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镜月刊: 周永康心腹、蔣潔敏王儲的垮台十分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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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心腹、蔣潔敏王儲的垮台十分突然 Oct 15th 2013, 09:00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劉越聲 　　王永春涉嫌嚴重違紀被調查的消息爆出，由於事發突然，在大慶油田內部引發轟動，據悉王永春在中石油內部曾被認為是蔣潔敏的接班人之一，他在中石油內部排名第五位。 　 　2012年11月，在中共十八大上，王永春被選為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2013年3月，中石油董事長蔣潔敏調任國資委主任後，董事長職位出現空缺，當時 王永春也和廖永遠等人被視為蔣潔敏的接班人之一，但最後中央決定，由周吉平接任中石油董事長，廖永遠擔任中石油總經理職務。 　　周吉平和廖永遠的晉升也讓中石油的"政治新星"王永春"星光黯淡"了不少，但誰都沒有想到，幾個月後便傳出了王永春被雙規的消息。 　　2008年2月，時任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人事部主任的王永春入職大慶油田有限責任公司，成為大慶油田"當家人"。雖然職務並不在集團內，但大慶油田對於中石油而言，具有著十分重要的份量。 　　根據中石油發布的2013年上半年財報顯示，中石油上半年實現淨利潤655.22億元。其中，由中石油100%持股的大慶油田有限責任公司上半年實現 淨利潤306.23億元，為中石油淨利潤貢獻近半。管理如此盈利重地，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王永春在集團內的地位。 　　王永春落馬後，北京政界消息人士向《明鏡月刊》透露，周永康在中共十八大卸任常委後，外出參觀的第一個地方就是大慶油田。周永康在大慶也見了心腹王永春。 　　消息人士稱，王永春是周永康在大慶油田工作時的得力助手。2011年4月以來，王永春被任命為中石油集團副總經理、黨組成員，同時仍兼任大慶油田總經理，據悉王在大慶油田有"一言九鼎"之權。 　　接近中石油的人士分析說，大慶油田可謂中石油的發源地，在中石油系統內地位非常高，從中石油成立之初，大慶油田的一把手就兼任中石油總部副總經理一職。 　　 　　網友們稱王永春是"康師傅(周永康)的心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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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孙立平：倾听“被革命卷入者”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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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倾听"被革命卷入者"的心灵 Oct 15th 2013, 12:15, by 明鏡雜誌 　　《"受苦人"的讲述》（郭于华著）这本书研究的是陕北的一个村庄，它的革命史，村民们在革命中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对革命中日常生活的感受。就它最独特的价值来说，这是在研究中国革命中还很难见到的一部关于最普通的"被革命卷入者"的心态史。 　　骥村，这是一个位于陕北的非常偏僻的村庄。我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一起去骥村的时候，把村庄和县城连接起来的还是一条遇到大雨就会无法通行的土路。在革命延伸到那里的时候，那是在我们造访这个村子的半个世纪之前，其与外界交通不便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然而，也恰恰是它的偏僻，给了人们一个极好的机会，去观察和理解宏观革命背景与微观的村民生活之间关系，以及那些往往是被动卷入革命的普通人的心灵。 　　"对于中国来说，二十世纪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世纪，一系列的动荡伴随着一系列的革命，在动荡与革命的交织中，中国社会发生着意义深远的变化，中国农村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对于这样的一段历史进行细致的记录和研究，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 　　上面的这段文字，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口述资料收集计划》开始实施的时候写成的。它表明的是这样一种有意识的努力：如何通过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倾听他们对那段岁月的感受，来更深入地理解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革，同时更好地理解我们今天的社会转型。 　　革命既可以发生在心灵的外部，也可以发生在心灵的深处。这种差别体现了革命的深度和广度。 　　就社会动员的彻底性来说，中国革命远远超过人们经常与之相提并论的法国大革命和苏联的十月革命。或者换个说法，普通民众在前者中的卷入，远远超过后者。这是一个相当令人惊奇的事情。我们在口述史的研究中，常常被这样的一个问题所吸引，并由此导致深深的困惑：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是如何进入这个革命的过程的？一个识文断字的人成为革命的一个分子，我们可以理解，那是他们受到理想的呼唤；一个见多识广的农民成为革命的一个分子，我们也可以理解，那是他们在寻找一种新的生活。但在面对这样的情景的时候，我们困惑了：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加入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他为了党而保守秘密，叫做"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儿女"，但当一个陌生的"同志"，带着组织交给他的暗号和他联络的时候，他就会将这个"秘密"无保留地交给这个"同志"。对于一个视家庭几乎就是他的世界的农民来说，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这里，我们实际看到的是一场极为特殊的革命，它不但改造着制度，而且在改变着生活；不仅在改变着生活，而且在改变着人们的心灵。所以，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造就社会主义新人，就成为这个革命的重要主题。 　　但问题是，这样灵魂深处的革命成功了吗？毛泽东毕其一生要改造农民，这个目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成功？现实的情况远比一个简单的答案要复杂。当人们强调共产主义革命对于人的改造，强调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个过程远不是"完美的"，其最后的结果，与当初的目标远不是完全吻合的。我们在骥村的时候，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在延安成为革命首都的时候，善于造窑的骥村村民有许多就在那里打工，但他们并不参加革命。换言之，他们只是给共产党打工，挣共产党的钱，但并不参加共产党的革命。这与我们经常在革命回忆录中看到的由于革命的巨大感召力，人们竞相当红军的情景，并不相符。 　　然而，如果仅此而已，事情也还是比较简单的。这里我要说一个我在内心里酝酿了很长时间的一个词：似非而是。也就是说，造就社会主义新人的结果并没有达到其所预期的目标，经过改造的农民也并没有完全成为党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新农民。现实的情况是，盲目接受的革命话语，虚伪的顺从，根深蒂固的日常生活概念，在不同的人那里，以不同的权重混杂在一起。记得当时一个村民讲述其儿子在恋爱上的挫折的时候，用了"恋爱工作失败"这个说法。当我们在偏僻而落后的村子里听到这种书面语言的时候，内心里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触动。现代的文明，革命的话语，相当原始的生活，以一种怪异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这是革命与日常生活的杂糅，也是革命时期普通人生活的基本底色。 　　那么，互相之间存在如此巨大张力的这些因素，是如何勾连和交织在一起的呢？郭于华以一位人类学家的敏感，捕捉到了"苦"这个因素。因为"苦"既是个人的，同时也是社会的，正是这样一种双重的属性，它成了连接宏观和微观、心灵与社会的纽带。特别应当看到的是，在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实践中，"苦"这个因素在重塑人们的内心世界乃至整个社会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诉苦"、"挖苦根"、"忆苦思甜"，曾经是普通农民都耳熟能详的重要概念，同时也成为一种相当熟练的言说模式。 　　"苦"有着非常深厚的"日常生活"基础。苦难，可以说是与生俱来，是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在物质匮乏的时代，就更是如此。在骥村，这个黄土高原上的偏僻村庄，这个"苦"的概念就更是与现实水乳交融，成为生活本身的一部分，甚至成为理解世界的一种角度和眼光。正如郭于华所描述的，当地人普遍将在田里干活儿，称之为"受苦"。如果你询问某某人在做什么工作，经常得到的回答就是"在家受苦呢"，意即在农村以种地谋生。我们没有办法考察，这个"苦"的概念究竟是何时又是如何产生的。但我想，无论如何这是与生活中的苦难，与他们对苦难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的。当他们平静而漠然地、若无其事地、面无表情地使用"苦"这个概念的时候，你一方面会感受到他们的淡漠与无奈，另一方面也能感受到蕴含的巨大的爆发潜力。而革命就是唤醒这种潜力的过程与结果。 　　问题是如何通过对"苦"的运用造成革命的实践，并依此来改变社会。 　　这里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状态的"苦"，是散射性的，甚至有时是很难讲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将现实生活中处于弥散状态的痛苦激活，使之成为可以倾诉和系统讲述的东西，并在讲述的过程中激发出其所蕴含的潜能，就成为最关键的一环。这时，技术，一种独特的权力技术，就是非常重要的。于是，在诉苦和忆苦思甜的过程中，党的媒体发表了许多有关的文章，出版了很多的小册子，传播组织诉苦活动的技术，交流这方面的经验。比如，在一些地方，一个自然村落中可能没有一个像样的地主，找不到一个可以控诉的对象，这时候可以将几个村子合并起来举行联村诉苦大会。再比如，一个并不善于在大会上讲话的诉苦者，讲述的效果可能是很差的，如何对他们进行培训和演练？还比如，由于某种原因，讲述者的讲述出现了中断，或效果太不理想，如何用高呼口号，或将控诉对象押到台上来进行批斗的方式维持或升级会场的气氛等。许多研究表明，这样的做法是很有效果的。 　　当然，诉苦的目的是实现对人的改造。正如郭于华的研究所表明的，尽管村民们的苦难是散射性的，是深埋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但党的能力就体现在，有效地将这种个人性的经历和感受，与一个更大的范畴建立起联系，这就是"阶级"。你的苦难，并不是你个人的苦难，而是一个群体的苦难；而且这个苦难，是与另一个群体，即剥削阶级和压迫阶级相联系的。更进一步说，"阶级"其实也不是这个逻辑的终点，真正的终点是社会与国家。这样，苦难就通过阶级这个中介性的分类范畴与更宏大的"国家"、"社会"的话语建立起了联系。在这个过程中，革命的领导者一方面通过把苦的来源归结于旧国家制度而建立起消极的国家形象，另一方面也通过"翻身"意识等建立起积极的国家形象。而这就意味着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确立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普通民众的国家观念的形成。在西欧，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是现代"公民"形成的过程。而在中国的情况下，普通民众是通过诉苦、确认自己的阶级身份来形成国家观念的。这种国家观念是一种"感恩型的国家观念"。而从个体的角度来说，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不是如现代西方意义上的"公民"，而是作为"阶级的一份子"和相对于国家的"人民"或"群众"。 　　最后不能不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倾听"受苦人"的讲述并进行研究，与革命动员中的一般的"诉苦"研究是有着明显差别的。这种差别的主要之点在于，前者是一种主体进行主动的表达，而后者却是动员对象的"被讲述"。这一区别显示了口述历史研究的意义之所在。藉此，苦难就具有了另外一种力量：农民对苦难经历的讲述不仅能够成为历史而且能够提供历史的解释，更重要的是，倾听者则可藉此进入心态史的研究领域，获得对历史过程和逻辑的理解。也就是说，透过倾听、记录和理解20世纪中国农村"受苦人"的生活史，我们可以获知一种独特的文明--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运作的机制和逻辑。骥村"受苦人"所讲述的历史呈现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逻辑，它们不仅在革命过程中发生作用，而且贯穿了超过半个世纪的时光，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构建底层历史与重构历史的过程是一个讲述与倾听、理解与反思、解释与再解释的互动过程。 　　了解过去是为了理解现在。正如郭于华一再强调的，需要将中国过去这一段革命的历史，作为一个文明--共产主义文明--来理解。其实，文明并不是玄虚的，它具体的体现就是组织和运作社会生活的逻辑，它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洞悉这个文明存在于日常生活，甚至存在于人们内心世界中的种种隐秘，是我们了解这个社会后来的转型以及今天的状态的基本前提。 　　2013年2月4日 　　注：本文系《"受苦人"的讲述》（郭于华著）一书的序言。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 　　孙立平，影响力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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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雷颐：我们那时都太天真，以为历史总有一天会搞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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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我们那时都太天真，以为历史总有一天会搞清 Oct 15th 2013, 12:14, by 明鏡雜誌  　　雷颐，中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1956年出生，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数年，然后当兵，后又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5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长期在《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文章，著有《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裂缝》、《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等，译有《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等。 　　《历史的进退》《历史的裂缝》为雷颐的历史文章随笔集，收入发表于《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诸媒体的文字。雷颐在书中讲述他的历史观时写道：公开的"文本"与真实的"历史"，往往相距甚远，有时甚至完全相反。而且，每个社会，每个时代或多或少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禁忌"；对一些事件、人物在一定时空内的"书写"往往"只能这样"、"只能那样"。而学者往往也会有自己的"偏爱"或"偏恶"，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无论是人物、事件还是思想体系，可能会有意无意地或者"隐恶扬善"或者"隐善扬恶"……这一切，都使"文本"留下了更加巨大的空白。然而，后来者往往容易唯文本是信，对"定于一尊"的"记忆规范"和书写者的主观好恶形成的这种空白，缺乏应有的认识。 　　董桥评价雷颐是研究"日常生活的历史"的专家，徐友渔则说读雷颐的书不纯粹是读史，而是会不断产生抚今追昔，从历史中找到钥匙的感觉。    雷颐访谈 　　雷颐：我们那时候都太天真了，以为历史总有一天会搞清的 　　在《历史的裂缝》之后，雷颐新书名为《历史的进退》，这本原想署名为"熔古铄今"的书，就是想借历史的块垒，浇现实的胸怀。在雷颐看来，"在俄国的启蒙思想传统中，文学一直起着特殊的作用，而现在，历史则取而代之"。 　　2008年2月27日，《晨报周刊》连线雷颐，这位爱较真的湖南籍学者。 　　在采访中，雷颐特意强调他是湖南人，即兴讲了长沙火车站的那根火炬的故事，在文革中，火炬的东南西北任何一个朝向都可以得出很"反动"的解释，于是只能直直地向着天空，这一个段子，也出现在他的《后现代批评与中国国情》中。当时，雷正在长沙念书，他说，现代人以为那是笑话在当时是真实的事情，他说："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得出特殊的解释，一个社会荒诞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创造性可言呢？" 　　经过了时间的流逝，国家意识形态慢慢慢慢地让你忘掉什么，让你记住什么 　　晨报周刊：你上本书叫《历史的裂缝》，这次叫《历史的进退》，这两个书名，分别代表着你什么样的历史观点？ 　　雷颐："裂缝"有窥探历史的意思。所谓"进退"呢，一方面是说历史往前进一步就是现实，现实往后退一步呢就是历史；另一方面呢，有人说历史是"进寸退尺"，许多年前我们讨论的问题今天还在面对，怎么解读都是可以的。 　　晨报周刊：这本书的内容简介说到"作者尤其关注集体记忆的形成"，同时也说到"留存个体鲜活的私历史"，以你的经验，"集体记忆"和"私历史"之间，有怎么的矛盾统一？ 　　雷颐：按照道理来说，集体记忆应该是在个人记忆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两者之间并不应该是完全矛盾的，可实际上，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对记忆的选择有强力的干预。我们的个体记忆，经过了时间的流逝，国家意识形态慢慢慢慢地让你忘掉什么，让你记住什么，时间久了，集体记忆就变成了官方主导的，我说的就是这一点。其实我那篇《真正属于自己的歌》，想写的就是国家意识形态对记忆的干涉，我们要用个体的记忆来对抗国家意识形态对于集体记忆的形成，形成真正的"集体记忆"。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80年，那时我还刚上大学，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邓小平，她问："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邓小平就为了撇开毛泽东说毛和他们不一样，当时所有的人都觉得这是一个策略，毛泽东发动了文革，犯了那么大的错误，怎么能逃脱责任呢，结果历史会搞清的。但实际上过了几十年，它越搞就越成功，我在大学里问过好多这个问题："在你们的心目中，文革中的毛泽东和江青、林彪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那他们绝对是分得清的，绝对会认为文革的坏事就是"四人帮"和林彪搞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那时都太天真了，以为一个事实总有一天会搞清的。我这个东西只是希望为历史存一个档案。我知道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比起来，个人的力量是微乎其微，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我做到了一个历史学家该做的事，至于以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没有办法。 　　晨报周刊：天津教案这个故事有三点我觉得非常值得再思考：一，曾国藩到了天津，经过认真勘察，确认"迷拐、挖眼剖心灯均系传言"，比如被指为教会装满婴儿眼珠的两个瓶子，清政府官员打开一看，原来是腌制的洋葱。但是，各地的民众根本不相信这些结论。你觉得是为什么民众不相信政府的调查呢？ 　　雷颐：首先是政府的公信力在下降。你说真话的时候也没有老百姓相信。比如说央视大火，应该说是一个很痛心的事情，但我看到从网民到不会上网的一些老干部、老知识分子都有人在幸灾乐祸，这个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他们对央视对的一种不信任。 　　晨报周刊：之前的历史书，经常把处理天津教案作为他一生的污点。他成为"卖国贼"，也有赖于此。至于协助曾处理此案的丁日昌，也被骂成"丁鬼奴"。当年郭嵩焘出使欧洲，长沙的士子们要烧他的房子，不准他回乡。对于与洋人交涉的官员，为什么舆论上会如此苛责？据你考察，对他们态度的改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雷颐：应该是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期间，国人就看到顽固愚昧的那些东西，对中国的危害。所以后来辛亥革命，那些学生的观点就是另外的一种了，慢慢他们就会影响一些民众的看法。到了"文革"中，只要参加了涉外活动的，大多就被打成了"里通外国"，这是一种复辟。 　　晨报周刊：你认为，在近代中国被侵略的大背景下，群众的愤怒无疑是正义的，然而越正义，也越容易过激。但最后"首先牺牲的当然是民众"，而对那些本应承担最大责任的那些煽风点火的官员，则是尽可能地保护。当这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在后来的历史中，总是一次一次地被煽动，为什么民众总是这么容易被煽动呢？ 　　雷颐：就是啊。用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的话说，就是意识形态的控制，使人成了"单向度的人"，对人的塑造是极强极强的。这些年，一定要强调爱国主义，支持国学，现在是一拨一拨的传统文化热啊，说中国的好啊，在历史上呢，一定要反复强化帝国主义的侵略。所以民众就很容易被煽动。 　　激进主义是破坏大，但这不是革命党造成的，是因为清政府拖延改革造成的 　　晨报周刊：我特别注意到，你谈晚清王朝改革的一拖再拖的那篇《晚晴的两次"行政改革"》，以及《何以"激进"》和谈伊朗民主的那篇《"白色革命"的结局》有内在的脉络，在一个专制的社会，如果自我改革的步伐太慢，就会自己"制造"出激进的"革命党"出来。这些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今天，比如有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还要慢，能拖就拖，好像你并不是这样看的，是吗？临界点在哪里？ 　　雷颐：对，如果都有理性的话，让社会没有动荡一点点前进那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如果继续拖，不改革就会滋生许多弊病的，这些弊病民众是不答应的。有人说"激进主义"带来的破坏性太大，激进主义是破坏大，但这不是革命党造成的，是因为统治阶级不改革造成的，你看开始有几个人支持激进主义啊，没几个人。因为统治者总是不改，一点点改良你也用极端的手段去镇压它，你这不就是都把人弄成了激进主义者，包括有些人只是体制内的改良者，你都要镇压他，像康梁那样。本来"改良派"和"革命派"辩论的时候，是支持改良派的人多，清政府不改的时候，革命党就说，怎么样？你看，它就是不改，这时便有更多的人支持革命党。 　　晨报周刊：你在《矿难语工会》中提出，我国频发矿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工会建设不够，你认为当下中国诸多的问题是因为《最怕无社会》？ 　　雷颐：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成立工会不行，包括外资什么的，以后只要社会稳定，就应该允许他们的存在。我觉得比较理想的情况就是无论劳方还是资方，应该各有各的工会和协会，这些东西应该是劳方和资方的斗争、罢工、谈判，政府应该只是充当他们之间的第三方。其实我很早前就写过关于北京出租车的文章，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出租车应该让他们独立成立工会，因为他们的"份儿钱"极高，他们没办法。最应该警惕的是权力和国家，公权力需要社会来制衡，但我们的"社会"结构，发育不健全，我本来想把"不怕无政府，就怕无社会"作为标题。 　　他们到了晚年又觉醒，重新回到最初那样，真正要追求民主和自由 　　晨报周刊：我觉得《"疑"重于"信"张中行》这个文章颇多可琢磨之处，张中行总是说老北大比新北大好，因为老北大让人疑，新北大只让人信。我很赞同这个判断。但现实总是这样吊诡：在"只让人信"的新时代，我们却出现了整体缺乏信仰的局面。这又是为什么？ 　　雷颐：其实这篇文章在报纸上发表时，最后还有这么一句话："老北大没有毛泽东的影响，新北大受毛泽东的影响太大。"但收到这个书里被删掉了。我们讲的"信"，多半是一些形而上的，终极关怀的东西，但现在的一些信仰教育呢，多半是和现实完全是相反的。你讲的好话别人都不信，你说的和做的反差太大，有些好的东西，好多人已经开始不信了。 　　晨报周刊：《"万岁"的故事》、《层层剥笋法》、《可如实回答》这些文章谈的都是"心灵的屈服"和"自我的觉醒"，好像屈服很容易，但觉醒很难。 　　雷颐：中国的知识分子，本身有一种原罪的意识在这里面。尤其是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那种万象更新，中华民族的独立，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很多人是出于这个觉得党真伟大。那么他就逐步逐步地觉得，自己当年是否错了？某种意义上说，文革期间那种极端，让大家对毛的那一套产生了怀疑。经过了极端才觉醒。这种觉醒的过程是挺慢的，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李锐、杜润生、朱厚泽、李普这些老革命，自己称自己为"两头真"，就是说年轻的时候是真诚地为了追求自由和民主而投入到共产党的事业中去的，晚年呢，反思自己中间那一段，丧失了自我，明明是为了民主自由而投身到共产党的，但逐渐被洗脑，觉得自己完全丧失了自我，盲从了。到了晚年又觉醒，重新回到最初那样真正要追求民主和自由，这一批人两头都是真诚地信仰民主和自由。中间那一段被称之为自我的迷失。 　　袁复生，《晨报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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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南京历史上发生过多少次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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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历史上发生过多少次大屠杀 Oct 15th 2013, 12:11, by 明鏡雜誌 　　核心提示：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南京是不幸的，1937年30多万人被日军屠杀。不过，南京苦难的深重和沧桑的浩远，远不仅仅是1937年的这一次大屠杀。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南京历史上总共发生六次大屠杀。 　　548年梁武帝时，侯景叛乱，建康（南京）28万户居民死亡十之八九，按每户两口人统计，至少50万人死亡。 　　1130年，北宋灭亡后第四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军掠夺宫廷上万宫女妃子之后，火烧建康，3日屠杀17万居民，仅剩十分之一。 　　1853年洪秀全太平军攻下南京。按照上帝教的教义，属于"妖孽"的满人必被杀死，于是八旗连满族妇女"俱登城佐守"。太平军"屠驻防婴孺无遗，复驱隐匿之妇女出聚宝各门尽于桥上杀之，河水皆赤"。《金陵省难纪略》记载为："数百万生灵，城初破死者盖已不下数十万矣。" 　　后来，马克思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是："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洪秀全在假冒伪劣的龙椅的屁股还没坐热，1864年，曾国藩率政府军中最善战的湘军攻占天京（南京），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见财物与女子就抢。直杀得天京城内血流成河，尸体涌进长江，几乎使江水不流。曾国藩称："秦淮长河，尸骨如麻……自五代以来，生灵涂炭，殆无愈于今日。"清人记载："金陵之役，伏尸百万，秦淮尽赤；号哭之声，震动四野。" 　　清灭亡后，中华民国成立，蒋介石在南京当政后开始屠杀异己，在雨花台这个刑场，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达10万之多。其中，有我党的早期领导人邓中夏、恽代英、罗登贤，有刘少奇的第一位夫人何保珍、党的一大代表陈潭秋的妻子徐全直，有毛泽东介绍入党的毛福轩、曾任新四军秘书长的朱克靖、八路军359旅政治部副主任刘亚生等等。 　　1937年12月初，5万日军兵临南京城下，仅仅伤亡2000多人就攻克南京，获命"全部杀掉俘虏"，对平民"断然处置"。第6师团首先攻陷南京中华门，师团长谷寿夫立马扬刀，"解除军纪三天"。 　　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人的英勇抵抗，加剧了日本侵略军的报复心理，使他们在后来的暴行中表现得更加残忍、疯狂。30万同胞，或男，或女，或老，或少，一个又一个地走进了血写的历史，走进了屈辱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年，南京雨花台建烈士陵园，毛泽东题词"死难烈士万岁"，比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建设早30多年。这一时期南京主要纪念在雨花台被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因此很长时间里没有宣传南京大屠杀，以致无人知晓。日本战犯来南京都被组织去雨花台默哀，中国人去日本反战反美、纪念原子弹轰炸死难者，却没有人去祭奠南京大屠杀同胞。 　　而今南京大屠杀纪念深入人们记忆，但是我们也要了解历史上那五次屠杀，不能只有日本人屠杀才是屠杀，也不是只有被日本人屠杀的生命才值得纪念。只有这样，才能更好体现对生命的尊重，对历史的敬畏。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下一次屠杀和不幸。 　　《旧闻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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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紅二代接班，是全黨全國範圍整體世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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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二代接班，是全黨全國範圍整體世襲 Oct 14th 2013, 20:55, by 明鏡雜誌 《名星》特約記者 栗豐 方延鴻 當官從自己娃娃培養起 《外參》文章寫道：上一批"鍛煉的"差不多，要升上去了，太子黨的新鮮血液又補充進來等著安排了。梯隊建設一刻不能停。新一代有海外留學背景的太子們，諸如習仲勛的孫女（習近平女兒）、李幹成的孫子（李源潮兒子），以及江澤民的孫子，這些元老們的"紅三代"，逐步學成畢業，就要進入體制、進入梯隊來培養了。 2011年，當時還由陳元當家的國家開發銀行網站上，登出招聘實習生的廣告，明確要求要的是美國哈佛或者耶魯在校生，主修經濟類專業的人。被轉載後引發熱議。有網友説，這不就是點名要薄瓜瓜和陳曉丹他們這些小"太子黨"嘛！要誰不就是你們內部一句話的事麼，何必費這些糊弄老百姓的事呢。網民諷刺、挖苦的議論紛紛下，國開行連忙撤下此欲蓋彌彰的廣告，一時引為笑談。 笑談歸笑談，自家孩子進入梯隊的事一刻沒有放慢。認定"當官還是要從自己的娃娃抓起"的高幹父母更是大有人在，有海外留學背景的孩子們一畢業就抓緊安排進體制內的核心部門培養鍛煉，美其名曰引進吸收高等人材，提高工作水平和執政能力。 當然，考慮到執政黨的面子問題，一批平民子弟的海歸也有幸被邀請加入這場接班人的"海選"秀中，但人人心裡都清楚，他們多是做綠葉當陪襯，真正得到迅速提升的還是新一代的這批"太子黨"：既定的安排是先安排孩子們進入體制內，低調的當個副處長、副局長，鍛煉觀察幾年，就坐直升機一般升到省部級，再從中選"王儲"。 這是中共新的太子黨接班戰略，著眼於中共二十大，此戰略主要就是如今的中組部部長李源潮主導。據知情人講，李源潮當時正在耶魯讀MBA的兒子李海進就有志從政。到十年後的中共二十大時，30出頭、40不到，要學歷有學歷，要背景有背景，正是進入梯隊的黃金年齡，前途無量。 全黨全國範圍內整體世襲 上行下效。中央元老面向全國安排自己的"紅三代"，各省、市甚至縣一級的領導人也面向自己權力所及的範圍安排自己的"官二代""官三代"。2013年以來，中國各地連續爆出地方官"世襲"的消息。 湖南省湘潭縣27歲副縣長徐韜被爆"火箭提拔"，他的父母是湘潭市某區人大主任及某區檢察院副檢察長，放在全國來看，只是芝麻官，但是放在當地，那也是一跺腳地皮抖三抖的權勢人物。不過，既然曝了光，手續又不全，湘潭市委決定免去徐韜的副縣長職務，改按科級安排崗位。 揭出來只好處理的有那麽三兩個，沒有揭出、沒有處理的還有多少？香港《蘋果日報》刊出李平的文章指出：被稱為"火箭縣長"的80後副縣長近年在內地已不罕見，不時有人倒在網民炮火之下，最新的炮灰，就是這位湖南省湘譚縣副縣長徐韜。其實，這也只是"柿子挑軟的揑，如果碰上中共元老鄧小平的孫子鄧卓棣這樣的硬茬，想揑也揑不了"。 李平分析說：近年曝光的"火箭縣長"，大體上可分為四類： 一是出身共青團，年紀不大、級別不低，最年輕的省長、省委書記往往是團派，他們的資歷、級別不容易被挑戰，如河北武安市女副市長鄭曉燕； 二是掛職混級別，由上級機構或外地派到地方任職，回原機構或原籍就可以官升一級，如曾受非議的海南臨高"美女副縣長"李梅； 三是在公開招考中脫穎而出的，如福建雲霄縣女副縣長林菁，履新未引起多大質疑，但同樣經招考而上位的徐韜，在網民炮轟之下被革職； 四是官二代、官三代，是典型的朝中有人好做官，如廣西平果縣新任副縣長鄧卓棣——如果像鄧卓棣，想採訪的內地記者被組織部、宣傳部耍得團團轉，想質疑的網民又被各大網站屏蔽："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鄧卓棣'搜索結果未予顯示"，那是連他爺爺也未享有的保護措施！　 《南方都市報》報導，湖南省衡陽市下轄的耒陽市一位市民向衡陽市政府申請公開包括"80後"王卿在內的5名耒陽副市長的簡歷，被告知到耒陽政府官網查詢，但網站只有上述5人的分工，沒有簡歷。 網友在微博爆料：耒陽市這位31歲副市長王卿的父親，是前耒陽市長。《南方都市報》報導說，衡陽市委只說王卿是全日制中專畢業，有大專學歷，對於輿論的質詢，只答覆"近期會有官方回應"。 不止湖南地方官有世襲問題，《南方農村報》報導，廣東省揭東縣副縣長（現為揭陽市揭東區副區長）江中詠，父親是揭東縣前副縣長江俊驅，岳父是揭陽市地產大亨。 報導指出，江中詠為1984年生，出任揭東縣副縣長時只有27歲，在當副縣長前，他曾擔任揭東縣霖盤鎮委副書記、鎮長。2012年廣東省撤銷揭東縣，設立揭陽市揭東區。 大陸中央電視台"新聞1＋1"節目為此製作專題，批評說：就業壓力下，公平更重要。就業不公，要如何實現中國夢？ 網傳吳邦國之子"火箭提拔"報道被刪 網上衆聲喧嘩，終於讓宣傳主管部門感到不能掉以輕心了。 5月13日，中國官媒新華社發布一條簡短新聞《上海市管幹部任前公示，吳磊擬任上海市經信委副主任》，多家中央級媒體如人民網、中新網、中國網、中國日報網、各大門戶網站都轉載。但是很快，又都紛紛刪除了。這是怎麽回事呢？ 上海市政府網站公布的簡歷顯示，出生於1977年的吳磊祖籍安徽肥東，1996年不滿20歲即大學畢業參加工作，現任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規劃司副司長（掛職）。吳磊"擬任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副主任、上海市國防科技工業辦公室主任"，級別為廳級。   吳磊與吳邦國。中國大陸網站上吳磊的這張照片很快都被删除了。 這位年輕官員吸引了公眾視線，有網友立即指出：吳磊係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之子。證據之一即是吳邦國的祖籍也為安徽肥東。到底是不是？其實網民並未獲知準確答案，但是官方立即刪貼之舉不能不啓人疑竇。網友發起新一輪質疑，認為宣傳部門刻意屏蔽"紅二代""紅三代"登上政治舞台引發的公眾討論。 旅美民主人士胡平在早前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表示，習近平就是經由這樣的路徑直達權力的頂峰，這些體現了中國的權力世襲弊端："紅二代"持有從基層到中南海的直達車票。 《南華早報》的文章中說："由於政治、行政、經濟等社會資源的分配日漸集中，中國普通民眾提升自己社會地位的難度已越來越大。" 中國資深媒體人、獨立評論家李偉東向德國之聲表示，這是中共權力擁有者多年鋪墊的結果，也是他們的一種策略，將權力逐漸移交給後代："這就是這個體制最深層的打算，也是個長期的人事策略。多年來就這樣，現在正在一步步實現，而且也不打算改變。從八九民運以後就這樣了——當時也有這樣的說法：把江山交給自己的子弟才放心。" 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雜誌曾發表文章，給中共最高權力更替的制度定性，說既具有傳統"禪讓"色彩，又打破其局限，"不僅是一百多年來中國最成功的制度，也是六十年總體看來全球表現最佳的制度"。此言話音未落，內地官場即刻爆出這麽一大批活色生香的"禪讓"真人真事。香港《太陽報》發表尤可夫的短評尖銳指斥說：這已是明目張膽的權力世襲，且連最基本的迴避都不講究，潛規則都變成了明規則。聯想到《求是》雄文，終於明白，所謂"禪讓"其實就是子孫接班。"禪讓"是五千年前中國的一段傳說，現在它是中共子孫接班、權力世襲的最好藉口。套用一句話：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名星》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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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圣约翰大学——教会学校在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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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约翰大学——教会学校在清末 Oct 14th 2013, 20:46, by 明鏡雜誌 　　教会学校在清末 　　"上山流水淅沥沥沥沥，下山流水沙拉拉拉拉。淅沥沥沥沥，沙拉拉拉拉。St.John's（圣约翰）St.John's（圣约翰）Ra-Ra-Ra！"若干年后喊起圣约翰拉拉队的口号，已八九十岁的约大校友们依然激动不已。82岁的孙摩西说，当年正是这欢呼声伴随着圣约翰的学生在一项又一项体育赛事中获胜，圣约翰的体育教育就此闻名整个华东地区乃至全国。 　　建于1879年的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有"江南第一教会高等学府"之称。学校设在当时沪郊西乡的梵王渡，苏州河畔的校园三面邻水，南面是兆丰花园，中西合璧的建筑别具一格。学校建立初衷是"培养出精通中国典籍、西方科学和基督教之人。他们将在自己的国土上，在自己的家中，在自己的政府和司法机关的管辖下传播福音、设立学堂和兴建教堂"。 　　如今这里是华东政法大学的长宁校区。75岁的韩信昌老师说，过去他常听新生报到时发牢骚:"别的学校都是新教学楼，多漂亮啊，这里怎么都是老房子？"于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韩信昌逐步搜集这里每栋老房子的故事。连他都惊诧："曾经有73年历史的圣约翰大学，在当时中国是怎样地盛极一时！" 　　记者随韩信昌进校园，一栋栋二层红墙或灰砖的别致小楼，西式拱门配着中式的飞檐。圣约翰曾是当时中国唯一拥有高尔夫球场的大学，苏州河边占地84亩的运动场也完整保留了下来。一位老校友回忆:"那时候，学校的草坪真是漂亮。一眼望去不是平的，是像绿色小丘陵般一层层起伏，有点像英国郊外的感觉。学校的小教堂不大，但也能容纳几百人，尖顶的哥特式建筑新奇好看。尤其是教堂前有棵很大很大的香樟树，大得树冠垂下来盖在地上，成了一个巨大的半圆形天盖，抬头看到阳光洒在密密麻麻的树叶上，阳光也变成了绿茵茵的颜色，哎，美得怎么都不能忘记。这样的香樟树在约大共两棵，是专门从美国运来的，在当时是有名的风景。那个时候的约大啊，真真漂亮！常看到Pott校长在草坪上打网球，不管认识不认识，Mr.Pott对谁都那么亲切……" 　　19世纪末期的中国还处在清朝，一些学生还只是做些放风筝、踢毽子、跳绳之类的活动，圣约翰却把西洋竞技体育引入中国。在圣约翰开展体育活动后，当时的南洋公学也陆续开展了学生体育。体育并不是圣约翰建校时的重点，但是外籍教员、归国留学生和一批从檀香山来的侨生，很快将棒球、板球、网球等西洋体育开展起来。1896年，上海人组织的第一支足球队--圣约翰书院足球队成立。有趣的是，这时适值清末，圣约翰学生的装饰还是一身清末风格，脑后垂着长辫晃荡晃荡，由此圣约翰书院足球队被人称之为"约翰辫子军"，它也是上海华人最早组成的足球队。1902年起每年举办的约翰书院与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的联赛，总是吸引了不少观众骑马、坐船、坐车前来观战，盛极一时。 　　早在1883年，圣约翰书院购置了假枪50支，组织学生练习兵操，分徒手操、军事操。19世纪60至90年代，在洋务运动大背景下，近代体育的某些内容如英国兵操、德国兵操等，最初被引入了洋务派编练的新式陆、海军和创办军事学堂。圣约翰将它作为学生训练之用，每周有一次军事检阅，军事操仿造美国式，教练为美籍教授担任，口令均用英语，引得沪上各校竞相模仿，学校还获得两江总督刘坤一所赠的枪支200支，用此备训练之需。学生颇为自豪地说:"校中最特殊为国中他校所罕见者，殆无若兵式体操……每星期操演三次，而星期五之大操，尤为壮观。自副连长以上，咸以鸡羽树冠，以紫丝带饰胸，下垂及膝。士兵亦加白手套，延曼数十丈。" 　　如今已不可能有当年建校的亲历者来叙述。从校长、美国人卜舫济的回忆来看，"最初在说服师生接受这些体育活动时碰到了很大的困难。在中国学生看来，公众场合不着长衫是有失身份之举，因此不愿参与，学校不得不实行强制性锻炼的方法，最后方达到普及运动的目的"。 　　待到20世纪20～30年代，体育已经是学生们不可缺少的娱乐。老运动员孙摩西说："约大早在1919年以前就开始越野赛跑，垒球当时已是中学部体育课的内容。橄榄球、拳击、骑马、击剑、羽毛球等也是由华侨学生带入并组织起来，并得到美籍教练的指导。算起来，约大开展过的体育项目共18种之多，其中田径、足球、网球、棒球、篮球、羽毛球、9人排球等，都是沪上这些体育队伍的佼佼者。" 　　时髦学生的体育运动 　　"……早上8点上课，7点半学校大门口的私家车络绎不绝。车上下来的学生，都穿得时髦漂亮，中西式都有，每天像开时装发布会。那个时候能读圣约翰的人，可是不得了的。圣约翰也有穷学生，但是极少;就算原先穷，毕业后也绝对不会穷的。而且学校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绝无偏待，同学之间也特别友善。"这是早年一位约大学生的回忆，虽然约大也有少数穷困学生，但显然它更是民国贵族们的选择，竞技体育在此时也最早通过大学教育的方式与中国贵族家庭结缘。 　　据复旦大学徐以骅研究，早期圣约翰的经费主要来自差会，到20世纪初美国圣公会布道部对圣约翰的常年拨款一般维持在6000美元左右，而且这些拨款通常采取奖学金的形式。早期圣约翰的学生一般出身贫寒，没有奖学金根本无法上学。不过随着圣约翰规模与名声逐渐扩大，学费逐渐成为学校经费的主要来源，学校迅速地贵族化。 　　1935年据大学当局估算，一名海外侨生在圣约翰一年最低费用为600美元，一些学生的年均开支达到750美元，远非一般家庭能够负担。于是校中富家子弟云集，"一衣之费，动辄以百金计，就一帽一鞋，也非十数金不办"。学校当局在1939年至1940年的年度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圣约翰已有中国学费最高的学校之称，使它成为只有有钱人才能上的学校是不幸的，是和我们宣教的理想背道而驰的。" 　　高昂的学费和一流的师资教育，使得圣约翰集中了整个江浙地区乃至福建、广东等地富商买办的子弟。宋子文、荣毅仁、施肇基、顾维钧、永安公司老板的女儿、周信芳的女儿等，都是圣约翰的学生。了解老上海历史的人都晓得，"圣约翰"这个名词意味着"优雅无比的英语和欧美态度的生活"。一位老校友回忆:"只有建筑系的学生都穿自己设计的系服。一件毛蓝布上装，蛮贵的秋冬毛料，颜色是漂亮的蓝，立式的牧师领，有点像中山装，非常好看。我们很多人都穿牛仔裤，还在膝盖上剪个洞。解放后建筑系被并入同济大学。我们学校有个数学教授叫Tucker的，当时是世界排名第七的数学家……"虽是贵族学府，但圣约翰并不是有钱就能进入的。要成为圣约翰的学生必须通过严格考试，尤其是英语。当年的张爱玲便是由于学费和成绩的双重压力而名落孙山。 　　复旦大学徐以骅提到，1929年11月的圣约翰学生刊物《约翰周刊》曾对这种崇尚英文的风气作如下描述:"圣约翰学生与众不同的最大标识是他们地道的英语。本校因此而远近闻名，令人羡慕;圣约翰学生也因此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正是因为学生们非常西化的生活方式，他们也很快接受了竞技性质的西洋体育。在民国时期的大上海，"名媛"的必备要素之一，就是要精通西洋体育，会打网球，能骑马、射箭等等。 　　这种贵族学生们热衷的运动，很快在中国上层社会推展。上海文史学者宋路霞提到，百乐门大饭店舞厅创办人顾联承是浙江南浔四"大象"之一。所谓"大象"，是家产已达1000万两银的南浔富户。南浔顾家办了百乐门舞厅，还办过一个百乐门体育会。顾联承的儿子顾利康和顾森康兄弟在圣约翰大学读书，受校风影响，都热爱网球和篮球运动，曾在自家花园里建了3个网球场，常约同学们打球。1932年他们组织了强华体育会，其中既有网球队、篮球队，还有足球队，常参加市里、外省各种赛事。后来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场地不够用，顾氏兄弟就在父亲的支持下，把百乐门舞厅后面的空地辟为篮球场。1938年，顾联承主持的融社俱乐部与儿子们的强华体育会合并，成立了百乐门体育会，由顾联承任会长。该会于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解散。 　　很难说买办阶层和教会学校，在接受西洋竞技体育的时间上，到底是谁先影响谁。但是买办生活的西化也迅速表现在他们对体育、娱乐的浓厚兴趣上，他们对赛马、跑车、打球等体育项目有很大的热情。在梁炎卿家族中，梁炎卿有妻妾4人，儿女15人，他自己一生俭啬，不涉赌博烟酒，却允许子女进入欧美式的奢华生活。打网球、骑马是梁家子女的主要娱乐方式，梁家子女经常出国参加竞赛，成为国内著名的业余运动员。后来上海黑社会的三四流角色吴四宝，通过汉奸发家后成为所谓名流，在家中也设有网球场。 　　老房子讲故事 　　1905年8月2日，圣约翰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一场棒球比赛，成为上海棒球史上的第一场华人棒球队比赛，得胜者是圣约翰。篮球是约大比较有名的球种，在1914年之前只有约大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有篮球运动。1924年和1926年约大和东京圣保罗大学在上海和东京两度对抗篮球，是中日篮球史上首次进行的大学之间的国际比赛。在1911年的第一届全运会上，网球比赛男单前4名都被约大的网球选手包办。由约大校友组成的中华篮球队，获得了1923年全运会的亚军。学校的橄榄球队是上海市联赛的冠军。 　　多年以后林语堂仍然对圣约翰的体育教育津津乐道。在《八十自述》一书中，他回忆:"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我学打网球，参加足球校队，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我从夏威夷的男生根耐斯那里学打棒球，他教我投上弯球和下坠球。最出色的是，我创造了学校一英里跑的纪录，参加了远东运动会，只是离获胜还远得很。学校当局认为这种经验对我很有益处。" 　　穿过学校的一条林荫路，韩信昌把记者领到39号楼"体育室"前。门前一对"抱鼓石"和典型中国式的房顶，镶嵌在欧式的建筑上，两层楼房的楼顶四角呈曲线形，继承圣约翰早年建筑风格。1919年落成的顾斐德纪念体育室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化大学体育馆，为了纪念英国教师顾斐德而建，内有健身房、球场等设施，还有室内游泳池，为当时所罕见，如今这里仍被当作体育馆向学生开放。一层的室内游泳池在当时非常时尚，现在已经被填平成运动室。当年的游泳池上架玻璃天棚，池的南端，备有来宾参观席。该游泳池长60英尺，宽20英尺，池底和四壁均用白色瓷砖砌成。二楼基本保持原样，可以打篮球、羽毛球等。 　　在华东政法学院的4号楼旁边，有一栋华美气派的建筑，正是举行舞会的"交谊室"。这是圣约翰校友为纪念校长卜舫济已故夫人黄素娥女士，发动募捐活动而建的新交谊室。交谊室建筑共两层，一层有大小房间11个，供学生社团使用。活跃的学生社团兴趣非常广泛，有莎士比亚研究会、军乐会、摄影会、文学辩论会、运动会等。孙摩西说，"那时候往往一个房间同时有两三个社团开会，气氛非常活跃"。"西式的交谊舞在那个时代非常盛行，这也被圣约翰列入了体育锻炼的项目。大交谊厅除用于交谊、会议、文娱活动外，还可以进行篮球比赛，厅的四周上端设有看台，是当时教会学校的著名建筑之一。" 　　20世纪的头20年是圣约翰体育的鼎盛期。在此期间约大开展了近20项体育活动，并把全年分为网球、篮球、足球、垒球、田径五个赛季。在1910年举办的中国第一届运动会的田径比赛上，约大一鸣惊人，捧得团体冠军。1913年5月约大参加中华田径队远征马尼拉第一届远东运动会，在中国26名选手所得的36分中，有26分为4名圣约翰学生所得。美国圣公会布道部山福德牧师1919年曾评价说:"在体育训练设施方面，圣约翰不亚于美国大学。圣约翰当时在中国体育界确实是一只领头羊。"每当自校外比赛得胜回校时，校中放爆竹、燃烟火表示庆贺，学校负责人也亲自向运动员慰劳，气氛十分热烈。 　　优雅的老"约友"们 　　今年82岁的孙摩西出生于教会家庭，父亲时任上海电报局局长，他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在圣约翰接受教育。老人曾是圣约翰活跃的篮球队和田径队队员，现在看上去仍然高大神气。"我从初中开始就喜欢足球、篮球、棒垒球、游泳，学校把体育场看作和教学楼一样重要的，体育设施很多。"孙摩西说，"圣约翰并没有体育系，但是它的体育一直闻名于高校。"他自己原本是政治系的学生，后来却一辈子奉献给了体育教育，曾任上海体育师范学校的校长。 　　"大学一、二年级体育是必修课，每天课后一段时间，学校会把教室、图书馆全部关掉，让学生只能出去锻炼。"孙摩西是专业队的运动员，"但是学校的主导思想并不是培养运动员，而是让每个学生在运动中有个健康的身体，并且毕业后也会终生受益。" 　　20世纪初圣约翰所有低年级学生每年必须体检两次，以安排他们从事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圣约翰大学给学生做体检则全部是西医。医生要查看学生们身体各项机能，按照校方要求，学生身体健康标准除了四肢无残疾外，还要求心肺功能、视力、嗅、味等全部正常。另外，圣约翰大学设有医科专业，有时候给新生做身体检查，也成了医科高年级学生的实习机会。 　　"参加运动是一件特别愉快的事情，一点没有枯燥的感觉，如果不好玩，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玩了。"美国教练的训练以提高学生兴趣为主，"没有口号，没有指标，没有压力"。田径运动员的很多训练以追逐游戏为主，"大家心里头也在竞争，'我一定要追上你'，但是没有人会指责你做得不好"。一般的体育课则以"所有同学都能坚持下来为标准"。比如长跑，老师的目的是让所有同学能跑下来，"不是比速度，没有限定具体时间，只要你在进步，就可以及格了"。圣约翰有那么多喜欢体育的学生，到了一定水平后，参加社会上的专业运动队。孙摩西到了暑假就跟着球队到外地去比赛，开学后再回校读书，"各类联赛非常丰富，我参加的社会篮球队就有'兴仁'、'甲申'、'沪警'、'兴中'，都是甲级球队，非常商业化，一点不逊于现在的足球、篮球联赛。" 　　让孙摩西十分感慨的是，那时候优秀的运动员，多数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悟性高，素质也非常高"。竞技体育的影响力在当时仍然主要覆盖社会上层，比如东华足球队的名将张邦伦是工程师，钱允庆是医生，"教练员非常强调道德"。孙摩西后来当了上海体育师范学校的校长后，一直强调"一个好运动员，60%是文化，40%才是技术技能的问题"。 　　孙摩西的太太陆滨滢也是约大毕业生，当年她父亲是留美飞行员，家境富裕。陆滨滢年轻时从北京的辅仁大学转到上海圣约翰，如今79岁的她留着乌黑精致的卷发，美丽清瘦，看上去仅仅60岁出头。"在大学就喜欢跳交谊舞，现在还每周跳3次。我喜欢跳快三，人家问我能转多少圈，我说自己能转无数圈！"孙摩西正在为上海圣约翰的校史编写文化体育部分，他多年来还收集了几百张奥运题材的邮票，从第一届奥运会举办到各个奥运项目，邮票都分门别类地贴好了。海内外校友们计划着2009年在上海举办一次盛大的校友会。孙摩西说，2004年他们上千名校友在上海聚会，"活动完了之后，那么大的场地，没有一张纸片，这就是约大学生的做派！" 　　上海约大校友会成立于1984年。八九十岁的老人们依然热爱体育，组成了乒乓队、网球队、合唱团、舞蹈队、时装队、书法组等，一位时常接触"约友"的学者感慨道:"中国找不出几个比当年约大学生更西化的人了。我也从未见过中国哪一所大学的毕业生像他们一样，到老都如此懂得享受生活，跳舞、咖啡、沙龙、运动、周游世界……活到老，玩到老，是圣约翰人被公认的特征之一。永远的风度翩翩，永远的高雅精致，即便面对浩劫与灾难。" 　　吴琪，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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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雪珥：立宪究竟要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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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珥：立宪究竟要几年？ Oct 14th 2013, 20:44, by 明鏡雜誌 　　在一个俄国人眼中，中国立宪居然需要50年的准备期，这令大清宪政考察团团长戴鸿慈相当郁闷。 　　1906年5月24日（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初二），一个晴朗的下午，戴鸿慈与考察团另一团长端方，在俄国首都圣彼得堡拜会了57岁的俄国前首相维特。 　　这位俄国著名政治家，刚刚从首相的位置上退下来——确切地说，是被赶下来的。无论是沙皇还是要求更激进政改的左翼，对他都十分不满，尽管在他半年左右的任期内，推出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缓解了火药桶般的局势。 　　或许正是苦于俄罗斯的政治大跃进，当大清国宪政考察团前去咨询讨教时，维特强调得最多的，就是一定要有充足的准备，以中国的情况，要用50年来准备。 　　"解悬之势"等不起 　　根据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记载，维特告诉他们："中国立宪当先定法律，务在延中西法律家斟酌其宜；既定之后，君民俱要实行遵守，然后可言立宪，约计总以五十年准备。" 　　维特认为，搞立宪政改，"欲速不能，过迟不可。上急行而下不足以追步，则有倾跌之虞；上不行而下将出于要求，则有暴动之举。"这也正是他的切肤之痛。俄罗斯的立宪政改，与中国一样，也是受到日俄战争失败的巨大刺激后，才开始推行。但推出后，却因为步伐与节奏无法达成共识，政改本身成为撕裂俄罗斯的重要原因。 　　对于维特的讲解，戴鸿慈赞赏道："语多罕譬，颇切事情。"但是，他却难以接受50年的立宪准备期。他告诉维特："中国今日之事方如解悬，大势所趋，岂暇雍容作河清之俟？准备之功，万不能少，然不必期之五十年之后。" 　　戴鸿慈认为，要加快立宪的进程，必须"知行并进"，从提升国民素质开始。对于立宪期限，戴鸿慈与端方的共同意见，倾向于15年。 　　据《时报》《新民丛报》等多家媒体在当年8月份的报道，考察之后回到上海的戴鸿慈与端方，给各省督抚发去了一份电报，征询他们对立宪期限的看法。报纸上都刊登了这份《为立宪致各省督抚电》： 　　"此次调查欧美各国政治，无不以宪法为其国本，故诸政可因时制宜，惟宪法则一成不变，是以上下相维，虽有内忧外患，而国本巩固不能摇也。然亦有改革之初秩序不明、基础未善，致形式相似而效果大殊者。观于日本立宪出于朝廷之远见，俄罗斯之立宪由于人民之要求，一得一失可为前鉴。" 日本的立宪是主动的，俄国的立宪是被动，俄国不仅在战场上被日本战胜，而且也正在承受国内的政局大动荡，如此的对比，对大清国来说的确堪称触目惊心。 　　电文继续说，政改之事，既不可操之过急反而欲速则不达，又不能保守滞后而失去人心，之间的分寸如何拿捏，的确需要有巨大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资源。 　　因此，他们提出："鄙意拟奏请先行宣布立宪谕旨，以十年或十五年为期，颁布实行。一面规划地方自治、中央行政，以求民智之发达，而为立宪之预备。我公公忠体国，虑远谋深，必能观古今中外之通，为宗社人民之一计，祈指示遵旨，俾有遵循。" 　　督抚们对此反应不一。 　　两广总督岑春煊提出"立宪事必不可缓，以十年为期，甚乐赞成"，比端、戴二人的15年期限更为激进。反对者中，据报道有绥远将军贻蔼、云贵总督丁振铎。丁振铎倒并非反对立宪，而是认为"此次考察各国之政治，概无我国可以仿行者"。两江总督周馥提出，如今要做的具体工作很多，"如全注力于此，使他事窘废，似亦非算"；盛京将军赵尔巽则赞同15年的期限。 　　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回电中干脆表态不愿意参与这种"串联"："立宪一事，关系重大，如将来奉旨命各省议奏时，敝人自当竭其管蠡之知，详晰上陈，以备采择，此时实不敢妄参末议，祈鉴谅"。陕甘总督升允也附和说："候旨垂询，再陈管见。" 　　定国是 安大计 　　最能准确反映端方、戴鸿慈对立宪期限的看法的，当属他们回国后给中央递交的报告。这份题为《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收录在端方的《端敏忠公奏稿》中，虽然有诸多证据证明这其实是梁启超代笔，但也的确反映了端、戴二人的真实思想。 　　这篇洋洋万字的奏折，其实说明了两个问题：一、"中国非立宪不可"，二、"速立宪又不可"。在用大量篇幅阐述了"中国非立宪不可"之后，这篇奏折笔锋一转： 　　"虽然，中国为救亡计，即于今日采用立宪政体，实行宪法可乎？臣等又考列国宪政制度所以能实施之故，而窃以为中国此时尚未可也。何也？中国数千年来，一切制度、文物虽有深固之基础，然求其与各立宪国相合之制度，可以即取而用之者，实不甚多。苟不与以若干年之预备，而即贸然从事，仿各国之宪法而制定、颁布之，则上无此制度，下无此习惯，仍不知宪法为何物，而举国上下无奉行此宪法之能力。一旦得此，则将举国上下扰乱无章，如群儿之戏舞，国事紊乱不治，且有甚于今日。是立宪不足以得安，而或反以得危矣。故谓此时即行立宪者，臣等实确见其不可，而未敢主张此有虚名，而无实益之政策也。" 　　客观地看，这的确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宪政本身涉及到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是一套精密的"技术活"，只是为了虚名而推行，未得其利，先蒙其害。 　　奏折随后还详细地分析了日本的立宪路线图： 　　"查日本开设国会，实行宪制，在于明治二十三年；而预定开设国会之期，则在明治十四年……此其所以能从容变专制为立宪，无丝毫之流弊，大之利益。故开议会后仅五年，而其国力己足胜我也。今日中国之情势，本当时无异。而有莫实与日。" 　　因此，奏折建议中央应立即"宣示"立宪的决心及时间表，"以定国是"，"约于十五年至二十年，颁布宪法，召议员，开国会，实行一切立宪制度。" 　　为什么要设定15-20年的期限呢？ 　　从欧美日考察宪政归来，端方、戴鸿慈在万言奏折《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提出"约于十五年至二十年，颁布宪法，召议员，开国会，实行一切立宪制度"。 　　奏折解释说： 　　"预备时代必以十五年至二十年为期者，则亦以中国数千年来无宪制之习惯，且地方辽阔，交通不便，文化普及非可骤几。若为期过促，则一切预备未周，至期不能实行，反为阻文明之进步矣。" 　　端方、戴鸿慈接着指出，即便20年的预备期，因为有大量工作要做，时间其实并不宽裕，不能有丝毫松懈： 　　"是则此一二十年中，乃最忙迫之时代，而非宽暇之时代，不得谓约期之非促也。" 　　对于那些拖延政治改革的想法，端、戴二人也批判道："若谓立宪犹可再迟，而约期不妨更缓，则是怠于国事，为苟安目前之计，未尝计及一国前途安危者之所言。" 　　他们认为，只有紧紧抓住这15~20年的准备期，"令举国臣民皆为立宪之预备，庶几国是既定，人心大安，自此以往一二十年后，中国转危而为安，转弱而为强，亦能奋然崛起，为世界第一等国"。 　　梁启超首倡 　　这篇极有可能是梁启超代笔的奏折，体现的的确是梁启超一贯的思路。 　　早在5年前（1901年），梁启超就在《立宪法议》一文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宪政思想，鲜明地提出了20年实现宪政的时间表。 　　梁启超阐述了中国必须立宪之后，明确表示立宪需要时间，不可一蹴而就："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日本维新在明治初元，而宪法实施在二十年后，此其证也。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语于此。" 　　在这20年时间内，究竟应该做哪些准备工作，梁启超也列了清单： 　　"次一、首请皇上涣降明诏，普告臣民，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帝国，万世不替。 　　"次二、宜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同异得失，何者宜于中国，何者当增，何者当弃。带领通晓英、法、德、日语言文字之随员十余人同往，其人必须有学识，不徒解方言者，并许随时向各国聘请通人以为参赞，以一年差满回国。（又此次所派考察宪法之重臣随员，宜并各种法律如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之类皆悉心考究。） 　　"次三、所派之员既归，即当开一立法局于宫中，草定宪法，随时进呈御览。 　　"次四、各国宪法原文及解释宪法之名著，当由立法局译出，颁布天下，使国民咸知其来由，亦得增长学识，以为献替之助。 　　"次五、草稿既成，未即以为定本，先颁之于官报局，令全国士民皆得辨难讨论，或著书，或登新闻纸，或演说，或上书于立法局，逐条析辩，如是者五年或十年，然后损益制定之。定本既颁，则以后非经全国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宪法。 　　"次六、自下诏定政体之日始，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 　　估计梁启超本人也绝对没有料到，5年后，政府果然是按照他的这份时间表开始了准备工作，并且还悄悄地请他参与了考察报告的撰写。 　　袁世凯没说过 　　对于立宪时间表，媒体的热心，甚至超过政府。毕竟，这种感性的内容，更能吸引读者。 　　1905年7月，在中央决定派团出国考察宪政之后，多家媒体报道说，袁世凯与张之洞、周馥联衔奏请，建议12年后实行立宪政体。这一说法，至今被很多史书采用。 　　这篇报道最早应见于7月2日的《时报》，而《时报》则说明是转载日本大阪的《每日新闻》的消息："二十四日（6月24日）北京电云，袁世凯、张之洞、周馥三督近日曾联衔上奏，自今十二年以后实行立宪政体。" 　　对此，8月23日的《南方报》则否认说："月前东报皆云袁、周、张三总督有会奏立宪之举，兹悉实无其事。惟近日京都政论界颇有主张是说者。"所谓"东报"，即日本报纸，当时中国称呼日本的简称多为"东"，而非"日"。 　　这一无法证实的消息，却被继续转载，它又原样出现在当年7月号的《东方杂志》上，成为《中国纪事》一文中的一条。不过，该杂志明确表明这是转载的。梁启超在海外所办的《新民丛报》也予以转载。这两份报刊，与最早的《时报》，就成为日后研究者引用此消息的来源。 　　但是，遍查袁、张、周三人的文献，均没有这份联名奏折的蛛丝马迹。其最大的可能，是日本报纸摆的一个乌龙，经中国报纸转载后，以讹传讹。 　　拟定立宪时间表，成为媒体与"公知"的一项小小狂欢。1905年4月26日的《大公报》，有作者以强烈的民族自信，提出了10年立宪论："改立宪政原未有仓碎立办者，必须预为宣告，限若干年改立宪政，日本之前鉴未远也。以中国今日文明进步之速，不过十年国民之程度必己增高，朝廷如果从今日确定方针，期以十年颁行宪法，尚何有不能之虑乎？" 　　1905年第12期的《东方杂志》，则发表了署名觉民的文章《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提出6年立宪："先颁布于国中，以六年为期实行立宪，庶全国人民皆得有所预备，而不致手足无措，此万全之策也。" 　　1905年11月6日的《南方报》又再度"提速"，在一篇《李大臣拟合词奏请立宪》透露，被选为考察大臣的李盛铎，拟约同四大臣合词奏请，期以光绪三十五年元旦为实行立宪之期。光绪三十五年，即1909年，等于是3年多的预备期。这份3年立宪的奏折，正史不载，不知是报纸的一厢情愿，还是李盛铎改变了主意。 　　不过，当时的著名"公知"、与端方私交极好的甲骨文学者罗振玉，也跨界论证，公开发表《调查政治管见》，给考察团提出10点建议，其中就有政府应预定立宪之期，"以三年为预备期，三年后定立宪法"。罗振玉之所以选择三年，因为时不我待，日本那样的充分准备，"万不能行之于今日之中国"。 　　皇亲国戚盼政改 　　出乎意料的是，率领另一考察团的载泽，却与戴鸿慈、端方不同，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立宪期限：5年，大大超越了戴、端的15~20年预期。 　　5年立宪的提法，最早源自大清国的外交官们。1905 年11月间，驻美公使臣梁诚、驻英公使汪大燮联合其他驻外使臣，联衔陈奏立宪，提出在5年内建立宪政。这就是长期被误以为是载泽所撰的《出使各国大臣奏请宣布立宪折》。 　　这一看法，的确也得到了载泽的认可。载泽归国后提交的《奏请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折》，就明确提出："期以五年改行立宪政体。" 　　这5年中，载泽认为应当做好三件事：一是"宣示宗旨"，"将朝廷立宪大纲，列为条款，誉黄刊贴，使全国臣民，奉公治事，一以宪法意义为宗，不得稍有违悖"；二是推进"地方自治之制"；三是"定集会、言论、出版之律"。他认为，这三者"实宪政之津髓，而富强之纲纽"。与此同时，再派出"考察政治大臣"，"与英、德、日本诸君主国宪政名家，详询博访，斟酌至当，合拟稿本，进呈御览，并请特简通达时事、公忠体国之亲贤大臣，开馆编辑大清帝国宪法，颁行天下。"这样，大清国就必定能在5年后跻身立宪国的行列。 　　1906年9月1日，大清国最高层终于发布了仿行宪政的上谕，在时间进度方面仅仅含糊地表态："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两年后，1908年8月27日，这个期限被正式确定为9年。 　　谁都没有料到，这个雄心勃勃要通过政改实行中兴梦想的政权，即将跌倒在曙光之中…… 　　雪珥，中国经营报 201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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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资中筠：中国三代留学生的演变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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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中国三代留学生的演变 Oct 14th 2013, 20:41, by 明鏡雜誌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发表演讲    2009年6月21日，首届新东方留学高峰论坛在北京中关村皇冠假日酒店举行。本届论坛由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研究院主办，由新东方前途出国咨询有限公司和北京新东方学校承办，新浪教育频道为本论坛提供独家网络媒体支持。以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在新东方留学高峰论坛上发表演讲的文字实录： 诸位好！我是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当然我一年级的时候上过一年燕京，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其实不应该在这儿讲，因为我觉得我没什么资格。首先我自己没有留学的经验。第二我不像刚才那几位讲话的老师，都是有过很多统计，有过很多研究，最近几年来或者是历史上留学生都有哪些数字，起了什么作用，这些我也都没研究。我就是有一点感性认识，有一点感慨。 我自己本人也没留过学，我最多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做过访问学者，每次也不超过一年。所以，严格说起来，也不算。 既然要我来讲，我就只好信口开河，人家说童言无忌，我想老言也无忌，我想直率地讲一下我的感想。 张老师希望我讲一讲解放以前过去的留学生起了一些什么作用，是怎么样的状况。我的父辈和老师辈有很多很多都是留学生，大家也知道第一批真正大留学生是1873年在容闳的建议下，大批幼童出去留学。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容闳说服了满清的执政者应该派留学生出去，于是他们就下命令叫贵族子弟，每一家应该派人出去留学。可是那个时候认为出去留学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有身价的子弟是不愿意出去的，常常是找替身。我认识一个人，他的父亲当时就在一个王宫家里门房的儿子，就替他主人顶了那个名额出去留学。所以，那时出去留学好像不是被认为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这批留学生出去之后，当然就受到很多西方文化的感染，慢慢慢慢的就西化了，就在生活方式上或者是在思维方式上，当时的学官就认为他们不得了了，这批人不能再留学下去，再留学下去就要接受很多异端邪说，1888年把他们招回来，根本没学成，只有其中现在大家比较知道的詹天佑造铁路，他们学的都是工业、科学，但基本上在这方面建树都不是太大，而且大多数都是用他们的外文，后来进了外交部，有些是做了比较高的职务，但大多数也是当文书、翻译这一类。 甲午战争之后又有一个高潮，所有的朝野痛感中国的落后。所以，有一个官费留学的高潮。那个时候大概绝大部分是去日本，日本留学生占很大的比例。去日本留学一个是觉得被日本打败了，去学军事的比较多，同时也进入其它的专业。但是那个时候的日本留学生绝大部分都搞革命去了，在日本的时候真正按部就班地学习的比较少，大多数都在那儿搞革命活动，孙中山的同盟会都是在日本成立，而且日本成为西方文化的二传手，很多早期西方的文学都是从日文转译过来。这是当时的一批人，留日的比较多。这一批人开始传播外来文化也确实是起了很大作用。 最主要还是庚款留学生，义和团的事件之后，八国联军之后，美国退还将近一半的赔款，那时美国分到的赔款相当于2400万美元，它后来退还的是1100万美元。这还是当时中国外交官跟它理论过来的，跟它交涉，说你拿多了，你算来算去不应该赔这么多。当然这也跟当时美国的政策有关系，他痛感义和团如此之仇外，觉得应该有所沟通，应该办教育，能够使得培养一些能够理解西方、能够互相沟通自下一代。 当然我们后来说他居心叵测，为了进行文化侵略。文化和侵略两个字连在一起是很值得商榷的，我们可以做出好多论文来，文化如何侵略，侵略是强加的，文化侵略是日本占领沦陷区的时候，逼着我们学校改教科书，如果不改，后来我们的校长就被他们暗杀掉了，这叫文化侵略。在一般的情况下，文化和侵略这两个字要慎重把它联系起来的。 说文化互相渗透比较合适一点，渗透是客观存在的，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反正会渗透，只要一接触就渗透，除非你完全封闭起来。庚款所培养的留学生，第一是人数非常多，时间跨度很长，还有由于美国带头，后来英国、日本、法国都有一些庚款办学，中法大学就是法国庚款办的大学，用这个钱必须是在日本的掌握之下，在中国搞它的文化设施等等。但是后来有一些已经官费留学去日本的，在这个过程里头，后来得到庚款，他要继续待下去的时候，得到日本庚款的津贴。庚款到1943年美国带头废除不平等条约，那时已经是抗日战争，既然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庚子赔款本身就没有了，整个退款完全归中国人管了，有这样一个过程。 这些学生回来之后，这批学生对中国现代化的奠基起了最大的作用，打下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因为你回头来看一下，他们起作用这个时间是在民国初年，辛亥革命之后到抗日战争之前，特别是在北伐之后，中国相对统一了以后这段时间。但是既使是在北伐之前，在北洋政府下，又新办各种各样现代化的事业，这批回来的留学生都起了骨干的作用。 他们起作用的领域，除了科学、工业、工程这些方面，应该说所有学校的专业，建立一个科、一个系，都是由他们开始的，工、农、医、办实业、金融、新闻包括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教育。当然在教育制度方面，在办学方面，一方面是外国的教会、英国办了很多学校，还有一批中国人自己办的，但是实际上都是留学回来的这一批人，在学科建设方面起了奠基的作用。从前我们很多学科都是没有，甚至整个学制的建设。现在就算1949年所继承的各个大学、学制建设，实际上已经存在，我们现在有很多学校，大概前几年都在纪念建校百周年，一百年前成立的各种各样的大学，后来在发展的过程里，在学科的建设里，笼统地说是庚款出去的一大批留学生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哪方面的作用呢？一个是在各个领域里头，包括现在比如说新闻、报纸怎么办，中国有朝廷的邸报，跟现在的报纸完全是两回事，跟现在的新闻概念是两回事。20、30年代的新闻报纸，当时非常繁荣，是按照外国的理念和制度办起来的。 还有当然是在外交界起作用。他们知道怎么样跟外国人打交道，知道怎么样合理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应该说他们当然都是在维护中国的利益，但是如何维护中国的利益，就像过去在闭关锁国的时候，比如说以为礼仪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下跪不下跪对我的尊严是最重要的，这是一种。还有就是对于外国人到底意图是什么，他本来就是想来做生意，你以为他是居心叵测不知道干什么事情等等，但是他实际上是有多少力量能够侵犯你的利益，你也不知道。所以，在这个方面，这批留学生如果是在外交界、政府里办事，他们对于如何跟外交人打交道，如何正当地维护中国的利益，这方面确实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1919年巴黎和会，大家都认为是由于五四运动、学生运动使它不签字，实际上是在当时谈判，顾维钧当时不是团长，他还是资格浅一点的人，但他是力主不能签字的。那个时候的代表团已经大多数的人心里头认为是不能签字的，不过五四运动的游行使得他们就更加有话可说了，你看我们国内是这么样的一种民意。如果他不了解国外的情况，或者是他根本不懂外文，顾维钧的一次演说，大概使得全场对他非常佩服。他用什么样的话来说服，使得外国人了解我们的理直气壮，我们不应该出让山东，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没有这批留学生留学的经验，是起不了这个作用的。 从总的大体上来讲，这批人是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的高处，起点很高。因为这些人在出去之前都是受过非常深厚的传统教育的熏陶，实际上是属于更新了的中国的士大夫。他们的国学底子非常雄厚，现在我们又在宣扬所谓国学，现在宣扬国学的不少人连文言文都没念过几篇，他们是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然后他们才知道中国文化的弊病在什么地方，要跟人家学是学什么东西，所以引进的也是西方文化的精华。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是完全无知的，看着人家什么都好，或者是认为什么都不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起点应该自己对自己的文化有比较深的修养，然后才能进得去、跳得出来。我认为这批人有这个条件。这批人是什么人？就是我的老师辈的那批人，包括你们知道的像冯友兰，比他们老一点和比他们再稍微年轻一点的这一代人。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留学，不管他们的专业是什么，他们的中文修养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中国的文史哲这方面有比较深厚的底子。因为，他能够出得去。 像鲁迅、陈独秀这样强烈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但是这个基础是他们自己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非常之深。所以，他也批在点上，而不是出于无知，出于完全崇洋，不是这种情况。这一大批人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经得起考验，能够形成一种民族精神。不管他们打不打倒孔家店也好，或者是有人说要全盘西化的话也好，实际上我觉得是在两种文化精英都能够吸收的一批人，所以他们形成了一种民族的精神，这个精神经过什么样的考验呢？就是抗日战争的考验。 抗日战争一起来，他们原来的生活地位都是非常优越的，包括物质生活都是很优越的。但是抗日战争一来，一下子打下18层地狱，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下，到了重庆、昆明之后，简直就是真正的揭不开锅了。所以为什么后来在西南联大，好多教授夫人都上街去卖点心来补助家用，那个时候真的物质生活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研究的条件、著述的条件当然更谈不到。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第一教书育人一点都没有懈怠。第二，出了好多成果，很多著名的著作都是在那个时代写出来。这种精神，代表了中国士大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勇气，也等于融合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独立人格的精神。 因此，他们一方面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能够坚守，一方面他们跟贪官污吏不同流合污。因为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之前还比较有朝气，到后来就开始腐败得比较厉害，他们在官场坚守不了艰苦，就开始腐败，而这一批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是非常强的，那个时候并不一定说他们都接受了左倾思想或者是马克思主义，不一定完全是这样，但是他们坚守士，他们都没有媚上之举。即使有人在政府里有个职务，比如像1944年什么，但是他还是坚守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骨气，它的独立性、批判性。 现在出了很多关于民国时代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各种传记、资料，相信很多人都能够看到。但是他们如果不留学，还是原来传统的中国士大夫的话，我觉得他们就不会有这样大的成就，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奠基也不会做出这样大的贡献。同时，在人格上、社会批判这方面，也不会有后来这么大的后劲。所以，这批人的贡献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 法国勤工俭学这一批革命者严格说起来应该不算留学生，因为他不是去学习的，他实际上一直都是在那儿搞革命，这一批领导人回来，连语言都没真的学好，说某某领导会讲几句法文或者是什么，他们没能真学会。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开了眼界。开不开这个眼界跟他后来的政策取向还是有一定的关系，他跟完全山沟里出来的，对于现代科学的热爱和要求就是不一样。所以，比如说聂荣臻，那个时候对领导科委，对于支持一些现代化的科学建设，就有一些眼光，就知道原来现代社会是这个样子。至于说政治上的取向，是因为后来学了苏联，俄国革命的传统，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开不开这个眼界也还是有很大关系。 客观上他们为什么能起这样的作用？刚才我讲的都是他们主观上的条件。在客观上有一个原因，他们回来的时候，物以稀为贵，他们不愁找不到工作，而且职位都比较高，容易一下子找到比较受尊重的职位。但不一定当官，大部分是从学，在教育界，在科学界。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当时的气氛比较宽松，没有大一统的思想，因此在意识形态方面有一个百家争鸣，他们可以比较放开手来干，做他们的事业。包括晏阳初做他的试验，陶行知做他另外一个试验，大学里也是百花齐放，这对他们能够做出贡献来起很大的作用。包括新闻报纸，新闻自由也是有一定的可能。军阀混战管不了思想，他们有这样一个空隙，在客观上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条件。 我很快地讲一下后来的情况，80年代再次开放的时候，大批的人都一去不复返，这里的客观原因特别多。客观原因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差太大了，出去一看整个，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思想方面反差都太大了。因为我对这个痛心疾首，是因为我当时是美国研究所所长，我送出去的人几乎不回来，绝大部分都没回来。原来是按照计划培养的，并且是我自己去跟福特基金会谈，我们去一年或者是两年，这个学美国政治，那个学美国的什么，然后最后全不回来。当时我的感触特别深。 但我碰到他们，我又觉得可以原谅，因为他在那儿能够得到的条件，当时国内是给不了的。但是很可惜，他们都不再研究美国，而是都在贩卖中国，美国需要他们能够得到工作的不是在那儿讲美国，那美国为什么需要中国人去讲美国呢？当然就需要他去介绍中国，而他们对中国又不是很了解，跟我说的上一批的对中国文化具有非常深厚修养，是文革里出来的人，就算自己自学非常优秀，不是很了解中国历史，然后他们就在那儿教中国历史，按照外国的需要和所谓方法论来讲中国历史，是非常隔靴搔痒的，这是很可惜的一批人。 当然90年代以后情况又不一样了。90年代以后回归的留学生，我只想提一点希望，刚才有人讲到他们应该了解中国的情况，不能把外国的一套搬过来在中国行不通。所以，我只想对90年代回来的不管是海鸥也好，海归也好，还是要把外国优良的东西弄回来，而不是现在我们已经有钱了，我们也不需要学习你了，我们一切都挺好的，也不需要改了。还是回到我们原来的国情，我们这样也挺好，那就完全失去了留学的意义。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资中筠，新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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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印度一座寺庙周日发生踩踏事件 至少89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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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一座寺庙周日发生踩踏事件 至少89人死亡 Oct 15th 2013, 00:23 印度警方透露说，该国中央邦（Madhya Pradesh）一座寺庙周日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89人死亡、100余人受伤。事故发生的原因是通往寺庙的桥护栏断裂，造成朝拜者恐慌并酿成踩踏事件。 印度上周末还遭到强旋风费林的袭击，印度东部沿海地区至少有14人遇难。 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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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大学生谈占中 82%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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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谈占中 82%支持 Oct 15th 2013, 00:24 在中国领导人公开期望港人以合法手段争取普选之后，大专学界讨论以公民抗命方式争取普选的「占领中环」行动(简称占中)时，仍有 82%参与的大学生赞成以公民抗命方式争取普选，另有77%支持公民提名。不少中国内地交流生参与讨论，甚至有人认为，期望香港成功争取民主，落实真普 选，相信可鼓舞内地年轻人，让中国参考。不过，亦有内地学生不愿多谈，以免日后回国后惹麻烦。 学界是公民社会的中流砥柱，在香港八间大学中，724名来自七间大学的学生参与了昨天(13日)的大专学界占中商讨日，比网上预自登记 出席的700人多，出席者中，不乏来自中国内地的学生。主办商讨日的专上学生联会在会后总结指，近九成学生认同，2017年的行政长官应以普及而平等的选 举选出；82%支持以公民抗命争取普选，表示反对及没有共识的各有9%；77%支持公民提名权，期望藉此防止不合理筛选；但《基本法》订明的提名委员会， 虽被指有可能筛选掉不合北京心意人选，但仍有半数参加者支持保留，反对设立和未能达成共识的各有25%。学联秘书长陈树晖指出，有关结果将是学联订定对普 选特首立场的依据。 现场所见，对占中的忧虑不大，反之，对公民提名的质疑较多，主要是害怕公民提名会吓怕中央，令政改停滞不前；公民提名在人口众多的香港是否可行。 另外，亦有不少中国内地交流生参与讨论，期望加深了解，亦觉得有关讨论方式新鲜及令人羡慕，甚至有人认为，期望香港成功争取民主，落实真普选，相信可鼓舞内地年轻人，让中国参考。不过，亦有内地学生不愿多谈，以免日后回国后惹麻烦。 大专学界商讨日是占中第二轮商讨的其中一环，在为期两个月的第二轮商讨中，不同界别会在界内举行商讨，占中秘书处会把不同团体的意见汇集，设计具体的普选方案。 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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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英国简化中国游客往英签证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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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简化中国游客往英签证手续 Oct 15th 2013, 00:25 正在访华的英国财相欧思邦宣布，英国将会简化中国游客签证手续，日后到欧盟国家旅游的中国公民，可以在申请申根(港称神根)公约国 签证时一并申请，毋需另纸申请英国签证。另外，又会在明夏推出24小时「超级加急」签证服务。英国传媒引述指，有关方便游客签证措施，可把中国人前往英国 旅游或经商的人数推高至现时的三倍。 此外，当局还考虑，将目前只在北京和上海实行的贵宾移动签证服务推广到全中国，一旦落实，签证小组将登门收取已填写的申请表和生物特征识别数据，整个过程不需五分钟，而贵宾足不出户，亦可办理申请手续。 根据现行规定，中国人往欧洲26个欧盟国家，只须申请一个申根公约(Schengen Agreement)国旅游签证便可，但不包括英国在内，不单费时，还要多付签证费用，以至前往英国的中国旅客人数，远低于法国和德国，去年只有21万 人，英国商界不时批评，英国的签证制度不单不利吸引中国游客，亦窒碍生意往还。有律师举例指出，签证困难令中国公司部署到英国发展时，大费周章，有大规模 的华资银行安排内部员工调职往英国工作，申请ICT签证便要三个多月，大大影响工作进展。 呼吁英国放宽签证的声音去年达至高峰，时任英国文化大臣侯俊伟(JEREMY HUNT)在奥运举行后建议，简化旅游签证手续，争取更多中国旅客到英国观光。英国希望能增加三倍的中国旅客，旅游收益将因此增加五亿英镑，并可创造至少 一万四千个新增就业机会。时任内政大臣文翠珊反对放宽签证，认为会威胁英国的国家安全，包括毒品、洗钱以及电脑网络等有组织犯罪行为。 中英关系解冻 是次公布是英国财相欧思邦五天访华行程的首项重大公布，此行亦预示中英关系因首相卡梅伦接见达赖喇嘛而转冷一年半以来的「解冻」。欧思邦今天(14)将到北京大学演讲，之后南下广州和深圳，17日到香港访问。 至于一度搁置的中英经济财金对话，亦会在明天(15日)在北京重开，中方包括财政部、发改委、央行在内的多部委将与英国相关方会谈，并就谈判成果发布新闻公报。不过，与财金对话一同搁置的总理级年度互访，则未有消息会否重来。 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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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於其一命案六被告獲刑4至14年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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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一命案六被告獲刑4至14年不等 Oct 15th 2013, 00:27 浙江溫州官員於其一「雙規」期間猝死案一審判決，6名被告分別被判4-14年監禁。 據路透社報道，其中一名被告認為量刑過重，不服判決已經上訴。 受害人家屬委托律師浦志強告訴BBC，中共紀委官員因執行「雙規」任務致人死亡而獲刑，這是「罕見」的。 他認為，這一判決一方面是對各地紀檢官員的警告，另一方面也暴露出「黨內法制」對法制的破壞。 浦志強說，據他所知，六名被告認為此案主犯在審理過程中得到了「庇護」，他們不服判決，都已上訴。 BBC目前尚無法證實這一消息。 承擔責任 浦志強認為，在目前的訴訟架構下，於其一死亡案中對每一位被告的量刑或嫌過重。 如果是法律上具有限制人身自由、執行審訊的公安機關人員在辦案過程中造成嫌疑人死亡，執行者本人和他們所在的公安機關應分擔法律責任。 於其一案則不然，致人死亡的全部法律責任都由執行者承擔。 此案被告是奉上級之命行事，連主要致死行為本身都是在溫州紀委高層主持的會議上決定的，而最後下令逼供的上級官員未受懲罰，這不合理、不公平。 路透社說，於其一的遺孀也認為一審判決不公。 不過，浦志強承認，這一判決等於向全國的紀檢幹部發出了一個警告信號，即奉命調查有問題官員時如果觸犯了法律也需承擔責任。 這可以稱得上是積極的一點，希望以後被「雙規」、調查的黨政領導幹部被刑訊逼供現象能因此而減少。 「雙規」猝死 此案六名被告，程文傑、吳植偉、李翔、南宇、穀陳福和章方潮，都是中共黨員，其中5人是中共地方紀委官員，另1名是地方檢察院官員。 法庭裁定他們在於其一「雙規」期間實施故意傷害行為致其死亡。 於其一被「雙規」前擔任溫州市工業集團有限公司總工程師。 他在「雙規」期間，頭部被反覆摁入冰水桶裏致死。案發後中國媒體報道稱他的屍體軀幹上有傷痕。 此案在浙江衢州市中級人民法院9月17日開庭，30日判決，但中國媒體沒有關於判決的報道。 據中國媒體報道，於其一被調查的原因可能與一宗土地交易有關。 「黨內法制」 浦志強表示，此案暴露了「雙規」這種司法系統之外的機構實際上是「山寨版」的黨內法制，是「破壞法制的」。 紀律檢查委員會是中共內部監督黨紀的機構，屬於黨派內部的機構，無權限制人身自由、逼供。 「雙規」是指中共幹部被要求在規定的時間、規定的地點交代問題。 被調查幹部在「雙規」期間受到的對待各不相同，但高壓逼供情況並不罕見，也曾發生黨內「雙規」變成刑訊逼供的事件。 於其一是中國媒體有報道的第二名在「雙規」期間非正常死亡的中國幹部。 作為受害人家屬代理律師的浦志強在第一天庭審時被禁止向被告提問，並被趕出法庭。 （撰稿：郱書 責編：尚清）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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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法国标志雪铁龙欲增资股指猛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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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标志雪铁龙欲增资股指猛跌 Oct 15th 2013, 00:24 自传出"增资"传闻后，法国汽车生产商-标志雪铁龙股值周一上午在巴黎股市猛跌了九点四二个百分点。增资传闻至今却未获标致雪铁龙汽车公司的确认。有消息指出，与东风汽车集团达成交易可能会引发东风汽车和标致雪铁龙的主要合作方-通用汽车公司的矛盾。 周一早间巴黎股市开盘后，标志雪铁龙的股值大幅下跌了9.42%，每股跌至11，20欧元。标志雪铁龙集团再次表示，正在与"不同的合作伙伴" 磋商增资事宜，但是至目前为止，任何计划均未"成熟"。 法新社引述媒体信息报道说，中国汽车制造商-东风集团与法国政府将为标致雪铁龙公司增资。这一增资前景无疑对股市行情产生了影响，现有股东的作用必然有所减轻。 另据路透社引述三名消息人士披露，一个由政府官员、企业高管和银行人士组成的法国代表团将前往中国谈判协议框架，有可能在数周内签署。协商将秘密进 行。消息人士称，根据协议草案，东风集团和法国政府将各自出资15亿欧元，分别获得20%至30%股权。标致雪铁龙希望在年内完成协议。增资后，标致家族 将丧失控制地位，其目前持股25.4%，占有38.1%的投票权。 消息人士称，在增资的同时，将扩大标致与东风集团的合资公司--神龙汽车有限公司，让该合资公司生产更多的标致车型并向其提供更多技术，面向亚洲的其它市场。 标致雪铁龙集团正在努力削减成本和降低亏损，挣扎求生，寻求扩大与东风或其它汽车厂商的合作。 华尔街日报则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标致雪铁龙集团董事会将于本月22日召开，讨论中国合作伙伴东风汽车集团的潜在注资事宜。这家陷入困境的法国汽车制造商目前正在寻求藉助财务方面的措施，确保公司能够继续正常运营。 消息指出：与东风汽车集团达成交易可能会引发东风汽车和标致雪铁龙的主要合作方-通用汽车公司的矛盾。目前通用汽车持有标致雪铁龙7%的股份，合作 开发汽车。按照这两家公司的协议，任何一方都可以在对另一方的控股权发生变动时结束合作。不过，接近通用汽车的人士周日称，通用汽车不会反对东风汽车集团 或法国政府收购标致雪铁龙的股权。 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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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非洲領袖成就獎今年再次無人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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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領袖成就獎今年再次無人獲獎 Oct 15th 2013, 00:28 伊布拉欣基金會宣佈今年的「非洲領袖成就獎」無人獲獎。表彰非洲領導人傑出成就的伊布拉欣獎是世界獎金最多的個人獎項。 價值500萬美元的大獎每年頒發給一個被選中的非洲國家領袖，受獎者必須是在任內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的領導者。 這是5年來第四次沒有選出受獎者。評獎委員會的一名成員說，評委尋找的標凖是「有傑出治理的表現，還有傑出領導作用」。 今年早些時候離職的肯尼亞總統姆瓦伊·齊貝吉符合至少一個標凖。 不過他在2007年當選連任的過程中發生了選舉爭議，爭議引發暴力，導致約1,200人死亡。 姆瓦伊·齊貝吉的政治對手，肯尼亞前總理奧汀加說，投票發生舞弊。但是姆瓦伊·齊貝吉否認自己有任何過失。 在伊布拉欣獎設立以來的七年中，共有三人獲獎：佛得角總統佩德羅·維羅納·皮雷斯；博茨瓦納總統莫哈埃和莫桑比克總統希薩諾。 該獎由蘇丹的電訊業企業家易卜拉欣設立，旨在鼓勵非洲領導人和平地放棄權力。 價值500萬美元的大獎獎金將在10年裏分期發放，獲獎者在有生之年每年得到20萬美元。 （編譯：橫路 責編：尚清）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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