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0日星期四

明鏡歷史網: “我为革命造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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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革命造谣言"
Oct 10th 2013, 14:35, by 明鏡雜誌


   当下媒体的各种言说中,不少人会选择诉诸历史(当然还有诉 诸外来和尚或其他权威的,有时还搅在一起)。借古讽今也好,影射史学也罢,这确为不争的事实。比如《南方都市报》,就专辟了一个《历史评论》版,对时事热 点从历史角度予以解读。类似的还有很多,有心的读者自可留意。在此过程中,选择哪些史实来进行言说,就很耐人寻味了。比如今年的各种纪念史学中,不少媒体 把目光瞄向了二次革命爆发的1913年,毕竟逢百年,算大庆。所以宋教仁遇刺案,以及民国的歧路等话题就很热闹。而对其他一些逢十逢百的年份,比如此前十 年,即1903年的苏报案及相关问题,则似较少注意。
 
  倒是凤凰网2011年推出的一个专题,值得注意。当时恰逢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他们策划制作了一套颇为别致的清末十年特刊《穿越报》。其第三 期尤为有趣,总题为:"假作真时真亦假,我为革命造谣言",结合学界有关研究成果,对发生在1903年的苏报案之前因后果及相关话题,进行了比较通俗简明 的介绍。比如指出清政府在苏报案上说不上搞文字狱,反倒是号称英雄的章士钊、章太炎等人的表现令人瞠目结舌。且不说他们的大部分推翻政府的言论在任何文明 国家都可以算得上是犯罪,就是为宣传革命而捏造消息甚至伪造"上谕",亦更成问题。多年以后,作为当事人的章士钊回忆说:登载《严拿留学生密谕》后,清廷 谴责为捏造,《苏报》却坚称密谕是真,从江督署借抄得来;"要之,当日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此一迹象,可从《苏报案纪事》字里行 间看出"。凤凰网标题中的"我为革命造谣言",脱胎于此。
 
  千万不要以为,中国新闻人这样做只是偶一为之。"我为革命造谣言"的活动,辛亥革命前后还在不断上演。比如武昌起义爆发后,《民立报》发表 的很多消息,说什么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外国友邦乐观支持等,就并非事实,而是为了鼓舞人心而刻意编造出来的"谣言"。当时在伦敦的章士钊再度大显身手,笔 杆儿一摇,就向国内发回不少这样的不实信息。类似的情况,在有名的《新青年》杂志上也上演过,而且是"双簧"。
 
  当时陈独秀等发起文学革命,反响寂寥,他又"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怎么办?好比做戏,得有"反角",只好自己撰文反对自己了,何况, 使反对言论于己有利的最好办法就是由自己冒名提供反对言论。于是,钱玄同炮制出一封王敬轩来信,刘半农则以编者身份奉答。两信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题, 载于1918年3月的《新青年》。即便如此,也没有引来预期的"反响"。戏还得演下去。6月,刊出一封署名"崇拜王敬轩先生者"的读者来信,作答的陈独秀 似乎不知"妄人"王敬轩的来历,但他应知道"崇拜王敬轩者"乃何许人:全信仅两行字,却有三处(浮一大白、崇论宏议、自由讨论学理)为其本人的习用语!7 月,钱玄同借批"戴主一来信"(系伪造)来"驳王敬轩君来信之反动",称"本志易卜生号之通信栏中,有独秀君答某君之语,请足下看看,便可知道半农君答王 敬轩君如此措词的缘故。来书中如'胡言乱语'、'狂妄'、'肆无忌惮'、'颜之厚矣'诸语,是否不算骂人?"躲在黑暗中骂自己,然后对公众说是别人在骂 他,并对这种无耻的詈骂感到强烈的义愤,以致回骂起来理直气壮——这也算一种奇观了。
 
  为此感到不安的胡适,在给好友任鸿隽的信中透露了"王敬轩来信"的内幕。后者很吃惊,不敢相信:一是"君等无暇作此",更重要的是"为保 《新青年》信用计,亦不宜出此"。陈衡哲说,"此为对外军略,似亦无妨"。任鸿隽以为不然:假如"外间知《新青年》中之来信有伪造者,其后即有真正好信, 谁复信之?又君等文字之价值虽能如旧,而信用必且因之减省,此可为改良文学前途危者也"。可惜,如任鸿隽这样的清醒者太少。更多的人,倒是义无反顾地走上 了"我为革命造谣言"、"我为革命演双簧"的不归路……中国新闻人百年前的这种选择,可谓流毒匪浅。诚如一位网友留言所说:这个观察,到如今还适用吗?不 妨清夜扪心自问。
 
  (作者为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

  刘宪阁,《青年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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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月刊: 落後挨打,崛起就要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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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挨打,崛起就要打人?
Oct 10th 2013, 08:46

 《明鏡月刊》編譯 曉陽

  國國防部對外證實,"國軍事科技與武器開發已經對美國在傳統武力上優勢造破壞" 。而密不透風的中國解放軍到底在做啥,沒人知道,這就危險。

  美國參議院全體會議在2013年7月29日一致通過決議,譴責中國為宣示領土主權及改變現狀,在釣魚台周邊及海,威嚇和動用武力。

   美國國防部早在2009年對國會年度報告中提到中共武力犯台的依據,解放軍持續擴的結將危及到美軍在西太平洋的安全。由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委員長 羅伯·梅內德斯(Robert Menendez)領銜、跨黨派參議員共同提出。在2013年6月美、中領導人峰會進行時,美國總統奧巴馬向中國國主席習近平要求自制後,中國依然繼 續在釣魚台周邊派遣監視船巡弋示威。

  中國軍事威脅論在美國政壇擴散,輿論也在注視解放軍的動向,此刻中國也回嗆美國不要破壞雙方建立起來的軍事關係。美國在2008年10月賣給台灣軍備武器,破壞美中關係,當時中國即刻停止美、中軍事交流與接觸。

   該項決議示,第方的單方行為將不會影響此一認知。決議同時聲明,根據美日安保條約,美國持續承諾"對日本行政管轄權下的領土遭受武力攻擊時做出回 應"。 2013年1月,一艘中國海軍艦艇在釣魚台附近海域將導向武器的射控雷達鎖定日本的驅逐艦。此外,2013年4月候,八艘中國海監船駛近釣魚台附近的日本 領海。

  決議指出,這些行為導致"區域緊張情勢持續升高"。 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在2013年6月25日通過了一份決議,對中國海監船在釣魚台近海的東海侵入日本領海等行為提出了譴責,稱:"中國加劇了地區緊張。參議院全體院會一致通過此譴責決議。"

   美國太平洋空軍司令賀伯·卡萊爾(Herb Carlisle)2013年7月29日在華府指出,中國使用戰鬥機、轟炸機和船艦咄咄逼人地宣揚其領土主張會造成太平洋地區嚴重衝突的風險。因此,美國 和亞太地區盟友也明確地聯提醒中國當前所面對的"聯盟量化武力"是十分強大的,絕對不能採取單邊行動而付出極大代價。

  美國戰鬥機和轟炸機將沿著日本到印度這條弧線部署,涵蓋中國全部海域。美國最強大的空中火力F-35將進駐到日本的三澤基地和嘉手納基地,以及韓國的烏山空軍基地和群山空軍基地,如此更是對中國的軍事威脅加以封鎖。



  美軍在亞太部署新式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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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习远平: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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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远平: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
Oct 10th 2013, 12:53, by 明鏡雜誌

——暨两当兵变历史地位座谈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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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

     在全国人民刚刚度过"十一"长假,庆祝新中国成立64周年之际,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到山川秀美的两当,参加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暨两当兵变历史地位座谈会。作为革命前辈的后代,我首先对甘肃省委、省政府对这次活动的精心组织和周到安排表示衷心感谢,向所有参加过两当兵变和陕甘边革命斗争的老红军、老同志,向为革命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老区人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同时,我也代表母亲齐心同志,向出席这次座谈会的中央有关部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兰州军区和上海市委、陕西省委的领导同志,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的朋友们表示诚挚的问候!

  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奋斗换来的。陕甘两省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最早建立组织的省份,两省的革命斗争历史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从大革命时期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这块红色土地上,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革命先驱,不畏白色恐怖,置生死于度外,响应党的号召,深入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有力地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在陕甘两省的统治。其中,两当兵变就是一次具有重要影响的军事斗争行动。

  两当兵变体现了革命前辈舍生忘死的斗争精神。我的父亲习仲勋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勇敢地投入了陕西渭北地区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他12岁入团,14岁在狱中入党,因年纪小投身革命,被当地群众称为"都村三杰"之一。1930年2月,年仅16岁的他,不顾失去父母双亲的巨大悲痛,冒着深入敌营的巨大危险,受党组织委派,到陕西长武县国民党部队做兵运工作。他机警干练,讲究策略,同先期进入这支部队的其他几名共产党员秘密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后担任营党委书记,肩负起了领导兵运工作的主要责任。1932年4月2日,乘部队在陕甘两地换防之机,在陕西省委特派员刘林圃的协助下,营党委果断决策,在甘肃两当县发动武装兵变,并将兵变后的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他任队委书记。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千里转战,计划与刘志丹部会合。但在东进途中,遭敌重重围堵,多次激战,损失严重,终因寡不敌众被打散。此后的几十年当中,父亲不止一次地谈到两当兵变,他说:"两当兵暴是一次具有重要政治、军事意义的革命暴动。之前,我们进行了一段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其方针是比较正确的。"两当兵变虽然最终遭受挫折,但其意义深远。

  两当兵变唤起了陇原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政治觉醒。两当兵变是中国共产党在驻甘肃国民党部队中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发动的一次军事斗争行动。以此为起点,在1932年4月至1933年4月的一年时间里,甘肃境内先后发生了靖远、西华池等十多次武装起义,燃起了陇原大地的革命风暴。这些兵变部队有的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有的改编为"人民革命军",有的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等,为创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集结革命力量做出了巨大贡献。

  两当兵变积累了陕甘军民进行武装斗争的宝贵经验。正是通过两当兵变等斗争实践,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认识到,要夺取武装斗争的胜利必须走井冈山的道路,把军事运动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建立工农武装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两当兵变也是我父亲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端。以这次事件为标志,他由一位党员积极分子成长为一名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人和军事指挥者。在此后的革命道路中,父亲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与刘志丹、谢子长一起创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在南梁的荔园堡当选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他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在武装斗争中排除各种干扰,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路子,实行"狡兔三窟"的战术,三大游击区相互依托,形成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略和守退兼备的生存发展方式;在根据地建设上,坚持从地情民情军情出发,注重把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同统一战线工作、群众工作相结合,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建党、兴政、强军、安民的有效策略;在政权建设上实行"十大政策",妥善协调党群、军政、军民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从而保证了这一红色根据地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保存了下来,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中国革命战略重心由南方转向西北创造了条件。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又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协同彭德怀、贺龙同志指挥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陕甘宁边区的战役,转战西北战场,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两当兵变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党的骨干分子。1929年至1931年,中共陕西省委曾先后派李秉荣、李特生、习仲勋、吕剑人、刘书林等同志到警备三旅二团一营做兵运工作。这些先辈们,根据部队实际,谨慎细致地开展宣传教育,启发士兵觉悟,先后发展了左文辉、许天杰等30多名党员,并在连队建立起了三个中共地下党支部,推荐共产党员和具有革命进步思想的士兵担任连、排职务。这些骨干分子,不仅在兵变中冲锋陷阵,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在以后的革命活动中显示出顽强的斗争精神。刘林圃同志后来在西安被捕并英勇就义,刘志丹同志为他题写了"英雄志向实伟大,勇气流血最光荣"的挽联;李特生同志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到兰州继续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吕剑人、许天杰被捕入狱后,不屈不挠,直到西安事变后才经党组织营救出狱。更多的党员骨干如左文辉、石文杰等则分别在各地寻找到党组织或重新加入到红军的行列,继续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在我的记忆中有这样一个小插曲:有一年,父亲见到了张邦英伯伯,风趣地说:"邦英呀,那时你我都在白军做兵运工作,互相间打了无数次仗,到最后才知道有两次战斗是你我各自指挥白军部队刀兵相见,结果谁也没打死谁。如今,我们都是80岁老人了,万幸啊!"

  血雨腥风应有涯,人间遍种自由花。两当兵变极大地唤醒了甘肃人民的革命意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甘肃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甘肃省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女娲和黄帝相传诞生于甘肃,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横贯全境,曾创造出"天下富庶者无如陇右"的辉煌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甘肃人民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迎来了三军大会师,谱写了一曲曲壮美的拥军爱民模范曲,唱响了嘹亮的爱党歌,最终迎来了解放,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巨大成就。我们高兴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甘肃历届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人民,负重奋进,艰苦创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古老的陇原大地呈现出繁荣发展、生机勃勃的景象。父亲在天有灵,也一定会为他付出过心血和汗水的这块热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感到欣慰。今天,我们纪念两当兵变,就是要学习和弘扬革命前辈舍生忘死、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学习和弘扬他们求真务实、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学习和弘扬他们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工作作风,从而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应有贡献!

  祝愿两当的明天更加美好,甘肃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

  (在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暨两当兵变历史地位座谈会上的发言)

  习远平,甘肃日报  2013-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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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周秉德:在伯父周恩来身边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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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秉德:在伯父周恩来身边的日子
Oct 10th 2013, 12:51, by 明鏡雜誌


   周恩来在兄弟三人中是老大,大弟周恩溥,上世纪40年代去世,生有一子,已于前几年在河南焦作去世,小弟周恩寿生有三男三女。中国新闻社原副社长周秉德,便是周恩寿的长女。她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曾跟随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共同生活了15年之久。

  谈起在中南海度过的难忘岁月,谈起伯父伯母对自己的关怀与体贴及教诲,周秉德显得那么的激动与忘情,时而激昂,时而沉思,恍然回到了西花厅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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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见面,伯父边端详边寒暄

  1937年4月,我在哈尔滨降生,这着实让三代没有姑奶奶的周家上下很是兴奋了一阵子。1943年全家投奔天津的四奶奶,在天津我念了小学6年。

  在我小学三年级的一天,爸爸在翻阅《益世报》时,看到有关大伯的消息,很是兴奋,悄悄对我说:"你伯父在共产党内是做大事的。"从这,我便晓得自己有一个是共产党大官的伯父周恩来,也盼望有那么一天能很快见个面、道个好。

  1949年上半年,已在北平华北革命大学学习的爸爸,在同伯父的一次谈话中提到,女儿秉德小学毕业在即,想接她到北平念中学。伯父知道我爸爸在革大住的是集体宿舍,带孩子不方便,便提出让侄女住到自己的住处来。

  那年6月下旬的一天,刚刚小学毕业的我在火车的汽笛声中告别了天津,告别了妈妈与弟妹,随爸爸来到了北平。一位清瘦精干的叔叔领我进入中国共产党头脑居住的地方———中南海。进门,绕湖,再进门,不多时我被带到了一个叫丰泽园的院子里,那是四合院式的平房。我当时说不上激动或高兴,只觉得新鲜,自己在院子里转来转去。

  只一小会儿,在外边开会的伯父就回来了。他身材匀称挺直,脸庞丰满红润,与爸爸有点像,也有两道浓黑的剑眉。伯父见到我,亲热地拉到身边,左右端详,笑着说:"呦,你好像你爸爸,又有点像你妈妈。"

  问了我妈妈及弟妹的近况后,又寒暄了许久,伯父才吩咐卫士安顿我的住处。我被安排住在一排坐南朝北的房子里,住在西边,屋里有几个书柜,东边一间是伯父秘书夫妇的住房兼办公室。房子的条件比我家里要好,但绝不豪华。

  当时伯母受毛泽东主席之嘱,到上海接宋庆龄先生去了———迎接她来北平共商建国大计。8月28日,我随伯父到北京站去接伯母。火车站里锣鼓喧天,伯父和其他党政领导人都走到前面去与宋庆龄先生握手交谈。"你就是小秉德吧!你好!"卫士叔叔把夹在人群中的我领到伯母面前,伯母便握住我的手笑吟吟地说。我随即向伯母问好。这是我第一次与伯母相见,那情景至今常常浮现在眼前。

  伯父、伯母一生无儿无女,多年来一直把自己对儿女辈的感情全部倾注在一批烈士子女身上。亲侄女来到身边,自然疼爱万分,把我看成女儿一样,我也很快适应在中南海的生活,感受到在北平也有一个充满亲情而温暖的家。

  我住在书房里,有许多我从未见过的书。"你住的是间书房,可以在那多看些书。毛泽东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扰他。"伯父的话,我现在还记得。我常常一个人坐在伯父书房里看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李有才板话》等等好多书都是在那时期看的。

  平时我不是经常能见到伯伯,因为他夜里办公,一般只在上午睡上几小时。白天里,小院常常静得很,除了鸟叫还是鸟叫。看完书后,我往往发呆地望着高处,思念在天津的开心时光。还好,不多时,认识了李敏、李讷等好多小伙伴,我们或一起看书,或一起唱歌、玩耍、聊天。这时,我才真正适应了中南海的生活。

  从小事中看到了一个伟大的伯父

  那一年秋,我顺利地考上了北京师大女附中(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进了干部子弟班就读。平时住校,每个周末回家看伯父、伯母,向他们兴致勃勃地讲学校里的事。有一回,伯父听了对我讲:"你们班是干部子弟班,革命老区来的孩子多,他们身上有许多革命老区传统,你要努力向他们学习,向他们看齐。"

  卫士叔叔见我从天津来时穿的两身小花衣裙在秋季穿显得单薄了,便骑自行车带我到王府井定做了两套秋天穿的衣裤。没多时,第一套蓝色咔叽布小西套完工了,穿上真精神。吃饭时伯父看见了,说:"不错!哪里来的?"我如实回答:"叔叔带我去做的。"几天后我又换上了另一套黄卡叽布的衣裤,这下伯父看见后便皱了皱眉头:"怎么又做了一套?浪费!"原来,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伯父嫌我做多了,多花了公家的经费。

  不论伯母怎样解释"秉德住校,得要有两身衣服换洗",伯父却谈起了自己的住校史:"我在南开上中学,夏天就一件单布长衫,冬天也就一件藏青棉袍,周六回去就洗净晾干。现在国家还困难,我们还是要节省嘛。"我那时并不太懂,但还是使劲地点头,认定伯父说的话一定对,照着办没错。

  每逢周六晚上,春藕斋开舞会,我们孩子也跑进去玩儿。才学会一点"舞"艺的我们,看见许多姑娘排着队等候与伯父等中央首长跳舞,于是也壮着胆子下舞池。我伯父的舞姿很棒,风度翩翩,舞步流畅,舞姿优雅,只要他一到场,几乎再没办法在场外落座。好不容易轮上我同他跳,伯父微笑着揽住我的背,踩着音乐步入舞池。"跳得还行,你乐感可以。"听到伯父的夸奖,我不免有点飘飘然,不料他又说了一句,"转到那边你就下去吧,让别的同志跟我跳,看好多人在排队。"觉得不太过瘾的我,无奈地点头。这就是我的伯父,宁可委屈亲人也不愿让他人失望。

  1949年11月,我随伯父、伯母搬进了中南海最西北端的西花厅。那时,我妈妈与弟、妹也来到了北京,我与大弟秉钧、大妹秉宜一同住在西花厅的东厢房里,三张床并排着,彼此中间留点活动小空间。因为北面挨着的是伯父的卧室,他夜里办公、上午睡觉,所以我们在室内不敢嬉戏与大声说话。

  有一回,爸爸提出把大妹过继给伯父,伯父却另有想法:"如果我要了这个孩子,别的孩子就会认为我这个做伯父的不公平。再说,她也会养成特殊化心理,对她的成长没好处。"伯父总是想得很周全。

  弟、妹在北京八一学校读书,学校里的同学家庭条件稍好的便会有车接送,军区里的孩子坐单位面包车。弟、妹上学放学是卫士叔叔骑一辆三轮车接送,尽管伯父、伯母都有车,但从未为我们使用过。"车是工作用的,小孩不应该享受,你们从小不要依赖家庭关系,不要奢求非分享受,要自己奋斗,要自律自立。"伯父时常给我们如是讲。

  职业选择,伯父对我亦宽亦严

  1950年抗美援朝的宣传活动热火朝天,我们班好几位十五六岁的同学报名参加了志愿军,我揣着羡慕的劲头,也在报名处拼命地挤。可是因年龄太小,报不上名。伯父知道后,不由哈哈大笑:"一个小孩,人家怎么会要你?"见我一脸的不高兴,伯父又过来安慰我:"当然愿望是好的,可要立足实际啊!你年纪还小,好好学习,今后报效祖国的机会有的是!再说,留在后方,也可搞宣传发动工作。"本来鼻尖发酸的我,听到这里茅塞顿开,后方的我的确可以为抗美援朝出一份力。于是,我积极参加了学校业余剧团,在校内、农村和社会上,多次开展抗美援朝的节目演出活动。

  1952年,我面临初中毕业。就我当时每学期的学习成绩而言,读高中、考大学或跟潮流留苏,应该不成问题。偏偏在这时,上映了一部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片中主人公瓦尔瓦娜为小学教育呕心沥血的情节深深打动了我。我感到我们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但教育力量还很薄弱,于是一个教师梦时时萦绕在我心底,"当教师"成了一个无法替代的意念。周六,我照例回西花厅。餐桌上,我禁不住把自己择业的小秘密告诉了伯父、伯母。"好啊,女孩子选择做教师挺不错的,何况国家现在正需要大批的教师去培养人才参与祖国建设,当教师很有意义。当年我16岁,一毕业也是当教师的。当教师,我支持你。"伯母一听我"宣布"的"决定",马上做出欣慰的反应,接着又向正在举筷吃饭的伯父说:"秉德不准备考高中,打算报名上师范学校,你怎么不吭一声,表个态?"

  伯父放下筷子,缓缓地说:"这事应该让她独立思考。有你一人说就够了,我讲多了对她成长不好,压力大了。万一有一天她犹豫、后悔,都没办法。况且,她还应听听她爸爸妈妈的意见。"

  这一年,我梦想成真,被保送进北京师范学校。当时师资不够,不少适龄儿童无法入学。我意识到我们师范生得赶快加入教师行列,补充师资力量。于是,我再一次主动放弃了上师范大学的机会。因个人思想上进,师范学校毕业前,刚刚18岁的我加入了党组织。不久,我如愿分配到北京东郊区(现朝阳区)第三中心小学,被指派到四年级做班主任,教语文和算术,成了一名乡村女教师。

  然而,我在教师岗位上工作才两三个月,又被调到区委参加肃反工作。"搞这项工作,要仔细、谨慎、实事求是!作为宣传教育群众的干部,自己一定要注意领会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这是伯父对我的叮嘱。在区委工作的日子里,我扎扎实实地工作在基层,虽没有任何职务,但伯父、伯母常为我这个侄女的良好表现感到欣慰,毕竟我没暴露出与他们的亲属关系,更没借用他们的特殊关系为升迁动过脑子。对于伯父的报告、讲话,我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只要能看到的,我都细细读,力求读懂。

  1965年,我丈夫沈人骅调到西安工作。不久,为了减轻北京城市人口居高不下的压力,中央有个文件"夫妇双方,如一方不在北京,另一方跟着调离北京。"伯父、伯母对我随夫离京没有半点儿干预,更没有托熟人照顾人生地不熟的侄女。"你的孩子,从小要严格教育,不能宠!"这是伯父在我离京时对我的交代。

  我被分配在西安市轻工业局人事科。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时我成了造反派揪斗的对象———他们叫我交出局长们安排的接班人的名单,被我拒绝了。被骂成"死老保"的我,不断被造反派拉去问话、批斗,还关过三天。"如果你讲出你是周总理的亲侄女,造反派一定不敢关你了!"看过我档案的人事科科长感慨地说,但我无法做到,听后只是连连摇头。不论在哪里,我依靠的应是组织,应该相信组织,没必要依靠什么关系为自己开脱。

  直到1974年,丈夫调回北京,我也随他回京工作。去西花厅看伯父、伯母时,一见面,伯父听说我已调回,眼一瞪,"秉德,你是不是因我的关系调回来的?""恩来,你不要忘了,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还是人骅的妻子,是军人家属。"伯母的话刚说到这,伯父连连摆手:"我放心了,是随军人调动的。"

  我的婚事,伯父伯母操心不少。我步入工作岗位后,面临着谈恋爱的具体问题。伯母提醒我:"对方最好工作表现不错,群众关系好,但也要考虑他的家庭可靠。"伯父用现身说法来启发我,讲自己在巴黎曾经有过一个女友,人各方面均不错,只是后来两人志不同道不合而分道扬镳。伯父没讲我谈的对象合不合适,只讲了自己的经历,讲了自己的爱情观。我心里不断琢磨着,努力悟着伯父的意思。当时,我发现,伯父不仅仅是我的长辈,更像一个知心的友人。

  我在工作与为人处事方面,没让伯父、伯母操多少心;真正让他们为我牵挂多的还是自己的婚事。1958年的夏天,妈妈的一个朋友将自己的一个亲戚介绍给我。他是在莫斯科留学的大学生,没上过大学的我也希望找个大学生当自己的"老师",便打算征求一下伯父与伯母的意见。"你的婚姻问题能不能在25岁以后解决?我们中国人口基数大,要实行计划生育,从你们这一代开始要提倡晚婚。你看,晚点儿成家如何?"向来听话的我爽快许应后,伯父的脸上浮现出由衷的笑容。

  仿佛我与留苏学生特别有缘。一次伯父的养女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来西花厅时,带来了她留苏时的一个男同学。很明显,是要介绍给我。伯父一听介绍,很高兴,吩咐卫士叔叔掏出100块钱,"安排他们好好吃顿饭。"那是困难时期,他此举不仅是表示预祝,也是让我们借此大快朵颐。但又由于当时的时代原因,我没有征求伯父、伯母的意见便主动终止了交往。

  不知不觉,我已是25岁的大龄姑娘了。有一天,聂荣臻元帅留苏回来的女儿聂力,出于关心,也把自己的同学推荐给我。在接触中,我俩谈得很投缘,感觉对方很适合自己。但是,当时中苏关系紧张,伯母开导我,语气比较严肃:"现在中苏关系紧张,苏联的克格勃特务机构很厉害,无孔不入,你现在交往的这位朋友在苏联上过学,在那里有许多熟人,一旦你俩成了夫妻,经常出入西花厅,会不会无意间被苏联克格勃所利用?"伯母的话虽没明确表态反对,但理智的我没有一点犹豫:"您放心,我再也不会同他往来了,再喜欢也断这门亲事。"真的,有缘无分,我没法因为我个人的事情而影响伯父、伯母的大局,这次恋情便又搁浅了。

  1963年,已经26岁的我还待字闺中,这可急坏了年近半百的妈妈。无意中,伯父的老警卫秘书何谦见青年军官沈人骅已30出头还没对象,便决意为我牵线。见面后,第一印象不错,英俊、谦和、稳重、正派、有知识。渐渐的,我了解更多了:党员,有技术,会4国外语,家庭背景好。我知道伯母经常惦记我的婚事,认识这位空军大尉后,就一五一十向伯母讲了,请她参谋。一听说沈人骅的祖父是沈钧儒先生,伯母露出了笑容:"这家人我们太熟悉了,他的爷爷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他的爸爸是西城区的人大代表、中南海门诊部的内科主任,他本人在部队表现很优秀。这样的人家,用不着再了解。"

  第二年国庆节那天,我与人骅走到了一块儿。伯父欣喜地送我们一件礼物———伯母在庐山拍的一张21英寸的大风景照。画面上的云雾似在流动,两个凉亭在云间若隐若现,十分传神逼真。我接受这礼物,十分珍爱。直到今天,我的床头依旧挂着这张照片。那天,伯母像嫁女儿一样,准备了好些既漂亮又实用的东西,并不顾身体虚弱,带着秘书张元阿姨登门道喜。新婚后,我就搬出了中南海,但伯父、伯母的关爱都始终如阳光一般沐浴着我。后来的几十年,我也从未间断去看望他们。

  非常时期,伯父成了一个"非常人"1967年5月,我出差到北京,到西花厅去看望伯父、伯母。无意站在伯父办公室门口往里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办公桌上、躺椅上、地面上,到处是一沓沓文件。原来,文革时各部委受到冲击无法正常工作,全国各地的问题和文件都往西花厅报。于是,伯父睡眠的时间越来越少,夜以继日地工作,一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是家常便饭。一见面,我果然见伯父的脸变得瘦削了,原本炯炯有神的双眼也布满了血丝。吃饭时,三下两下便放下筷子,急匆匆地往办公室赶。这时,我意识到:伯父老了,也更忙了。意外的是,我在伯父办公室门上发现了一张"大字报",是他身边人员写的,还有伯母的5条补充建议,内容都是请求他注意休息,改变工作方式与生活习惯,保重身体。细一看,陈毅、叶剑英、李先念也在上边签了字,伯父在上面写了8个大字:"诚恳接受,要看实践。"但是听伯母讲,他还是没兑现,休息得很少。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和恳切的愿望,在伯父的8个大字旁写了两行小字:"您的实践做得不够,必须真正实践才行。"

  记得那一天,我留在西花厅吃午饭,饭桌上我就西安各大学的造反派冲击陕西省委发了牢骚。伯父耐心引导我,我还是想不通,一次次顶嘴:"为什么只相信少数学生,不相信广大的工农兵?""那么多的老干部怎么会都是走资派?"这一讲,伯父更火了:"你是省委、市委派来说服我的吗?"其实,伯父同绝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样,对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恐怕尚未理解,但毕竟是党的领导人之一,必须维护与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我犯过政治错误,但从来没有犯过组织错误。"这是他曾对我们说过的一句话。

  1968年8月,我回北京生老二期间,打算看看已被关押半年的爸爸。可是不许探望,虽不知是什么情况,但伯父、伯母教育我和弟弟妹妹们:对这一件事,要相信党,相信组织,事情总会搞清楚,你们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事后我才知道,这是外交部红卫兵报到江青那里的一个案子,讲爸爸参加了王光琦组织的"聚餐会"这个所谓的"反革命组织"。江青批送总理处,伯父亲笔批示逮捕令,指示立即逮捕自己的亲弟弟。当夜,爸爸被秘密抓走。短短几个月,查清了有关来龙去脉,案子水落石出,但上边有命令,人还押在卫戍区,但案子移交给"刘少奇专案组"。因此,此案一拖再拖,爸爸被关了整整7年多,直到1975年5月才释放出来。

  出狱时,我们父女两人相拥而泣。神情似乎麻木迟钝的爸爸含泪给我讲:"秉德,你莫哭!你爸爸这些年来一直与部长以上的大人物关在一起,我担心那些造反派整我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整你伯父。因此,天大的压力,我也要努力地活下去。你的爸爸没有错,你的伯父更没有错。"

  最后一次天真的通话与不很在意的见面

  1976年,伯父去世的时候,我正出差上海。1月9日清晨,我从广播里听到这噩耗时,当时惊呆了。同事给我买了当天的机票,我赶回了北京。在此之前,我曾同伯父通过一次电话,并见过一次面。

  1975年5月12日下午,我接到伯父以前的保健护士王力的电话后,赶到她家,她说:"总理有病,可能比较严重。昨天我们几个医生、护士在医院与他见面时,他问'你说我还能活一年吗?'当时我楞住了。他有病,应积极治疗,带这种情绪会影响治疗效果的。秉德,你设法去见见你伯父,好好劝劝他。"

  伯母一再阻拦神情激动的我去305医院见伯父,说中央有规定,为了保证治疗,便拨通病房的电话,要我通过电话与伯父好好谈谈。电话中,伯父的声音还是那么亲切、从容。我一再打断他的暄寒问暖,问他是否讲了那句话。"只是开个玩笑,有什么?"他依然是轻松地回答;我急了,"这玩笑也不应讲,我们听了心里不好受,你要长命百岁,再为国家多作贡献。"

  "你是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是有那么一天的。说那话也的确没什么,想开点儿,好吗?"电话中的伯父,语气时而严肃,时而缓和。

  "我不忍多占你的时间,千万请注意休养好,配合治疗。如果不想待在医院里,就回家住,或到南方走走,散散心,好不好?"放下电话前,我一再恳求、劝告伯父保重身体。

  1975年5月20日,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伯父,在西花厅。只见伯父进门后微笑地坐在一个小沙发上,双脚搁在一个小墩子上,脸更为消瘦,老年斑比以前也多了。问候后,我在伯父身边坐下,见他当时气色还可以,他还询问了我的工作和孩子情况。聊了一会儿,怕过多打扰伯父休息,我起身告辞,出门时,我提出和他合张影。"你看,家里人很多,下次我们再照吧!"他握着我的手,轻声说。

  没想到,这一天成了永别。伯父说的"下一次"再也没有了,成了我一辈子的遗憾。尽管他在6月15日最后一次回到西花厅,我却因为招待丈夫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放弃了这次见面的机会——一心想着伯父的病,多休息,多疗养会好的。

  如今,想起来,那时的我太天真了,其实当时的伯父身患膀胱癌已4个年头了,并早已恶化,小便次次都是血尿。但这在当时都严格保密,住院期间,伯母坚持按当时中央的规定,不让亲属探视,若我知道他病情如此严重,说什么我也要闯进医院的。

  1992年7月11日,伯母邓颖超这位伟大的女性溘然长逝,留给我的依然是无尽的哀思和深深的怀念。

  伯父、伯母去世后,我们一大家及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在每年的1月8日和3月5日,去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毛主席纪念堂或西花厅聚会,给老人家鞠个躬。每每走进西花厅,不敢多看那海棠、芍药、水仙及园中的小径,分明都有伯父、伯母的声影,都回荡着伯父朗朗的笑声和伯母谆谆的教诲。

  我从小在伯父身边长大,他离开我整整26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力,我觉得他那双眼睛依然在注视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伯父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一切都是人民给的,无论你今后从事什么工作,都要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我将铭记伯父、伯母的教诲,反映人民呼声,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周秉德,《文史精华》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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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李南央:我妈妈和邓力群的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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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央:我妈妈和邓力群的旧事
Oct 10th 2013, 12:49, by 明鏡雜誌


  (作者为毛泽东秘书李锐之女)

  妈妈和邓力群的旧事我第一次听说竟然出自一个大街上买菜的老太太嘴里。我在陕西时有一个好朋友,一年回京探亲,在大街上排队买菜,那时旦分有什么好菜,就要排长队。排队等的无聊,人们就认识不认识地在一起扯闲天儿。我这个朋友很健谈,跟人也是自来熟。她看到前边的老太太很象老干部,就问:"您是老干部吧? "听到人家说是,我这朋友就跟老太太搭上了茬,问:"那您认识不认识一个叫范元甄的?她也是延安老干部,是我朋友的妈妈。"没想到那人说:"范元甄?太知道了!延安四大美女之一嘛!她和邓力群的风流事,在延安人人皆知。"看来不管受了革命队伍多少年的教育,爱在背后议论人,是中国人的通病。

  革命老干部也未见得清高多少。这老太太津津有味地与我这朋友道来,直到俩人排到了菜摊儿那儿为止。回到沟儿里,我这朋友大呼二叫地对我说:"嘿!你妈当年可够风流的!你知道她和邓力群有一腿子吗?"我觉得很羞愧,也很不齿于这么个革命老太太怎么在大街上与一个根本不相识的年青人扯这种事,一定是神经不正常,太不可信!没有细问。我的朋友大概也觉出我的尴尬,就没再多说。这件事是多年后回到北京,我那位拿着一篮烂橘子去看我妈的朋友的母亲——郭静阿姨向我证实的。

  1943年春延安搞抢救运动时,我爸作为特务嫌疑被关在保安处,我妈妈也在被抢救之中,邓力群是政治研究室组织上派去抢救她的。结果没想到帮助,帮助就睡到一起了。再后来,妈妈最好的朋友,上海的一位阿姨也谈到我妈妈自己向她讲过这事。那天,我妈在邓力群的办公窑洞里,俩人正睡在一起,邓的老婆来找邓,撞见了。我妈起身穿好衣服,说了声:"对不起"就走了。还有一次,胡乔木白天去找邓力群办事,邓从窑洞里出来,对胡说:"小范在这里。"胡心领神会,什么也没说就走了。1944年6月,爸爸从保安处放出来后,胡还劝过我爸,"算了吧,你就叫他们俩好吧。"当时组织上怕他刚刚受了政治上的委屈,再碰上家庭的变故,经受不了,一再嘱咐我妈此事不能告诉我爸爸。但是我爸从保安处放出的当晚我妈就对他说了。告诉我爸,她和邓力群是真诚的爱情,她从心里敬佩邓,崇拜他的学识和能力。我爸起身就出了窑洞,两人很快离了婚。我爸此后大病一场,差点叫伤寒要了命。事情闹开了,影响越来越坏。组织上只好出面干涉,把我妈下放到桥儿沟乡去当乡文书。邓力群居然追到那里,冒充丈夫,又与我妈同居了一个星期。我知道我妈和我爸离过婚,是我妈妈在文革中自己对我讲的。当然没有告诉我真正的原因,而变成了因为组织上怀疑我爸爸是特务,她也觉得他思想太右,俩人极合不来,才分手的。后经她的朋友反复作工作,方才复婚。

  这是自己一辈子最后悔的大错。我妈的这个弥天大谎,可不是我那些孩童的小把戏可以比的。复婚后,妈妈就调到爸爸所在的《解放日报》工作。

  平心而论,我觉得我妈和邓力群确实班配。我妈妈一生从来没有服过什么人。但是对邓力群确实是信服的。文革后,她给邓力群写信,想工作。邓力群找到黎澍,要把她安排在"历史研究"杂志。

  梨澍伯伯是爸爸的挚友,文革中也深受我妈揭发之害,当然不要。邓力群似乎也没有办法。83年,我妈妈去上海,见到她早年武汉演出队好友,非常动感情地谈起与邓力群的那一段情。她仰在藤椅上,旁边放了一盆凉水,边谈边不断地用凉毛巾搭在额头上,激动地难以自已。89年马列学院50周年纪念集会,二人见面坐在一起谈笑风声。周围很有人看不下去。我真是觉得共产党多管闲事,剥夺了俩人的婚姻自由,造成了我妈一生的悔恨。我爸也因这倒霉的复婚而吃尽了苦头。我和我出生于干部家庭的好友谈起此事,大家都观点一致,甭管好人坏人,两个一丘之貉如果在一起自己觉得合适幸福,别人管得着吗?我曾直言不讳地把此观点告诉了我爸。我爸爸说,"那怎么可以。这样乱搞不是生活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党当然要干涉。你也别说风凉话,要不是和你妈复婚,也不会有你。"我大笑:"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同意你和我妈的复婚。而不遗憾我妈和邓力群没成。"

  当年,为了他们的问题,一个月内组织开了五次批判会。田家英在会上说:"你们算什么爱情,是打游击嘛!"我妈曾说主席的秘书中只有乔木是正人君子。这恐怕和当年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三人对她的态度和评价有直接的关系。她对田家英最恨。庐山出事后,田家英给爸爸打电话,我妈妈立即告诉了组织,家里的电话因此被撤去。我妈受批判后,名声很坏,没有人理她。是她主动表示愿意和我爸复婚的。复婚时,曾亲手用极工整的蝇头小楷抄写了杨尚昆代表组织对批判大会的总结。

  这份结论认为双方都有责任,主要责任在邓力群。我妈妈那时因我爸的问题受牵连,加上她自己也有"自由言论",受到组织审查。邓力群是代表党组织审查我妈妈,帮助我妈的,而且自己已有妻子、儿女。却将被审查人招至自己的窑洞,谈话至深夜,及至同居,实在是太虚伪,太恶劣了。

  杨尚昆的结论里对邓力群有这样的评语:" 第一,思想上最尖锐的是狂妄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发展到狂妄的程度。结果已是公然与党对抗。这个狂妄的个人主义有它的几个组成的因素:一个是自恃有八年的党龄。其实八年中在党内没有得到什么锻炼,小资产阶级劣根性保持至今没有动。没有经过群众的锻炼,在延安的工作与生活是脱离群众的。再加中了相当深的教条主义的毒,这就是给那个狂妄的个人主义以一身漂亮的外衣。掩盖住了劣根性。并且增加了狂妄性。能够说出一套,听起来很好听,但是言行不符。再加上在党内受器重,有了地位,领导别人,就发展了'不平凡'特殊化的思想。整风过程中领导人家整风,自己的反省很不够。反而以为能够帮助人家整风,更增加了自己的包袱,以为自己不错。因为思想里有这一套,就自己特殊化起来,可以不管一切舆论,背着错误走。象这样下去,一定会向党闹独立。他究竟有没有能力?什么性质的能力?能力是有,是搬弄教条,概念的能力,是与群众运动脱离的。表现于整理材料,在概念中兜圈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没见过。不踏实,脱离群众,浮在上面,谈空话的时候多,经常有些教条在内。"这些话,时隔半个世纪,听起来还是令人拍案叫绝。

  说的就是活脱脱现在的邓力群。不过这个人发展的已经不止是教条的问题他其实就没有信过什么共产党的教条,他当初对我妈的作法早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人是一贯以革命的名义,行一己的私利;口头上冠冕堂皇,肚子里男盗女娼。就连我妈最好的朋友都说,你妈要是跟邓力群结了婚,两个人对党的损害可就更大了。

  我爸79年解放后,我妈其实是高兴的。她曾悄悄地对我小舅说:"听说李锐要放出来了。"小舅说他感到我妈的兴奋和萌生出的复婚的希望。我爸本人也确曾认真地考虑过跟妈妈复婚的事,问我的意见,我说:"你要是想多活几年,想有个幸福的晚年,就坚决不能复婚。妈妈是永不会改变的,那种恶梦似的生活不能再过了。"

  这话后来证明确确实实是不错的。看到我爸不但没有复婚,连看都没去看她。她自己文革后实际一直被挂起来,没有正式工作。可老头子已到退休年龄,又在陈云的提名下进了中组部,并升格至中央委员,这是一些人始料不及的。我妈更是切齿痛恨,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她到处扬言不把李锐弄下来誓不罢休。她的突破口选了大闹生活费。

  当年离婚判决时,我爸爸为了安心,每月给我们每个孩子每人20元的生活费(当时的社会标准,每人每月的基本生活费是15元。我妈的工资是197元,我爸只发120元的生活费,给孩子的钱占了一半。)文革开始,我妈受到机关很大的压力,就让我们孩子写信,告诉水电部不再要爸爸的生活费了。这笔钱,水电部并没有发给我爸,而是扣下了。我爸平反放出后,一贫如洗。因是文革前的冤假错案,按政策不补工资。水电部为了帮助我爸爸重新安家,就按当时停发给孩子的生活费的数额补给我爸一笔7千元左右的安家费。我妈就以此为借口,大闹不休,到处告我爸侵吞孩子的生活费。

  后来水电部又按同样数额补给她一笔钱,她就是不要,以示她不是要钱,而是要让人知道李锐其人的"品性恶劣"。足见把我爸发配北大荒,大别山,及至秦城8 年都没能解她心头之恨。一定要让他分文不获,不能过一天好日子方才为快。这种狠,这种毒,让人胆战心惊。可见人们说我妈要是江青,会比江青还江青是没有冤枉她。

  我妈的闹是有效果的。那时的水电部长,经年的不倒翁,就因为我爸在三峡和水利方针上一贯与她意见相左,我妈的告状信,自然是个打击我爸的有力武器。她还写信给邓颍超,宋任穷,于若木。邓力群也正对我爸仇恨之极,向陈云告我爸爸的状。这次我妈和邓力群不知是不谋而合还是事前达有默契,反正是又一次心心相映。据说陈云在我妈的信上批了,"既然这么多人反对,看来李锐不适于再呆在组织部。"不过他们大概没有想到,我爸这人并不是一个看重官位的人。他要的是能够做事。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做事,也就根本无兴趣留在官位上,他自己已经提出年龄过线,要求退下来。老头子下来后,勤奋著书,成为在国内和世界上极具权威的研究毛泽东的专家学者。对三峡的论著也成为权威性的参考资料。他的《庐山会议实录》等著作,成为历久不衰的畅销书,社会影响极广。在年轻一代人中更是受到尊重。

  李南央,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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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朱厚澤是悲劇性人物不懂上層複雜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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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9th 2013, 21:00, by 明鏡雜誌


北京知識界人士紀念朱厚澤發言紀要(8)



《新史記》雨蒙 記錄整理



前中宣部長朱厚澤先生病逝三周年,一批知識界人士自發在北京舉行紀念沙龍,每個人的發言都是對當今權貴資本主義壓制思想自由,泯滅真理和真知的聲討,是對新"文革"的範本——中辦9號文件的聲討。




姚監復(續上篇):朱厚澤對我說,現在時間還早,你到我屋坐坐,談談農研中心的情況。我就跟他講了一個人,我覺得是個很特殊的人物,就是紀登奎,原來的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我也跟他出過差。朱厚澤問,紀登奎講過些什麼話?我說紀登奎告訴我,林彪摔死以後,毛澤東讓周恩來給高級幹部作報告講路線鬥爭,周講到劉少奇第九次路線鬥爭就不談了,沒談林彪。退場的時候紀登奎就問周恩來說,"總理呀,林彪摔死了,毛主席讓你講路線鬥爭你為什麼不講林彪,講到劉少奇就不講了?"紀登奎告訴我,周恩來就轉過臉來很嚴肅地跟他說:"你沒在中央工作過,你不懂!"

我說完這句話,朱厚澤馬上從沙發上站起來了,在屋子裡面轉了兩圈,轉過身來指著我說:"老姚,我也不懂。"我就覺得,他對複雜的上層鬥爭不懂,他承認他確實不懂,所以他是個悲劇性人物,非常好的一個人,思想也是正確的,群眾也是擁護的,但是最後命運是那麼不順利的。

有一次我跟他出差到了二灘發電站的工地,有些技術人員在那議論,對我們指指畫畫,因為我們坐車來的。後來我問他們:你們知道他是誰嗎?他們說不知道,我說這是朱厚澤。那些技術人員就說,那就是"三寬"部長呀!嘩嘩嘩過來跟朱厚澤握手,我說:"天下誰人不識君,厚澤同志,我覺得你自己應該滿足了,荒山野嶺都有這麼多技術員敬佩你,你的那'三寬'深入民心。"

我覺得人民會把朱厚澤記在心上,但是他的文集收得不全,我希望收得更全一點。

我印象裡邊他老有一個錄音機,開會時他說的、別人說的都錄下來,我覺得如果把他後面的講話整理出來,那是非常有價值的。我曾經在浙江聽他講過,一百年資本主義國家跟社會主義國家對比,資本主義國家有瑞典這樣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有斯大林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有羅斯福的資本主義,也有希特勒的資本主義,所以他的看法就是市場經濟一定要民主,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會出現民主不民主,市場經濟、計劃經濟這些問題。我給他整完以後,大稿紙寫的,他不發,壓在那。所以我希望朱玫他們家裡人再收集一下整理出來,他有很多精彩的觀點留給我們。

姚监复讲笑话.jpg
姚監復講起與朱厚澤有關的"文革"時期的政治笑話。

最後再說個笑話,跟他有關係。貴州省革委會成立的時候,第一任主任叫李再含,是貴州軍區司令員,紀登奎告訴我,周恩來要他收集李再含在貴州的講話錄音,審查有沒有問題,後來調過來審查,整個講話沒問題,基本上都是"兩報一刊"社論的精神,但最後三個口號裡邊有點問題,一個口號是"祝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第二個口號是"祝毛主席親密戰友林副統帥身體永遠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這是全國統一的,但李再含多加了一個:"祝貴州小月亮李再含身體比較健康!比較健康!比較健康!"(會場大笑。)我們笑完以後朱厚澤說:"老姚你瞎編的,我是貴州省委書記,我怎麼沒喊過這個口號?"我說這是1967年奪權以後流行的口號,你那時候幹什麼?他想了一下說我在勞改。我說你勞改的時候沒權利祝賀"永遠健康"、"比較健康"。在場有個貴州沿河縣委書記插話了:"朱書記,老姚說的是真的,當時我們開會幾萬人就是'祝李再含身體比較健康!比較健康!比較健康!'我們縣委書記以為是中央精神,毛主席萬壽無疆、林彪永遠健康、李再含比較健康,縣委也要想個詞,省委都是比較健康,那縣委怎麼說?祝貴州省沿河縣革委會主任張三同志身體勉強健康!勉強健康!勉強健康!"(會場大笑)中國的思想就是這樣一個思想,所以北京大學一個教授看見我在網上寫的這個笑話,專門給我發個郵件說"也祝你",我借來也祝在座的大家,身體相當健康!相當健康!相當健康!(眾笑)

還有一個笑話:我把這些文革的笑話寫到網上以後,安全部正式派人找了我們機關黨委書記,警告我說,你告訴姚監復,不准他在網上寫笑話,特別是我們警察的笑話。我說這本身不是笑話,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沒規定公民不能寫笑話,但是這成了真實的笑話。而且香港把我的笑話出了一本書《姚監復的政治笑話》,李偉東帶進海關時,要他登記是非法出版物,他說笑話怎麼也是?要回來了。我就想,中國連笑話都不准說,那麼這個時代也太悲哀了,太可惜了,太可憐,也太可悲了。在這一點我就越想越懷念咱們朱厚澤的"三寬"。真正讓人自由一點,寬鬆一點,不要階級鬥爭弦繃得那麼緊,把別人都看成敵人,那麼害怕。


朱厚澤是罕見的大思想家

羅力偉(中國慈善總會)

前邊都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輩發言,我這一個61歲、小一輩的人談一下我的想法,非常榮幸,謝謝大家。
我跟朱厚澤同志是1986年認識的。一句話,從夏天一下子跌到了冬天。這就是當時我的感覺,我就不詳述了。
我再見朱厚澤同志是1991年冬天,我準備去越南工作的時候,朱厚澤同志、段畢毅同志、還有朱玫也到了海口,非常榮幸的再見。

再一個是"四川樂山首屆國際大佛節",有幸請到朱厚澤同志和我一塊去,當時同去的還有錢其琛、楊汝岱,還有中組部曾志幾位。在樂山,我有相對寬鬆的時間跟朱厚澤同志做交流,我認為在中共高級幹部當中,如果說思想成體系,理論成體系的話,朱厚澤同志是非常罕見的。所以我那時候我不僅僅是把朱厚澤同志作為一個可尊敬的領導,同時我認為他是我們中國共產黨這麼多年以來非常罕見的大思想家。因為時間關係我就不再說了。

姚監復老先生說的那個笑話,我在這補充一下:我的表哥當時在14軍41師,當時在貴州叫0277部隊,跟李再含唱對台戲的,他當時是遵義地區革委會副主任,就下令,凡是0277所在的地方,不許喊"祝李再含同志比較健康!"(《新史記》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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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程光:关于高岗的一点轶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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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mbnail 程光:关于高岗的一点轶闻
Oct 9th 2013, 20:37, by 明鏡雜誌


程光来稿


本文作者程光系邱会作之子

1

高岗曾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但现在年轻人很少知道他。

高岗生平介绍在各类工具书中已销声匿迹多年,最近才又出现。他作为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始人,中共"七大"政治局委员、解放战争后期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就足以叫人惊叹,因为"七大"政治局委员十三人,其余均以"革命家"载入中共史册,那时的六大军区司令员,其他都是解放军元帅。1949年10月1日,高岗与刘少奇、朱德、宋庆龄、张澜、李济深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正中的毛泽东身旁。这一历史瞬间,由画家董希文创作成"开国大典"油画,发表于画报之上,展出于博物馆中。

我帮父亲整理回忆资料时遇到了高岗的名字,他对于我来说太陌生,多问了几句。

父亲说,他和高岗等陕北干部认识,是红军1936年2月跨过黄河向山西方向东征,他在瓦窑堡中央军委留守处任粮秣处长,留守处主任是周恩来,高岗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给他的任务是筹措军粮,迎接东征的红军返回陕北。筹粮任务对于贫瘠的陕北来说,十分艰巨。周交待任务时,嘱咐父亲一定要依靠陕北的同志。果然,有陕北当地干部的支持下,完成了三百担军粮的筹措,迎回了从山西渡黄河而归的红军。

父亲说,他此后调到中央粮食部担任供应局长,再任军委供给部副部长,部长。党中央搬到延安后,常见到高岗,高是延安保安司令员,但他和高岗当面打交道,是因为一个偶然的事。

1936年底西安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政府按二万五千人的编制补充装备,其中有二十辆大卡车,成立了供给部汽车队,主要跑延安到西安,把国民政府的给养运回。一天父亲正在办公,有人很远处就骂起来了,是高岗来了。他说他的儿子丢了,有人见到是在供给部的汽车队玩,然后不见的。当时延安有国民党特务,高岗担心儿子遇害。

父亲问清了原因,连说高司令不要急,如果孩子是在供给部丢掉的,他负责找回来。第二天一早,汽车运输队把高岗的儿子送回来了。原来孩子爬到了车厢上玩,累了就在车上睡着了。正巧车队有任务出发,司机把车子开到延安城南的十七里铺后才发现孩子,因天色已晚,第二天赶紧给送回。

高岗来领儿子时,不断向父亲赔礼道歉,说他心一急,就发了态度。事后,高岗专门请父亲去家中吃饭表示谢意。

2

从那次"不打不相识"以后,父亲和高岗熟悉了,常有来往。父亲管军队的供应,很大程度要靠边区政府和本地人,在高岗等陕北干部支持下,解决了不少难题。红军最大的困难就是缺粮。陕北是贫穷的地区,人口少到不足150万,产粮不多,再养一批外来人,负担很重。1941年,国民党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国共合作进入低潮,国民政府的供应少了,没了。为了生存,部队要种地,却不能与人争地,与民争粮。外来人要生存下去,要看当地人民接不接纳你,老百姓懂个啥?主要看他们的头人。

我听到这些,翻阅了父亲回忆稿,说到陕北根据地,父亲的一句"高岗是陕北的领袖"令我很在意。父亲的回忆中少见泛论,他说某个观点,必有原由。

父亲说,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没吃大亏,重要的是有了地盘,陕北根据地在革命历史上的价值无论怎样说都不为过分,它是中央红军的救命地,是共产党抗战的总后方。党中央刚到陕北,增加了那么多人与民争食,有人喊出了"天公打死毛泽东"。可是后来,陕北人民接纳了我们,养活了我们。这得益于党中央处理好了中央和陕北地方党的关系。陕北共产党在王明错误路线下造成了分裂。中央一到,果断地释放了受打击的人,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树立起来,陕人治陕,稳定了人心。

我说谢子长、刘志丹牺牲后,党中央决定陕北安定改叫"子长县",保安改名为"志丹县"。父亲说这么作,是为了团结陕北干部。刘、谢牺牲了,陕北红军的主要代表人物剩下了高岗,他"跟"谁就重要了,高岗坚决地支持了毛泽东。

父亲说,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逐步形成的,始于遵义会议,完成于"七大",依靠的是支持毛泽东的力量,其中"陕北帮"很重要,而高岗就是这支力量的代表和领头人。在延安,毛泽东在大会小会上一直赞扬高岗。

我查阅了文献,毛泽东曾说自己"对于陕北的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高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这些话被收到《改造我们的学习》作为整风学习材料,并成为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的重要文章。在党的"七大"上,高岗当选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一员。毛泽东对陕北干部的依仗和重用,显示了娴熟的驾驭之道,彼此相得益彰。

3

历史有时会急转弯,人的命运也如此。高岗如日中天时突然去世。中央有决议,说他和饶漱石结盟反党,自绝于人民。研读这段历史,能了解的太少,让人如坠入云雾之中。于是我多问了父亲几句。

他说,自从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后,就没有见过高岗。他得知高岗问题,是在中南军区听传达,而高的死,是陶铸对他说的,说毛主席叫邓小平主持高岗案,没有想到一整就整死了。陶铸曾是东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而另一位在陕北和东北与高岗共过事的李富春也说过,高岗气的是毛泽东对他说了话又变,愤然难平。

我寻找资料,此事近年偶然在一些史学杂志或领导的回忆中略有披露,从"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点蹊跷。其中有的说:新中国建立伊始,毛泽东对副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在建国方略方面有些不满意,讲给了他十分器重的高岗听,甚至对刘曾被捕后出狱留有疑问。如此这般,多有借此人之口驾驭彼人之意。高岗传播出去,不料有要人向毛泽东告发。毛泽东权衡利弊,称高岗"分裂党"、"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高岗深感冤屈,可顾及领袖声誉,有口难辩,遂两次自杀,以死表白。

以后,人们看到的都是为高岗定性为"反党"的指责,但我从那些官话之后还发觉有另一面。

毛泽东得知高岗自杀后,沉默良久,说:"遗憾,终于留不住他。他这个人,斗争性太强,性格过于刚烈。"当他身边工作的人说高岗是自绝于党时,毛说:"话是那样讲,但党内斗争死了人,总是不好的。"曾作过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回忆,毛泽东曾说,"高岗的事,我有责任,约了谈话,高岗想去陕北,拟保留中央委员,回延安,本人也愿意。后来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谈了"高饶问题",特别强调骄傲情绪是危险的,说"不要逞英雄。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这个话与当年他在陕北极力赞扬高岗完全相反。

常言道,此一时非彼一时。曾让中央红军在陕北立住脚的"陕北帮"干部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中受难,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1962年被指责"为高岗翻案",被贬到洛阳一家工厂里去了。

我研读党史发现,以前毛泽东打倒的,都是党内"对立阵营"中的人物,但是自高岗开始,依次打倒的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是毛泽东树立领袖地位过程中为他出过力的、是毛泽东打击对手时的"自己人",可后来却被毛泽东打倒。

历代帝王成大业者,对敌手必要斩草除根,但是对和自己一同起家的人则有不同,即便是株杀功臣之后,还有一个对待遗属的问题。凡对之积余恨难泄者,要灭其九族;而事后悔于在心者,则以种种方式厚恤遗属。

高岗死后,毛泽东指示,子女要由组织抚养,关照得非常细致。有一说,毛泽东知道了高岗夫人李力群被安排在图书馆上班,说不行,一定回到原工作单位教育部,并指示对她和孩子要一视同仁。周恩来对高岗家属非常关照,安排李力群出任教育部副部长,即便在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中的1975年,她仍然当选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对高岗的家属如此,但对他本人则严厉有加。

高岗的名字从许多资料文献中消失了,那怕是陕北红军的历史也没有了他。以后再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删掉了赞扬高岗的那些话。放在革命博物馆中开国大典的著名油画被收了起来,当它再次展出时,站在毛泽东身边的副主席中少了高岗,他的位置上被巧妙地"安排"了一盆花。

高岗去世后没进革命陵园,葬在了北京玉泉山下的万安公墓。一些社会名流安息于此,但高岗的处境远不如那些人,墓碑上只写了高岗的原名"高崇德",没有生卒年月、没有碑文,看来是不想让人知道此地所葬之人。不过,它比起后来被毛泽东打倒的人要好一些,毕竟高岗墓碑上有他的原名,家人可以去凭吊。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瞿秋白被掘了坟,骸骨被迁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刘少奇1969年去世时被叫作"刘卫黄",彭德怀1974年去世时被叫作"王川",他们的骨灰在何处不让人知晓。而林彪1971年去世时,在中国连个葬身之地都没有了。

4

我的父亲1981年被安置到了西安,他隔几年就要到北京住住,新世纪到来,他又来了。高岗的小儿子来看望父亲,他是我弟弟的好朋友。他问,"我爸爸是什么样的人?我都没有见过他。"他是高的遗腹子,从一本《血红雪白》的书中看到了高岗,那是第一次不以贬损的口气描写他,而之前有的出版物,甚至很多文学作品都把高岗描绘成霸道、粗暴,满嘴说脏话,有如土匪。

父亲说,陕北出土匪不假,李自成就是那里的人,共产党不是被叫成"匪"吗?不过你父亲身材魁梧,浓眉大眼,相貌堂堂,很有气度。

高岗儿子问,他是不是如一些书上说的暴躁鲁莽。

我父亲答,不是,他对我们说话操一口平声细语的陕北腔,待人和蔼真诚,要不,他怎么能成为陕北的领袖呢?当然,他有强硬的一面,干起事来风风火火,对敌斗争非常果敢。他为人豪爽仗义,当战友和部下有了困难,他会全力帮助,对人非常宽厚,偶遇有人对他不敬,也不计较……父亲说起高岗的形象与坊间传说大相径庭,不得不举出例子,说他曾到东野总部开会,见到了高岗,在他那儿打几圈麻将,同玩的有个人摸着了一张牌,高兴地叫了一声"好牌,高司令来了!和了!"高岗沉下了脸。那个老伙计才知道说漏了嘴,他摸得是"九饼",一张满是圈的牌,有如满面麻子。但高岗并没有发火,说了句"要严肃一点嘛"!让大家开心地继续玩牌。

父亲说到这儿,觉得有点失口,对高岗的儿子说,"你爸爸脸上是有麻子,但不是大麻子,是细麻子,是挺好看的麻子呢!"听到这儿,大家都笑了。

我们问起了《血红雪白》中写到的高岗爱兵。有一次,一纵的篮球队到司令部比赛,因不服输,双方打了架,无意中打了路过这里劝架的军区副政委高岗,警卫们抓了几个动手打首长的战士要关起来,高岗不肯,说"连我都敢打,打仗肯定是一把好手。"

父亲说,他就是那个脾气,办事大胆决断,有魄力。说他说话粗暴?他对我亲切客气,从来没有感到他蛮横乱发脾气。《血红雪白》对高岗在东北所起的重要作用提得不够。还有,一些人回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多提了彭德怀在前线指挥,没有提高岗在后方支援的功劳。

说着说着,父亲突然问了一句,"你爸爸的那个人还在吗?"我有点莫明其妙。可高岗的儿子说:"大妈呀,在。"

我这才知道,父亲问的是高岗的结发妻子杨芝芳,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会长兼延安儿童保育院院长,在延安与高岗离异。

"她和你们有来往吗?"父亲得知杨芝芳居住在西安后又问。

"原来没有,这些年就多了,我母亲(李力群)和她一直互相有问候。大妈去年病重,我母亲要去,因为身体不好,不能成行,委托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大妈去看望,送了不少东西。"

"这样好,这样好!"父亲对她们的大度赞许,对这两位高岗的配偶都坚持高岗是好人感到高兴。

父亲问起了那个在延安时走丢失的高岗的儿子。

"是大哥呀?他可不太好。"高岗的小儿子说起了他哥哥高毅。

高毅少年时和李鹏,邹家华、叶选平等人一起留苏,然后回国工作。因父亲出了事,就被放到西北一个工厂当了工人,历次政治运动都倒霉,生活上也拮据。后来年纪大,退休了,应当是离休,很多事却不能落实,生活很清苦。在留苏的同学帮助下,最近才好了一点。

说到一个无辜的人受到株连,触到了父亲的痛处,他不语了。

5

时代在变,许多巨大变化让你惊讶不已。但也有不变的,如高岗案的政治结论。然而,不变之中也有某些细微的变化,不关注此事的人也许难以体会。

文革结束后,"两个凡是"终被打破,很多历史冤假错案得以纠正。李力群向中央提出要复审高岗案没受到反驳,但也没回复。1981年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高岗案删除了路线斗争的提法,仍维持其反党性质,尽管原"高岗集团五虎上将"张秀山、张明远、马洪等人被中央重新委以要职。在那前后,邓小平两次谈到高饶问题,说"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建国以来的许多案子都重新评价了,当政者们未必不知道高岗案的真相,但拨乱反正之时,更需要有个代表真理的人物出现在全党面前,而且他的权威不允许任何人挑衅,不管他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

时光在流趟,看似不动的历史,在默默地恢复本来的面目。

藏于革命博物馆的那幅开国大典油画,又被收了起来,当它再次展出时,毛泽东身边重新站立着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而涉及高岗历史功绩的文章、回忆也有出现。

2004年,中央组织部一名副部长看望李力群,回应她多次上书中央。李力群被告知,该部门派人用3年时间研究了中共档案中逾500份文件后,"高岗同志对党对国家的很多很多贡献"已获得承认。

2006年,高岗家人将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摧毁的无名墓碑进行了更换。现在的墓碑前后各镶有两块大小相同的白色汉白玉石,墓碑正面的汉白玉石上只刻有"高岗 1905——1954"字样,背后的汉白玉石则是一块"无字碑"。

2009年8月29日,时值高岗诞辰104周年,高岗的半身铜像落成典礼在他的故乡陕西横山县武镇乡举行。参加者有百姓数千人,有从全国各地赶来者,有附近十里八村的老乡们。在群情激昂的欢呼声中,高岗长子撩起覆盖其父铜像,高岗幼子发表了讲话。铜像的座基正面镌刻着,"高岗  1905——1954",背面的生平简介以"1954年接受批斗,于8月含冤离世"结束。

近几年清明节,高岗墓地前的鲜花是万安公墓里多的,前来为高岗祭扫的人愈来愈多。虽然那个碑的后面仍是空白,但这些已经发生的细微变化和看起来不易为人察觉的事,不正是在写着碑文吗?只是它还没有铭刻到墓碑上去。不过在我看来,要刻上去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

——作于2009年10月



原载程光《往事回眸》,香港北星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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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周孜仁:从造到毁的毛泽东巨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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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孜仁:从造到毁的毛泽东巨像
Oct 9th 2013, 20:46, by 明鏡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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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决定建造一座毛泽东巨型塑像:这是1967年的6、7月间的事。

根据笔者保留的一份书面资料:1969年10月20日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关于我校毛主席巨型塑像情况汇报》(以下简称《情况汇报》),兹将巨像基本数据照录如下:

(一)像高:9.15米 座高:5.7米 平台高:1.15米 总高: 16.0米

(二)广场:(具体数据略)整个广场加周围开阔地可容20万人集会

(三)辅助设施:词屏:高5.16米,长26米,深红色水泥面,刻有毛主席震撼世界的词"满江红"手书,字体用黄金箔贴面。

红太阳:词屏顶上红太阳直径8.5米,周围用40只金黄色钠灯组成……

其他辅助设施:包括两幅毛主席油画像、八根8.15米的旗杆。

在偶像崇拜的年代,重庆大学计划修建的塑像不算第一个,当然也绝非最后一个。早在文革肇始的第一年,1966年的6月24日,清华大学"红卫兵小将"便以" 破四旧"为由将清华园的标志性建筑物二校门作为"封、资、修"砸掉,并于废墟上建造了毛泽东塑像一座。从此后,随着造神运动愈演愈烈,水泥的、金属的、石 头的、尺寸规格大小不一的毛塑像便雨后蘑菇一般,开始在全中国各地疯长。

毛泽东塑像,从本质上说当然不是艺术品,而是一种特殊的宗教建 筑。宗教建筑总是需要让人感觉神秘而崇高,它的造型、结构和尺寸,总是充满隐喻和象征。根据有关资料分析统计,全国各地毛塑像的普遍规格为:像高为7.1 米,象征中国共产党七一建党日;底座高度为5.16米,纪念1966年5月16日,即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 知》(即"五一六通知")通过之日;总高度12.26米,象征毛泽东的诞降吉日:12月26日。

将这些常用数据和重庆大学对比,我们发 现有些是相同的,如词屏高度5.16米;有的是容易猜出含义的:如座高5.7米,肯定代表毛泽东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那封信,说"人民解放军应 该是一个大学校",还要工人学这学那、农民学这学那、学生学这那,云云,即所谓"五七指示"。但人们很快会从比较中发现几个与众不同的数据,如像高,为什 么偏偏是9.15米?八根旗杆为什么偏偏要8.15米?其中究竟暗藏何种玄机?

先破解旗杆高度:8.15。重庆大学的造反派组织叫"八 一五战斗团",从文革一开始就成了该校主流派别,人多势众。另一派叫"砸派"或"反到底"的,起事稍后,人数当然少些,尤其在重大校园,人少得长期不敢回 校,怕挨打。8.15米,显然是掌权者想用物化的尺寸向众人宣示:该战斗团全体将士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海枯石烂,天荒地老,永不变心。

再 说9.15。这个数字含义只有八一五自己心知肚明了。8月15日造反起事,学生们便"炮轰黑市委",发誓要打倒这个、砸烂那个的,当权派能高兴吗?不高 兴。毛主席早就说过了:"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大学生自以为深得毛氏真传,想当一回革 命的"铁扫帚",把重庆市的大小"走资派"们通通扫进"历史垃圾堆",不料对方还大权在握,同样按照毛泽东有关"阶级斗争"的教导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把 他们通通打成了"反革命"和"暴徒",还仿照造反派模式,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工人纠察队"等被百姓戏称为"保皇派"的,排山倒海, 对八一五鸣鼓而攻之。这是大学生们初进政治幼儿园遭遇的第一场生死PK。仓惶无计,就在火炉山城的毒日头下静坐绝食,绝食无果,就徒步北上告状,最后爬火 车去了京城。北国9月秋凉,朔风初起,重庆大学的娃娃还穿着炎炎烈日下绝食的背心,一个个蓬头垢面,整个儿一群流寇。适逢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百万"文革大 军",流寇们于是有幸靓见了自己心中的神。这该多大幸福呀!这日子肯定是终身不可忘记的--那一天正是9月15日。

朝觐当日,笔者作为 八一五一员有幸躬逢盛事。几十年后回首重述,必须非常负责任地做如下说明:大家所说的幸福经历,其实是很惨的。说是见了伟大领袖,其实只看到了一个几厘米 高的黑影,有不少人甚至连这几厘米都没看见,只是到天安门广场去白白挤了一回热闹。为什么?来自重庆的"流寇"们太守规矩。接见头天便接到通知,说次日下 午接见,要他们中午12点准时出发前往就位,还通知说重庆路远,来此不易,故特意安排他们在广场西观礼台最佳瞻仰位置。谁知北京和外地的"油子"们早在头 天夜里就彻底占领了整个广场。等我们按时赶到,只被堵在西单路口动弹不得,左右、前面都有密匝匝大兵围堵。几千人只能傻站那儿声嘶力竭高唱颂歌,从"抬头 望见北斗星"唱到"大海航行靠舵手"、从"雪皑皑"唱到"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唱得唇焦舌燥,天色向晚。五点钟,终于大会开始。好容易进入游行程序,广场 上的人可以慢慢挪开了吧?我们可以进场瞻仰真神风采了吧?不!占领广场的人坚决不走。谁不是千辛万苦才到圣地?凭什么不该抓紧机会多瞧几眼?不管周恩来在 喇叭里如何苦口婆心劝说大家往前挪动,广场上的哥儿们、姐儿们就是死活赖着不走--直到天已黑尽,喇叭里宣布散会了,赖皮们无奈离开,我们才得以入场:这 时,天安门早已黑灯瞎火。

笔者有幸,正欲黯然离场,城楼上陡然大放光明!原来,毛、林之属这才开始正式下楼--我必须发誓:这一次,我 确实看见伟人了。黑影儿。根据工科学生的工艺直觉,尺寸约四至五厘米:他正很认真地挥甩帽子--接着便消失了。笔者悲喜交加,当即泪如雨下。事实上,当天 不仅我哭,很多同学都哭。千难万险,万里北上,真不想到竟是如此悲惨下场!我好歹算是看了个黑影,很多同学,连这幸运也没有呢!

事虽如 此,哥儿们还得"打肿脸孔充胖子"--政治斗争是会逼迫你学会做戏的。回渝那天已是深夜,万里来归,年轻的漂泊者们全顾不了旅途劳顿,在大街小巷一路游 行,高呼"我们见到了毛主席!""我们见到了毛主席!"。刚刚安睡的夜山城从梦中骇然惊醒:这世界怎么啦?如此众多"暴徒"、"反革命"公然受伟大领袖接 见了啦?这世界莫非真要天翻地覆?一贯被百姓奉若神灵的共产党市委,这回莫非真要栽了?

1966年的中国,真地就稀里糊涂天地翻覆了一 回。重庆大学的娃娃们见到神没见到神一点儿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回,毛泽东确是他们真正的精神领袖。有他撑腰,重庆市执掌权柄的政治白痴们焉能招架?交 手数月,果见分晓。当"黑市委"和"保皇党"最终被赶下历史舞台,就轮着造反派内部两派来捉对儿厮杀了--这就有了"八一五"和"反到底"。两派不管怎么 个你死我活,反正都是毛泽东的宠儿,都需要狂玩政治秀,表征自己是正宗革命路线代言人。

这就有了建造巨像之举。

1967年7月8日出版的重大八一五战斗团机关报《八一五战报》30期在头版位置,正式宣布了这则消息。原文摘要如下:

七 月一日,是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四十六周年的诞辰,我们八一五战斗团的战士满怀革命的激情,热烈庆祝这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光辉节日。下午三时,我校数 千名革命师生员工头顶烈日,在风雨操场举行盛大集会,……大会主席说:"为了纪念'七一'这个伟大的节日,为了表达八一五战士对我们心中的最红最红的红太 阳毛主席的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热爱,决定在我校八一五广场塑造巨型毛主席塑像,并在今天破土奠基。"

第31期《八一五战报》继续报道事态进展。还是头版头条:《让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永远普照重大校园/毛主席巨型塑像在重大动工塑造/全校八.一五战士和革命师生员工表示:一定要沿着最高统帅所开辟的革命航道奋勇前进,将革命进行到底!》文章宣布:

经过几天来全校师生员工的努力和兄弟单位的大力协助,现已完成初步方案。……全校八一五战士和革命师生员工都积极投入了这一项光荣的施工任务……他们表示:一定要把重大办成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一定要沿着最高统帅所开辟的革命航道奋勇前进,将革命进行到底!

目前,塑像工程施工正在紧张地进行着,预计在一月以后,塑像就将落成。


事实上,这座"预计在一月以后"落成的塑像,从1967年7月1日开工,到12月27日落成,用了整整半年时间。

笔 者建筑知识孤陋寡闻,有关工程进度只有一个非常可怜的概念,就是80年代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深圳速度":当时中国第一高楼"深圳国贸大厦",楼高52 层,建设速度三天一层。我私下计算,层高以三米计,每天进度当有九米。文革那会儿天下大乱,速度再慢,毛塑像加台高不过区区16米高,建设何以需用半年? 关于这个,除了上面提到的《八一五战报》相关消息,我们还当一提文章开头说到的《情况汇报》,在关于"敬建毛主席像是我校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一段,有 若干词句可供解读:

座谈中许多革命师生说:"毛主席塑像的落成是我校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之一,充分表现了我对毛主席无限热爱的心情,也是对刘少奇反对毛主席,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沉重打击。"

原来,这确非一项建筑工程,而是打击"阴谋复辟资本主义"者刘少奇一伙的生死斗争,是一项地地道道的政治操作。接下来还有:

一些亲身参加塑像工作的同志也有同感,认为塑像的建成是毛主席教导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的胜利。大家说:尽管阶级敌人挑动武斗,战火纷飞。天气又热,但塑像工作一直未停工。没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是不可能的。

操作政治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生命代价,所以在这儿少不了"苦"呀"死"的。笔者没具体参与塑像建设,但那段时间正好一直在校,亲身所感,窃以为上面所说谁谁谁"挑动武斗"、什么"战火纷飞"、什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绝非夸大其词。

重 庆大学塑像筹建委员会(简称塑办)1967年7月1日宣布挂牌运作,此前不足一月的6月5日,重庆两派刚刚发生了规模可观的"六五血案"。先是,地处北碚 区的西南师范学院反到底派八三一纵队实施突袭,进攻该院八一五派"春雷"总部所在地新图书馆大楼。八一五从城里急调数千人马星夜驰援,实施反包围,解救了 同派人员并俘敌200余人。反到底旋即调来大队人马增援,在北碚至市区间的施家梁峡谷阻击重大八一五班师回校的人马,还生擒重大八一五二号人物、驰援行动 总指挥熊代富……

从此以后,武斗愈演愈烈。除了飞机,所有常规武器:从军舰到坦克,从榴弹炮、三七高炮、四联机关枪、马克辛机枪到半自 动步枪,从土装甲到土手榴弹悉数登场。资料记载,1967年7月,反到底派一次就从兵工厂把"一万二、三千条新式武器发出来扩散到外面",所谓"反到底舰 队",三只船上均装备了大炮,"大的一只船装了十门之多"。而八一五派,也一次从国防厂"抢出一百二十万发子弹"。

1967年8月13日,八一五的一周年"生日"要到了,为表示"庆贺",反到底派于14日晚11点半从江北向八一五派占据的嘉陵江大桥南桥头展开猛烈炮击,并于次日晨攻占了南桥头。与此同时,反到底派也从江北向重大校园发射了炮弹。
重大图书馆一位职工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从前几天起该厂(指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所控的江陵厂--笔者注)就每晚广播,要重大和平居民后撤五里,人 们无处可撤,只好到几栋楼房的底层去,各楼底层都人满为患。水泥地上横七竖八铺着油布、席子,一家人不分男女老幼挤在一起过夜,天明再回家。几天后没有打 炮了,但广播依旧,人们躲疲了,就在家里窗户挂上棉絮,桌子上铺上棉絮,人躲到桌子下。几日无炮仗,以为平安了,谁知一天夜里10点突然炮声大作,还夹着 机枪声,出门一看,只见夜空中一颗颗炮弹从对方闪着红光飞来,十分密集,人们顶着棉絮往树林里跑。炮弹像是在头上飞过,十分骇人。一直到凌晨6时才停。"

这 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武斗了。有人干脆把它称为"八月国内革命战争"。不管革命与否,反正说它战争已不算言过其实。那么,毛泽东塑像的命运如何 呢?1967年8月15日出版的《八一五战报》第36期有如下说法:"为了让毛主席的巨型塑像早日落成,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永远普照重大,全校八一五战士 和革命师生以冲天的干劲投入塑像工程。在八一五革命派的大力协助下,工程进展良好,施工速度很快。在短短的三十来天中,先后完成了毛主席巨型塑像设计、筹 建和泥塑小样工作……(他们)戒骄戒躁,乘胜挺进,又完成高八.一八米(应为9.15米--笔者注)实体像泥塑,即将投入铸模工作。"

炮 战开始时,毛巨像的等高泥塑确已骇然耸立在三教学楼前的地坝上:虽然工程已暂时叫停,但它在惨烈炮战中却毫发无损。为何?八一五自己有一种说法是:反到底 敢往三教学楼方向打炮吗?只要他们的炮弹把毛主席身上擦掉一块皮,保险:轰动全国的反革命大案!--其实,反到底派并不知道这边有座领袖巨像。当年到处有 领袖照片、画像,几乎人人身上有领袖像章、语录本,如果炮手枪手们都有如此顾忌,那么武斗也打不起来了。何况重大这座领袖巨像还只是个雏形。

事实上,离塑像直线距离不足200米的电机系主任江择佳的厨房,就被一枚飞天铁丸击中,在墙上戳出一个直径37毫米的窟窿。老教授感慨系之,合伟大领袖名诗"当年鏖战急"原韵,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窟窿边上,题曰:"八一八炮轰纪念"。诗云:

通宵炮声急
弹洞灶房壁
可惜好钢铁
不分我和敌

教授赋诗后第三天,8月21日凌晨,重庆四十一中品学兼优的高三学生江丕佳,江教授的爱子,在市内枇杷山顶上被流弹击中身亡。

重 庆大学所在的沙坪坝已成一座孤城。占领嘉陵江北岸的反到底,用机关枪和大炮封锁了化龙桥。东南通道出口的大坪、杨家坪,此时大战犹酣。沙区和城里的联系几 乎完全断绝,连老百姓生活用品运输都成了问题,还侈谈什么建筑器材和水泥?一切都已停摆。八一五的哥儿们对毛泽东再有耿耿忠心,毛泽东巨像的修建,想快, 能快得起来吗?


类似重庆大学建造的这种巨型广场塑像,一般程序该是这样的:

首先做一个30至50厘米的小稿,向有关方面征求意见。重大的小稿是做了多个的,放在饶家院一间专门的展室里,向广大"革命群众"征求意见,同时作为礼品,分赠省、市革筹组领导,及兄弟单位。

第一阶段完了,再做一个1米左右的定稿。

最后,为确保最终成品的实际视觉效果不出差错,还得根据定稿做一个3米左右的放大稿。施工人员和工匠便以此为依据,制作水泥的、或金属的、或石头的成品。

重庆大学塑像不拘一格,从小稿一口气便直接进入实稿。政治局势翻云覆雨,瞬息万变,重大八一五没那么多时间折腾。还有,该巨像主塑叶毓山乃四川美术学院著名教授,早年为中国军事博物馆塑造毛泽东雕像便声名鹊起。让他掌舵操盘,光辉形象焉能有何差池?

叶 毓山,四川德阳人,1956年从川美毕业并留校任教。60年代,四川美院的强项正是雕塑。文革之初,泱泱中华,所有文艺作品纷纷落马,唯川美的泥塑《收租 院》得以幸存,还被奉为"社会主义文艺明珠"。叶毓山,正是雕塑系台柱。80年代他创作的大型群雕《歌乐山烈士纪念碑》获全国城市雕塑最佳作品奖,继而升 任该院院长,成了中国雕塑界大师一级的人物。

文革开始那会儿,毓山先生还是一介老师。他行事低调,落落寡言,属埋头苦干的工作狂一类角色--这正好和他夫人:美院老教授江敉之女、行事痛快的版画教师江碧波彼此互补。

重 大者,重庆高校之"大哥大"也。文革了,重大八一五又成了重庆八一五的"大哥大",人多势众,财大气粗。"大哥大"盛情相邀,且任务如此光荣,叶先生焉能 相拒?这就无条件来了,当然也是无偿承担义务。十多年后,参与塑像工程一位主要当事人给"专案组"写的一份名为"情况说明"实为"交代材料"的,密密匝匝 18页,洋洋洒洒数千言(为何称"交代",下面还有说明),"交代材料"对此过程有如下叙述:"据我们了解,美院叶毓山同志政治可靠,历史清楚,思想进 步,适宜担任这项工作""我校广大革命师生怀着对伟大领袖无限热爱的心情,决定在校园塑建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群众热情高,条件很好。但是由于我在雕塑方面 缺乏经验,要求有一两个专业人员帮助","经'塑办'的同志研究,决定请他(叶毓山)来校担任帮助工作。1967年7月5号(或6号)叶应邀来校,对我们 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当天,他即准备回去,但我们一再挽留他多帮助一段时间,他本人也受到广大革命群众对毛主席无限热爱的心情的鼓舞,于是就在学校 住定下来,开始塑像工作。"

下面还是《交代材料》。在无可奈何的字里行间,我们多少可以触摸到重庆大学造反学生当时对叶老师的殷殷礼遇之情,也可以感悟到中国艺术家有多么敬业:

叶毓山同志和他爱人来我校后,四川美术学院就停发了他们的工资,为了保证他们的生活费用,我和XXX等许多同志研究后,由我们学校暂借……550元……美院补发工资后,他已主动归还了大部分……后来我根据他的情况向革委会写了报告,给他申请了伍十元补助。

还有:

叶毓山同志和家属在我校的膳食费是由他们自己解决的,在松林坡二食堂搭的伙……记得当时全校搭伙人员,食堂都发有荤食票,他们没有。大家吃肉,他们只能吃素菜。后来我们感到过意不去,才同当时群众组织的后勤部门联系,向他申请了其他职工同等定量的荤食票给他们。

叶毓山同志……出于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工作期间,勤勤恳恳,作风正派,日以继夜的辛勤劳动,表现是好的。

塑 造毛泽东,一般须在五个选项中首先确认:1、站像还是坐像?2、穿军装还是穿便装?3、穿军大衣还是穿夏装?4、挥手还是不挥手? 5、戴军帽还是不戴帽?根据广大革命群众意见,1、2、3、4选项均为"YES",仅第5选项为"NO"。这就出现了若干具体问题:帽子罩在头上,确实不 利于表现伟人高瞻远瞩和天庭饱满的睿智,可是,帽子不戴又放哪儿呢?那就拿在手上吧。叶教授觉得拿在手上从视觉上很难处理,这就想了:毛泽东不是喜欢背着 手吗?众人不是要让他穿军大衣吗?对了,就把帽子藏军衣后面的皱折里得了。叶教授没有塑过毛的军装像,八一五总团领导知道了,马上派人去警备区,直接找到 军长韦统泰。军长身材魁伟,威风凛凛,把他的军衣军帽用来当道具正合适,这就在军长家连衣带帽一起抱回来交给了叶教授折腾。

美术学院为 何要扣发叶兄工资?这自然也和政治有关。当时全国百姓都分为两派,川美也不例外。在川美掌权的是反到底派红色尖兵团。作为艺术家的老师也不例外。由于种种 原因,或本人属"反动学术权威"者流,或家庭出身、政治历史等等殊多灰疤黑迹的--这些老师也许不敢像青年教师那样挺身而出,公然参加组织活动,观点却总 是有的。叶老师属于是什么观点:"八一五"还是"反到底"?其实这并不重要,问题是:他公然到八一五的老巢来帮忙干活--此事本身就足以引起美院反到底派 红色尖兵团本能的敏感和愤怒:这不是反了么?尖兵团战士很快向叶教授致函一封,同时在街上刷出大标语、贴出大字报,勒令叶必须立即返校。现在已经找不到这 些文本的原稿了,按照当时流行提法,我们可以断言这些函件、标语和大字报,总是少不了"竖起狗耳朵听着""否则格打勿论、格砸勿论"之类最后通牒似的可怕 威胁

再说,叶先生的夫人和两个小孩还家住美院,轻而易举便可成为反到底人质。重大八一五一不做二不休,来个先下手为强,干脆派人把教授 夫人和孩子一起接来八一五根据地:沙坪坝。叶先生小儿当时不满两月,重大就连保姆一起接来,安顿在电机系教授陈文纯家楼上暂住。叶、江两大师在重大所受到 的礼遇,由此可见一斑。换句话说,不仅艺术家本人,夫人也该被重庆大学的诚意所感动的,也没日没夜地参加了塑像配套工程"东方红广场"的艺术设计。几十年 后,退休赋闲的江碧波被礼聘为重庆大学新建的人文学院院长,算是题中之义了。

在叶先生的直接参与和指导下,9.15米的实稿很快做出来了,而接下来的工作,却难以为继。战火日盛,人们全部的日常生活都已停摆。

在 重庆8月旷日持久的战争中,重大校园依旧很热闹。本地的工人阶级是无班可上了,没地方好去,就来重大看热闹。其他"沦陷区"被赶出来的,如江北区的八一五 派,无处可逃,也跑重大来了。反正重大财大气粗,对哥儿们管吃管住。"难民"们住学校里无事好干,每天就瞎逛,加上临时来游者,再加上本校学生,行者游于 途,倦者休于树,真的个热闹非凡。校园风景秀丽,看点很多,但最具人气处是两个:一是民主湖边的防空洞。那儿是停放死者的好地方。山城8月,毒日似火,尸 体最容易腐烂,一腐烂就臭气熏天,蚊蝇乱飞。防空洞凉快,停那儿自是好过些。难民们都喜欢去那儿为"保卫毛主席"而殒命战场的"烈士"洒几滴泪,顺带也看 看被小报传单描绘得狰狞可憎的"砸匪"俘虏到底生得什么样子?在战场上被生俘的"反到底"们一个个蓬头垢面,被人押解着,蹲在尸臭四溢的洞里为"敌人"洗 尸裹尸。难民们少不了向他们扔几块石头碎瓦发泄仇恨。

另一个热点景区,自然就是毛泽东巨大的泥身塑像。地点是三教学楼前的空闲地坝。塑 像够大的:九点一五米,可谓巍巍乎高哉。担心烈日暴晒,泥巴会开裂塌落,八一五们用油毛毡为它搭建了一个巨大的凉棚遮阳,每天还有人提着水桶,沿脚手架上 下攀爬,给泥像浇水保养。因为有人围观,八一五战士便荷枪实弹,非常威风地为泥塑站岗,当然也热心热肠地向观众介绍他们塑造偶像如何之呕心沥血,胆气冲 天。介绍得很自豪。

躺在前一景点停尸房里的人,是为后一个景点里那个泥捏的人去死的。那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呀!战火纷飞,交通断绝,刚 刚消失的年轻生命却是必须马上处理的。八一五们实在没功夫造像了,得先造坟墓,让血肉模糊的尸体尽快入土为安,于是在教授区幽风满山的松林坡顶为他们挖了 一个墓坑。没有石料,就把校园内民主湖畔的石栏杆拆了,为他们筑一圈围栏,立一方石碑。石碑上刻了毛泽东的浪漫诗句:"我失骄杨君失柳"。

巨像没有落成,为保卫他而无辜死去的年轻人墓穴先落成了。葬在里面的人数是24。


几十年后,如果需要实事求是地分析,那么这些制造、或者准备制造塑像的人,不管嘴里多么信誓旦旦,心中对偶像其实并不忠诚。
 
几 乎就在重庆大学建造塑像的同一时间:1967年6月28日,首倡造神运动的推手林彪就发出指示,"建造大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要 求。我们部队也应当这样搞","凡有代表性的大军事机关,其驻地有大院、有广场的地方""都可以搞"。7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据此发 出通知称: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应立即按林副主席的指示执行。接下来,林彪将通知稿转呈毛泽东审阅。

自担任国防部长以来,林彪造神屡屡得手,到文化大革命,可说已运用自如,臻于化境。但这次的马屁毛泽东却并没赏脸。1967年7月5日,领袖对上述报告批了:

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

7 月13日,周恩来将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对总参、总政关于执行林彪指示建造毛泽东大型全身塑像的通知》指示和上述批语一道转发各地,指出:"建造毛主席的 塑像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这只能由中央统一规划,在适当时机、适当地点建造"。"现在某些群众组织那种匆匆忙忙的做法,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 且会造成政治上的损失"。"希望你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加以制止"。

或曰:重大的学生娃娃对中央通知尚不得而知,那么,肯定知道了上述 《通知》还要对着干以表明耿耿心迹的,则远非重庆大学、甚至远非不知天高地厚的高校学生。即使深谙庙堂游戏规则的高官,也和上述批示对着干。对于政治赌徒 来说,按上司脸色行事,只属于初级段位。高段位者,则不仅能看出上司脸色的真伪和真伪程度,更重要的,是要看透脸色背后的玄机:脸意真诚?故作姿态?还是 正话反说,欲擒故纵?然后不失时机、甚至提前下注。这真是中国人自古以来便有了的政治智慧啊!韩非子早在两千年前就说过:"彼显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 故。"人主总喜欢表面上做一件事,暗中却想干别的事。

多年以来,毛泽东就个人崇拜发表过许多著名言论,确信"个人崇拜"具有永恒的政治 价值。他曾对美国记者这样说:人"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 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1956年,苏联刚反了斯大林个人崇拜,毛在两年后的成都会议上就针锋相 对,说了:"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 1965年,正是毛准备揪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前夕,是年1月9日,毛泽东又曾告诉斯诺,说"赫鲁晓夫垮台,也许就是因为他完全没有个人 崇拜。"正因为如此,他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以鼓动群众去摧毁他认定要反对他,并且"一旦时机成熟……就会要夺取政权"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 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正因为这个,毛孤注一掷,发动了中国历史上一场灾难性的"大革命"。

文革闹得沸沸扬扬的1967年,毛泽东偏偏来一个替个人崇拜降温的"七五"批示,当时,谁能猜得透真伪?

就在战火纷飞,交通断绝、工程难以为继的时候,重庆大学八一五总团突然接到重庆警备区通知,要他们马上把叶毓山送去北京,并确保安全--原来,总政治部且不管什么伟大领袖明里批了什么,他们决心已定,偏偏要在毛鼻子底下建造他的巨型塑像,并且确认由叶毓山主塑。

重大八一五不敢有误,马上把人送去了警备区,为确保安全,还专们让一位老师全程陪护--这位老师就是前面多次提到的、写《交代材料》的主要当事人王克让。

王 克让,电机系60届学生。曾任重庆大学美术社社长,毕业后留校党委宣传部改行做政治宣传。从名字就知道他必定出身文儒世家,家学渊源,成分也不会"低"。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出身不好而能入党并留党委工作,肯定是处世小心、行事低调而认真。他兼懂工业和艺术。塑造巨像由他打配合位显然是最佳人选。几十年 后,我在他家里看到一本保存完好的资料,他这样记录自己的心情:"在我的生命旅程中,曾经经过一段特殊的、神奇的、甚至疯狂的时期。/人们崇拜一位伟人、 敬仰一位领袖,如痴如醉。/塑光辉形象,造不朽神灵,如浪如潮。/我亦学步雕塑,归向了艺术之技术。/也许,这就构成了人生。"为了塑造偶像,他称自己" 可以说废寝忘食,一腔激情。自己塑造、自己翻制,自己满足。"

叶、王二人在警备区小住一宿,次日即被送进火车站乘车去成都。几十年后, 王老师这样介绍那一难忘历程:"专门为我们找来一辆军列。全挂的平板车,平板车上面还装有机关枪等各种轻重火器,还架有高炮,只有两节卧铺供起居生活。上 车前,部队领导一再叮嘱:成渝线一路武斗正酣,不安全,要我们千万不得下车活动。安全抵达成都军区,两天后军区即派人把我们直接送机场,飞了北京。"

叶、 王二老师被安排在总参谋部招待所,这时他们已经清楚此行的目的了。按惯例,先讨论"站像还是坐像"、"穿军装还是穿便装"、"穿军大衣还是穿夏装"、"挥 手还是不挥手"、"戴帽还是不戴帽"等等,然后就让他们一直呆着,直到9月30日夜,房间电话响个不断,反复问他们休息好没好?睡没睡?直到半夜两点,他 们说已经上床安卧,方才告诉说第二天8点正,有人准时来接。第二天是国庆日,来一军人,专车把他们送到天安门观礼台,让叶、王二人享受了一回英雄、劳模待 遇,远距离观察了伟人的风采。

接下来,叶毓山留北京做稿子,王克让返回重庆,事情再无下文。


这场被人戏称为"八月国内革命战争"的武斗,打了整整两个多月,终于戛然而止。

8 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了《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运动的号召》。这个"中发67(274)"号文件明确宣布:党内最大的走资 本主义的当权派"已经垮台了"。文件要人民务必搞明白:"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够胜利进行,就是因为有人民解放军这样伟大的长城",接着宣布:"人民 解放军所拥有的武器、装备和物资,是不能侵犯的,人民解放军指挥机关是不允许外部的人进驻的。"接着警告:"要防止破坏,防止坏人挑拨离间浑水摸鱼"。总 而言之,事关大局,造反派是不能再胡闹下去了。再四天,即9月5日,上述四单位再次发文。这个中发67(288)号文件干脆就叫做命令了(俗称"九五命 令")。题目是"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兵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命令除了重申"八二五号召"中的几个"不准"之外,更加肯定地宣布:解放 军(对反军抢枪者)"如劝阻无效,可对空鸣枪警告,令其撤回,如劝阻和警告仍无效时,可宣布少数坏头头和少数凶手予以逮捕法办,遇到拒捕和抵抗,人民解放 军有权进行自卫还击。"

战争终于结束了。为伟大领袖塑像的政治秀又可以继续秀下去了。现在留下的只是一些工艺问题,比如,前面说过的, 毛塑像挥动巨手指引航向--这手一举就很麻烦:用《材料力学》的专业术语说,这是一道"悬臂梁",上吨重的水泥悬臂如何支撑?钢筋如何配置?等等--对于 高手如云的全国重点工科大学:重庆大学来说,处理这些麻烦正是强项。

事情开始不久,我去"塑办"看望王克让老师,那天他坐在大大小小的 毛塑像间对我侃侃而谈,显得十分有成就感。从他那儿,我才知道了雕塑有"废模"、"块模"之类诸多工艺概念。王告诉我,无论"块模"、"废模",都得先用 泥巴做一个原型,然后制作模具进行再加工。"块模"是指可多次使用的组合模具,拼在一起便能翻出石膏或其他造型材料的成品。制作"块模"是不需要毁掉泥塑 原作的;模具制作水准的高低,主要体现在模块数量是否最少?模块的"拔模斜度"是否合理以便于取模--我校批量制作的礼品石膏毛塑,就是采用块模制作的。 废模则是一次性使用的整体模具。废模制作时需"废"掉泥塑原型,同样,成品浇好后模具也得"废"掉。毛泽东巨像体积大,几何形状复杂,肯定得采用"废模" 了。其工艺难度,又在于配筋及钢筋的预加应力和热处理等,还有就是离心浇铸,千万防止水泥浇不满、发生气泡等诸问题……

这些工艺流程在王老师的叙述里行云流水,简直就像专家谈经--事实上,后来他果然成了这方面的专家。这是后话。

几十年后,我在王老师家里看到他当年整理的一份工作笔记,兹小摘两段:

翻模之前,要考虑到今后浇像时模具的定位问题,特别是最下一段模子翻成后,怎样才能安放在基础上的对应位置。每段模子都要明显的定位标记。有的单位由于定位标记没有作好,吊装模具时对不准中心。花了很多时间,影响工程,浇成后效果也不好。

模具在水平方向要留气孔,避免浇铸时气泡不能排出。如图左:肩;右:鞋。(图略)

取模时注意三点:1,要尽力保护模口,严禁在模口上蹲踏、敲打,因为这一部分如有损坏,难得修补,必然加大今后的工作量;2、起吊时,要使模具受力均匀。先用人工使模具分离后,再行起吊……

这 完全和制作其他工业产品的工艺说明书没什么两样,兹不再录。和上述这些资料被王老师同时保存的,是那份长达18页的《交代材料》,还有,就是他收集的、全 国各地毛塑像的照片和数据。他在自己制作的册页里这样说:"从中学到大学,我对苏联穆希娜、马尼泽尔的雕塑,崇拜致极。对于雕塑的塑造和翻制,更感神秘。 经历六七年重大塑像的工程实践,我对雕塑已是入迷。"

册页装订工整,几十年后依然完好如初,俨然一份极为珍贵的家藏。听王老师回忆往事慢吞吞的语速,和脸上含义不清的微笑,我忽感到心中有一种酸楚。我知道,正是这段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而他自己对这一改变,至今难加评价。

更多经历了这一过程的同学、老师,却更愿意告诉我曾有多少人、曾怎样为塑造偶像挥霍过自己的激情。

吴盛军,重庆大学工人班同学,回原来供职的重庆建筑机械制造厂一吆喝,对方马上齐刷刷开来三十多辆卡车,为工地拉沙、拉石头,完全免费。唯一的要求只是:当时武斗尚未完全平息,他们要重大为每辆车配备一名武装人员;

赵 云生,动力系老师、"敬塑"办公室主任,如今饱经沧桑,垂垂老矣,细说当初来校义务劳动者,至今情热难抑,如数家珍:参加过长征的解放军"红军团"、刚从 越南战场撤回的空军战士、工人、近郊农民、中学生、甚至沙坪坝街道的小脚老太太……山城暑热未褪,他们顶着毒日头,甚至在大雨倾盆中甘忍劳累--每天前来 表忠心、要求义务劳动的人满为患,让赵老师伤透了脑筋!

还有一位老师,专门让人来电转告我,说一定得把袁成善的名字写上:这位重庆灯泡厂的工程师和他哥儿们为"东方红广场"免费研制大功率的"小太阳":高压钠灯,曾如何地熬更守夜……

还是通过《交代材料》中无可奈何的叙述更准确地来猜度当年的故事吧:

问(专案组提问,下同):美术公司的两个人是怎样来我校的?(谁介绍来的)他们的工资又是怎样解决的?

答(王克让回答,下同):……当时翻大像模和加工石膏的师傅不够……我们直接向美术公司请的,他们的工资是按美术公司的规定,直接向美术公司交付的,我曾看过美术公司的收据。

问:十八冶、建工局及其他单位来校劳动,有否解决工资及膳费的问题?

答:十八冶来校支援的问题,请向×××、×××二同志了解……许多单位来劳动,是向毛主席献忠心,没有要过重大的工资,广大革命群众的思想觉悟是高的,有的单位来参加劳动,他们喝的水都是自己带来的。

问:所有外来人员参加劳动的夜班费问题是怎样解决的?

答:……是群众组织后勤部门发的票。凭票在采矿系宿舍那个食堂吃,每人小面两碗;如果加通夜的班,就是吃两顿。

古哲人说过,世界上有两种力量可以移山倒海,一是爱情,还有一个就是宗教。当老百姓有了这样的宗教狂热,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办不到?

造像于是成功了。

1968 年1月1日出版的《八一五战报》"特刊"报道:1967年12月27日,"挥动巨臂指引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澎湃前进的毛主席巨型塑像"正式落成。报纸套红 刊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渝部队指战员"等多个系统"革命群众""怀着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在东方红广场工地参加劳动"的照片,此外,就是成都军区司令员梁 兴初和驻渝部队全体首长视察现场,以及和重大革委会全体委员在毛塑像下的合影。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东方红广场"和广场上的塑像成了向偶像顶礼膜拜的最佳去处,全市百姓携家带口,约朋邀友,纷纷来此瞻仰、赞叹、留影。吴盛军,就是前面提到的、来自重庆建筑机械制造厂的工人班学生,他和妻子的新婚照,干脆弄到了毛泽东塑像前面拍摄……

事情再过两年,红卫兵们已经悟透了所谓"红卫兵运动"不过是一场过眼的闹剧,而重庆大学的全体毕业生,将全体发配去凉山彝区修铁路,即使这样,许多人离校前夕,还是去偶像面前留了一个影--不管怎么样,反正它是一段历史,是自己生命中一段无法忘却的、刻骨铭心的痛史。


1969 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乱嚷嚷的文革取得"伟大胜利"。现在需要重建秩序了。毛泽东后来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曾这样透露自己的心曲:"在过去的几年中,有 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了,应当降温了。""九大"两月后的 6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经毛批示"照办"的《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中发(69)33号文件,正式通知:宣传毛主席形象,宣传毛泽东 思想必须"实事求是"、"要节约闹革命","不要追求形式,要讲究实效"。

那时我已在云南边疆某行政机关供职,业务所需,我也参与了这 次基本上属于象征意义的"降温"工作。边疆落后,和四川这样的美术大省相比,水平低下,可说殊若天壤。然则"无知者无畏",那些年,要表现"三忠于""四 无限"一片赤诚,边疆人更是放开胆子大干。伟大领袖在他们的描绘、塑造之下,面目全非者有之、奇形怪状者有之,甚至其形狰狞、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者有之。 塑像更是五花八门,有的干脆塑成菩萨,盖成土地庙;还有的,鼻子塑得太大,燕子在里面筑巢,黑乎乎一团,要多恶心有多恶心……毛对斯诺说:"看我站在那里 受到风吹雨打。实在可怜!",斯言诚可信也。这些良莠不齐的偶像再不整顿,实在叫人忍无可忍。

本文开始说起的那一份《情况汇报》,就是 在那种情况下写成的,时间是1969年10月12日。《情况汇报》开宗明义表示:"为了贯彻落实中发69(33)号文件精神,现将我校塑像情况及群众对塑 像的反映汇报如下,请上级审查、指示。" 整个《汇报》报告分"概况"、"塑像质量"、"关于报告的手续"和"群众对塑像的反映"四个专题,八个页码,600余字,写得战战兢兢、诚惶诚恐--从叙 述口吻看,当是革委会责成塑像当事人、也是代人受过的王克让老师所写。

却说事过几年,某日,王老师突然来了云南,还找到了我。老友相见,高兴自不必说了。彻夜长谈,叙不完的别情旧绪,最后我蓦然想起:他不是在校党委搞宣传吗?有什么差事会来边疆公干?

他反问我:"你不知道啊,现在我成外科专家啦?"

我更加纳闷。

他有些神秘地提示:"毛主席的手。"

我 猜到了:他是说毛塑像。当初,造像热全国一哄而起,到处都是毛主席挥手指航程。这手一抬--前面说了,按《材料力学》理论--就成了"悬臂梁"。如果水泥 浇铸过程钢筋配置不当、预加应力不合理,等等,都会留下后患。毛泽东站台上高挥巨臂,开始还行,要不了多久,巨臂就会不知不觉往下坠,再不处理,说不准那 天臂折手断,由此而来的政治责任就谁也担戴不起了。那么,把"问题手臂"砸开重来?也不行啊!光天化日之下对领袖动粗,那年月谁有那胆?踟躅无计,有人就 想起了重庆大学那位既精于艺术更精于工业技术的专家。

我已经想不起王老师所言绝招了。反正工业技术的十八般武艺:热处理、化学处理、机 械处理……都被他派上了用场,既保持外表不变,又解决病手问题、当然也解决其他"疑难杂症":包括鸟在毛泽东耳鼻处筑窝、肩膀上拉粪等……诸多毛塑像的后 期技术服务,最终成就了王在新兴边缘学科:"艺术科学"--艺术品修复、年代鉴定、石刻防风化……等诸多方面--取得累累成果。再后来,叶毓山先生升任美 院院长,友情相邀,王老师干脆离开了重庆大学这一是非之地,在艺术殿堂正经八百做起来"艺术科学"教授--这是后话。

事情又过了几年, 文革结束了。接下来的问题已不仅是"降温"了。原校党委那一两个曾在文革中备受冲击的老领导重掌权柄,他们当然不愿意动乱年代让他们夜夜惊梦的记忆继续刺 激本就脆弱的神经。他们需要消除痕迹。于是先对松林坡上那一堆乱草丛生的泥土动手:为保卫毛泽东而死的死者坟墓。24位年轻大学生死的时候都非常壮烈。如 果把他们的死发生的时间坐标往前挪动二十来年,他们的每一位都将和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一样,成为惊天地、泣鬼神的史诗英雄;如果将他们生的时 间坐标往后挪动二十来年,中国定然将会多二十几位工程专家、厂长甚至杰出的政治领导人。可惜他们死得太不是时候。《烈士陵园》建成先于毛塑像,毁掉他们也 就先于塑像--此事比较简单。死者的同学们全都天南地北,桃飞李散,为各自的命运奔忙,谁还能顾得上他们?雇几个民工把墓碑砸了就是,把围栏扒了就是,然 后把尸体挖了,土堆毁了,毁它个了无痕迹,毁它个寸草不留,毁它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接下来,厄运轮到了"东方红广场",轮到了广场上 一本正经、巍然屹立的钢筋水泥毛泽东--只是这个要麻烦些,先得造点舆论,先得彻查修建过程中的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如此传统打法谁都懂,不过声东击西 罢了。王克让先生首当其冲,难辞其咎。专案组交给他一个调查提纲,共21个问题,可说把所有角落都搜了个遍。比如第二个问题:"塑办……哪些人担任采购 员?会计?保管?施工等?"、第五个问题:"塑像的石膏、水泥(包括白水泥)的来历如何?是从哪些地方采购来的,是谁采购来的?"、第六个问题:"大理石 的购买情况?购买沈阳大理石和上海大理石的情况如何?为什么沈阳大理石购货后有退货?其中付了多少手续费?又是谁在上海买回来大理石?"、第九个问题:" 购买黄金几两?是谁去加工的?加工若干张金箔回来?是否全部用完?还剩多少张金箔?由谁保管?现在交在哪个单位?"、第十一个问题:"美院叶余善(原文如 此。专案组的人压根儿不知道有个艺术家叫'叶毓山'--笔者注)是怎样来重大的?他的工资是如何解决的?他在我校期间膳费是怎样解决的?后他的爱人、小 孩、保姆全家在我校住了多久?膳费怎样解决?为什么把他们全家接来我校?后又是哪些人把叶的爱人及全家送回他老家?火车费共是多少?是我校付的,这笔钱是 怎样报销的?是谁主办的?"……

已经不是调查,而是对疑犯的追供。从所提问题和提问口气,谁都明白他们想干什么。王老师密密麻麻,作了 整整18页的应答,还无可奈何又不冷不热地引用了一段"最高指示"作为开头:"老实人。敢于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 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他的书面材料确是负责任的,造像那会儿,大伙儿命都豁出来了,谁还有功夫去贪小便宜?请大师来做一个巨型雕 塑,仅仅给了50元补助,吃饭还是他自己掏钱,肉还是众人匀出来的。想在经济上找问题,不是白搭吗?

其实,既然已经大权在握,干什么还 需要理由吗?终于,塑像被毁了。据说是1982年或者1983年一个夜里。花钱让修建防空工事的专业人士实施,用炸药炸的。有点像夜半行窃,活儿干得干净 利索,凌晨3点动手,平明拂晓,东方红广场上便只余下一片废墟。偶像轰轰烈烈而来,现在悄没声儿消失了……

几十年后,我已无法找到当事人和现场的见证人,也无法对当时的情景加以描述。想了很久,忽然想到借用一个云南案例来叙述当夜情况,也许有用--虽然没有太多可比性。

大 理古城驻军某部门口也有一尊领袖巨像,玻璃钢制作、表面处理成古铜色的,也需要毁了。销毁它决非某领导心性仄逼--已到80年代中期,开放许久了--而是 边疆生态环境好,燕雀成群,搞得"毛主席"通身鸟粪,灰迹斑斑,不拿掉它实在影响大理古城旅游形象。毁像之前,军领导做了周密布置,也是黑夜,塑像四边用 编织布围个密不透风,然后让工兵迅速对领袖实施切割,大卸数段,用军车迅速拉上苍山,投入事前挖好的大土坑,浇上汽油:烧!--火焰蓬然而起刹那,听说, 一战士躲避不及,眉毛和脸部被猛扑而来大火燎过,几天未见好。他吓得诚惶诚恐地私下念佛,对人说:

啊呀!毛主席真菩萨呀!瞧,我们一动粗,老人家就显灵啦!

经 过那一番"清除文革遗迹",当年那些巨像现在所剩已经不多了,即使留存下来的也不再有当年那种供人瞻仰、崇拜的功能。成都天府广场(原人民南路广场)上那 座依然站着的巨像,就被爱打麻将的成都人呼作"东东儿",说他那只伸出的巨手是表示打麻将一次只打输赢五块(钱),要是有人嫌少了,背后那只手就表示还可 以再加五块。

 
周孜仁,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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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孔子后裔孔德成与日军占领曲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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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后裔孔德成与日军占领曲阜
Oct 9th 2013, 20:51, by 明鏡雜誌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集中庞大军力,由南北两线向中国展开全面攻击,尽管中国军民奋勇抵抗,但火力强大的日军在北线占领天津、北平后,继续向西南方向挺 进,占领山西首府太原。南线日军与中国军队主力爆发激烈的"淞沪会战"后,继续进占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南线战事,中日双方均动用精锐部队,彼此伤亡惨重, 中国百姓遭到屠杀,流离失所,震撼了国际社会。

西方画刊报道日军占领曲阜

这一年底,北线日军趁势南下鲁省,并于次年开春占领全省,中国抗战史提到此事时,均强调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不战而退,导致日军不发 一枪一炮即进入济南,韩氏随后遭蒋介石枪决一事,成为抗战的重要插曲。占领济南的日军,与南京日军遥望,中间隔着由李宗仁、白崇禧率领的五十万华东部队, 这是"徐州会战"爆发的背景。此时,日军也同时占领了孔子的家乡曲阜,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情势中,中国人的目光均放在民族存亡的大事上,对于曲阜的陷 落,并不特别关注,日后抗战史的研究者亦鲜所着墨。不过,英美两份主流刊物,美国《生活》杂志和英国《伦敦新闻画刊》,1938年1月却从曲阜发出了战地现场报道,图文并茂,分析了日军占领曲阜,以及孔子七十七代嫡孙孔德成的动态。

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沃尔特.博萨德开着他的小汽车,驶进曲阜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车陷泥中,只能以驴代力,慢慢把车从坑里拉出来。这位美国记 者将摄影镜头对准了孔庙的各个角落。孔庙是古代封建王朝祭祀孔子最大的场所,与北京故宫、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并称为中国三大古建筑群。故宫与避暑山庄是属于 帝王的,而孔庙是属于孔子的,生前未有帝王之实的孔子在这里,处处显示出帝王的尊贵和威严。孔庙用的是帝王专享的红墙黄瓦,"德冠古今"、"道侔天地"的 赞誉性牌匾举目皆是。大成殿是孔庙的正殿与核心,正中供祀孔子像,两侧配祀颜回、曾参、孟轲等十二哲像。殿后为寝殿,供奉孔子夫人,两侧庑殿则祀奉孔门弟 子及历代先贤名儒的牌位。它与北京故宫的太和殿,泰山岱庙的天贶殿,并称中国古代三大宫殿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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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38年1月,美国《生活》杂志记者沃尔特.博萨德由山东曲阜发出报道,将自己的小汽车陷入泥中的照片刊登在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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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38年1月,美国《生活》杂志记者沃尔特.博萨德由山东曲阜发出的报道。图为孔林的土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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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38年1月,美国《生活》杂志记者沃尔特.博萨德由山东曲阜发出的报道。图为孔庙庄严宏伟的大成殿。

孔子高度的文化象征地位

大成殿前青石台阶,中间双龙祥云浮雕,富丽堂皇,汉白玉栏杆,雕龙画凤,而支撑殿堂的十根浮雕式九龙柱更是古代建筑艺术的精髓,九龙盘旋,瑞云缠 绕,每柱下衬各具不同图案的莲花底座。殿内的孔子塑像,全然一副帝王打扮:头戴十二旒冕,身穿十二章王服,手捧镇圭,全身涂金。尽管孔子在世时,周游列 国,推广他的治国方案,但对于急于富国强兵的列国诸王而言,孔夫子礼教之说,形式上欢迎即可,付诸实现,恐陈义过高。尽管如此,汉武帝将儒家思想提到新的 高度,汉朝以降,孔子先后被追封为"宣尼公"、"先圣"、"宣父"、"先师"、"文宣王"、"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等等,地位极其崇高。在世时四处 碰钉子的孔子,此后两千年成了无可超越的至圣角色,不断接受历朝历代帝王将相的顶礼膜拜,以至于孔庙里的孔子雕像,已非当年朝中的礼官,而更接近九五之 尊。
  
出孔庙的大东门,就到达孔府。孔府是孔子嫡裔子孙居住的地方,旧称衍圣公府,府内珍藏的孔府档案是世界上持续年代最久、范围最 广、保存最完整的私家档案。整个孔府前堂后宅,三路布局,共九进院落。1920年2月23日,孔子第77代嫡孙孔德成出生于此。孔德成之父是第七十六代衍 圣公孔令贻,那时候,孔令贻最为"子嗣"问题忧心不已,孔令贻外孙女柯兰女士《千年孔府的最后一代》一书记述,孔令贻四十三岁而仍无"为后之子",将陶夫 人的贴身丫环王宝翠收为侧室。王氏先是生了两个女儿,第三次怀有身孕时,孔令贻忽然病危,口述致书给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令贻年近五旬,尚无子嗣,幸今 年侧室王氏怀孕,现已五月有余,倘可生男,自当嗣为衍圣公,以符定例。"1920年6月6日,孔德成满百岁生日,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颁布封爵,孔德成承袭 成为年纪最小的衍圣公,当时曲阜全城都鸣炮庆祝,北洋政府也鸣放了礼炮十三响。孔林则位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家族墓地。鲁哀公十六年(前 479年)孔子逝世后,其弟子将孔子葬于此,随着其后裔附葬者不断增加,林园逐渐扩大成世界上延时最长、规模最大的家族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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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38年1月,英国《伦敦新闻画报》刊出由曲阜发出的现场报道,标题为:中国最神圣的寺庙落入日本人之手:孔子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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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38年1月,英国《伦敦新闻画报》刊出由曲阜发出的现场报道,对孔子第77代嫡孙孔德成作了详细的介绍。图为年仅十八岁的孔德成。 


日军宣布保护孔门圣地的矛盾

西方学者将孔子与耶稣、释迦牟尼齐称为"世界三圣",以赞扬孔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成,因而孔子故乡曲阜便被誉为"东方圣地"。日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 深知儒家思想的精髓,东京大学教授高田真治曾经上书日本军部:"山东作战,如破坏曲阜古迹,日本将负破坏世界文化遗迹的责任。"日军侵略中国时,曾出现一 种表面矛盾的现象,日军视中国人人命如蝼蚁,却又强调保护中国重要的名胜古迹。日军占领各大城市时,经常贴出保护古迹的告示。后代史家对这种现象有不同的 解释,其中较常见的是,日军屠杀中国百姓是为了震慑反抗力量,保护中国古迹,一是基于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敬畏,二是为了据之己有。日军在完全占领山东之前, 提前派先遣部队进驻"三孔"。1938年1月,曲阜沦陷。日军进入曲阜后,派兵把守孔庙,组织军官和士兵进行参拜。直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为止,曲阜 "三孔"在日军占领时期没有受到任何破坏。日军曾表示,这是由于"日本人对孔子抱有尊敬之情"。对于孟子庙,日军也采取了保护措施,日军贴在孟子庙前的告 示是这样写的:"日本军人参拜孟子庙注意事项:一、孟子和孔子一样,都是支那人最尊崇的伟人,也是我们日本人精神文化领域的大恩人;二、日本军人参拜孟子 庙时,也要像参拜日本的神社、佛寺一样,遵守注意事项谨慎行动;三、模范的行为能使支那民众更加亲近日本军队,这一点千万不能忘记。"尽管如此,日军并不 是对中国大地上的所有孔庙都异常尊敬。除曲阜孔庙之外,中国其他地区的孔庙几乎都遭到了侵华日军的掠夺和损坏。譬如,战争后期,日军把腾冲文庙中位于大成 殿后面的启圣宫,也就是供奉孔子父母的地方,改造成专供军官淫乐的"慰安所",战争即将结束时,这些慰安妇大多被日军枪杀在腾冲的文庙后面的竹林中,腾冲 文庙也毁于战火。

孔德成的民族大义

对于象征孔家文化的衍圣公孔德成,日本人也积极拉拢,而孔德成始终不为所动。早在1935年,日本政府即曾邀请孔德成去日本参加"斯文会"(即孔 庙)的落成典礼,鉴于当时形势,孔德成借口推辞未去,后来日本方面又在曲阜设宴邀请,孔德成也推脱有病拒绝赴宴。1938年1月3日晚,就在曲阜陷落的前 一日,蒋介石命令国民党第二十师师长孙桐萱,率部护送孔德成夫妇离开孔府,前往武汉。在武汉,孔德成发表了抗日宣言。后武汉陷落,又转往重庆,蒋介石特在 歌乐山为其修建了奉祀官府,并且邀他参加国民参政会。
  
有关中国各党派对儒家思想的态度,晚清时期开始陷入激烈的纷争。由于中国国势 衰弱,几乎遭列强瓜分,中国人现代兴革的努力中,包含了对传统的批判,主宰中国读书人心灵近二千年的儒家思想,成为众所之矢,反儒家思想一时成了文化界的 主流。今天,儒家思想似乎又成了民族复兴的文化象征。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全面崩溃,蒋介石除了将大批的黄金运到台湾之外,也将故宫的中华瑰宝 以及象征中华道统的孔家后代带到宝岛,作为将台湾建为"中华文化复兴基地"的基本阵容。

两岸民族文化殊途同归

在这种背景下,孔德成在台湾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既延续了孔家的香火,也肩负了在台湾和海外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责大任。所有的祭孔典礼,孔德成是 理所当然的奉祀官。19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大陆进入"文革"的动荡,"三孔"遭到严重的破坏。同一时期,台湾每年举行祭孔仪式,越来越讲究,颇有春秋 古风,两岸形成强烈的对照。2008年,孔德成病逝于台湾,享年八十九岁。此时的中国大陆,早已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孔子又成了民族复兴的象征,"孔子学 院"成了中国文化扩展海外的开路先锋。历史绕了一大圈,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秦风老照片馆提供图片)

张冉,《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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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顾城杀妻自杀——在诗意与残忍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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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杀妻自杀——在诗意与残忍之间
Oct 9th 2013, 20:29, by 明鏡雜誌


   一九九三年中国诗坛的最大事件莫过于顾城之死。每一个朦胧诗的爱好者都感到分外的震惊,谁也难以将一个写下了大量优美诗篇的童话诗人与一个残忍地用利斧劈死爱妻的杀人犯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不幸就是如此,令人们困惑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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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卒于1993年10月8日)

  在众多的评论中间,我注意到评论者们的尴尬,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所面对的只是顾城的某一个侧面,或者将诗人之死诗意般地美化,小心翼翼地对他的罪恶表示惋惜;或者义愤填膺地要"除他'诗'与'人'之名",对舆论诗化顾城之死看作是社会良知的堕落。然而,这一事件的意义也许不在于褒贬顾城本身。盖棺论定,关于诗人的是是非非,我相信每一个有起码正义感和道德心的人都会达成基本的共识。对于我们来说,如何将顾城那似乎是截然相反的形象加以整合,找出其内在的逻辑关联,并从中窥见人性的隐密,这才应该是人文关怀的真正所在。

  一、抽象的诗人世界

  关于顾城,王安忆有那么一段在我看来是极为精当的评论,她说:"顾城的世界是抽筋剥皮的,非常非常抽象,抽象到只有思维。……生活在如此抽象的世界里,是要绝望的。假如我们都很抽象地看世界,都会绝望。我们不会去死,因为我们对许多事情感兴趣,我们是俗人。"[1]

  大凡诗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这是他梦中的伊甸园,是他超越世俗、用诗的语言拼砌成的彼岸圣地。然而诗人不免要生活在此岸之中,他同时又是一个凡夫俗子,人所具有的他皆具有,就在两个世界之间,诗人保持着灵与肉、价值与功利、审美与理性的微妙平衡。唯独顾城,在他的人格之中只有一重世界,那就是自孩提起他大脑袋里面所装的自我迷恋的形而上世界。

  顾城称自己是"被幻想妈妈宠坏的任性的孩子"。他早熟,当别的孩子还是拖着鼻涕、懵然无知的年龄,他已经开始了用诗构筑自己的童话王国。但他又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用舒婷的话说"是一个不肯长大的孩子",只相信自己编织的童话。孩童的意识里自我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是同一个空间,世界应当如他所想象的那般单纯美丽,或者说,我就是整个世界。顾城也相信自己的心灵与天地万物的同一:"我们相信习惯的眼睛,我们视而不见,我们常常忘记要用心去观看,去注视那些只有心灵才能看到的本体。日日、月月、年年,不管你看到没有,那个你,那个人类的你都在运行,都在和那些伟大的星宿一起烧灼着宇宙的暗夜。"他甚至坚信,诗人应该象上帝一样,"具有造物的力量"。

  拒绝长大的诗人所愿意面对的是那个诗境中天地万物与我同一的世界,他只有自我放逐,将自己与世俗世界隔离,不仅循世,连自己的身体都感到讨厌,最好不食人间烟火,全身心地逃避于抽象的彼岸世界。可以这样说,顾城的肉体对他来说已经不存在或不愿存在,他只为他的精神而活着,为那些整日折磨着他的奇奇怪怪的念头活着。

  在朦胧诗人里面,北岛是愤世嫉俗的,舒婷充满了生命的情趣,而顾城却是反社会的,他怀疑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必要和可能,他怀疑语言的可靠性和真实性,甚至拒绝对这个他无奈生存其间的世俗社会承担一切义务和责任。象所有的乌托邦理想主义者一样,他对现代化的大都市充满了厌恶之情,认定一切按部就班的城市缺乏生命的活力,他相信"在我的诗中,城市将消失,最后出现的是一片牧场"。最后顾城果然远离城市,远离人群,在偏僻的小岛上开垦自己的伊甸园,伴着晨露,伴着鸟语,也伴着乌托邦的幻想。

  顾城那著名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个中的"黑夜"大约指的还是世俗的昏暗,诗人欲以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去拥抱一个"光明"的彼岸世界。如果仅仅到这里为止,诗人的确意义非凡,在我们这个物欲过于泛滥、凡夫俗子主宰人类、世人普遍丧失超验精神的地球上,顾城以自己童话般的梦想震憾了每一颗不甘沉沦于俗世的心灵,他那陶渊明式的现代田园生活也令每一个留恋大自然的都市中人羡慕不已。

  二、乌托邦王国的逻辑

  不过,诗人的童话世界实在是太纯洁了,纯洁到令人怀疑的程度,它除了在人类的精神追求中存在之外,难道真的还可以付诸实践?倘若如此,又是怎样一种景观,又如何维持其生活的秩序?

  顾城既已决然将自己放逐于人类社会之外,他只有到一个远离人群的地方才能建立自己的乌托邦独立王国。南太平洋的激流岛成了诗人的真正家园,他的实现梦幻的新大陆。就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顾城与他的两个妻子开始了一种创世纪的隐居生活。

  在这个封闭的世界里,诗人是全能的主宰,他就是造物主,他就是法律,他就是道德;或者说,诗人已经超越了人类社会现有的法则,他不再受世俗的种种道德的和律令的束缚。他可以超越常规拥有两个妻子,可以蔑视人间社会的一切权威--如果有权威的话,他也会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加以反抗,就象当警方认定他养鸡未曾登记,属于非法,他会在一夜之间将那上百只下蛋母鸡统统杀光一样。

  当自己的伊甸园成为一片屠宰场时,我们不知道诗人的心里有何作想。也许这血淋淋的报复正是乌托邦王国的铁的逻辑。为了捍卫理想的纯洁性和坚定性,哪怕牺牲再多的生灵也在所不惜,生命算得了什么东西,比较起诗意的终极性价值,简直微不足道。在顾城的理念中,他已经等同于整个世界,他的意志具有绝对的意义,世界的一切必须为他而存在,为他所创造、所追求的理想而存在。

  不过,要维持想象中的世界纯洁性,除了用暴力之外,还能指望什么更可靠的工具呢?有人认为顾城有"斧子情结",的确,木匠出身的诗人最大的癖好的是将家里的利斧磨得光光的,最乐此不疲的是替朋友们磨快钝刀。最令人惊奇的是顾城送给谢烨的定婚礼物是一把匕首,这既暗示了两人关系的某种性质和谢的宿命式悲剧,也颇能说明诗人的理想王国除了教主本身的魅力之外,还要靠什么得以维系。

  事实上,任何乌托邦只有当其以纯精神的形态存在时,才是美好又富于诗意的。一旦它的发明者突然异想天开地要将之付诸实践,多半要伴之以血腥的暴力。道理很简单,在那个乌托邦王国里,只能有一种意志,这就是教主的意志,其余所有的生命只有为其奉献时才能显示出存在的价值。而教主的逻辑用韦伯的说法是只有信念伦理,而决无责任伦理;他只对自己坚定不移的信念负责,至于别的什么不过是奔向那个宏伟目标途中可以随便践踏的小草而已。

  要维持这样的乌托邦王国,自我封闭、离群索居是必不可少的存在前提。顾城出走异国它乡如今看来并非偶然,他只有摆脱一直纠缠他的熟悉母语、远离象他一样的黄皮肤、黑头发的同胞才得以确立自我的中心。在那个语言不通的海岛上,拒绝说英语的诗人以他神秘的微笑与世俗隔开了一道不透明的铁幕。凭借这道铁幕,给外界不明真相的人们以一种诗意般的想象空间。

  不仅教主有必要保持与世隔绝,而且他的臣民们也应如此这般行事。我们看到,顾城与谢烨的最初裂痕就是由此发端。对此小说《英儿》有清楚的交代:"顾城的理想是要摒弃一切社会生活,甚至更进一步,要把桃花源化为太虚幻境。而他的妻子则在现实的绝壁面前,感到应当还是过一种比较正常的生活。她不顾丈夫的反对,开始与人交往,……顾城却感到他正在滑向社会的途中,他把理想寄托在一直与他通信的英儿身上。"[2]

  英儿来了。诗人王国的危机因为出现了浪漫的妻妾和睦局面而暂告缓和。但是顾城所惧怕的依然是英儿与外界的交往。尤其是那个充满了世俗情欲的洋"老头",更令诗人感到一种棋逢对手般的威胁。最后,英儿果然背叛了顾城,随"老头"私奔而去。

  书中的顾城决定自绝。这的确是对诗人的毁灭性一击。这不是简单的情场失意,而是乌托邦王国在世俗社会面前耻辱的"滑铁卢"。诗人的魅力竟然抵不上一个俗不可耐的洋"老头",这一"信念危机"摧毁了顾城的所有自信,他的全部赖以生存的根基。既然精神已经遭受重创,那么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至于现实中的顾城还能活下去,肯定与谢烨的支撑有关。谢成了他存在理由的唯一依据。诗人需要隐居般的生活,但他不可以没有信徒,如果谢也背叛了他,那么就象当初诗人杀鸡一样,必须玉石俱焚,用鲜血和生命来缝合乌托邦王国的破裂,奠祭诗人的纯洁信念。

  于是,悲剧按照它自身的逻辑走向了终幕。为生活所迫,谢烨与顾城准备假离婚,恰在这时,谢的追求者"大鱼"来到了海岛。在神经错乱的顾城脑海中,出现了最后一个叛徒的影像,摇摇欲坠的诗人王国轰然倒塌。为捍卫乌托邦理想的纯洁和尊严,为维系"太虚仙境"的绝对秩序,诗人毫不犹豫地举起了利斧。

  三、最后的理想主义者

  在这幕悲剧中,最令人洒一掬同情之泪的不是顾城,而是那个善良温柔的谢烨。然而,她在里面究竟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呢,仅仅是受害者么?

  从留下的遗作来看,谢烨也是一个童心未泯的才女,她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她与顾城一样,心里充溢着各种各样美丽的幻想。她是诗人的崇拜者,她没法摆脱诗意世界"奇里斯玛"(charisma)魅力的诱惑。

  在生前,顾谢被世人视为一对诗坛的金童玉女。但她与他之间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情人或伴侣的关系,显然,两人在精神和权力上是及其不平等的,他是她的精神主宰和教主,而她不过是他的追随者和仰慕者。

  谢烨留给我的更多的是女圣徒的形象。当她的教主走火入魔时,她也跟着赴汤蹈火。没有她的理解和帮助,很难设想缺乏起码生活能力的诗人能够实践那些匪夷所思的幻想。《英儿》中透出的奇妙的三人世界,按常理而言谢的处境是最尴尬的,但谢却是"太虚幻境"的积极策划者和实行人。为了诗人,她几乎奉献出了一切,先是为妻的尊严,再是作为母亲的权利,最后是一己之自然生命。

  不过,谢烨又并非单纯愚昧之辈。比较起不食人间烟火、终日沉浸在形而上意境的顾城,她仍然充满着世俗的理性。诗人完整地生活在彼岸世界里,而谢烨却是分裂的,她的一半追随顾城而去,另一半依然羁留在此岸世界。一个分裂的人格多半是痛苦的,谢烨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将它统一起来,"用正常的方法,过异常的日子"。但正因为她的尘根未尽,引起了诗人的不满,构成了两人的尖锐冲突。

  以谢烨的聪明未必看不明白诗人乌托邦之梦的虚妄。她在给母亲最后一封家书中说:"恨死了顾城的伟大……假如为了小木耳,任何事业对我都是可笑的。"2她还对王安忆讲过:"在现代社会里要过原始生活是很奢侈的,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王不解地问她:"那么你是为了爱情?"谢低沉地回答:"这是命运"。3

  千万不要把谢烨的思想层面低估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现代祥林嫂。如果说最初的她对顾城还报有少女般的浪漫寄情的话,那么我相信随着日子的推移她比谁都看透诗人的所有弱点和负面。如果说她象英儿一般信奉实用主义的话,也许早就弃城而去。但她偏偏是一个执拗的理想主义者,她的人生是为美丽的乌托邦而生存的,在她的生命之中,她不能没有理想,否则活着就失去了意义。象她这般年龄的人,从懂事的时侯起所受的就是理想主义教育,但恰恰生于末世运偏消,没有赶上那个理想主义的时代。但她依然想在一个世俗的时代里重温诗意的旧梦。命运的安排让她遇上了顾城,他成了她梦想的人格承担者。尽管她可以看透承担者的虚妄,甚至也悟出理想原本的虚妄,但她却没法改变自己作为理想主义者的人生。正象吴宓当年清楚地知道"道德理想功业,无非幻象",但仍然要"利用此幻象"维系信仰一样,谢烨也必须忠实于自己的理想,为理想殉身。这,就是谢烨自称的"命运"。爱情可以破灭,但命运却是永恒的,一旦将痛苦归结为命运,也就一切坦然了。

  于是她与顾城一起在小岛上编织了那团理想主义的神话,她是远非自愿的,却是十分自觉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最后她成为神话的牺牲品,未尝不是自觉选择的结果。

  王晓玉在《我为谢烨一哭》中写道:"从她遭到那要命的一斧头,到还剩一口气被人发现,再到一个半小时后不治身亡,她大不幸地苟延残喘了许久。死,已非她所愿;苟延残喘,更使她非但不得不细细领受肉体上的折磨,而且要加倍地品味那因为临死前的大彻大悟而不能不正视的事实所带给她的的心灵上的痛苦"。[3] 谢烨已离世人远去,我们已无法猜度死者弥留时的心思。也许如王晓玉所说的梦醒之后晚到的彻悟,也许她依然在梦中,为终于殉了那份理想而自慰。暂且撇开价值评价,从人道角度出发,我宁愿是后者,这样也可以多少减轻死者临终前的痛楚。

  这是中国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的悲剧,尽管是以那样一种极端的形式演给我们看。在今天这样一个物欲横行、精神失落的时代里,它的意味是异常复杂的。我们需要精神的乌托邦,以显示人类文明自我批判和超越精神的永恒价值。但我们又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避免将这种精神的乌托邦直接还原为现实,以诗意的世界去整合世俗的世界。诗意与残忍,仅仅只有一步之遥,类似的乌托邦悲剧我们已经看到得太多太多:法国的大革命、中国的"文革"、美国的"人民圣殿教"……这次不过是在一个孤独的小岛上、一个孤独的诗人那里重演了一遍而已。悲剧的语境不一、角色不同,但性质却总那么似曾相识。

  诗的魅力是永恒的,但万万离不得这个远不美好的俗世。

  [1] 转引自陈子善编:《诗人顾城之死》,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 顾城,雷米:《英儿》,1页,华艺出版社,1993。

  2 吴斐:《顾城的爱与死》,《诗人顾城之死》,24页。

  3 吴斐:《顾城的爱与死》,《诗人顾城之死》,26页。

  [3] 《诗人顾城之死》,121页。

  许纪霖,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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