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9日星期二

明鏡歷史網: 李慎明:毛泽东与贺子珍联姻源于误信杨开慧已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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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明:毛泽东与贺子珍联姻源于误信杨开慧已牺牲
Oct 29th 2013, 12:33, by 明鏡雜誌


   【核心提示】在阅读此史料和其他相关史料时,人们心头有时会泛起这样的疑团:杨开慧1930年在长沙才牺牲,毛泽东为什么1928年在井冈山就与贺子珍结婚了呢?在现在有的小报小刊上,特别是互联网上经常看到有人甚至有组织地借此诘难甚至攻击毛主席他老人家。事实的真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的《毛泽东年谱》记载:"一九二八年六月下旬,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塘边一起工作的日子里,结为革命伴侣。"(《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47页)同书此后又作如下记载:"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义。"(《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第325页)

  在阅读此史料和其他相关史料时,人们心头有时会泛起这样的疑团:杨开慧1930年在长沙才牺牲,毛泽东为什么1928年在井冈山就与贺子珍结婚了呢?

  在现在有的小报小刊上,特别是互联网上经常看到有人甚至有组织地借此诘难甚至攻击毛主席他老人家。事实的真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笔者就这一问题先后请教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一些专家;又与《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一书的作者马社香作过交流,她直接采访过朱旦华和袁文才的嫡孙袁建芳、继子肖常隆(袁文才被错杀后,袁家建议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不改嫁,说袁家太惨烈了。谢梅香1932年招郎不离家,与袁文才的部下肖福开结婚。谢、肖结婚后育有一儿一女,儿子袁耀厚又名肖常隆,一半继承袁家祭祀,一半继承肖家血统)等人;还尽可能查阅了所能查阅的相关资料。在此基础上,试对毛泽东与贺子珍在井冈山联姻问题作如下七点粗略分析,以求教各位。

  从促成毛贺联姻的袁文才妻子谢梅香及毛泽民夫人朱旦华的回忆分析

  谢梅香生前曾对其嫡孙袁建芳和后夫儿子肖常隆等人说:"1927年,贺子珍和永新赤卫队先上的井冈山,贺子珍就住在我家里,毛主席和秋收起义队伍是后上来的。毛主席住在八角楼,与我家相隔不远。当时长沙城里白色恐怖很厉害,毛主席十分牵挂杨开慧。因当时党的地下交通已被敌人破坏,他就动员茅坪一个小店主吴福寿下山打听消息。第一次,吴福寿到了湖南茶陵和酃县,没有打听到。毛主席又提供杨开慧具体住址请他到长沙一带打听。第二次,吴福寿到了长沙,按地址也没有找到杨开慧,听到的却是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了的消息。吴福寿上山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毛主席、袁文才和王佐。后来,毛主席生病了,袁文才、王佐这才安排贺子珍照顾,并力促毛主席和贺子珍结合。"(袁文才嫡孙袁建芳在《我的爷爷袁文才》一书写毛贺结婚的时间是1928年5月,《毛泽东年谱》写毛贺结婚时间是1928年6月下旬,马社香的《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认为是1928年初夏。)"袁文才、王佐张罗在象山庵请人聚了聚,吃了一顿饭,算是为毛主席和贺子珍办了婚礼。"(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82页,以及肖常隆一些回忆记录等)关于这一点,马社香对朱旦华访谈录亦可作为佐证。朱旦华说:"我听毛泽民说过,1927年9月至1928年长沙到井冈山秘密交通被敌人切断,井冈山上听到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袁文才这才安排贺子珍照顾毛主席起居,后来在一座庙里为他们办了简单酒水。"(马社香:《对毛泽东婚姻家庭的几点认识——朱旦华访谈录》,《党的文献》2012年第5期)


  从井冈山武装力量的特殊性分析

  笔者请教过曾到井冈山实地采访过的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陈晋说:"1928年,在井冈山,当袁文才、王佐同志听说杨开慧同志牺牲后,他们即对毛主席说,毛委员,你们红军要在井冈山安家落户,你必须要有个'压寨夫人',这个'压寨夫人'就是我们的干妹子——贺子珍。这样我们才能放心,不担心你们耍弄我们。"当然,毛泽东与贺子珍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也建立了感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与贺子珍结的婚。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部队出击赣南、闽西后,1930年2月仍在井冈山留守的袁文才、王佐被其他领导同志所错杀,这也反证了当时袁文才、王佐坚持让毛泽东与贺子珍联姻的考虑,不是没有道理的。

  从1928年五六月间杨开明上井冈山不可能带去杨开慧生死确切的消息分析

  杨开明是杨开慧的堂弟,也是网上所传为杨开慧带鞋子等物给毛泽东并告知杨开慧没有牺牲之人。据湖南、江西省委党史办相关资料证明,杨开明于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一直在安源工作,并为组建秋收起义中以安源工人为主的第二团作出较大贡献。大革命失败后的湖南省委是几经严酷破坏。1927年11月,湖南省委书记任卓宣叛变;1927年12月,新任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长沙市委书记涂正楚等20余位地方领导人被捕,先后就义(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湖南党史大事年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1—63页)。1928年1月,湘鄂赣边特委成立,郭亮任书记,3月又被叛徒苏先骏告密,在长沙被捕牺牲。同月,中共安源市委交通员邓贞谦牺牲,市委工作中断(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大事记》,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58页)。1928年5月,湖南省委从长沙迁往湘潭,6月,又迁往安源。在这段时间里,杨开明没有也不可能回过板仓。研究井冈山革命斗争史著名学者陈钢(井冈山大学教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著作者之一)曾查看了当年几乎所有相关资料,均没有查到杨开明是带着杨开慧依然活着这一消息上井冈山的依据。陈钢和马社香等人看法完全一致,即1928年6月底杨开明上井冈山时带去的只能是湖南省委机关和地下交通多次被严重破坏、交通员被杀、白色恐怖严重、杨开慧很有可能牺牲的信息。此时井冈山上上下下关于杨开慧已经牺牲的传言,对杨开明也会有一定的误引。

  从板仓杨开慧纪念馆掌握的相关材料分析

  杨开慧从1927年9月返回板仓至1930年10月被捕,这三年除了几次短时外出,其他时间都是在长沙县板仓故居躲隐。板仓距长沙市约110华里,是平江、汨罗、长沙三县交合处,丘陵蜿蜒,较为封闭,毛泽东和杨开慧的三个孩子,此时均改姓杨。据板仓杨开慧纪念馆1962—1972年搜集的座谈资料,敌人曾三次来板仓捉拿杨开慧,但两次都被当地群众掩护并蒙骗敌人化险为夷。为了更好地保护杨开慧,当地群众还刻意四下传播杨开慧已死用以迷惑敌人视听(长沙板仓杨开慧纪念馆群工部提供的相关资料)。毛泽东动员的小店主吴福寿下山探寻杨开慧消息时,或许听到的正是这种保护性的说法,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三年间杨开慧曾多次寻找湖南省委,因省委数度被破坏和搬迁,一直联系不上(杨开慧编写组:《杨开慧》,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53—155页)。由此可见,我党在1928年井冈山和板仓之间的信息交通已完全断绝。井冈山上流传的杨开慧已牺牲的消息,在当时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

  从板仓杨开慧故居发现的杨开慧手稿分析

  杨开慧在1928—1930年间写的信件、文稿等一直藏匿在杨开慧故居的墙壁之中,直至1982年和1990年故居两次整修才被发现。其分别是4000余字和1000余字共8篇文稿。对杨开慧这些文稿,湖南省博物馆专门成立了杨开慧手稿整理研究小组,2010年在湖南省委主办的《新湘评论》对其进行了比较完整的披露和解读。从中可以发现相关数点:(1)杨开慧在秋收起义数月后曾收到过毛泽东的一封信,在1929年"古历四月"收到杨开明一信前再无毛泽东任何音信。(2)杨开慧书写的对毛泽东思念诗文及信件,一封都没有送递出去。这些均与湖南省委和交通站点多次被破坏相吻合。(3)1929年1月14日朱毛红军下井冈山进军赣南,1929年1月13日杨开明奉命从井冈山出发,代表前委前往上海汇报工作。1929年2月25日杨开明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对此有专门记载。1929年初由于"军阀重开战",革命形势有所好转,地下交通不断恢复。杨开明到达上海后,在中央可能听到杨开慧还没有牺牲的消息,便向板仓试投一信与杨开慧联系。他还在信中向杨开慧透露了党中央有可能要调毛泽东到上海工作的消息。这封信从上海辗转到达板仓,杨开慧在1929年古历四月初八(即公历1929年5月16日——笔者注)给杨开明即"一弟"回信。回信说:"接到来信,万分喜慰";"他(指毛泽东——笔者注)未必能来上海吧?我到(应为"倒"——笔者注)愿意他莫来上海哩,我又要不放心了啊!"杨开慧在此信中还写道:"你(指杨开明——笔者注)能回家一转,极所盼望。"(湖南省博物馆杨开慧手稿整理研究小组(欧金林执笔):《开慧之死,百身莫赎——杨开慧手稿试读》,《新湘评论》2010年第20期,第6—17页)从此信中也可以进一步证实杨开明自大革命失败后,再未回过板仓。这一点与板仓杨开慧故居的研究也是吻合的。另外,杨开慧手稿中也明确标明此回信"没有发去"。这说明,即使在1929年,板仓对外的地下交通尚且没有完全恢复,更遑论1928年了。

  从1929年11月毛泽东给李立三的信中分析

  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从福建长汀给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写了一信:"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讯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引自《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第290—291页。《寻踪毛泽民》第124页刊印的毛泽东此信手迹,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

  这封信反映了以下信息:

  1.1927年9月至1929年11月,上海与根据地之间的详细信息主要靠来往人转达,当时两地间沟通往返转达高层生活信息的人,陈毅当为第一人。陈毅于1929年7月底离开闽西上杭,代表红四军前委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10月22日携中央"9月来信"回到闽西。故信中第一句话是"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一个才字,突显了陈毅此次往返第一次带来"情形",其中可能包括杨开慧尚未牺牲消息的重要性。

  2.由于是红四军前委代书记陈毅前往中央,才能与李立三、周恩来等负责同志有比较深入广泛的交谈,毛泽东的故友李立三也才可能会问及毛泽东的生活实况,故毛泽东信中第一句"你的情形"应该同时包括着第二重含意"你(告知的)的情形",言下之意可能会包括杨开慧尚未牺牲的信息,同时包含陈毅汇报的毛泽东与贺子珍是在井冈山误传杨开慧牺牲的情况下联姻的缘由。所以,毛泽东信中自此以下的内容均是围绕此展开的。

  3.由于陈毅在上海中央和福建长汀红四军两地间,在李立三与毛泽东间,可能已汇报沟通了杨开慧尚未牺牲与井冈山在误传杨开慧已经牺牲的情况下毛贺在井冈山联姻的情况,故毛泽东才在给故友李立三的信中坦诚、坦然地真切表示:"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讯处。"对于这一点,还可以反设理解。如果毛泽东在与贺子珍联姻时明确知道杨开慧还在人世,那么,在陈毅去上海全盘向李立三等人如实汇报后,人之常情,毛泽东会在此信中对先前的毛贺联姻解释一二。

  4.毛泽东给李立三的信,同时从侧面证明了陈毅是带给毛泽东杨开慧还活着消息的第一人。所以,毛泽东即使大病初愈,精神还未复元,即迫不及待地向李立三要杨开慧的通讯处。进一步写道:"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

  5.接上继续分析,毛泽民在上海既然知道杨开慧的通讯处,又知道毛泽东对杨开慧母子的牵挂,为什么不及时告知毛泽东呢?这只有一个可能解释,毛泽民深知哥哥对嫂嫂的感情,哥哥与新嫂嫂是在1928年井冈山误传杨开慧牺牲的情况下结婚的。如果哥哥后来知道杨开慧还活着,情感将何等痛苦。故毛泽民到上海知道了杨开慧还活着,便一方面未及时告知毛泽东,另一方面从上海寄钱接济杨开慧母子。据板仓杨开慧纪念馆解说,杨开慧在最后一年唯有毛泽民从上海接济她们。在1929年古历四月杨开慧给杨开明的一信中写道:"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而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湖南省博物馆杨开慧手稿整理研究小组(欧金林执笔):《开慧之死,百身莫赎——杨开慧手稿试读》,《新湘评论》2010年第20期,第14页)此处深刻揭示了毛泽东兄弟对杨开慧母子感情在特定条件下的不同牵挂,对革命女性杨开慧、贺子珍的信息传递均包含着一种发自肺腑的尊重,这种知心知情,跃然于纸。

  故从以上五点分析毛泽东给李立三的信,清晰可见毛泽东是陈毅归来交谈后,才可能确切知道杨开慧依然活着这一消息的。从这一点反过来更加可以看出,在1928年毛贺联姻之日,正是井冈山误传杨开慧牺牲之时。

  1928年井冈山内外斗争极为严峻,毛泽东被中共中央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此决定于1928年3月传达到井冈山时,却被误传成开除党籍。6月,杜修经、杨开明代表湖南省委对前委做法仍提出严厉批评。面对湘赣之敌连续四次对井冈山进剿,从一定意义上讲,当时井冈山上几乎所有人都在九死一生之中。回归历史,我们不应把1928年初夏井冈山误传杨开慧牺牲后,毛贺这才在井冈山联姻,与1929年10月毛泽东才得知杨开慧依然活着这两个基本事实的先后顺序相混淆和相颠倒。正因残酷复杂的战争岁月,造成了如此令人遗憾的史实。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英勇就义于长沙识字岭。当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之时,毛泽东写下了"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如此悲痛欲绝、字字千钧的绝响,其情之深,其悲之切,其中还可能包括自我责备之烈,更可能是对敌人凶残暴行痛恨之烈,日月可鉴。1957年2月,杨开慧当年的好友、柳直荀烈士的夫人李淑一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抄寄毛泽东1920年写给杨开慧的那首《虞美人·枕上》。李淑一的来信,又一次掀作毛泽东内心世界那难以平息的波澜,他又满怀深情地写下感天动地的千古绝唱《蝶恋花·答李淑一》。在这首词中,毛泽东向苍天倾泼其对杨开慧的眷恋、思念之情,调遣月宫嫦娥舒展广袖,在万里长空为杨开慧、柳直荀等千万忠烈翩翩起舞。这是何等的大爱、深爱!这一切均与1929年11月与李立三之信反映的感情一脉相承。如此深情真情才能化作倾盆泪雨穿越历史,穿越心海,穿越苍穹,写出"我失骄杨"之绝唱。

  从戚本禹就此事请教周恩来的回忆分析

  1994年,海外出版了国外相关情报机构刻意编造的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此所谓回忆录,竭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刻意从个人私生活角度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笔者认为,戚本禹在"文革"中是罪人,但是在此事上却为毛泽东讲了公道话。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6月号上发表《戚本禹批判李志绥的回忆录》,一万多字的问答录把李志绥厚厚的一本书,批得淋漓尽致。戚本禹在其中说:"在私生活的问题上,可以指责毛泽东的不是李志绥所编造的那一大堆谎言,而是他在井冈山上同贺子珍的婚姻,因为毛贺联姻时,毛泽东与杨开慧婚约仍然存在。说实话,一九六六年夏天我曾向周恩来询问过这一段历史,周恩来的答复是,当时井冈山的人听说杨开慧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朱德将军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指伍若兰仍在狱中,误以为牺牲,朱德与康克清结婚——笔者注),当时中央对这些问题已有过解释。"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当年毛泽东与贺子珍在井冈山的联姻,是鉴于当时处于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特别是严酷的白色恐怖环境之中,由于人们的误传和误判所造成的。处于和平时期特别是通讯异常发达的今天的我们,则不应对此进行过多甚至不当的责难。

  现在,国内外一些媒体在资本的操纵下,集中力量非议特别是诬蔑攻击毛泽东。对毛泽东能否正确评价,绝不仅仅是关涉甚至并不是关涉他老人家个人的是非、功过和荣辱,而且是关涉党、国家和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大事。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利用此契机,专门组织力量,有选择地、有理有据清理回答人们心头的疑问,特别是回应别有用心人的肆意造谣和攻击,十分有必要。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0月23日第5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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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彭劲秀:就毛泽东贺子珍联姻问题与李慎明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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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劲秀:就毛泽东贺子珍联姻问题与李慎明商榷
Oct 29th 2013, 12:34, by 明鏡雜誌


   近日拜读李慎明先生大作——《毛泽东与贺子珍联姻因误信杨开慧已牺牲》一文(以下简称《李文》),总的感觉是,此文主观臆断,歪曲事实,东拉西扯,闪烁其词,笔者不敢苟同。

  人所共知,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是1930年11月14日在长沙识字岭被敌人杀害的,而毛泽东是在杨开慧就义前两年多的1928年6月在井冈山与贺子珍正式结婚的,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

  在当时那个年代,发生这样的事不足为奇。我们不能以现在的道德观念和评判标准苛求前人。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有人总是为尊者讳,于是千方百计地找借口,乃至不惜歪曲事实,硬说毛泽东是在获知杨开慧被敌人杀害后才与贺子珍结婚的,笔者认为这种说法缺乏事实依据,难以令人信服。根据自己的浅陋所知和个人思考,草成一文,与李慎明先生商榷。

  所谓吴福寿打听到"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之说是弥天大谎

  《李文》说:"谢梅香生前曾对其嫡孙袁建芳和后夫儿子肖常隆等人说:'1927年,贺子珍和永新赤卫队先上的井冈山,贺子珍就住在我家里,毛主席和秋收起义队伍是后上来的。毛主席住在八角楼,与我家相隔不远。当时长沙城里白色恐怖很厉害,毛主席十分牵挂杨开慧。因当时党的地下交通已被敌人破坏,他就动员茅坪一个下山打听消息。第一次,吴福寿到了湖南茶陵和酃县,没有打听到。毛主席又提供杨开慧具体住址请他到长沙一带打听。第二次,吴福寿到了长沙,按地址也没有找到,听到的却是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了的消息。吴福寿上山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毛主席、袁文才和王佐。"

  对吴福寿去长沙打听杨开慧的消息一事,《李文》借谢梅香之口说"第一次,吴福寿到了湖南茶陵和酃县,没有打听到"。这就令人生疑了。因为,当时杨开慧带着孩子在长沙郊外的娘家板仓居住,吴福寿跑到茶陵和酃县(1994年改为炎陵县——彭注)干什么?读者可以打开湖南省地图看看,茶陵和酃县与长沙距离很远,到那里怎么能找到杨开慧呢?

  至于《李文》引用谢梅香说"第二次,吴福寿到了长沙,按地址也没有找到,听到的却是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了的消息。"这同样令人生疑。因为,这位吴福寿不是一个普通的、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土店主。据刘晓农先生《揭开"杨开慧牺牲后毛贺成婚"的历史谜团》一文披露,吴福寿"1864年出身小康家庭,青少年时读过私塾,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他从18岁起投师学徒打银子,成了一名行艺四乡的银匠。后在茅坪借亲戚谢池香的房子开设了一间小伙铺兼银匠店,挂出了'吴义盛号'的招牌。"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来到茅坪后,多次到过"吴义盛号",与吴福寿成了"感情融洽的忘年交"。而且,"由于吴福寿的社会阅历甚广,善于外出打探消息,因此成为袁文才秘密交通站的交通员,多次以银匠的职业为掩护,到酃县、茶陵一带打探敌情。"

  如此一个"社会阅历甚广,善于外出打探消息"的"秘密交通站的交通员",又有银匠职业这个身份作掩护,走村串户到板仓找到杨开慧,传递毛泽东对她的挚爱和思念之情,并非难事。笔者曾专程从长沙到板仓参观杨开慧故居,拜谒杨开慧墓茔,深知杨家在板仓的名望,只要吴福寿到板仓,完全可能打探清楚杨开慧的近况。然而,吴福寿没有打听到杨开慧的真实情况,却打听到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的虚假消息。

  笔者要问:一、杨开慧在板仓,吴福寿究竟去没有去板仓?如果去了,为什么不去杨家见杨开慧?如果没有去板仓,为什么不去?二、吴福寿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听什么人说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了的?像毛泽东这样的"共党"著名人物,其夫人被擒获并处死,在他们看来是天大的功劳,必定是要在报纸上大肆宣扬的,吴福寿为什么拿不出任何的证据呢?三、吴福寿回到井冈山向毛泽东汇报说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由于心虚,他还说了一句:"毛委员,不要太难过了,也许是我打探得不准"。作为一个"社会阅历甚广,善于外出打探消息"的"秘密交通站的交通员",竟然说出"也许是我打探得不准"这样模棱两可、不负责任的话,这难道是开玩笑吗?毛泽东怎么能对这样极不确切、极不负责的虚假消息不加盘问,轻率地信以为真呢?这样的说辞,违背常理,不能自圆其说,令人难以置信。

  其实,当时,对夫君非常忠贞的杨开慧正在板仓对毛泽东朝思暮想,望眼欲穿,并在诗中牵挂毛泽东"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据《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3月30日转载金振林原题为《杨开慧对毛泽东的忠与爱》一文披露,1990年再度修缮杨开慧的卧室时,在室外屋檐下发现杨开慧就义前1930年1月28日写的手迹,其中不仅表达了杨开慧对毛泽东一往情深的忠贞和思念,也流露出杨开慧对毛泽东的猜测和疑虑,甚至写下"他丢弃我了,一幕一幕地,他一定是丢弃我了"的血泪之言。在1929年12月26日毛泽东36岁生日时,杨开慧下了面条,遥祝毛泽东平安健康。但在桐油灯下写的散记中仍流露了"天哪,我总不放心他。只需他是好好地,属我不属我都在其次,天保佑他罢"的话。足见杨开慧对毛泽东的忠贞和疑虑。然而此时,毛泽东与贺子珍早已举行婚礼一年多了!

  有关资料显示,1930年12月,毛泽东在江西吉水县木口村,当从报纸上惊悉杨开慧殉难的噩耗时,十分哀痛。他当即寄去30块光洋和一封信给杨开智,并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随后,板仓人遵照毛泽东的嘱托,给杨开慧修墓立碑。这是毛泽东获悉真实消息后的真实感情和真实表现,与听了吴福寿虚假汇报后的表现完全不同。一真一假,两相对比,吴福寿茅坪汇报的谎言昭然若揭!

  所以,对吴福寿在杨开慧健在时毫无根据地说"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我认为,这种说法,如果不是道听途说,就是他的刻意编造。对这样的弥天大谎,任何具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会轻易相信,而李慎明等人却不加思考,信以为真,并据此对不同意见无限上纲,横加污蔑,这种态度和做法实不足取!

  袁文才不希望毛泽东在井冈山"安家落户"

  《李文》在"从井冈山武装力量的特殊性分析"一节中引用陈晋的话说:"1928年,在井冈山,当袁文才、王佐同志听说杨开慧同志牺牲后,他们即对毛主席说,毛委员,你们红军要在井冈山安家落户,你必须要有个'压寨夫人',这个'压寨夫人'就是我们的干妹子——贺子珍。这样我们才能放心,不担心你们耍弄我们。"

  所谓"压寨夫人",这是一句江湖话,用在共产党领袖身上甚为滑稽。袁文才、王佐当时是否说了这样的话,有待研究。笔者认为,毛泽东是1927年10月到达井冈山宁冈县茅坪的,袁文才、王佐怎么可能刚见面就给不熟悉、不了解的毛泽东作媒人,把不到20岁的贺子珍介绍给三十四五岁的毛泽东做"压寨夫人"呢?《李文》引用这段话,是要说明袁文才、王佐力劝刚到井冈山的毛泽东"必须要有个'压寨夫人'",其目的是想用"压寨夫人"牵住毛泽东,使毛泽东率领的红军"在井冈山安家落户"。

  史实并非如此。

  当时,作为地方军事势力首领的袁文才等人出于种种顾虑,对毛泽东到井冈山,内心深处并不十分欢迎,有不久前新发现的袁文才致毛泽东的一封信为证:

  毛委员:

  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

  敬礼

  袁文才叩首

  这封信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个地方民众贫穷,土地瘠薄,犹如一汪浅水池容不下巨鲸,一片小林无法让大鹏栖息一样。贵军为了革命事业纵横驰骋,应当另外选择更好的地方才能大展宏图。显然,袁文才这封信的实质是婉言拒绝,不希望毛泽东的队伍在井冈山常驻。那种说袁文才、王佐欲将贺子珍介绍给毛泽东以拴住毛泽东在井冈山"安家落户"的说法不攻自破。

  1930年2月23日凌晨,袁文才、王佐双双被冤杀,用李慎明的话说,"1930年2月仍在井冈山留守的袁文才、王佐被其他领导同志所错杀"!

  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一年多后还要与"开慧和岸英"通讯

  《李文》在"从1929年11月毛泽东给李立三的信中分析"一节中说:"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从福建长汀给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写了一信:'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讯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引自《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第290—291页。《寻踪毛泽民》第124页刊印的毛泽东此信手迹,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

  毛泽东给李立三的信至少说明,写信时毛泽东认为杨开慧活着(事实上也确实活着),所以才焦急地询问杨开慧母子的情况,急欲跟妻儿取得联系。在这里,请读者朋友注意,毛泽东从福建长汀给李立三写信的时间是1929年11月28日。此时,毛泽东已与贺子珍结婚一年多时间了。如果毛泽东确信吴福寿关于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的谎言,那么,他怎么还会在与贺子珍结婚一年多后还给李立三写信要与杨开慧母子通讯联系呢?我说吴福寿打听到"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之说是弥天大谎,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从福建长汀给李立三写的这封信又是一个有力的佐证,任何故弄玄虚、东拉西扯、刻意掩饰和歪曲历史真相的虚言伪词都不攻自破!

  对"戚本禹向周恩来询问"毛贺联姻一事的质疑

  《李文》在"从戚本禹就此事请教周恩来的回忆分析"一节中说:"1994年,海外出版了国外相关情报机构刻意编造的。此所谓回忆录,竭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刻意从个人私生活角度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笔者认为,戚本禹在'文革'中是罪人,但是在此事上却为毛泽东讲了公道话。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6月号上发表《戚本禹批判李志绥的回忆录》,一万多字的问答录把李志绥厚厚的一本书,批得淋漓尽致。戚本禹在其中说:'在私生活的问题上,可以指责毛泽东的不是李志绥所编造的那一大堆谎言,而是他在井冈山上同贺子珍的婚姻,因为毛贺联姻时,毛泽东与杨开慧婚约仍然存在。说实话,一九六六年夏天我曾向周恩来询问过这一段历史,周恩来的答复是,当时井冈山的人听说杨开慧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朱德将军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指伍若兰仍在狱中,误以为牺牲,朱德与康克清结婚——笔者注),当时中央对这些问题已有过解释。"

  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我没有读过,不能妄加评论。至于被李慎明捧上天的《戚本禹批判李志绥的回忆录》,我也没有读过,也不能妄加评论。不过,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根据戚本禹的说法,"李志绥原是北京中南海门诊部的医生。我一九五O年进中南海时,他负责给中南海的干部、工人看病。他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洋医生',医术要比当时从解放军训练出来的土医生高,加上他看病认真负责,而且能讲出个道理来,所以大家都愿意找他看病,由此有了名声,并被选为工作模范。"戚本禹还说李志绥"给当时中南海的警卫局长汪东兴看病看得也不错,汪东兴喜欢他,遂被介绍到毛泽东那里参加保健工作。开始没有名义,大概是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前才正式出任毛泽东的保健大夫。"

  就凭戚本禹本人所言,至少说明:一、李志绥医术较高,而且"看病认真负责",曾被"选为工作模范";二、李志绥是中央警卫局长汪东兴"介绍到毛泽东那里参加保健工作"并在此后"正式出任毛泽东的保健大夫"的;三、李志绥在中南海工作比戚本禹进中南海早,戚本禹进中南海时,李志绥早已是"中南海门诊部的医生"了。这样说来,李志绥这个人又能坏到哪里去呢?

  况且,1968年1月,戚本禹被关押之后,李志绥继续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8年多时间,直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由此可见,李志绥进中南海比戚本禹早,出中南海比戚本禹晚,在中南海和毛泽东身边工作比戚本禹的时间长。应该说,对毛泽东晚年情况的了解,李志绥比戚本禹知道的要多得多。

  再之,到中南海当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当的,不知要经过多么严格的审查,而且必须经过毛泽东本人的同意才行。如果李志绥是个坏人,他怎么能在英明领袖身边工作这么多年呢?戚本禹把李志绥说得那么坏,那么不堪,这不是对毛泽东伟大、英明的否定和损害吗?

  李慎明极度赞赏戚本禹,吹嘘戚本禹"一万多字的问答录把李志绥厚厚的一本书,批得淋漓尽致",还说戚本禹"为毛泽东讲了公道话"云云。在李慎明的眼中,戚本禹无比高尚,李志绥极端卑劣。是这样的吗?历史是最公正的判官,

  人所共知,戚本禹在文革早期就丧心病狂地制造冤案,罗织罪状,诬陷无辜,残害忠良。1983年12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83)中刑字第629号戚本禹的刑事判决书宣判:

  查明被告人戚本禹犯罪事实如下:

  一、煽动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副委员长彭真,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陶铸、贺龙、陆定一、罗瑞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尙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煽动"切不要对他们发善心",对他们进行人身迫害,诬陷朱德是"黑司令",指使造反派韩爱晶、王大宾等对彭德怀"进行批斗迫害,致使彭德怀被打断肋骨,造成重伤。"

  二、诬陷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陈克寒、赵凡。1966年12月24日,被告人戚本禹按照江青的旨意,在北京矿业学院群众大会上诬陷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是"彭真死党",并煽动他们"要集中炮轰,狠狠地打击"。在戚本禹的煽动下,北京矿业学院和煤炭工业部某些人连续对张霖之进行毒打、折磨。张霖之被迫害致死。"

  三、策动聚众"打砸抢","砸毁孔庙、孔府、孔林的大量文物,使国家财产遭到严重毁坏。"

  本庭经过法庭调查和辩论,对各种证据74件进行了调查。大量的书证和证人证言充分证明,被告人戚本禹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被告人戚本禹供认了大部分犯罪事实,但不承认犯反革命罪。

  本庭认为,被告人戚本禹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动,煽动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诬陷煤炭工业部和北京市委的领导人,策动聚众"打砸抢",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根据刑法规定,依法判处"被告人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由于戚本禹的煽动,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朱德、邓小平、陶铸、贺龙、彭德怀等开国元勋遭到残酷的迫害,不少人蒙冤而死。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戚本禹不仅没有丝毫的反省和忏悔,反而厚颜无耻地美化自己,吹嘘文革,对这样的历史丑类,作为高级干部的李慎明居然极力吹捧、美化,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至于戚本禹自称一九六六年夏天曾向周恩来询问过此事以及所谓周恩来的答复是否属实的问题,笔者认为,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实确有此事。退一百步说,即使周恩来说了当时听说"杨开慧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也是来自于吴福寿在井冈山散布的谎言。

  周恩来早已作古,他不可能出来证实此事的真伪了。但是,戚本禹这个人连国家主席都敢诬陷,他的话何足为信?!

  向李慎明先生进一言

  关于毛泽东与贺子珍在井冈山的联姻问题,事情本身并不复杂,关键是有些人总是故弄玄虚、东拉西扯、刻意掩饰,结果欲盖弥彰,越描越黑,在客观上造成对毛泽东更大的伤害,实质上给毛泽东帮了倒忙。这也许是李慎明始料未及的吧。

  就井冈山毛贺结婚时毛泽东是否知道杨开慧已死问题,正常情况下,无论是肯定或否定,都可以充分发表意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通过交流和辩论,达成共识。这样才是正确的做法。但是,李慎明不是这样,他过度敏感,总是三番五次地无限上纲,说什么"国内外一些媒体在资本的操纵下,集中力量非议特别是诬蔑攻击毛泽东",声称要"专门组织力量,有选择地、有理有据清理回答人们心头的疑问,特别是回应别有用心人的肆意造谣和攻击"。请问李慎明先生,你是毛泽东的全权代表吗?与你的意见不同就是"诬蔑攻击毛泽东"?就是"别有用心"、"肆意造谣"?再之,"专门组织力量"是什么意思?想要文革的闹剧和悲剧重演吗?

  李慎明还说什么"在现在有的小报小刊上,特别是互联网上经常看到有人甚至有组织地借此诘难甚至攻击毛主席他老人家"等等。请问李慎明先生,你所指的"小报小刊"都是哪些?既然有"小报小刊",必然要有大报大刊,那么大报大刊与小报小刊的判定标准是什么?你发表大作的《中国社会科学报》每周一、三、五出版,算是大报还是小报呢?

  李慎明还突出点出"特别是互联网上经常看到有人甚至有组织地借此诘难甚至攻击毛主席他老人家",请问,群众发表在小报小刊和互联网上的文章都是"有组织地"、"别有用心"的"肆意造谣和攻击"吗?我写这篇与你商榷的文章,是谁"组织"的?是受什么"资本的操纵"?在"小报小刊和互联网这样的公众平台上发表的意见尚且受到李慎明的如此蔑视,那么平头百姓的个人意见不是更没有资格进入李慎明先生的法眼吗?

  十八大后,党中央号召和部署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群众,听取群众意见,你李慎明就是这样对待群众意见的吗?

  李慎明先生,你是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具有高级干部应有的见识、水平和胸怀,不要摆着唯我独革的架势,动辄挥舞大棒唬人。鲁迅先生曾经深刻地指出,"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他还说:"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谨以鲁迅先生之名言与李慎明先生共勉!

  彭劲秀,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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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从中国税收史看民众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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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税收史看民众福祉
Oct 29th 2013, 12:35, by 明鏡雜誌


  中国税收的历史,折射的是中国经济的历史;中国税收的发展,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缩影。中国的税收,就是国家与个人不断融合、不断博弈的结果。

  税收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经济现象。随着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税收也应运而生。最早出现在夏朝的税收雏形——贡,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当时并无严格的法律规定,因此贡品的种类、数量、缴纳方式完全凭各诸侯、藩属的意愿随意制定。而伴随着国家的发展、王室开支的增加,自愿纳贡显然难以满足其日常需求,王室君主遂开始征收新税,并获得了各贵族阶层的支持。随着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君主开始给予贵族税收的特权,同时加大对普通民众的赋税力度,开启了专制征税的历史。

  税赋的根本问题是强国与富民的问题。

  当封建王朝的君主致力于打造强国,便不可避免地要以税赋形式从其子民手中掠夺资源,至于民众是否过得有尊严,则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历史上的各大王朝,大多是以暴力征税遭遇人民的暴力反抗而终结的。

  随着封建时代的终结、民众思想意识的觉醒,纳税成为每个人应尽的义务。但国家却一定不能随意征税,同时还应该规范税收的使用,推动一系列现代税收知识的广泛传播。于是,现代税收制度正式宣告开始。

  在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我国的税收制度一直停留在古老、简单的直接税阶段,而这一阶段的税收制度随意性较大,尚不具备现代税收的特征。以商业税为例,种类偏少、在税收总额中的比例偏少,是中国古代并不完备的税收制度的重要特征。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围绕商业贸易的间接税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目前中国税收的真正主宰。在这个税收历史的分水岭上,继续加大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的占比固然重要,但如何规范税收的使用显然更值得关注。间接税和直接税谁占多谁占少,并不是衡量一个国家税收制度优劣的唯一因素,如何将税收"用之于民,造福于民"显然更加重要。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基本上确立了双主体税复合税制的税收体系,即以所得税、流转税为主体税,辅之以其他税种的复合税制体系。

  而在1950年至1978年的计划经济时期,为了便于征税,合并、简化税种成为此阶段税制发展的主要趋势。1973年开展的简化税制彻底将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的复合税制简化为工商税独大的单一税制,税收的经济杠杆难以发挥作用。

  1978年至1993年,我国处在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双轨制时期,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使得涉外税制获得了发展与完善,国内的税收制度不断丰富,截至1993年,我国已开征37种税收。虽然繁多的税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调节经济的作用,但是却带来了征收与监管的双重困扰。

  在"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税改原则指导下,1994年,我国开启了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税制改革。截至目前,我国开征的税收为18种(分别是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契税、车船税、船位吨税、车辆购置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烟叶税,而这些税可以分为五类,即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资源税、行为税),较税种最繁多时期的37种少了一半多。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于2006年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这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税负,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然,税制改革不能止步于"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更是今后税收改革的重中之重。

  从目前我国的税收收入情况来看,所得税和流转税的主体税种地位毋庸置疑。2010年至2012年的三年间,流转税收入总额占当年税收总额的比重呈现下降的趋势。所得税收入总额占当年税收总额的比重,除2012年受2011年9月份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上调的影响而略有下降之外,基本呈现上升趋势。目前,我国的两大主体税种占比正趋向合理化。作为辅助税种的财产税、行为税、资源税占当年税收总额的比重没有明显增长,针对调节国民经济、保护资源环境等目标,各税种收入各有升降。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税收制度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传统的"税费不分"已经得到了重视和治理,普通民众对税收和行政性收费也有了一定的认识。与此同时,税收制度的立法体系亦不断完善,立法机关从各部委、国务院上升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2007年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和2011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企业所得税和车船税的征收体系,使各税种的征收在更大程度上获得认可和保障。而与此同时,税收的监管与征收也更趋规范化、科学化、合理化。

  税收改革不是税务部门或者税务专家一家之事,它更需要广大民众献言献策。而本书的意义就在于,让更多的人读懂税收,让更多的人可以从书中走进看似深奥、神秘的税收世界,从而关注税收、重视税收,并加入税收改革的讨论,最终建立起"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造福于民"的现代税收制度。这是国之幸,更是民之幸!

  马靖昊,摘自《一本书读懂中国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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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原空军政委:“九一三”之后的林立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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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空军政委:"九一三"之后的林立衡
Oct 29th 2013, 12:30, by 明鏡雜誌

说给豆豆的知心话

  震惊中外的"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已经过去29年了。在事件中作出了正确选择,举报有功的林豆豆(立衡),仍然是人们关注的一个名人。随着时间的演变,国内政治环境的逐渐宽松,这位林豆豆却逐渐地发生变化,近几年不断通过境内外的各种书刊,散布了大量奇谈怪论,如说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绑架上飞机的;"九一三"后写的材料是谢静宜逼供信并有意篡改而成的;说林彪"竟不知道空军有个作战部",提林立果任作战部副部长是叶群和吴法宪背着林彪搞的。林彪一年后才知道,吴法宪在这件事上承认撒了谎,向豆豆道了歉;还说空军把她当林彪留下的"钉子",成立了专案组,将她"每天押送到空军学院和空军大院接受大会小会批斗".逼得她服安眠药自杀,说"关押两年,整个人变形";在"压力"之下,与张清林结婚,转业去郑州,"没有户口,成了黑人,"……这些话,起初载于香港×报一篇署名萧萧写的《林彪女儿对林彪出走的披露》,1994年吉林人民出版社编排的《中国高干子女沉浮录》予以转载。大陆作家官伟勋写的《我所知道的叶群》,林立果的未婚对象张宁写的《自己写自己》等等,加上那些爱猎奇的小报都引述林豆豆刻意编造的这类耸人听闻的说法。林彪大女儿林小霖一度也相信过妹妹的这些话,后来经过亲自找当时的一些知情人及办案人调查,才发现林立衡说的许多话,是信口说来。这种不实事求是的言论,对历史、对人民极不负责。

  尤有甚者,1998年8月香港出版的《天安门》杂志刊载了一篇署名"李蘅"的文章,标题是"林彪女儿林豆豆打破沉默,为林彪翻案",副题是"林豆豆访谈录",文章说"真正逼林彪出逃的是毛泽东","弥天大谎加罪林彪",说自己过去写的东西"很多是假冒伪劣产品",是"当年逼供出来的档案材料。"还十分荒唐地说"叶群搞选美实际是为毛泽东挑美女进贡"等等,如果说以前林豆豆的一些奇谈怪论是缘于与父亲林彪的天然情感驱动所作的美化与洗刷的话,那么,现在这种颠倒黑白的方式已经是蓄意谋划的结果了。

  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个曾亲自参与处理林立衡相关问题的历史见证人,我有必要把我所知道的历史事实披露出来,以正视听。

  林豆豆现在诬蔑空军对她大会小会批斗,逼得她自杀等的许多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都是肯定林豆豆举报有功,要对她加以保护的。

  1972年9月,林豆豆要回到空军报社参加学习。报社同志事先听到总政工作电传达的周总理的指示:"林立衡经过前一段学习之后,应回到空军报社接触群众,一起学习,以党员相待,同志相称。她在空军报社是有错误的,要帮助她提高认识,接受教圳,并要注意她的安全。"

  当时空军机关的清查工作和学习由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直接领导,机关工作组组长是原总政直属政治部主任李平,工作组成员李珉直接掌握报社的学习。《空军报》因有错误停刊,报社成立了一个陪同林豆豆学习的小组,成员有后来任空军报社社长的金为华、张炳根,有各处处长和编辑徐臣、龚克平、石玉增、谭先德等人。当时规定了几条:一是不许追问有关"九一三"事件的问题,不问也不许打听。她写的材料密封,直接上送中央政治局和周总理。二是学习情况由李平单独整理成简报上送中央和总政,每期印7份,由金为华执笔,经李珉报、李平审核完稿上报。前后共写了59期。三是真诚帮助她提高认识,保证她的安全。

  总政工作组李平在报社作了动员,说"过去她是仙女,你们夹道欢迎。现在不是仙女,你们也要欢迎。"李珉说"她是起义的,起义说明她也是有错误的。"

  说她"起义"的事实根据是:1971年9月6日,林彪、叶群、林立果接到李作鹏、顾同舟密报的毛泽东主席在武汉、长沙召集几个省党政军领导干部打招呼的讲话内容后,决定按《571工程纪要》预定计划搞武装政变谋杀毛泽东,打电话通知在北京的林立衡带张清林和张宁乘飞机赶到北戴河。7、8日两天,林立果把谋杀毛泽东不成就去广州另立中央,再不成就去苏联吃洋面包、当"寓公"的计划,告诉了林豆豆,谈了两个多小时,林豆豆自己说"当时怕林立果对自己下毒手,都曾向林立果表示'跟你们走。'"

  9月8日晚,林立果乘飞机去北京,林豆豆思想斗争激烈,不同意林立果的行为,却因林立果向她说过"首长也同意"而不敢去当面劝阻父亲制止林立果的活动。9、10、11日三天,林豆豆都在北戴河林彪身边,还去山海关游览购物送给父亲。她知道林立果在北京从事谋害毛泽东的活动,但没有及时向中央检举揭发,直到9月12日晚林彪、叶群、林立果要逃跑之前才去8341部队打电话向中央报告。所以中央、总政认为她是"起义"。

  说到林立衡的错误,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期在空军报社支持造反派打击迫害一大批政治部领导、二级部正副部长,还"以我划线"把报社5名正副处长,包括她所在的三处处长林毅、袁亮还有赵鹏、刘昌东、许广信打成"反党小集团",大会小会批斗(林立衡多数时间在场坐镇——笔者),几年后或送农场监督劳动或送空军"五七"干校作所渭"后补学员"进行管制。1967年3月才参军的林立果被提升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之后,1965年3月才参军的林立衡也同时被提升任空军报社副总编辑。在报社靠林立衡支持的造反派骨干李同云、章×、王××都被提升为报社的副总编辑。王××主要陪同林立衡在外活动、写文章,报社日常工作由李、章二人主持,但大事都及时报告林立衡。

  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机关二级部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作了所谓"讲用报告"之后,8月3日空军政治部党委第67次会议讨论学习林立果"讲用报告",同时向空军党委建议提升林立果任空军副参谋长,林立衡任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并为空军党委常委,会议决定请林立衡给政治部干部作一次活学话用毛泽东思想的讲用报告。报社参加部党委会议的李同云说,"我和大家心情一样,立果同志,立衡同志,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感情最深。立果、立衡同志永远是我们报社的好领导,报社永远听立果、立衡同志的调动指挥。"根据政治部党委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由副秘书长王连城、秘书处长张发云起草了一个紧跟林立果、林立衡的5条措施,其中规定:

  "一切重大问题,例如工作计划、决定、报告、干部配备以及重要问题的处理等,郡要及时主动地向立果、立衡同志请示报告,争取他们的领导,真正做到大事不遗漏,不延误,小事不干扰。对林立果、林立衡必须时时想到他们事事请教他们,处处保卫他们,要"老老实实服从他们的调动,服服贴贴地听从他们的指挥……"

  周恩来总理看到这5条之后,斥之为封建法西斯的东西。

  当时,林立衡对这5条确实有不同意见,曾向当时的政治部副主任××提出不要下发,但末被采纳。林立衡没有在政治部作讲用报告。不久庐山会议上林彪夺权失败,吴法宪挨批,提升林立果、林立衡的建议才被搁置起来。

  1971年9月5日,即林立衡去北戴河前夕,她在空军报社党支委会上作了一个长篇讲话。现摘录儿段,读者不难看出她当时的心清:

  "生活在我们周围就要准备迎接风浪,最有意思的是迎风浪。我自己每天准备着迎接阶级斗争风浪。"

  "我到空军来,天天摔跟头。我的名字可以改为'斗斗',也可以改为'逗逗',要乐观。这几年 长了不少知识,长了身体。首长看见我的身体不大好时,就赶我到报社来说:'去去去,快到报社去'",说"你一到报社,你的身体就好了。"

  "首长身体很好,以前作战时负了伤,内部有四颗子弹,不是要害,内脏很好,但睡觉不好,有时精神很痛苦。他那么大的年纪,但他有坚强的毅力,看了很令人感动,他比一般没有病的老人内脏还要好。……有这样的身体也不容易。首长强调乐观,给我题字"要乐观,坚持到底"。

  "去年这时正开庐山会议,我们想不到,就是跟不上,今年再跟不上就不行了。树欲静而风不止。我别的要求没有,还是那次提的,就是要把住关,对内对外把住关。将来的路途不会那样平坦,大家要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使报社不要转向。"

  "将来的形势可能不是以前的形势,总是要革命,革命就是革脑袋嘛,不要怕掉脑袋。反正一条,横下一条心,什么都不怕……但战术上要稳扎稳打。……现在还是抓紧时间学习,缓和时学,紧张时就干,赶快吃饱,不然到时就没劲。弯弓待发,现在是弯弓的时候。……我们永远战斗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

  在"文化大革命"那种环境下,能保持冷静与清醒,特别是用今天的心度来衡量那时的言行,没有人没有错误。林豆豆作为林彪的女儿,讲这些话,是很自然的,因为当时很多人都想往上贴,唯恐贴不上,林豆豆的这些话也未必能说明她和林彪的思想路线完全相同,也谈不上参与林家的阴谋。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林豆豆在玉泉山写了不少揭露林彪搞两面派,表面高举紧跟,私下流露对毛泽东不满的真实情况,同时认为林彪叛逃是受叶群、林立果的影响,为她父亲开脱。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在接见林立衡时,曾对她自以为是的某些观点提出批评,决定让她回空军报社,接触群众,通过学习,正确对待自己。林豆豆离开玉泉山之后,同张清林一起住在空军大院附近的警卫一师,学习时由一师两位中年女同志程言翠、侯颜娥陪同到报社来,不是把她当林彪留下的"钉子"当敌人"监督",而是为了保护她的安全。

  1972年9月1日,林豆豆回到报社,大家对她客客气气,为她开了欢迎会。她开始表态不错。她说:"受到总理和中央首长的接见,激动得两宿没有睡着。"她说"毛主席对我很关心。""中央首长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对我的教育很大。我过去生活在林彪这样的家庭,有不少的缺点错误和罪恶,愿意向群众揭发交代。这一次一定要很好学习,改造世界观。"她还说:"空军报社的问题很严重,这些问题的根子在我这里。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要向同志们请罪。"当天晚上,她又几次对陪同她到报社来的程、侯二位女同志说:"没想到报社的同志这样热情,很受教育,很感动。"

  9月8日,林立衡在小组讨论中发言说,1971年9月5日,我在报社支委会上的那次讲话,错误是严重的。"我有时听到林贼一些反动言行很气愤,另一方面,还觉得他过去打过仗,理论上也有一套,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也希望他早点死,保持个晚节算了。"

  9月20日,林立衡在小组会上对林彪"518"讲话(即大讲政变的讲话)作了一次批判发言,并参加了一次党小组会,大家反映较好。

  9月28日,林立衡在同程、侯二位女同志闲谈中说,"过去我与林立果是同盟军,有些情况我是从他那儿知道的。在北戴河林立果叫我到他住的楼谈了两个多小时,我当时不得不表态'跟你们一起'。我如果不表态,就暴露了。"(请注意,林立果9月8日去北京后,她不向中央报告,也不去当面劝阻林彪。她说怕暴露显然是怕林彪——笔者注)她还说"张清林是我看中的,叶群看不上他。71年4月来北京,先在三0四医院学习,后住在邱会作家,到了8月8日,我们的关系才确定下来。"

  29日下午,林立衡参加了报社批林彪的大会并发了言,大家反映较好。

  林立衡态度的变化是从报社进入揭批查《空军报》的问题后逐渐演进的。开始她在发言中,说自己对林彪很早就是"有所认识、有所警惕、有所察觉、有所斗争"的。说自己是林彪的"掘墓人",说她"想把空军报办成反林立果的基地",把报社造反起家的李同云等几个人说成是同她一起"向林彪作斗争的战友"。后来迸一步把他们在文革中干的坏事解释为"反林的方法策略问题"。林立衡的认识与事实是极不相符的。实际情况是——

  1969年6月林彪通过林立衡向报社人员传达,要把《空军报》办成一个"实验室"。林彪说:"我就是抓两个报纸,《空军报》不行抓《解放军报》,《解放军报》不行抓《空军报》。"1969年6月在林立衡参加的一次支委会上,王启夫痛哭流涕谈对林立衡的感情,说"立衡同志是推动我们报社前进的动力,鼓舞的力量,是我们最好的榜样。立衡同志工作最辛苦,休息最少,工作最多。她时时想的是阶级的大事,国家的大事,世界的大事。"李同云说,"林立衡是'三忠于'的榜样。林彪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有很大贡献的,她的一张大字报(指1967年1月13日江青讲话后,林立衡宣布参加报社"愚公移山"造反队的大字报——笔者),在空军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扭转了局面。林立衡同志永远是我们报社的支部书记,报社大方向是她掌握的,没有立衡同志就没有报社的今天,也没有我的一家。我们下半生能和立衡同志在一起工作、生活感到无比的幸福。"还有人说,"我们事事处处要为立衡同志争光,我们就是要紧跟立衡同志走。"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前夕,《空军报》连续发表林立衡参加炮制的五篇评论,极力吹捧林彪。经林立衡同意,又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改成三篇文章以"学果文""向立""薛迸"的署名在《空军报》头版连续刊载,制造舆论。

  从1972年10月以后,林立衡却又以"九一三事件"的功臣、反林英雄自居,向大家宣传她一贯反对林彪,说很早就想给主席写万言书,讲林彪不能当副统帅。1973年1月9日发言说"9·13以前我没有报告,主要是里应外合,配合毛主席这场反林、叶的斗争"。大家不接受她的观点,她就说"多少年后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林立衡随意讲的一些情况难以自圆其说,和群众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时,她就经常借口写材料,不到报社来参加学习,有时来也不发言,私下对人说"总政李德生主任不相信我,李平主任也不相信我。""你们把我当敌人看待。"

  1973年4月28日,林立衡在报社发言,讲了6个问题,集中宣扬她"一贯反对林彪"的观点。报社打击迫害5名正副处长的问题,本来是她幕后策划坐镇指挥的,她却把责任推到苏天中(原跟随她写文章的副处长,因向叶群报告林立衡与保卫部陈干事恋爱而被她赶走——笔者注)身上。宣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本来是经她审查大样之后发表的,她却矢口否认,说"根本不知道"。

  1973年5月23日,林立衡出麻疹,送302医院住院治疗,5月29日出院。6月林立衡又按李震、郭玉峰的交代写材料,没有参加报社的学习。

  6月底和8月28日,林立衡只参加过两次党员会。9月,林立衡来报社6次,其中4次是学"十大"文件。有时半天学习,只说三、四句话。10月20日,空军报社改选党支部,通知她参加,她称病未到。

  就在这段时间,空军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揭批林彪集团的罪行。组建新的领导班子,我被任命为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总政工作组将清查揭批工作移交新组建的空军党委。8月总政工作组曾向中央政治局建议:"根据林立衡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状况,彻底转变其立场、观点,还需做长期、耐心的艰苦细致的工作,目前《空军报》即将投入复刊筹备工作,为了给她一个更好地接触工农,接触实际的条件,建议下一步到一个安全条件好的五七干校锻炼一个时期,争取边劳动边读书边搞大批判的方法,逐步把她的思想引上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轨道"。当时,周恩来总理说,将林立衡继续留在空军学习,再看她半年。

  遵照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我们在东交民巷空军报招待所新高干楼8号选了一处房,让林立衡从警卫一师搬进去住下(张清林到总后参加学习)。从各军区空军选调一些水平较高的女干部组成一个帮助小组陪同她一起学习,报社的金为华、谭先德、石玉增等同志也参加。组长是民航总局副政委、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诸惠芬,金为华任副组长,组员有尖子女飞行员汪云、张玉梅,还有各军区空军选调的副指导员、排长、女军医,护士长周慧芳、郭玉莲、李建军、张香丽、马志敏等。警卫一师的两位女同志程言翠、侯颜娥也到空军招待所同学同住。

  1973年12月25日,总政李德生主任接见了小组同志,李平和我参加了。1974年1月3日,李平、我和小组负责同志一起找林立衡谈话,让她搬到空军招待所。1月7日,林立衡在小组会上作第一次检查很不像样,仍然坚持她"一贯正确"的错误观点,说"尽管个别人要搞阴谋,想刁难侮辱我,那也是办不到的。"

  1974年春节,空军政治部领导特意在招待所安排一些酒菜,请林立衡和帮助小组同志一起欢度春节。林立衡和大家一起热热闹闹地举杯祝酒贺节,金为华等人和大家共喝了一两瓶酒。

  金为华说:"当时我们是真心诚意帮助林立衡提高认识,促使她有所进步的。并且也试图和她以同志的态度研究《空军报》的问题和教训。为此,大家费了不少心,做了很多工作,真是仁至义尽,结果与我们的心愿完全相反。"

  林立衡在空军报社始终是个特殊人物。虽然长年带着王启夫在全国各地为自己和林立果选对象,一年在报社的时间很少,干的具体工作不多,但她始终是空军报社与林彪、叶群沟通的联系人。吴法宪有时也要请林立衡带题目回毛家湾寻求林彪、叶群的指示。如空军党委给林彪发致敬电,能不能在《空军报》上刊载,吴法宪就是通过林立衡取得林彪同意之后才公开发表的。宣传林彪的一些尖端语言也是《空军报》首先发表。报社造反派干了不少坏事,靠的是林立衡的支持,凡大事,他们都首先向林立衡汇报请示。有时林立衡做不了主而去询问林彪、叶群,但报社李同云、章×去不了毛家湾。所以报社李同云等人的后台自然是林立衡。

  林立衡在学生时代就闹过一次自杀。据跟随林彪多年的卫士长李文普说,那是因为个人恋爱问题,不是像官伟勋书中说的同叶群政治观点有分歧。第二次自杀是在1968年,她看中了空政保卫部的陈干事,叶群不满,动手打了她,她服安眠药自杀,被老保姆王淑媛发现送三0一医院抢救。第三次自杀是在空军学习期间,她去警卫一师取东西,在那里服安眠药片自杀。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74年2月中,林立衡住在空军招待所高干楼,向组里同志提出,要去警卫一师原住房取东西。金为华等人研究,没有理由不让她去。便叫负责安全的谭先德带两名女同志(其中一名是医生)陪同她去警卫一师。林立衡一进房门就反手上了锁,过了20分钟,谭先德呼叫无人应,门锁了推不开,只好砸了窗户玻璃进房发现林立衡服药躺在地上,女医生用手指插迸喉咙,迫使林立衡吐出一些东西。谭先德抱着她的头,摸她的脉搏都正常,随即叫车送空军总医院抢救。医生问她吃了什么东西,她不说,化验她吐出的东西,判明是安眠药片。我接到报告后,立即吩咐转送三0一医院治疗。三天后出院回到空军招待所。检查她手边还有非那更51片,乘晕宁16片,还有冬眠宁、安乃静等多种可以致毒的药物。服下的安眠药有20片。服药的原因她不说,小组同志分析认为,她自以为举报林彪叛逃有功。没有得到她所期望的奖赏。《空军报》复刊没有恢复她的领导职务,反而要她检讨在空军报社所犯的错误;许多问题她难以自圆其说,内心抵触而服药自杀。也有人认为她手上还有很多致毒的药片没有吃,她这样做,并不是真想死,而是对组织的威胁。

  2月13日,林立衡就她自杀问题作了一次检查。说"事情发生之后,组织上和同志们非常关心,送医院治疗,我很感动。"但又说自杀是被迫的,关键在领导,不自杀没有出路。为怕她再出事,小组确实加强了防范措施。把住房窗户钉死,昼夜有二人轮流值班看护。那时是二、三月份,天气寒冷,根本没有她后来编造的放蚊子咬她,用灭蚊药薰她,"整"得她变了形体重只剩三十几公斤的事。

  1974年3月"批林批孔"开始,林立衡和帮助小组部分同志即搬回到警卫一师招待所的二层小楼上,以保证她的安全为主。

  那时,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派人给空军领导送材料,谢静宜和苏延勋就住在空军招待所。帮助小组所写的林立衡情况简报是不是通过谢静宜送江青?我决定还是按原规定送总政报周总理,不送江青。这时,林立衡却写信给江青称"江妈妈"。信给了谢静宜。据谢静宜说此信她们交给了周总理而未交给江青。

  4月11日和19日,林立衡两次写信给我,提出"组织上现在还没有把我定为林彪死党",对派人看护她表示不满。

  5月,林立衡在小组内公然表示:"我自己的问题我愿意讲就讲,不愿意就不讲"。她叫小组同志帮她买了歌本字帖,经常唱歌练字。为了她锻炼身体,专门安置了乒乓球室和下棋的地方。林立衡也时常跟小组的同志打乒乓球、下棋。她还经常在室内围绕乒乓球桌跑步。有时一次就跑五、六十圈。当时小组同志考虑的主要是安全,几年学习,从来没有要她写一份对她自己问题的检查材料。这就是所说的"逼供信""专案组"的实况。

  5月21日,诸惠芳回民航工作。组长由航空兵十三师团政治处主任、中国优秀女领航员于富芝接任。24日林立衡拿出一封信给我,说希望领导想想"真理是不是全在自己手里。"说什么"查问题二十年总可以了吧?"其实帮助小组主要还是担心她的安全问题。因为林豆豆闹自杀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过一次,周恩来、江青都参加了。对空军前一段帮助林立衡的工作没有丝毫责怪的意思。

  对林豆豆,空军一直是遵照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在李德生主任的直接领导下做工作的。后来周总理生病,李德生调沈阳,汪东兴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主席说,政治局要再议一下,对林立衡要解除监护,她和死党有区别,准许她同张清林来往。让她到农场劳动锻炼,更多地接触群众。空军党委研究挑选了条件较好的河南开封某空降兵师农场安置林立衡和张清林。7月29日,我向林立衡、张清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林立衡表态说:"坚决拥护中央的指示,毛主席在百忙中还关怀我,确实感到我们党的英明伟大。自己各方面的错误很严重,今后一定要努力锻炼自己。"当晚,张清林从总后搬回到警卫一师。二人打报告提出结婚,空军政治部批准他们结婚。

  1974年8月2日,空政干部部派人陪同林立衡夫妇到河南开封。林立衡后来在报刊上说什么当时空政组织部副部长"威逼"她们结婚,"否则豆豆去开封,张清林去嫩江,而且两人永远不得见面"等等,这纯属编造。张清林是她自己选中的,林彪、叶群出逃前几个小时曾当面为她俩人举行了订婚仪式。相隔数年,结婚本很自然,空军有什么必要威逼他们成婚呢?他们结婚是他们自己写的报告,是我批准并同她们俩人谈的话,哪里有个什么组织部副部长逼他们结婚呢?

  林立衡在开封农场,只干一些轻微的劳动,享受正常的党员干部待遇。1975年10月,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后决定让林立衡夫妇作转业处理。11月中旬安排到郑州汽车厂某分厂任革委会副主任。

  林立衡在报刊上说"她们没有转业手续上不了户口,拿不到购粮本、肉证,也领不了工作证,仍然用假名,从此化名路漫,十四年来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黑人。"这种说法完全是耸人听闻的谎言,转业是中央批准由河南省委接收办的手续。工厂按厂级领导干部对待,生活用品经常送到家,怎么可能成了"没有户口的黑人"?

  林豆豆的同父异母姐姐林小霖,曾多次直接或间接批评豆豆,规劝她为人要正直,要诚实。1977年冬天,粉碎"四人帮"之后,林小霖打听到豆豆在郑州,不顾一些亲友们的强烈反对,特地从北京赶到郑州探望妹妹,询问"九一三事件"的有关情况。那时,林立衡就说"林彪是被毛泽东逼走的","是林立果和叶群绑架把他弄上飞机的","中央公布的那些材料不真实。"林小霖说,"不管中央过去是怎么说的,如果有假,你就可以写出来",林立衡拿出她写的许多材料给林小霖看,林小霖看后觉得林立衡所写的材料水份太大。例如她说"林彪在公开场合讲的许多话,是中央有人给他服了一种药,改变了他的思维和精神状态。"还说叶群"搞了几年选美是因为毛泽东好色,叶群为了讨好才在全国各地挑选美女向毛泽东进贡",林小霖当时就觉得林立衡说这些话太假,便说"你讲这些别人能信吗?我们想问题说事情要从事实本身出发,不能只从林彪是我们父亲要为他翻案的个人利益出发,说一些不负责任的话。"这样姐妹俩就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林立衡一心为林彪辩护,把他干的事都推在毛泽东身上,似乎什么错都没有。林小霖争辩说,"我认为父亲至少有三条错误:一是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二是对毛泽东有意见有看法为什么不能像彭德怀那样把意见看法都公开摆出来,即便受到打击报复,后人也会觉得公正无私受到世人的尊敬。三是文革中那么多老干部被打倒,受折磨,周恩来费尽心机保护了不少人,而林彪除了保护扶植黄、吴、李、邱几个亲信之外,他和江青、叶群一起整倒了许多老干部,而且有些老部下都被整得很惨。姐妹俩分歧严重,谈不到一块。对于林彪出走的情况,林小霖一度也相信父亲是被"劫持"走的,中央讲的不是事实,但认为豆豆假话太多,真相如何,非亲自调查一下不可。她决定亲自找同林彪一起上车被林立果开枪打伤的警卫秘书李文普查问。李文普如实叙说了林彪出逃的经过。林小霖认为"李叔叔是老实人,跟我爸爸十几年,任劳任怨,忠心耿耿,不会说假话。林立衡当时在8341部队2大队给北京打电话,根本没有亲眼看到林彪上车出走的情况,在场看到的还有内勤公务员陈占照、张恒昌,怎么能坚持说林彪是被绑架走的呢?"

  林立衡两口子多次向人说"李文普那一枪是自己打的。"林小霖认为"李文普听到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他不愿跟着去苏联,当叛徒,既然下了车,干嘛还要打自己一枪?"林立衡还说,"纪登奎找李文普谈话,李文普提出不开除党籍,不当敌我矛盾等三条,要求和纪登奎搞政治交易,所以才作了伪证。"这简直天方夜谈!李文普是审查的重点,有什么资格与审查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搞交易作伪证?谈话在场的有搞专案的好几个人,纪登奎也不可能向李文普私下许愿。以后李文普转业去山西的一个小厂工作,工资很低,离休后回到北京与妻子团聚,只住一间单元房,报销医药费,领工资还得到山西原单位。林立衡通过张宁的书对李文普的种种污蔑完全是信口雌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文普年过七十,身患多种病痛。林小霖对李文普的处境十分同情,对林立衡用如此恶毒的语言污蔑李文普,感到十分气愤。

  林小霖说,林立衡在"九一三事件"后住在玉泉山,主动写了多份材料揭批林彪,现在又说是谢静宜逼供信并对她的材料肆意篡改而成的。为澄清事实真相,1988年,我亲自找到谢静宜调查这件事。谢静宜说,当时中央主持清查林彪案件的是周恩来总理,怎么可能逼林立衡揭发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我当时奉中央政治局和周总理的指示,去玉泉山与林立衡保持联系。她写的材料全部密封送交周总理,我不看,更不敢篡改。林立衡给江青称她为"江妈妈"的信,我也只交周总理。政法机关对笔迹是可以鉴定的,林立衡的字与我不同,她亲笔写的东西都在中央档案馆,怎么能说是我搞逼供信改的呢?

  林彪打仗有功,"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许多人迷惑不解,加上毛泽东晚年错误严重,有些人对林彪之死有惋惜之情。林立衡报案有功而没有得到重赏,也有些人对她寄予同情。她说的话被一般不了解情况的读者当成"九一三事件"的第一手材料。某些报刊爱猎奇,把她的所谓"披露"当成"宝贝"广为传播,这就造成了误导。林小霖说:"我有两个孩子,她没有后代。从私利出发,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更希望给父亲翻案。可是,我是个共产党员,要尊重历史事实,要对人民负责,对党负责,对后代负责,实事求是,不能像林立衡那样对社会不负责任,信口胡说,欺骗世人。我和豆豆同是一个父亲所生,姐妹同根,我也不能说豆豆多么坏,但对她爱虚荣爱说假话我也深感痛心。因为假话不能持久,终究要被事实揭穿,到头来害的还是自己。"

  林彪的案子中央早有定论,审判早已公诸于世,铁证如山,想翻案是翻不了的。林豆豆的许多假话本来不值得过于重视,一一批驳。只是有些报刊还在随意炒作欺骗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有些人又以假为真,人云亦云。所以才不得不把林立衡的若干材料,都公之于众,补上这一个小小的空白。倘有必要,我还有一些材料可以在适当时候公布。

  最后,我们也愿意和林豆豆说上几句知心话:

  林彪元帅作为你的父亲,你爱他,没有错;作为一个军事家,他在推翻"三座大山"的历程中功勋卓著,历史也不会忘记他;但是解放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他阳奉阴违,不讲真话,阿谀毛泽东,利用毛泽东的错误,推波助澜,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陷害历史上和他有过节的同志,作为一个政治家,表现出的品质是恶劣的;在作为"接班人"被写进党章后,他同毛泽东信任的张春桥等人发生分歧,实际上同毛泽东发生分歧,在确立的"接班人"地位受到威胁后,不是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解决,而是采取阴谋的方法,企图武装政变,另立中央,阴谋杀人,最后彻底败露,逃向国外,自取灭亡……这步步升级的非理智行为,已经让你父亲、这位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元帅彻底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由一个受人尊敬战功卓著的元帅蜕化为一个政治败类。你强调,是你母亲叶群与弟弟林立果"胁迫"的结果。我们不否认,叶群、林立果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但以你父亲林彪那种老谋深算的性格,他是那种受人左右的人吗?别人做得了他的主吗?

  在这个问题上,老婆、孩子掺合领导人政治上的事,领导人利用职权为老婆孩子谋利益,你们家在中国近代可谓登峰造极了,危害有多大已是世人皆知。对于后人来说,不能说不是个教训。

  但是,不管老婆孩子怎么拨弄,拿大主意、拍板定夺的还是林彪。别忘了,据所有的目击者报告,你父亲是自己爬着软梯上飞机的,不是叶群和林立果把他抬上去的!

  豆豆,你虽然也50多岁了,但还有精力,可以做点对历史、对现实都有益的事。说心里话,我们也很同情你。记得90年代初,陶斯亮写过一篇《我和聂力、李纳、林豆豆》发在《中华儿女》上,我们读完文章,首先为你叹息,命运对你是不公的。在中国前几十年的政治环境下,父母倒台,儿女不可避免地要跟着倒霉。而你本来在举报林彪叛逃上是立了功的,是后来《空车报》的是非纠缠影响了你,也是你的性格、你的家庭影响了你。但这一切都已无可挽回,也没机会、没必要改变了。但你还能做点好事,像当年大义灭亲一样。比如,实实在在地写一部关于你所了解的林彪的什么书,既不刻意美化他,也不故意贬低他,事实怎么样就怎么写,特别要剖析一下他的演变过程,不靠主观臆想,靠事实说话,靠证据说话。你看过《中华儿女》发表的毛毛所写的长篇连载《我的感情流水账——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吗?那是多么有历史价值的好书哇!无疑,毛毛也爱他的父亲,但她的这部书是以真实的故事来赢得读者对他父亲的崇敬与爱戴的,你看实事求是有多么重要!希望你能动笔写.我们也相信《中华儿女》同样会继续给你足够的版面。

  为林彪翻案,做为林彪的女儿,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真实的历史和确凿的事实面前,又肯定是徒劳无益的。你和张宁所抛出的东西,我们料定今后只能进"野史",弄不好多少年后成为新一拨无聊文人"戏说"的资料。但我们相信,即使到那时,他们也还会把他描绘成一个先是神秘莫测的大将军,后是一个不光彩的政治家的形象。调子,是你父亲林彪自己定的。

  不知你是否愿意接受这一番话。

  高厚良/口述、高德明/整理,《中华儿女》200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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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杨奎松:蒋介石的智与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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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蒋介石的智与不智
Oct 28th 2013, 17:16, by 明鏡雜誌


      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7月,前后不过半年左右,国民党当局在昆明、重庆和南京三地,接连四次用暴力打杀异议人士,制造了一连串血案。这些血案不仅没有压制住异议者的声音,反而严重地损毁了国民党自身的政治形象。面对接连发生的这类"政府暴力"事件,身为最高领导人且坚持独裁体制的蒋介石,也毫不犹豫地处罚了几位当事的地方军政要员,包括批准枪毙了两批行凶的人犯。

  但奇怪的是,蒋的督责、斥骂和惩戒,却从未能阻止类似事件的发生。是蒋真的约束不了手下,还是其中另有原因?

  "一二·一惨案":从"不重视"到"沉不住气"

  1945年11月25日晚,昆明党政军针对学生集会采取了威慑和破坏行动。次日,学生罢课还未形成气候时,云南省警备总司令关麟征就向蒋提交了一份情况报告,并要求指示进一步应对方法,却未获批复。

  蒋对昆明事件不重视,有一个重要背景。就在昆明学潮发生一周前,蒋刚刚对苏采取了一个重大外交行动,撤回了准备负责接收东北的东北行营,以抗议苏军秘密援助中共夺占东北。一周来,蒋为应对这一事件和采取各种后续行动,正处在高度紧张之中。而11月26日昆明学生罢课开始后,蒋又赶上了另一件他完全没有意料到的事情——蒋对苏采取对抗行动,最需要美国出面干预,不想,他最为倚赖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却在这个关键时候突然宣布辞职。美国总统杜鲁门对赫亦不挽留,反而宣布要派五星将军、前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来华调处国共关系。而这个马歇尔,一年前在蒋介石因为中国军队指挥权问题与史迪威将军尖锐冲突时,曾坚定地站在史迪威一边。如果不是罗斯福总统最后作了妥协,中美军事关系势必会因此而走向严重危机。马歇尔的任命,明显地让蒋深感头疼。由此可知,这个时候发生的昆明高校学生罢课问题,自然很难被提上蒋介石的议事日程。

  等到蒋开始考虑"对联大学潮之方针"时,已到了12月1日,即惨案爆发当晚了。因为不知道惨案的发生,故在下周"预定工作课目"中,也只是公式性地把它排在第三位,还是和"政治协商会议方针与宣传"放在一起,提醒自己需要抽时间注意这一问题。

  12月2日,蒋介石得到了昆明惨案的消息。从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王子壮的日记可知,事情一发生,国民党相关党政情报机关即认定有共党幕后唆使,并且说已捕到"凶手",说是"共党所使之落伍军官""向学生投手榴弹二枚,死四人伤六人"。值得注意的是,和后来的情况不同,蒋介石这时虽然意外获知发生了如此严重的暴力事件,却丝毫没有暴怒发火。在2日的日记中,他只是简单且平静地记下了一行文字:"昆明学潮,昨日共党又利用青年威胁群众罢课,致死伤数人。"(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12月2日)

  蒋介石开始花时间来研究昆明学潮问题,已经是6日的晚上了。他在当天下午从唐纵那里得知,即使已决定枪毙两名投弹凶犯,昆明的大学生们依旧不依不饶,不仅不信两犯是真凶,而且坚决要求惩办云南军政负责人关麟征和李宗黄。这一情况大大出乎蒋的预料。

  眼看美国特使马歇尔即将来华,蒋介石开始沉不住气了。他当晚着手研究解决办法,决定自己出面,起草一份《告昆明教育界书》,要求昆明各校教师负起责任,同时写信给卢汉,要求各方通力合作,尽速劝导学生复课,确保地方秩序不受煽动而紊乱。如限期之内仍不能令西南联大学生复课,则"应作不得已时解散西南联大之一切准备"。他在日记中恨恨地写道:"该校思想复杂,秩序紊乱,已为共匪反动派把持,不可救药矣,自由主义误国害学之罪甚于共匪,为不可宥也。"(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12月7日)

  此后,由于无法满足学生的要求,蒋介石几乎天天都催问和督促属下,并限定要在马歇尔来华前的12月17日解决问题。因此,他的日记也每天都在记述、谈论这方面的问题。直到12月15日他按计划飞去北平,这件事情才在他的日记中消失了两天。

  21日,即在马歇尔到达中国的次日,蒋介石明显地心情不错。他在日记中写道:"西南联大已复课,学潮当可平息"了。


  较场口事件:为何一开始只字不提?

  较场口事件发生在1946年2月10日上午,重庆民盟和中共等政协代表发起组织的庆祝会受到国民党方面有组织的冲击,部分与会代表被殴伤。

  这一天,蒋正在重庆,上午在办公室撰写《三十五年共党叛乱经过概要》。一直到12日日记,蒋全未提到较场口冲突之事。作为负责情报及特务工作的第六组组长,唐纵日记中对昆明惨案调查、处理的记述接连不断,但对较场口事件,他也干脆一字未记。

  蒋正式在日记中提到重庆较场口事件,是16日到南京之后。他在下星期"预定工作课目"的第八项注明了"重庆较场口殴斗问题"几个字,这说明他注意到两方面各执一词持续争吵不停的情况。而他的处置方针是:本党同志应停止扩大宣传,不再与彼辈计较,息事宁人。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回的麻烦则毫无疑问是来自于国民党内的那些强硬派了。

  由于2月中旬美英报纸披露了雅尔塔密约的内容,不少东北人士对美苏密谋损害中国东北权益极感愤慨,因而在重庆游行,散发传单宣言以示抗议。中共方面却在这时公开要求政府承认它在东北的军事存在,及限制政府军进入东北的数量,这进一步引起蒋介石与众多国民党人的强烈反感。以CC系重要骨干方治为主任委员的国民党重庆市党部,马上行动起来,推动学生上街,向苏联示威,并声讨中共。蒋19日即已得到报告,却对出现这种情况颇感庆幸和兴奋。他在20日的日记中明白写道:共党在东北问题上的态度,引起"群情愤激",中立各报无不"对共党鸣鼓围攻","多数青年亦皆觉共党之所为在出卖民族利益,而决非真正之国民革命也"。在他看来,这说明:"孙行者魔力虽大,最后终必为上帝所制服。"

  由于蒋心态如此,党内如外交部部长王世杰等虽极力上书反对发动学生游行,蒋却并未出面阻止,而是任由方治等发动了2月22日的重庆反苏大游行,其影响一时波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但蒋并不担心,反而像是出了一口恶气,认为这实是对"俄国在华廿五年来未有之教训"。当然,蒋懂得适可而止。24日,他在日记中决定:"各地学生对东北问题游行示威……自此应即阻止,不可扩大。"

  对于2月22日大游行,蒋介石虽然颇感痛快,却也对中统局组织特务在游行时乘机捣毁中共的新华日报社和民盟的民主报社营业部,打伤两报工作人员的做法表示了不满。由于中共、民盟接连向政府当局和马歇尔告状,蒋亦不得不把吴铁城等找去痛斥,指责此种做法不仅"为国际诟病,为俄共口实,实为本党最拙劣行动之污点",要吴"彻底查办"。不过,蒋介石到底不相信这件事做错了。

  27日,得知苏联大使提出强烈抗议,"诬指我政府机关所指使";马歇尔亦站在苏联人一边批评国民党不该挑起此种争端,危害和平局面,蒋明显地情绪失控了。下午见周恩来时,竟"致不能自制……怒发冲冠,声色太厉",事后连他自己都感觉到当时的反应可能有点过度。但他毫无认错之想,是肯定的。


  南京下关事件:中统局局长被蒋"一顿臭骂"

  下关事件发生在1946年6月23日晚。事情刚一发生,唐纵就得到了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又是一件惊人的事情。有所谓人民代表马叙伦、蒉延芳、盛沛华、雷洁琼、包达三、张炯伯、胡厥文、阎宝航及学生陈震中、陈立复等十人,下午七时由上海车抵下关车站,当有苏北难民群向马等陈诉共军暴行,请求共同向国府及中共办事处请愿,护送还乡,历时甚久,未获圆满答复,发生殴打情事。来京之马叙伦及南京党部徐士年、市府钱江潮,与《大公报》记者高集、《新民报》记者浦熙修等受伤,在场宪兵亦被打伤。至一时半马社长犹有电话来。"

  这个时候,国人企盼的和平局面正逐渐被各地频发的军事冲突蚕食,负责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的马歇尔正处于高度紧张之中。下关事件此时出现,其影响之恶劣,不难想见。故24日,刚一得到报告,蒋尽管听信了下面的说法,一时以为是苏北难民与上海来的代表发生冲突,却还是十分恼火。他当天日记的开篇就记称:昨晚下关车站江北避共之民与由沪来京为共匪张目之所谓学生代表互殴,"又造乱案,可痛"。

  但第三天一早,蒋介石在听取联络秘书会报后,就了解到了事情真相。原来,这一事件是南京市党部主委马元放组织,中统局局长叶秀峰亲自参与指挥,派特务、党员假扮难民,协同"苏北难民"一同做下的。而且,听说上海又有30余学生代表准备赶来南京声援,市党政宪特各部门负责人还密谋进一步组织"苏北难民",再度围攻新到来的上海学生代表。蒋本来就非常恼火了,得到这一消息,当晚就叫唐纵召叶秀峰和马元放来官邸晋见。叶早到一步,被怒气冲天的蒋一顿臭骂,吓得紧随其后的马元放干脆没敢进去见蒋。

  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也特别记述了这件事情,称自己痛斥了"党部人员之无知,作事徒增政府困难",同时哀叹:"痛心极矣"。26日,蒋介石也询问过下关事件的善后情况及其社会反响。但这一事件发生得突然,平息得也迅速,故蒋此后已不再关注这件事了。


  李、闻惨案:蒋"逐日监督、跟进"案件

  李公朴遇害是在1946年7月11日晚,但李案发生后接连4天均未见蒋日记中有任何反应。(目前发表的唐纵日记因缺7月10至13日及15日日记,也不见有李公朴被害内容的记载。)甚至闻一多15日遇害当日,卢汉、陶镕、梅贻琦等昆明党政团和学校领导人都有急电呈蒋,蒋因携宋美龄、蒋经国14日上庐山游山消暑,除15、16两日个别发了几封重要电函外,多在山里观景散心,"欣慰无已"。

  直到17日的日记中,蒋介石才开始高度关注这起连续谋杀案。当日,蒋介石得到唐纵等人的报告,马上致电在南京的唐纵,要他即赴昆明主持破案工作;并电报给云南新任警备总司令霍揆彰,称:"李公朴与闻一多案关系重大,希于三日内负责缉获正凶,勿稍贻误,以后应严防此种暗杀案之续出。警备司令部应负全责也。"

  蒋当天下午进一步得知,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已介入李闻惨案,将十余左倾教授接入领馆避祸。这一情况使蒋对此案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了。在已经派出唐纵等情报官员后,他当晚又电示正在沈阳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和云南省省长卢汉,要他们立即返来南京商谈此事,以便尽快回昆负责调查处置。但是,蒋介石突然高度重视此案的首要原因,显然不是两位知名教授意外惨死,而是因为美国人的公开介入。

  蒋介石每天记日记通常仅为一页纸篇幅,字数至多不过四五百字,因每日事务头绪繁杂,故每件事仅寥寥数语。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蒋用了近200字来记述昆明这一事件,可见重视程度。但他记述李、闻被杀事,仅用了50余字,一多半的内容都是在骂那些被美国驻昆明总领事接去美国领事馆避难的教授没有骨气。蒋在日记中写道:"昆明连出暗杀案二起,先李公朴,次及闻一多,皆为共党外围之民主同盟中党酋,应特加注意,彻究其凶手,以免共匪作污陷之宣传。最可耻者,以此案出后,在昆之民盟酋首八人皆逃至美国领事馆,求其保护,此等智识分子而且皆为大学有名之教授,其求生辱国,寡廉鲜耻。平时自夸所谓不畏死者,而其畏死至此,书生学者毫无骨格乃如此也,可痛!"

从7月20日开始,面对国际和国内舆论的强烈批评和质疑,蒋介石不得不开始把调查解决"昆明暗杀案"列为首项工作任务,并每日花费相当时间来研究处理。21日,蒋介石已得到消息,李、闻案与霍揆彰的警备司令部有关。因而决定"即令霍来报告,再定处置。"22日,蒋致电唐纵和霍揆彰,要求二人务必在25日前取得调查结果,并在25日密来庐山面报。在当日日记中,蒋已在哀叹:"云南军事干部幼稚无知,不胜痛苦。"24日,蒋上午参加庐山夏令营开学典礼即回寓所与卢汉"谈滇事约一小时四十分钟"。由卢汉谈话中,蒋进一步得知霍揆彰在李、闻案中的所作所为,故在日记中再斥曰:"幼稚如此,可叹!"

  25日,霍揆彰上庐山见蒋,路过南京时公开对记声者称:"李公朴闻一多被狙案已获重要线索,有关重要人犯前某部军官杨立德中将已被捂住,并供认不讳。"暗示暗杀主使者为龙云之子龙纯曾。(天津《大公报》,1946年7月26日)晚见到蒋介石时,霍仍将这套说辞和所谓证据呈报于蒋,当即遭到蒋的痛斥。当然,蒋也并不是就要惩处霍。骂归骂,霍退出后,蒋即"再令张镇宪兵司令来谈,指示其与霍研究手续与要点。"

  8月6日,蒋下午考虑昆明案件处理方针,总算想到一个与前不同的更能平息众怒的办法,其日记称,此乃"上帝指示"之所得也。他当晚即将空军司令周至柔召来,要其飞昆明,并"面授处理方针"。次日一早,蒋再召周来,令其马上动身,除指示同意先将闻一多案查明审结外,并告:"处理暗杀案方针,必须撤究严惩霍揆彰方得其平也。"至此,蒋自感"心神幽静,思虑渐消,与夫人并肩散步,采花移树,甚觉自得也"。

  15日,昆明军事合议法审判法庭第一次开庭。18日晚,冷欣由昆明携来顾祝同等对处置闻一多案人犯供词及报告材料,蒋连夜批阅。次日早,蒋指示冷欣案件公布方式等。然而,蒋未能马上摆脱此案的困扰。22日,蒋在日记中记道:"下午总览美国舆论,以论坛报对我文告社评为最坏,咸以昆明暗杀案件指明为余部下所为一事,更加深刻,心神顿受刺激。"

  越是不满美国人的批评,蒋就越是不放心案件的处理,生怕案件公布后会有明显破绽,引起内外舆论群起而攻。因此,一向不相信手下人办事能力的蒋介石,仍旧不能不逐日监督、跟进案件的审讯情况。待闻一多案审结,蒋介石算是长舒了一口气。他在26日的日记中写道:"昆明闻一多被刺案,凶手已判决处死。昨日正式宣布,同时将霍揆章(彰)革职看管,以平公愤。对其特务营,以及所有关系人员一律监禁与解散,如此处理或可告一段落。然而困难、痛苦与受辱未有如此案之甚者也。"


  蒋介石并非"幕后黑手"

  有关蒋介石可能为幕后指使者的猜疑,久已有之。1970年代末,曾任军统特务骨干的程一鸣曾强调说:"暗杀一个重要人物,必须得到蒋的事先批准……才敢动手。"言外之意,蒋对暗杀李、闻不仅知情,而且应该是批准了的。据此,1980年代大陆史学界基本相信,蒋介石就是刺杀李、闻的幕后黑手。有学者甚至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找出了相关的证据,称霍揆彰当年曾得到南京方面的密令,说密令称:"中共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期,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参见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但是,上项所谓"密令",因没有说明所发单位及发出时间,故并不能确定就是蒋令,或确实得到蒋的认可。据当年曾任"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指导组长的万亚刚1990年初回忆,类似诸多密令当年都是通过这个"联秘处"拟发的,许多未必经蒋过目或同意。他就明确地讲过这个"联秘处"下令处理李、闻问题的情况,他认为,正是由于他当时自拟一复电,指示霍揆彰等可予"打击",才造成了李、闻被杀的意外后果。(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李敖出版社1995年版)结合1991年大陆出版的唐纵日记内容,也可以看出万亚刚回忆的情况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唐日记写道,闻一多案发生次日,无论国民党中央,还是蒋的侍从室情报部门,均一头雾水,弄不清楚:"昆明近日接一连二的凶案……究为何方所为?"国民党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几度开会商议,均不清楚状况。霍揆彰的顶头上司陈诚拍着胸脯保证:"此事绝非霍揆彰所为,绝与军方无关。"由此可知,蒋介石对此事应该更不知情。也正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相信同为军统特务骨干人员沈醉的说法,即杀害李、闻的主谋是霍揆彰,而霍"原来是想讨好蒋介石,希望改派他当云南省主席。"(沈醉《军统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就连身受其害的闻一多长孙闻黎明显然也倾向于相信:杀害闻一多先生的黑手不是蒋介石,而是一介武夫霍揆彰。(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下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

  说蒋事先不清楚云南当局刺杀李、闻内情,还可以通过蒋日记作一比较。蒋日记不是有闻必录,日记中不记之事,有时蒋未必不知情,这是事实。但是,蒋记什么,不记什么,还是有些规律可循的。对此,我们只要比较一下蒋日记中对"一二·一"惨案、"较场口事件"和"下关事件"的不同记述情况,就可以有一大致了解。

  比较这三起事件,可以发现,凡是蒋毫无思想准备的事情发生,他的第一反应,通常都是马上怀疑共产党,即相信一定有共产党在煽惑和组织,如"一二·一惨案"。

  而蒋一旦发现上述判断有误,事情实际上是国民党人自己做的,马上就会谴责其属下的做法愚蠢、无知。他除了斥骂、惩罚外,还常常会找机会,比如在内部演讲中解释,为何不能凭借政府暴力来解决问题。

  "较场口事件"就不一样了。蒋日记中对此事一无记述,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唐纵在日记中也全无记载,显非偶然。这一方面说明两人对此事的了解程度和态度是一致的,另一方面说明,两人应该都不是不知情,而只是认为不重要,或知道是秘密行动,故未列入工作项目,自然在日记中也就未做记述。

  由此或可推知,凡蒋介石知情且认可的事情,因为不处置,不理睬,不重视,因此日记中亦多不记录。像对较场口事件,直到一周后看到双方公开争吵太久,闹得范围太大,蒋虽出面劝告了重庆市党部,要他们"停止扩大宣传,不必再与彼辈计较",他也没有将此事写入日记。但是,正是因为蒋感情上这种倾向太过明显和强烈,他到底还是会有发泄出来的时候。2月27日,事件过去17天后,蒋在日记中提到当天见周恩来时的谈话情况,他记述道:听到周提及较场口事件,顿时怒不可遏,当场呵斥称:那种庆祝会不流血,我革命党实该挨打。你们如刺激国民党员太过,就别怪我管不住他们。他在日记中对自己发火还颇为得意,称:"非如此决不能促此辈之反省,以为无赖可无止境也。"(蒋介石日记手稿,1946年2月27日)

  由蒋日记对上述三大事件的不同反应即可看出,蒋介石在"李闻惨案"问题上,其反应更近似于对"一二·一惨案"和"下关事件"的反应,与对"较场口事件"的反应情况明显有别。对"李闻惨案",蒋刚一得到消息,和陈诚一样,也是马上认定与昆明军方无关。当着手下的面,他甚至连"疯子"两个字都骂出来了。由此不难看出,蒋介石对霍揆彰的所作所为,确实极其痛恶,事先毫无思想准备。

  说蒋介石不是上述事件直接的幕后黑手,除了其日记中反映出来的这些情况外,还应注意到蒋这时对政府暴力负作用的批评性看法和一些政策性指示。他在多个场合都明确告诫手下"不应打人",在日记中也曾特别强调问题的所在,即"党部人员之无知,作事徒增政府困难"。(蒋介石日记手稿,1946年6月25日)基于下级干部暴力蛮干屡禁不止,蒋还专门对特务情报部门作出了政策性的"指示",明确强调要禁止随意使用暴力和运用所谓"难民"。既然强调技术、强调方法,主张被动还手,反对全靠暴力蛮干,可知霍揆彰不顾一切直接杀戮的做法,不会是蒋介石授意的。


  下属为何敢于屡用暴力?

  蒋介石虽然不是战后政府诸种暴力行为直接的幕后黑手,却未必与这些"政府暴力"事件毫无关系。

  还在"一二·一"惨案爆发前半年,即1945年4月下旬,蒋介石就针对当时何应钦所报昆明西南联大学生有响应中共联合政府号召,爆发学潮危险的情报,下过可以"予以断然处置,决不稍有姑息"的密令。

  1946年3月23日,蒋介石下午约见西南联大三青团干部,因听到汇报并联想起联大学潮不断的情况,一时间怒火中烧,语言愤激,当场要求他们:"对不法教师污辱党国,甘为共匪奴属之张奚若、闻一多等,应加以还击。"(蒋介石日记手稿,1946年3月23日)

  6月5日上午,蒋介石在中央情报指导委员会上再度明确指示:"对民盟不必姑息,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应施打击。"

  按照蒋上述旨意,尤其是蒋6月5日指示,由会报形成的指导意见随即被"转知西南各地会报及党政军机关",刚刚接替关麟征站到昆明反民盟斗争最前线的霍揆彰,自然倍感压力。霍不得不本着"守土有责"的精神,破釜沉舟也要把民盟的气焰打下去。

  霍揆彰7月13日给蒋发了一封表决心的电报:"职惟本钧座意旨,有利国家者,任何牺牲在所不计……若再滋扰甚而暴动时,职拟断然处置。"职"决依法戒严,大举肃清奸党,一网打尽,斩草除根,以绝后患。"(《霍揆彰致国民政府军务局转呈蒋主席电》,1946年7月13日,原件藏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档案,转见《闻一多研究动态》第85期,近代中国研究网)这时李公朴刚刚被杀,霍依旧向蒋信誓旦旦,表示要将"奸党""一网打尽,斩草除根,以绝后患",足以看出霍为什么李案刚出,马上又会再做闻案。如无领袖意旨和"任何牺牲在所不计"的"忠党"精神支撑,霍又何以会如此狂热?

  而对部下的这种态度,蒋介石又何尝真的反感过?他骂归骂,罚归罚,内心爱憎分明,在日记中显而易见。听说李、闻被害,蒋第一反应就是:二人"皆为共党外围之民主同盟中党酋",为"将礼义廉耻之民族德性扫地殆尽"的五六位民盟教授中"最劣"者。因此,他对二人之死,不仅毫无怜悯之心,反有幸灾乐祸之意。要处罚手下时,他自不免长吁短叹,难下狠心,因为他明知霍忠心为党,故再错,他亦"不能不为之恕谅"也。

  如此在思想上、情感上煽惑仇恨,在责任上、职守上督导严责,属下滥施暴力后却多方恕谅、宽宥,后来者基于"忠党"之心、守土之责,会前赴后继,大胆效尤,可想而知。


  "徒然苦了自己,苦了国家民族!"

  作为国民党党政军警特组织的最高独裁者,不管蒋介石如何痛恨民盟等中间亲共的势力,至少在战后这一阶段,他并不希望发生此种未经批准,且持续爆发的极大损害国民党形象的政府暴力事件。但为什么蒋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呢?比较蒋介石及其亲信的日记,可以看出蒋在处置上述事件时存在着颇多值得探讨的具体问题——

  一、情绪不稳,造成指示混乱。如3月23日和6月5日关于对民盟骨干张奚若、闻一多、罗隆基等,"不必姑息","应施打击"的指示,就明显地存在着旨意不明,极易引起下级误读的情况。

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含有激烈用语的训话或指示,有时又是在蒋心情不好,愤激操切,未经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发出的,与其本意未必完全一致。除对自己的脾气常常难以控制,不时会讲出过头话外,蒋有时还会发出自相矛盾的方针和指示。如前述6月5日蒋在中央情报会议上明确指示应"打击"民盟骨干人员,7月3日在同一会议上又指示,对中共及民盟等应"采取被动还手政策,我不先放枪,若彼放一枪,我即放二枪,若彼动拳,我即动脚"。(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

  二、疑忌过深,导致决策偏颇。国共两党相互疑忌仇恨,在当时条件下很难避免将对手妖魔化,遇事容易马上联想到对方,并且一定会把对方往恶处想,也属常态。但问题是,同为国民党人,不少国民党干部对事情的判断,却往往会比蒋介石要来得准确和客观一些。

  如下关事件,刚一发生,还没有开始调查,国民党众高层领导人实际上就和王世杰、唐纵一样,马上猜到是党人所为了。对这样一种国民党高层干部凭直觉即可感知的情况,蒋介石却要看到调查结果才恍然而知,因而惊,进而怒,其指导督责自然起不到防微杜渐的作用。

  三、不谙下情,难免被下属欺瞒。蒋介石不仅对党内政治文化明显隔膜,对下情亦不甚了解。这自然会方便部属执行命令时巧予应付,欺瞒折扣。在以上两起昆明惨案的调查处理过程中,蒋介石就屡被下属欺瞒。

  在头一起昆明惨案中,蒋完全不重视调查工作。得知消息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惩凶。在他看来,云南当局对此事并无责任,因此,只要下令枪毙投弹凶手,事情即可顺利解决。而云南当局也乐得如此。于是就出现了1日发生惨案,蒋3日上午下令枪毙凶犯,4日下午云南警备司令部就举行了军法会审,宣判凶手死刑。实际上,两名被枪决的"凶犯",即陈奇达、刘友治,并非当日闯进学校用手榴弹行凶的军官总队的军官,而是两名盗卖军事物资的死刑犯,被昆明驻军拿来欺骗蒋介石和社会舆论的。(吴思珩《昆明学潮退思录》,《吴思珩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第8期,台北中研院1996年)如此处置,不仅使蒋的指令打了折扣,而且也难以服众。

  四、独裁作风引发事态恶化。在两次昆明惨案发生前后7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从蒋介石日记和唐纵日记中看到蒋对干部发火训斥,乃至痛骂的记录,就不下二三十次。由此不难想见蒋与众多下属之间存在的那种猫鼠关系。因为怕报告了不好的消息刺激了蒋的神经,就连蒋最重要幕僚陈布雷都要注意筛选下面报上来的报告和信息:哪些报,哪些不报,既要照顾到事情的重要程度,也要照顾到党内各种人事关系,同时还要看蒋的心情。因此,一些批评蒋和抨击政府的舆论与活动,地方党政军警特部门报归报,却习惯于不等批复,打了再说。这也是上述多次政府暴力在蒋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一个重要背景。像"一二·一"惨案前的11月26日,关麟征就有过电报向蒋请示如何应对,但他并没有等到蒋的回应,就动了手。同样,霍揆彰在暗杀李公朴后,也有电报给蒋介石表明心迹和决心,蒋也没有亲自看过和回复,霍即当作蒋已认可,放手让部下再去杀人。

  从上述关、霍两人都在未得蒋直接批复的情况下自行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情况,可以很清楚地发现,独裁的蒋介石对类似事情其实常常是因反应迟缓而误事。1945年11月26日昆明学潮发生后,蒋如果能够早些介入和解决,就不至于再发生"一二·一"惨案;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被害后,蒋如果马上重视并着手调查,闻一多也不会被杀。

  其实,蒋介石虽一向兢兢业业,日理万机,却总有忙不过来的时候和看不过来的文件。但蒋又习惯大权独揽,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或研究,下面干部请示或呈文得不到及时的答复和指示,又不能不处理,自然也就有了越权和做错的可能。尤其是1944年以后,蒋因主要致力于军事外交事务,加之精力体力均不如前,与夫人休息游玩的时间较前为多,"以致许多公文均无暇批阅",由此引发的问题自然也就愈其多了。(万亚刚回忆,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就曾代蒋回复地方一般性函电——作者注)

  在一党独裁和领袖专权的情况下,地方官员瞒上欺下,本来就是司空见惯的顽症。蒋介石及党的决策或情报机关再有权威与权力,也不可能监督和了解一切。何况国民党高层派系林立,蒋又习惯于任人唯亲,为此甚至不得不受到夫人宋美龄及孔家的极大牵制。上行下效,战后国民党内派系问题发展到尾大不掉乃至登峰造极的地步,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反映在上述政府暴力事件上,出了事情找几个低级官兵出来"挺身做烈士",相关派系高官出面把犯错误的干部及其追随者保下来,也就成了一种惯例。如霍揆彰是陈诚"土木系"的重要骨干,事情刚一发生,陈诚马上就站出来表态,进而亲派总长办公室高参、陈诚系负责情报特工的张振国等前往协助霍揆彰处理善后,应对调查。因为有陈诚在幕后,负责调查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以及唐纵等人,亦只有设法配合。霍虽因蒋坚持,最后仍遭处分,但有关系网相罩,所谓处分亦仅形式而已。不过半年时间,霍就堂而皇之地又以中央委员身份出现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虽经龙云电蒋抗议,霍被要求再回籍养病,几个月后,却又被推为国大代表,并获得了第十六绥靖区司令官的任用,重又回到权力地位上来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只能使国民党内部的问题愈趋恶化,难有解决的出路。

  严格地说,近代中国政治始终是在暴力的阴影中发展而来的,当政者无不靠强力压制异议或反抗者;造反者无不靠武装暴力革命夺权。革命一方即使登上统治宝座,也还是以暴易暴。如蒋介石南京国民党人早年就是革命党,不仅用武力对付北京政府,就是对党内政争亦一样诉诸武力。变成执政党后,对这种经验和路径的依赖,明显地带到了战后。习惯于军人当政的国民党,一旦政权受到威胁,即会动用武力。尽管战后国际国内和平民主呼声高涨,国民党自身亦不能不做出宪政姿态,这些都对它直接斥诸武力有所制约,但是,它对持异议者的抗议活动仍旧找不到适当的解决办法,只会通过经过伪装的政府暴力来解决问题。也因此,越是在军人直接当政的地区,就越容易弄出严重的流血事件来。

  蒋介石身为国民党领袖,固然比关麟征、霍揆彰等更具政治头脑,但他性格上仍具军人气质。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蒋介石虽从政治策略的角度一直出来做灭火的工作,其内心里却总也压不住对异己分子的强烈怒火。正是他的激愤言论,时时都在起着纵火的作用。

  蒋无法真正灭火,也与国民党自身体制密切相关。读蒋这一时期的日记,很容易发现其家长式的统治方式,不仅无助于解决他所面临的复杂问题,而且常常会使本来容易解决的问题复杂化和严重化。这其实也反映出所有专制体制的一个共同的弊病。对此,唐纵近距离观察所得的看法(《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也有几分道理。他写道:

  "委座之权力在形式上事务上日见集中,而在实质上(如对大员顾虑多而不能加以法律)日见降低。"其事必亲临,人必亲选,唯可用之才有限,可用之策亦少;其任人唯亲,而愈用亲信、亲戚,愈容易受到牵制,束缚手脚,结果是每每"励精图治,要求改变现状,但同时顾虑太多,处处维持现状,一进一退,无补于时艰,徒然苦了自己,苦了国家民族!"

  杨奎松,新浪历史 2013-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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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我的红卫兵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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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红卫兵生涯
Oct 28th 2013, 17:17, by 明鏡雜誌


1966年8月18日注定要成为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一天。

这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胜利闭幕",特地举行了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参加人数达百万以上。

一个新名词"红卫兵"--横空出世。

毛主席身穿绿军装,头戴红帽徽,臂挂红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首次接见红卫兵代表,消息随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响彻全国。

毛主席在城楼上亲切地问宋任穷的女公子叫啥名儿?她答:宋彬彬。主席说:要武嘛。她立马将名字改成"宋要武"。

风起云涌。

当晚,一张"四中红卫兵连宣告成立"的大红通告飞上杭州四中校园大墙:以张进沪,李兴国,苏革命等30余人署名,清一色"革干革军革烈子女"。

"吹皱一池春水"。那年我14岁,是后来被称作"老三届"的杭州四中初一学生。

当我听到毛主席号令:"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岂能不热血沸腾吗?由于我家离校不过百米之遥,闻讯即赶往校园。

与此同时,两条对联贴满了全校几乎各个角落:"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

我知道"四中红卫兵连"署名为连长的张进沪正是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张秀龙的公子。

我问:苏革命是谁。旁边的校友答说就是"三好学生",革干女儿苏小黎。

次晨,"红卫兵连"就杀出校园冲向社会,开始了大动作的"革命行动":破四旧,改路名——用大红纸覆盖路牌,说原先的蓝底白字路牌是"青天白日"的阴谋。他们学北京红卫兵把"东交民巷""西交民巷"改成"反帝路""反修路",把杭州的大街小巷都变成了"红彤彤"的名字。比如将"延龄路"改为"延安路","河坊街"改作"红卫兵路"【后正式路名为"勤俭路"】,"将军路"改"人民路","清泰街"改"立新路","所巷"改"红巷"等。

这批"革命小将"胆子真大,竟敢将正在街头值勤的交警大盖帽强行摘下,抛向空中,嘴里还叫骂着:"你他妈的神气啥?不过一帮罗瑞卿的兵"。

听得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百姓子弟口惊目呆。

接着,他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大街变成"战场":目标就是扫荡"小裤脚"和"飞机头"。

他们手握大剪刀,看到摩登女的长波浪和高跟鞋,假华侨的小脚裤或喇叭裤,不由分说,上前就是"咔嚓"一刀!到后来,凡是发现路人谁的裤脚小了或发型洋气,甚至只要是他们认定的"奇装异服",二话不说,拉住就是一剪刀!

于是满大街的乱象:被处理者大多呆若木鸡,偶尔有一二敢哭的敢闹的,又招来一顿夹头夹脑的武装带抽打。

说心里话,多剌激呀!我们这些围观的14~15岁小毛孩也真有点莫名的兴奋,天天追着去看热闹。眼泪见多了,麻木了。看着,也开始跟着起哄的。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也在这"改名风潮"中"蠢蠢欲动",自己跑去刻字店,叫刻字匠制作了"杨承武"的名章,盖在新发的《毛选》扉页上--我特崇拜刚荣升总长的杨成武上将,读过《红旗飘飘》,记得那位长征途中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先遣团长。我觉得:学鲁迅随母姓,杨总是成武,我是继承武。裁缝老爸发现了我的名章,笑着骂道:你呀,真当叫"扬尘舞蹈"了呀!【杭州方言:表示人发飘,不知姓甚名谁。】由于老爸出声反对,我的改名也就不了了之了。

很快,四中"红卫兵连"有了更大的动作,拉起队伍去砸庙宇。

关于"灵隐砸菩萨"事件,我是此事亲历者。

8月24日一早,我校广播站振臂一呼,哗啦啦拉起队伍去"砸菩萨"。

我到校迟了,与班里同学匆忙向大队伍追赶。出清波门,过长桥,赶到净寺一看,寺庙内尘土飞扬,大殿中狼籍一片,可怜的"四大金刚"全倒在地上,化作一摊烂泥。

听骑车回校的同学报信:岳庙也已拆庙宇,毁佛像,被"杭州六中战友"抢先一步砸烂。只有灵隐是唯一的目标了。

我们急急地抄小路,走赤山埠,茅家埠,沿着"上香古道"的黄土小路,直奔灵隐。当刚拐上大路,走出白乐桥,正追上了我校的大队人马。

我问:怎么了,这么急?答说:刚才在洪春桥时,遇上有人阻挠。争论几句后,双方都紧追急赶地拼命向灵隐狂奔。

恰此时,又有一些骑自行车的浙大学生超了上去。

据说我校"红卫兵连"的先遣队20余人到达灵隐寺时,正好与浙江大学机械系的10位学生不期而遇。先遣队是手持棍棒、绳索和铁锨,做着冲锋的准备。浙大学生也早有思想准备,见状后马上关闭了通向天王殿的东西侧门,并接过该寺老和尚递过来的大锁,将所有入口锁了个严严实实。同时,他们还在天王殿门前筑起一道小小的"人墙", 并且急中生智地用一张"红宝像"封在庙门中央,使我方不敢轻举妄动。

原来赤手空拳的浙大学生知道势单力薄的10人之微,怎么能抵挡即将赶来的数千人之众?于是,他们一面在园林工人的帮助下,给学校广播站打电话求援;一面尽可能地拖延时间。浙江大学广播站接到灵隐寺告急的电话后,立即在校园里播出紧急通知。很快集合起三四千人,跑步赶往增援,并且抢先一步赶到了灵隐寺的"头大殿"山门前,形成一道越来越厚重的"人圈"。

灵隐寺前双方唇枪舌战,剑拔弩张。只差几分钟之隔,以杭州四中红卫兵为首,包括浙大附中、杭二中、杭六中、杭七中、杭八中、杭十中等学校的约2000名红卫兵,也踩着脚跟到达了灵隐寺【其中还有极少数的机关干部、工人和大学生】。

突然红卫兵中有人站在山门高台上喊:大家静一静,刚接到"中央文革"指示:"灵隐寺是否要保护,请革命群众自行决定。"

这又燃起了红卫兵的"砸菩萨"激情。

为首的我校"红卫兵连"不甘心功亏一篑,就口吐白沬地向浙大方示威,还扬起武装带。可大学生毕竟见过大世面,不为所动,他们提出:"灵隐寺能不能砸,我们要辩论"。"大辩论"是中央倡导的,红卫兵无法拒绝,且对方增援部队源源不断,要想再趁着人多势众一举冲进庙门去已无可能。

到中午,人越聚越多,双方都"调兵遣将"。

我看到现场双方对峙着,一时也出不了结果。应该没我们普通群众什么事儿了,就和几位同班的往回走。一路从九里松,岳庙走苏堤回校了。

接下来的日子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按我校"红卫兵连"的官方语言说,全杭州的人都分成了两大派:"砸菩萨派"和"保菩萨派"。辩论战场也移到四中大门口的小广场上。

"砸菩萨派"是少数派,可气势夺人,手里还拎着"铜头皮带"。"保菩萨派"得道多助,路人也多指责"砸派"。图穷匕首现,"红卫兵连"好几回冲出校门去抓了人,尤其是被认出了持对方观点的"黑六类"或"狗崽子", 就一涌而上地拖进校门来,暴打一顿。

"灵隐事件"中,前后有数千群众在寺院周围守护到最紧张的月底,直到传来敬爱的周总理电话指示,"灵隐暂加封闭"。这一风波终告平息。

一波连一波。杭州四中"红卫兵连"等组成"杭州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和"红卫兵纠察队",张进沪是"一司司令",红流涌向杭州四面八方,掀起了"抄家潮"。

"抄家打人风"在四中最早的受害者是美术老师俞子青的家属,她倒在血泊中。

如今想来最不可思议的"丢弃财富风"来势汹涌:不时有哪里的粪池中捞出一袋金器,哪里的垃圾中发现一包大洋等等传至耳边。明明是丢弃者,还混在人群中矢口否认。

其实,如我家这样的市民也在忙着清理和舍弃"四旧",我就含泪把辛苦收集齐的全套《三国演义》连环画卖到废品站了。面对生存威胁的恐惧者,抛弃财富是必然的选择。

几乎与此同时,谭力夫的"血统论"和那副"鬼见愁"对联风行全国。

其曰"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绝对如此"。

校园广播白天黑夜狂热地播放着《红卫兵战歌》《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等歌曲。

"红卫兵连"的好汉们有恃无恐,说一不二,他们既有与"首都红卫兵"直线联系之便,又有能看有关文件的优势。他们喊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张贴出大幅标语"一切权力归红卫兵",宣布接管了学校的一切权力。

面对风云变幻,四中全校一千多名师生员工从最初的手足无措中渐渐被震醒过来:"红五类"们兴高采烈,仿佛走进了扬眉吐气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时代;"黑六类"胆战心惊,随时随地都处于恐惧之中;"非红非黑"者则不知所措。师生们迅速地分化着。

"血统论"对校园的影响是极其深广的,造成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别说是对"黑六类"子女的震慑,就是对一般成份子弟的恐惧也很巨大。比如,我班就发生了强迫绰号"小四眼"的工程师儿子吃青草的事:几个"红五类"在校园草坪上,喊着"让'食草动物'吃草",逼着住校生的他强吞从地上拔起的杂草。在他含泪强咽时,被闻讯赶来的班上大多数的我们解救。

我们班的高干子弟也昂首挺胸了,但当他们向"红卫兵连"恭恭敬敬地递上"申请书"时,却意外地遭遇拒绝,说是还得在运动中经受考验。这盆冷水好凉,浇醒了头脑发热的"红五类"们,也让我心中对这帮"革命闯将"有了些许鲁迅笔下"假洋鬼子"不让阿Q"革命"的不良感觉。

所谓"红五类"即"三革"革干,革军,革烈子弟与"血统工人""贫雇农"子弟;他们公开宣称"红卫兵专政"时代开始了,"红色恐怖"来了,"牛棚"诞生了:老校长王鸿礼,语文教师陆鉴三,英语教师王婵运等被关押在黑屋中,被迫唱着《鬼见愁》歌。

记得一次"控诉大会"上,苏革命一手持话筒,一手握针钻,声嘶力竭地"控诉"一句,用针钻猛扎一下王校长的屁股。老校长悲惨的尖叫,震得大食堂顶棚上的灰尘纷纷落下,令人胆战。真不可想象,前不久还都是校级,市级的"三好学生"竟会对师长作出如此残忍的举动。。。

"血统论"猖獗一时,笼罩着校园。

当我对此有所抵触与不解时,就会找来《湖南农运考察报告》看到"矫往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足矫往", 心气儿也一点一点儿地硬起来了。我们从进小学那天就接受党的教育,深刻地痛恨"阶级敌人",牢记"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老妈对我说:孩子,别忘了我们只是老百姓,不能跟着当官的儿子们折腾,他们朝中有人,你有啥?他们既使进了局子,有叔叔伯伯的关照,最不济"一个员儿"还能顶三年刑期。你就省省息吧。我心中不服:毛主席叫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是被伟大领袖寄以无限希望的一代呀。

"红卫兵连"一派独大的局面终于迎来了挑战。

十月初,由从"红卫兵连"中分裂出来的初二"革干"宋国胜联手高二陈杭中,初一王晓阳等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由于我公开宣称自己的成份是"半无产阶级",竟引起某些人的妒忌,胡扯说:"半无产,那么还有是'半资产'罗"。竟从别的班级搬来了高干子弟张宁新,趁我不备,一下子用"铜头皮带"甩在我脸上,至使我眼角膜受伤,上浙一眼科挂急诊,用了很久的药才好转。这姓张的混小子还"一鼓作气"地抽过我班数位同学。潘益德同学的家长是泥水工,东阳人,约上工地数位工友直冲校园,吓得张跳窗翻墙,落荒而逃。

此时,我的第一任务就是迫切地要证明自己的"阶级成份"。按党的有关政策规定,我从未谋面过的爷爷是小贩,我裁缝老爸"解放前三年"是手工业雇工,"解放后三年"先是雇工,后失业,凑钱买了洋车自谋职业,还是应划为手工工人。老妈"前三后三"都是茶厂的季节工,属典型的工人阶级。

我拼命地翻阅"红宝书",抄录了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著作中有关"手工工人"的段落,坚定地认为自己是手工工人出身,属"红五类",当然的"红后代"就有组建"红卫兵"的天然权利。就在我手持"校文革"介绍信去派出所查阅"家庭解放前三年后三年经济情况"的那天,正好碰上那终生难忘的混乱一幕:手持铜扣皮带的红卫兵们,押来一队队手提日杂用具,肩扛铺盖的"黑六类",集结送乡下去劳改,美其名曰"城市大扫除":将"牛鬼蛇神"扫地出门,净化城市。

今天回首:再令人发指的事情,后人看来,都是过往云烟!可谁人能真正体会当事人的感受呢?没有见过那种不堪的日子的小屁孩们,没有见过那时节当红卫兵的儿孙辈用军用武装带,拼死命的击打自己父亲那一辈的人,永远也不会明白文革对人性的摧残和磨灭!

言归正传。这天,我在延安路市府大墙的大字报长廊前,有传单塞进手来,"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浙大分队"--这一下子触发了我热血青年渴望推进世界革命的冲动。于是我相约几位同学从吴山脚下徒步行走数里,去玉泉的浙江大学校园找组织。在行政楼一角,有"浙大大队"的同志接待了我们,并给了我们一只红袖章作样本:在"国际"两个标准字中央是环绕着"毛主席万岁"袖标的一枚地球,下书"红卫兵"三个毛体字。使我眼前一亮,与世界革命挂上钩,无疑充满自豪。

我联络了以本班王吉炎,8班赵金灿,章志明,中二任光惠等10余人,找到"校文革",打出刻制公章的证明,跑去刻了按"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浙大大队"那个中央有地球标识的大红公章,订制出带地球标识的"杭州四中中队"队旗。

我在与论中心的校大礼堂前贴出"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杭州四中中队"的成立宣言。这是校园中继"红卫兵连""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成立的第三个红卫兵组织。

10月30日那天,我们终于拿到了盖着"校文革"红印章的"上京介绍信"。于是由杭州四中中一【二】班同学为主的串连小分队正式启程了。一行10余人直奔城站,熬了一通宵,挤入北上的"红卫兵专列"。

都说:凭学生证加介绍信,一路吃住行统统不要钱。但老实巴脚的父亲还是悄悄地塞给我15块钱,说是"穷家富路"的,拿着放心,快去快回。

头一次出远门很兴奋,虽说得知"红卫兵专列"要在明晨才发车,但我们还是早早地进了城站。在月台上转悠了一整夜,我们一点儿也不感到累。

曙色中列车启动。始发站嘛,并不很挤。但只上不下的专列,一过嘉兴上海就不行了,车门根本无法打开,就从车窗口爬进来一拨拨的各地师生们,挤呀挤,叠罗汉。瞧,座位底下钻的,行李架上爬的,连过道和洗漱间都挤成不留缝儿的"肉堆"。你没法儿上厕所,憋着吧!

车过南京,滔滔长江上出现了"火车开上轮船过渡"的难忘一幕,叫我们一阵惊叹。

在辽阔的淮海平原上,我们北上的与南下的两辆"专列"擦肩而过。对方朝我们喊:"北上的红卫兵战友们,毛主席将在这两天接见你们了,你们真幸福!"喜讯沸腾了车厢。

列车进行了两天两夜呵,到2日清晨总算进了永定门火车站。跨出车门,我就直奔厕所。

首都大串连接待站设在"工体",人山人海中我们排队等待,从早上到傍晚,轮到安排去了西直门的"中华全国供销总社"。总社是大机关,大楼前一幅"欢迎毛主席请来的客人"让我们热泪盈眶。

当晚,传达了"毛主席明天接见红卫兵"的喜讯。

由部队派来的军人将我们这些"五湖四海"集合起来,宣布纪律,还排练了编队和齐步走。

1966年11月3日凌晨三点,集合哨声中,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壮举开启了,据统计那天共有两百万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接受检阅。

我们向天安门进发。走着走着,只见一支支的红卫兵队伍从两边的胡同和小巷涌向大街,汇流成浩浩荡荡的人潮。年青人,热情高,真是一路踏歌声呵,此起彼伏的是《语录歌》《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等流行红歌。

天亮了,我们走到了王府井大街。队伍如长龙滚滚,不见首尾。

10点10分,《东方红》乐曲声起,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盛典开始了。人太多太挤,我们不得不走走停停的,而马路两侧高挂的广播喇叭里正直播着天安门广场那海涛般的声音。

队伍里,有新结识的朝鲜族,藏族或维吾尔族的红卫兵,为我们在自带的"红宝书"扉页上签写各种民族文字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突然有人惊叫:那不是"草原英雄小姐妹"呀?我们都涌上前,让蒙族少女龙梅和玉荣加入题签。

队伍的长龙,摇摆着摇摆着,拐进长安街,一步步地走近天安门。

当晚霞染红我们双颊时,才真正进入广场。人海如呼啸的涌潮,哗一下推过来,又哗一下挤过去。在这集体的大海中,个体只能随波飘摇。千万只喉咙直喊着"毛主席万岁",我们亢奋,我们拼尽全力,为的是心中的太阳,为的是在人潮中不被挤倒,一旦失脚必成肉酱。

我亲眼看见了高高城楼上高大的毛主席,真伟大呵,他老人家已经屹立了六七小时啦!

毛主席在挥手。呵,挥手之间。

当我们涌近金水桥时,广播里说"红司令的亲切接见"到此结束。

我们看到那转身离去的魁梧背影,泪流满面。

我们一行没被挤散的五个同学就面对城楼正式组成了"一一三"红卫兵。由于"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杭州四中中队"成立在前,我们一致同意一支队伍两面旗帜。

我们举臂宣誓: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下!

华灯初上,我们从广场步行回西直门。

由于旅途疲惫,次日我发了高烧,吃病号饭,打奎宁针。好在年青,很快退了烧。

在京期间,我去游览了动物园,参观了景山公园的泥塑《收租院》和军事博物馆,上"清华""北大"和王府井的"中国文联"看大字报。当时的学徒工月薪才15块,在同行者中我算是"富翁"了。小孩嘴馋,在西单看到食品柜中有最爱吃的"百果年糕""玫瑰年糕"就掏钱了。

此外,我还特意怀着朝圣的心情,一路去海甸寻找到中央财经学院,因为这儿是"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的正式发起单位。我跑遍了几乎整个校园,总算找到一个留守人士。他告诉我说:到这儿来联系的各地战友已很多了,可是主要的"勤务组负责人"都赶往革命圣地--井冈山,筹备在新年元旦的革命摇篮井冈山,隆重召开"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的成立大会。希望同志们把这一讯息带回各地,并选派优秀代表前往参加盛会。

只因北京吃饭不要钱,又有机会再次接受毛主席检阅,我的小伙伴都赖着不想走。于是我只身南下走天津。经接待站分配,住进了"财贸干校"。出门不远,就看到了海河之上那座"平津战役"中胜利会师的大铁桥。和北京一样,得到一张免费乘车证,住宿不要钱,但食堂得买餐劵。我看电影,买日用品,买"语录胸牌"和书籍也化了不少。

天津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东南角,东北角,西南角和西北角"地名--特好玩。尤其是坐着"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一路绕行,感觉真的好极了!在"水上公园"的温室区,我第一次看到了奇异的各色热带鱼,活泼泼地特逗。一住就是半个月。

我到了上海,被分配住在"十六铺",那时的浦东还较冷僻,交通也不便,天天坐轮渡。好在免费交通,老往南京路跑。大上海吃的零食不少,十里洋场有遗风,好吃的"水果甜羹"啦,"炸龙虾片"啦把我仅剩的钱"骗"得精光。我在接待处借了餐劵,又趁邮寄"红宝书"不用邮资,夹带一纸便箋。老爸看到便箋上我写的"一分钱也没有了",急忙从邮局寄来10块钱。拿到汇款,我立马再奔南京路,吃了个"肚儿圆"。【后来"上海接待站"发函向我讨要欠款,老爸赶紧汇钱去还了。其实当时好多人用"假校假名"让欠款成了"白条"。】

11月25~26两天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至此已有1200万人次的红卫兵上京了。中央终于发出了"天气转冷,请各地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返回原地,等明年开春后再行串联"的通知,还强调"不是停止串联,要回原地闹革命嘛"【后来知道是毛主席的原话】。

我在天津和上海参观和串联了一些大中学校,到十一月底回杭。老妈翻看我那件新丝棉袄--因要出远门特意制作的,惊得尖叫起来:"啊呀,这么多的'老白虱'!"我一看:不得了,虱子像白芝麻撒满棉袄里子中。看到自己身带这么多"小动物",我浑身的汗毛也不由竖了起来。于是马上拆开,抽出丝棉芯,将棉夹衣用碱水煮泡,然后拎到河埠头漂洗,足足折腾了一整天。

真是天地翻覆呵!才过了一个月,我重回杭州四中校园时惊讶地发现:形势大变,气壮如牛的"红卫兵连"已基本在校园销声匿迹了。代之而起的是"群雄蜂起",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七一红卫兵"等等。不过最大的是"四中红旗",成为"杭州市大中专院校红卫兵指挥部"【杭州红三司】属下。

我参与组建了"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杭州市指挥部"。

当时在拱墅区"地球兵"【因袖章中央有地球标志】实力最强,不但仅有的三个中学:杭三中,拱辰初中,沈塘初中都成立了,连杭链厂等也有工人组建,并成立了"区联指"。市内有八中的毛瑞虎,二中的王镨,钱小弟,十一中的霍克克,张力力,三中的小方,拱中的小宣,水电技校的小袁,机械技校的小桑,印刷技校等。为指挥部寻址,我们进驻了浙江省文史馆。

位于横河桥大河下的省文史馆环境优静,本是"世外桃源"式的去处,但文革一来就宁静不再,进馆门是一个大天井,往西走过客厅是一条两旁厢房的甬道,拐北出园洞门即二进,又是大天井,朝南为主建筑的平房,一明两暗三开间的大厅堂,原先堆满书籍,现作"指挥部"办公室,写上"勤务组""组织组""宣传组""直属大队"等。日后读台湾名家高阳【即许晏骈】回忆录说:清末横河桥大河下并列四大宅,西起头一座为望族许宅,至今有碑为证。东邻即庾园。我们进庾园时,园内仍有巨石"玉玲珑",以"瘦皱透"闻名。平房后一座大假山,沿蹬道上山,假山上有座精致的亭子,可俯瞰流水曲桥和水池中的红鱼与莲荷。

由于传来复转军人组成的"红卫军"被取缔的消息,我们商议着改为"红卫兵杭州市指挥部",自称"红四司",与北京作了切割,再没派员参加井冈山的所谓"中国支队"大会。

由"杭州市委市政府文革联络站"单扬签字,给"红四司"批了几辆崭新的自行车,一溜儿出发,还是挺招摇的。一如《奇袭》的台词:"摩托队好威风呀。"

"一月风暴"后,"省联总"基本在杭州夺了权,我们就趁"复课闹革命"解体回校了。

关于浙江"冲军区"事件,就我所见:

此事起因是当时的与论认为:杭州四中"红卫兵连"连长张进沪要对俞子青美术老师死难的家属负责任,于是"向军区司令张秀龙讨要'打人凶手'"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控诉"资反路线"大会的主题。

在控诉大会后,我随造反派人群涌向清波门的浙江省军区,进驻了司令部的部分区域。有那么两三天的紧张对峙。"前线指挥部"主要是"省联总"也包括后来的"红暴"派及赫赫有名的"浙炮"【浙江省"炮打司令部联络站"】。

在"革命大联合"的声浪中,"四中红旗"成了校园主力,我们"一一三"也集体加入了。在军区大院,我们去食堂里吃了几餐"兵伙食",有肉有菜饭管饱,挺不错的。

后来,传达了"中央指示",内有"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最近关于追查黑材料,寻找陈伟达进行批判,要求当局执行军委三点指示,要求当局将高干子弟交出归案法办等等,所进行的群众斗争是革命行动,中央予以支持。。。由于上述斗争不仅为浙江党政军当局所压制,而且引起多次群众斗群众恶例,特别是一月廿日事件,又在中央、军委上述的决定发表之后,更加不能容许,这样激动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所属群众,先后进驻军区大院、礼堂,其责任应完全由浙江省委,部分由军区某些领导人来负。"等词语。最后有"中央希望浙江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所属群众在中央这一决定传达后,主动离开军区大院、礼堂。"

如此,数天后"省联总"派就撤离军区了。因杭州四中而起的事件至此不了了之。

在我看来,"复课闹革命"把红卫兵招回校园,虽说还有过打派仗,搞武斗等余波,但杭州的红卫兵运动也基本上进入了"尾声"。 我也和全国绝大多数"红卫兵"一样,结束了"经风雨见世面"的闯荡生涯。

那年,若干只红袖章被裁缝老爸拼制成了两条游泳裤,我穿着它"到江河湖海游泳去"。

【2013年9月15日~10月1日草成】

云蒸霞蔚火火龙,《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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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尹曙生:毛泽东与砸烂公、检、法

明鏡歷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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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曙生:毛泽东与砸烂公、检、法
Oct 28th 2013, 17:25, by 明鏡雜誌



  1966 年12 月24 日,罗瑞卿被批斗后,由四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大汉用箩筐抬着,左脚缠着厚厚的绷带。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生过很多重大政治事件,影响深远。"彻底砸烂公、检、法"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造成的后果很严重,影响也很深远。本文就这一事件和毛泽东有什么关系,进行探讨。


  毛主席说,听到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我就高兴


  从1949年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开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毛泽东对公、检、法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是十分重视的,始终把它置于自己的绝对领导之下,别人不得干涉。由于文革前17年,公安机关在公、检、法三机关中一直处于老大的地位,检察院、法院实际成了陪衬,在"大跃进"年代,检察院、法院甚至一度被取消,只保留名称,其领导人带上公章到公安机关联合办公,以政法部的名义代替了公、检、法;文化大革命中,公安机关被军事管制,而检察院、法院被撤销了。所以我说毛泽东十分重视公、检、法,主要说的是十分重视公安机关,文革中提出的"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实际上就是"彻底砸烂公安机关"。


  让我们来考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毛泽东要(支持)砸烂公、检、法,主要是砸烂公安机关的历史事实:


  1966年11月12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各地来京的造反派时说:"公安机关十七年来干尽了坏事,要打倒、要砸烂。"参加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领导。公、检、法,尤其是公安机关,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首肯,她敢这么说吗?


  1967年武汉发生"七二○"事件,毛泽东受到围困,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脱离险境,安全到达上海。7月23日,谢富治、王力随周恩来飞回北京,受到英雄般的接待。江青亲自到机场迎接,并和周恩来、谢富治、王力合影,电视台当晚播出。接着,谢富治在公安部大礼堂向迎接他的公安部干部讲述处理武汉事件经过。会议结束后,他对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副部级政治部主任施义之说:"毛主席说,'听到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我就高兴'。你们要把这句话捅出去。我当面听主席讲砸烂公、检、法没有十次也有七八次。"李震、施义之当晚通过公安部造反派报纸《红旗》将这一消息刊登,并迅速传遍全国,立即在全国掀起砸烂公、检、法,主要是公安机关的高潮。谢富治是一个有谋略、有头脑、非常谨慎、圆滑的政治人物,他知道领袖的厉害,如果毛泽东没有说过这样类似的话,他是没有胆量敢假传"圣旨"的。


  1968年3月18日,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浙江赴京汇报的代表时,江青诬陷说:"浙江省公安厅干部在叶群代表林副主席向毛主席汇报时,在屏风后头搞窃听、偷听和秘密录音(指的是1965年秋,叶群受林彪指派到杭州告罗瑞卿的状,导致罗瑞卿被打倒)";"叶群走一步路,都有人盯梢,进行监视";"公安机关用特务手段检查主席和我的信件,这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比国民党还坏,是法西斯";"要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反动的公检法"。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江青敢这样公开讲吗?!


  毛泽东要(支持)砸烂公、检、法最有说服力的直接证据是:1968年7月28日,他在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红卫兵五大领袖时,当有人汇报谈到北京市公安局揪出很多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分子900多人时,毛泽东说:"提出砸烂公、检、法,我说好!"据韩爱晶记录,毛泽东还说:"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公开)提出来的,北京市公安局三万人,弄出九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三万人只剩百把十几人,其余进学习班"。当时在场的有周恩来、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等中央文革成员。


  1966年、1967年,在毛泽东的批准下,从军队选调兵团级干部1人,军级干部3人,师级干部10人,团级干部20人,以后还调进大批军队干部,进驻公安部,实际掌控了公安部的权力,公安部绝大多数干部被遣送黑龙江农场审查、改造。1967年12月9日,毛泽东亲自批发中共中央(67)379号文件,要求"凡全国公安机关未军管的,一律实行军事管制"。文件下发后,大批军人浩浩荡荡开进公安机关,95%以上的公安干警被集中下放农村改造。一直被称为党的刀把子的公安机关,像解放初期国民党的警察机构一样,被解放军接管。如果毛泽东还信任公安机关,能这样干吗?


  为了寻找砸烂公安机关的理由,扩大宣传影响,对公安机关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1968年8月9日,谢富治授权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刘传新,炮制了《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活动的一些情况的报告》,诬陷北京市公安局"长期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死心塌地为美、蒋效忠";"市公安局的特务间谍活动是在刘、邓黑司令部的支持鼓舞下,在大特务彭真、罗瑞卿、刘仁的指挥下,遵照美、蒋旨意进行的"。这么一个荒唐可笑的报告送到中央,毛泽东看了,亲自批示:"请各地军管部门注意此类情况。"根据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于10月7日以"中发(68)142号文件"转发全国。对这样一个充满谎言的报告,以毛泽东的睿智,他真的相信吗?可是他确实作了批示,而且要全国公安机关军管会,像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那样来调查类似问题,这就说明他老人家这时对公安机关确实不再信任了。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毛泽东是坚决要(支持)砸烂公安机关的。


  在砸烂公安机关的两年多时间里,全国有3.4万公安干警受到打击迫害,其中被打死1200多人,伤残3600多人,被捕判刑1300多人。公安部5位副部长被捕,政治部主任隔离审查;罗瑞卿、谢富治的老搭档、二把手副部长徐子荣被捕后被迫害致死;未被逮捕的副部长刘复之、于桑在军人部长李震1973年10月20日自杀后,涉嫌被监禁。公安部正副司、局长49人中,有43人先后被打成叛徒、特务、历史或现行反革命分子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北京市公安局有1693名公安干警受到打击迫害,其中有225人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包括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被打成特务、叛徒、三反分子,47人被捕入狱。上海市公安局被砸烂后,有2980名干警受到残酷迫害,有78人被迫害致死,96人致残。浙江省公安厅666名干警,被审查、批斗298人,隔离审查88人,受处分74人。前任厅长王芳、现任副厅长吕剑光等6名干部被怀疑在毛主席住处安装窃听器,押解北京囚禁审查。全国203位公安厅、局长,所有的人都被审查、打倒过,有45人坐过牢,自杀、死在监狱里17人。


  毛泽东为什么要(支持)砸烂公、检、法,特别是他亲自领导、关怀有加的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是毛泽东亲自培育、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上做出了重大贡献。解放后,中国大地上曾经一度出现过没有吸毒、没有赌博、没有卖淫嫖娼,刑事犯罪案件很少,甚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良好和谐的社会环境,受到国内外一致赞扬。但是,随着"左"倾路线逐步抬头,毛泽东在国内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必然要遭到抵制和反抗,社会治安出现动荡。毛泽东运用公安机关对这些抵制和反抗不断进行镇反(见《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一文,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保证了这些运动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因此,公安机关也犯了严重的错误,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但是对毛泽东而言,公安机关是绝对忠实于他的,他没有理由不信任。


  文革前的全国公安会议上,毛泽东多次与各省、市公安厅局长合影留念,以致不少其他部门领导人羡慕当公安机关领导。文革前,无论是罗瑞卿,还是谢富治当公安部长期间,毛泽东对公安工作有过批评,曾经批评过"不像样子的公安局长",但那是关心、爱护,从来没有说过、表示过要"砸烂"。文革一到,为什么突然要砸烂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


  一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文化大革命主要目的是要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打倒刘少奇,首先拿他的得力干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开刀。而彭真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直接分管领导政法工作;罗瑞卿更是直接管了十年公、检、法,当了十年公安部长,影响很大。彭真、罗瑞卿被打倒了,他们直接领导的公、检、法,尤其是公安机关,就好比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难逃厄运。就像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被打倒了,中宣部也就成了"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是一个道理。彭真被打倒了,他主管的北京市委也变成了"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被彻底改组。罗瑞卿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965年底,就被打倒,并不是他犯了什么大错误,仅仅是因为和林彪有矛盾,而毛泽东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需要林彪领导的军队全力支持,不得不牺牲他,而他当公安部长达10年之久,如果不否定公安机关,也是说不过去的。


  二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起来以后,各地的造反派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打的旗号都是要打倒本地区、本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要从他们手中夺权。但是,公安机关广大干警长期受到的教育是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对党不能有任何怀疑,各级党委就是代表党的,所以公安机关组织起来的造反派基本上是保守的,被称为保皇派,"奉命造反",就是名曰造反,实际暗中保护"走资派"过关,等时局变了,在党委领导下抓右派,像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一样。公安机关是专政工具,公安干警有组织性、有战斗力,还有武器,社会上不少造反派慑于它的威力,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各级公安机关成了造反派造反的最大障碍,不清除这个障碍,文化大革命就进行不下去,因此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之后,公安机关首当其冲成了社会上造反派一致攻击的目标。但是,没有中央、没有毛泽东的允许,谁也不敢贸然夺它的权。文革初期,北京政法学院造反派要夺北京市公安局的权,但是谈何容易,他们请示谢富治;可谢富治也不敢擅自做主,只好请示周恩来同意,允许先夺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公安分局的权,作为试点,但是不久就被勒令造反派退出,由军队接管。1967年到1968年,正是毛泽东号召造反派全面夺权的高潮,公安机关却成了最大障碍,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在公安机关秘密安排下转移,躲避造反派的批斗。青海省省长王昭,被造反派非法关押,公安厅干部将他秘密接走,送到洛阳治病,连中央想找他也找不到,后来还是公安部造反派奉中央领导命令,把他找到,交给中央。毛泽东为了文化大革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顺利进行,就必须毫不犹豫地要(支持)砸烂公、检、法,主要是公安机关,以便清除阻碍文化大革命的障碍。但是他也担心会造成乱子,所以"砸烂"后,实行军管,没有让造反派掌管。要砸烂、要军管,就必须制造砸烂的理由,中央1968(142)号文件就应运而生了。其实毛泽东心里清楚,如果公安机关真的像文件上所说的彭真、罗瑞卿、刘仁(北京市委常务副书记、二把手)是大叛徒、大特务,勾结美、蒋,进行特务间谍活动,他能安全活到文化大革命吗?所以在1970年11月召开的第15次全国公安会议时,与会代表对彻底砸烂公安机关有意见,要求公安部领导解释,于是部长李震(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司令是陈锡联)以公安部领导小组的名义,直接写信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道:"砸烂公、检、法口号不科学,应该提公、检、法彻底闹革命。"这个批示没有说彻底砸烂公、检、法是错的,仅仅是说口号不科学。不科学就在于"砸烂"这个词难以理解。改为"公、检、法彻底闹革命",就能理解了。就是说,公、检、法是有严重问题的,要革命,而且要"彻底"革命。"彻底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仍然是不信任公安机关。这从毛泽东亲自批准下发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上可以看出。"纪要"对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公安工作进行了严厉批判,说刘少奇、彭真、罗瑞卿在公安战线上"顽固地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要彻底清除刘(少奇)、彭(真)、罗(瑞卿)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公安路线","要彻底改造公安机关"。

  把"彻底砸烂"变成"彻底改造",意思是一样的,这样就合乎"科学"了。


  三是毛泽东过去信任公安机关,文革爆发后不信任,并不奇怪。这时的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疑神疑鬼,认为有人要发动政变,搞资产阶级复辟。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毛泽东在这个通知中亲笔写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林彪在5月18日的会议上,从历史的角度,大谈特谈政变经,杯弓蛇影,似乎中国有人正在企图搞政变、搞复辟,以呼应毛泽东的话。林彪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为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要搞政变,一是发动军事政变,达到政权更迭的目的,而这时军队掌握在毛泽东最信赖的接班人林彪手里,他大可放心;二是利用秘密警察,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把领导人抓起来,实现政权更迭的目的。这样做,只有长期掌握警察大权的人有这个条件。彭真、罗瑞卿在公、检、法系统影响深远,文革一开始,他们就被打倒,其追随者会不会这样干呢?毛泽东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他有不安全感,并不奇怪。十月革命后,苏联秘密警察头子,除创建者捷尔仁斯基过早病死外,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都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毛泽东对十月革命后苏联内部的政治斗争,十分清楚。文革初期,江青那样咬牙切齿痛恨公安机关,不能仅仅归结为她的个人恩怨,难道没有领袖的担忧?!


  四是解放后公安机关接收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大量敌伪档案,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后,就成了一些人的心病,生怕有人从这些档案中发现不利于自己的材料。红卫兵抓叛徒、清理阶级队伍、专案审查,都离不开敌伪档案。所以公安机关受到"格外重视",都想把公安机关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利用敌伪档案,抹黑对手,洗刷自己历史污点。这就必须通过夺权手段来实现。要夺权,就要先造舆论,抹黑公安机关,然后"砸烂",乱中取利。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68年春,上海造反派发现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丑事,并编成小册子散发。江青看到后哭哭啼啼地对周总理说:"这么搞怎么得了,看来是上海市公安局搞的(这时上海市公安局已军管,她说是上海市公安局搞的,实指上海市公安局原来的干警)"。然后由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等中央文革碰头会参加人,集体授权吴法宪到上海去收缴有关江青的传单、材料。吴法宪在张春桥的具体操办下,收缴了大量传单、小册子,并逮捕了搜集、编印的人,连同原公安局长黄赤波等人,一起乘专机飞回北京。材料封好,全部交给江青自己处理,人被非法关押起来。公安机关被军事接管后,组织大量军人清理敌伪档案,寻找所谓叛徒、特务,为中央专案服务。对刘少奇的定性是"叛徒、内奸、工贼",材料就是从这些档案中找来,断章取义形成的。公安机关敌伪档案帮了毛泽东大忙,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混进各级领导层呢!这样才能证明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十分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五是窃听器风波又起,公安机关成了重点怀疑对象,不砸烂不罢休。用窃听器搞窃听,是侦查工作的一项手段,国内外间谍、情报机关都利用这一重要手段。我们国家对利用这一手段有着严格规定:只准用于对敌斗争,严禁用于党内,而且有着严格的批准手续。江青污蔑公安机关对她和毛泽东使用窃听手段,是天方夜谭,荒唐可笑。


  被渲染成窃听风波的录音风波,是从中央办公厅刮出来的,跟公安机关无关。1958年11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出于对领袖毛泽东的崇敬,感到有必要运用现代化手段"尽量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多次向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汇报他的想法。最终毛泽东也认可这一做法,并对叶子龙说:"录音要搞个规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办机要室对录音范围和内容做出规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中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对这个规定,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主要领导看了,都签字表示同意。但是,毛泽东有些讲话不愿意录音。1959年11月,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中苏关系问题时,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胡乔木插话说:"还有录音呢。"毛泽东批评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叶子龙立即让录音员停止录音。叶子龙在回忆录中说:"从此,机要室就再没有自行派录音员跟随主席外出录音"。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61年1月至4月,毛泽东外出视察,在武汉停留期间发现在他的专列上安装的录音设备,没有拆除,录下了他和服务员的谈话。毛泽东大为愤怒,指示汪东兴报告中央书记处。中央书记处严肃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给予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连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几个秘书也被牵连进去,受到处分。1961年5月17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做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的五项规定。到此,录音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


  五、六年过去了,再也没有人敢搞录音了。可是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后,早已解决了的录音问题,被重新提起,把这样一项正常的、曾经被毛泽东批准的秘书工作的一个环节、一项业务工作,变成了公安和情报机关搞窃听,搞侦查,从而为打倒某些人寻找口实。杨尚昆首当其冲,他被打倒,一条重要"罪行"就是对毛泽东搞窃听。尽管给中央领导录音是中央办公厅所为,跟公安机关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把录音提升到搞窃听,性质完全变了,那就只有公安和情报机关才有资格、才有本事做这件事。文革前,国内反间谍侦查工作是公安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对特务、间谍搞窃听,属于侦查工作的一项手段,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说公安机关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使用这项手段,那就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地是毛泽东住过、去过时间最长的地方,比如杭州,毛泽东到那里去过40多次,住的时间很长,仅次于北京,仅1966年毛泽东就8次去杭州。因此这些地方的公安机关是重点怀疑对象。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1966年二、三月间,根据中央最高领导旨意,中央有关部门派出若干检查组到这些地方毛泽东经常住的宾馆、别墅,检查有无安装窃听器情况。副部长徐子荣被派往上海、杭州检查。其时他已经被怀疑是窃听中央领导的主事人之一,派他去检查是在考验他。他在上海、杭州检查,没有发现在毛泽东常住的宾馆、别墅(如西湖边上的汪庄、刘庄别墅)根本没有安装过窃听器,参与检查的还有中央办公厅的人员。他从上海、杭州回北京后,谢富治不听他汇报,把他排除在公安部领导之外,不给他分配工作,不和他见面,文革一开始,就将他打倒。


  尽管在"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几年时间里,没有发现一个地方公安机关搞过这种违反党纪国法的事,但是被怀疑而抓进去的几十名公安机关领导迟迟不放、不审、不判,从精神上、肉体上进行折磨,有的人就死在监狱里,如徐子荣。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因窃听罪1968年2月被秘密逮捕关押北京监狱,直到1975年释放,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精神、肉体都遭到极大摧残,十根肋骨折断,一身是病,1978年过早死亡,被上海市政府批准为烈士。他在公安局长任内,每次毛泽东、江青到上海,鞍前马后,为领袖夫妇的安全操碎了心,到头来被污蔑对毛泽东、江青搞窃听,真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可悲的是,黄赤波在主政上海市公安局期间,同样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枉了很多人,但是,直到他去世,也没有觉悟,没有丝毫悔意。1978年8月22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题为"追忆罗部长对上海公安工作的关怀"一文中说:1953年4月,罗瑞卿部长到南京,把他找去,要调他到上海市公安局工作,"谆谆叮嘱我把扬帆包庇下来的、甚至混入公安机关内部的一批反革命特务分子进行严肃处理,消除了一大隐患"。是啊!当年他不负罗瑞卿的重托,在上海市公安局掀起了一场风暴,给闻名于世的"潘汉年、扬帆事件"大冤案火上浇油,大批干部受株连,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有的死在监狱里。他曾经在上海市公安局干部大会上说:"扬帆是一只坏母鸡,生了一窝子坏蛋","打开来蛋黄都是黑的";"我就是要搞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这就是阶级斗争","扬帆是一只大辣椒,还有小辣椒,辣椒面呢!"在他的这种思想指导下,株连无辜就成为必然,上海市公安局有600多名干警蒙冤入狱,有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主政上海市公安局十年之久,没有主动纠正和向上级反映纠正这一大冤案。一直到1978年,"四人帮"已经被粉碎近两年,他还认为自己是对的,真是悲哀!同样,他的顶头上司公安部长罗瑞卿,1955年5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亲自带领人员到北京饭店逮捕潘汉年后,并与副部长徐子荣一起亲自审讯,积极指导专案人员几十次审讯潘汉年、扬帆,审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尽管长时间找不到证据,不能定罪,他们没有主动纠正,也没有向中央反映,请求纠正,就这样把那些蒙冤的人长期关在监狱里耗着,把人耗死、耗疯、耗残废、耗得家破人亡为止。罗瑞卿、徐子荣、黄赤波等人奉命以莫须有罪名整人,可是,在文化大革运动中他们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整,被抓进监狱里耗着。徐子荣被耗死,罗瑞卿、黄赤波被耗成残废,过早去世。到头来,他们都只不过是在政治斗争中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一颗棋子而已,是典型的现代版的"请君入瓮",令人唏嘘不已。


  历史一再证明,封建专制独裁体制不清除,"请君入瓮"的故事,还将会重演。"干公安的就好像在刀尖上跳舞",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曾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

  尹曙生,《炎黄春秋》杂志 | 来源日期:201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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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張益唐:我的研究比陳景潤更有突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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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益唐:我的研究比陳景潤更有突破性
Oct 28th 2013, 17:26, by 明鏡雜誌

《名星》記者 陳小平


2013年6月8日,受哥倫比亞大學邀請前來紐約講學的華人數學家、新罕布什爾大學講師張益唐,在法拉盛湘水山莊與新朋老友聚會,約50餘人擠滿了二樓餐廳,慶祝這位數學家取得偉大的數學成就。慶祝會之後,張益唐在距離湘水山莊不遠的玫瑰茶室接受了《名星》記者陳小平的專訪,一同參加談話的還有張益唐的北大好友、哲學家胡平。在採訪中,張益唐對記者談到了他的數學研究歷程、未來研究計劃、與妻子的軼事、中國父母情況、個人愛好以及回國打算等。

http://i.imgur.com/y5XrxX8.jpg
張益唐(陳小平攝)


我這人野心太大

名星:我對數學問題是外行,今天我們採訪不談嚴肅話題,我想到哪問到哪,我估計不少人對你數學之外的故事是很有興趣的。

張: 好呀,這樣倒輕鬆。

名星:從各種報導看,究竟你什麼時候開始孿生素數研究,好像不是很清楚。我知道你的博士論文做的是被稱作代數幾何領域最難攻破的雅克比猜想,你是怎樣又跨入了數論領域的孿生素數研究的呢?

張:雅克比猜想這個問題我已經很長時間不做了,我發現我的興趣還是在數論,所以我又回到那兒。在數學研究中,我經常是同時在想好幾個問題。其實,我對孿生素數的研究早就有了很好的部分結果了,可能是我這人野心太大還是怎麼樣呢,要是沒有做完,我就不想發表。現在,我手裡還留著好幾個東西呢。

名星:外面說你這麼多年沒有發表什麽東西,原來是你把東西都拽在手上?

張:是,這些東西是拽在我手上。

名星:很有意思。外界說你沒出東西,事實上,是你手上有東西,沒有往外放。

張:事實上,我手上拽了幾個東西,那怕就是部分結果拿出來,其成果也會非常好。我這人就是這種個性——追求完美。用英文說,Partial result,如果拿出來,也是很好的論文,可我就不甘心,為什麼我不能把它完全做完?完全做完之後拿出來的東西就是大東西了。
名星:你的這些自認為有把握的拽在手上的東西,是你從普渡大學做雅克比猜想的時候就做出來的呢,還是可以上溯到更早的時候,是在北大讀碩士的時候呢?例如,你1985年在《數學學報》上就發表了東西。

張:有些想法是我從北大的時候就開始有了。我讀碩士是搞數論,丁石孫教授當時是北大數學系主任,他要我改行去學代數幾何,他說代數幾何很重要。這些故事,網上都已經捅出來了。本來是丘成桐幫忙,當時丘成桐還在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任教(1984年至1987年),約在1984年左右,丘成桐給我推薦了聖迭戈分校解析數論學家Harold Stark,結果被丁石孫給否了。5月13日我去哈佛介紹孿生素數研究成果時,丘成桐告訴我這裡面的故事。再後來,我就跟了代數幾何方面的高手莫宗堅,他當時想找個中國學生幫他做。

名星:這就是你去普渡的原因?

張:對,就是這樣。

名星:你的導師對你評價很高。網上說他的論文一個結論導致你的研究走了彎路,不過,他說,他的論文沒有問題,這是怎麼回事?

張:他認為他是對的,而且誰都相信他是對的,但是,他沒有證出來。他告訴我他的研究是對的,我照著他說的路子就都做出來了,但回過頭來才發現,沒有證據證明他是對的。我也不認為他是錯的,但他還沒有拿出證據證明他是對的。

91年從普渡出來以後,我又回到我的數論上來,期間斷斷續續做這個,做那個,2001年還發表了一篇論文。

名星:你指的是在《杜克數學》發表的那篇文章?

張:這些資料似乎你們都知道了。
名星:本來關於你的信息就不多,有關你的一些資料,網絡基本上都挖掘了。不過,你的朋友胡平、馮勝平、楊巍在湘水山莊講的那些你在生活上的精彩故事,外界基本無人知道。


黎曼猜想成果拿出來會轟動

名星:你說手上拽了幾個東西,都是在你這20多年隱身期間分階段完成的?到了哪一年時,你覺得你的階段研究成果已經很不錯了?

張:這裡要解釋一下,不是發表出來的報導錯了,如果有錯,是我把人家搞錯了。人家問我一共想了多少年,我說三年或四年左右。

名星:精確點說,是不是北大校友拉你去新罕布什爾大學時,你開始進入孿生素數研究領域?

張:這個時候,我還沒有完全進入孿生素數猜想,這個時候,我還在想別的,包括黎曼猜想。

這個黎曼猜想,我手上也有一些東西,如果拿出來,也會很轟動,我就是這種習慣,如果沒有完全結果,或者到最後,我覺得我不可能再做了,我也許會把它拿出來,但我現在是不想拿出來的。

這個孿生素數問題,實際我想了不止三年,斷斷續續想了很多年,就是因為看了前面三個分別來自美國、匈牙利和土耳其數學家已有的研究結果,可能這個領域的所有專家都在想這個問題,他們的研究已到了有很好成果這樣的階段了。在他們思考的基礎上,能不能……誰都知道,是在關鍵問題跨越那根頭髮絲。我能做出來,是我比他們堅持的時間長。他們也想了很久,最後實在做不下去,就放棄了。我有一種直覺,你要我去論證這種直覺我沒法論證,但這種直覺告訴我,我應該可以做出來。

在這個過程中,我嘗試了很多種辦法,可能不是一根頭髮絲的距離,而是半根、1/4或1/8根頭髮絲的距離,可就是邁不過去。然後,這麼積累,就到了去年夏天的那個看梅花鹿的故事那個瞬間——我的好友,指揮家齊光的後院裡經常有梅花鹿來做客,那天,我是想去看看有沒有梅花鹿,其實那次我沒看到,但在那一瞬間,我突然想出來了,其實就是這麼一回事。(《名星》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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