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歷史網: 文革近半世紀，學者倡議在海外建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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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近半世紀，學者倡議在海外建博物館 Oct 26th 2013, 15:32, by 明鏡雜誌 2013文革公共論壇在紐約舉行 10月12日，天問聯合學會在美國紐約召開"2013文革公共論壇"，此次活動得到美東僑界的廣泛關注，大紐約地區各界華僑、留學生約70人出席此次活動。 活動由天問聯合學會副會長、文化學者吳稱謀先生主持，天問聯合學會會長、憲政學者張博樹博 士致開幕詞。論壇宣讀了中國大陸澄海文革博物館發來的賀信。世界日報副主編魏碧洲先生、世界華文出版社社長羅慰年先生、羅傑?威廉姆斯大學國際教育專家王 桂蘭博士分別發表嘉賓致辭。        此次論壇有十位演講嘉賓做主題講演，內容涵蓋了文革的方方面面，從不同視角來回顧、反思、懺悔、總結文革這段歷史，可以說碩果累累，既有深度又有廣度。 部分與會學者合影。 比如，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退休研究員姚監複先生的發言就很有憂患意識，其演講題目是：第二次文革大革命是否會出現？ 作家任彥芳老先生回顧了自己在文革中的親身經歷，他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懺悔自己在文革中面對迫害時的軟弱乃至助紂為虐。講到此，任先生眼淚盈眶，非常動容； 著名攝影家李振盛先生文革期間曾拍攝數萬張現場照片。十幾年來，李先生在海內外用這些珍貴圖片宣講文革的經過，在全球擁有廣泛影響。此次論壇，李振盛先生把自己複雜矛盾的心態變化毫不掩飾地講出來，在座的每一位聽眾都被深深地打動。 著名文革史專家丁凱文先生的演講主題是"文革初期毛澤東在軍隊方面是如何部署的"，論壇期間丁先生還特別提到，希望海內外的華人能在2016年文革50週年的時候舉行一個全球性的紀念活動。 另一位文革研究專家邢達崐先生重點介紹了他的研究心得：為什麼說中共九大是毛澤東的失敗。 獨立學者馮勝平先生則從政治哲學的角度分析了"懺悔與反思"對我們這個民族、對每一位國人的重要。 此外，著名作家姚蜀平女士、獨立學者龔和先生、青年學者陳闖創和李瑩女士也都做了精彩演講。著名媒體人北風通過網路現場直播了此次論壇的全程實況。 天問聯合學會是在美國新澤西州註冊的一個NGO組織，它本著獨立、客觀、理性、建設性的宗 旨，試圖在美東地區打造一個雙語的公共交流的文化教育平台，為海外華人華僑提供自由討論中國歷史文化的機會。天問聯合學會還有一個更宏偉的設想，就是在海 外籌建一座文革大革命博物館。此動議緣於天問聯合學會會長張博樹博士在華盛頓DC參觀了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以後深為感慨並受到啟發。中國人經歷了十年文革大革命，其性質雖然不能等同於納粹之屠殺猶太人，但其慘烈程度、其所包含的人類學意義上的複 雜、深刻以及對後世的影響等，都比納粹極權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但中國大陸及海外至今還沒有一個像樣的實體文革博物館，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因此，天問學 會提出在北美籌建文革大革命博物館，也希望此舉得到海內外各界華人的鼎力支持。 天問聯合學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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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周恩來病重時給毛寫信乞求高抬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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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病重時給毛寫信乞求高抬貴手 Oct 26th 2013, 15:29, by 明鏡雜誌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選載（2） 明鏡新聞網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作者高文謙。 翻開中國現代史，周恩來的名字始終是和毛澤東的名字連在一起的。在上個世紀那場席捲世界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的浪潮中，毛、周兩人無疑在中國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一對如影隨形、相輔相成的政治搭擋，在中國現代史的舞台上合演了一幕幕的悲喜劇，把整個中國攪得天翻地覆，開啟了一個狂想和動盪的年代。如果說毛是掌舵的，是主宰，是精神領袖；那麼周則是執行者，是首輔，是內政外交的大管家。正是所謂"謀事在毛，成事在周"。 在整整長達四十年的歲月中，無論是當毛澤東叱吒風雲，橫掃千軍如捲席的春風得意之時，還是後來在文革中敗走麥城，一籌莫展的窮途末路之際，周恩來都始終侍奉著他，小心翼翼地亦步亦趨。這種政治合作關係一直持續到周本人病死為止。這在異常殘酷的中共黨內鬥爭史上開創了一個絕無僅有的先例﹕周是唯一能夠和毛共始終，一直屹立不倒，並且最後總算善終的人物。他也由此獲得了一個雅號﹕中國政壇上的"不倒翁"。 那麼，周恩來究竟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長達四十年之久的毛、周關係到底又是怎樣的呢？讓我們還是先從周氏晚年在病重期間寫給毛澤東的一封信談起吧。 乞求毛高抬貴手 自知將不久於人世的周恩來提筆給毛澤東寫了封親筆信，回顧反省了自己的一生，說﹕"從遵義會議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諄諄善誘，而仍不斷犯錯，甚至犯罪，真愧悔無極。現在病中，反復回憶反省，不僅要保持晚節，還願寫出一個像樣的意見總結出來。" 一九七五年六月間，在癌細胞的吞噬下，周恩來已經瘦得皮包骨，體重只剩下六十一斤，即將油盡燈枯。自知將不久於人世的周氏預感到毛澤東始終對當年中央蘇區兩人之間的那段過節，特別是寧都會議上的一箭之仇耿耿於懷，即便在自己生前高抬貴手，身後大概也不會放過自己，於是在病榻上強撐著起來，用顫抖的手提筆給毛寫了一封信﹕ 主席﹕ 問候主席，您好！ 我第三次開刀後，這八十天恢復好，消化正常，無潛血。 膀胱出血仍未斷，這八十天（從三月二十六日—六月十六日）只有21cc（克）不到，但較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到今年二月四日，中間還去主席處五天，一月開全會共兩次，共八十多天只有13cc，還略多；那八十多天只有增生細胞二次，可疑細胞只三次，這八十天卻有壞細胞八次，而最後十天壞細胞三次，所以我與政治局常委四位同志面談，他們同意提前進行膀胱照全鏡電燒，免致不能電燒，流血多，非開刀不可，十五日夜已批准。我現在身體還禁得起，體重還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無虞，務請主席放心。手術後情況，當由他們報告。 為人民為世界人的為共產主義的光明前途（原文如此—作者注），懇請主席在接見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響好聲音、走路、游泳、寫字、看文件等。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資料研究後提出來的。只是麻醉手術，經過研究，不管它是有效無效，我不敢斷定對主席是否適宜。這段話，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 從遵義會議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諄諄善誘，而仍不斷犯錯，甚至犯罪，真愧悔無極。現在病中，反復回憶反省，不僅要保持晚節，還願寫出一個像樣的意見總結出來。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來 75.6.16.22時 寫罷這封信後，為了讓毛澤東確實能夠領會自己的一番苦心，周恩來又以央求的口吻，給毛的機要秘書張玉鳳附了一張便條﹕ 玉鳳同志﹕ 您好！ 現送十六日夜報告主席一件。請你視情況，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時（候），念給主席一聽，千萬不要在疲倦時念，拜託拜託。 周恩來 1975.6.16.22時半 這篇讀來令人百感雜陳的短信，濃縮了厚重的歷史內容。它既是周恩來對他一生與毛澤東關係的自我總結，也是在某種程度上解讀周氏晚年內心世界的一條難得的線索。當然，事情並非像表面文章那樣簡單。這篇辭卑言重、極盡低首下心之能事的東西，究竟是周恩來內心深處的真情表露呢，還是在乞求毛高抬貴手的韜晦之術呢？抑或兩者兼而有之？還是讓我們先對毛、周關係作一番歷史的回顧，來逐步尋找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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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杜君立：曾经的大学——从《燕京大学1919—1952》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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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曾经的大学——从《燕京大学1919—1952》说起 Oct 26th 2013, 14:35, by 明鏡雜誌 　　在过去的大学里，有过丰富的校园生活，有过教授治校的漫长岁月；演讲是自由的，讲课是自由的；没有统一教材，不必讲自己不愿讲的东西；学生可以批评教授，教授也不怕得罪学生；教授是自由流动的，不用看校长的脸色，合则留，不合则去；职称是真正的学衔，由校长说了算，真有水平，没有学历也可以，在这所大学是教授，在另一所大学可能你连一个助教也当不上，没有终身制，没有铁饭碗。那时的教授和学生也不满意他们的生活，他们依然在为更高的理想而奋斗。这一切后来都消失了，好象没有发生过一样。　　——谢泳 　　当现实困惑越来越多时，人们往往会从历史中寻找智慧。近年来，随着晚清史和民国史的升温，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从蔡元培到胡适》和《陈寅恪与傅斯年》之后，岳南耗时8年写作的170万字巨著《南渡北归》再次掀起狂潮。往事并不如烟，从这些回首百年的历史沧桑中，当下的人们更容易看清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坎坷之路。 　　作为一本典型的民间历史文本，陈远《燕京大学1919—1952》是对尘封已久的燕京大学的一次成功打捞；虽然很多历史档案仍被封禁，但来自亲历者的口述史却增添了另一种真实与鲜活。 　　作为知识分子的发源地，大学在西方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如果再向上追溯，那么古希腊才是西方大学的真正源头，从苏格拉底的思辨到亚里斯多德的推理，柏拉图的乌托邦理想就是以他的学院来支配城邦政治。一般人们将建于1088年的意大利波隆那大学视为世界最早的大学。在中世纪，大学如雨后春笋一般，先后传播到法国、英国，之后再到德国和俄罗斯，后来又到了美国。早期的大学多是自治团体，它既不隶属于教会，又不受制于政府，有相对的独立性，其目的就是为了自由的研究学术。博洛尼亚大学甚至有独立的审判权。 　　大学是一种理想的传统，因为大学，知识分子成为一种职业。无论是私立、国立还是教会大学，他们一般都保持着独立管理和学术自由，即使在接受外来资助的情况下。巴黎大学由原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学校发展而来，教授由教会发给薪俸；学校的管理人员由取得博士和硕士学位的人选举产生。英国的大学没有一个是国立的，他们都是私人组织的团体；它们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获得大量补助，但是政府发给补助并不附带严厉的条件，也不以约束为交换。可以说，正因为有了这种自治的传统，思想才前所未有地成为一种社会力量，从而引发了一场接一场的思想革命。换句话说，没有这些大学，就不可有有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基督教与现代大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一个清教徒创立的国家，美国的大学大多为教会所建，著名的如哈佛、耶鲁和康奈尔等大学，这些大学的历史甚至远远超过美国的历史。中国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但却缺乏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所谓的稷下学宫、太学、国子监等高等书院以儒学教育为主，其唯一目的就是培养依附于皇权的统治官僚。 　　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也称通识教育）是美英大学的最大特点，比较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强调自由、独立发展；这种体制下的大学并不是为了造就技术专家，只是为社会培养受到较全面基本训练的优秀公民，大学就是启蒙，赋予他们完整的自学能力和独立精神，专业能力在大学毕业以后才开始培养。牛津运动的创始人纽曼甚至说认为"大学应该是培养'英国绅士'的地方"。磨刀不误砍柴工，仅仅一代人的时间，这种具有思想精英和贵族精神导向的大学传统在中国很快结出了丰硕成果，至今亦令人无限怀念。 　　从某种程度上，燕京大学是中国大学历史命运的一个缩影，甚至更为典型和悲壮。作为一个由美国人创建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体现了大学这种精英教育方式的西方性和世界性，这也使中国大学从一开始就与世界保持同步。比如1928年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就是这种同步与合作的最好体现。 　　1919年，汇文大学与协和大学合并成立了燕京大学。燕京大学的建设经费大多来自美国的个人捐赠。燕大虽是外国人所建，但几乎所有的院系主管都由中国人来担任，大多数教师也都是中国人。在崇尚自由民主的燕大，中外不同国籍的教职员待遇均等，教授月薪360元，校长亦如此，这几乎是一般工人月薪的20倍。到30年代，燕大共建成1个研究院，3个研究所，4个学院和19个科系，一时之间群贤毕至，如洪业、冯友兰、吴文藻、雷洁琼、周作人、陈垣、顾颉刚、钱穆、钱玄同、朱自清、谢冰心、许地山、齐思和等。 　　燕京大学治学严谨，根据当时制定的教职员资格标准，1922年只有4人被认定为教授。作为中国最好的文科院校之一，燕京大学的新闻、法学和社会学等科系人才辈出，费孝通、瞿同祖、吴文藻等一代社会学大家俱出自燕京。在二三十年代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中，燕大社会学系成为最活跃的一支力量。 　　事实上，燕京大学并不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北洋大学、上海交大和北京大学比它要早20多年，而且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 　　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 　　1898年，作为那场短命的百日维新的硕果仅存，京师大学堂打开了中国大学的大门。一群传统时代的改革者试图以这种带有近代西方教育特征的新式学堂，来取代科举时代的书院。担任总监督的孙家鼐虽是旧派学者，但他非常开明，经他推荐，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西学总教司。教学计划包括英语、法语、俄语、德语和日语，还有天文学和数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这与传统的儒学教育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在科举体制下，这种新式学堂的学生仍来自传统的秀才和举人，他们等待将来在科举考试中得到功名，然后去做官。因此这些所谓的"大学生"，完全是一副候补官员的作派；比起"无用的"西学来，他们更喜欢吃喝嫖赌。1905年，延续千年的科举被废除，彻底斩断了大学与官场之间的脐带。 　　1912年清朝逊位，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作为中国近代西学的开创者，大思想家严复被袁世凯总统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严复对西方近代文明有着深刻体验和理解，他用了仅仅半年时间，就把这一前清遗物改造成一个真正的近代教育机构。在严复的力主下，外语和近代科学方面的能力被视为合格大学毕业生的标志。他不仅聘请了更多的外籍教师，还鼓励师生用英语上课。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对严复来说，他最大的贡献或许是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名正言顺的表示这是一所近代大学，而不是传统的进仕之路。遗憾的是，作为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严复在一片围攻中黯然离开北大。 　　从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大学其实是从一批传统士子手中发展起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的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光华大学校长张兽镛等，这些开路者全部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但他们却都非常开明，对世界潮流和现代教育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使中国大学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与世界接轨。可以这样说，正是是蔡元培成就了日后的北大。"除了蔡元培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够通过办一所大学来引导一个国家和时代的变迁。"（杜威） 　　1916年，蔡元培结束了长达7年的留学生涯从德国归来，将北大带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蔡元培甫一上任，就立下宏愿，要让20年后的北大达到柏林大学的水准。与严复一代相比，蔡元培是彻底跳出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思想束缚；在后来的历史中，蔡元培几乎成为中国大学和学术自由的象征。"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他不仅网罗了陈独秀和胡适这样的新文化领袖，也请来了辜鸿铭和梁漱溟这样的奇人，而梁只有中学学历。蔡元培认为，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以"兼容并包"的宽容精神，"学术自由，学校自治"，积极维护学术的尊严和知识的自由，这在中国教育史上不仅是空前的，也可以说是绝后的。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不仅得到蔡元培的庇护，还得到了他的资助，这份非学术性的私人杂志影响巨大，为一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从北大迅猛地扩展到校外。最终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蔡元培为此不得不引咎辞职。 　　因为五四运动，北大不仅仅只是一所大学，它改变了一个社会和国家。这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学生不仅是旧传统的破坏者，更是现代思想的启蒙者，他们通过对社会和政治的积极介入，将新思想和新希望带给更广泛的中国民众。 　　从历史来看，"五四运动"是非常幸运的，这些爱国青年之所以敢于走上街头，是因为他们确信其精英的社会地位能使他们免于暴力袭击，事实也是如此，1919年5月4日的天安门游行中没有一个人被杀，警察受命保持和平中立并维持秩序。但之后，他们失去了暴力豁免权。1926年3月18日，举行抗议游行的大学生受到段祺瑞卫队的袭击，鲁迅为此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在以后的岁月里，有更多的学生和学者被杀害。1927年以后，大学生的抗议被视为非法活动，五四精神就这样被暴力和恐怖窒息了。 　　除过五四运动，还有一件改变历史的事件也与北大有关。1918年，蔡元培在北大成立进德会，对知识分子提出"八不"：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吃肉。当时担任文科学长的陈独秀依旧是八大胡同的常客，这让蔡元培极其尴尬。迫于压力，蔡元培于1919年3月26日夜开会，决定取消学长制，同时还给陈放了一年长假，这等于将陈独秀暂时革职放逐。胡适后来说："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 　　此后月余，五四运动爆发，不再担任教职的陈独秀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甚至亲自站在大街上发传单。直到6月11日，在城南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陈独秀被当局逮捕。虽然3个月后陈独秀被保释出狱，但北大已经回不去了，他只好南下上海。 　　在法租界，陈独秀邂逅共产国际的代表，双方一拍即合。经过一年多的筹划，改变中国现代史的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在陈独秀和李大钊手中诞生了。作为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将张申府和毛泽东发展为第一批党员，张和毛都曾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过。张申府又发展了北大学生领袖张国焘（张也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毫无疑问，这群北大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始作俑者。    从清华大学到西南联大 　　1919年5月4日，下午1时30分，来自13个大学的3000多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最后到达的是北大学生，《北京全体学生宣言》成为这次运动最著名的纲领性文本，他的起草者是北大三年级学生罗家伦。五四运动之后，罗家伦出国留学，在美国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历史和哲学。9年之后，31岁罗家伦回国，成为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 　　1909年，美国基于文明和良心，决定将庚子赔款分39年退还给中国，但定向于现代化教育，要求中国每年选派100名学生到美国大学学习；为此专门成立了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从某种意义上，中国现代大学教育以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的成立为标志；仅用了10年时间，清华已成为世界知名的大学。 　　"大学里知识的发源地，就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在某种程度上，罗家伦继承了蔡元培的自由精神，他为清华大学奠定了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在1930年代，清华大学远比北大要自由得多。五四一代在清华大学延续了另一种传奇，特别是学术批判精神。用陈寅恪的话说，清华精神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与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没有清华大学，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以清华大学为平台，美国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知识精英。这些来自传统私塾的留学生背井离乡，在大洋彼岸发奋苦读，完成学业后再回国服务，很少有滞留不归者。胡适是第二期的庚款留美生；当时胡适贫困潦倒，若不是官费留美，他或许一生只能在赌场里跑堂。胡适于1910年去美，1917年回国发起新文化运动。一般留学时间为10年，1920年以后，清华留美学生陆续进入归国高潮期。这些掌握各种世界前沿科技和思想的学者专家，对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于1922年从清华留美，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和哲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后，于1932年回清华任教，此后辗转西南联大，又将更多的人领上学问之路。何炳棣就是他的学生之一，在西南联大毕业后留美。 　　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于日军之手。国民政府并没有因为战争而放弃教育，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一起南迁至昆明，联合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8年抗战，这所战时大学不仅是中国最好的大学，而且达到了中国大学的巅峰。作为西南联大的主力阵营，清华大学赋予其强烈的西方色彩，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这些现代大学精神在西南联大变成现实。"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联大纪念碑碑文》）。 　　这个群星灿烂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既具有坚实的传统教育根基，又不乏现代学术能力，这种中西贯通、博大精深的学术功底可谓空前绝后。早在清华大学设国学研究院（1925年）之时，就要求被聘任的导师"通晓中国文化之全体"，并对外国文化有相当的了解。当时的名师多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像王国维、朱光潜、冯至等人，既讲授西方哲学、美学，也讲中国古典文学。 　　更为可贵的是，西南联大这座民主堡垒孕育了整整一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由和民主不仅是一种追求，更是一种传统。虽然闻一多李公朴被暗杀，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言论自由。政治学系主任张奚若在演讲时说："现在中国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 　　1941年，哲学教授贺麟在《学术与政治》一文中写道："我们必须先要承认，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一个学者争取学术自由独立的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 　　对一所大学来说，它最大的价值在于教授。西南联大无疑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专业精进，而且品德高洁，既有传统的"士"气，又有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他们并没有局限于学术的象牙之塔，而是充满家国情怀。储安平的《观察》周刊之所以影响巨大，正因为拥有一群为其撰稿的大学教授。这些知识精英以其真见卓识和大仁大义，顽强地支撑起一个民族的思想与精神。 　　对知识分子来说，人格独立是其存在的前提，正如学术自由是大学存在的基础。虽然时局动荡、武夫当道，但在一种尽管有些残缺的民主政体下，当时的大学竟然不可思议地成为一个世外桃源般的理想国。这些身处其中的知识分子不仅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而且可以自由流动。有钱，有自由，人也就特别有志气，有尊严感。当时教育部要求，西南联大担任大学行政职务的所有教授必须加入国民党，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坚决拒绝。教育部又决定给每位担任行政工作的教授发一笔"特别办公费"，再次被拒绝，他们认为这对没有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是不公平的。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西南联大也有训导处，但对学生的管理，主要还是通过学生自治会、学生社团和学生的各种自主活动进行的。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教育象征着未来。"无用之用，知之者稀，若吾辈不图，国家将来必蒙其祸"（胡适）。对捉襟见肘的民国政府来说，教育支出是仅次于军费的第二大财政开支，超过政府行政费用。蒋介石说："这一战，一是为争取民族生存，二是要改造我们民族，复兴我们国家，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看到战后。"如今回首那段峥嵘岁月，即使在最危急和最艰苦的年代，人们也没有失去对未来的希望和信心，将教育丝毫没有放松，甚至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人文学科也得到同样的重视。竺可桢在1941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大学培养的是领袖型人才，要使大学生能担当得起日后建国的重任，单教他们具有专门技术是不够的。" 　　司徒雷登的悲剧 　　从启蒙运动到工业革命，洪堡创建的柏林大学将研究和教学结合起来等，这被认为是现代大学的开端。出自柏林大学的蔡元培后来将这种理念带到北大，使中国大学迅速步入世界主流。进入20世纪之后，美国崛起，大学开始从教育机构和研究中心转向服务社会，现代大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如果说没有蔡元培就没有北京大学，那么没有司徒雷登也就没有燕京大学。相对于蔡元培的北大，司徒雷登的燕大正体现了这种服务社会的新理念。"我们的目的，是以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 　　从一开始，燕大就来自于社会，它完全是司徒雷登和他的同事用自己的诚意募捐建立起来的。他们前后10多次赴美，共募集资金2000万美元。"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司徒雷登的这句话不免让人想起中国的武训。 　　司徒雷登刚接到校长聘任书时，燕京大学只有20几个教授和不到94个学生，甚至连校舍都没有。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从选址、设计、建设、筹资、组织到管理，司徒雷登奔波于中国和美国之间，共募集资金2000万美元。1929年，一座美丽绝伦的现代大学就这样筚路蓝缕的诞生了。它既有亭台楼阁的中式风格，又不乏最现代的管理水准，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无论硬件还是软件，燕京大学都达到一流水平。 　　司徒雷登常常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他其实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世界公民，他坚持的理念是普世的人性。他当燕京大学校长时，能记住燕园里每一个教职员，包括一名普通的园丁。 　　司徒雷登提倡学术自由和思想包容，超越宗教信仰和政治倾向，不惜重金延请名师，彻底摆脱了传统教会大学的局限，"我的任务是让老师尽可能自由地去从事他们的工作。"在燕大，无论是中国老师还是外国老师，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能互相尊重，平等共处，"燕大一家"体现是是一种世界精神。司徒雷登要求燕大的学生既中国化，又国际化，对政治既能宽容对待，又能直面现实。即使在白色恐怖最严厉的时期，马克思和共产主义仍是燕大师生一种重要的课题。从五四运动直到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北平的街头总少不了燕大学生的身影。 　　在"3.18惨案"中，燕大的魏士毅被杀害，司徒雷登亲自主持了追悼会，为在燕大校园为她立碑纪念。"9.18事变"后，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师生走上街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34年，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燕大学生一边宣布罢课，一边组织请愿团奔赴南京。闻听此事，正在美国的司徒雷登急急赶回，有人以为他会劝阻学生，不料他说："我在上海下船时，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大的学生是否也去南京请愿了。我听到答复'是'，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七七事变后，北平的大学都被日军占领，燕京大学成为一座自由的孤岛，华北地下抗日活动在这里得到秘密的保护，为抗日后方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和急需物资。日本宪兵每次欲进校搜查，都被司徒雷登挡在门外，一些燕大学生在校外被捕，也总是被从日本人那里救出来。 　　从1934年4月起，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燕京大学做了两年新闻系教授，他在这里结识了史沫特莱和中共地下党。1936年6月，斯诺向司徒雷登告别，前往陕北采访。《燕大周刊》率先连续发表了来自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这是国内中文报刊对中共的第一次公开报道。作为第一个采访中共的西方记者，在以后的岁月里，斯诺一直是中共的座上客。 　　1941年日美开战，燕大终究被封，司徒雷登也身陷囹圄。在长达三年多的牢狱中，司徒雷登把自己在中国的大半生写作整理成文字，这就是后来的《在华五十年》。1945年二战结束，司徒雷登重获自由了，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却以失败而告终。1946年，在马歇尔的推举下，司徒雷登成为美国驻华大使。当时胡适刚刚卸任中国驻美大使，回到北大做校长，司徒雷登却走上了一条相反的道路。 　　司徒雷登是一个虔诚而宽容的基督徒，也是一个成功的教育家，但他却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我之参与若存一线希望，促使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组成联合政府及统一的军队以结束此场耗竭民力、自相残杀之内战，我即不惜代价，全力以赴。"可惜他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内战全面爆发。司徒雷登为此深感自责："我辜负了中国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未能说服任何一方为达成协议而作出让步。" 　　1949年4月，解放军占领南京，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大使都跟随国民政府南下广州，只有司徒雷登还留在这里，直到8月2日被迫离开。这次离别不仅是离开了南京，而是永远的离开了中国。6天之后，中共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作为美国大使的司徒雷登被讽刺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这后来的日子里，这篇文章被列入教科书，成为每个中国人必读的名篇，"司徒雷登"这个名字以这种不幸的方式在中国流传…… 　　回到美国后仅3个月，司徒雷登就一病不起，3年后辞去大使职务，又在病榻上度过了最后10年，1962年9月19日在华盛顿病故。中国古语说落叶归根，对司徒雷登来说，中国才是他魂牵梦绕的故乡，那里埋葬着他的亲人。司徒雷登临终留下遗言，希望自己的骨灰能安葬燕园。虽然作为"燕大之父"的司徒雷登没能实现这个遗愿，但作为燕大教授的斯诺却得到了如此"殊荣"。1972年，斯诺去世，他的一部分骨灰运抵中国，安葬于燕 　　1954年，《在华五十年》在美国和台湾出版，1982年，北京出版社首次出版了这本回忆录。作为一个深深介入到中国历史的社会活动家，司徒雷登对中国既充满热爱和同情，又有深邃的洞察和远见： 　　我看到一场伟大的斗争正在进行着，所争执的问题对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和全人类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是让无神论的、无情而专制的共产主义制服并统治世界呢，还是让政治、经济、社会的民主原则和实践……成为一切人的生活方式呢？共产党人已经宣布了崇高的社会目标，然而他们所遵循的却是"只要目的正当，任何手段都可使用"这个不道德的原则。他们已把欺骗发展成一种高超的艺术；他们依赖武力、诈骗和虚伪。在他们看来，倘若把人类投入苦难与毁灭符合他们的目的的话，他们将毫不犹豫地这样做。……我不相信任何一个一味追求唯物主义和对一切批评与反对意见实行暴力镇压的政权或制度能够长存。 　　对司徒雷登来说，5年大使的失败，遮蔽了长达27年的燕大荣光，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悲剧。在中国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不仅司徒雷登成为禁忌，连燕京大学也被悄无痕迹地从历史中抹去。直到半个世纪后的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到北大，"这个校园过去是美国传教士创建的燕京大学的所在地，……1919年6月，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司徒雷登准备在此地发表第一次毕业典礼演说。在指定时刻，他出席了，但是却没有学生露面——为了振兴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学生全都上街参加'五四运动'去了……" 　　燕京大学和司徒雷登就这样再次回到中国。2008年，司徒雷登的骨灰被安葬于杭州，这里也是他的出身地。墓碑上用中英文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大学的终结 　　虽然北大清华等名校大大推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但掌控现代中国的命运却是两所不起眼的"大学"，它们是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和共产党的延安抗大。在一个后帝国时代，决定中国命运的是一群军人而不是知识分子。     1946年，国民党、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其他民主党派就战后中国的政治前途，在重庆举行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最后达成《和平建国纲领》。但不幸的是，政治很快就被战争取代。3年之后，作为战争的胜利者，共产党单独召集民主党举行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根据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共与其他民主党建立了一个新的联合政府。在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中，中共是少数派，超过半数的委员由民主人士担任，这些民主人士以来自大学的知识分子为主。经张奚若提议，新国名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大教务长曾昭抡被任命为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在首届政协选举国家主席时，576名委员中，只有燕大的张东荪投了毛的反对票。 　　1948年12月，正逢北大50年校庆，在校庆前三天，胡适不得不离开北平南下。在南京举行的纪念会上，胡适潸然泪下："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1949年，即民国三十八年，中国和中国人的命运在这一年发生改变。龙应台在《大江大海1949》中记录了一代人的困惑：走，还是不走？许多知识分子的悲剧就在那一刻注定了，"一滴水怎么会知道洪流的方向呢？" 　　胡适走了，傅斯年走了，罗家伦走了；冯友兰没走，钱钟书没走，马寅初没走；季羡林从香港回来了，陈寅恪从英国回来了，老舍从美国回来了……早年毕业于燕京，后又回燕京任教的"老燕京"侯国聘先生，像当年的王国维一样选择了投湖自杀；而燕大校长陆志韦却迫不及待的请求新政府接管燕大。 　　汉娜·阿伦特认为，大学教育的知识只是"如何充实某种思维方法"。当大学决定了教育应该为国家利益集团服务的方针的时候，也就背叛了学术和科学的自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在1949年底举行的全国第一届教育工作会议上，时任教育部长的马叙伦把新中国教育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中国大学开始步入苏联帝国的覆辙。 　　从1949年到1950年将近两年的时间，所有的大中小学教师都在接受一场政治学习运动，公民课被取消，博雅教育在中国被彻底终结。在学校稳定之后，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开始了。"这种对灵魂的改造像是脑叶切除术，有时是极端的粗暴行动，还有就像输液，把一种恐惧的药液输入身体里"（万方）。学校停止上课，学生们被动员起来揭发他们的老师和校长。紧接着，高校教师和数十万知识分子作为土改工作队队员下乡参加土改。 　　1951年底，燕大被改为国立，毛亲自给陆志韦签发了校长任命书，并题写了"燕京大学"的新牌匾。这张任命书和新牌匾墨迹未干，一场天翻地覆的"院系调整"就让其变成纪念品。包括燕京大学在内的所有教会大学都被彻底拆分并入其他院校，而且连名字都被取消了。"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那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外籍教授，大都被当作"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者"驱逐出境。 　　在这场政治洗牌中，北大鸠占鹊巢，从沙滩迁入燕园，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雅当年捐建的博雅塔成为北大的新地标。毛泽东用他那放荡不羁的毛笔字统一了几乎中国所有大学的LOGO。全国高等院校从211所缩减为182所，综合性大学从55所锐减到13所，所有的私立大学都被取缔，教育实现了彻底的国有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等被统统取消，财经和法学等仅有少量保留。1949年之前，全国各大学共有20 多个社会学系，进入社会主义以后，社会学却没有了。费孝通在中南海的一个会场上向毛苦苦哀求，希望给社会学留点苗苗时，毛的手势和语气都非常干脆：不能留，坚决断子绝孙！"大学还是要办的，不过我说这里说的是理工大学。"调整后的中国大学几乎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高级技工培训基地，工科占主导地位，基础性的理科和思想社会人文类被大幅削弱。文法商科大学生以前要占在校生的一半，如今被彻底边缘化，骤减到不可思议的9.6%。 　　最为不幸的是，"教授治校，学术独立，言论自由"的现代理念本来已经在中国大学已经扎根发芽，一夜之间即被辣手摧花。作为社会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被从结构上和体制上彻底打散。作为西南联大主体的清华大学被强行改成工科大学，大批知识分子被圈入政府直接控制的社科院，与青年一代隔离。在大学每个班级都设立了政治辅导员。所谓的"科学院"从属于宣传部；在"宣传"面前，科学也就不存在了。从来视自由为生命的知识分子不仅失去了职业上的自由，民间报刊的禁绝也取消了思想表达的自由平台。顾颉刚在50年代的日记中写道："到京8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极。" 　　1954年，《共同纲领》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取代，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拉开帷幕；民主党派被彻底改组，联合政府洗去彩妆，恢复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真实。1957年，曾昭抡被撤去高教部副部长职务，成为"大右派"，10年后孤独的死去，他的夫人俞大此前自缢而亡。随着合作化、反右、大跃进、社教，直至文革等一系列运动的持续深化，中国彻底取消了文官制度，权力重归世袭化；不论是做官还是谋生，参军成为大多数人唯一的上升通道。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如果说反右运动敲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丧钟，那么接下来则是一场盛大葬礼。林昭被处决，聂元梓成为英雄，曾经领导了五四运动的北大又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红卫兵"诞生于清华大学，这个曾经培养出许多物理学家的大学将最有才华的物理学教授徐璋本送进监狱，包括饶毓泰、翦伯赞在内的数十个著名教授自杀身亡。翦伯赞自杀时，他口袋里还装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陈寅恪与"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的傅斯年，这对当年柏林大学的同学，归国后一个在北大，一个在清华。1949年，陈寅恪与傅斯年做出相反的选择；20年之后，一代学贯中西史学大师在批斗中竟被活活折磨死。 　　这场铲除一切文化和文明的浩劫虽然没有取消大学，但终止了高考。"读书越多越反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由权力选拔的"工农兵学员"来到大学"停课闹革命"，工宣队和军宣队的革命小将们将"反动学术权威"押上批斗台，将"牛鬼蛇神"送进牛棚。这些曾经的大师如今"只是一头被赶赴屠宰场的牲畜，任人宰割，任人驱使"（季羡林）。家破人亡的张东荪终于惨死在监狱；跟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的学术生命早在1949年就已经结束。作为中国物理学的泰斗级人物，叶企孙沦为乞丐，穿着破棉鞋，遇到自己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风烛残年的熊十力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终日游荡在街头，口中悲叹："中国文化亡了！" 　　随着文革的结束，进入后毛时代，中国大学和知识分子迎来了一场艰难的复苏。知识从某种程度上代替了出身，精英阶层的构成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恢复高考30多年后，大学的数量和每年的招生数量增加了数倍至数十倍。大学从技术精英教育变成了为了"地上面包"的大众职业培训。教育产业化，高校市场化，管理官僚化，扩招，圈地，兼并，改名，从学校改为学院，从学院改为大学。大学越来越像官场，越来越像公司，贩卖官位和文凭，"招天下英才而毁之"（资中筠）。教授被称为"领导"或"老板"，"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像王立军毛新宇孔庆东方滨兴这样的博士和教授成为这个大学时代最杰出的标志。 当年在穷山恶水茅屋瓦舍间，西南联大仍不失为世界一流的大学，正如梅贻琦所言："大学者，非有大楼只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如今的大学，只有大楼，没有大师。随着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加上"近亲繁殖"，当年那些学贯中西、具有世界背景的通才大师已经绝迹。中国的大学、教授、以及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在数量足以傲视全球，但不幸的是，也仅仅在数量上。据说中国现有博士5万，硕士40万，本科690万，均大大超过美国，但中国的教育实力却只是美国的12%。第一个来到中国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说："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正直、纯正的品性。……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 历史是对现实的讽刺。"亩产万斤"的钱学森临终时遗言："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在1949年后没有产生一个世界级的原创性思想家或有创见的科学家？"1000多年前，大思想家韩愈写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后记 作为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我对大学所知不多，甚至也没有多少兴趣。陈远的《燕京大学1919—1952》给了我一次意外的机会，或者说为我提供了一个不经意的窗口。我就像一个闲逛的路人不经意的走进一所古老的大学，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而新奇的，因此也勾起我莫大的兴趣。 我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来阅读，几乎是沉醉在一个逝去的大学年代——原来大学是这样的。对大多数读书人来说，大学是他们最熟悉的生活场景，这也使得关于大学和知识分子的图书汗牛充栋，而且一直是畅销不衰。这次阅读和写作对我而言算是一次迟来的补课，得到了一次满足的"知识充电"。 我个人以为，与蔡元培胡适司徒雷登时代的大学相比，今天的很多大学完全名不副实，甚至根本算不得大学；那些所谓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和教授，其实也只是一种身份和称呼而已，与学识品行无关。在某种程度上，今天中国只有党校，没有大学。 杜君立，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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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月刊: 混血緬甸正醞釀新一波牴觸華人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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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血緬甸正醞釀新一波牴觸華人移民 Oct 26th 2013, 08:57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朱諾 緬甸撣邦高地西部邊緣的小城品烏倫，一度曾是英國殖民者避暑度假的"夏都"，以乾淨整潔、氣候涼爽著稱；也是培養緬甸現代領導人的搖籃；還是能夠見到 所有不被緬甸政府承認的六個族群的地方……緬甸族裔繁多，品烏倫就是一個極好的混血城市樣品。最近幾年，大量的華人新移民湧進品烏倫，通向中國邊境城市瑞 麗的公路也不失時機地穿城而過，揚起漫天塵土。氣候依然涼爽，但品烏倫（Pyin U Lwin）的老居民潘茜告訴我說，自從中國人開始進來，城裡就逐漸告別了乾淨整潔。 品烏倫的老居民潘茜說，中國人來了，城裡就不再乾淨整潔。 華人在緬甸總人口中所占比例不高，卻在律師、醫生、工程師、大學教師、銀行家，以及政府公務員等職位上占有極高的比例。緬甸政府支持的反華浪潮曾經在 1967年達到最高峰，仰光的華人商店被砸、被搶、被燒，超過10萬名華人不得不離開緬甸，遠走他鄉。而眼下在緬甸，新一波對華人新移民的牴觸情緒，看似正在醞釀之中。 緬甸官方承認的民族有136個，卻不承認包括緬甸華人在內的六個族群，而這六個族群的人們，卻都可以在品烏倫見到。 汽車路過了著名的緬甸"國防大學（Defence Services Academy，DSA）"，門口高台上巨大的緬甸"三大帝"雕像讓人不容錯過。這麼大的雕像在緬甸只有兩處，一處在此，另一處在緬甸首都內比都的閱兵廣 場上。後來，我曾在一次晚餐中拿出三大帝的照片，讓緬甸朋友敏昂給我解釋他們分別是誰，敏昂介紹完緬甸歷史上這三位偉大的征服者後，突然長嘆了一口氣， 說："我們緬甸人一直都崇拜軍事強人，所以，軍政府存在這麼多年，有很強的群眾基礎。" ※需會員付費訂閱才可看全部內文，若你已訂閱請先登入會員，若尚未訂閱請先至會員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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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王云五：文化奇人、学界通人、政治达人和出版伟人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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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文化奇人、学界通人、政治达人和出版伟人 Oct 26th 2013, 13:06, by 明鏡雜誌 王云五的文集出版，九州出版社，2013年5月第一版，20册，2980元     他的挚友胡适先生说："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他的学生金耀基先生说："他自十四岁做小学徒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工作，一生做了别人三辈子的事"；他曾经的部下胡愈之先生说："他既没有学问，而且政治上也是一个很坏的人"；也是他曾经的部下茅盾先生说："他是官僚与市侩的混合物"……我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的时候，就格外关注他的名字。但直到前不久，我仍然在文章中表达着内心的困惑："为什么一提到他的名字，人们就争论不休；一抛弃他的名字，历史就发生断裂呢？"     现在好了，有了九州出版社《王云五全集》二十卷，总算清晰了我心中许多谜团。我认为，在变幻无常的政治风云中，虽然人们对王云五先生的评价有霄壤之别；但在人本的意义上，我坚称：他是一位文化奇人、学界通人、事业巨人、政治达人和出版伟人！     文化奇人     王先生说，许多年来他填写"个人简历"，在文化程度栏目中，只填写两个字：识字。确实，他没有学历，只读过几年小学，连私塾都没有读完。原因是他小时候先天不足，体弱多病，算命先生说他活不过十四岁。母亲把他当作病人，他怕受人欺负，畏见生人。后来母亲觅得一个偏方，用田鸡蒸饭，他吃了一段时间，身体才好转。再者因为他大哥读书好，考上秀才，十八岁却早逝。父母以为风水不好，王家不该出读书人，只让他识字、读一点外语夜校，满足将来经商所需就可以了。     但王先生天资极好，早年他学东西进步飞快，十六岁进上海同文馆学英文，十七岁就兼职做低年级的辅导老师了。十九岁他被聘去做中国新公学老师，他的同事是宋耀如先生；他的学生中有十七岁的胡适和二十一岁的朱经农。     由于没有学堂可进，图书馆成为王先生一生最重要的去处。他进的第一座图书馆是同文馆创办人布茂林的私人藏书室，布茂林是英国人，他有近千册英文藏书，大多是西方名著，有亚当·斯密《国富论》、斯宾塞《社会学原理》、孟德斯鸠《法意》、休谟《人类理解》和卢梭《社约论》等。在布茂林先生的指导下，王先生开始了他一生的自学追求。此后几年，王先生通过分期付款，买下一套英文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一条条读下去，边学英文，边学知识。这些事情都对他知识的掌握、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的养成，起到重要作用。胡适先生曾经称赞他是"有脚的百科全书"，知道事情最多，都与他博学强记，以及早年独具个性的学习生活不无关系。后来人们请王先生介绍学习方法，他写过《中国古今治学方法》、《论学》等著作，其中讲自己六十余年来，"宁可一日不吃饭，不肯一日不读书"，还有读书的五个问题、十四种方法等等，处处妙笔生花、启迪心智。     我总结他的神奇之处，可以用"一强四快"概括。一强是强记，四快是读得快、记得快、译得快、写得快。强记是基础，读他的《新名词溯源》，四千字的文章，满篇列举新词出处，信手所为，实在厉害。比如说："浪人见柳宗元《李赤传》，文部见《旧唐书·百官志》，意识见《北齐书·宋游道传》，实体见《中庸·章句》，同志见《后汉书·班超传》……"就这样一直写下去。那时没有电脑检索，全凭记忆与查找，没有强记的天资和阅读功底，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其余四快，各讲一个故事为例。     读得快：王先生《美国国会图书馆读书记》中写道，他于一九二零年五月二日至十三日，曾在美国国立图书馆读书十一日，每天读到晚十点闭馆，涉猎科学管理类图书九百种，做笔记数十万言。回国后他让东方图书馆按照他的记录收购，几乎购全，后来却在"一·二八"之役日本人的炮火下化为灰烬。     记得快：王先生早年靠研读《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自学成才，所以一生做出版，最希望编辑各类工具书。编辞书是一个辛苦活儿，需要记大量卡片，王先生做事原本就是一位亲力亲为的人，比如他上世纪三十年代编《中山大词典》时，自己用七八年时间，做了八百余万张卡片。另有记载，直到一九七九年，香港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在《大公报》上披露，当年王云五先生离开香港去台湾前，曾在该处存放词汇卡片数十万张，拟编纂《中华百科全书》用。     译得快、写得快：王先生写作，落笔飞快。在《王云五全集》中，多处记载他的著译速度。例如，他五十岁时，翻译《在铁幕之后》，平均每天译五千字。他一九六三年辞去政务后，开始著书立说，到一九七零年止，至少完成了一千万言的著作。他说"每日写作不下四千言"。他说这样工作，并不是用力量，而是用耐性去完成的。此后因心脏病影响，他才放缓了自己的写作计划。     学界通人     称一位大学问家为通人，要看他成名成家、盖棺定论时，有几个"家"可以得到公认。就学界而言，王云五先生许多领域内都称得上优秀的专家。     其一是出版，这里说的不单是商业问题，也不单是企业经营问题，而是王先生把出版做成了学问。比如他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云五检字架、图书影印法等等，都是极好的范例。进一步，它对与出版密切相关一些学科，诸如图书馆学、版本学、目录学、百科全书理论等，都有深入研究。其功力之深，涉猎之广，都是今天许多出版人无法做到的。比如一九三七年，他为出版"中国文化史研究丛书"，曾经著文《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论说文化与文化史、中国文化史料之丰富、中国文化史料之缺点、外国学者编著之中国文化史、外国学者编著之世界文化史和编纂中国文化史应用如何方法。其中列出欧、美、日学者论说中国文化史著作二百三十四部，还详细介绍了法国"人类演进史丛书"五十巨册，以及英国"文化史丛书"拟编二百余种的计划、分类和书目。最后列出拟编"中国文化史丛书"八十种目录。这套书出版后影响巨大，无需多言，只是王先生为这套书的启动所做的功课，实在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学术论文。还有他为出版"丛书集成"、"万有文库"、《中山大词典》和"国学基本丛书"等所做的研究文章，都大有可以圈点之处。     其二是翻译，王先生英语好，我注意到他一生中三次比较集中的翻译活动。第一次是他十七岁时，就为上海南方日报翻译文章。第一篇是雨果《可怜的人》节译本，数千字在报上连载。此后以隔日千字为度，翻译有关世界珍闻，继续了二三年之久，署名曰出岫或岫庐。第二次是一九二零年，王先生为公民书局主译"岫庐公民丛书"，分国际、社会、政治、哲学、科学、经济和教育七类，他首译罗素《社会改造原理》，后来每月出版两种，先后出版二十余种。第三次是一九四九年他来到台湾之初，创办华国出版社，以译书为主，他自己也参加翻译了许多书，如《工业心理学》、《波兰怎样变成苏联卫星国》、《现代武器与自由人》、《俄国人眼中的俄国》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等，署名曰龙倦飞，取意于"龙从云"，以及"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其三是著述，王先生一生忙碌，他学术著述的高峰期，发生在一九六三年他退出政坛之后。那时他已经年近八十，他在不到七年的时间里，写了一千多万字的著作，涉及论政、论学、论管理、论世局、论教育、论国是、论经济、论为人等，还有回忆录。其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七卷和《中国教学思想史》六卷，他原本还要续写《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和《中国哲学思想史》，由于年龄问题，壮志未酬。     这些大著有两点引起我的思考。一是写法，王先生采取纵横交错的方法，先是以人为纲，罗列出历朝历代的思想家，摘录他们的言论，并加以点评；然后再以事为纲，将那些思想归类解说。王先生著述始终坚持"述而不作"古训，大量摘抄古人言论，足见他博学强记。但如此写法，与时下既定的学术专著格式大相径庭，我甚至想到，会有人质疑其是否为学术著作。二是选取人物，王先生选取的古代人物与通常学说大同小异，但他选取的民国政治思想家只有五位：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胡适和张嘉森；他选取的革新时代的教学思想家也是五位：张之洞、孙中山、梁启超、蔡元培和胡适。如此框定与论说，就很值得我们阅读与思考了。     其四是企业管理，王先生有"中国现代企业管理之父"的称号，原因是他最早将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引入中国。那是在一九二九年，王先生刚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职务上卸任。翌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鲍咸昌先生突然病逝，张元济先生等人力主，请王先生回来出任总经理。开始王先生再四推辞，后来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取消现行的总务处合议制，改为总经理独任制；二是接任后立即出国考察半年，回国后实行负责。没想到商务印书馆接受了这苛刻的条件，王先生在半年的时间里，访问了日、美、英、德、法、比、荷、瑞、意九国，参观了近百家企业工厂，咨询管理专家六十余人，阅读相关管理期刊无数。回国后向董事会提交《科学管理方法》计划，率先在商务印书馆推行。其间虽然遇到困难，但王先生此举，已经奠定了他开创中国企业科学管理的先发地位。其代表作为《论管理》与《论经济》两部著作。     其五是教育，王先生在《岫庐八十自述》后语中说，他一生出版为主，教学次之。前已叙及，王先生早年即从事教育工作。到台湾之后，直到晚年，他在从政之余，还兼职在台湾政治大学教授中国政治典籍研究、现代公务管理和中国行政问题研究等课程。曾指导硕士、博士论文三十余篇。台湾最早的五位法学博士周道济、雷飞龙等，都是他的学生；还有金耀基先生也是他的博士生，论文题目是《中国民本思想之史的发展》。又由于王先生最早倡导中国设立博士学位，所以有"中国博士之父"的称号。     说到博士学位，王先生八十二岁时，被韩国建国大学颁赠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他风趣地说："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张文凭。韩国学校提前来信要尺寸，为我订制博士服。我很惭愧地告诉他们，身高只有一百五十公分。他们做的袍子顶合身，帽子太小，他们没想到这个矮个子的人，有这么大的头。"去韩国领取证书时，韩方同意资助他带一位秘书陪同。他不肯，坚持只身前往。他安全归来后，还与夫人开玩笑说："古语说，七十岁以上的人出远门要带着棺材，我不是好好地回来了么？"     事业巨人     王先生一生，一直在商政学之间游走。说到商业，人们一定会说到出版，一定会说到商务印书馆。这不奇怪，他十八岁正式就业，到九十岁工作七十余年，有四十余年都花费在出版上，而其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商务印书馆。在中国百年出版史上，商务印书馆是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抗日战争之前曾为世界三大出版机构之一（徐有守语）。王先生自一九二二年由胡适先生举荐，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一九三零年至一九四六年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一九六四年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直至终年。     王先生回顾往事，多次提到他曾经四度带领商务印书馆走出危机，实现复兴。第一次危机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日军攻击上海，重点攻击商务印书馆总馆、总印刷厂、编译所、东方图书馆，至全毁于火。时任总经理的王先生没有倒下。他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敌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图再起，这是一个怯弱者。他又一念，一倒便不会翻身，适足以暴露民族的弱点，自命为文化事业的机构尚且如此，更足为民族之耻。"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商务印书馆终于宣告复业。他们悬挂着王先生拟定的巨幅标语："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张元济先生致信写道："去年公司遭此大难，尚能有此成绩，皆属办事人之努力，极当佩慰，特代表股东向办事人致谢。"张先生还有言曰，高梦旦先生当年引云五先生入商务印书馆，卒成为商务书馆的救星。     第二次危机是一九三七年上海沦陷，沦陷区逐渐扩大，多数分馆先后陷敌，财产损失惨重。第三次危机是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袭击香港，使抗战四年间商务印书馆印刷重心之香港印刷厂陷敌，财产损失奇重。在此期间，王先生为之殚精竭虑，一次次拯救商务印书馆于水火之中。比如第三次危机后，王先生从香港来到重庆，当时商务印书馆重庆分馆存款只有十三万法币；到五年后抗战胜利，现款已经达到四五亿法币，成就巨大。所以当王先生提出辞职时，张元济先生写信挽留道："罗斯福岂恋恋于白宫，其所以再三连任者，亦为维持大局，贯彻已之计划也。"     第四次危机是一九六四年王先生辞政后，不顾七十六岁高龄，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在他的主持下，一年后就使营业额增长了四倍，盈余增长了二十多倍，一年出书近三千种，而此前十六年间，台湾商务印书馆总共出书才七百余种。     就企业经营而言，王先生确实是一位奇才。另外他到台湾后，很看重基金会之类的社会活动，做了许多有影响的事情。略举几例：其一，一九六零年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投资一千万成立文化基金会，王先生任董事长，第一届特殊贡献奖授予吴建雄博士。其二，一九六四年台湾为举行"国父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成立"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王先生任委员会主席，筹集资金，旨在建立文化教育基金，兴建国父纪念馆，出版学术著作等。最终获得捐款近八千万新台币，前三名为台湾水泥厂、新竹玻璃厂和军队。该基金会第一届"学术著作"奖有《三民主义新解》、《国父孙中山先生传》、《从容共到清共》、《中国谚语论》等。其三，一九六七年成立"云五奖学基金会"。其四，一九七一年任"孙哲生学术基金会"董事长。其五，一九七二年成立"云五图书馆基金会"。     政治达人     王先生早年论事，就显示出政治热情。八岁时哥哥教他古文"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他便想到表兄陆皓东跟着孙中山闹革命被清政府所杀，表示愤愤不平。所以那时哥哥就提示父亲："弟弟读书不差，只是要防他走错路。"他二十四岁（一九一一年）时，在旅沪香山同乡会欢迎迎宴会上，认识了孙中山，孙当即请他去南京任总统府秘书。那一年他加入了国民党。但一九二七年国民党重新登记时，他称"今吾党功成，我不妨引退"，决计放弃登记。原因是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王先生像胡适、张元济、邹韬奋等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力求保持无党派人士身份，旨在坚持独立人格，同时避免为各方政治势力裹挟。后来王云五先生就职商务印书馆，该馆一直坚持"在商言商，政治中立"的原则。那时王先生对于人格独立性或曰自由主义的追求，是与商务印书馆办馆主旨基本一致的。     不过从抗战时期开始，王云五先生即以社会贤达的身份，频繁参加政治活动。他参加了历次国民参政会，以及后来的政治协商会、制宪国民大会、行宪国民大会等。直到抗战结束，王先生辞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职务，正式加入南京民国政府。先任经济部长及行政院副院长，行宪以后，任首任财政部长。到台湾后，出任总统府国策顾问、考试院副院长，然后再度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一九六三年因年龄原因请辞，获准后任总统府资政。除此而外，他还曾出任台湾故宫博物院共同理事会理事长、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等职。     王先生在总结自己一生时说："公务、政务殆如客串。"面上很看轻自己从政的人生经历，其实不然。他政治上成就是很辉煌的，尤其是到台湾之后，没有了政治中立的回旋余地，他为台湾的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事业建设等，做了许多出色的工作。比如一九六六年台湾开展的文化复兴运动，确定每年十一月十二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同时为中华文化复兴节，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蒋介石为会长，王云五等人为副会长。其主旨在伦理、民主与科学三要项。开宗明义，陆续推出"青年生活规范"、"国民礼仪范例"等。此时大陆文革初起，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如今回头来看，那一代台湾青年耳濡目染，举手投足都可以见到那个时代的文化痕迹。     往事如烟。金耀基先生评价，他如果不是无党派人物，可能会做更大职务。王先生八十岁时，蒋还亲自到他家中祝寿，送上牌匾"弘文益寿"。周恩来曾经与张元济先生开玩笑说："商务印书馆出了三位总理级的人物，有郑孝胥、王云五和陈云。"     另外，王先生是文人从政，参与之间，总保留着一些知识分子的独立与冷静。尤其是他勤于笔耕，逢事必记，许多政治事件都要记录。比如他参加了历次参政、制宪、行宪会议，将会议中讨论纪实、媒体报道、花边新闻、重要发言、投票结果等，都记了下来。像一九四六年国民大会，在选举主席团成员时，有效票一千三百九十九张，得票数最高的蒋介石一千三百七十一票，少了二十多张；当选的吴贻芳、陈诚和陈立夫，当即请求辞职；大会递补邵力子等人做主席团成员，邵先生拒不接受。热闹啊，许多细节实录，几乎让我联想到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     出版伟人     关于王先生出版，人们谈论得最多。此番读《王云五全集》，我觉得有三个要素，构成了他成为出版伟人的基本骨架。即读得多，藏得多，编得多。     先说读得多。一九六九年，台湾中央日报记者采访时年八十二岁的王先生，他对记者说："我可以不客气地说，没有人读的书比我多。"他将自己的读书分为两个阶段，少年时凭兴趣，没有方法；后来有了方法，学会记卡片，读的书就更精更专了。比如王先生从二十几岁读英文原版三十五巨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起步，"用三年时间，将这样一部大书读透了七八成"，连胡适都赞扬他实在厉害。但王先生自己却感到惭愧，认为"如果用来专攻一科，收获将会更大"。不过这样的早年阅读，却为王先生后面的人生带来意外收获。他事实性地为自己创造了一种百科全书式的自学方法，使他虽未成为专家，却走向杂家、博学家与出版家的道路。     再者，人们说王先生一生最大贡献是"四百万"，即："四"是指四角号码检字法；"百"是指百科全书建设；"万"是指"万有文库"。这些事情，无一不来自于他的阅读体验。像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发明，以及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方法的研究，正是他苦于读书太多，翻检困难，才专心研究图书检索方法的结果。还有王先生立志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更是早年阅读留下的伏笔。他从一九二零年代筹备出版《中国百科全书》，初拟一亿字，数年间已经完成五六千万言，不幸毁于"一·二八"之役。此后拟编《中山大辞典》，收字六万（《康熙字典》是四万余，《集韵》是五万三千余），收辞语六十万余（当时的《辞源》正续编仅收约六万）。最终先行出版《一字长编》也不下一百万言。另外，王先生自己也要编辞书，他从一九三零年编纂《王云五大辞典》，接着有《王云五小词典》和《王云五小字汇》。到台湾后，他还推出《王云五综合词典》和《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等。     再说藏得多。一九二一年，张元济、高梦旦先生邀请胡适先生来商务印书馆做编译所所长，胡先生不肯去，却推荐王云五先生。他七月十三日在上海拜访王先生，然后在日记中写道："他是一个完全自修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书一万两千本，中文书也不少……"此时，王先生只有三十几岁，胡先生借此赞扬王先生，也可见那是读书人对个人藏书的看重。到商务印书馆后，王先生出国考察，买过许多书刊，多放入东方图书馆中，"一·二八"之役全部被毁。直到一九四九年离开大陆之前，王先生个人藏书达八万多册。其中中文木版书四万余册，中文铅印影印书三万数千册，西文书约七千册。他去台湾时行色匆匆，资产无法移出，只带走少量图书和字画，为数不及收藏图书总数的二十分之一。他被大陆方面宣布为"战犯"，留在大陆的资产荡然无存，藏书自然也没有了。读王先生到台湾后的文章，他对其他财产散失并无多言，只是藏书遗失一事，逢有人问，他都会为此叹息一番，一直叨念到去世。     到台湾后，王先生旧习不改，又开始个人藏书之旅。并且建有三个书斋：外书斋、内书斋和疏散书斋。到一九七零年代初，王先生在二十余年间又藏书达到三四万册，他成立"云五图书馆基金会"，自己另捐一百万新台币，买了一所房子，成立云五图书馆，将个人藏书全部放置其中，向社会开放。此时，王先生已经八十五岁。     显然，收藏图书是王先生人生的一大乐趣。他晚年曾经写过文章《我的书斋》，其中提到一生中七次最得意的购书经历。其中一次是，他一九四四年访英，在英国博物院附近一旧书店，以五英镑购得赵孟頫所书嵇叔夜绝交书真迹。但他内心中潜藏着最大的乐趣，还在建立公共图书馆，服务社会，实现他一生的梦想。     最后说编得多。我曾写文章说王先生是一位出版狂人，他一生所列出版计划，动则几百本、上千本，那样的气魄，直到今天国内也无人能够超越。总结他的志向，大约有"两比"。一是与国外比。据徐有守先生说，在抗日战争之前，商务印书馆的规模，已经是世界前三名了。当年编"万有文库"，纽约时报称赞，那是"在界定和传播知识上，最具野心的努力"；编"幼童文库"二百册，直到前不久，日本"图画书之父"松居直先生，还在他的著作《我的图画书论》中评价："中国儿童书的出版，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达到了相当高的国际水平。"二是与古人比。前面已经谈到，王先生编辞书时的志向，一定要超越古人。编"万有文库"，他的志向之一是追赶"四库全书"七亿字的规模，他说"万有"一二集加起来有四千册，合二亿四千万字，再加上参考书，总字数已经达到"四库"的一半。他的另一个志向是 以"万有文库"为依托，将东方图书馆藏书整理翻印出来，使之化身成千万个小图书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王先生用五年时间出版的"万有文库"，使"其借本文库而新办之小图书馆不下二千所"。     总之，王先生一生编书太多，好书太多。直到一九七零年，他八十三岁时，还在台湾商务印书馆主持日常工作。有一天，他开始在台湾商务印书馆月会上，向全体馆员讲述自己对书的认识。他将商务印书馆成立七十四年间出书做一个总结，认为"创造性出版物"只有三十种。第一种是《华英初阶》及进阶共五六册，那是该馆几个印刷工人出版的第一种书。第二种是张元济先生主持的《中小学教科书》；接着是《东方》杂志、《辞源》、《中国人名大词典》等学科词典、《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百科小丛书"、"各科小丛书"、《百科全书》、《四角号码检字法》、"学生国学丛书"、"万有文库"、"大学丛书"、《四库珍本》、"中国文化史丛书"、"自然科学小丛书"、"丛书集成"、《中山大辞典》、"各省通志"、"年谱集成"、"小学生文库"及"幼童文库"、"中学生文库"、"人人文库"、"各科研究小丛书"、"国学基本丛书"、"古书今注今译"、"新科学文库"和《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需要指出，这里面有些"书"并未出版，只是选题，比如《百科全书》和"年谱集成"等。另外，这些书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王先生主持出版的。     尾声     读《王云五全集》，好像是在翻看一部历史的两面观感：此岸批林批孔，彼岸声讨中共将联合国刻有《礼运·大同》的大理石匾额拆除；此岸批判蒋介石是独夫民贼，彼岸却说蒋"内圣外王、典型儒者、英雄意志、圣贤性格"；此岸研制核弹，志在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彼岸却在疾呼，在大陆还未生产出核弹之前，已经是复国的最后机会；此岸判定王先生为战犯，彼岸却称其为"世界一流的出版家"（黄仁宇语）……     历史的轮回啊，种种事情的发生，常常让后人感慨莫名。但此时，我的心中总算渐渐清晰了王先生的形象：他矮矮的个子，壮壮的身材，站在那里侃侃而谈，声音洪亮，滔滔不绝，活像一座洪钟，更像一尊佛！     俞晓群，《中华读书报》2013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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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北大夏业良教授的废话与西南联大教授的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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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夏业良教授的废话与西南联大教授的闲话 Oct 26th 2013, 13:02, by 明鏡雜誌  　　据2013年10月23日新浪网，"北大回应不续聘夏业良：学生称夏讲课废话多"。这个报道使人联想到历史学家和翻译家何兆武先生几年前口述的《上学记》。这本书第二章记述了西南联大一些教授讲课的趣闻轶事，其中就包括讲闲话。 　　何兆武先生回忆道：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许多教授不是照本宣科搞应试教育，而是很喜欢讲闲话。例如，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于骂人，但学生非常喜欢听，因为那里有他的风格、他的兴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比如冯友兰在课堂上骂胡适，说："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这是教科书里看不来的。 　　又如，政治系主任张奚若教授，和其他一些老师的课一样，也经常在课堂里扯闲话。张奚若先生没写过大文章，要按现在的标准得被刷下去，可是那时候人们都知道他是大学者，学问非常好。张奚若先生讲课时讲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动物过的是"mere life"（单纯的生活），但是人除此以外还应该有"noble life"（高贵的生活），接着张先生又说："现在米都卖到五千块钱一担了，mere life都维持不了，还讲什么noble life？！"张先生有时候发的牢骚挺有意思，他不止一次地感慨道："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指"蒋委员长万岁"）还有一次他提到冯友兰的《新理学》，说："现在有人讲'新理学'，我看了看，也没有什么'新'。"他没有点冯先生的名字，学生们当然都知道说的是冯友兰，因为1941年《新理学》在教育部得了一等奖。其实上课扯扯闲话挺好，你可以从他的自由发挥里知道他真正的想法，这是书本里学不来的。 　　我不知道：西南联大时期教授们在课堂上讲的"闲话"是不是现在所说的"废话"？ 　　何兆武先生还回忆说：当时在西南联大教授讲课有很大的自由度，没有统一的规定、统一的模式，也没有标准教科书，考试无须按"标准答案"。比如全校的公共必修课中国通史，钱穆、雷海宗两位先生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内容也大不相同，可他们都是讲到宋代就结束了。这也许是北大的传统。冯友兰在回忆录里说，他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有位老先生讲中国哲学史，结果一年只讲了个《周易》，连诸子百家都没涉及。何兆武先生感叹："可见当年的老师讲课多么随便。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 　　西南联大是在日本侵华后，由内迁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而成。在如此艰苦的战争环境之下，只存在8年多的西南联大却培养出一批世界级人才和国家栋梁之才（如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邓稼先等，还有为胰岛素的人工合成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生化学家邹承鲁，等等）。而处在半个多世纪和平年代的北大、清华又培养出几个世界级人才呢？至少从培养人才角度来看，当年西南联大已达到当时世界一流大学水平，而那个时候并没有充满商业化气息的大学排名。西南联大成功的秘诀，在我看来，就是努力地实践中国大学教育现代化的奠基人，从1917年开始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原则。 　　龚刃韧，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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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王年一、何蜀：《汪东兴回忆录》读后感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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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年一、何蜀：《汪东兴回忆录》读后感 Oct 26th 2013, 13:01, by 明鏡雜誌 　　1997年11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汪东兴著《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作者在正文前有一篇题词："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研究历史，总结、提高、发展。" 　　该书所写到的历史，是当代中国那一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作者在"文化大革命"结束31年之后，在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作出政治结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16年之后出版这本书，自然应有新的"研究"，新的"总结、提高、发展"。 　　然而，读了这本书，却使人感到惊异与迷惑不解：在这部12万5千字的长篇回忆录中，不仅看不到新的"总结、提高、发展"，反而从中共中央那个《历史决议》倒退了。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然而，在《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中，毛泽东对这场由他错误发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应负的主要责任看不到了，读者看到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只有伟大、英明、正确的一面，只有毛泽东的"非凡的胆略和气概"、"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的胆识"等等；"文化大革命"中几亿人付出了惨痛代价换来的的严重教训看不到了，读者看到的只有毛泽东"为我们党和国家战胜野心家篡党夺权的阴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明显地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这一根本错误也看不到了，读者看到的却是独有毛泽东精通和掌握了马列主义真理，而"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几个"假马克思主义者"骗了二百多个中央委员…… 　　尤为令人不解的是，《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作者竟将毛泽东在当时特定情况下所作的、包含不少错误内容的讲话，不加分析、不加说明地大量引用，奉作经典。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反复强调的"十次路线斗争"。 　　在《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的开篇第一章《林彪急于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第一段，原文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毛主席说过：'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 　　在这一段话之后，作者没有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所谓"十次路线斗争"的提法作出应有的说明，而只用了大量篇幅论述毛泽东的伟大、英明、正确。实际上，放在正文之首的这段话，就成了全书的总纲。全书正是按照"十次路线斗争"的提法来叙述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前后的党内斗争的。 　　除去在正文第一段引用那段话外，书中还反复多次提到中共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或"十次分裂"。比如： 　　第101-102页："毛主席总括说：我们党五十年，十次分裂，都没有分裂了。" 　　第106页："毛主席接着对华国锋、卜占亚又谈起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他说：中国党有十次要分裂，没有分裂成。" 　　第109页："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结果我们党里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活动……" 　　第115页："毛主席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从五十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十次。" 　　第135页："他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 　　第139页："毛主席特地嘱咐说：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 　　第141页："毛主席再三说：我讲党的十次路线斗争问题，没有一次把党分裂掉的……" 　　第143页："毛主席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和路线斗争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十次路线错误，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 　　第171页："我今天是讲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 　　第180页："他反复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 　　…… 　　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青年一代，不会有几个人知道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或"十次分裂"。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恐怕也大多再记不清当时所谓的"十次路线斗争"是哪十次了。而在《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中，又并未将所说的十次都一一列举出来，这就可能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每一次"路线斗争"都是毛泽东与错误路线或反革命路线的斗争。因此有必要在这里重新列举一下，看看所谓的"十次路线斗争"到底是怎么回事。 　　"十次路线斗争"的提法，是作者记叙的毛泽东在1971年那次南巡时对沿途领导干部的讲话中提出来的，并在以后几年里被奉作经典，要求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反复学习。按照当时的说法，在这十次"路线斗争"或"十次分裂"中，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立的"反革命"一方依次是： 　　一、"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二、"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 　　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四、"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 　　五、"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 　　六、"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 　　七、"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 　　八、"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九、"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十、"林彪反革命集团"。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所说的"十次路线斗争"。 　　所谓"路线斗争"的提法，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早已为人们所抛弃。历史已经证明，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不同情况、不同性质的分歧和斗争都一概看成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集中反映，一概说成是"路线斗争"，不仅是不科学的，而且是危害极大的。 　　邓小平同志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中，就曾对"十次路线斗争"的提法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究竟拿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在谈到"提不提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路线错误"时，他又说："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过去我们讲党的历史上多少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明显地不能成立，应该根本推翻的，就有刘少奇、彭、罗、陆、杨这一次和彭、黄、张、周这一次，一共两次。高饶事件的基本结论是维持了，也不好说是什么路线斗争。"他还否定了"罗章龙是路线错误"的提法。他严肃指出："过去评价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并不准确，这是我们不主张提路线斗争的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293-308页）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已不再使用"路线斗争"的提法，对党内不同情况的争论、批评或斗争，均作具体分析，是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 　　但是，《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作者在书中却把这个已经被抛弃了的"十次路线斗争"的错误提法始终当成正确的教导反复引用，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全书。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异和迷惑不解。 　　邓小平同志谈到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时严肃指出："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而该书作者在十多年后又重新大提"十次路线斗争"，能够说是郑重的吗？ 　　更何况，所谓"十次路线斗争"中的第八次和第九次，早已作为中国共产党内的大冤案获得彻底平反：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为彭德怀平反。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为刘少奇平反——《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作者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辞去其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并得到全会批准的。 　　作者在书中几次引用毛泽东历数十次"路线斗争"的讲话时，一方面照录了对瞿秋白的不实事求是的评价，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略去了有关第八次和第九次"路线斗争"的讲话，总是在讲了高岗、饶漱石（第七次）后就跳到讲林彪集团。事实上，毛泽东当时谈到第八、第九两次"路线斗争"时说过："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刘少奇那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 　　作者略去了毛泽东对彭德怀和刘少奇的评价，是不是就表示不同意对这两次"路线斗争"的评价呢？翻遍全书，只在《后记》中能看到一点间接的说明。 　　作者在该书《后记》中说："书中记录的毛主席各次讲话，有些事的判断或说话，以及我自己的某些表态和检讨，现在看来也许不够准确，或者不够妥当，但这都是历史真实情况。""我如实地写出来，是为了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 　　"也许不够准确，或者不够妥当"，这模棱两可的、语意含混的12个字就可以取代书中大量地方都应有而没有的说明吗？ 　　作者是出于"尊重历史"的考虑，为了"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才没有对毛泽东"也许不够准确，或者不够妥当"的讲话作出应有的说明吗？不对，因为书中另有对当时"也许不够准确，或者不够妥当"的讲话作出更正性说明的例子。 　　在该书第138页，写到毛泽东批判那篇"大树特树"的文章时，作者特别加了一段说明："后来，据杨成武同志讲：受到毛主席批评的《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那一篇文章，是总参政治部组织人写的，陈伯达与中央文革小组叫署上杨成武的名字。杨成武说这篇文章他没有看，那时他正和我陪同毛主席巡视南方。" 　　在该书第145页，写到许世友告诉毛泽东，他同上海张春桥、王洪文的关系都比较好时，作者又特地加了一段说明："在当时的条件下，许世友讲这些话也是可以理解的。" 　　杨成武为那篇"大树特树"的文章蒙受的不白之冤，自然不能与彭德怀、刘少奇的大冤案相比。至于许世友与张春桥、王洪文的关系如何，则更不能与"路线斗争"相提并论了。既然对这些事都专门花费了笔墨加以说明，可见作者在写作中并不是只作"尊重历史"的"实录"，而是也能站在今天的角度对"在当时的条件下"的某些讲话加以说明的。那末，为什么却不对彭德怀、刘少奇这两次重大的"路线斗争"作出应有的说明呢？ 　　与"十次路线斗争"相关联，书中还有另一些含有重大原则性错误的毛泽东讲话，作者未加应有的说明。 　　比如，该书还反复提到"反九大路线"的问题。 　　作者引用毛泽东在叶群检讨书上所作的批示说："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见该书第70页） 　　作者还引用了毛泽东的话："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见该书第92页） 　　还有："毛主席继续说：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见该书第99页） 　　还有："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见该书第118页） 　　…… 　　现在恐怕没有多少人能说得清楚所谓"九大"路线到底是怎么回事。给读者（特别是今天的青年读者）的印象就会是："九大"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反九大路线"自然就是"反党"。 　　那末，"九大路线"到底是什么路线呢？作者在书中全文抄录了他因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附和了陈伯达的发言、赞同了设国家主席而作的两次书面检讨，写于1971年4月18日的第三次检讨书中说到："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破坏'九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路线。"（见该书第81页） 　　在这里，作者说得比较明确了："九大"路线就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路线。若单从字面上看，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号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自然是很好的。但是这句口号是毛泽东在"九大"上提出来的，是有其特定意义的。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毛泽东在"九大"上要求的所谓"团结"是什么意思呢？"九大""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这时所说的"团结"，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要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同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过批判的老干部搞好团结，二是要已经在"九大"前夕起草政治报告时就暴露出了矛盾的林彪一伙与江青一伙搞好团结。无论从哪种意义上看，这个"团结"都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有害而无利的。 　　所谓"争取更大的胜利"，首先得看"九大"已经取得的是什么"胜利"。在"九大"上，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经毛泽东审定的政治报告，报告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九大"是在"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候召开的，这个"胜利"就是"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要在这样的"胜利"基础上去"争取更大的胜利"，会是什么好事情吗？ 　　既然"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那末"反九大路线"岂不是正确的了吗？说"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反九大路线"，又该让人怎么理解呢？ 　　在该书中还不加说明地多次引用毛泽东讲话，称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是"反革命的"，指责当时北京军区领导人李雪峰、郑维山"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的太上皇？"在称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为林彪集团的"五位大将"的同时，将李雪峰、郑维山与之并列称为"两个大将"，把撤销李、郑二人的领导职务、改组北京军区的作法说成是"挖（林彪集团的）墙脚"。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中《华北会议》辞条里已经说明："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虽有正确的一面，但列举的种种'罪行'，有许多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李雪峰、郑维山工作上虽有缺点、错误，但与陈伯达是一般工作关系，说他们参与陈伯达'反党活动'是没有根据的。中央已于1979年12月6日为之平反。"此外，中共中央在1982年4月1日为李雪峰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党籍的决定中，已同时为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平了反。 　　既然是中共中央在十多年前就已经作出过平反决定的人和事，为什么作者不加任何说明呢？ 　　作者在书中对许多这样应作说明的地方都未作说明，为什么又对个别事件（如对杨成武与"大树特树"文章）作了更正性的说明呢？是不是因为杨成武的冤案是毛泽东生前已承认搞错了，决定平反，而对其他人与事的错误评价，毛泽东生前没有表示应予平反呢？是不是还有"凡是"的观念在制约着或影响着作者的写作思想呢？ 　　作者在所记叙的事件中是重要的当事人。在该书中，作者用了3页多的篇幅记叙九届二中全会大会开幕之前于1970年8月2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者列席了这个会议并担任记录。该书详细记叙了谁先发言，谁后发言，甚至连毛泽东"看了康生一眼"这样的细节都写得清清楚楚，但是只字未提有关"设国家主席"的讨论。 　　然而，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第386-387页里，却有这样的记载："8月22日　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中除毛泽东外，其他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以由国家主席授权。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陈伯达讲后，林彪也附和。毛泽东在会上仍然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是被毛泽东定为"反革命纲领"的。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作者却回避了政治局常委中除毛泽东以外全都赞同设国家主席的发言。这能说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吗？像这样有意识地对历史事实加以剪裁从而误导读者的地方，书中还有不少，本文不再一一列举。 　　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在"实录"中回避重大的历史事实，并将毛泽东对中共党史上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作过的错误评价不加任何说明而当作伟大领袖的英明教导大量引用，这对一般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不了解过去历史的青年读者，不是会以讹传讹地造成错误印象，产生不良影响吗？这样作，又怎么谈得上"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呢？ 　　既然在若干重大原则问题上连应有的"实录"或说明都没有了，又谈何"研究历史，总结、提高、发展"呢？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论及林彪事件时，就已作出过科学的结论："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而在以"十次路线斗争"为纲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中，却一点也看不到正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导致了林彪事件这样的结果，看不到林彪事件如何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在作者笔下，这一具有深刻社会政治根源的重大历史事件变成了少数阴谋家的"宫廷政变"。显然，这既不能算是"尊重历史"，也更说不上是对研究历史的"总结、提高、发展"了。 　　影响力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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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为林彪翻案：一种变态的“文革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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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林彪翻案：一种变态的"文革病" Oct 26th 2013, 13:00, by 明鏡雜誌 　　林彪是一位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对这样一位历史人物进行严肃和客观的研究，无论是对当年的历史还是对今后中国的政治发展都是有重要的意义的。但是，近年来在海内外出版的关于林彪的中文书籍和文章中却很少看到实事求是的历史研究。许多书籍和文章实际上只是在围绕着为林彪翻案进行一种政治宣传。热衷于对政治人物进行打倒或翻案，给历史人物进行黑白两色的涂改，是中国社会在文革时期一种政治病态。遗憾的是，在文革结束三十年之后，虽然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告别了这种文革病。但在少数中国文人那里，这种"文革病"还害患得很厉害。为林彪翻案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病态。 　　从近年来出版的各种重新为林彪翻案的书籍和文章中，很少看到对林彪政治理念的深入发掘和评价，很少看到对林彪在中国历史上的各个重要时期的所作所为所产生的政治影响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和评价。在这些洋洋万言的文字中只读得出两个字，这就是翻案。翻案成了研究林彪的主题，所有的材料都被用来给这个翻案主题下注脚。当然，把对林彪的研究集中在政治上的再评价也并非不可以，但是，这里的关键是如何重新评价林彪，评价的标准是什么。 　　要真正评价一个人在中国历史上的是非功过，主要应该看他在重要历史时期的所做所为和影响。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中，有三个历史事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三个历史事件直接影响到中国发展的方向，影响到老百姓的命运，林彪在这三个历史事件中的表现，既体现出林彪的政治思想和治国理念，也体现出林彪的道德人格。漏掉林彪在这三个历史事件上的所做所为就不能实事求是地评价林彪。 　　第一个历史事件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久病在家休养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主动跳出来为已经明显错误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辩护。本来长期称病在家的林彪是可以继续称病不出的。对领军赴朝作战都可以说"不"的军人林彪为什么不对半途参加庐山会议以生病为借口说"不"呢？邓小平不是就声称腿摔坏了没有去吗？退一步，即使去了，被迫选边，害怕毛泽东的权势，被迫说违心的话，也可以象朱德那样"隔靴挠痒"，敷衍几句就行了，为什么要跳到第一线当打手呢？不承认错误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得到支持后一意孤行，中国因此而多饿死了上千万人，这个帐，林彪有一笔是跑不掉的。 　　第二个历史事件是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如果说，在1959年庐山会议时，大跃进的失败还没有象1960年，61年，62年那样有上千万人饿死，那么，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的大跃进失败和全国性的大饥荒已是中共高层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说在庐山会议出来维护毛泽东的不止林彪一人，还有象罗瑞卿，谭震林，陶铸，柯庆施，李井泉这些中共高层大员，那么，在七千人大会上，面对大跃进的失败和全国性的大饥荒，当年在庐山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高层官员大多有所反省而对毛的大跃进政策表示反感。毕竟。饿死上千万人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严酷事实，任何一个有一点良知的人都不会无动于衷。而林彪在毛泽东已经被迫承认对大饥荒有责任时竟公开出来肉麻地为毛泽东的错误政策辩护，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对事物的认识问题，而是一个人格问题。 　　第三个历史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从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在军内首创"毛主席语录"，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到了高峰，为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了军事和舆论准备。正是在林彪手中，对毛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粗俗，荒唐的地步，全国的红海洋，三忠于，四无限，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等。中共从延安整风以来，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开始泛滥，党内外的抬轿者数不胜数，但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搞到连老百姓每天的饮食起居都必须对毛象对神一样崇拜，二十世纪之中国，也就林彪一人而已。了解文革的都知道，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中共党的组织系统外发动文化大革命来打破中共的组织系统，有两个关键的力量支持：一个是军队系统的支持；另一个是以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为基础的红卫兵及被洗了脑的普通民众。而无论是军队对毛的效忠还是全国的个人崇拜狂热，林彪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林彪的鼎力相助，毛泽东根本没能力发动文化大革命。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清楚，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参与阶段和林彪死后阶段的差别是很明显的。文革最狂热的时期，全国性的迫害和清洗最严酷的时期，（从1966年到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仅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全国受到迫害的人数就达五千万之多。）正是林彪在中共党内，军内的权势如日中天的时期。而林彪死之后，毛泽东的文革很快走上了死气沉沉的下坡路。毛泽东后来搞的批林批孔，评《水浒》，批邓等运动已经没有文革初期的气势了。没有了林彪支持的毛泽东在文革后期显得威望大减，力不从心。如果说，毛泽东要对文革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负最大的责任，那么，林彪是当仁不让的第二人。 　　但是，遗憾的是，许多为林彪翻案的书籍和文章并未对上述三个问题进行过深入地分析和评价，而是把为林彪翻案的问题集中在一点上，这就是林彪跟毛泽东的关系。相当一部分翻案之说是想证明林彪并无害毛泽东之心，是毛泽东害了林彪，反咬林彪谋反。另外也有人说林彪是一条好汉，敢于在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下反抗毛泽东。持这两种说法的人各有各的事实根据，看起来似乎有一定道理。但仔细一分析，这种对林彪的重新评价就像是文革中以人划线的大字报，即对一个政治人物的肯定和否定完全取决于他对另一个政治人物的基本态度。这种文革大字报式的翻案方式是一种病，一种变态的"文革病"。林彪是否要进行政变谋害毛泽东？究竟是林彪要谋害毛泽东，还是毛泽东早就蓄意要除掉林彪，这确实是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毛泽东和林彪个人历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评价林彪在历史上地位的主要根据，因为毛泽东不是我们今天评价林彪是非功过的标准和根据。一些以林彪被毛无辜害死或说林彪有胆量敢反毛为根据来为林彪翻案的人，在骨子里还是没有摆脱文革的思维方式，实质上是把毛泽东设立为历史坐标来评价林彪。事实上，林彪反不反毛，并不是我们评价林彪的主要根据，正如托洛茨基反不反斯大林并不是我们评价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中的所作所为和他的"世界革命"理论的主要根据一样。把毛泽东作为重新评价林彪的标准是一种变态的"文革病"。 　　当然，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的整个经济政治军事的大权都掌握在毛泽东一个人手里。要评价中共党内任何一个人物，必然离不开跟毛泽东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主要不是指个人关系，而是指被评价者对毛泽东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态度。从现象上看，我们看到的是林彪对毛泽东的个人态度，从本质上看，看到的是林彪的经济政治观念和治国的基本理念。比如，从庐山会议到七千人大会，再到文化大革命，林彪对毛泽东步步紧跟，吹捧抬轿而成了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当我们说林彪对中国的民众是有罪的，不仅仅是说林彪在造神运动上的无耻，而且也是说毛泽东的从大跃进以来的治国方针本来就是错的，而林彪是中共党内紧跟和维护这个根本错误的治国政策的第一人。同样，林彪反对毛泽东也不能作为评价林彪的主要根据。因为历史人物评价着眼的不是林彪和毛泽东的个人关系，而是这两个人的政治路线和治国观念。从1959年的庐山会议到1971年死亡，林彪的基本政治思想是什么呢？是反对刘少奇，邓小平当时搞的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的经济政策，是主张大搞阶级斗争，主张枪杆子理出政权，主张领袖的绝对意志（包括对他的个人崇拜），主张毫不留情地镇压不同意见的人。一句话，在五六十年代，林彪和毛泽东的政治立场是基本一致的，二者在本质上并无思想，路线之分。如果说要有区分，可以说林彪更倚重军人集团，主张用铁的军事手段治理国家，而毛泽东更倚重文人集团，主张发动群众运动来实现他的政治理念。所以说，林彪和毛泽东之争是个人权力之争，是九大以后军人集团和文人集团之间的权力之争，而不是治国理念之争。这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分歧有根本不同。从刘少奇，邓小平所推行的政策来看，跟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毛泽东和林彪都是要中共永远做一个不断革命的革命党，而刘邓是希望中共转化为一个非革命的执政党。如果有人真正要重新评价林彪，应该好好整理一下林彪从1949年到他死亡时的基本政治主张，客观分析他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具体作用。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是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站在千千万万的普通老百姓的立场上，而不是以毛泽东为准绳上来看林彪冤不冤。只是用文革的方式来重新涂改林彪的政治色彩是无法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的。 　　寒竹，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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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鄧小平比毛澤東更斯大林主義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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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比毛澤東更斯大林主義 Oct 25th 2013, 18:53, by 明鏡雜誌 《新史記》阮銘 鄧力群在他的《自述．12個春秋》中，不無遺憾地回顧道："一九八三年之前，鄧（小平）、陳之間一直合作得很好，到了一九八三年，鄧、陳分歧開始顯露出來"。 鄧小平在1983年"倒胡"、"打周"事件中的表演，充分暴露出他的"半毛澤東主義半實用主義"思想本質。胡耀邦、周揚主張思想解放，是關注中國的前途命運，通過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全面改革實現每一個中國人的物質和精神的解放。而鄧小平和專政派的"思想解放"，只為奪取和鞏固自己的權力。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對胡耀邦、周揚和中國人民來說，是思想解放的起點；而對鄧小平和專政派來說，是"思想解放"的終點。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三個月，鄧小平和專政派就亮出了"四項基本原則"，鎮壓思想解放運動，取締民主牆，逮捕魏京生。鄧小平要的"準確、完整的毛澤東思想體系"，只取其"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一半："四項基本原則"；而拋棄另一半"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哪有什麼"準確、完整"？只能稱之為"半毛澤東主義"。那另一半是"半實用主義"，對打擊政敵有利時，"群眾貼大字報是我國形勢穩定的表現"；當大字報批評到自己時，就成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動亂因素"，"不但要講，而且要專政手段"了。 鄧小平與陳雲、胡喬木、鄧力群、姚依林們的分歧在經濟領域，政治思想領域他們都是專政派，都比毛澤東更斯大林主義。   鄧小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 1956年毛澤東提出"十大關係"、"雙百方針"批斯大林旳"左"（教條主義），鄧小平、胡喬木都消極觀望。等到1957年毛澤東反右，批赫魯曉夫的右（"修正主義"），鄧小平、胡喬木緊緊跟上，而且表現得比毛更"左"。 1883年10月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原來會議主題是討論《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準備自1983年冬季開始，用三年時間，對黨的思想、作風、組織進行一次全面整頓，以適應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全面改革"使命。 但鄧小平講話（10月12日）把會議重心轉移到"清除精神污染"和批判周揚。鄧小平說："精神污染危害很大，足以禍國誤民，腐蝕人們的靈魂和意志。有一些同志熱衷於談論人的價值、人道主義和所謂'異化'，說社會主義存在異化，經濟領域，政治領域，思想領域都存在異化。他們還用克服這種所謂異化的觀點來解釋改革，使人們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失去信心，可見理論界思想混亂到什麼程度！"這一段是針對周揚的。還有一段說："有些同志對精神污染不聞不問，採取自由主義態度，甚至認為是生動活潑，是雙百方針的體現"。這是針對胡耀邦的。據鄧力群在《自述·12個春秋》中所述，針對胡耀邦的這一段，是王鶴壽看了鄧力群替鄧小平起草這篇講話後建議加進去的。可見胡耀邦的這位在延安時期"推心置腹"的老朋友，1983年就準備對朋友"落井下石"了。 二中全會後，鄧力群得意忘形，他和吳冷西通過他們控制的中宣部和電視廣播系統，敦促各省、市、自治區領導人和知名學者、專家、公眾人物，每天輪流三、四個省，在全國聯播節目表態，聲討"精神污染"和"人道主義、異化"等"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從而把"清污運動"從思想、政治領域迅速擴大到全國城鄉機關、學校、科研單位、工礦企業、農村、部隊，在社會上造成種種緊張、混亂現象，嚴重衝擊全國經濟和人民生活，引起國際輿論關注，以為"文化大革命又來了"。 對批"自由化"一槌定音 1986年9月28日，十二屆六中全會舉行，爆發了一場出乎鄧小平意料的爭論。當時胡耀邦主持會議，工作人員讀完決議草案後，胡耀邦問：同志們有意見沒有？ 陸定一站起來說："我對這個決議很贊成，這個決議寫得很好。有一點意見講一講。在起草這個決議過程中今天第四次提這個意見了：第14頁第12行有一句話，'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等等，我主張'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這幾個字刪掉。這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來歷，是1956年我們黨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時，蘇聯方面說我們這個方針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以後到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中央有一個文件，題目是兩個字：'通知'，說'二月提綱'是彭真一個人搞的，是背著康生和其他人搞的，是資產階級自由化，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放，就是只讓資產階級放，不讓無產階級放。1967年，《人民日報》登了一篇大文章，是反對我的，批判我資產階級自由化，證據是我在中南海懷仁堂對科學家、文藝界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講了好幾個自由：批評的自由，反批評的自由，保留意見的自由，信教的自由，不信教的自由等等，這個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經過情況就是這樣。我覺得文件去掉'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這幾個字，對於這個決議絲毫沒有損害。只有一個好處，就是不同那些錯誤的東西混淆在一起。" 胡耀邦對決議稿中保留這幾個字作了解釋，說明是按照鄧小平的定義，"資產階級自由化"指"否定四項基本原則，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個範圍。 接著萬里發言贊成陸定一意見，主張取消這幾個字。陸定一、萬里發言都博得會場一部分人掌聲支持。 然後，楊尚昆、薄一波發言，反對去掉這幾個字，也博得會場另一部分人掌聲支持。 這時鄧小平說話了。鄧小平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為什麼？現在群眾中有一種思潮，這種思潮就是自由化。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第一件做了什麼事？就是人大通過決定取消憲法的一條，叫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為什麼首先做這件事？就是說明現在有一股思潮，如果搞自由化，就不可能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搞自由化本身要破壞我們安定團結局面的。看來，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管什麼這裏用過，那裏用過，無關緊要，現實政治要求我們寫這個。" 鄧小平講完，政治局常委趙紫陽、陳雲、李先念均發言主張保留。 胡耀邦說："保留對我們當前局勢有利，以後實踐證明這個名詞不恰當，再重新考慮"。最後胡耀邦提請全會表決，一致通過。 鄧反自由化講話標誌與胡決裂 鄧小平這篇反"自由化"講話導致中國政治氣流的大變動。原來鄧小平的注意力，在防止鄧力群代表的思潮把中國政治氣流往左拉，阻滯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陸定一的發言使鄧小平的注意力轉向"自由化"思潮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而在鄧小平看來胡耀邦對"自由化"思潮的"軟弱"比鄧力群的"左"更危險。 這篇講話也是鄧小平與胡耀邦最後決裂的標誌。鄧小平在他的講話中提出了一個重大政治原則問題： ──粉碎四人幫以後第一件做了什麼事？ 對胡耀邦來說，這第一件事，就是真理標準討論，終結"兩個凡是"。糾正冤假錯案，糾正歷史錯誤。 而對鄧小平來說，這第一件事，變成"決定取消憲法的一條，叫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如果當初真是鄧小平說的那樣，華國鋒、葉劍英在"粉碎四人幫以後第一件事"就是決定取消"四大"，恐怕就沒有後來的真理標準大辯論，沒有後來的西單民主牆，沒有後來的糾正歷史錯誤，也沒有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轉折和鄧小平復出掌權了。 1986年底的鄧小平已經自己否定了自己。鄧小平的"四項原則"，就是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差別只在華國鋒搞毛的"凡是"，可以糾正；鄧搞自己的"凡是"，同毛一樣無法自己糾正。這就是鄧小平的悲劇。 胡耀邦下台後，陸定一曾對他的發言產生的後果向胡耀邦表達歉意。胡耀邦對陸定一說："我是由衷贊成你的主張的，只是在那個場合，不便多說"。 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那場意料之外的大辯論引發出鄧小平一篇"反自由化"的即席講話，改變了全黨、全國的政治氣流。《精神文明決議》剛一誕生，生命即告終結。一場比"清除精神污染"更大規模、影響更深遠的"反自由化"之戰，已蓄勢待發。（《新史記》13期） 全套《新史記》雜誌電子版，均可下載至蘋果iOS或Android的智慧型手機、平版電腦、個人電腦、電子書閱讀器上閱讀。不需出門，也能細細品味《新史記》。 新史記雜誌社專頁：http://www.pubu.com.tw/store/75187 《新史記》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8?apKey=fedd22f528 每期零售價：25美元、68港 元、350台幣。 長期訂閱享優惠： 18期， 優惠價台幣3150元 (平均每期175元) 12期， 優惠價台幣2520元 (平均每期210元) 6期， 優惠價台幣1470元 (平均每期245元) 3期， 優惠價台幣840元 (平均每期280元) 接受台幣、美金、人民幣線上付款 viBook電子書城：http://www.viboo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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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周泉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之必然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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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泉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之必然 Oct 25th 2013, 18:41, by 明鏡雜誌 ——兼答宋永毅先生的问题   　　随着历史的推移和当事人伤感的淡化，震惊中外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开始全面显露出来。因此，我认为对文革进行正确和客观评价的时候，或许已经来临了。 　　到目前为止，海内外对文革的看法或评论，原则上有三种。第一种看法，是文革当中占主导地位的看法，认为文革是无产阶级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的实践，是中国甚至世界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的尝试。第二种看法，是大陆现在占主导地位的看法，认为文革是一场乱国乱党的人为的悲剧性的大失误，其主要责任在毛泽东个人，而不在整体的共产党。第三种看法，是在海内外相当流行的看法，其中最急烈表达方式要算香港某家杂志在今年八月的有关评说了：大跃进锇死三千万农民，文革两百万人含恨以终，文革的遗患不可估量，毛泽东死有余辜。 　　对于上述三种对文革的看法，到底那一种是客观正确的呢？显然这个问题涉及人的认识的真理性问题。本文下面要讲的对文革的看法，综合和扬弃了上述三种看法，所以本文的看法是上面三种看法中的任何一种看法都无法包容的。 　　◇　共运是资本原始积累之必然 　　文革是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发动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事件，因此文革是国际共运的当然的一个组成部份，这是文革最基本的历史事实。由此可见，要研究文革首先必须把握国际共运的历史根源和基本内涵。 　　国际共运是资本主义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必然的产物，是无产阶级和知识阶级联合起来对资产阶级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历史性的回报，是社会规律纠正年青的资产阶级过急过火地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失误的历史工具。 　　◇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的误区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的一种误区，有关的民族在民族独立过程中一旦走进这种误区，就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才能闯出这种误区。从建国开始到改革开放为止的中国历史，就是中华民族以伟大的探索精神和高昂的历史代价冲破马克思主义误区的痛苦历史。 　　首先是大跃进的大失败。大跃进的失败，从理论上讲是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的失败。从实践上讲，大跃进的失败是包括工人在内的劳动阶级的运动的失败。 　　其次是人民公社的失败。人民公社的失败意味着广大农民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理论。这次失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生产关系问题上的乌托邦之实质。 　　最后一次失败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大失败。文革的失败全面系统地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另一大基本的法宝--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真理性。 　　因此，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际上分析，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三次失败是国际共运在中国的全面的系统的失败。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分别在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里全面地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同时，这三次失败也雄辩地证明了，无论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或者是知识分子都不可能成为成功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级力量，可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社会的设计思想，是一种不可能有实际阶级依托的乌托邦式的空想理论。最后，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三次失败，国际共运的历史惯性终于被用尽耗竭，从此国际共运基本上退出人类历史的舞台。所以，文革作为国际共运在中国的三次失败中的最后一次失败，当然是国际共运全面失败之必然，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最终必然会冲出马克思主义这个历史误区之必然。 　　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三次失败的实践中，刘少奇和彭德怀等共产党人，代表了党内尊重社会规律的自在的倾向，他们原则上主张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既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出发去建设中国社会；毛泽东则代表了国际共运巨大的历史惯性，毛泽东的的思想方法基本上是从既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出发，去解析和重建中国社会，所以毛泽东的路线是彻底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路线，是将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进行到底的路线。 　　毛泽东的路线虽然是错误的，但由于他的错误路线代表了巨大的历史惯性，又有他的前人的强大的理论逻辑在支持，所以至少在当时，毛的路线在理论上是没有任何认真的敌手的。更重要的是，当毛的路线在实践中出现严重问题时，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在内的全体共产党人，谁也在理论上搞不清楚其中的根由，因为他们谁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怀疑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真理性。于是历史就出现这么一种人类在实践中经常出现的两难处境：一方面，现实证明自己所坚持的路线已经出现某些问题，这说明继续坚持这种路线存在着某种盲目性，因此可能风险很大；另一方面，无论是客观的敌对方面，还是是自己头脑中的主观敌对思路，都无法证明自己坚持的路线在战略上是真正错误的路线，而且除了这条路线之外又不存在其它的新路线可供选择。事实上毛自己晚年关于"自信又不自信"的自白，就是他陷入这种两难处境的生动的写照。至此，我想冒昧地向所有的文革评论家们提出一些问题：如果您处在当年中国的毛泽东的位置，您将怎样去摆布您和您的民族的前途？而在上述两难处境下，毛泽东用他的"砸得粉碎物质仍然不灭"的英雄气概，选择了将自己的错误路线进行到底的历史前途，您说他到底又错在哪里？人类--只有依靠伟大的探索精神才能在宇宙中生存和发展的人类，依据什么去指责"毛泽东死有余辜"呢？如果我们人类永远陷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相互敌视和残杀的冤缘报应的怪圈中，又怎么去迎接人类共同发展的光辉未来呢？ 　　◇　文革是马克思主义之必然 　　如果讲文革是一种历史错误，那么它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错误的必然；如果说文革是历史性的试错实验，那么马克思主义是文革这种历史性的试错实验的设计思想；最后如果有人硬要说文革是一场浩劫，那么这场浩劫的也是马克思主义之历史必然。所以，离开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的固有逻辑，纯粹地将文革的主要责任归于毛泽东个人，这种错误的历史评论对人类之未来是没有指导意义的，同时对参与文革的近十亿中国人民也是不公正的。 　　文革是上层建筑领域内的国际共运。文革的目标是解决共产党干部的和平演变问题，即解决资本主义当权派问题。关于走资派的提法很多人都不以为然，甚至到今天连共产党自己对走资派的提法也不认账，我认为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事。铁的历史事实证明，如果讲走资派的提法，在文革中是一种天才的正确的提法，那么今天则是普遍正确的提法，试问当今的中共当权派有多少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据我所知，当年在文革当中，红卫兵原则上都非常清楚走资派是客观存在的，走资派有三大特征：第一是他们在经济上他们支持包产到户；第二是他们在政治上维护干部的某种特权；第三是他们毫不留情地镇压动摇他们的权力地位的造反派。关于这三大特征，我们从刘少奇、邓小平的历史表现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毛泽东发动文革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真正的无产阶级而言是天经地义的。由此可见文革的要害问题根本不是走资派是否存在问题，文革的要害问题是打倒走资派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问题。而在文革的要害问题上，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彻底错了、毛泽东路线彻底错了、文革当然也彻底错了。 　　毛泽东当年关于走资派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情相结合是产物。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社会的基本阶级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而且还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加计划经济必然使人类社会走向共产主义。所以，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问题和党内的走资派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完全是社会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问题。既然是反作用问题，它在时间上就不可能是持久的，在作用强度上是有限和可以克服的。换言之，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主义是不受历史欢迎的制度，因此走资派是不受人民劳动大众欢迎的。所以，毛认定走资派可以用七八年搞一次文革的办法，不断地一批批地打倒他们，这样走资派会越来越少，社会上资本主义倾向会越来越弱，即便在某种特殊条件下，走资派现象出现暂时的反弹，只要共产党自觉坚持毛的路线，走资派问题终归会解决。 　　然而，文革发动后失控和半失控的国内局面，使毛泽东自己对自己发动文革的理论发生了动摇。毛在文革后期有过"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讲话，从这个讲话中人们可以明确无误地体会到，毛当时已经发现红卫兵大字报，比如《四一四思潮必胜》所揭示的严重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已经证明，文革培养的极左派，在获取特权和对待群众等问题上，比已经打倒的走资派还不如，此外造反派一掌权就把自己的既得利益放在首位，完全实用主义地对待毛的任何的指示，更不必讲叫他们牺牲自己局部利益去为所谓解放全人类的目标去奋斗了。这意味着如果将文革路线坚持下去，只能使被打倒的走资派越来越多，从而狗崽子也越来越多，最后共产党势必会在文革之路上自杀身亡。更严重重的问题是，无论是毛泽东自己还是红卫兵，当时都在理论上搞不清楚这个问题的根源，因为当时他们当中谁也没有从体制外去思考文革问题，即都没有从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的方向上去思考文革问题。我的美国朋友宋永毅先生在他写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一书中讲，《四一四思潮必胜》是文革中唯一被毛点名批判而没有真正批判的红卫兵大字报。这说明宋先生在发掘文革史资料的要点方面的敏锐力是很高的，但是宋先生没有发现《四一四思潮必胜》所提出的问题，正是毛泽东和他的红卫兵精英们都已经发现，但都百思不得其解的关系着文革的前途和命运的根本问题。 　　因此，文革中所提出的走资派问题，根本不是什么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问题，而是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正作用问题。这种来自经济基础方向的正作用，原则上是上层建筑不可抗拒的。因此，即便在文革这样残酷的条件下，在当时社会经济可能的增长点上，新生的走资派也在顽强地不可扼制地生长出来。比如，当时某些农村的包产到户就是在那里土生土长的走资派领头搞起来的。又比如，当时在温州这样的天高皇帝远的海边城市，出现大面积的资本主义私营经济，也是在新生的走资派的支持下搞起来的。至于在政治上，文革所培养的造反派，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至少原则上也都不是无产阶级当权派的后备队。这一点中国的新老知识分子原则上都全力支持南巡后的邓小平的事实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文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对付走资派，从本质上讲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因此文革也只能适得其反。关于这一点文革的直接后果是最雄辩的证据：在文革中红卫兵客观上搅乱了共产党的天下，打掉了共产党的威势，全面动摇了共产党的信仰，从而逼迫邓小平率领共产党彻底退出无产阶级事业的狭隘的舞台。 　　由此可见，前面已经提起过的，关于无产阶级实用主义的右派对文革的看法或观点，其前半个观点，即认为文革是乱国乱党的大悲剧，无疑是有真理性的，因为事实上文革前中国共产党的江山是相当稳固的，如果没有文革的大折腾，中国现在也不会比北朝鲜弱。但是，其后半个观点，即认为文革失误主要责任在毛个人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无论从理论分析，还是从实际上观察，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文革理论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必然，文革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中国贯彻到底的必然。因此退一万步讲，纵然没有文革，中国的无产阶级的江山也必然要灭亡，而且灭亡的方式，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可能比文革导致的结果更惨，罗马尼亚演变和苏联解体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　文革是知识阶级崛起之必然 　　文革还有一个人所共知的问题，那就是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中国年青一代知识分子为依靠力量去发动文革，这无疑也是国际共运的新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知识分子只是一个社会阶层或一些社会分子，知识分子只能依附在别的阶级身上才能在社会中生存。所以，马克思主义认为知识分子总体上是可以改造和培养的，无阶级政权完全可以也应该培养出自己的知识分子来为自己的事业服务。 　　因此，当五七年大鸣大放失控之后，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认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不是共产党自己培养的，所以他们才与共产党不一条心。于是共产党也就毫不手软地通过反右斗争，将这批知识分子打入了另册。这样建国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梯队就历史地形成了。 　　到了文革，毛泽东还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有关知识分子的理论，认为建国后共产党培养的年青一代知识分子应该是能够依靠的了。同时，由于建国后共产党依靠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劳动大众进行大跃进也失败了，依靠农民阶级搞人民公社也失败了，现在共产党依靠自己培养的年青的知识分子来进行文革尝试也是一种没有余地的选择。然而事实大大地出乎毛泽东之料，知识分子这些"毛"独立性大得很，他们根本不可能按照毛泽东的意志，顺从地附在无产阶级这张"皮"上，结果使文革运动始终是在失控或半失控中进行，从而给共产党的事业带来了空前的风险。邓小平上台之后，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他无法重复反右斗争的做法，但他毫不迟疑地提出和推行"抓三种人"政策，实际上是将文革两派知识分子一个不漏地用无产阶级政治审查的铁筛子筛了一遍。这样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二梯队又历史地形成了。 　　最后由于文革彻底耗尽了共产党的运势，邓小平这位注重实际的明智的共产党领袖不得不选择历史的必由之路，率领中国共产党主动自觉地进行和平演变。当然，邓小平的伟大壮举也是中华民族决不放弃百年不遇的复兴机遇的意志的反映。结果，邓的历史性的选择，受到党内正统马克思主义势力拼死的阻抗。在这种本就预料之中的事情面前，邓小平相比知识阶级本性没有改造好的理想主义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显得缺乏理论上的彻底性和坚定性。于是，老百姓中口碑最佳的共产党领导人胡耀邦，成了邓向党内正统派妥协的牺性品，接着乘胡之危上台的赵紫阳也出现了同样的政治危机。在这个历史的新的紧要关头，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前两个梯队还沉沦在文革的历史冤恨中无法自拔，结果中国知识分子最年青的笫三梯队，孤军被历史推上了历史舞台，而他们一登场就自发地暴露出知识阶级独立性的"狐狸尾巴"，从而一下子吓坏了邓小平，逼得他犯了他最可能犯的那种几乎断送他晚年的历史机遇的重大错误。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三梯队亮相的情况。 　　所以，在建国以来每个历史的重要关头，知识分子三个梯队分别相继与共产党交手，结果无论是建国前留下来的老知识分子，还是建国后培养的新知识分子，都被迫站在共产党的对立面上，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在建国后始终也摆脱不了挨整受压的处境。对于这种历史现象，长期以来共产党和知识分子双方都搞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后来，我恍然大悟，原来知识分子并不象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是一个必须依附于其它阶级的阶层或社会分子，知识分子自从阶级产生以来就是相对于劳动阶级和财产阶级独立的阶级，它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同时它也是其它两个阶级不可替代的。只不过在社会生产还没有高度发展之前，知识阶级的力量相对较弱，因此其独立性一直未被人们所认识，这也是按财产多少划分阶级的错误方法得以广泛应用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在社会主义这种两极冷战时期的过渡性的不稳定社会里，当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被铲除之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就自然上升到主要地位来了，而被打倒而不可能被打死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意志也只能通过知识分子来表现了。于是，虽然共产党和知识分子双方都不意识到知识分子是独立的阶级，但社会规律不饶人：社会规律迫使共产党情不自禁地一次又一次地把知识分子的三个梯队全部推到自己的对立面上去；同时，社会规律也会迫使知识分子在每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情不自禁地要表现自己的阶级本性。所以，建国后中国社会主要是阶级矛盾，事实上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无产阶级与知识阶级的矛盾。 　　知识阶级独立地位的揭示，使我们对文革的认识大大地深化。我们透过文革的种种现象，不难看出文革事实上中国现代知识阶级开始崛起之必然。 　　第一，从中国社会的实际考察，在文革发动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事实上已经成为科技战线和工业战线举足轻重的力量，尤其在中国自制出原子弹之后；在农业战线，虽然种田主要还在依靠农民的体力，但科学种田的口号也已经提出来了。所以知识分子在文革中被选为依靠力量，在阶级实力方面也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文革的事实也证明，中国知识分子在任何人不得动用枪杆子的大前提下，已经能够大闹天宫和大乱天下了。所以，在知识分子拥有如此阶级实力的前提下，毛泽东选择知识分子为依靠对象发动文革，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正如前面所讲的，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理论来看，毛泽东依靠共产党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搞文革，是顺理成的章事情。同时，也正如前面已经讲的，在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失败之后，共产党选择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为依靠对象，也是国际共运没有余地的选择。此外，从毛泽东的政治素质讲，知识分子被选为文革的依靠力量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文革前毛泽东被神化为人民的大救星，文革后毛又被某些人描述成为用无边的神通指挥中国十亿阿斗唱文革大戏的神。其实，毛泽东与我们一样是一个凡人而不是神。我认为，毛泽东与马克思、列宁这两个重量级的共产党领袖一样，是一位知识阶级本性没有改造好的共产党领袖，因此他与知识分子的渊缘是很深的。事实上五七年知识分子的大鸣大放就是毛亲自发动并企图利用它来制约干部的一场运动，后来因为运动迅速失控，毛才改变了初衷，结果让邓小平这位类似斯大林一样的知识阶级本性改造得相当彻底的共产党领袖，充当了一次镇压知识分子运动的急先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是五七年毛与知识分子缘份的继续，而这种缘份在斯大林和邓小平身上是找不到的。所以，这种缘份存在的本身就内含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它意味着知识阶级事实上是我们民族走出马克思主义误区、两大阶级结束相互残杀的历史和人类告别两极冷战的主导力量。同时，这种缘份的存在，也显示了知识阶级在历史上起重要作用的特殊的方式方法，这种方式方法就是占领人的灵魂阵地的和平演变的方式方法，这是一种任何阶级在战略上无法抵挡的方式方法。 　　第二，在文革中，知识分子很快就以历史的新方式，重演了五七年大鸣大放迅速失控的旧戏，这说明知识阶级本身是独立的阶级，它不可能是无产阶级掌中的玩物。事实证明，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确是在历史地顽强地表现本阶级的意志。为此有的文革评论家从反面评论文革，认为文革培养了大大小小的毛泽东式的野心家。其实这种评论的认识根源，是在于不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存在着独立的阶级本性。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是"野心家"，中国知识分子的老祖宗孔子的座右铭就是"修身治家平天下"，因为知识阶级的"野心"是知识阶级的阶级本性决定的。知识阶级本性原则上有三个特征：第一是注重知识注重理论的彻底性，显然这是因为知识阶级只能依靠控制知识要素才能保持自己在社会生产中的独立地位；第二是注重对其它两大阶级意志的折中调和的综合性，这也是知识阶级在生产中综合劳动和财产两个要素的天然的功能决定的；第三是知识阶级始终着眼于三大阶级共同发展的全局性，因为知识阶级的天职是将生产力三大要素拧成一股绳，从而去形成实际的社会生产力。如果人们能够去认真研究一下孔子和孙中山的人生，就会发现他们的主张和实践相当全面地反映了知识阶级的彻底性、综合性和全局性。 　　第三，关于文革的保守派问题。有的文革评论认为文革中高校里存在保守派，应该说保守派在文革初期在高校里的确存在过，但基本上是工作组自上而下地组织的，随着文革的发动，所有高校里早已不存在什么保守派，这是当年我写《四一四思潮必胜》这张大字报之前作过全面调查的。所以，我认为当年中国年青的知识分子原则上都是理解和拥护毛发动文革的，因此他们原则上都是无产阶级的造反派，虽然他们不可能象遇罗克那样用体制外思维去介入文革，但他们普遍认识到当时共产党的体制必须改革。显然，在共产党体制改革问题上如此之统一观点，无疑是知识分子自在的独立的阶级性的顽强表现。相反，在工人农民当中，即便在中央文革的高压下，根本不要求共产党的体制作任何改革的保守派自始至终是存在，而且实力还不小，这也是劳动阶级的阶级本性的顽强表现。 　　第四，关于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分裂出四一四派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的朋友宋永毅先生认为四一四派是十七年的得利派，所以四一四才有"河归旧道十七年"的政治主张。当然，宋的这种看法也不绝对错误，因为四一四派的精英们事实上也是用这种观点来迎合和团结大量的从极左派排斥出来的中间群众的。但是四一四派的实践证明，它的政治观点并没有停留在这种直观的层次上。近期宋先生来大陆收集文革资料，他离开广州前再度采访我，并又一次非常认真地问我，为什么我出身不好但还会去当四一四这样坚决的保守派？可见宋先生是一个学风严峻的执着于文革研究的学者。其实宋的问题和他书中对四一四的评论观点是一致的，因为在宋的文革思维当中只存在两个阶级的概念，而不存在第三个阶级--知识阶级的概念，因此他第一不可能认识到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必然要顽强地表现他们本阶级独立的阶级性，第二他也认识不到知识阶级的独立的阶级性的三个特征必然导致知识阶级的解放全人类思想。所以，知识阶级独立的阶级性决定了文革中必然会出现清华大学的四一四派。这种派别的精英参加文革的理论目标是很深远的，他们顽强地保持着知识阶级祖先的那种"天下为公"的传统思想，所以他们在文革中公开反对依靠后台闹革命，从来不去结交任何权贵或准备后路，他们的原则地只关注文革的结局是否对知识分子有利，是否真的象当时的官方舆论讲的那样为了解放全人类。如果文革的结局眼看得比文革前要差，那么在没有找到解决文革提出的政治问题的有效的办法之前，还不如停止文革，甚至将文革的推倒重来，这样至少在中国，狗崽子的数量不至于再一次恶性膨胀。事实上在文革中，主张"四一四思潮必胜"的红卫兵精英们，就是这样不自觉地站在这种知识分子独立的阶级立场上，大无畏地高高地举起了反极左的理论旗帜。顺便插一句，应该说社会三大阶级共同发展的规律，决定了追求世界大同是人类共同的理想，但是三大阶级的大同观是不同的：无产阶级的大同观，是打倒别的阶级和改造别的阶级的大同观；资产阶级的大同观，是自己首先占有财富而后对别的阶级进行恩施的大同观；而知识阶级的大同观是三大阶级自觉自愿地向共同的伟大目标和平演变的大同观。 　　第四，文革中知识分子原则上都在体制内进行思维和实践，这说明当时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还没有认识到本阶级在历史上的的独立地位和作用，因此他们还只能沿用祖宗的老方法去表现自己。这种老方法就是通过为其它实力雄厚的阶级作嫁衣裳的办法去牟取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权。这种方法与知识阶级长期以来的经济地位是相适应的。比如，在知识经济社会到来之前，知识白领基本上还得依靠工资来维持生活，只有到真正的知识经济社会，知识分子才进变成为知识、财产、劳动三位一体的标准的现代知识阶级。同时，这种方法也是与知识阶级的本性和战略相适应的。知识阶级过去、现在乃止将来，原则上永远是反暴力主义者，知识阶级坚信人类社会最锐利和不可战胜的武器和战略，是依靠知识和理论占领人类的灵魂阵地，用和平演变的方法引导人类永远走共同发展的道路。因此如果说，文革中知识分子用左的方式为无产阶级作嫁衣裳的话，那么在六四中知识分子事实上是以右的方式为资产阶级作做嫁衣裳。历史证明，一方面，无论是以左的方式为人作嫁衣裳，还是以右的方式为别人作嫁衣裳，知识分子作为独立的阶级是不可能完成自的历史使命的；另一方面，现代知识分子也只能在扬弃自己的左和右的失败和错误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独立地站起来。所以，文革和六四的失败的深远的历史意义，主要的是使现代知识阶级在历史的否定之否定的苦炼中，历史地认清自己独立的阶级地位和使命，从而逐步地在行动上真正联合成为自觉自为的阶级，最后依托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从容不迫地走上主导知识经济社会的历史舞台。 　　总而言之，国际共运和两极冷战是资本原始积累过急过猛的必然；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国际共运和两极冷战之必然；而中国改革开放和世界市场经济的形成，是资本主义必然会进入稳定发展时期之表现，也是人类社会最先进的现代知识阶级崛起之必然。所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中国的人民公社、大跃进等一系列历史性的失误，是社会发展规律在辨证地支持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进入正常稳定发展的轨道。所以，成功的一极自然应当从正面得到历史的肯定，但失败的一极因为它本身是成功一极的唯一的支点，也不应该对它简单化地否定。更重要的是，在世界两极冷战中，无论是成功一极还是失败的一极，都在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历史地培养和造就人类的大器晚成的最先进最伟大的现代知识阶级，从而为全世界全面展开资本主义稳定发展的大好局面创造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我们站现代知识阶级立场上，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有关的历史事件及其人物的总看法。 　　周泉缨，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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