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歷史網: 也谈毛泽东时代的挨打：中国丢了多少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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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毛泽东时代的挨打：中国丢了多少领土？ Sep 27th 2013, 15:06, by 明鏡雜誌 最近《环球时报》上摩罗有一篇评论，开篇云："坊间有云：毛泽东时代解决了挨打问题，邓小平时代解决了挨饿问题，咱们这一代要解决挨骂问题。" 一时间，此话盛传网坛，摩罗文章的主旨倒被淹没了。所谓毛解决了挨打指的是，毛让中国强盛，外国再也不敢侵略、欺负中国，保持领土完整、不再签不平等条约等等。 事实是：毛泽东时代，外国对中国领土的侵略是一直发生的。中国丢失的领土。只不过由于中共的新闻控制，人民很少知道。 1951年2月，印度政府派兵100余名侵占门隅首府达旺。后来又侵占了门隅的马果等地。10月，印军一部又侵占了上珞瑜的巴恰西仁地方，在梅楚卡等地强行建立兵营。到1953年印军基本上侵占了门隅、珞瑜、下察隅各地。此后，印军又越过"麦克马洪线"向北推进，侵占了西藏的兼则马尼等地。 9万平方公里的门隅-洛隅-下察隅地区，相当于一个江苏省、一个浙江省；或者三个台湾。这里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受印度洋暖风的滋润，属亚热带生态环境；是一个动植物天堂，土地极其肥沃，是中国版图上森林资源最丰富的地区。矿产丰饶。水利资源极其丰富。雅鲁藏布江可利用的落差2230米，可建成世界最大的水电站，发电量远大于三峡电站，投资却比三峡低得多，又没有移民、生态等问题。 在中印边境中段，印军1954年侵占了香扎、拉不底、乌热三地；1955年侵占了波林三多；1957年侵占了什布奇山江及附近土地；1958年又侵占了巨哇、曲惹两地。这样，在中印边境中段印方共侵占中国约2000平方公里。在中印边境西段，1951年前后，印军侵占了受泥山江以东的卖争拿马和碟木卓克附近约450平方公里的土地；1954年以后，印军又侵占了巴里加斯。 这些领土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一国被另一国强行侵占的最大一片土地。为了换取当时的印度政府在朝鲜战争中对中国的偏袒态度，中共当时默认了印度对中国的入侵。 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中国夺回了被印度所占的南线领土。但中国宣布单方面停火，不仅放弃全部收复的失地，撤回到"麦线"，还要再从"麦线"后撤二十公里，与印军脱离接触。结果印军不但轻易返回原来控制的地区，又趁虚而入，继续向北蚕食推进，建哨所，修工事，反而多占了上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1963年开春后中印两军重新在麦线附近形成对峙。据中国总参谋部统计，仅在1963年上半年，沿边境对峙的中印两军就互相提出抗议照会总数达到60余次。1965年印巴战争时，印度军队越过中国-锡金的边界，并在中印边界的西段侵入中国领土，进行军事挑衅。两国战争一触即发。好在由于印巴两国在苏联的调停下，很快在塔什干实现停火，印军在中国和锡金边境上撤除了部分工事，中印战争才没有爆发。1967年中印两军在中锡边境发生两场冲突，双方互有伤亡。1985年在中印边界东段，由于解放军建设直升飞机的起降场，引起两军严重对峙。最后中国妥协了，起降场工程被迫停止。 另一段毛时代的挨打来自于老大哥苏联。中共建政后，全面倒向苏联。1950年毛泽东访苏，作为小跟班对大老板的访问，和苏联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的两国条约，出卖中国的利益。包括满洲和新疆的矿山、铁路和其他的让步；允许苏联使用大连港，以及在1952年之前使用旅顺海军基地的权利。在不平等的商业垄断条件下，苏联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即从1950年到1963年的14年里，中国必须把它所有过剩的工业原料统统卖给苏联，而不得卖给第三国。中国的航空、造船、石油、有色金属等工业方面要和苏联合营。中国东北和新疆不得有第三国势力存在，不允许第三国资本和人员以任何方式参预东北和新疆的任何机构以及经营性活动。用毛泽东后来的话来说，斯大林在中国要了新疆和东北两个势力范围。苏联学者贡恰洛夫说："条约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强迫性的，是不利于中国的。这项条约带有一系列文件，其中包括秘密的《补充协定》。根据秘密协定的条件，苏联事实上获得了在中国东北（满洲）和中国西北（新疆）的'特殊的势力范围'，也就是沙皇俄国当年企图并吞到自己'利益范围'的那些地方。……这样，在形成的同盟中，中国实际上只处于'小伙伴'的地位。"多年后，毛泽东还对赫鲁晓夫愤愤地提及斯大林的在中国建立"半殖民地"的行径。 苏联怂恿北韩挑起了朝鲜战争。战争打起来以后，苏联却躲在后面，只出武器，中国人出命。而且武器也不是白送。斯大林把二战时美国无偿援助给苏联的军火卖给中国。战后，中共欠下苏俄军费（本息）达二十亿美元。中国还债一直还到六十年代。在六十年代初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三千万中国人因饥饿而死亡之时，中国政府还在用粮食、猪肉、鸡蛋等食品还为苏联打仗欠下的债。 中苏交恶之后，中苏边界纠纷频发。1960年8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了第一次边境事件，1962年4～5月又在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策动6万余中国公民越境逃往苏联。1969年珍宝岛事件引起的一系列冲突中，中方阵亡800余人。之后新疆的铁列克提事件，中国边防巡逻队被苏军伏击，伤亡40多人。 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准备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1969年 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在华盛顿紧急约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的意见。苏联希望在中美关系当时也很尖锐的情况下，美国至少保持中立。但美国政府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这将导致全世界范围的核战争，苏联的行为不亚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所以，美国立刻将苏联的计划通过报界泄露，向中国报警。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哈尔滨，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随即中国全国进入核战准备状态，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同时美国扬言要对苏联核打击进行报复。勃列日涅夫气得发疯，喊道"美国出卖了我们"。这一次正是美国的反对避免了中国的核挨打。 毛时代中国领土的割让还有将江心坡以西与印度阿萨姆省接壤的中国藩属的孟养土司控制的大片土地和南坎送给了缅甸。这两片土地相加比台湾还大一倍。中共割让这片国土给缅甸的原因是国民党李弥将军的一支孤军在1949年以后，撤退到缅甸东部的中缅边界地区打游击。他们一度占领云南境内部分地区。中共将这片土地划归缅甸，借缅甸之手消灭国民党孤军。在中共眼里，党权和政权高于主权。政权是一个政党的现实利益，领土是民族的长远利益。卖国的定义是：出卖民族的领土和长远利益以换取统治集团，执政党和政权的现实私利。这就像一个败家子卖祖宗的地一样，崽卖爷田不心疼。 1962年，朝方提出白头峰是伟大的金将军革命事业的发源地，希望中国能理解朝鲜劳动人民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将白头峰划归朝鲜。于是毛泽东大手一挥，切了天池的三分之二给朝鲜，分水岭东侧的三座山峰也跟着一道送了出去。朝方接收后的第二天，白头峰便更名，改作"将军峰"。 根据历史文献和地图，珠穆朗玛峰应属中国，1960年中尼划界，为了中尼友好，毛泽东建议：山南边归尼方，山北边归中方。从此，中国失去了世界最高峰的南坡。这片土地，由于喜马拉雅山阻断了印度洋的季风，气候相对温和，降雨充沛，物产也远比山北丰富。 后来中国和巴基斯坦谈判边界问题时，巴基斯坦援引珠穆朗玛峰的先例，把喀喇昆仑山的主峰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也割走了一半。中国与巴基斯坦的有争议土地为三千四百平方英里。中国实际占有其中的二千八百平方英里，但划界后只得到二千零五十平方公里。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也承认巴基斯坦占了便宜。 1962年与蒙古签订界约，中国放弃诺门罕谷地、察哈尔北境达里岗爱牧场、新疆北塔山。 1957年，为了援越抗美，毛泽东将南海诸岛中最大的白龙尾岛让给越南；让北越在该岛上设置雷达、防空阵地。 南越1973年7月至1974年2月先后侵占南沙群岛的鸿庥岛、南子岛、敦谦沙洲(沙岛)、景宏岛、南威岛和安波沙洲，并派军驻守；从1975年4月至1991年11月，越南先后共侵占南沙岛礁27个。 菲律宾在1970年至1980年期间先后侵占了马欢岛、南钥岛、中业岛、西月岛、北子岛、费信岛、草沙岛、司令礁8个岛礁。菲已在所占岛礁上驻军并修建修军事基地。 从1983年到1986年，马来西亚先后侵占了弹丸礁、南海礁和光星仔礁，还在6个岛礁上竖立了"主权碑"。 以上毛泽东时代中国领土的丧失，有些是外国的强力侵占，有些是中国的主动赠与。正像慈禧太后所说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从中国方面的损失来看，不是被迫挨打就是主动找挨打。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海外侨民更是备受欺凌，处处挨打。就连印尼，印度、缅甸，柬埔寨、越南这样的中小国家，都敢肆无忌惮地迫害华人华侨。1959年6月，印尼颁布总统令，禁止各地外侨从事商业零售。对丧失生计的华侨强迫迁移，造成大批华侨流离失所，受影响的华侨约有50万人。此后，印尼多地发生了武力逼迫华侨动迁事件。约有6万多中国侨民被迫回国。 1965年印尼共产党"930政变"失败，印尼开展排华运动。中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处被武装冲砸抄查。1966年4月，印尼暴徒和军人用装甲车，卡车撞开中国驻印尼使馆大门，抢劫财物、殴打中国外交官。期间中国驻印尼代表机构被袭击43次，人员被枪击和殴伤达68人次。印尼当局颁布各种排华法令，禁止华侨经商，强迫华侨缴纳高额的"人头税"，禁用中文。成千上万华侨遭洗劫一空后又被关进集中营或监狱，或者被集体驱逐出境。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20万人惨遭杀戮，约30万人被逮捕监禁。有数百人被挖心碎尸。 1967年6月缅甸政府迫害华侨，将华人企业收归国有，关闭中文学校，致使许多华侨家破人亡。数千名缅甸人在缅甸政府的纵容下，对仰光华人居住区实施打、砸、抢，杀害华侨40余人。同时，冲击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和新华社、中国民航办事处，杀害中国专家刘逸。缅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逮捕了80多名华侨。驱赶华侨离境约3万余人。 此外还有1969年的马来西亚5.13排华事件中，143名华侨被打死，5千多名华侨被捕，七百多房屋被烧。1964年巴西政府对新华社记者9人逮捕、刑讯、军法审判最后驱逐。 1９７５年红色高棉时期，柬埔寨大规模没收华人财产，许多人被关进集中营。据不完全统计，约有20多万华侨死亡。 华侨在世界各国屡受迫害，其根本原因是中共为了其党、政利益，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人民及华人利益的立场所致。而且这类反华排华事件，毛泽东时代之后，仍屡屡发生，能说毛泽东解决了中国人的挨打问题吗？ 美国总统罗斯福论述过人类有四项基本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在毛泽东时代，朝鲜战争、抗美援越、台海炮战、中苏边界之战，核大战威胁等等贯穿于始终。中国时时处于战争状态、半战争状态或者备战状态。全国半军事化管理，全民皆兵，深挖洞，广积粮。防空演习、军事操练，时刻准备打世界大战。人民不能安居乐业。挨打的恐惧，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之于中国人头上。 综上所述：在毛泽东时代，中国被侵占并丧失了大量领土；签过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边界战争不断；中国人民生活在战争的恐怖中；侨民被迫害，杀虐、驱赶。能说中国摆脱了挨打吗？ 芦思《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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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原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回忆：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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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回忆：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下） Sep 27th 2013, 12:08, by 明鏡雜誌  　　（作者吴德为原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随后，周总理布置了几项应急措施： 　　一、要监视和搜索外逃被迫降的直升机，要人、机并获，将情况直接报告中央，也就是直接报告毛主席、周总理。 　　二、派卫戍区部队封闭控制北京郊区的几个机场，没有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也不允许任何飞机降落。在没有接到允许飞机起飞的命令或通知时，发现有飞机起飞，要将其击落。 　　三、卫戍区要加强对新华社、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等警卫目标的警卫工作，对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附近地区也要增派部队，加强警卫。 　　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并部署北京地区防空降的作战任务。 　　我和吴忠回到卫戍区时，天已经快亮了。我们把杨俊生找来，一起布置了任务。首先布置动员民兵监视天空，卫戍区准备好了一部分摩托部队，随时可以出发行动到飞机降落的地点。之后，我们派出卫戍区的部队封闭了北京的西郊机场、南苑机场、沙河机场、良乡机场、东郊机场共五个机场。我们命令部队进驻机场后，全都真枪实弹，对没有周总理的命令，强行起飞的飞机立即开枪、开高射炮；第二要在机场跑道上设置障碍物，阻止飞机起飞；第三要将所有飞机上的油料全部抽掉，同时加派部队看好油库。进入机场的部队在机场空军的配合下，完满地完成了任务，后来在向周总理汇报时，周总理很满意。 　　13日，直升机被迫降在怀柔县沙峪，当地民兵马上报告了县武装部，县武装部长报告了驻在那里的警卫三师，三师立刻派部队包围了这个地区，对沙峪周围进行了严密戒严。上午1。点，北京卫戍区办公室接到了警卫三师从怀柔渤海所打来的电话，报告说三师的七团和当地的民兵已经在怀柔沙峪找到了迫降的直升机，并包围了。 　　飞机在降落前，民兵们看到直升机在天上摇晃。后来知道，那是陈修文驾驶飞机在天空中兜圈子，陈修文与周宇驰进行了搏斗，他在抢周宇驰的手枪时，周宇驰开了枪，陈修文牺牲了。以后李伟信供称，陈修文、陈士印和周宇驰坐在前边，于新野、李伟信坐在后边。于新野在后边听到枪声，就慌里慌张向前边打了一枪，这一枪打到周宇驰的手腕上了。 　　陈士印把飞机降落下来后在直升机中躺下装死，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飞快跑下来。周宇驰一边走一边撕林彪的政变手令、林给黄永胜的信和安排黄、吴、李、邱去广州的飞机号码、人员表。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跑了一阵，意识到跑不了，就商量自杀。周宇驰说我先把你们两个人打死，然后我再自杀。于新野、李伟信说还是自己死吧。他们就在玉米地中，一人站在一垄上，各自开了枪。周宇驰、于新野倒下了，李伟信的枪是向天空放的，没有自杀。 　　卫戍区部队保护好现场，进行了仔细搜索。 　　当时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9月13日当天，空军来了一支武装的小部队到现场，可能是空军的警卫部队，他们找到卫戍区的人，提出要把人、直升机和直升机上的一切物品都交给他们带回空军，这个部队说他们是奉了命令来的。 　　林彪叛逃后，中央派李德生处理空军问题，坐镇空军司令部。但我们未接到这个命令，这次来的又是武装部队，卫戍区要不要按他们提出的要求执行，吴忠与我进行了商量。当时，我们不了解武装部队的人是些什么人，我说：空军出的事情，这些东西再交给空军处理，很显然是不妥当的。而且，我们也没有得到周总理的指示，人和东西我们不能交。我还说要告诉卫戍区戒严的部队，没有周总理的指示，无论任何人、任何单位都不允许进入戒严区，更不允许取走任何物品。 　　后来，吴忠让人好好招待这个部队，但把这个武装部队的枪都收缴了。他们回去时把枪还给了他们，他们是在卫戍区的武装监视下离开的。这个情况及处置的办法，吴忠后来都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同意。 　　当天，把飞机上的物品和李伟信、陈士印都送到卫戍区了。地上被撕碎的纸片当天能找到的也都送来了。 　　我们看了拉来的物品，有一些中央文件，其中一部分是国防科委关于导弹、原子弹方面的机密文件；有一些信件，包括有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写的信；有一个录音带；还有三万美元。 　　飞机上还有一些材料，我们都看不懂，这些材料写了一些类似"B一52"、"眼镜蛇"那样的暗语。 　　当天晚上，吴忠审问了李伟信。李伟信交待说他们有一个《"571工程"纪要》。吴忠听不懂，他当时只是想审清楚李伟信为什么要叛逃的问题，根本想不到他们还有个滔天大阴谋。吴忠拍着桌子骂李伟信说：你他妈的瞎胡说，什么工程不工程的！ 　　我们那时都在卫戍区，吴忠审完李伟信后对我说，这小子他妈的不老实。 　　9月13日，我们一天都没有睡觉。我、吴忠、杨俊生连夜听了录音、拼对已撕碎了的信。录音机放出来的声音都是吱吱哇哇的，怎么听也听不出个名堂来。我和杨俊生对信，对了很长时间才发现有个用红铅笔写的"林彪"两字的纸片，然后又对出来个"永胜"，这个"胜"字的"月"字边是第二天才从现场找回来的。周宇驰共撕碎了三张信纸。晚上，周总理打来电话询问收缴了些什么东西。 　　我报告周总理说，录音，我们听不懂；信，我们也没有对出来。我向周总理提出，我们不懂这方面的技术，工作很慢。 　　周总理指示：你告诉公安部，由他们派人解决。 　　公安部李震、于桑来了，经过公安部的技术处理，我们再听录音就很清楚了，信也经技术处理后很快就对出来了。李伟信交待：这个录音，是叶群与黄永胜通话时林立果偷录的。公安部的同志后来告诉我，林立果在录音时，对录音的速度进行了变换，录音是分别用几种速度录的。 　　信拼对出来了，一件是林彪的那个政变手令；一件是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信，要他有事和王飞接洽。林彪的这个手令和给黄水胜的信在周宇驰的手里，周宇驰是否见过黄永胜，黄永胜的态度是怎么样的，黄永胜后来矢口否认他知道这件事，拒不坦白。 　　另有一张纸也被对出来了，是林、叶、黄、吴、李、邱等人南下时乘坐飞机的安排表。后来知道，林彪曾有南下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党和国家的阴谋。他们得知了毛主席南巡讲话后，曾阴谋在杭州、上海及主席返京途中谋害主席，由于主席警觉，提前回到北京。他们惶恐惊惧，不敢南去广州而仓皇叛国北逃，这一阴谋遂告破灭。 　　这些证据在林彪专案中都会找到。 　　我们把所有的东西登记起来，开出了一张清单。我和吴忠、杨俊生、于桑等人在清单上签字后，就报送中央了。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央成立了林彪专案组，组长是周总理，日常工作由纪登奎、汪东兴负责。中央指定我和吴忠参加了专案组的工作。9月14日，周总理打电话来，要求把整理出来的主要材料送给他。 　　过了一、两天，我和公安部商址，先把对出来的几件重要材料报送周总理。我记得一共报送了五件：第一件是林彪的手令；第二件是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信；第三件是"小舰队"的名单；第四件是南下飞机的号码、人员安排表；第五件是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写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刘兴元传达毛主席南巡时和他们的谈话，顾同舟还在信上表忠心，说他在继续观察情况，后来知道这封信是顾同舟派他的老婆送给林立果的。 　　《"571工程"纪要》是在以后的几天才发现的，它不在直升机上。林立果他们走时很慌张，《纪要》被丢在空军学院的据点里了，是公务员在打扫房子时检起来的。林彪叛逃后，李德生动员空军学院人员揭发情况，这个公务员就把写有《"571工程"纪要》的本子上交了。《"571工程"纪要》刚交上来时，纪登奎和我都看了，纪登奎认为《纪要》的很多内容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后来是毛主席指示印发政治局的，毛主席看了《纪要》后，他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 　　我们把五件材料报送周总理后，政治局开了一次会议，黄永胜、吴法宪等人都参加了，也通知我列席了。我去时，就看见周总理拿着几份东西在看。然后，周总理拿出林彪给黄永胜的那封信让黄永胜看，黄永胜看完后很紧张，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没有说他是否看见过这封信。 　　周总理又拿出一个名单给吴法宪看。这时，吴法宪也紧张了，手直哆嗦，他看完后说这些人都是空军的。这张信纸的下角上写了一个江字，吴法宪说这个名单的字迹是江腾蛟写的，他认识。周总理拿着名单很仔细地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间，问他们的职务、家庭住址等情况。当时，我想总理为什么要给他们看这些材料呢，我担心这样会出间题。事实上，周总理走着很稳妥的步骤和作着很及时的调查，把重要情况都立即掌握起来，他们逃不出周总理的掌心。 　　以后，这些"小舰队"的人都被抓起来了。大概有一个人没抓，他是人民日报社鲁瑛的弟弟，叫鲁瑕。林立果他们商量让他驾驶飞机去炸桥，然后轰炸毛主席的专列，鲁联接到"小舰队"的命令后，让他当医生的老婆用盐水把他的眼睛擦红肿了，进了医院，以此来应付林立果等人。 　　这些人被逮捕后，我们把他们的口供与李伟信的口供进行了对证，这样，我们才知道有一个"小舰队"，《"571工程"纪要》就是他们搞的，才看懂了这个《纪要》。"571"就是"武装起义"的谐音，"571工程"也就是要搞反革命武装暴乱、计划谋害毛主席的行动方案。林立果他们在京有五个据点，西苑机场有两个，空军学院有一个，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有一个，沙河机场有一个。我去查看过西苑机场、空军学院和东交民巷的据点，吴忠对全部据点都查看了。林立果这些人政治上反动，生活上也十分糜烂。据点是"小舰队"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场所，也是他们吃喝玩乐的地方。据点里有一些从日本进口的录音、录像器材，当时，我们都没见过这样先进的器材。还有很多录音带、录像带、唱片等东西，录像带里有一些是为林立果选"妃子"时一些被选上的人在小据点里的录像。还有一箱子被选"妃子"的照片。 　　13日，根据中央的指示，为加强北京地区的战备力量，北京军区命令38军的三个机械化师、坦克一师、坦克六师和炮兵六师共六个师，归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这样，卫戍区的兵力，原有的四个师加上新配的六个师，就有十个师了。我们感觉到责任很重，也很紧张，不知道要出什么事。经过研究，确定了重点防御区域，北至南口，东到首都机场一带，南达保定以北在13日或14日，部队就进到了预定位置。15日，在卫戍区召开了作战会议，我和吴忠、杨俊生都到场，各个师的负责人全参加。当时我们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全力对付内外勾结的阴谋颠覆社会主义祖国的敌人。 　　14日或15日，我们还给卫戍区开过一次会。"九一三"事件后，因为卫戍区要执行一些任务，当时强调保密，下边又不知道情况，执行任务时，遇到一些问题，也老有人问，很不好办。报经周总理同意，我们开了卫戍区的师以上的干部会议，我讲了一下林彪叛逃的情况和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参加会议的人听到林彪叛逃了，都大吃一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林彪是副统帅啊！ 　　我还要说明一个问题，"九一三"事件中，周总理的指示和卫戍区执行的一系列应急措施，我们认为实际上是内防政变，外防侵略，对外就是对着苏联的。象这样的重大部署，按常规必须向中央军委、各总部请示报告的。但是那时已不能按常规来办事了。我和吴忠做了分析，认为黄、吴、李、邱都是军委、总部的负责人，是军委办事组的成员，他们跟林彪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伙的。我们认为，对黄、吴、李、邱等人，中央虽然没有采取措施，但不等于他们就没有问题了。当时的具体情况很特殊，我们商量后决定，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必须确保卫戍区的部队置于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指挥下。我们指示卫戍区的机关、部队对来自军委、总部的电讯只收听，不汇报，就是只接收来的电话、电报，但不汇报卫戍区根据中央布置的应变措施的情况。当时，卫戍区的副政委邹平光极尽职守，昼夜在作战室值班，保证了这一指示的落实。 　　9月16日，周总理告诉我说：蒙古人民共和国向我们提出了抗议，抗议我们的武装飞机进入他们的国境。这架飞机已在蒙古境内坠毁。 　　周总理指示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向蒙古方面道歉，说明是中国民航飞机误入蒙古境内的，要求把死亡人员的尸体运回来。蒙古方面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人坐的飞机坠毁了，由于我们已经道歉了，也没有再多为难我们，但他们不同意把尸体运回中国，提议就地安葬。周总理考虑，苏联当时还不知道林彪叛逃的情况，怕因运回尸体问题同蒙古发生争执会提醒苏联，就同意了蒙方的建议。尸体埋葬前，中国大使馆派人到现场察看和进行了拍照，尸体都烧焦了，认不出面目了。照片很快送回国内。周总理还让我们到人民大会堂去看过，叶群还能看得出来，她有长头发，林立果在腰上插着两支手枪也能看出来。 　　后来知道，林彪出逃时非常狼狈，连为林立果选好的对象张宁都没带上，林彪的侍卫长不跟林彪跑，从车里跳出来了，好像他还挨了一枪。林彪到飞机场后，把驾驶员潘景寅(空军一师长)等人叫上，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上了飞机。林彪慌慌张张，来不及从飞机扶梯上，而从到飞机驾驶舱的小爬梯上强登，林彪的帽子都丢在地上了，叶群还喊：快、快、快。飞机起飞时翅膀还碰了一下加油车，飞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起飞的。最大的间题是飞机上的联络员没带上，没有联络员，通讯联络不上，飞机到了温都尔汗找不到乌兰巴托了，可能还有油也不够了.温都尔汗是一个草原，飞机就迫降了。 　　使馆的同志回来后说，飞机的翅膀在飞机降落时，折断了一个，以后飞机冲出了一千多米，机身因此破裂、着火。人可能是被猛烈的冲击甩出来的。草地上一片狼藉。开始，苏联没有发觉。后来听说苏联怀疑到有问题，就把死尸挖出来锯下头骨弄回苏联，林彪曾在苏联治过病，从他口腔的牙齿可以判明是否是林彪。当时，好像还甩出来一个空军什么人的证件。这样，苏联鉴定出死者就是林彪，传说勃列日涅夫连说：可惜呀，可惜！有人怀疑飞机是被打下来的，不是。我们没有打，蒙古方面也没有打。 　　周总理说，如果林彪不摔下来，可能要到苏联发表广播讲话。 　　林彪叛逃后，空气很紧张，还要保密。那时，街上贴有如"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大标语，我们提出清除一下，都不让动。 　　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央等待黄永胜等人悔过自新，向党作出认真交待，但黄永胜他们什么都不坦白，他们住在西山，烧毁文件、搞串联、统一谈问题的口径。 　　9月23日的晚上，周总理通知让我到人民大会堂，是什么厅我记不住了。我进去时，看见汪东兴、杨德中在那里，汪东兴和杨德中都说，黄、吴、李、邱这些人是军权在握，再不动他们很危险，这个事应该处理。我们正说着，周总理来了，汪东兴向周总理讲了要处理黄永胜等人的意见。杨德中说黄永胜在烧材料。周总理说，你们先等一等，说完他就同汪东兴一块出去了。 　　过了不长时间，半个多小时的光景，周总理回来了。周总理告诉我们，毛主席已经批准了，把黄、吴、李、邱逮捕起来。 　　我们研究了怎么逮捕黄永胜这些人的办法，周总理对我说，明天早上李先念同志要去越南访问，周总理去送，邱会作也去送，让我也去，从机场回来时，对邱会作说有毛主席的指示要传达，这样就可以先抓邱会作。 　　周总理说，另外再通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来人民大会堂开会，会议是听毛主席的指示的传达，黄永胜等人来后，先跟他们谈话，然后再逮捕。 　　周总理让我回去同吴忠商量，由卫戍区落实逮捕、押送、关押地点等问题。 　　我们对卫戍区是这样布置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来后，周总理和叶帅、纪登奎先与他们谈话，然后把他们带走。黄、昊、李分别由卫戍区的司令员、副司令员、副政委陪同，关押地点安排在卫戍区的第三师。 　　布置好卫戍区的准备工作后，我到人民大会堂汇报，周总理、叶剑英、纪登奎在场。我记得是在东大厅的小房子里边，我们四个人坐在一张方桌旁。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飞机场送先念同志时，周总理镇定自然，谈笑风生。我是很紧张的，心里老觉得绷着。邱会作从机场回来后，周总理、叶帅和纪登奎跟他先谈话，然后有人把他带走了。 　　通知黄永胜等人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后，他们过了半小时的时间都没来，周总理、叶剑英、纪登奎和我坐在那里焦急地等。叶帅问卫戍区有没有部队在黄永胜等人住地附近。我打电话问了吴忠，然后向叶帅报告说，有一个团在附近。 　　叶帅说，如果他们不来，或者抵抗，就用硬办法把他们逮捕。 　　又过一段时间，黄永胜等人来了。周总理、叶帅、纪登奎到福建厅去与他们谈话、宣布决定，周总理让我和吴忠等候在东大厅，招呼卫戍区的人。 　　周总理与他们的谈话谈了很久，我听到黄永胜在嚷嚷，说他们冤枉等等。 　　我们又等了很久，怕出意外，我让吴忠到会场上看一看情况，吴忠进去后又等了一段时间，他们才出来。黄永胜是第一个出来的，吴法宪好像是第二个，他们依次被带走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被带走后，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了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会议，会议由周总理、叶剑英主持。 　　周总理让我参加这个会议，我对周总理说，还有一个间题，就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秘书、警卫、司机怎么处理。当时，把这些人的枪、公文包都缴了，他们坐的汽车也都搜查了。 　　周总理说，卫戍区找一个地方，农场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把他们弄到那里去办学习班，让他们学习、揭发，不要让他们太紧张了，黄、吴、李、邱有问题，并不等于他们有间题。我对周总理说，这个问题过去没考虑到，现在需要布置一下，我得去卫戍区一趟。 　　吴忠等卫戍区的负责人陪着黄永胜等人走了，卫戍区只留下邹副政委在，我向他作了布置。黄永胜等人的秘书、警卫、司机被拉到团河附近的一个农场去了，邹副政委亲自到农场去安排的，这个农场有一个连的部队。 　　这个问题解决后，时间已经很晚了。周总理通知让我回人民大会堂。我回到人民大会堂后，周总理交待让我守在电话机旁，了解黄永胜等人是否已押送到关押地点、到达后怎样安置等情况。当时，卫戍区从师里、团里专门调了一些干部去看管他们。 　　不久，这些人顺利到达关押地点的情况先后报告上来，我都立即报告了周总理，让他放下心。 　　这时我已有两天一夜没有睡觉了，眼睛熬得通红，脑子都发木了。 　　应该再补充一个情况，说明完全是林彪自绝于毛主席、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1971年10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要到中国访问。之前，周总理要求组织二十万群众，从机场一直到天安门、国宾馆，进行夹道欢迎。我们发愁了，怕"小舰队"还有一些什么人漏网，进行破坏活动。我担心在当时的形势下夹道欢迎会不安全，就提出只在飞机场欢迎的建议。周总理说，不行，还是要组织夹道欢迎。我意识到周总理的这一布置，是表示中国政局是稳定的。 　　我们就布置了，有组织地安排了人员，在主要的地点都安排了公安局、卫戍区的人员。1月6日，外宾到北京时我们都到机场去接了，没有出现问题。塞拉西皇帝来后，周总理对我说："毛主席接见时，除我以外，肖劲光和你一起陪同参加接见。" 　　1月8日，毛主席接见塞拉西皇帝。我和肖劲光同志提前到达接见地点等候。外宾来访之前，我们进去见毛主席，发现他老人家满脸倦容。毛主席缓慢地说：治病救人嘛，有病也不让治。他说原来准备在三中全会时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准备安排林彪的工作的。毛主席还说：高岗不自杀，也准备安排他的工作。显然，关于林彪的事情，他到这时还没有撇下，甚至还困扰着他。 　　毛主席与我们正谈着，周总理陪着外宾来了。塞拉西皇帝很健谈，他讲一阵，毛主席只答复他两三句。谈了很久，周总理看毛主席太疲乏了，就对外宾说两国之间的问题，我们具体再谈。这样，皇帝才告辞。 　　毛主席与我和肖劲光同志的谈话，再一次反映了毛主席对林彪"治病救人"的思想态度。 　　毛主席曾经认为"文化大革命"会在两三年内得以结束。九大召开后，他对党和政府的重建问题予以重视，并作了一系列指示。整党建党活动中，虽然整个建党的方针不能说是正确的，但重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稳定了经济、政治、社会的局势；1970年3月，毛主席又提出了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建议，要想解决政府重建的问题，但他又多次明确说宪法不设国家主席，他不担任国家主席。 　　九大时，林彪被确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同时，林彪集团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这个集团，这时已经把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看成是他们篡党篡国阴谋活动的重要时机，他们妄图利用这一时机，实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的企图，以便在更多的领域内夺取权力。表面上看，是林彪一反一贯紧跟毛主席的做法，建议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但实际上，叶群才说出了他们的真实意图，叶群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文化大革命"中还有更为复杂的一面。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形成了另一个集团—江青集团(以后的"四人帮")。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均由野心家组成，他们分别图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因为在打倒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某些领导干部时有着共同的利益，曾经结成过短暂的联盟。互相勾结，相互利用，以排除异己，企图乘机夺权。但庐山会议前，林彪意识到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的趋势，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野心，又使得他们之间爆发了尖锐的冲突。在庐山会议上，林彪、陈伯达及林彪集团的其他成员就是企图借打击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阴谋篡党篡国。 　　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阴谋失败后，一再拒绝毛主席对他们的教育、批评和挽救，反而决心挺而走险。林彪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准备工作，1971年3月，《"571工程"纪要》制订完成，《纪要》提出准备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杀害毛主席。林彪反革命集团由此走上了历史上一切野心家、阴谋家所走过的自取灭亡的道路。林彪的野心在庐山会议上暴露以后，毛主席立即采取了措施，在庐山上就宣布对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进行审查。1970年9月毛主席从庐山回来时与我们的谈话，虽然没有点林彪的名字，但已经是在教育我们对庐山的矛盾要进行更深的思考。从这以后，毛主席领导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由庐山会议暴露出来的问题。1970年10月，毛主席分别在吴法宪、叶群的检讨上批示，严厉批评了吴、叶及军委办事组林彪集团的成员。11月，中央成立了组织宣传组，组员中没有林彪集团的成员；同月，中央发出高级干部要学习马列著作的通知，提出高级干部"只有读一些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才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12月，毛主席在中共三十八军委员会《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上批示，要求北京军区开会讨论解决"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是何原因使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的太上皇"的问题；同月，毛主席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四个伟大"是形式主义，讨嫌。1971年1月，毛主席指示改组北京军区，任命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这就是毛主席在南巡谈话中所说的"挖墙脚"。2月，毛主席严厉批评军委办事组召开的军委座谈会"根本不批陈。"4月，毛主席指示派纪登奎、张才干参加由黄永胜、吴法宪把持的军委办事组，这就是毛主席在南巡谈话中所说的"掺沙子"；同月，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周总理在总结讲话中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希望他们实践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自己的错误。 　　这一系列重要指示、措施的贯彻执行，一方面意在提高广大高级干部识别问题的能力，教育、批评和挽救林彪集团的成员改正错误；另一方面也从实际出发，削弱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势力。 　　林彪事件后，我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在庐山会议后的一系列讲话、批示，使我受教育最深的就是毛主席在领导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这一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始终相信我们的人民、始终相信我们的党、始终相信我们的军队。毛主席多次指挥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说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他说《国际歌》里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全部的立场、观点，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毛主席说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陈独秀、王明、张国煮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我们这个党五十年的经验，中国人不喜欢分裂，我们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没有一次把党分裂了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毛主席曾满怀信心地说："我觉得我们的军队很有希望。"他说听说打锦州的时候，部队住在苹果园里，不摘苹果，这样的部队有希望，只吃酸菜，又能打仗，这就很有希望。毛主席多次说，我就不相信黄永胜能调动军队会造反，你调动军队搞坏事，听你的？ 　　1972年7月，毛主席在会见法国外长舒曼时自信地说：我们开了那个庐山会议，197。年8月23号一天，24号一天，25号半天。第三天下午，我就说不行了，不能干了，下了一滴酒精。一滴酒精下去，细菌就不活动了。 　　毛主席就是这样，在他老人家的一生中，对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缺点、错误、困难，始终予以高度重视，并相信我们的党只要依靠群众就会有力量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有能力领导我们的国家继续前进的。 　　毛主席他老人家之所以能够识破、战胜我党历史上从所未有的林彪反革命集团，我想除了他老人家领导党、军队在几十年浴血奋战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的斗争经验之外，还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保存着，我们的党、军队、国务院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的人民坚信社会主义制度，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党和军队，他所创建、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亿万人民，始终把毛主席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刘志男、朱元石协助记录、整理) 　　吴德，《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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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原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回忆：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上）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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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回忆：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上） Sep 27th 2013, 12:06, by 明鏡雜誌 　　（作者吴德为原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一九七0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毛主席"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就我所经历的情况，记忆可及者，谈一下。 　　1970年以前，我是处在被当做叛徒嫌疑暗中审查的。虽说是背靠背的审查，但我也能感觉到，总是有些事情不大对劲，别别扭扭，例如市里的有些会议没让我参加，中央的一些重要决定也不告诉我。虽然在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在那个年代，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党的生活极不正常，我一方面思想有所准备，另一方面则泰然处之，相信党、相信人民总是会分清是非的。 　　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带着北京市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去庐山开会。这种正常的通知，反倒使我有如获意外的感受，舒了口气，心中真有些激动。我记得同我一起去的，有吴忠、杨俊生、黄作珍、倪志福、刘锡昌、张世忠、聂元梓等。初到庐山，气氛并不紧张，我万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巨大的风波。 　　大会编组是按六个大区来混合编的。华北组的组长是李雪峰，我是副组长，其余的副组长还有天津的解学恭，山西的陈永贵，内蒙古的吴涛，军队的郑维山。编在华北组的还有陈伯达、汪东兴等。 　　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是两个内容，讨论修改宪法和国民经济计划。毛主席会前又提出了讨论形势的间题，大会结束时还通过了关于战备问题的报告。 　　为了修改宪法，中央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毛主席是主任，林彪是副主任，委员会下设有一个小组，成员可能是康生、陈伯达、吴法宪、张春桥等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的人员。宪法中有一条重要的修改就是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最早是毛主席向中央政治局提出来的。毛主席以后为此又打过招呼，提出过意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两次，一次是汪东兴传达的，毛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他不担任国家主席，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一次是在林彪提出还是要设国家主席，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之后，毛主席有一个批示，认为"此议不妥"。汪东兴传达的时间是在林彪坚持提出设国家主席之前。 　　8月23日下午3点，毛主席宣布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林彪讲话。 　　林彪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副统帅，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我当时认为林彪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有感觉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8月24日上午，政治局通知我们听林彪的讲话录音，反复听了两遍。 　　8月24日下午，华北组开第一次小组会，讨论林彪讲话。这个会我没有参加。好像是林彪办公室通知让几个省、市分别整理出一份学习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的材料，北京市也在被通知之列。因为催得很急，要求限时送到，我对情况又不了解，市委秘书长黄作珍提出由几个人凑一凑，整理出一个材料来。于是，我和黄作珍，还有我们带到庐山去工作的市委办公厅主任陈一夫，一起凑材料。 　　8月24日下午的华北组讨论会，陈伯达迫不及待首先发言，说：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非常重要，是经过很多斗争的。他讲了一通"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问题，并闪烁其词地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并且说有人听说毛主席不做国家主席了，就高兴得手舞足蹈了。这个讲话很有煽动性。 　　汪东兴跟着讲了话，主要的意思是设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他也讲了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 　　当时，陈伯达讲话，大家还有疑惑，汪东兴一讲就不同了，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别人更多地是相信他的讲话。 　　散会后，吴忠告诉我发言的情况，他说陈伯达、汪东兴讲了话，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我急忙问，是谁反对毛主席。 　　吴忠说，他们没有点名，不知道是谁。 　　这时，大家已经议论纷纷了。 　　晚上，我和李雪峰在会场碰到了汪东兴，我问汪东兴：有人反对毛主席，是什么人。 　　汪东兴说："有人。枪杆子、笔杆子。" 　　我问李雪峰，李雪峰说他也不清楚。 　　我更不明白这是指什么人了。 　　晚上11点多钟时，我和李雪峰、解学恭吃夜餐，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在华北组的简报组，他参加了整理简报的工作，他把整理好的简报稿子拿来送审。简报的内容就是陈伯达和汪东兴的讲话内容。解学恭拿着稿子看了一遍，改了几个字。我没有参加会，发言的具体情况也不了解，我对李雪峰说，印发简报你们签字就行了，我就不签字了。 　　李雪峰说，简报是本着有文必录的原则整理的，签字付印是照例工作，你就签个字吧。 　　这样，我也就在要付印的简报稿子上签了个"吴"字。 　　我们签完字后，简报就送中央办公厅了，很快印好就发了。这个简报就是华北组的第2号简报，全会的第6号简报。 　　8月25日上午，华北组继续开会。经过一夜的沸沸扬扬，人们的发言都集中到了所谓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上。部队同志的发言更激动更气愤。连陈毅同志也说，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音晃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 　　当时，北京组的聂元梓又显示出了"造反派"的能量，极其活跃，到处串联，她找了河北的同志、找了军队后勤部门的同志，一直串联到了吴忠。她对吴忠说有人反对毛主席，要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吴忠问她是谁反对毛主席，聂元梓也不说具体人。吴忠对聂元梓其人是有警惕的，他说他不清楚情况，也不清楚是什么人反对毛主席，表示不愿意与聂元梓谈这样的问题。吴忠随即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说聂元梓在串联。 　　这时，一些工人中选出来的中委和候补中委也找我说，别人都表态了，他们也要发言表态。 　　我对这些同志说：这个态你们怎么表呢？假如间题涉及中央的负责人，按照党的原则，应该先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就在庐山啊。 　　这时，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分别在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发了言，到处点火，气氛相当紧张。我还发现王洪文和上海组的人在到处探听消息。 　　8月25日，我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是我和陈一夫同志商量后由他起草的。信的内容是反映聂元梓在到处串联，揪所谓反对毛主席的人，会议有些不正常。我把这些情况报告周总理后，还请示周总理以后的会议怎样开下去。 　　8月25日下午，华北组继续开会。李雪峰接到通知，到毛主席处开会去了，华北组的会议改由我主持。河北省四名劳动模范出身的候补中委先后发言，对新宪法不设国家主席间题提出质疑，认为宪法起草小组和委员会有问题，点了康生的名字。他们的发言，口径完全一致。 　　他们讲完后不久，李雪峰就回来了。李雪峰告诉我，会议立刻停止。我问他为什么要停止，李雪峰说这是中央的决定，详情以后再谈。李雪峰当场宣布会议停止。 　　在散会回来的路上，我又问李雪峰出了什么事情，会议为什么停止了。 　　李雪峰说毛主席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批评了天才问题、设国家主席问题，是毛主席提出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即停止的。 　　我对李雪峰说：毛主席早就讲过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他打过招呼。你们河北为什么还有四位同志发言反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他们点名批判宪法起草委员会，是怎么回事？李雪峰说：这是中央全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什么意见，可以自由发言。 　　8月25日晚上，我正在看电影，周总理派人找到我，要我去谈话。 　　周总理说：我已把你的信在政治局传阅了。 　　周总理指示我回去以后，组织代表中的工人同志开个会，批评聂元梓，解决她串联的问题。 　　我向周总理汇报了河北省儿位同志发言批评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情况。 　　周总理说：可能是关于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的问题，在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发表的社论上，毛主席删去了这个内容。我已经要北京查一下档案。对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不在会场上对他们进行反驳？ 　　我说：我不了解情况，不好发言。 　　周总理说：不是很好讲的吗？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任是毛主席嘛！副主任是林彪嘛！你们反对宪法起草委员会，不是反对毛主席吗？你为什么不讲？ 　　周总理批评了我。 　　我向周总理提出小组会如何开下去的问题，周总理说，照原计划继续开。 　　我从周总理处回来，就开了批评聂元梓的会。会上批评了聂元梓的非组织活动。我们把批评聂元梓会议的情况，手写了一份情况简报，报送给周总理。周总理批示政治局传阅了。我记得林彪还在简报上划了圈。后来出现了林彪问题，我才意识到我们写的这个简报有多大风险。 　　这时听到他们说反对毛主席的是张春桥，也是对着江青、康生等人的。 　　停止小组会后，政治局作了一个决定，要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检讨，还决定收回6号简报。 　　开检讨会时，周总理、康生主持，各大组组长参加了。我不是组长，但周总理通知让我听他们检讨。陈伯达是第一个检讨的，吴法宪、李作鹏等也检讨了。陈伯达等人的检讨很不像样子。 　　汪东兴找李雪峰和我谈过一次，他说是毛主席让他找华北组的几个组长谈一谈的，他犯了错误，毛主席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这个意见还是他传达的，但在这次会上，他又提出了与毛主席相反的意见。汪东兴还在华北组检讨过一次。汪东兴讲话的内容与陈伯达讲话的思想有所不同，他是听了陈的讲话说有人反对毛主席，一时愤激的发言，是被人利用了。后来调查，也没有发现他参与林彪集团的活动。毛主席对汪东兴一直是保护的。汪东兴回北京后在机关检讨了几次后就不再检讨了。8月31日，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陈伯达。这以后，宪法问题不讨论了，计划间题也不讨论了，大家都转到学习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 　　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毛主席讲了话，讲话着重强调了对干部进行路线教育、学习马列、团结等问题。周总理和康生也讲了话。周总理是部署批陈整风的工作，康生是从理论上分析"天才"论等问题。中央宣布了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9月，毛主席从外地回到北京。我被通知同纪登奎、陈先瑞、吴忠到丰台车站去，等候毛主席与我们谈话。 　　我们到丰台时，毛主席的专列已经到达，毛主席在火车上与我们谈了话，汪东兴也参加了。整个谈话内容，总的意思基本上是《我的一点意见》上的内容。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点：一点是说共产党要搞唯物论，不能搞唯心论；另一点是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 　　毛主席这么说，使我意识到了陈伯达后边还有人，不仅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军委办事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 　　毛主席的谈话进行了两个小时。我记得谈话结束时，陈先瑞还高喊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毛主席继续坐火车回北京。我们是坐汽车回来的。 　　从庐山回来后很久，周总理把我找去，他把我写给他的信和那份批评聂元梓的简报交给我，他要我把它处理掉。我一回来就把这两个材料处理掉了。这时，我更意识到了这里边的间题，周总理想得周到。 　　1970年12月，召开了华北会议。召开华北会议，表明问题越趋严重了。华北会议好像是由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主持的。会前，周总理找我们几个人谈话，他先谈了毛主席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然后要我、李雪峰、解学恭、郑维山检讨，揭批陈伯达。 　　我们几个人在会议上检讨了，华北组在庐山时有两个问题，一个是6号简报，一个是跟着陈伯达起哄。吴忠等人也在华北会议上检讨了在庐山上的错误表态等问题。华北会议开得好紧张！江青在会上点了李雪峰的名字，还说他把河北省会由保定搬到石家庄是个阴谋。 　　李雪峰调任河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时，陈伯达与他一起去了河北。陈伯达在唐山发表了诬陷中共冀东党组织的讲话，使很多人受到迫害，一些人死亡，制造了一起大冤案。 　　陈伯达问题株连到李雪峰、郑维山。李雪峰紧张极了，派他的秘书回石家庄去烧有关的文件、档案。李雪峰派秘书回去的情况，不知怎么被人知道了，他的秘书还没把文件、档案销毁，就被紧跟而来的人将这些材料全部没收并把李雪峰的家也抄了。事情更闹大了。周总理让我们去帮助李雪峰，我到京西宾馆去看了他，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后一次见李雪峰。 　　华北会议上说李雪峰与陈伯达有关系。根据当时情况，我认为李雪峰与陈伯达没有特殊关系，他在北京市工作不到七十天，他的思想状态我知道一些，他与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在有些问题上有对立情绪。 　　李雪峰后来被撤销了职务，关到安徽的农场去了，后来又被开除了党籍，整得很惨。郑维山也被免职了。 　　粉碎"四人帮"后，我在一个招待所见过李雪峰。后来，他的党籍也恢复了，先任政协委员，后又到中央顾问委员会任委员。 　　在华北会议前期，我主要是检讨了我被陈伯达的讲话所迷惑和在6号简报上签字等间题。因为我没有参加8月24日的小组会，我也没有在8月25日的小组会上表态，所以也检讨不到更多的问题。后来从抄李雪峰家的材料中发现了李雪峰写的一本庐山会议日志，他在日志上记叙了8月25日他与我在河北的几位同志发言一事上有不同意见。纪登奎告诉我发现李雪峰的日志后，中央认为我和陈伯达、李雪峰这些人没有关系，也没有参加8月24日的小组会。这样，周总理找我谈话了，周总理批评我没有参加会议为什么要在简报上签字，他要我在大会上做一个发言，揭批陈伯达，要我不必再作检讨。我对周总理说我不很清楚陈伯达的问题，只能根据中共中央准备发出的《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批判陈伯达，然后也还检讨一下我的错误。 　　再谈一下"九一三"事件前后的情况。 　　毛主席在每年的国庆节前出巡各地然后回北京是有规律的。1971年这一次南巡是经津浦路回来的，在途中到达济南时通知李德生、纪登奎、我和吴忠到丰台谈话。1971年9月12日下午，我们在丰台上了毛主席的专列。毛主席与我们谈话时，汪东兴也参加了。谈话开始，李德生向毛主席汇报了他去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李德生汇报时，我们就看出毛主席显得很不耐烦。毛主席说霍查"他是左派，我是右派"。这样，李德生不再汇报了。 　　毛主席的谈话，内容很多，讲了党的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的情况；讲了去年庐山会议的问题；还讲了庐山会议后的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等措施，以及华北会议问题。毛主席讲过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后说，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过十次，张国熹搞分裂后，党内多次有人搞分裂，但都未能把党分裂了。毛主席说路线决定一切，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 　　毛主席说庐山会议是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着三个，出简报煽风点火，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庐山会议显然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他们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称天才"。毛主席说：什么"顶峰"啦，"一句话顶一万句"啦，你说过了头嘛！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毛主席还说：庐山会议的事情还未完结，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陈伯达后面还有人。毛主席还问我们说，这第十次是不是路线的问题。 　　毛主席说他在陈伯达搞的论天才的材料上加批语，在济南军区、三十八军的报告和其他文件上加批语是甩石头；从中央和各大军区调人参加军委办事组是掺沙子；派李德生、纪登奎到北京军区是挖墙脚。 　　毛主席批评了把自己的老婆安排为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的做法，虽然没有点名，但完全可以听出是指向林彪的。 　　毛主席还点名批评了黄永胜。 　　在谈话中，毛主席说庐山会议的6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 　　我一听毛主席这样说，就赶紧检讨。我说：主席，我还在6号简报印发前签了名字。6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我犯了政治错误。 　　毛主席挥着手说：没你的事，吴德有德。 　　毛主席随后的谈话好像是说这是个反革命集团或是个反革命的行动这样一类的话， 　　因为紧张，没有听得很准。这时，吴忠说：主席，可能有坏人吧？ 　　毛主席说：你讲得对，吴忠有忠。 　　毛主席还询问了北京市批陈整风的情况，我们简要地汇报了一下。 　　毛主席反复地说：我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主席最后说：要抓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是坐火车回北京的。我们坐汽车回北京，下车时，纪登奎禁不住跟我说：这个问题大了！我们都感到很紧张。 　　从丰台回来后，我到吴忠家谈了很长时间。我和吴忠交换了意见。我们讨论了对毛主席提出的第十次路线斗争应该怎样认识等问题，还考虑是否把毛主席说的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传达一下。我提出虽然毛主席没有点林彪的名字，但提陈伯达后边是谁已经很明白了，这样，是不是需要将毛主席的谈话先给市委常委或者市委书记们吹吹风，以免将来问题出来了，大家没有思想准备。但是，怎么传达呢？毛主席终究没有点林彪的名字啊！我们俩人商量到后半夜1点多钟，也没有考虑好怎么传达毛主席的讲话。我说，今天恐怕议不出来妥善办法了，明天再说吧。 　　回到家，我就吃了安眠药休息了。 　　可躺下不久，3点多钟，电话突然响起来，是周总理通知我立即到人民大会堂。我迷迷糊糊地穿上衣服就去了。 　　我到大会堂时，可能是政治局会议刚散，我看见黄永胜等人都急匆匆上车走了。我碰见了纪登奎，就问他总理找我有什么事，纪登奎用手遥指着东大厅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说：你去找总理吧。 　　我进到周总理的房间，看见他正在用保密电话给各大军区打电话。周总理示意我坐下来，我看见周总理很紧张，听见他对电话中说：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周总理要求各大军区紧急备战。当时，有的大军区的负责人还听不明白是谁飞到蒙古去了，还在电话中提问，周总理着急地说：你们还不懂吗？ 　　我听到周总理这样说，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周总理打完电话后告诉我，林彪外逃了，曾经对山海关机场做了一个决定，没有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共同签署的命令，飞机不准起飞。但林彪还是在山海关机场坐三叉戟飞机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飞去了，雷达跟踪飞机进入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二百多公里处，飞机不见了。 　　我说：哎呀，怎么不把它打下来？ 　　周总理说：不能打，打下来问题就说不清楚了。 　　周总理对我说：北京军区要紧急备战。另外，还有一架直升机从沙河机场起飞了，这架飞机是周宇驰等人乘坐的，方向也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准备迫降它。你们要把北京市郊区各县民兵紧急动员起来，监视飞机的降落地点。周总理还说：让卫戍区派部队控制北京郊区的几个机场，防止再有飞机外逃。 　　我向周总理提出，战备问题，只跟我一个人谈不行，是否让北京军区和卫戍区的负责人来一起谈。 　　周总理同意了。由总理办公室的人立即打电话通知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立即赶到人民大会堂来开会。 　　在陈先瑞、吴忠还没来的当儿，周总理给我讲了一些情况。林彪逃走的迹象及山海关机场有一架三叉戟飞机是林豆豆向驻北戴河8341部队报告的，林豆豆和她的爱人在一起。驻北戴河部队立即将此情况报告北京，周总理让吴法宪给山海关机场打过电话，通知飞机调回，吴法宪打完电话后对周总理说飞机出了故障，暂时飞不回来。 　　陈先瑞、吴忠到人民大会堂后，周总理又讲了发生事件的情况，并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首都立即处于紧急备战状态，指定吴德、吴忠负责执行，对林彪外逃事件要严格保密。 　　我和吴忠商量后向周总理提出，卫戍区的杨俊生政委应该同我们一起参加工作。周总理询问了杨俊生的情况，我们说杨是可靠的、可以信任的同志，他参加工作便于执行任务。周总理表示同意，指示北京紧急备战工作由吴德、吴忠、杨俊生三个人负责，除此之外，现不允许向任何人透露林彪外逃的消息。（未完待续） 　　吴德，《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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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胡耀邦爲什麽欣賞朱厚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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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爲什麽欣賞朱厚澤？ Sep 26th 2013, 20:58, by 明鏡雜誌 北京知識界人士紀念朱厚澤發言紀要（2） 《新史記》雨蒙 記錄整理 前中宣部長朱厚澤先生病逝三周年，一批知識界人士自發在北京舉行紀念沙龍，每個人的發言都是對當今權貴資本主義壓制思想自由，泯滅真理和真知的聲討，是對新"文革"的範本——中辦9號文件的聲討。 胡耀邦爲什麽欣賞朱厚澤 胡甫臣（原工人出版社社長） 朱厚澤是胡耀邦到貴州接觸最多的人，他到貴州，差不多每一次都要朱厚澤陪同。有一次，貴州想把胡耀邦對貴州的看法傳達給大家，但是耀邦同志走到哪裡都不讓宣傳他，結果貴州省委書記池必卿就想出一個辦法，就是傳達省委會議的精神，實際上就是把耀邦對他和朱厚澤所講的那些話，作為珍貴意見傳達給全省。這樣那一次耀邦到貴州，對貴州的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他在貴州成立了一個"四省五方會議"——耀邦走遍了全國，走了1703個縣，他到貴州多次，在那裡找了川、滇、黔三個省的書記和重慶市委書記。重慶市委書記廖百康是我的同學，所以從那個時候起，我就對朱厚澤有了一定的瞭解，心裡對他的貴州議論很欽佩。 朱厚澤到北京後，我也很多次跟他一起參加了會議，有一個經濟學家的諮詢會議，他每次都到會，但是他很客氣，每次讓他講話他都沒講，都是別的同志講。我對他只是見面多，向他請教很少。這是我到後來一直很遺憾的。 前《工人日報》副總編輯、中國工人出版社社長胡甫臣。 接觸得最多的一次是廖百康到北京來，請了朱厚澤、李銳他們兩家和我，加上廖百康自己，四對老夫婦見面談了半天，那是交談最多的一次。從那以後我對他的一些東西看的更多了，我自己把他作為一個問題來思考：胡耀邦在北京工作，貴州遠在偏僻的西南，為什麼胡耀邦會認為朱厚澤是一個當書記的人才？這是我心裡頭的問題。但是後來我從各方面瞭解到，胡耀邦不只是去貴州的時候才瞭解了朱厚澤，早在中共十一大期間朱厚澤調到中央黨校學習的時候，胡耀邦就跟他兩個人長談。所以胡耀邦對朱厚澤有長時間的瞭解，因此他才說："我胡耀邦不是當總書記的人才，我影響了一個人，我影響了朱厚澤，我下來以後朱厚澤也完了。" 從那一次我真正瞭解到，胡耀邦對厚澤的瞭解不是一次兩次，是多年的瞭解，他認為朱厚澤腦袋裡頭是用思想解決問題的人，是個思想家。胡耀邦在西南成立四省五方協作會議，就是他感覺到西南地區應該成為新的工業基地、應該是全國將來的能源基地。胡耀邦不是隨便走了好多地方，他提出，經濟翻兩番以後，奔小康，要把全國經濟工作放在大西北。   朱厚澤是中國最傑出的人才 杜光（著名憲政學者） 今天有朱厚澤的孩子帶著他的書來，給我們聚會豐富了內容。我跟朱厚澤同志接觸得不算多——也不算少，曾經多次到他家請教，我深深地感覺到我所接觸的人當中，思想的敏銳性和深刻性很少有超過朱厚澤的，在我們這一代人當中，朱厚澤應該是最傑出的人才。 有一句話我不知道真的假的，但是我相信它是真的，就是說耀邦同志去世以前，曾經說過一句話："我很對不起兩個人，其中之一就是朱厚澤，他是當總書記的材料。"我很相信耀邦同志的判斷，所以我曾經開玩笑地說，如果胡績偉所說的胡趙新政能夠繼續下來，鄧小平沒有把趙紫陽、胡耀邦搞掉的話，十四大很可能是朱厚澤當總書記、鮑彤當總理的朱鮑組合，那是中國人民的幸福，可惜歷史讓我們走進了另外一個門。（會場：走了彎路！） 所以我們今天紀念朱厚澤，我想到中國的不幸：朱厚澤同志下台跟胡耀邦同志下台是中國的不幸，中國歷史的不幸，中華民族的不幸，我們今天，只有承擔起他們遺留下來的任務，就是把中國民主革命進行到底——我在這裡順便再說一句，我的基本觀點就是中國民主革命到現在還沒有完成，理由就是現在我們目睹的、深受的，這種非常嚴重的專制主義統治、封建主義統治和奴隸主義，這都是民主革命的對象，而民主革命對象沒有消除的時候，根本就談不了社會主義。 我很希望我的觀點能夠得到很多人的瞭解，至少希望能夠提供一個反思的素材，所以我今天帶來《杜光文存》，有些晚到的大概沒拿到，我這裡還有幾本，一會兒大家可以拿。普世價值，我深深地感覺到，我們是打了敗仗了；可是我感到很高興的是，憲政這一仗，我覺得我們是占了上風。（《新史記》15期） 全套《新史記》雜誌電子版，均可下載至蘋果iOS或Android的智慧型手機、平版電腦、個人電腦、電子書閱讀器上閱讀。不需出門，也能細細品味《新史記》。 新史記雜誌社專頁：http://www.pubu.com.tw/store/75187 《新史記》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8?apKey=fedd22f528 每期零售價：25美元、68港 元、350台幣。 長期訂閱享優惠： 18期， 優惠價台幣3150元 (平均每期175元) 12期， 優惠價台幣2520元 (平均每期210元) 6期， 優惠價台幣1470元 (平均每期245元) 3期， 優惠價台幣840元 (平均每期280元) 接受台幣、美金、人民幣線上付款 viBook電子書城：http://www.viboo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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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王明谈皖南事变：毛家诡计为的是杀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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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谈皖南事变：毛家诡计为的是杀项英 Sep 26th 2013, 20:47, by 明鏡雜誌  　　核心提示：标明时间是1941年1月，王明在延安写的一首七律《工人柱石——悼皖南事变牺牲的项英同志》，诗曰：毛家诡计蒋家兵，主要目标杀项英。举国劳工哭柱石，全民抗战损干城。回思上海同风雨，直觉胸中尽刺针。党事如今多邪道，无边忧虑望前程。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虽然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但在文件上、记录上都没有点他的名。这是毛泽东等对王明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一种等待。让他自己从实践中逐步来认识错误，慢慢地提高觉悟来改正自己的错误，以便和全党同志一道切实贯彻执行六中全会决议。   　　贯彻、执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毛泽东身体力行。他遵循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写下 《〈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社会特点和中国革命规律作了深刻阐述，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 全党学习马列主义指明了方向。同时，以此来启迪、帮助王明等逐渐认识自己右倾投降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   　　但是，王明并不认为自己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并不承认自己是教条主义者，而认为是贯彻共产国际"新政策"的使者。由于全党的马列主义学习 运动的掀起，王明越来越感到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对自己的威胁了。于是，他对党中央、毛泽东的帮助耍两面派进行反扑。   　　等待认错与耍两面派   　　王明留在延安工作，继续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具体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和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务。他一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根据形势的发展 变化，改变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并极力说毛泽东的好话；另一方面却又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继续美化国民党和蒋介石，坚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 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并且说，这"是最标本的执行政策的办法"。   　　王明看到，自己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受到不指名的批评，而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这是难以抗衡的历史事实。于是，他就耍起两面派来，表面上极力赞扬、讨好毛泽东，背地里却又极力加以攻击和污蔑。   　　王明在很多报告和文章中，一反傲慢、自大的前态，举起了"学习毛泽东"的旗帜。大讲毛泽东是"中共领袖"，是"我们最敬爱的"同志，"以毛 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等等。尤其在1940年5月3日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大会上，王明作了"学习毛泽东"的报告。他言不由衷地说：   　　"毛泽东同志现在不仅是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党全党团结的核心，不仅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众望所归 的团结中心"；"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 的领袖"；在理论上，毛泽东"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多，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好，真正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应用到中国革 命的实践中"，"是伟大的理论家"；《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问题的指针，同时也就 是对马列主义国家问题的新贡献"。   　　王明在《学习毛泽东》的讲话中还说："对于青年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五个字：'学习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既以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名字来命名，那就要名符其实，就是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还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学习毛泽东。   　　第一，"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   　　第二，"学习毛泽东同志勤于学习的精神"。   　　第三，"学习毛泽东同志勇于创造的精神"。   　　第四，"学习毛泽东同志长于工作的精神"。   　　第五，"学习毛泽东同志善于团结的精神"。   　　这篇讲话稿事先送毛泽东看过，毛说理论一点不好，不要发表。后来王明还是发表了。   　　在1940年5月就如此颂扬毛泽东，恐怕党内还没有人当时超过王明的。不过，在暗地里恶毒攻击、咒骂毛泽东的，恐怕党内也没有一个人能超过 王明的。自古道"诗言志"，尽管王明的诗不像个样子，但还是反映了他对毛泽东咬牙切齿的仇恨。例如标明1939年底他于延安作的口语体五律《新民主主义论 ——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根本错误》一诗写道："新民主主义，理论自托陈；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苦心劝其改，怒意流于形。列义被修正，前途迷雾存。"又 例如标明1940年10月作的一首口语体七律《亲法西斯的汉奸路线》说：   　　德意日苏盟何自？   　　联汪联日费疑猜。   　　座谈虚报横行者，   　　国际中央安在哉？！   　　愿作汉奸缘底事，   　　策同托派胡乱来；   　　野心斗禹超斯季，   　　马列离开路线歪！   　　王明在此诗下面特别加注胡说："毛泽东主张在国际上实行德、意、日同盟路线，在中国实行联日联汪反蒋的统一战线，并宣布他'不怕别人骂他实行亲法西斯的汉奸路线，也不怕做汉奸'。"这完全是一派颠倒黑白、凭空捏造的胡言乱语！   　　够了，够了，以上一些完全刻画出王明是一个活灵活现的两面派。   　　当然，毛泽东当时并不知道王明在暗地里搞的那些勾当，也不会因为凭他一些恭维话就放弃对其错误的纠正。1940年12月4日和25日，在中 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从分析政治形势出发，提出要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既批评了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的错误，又批评了抗战初期右的错误。他认为苏维 埃运动后期"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损失还大，是路线错误。同时，他也批评了抗战初 期右的错误：在武汉失守前，国军溃退，我们可以猛烈发展，对蒋介石的办法应是先斩后奏和斩而不奏，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方，我军可以大发展。这个观 点现在只有项英处没有了解，因此军队少，而且说没有钱用，这就是没有了解夺取政权的重要性。只是因为党内对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的认识还不完全一致，毛泽东 又采取等待态度，所以他写《论政策》的党内指示，就不提苏维埃运动后期是路线错误。   　　1941年1月，蒋介石指使8万军队蓄意制造了皖南事变，使我新四军遭受惨重损失，除2000人突围外，其余7000人大部牺牲或被俘。这 是项英深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影响，过于相信国民党，不执行中央和毛泽东的提高警惕、从速行动的指示所致。因此，毛泽东在1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新 四军失败的教训时指出：项英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执行独立自主政策，没有反摩擦斗争的思想准备。过去我们认为是个别错误，但现在错误的东西扩大起来，便 成了路线的错误。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有些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项英同 志便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也正如当月《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所指出：   　　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 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项、袁先则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由于项、袁 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事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递至陷于失败。此次失败，乃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   　　随后，得知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牺牲，对中央政治局成员震动很大，一些领导同志发问：项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 "赣南会议"、"宁都会议"都充当了急先锋，而在抗战初期又执行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连自己的生命都搭上去了，这是什么原因？这就不能不联想到错误路线头 子王明的问题了。   　　可是，王明不但不承认自己错误，反而诿罪于人，作诗把罪过强加给毛泽东头上，说项英之死是毛泽东借刀杀人的"诡计"造成的。标明时间是1941年1月，他在延安写的一首七律《工人柱石——悼皖南事变牺牲的项英同志》，诗曰：   　　毛家诡计蒋家兵， 　　主要目标杀项英。 　　举国劳工哭柱石， 　　全民抗战损干城。 　　回思上海同风雨， 　　直觉胸中尽刺针。 　　党事如今多邪道， 　　无边忧虑望前程。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站在全国人民的立场上，堂堂正正，并无"邪道"。倒是不承认错误、坚持错误的王明却处处行"邪道"，而且"邪道"甚多。比如：好话说尽、坏话讲绝的是他；自己犯了错误而诿过于人的也是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凤凰网，摘自《毛泽东与中央早期领导人》  作者：黄允升等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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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改变历史的相似性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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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历史的相似性误区 Sep 26th 2013, 20:44, by 明鏡雜誌 马戛尔尼使华        1793年，是现代世界的一个拐点。 　　这一年，随着马戛尔尼访华失败，大清朝失去了一次向现代化平稳过渡的契机，而大英帝国拓展东方市场的雄心也遭遇挫折，东西方文明以双输结束了这一轮试探。 　　由于乾隆"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荑（夷）以通有无"的傲慢答复激怒了西方，令此前伏尔泰、歌德等人燃起的"东方热"骤然趋冷，并迅速走向反面，"礼仪之争"因此被放大，并逐渐僵化为标准的历史解释：正是由于大清朝昏聩到不顾天下大势，坚持要洋人下跪，才断送了中国的国运。 　　其实，这个解释是不成立的。 　　在马戛尔尼到访前3年，沙皇遣使进贡（其实是俄商来做生意），乾隆皇帝特意下令不必行跪拜礼，而他要求赴俄罗斯的清朝使节见沙皇时必须三跪九叩。 　　乾隆非常清楚自己权力的边界，也明白尊重对方习俗的重要性。在初期，他对马戛尔尼使团是高度重视的，据学者张宏杰估算，接待该使团的费用竟占当年大清政府收入的二十分之一！为了让代表团成员有鲜奶喝，沿途官员们甚至奉上母牛2头，由于提供的食物曾出现过变质的情况，乾隆大为震怒，罢免了好几位地方官，马戛尔尼自己也承认，整个接待过程无可挑剔。 　　那么，为什么谈判会破裂呢？ 　　自明代中期以来，传教士对中国宫廷的影响便非常巨大，清代初期尤甚，南怀仁甚至成为托孤大臣之一（他拥有正二品衔，相当于今天的副总理级）。然而，罗马教廷的议礼却给双方的交流带来挫折，核心问题是中国人祭祖、拜先师的行为算不算偶像崇拜？是否应归入邪教？对此，利玛窦采取了较开明的态度，徐光启曾和他解释过，中国人祭祖是认为祖先还活着，而不是把他们当成鬼神，烧香是表达敬意，并非迷信。利玛窦在深入调查后，认同了这一说法，他争辩说，中国人很少期望祖先能给他们什么指示，他们并不真的相信鬼神。 　　由于利玛窦所在的耶稣会在罗马教廷长期拥有话语权，所以他的解释被认可，可随着教廷的内部不断斗争，耶稣会地位大大动摇，这个说法开始受到质疑。由于其他的派别在中国传教不顺利，便迁怒于耶稣会，认为是耶稣会在清朝皇帝面前进谗言所致（事实上，耶稣会的教士们也确实这么干了），所以他们全力推动议礼，最终裁决结果是：祭祖属于邪教，传教士必须阻止。 　　康熙在得到相关信息后，感到很诧异，为证明罗马教廷犯了错误，专门找来与耶稣会对立方面的传教士，指着自己座位上的四个汉字，让他识别，结果只认出了两个，麻烦的是，该教士还不会说官话，只会说闽南话，康熙甚至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康熙希望罗马教廷明白，教皇受到了小人蒙蔽，希望收回成命。 　　康熙是按传统中国政治的组织方式来理解罗马教廷议礼的，他不知道基层传教士往往只是执行者，很难影响教廷的决断，他为此给教皇写了两封很长的信，大讲兼听则明之类的道理，并将一切错误都推到基层传教士的身上，其本意可能是想给教皇台阶下，犹如农夫递状纸，绝不会说老爷糊涂，只会说他被蒙蔽了。可对于了解教廷决策程序的人来说，这些信的内容实在荒唐，既无法上交，也没法回复。 　　康熙在苦等没有结果后，感到尊严受到深深的伤害，下令禁止传教，但他对耶稣会的传教士网开一面，劝他们继续留在宫廷服务，清廷保证他们的安全。一些传教士托词没有收到罗马教廷的直接命令，在清宫中拖延了很多年。 　　有了这番前史，就能理解乾隆面对马戛尔尼使团复杂的心态了。 　　乾隆想与西方修好，但他希望双方建立平等的关系，所以给予马戛尔尼使团以极高规格的接待，以彰显大清朝的国力。然而，这个努力并不成功，由于地方官员送上船的猪羊中有些已染病，船员们将它们扔到水中，结果沿途的清朝子民争先恐后下水抢夺，马戛尔尼深感恐惧，怕他们吃了有病的动物，带来瘟疫，便命令以后不许扔到水中，而是沿途掩埋，结果这些掩埋地很快被挖开…… 　　在接待方面，乾隆做了精心准备，比如马戛尔尼第一次到京参观，被安排在圆明园西洋楼，这是一座巨大的西洋建筑，乾隆希望能给他们以强烈刺激，可马戛尔尼却感觉一般，此外，还赐给马戛尔尼红葡萄酒，这在大清朝是难得的饮品，但并没得到交口称赞。这都让乾隆感到不快，觉得英国人不识抬举。 　　乾隆对马戛尔尼带来的西洋设备颇感兴趣，比如大型的天文钟，是当时最新的科技成果，安装到一半时，他曾前去看热闹，可他没看出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在他心中，产生了这些西方人是骗子的想法。当时，马戛尔尼赠送的枪炮都是最先进的，47年后，正是仰仗它们，英法联军以极少的代价逼迫清廷签订城下之盟，可乾隆手下报告说，那是一些"鸟枪"，当时大清朝精锐部队已配发了火枪，乾隆对这些"鸟枪"自然没有好感。 　　乾隆是一个精明的皇帝，可他陷入了人类认识中常见的"相似性陷阱"，一步步被为误导，最终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寻找相似点，这是人类认识的重要方法，当我们遇到一个新事物时，总是寻找它和已知事物的联系，通过类比的方式，建立对它的认识。 　　这种认识方式的优点是直观、迅速、便于掌握，但缺点是当体系不同时，它就会造成误会。比如清末名臣郭嵩焘出使英国时，对当地政治制度、人文、社会等记录甚详，对现代科学也非常有兴趣，在日记中，他经常会详细记载所观看实验的过程，可当托马斯？杨为他展示著名的"双缝实验"时，他看了半个多小时，只写了几个字，连称"不明所以"。 　　"双缝实验"在现代光学发展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可没有相关的基础知识，即使像郭嵩焘这样智慧、开放和好学的人，也会感到一头雾水。这说明，当体系不匹配时，相似性就会失效，如果依然执着于这种认识方式，就会在不知觉中落入"相似性陷阱"。 　　"相似性陷阱"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植根于我们的人性，当我们处于封闭状态中时，我们很难发现自己的思维已被它劫持。越是伟大人物，越容易受到"相似性陷阱"的影响，因为能与伟大人物对话的人太少，彼此信息完全不对等，这就鼓励了伟大人物坚持自己的判断，用已有的知识来验证新的知识，并因此获得精神愉悦，这是一个自我循环的奖励机制，诱使人们主动地进入信息黑洞，然而，一旦决策与实际情况之间出现断裂，灾难就会接踵而来。 　　突破"相似性陷阱"，最好的办法是依靠集体理性。 　　可以举一个著名的行为实验案例：要求200名随机的参试者给一头牛估重，他们中很多人此前从没见过牛，几乎没有任何经验，在他们写出自己的答案后，允许他们小组讨论，再给出另一个答案。实验的结果是，将这些人的第一次答案数字相加再除以200，与牛的真实体重误差竟不超过1%，而他们第二次给出的答案则误差大大增加。该实验奇妙之处在于，参与测试的人越多，第一个平均数就越接近真实。 　　实验证明，只要参与的人足够多，人类的集体理性就会提高，但前提是每个人必须独立作出判断，如果允许他们事先协商，则集体理性就会大大下降，甚至大大低于个体的平均值。 　　这个实验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挑战者号"爆炸前，美国与航天相关的股价会暴跌，事实证明：虽然每个股民的信息都不完整，但在相对独立判断的前提下，他们竟能准确地预言一桩低概率事件，虽然采用的是"用脚投票"的方式。 　　这个实验的深刻用意在于：民主制度在没有私下协商，不误导个体判断的前提下，就有可能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如果失去了这个前提，那么，聪明人的专断也许更容易做出正确判断。 　　令人沮丧的是，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是独立做出判断的，可事实上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接受他人的影响，所以股市永远会有莫名其妙的波澜，而各种各样的风潮也总在我们的生活中投下阴影。 　　集体理性的危机在于伪集体理性，如果集体中的人高度均质，观点统一，这就会取缔信息来源的多样性，那么，这种集体理性就是最坏的集体理性，要通过顶层设计来改变，而顶层设计如何不陷入相似性误区，又需要集体理性的提醒。 　　好的制度永远是两者的互动与平衡，正如《罗马人的故事》中所揭示的那样：古代罗马人之所以能以较弱的身体、较差的资源、较少的财富压倒其他文明，成就伟业，在于他们能将专制、民主与共和有机地结合起来，专制而不独裁，民主而不涣散，共和而不封闭，所以无往不胜。 　　唐山，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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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顾维钧回忆录》：中国外交崛起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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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回忆录》：中国外交崛起的历史见证 Sep 26th 2013, 20:42, by 明鏡雜誌 顾维钧先生     欣闻中华书局重新出版《顾维钧回忆录》，将原有十三册内容全部重新排版，订正原书错讹，增加照片，整套全新面市，十分高兴。     出版方谈到这套书时说:"由于《顾维钧回忆录》首版是逐年分册出版，且历时较长，坊间很少有整套留存者。"我即属于不多的"坊间整套留存者"之一，我常常以此为骄傲，而且绝不借人，生怕借者不小心搞丢了。特别是我的第一分册，得来很不容易。我是先有了第2-5分册，为找第1分册花了很多时间，终于在中华书局在王府井的书店，在一个店员的耐心帮助下找到了1本，我简直是如获至宝。记得电影《我的1919》上映时，一个搞电影评论的的高中同学向我借第1 分册，以查对剧情是否符合史实，尽管她是我几十年的好朋友，完全值得信任，但我还是复印了一本送给她，不舍得借她原本。后来我又从这个书店买了6-7分册，再后来又一次买齐了8-13分册。     从表面看，我的这套《回忆录》有几个特点：第一，封面颜色不同，所用材料不同。虽基色为深蓝灰，但1、2、3分册偏浅，4、5分册近似黑色，6-13分册较为正常。另外第2分册的封面是布漆面，与其他各册的纸漆面不同。第二，封面字体不同。第1-8分册的封面及书脊的标题为简化字，第9-13分册封面和书脊均为繁体字。第三，内文字体也不同，第1-7分册内容多为简体字，第8分册改为繁体字。第四，出版周期长，从1983年5月—1994年6月，历时12年。     一部信史，一座史料的宝库     《顾维钧回忆录》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回忆录》不仅是顾维钧政治生涯的长篇回忆，更是中华民国建立后包括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在内的五十多年间的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实录。     顾维钧在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中，服务年限最长，经历最为丰富。他做过驻墨西哥、古巴、美国、英国公使和驻美、英、法国的大使，是参加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是驻国联和联合国的代表，参加过李顿调查团，还做过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和代理国务总理、外交部长，还做过国际法院法官、副庭长等，直到1967年退休。     该回忆录涵盖了1912-1967年顾维钧的外交与国务活动55年，这在各国政治人物撰写的回忆录中是相当罕见的。或许只有丘吉尔的回忆录可与之媲美。丘吉尔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录包括三卷本的《世界危机》（The World Crisis 1911-1914；The World Crisis，1915；The World Crisis，1916-1918），一卷本的《东战线》（The Eastern Front），一卷本的《战后》（The Aftermath）。时间跨度从1911-1923，共12年。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从1919-1945，共26年。两部回忆录共涉及35年，用丘吉尔自己的话说，"以上各书合起来，将成为又一次'三十年战争'的记载"。（《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74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序言"）     顾维钧严格的自我要求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回忆录》成为了一部信史，一座史料的宝库。     据顾维钧自己回忆：1956年他收到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和道布尔戴出版社等三家约他写回忆录的约请，尽管顾维钧已经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合作撰写回忆录15年，尚未完成，但顾先生写道："我斟酌再三，这些约稿条件看起来都挺不错，但我还是决定一个也不接受。主要原因是，虽然我肯定迟早要写我的自传，但如果是为了要使它能长远地为人所利用，就必须抛开私人情谊而如实写出。显然，发表回忆录的时机尚未到来，我要描写的人物仍都健在，作为凡人，看到他们在职时做的好事被称颂就会高兴，看到对他们不明智和动机不纯的言行的叙述，当然就不会无动于衷了。这些考虑最后使我决定谢绝约稿。"（第13分册第6页）     不仅作者态度严谨，而且所用资料十分可信。顾维钧先生是一位有心人，他希望为历史保存资料。他在"附言"中写道："从我早年从事外交事业起，我就一直对为后人保存重要的外交通讯和记录以及我的官方会见和讨论纪要感兴趣。因为今天的历史来源于昨天，这类档案不仅能为我们提供一面反映过去的镜子，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今世界上发生的巨大变化。"（第1分册附言第1页）     该回忆录便是根据顾先生口述，并利用顾先生保存多年的日记、会务纪要、电报档案、信函 、文件，先后由五位学者经过录音、编写、核实、校正，历经17年之久，才得以完成。回忆录记录了大量这一时期的外交内幕活动情况，很多都是原来不为人所知的，为研究这50多年的中外关系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我的学术生涯受益于《回忆录》的出版     我的学术生涯直接受益于《回忆录》的出版。      1985年，当我师从齐世荣先生开始系统的学术研究时，在他的指导下，我确定的第一个研究方向是研究1930年代英国的外交政策。通过阅读大量英文原著，我发现，从1960年代后期至1970年代，国际学术界对1930年代英国绥靖政策的研究已经从英国对德国和意大利的绥靖政策扩展到英国对日本的绥靖政策，出版了一些重要专著，其中存在着英国的对日政策是"绥靖政策还是绥靖行动"、"是否存在远东慕尼黑"等等的争论；对该政策形成的原因也从"传统派"向"修正派"发展，即从较为简单地论述张伯伦等人"对凡尔赛条约的罪恶之感"、"对希特勒所追求的目标的错觉"以及"避战求和"，转向了依据解密档案研究更为复杂的英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意识形态、民意舆论、英帝国、国际组织等等方面。但是国内学术界的研究除了齐先生的几篇重要论文之外，仍然较少涉及这些问题；另一方面，国际学术界关于英国对日本的绥靖政策的研究主要建立在梳理英国方面的原始资料的基础之上，相对缺乏日本和中国方面的资料，因而存在着史料的缺陷。我便以1930年代英国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情况下对日本采取的绥靖政策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即后来出版的《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     尽管我也找了不少中国方面的资料（特别是获得了近代史所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帮助，从他们那里复印了很多重要的中方（包括台湾）和日方的资料），但缺少中国亲历者的直接史料。但是1985年2月出版的《顾维钧回忆录》第二、三分册及时填补了我当时正在研究的1937年的国联大会和布鲁塞尔会议的资料缺陷。我将这两个分册所提供的翔实资料、包括当时会议的许多外交内幕资料，和英、美、日、中等国家的档案史料进行相互对证比较研究，使我在作出结论时更有说服力：在这两次国际会议上，英国还有法国和美国都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尽管没有达到"远东慕尼黑"程度。     顾维钧见证了中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回忆录》从一个方面的发展，即中国外交的发展方面，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崛起之路。20世纪上半期，是世界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从全球来看，不仅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也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争取民族解放的不断斗争；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欧洲列强之间的均势和协调为基础的欧洲的世界中心地位一去不复返，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不仅美苏形成了两极格局，而且中国也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而顾维钧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担任外交要职，亲身参与外交活动，是许多重大外交事件的历史见证人。      从1917年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山东主权的力争和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到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中国收回山东主权（但日本保留许多特权）；到1923-1924年的中苏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留下外蒙问题没有解决）；到1931-1933年"九一八"事变、国联的反应与李顿调查团；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召开的国联大会和布鲁塞尔会议争取列强援助中国和制裁日本；到1943年1月中美、中英签订新约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到1944年中国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参与联合国的筹建工作，成为中国也开始被承认为四大国之一的标志；到1945年中国作为四大发起国之一召开旧金山会议，直接参与制定联合国宪章……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从一个被列强欺辱的国家、通过自己的斗争而成为一个参与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在这方面《顾维钧回忆录》也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见证。     顾维钧先生对拒绝出席巴黎和会闭幕典礼的那段描述令人难忘："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暗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的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第1分册209页）他还认为："回顾中国在凡尔赛和会上的立场和前此的发展过程，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观点来看，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1分册211页）     如何看待美国拒签凡尔赛条约     《回忆录》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下面举两个例子。   以往关于巴黎和会和凡尔赛条约、华盛顿会议和签订的各项条约，重点的都放在列强的争斗和中国的被欺辱方面，对中国代表在这些会议上为了中国的利益而抗争的表现很少提及。但《回忆录》真实地给我们展现了中国代表为恢复国家主权所的努力，使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的觉醒不是少数人的觉醒，也包括像顾维钧在内的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在目前的课堂教学中，我们已经有意识地增加了这方面的内容。可以说，《回忆录》也向我们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如何客观地认识、理解、评价中国第一代外交家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所作出的贡献？     关于中国山东问题和美国拒签和约的关系。以往对美国拒签和约的看法是美国没有得到利益。但是美国拒签和约的原因十分复杂，除了大选之前两党的激烈争斗、参议院对国联盟约不满（认为盟约使美国承担很多义务）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对和约处理山东问题不满。据顾维钧回忆："那时已经不仅限于以参议员洛奇和波拉为首的一批人，而且还有许多其他参议员为了形形色色的理由，对盟约也表示反对。中国的抗议和拒签则在舆论界和参、众两院议员中间得到普遍支持。换言之，美国人民对国联盟约的愤懑原已郁积心头，而和会未能对中国山东问题公平处理一事，无异于对此火上浇油。"（第1分册212页）他还指出，"美国国内对和约的反对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形势，这种形势的发展，必然在山东问题上对中国的奋斗目标有利"（第1分册213页）；"看来，凡尔赛条约必将成为翌年总统选举的政治争端，因为在美国国内，不仅共和党参、众议员们，而且人民也普遍反对山东条款。我深信，美国，特别是如果共和党在1920年的选举中获胜的话，不管对国联盟约如何，必将寻求某种有利于中国的办法来修改山东条款"。（第1分册214页）相信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从一个方面看到美国对凡尔赛和约的态度，也会更客观地评价当时美国的行为。 编者的话 《顾维钧回忆录》(全13册)，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2013年8月第一版，990.00元     顾维钧先生有民国第一外交家之誉，从1912年进入外交界，他历任外交要职，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的亲历者。1919年，他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挫败了日本将其攫取山东权益合法化的图谋。1944年，顾维钧参与联合国的筹建工作，保证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1945年，他代表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中国正式成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和常任理事国之一。     1960年，应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院口述历史计划主任韦慕庭之约，顾维钧开始回忆录撰写工作。先后有五位学者根据顾维钧先生口述，并利用他保存多年的日记、会谈记录、信函文件、电报档案等，进行整理，编撰回忆录，历时17年始得完成，总计11000余页。《顾维钧回忆录》披露了几十年间若干重大政治外交事件不少鲜为人知的背景和内幕，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尤其是外交史）的重要第一手资料。     顾维钧经历之丰富，成就之巨大，与中国现代史上诸多杰出人物相比毫不逊色。《顾维钧回忆录》史料之翔实，价值之重大，在国内外类似著述中堪称罕见。因此，当1980年代至1990年代该书在内地翻译出版之后，立即赢得海内外高度关注和一片赞誉。三十年来，海内外治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几乎没有不利用此书的，此书的出版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很多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认识，尤其对外交史研究发挥了巨大推动作用。     在《顾维钧回忆录》首版出齐近二十年之后，中华书局重印了该书。在此，我们约请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徐蓝教授从个人学术研究的角度谈谈她对《顾维钧回忆录》的认识。《顾维钧回忆录》于1980年代在国内翻译出版，颇多不易，在此我们依据陈鲁直、王玉璞、陈铮等几位先生的回忆，简述其翻译出版的过程，以表达我们对参与其事的刘大年、袁东衣、李侃等先生的一份敬意。     徐蓝，《中华读书报》，2013年0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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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于光远：九十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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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九十感言 Sep 26th 2013, 20:38, by 明鏡雜誌 于光远先生   　　于光远，前中顾委委员、北京华夏管理学院名誉院长，1934年由上海大同大学转入清华大学，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 　　1937年初抗日战争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兼 任延安中山图书馆主任。历任中共中央图书馆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教授，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常委，科学规划 委员会副秘书长，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41年起从事陕甘宁边区经济的研究工作，后在延安大学财经系任教。1948～1975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 作。1955年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1964年任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以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 任,2000年担任黔南民族师范学院院名誉院长等职。 　　2013年9月26日凌晨，于光远先生逝世。          感谢刚才各位在发言中给我的肯定和鼓励。有时我也在分析自己。我想，我这个人，看问题一般说来还算敏锐，不笨，但是在学术研究工作中，不论古学、新学，底子都不算深厚我自己清楚，学识浅，常识比较多之所以这样讲，并非是我的谦虚。   　　我这个人有一些优点，但是谦虚不在其内。我对自己有一个"二表人才"的称法。所谓"二表人才"，一是爱表现；二是爱受表扬。我认为爱表现自 己和爱受表扬都是人的天性，只不过我不忌讳说出来而己。恩格斯指出生活资料分三种：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自己的资料。我特别注意"发展和表现自 己"这几个字。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竞技者不就是这样吗？我可以讲讲自己的心情：当我自己坦白承认自己爱表现的时候，我在精神上觉得得到一种解脱，说出了真 我。而当我听到别人表扬自己的时候，自己心里的确是乐滋滋的，并不注意表扬我的人有没有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家人、身边的人的表扬我更为在乎。但是我提醒自 己两点：第一表现必须真实，第二得到表扬不要忘乎所以。   　　说到"浅"的问题，我觉得一些道理本来就浅而易见，用不着深人研究，关键是要有勇气表达出来。最典型的就是安徒生那篇《皇帝的新装》的例 子。满朝文武都说皇帝身上穿着新衣裳，惟独童话里的那个小孩子能够一下子说出真理。这也是由于某种利害关系的干预阻碍人们对真理的认识的一个事例。我还有 一点想法，在研究工作中，即使未能做到"深人浅出"，但必须力戒不要"浅人深出"，让人们费很大的功夫吃力地掌握没有多高水平的东西。此外，我想自我表扬 一点，就是我这个人很勤快。有人批评我这一点那一点，但是没有人批评我懒惰。如果说这么多年来我在学术方面有一点点成就的话，我想可能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 因吧。   　　当然，我也认为对许多学术问题还是要深人研究才能取得有价值的成果，对这样的深人研究应该充分肯定。今天有许多研究会的同志发言，我想你们一定在各自领域做了许多具体和深人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自己也想做一番努力，向大家学习。   　　学术方面我还有许多想法，时间有限，今天我想就简单讲上面一点。身边的人说，其实大家更关心的是我的人生感悟，因此我还想借此机会也向朋友 们介绍一下我自己目前的身体、工作和精神状况。我是个科学工作者，习惯于科学地思考。科学思考的要领，一是实事求是，二是对具体事物做具体的分析。对自己 当然也要实事求是地做具体的分析。我满90岁了，真的老了，不再是50岁的人了。90岁的人不可能没有病。不过，总的说来，我脑子可以，既不痴呆，也不糊 涂，勉强可以接受"才思敏捷"的赞扬。文章一篇一篇地写，书一本一本地出版。不过自己心中有数，写作已经有力不从心的现象。不过能够做到这样程度，自己应 该满意，何必自己同自己过不去？我是一个忙惯了的人，现在每天依然忙碌，并从中享受许多乐趣。"闲情"是一种愉悦的心情，正所谓人们常说的"闲情逸致"。 我把自己这种喜欢忙碌的状态称为"忙情"。我想这种忙碌对于保持自身一个好的精神状态是很重要的。关于我的寿命，我自己有一个奋斗目标："愿寿长八十万小 时"，并且我用过这个题目写过文章，发表过"宣言"。我写道"长命百岁的人有，但罕见。活到九十一岁又九十五天的人，如果还能做点工作，生活还有点乐趣， 就可以算是理想的了。愿寿长八十万小时!现代人生活节奏加快，以岁月计，失之过粗；以分秒计，失之过细，以小时计，我意最为适宜。"可见余之忙情一般。我 这个人言行不一，一方面口讲、笔写许多关于"休闲"、"玩"的文章，一方面又成天地"忙"。   　　不过我也认识到应该提高警惕：人一忙就容易乱，头脑不清醒；人一忙也容易烦，心情不能平和；人一忙就容易肤浅，不能研究问题，不能冷静认真 思考；人一忙就容易只顾眼前，不能高瞻远瞩。有两句诗写"忙"的，"浮世忙忙蚁子群，莫慎头上雪纷纷"。大雪纷纷，是关系蚂蚁生存的大事。可是"蚁子群" 忙得看不见这些，还在地上觅食或者打群架。诗人们为它们担心耽心，可是蚂蚁本身还不觉得。忙得没有主见，忙得没有远见，只能平庸。所以我提出为了避免上述 忙情的缺点，就应该研究忙文化，善于掌握、处理、改进"忙情"。   　　我认为对于90岁的人，保持一种积极的精神状态尤其重要，那就是"身老心不老"，也就是在身体的确是老了的情况下，保持青年人那样的朝气勃 勃的精神和活力。我曾经发生过一个"服老"还是"不服老"的问题。我这个人的性格是不服老。但是事实确却是最雄辩的，后来不得不服老。但是直到现在，我还 只是想通了一半，在身体方面，不在精神方面。而且我还想出了一些办法，比方和年轻人，甚至小孩做朋友，向他们学习。   　　现在你们恐怕看不见我在为年龄而发愁，因为我一直努力保持一个年轻人的精神状态。而年轻人是不会为他的年龄发愁的。我当然是一个彻底的唯物 主义者，但是我主张可以有幻想。俄国民主主义的先躯者皮萨列夫在谈到幻想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的问题时写道："有各种各样的不一致，我的幻想可能赶过事变的 自然进程，也可能完全跑到任何事变的自然进程始终达不到的地方。在前一种情形下，幻想是丝毫没有害处的；它甚至能支持和加强劳动者的毅力……"。在心不老 方面，幻想也是一条，我要的就是这样能支持和加强自己毅力的幻想。因此，最后讲这样12个字，"我追求!我坚持!我执着!我成功!"今天我就讲这些。再次 感谢大家!   　　2005年7月2日晚   　　于光远，《今日国土》2005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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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于光远今日逝世，想起他同伪科学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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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今日逝世，想起他同伪科学的斗争 Sep 26th 2013, 20:36, by 明鏡雜誌 　  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于2013年9月26日凌晨3点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97岁。特转刊此文，以示哀悼。       　"气功大师"王林已远遁香港，但事情并未结束。此事使我想起晚年的于光远同伪科学的斗争。   　　于光远在晚年被誉为反伪科学的斗士。他和何祚庥、司马南、郭正谊等四人在中国伪气功界曾被封为"四大恶人"，是"气功大师"们欲去之而后快的。而于光远位居"四大恶人"之首。   　　从1979年四川有人发现"唐雨耳朵听字"到严新"远距离发功"；从沈昌的"信息茶"到"预测卫星发射会不会失败"的陈林峰；直到现在的王林，"气功大师"隔不了多久就要出来，科学与伪科学、伪气功的斗争，一度很尖锐复杂。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于光远担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期间，就拉开了他反伪科学的序幕。1979年，当四川大足县有个小孩声称自己的耳朵能认字 后，随即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大批特异功能者，大有方兴未艾之势。在这场由耳朵认字开始的伪科学活动中，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于光远，成立了一个"人体特异功 能调查组"，调查人员走遍了全国各地，对声称有特异功能的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测试，结果证明他们全部都是带有欺骗性的。   　　其实，耳朵认字是我国相传已久的"小戏法"。早在1934年，鲁迅为上海《申报》"自由谈"所写的一篇题为《朋友》的杂文中就写道："我在 小时候，看同学们变小戏法，'耳中听字'呀，'纸人出血"呀，很以为有趣。庙会时就有传授这些戏法的人，几枚铜元一件，学得来时，倒从此索然无味了。"但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小戏法"，竟然有很多人包括一些高级领导人和科学家都相信。根据上海大学教授、社会学家邓伟志的回忆，当时有一位在职的副部级干部， 亲自给于光远写信，诋毁他身边坚决反对"耳朵认字"的人，企图削弱他反对"耳朵认字"的力量。甚至有一位国家领导人也劝于光远"少管那件事（指'耳朵认 字'）"，被于光远当面顶了回去。他说："政府工作听你的，科学上的事不能听你的。"在人体特异功能问题上，于光远还和钱学森这位大科学家发生过一场激烈 的"争论"。可见在反伪科学的问题上，表现出了于光远作为一个思想家的胆识。   　　于光远后来把他几十年间批判和揭露伪科学以及人体特异功能的言论收集在《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一书中。在这本书里，有他对"人体特异功 能"的"科学"基础的种种质疑，也有他对弄虚作假行为的种种揭露。他说，"那些搞伪科学的人，他们完全知道自己是在骗人，他们所谓的特异功能从来不敢在我 面前表演，怕我戳穿他们。于是他们就制造了这样一种舆论，说气功大师分三种境界，'慧眼通'、'法眼通'和'佛眼通'，其中'佛眼通'是最高的，因此就封 我了一个'佛眼通'。说我具有比一般气功大师更高的功力，有我在场，他们的各种功能就消失了，眼前只有金光一片。其实我没有任何特异功能，我只有一通—— 通晓科学精神、通晓任何伪科学都是有意识骗人的邪说。我是科学工作者，只懂得坚持科学精神，维护科学尊严，任何伪科学在我这里是通不过去的……"   　　正因为此，于光远在那些"气功大师"的眼中，就成为十恶不赦、罪大恶极的"恶人"。   　　伪科学和各种"气功大师"的流行，原因当然很复杂，但一个基本原因，是我们的科学精神缺乏。不要以为知识很多，懂得科学就有科学精神。科学 精神最重要的是要有怀疑精神。如果一个学者或者科学家满腹经纶，但缺乏基本的怀疑精神，那么，他就可能容易陷入盲从，以为眼前所见即为真，从而为自己的眼 睛所蒙蔽。   　　在这方面，于光远是个榜样，中国的科学界、知识界、科技领导者应该多几个于光远式的人物，秉持基本的科学理念和精神，同各种怪力乱神的现象做斗争，起码，不能为了某种利益而去附和或配合这些"气功大师"们的"表演"。   　　（作者系北京学者） 　　邓聿文，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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