考虑到两点:一是有少数县、乡我没能亲自去核实,依据的是这些县、乡报告的数字;二是事关重大,还是以稳妥保守为好。

我将材料上报王从吾,王从吾跟安子文商议过,中监委副书记钱瑛也有明确指示。总之,领导决定,由中监委办公厅对原报告略加修改后,以我个人的名义,报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由于当时国内政治形势极为复杂多变,中监委、中组部的领导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

我这个官儿,古代叫监察御史,要想干好,就不能怕死,一要对百姓负责,二要对历史负责。万一最高领袖怪罪下来,我作为调查的执行者和报告的写作者,最直接的责任当然要由我来负。

报告同时送交了曾希圣和柯庆施阅。据悉,他们看到材料后拍案大怒,说我调查的情况没有先向安徽省委汇报,是告安徽省委的黑状。而且,翁可业等人后来还是挨整了。

好在后来刘少奇同志看了报告之后,下严令安徽每个县都要如实报告饿死人的情况,有再不报告者,开除党籍。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批评一些领导干部,搞一言堂最终会霸王别姬–主要就是针对曾希圣说的。据有材料披露,刘少奇后来曾手持一份报告对毛主席说:"饿死这么多人,你我要上史书的!"那份报告,指的就是安徽饿死人的报告。

七千人大会是毛、刘治国方略分歧暴露的重要事件。也正是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做了检讨,并同意撤销了公社食堂,共产风得到遏制。安徽的等地农村开始搞"三自一包",恢复生产。农民总算能够生存了。

"执行了刘少奇路线"

可是刚刚吃上几年饱饭,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1967年和1968年,中监委的造反派们不知从哪个渠道得知了我写的这份报告,他们对我最为愤怒的一点就是:"李坚在调查安徽饿死人事件时,估计了一个庞大的死人数字,为刘少奇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逼着毛主席认错检讨提供了黑炮弹。"

1969年,由康生的亲信郭玉峰控制的中组部业务组对我所做的干部审查结论是:"李坚在中央监委工作期间执行刘少奇路线。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革命群众揭发和立案审查,犯了走资派的错误。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攻击农村合作化,刮单干风,特别是在三年整风困难时期,他到安徽、山东、河南等省,深入了解干部违法乱纪、群众生产生活和整风整社问题。最为严重的是,1961年3月,李坚根据王从吾的指示,,到安徽搜集和估计了一个庞大的死人数字。这个材料经王从吾、钱瑛密谋,以李坚个人名义送材料到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猖狂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提供了炮弹。"

我是在农村里长大的孩子,再苦再累的劳动我也不怕。可是,说我"估计"了一个庞大的死人数字,我永远不服。

调查安徽饿死人,我是一个县一个县地走,一个村一个村地走,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地核实数据,最后汇总出来350多万这个数字。我反复考虑之后正式上报为饿死人300万,怎么能说是估计出来的数字呢?

况且我作为党的纪检监察干部,当时的想法就是对人民负责,为冤屈饿死的亡灵负责。一定要把真实的情况上报给中央,让中央领导知道基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我做农村监察工作的职责所在。至于真实数据给了中央之后会怎样,那不是我所能预料得到的。

文革结束后,安子文自安徽流放地返京,临时住在北京前门饭店。我作为下级看望上级,心里想的是问候领导的健康和在安徽数年的生活状况。不料进门一见面,安部长开口第一句话就说:"你那个饿死300万人的数字,我核实过了,应该是350万。"

我解释说,我调查的数字也是350万,只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出于各种考虑,才正式上报为300万。

(本文根据对李坚及其子李卫平的访谈、李坚与李卫平的多次谈话,以及李坚当年的几份手稿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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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江屬虎·胡屬馬·習屬蛇——他要屬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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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mbnail 江屬虎·胡屬馬·習屬蛇——他要屬龍?
Nov 14th 2013, 21:59, by 明鏡雜誌

《新史記》特約記者 孫茹星



中共最近這三代領袖,江澤民屬虎,剛上任時被西方一本傳記描繪爲"懸崖邊的虎";

胡錦濤屬馬,《他領導中國:胡錦濤新傳》書中將他的處境形容為"鋼絲上的馬";

而習近平屬蛇,又有人形容他的處境是"醬缸中的蛇",說他在上任前後說話忽左忽右,蜿蜒迂回,在中國政壇各大實力板塊中只能滑溜地穿行。

比喻只是比喻,生肖並非命運和性格的預兆,何况蛇也還有水蛇和蟒蛇之分呢。今年說來也巧,將迎來另一位屬蛇的領袖毛澤東的120歲冥誕。毛澤東比習近平整整大60歲,他就充滿霸氣,不像蛇,反倒像龍,到73歲晚年還一點都不"龍頭蛇尾",發動"文革"釀成浩劫。


 



海內外"擁毛"和"非毛"彼此衝突的聲浪日益高漲,也都在試圖影響習近平。相比之下,"擁毛派"有更充沛的底氣相信:習近平將會站到他們這一邊。

習近平剛接位時,沒有像十年前胡錦濤剛履新時率領政治局常委冒雪前往距離最近的革命聖地——河北西柏坡朝聖,而是模仿鄧小平南巡,前往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廣東視察,一度讓右派眼睛閃爍發亮,喚起了某種希望,而給左派澆了冷水。但是很快,他在南巡中的內部講話傳開來了,習近平說:

蘇共爲什麽亡黨亡國?"一個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動搖了,最後'城頭變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間。教訓十分深刻啊!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有什麼作用了。為什麼我們要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對軍隊的領導?就是從蘇聯解體汲取的教訓。蘇聯軍隊非政治化、非黨化、國家化,解除了黨的武裝。出來幾個還想挽救蘇聯的人,把戈爾巴喬夫弄起來,沒搞幾天又被反過去了,因為專政工具不在他們手中。葉利欽站在坦克上發表講話,軍隊完全無動於衷,保持所謂'中立'。最後戈爾巴喬夫輕巧的一句話,宣佈蘇聯共產黨解散,偌大一個黨就沒了。按照黨員比例,蘇共超過我們,但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麼人出來抗爭。"

習近平對蘇共垮台、蘇聯解體原因的解釋,受到了八集電視政論片《居安思危》的影響,也承接了前任黨魁江澤民的說法:"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最深刻的教訓是: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放棄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結果使得已經相當嚴重的經濟﹑政治﹑社會﹑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最終釀成了制度劇變﹑國家解體的歷史悲劇。"

江澤民的"四放棄"之說,顯然是爲論證中國"四堅持"的必要性。不過,江澤民在退休之後,對這個問題有了更多思考。

2009年9月初,華東師大歷史系教授、國際冷戰史中心主任沈志華夫婦、北京大學現代史教授楊奎松等五人,應江澤民之邀,前往北京中南海瀛台的江的官邸。

據後來柳江的文章披露,江澤民在沈志華主編、2007年由新華出版社出版的《中蘇關係史綱》上劃了許多道道,看來他看得非常仔細。

江澤民問:"蘇聯這一個超級社會主義強國,一下子就垮台的原因是什麼?"
沈志華等人做了長篇大論的回答,指出:不能一拍腦袋說是因為戈爾巴喬夫叛變了,所以蘇聯就完了。需要歷史學家來一點一點地把事情弄清楚:這個歷史過程到底發生了什麼?

江澤民沒有明確表態對這個問題自己有了新的結論,但是沈志華回憶,江澤民對蘇共垮台、蘇聯解體的原因,是基本傾向沈等人的研究結論的,對自己頭腦中的定見有了鬆動。

然而,習近平在這次南巡講話中,重新回到了過去的結論來引出教訓:要堅持中共的意識形態,理想信念;堅持中共對軍隊等專政工具的絕對控制;堅持通過各級黨組織從上到下地控制全社會……這就表明,他在思想上接受了"紅二代"的觀點。

習近平引發"雷聲滾滾"

習近平從上任亮相之日起,就推出"中國夢",隨後數月來"夢"不離口。儘管他說過"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又在6月初與美國總統奧巴馬的"莊園會"中宣稱"中國夢""與包括美國夢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的美好夢想相通",但是從年初《南方周末》風波、以及從上到下"夢進校園""夢進街道"的盛大宣傳規模的口徑來看,習近平的"中國夢"其實就是"富強夢""復興夢",在這個"夢"中,並不包括憲政;而法治、人權、民主等等,即或有,也都處於從屬的工具性位置。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用了"三個必須"來指明實現"中國夢"的路徑: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必須弘揚中國精神;必須凝聚中國力量。《洛杉磯時報》的文章援引一位學者的話說,這些口號過去都聽過,習近平又回到了民族主義,聽上去更像毛澤東了。

自從上任以來,習近平還一再強調,如果拋棄了毛澤東思想,黨的基礎就會毀滅殆盡。2013年1月,他又提出"兩個不能否定":"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兩個時期雖有差別,但決不能彼此割裂和對立"。如果否定毛澤東,共產黨就會站不住腳,就會天下大亂。


習近平在2013年4月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講話,要求對黨員幹部展開群眾路線教育,讓人們想起毛澤東1940年代在延安鞏固權力時推行的整風運動。習近平下達總動員令:從下半年開始用一年左右,在全黨自上而下分批開展群眾路線實踐教育活動,這也就是一次全面整黨。

習近平最近還提出,為提高軍隊士氣,中校以上的軍官必須下連隊當兵兩個星期,這和毛澤東在1958年提出的一項計劃幾乎完全相同。

2013年年初,習近平視察北京武警部隊,強調"武警部隊在維穩工作中的重要性",他一口氣提出"三個絕對":"確保部隊絕對忠誠、絕對純潔、絕對可靠。"還提出"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發的高度戒備態勢",微博有評:"8.19蘇聯烙印太深了!"


在習近平頻頻指示之下,難怪從2013年3月以來風聲越來越緊:有人披露中央宣傳工作會議要求清理反黨、反國家、反民族立場的"新三反"人員,引起軒然大波,中宣部不得不出來澄清沒說過"新三反",只提出"三愛":"愛黨、愛國家、愛民族"。(《新史記》雜誌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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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軍委老帥大鬧京西賓館的來龍去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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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委老帥大鬧京西賓館的來龍去脈
Nov 14th 2013, 21:48, by 明鏡雜誌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選載(19)


明鏡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

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中共黨內高層中積聚已久的不滿文革的憤懣情緒,在周恩來所主持的懷仁堂碰頭會上爆發出來。與會的黨內軍中元老們拍案而起,慷慨陳詞,痛斥中央文革的種種惡行,釀成政壇上的一場軒然大波。最後在毛澤東的雷霆震怒之下,這場抗爭被強力壓了下去,黨內元老派幾近全軍覆沒。而周本人則安然度過這場劫波,充分表現了其政治上的隱忍之道和順守哲學,同時也把他表裡不一的雙重人格展現得淋灕盡致。

中共黨內元老派的集體諫諍被毛澤東強力壓下去,潰不成軍。善於在政治風浪中游泳的周恩來雖然度過劫波,卻失去了與文革派相抗衡的陣地,勢單力孤,淪為中央文革的小伙計,不得不對江青一干人低首下心,竟至說出這樣的話來:"以後你們作決定,我給你們辦事。"

這場史稱"二月逆流"的抗爭,首先是從軍隊開始的。自從頭年十月間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根據林彪的提議,發出《緊急指示》後,軍隊院校的造反派也像地方院校一樣蜂擁而起,成立了五花八門的群眾組織,踢開黨委鬧革命,四處串連,在查找"黑材料"的名義下,衝擊上級軍事領導機關,進京圍攻國防部大樓,軍隊由此日益捲入文革的狂瀾之中。

本來,林彪此舉是想配合毛澤東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戰略部署,並趁機在軍中排除異己,結果卻引火燒身,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包括國防部等最高統帥部在內的各級軍事領導機關不斷遭到衝擊,軍隊的各級領導人也遭到和地方黨政領導幹部一樣的厄運,被揪鬥、游街、罰跪、撕掉領章和帽徽,甚至性命不保。像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就慘死在造反派的手裡。就連林彪的親信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也未能幸免造反派的揪鬥,不是被迫東躲西藏,就是被關在地下室裡,打得半死。一時間,各軍區紛紛來電告急求救,叫苦不迭。

對這種自毀長城的搞法,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軍中老帥憂心忡忡,認為內憂必然引起外患,因此力主保持軍隊的穩定,提出"地方越亂,軍隊越要穩"。這樣,在軍隊是否也像地方一樣開展"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問題上,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葉帥等人始終按兵不動,與急於把文革禍水引向軍隊的中央文革形成頂牛,雙方發生過多次面對面的交鋒。林彪則首鼠兩端,既不想改變緊跟毛澤東的姿態,同中央文革鬧翻,又不願意軍隊大亂,禍及自身,一直躲在幕後避免明確表態。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中央軍委在京西賓館召開擴大的常委碰頭會,商討軍隊開展"四大"的問題。會上,幾位老帥與江青、陳伯達的意見針鋒相對,互不相讓。陳、江轉而遷怒於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蕭華,指責軍隊運動沒有發動起來,總和中央文革唱對台戲,責任在總政,宣稱"解放軍已經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並給蕭華戴上了"資產階級政客"的帽子,責令蕭華當晚到他們已經通知召開的工人體育場十萬人大會上作檢查。對此,葉劍英、聶榮臻兩位老帥提前退出會場,以示抗議,並立即向毛澤東、周恩來報告此事。

周恩來看出這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蕭華一倒,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葉劍英也將難保,軍隊勢必大亂。於是,他立即回話:沒有我的命令,蕭華不能去大會作檢查。 並和葉一同赶到毛澤東那裡請示匯報,制止了這次大會的召開。 但是,還沒等毛保蕭的指示傳達下來,軍內造反派已經聞"風"而動,連夜抄家揪人。蕭華從後門逃脫,跑到西山葉劍英家躲了起來。

第二天,軍委常委碰頭會在京西賓館繼續開會。參加會議的各大軍區負責人知道了毛澤東不同意揪鬥蕭華的態度後,紛紛向中央文革開炮,批駁他們企圖搞亂軍隊的作法,有的還指名道姓地批評了江青。像當時任廣州軍區司令員的黃永勝就在發言中提出﹕"希望中央文革多聽毛主席的話,特別是江青同志要多聽毛主席的話!"江青也不甘示弱,繼續在會上糾纏蕭華的問題,追問他昨晚躲到哪裡去了?剛剛擔任改組後的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徐向前被夾在當中,既責問了中央文革搞亂軍隊的作法,也跟著批評了蕭華,並拍了桌子。

在這種情況下,看出江青是在殺雞儆猴,衝著自己而來的葉劍英也拍案而起,為昨夜收留蕭華一事承擔責任,說﹕"如果有窩藏之罪,我來擔當!"並嚴辭抨擊中央文革企圖把文革禍水引向軍隊的作法,警告說:誰要想搞亂軍隊,決不會有好結果!說話間,按捺不住一肚子怒火,猛拍桌子,傷及右掌骨。與會的軍中高級將領見兩位老帥對拍桌子,誰也不敢說話,有的見勢不好,乾脆溜走了,一時會場大亂。會後,葉劍英以軍委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向頂頭上司林彪告了江青、陳伯達的狀,把中央文革一干人對軍隊的指責攻擊全部端給了林彪。這就是所謂"大鬧京西賓館"的來龍去脈。

這件事情一直鬧到毛澤東那裡。毛深知軍方將領和地方黨政領導幹部不同,得罪不得,弄不好會逼反。再加上毛這時正在為各地開展奪權鬥爭後,不少地方的左派組織(即造反派)勢單力孤,而領導權落入保守派手中而傷腦筋。在這種情況下,出於籠絡軍隊支持造反派奪權鬥爭的政治需要,毛不得不出面安撫群情激憤的軍方高級將領。一月二十二日,毛澤東接見了他們,一方面要求軍隊要站在革命左派一邊,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另一方面又捺著性子聽取了軍方將帥們訴說挨整被鬥的情形,表態說軍隊要抓緊戰備,要穩定,要團結,不要鬧分裂。

在這種情況下,一直在一旁窺測形勢的林彪,這回也站在軍方將帥與中央文革鬥爭的行列裡,對中央文革責難軍隊的作法表了態,說﹕叫他們也來打倒我好了。隨後,他把江青叫到毛家灣家中,對她大發了一頓脾氣,說解放軍是毛主席締造和領導的,現在走到了修正主義邊緣,怎麼解釋?我這個國防部長怎麼交待?是修正主義,我們國家還有什麼希望,不就完了嗎?!盛怒之下,林彪把跟前的茶几都給掀翻了,喝令葉群把江青趕走,並要到毛澤東那裡告狀,辭職不幹了。葉群嚇得大哭,拼命拉住林彪,勸說他千萬不能和江青鬧翻,無論如何也不能得罪江青。

在葉群的死活勸說下,林彪的氣慢慢消了下來,打消了要到毛那裡告狀的念頭。 挨了一頓斥罵的江青自知理虧,見林彪正在火頭上,只好老老實實聽著,勉強作了自我批評。不過,江青這次著實領教了林彪的厲害,兩人之間從此結下心結,成為日後廬山會議雙方鬧翻的遠因。

林彪的態度轉趨明朗,給軍中老帥們很大鼓舞。他們又趁熱打鐵,由徐向前登門當面向他反映情況,敦促他參與制定了旨在穩定軍隊的中央軍委《八條命令》,並報送給了毛澤東。周恩來對此表示很讚賞,積極拉住中央文革進行討論,雖然最後作了一些讓步,但總算獲得通過。在毛表示同意照發後,林彪也如釋重負,高興地對毛說:"你批了八條,真是萬歲,萬歲,萬萬歲!" 這樣,以毛親自批准軍委《八條命令》的下發執行為標誌,軍方老帥打贏了二月抗爭的第一個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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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文革”归罪困境的根源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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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归罪困境的根源在哪里?
Nov 14th 2013, 21:46, by 明鏡雜誌


  [核心提示]"文革"是一场与人为敌而不仅仅与"资产阶级""黑五类""走资派"等为敌的运动,从根本上讲,它也不仅是针对某些政治派别、政治团体的政治迫害运动,而是针对每一个人的人性灭绝运动。在受到"文革"伤害的人中,很多本身就是革命内部的精英阶层,同样,反思和审理被揪出的"文革"元凶的人,也是革命内部的精英阶层。这样的反思能够反思得彻底,这样的审理能够审理得清楚吗?形形色色的造反派"内斗"分子,实际上都是极权主义制度的牺牲品,他们与其相互指责对方没有资格审判自己,不如联合起来审判自己共同的敌人:极权主义


  很多文革题材小说的结局常常是:受害者没有找到具体的责任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其加以起诉、施以惩罚。相反,受害者或作者都倾向于原谅甚或帮助伤害过自己的加害者,因为"害人者其实也被人害",因为整个悲剧不取决于任何个人,或者加害者只是无知而非坏人。王蒙的《蝴蝶》和张贤亮的《绿化树》都没有可以具体归罪的人。《蝴蝶》中张思远的儿子东东对他好像伤害最深,但却也是最应该原谅的(因为正是自己的错误和时代的错误导致了东东扇了张思远的耳光),最后两人言归于好。另一个伤害张思远的人似乎是他的第二个妻子美兰,但美兰不过是势利一些,在自己倒霉的时候离开而已,也很难说构成对他的直接伤害。

  更有意思的是,在有些文革小说中,即使有一个具体的惩罚对象,作品最后却告诉我们:对他的惩罚其实是不正当,有问题的。比如《枫》中的李红刚"文革"后受到审判,理由是他在两派内斗中杀死了女主人公卢丹枫。但是实际上卢丹枫是自杀的,就算是李红刚有意杀的,在当时的环境下似乎也不能归罪于他。

  最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的是作家金河的《重逢》。

  《重逢》写造反派叶辉1967年9月在北宁市两派("东方红"和"红联")的武斗中,为了保护自己所在"东方红"的市委副书记朱春信,在武斗中不慎(过失而不是有意,而且带有某些防卫的性质)打死了人。"文革"后,朱春信作为受到迫害的老干部得到平反,成为地委副书记,就是由他审理"罪犯"叶辉。但是朱春信是带着深深的内疚、自责之情审判叶辉的:不但因为在两派斗争中叶辉保护了自己,而且因为自己也参与了"文革"乃至武斗(当时的那次武斗是"红脸"要抓朱春信,而叶辉则是负责保护朱春信,打死人就是在这次武斗中,朱春信还帮助叶辉递过砖块)。

  这种情况表现出"文革"归罪的复杂性:"文革"红卫兵分裂为两派打得不亦乐乎。但在今天看来,两派之间无所谓对错,大家都是响应毛泽东号召,都自以为最最革命。这样,让其中的一派或参与其中一派、但在粉碎"四人帮"后又掌权的"走资派"或原红卫兵,来审判另一派,显然就缺少正当性:他们都是相应革命号召却又相互残杀的革命青年!

  这个戏剧性的情节表现出中国文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和希特勒的种族灭绝不同,"文革"中的派系斗争无所谓正确和错误,也无所谓绝对有罪的施害者和绝对无辜的受害者(在纳粹内部没有出现甲、乙两派,他们都听命于希特勒,但是彼此之间却打得不可开交。而相对于犹太人,纳粹分子当然都是罪犯,因此也没有出现纳粹分子审判纳粹分子的情况)。这样,由其中的一派来惩罚另一派,就不可能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叶辉和朱春信都有错误(审判叶辉的朱春信其实还不如叶辉光明磊落)。在《重逢》中,作者没有简单化地让朱春信和叶辉把武斗流血的责任归罪于对方,从而避免了一种简单化的倾向:"造反派"都是十恶不赦的魔鬼,而被迫害者绝对正确。《重逢》是对这个简单化模式的突破:为什么同样的错误、同样的派别,叶辉和朱春信的结局如此不同?正如叶辉对朱春信说:"您犯了错误,可以理直气壮地控诉林彪、'四人帮'对您的迫害;我犯了错误,却必须承认追随林彪、'四人帮'破坏文化大革命。"

  遗憾的是,作品提出了这个问题却无力回答这个问题。叶辉虽然说出了自己和朱春信的不平等,但他同时表示,不归罪于朱春信:"我只恨林彪、'四人帮',因为您也是受害者"。在朱春信愿意"站出来承担一九六七年九月那场武斗的全部责任"时,叶辉坚持承担"罪责",明确说:"这种处罚是我长知识的代价--尽管它显得昂贵一些。"叶辉此举似乎有些慷慨过分。最关键的是:不管是朱春信、叶辉,还是作者,都没有能力对这种怪诞的现象进行反思。有人说,作者借叶辉形象说明:在人民内部,不纠缠历史旧帐,作品表现的是由极左路线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严重"内伤"。但问题是:到底应该惩罚谁?这种"内伤"是谁造成的?

  小说结尾,朱春信"心底不断地重复着两个字:罪--犯?"表明自己以及作者本人很怀疑叶辉是罪犯,到底谁是罪犯?仅仅是那个远在天边的"四人帮"?朱春信的最后态度回避("实事求是"):到此为止,算了,只能如此,不了了之。

  我想可以进一步推进的思考是:

  从表面看,这个困境只发生在红卫兵或"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内部,对于完全处在被批斗、被迫害位置的"黑五类""资本家",这种困境就不存在。比如在郑念的《上海生死劫》中,作为跨国公司老板、资本家的郑念,从一开始就只有被迫害的份,她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打砸抢,没有卷入"文革"极权主义运动,她是单纯的受害者,而不是像叶辉、朱春信、李红刚、卢丹枫那样,既是施害者又是受害者。她因此就不会有这种归责疑惑,不可能产生自己"有没有资格审判罪犯"的疑问。这表明,任何"文革"中带有施害和受害双重角色的人,都会面临归责的困境。而且这个困境其实也适用于一批"文革"中受害的所谓"老干部"。他们也参加了"文革"前期对于"黑五类""右派分子"的迫害。在受到"文革"伤害的人中,很多本身就是革命内部的精英阶层,同样,反思和审理被揪出的"文革"元凶的人,也是革命内部的精英阶层。这样的反思能够反思得彻底,这样的审理能够审理得清楚吗?

  其次,从根本上说,最重要的、真正应该追究的问题是:"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都是革命的,为什么会陷入"内斗"?谁制造了这种"内斗"?为什么一个"人民的政府"无法制止甚至一度鼓励人民的这种"内斗"?内斗的双方本身对此有一定的责任,但是他们说到底都是牺牲品。要对此负根本责任的不是他们,不是叶辉,也不是朱春信。叶辉杀死人固然属于失误,但即使不是失误,主要责任也不是他;朱春信固然参与了武斗,本身就有错,但他也是不由自主;卢丹枫的死固然主要不是李红刚造成的,但即使李红刚故意杀死了卢丹枫,主要责任也不在他。真正的问题在于:在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惨烈的内斗?体制为什么制止不了这种内斗?为什么原先以所谓的"黑五类"/"阶级敌人"为对象的迫害运动,一下子转为让"人民"和"人民"相互残杀、相互迫害的运动?很显然,在我看来,"文革"是一场与人为敌而不仅仅与"阶级敌人""黑五类"为敌的运动,从根本上讲,它也不仅是针对某些政治派别、政治团体的政治迫害运动,而是针对每一个人的人性灭绝运动。正因为这样,卷入"文革"的红卫兵也好,造反派也好,"井冈山派"也好,"井冈红旗派"也好,"红联"也好,"革联"也好,不管这个派别、那个团体,他们的真正命运实际上是一样的,那就是丧失人性,丧失人的自由和尊严,成为极权主义的牺牲品。在这点上,朱春信和叶辉,李红刚和卢丹枫,难道有什么差别吗?这就是我倾向于把"文革"称之为人道主义灾难的原因,"文革"的牺牲品不是某群人,不是某种政治观点或派别,而是人性。

  正因为与普遍的人为敌,而不是与某类人、某群人为敌,因此,它从根本上说也必然与"人民"为敌,今天的"人民"很容易就转化为明天的"敌人",今天的"革命者"很容易明天就转化为"反革命"。一个不把所谓"五类分子""资产阶级"当人对待的体制,同样是不会把所谓"革命者"、"无产阶级"、"红卫兵"当人对待的。因此,非常讽刺的,"文革"初期与"黑五类""阶级敌人"为敌的红卫兵革命派,很快就变成了"保皇党"和"反革命"。

  理解了这点,就能够理解:所有形形色色的造反派"内斗"分子,实际上都是极权主义制度的牺牲品,他们与其相互指责对方没有资格审判自己,不如联合起来审判自己共同的敌人:极权主义。

  陶东风,作者博客 2013-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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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林昭案卷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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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案卷的来龙去脉
Nov 14th 2013, 18:38, by 明鏡雜誌

原编者按:彭令范女士是林昭的妹妹,她这篇文章,详细披露了林昭案历经两次复查,方得平反的过程。读后我们才知道,主持林昭案平反的上海高院院长关子展,原是彭令范在上海第二医学院的老领导,如果不是有此机缘,林昭要脱去"精神病"的罪名,恐怕还要经历很多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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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昭(1932-1968)遺照。(《南方週末》)

彭令范女士现居美国。

林昭难友张元勋去世后,彭令范填了一首词聊表纪念,这里一并发表,以飨读者。

1979年2月28日,我收到北京大学党委寄来的姊姊林昭的右派分子改正通知。这时我想到,应该向有关部门申请复查和平反林昭的反革命罪和死刑判决,同时也必须为我母亲许宪民(1908-1973)的"反革命分子"罪名平反。

母亲受到牵连

"文革"前,我母亲是"民革"苏州市委副主任、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苏州市汽车公司副董事长、苏州公共汽车公司副经理,她在1949年后的历次运动中幸存了下来,但在"文革"中却为了林昭的缘故,也成了反革命分子,死于非命。她的平反须通过高一级--江苏省的有关部门甚至民主党派的中央批准核定。

我同时做这两件事(母亲和姊姊的平反),必须尽一切努力。在那个年代,我用了几乎所有的时间,写了几百封信给我以为能给我们帮助的人,用菲薄的工资从上海跑南京,跑北京,找寻和访问所有和我母亲、姊姊有关的人,大多数是母亲的同志和朋友,有些是中共党员,在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后,官复原职,同时我也作了一些调查研究,找出原始资料和有用证物。没有任何人帮助我做这件事,人们不敢涉及这棘手的问题,包括我的亲弟弟。我完全靠自己做这事,只有上帝照看着我。

我母亲的追悼会于1980年2月10日在苏州举行,与会者百余人,不无知名人士,如孙中山第八位秘书田桓、台湾裕隆汽车公司老板的长兄严庆祥等,不胜枚举。另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份唁电、挽联。《苏州日报》报道了这一新闻,母亲再一次被称为同志。

第一次复查

姊姊的平反过程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并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1980年8月22日,我收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寄来的《刑事判决书》(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书虽然宣告林昭无罪,但给出的理由却是:

现经本院复查查明:林昭在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份子"后,因精神上受到刺激,1959年8月开始就患有精神病,嗣后,曾以写长诗、文章等表示不满,并非犯罪行为。1965年对林昭以反革命罪判徒刑显属不当,应予纠正。林昭被错判服刑后,精神病复发,又曾用写血书、诗歌、日记以及呼喊口号表示不服,1968年将林昭在病发期间的行为,又以反革命罪处以极刑,显属错杀,应予纠正。据此,本院特重新判决如下:

一、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1962年静刑字第171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67年度沪中刑(一)字第16号两次判决。

二、对林昭宣告无罪。

所以这里是错划"右派分子",错判"反革命"服刑,错杀,三错到底,主要归咎于她的"精神病"。我并不认可这平反的"措词",但当时只能得到这样的平反判决。因为林昭的"精神病",法院没有发还家属任何遗物。我曾去信要求发还一些她的遗物(我的目标是她的遗稿),但杳无音讯。

然而奇迹出现了!我所在的上海第二医学院(编者注:1952年院系调整中由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及同德医学院合并而成)的党委书记兼院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关子展(1914-1996),"文革"后恢复名誉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编者注:关子展在1979年12月30日结束的上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当选为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当我看到他的任命在报上发表后,我立即写信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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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令范赠给胡佛研究所的林昭案卷. (南方周末资料图)


我与关子展的相识

我与关子展的相识,很有戏剧性。

1973年我母亲去世后,我体内各种生理系统不平衡,经常生病,1976年经急诊住入我们医学院附属的广慈医院(编者注:今瑞金医院前身)。当我的病情略见好转后,就帮医生护士做些简单的工作。有一天,我到一个小房间给病人发药,一开门,我惊讶地叫道:"关院长!""我已不再是院长了,"他说。"不,你是我们的院长,我的院长。"我答道。当时他罹患高血压、心脏病,因为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当时是重点打击对象。自此以后,我和关院长逐渐熟悉和接近。

我们谈医学,他问我:"你是否是好学生好医生?"

我说:"当然。"

他说:"我要问你老师……"

有时他会对护士说:"叫728(我的病床号)来看我。"当时他虽然被允许住进他领导下的医学院附属医院,带有"保护"性质,但被与外界隔离。我是医生,有些"情报渠道",所以会告诉他一些敏感消息或道听途说的小道新闻(有时小道亦来自大道)。我尊敬他是我们学院的院长,这本来是人之常情,但这种常情却超出了"文革"的常情,大概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中间没有任何政治因素。我从未想到,有一天他会给予我难以想象、不可思议、出乎意料的帮助,使我终生感激难忘。

林昭的追悼会

我写了好几封信给关子展。第一封是1980年8月26日,然后是同年9月2日和9月26日,提出为林昭开追悼会的要求,同时希望在他的领导下,重新复查林昭案件。我用外交词令暗示,以精神病为由平反似不符实际。

如果不是关院长,其他人大概不会为"精神病"操心,因为林昭已经得到平反了。

结果在1980年12月11日,林昭追悼会在北京中国新闻社召开。与会者有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聂真、北大林昭的老师们,还有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林昭的同学,以及林昭在人大资料室监督劳动时遇到的刘少奇前夫人王前等,共百余人。我保留了追悼会的录音磁带和所有资料,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唁电、唁信和挽联约八十余份。

参加追悼会大多数人,都希望我能全力去为林昭的"精神病"平反,"只有你能做这件事!"这是人们对我的期待。

《人民日报》报道"子弹费"

1981年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报道林彪、江青集团案审判情况的长篇通讯《历史的审判》(由新华社总编辑穆青与郭超人、陆拂为合写),其中有一段提及林昭的案件:

她(林昭)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我们只知道这样一个消息:1968年5月1日清晨,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找到了她年迈的母亲,宣告林昭已于4月29日被枪决。由于"反革命分子"耗费了一发子弹,她的家属必须交纳五分钱的子弹费。这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闻!在中世纪被判"火刑"烧死的犯人无须交付柴火费,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用"电椅"处死的犯人也从未交过电费,唯有在林、江的法西斯统治下,人们竟要为自己的死刑付费,这不能不说是又一个"史无前例"的创造发明!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

《人民日报》面向全世界发行,并有各种不同语言的翻译,所以林昭的故事,特别是五分钱子弹费的故事,早在1980年代已在国外流传,我曾看到几个地方(法国等)提及。

这篇通讯发表后,上海公安局很恼怒,"肯定是林昭的那些记者同学干的(写的)!"诚然,陆拂为是林昭北大、苏南新专的两度同学。

再一次复查

1981年2月10日,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赵凤岱找我去谈话,他当时是复查组组长,他首先问我林昭的精神状态,"你是医生,你如何看她的精神状态?""她去上海精神病总院鉴定过数次,但她仍关在监狱里,没有住精神病院。"我答道。赵先生是一个正派的人,后来我们彼此配合、理解甚佳。有一天,他对我说:"第一次见到你时,你的眼睛里充满了怒火。"

1981年3月,陈伟斯先生写了最早关于我姊姊的文章《林昭之死》,发表在上海《民主与法制》杂志上。复查组组长赵先生让陈伟斯看了一房间林昭的档案,只能看,不准抄录,以一天为限。陈伟斯大概是政治系统之外、唯一看到这些档案的人。陈先生是我母亲的同志和朋友(我称他陈叔叔),中共党员、新闻记者,也是右派分子,曾在劳改营被劳教20年。平反后,重新回到新闻界工作。

与此同时,赵先生曾多次提及"我们的院长对林昭案非常关心并直接参与"。1981年12月30日,我收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另一份判决书:

本院于1980年8月22日复查……对林昭宣告无罪在案。经本院院长发现,本案改判判决在适用法律上仍属不当,由审判委员会决定再审。

现经本院再审查明:林昭于1958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被错划为"右派份子",于是以写长诗、文章等表示不满;1968年林昭在被错判服刑期间,又先后用写血书、诗歌、日记以及呼喊口号表示不服。按林昭以上行为,根本不构成犯罪;而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均以反革命定罪处刑是错误的。本院于1980年8月22日复查改判时,否定林昭犯有反革命罪,撤销原来两个错误判决,对林昭宣告无罪是正确的。但据以宣告无罪的理由是说林昭因患有精神病,在病发期间的行为,不应以反革命罪论处。如上所述,林昭的行为既不构成犯罪,故本院(80)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在适用法律上亦属不当,均应与前两个判决一并予以纠正。据此,本院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80)沪高复刑字第43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67年度沪中刑(一)字第16号和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1962年静刑字第171号判决。

二、对林昭宣告无罪。

这次复查,不仅去掉了"精神病"的借口,并加以否定。至此,林昭的平反,最终完成了。我没有辜负人们对我的要求。

1982年3月,我收到赵凤岱先生发还我的林昭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137页。

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讲我认识关院长和他在林昭平反中的作用。直到1999年,我写了一篇《我的姊姊林昭》发表在苏南新专的"五七年情缘"专刊上,约略地提到这事,现在又14年过去了,我应该把这件事讲清楚,在那个年代中,谁帮助使林昭获得了平反,取得了林昭的案卷。

我从来没有机会感谢关院长。他给我的帮助,我铭记终生,感激不尽。但我认为他有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良知,捍卫法律的尊严。

神秘人物的馈赠

1982年春末的一天,我们医院党支部书记对我说:"明天下午2点你要到上海公安总局去一次,有人要找你谈话。""什么主题?"我问道。"你去了就会知道。""去找谁?"我再问。"没有名字,你准时到,讲你的名字就可以了。"

次日,我到了那里,通报姓名之后,警卫把我领到一个邻近公安总局入口处的办公室。几分钟后,一个四十岁左右、表情阴郁的人走了进来,他注视了我两秒钟,"你是林昭的妹妹?"他问道。"是的。"我说。然后他就开始讲述。我感到很意外,他没有问我任何问题。

"我希望你知道,你姊姊的案例自始至终我们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从在监狱里如何对待她(注:林昭被反铐484天),到最后判决死刑,甚至她的平反,都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可能你也知道一些。因为你姊姊的案子,有些干部丢了工作,甚至坐了牢,下场很悲惨。"我不知道如何应答,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告诉我这些情况。我没有准备应该怎么讲,也是怕讲错,"所以有两个司令部?"这是我在这次会见中唯一的几句话。

然后他继续讲:"你姊姊的死刑判决,是中央政治局作出的最后决定。"室内死一样的寂静。我感到空气似乎凝结成冰。我们两人都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或者应该说,在任何关键性的时刻,语言都是无力的。

最后,他说:"这里有几本笔记,你姊姊的日记和写作摘要。你大概希望能保留。""是的,当然!"我答道,"这是不是她的笔迹?"他问道。"是的,这正是她的笔迹!"然后他问,"你有什么要讲吗?""没有,感谢你给我她的笔记。"我没有敢问他的名字,我想他也不会告诉我。

这就是林昭三本笔记簿日记和其他资料的来源。

1.《战场日记--留给公众和后世的记录(1967.2.9-2.23)》

2.《血书家信致母亲附血书抗议(1966.10.4;1967.10.14-1968.1.14)》

3.《心灵的战歌,我呼吁人类(1967.11.23-30)》

4.《课卷(1966.1.11-2.27)》

我非常感谢这位神秘的知情人物向我透露林昭案的一点儿内幕,他给我的这些可贵的日记和"课卷",填补了姊姊狱中生活的空缺,也提供了研究中国近代史中那些铁腕政治人物的重要线索,同时告诉我们如何研究林昭的案卷。2009年10月,我把这些遗稿和林昭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捐赠给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

我常常为此人祈祷(虽然或许他并不需要我的祈祷),他大概是一定级别的公安干部,但他仍具有正派、合乎礼仪的人性和善良的道德观念。他给我林昭的笔记,只因为我是她的妹妹,但或许他要让这世界了解某些内幕,在未来的岁月为历史研究提供线索和暗示。(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小档案

关子展(1914-1996),山西霍县人,1936年参加革命,曾任晋中公安局侦察科长、太原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山西省公安厅调查研究室主任、华北局社会部办公室副主任等职,1954年调公安部任办公厅副主任、人民防空局局长。1957年调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1977年任上海市教育卫生办公室副主任,1978年当选上海市七届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委,中共上海市市委委员,同年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1983年当选上海市八届人大常委、法制委员会主任。

临江仙·悼张元勋

四十余年弹指去,人间天上茫茫。平生细诉九回肠。营营从楚辞,几度历风霜。劫后风华依旧在,中途不思归航。尘寰错落复流光。麟儿椿萱慰,何必话沧桑。


彭令范,《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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