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選載（24）明鏡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作者高文謙。隨著文革運動的全面展開，特別是"大鬧懷仁堂"事件夭折以後，周恩來已經愈來愈清楚地看出毛澤東發動文革這場運動的實質，不過是在冠冕堂皇的旗號下所進行的一場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政治大清洗。在這種情況下，既為保持晚節的心態所困，同時又善於在政治上求生存的周氏對文革採取的態度有了一個明顯的變化，更加謹言慎行，對毛亦步亦趨，而把他自己的真實想法深深地隱匿起來。如果說，他以前對文革運動還有幾分真誠投入的話，那麼此後則更多的是採行順守之道了，在各種場合的講話中，已經很難再找到原先那種對文革運動屢屢流露出來的內心憂疑和困惑，而改為一概高唱讚歌，充滿頌揚吹捧之辭。
與此同時，周恩來在政治上的處境也變得更加尷尬。由於黨內元老派在"大鬧懷仁堂"事件後幾乎全軍覆沒，他已經失去了原先抗衡文革派的屏障和助力而成為"光桿司令"，不得不在由清一色的文革派所組成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中覓得棲身之地。後來，毛澤東出於大局的考慮，看文革小組的組長陳伯達純粹是個書生，辦事能力很差，根本應付不了眼前的亂局，才轉而指定由周來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
但是，中央文革的女老闆江青卻並不買賬，相反還感到憤憤不平。在江青看來，沒有追究周恩來在"大鬧懷仁堂"事件中實際扮演的角色已經是手下留情了，現在他竟然來染指她的領地，而且還喧賓奪主，成為中央文革碰頭會的牽頭人。這是江青無論如何也嚥不下這口氣的。她雖然對毛的這一決定無可奈何，卻更加遷怒於周，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裡，動輒訓斥辱罵，找碴刁難，極盡拆台排擠之能事，令周恩來的日子十分不好過。
不過，周恩來在政治上的隱忍功夫堪稱超一流，遠非一般常人所能相比。無論江青怎樣胡攪蠻纏，他始終不動聲色，表現得極為克制，甚至到了唾面自乾的地步。他之所以對江青如此忍讓，說到底還是因為已經看出毛澤東有意讓江青在政治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所謂文化大革命，不過是毛、江兩人合開的夫妻店而已，就連"副統帥"林彪也還要讓江青三分。在這種情況下，得罪了江青，也就冒犯了毛。陶鑄的垮台就是前車之鑒，落得晚節不保的下場，這是讓周恩來內心深為憂懼的地方。
當然，周恩來這樣做也有另一方面的考慮，那就是決不輕易退出政治舞台，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相忍為黨"。這是周氏對他自己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前後心跡的剖白，而他此時的處境正好和當年相仿。作為一個深受中國儒家思想傳統影響的政治家，周本人除了有相當濃厚的忠君思想外，儒家思想中匡濟時艱的傳統，對他也有很大的影響。周恩來非常清楚，一旦離開了權力圈，就意味著政治生命的結束。反之，則總可以有所作為，對政局施加自己的影響。在目前天下大亂的情況下，更是需要有人出來支撐危局。在這一點上，周十分清楚自己所起的作用是毛澤東所需要的，也是江青一干文革派所無法取代的。只要他本人在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上站穩腳根，就不怕江青無理取鬧，而他則可以利用繼續留在權力核心的地位，對時局發揮自己的影響。
在以後的歲月中，周恩來一直是這樣做的。
這年三月，正值春耕大忙季節，但是許多省、市、自治區由於激烈的奪權鬥爭，處於無政府狀態，農業生產無人過問，工礦企業生產大幅下降，紛紛吃緊告急。鑒於這種情況，毛澤東不得不在支持左派奪權之外，賦予軍隊更大的責任，表示﹕"軍隊不但要協同地方管農業，對工業也要管"，"軍隊不能坐視工業生產下降而置之不理"。 隨後，他又作出派軍隊對局勢混亂的地方實施軍事管制的決定，說﹕"凡條件不成熟者，要等待條件成熟，然後舉行，處於無政府狀態者，則先實行軍管"。
早就為這種局面而焦慮的周恩來立即見機而作，在毛澤東作出這一決策的當天，就起草了中央復廣州軍區的指示電，要其立即對地處中國南大門的廣東省實行軍事管制，提出﹕"軍管會之下，可設兩個班子，一個抓革命，可名為革命委員會或支左委員會，領導全省文化大革命，加強和促進真正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推動和實現革命'三結合'（即軍隊、革命領導幹部和革命群眾組織代表三方面的結合—作者注）的奪權鬥爭。另一個促生產，可名為生產委員會，把農業、工交、財貿、衛生等都管起來。"
隨後，周恩來又把實行軍管的範圍進一步擴大到國務院所屬部委，首先從隸屬國防工業口的各個機械工業部入手，然後擴及其他。為此，他專門向毛澤東寫了報告，說﹕"國務院工交、財貿、農林、衛生各部門正遵照主席指示分別進行排隊，擬在工作癱瘓部門，亦實行軍管"。 在徵得毛的同意後，他迅速對鐵道、交通、郵電等部門實施了軍管，其餘的部委則是派出軍代表。
與此同時，周恩來又借毛澤東上述批示的東風，在各種場合大聲疾呼，敦促軍隊幫助地方春耕生產和大力做好支工工作；並親自起草電文，向全國推廣北京市懷柔縣成立"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的經驗，將電文轉送毛批閱，說﹕"成立'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接近於'三結合'的籌備小組，但以抓生產為重點，或者就是軍管會下抓生產的班子。如能組成，不論何屬，都是好事。"
當然，周恩來在做這些事情時，十分注意站穩自己的政治立場，總是不忘強調"要以文化大革命為中心"，"爭取革命、生產雙豐收"一類的話，盡量左右兼顧，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周這種心態在對待那幾個在"大鬧懷仁堂"中陷進去的副總理的態度上，表現得更為明顯。
四月下旬，毛澤東在成功地平息了黨內對文革運動的反對聲浪之後，有意鬆動一下與黨內元老派的關係，親自出面找他們談話，表示"團結"的願望，說：碰頭會上的發言，對運動有意見，是老帥發牢騷，是陽謀，不是陰謀。毛還笑著問譚震林：譚老闆，你的氣消了沒有？我的氣已經消了，咱們訂個君子協定，不許罵娘。 這次談話後，周恩來馬上見機而作，擬定了參加五一節慶祝活動的名單，將"大鬧懷仁堂"的幾位主角一一列上，報請毛批准，希望通過這種在天安門城樓上的"亮相"，多少改善一下他們的政治處境。
但是，周恩來在做完這件事之後，又擔心這幾位"炮筒子"因此而"翹尾巴"，再度惹事闖禍，隨即又給陳毅等人寫了一封信，預先對他們進行敲打。這封信的全文如下﹕
陳毅、震林、先念、秋里、谷牧五同志並告富春同志：
五一團結，不要又造成你們五位同志錯覺，否認二月逆流，再壓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實行打擊報復，那就又來一個新的反復。你們在人民中，在黨內信用將要失盡。對黨、對革命來說，並沒有什麼了不起。這也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對革命小將們將是深刻的一課。
為著預防你們五位同志走入絕路，專此警告，勿謂言之不預。
周恩來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
周恩來在信中的用語雖然很重，但陳毅、譚震林幾位在經歷了"大鬧懷仁堂"的風後，領教了毛澤東的翻臉動怒，受到了形勢逆轉後黨內文革派的囂張，都能體會出周在信中的一片苦心，知道禍從口出，處處謹慎多了，不敢再像以前那樣隨便亂放炮了。
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講話後與作家們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