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27日星期二

明鏡新聞網: 一年前的謠言都成了遙遙領先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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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的謠言都成了遙遙領先的預言
Aug 27th 2013, 13:26, by 明鏡雜誌


《調查》特約記者 劉飛



  薄熙來在法庭最後陳述中,自爆戴綠帽,將政治殊死權鬥的宮廷陰謀戲,化作了家庭倫理肥皂劇。其實,這一劇情,早在去年就被明鏡旗下諸媒體披露過。一年前的八卦謠言,現在都被證實,成了"遙遙領先的預言"。——明鏡新聞網編者按
 


  去年有報導稱,有關方面調查中發現,薄熙來與薄谷開來近年夫妻關係已形同虛設,而薄谷開來除與尼爾·伍德關係曖昧外,與王立軍也有不正當男女關係。

  王立軍在供述中稱:"到重慶以後,我就經常去薄谷開來家。我覺得薄谷開來對我挺不錯的。"也被一些媒體放大花邊處理,暗喻谷王關係不一般。

  還有報導說,王立軍對薄谷開來曾經是忠心耿耿,因為王立軍妻子在北京工作、王立軍女兒在北京求學讀書,都是薄谷開來一手安排。

  有一次,薄谷開來在重慶一家間五星級酒店宴客,餐後突然腹瀉,王立軍立即下令將五星級酒店封了,停業檢查,甚至親自看著化驗餐廳的食物。當時,重慶人看在眼裡,說王立軍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薄谷開來。

  而之所以說谷王"也有不正當男女關係",是因為薄谷開來和被他毒死的尼爾·伍德也並非單純的商業關係。

  4月17日,英國《泰晤士報》引用大陸、英國兩個不同消息來源指出,薄谷開來確實與尼爾·伍德"有一腿"。

http://static.apple.nextmedia.com/images/apple-photos/apple/20120318/large/18ce1pnewn.jpg  今後您看到類似這樣情深意濃的照片,還能信以爲真嗎?

  消息來源之一,是"與多個薄熙來權力圈子內人士有往來"的重慶學者王康。他對該報表示,薄谷開來和尼爾·伍德間"絕對"有超乎友誼的關係。

  王康向該報指出,兩人的關係是從薄熙來要求薄谷開來為他的仕途"避嫌"放棄事業時開始。他說,薄谷開來表面是一個正常的妻子,但實際上卻被薄熙來拒絕"任何正常的感情"。"當然,他們想看上去像一個完美的家庭,但兩人之間沒有真感情。"其他消息人士稱,薄谷開來近年以來日漸多疑、偏執、喜怒無常。這都是因為"(當年)嫁給了薄熙來這個政治怪物"。

  王康說,尼爾·伍德出現在谷的生活後,谷深深迷上他,兩人開始戀人關係,但其後這段關係被尼爾·伍德結束,原因未明。

  他曾對路透社透露,王立軍最初向薄熙來告知薄谷開來涉及尼爾·伍德兇案時,薄熙來開始稱要嚴懲薄谷開來,但卻在3天後撤除了王的公安局長職務,"王立軍是薄熙來的打手,但是,也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他完全忠於薄熙來,他可以毀掉證據"。

  人們注意到,王康多次就這一非常敏感的話題公開對外國記者發表談話,包括在自己的辦公室接受外國記者採訪,爆出許多內幕消息,不受當局干預,也不畏當局干預,令人驚訝。

  有意思的是,在英美媒體的報導中,自稱為"民間思想家"的王康,被冠上"消息人士"、"重慶商人"、"與多個薄熙來權力圈子內人士有來往的重慶學者"等頭銜,對此,王康說,這是陰差陽錯。

  王康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說,他與薄熙來一家並無私交,他只是和薄熙來的父親薄一波有過一面之交,也已經是20年前的事。他說:"1992年,我為重慶電視台製作的一個電視片寫解說詞,片名叫《大道》,取'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意思。重慶電視台想請薄一波題詞。薄一波先生看了文本,把我請到他在中南海的辦公室。這樣,我和他見了一面,討論了一些事。"

  王康說,他原本是"對現實政治完全不太關心的人","我和他們(英國記者)說,我是個(和薄家)隔得很遠的人,只不過,剛好我有一個消息來源,知道有關的一點消息而已。"
  "我可以斷定,在重慶、在北京、在中國,比我知道更多內情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因為種種原因他們不願意出面來說",王康說,"我覺得,中國人說中國的事情不應該吞吞吐吐。薄熙來這個事情之所以能夠發生,就是因為中國人對自己的命運太不關心,主要是重慶的知識界。比如唱紅,很多人都有看法,但是,不敢說或者不願意說,打黑也同樣如此。如果知識分子總是察言觀色看風向,那算什麼呢?"

  對於薄熙來的"倒掉",王康表示他"感到慶幸"。身為薄熙來的同齡人,王康評價道:"薄熙來不是一個平庸的人。他和北京的那些高官們有明顯的區別,他有強烈的人生抱負,他有著自己對中國未來道路的思考。但是,薄熙來基本的理念是錯誤的,他誤判了中國。中國30年改革開放,確實在進步的同時,也存在深刻的危機,但是,解決危機的方式不是薄熙來的方式。如果重慶模式帶到北京去,在全國範圍內普及開來,在中國肯定是一場災難。不會是文革的簡單重演,但本質上是一場新的文革。"

  王康說,他認為薄熙來的"隕落",會給"六四"以來中國"23個年頭沈悶的政治局面帶來一種破局":"薄熙來在重慶的戲,已經演完了,復辟毛澤東的戲演完了。也就是中國走毛澤東回頭路在重慶被終止下來,我相信在全國也會終止下來,我相信,中國躲過了一劫。"

  "我為中國感到慶幸,為重慶慶幸,"王康說,"我這個態度本身,比我講話的內容,我覺得更重要。現在,我是不是受到(官方的)壓力,我不會直接地告訴你,請你理解。"

  對於自己之前有關薄谷開來與尼爾·伍德之間"絕對"有超友誼關係的表述,王康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說:"薄谷開來作為一個女人,50幾歲了,如果她的家庭生活不像薄熙來宣稱的那樣幸福,相反是有很多痛苦、苦悶、焦慮和壓力,她總要找一種方式讓自己解脫。這個倒霉的英國人(尼爾·伍德),剛好在人性的問題上做了犧牲品。"他說:"薄谷開來是一個非常不幸的女人。我並不認為她是一個很幸福的女人。權力腐化人,一個腐化的丈夫不可能給妻子帶來真正的幸福吧?權力太絕對之後,一定會毒化這個家庭。它很難讓這個家庭保持一種正常的平靜的生活。"

  消息來源之二,是薄谷開來2001年到英國居住時的鄰居。這位不願具名的消息人士說,當時尼爾·伍德、薄谷開來一起住在伯恩茅斯(Bournemouth)一棟平凡的公寓,兩人看來就像一對戀人。屋裡的男子"絕對是尼爾·伍德",他住的是右邊第一個房間,而且經常從窗戶探出頭來抽菸。房間內到處都是文件,而薄谷開來常在廚房出現。

  當被問及如何能肯定兩人的戀人關係時,這位鄰居說:"肢體語言,當兩人上樓時,男士捏掐女士的臀部,這未免太過親密了。"

  根據英國工商部門紀錄,谷開來從2001年3月至2002年1月間,住宿地址登記於伯恩茅斯的基石(Keystone)公寓,谷開來和薄瓜瓜住在公寓頂樓的條件較差的套間內,她當時赴英是安排獨子薄瓜瓜就學事宜。(《調查》第5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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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胡耀邦頂著風險將未來政敵薄一波扶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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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mbnail 胡耀邦頂著風險將未來政敵薄一波扶起來
Aug 27th 2013, 12:45, by 明鏡雜誌



《新史記》特約記者 陳亦凡



1975年,鄧小平出來主持中央工作時,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曾提出:"61人叛徒集團"的問題必須解決。那件事的責任歸咎於他們是不公道的。然而,"文革"中阻力甚大,這個問題未得到解決。

1977年7月,中共十一大恢復了鄧小平的領導職務,薄一波等人及其親屬子女申訴要求平反這個重大錯案。

此前,1977年6月初,時任中組部長胡耀邦對"61人叛徒集團"案的復查工作便開始了。
胡耀邦深知中央專案組既不會贊同,也不允許他們到中央檔案館查閱任何材料。但他依然決定由中央組織部復查這一案件。他把想法告訴了中央組織部的幾位幹部:"現在有個案子,你們敢不敢翻過來?"

幾位幹部聽了後表示:"實事求是,該翻就翻。"

胡 耀邦很欣賞他們的勇氣,說:"我們要靠實事求是吃飯,不靠精神吃飯。還是那句話,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麼時候,什麼樣情況下搞 的,不管是哪一級組織,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糾正過來。一句話,就是用'兩個不管'的矛,去對付'兩個凡是'的盾。"

案情重大,胡耀邦向鄧小平匯報,鄧聽了後也覺得事關重大,問道:"這樣的案子你也敢翻?"6月25日,鄧小平在一份關於"61人叛徒集團"案的申訴材料上批示說:"這個問題總得處理才行。這也是一個實事求是的問題。"

7月4日,華國鋒也指示胡耀邦:"61人的問題要解決,由中組部進行復查,向中央寫個報告。"

在 得到華國鋒和鄧小平的支持後,胡耀邦指示賈素萍、倪書林、周曦和、張漢夫四人復查"61人叛徒集團"案。他叮囑:此案關係重大,為了減少阻力,先不宜聲 張,要認真負責,審慎、精細、踏踏實實地進行調查,珍惜每一份資料,抓緊時間,爭取三個月復查完畢,寫出復查報告,等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時拿出來。

接 受任務後,賈素萍等四人走訪了當事人。他們第一個訪問的對象是薄一波。在傳達室裡見面後,他們親熱地問候了一句:"薄一波同志!你好。"10多年了,薄一 波第一次聽別人稱他為"同志",很激動。賈素萍說明了來意:"今天我們是先來看看您,聯繫一下,請您根據自己的健康狀況,定個時間,我們再來聽您的意 見。"

薄一波連忙回答:"我的身體很好,不必另約時間,今天就談行不行?"他把四個人請到自己的房間,一連談了七個多小時。

短短幾個月,賈素萍一行走訪了案件所有健在的當事人,並且查閱了中央檔案館有關這些人的材料。

把未來的政敵扶起來

然而,平反仍然是阻力重重。魏敬民在《胡耀邦為"61人叛徒集團"平反》一文中披露,1978年6月9日,汪東興和紀登奎、吳德找胡耀邦與陳野苹談話,單刀直入談"61人"問題。
汪 東興說:中央專案組的第一辦公室和第三辦公室,是"文革"剛起步時黨中央決定成立的,由華國鋒同志和我們幾人(指汪東興和紀登奎、吳德)直接負責的。這兩 個辦公室的案子,都是經過毛主席批定的。現在應繼續貫徹毛主席的指示。"61人"的問題是經過毛主席和黨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隨便翻過來。還有彭德懷、 陶鑄等人的問題,也不能隨意翻過來。第一辦公室的人也強調中組部不得為"61人案件"翻案。



"文革"中薄一波被批鬥。

對於汪東興和中央專案組的這種態度,胡耀邦沒有多說什麼。但私下裡,他一直在關注"61人案件"的平反。

胡 耀邦對他的部下說:作為專案工作的一個重要環節,那個"結論"所依據的有關材料,都是中央專案組已經整理好了的。真正有重要價值的東西,恰恰是戴著有色眼 鏡的人們最不屑一顧的。他們以把被立案人置於"永世不得翻身"之地而後快,他們所需要的,如獲至寶;他們認為不合"口徑"的,就不會寫到結論上去。所以, 我們要另起爐灶,就必須下功夫對能夠提供原始材料的地方和人都走訪一遍,搞清事情的來龍去脈。這樣才能還歷史之本來面貌,才能真正地是非分明,對黨對同志 高度負責。

胡耀邦率部下寫了大量的內容翔實的調查材料。1978年11月20日,中組部向中央報送《關於"61人叛徒集團"的調查報告》,《報告》列舉了大量事實後說:

【我們認為,"文革"中提出的所謂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團"是不存在的,是一個錯案。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關於"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一貫教導,我們對這一重大案件的結論和處理意見是:

一、 薄一波等同志在敵人的反省院對敵鬥爭的表現是好的。出獄時他們在敵人擬好的"反共啟事"上捺手印,並發表在當時平津的報紙上,是執行黨組織的指示。當時北 方局的決定並不只是劉少奇個人的意見,參與決定這個問題的還有柯慶施等當時北方局的領導同志。1936年,張聞天同志是中央的總書記。他的批覆應該看作是 代表中央的。許多同志說明,毛主席(事後)曾向他們表示中央知道他們出獄的經過,這一點應該認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據當時華北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形 勢以及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現,指示他們可以履行敵人規定的手續出獄,以便為黨工作,這是組織上當時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採取的特殊措施。現在沒有理由 也沒有必要去重新審議當事人和北方局指示。即使認為這個指示有什麼不妥,那麼責任也只在於指示者,而不應歸咎於指示的執行者。

二、那些根據黨組織的指示,在敵人擬好的"反共啟事"上捺手印並登報後出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錯誤處理的同志,應該恢復其黨籍。恢復其原工資級別,酌情安排適當工作。因這一問題而使其家屬、親友受到株連和錯誤處理的,也應改正過來。已經去世的,應做好善後工作。

三、 在這批黨員中,在被捕中,在入反省院以前敵人審訊時,有自首變節行為,或者其他政治錯誤,對這種人,應根據其問題的性質情節輕重,另作結論。至於薄一波、 安子文等同志這61人中,有少數人不是根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而是自願發表"反共啟事"出獄的,對這種人,應當加以鑑別,另作結論。

四、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同志工作中的錯誤,包括嚴重錯誤,應當實事求是地另作別論。】

1978年12月16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前一天,中共中央發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組織部關於"61人案件"的調查報告的通知》,要求各級黨委向所屬全體黨員和黨外群眾廣泛傳達。(《新史記》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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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高顺桥“9·13”后再不提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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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顺桥"9·13"后再不提的往事
Aug 27th 2013, 12:33, by 明鏡雜誌


   从放牛娃到八路军

  我的父亲高顺桥,1924年出生在山东省临沭县的尚庄村。1939年的重阳节,雇给地主家放了8年牛年仅15岁的父亲,正在山上放牛,看到一支穿着破旧军衣的队伍,几个军人频频向他招手微笑。已经两顿没吃饭的他感到了温暖和关爱,怀着好奇的心,打着赤脚,撂下了放牛鞭就参加了林彪、罗荣桓带领的八路军一一五师。

  父亲说:当时什么也不懂,就是想吃饱肚子。看见那么多人从眼前过,老半天也走不完,很热闹,所以就当了兵。

  当时八路军很穷,仅仅是个温饱,老百姓都称呼"穷八路"。队伍里的人大多是刚刚招来的新兵,很多人和父亲一样还是穿着带补丁、露窟窿的庄户人的衣服。有的受不了苦,在夜晚宿营的时候就偷偷地跑了。当时父亲没有跑,因为听说跑了的人都去当土匪了。那时当土匪要比当兵好,有吃有穿,打仗不需拼命,只是到富裕人家"拉户"、"绑票"啥的。干完一"票"后,"胡子"(土匪头子)便给跑腿的分赏。一位首长问我父亲为什么不跑,我父亲说:"土匪不是好人,是祸害好人的。"就这样他留在了八路军。参军第二天就打仗

  父亲参军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防御阶段。一一五师在山东开辟抗日根据地,一面开展减租减息,发动老百姓为部队征军粮、军衣;一面要和伪军、日寇作战,还要应付国民党军的摩擦。所以,他们在山东滨海区(苏北、鲁南十个县)只是开展敌后游击战,在战斗中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

  父亲当兵前后没有接受任何训练,唯一让他有点"武"功的就是放牛时练就的摸爬滚打、骑驴、用土炮打兔子的把戏。父亲说,他和我爷爷一样,喜欢瞄准。他用弹弓打鸟、抛石头赶牛,练了一手瞄准投的绝活。投掷石头又远又准,在村里无论大人孩子没有谁能撵得过他。

  父亲参军的第二天就上了战场。上战场前的几个小时,老兵临时教父亲如何用枪,从拉枪栓到压子弹再到勾扳机,父亲看了一遍就会用了。最后又教如何卧倒等防守动作。父亲说:教归教,打仗全靠自已"悟性"。父亲参军的第二天连队来到苏北的黑林镇驻扎,这天傍晚遭遇了从连云港登陆的日本鬼子的一个小队。当时鬼子只是探路,八路军靠着人多又加上一百多民兵,决定吃掉这帮鬼子。但是由于没有机枪和火炮,手里最好的武器就是三八大盖(打一枪压一发子弹),加上八路军没有熟练的作战技术,百多人打十几个鬼子,只听见鬼子的机枪"呱呱叫",八路军只好爬在土沟里不时露头打一枪,有时一露头,就被几百米外的鬼子一枪给击中了。当天和父亲一起参军的十五个新兵,就牺牲了八个。父亲清楚地记得,东盘村姓刘的一个青年,参军那天刚刚结婚满十天,他戴着大红花,村里人扭着秧歌把他送到部队。结果第二天打仗,他连一枪没来得及放就让鬼子的机枪把半个头盖骨给揭去了。这一仗持续了三个多钟头。由于天黑,鬼子人少不敢恋战,丢下一具尸体,架着受伤的2人在两挺机枪的掩护下往连云港方向撤退了。而八路军却死伤十几个人。父亲好歹过去打过猎,善于隐蔽,才不至于头一次打仗就丢了命。

  战火中学会英勇善战

  当时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山东滨海区(现在的临沭县)一带主要开展的是游击战。按照《论持久战》"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敌撤我追"的战略战术,从小到大,从农村到县城,一步一步地消灭敌人,使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

  战斗中缴获了很多战马和枪支。父亲参军三个多月,连长只发给他八颗子弹。靠着八颗子弹他参加了十五次战斗,用那支"汉阳造"步枪打死了五个鬼子,受到了首长和战士的夸奖。部队给他配备了一杆三八大盖枪,父亲从此成了狙击手。父亲说,当时八路军一个营才有一挺机枪,而鬼子每个班就有一挺机枪,有的还是重机枪。

  由于八路军的装备差、战士作战技术落后,父亲说很多时候都以十倍兵力对付日本鬼子,有时攻打数日都无法成功,还会损失惨重。八路军牺牲的人多数是被鬼子机枪打死的。父亲成了狙击手后,就专打鬼子的机枪手,靠自己"百步穿杨"的准头,共打死了十六个鬼子机枪手。当时鬼子的机枪手是专职的,一旦机枪手死了其他临时递补的就毫不可怕了。打死一个机枪手就相当于消灭鬼子一个班的战斗力,而父亲却毫发未损。

  1941年父亲的连队攻打滨海区朱苍乡(现在的山东省临沭县朱苍乡)黄谷峪的鬼子和伪军。连长领着一个大高个子首长来问谁会骑马,父亲说我会骑(因为他给地主放牛时骑过驴)。就这样父亲又担任了团通信员。黄谷峪据点山陡路险,日本鬼子的碉堡周围又有铁丝网,团长贺东升带领全团的战士奋勇作战,但是鬼子凭借优越的地形和火力拼命抵抗,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子弹像雨点一样密集,战斗越打越激烈。这时团长让父亲去通知二营抄敌人的背部。父亲必须穿过敌人的火力网,趁着烟雾骑上战马飞驰而去。他靠小时练就的"骑裸马"的招数,时而附倒在马背,时而侧搂着马脖子,边扔手榴弹边打枪,一口气跑到了二营阵地。二营根据团长的命令,从敌人火力薄弱的后侧发起了攻击,背腹受敌的鬼子顿时气焰大落,八路军取得了主动权。下完通知后,父亲必须马上返回团部。为了尽快赶回去,只有从阵地直线通过。当时鬼子火力分散了,战场相对安静,但是父亲只要走上去,敌人肯定发现。军令如山,没有回转的余地。父亲双枪上瞠,拉紧马缰绳趴在马上冲向敌人的阵地。当敌人发现的时候,他就冲到了敌人的跟前,马上扔过去几颗手榴弹,在烟雾掩护下安全地回到自己的阵地。这一去一回的过程,全都被站在山顶的团长何东升看得一清二楚。天渐渐地黑了下来,八路军习惯摸黑作战的时机到了,加上二营的包抄,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敌人全部被歼。后来父亲所在的部队又转战苏北鲁南,与日、伪军打了十几仗,1941年8月1日,一一五师在蛟龙汪(现临沭县)举行3天规模盛大的军政检阅大会,父亲被编到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并发给他入伍后的第一身军装,又给配了手枪,此时他才感到自己成了一名真正的军人。

  1942年,一一五师在罗荣桓指挥下在苏北鲁南交界处发动了三次甲子山战役,特别是第三次战斗整整打了七天七夜。父亲的连队打得只剩下三十多个人,父亲还是担任狙击手,时刻瞄准鬼子的指挥官和机枪手。他躲在暗处,用他的话说是"放暗箭",三百米以内都是一枪毙命。好几次部队冲锋时,遭遇鬼子机枪阻击,神枪手的父亲成了鬼子的克星。八路军在这三次战役共毙伤日伪军2600多人,收复了甲子山区,从根本上扭转了滨海地区抗日斗争的困难局面。

  1943年1月发起郯城战役,这是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后第一次进攻县城。郯城墙高壕深,并筑有炮楼,是座完全堡垒化的城镇。当时,郯城有日军一个分队,伪军四个中队。八路军在尚无重武器的情况下,拿下郯城,并无多大把握。正是由于郯城攻坚战的艰巨性和重要性,罗荣桓才让代师长陈光到教导2旅亲自指挥这次作战。

  1月19日深夜,父亲的六团经过40公里的急行军,悄悄地突破了日伪军的封锁线,摸到郯城南城门下。但是,由于敌人用沙包将城门堵得死死的,原来的攻城方案行不通。这时,陈光和曾国华等人决定重新调整部署。6团和4团又重新选择了攻击方向。晚上10时左右,部队开始攻城,战斗十分激烈。八路军在突破城墙的时候遭到敌人的拼命抵抗。日伪军居高临下,多次阻止了6团的进攻。由于八路军人多势众,英勇顽强,又加上是夜间作战,没过多久,就有一些部队陆续攻上城墙。城内的敌人受到多路攻击,一面反击一面向周围的据点发出求援信号。

  第二天上午9时左右,离郯城约9公里的马头镇的日军1个中队和伪军400余人向郯城扑来,企图为城内敌人解围。但当他们进到白马河与西关之间时,遭到了4团政委吴岱率领的部队的迎头痛击。

  由于郯城县地处鲁南平原,无作战掩体,战斗急促又来不及挖掘战壕,为了战斗的胜利父亲说他们忍痛将战友的尸体垒起,把枪架在战友的身躯上向鬼子射击。战斗打到后来,父亲的连队只剩下他和连长了,他跟前所有的枪都打光了子弹。他看见牺牲的班长手中还紧握着一支枪,弓着腰去拿班长的枪时,鬼子开枪打伤了父亲,疼得他直不起腰来,父亲还是咬着牙坚持战斗,血越流越多最后只好报告连长说:"连长,我快不行了。"连长说:"再坚持一会!"父亲实在坚持不住了又一次报告,连长还是让他坚持。这样父亲带伤作战将近1个小时,直到后续部队上来运来了炸药包,炸开了县城的围墙,才彻底消灭了敌人。等父亲撒出阵地时,由于失血过多已昏迷了。多年后父亲对日本鬼子的枪法还是连连称奇,他说自己躬着身只是露了一下脊梁就让三百米外的鬼子一枪打断了两根肋骨。

  解放郯城县活捉了日本指导官多田,宣告了一一五师入鲁以来第一次攻坚战的胜利。

  负伤后来到林彪身边

  父亲身负重伤后,被送往后方医院养伤。养伤的医院在马鞍山(后改为抗日山),此山位于苏、鲁两省毗连的江苏省赣榆县西部山区。养伤期间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部队安排他回家探亲。当时伤还没有完全好,他带上十个馒头算是给父母的礼物,不分昼夜地往家赶。自从参军以来这是第一次回家,渴望亲人的心情,使父亲走了整整一天一夜,父亲见到了日夜想念的父母。父母看着眼前的儿子惊得半天说不上话来,因为父亲一走三年音信皆无,村里传言父亲早被土匪杀害了。面对父母,父亲流着眼泪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说了一句:"我回来了。"怕父母担心自己,他没让爷爷奶奶知道自己负伤的事。当时全国都在抗战,家里仍然很穷,吃的是野菜,父亲带回来的馒头爷爷奶奶一个也舍不得吃,而是送给了左邻右舍的乡亲,让吃野菜度日的庄稼人饱了口福。最后还把家中仅有的一只鸡杀给父亲吃了。父亲在家中只待了4天就归队了,这一别他再也没有见到父母。

  回到部队的第六天,团长单独找来父亲说你被调到司令部工作了。到了司令部后,一起来的十几个人中,开始了射击、骑马测试,最后抽调父亲和其他五人来到了林彪身边当了警卫员。

  第一次见林彪,父亲说他不像其他首长那样,大笑着打招呼又握手又拍肩膀啥的。林彪很冷淡地问了问他们几个人的名字,参加过多少次战斗,其他啥也没问,现场的气氛严肃沉默。父亲见过林彪后,感到林彪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应该是高大威猛的大司令,而是一个中等偏矮、不言不语,文弱瘦削的普通人。

  1944年一一五师离开了山东省,到东北开辟根据地。父亲跟林彪当警卫员,林彪外出活动,4个警卫员是不离左右,每个人腰插两把手枪。当时的东北环境很乱,不但有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还有汉奸土匪。他们都仇恨共产党、想杀害林彪。有一个特务连是专门保护四野司令部首长的。有一天,父亲跟随林彪去戏院看戏。到了戏院,父亲马上观察周围的地形和戏院内的情况,发现有不少可疑的人在转来转去,他们的眼睛不时向林彪和其他首长盯来盯去。父亲发现情况可疑,马上报告了特务连长,同时紧握双枪保护林彪马上离开戏院。就在林彪离开不久,戏院就响起了枪声。由于林彪撤退及时,特务的暗杀才没有得逞。

  父亲在东北整整跟了林彪三年。东北的解放,四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父亲说他们刚到东北时有十万大军,二年下来就只剩下六万人了。父亲说:林彪打仗时,长时间地站在地图前不说话,别人问他好几句话,他也不回一句。有时像刘亚楼等首长向他请示也是遭遇这种沉默,弄得站在他身边的警卫员也很不好意思。电影上说林彪好吃炒黄豆,边看地图边嚼黄豆,父亲对此持否定态度。他说林彪胃口不好,特别不喜欢吃零食,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唱歌。林彪在东北除了看军事地图、思考战争外没见他有啥嗜好。父亲说,跟林彪在一起,没有见他吃过黄豆。只是看他习惯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站在那里,冷冷的面孔"怪吓人的"。一旦战斗开始,林彪便来了精神,一连几天也不合眼。林彪常说:你们不要说伤亡数字,说结果吧。但是在战争的间隙林彪也会掉泪的。东北四平街战役结束后,父亲跟随林彪进入残垣断壁的四平市,四平战役打得非常残酷,敌我双方死了很多人,父亲说:到处都是尸体,一堆一堆的,地上的鲜血都能把鞋粘住,平时不动情的林彪看了后也淌了很多眼泪。

  后来四野一直打到海南岛,父亲不识字,连个通知也看不懂,到解放战争时就不再担任林彪的警卫员了,留在东北参加了剿匪战斗。建国后又参加了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俗话说"瓦罐不离井崖破,将军多是阵前亡"。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十几年的战斗生涯,身经百战的父亲只是负过三次伤,却能幸运地活了下来,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父亲没有文化,只知道打仗。一一五师六团在1955年授予他中尉军衔,1958年转业到青海省劳改农场工作。父亲在青海工作时,林彪曾托人送他两条"大前门"香烟和一盒子弹。由于父亲在战争中摔伤了左肾,小便常带血,青海高原气候使他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于1965年离休回到山东老家。由于我们姊妹五个,只有父亲那一点薪水,每年春天我们总要一半粮一半野菜对着吃。回到老家时连房子也没有,父亲就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诉说了自己的经济困难。大约过了三个多月,北京给我父亲寄来了三百元钱,我家才盖起了三间屋。离休在家的父亲喜欢和乡亲们谈论自己过去的战斗故事,特别喜欢提他使双枪给林彪当警卫员的往事。但是"9·13事件"后,父亲一下子变得很沉默,也苍老了许多,从此不再说自己战斗的过去,特别不再提林彪的事,他独处的时候总是叹气。记得在一年的夏天,少有开心的父亲和我们又说起了过去的战斗故事,不懂事的我忽然插话说:爸爸你怎么不说林彪了?父亲的脸色立马阴沉起来,二话没说"啪"的一声扇了我一个耳光。直到九十年代初,父亲有次谈起跟随林彪的过去时说:"林彪有功有过,他很会打仗啊,三大战役林彪指挥了二个,四野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打天下林彪是有大功的。桥是桥,路是路嘛。"

  2005年1月父亲因战争中落下的肾病、腰疼病最终复发病变,终于走完了82岁的风雨人生。

  高树光、王统富,《文史天地》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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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茅于轼:我在60年代的挨饿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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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我在60年代的挨饿经历
Aug 27th 2013, 12:32, by 明鏡雜誌


   所有的人都有肚子饿的经验,但是这完全不同于长时间的饥饿,长时间的饥饿是一种极端痛苦的经验。现在的人不大可能再经受这种痛苦了。

  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1960年,我因为是"右派"而被下放到山东藤县。当然那时候下放的不光是"右派",也有一般同志。不过对"右派"管得特别严,受的罪也最多。我们铁道研究院一起下放的大约有六七十人。我被放到了庄里东村,住在该村党支部书记李某的家里。他家有他的爱人和两个孩子,大的有三四岁,小的刚周岁。三年自然灾害时候只有干部家里有新生的小孩,一般人根本没有生育能力。我自己在农村待了整整10个月,根本没有任何性欲。我们刚到的时候,就知道隔壁的一家四口人中已经饿死了两个,留下一个户主和他的大女儿,他的爱人和小女儿都在上一年(1959年)死了。妈妈活着时能够保护孩子,妈妈一死,孩子就难逃一死了。当地最惨的是一家12口人,只剩一个人。当时他十几岁冬天冻得没衣服穿,他看上了我一条要淘汰的卫生裤,屁股上已经磨出了洞。我临走的时候把裤子给了他,他感激不尽。后来知道,看上我这条裤子的人很多。有人埋怨我,说不该把这条裤子给他,因为还有人比他更需要。

  我们刚刚到藤县时,县里的领导设宴招待我们。从北京来的人还没有挨过饿,而当地百姓已经饿了一整年。我们和当地干部没有共同语言,当地的干部们口口声声说百姓有的吃,粮食不是问题。我们听不懂是什么意思。那天的宴会说不上有什么好菜,但是粮食是敞开吃的。我们并不感觉敞开吃有什么奇怪。到了后来,挨了饿才知道敞开吃有多难得。那时候最难看到的是一个人嘴巴在动,这意味着他在吃东西,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盼望的就是能够到县里去开会,有一顿饱饭吃。这种机会很少,只记得开过两次,每次差不多一个星期。在这一个星期中我每天早中晚三顿饭每顿都吃一斤馒头(五个)。一个礼拜吃下来,并没有解饿。解饿要有油吃。没有油,光吃粮食,肚皮照样饿。

  人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人生追求,但是又都有一个臭皮囊。在正常情况下,人的理想和人生追求在起作用。人是受意识支配的,但是到了挨饿的时候臭皮囊起了决定性作用。人的意识完全让位于臭皮囊,人失掉了任何理想,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吃"。这是一段极特殊的人生经历,一个没有意识的经历,人退到了野兽的状态。

  我在藤县饿得没办法,全身浮肿,连鞋都穿不上,弯腰都困难。肚子饿了就靠喝水填充饥饿感。因此小便特别多,一个晚上要起来七八次。我之所以挺过来有一个原因,就是夏天和秋天时吃了许多蚂蚱。在田野里有许多蚂蚱,抓住一个就放入一个信封口袋里。等有了七八个,就把信封放到火里烧。信封烧掉了,蚂蚱也烧熟了,放进嘴里嚼嚼咽下肚去。蚂蚱的消化系统里有一股绿色的水,是它吃草后消化过程中的产物,非常苦,很难咽。但是饿使人不顾一切。

  人都说灾年撑死的比饿死的多,这是有道理的。人饿急了,会不顾一切地进食,就有可能撑死。有一位华侨青年,肚子饿得不行。他妈妈从香港寄来一大包食物,他不顾一切地吃,最后活活地撑死了,情况惨不忍睹。他妈妈来领尸时痛不欲生。我从藤县回北京,当天晚上我太太给我开了一个猪肉罐头,我还算有节制地吃了一大碗带猪油的大米饭,到了晚上全吐了。我一生有几次面临死亡,一次是进入深水游泳,那时我11岁,不懂会有淹死的可能。一次是在齐齐哈尔当副司机,冬天,我拎着一桶油追赶前进中的火车头,差一点被车头撞死。再就是在藤县挨饿。如果再在那儿留两个月,我必死无疑。再有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时被红卫兵用皮带抽,幸亏当时是早上七八点钟,马路上的人不多,没有围观的人,否则几个红卫兵凑起来打人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打死。

  由于有了挨饿的惨痛经历,后来我每次吃宴席,剩下许多菜时,都有一种沉重感。我吃东西从来不挑食,不管是什么,都是好吃的,因为有挨饿的经验。挨饿真正是"切肤之痛",而且一直痛到内心的深处,痛到永久。

  没有挨过饿的人无法理解挨饿时的心理。三年自然灾害时最高兴的是能够吃一顿不要粮票的饭。有没有这种机会?倒是有的。比如出差坐火车,按规定在吃饭的时候可以供应4两粮食的食品。一般是两个火烧或面包。再有就是有特权的人,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有机会吃不要粮票的饭。那时候到朋友家做客,都要自带粮票,或者自带干粮。

  茅于轼,摘自《无悔的历程》,201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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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七千人大会打下毛刘分歧的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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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会打下毛刘分歧的楔子
Aug 27th 2013, 12:30, by 明鏡雜誌


  1967年2月,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的一段谈话,让人们的目光一下子聚焦在七千人大会。以后,每当人们谈到毛刘之间的分歧,都要引用毛泽东的这段话:"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很显然,这个所谓的"修正主义"指的是刘少奇。
 
  不过笔者发现,毛泽东的这段话是经过人们简化和加工的。他到底是怎么讲的?是这么具体直接吗?通过仔细查阅毛泽东与巴卢库的谈话记录,发现毛泽东其实是这么说的:"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
 
  这里还涉及一个问题,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是不是真讲了这么一段话呢?经过再查阅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讲话的原始记录,结果并没有这样的内容,即使1962年4月下发的毛泽东讲话记录整理稿,也仍然没有这段话。相反,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通篇讲话给人感觉既幽默风趣,又谦虚诚恳,洋溢着比较浓烈的民主气息,流露出他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和谐的亲密气氛!
 
  难道是毛泽东空穴来风?这不太可能!如果考虑1967年2月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颠狂阶段,刘少奇已被认为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毛泽东用1967年的感受来追溯1962年初的事情,显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毛泽东为什么偏偏把反思的目光锁在了七千人大会?为什么把刘少奇要"推翻"他这样一件大事,偏偏追溯到七千人大会,而不是别的什么时候?1967年4月12日,江青说的一句话,应该是解开这个谜团的一把钥匙。江青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这至少表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确曾使毛泽东很不高兴。那么,这憋的一口气,是什么气呢?
 
  检讨七千人大会前前后后的情况,有以下几个问题可以探讨。
 
  先从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来看,这中间似存在着毛刘之间沟通不够的情况。理由是:报告除了讲三大块之外,其中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讲到什么程度,如何表述,两人之间事先缺乏很好地协调。如对当时的形势如何估计?这是毛泽东十分看重的问题。1961年9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提出,经济形势已经退到谷底,现在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也就是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此后他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但刘少奇有着自己的不同看法,所以他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没有把毛的这句"定调"的话写进报告。毛泽东看后不满意,也就可想而知了。后来经过讨论修改后的报告稿,还是加进了"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判断,显然,这是按毛泽东的意见在估计形势了。
 
  再如:报告初稿在讲成绩和错误方面,将建国以来12年的成绩一起混着讲了,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没有突出出来单独讲,相反报告讲的缺点错误几乎都是"大跃进"以来的。当然,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问题是,会上有人抓住这一点说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说报告漆黑一团,越看越没劲。从毛泽东最初想拿出三天时间对稿子进行修改,以及后来将稿子直接发给大会讨论的情况判断,他显然也存在着同样的看法--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大跃进"的成绩讲得不够,使人鼓不起劲来。后来经过大会讨论修改的稿子,开始突出"大跃进"以来的成绩,一共讲了12条,缺点错误讲了4条,显然是在努力把成绩讲够方面下了工夫。
 
  还有报告初稿对"三面红旗"的评价是:"站得住的"、"正确的"、"基本上正确的"。大会在讨论时,有些人认为评价低了,应统统改为"完全正确的"。后来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接受了部分意见,将"站得住的"改为"正确的",其他没有改动。"三面红旗"对毛泽东而言,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刘少奇的态度是否也会引起毛泽东心中的不快呢?
 
  这些情况表明,毛泽东期望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对"大跃进"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刘少奇虽然也肯定了,但在毛泽东看来,肯定的不充分,不那么理直气壮,甚至给人一种"大跃进"是"漆黑一团"的感觉,这使毛泽东感到刘少奇对"大跃进"的估量,对当前形势的判断,对"三面红旗"的评价等,并没有按照他的想法解说。但事情还不止于此。毛泽东本来对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就有意见,岂料刘少奇在1月27日做大会口头报告时,更讲了一些让毛泽东心中不快的话。刘少奇在向大会解说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时,提出了天灾、人祸哪一个是主要原因的问题,并做出了两个"三七开"的判断。他说: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我们至今还能感受刘少奇说这番话的坦率与真诚,热烈与激昂!这些话在当时听起来是十分尖锐,很带刺激性的,因为很少有人敢于这样讲话。
 
  这里有人要问,早在1960年底和1961年初,毛泽东就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为"人祸",刘少奇这样讲毛泽东怎么会不高兴呢?问题是,毛泽东自1961年4月以后,几乎没有再用"人祸"的提法,也从未做出过几分人祸几分天灾的判断;此外,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比喻缺点、错误与成绩之间的关系,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来的,而且他经常讲,尤其是在工作出现失误遇到困难的时候。再者,毛泽东虽然在估量地方工作时,曾突破"一个和九个"的框框,但是并没有对全国的工作做出三分缺点错误、七分成绩的估量。因此刘少奇的这番话就显得十分大胆,作为第二把手,他做出了毛泽东从未做出过的判断,而这些敏感问题恰恰是毛泽东本人不愿意多说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毛泽东几次谈到"人祸",是在小范围的内部谈话时讲的,而刘少奇却是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七千党的领导干部,也就等于向全党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对工作做出了这样的估量,毛泽东听起来自然不那么愉快了。所以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是缺点错误讲得过于严重了。1964年8月2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等谈话时说:"七千人大会有纲,也有目,把一些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以后在4、5月更讲得严重。"可见刘少奇的这一估量,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还有敏感的"三面红旗"问题。刘少奇在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上说"比较难说的三面红旗问题"。难说在什么地方?为什么难说?刘少奇没有讲。"三面红旗"作为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造成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后果是客观存在的。一般说来,如果是个别错误,就要考虑具体政策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是全局性的错误,就要看指导思想是否正确。"大跃进"的失败,明显属于全局性的错误,对"三面红旗"为什么还要坚持?甚至还要高举?这个问题很复杂,既有全党认识上的问题,也有毛泽东的问题。毛泽东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始终没有让步,一直认为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是在"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刘少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七千人面前如果讲"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自然如其所说变得"难说"起来。刘少奇在大会的口头报告中讲"三面红旗"时,是这样说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在执行中有偏差,注意了多快,忽略了好省;对"大跃进"的解释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说,产量每年翻一番,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大跃进"还应该继续作为我们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目标,我们应该坚持下去:"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还是应该办的,只是搞得太急,未经过典型试验就全面推开了。然后,他总结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少奇对每一面"红旗"都做了论述,他的方法是总体上肯定,具体上指出问题,事实也等于检讨了指导思想存在的问题。应该说,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意见并不是很大,有的问题他自己也做过检讨。关键是刘少奇的结论,即"现在都不取消",难道将来就要取消?毛泽东似乎觉得刘少奇对"三面红旗"肯定得不够,尤其同林彪相比,更显得刘少奇坚持"三面红旗"不那么理直气壮,即使同周恩来相比,刘少奇的态度也显得有所保留。这也是毛泽东对刘少奇产生不满的另一个因素。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期间,确实对刘少奇产生了不满。这个不满主要表现在刘少奇"大讲"缺点错误,讲"人祸",把过去几年的工作讲得"漆黑一团",不积极维护"三面红旗",不和他保持一致,换句话说,毛泽东感觉刘少奇不但没有积极维护他的领导,还有点"施压"的味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毛刘之间在七千人大会的分歧虽然没有公开,却是比较深刻的。不过,此时的毛泽东虽然憋了一口气,但因为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确实有着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当时的国民经济还在一片萧条当中,有些问题还要靠实践来检验,所以毛泽东的憋气并没有表现出来。而刘少奇呢,受大会民主气氛的鼓舞,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工作起来更加大胆、更加泼辣,思想也越来越解放,讲话越来越尖锐。
 
  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刘少奇这些感受很深的话脱口而出,令当时在场的人十分震动。
 
  不久,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自喻是"非常时期大总统",说:"国民经济到了这种状况,在国外总统就要宣布废除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刘少奇在这里追究的是他自己的责任,但不少人都知道,最大的责任者是毛泽东。
 
  1962年3月,刘少奇在要求公安部总结几年来打死人命,伤害无辜群众的教训时,对公安部长谢富治等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事后,他觉得不妥,坚决不同意公安部党组印发他的这番讲话,因为他觉得"将来会出毛病的"。这些话都触及了毛泽东的敏感之处。毛泽东听了会是怎样的感受?至少,憋气是肯定的。
 
  还有,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批评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他针对七千人大会对形势的判断提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现在是"非常时期",此后,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分明有困难,却说没有困难,这样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年5月刘少奇主持下发的中央文件也说:"不愿意承认困难,或者困难本来有十分只愿意承认几分,总怕把困难讲够了会使干部和群众丧失信心,以为回避困难,问题就容易解决,对于困难不是认真对待,而是掉以轻心,很明显,这决不是真正的勇敢,决不是革命家的气概,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有的态度。"

  尽管刘少奇讲的都是事实,或者可能讲的严重了一些;尽管民主革命时期的毛泽东也强调要充分估计困难,反对盲目乐观,在中共七大上他就曾一下子讲过17条困难,但现在,毛泽东虽然也讲困难,却并不愿意总是强调困难,他更愿意把形势估计得乐观一些,在某种程度上,他恰恰是刘少奇所说的对困难估计不够的代表者。照此说下去,毛泽东是不是连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够资格了呢?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的加剧,也有这种因素吧?
 
  在刘少奇强调困难形势的同时,如何调整方方面面的政策,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毛刘之间又发生了思想路线上的分歧。七千人大会之后,也就是1962年上半年发生的几件事,从毛泽东看来,都是"右倾"的表现。最突出的一件,便是各地出现的有关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做法,这些做法还受到了中央第一线领导人的积极支持。毛泽东认为,这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搞集体化的重大原则问题。他批评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主张,是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表现,是刮"单干风",而且越到上层风刮得越大。再有一件,就是王稼祥在外交政策上提出:对外斗争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而不能勇往直前一斗到底;对外援助应当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都被他认为是修正主义的"三和一少"。1962年7月,中国代表团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裁军大会时,强调和平、裁军比较多,反帝调门比较低,曾引起几个亚非国家代表团的不满。事后,毛泽东对此多次提起批评,说是"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并向有关国家道歉。还有,就是在平反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形成了一股平反之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他针对国家机关党委准备对几个比较有名的右派进行平反的事提出严厉批评,责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此事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6、7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这类事情,还可以举出一些,如在统战工作问题上,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都出现了一些在毛泽东看来带有右倾性质的方针政策。事后,毛泽东曾多次批评1962年上半年,说那时候是一股风,可猖狂了。1965年8月11日,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小范围会议上说,1962年刮歪风,在国际上、外交上主张"三和一少",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如果当时我们几个常委不顶住,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其实,在毛泽东看来多数常委并没有"顶住"。可见1962年的上半年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那么这些所谓"右倾"的表现,又和刘少奇有什么关系呢?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主持第一线工作,是那些问题的支持者,或是那些问题的始作俑者。具体的工作和任务是从分析形势中提出来的。既然形势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此才导致了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右倾。所以,毛泽东对刘少奇又多了一层政治上的不信任。
 
  换言之,七千人大会之前,毛泽东与刘少奇存在的分歧主要是工作上的分歧。七千人大会使毛对刘憋了一口气,产生恩怨,问题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七千人大会之后,毛刘之间的矛盾不但没有化解,而且还在不断积累,同时在估量国内形势,在对外政策和农村政策,以及不少重大决策上,出现一系列彼此相左的意见分歧,而这个分歧的产生则关系到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在毛泽东眼里是出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大分歧。他认为,刘少奇是被困难吓倒了,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至此,两人之间的分歧便具有了双重意义:既有个人的恩怨情结,又有思想路线上的分歧。这种矛盾纠葛,随着以后"社教运动"的进行,以及一些国际事务的开展等等,变得越加难以调和,最终使毛泽东产生一种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和两条战线斗争的错觉。

  共识网书摘,摘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标题为共识网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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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陈独秀狎妓:改变中国历史的一个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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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狎妓:改变中国历史的一个传闻
Aug 27th 2013, 12:29, by 明鏡雜誌


1919年初,社会上关于北大的谣传就不断。这些谣传有的是扑风捉影,有的是道听途说,有的是刻意造谣。要之,北大进入一个动荡岁月,中国进入一个多事之春。在这动荡不安的季节里,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是一个非常私人化的传闻:陈独秀狎妓。

新派的尴尬

3月4日,上海《神州日报》"学海要闻"栏刊载"半谷通讯",煞有介事宣称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即将或已辞职,作者信誓旦旦表示自己为此往访北大校长蔡元培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之说并无否认之表示。且谓该校评议会议决,文科自下学期或暑假后与理科合并,设一教授会主任,统辖文理两科教务。学长一席,即当裁去。

"半谷通讯"主持人为北大学生张厚载。作为在校生,张厚载与北大那些新派师长有不同意见,与老派师长来往密切,张厚载以特约记者身份在《神州日报》开专栏,以"半谷通讯"名目一再散布北大负面消息,使北大颜面丢尽,无端中枪,受到相当伤害。

张厚载散布的传言强调,北大新派教授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半农等已被政府干涉,理由就是他们散布的那些极端思想。传言还说陈独秀态度消极,准备辞职等。这些传言虽被蔡元培、胡适等人再三否认,但这些传言还是不胫而走,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蔡元培、胡适等人出于对北大的爱护出面否认这些传言,然而事后却证明这些传言并不是谣言,恰恰被一一证明,恰恰被不幸而言中。这是最令新派教授感到尴尬的地方。

无法证实的传言

陈独秀绯闻传闻是此番北大危机的重点,在张厚载的"半谷通讯"之后,各大报纸深度挖掘继续弄出一批令人震惊的新材料。这些新材料显然影响了北大的正常运转,以至于蔡元培不得不在《神州日报》发布三点更正:

一、陈独秀并没有辞职。如有以此事见询者,鄙人绝对否定之。"半谷通讯"中所谓并无否认之表示者,误也。

蔡元培信誓旦旦斩钉截铁这样表示为3月19日。令人尴尬的是,仅仅一个星期后,蔡元培于3月26日就陈独秀的去留与汤尔和、胡适等人商量至深夜。

二、关于文理两科合并不设学长,而设教务长以统辖教务。这也是张厚载最先楬橥报端的。蔡元培在声明中矢口否认,以为此事曾由学长陈独秀及教授会、主任会议议定,经评议会通过,定于暑假后实行。"半谷通讯"说此学期实行是不对的,至于设教务长一人,蔡元培在声明中强调纯粹为教务进行起见,与陈独秀是否辞职毫无关联。

蔡元培的解释无法自圆其说,甚至等于承认陈独秀辞职确有其事,因为文科不再设学长,而归诸教务处,就是"半谷通讯"中说的。而且,北大《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确实在3月1日北大评议会通过。更为吊诡的是,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两科教授会主任及政治经济门主任会议,当场议决将已发表的《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提前实行,并由各主任投票公推教务长一人,马寅初当选。这里面虽然有许多新派教授内部不易说不便说不忍说的矛盾和阴谋,但也不能一味指责张厚载造谣生事,空穴来风,事实可能是无风不起浪,事出有因,确有其事。

三、至于张厚载在通讯中说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半农等人已受到政府干涉,还说陈独秀态度消极,并已离开北京等。蔡元培在声明中指责这些说法"全是谣言",然而事实却在印证着这些传言、谣言都是事实,并非空穴来风凭空捏造。

陈独秀是一个敢做敢当的男子汉,性格率直,不拘小节,他在北大主持文科时,确实得罪过不少人,这些被得罪的人在大节上斗不过陈独秀,就只好在小节在私德上做文章,而陈独秀恰恰在这方面上是弱项。这都是事实。

蔡元培有心保护陈独秀,所以在1919年初出面发起进德会,规定不嫖、不赌、不娶妾,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这简直有点禁欲主义的味道。陈独秀在这个戒约上签了字,成为会员。

然而入会不久,却有一个流言在北大传播,说陈独秀逛八大胡同嫖妓,而且被妓女抓破下身。这可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新闻,终于使那些陈独秀的反对派抓住了把柄。3月18日,林纾在《公言报》发表致蔡元培公开书,指责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其实想说的就是陈独秀嫖妓这件事,"深以外间谣诼纷集为北京大学惜"。

林纾欲说还休的公开信加剧了陈独秀绯闻的传播速度。同一天,《公言报》以《请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近状》为题,发挥演绎林纾在信中的暗示,公开指责陈独秀、胡适等菲弃道德、毁斥伦常、诋排孔孟。批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以新派领袖自居,沆瀣一气互相吹捧,不明真相无法辨别的学生闻风而起,服膺师说,张大其辞,致使谬说流传影响极坏。

根据这篇文章的指责,《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都有问题,北大比较持重比较公平的刊物大约只有《国故》可读可信。这篇文章还说,日前哄传教育部责令北大将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之三人解职,但据记者调查,并无其事。文章一方面对各种传言、谣言推波助澜,一方面为教育部解脱,将各种传言的起因引向北大内部。

由于《公言报》这篇文章直接牵涉《国故》和刘师培,刘师培即便不能认同于陈独秀等人学术主张,但也不愿介入这种人事纠纷。更何况,刘师培个人与新派学人并非有多少怨恨,蔡元培等人对刘师培始终不薄,所以刘师培很快发表声明对《公言报》的传言给予驳斥。这多少为蔡元培和北大新派教授挽回了一点面子。

"去陈":改变中国历史的一夜

有关北大的负面新闻主要集中在陈独秀、胡适等几个新派人物身上,最主要的传言、谣言,并不是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学术水准,而是个人品德行为方式,是私德,但在大学教授身上,好像还不能当作私德去处理。

3月26日,蔡元培、沈尹默、马叙伦等在汤尔和家不知怎么就说起了陈独秀这些事。这个晚上的讨论引发了后来中国巨大转变。

谁都知道,沈尹默、马叙伦和汤尔和是蔡元培在北大最倚重的"浙江帮",用傅斯年的话说,这三个人其实就是蔡元培的"谋客"。蔡元培在北大的许多主张与做法,大都来源于他们三个人。他们三个人原本一直帮蔡元培出主意对付北京政府,对付徐世昌、段祺瑞、徐树铮,还有教育部那些官老爷。然而不知为什么,他们三人在这天夜里却将精力、智慧都在用对付陈独秀。

按照胡适后来分析,蔡元培此时并不愿意"去"独秀,因为这样一来等于承认了外面的谣言。而汤尔和不知为什么这样仇视陈独秀,一再强调陈独秀私德太坏,并依据传言添油加醋渲染陈独秀八大胡同狎妓,宣称陈独秀与北大诸生同暱一妓,因而吃醋,因而争风,因而陈独秀将这个妓女下体抓伤以泄愤。

汤尔和的说法究竟有多少事实依据,其实是一致令人怀疑的,尤其是抓伤下体这样的隐私,如果当事人不说,不可能有第三个人知道。然而,汤尔和就是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绘声绘色滔滔不绝讲了几个小时,一再建议蔡元培痛下狠着,整肃校纪,将不配为人师表的陈独秀辞聘,也可借此遏制胡适等几个人的猖狂和不可一世。汤尔和的理由光明正大,以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北大免于守旧者攻击,才能保住北大,才能为国家保存一点读书种子。

对于汤尔和似是而非的无稽之谈,蔡元培只是静静地听着,静静地思索,始终不愿多说一句话,直至汤尔和点出问题根本,蔡元培方才有所醒悟,方才知道困难所在。

汤尔和说,现在外界竭力攻击北大,都是因为陈独秀等几个人刻意与政府作对,如果我们一味保护陈独秀几个人,就意味着我们与他们一致,都是要与政府对立。那么,政府当然不会放过我们,我们多年来的辛苦经营也就必将付诸东流。这最后一句话终于打动了蔡元培,但蔡元培反其道而行,站起来斩钉截铁这样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

稍后,陈独秀还是谢绝了蔡元培的好意,离开了北大,前往南方,参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活动去了,中国历史因之改变。

汤尔和一念之差引发中国历史大转折,而陈独秀的私生活、个人爱好,成为历史转变的最初动因。在过往生命中,陈独秀还是想在文化上讨生活。从此后,陈独秀义无反顾成为一个坚定不移的革命者。

马勇,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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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中国军官:《环太平洋》宣传美国贬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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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官:《环太平洋》宣传美国贬损中国
Aug 27th 2013, 11:00, by JAS

《环太平洋》导演德尔•托罗在拉斯维加斯对观众讲话。(2013年4月16日)
《环太平洋》导演德尔•托罗在拉斯维加斯对观众讲话。(2013年4月16日)

一位中国军官抨击好莱坞轻松怪兽片《环太平洋》是美国政府利用的邪恶宣传工具,企图帮助美国实现军事重心转移亚太的战略意图。

由墨西哥制片人德尔·托罗编剧和导演的科幻怪兽片《环太平洋》描述太平洋周边国家如何团结起来打败袭击人类的海底怪兽。

虽然这部影片在美国影评一般,但在中国颇受好评,连续三个周末高居票房榜首,到目前为止已突破一亿美元,成为在中国收入最多的美国影片之一。

不过,一位名叫张解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官显然看在眼里气在心头。他最近在军队喉舌《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抨击影片把美国描绘为人类"救世主"。

张解立对彻底打败怪兽的关键一役尤为不满。在这一场面中,由人类控制的巨大机器人机甲战士在中国东南沿海附近的海上同怪兽殊死决战。

他说,这场战役被"巧妙"地选择毗邻香港的南中国海。在张解立看来,这是显示美国"稳定了亚太"。北京在南中国海与几个近邻有主权纠纷。

美国电影遭到中国官员批评并不是第一次了。中国审查官员严格审查所有外国影片,以防出现官方视有颠覆性的内容或其它争议。

张解立的评论文章被好几家中国国家媒体转载。他写道,好莱坞电影"从来都是美国最好的宣传机器,对美国的战略意图领会深入骨髓"。他号召中国广大官兵"擦亮眼睛,筑牢意识形态'防火墙'",警惕美国影片的"思想文化渗透"。

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仅次于美国,并且有望在2020年成为世界头号电影市场。很多美国制片商为了获得中国审查人员的通过并进入有利可图的中国市场,从他们的影片中主动删除了有争议的内容。

美國之音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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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大众在新疆建厂 面临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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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在新疆建厂 面临诸多挑战
Aug 27th 2013, 10:49, by JAS

大众公司选址新疆建新厂。外界猜测大众面临多重挑战,工期恐难以按计划完成。 

据德新社报道,德国大众公司承认,在中国西部省份新疆修建第一座工厂的过程中遇到"很多挑战"。大众公司发言人在接受德新社采访时表示,在中国西部省份修建汽车制造厂的问题上大众公司扮演了先锋的角色。

按照工程计划,乌鲁木齐工厂应该在2013年下半年完工并投入使用,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恐怕未能按期成型。《法兰克福汇报》报道称,大众西部工厂要等到 2014年才能正式开工运转。报道称,届时这家工厂将主要为中国市场生产新型桑塔纳型轿车,年产量为5万辆,这将是大众公司在中国境内生产量最低的工厂。

大众公司方面表示,将厂址选在乌鲁木齐不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西部工厂致力于为该各地各民族创造就业机会。维吾尔族为例的少数民族员工将获得职业培训机会。

 
中国市场现在已经占大众汽车全球销售市场的40%
 
大众公司发言人说:"作为首创者在一个地方最初开始生产时肯定会面临很多挑战。"到目前为止,大众新疆在建工厂项目中的冲压车间和喷漆车间还没有完工。新疆地方政府将负责该工厂的物流。

大众公司发言人强调,大众公司在中国其它省份和地区也扮演了先锋的角色,几年后将不会再有人对西部工厂抱有任何怀疑。

《法兰克福汇报》报道称,大众公司方面并不承认乌鲁木齐工厂无法按期投入使用。一位发言人表示:"我们正在按部就班地执行计划。"这篇报道指出,大众公司 显然低估了在新疆建厂的困难程度。一位行业人士说:"那里缺少相应的工业结构。招募技术工人、获得零配件以及物流等方面都会很困难。"

根据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汽车行业研究中心所作的调查显示,中国市场现在已经占大众汽车全球销售市场的40%,在中国的销量超过在欧洲全境。大众公司计划到2018年之前全球范围内新建的10家工厂有7家建在中国。

 
一段时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被看作是不稳定地区
 
大众公司并不是唯一在新疆设厂的外资企业。今年5月底,德国巴斯夫公司与新疆美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计划在库尔勒地区成立合资公司,生产丁二醇和聚四氢呋喃。

几年来北京政府一再表示欢迎国际大型企业加大对中国西部地区开展投资。一段时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被看作是不稳定地区。2009年7月在新疆发生的大规 模骚乱造成200多人死亡。过去几个月该地区也发生过多起流血冲突。北京政府指责维族分裂势力策划制造恐怖行动,而维族人感觉在政治、宗教和经济方面都受 到压制。

但是对于欧洲企业来说偏远的中国西部地区却变得越来越具有吸引力。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当地人工成本也在增长,无论是汽车制造行业还是西方其它企 业都在中国寻找新的生产基地和销售市场。在这一前提下,"二线城市"的魅力也随之提升,大众公司在成都和长沙设厂就是很好的例证。

综合报道:洪沙

责编:谢菲

德国之声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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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薄案一审择期宣判 外界议论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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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案一审择期宣判 外界议论纷纷
Aug 27th 2013, 09:56, by J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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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案件贪污、受贿及滥用职权案周一上午继续在济南中院开庭审理,公诉人称三宗罪名证据充分,法院宣布择期宣判。薄熙来在庭上解释王立军叛逃的原因是王暗恋其妻谷开来被其发现。

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贪污受贿及滥用职权一案经过五天的开庭审理之后,周一下午一审审理结束,法院宣布案件择期宣判。

公诉人:三项罪名清楚确实充分

据官方媒体的报道公诉人称,"针对指控被告人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的犯罪事实、证据,经过当庭举证和质证,不仅证明了这些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而且证明了这些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形成了确实充分并且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体系,充分证明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薄熙来犯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而不少人怀疑法院宣布择期宣判是为了避免薄熙来在法庭上作出反应,因为如果当庭宣判薄熙来的反应将呈现在公众和媒体面前。

重庆维权律师郑建伟向本台表示:"择期宣判是法定的程序,当不当庭宣判是审判长来决定的,所以外界也没有什么好指责的。很多人认为说他本人的供述和当局要求的供述不一样就会加重他的判刑,这并不一定,法院会根据查明的事实做出符合法律的判决。至少我觉得它(案件)是一个非常公开的审判,将审判的程序完全呈现在所有公众面前。事实和证据有待于用法律来衡量。"

公诉人进一步表示"对薄熙来严重职务犯罪案件的依法查处,既体现了我国依法反腐的决心,又充分表明,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任何人,无论职务多高、权力多大,只要触犯法律,都将无例外地受到法律的惩处。"

在法院公开的薄熙来自辩词中薄说"我国法律为了防止冤假错案,设置了公、检、法相互制约的制度,特别是检法的互相制约的机制,还包括辩护人,就是为了防止冤假错案,如果只听检察机关的一面之辞,会导致冤假错案大量发生。"

王立军恋上谷开来?

庭审到周一下午发生了一段小高潮,薄熙来解释王立军为什么叛逃时他称王立军本人及公诉人的理由都十分牵强,他说"真正理由就是因为王立军他自己已经交待了,他暗恋着谷开来,情感纠结,他不能自拔,也向谷开来做了表白。这个他与谷开来写信时写出来了,而且自己打自己八个耳光"

在美国的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告诉本台记者:"因为薄熙来既然要否认这个罪,他当然就要对王立军逃美领馆这件事做出另外一种解释,所以就说王立军暗恋谷开来,处于一种感情纠葛中,所以才走出这一步。薄熙来这种解释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就算王立军暗恋谷开来,那为什么要投奔美领馆呢?按照薄熙来和王立军的地位他又不可能强行夺取谷开来,这根本不可能的,除非谷开来自己愿意。而薄熙来也不会因为这点戴了绿帽子就对他进行人身迫害,乃至于要杀人灭口,这种可能性也很小嘛。"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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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国企高官涉嫌违纪被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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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高官涉嫌违纪被调查
Aug 27th 2013, 09:55, by J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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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副总经理、大庆油田总经理王永春因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中纪委调查。

中国官方星期一对外透露,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副总经理、大庆油田总经理王永春因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中纪委调查。

虽然中石油近年不时有贪腐案件见诸报端媒体,但王永春不仅是近年来中石油系统涉嫌违纪而被调查的最高级别高管,而且也是自中共十八大以来首次被中纪委调查的国企高管。中共十八大以来,"落马"的涉贪涉腐官员多为政府高官。

天津维权人士王金祥表示,中国目前进行的反腐是有选择的反腐,不是在法律框架下进行,没有法律的标准。

"我在网上看到人民日报要刊登一篇社论,说要在法制框架下使反腐败走向制度化。如果真这样,像薄熙来和王永春严重违法违纪都会受到很大制约,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习近平主席所说的苍蝇和老虎在中国太多了。如果用宪法和刑法的标准衡量,很多人都是苍蝇老虎。"

今年53岁的王永春可谓中国又红又专的国企高官,科班出身,像国家主席习近平那样也拥有博士学位,被视为中国国石油领域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虽然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王永春因涉嫌严重违纪被中纪委调查在大庆油田引起轰动,不少大庆油田内部人士感到震惊,但山西太原维权人士邓太清并没有同感。

"因为中国国企是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在人权和财权两方面一人说了算。总经理的权力没有制约和监督,有问题的高管不仅仅是被调查或查处的几个。"

大庆油田内部人士表示,现在还无法确认王永春因何事被调查。政府高官和国企高管被调查一般都是两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经济问题,国企高管大都是经济问题;另一个是男女关系问题。中纪委一般不会调查男女关系问题。国有企业出事的高管99%都是因为解决问题。王永春究竟为什么被调查,我们外人现在的确不知道,但不外乎有人举报,或者上级领导对他有看法,要查他掌握证据。"

天津的王金祥表示,中共目前查处贪腐的方法和力度都无法根治问题。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特点:对于那些将别人的钱和公家的钱装入自己口袋中的贪腐官员,中共处理的比较积极,大肆宣传。但是对于那些滥用权力和侵犯人权的官员不仅不进行严厉打击, 而且还把其作为维稳的一种方式。"

大庆油田有内部人士在网络上评论称,王永春"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从网上已经公布的资料看,王永春的确如此,要不怎么曾先后获得中国第四届青年科技创新奖、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和"吉林省第四届青年科技奖"等荣誉称号。然而,"很有才能"的王永春自从2008年2月起掌握中石油大庆油田的经营管理大权以来,大庆油田腐败案也自2008年后开始频频曝光。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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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安倍找習近平搏感情 中共搖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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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找習近平搏感情 中共搖頭
Aug 27th 2013, 09:39, by JAS

(中央社記者楊明珠東京27日專電)日本媒體日前傳出首相安倍晉三有意利用9月在俄羅斯召開20國集團(G20)峰會期間,製造機會與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來場「走廊會談」,但大陸外交部今天表示難安排。

大陸外交部副部長李保東在北京舉行記者會,說明有關習近平下個月將訪問俄羅斯及中亞一事。

他重申大陸的立場表示,大陸與日本之間的關係惡化,責任在於日本,因為日本將釣魚台列嶼納為國有。

有關習近平與安倍在G20峰會是否有機會面對面談談,李保東表示,缺乏對話的基礎,大陸要怎麼安排日本所希望的「那種」領導人會談呢?

他說,領導人會談不是為了握握手、照照相,而是要解決問題。如果日本想安排解決問題的會面,就不要耍嘴皮子、擺樣子。102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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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一場外遇改變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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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外遇改變中國
Aug 27th 2013, 02:12, by JAS

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搏?

不錯,對君子淑女而言,愛情教人生死相許;對怨男恨女以至歹男毒女來說,愛情教人生死相搏。薄熙來案在開審最後一天爆出驚天醜聞,薄熙來證實自己被戴綠帽,他的下屬王立軍與自己的妻子谷開來關係「如膠似漆」,王立軍自認暗戀谷開來,並在表白時自摑八個耳光。薄熙來還說,王立軍叛逃美國領事館的真正原因是自愧破壞薄的家庭,而且谷開來不再理他,不准他再踏入薄家大門。

一樁驚天動地、舉世矚目的大案,竟然源自男女三角感情、愛恨糾纏,聽起來頗為離奇,但如果仔細搜理案情原委,不難發現充滿了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慾關係。薄熙來與谷開來本是一對恩愛夫妻,後來薄熙來發生外遇(對方據說是大連電視台女主播),谷開來一氣之下於二○○○年帶兒子赴海外讀書,一去就是七年,並因此認識了英國商人海伍德。谷開來被揭一度與海伍德同居,某種程度上是對薄熙來的報復。為了方便兩人繼續來往及掩飾曖昧關係,谷開來親自作媒為海伍德介紹了一個中國妻子。後來谷開來決心殺死海伍德,絕不僅僅是為錢為房產反目,而是擔心婚外戀醜聞遭曝光。

谷開來殺害海伍德這件事,薄熙來被蒙在鼓裏,王立軍卻知情,並且提供了相當的協助,原因就是雙方也有曖昧關係。

對王立軍而言,協助殺掉海伍德既討好了心上人,又去掉情敵,一箭雙雕,何樂而不為。然而,由於薄熙來當時聲望如日中天,有機會更上層樓成為國家領導人,所以王谷之戀注定沒有好結果。王得不到谷,又被薄打了耳光,自尊受損,更擔心遭薄報復,這對絕佳拍檔徹底決裂,王立軍最終做出叛逃美國的喪心病狂之舉,也就不足為奇。

薄熙來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一場外遇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也扭轉了中國的方向。

香桐仁 評論員

太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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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整治反體制領袖 第五代殺一儆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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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反體制領袖 第五代殺一儆百
Aug 27th 2013, 02:06, by JAS

微博名人薛蠻子日前因涉嫖娼被抓,成為薄熙來案之後的又一熱點,中共第五代下此狠手,既整治反體制的意見領袖,又殺一儆百,給那些熱衷參與政治的商界人士一個嚴厲警告。

薛蠻子的身份異常複雜,他原名薛必群,其父親薛子正是一名老革命,曾官居中央統戰部副部長。薛蠻子是根正苗紅的紅二代,但如今卻是美國人。他在改革開放初期就留學美國,在美期間據說娶了原貴州省政協常委閻健宏的前兒媳婦丁瑋,丁當年將閻健宏腐敗的財產帶到美國,被薛蠻子收入懷中。

被指靠老婆發達的薛蠻子搖身一變成為天使投資人,在中國互聯網領域投資了大量的項目,財富進一步膨脹,同時他又成為向網民灌輸心靈雞湯式的「人生導師」,不過最出名的還是他反體制倡民主的言論,他的微博擁有上千萬名粉絲,被稱為「水軍都督」,很多社會熱點在其炒作帶動之下,變成反體制的熱門事件,早前被當局整肅的網絡造謠公司「爾瑪」也被指是其一手哺大。

薛蠻子集紅二代、美國人、商界領袖、人生導師、水軍都督等各種角色於一身,但當局最警惕的是其反體制意見領袖這一角色,在當局看來,薛蠻子的微博已成為中國自由派意見的風向標,儼然與中宣部分庭抗禮,而且他以美國人的身份在中國做生意大發其財。在習近平發出意識形態保衞戰的號召之後,當局以嫖娼為名將其祭旗,展現擒賊先擒王的戰術特點,這勢必對其他意見領袖產生巨大的震懾作用。

逢官必反 早晚被整

薛蠻子在網絡上充當人生導師,抨擊這批評那,站在道德高地激揚文字,指點江山,風頭一時無兩,當局在處理上相當棘手,若以政治名義打壓,不僅會引發自由派支持者的全力反彈,而且還會引發美國干涉;以嫖娼名義將其收審,既將政治問題淡化,亦將薛蠻子「提槍就幹」的好色本性暴露在網民面前,讓他在大庭廣眾之下丟醜,道德形象亦由此破產。

另外,前一段時間中國商界不少人對中國的政治改革「指指點點」,尤其是萬科集團董事長王石開腔,呼籲企業界介入政治,引發當局的焦慮,為防止這些先富階層「譁變」,給政府「添煩添亂」,當局用薛蠻子這個反面典型做警告,讓商界人士「守規矩聽指揮」,不要頭腦發熱,被人利用,否則薛蠻子的今天就是他們的明天。

事實上,通過性醜聞、偷漏稅等「整治」政治對手,是全世界政府通行的潛規則,中共也毫不例外。薛蠻子被捕事件也說明,在中國搞政治,與強大的國家機器對抗,自己的屁股一定要乾淨,在道德上無可挑剔,經得起考驗,也就是「打鐵還需自身硬」。逢官必反又授人以柄,早晚會被當局整得家破人亡、人格破產。

太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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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中共當局何懼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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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當局何懼之有?
Aug 27th 2013, 01:40, by JAS

一個曾經叱咤風雲的領導,一夕間就淪為階下囚。薄熙來案開審,對多數人來說已不陌生。經過官方媒體不斷爆料吹風下,薄熙來被定為「十惡不赦」,只是外界關切北京當局從何着手?如何判罪?

薄熙來案顯示中央打擊貪腐之決心,要打大老虎。問題是,薄熙來的政績頗受重慶市民肯定,惟「唱紅打黑」走過了頭,加之其妻谷開來的作為駭人聽聞,令有關問題相當複雜。事實上,薄案亦可視為政治路線之爭。大陸官場有無限個陷阱,隨時一夕之間落入深淵永不翻身,中共領導層要理順這制度下的弊病,真是剪不斷理還亂,端正社會積習之敗風,此僅為冰山一角。

中共對薄熙來的審訊十分謹慎,僅有官方發放的微博,傳媒只有一個角度、一個線索去報道此案。審訊首日,薄熙來大翻供,絕地反撲,認為其自述乃「在不正當壓力下」所寫,他不按劇本演出,讓審訊更添戲劇性。薄熙來在庭上雖兩鬢飛霜,略顯憔悴,卻神情自若,霸氣十足,展現辯才無礙的特質。或許因他的表現,當局有所顧忌,嚴密控制微博演繹。

八十年代初,中國審訊四人幫,透過電視畫面,可見江青等人的辯論,轟動海內外,領導人的影像首次呈現在台灣觀眾面前。現在彷彿在走歷史的回頭路,當局因有顧慮而有所遮掩,更讓百姓懷疑事件是否別有內情。

雖云中國大國崛起,要與美國尋求新型大國關係,但首要的還是民主、自由、人權的競賽。見賢思齊焉,中國的崛起應有更大的自信、更公開的資訊、更尊敬人民的智慧與判斷力,像過往「庭前預演」的形式,也應隨着開放走入歷史。薄熙來今成階下囚,已無政治前途可言,當局又何懼之有?

江素惠

東方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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