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7日星期六

明鏡新聞網: 重建官民互信是治理中國亂象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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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17th 2013, 12:38, by 明鏡雜誌


中國研究院第二次研討會發言紀要(6)


《調查》記者 高伐林 錄音整理




   習近平接掌中共大權半年多,他極力鼓吹的"中國夢"漸漸露出端倪。正當他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加州舉行"莊園會"的第二天,2013年6月9日,中國研究院在美國新澤西普林斯頓舉行第二次研討會。來自中國、美國的十餘位學者,再次將習近平及其政策走向,當成"會診"的對象。
 


陳小平:高伐林你談談看法。

高伐林:馮勝平說,我們的討論應該圍繞給中國找到出路,他認爲這有一個前提,就是給中共、給執政集團找到退路。剛才國巍講的,我看也跟這個有關。我這麼希望的,我相信很多人也這麼希望:中國既能夠轉型走上康莊大道,又能夠儘量減少成本、減少代價……

馮勝平:以前我參加過很多會,都是討論怎麼把專制政權"滅了""撕裂",我覺得,現在我們應該討論,怎麼給中國找到一條出路?如果朝這個方向去談,對國內的幫助意義更大一些。要給中國找到一條出路,首先要給中共找到一條退路——如果他們沒有退路,那就是"死掐":你死我活鬥到底。

現在美國之音的節目,絕大多數嘉賓或作者請的都是民運人士,我看最多不應該超過20%。何頻辦雜誌,我也是這麼建議:作者和採訪對象,最多只能是20%的民運人士,太多了就是自我毀滅。打個比方吧,我們這個會好像是來會診,出謀劃策:怎麼把病人治好?這樣我們的討論轉到國內,如果有幸能被人看到,感受到我們積極的善意,受到一點啟發。我們不是來討論怎麼把病人滅了,早死早托生——那樣的方案,讓其他人來設計吧。

高伐林:中國當下的困境,如何突破?我覺得,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講,當務之急是要重建互信;而從習近平的角度來講,最頭疼的問題,應該也是如何重新贏得民衆的信任……(鄭國巍:習近平沒有這樣的智商來對此感到頭疼。)執政集團早已經將他們的信用透支光了,以致現在他們說任何話,民衆首先就表示懷疑,借用魯迅的話說:"不憚以最壞的惡意去推測"他們的動機、圖謀。持不同政見的異議人士呢,也時有不實之詞,傳播經不起推敲、追問、沒有很好地去核實真僞的說法——他們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東西,三弄兩弄,信譽也就大打折扣。

 
人民要求政府說話算話講誠信。

社會互信成了負數,不止政治領域如此,其危害遍及社會各個層面各個領域,坑蒙拐騙、不講誠信已經是當代中國"病入膏肓"的痼疾頑症,不是當局搞什麽教育活動、樹幾個道德樣板、"洗洗澡""照照鏡子"能解決問題的。重建社會互信,這不僅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前提——當局要狠下决心,做幾件說話算話的事——當年商鞅變法之前,不就"徙木立信"嗎?
重建社會互信,本身也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

為政者必須將决策公開透明,接受監督,做到制度化、程序化;
必須拓展公民社會空間,鼓勵成立更多NGO,讓民間組織在官民對立、商民衝突中獨立調查、分清是非、查明責任,還應該進一步開放,與具有公信力的國際機構合作……

不過,聽了國巍剛才的發言之後,我覺得我想的這些問題,根本沒有可能被他們提上議事日程。胡錦濤也好,習近平也好,都不是"我自己要幹,而是上面要我幹"(鄭國巍:我們聽說,習近平不是自己要幹的,是他媽媽要他幹的。)。如果共產黨的官員就是這樣兩類:一類是些"自己想幹"的,其實是為了執掌權力之後給自己和家族增加財富,其它的就是"自己不想幹"的……

鄭國巍:現在最大的問題正是這個:想自己出來擔任公共角色的,在中國現有制度環境之下,是沒有正當性的:"我想當市長","我想當鎮長"……有這種念頭就要不得!

高伐林:如果按鄭國巍的說法,在任官員都是"上面要我幹"的,根本不是想怎樣把中國的事情辦好,而是混日子,那麼我想的當權者要喚回人心、要重建社會互信等等,他們就根本不可能考慮了。在這種情况下,我的問題就變成這樣兩個了:

第一,如何讓那些"我自己要幹"的人能夠冒出頭、能夠成長、能够有發揮的位置和空間?

第二,對這些"自己不要幹"的人例如習近平和各級官員,怎樣使他轉變為"自己要幹"?

鄭國巍:我們提意見,我看重的不僅是意見本身的內容,還有話語本身包含的規則,表達的新鮮形式。這個更重要。為什麼?因為在哲學上,語言和存在是同一的,語言裡面內涵著現實的秩序,我們之所以在外面,是因為我們生活在另外一種秩序之下,能夠那樣去表達,並不是我們比他們聰明。但反過頭來,由於我們生存的這種秩序的本身的理性,體現在我們的話語之中了,所以一種理性的話語遊戲,我們往裡面輸入的,是一種新的態度,這種態度對於新的秩序,是絕對必要的。不僅僅是表現在哪一招哪一式上,而是體現在新的關係上。
現在想做"帝王師",跟習近平說悄悄話的人很多,給他上的奏摺,他根本看不過來。我們之所以現在有機會走出歷史的困境,就是因爲有了新的技術,有了超越我們文化的手段。這樣才有可能朝系統輸入一些它需要的改善它的東西。

由於腦科學,考古等等科技進步,加上交流,對許多概念都是用新的角度來處理。例如文化,是可以在腦科學層面上加以證明的。例如,過去說,人如果是理性的話,可以在博弈中將合作的水平提高,違背秩序的人會被懲罰,秩序由此建立起來。例如:出現暴力就遭到懲罰,懲罰達到一定數量,暴力就下降了,秩序就此建立。但是有人在文化中就提出反例:澳大利亞的毛利族就進化不了,你懲罰他,他會對懲罰來一個非理性的反懲罰,使得懲罰機制被破壞掉。現在科學家在毛利人的血液中,找到了導致他們這種行為的生化因子——西方對於這些問題的探討,已經到了這種層面,通過大量科學實驗得到數據。所以誰都不能輕易把話說過頭,因為在複雜系統中,任何相反的現象可以找到,一定要找到邊界——在什麼條件下,會出現什麼情況,越過那個邊界,就不能成立了。

還是回到剛才的"政道"與"治道"的問題,"治道"就涉及這些邊界。這樣的討論,在國內是很難的,但也不是絕對不可能。(《調查》第11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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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從軍人政權轉身到民主政體長路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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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軍人政權轉身到民主政體長路漫漫
Aug 17th 2013, 12:15, by 明鏡雜誌


《新史記》翟耀


緬甸正在迅速民主化、迅速改善和 西方國家的關係,快得讓人難以置信。緬甸如何走到今天?長期掌權的軍人統治者怎麼會啟動改革?美國之音製作了由王南、木風撰稿的六集系列節目《緬甸民主歷 程》,介紹了關於緬甸變革的近70年風雲,提供了尋找答案的線索。原文較長,現摘要介紹如下。

緬甸軍人政權起源

要追尋緬甸軍人政權的根源,不能不提二戰前夕英國殖民統治時期的緬甸獨立運動以及日本訓練的"緬甸獨立軍"。這支武裝是緬甸獨立建國的骨幹,並成為國家的鐵腕統治者。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緬甸獨立運動風起雲湧。英國為培養當地精英而在1878年建立的仰光大學,成為獨立運動的溫床。許多日後的緬甸領袖人物當年都在仰光大學活躍一時,比如有"緬甸建國之父"之稱的昂山、緬甸獨立後首任總理吳努和緬甸軍政府鼻祖吳奈溫。

1940 年8月,因領導獨立活動而被英國當局通緝的昂山來到日本佔領下的中國廈門,那年他只有25歲。據說昂山想聯絡中國共產黨,但他的行蹤被日本人發現。日本人 把他請到東京,同年把他悄悄送回仰光,希望利用昂山反英,為日軍征服緬甸鋪路。而昂山也意識到日本有可用之處。昂山和吳奈溫等30個年輕人乘船來到了日本 佔領下的中國海南島,這就是緬甸獨立史中著名的"30志士"。30志士在島上同吃同住,接受嚴格的日式軍事訓練。

先聯日反英,後聯英逐日

1941年,30個年輕人轉移到泰國曼谷,成立"緬甸獨立軍"。他們歃血為盟,立志建國。1942年,日本皇軍大舉攻緬,昂山和奈溫等人也隨日軍奔赴前線,沿途緬甸民族主義者紛紛投入緬甸獨立軍。

苦戰後英軍和援緬的中國盟軍都被迫退出緬甸,緬族人為主體的緬甸獨立軍和幫助盟軍抗日的克倫族爆發衝突,日軍控制住局勢,但這為後來的政治動蕩和民族衝突埋下了伏筆。

日本解散了緬甸獨立軍,另組"緬甸防衛軍",由日軍提供正規訓練,1943年更名為"緬甸國民軍"。

1943年8月1日,在日本主導下,緬甸宣佈"獨立",但實際上只是日本傀儡。戰前曾在英國殖民政府任緬人總理的巴莫出任元首,昂山任國防部長兼國民軍總司令。

1944年,日本敗相已露,昂山等人開始和盟國暗通信息。1944年8月,昂山領導的緬甸國民軍、吳努領導的緬甸人民革命黨和緬甸共產黨人密謀,成立了反法西斯組織。

1945年3月27日,緬甸國民軍反戈一擊,在全國各地攻襲日軍。這一天後來成為緬甸的"軍隊日"。1945年5月,英軍收復仰光。

戰 後的緬甸百廢待舉,昂山領導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號召早日擺脫殖民枷鎖。1947年1月27日,昂山在倫敦和英國首相艾德禮簽署協議,保證緬甸一年內獨 立。2月12日,昂山在撣邦城鎮彬龍與撣族、克欽族和欽族領袖簽署協議,確立聯邦制和民族自治原則。這一天後來成為緬甸"聯邦日"。

1947年4月,緬甸在動蕩中舉行議會選舉。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在選舉中大獲全勝。共產黨人分道揚鑣,指責昂山投靠帝國主義搞假獨立,而克倫族想在英聯邦內另立克倫邦。

1947年7月19日,昂山和其他六名臨時政府領導成員開會時,武裝分子衝進來掃射,全體遇害。這一天成為緬甸"烈士日"。昂山的政敵吳素因策劃刺殺被處死。

領導成員吳努因不在場而躲過一劫。危機之下,英國總督休伯特·蘭斯少將急請吳努組建新政府。1948年1月4日清晨,仰光舉行儀式,英國國旗黯然落下。這天成為緬甸"獨立日"。撣族首領蘇瑞泰擔任首任總統。實際政府領導人是總理吳努。

緬甸特色的社會主義

新共和國一誕生便陷入內戰。最先造反的包括由前"30志士"成員領導的共產黨武裝。

新 緬軍由背景不同的兩大派系組成,一個是昂山領導的由日本訓練出來的緬甸國民軍,另一個是原英國殖民政權訓練出來的以克倫、克欽和欽族等山地民族為主的部 隊。共產黨反叛後,左翼的政府軍部隊和民兵組織紛紛加入反政府陣營。英國訓練的克倫族部隊最初是抗擊共產黨的政府軍主力,但隨後克倫族和多數民族緬族之間 又爆發血腥衝突。民族仇殺越演越烈,1949年初,昂山生前戰友、緬族將軍吳奈溫出任緬甸武裝部隊參謀長,克倫族部隊隨即嘩變,攻打首都。奈溫指揮嫡系緬 族部隊守住了仰光。

內亂未止,外患又來。中國內戰中失敗的一批國民黨軍隊從雲南退入緬甸,在李彌將軍率領下在緬北建立根據地。

奈溫領導的軍隊成為維持政權的支柱。到1950年代中期,政府軍把克倫族反政府武裝逼往泰緬邊境地區,把共產黨武裝趕進山區,猛攻李彌的國民黨軍隊,迫使其撤往台灣。奈溫也鞏固了領導地位。

獨立約頭十年,緬甸人嘗試過民主政治。在首任總理吳努領導下實行多黨議會選舉,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連選連勝,保持著議會多數。數百家報刊雜誌自由爭鳴,大批年輕學子赴海外留學。當時緬甸的人均生活水平遠高於周邊國家。

50 年代,吳努和後來成為聯合國秘書長的吳丹等緬甸高級官員積極穿梭於美、蘇、中、歐洲,推動睦鄰友好關係。1955年,29個亞、非國家領導人云集印尼萬 隆,召開第一次不結盟運動會議。作為這次會議的積極推動者之一,吳努和印度總理尼赫魯、印尼總統蘇加諾、埃及總統納賽爾和中國總理周恩來並駕齊驅。

1958年,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領袖彼此反目,爭吵不休。9月,吳努在軍隊逼迫下發表廣播講話,邀請參謀長奈溫將軍出面力挽狂瀾,領導"看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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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首位軍人統治者奈溫將軍。


1960 年12月,緬甸如期選舉。軍隊自以為維穩有功,誰知軍隊支持的黨派慘遭選民說"不",吳努大獲全勝。民族矛盾的激化給了奈溫奪權的理由。1962年初,吳 奈溫以防止國家分裂的理由發動軍事政變。3月2日,坦克開上仰光街頭,軍隊逮捕了總理吳努和其他政府高官以及蘇瑞泰等少數民族領袖。奈溫宣佈,鑒於形勢惡 化,武裝部隊接管政權。他解散議會,廢除憲法,取締所有政治黨派,由親信將領組成"革命委員會"並自任主席,全國只剩下一家官方報紙《勞動人民報》。他成 立了"社會主義綱領黨",在緬甸實行一黨專制和軍人統治。

7月2日,軍隊衝進仰光大學校園,百餘名要求恢復民主的學生被射殺。軍事政變標誌著緬甸多黨民主議會時代的終結。緬甸從此進入軍人統治時期。奈溫宣佈:要建設具有緬甸特色的社會主義。

奈溫政府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民族等各方面,全面推行了中央集權體制。

軍 政府全面推行國有化。1963年2月通過的企業國有化法規定政府可以不經法律程序按照自己認可的方式把任何企業收回國有,銀行、貿易、石油和森林工業基本 全部實現國有化。1963年9月成立了"人民商店公司",負責進口商品和國產商品的零售銷售。國有化一直持續到1970年,緬甸較大的廠礦都由軍隊接管。

軍政府1963年禁止土地和牲畜兼併和土地出租。為控制大米和其它糧食價格,對農產品實行了固定價格制和統購統銷,建立起由國家全面控制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

政 治上的高壓手段和經濟上的國有化的短期效果明顯,但國內矛盾並沒有解決,社會不滿情緒日益增加。國有化的惡果很快顯現出來,國有企業毫無活力,私營企業無 法發展。1965年以後,緬甸經濟停滯不前。大米出口從60年代初每年100多萬噸減少到70年代的20-30萬噸。到80年代,人均收入只有190美元 /年,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最不發達國家之一"。(《新史記》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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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我们在饥饿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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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饥饿的年代
Aug 17th 2013, 11:28, by 明鏡雜誌


   1958年"大跃进",全国人民都处在极度亢奋之中。全国文教系统的一面红旗——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更是热气腾腾,你追我赶,干劲冲天。似乎"英特纳雄奈尔"很快就要实现了,都有使不完的劲。那段时间正常教学秩序被打断,课停了。全系师生或参加劳动,或去工厂农村搞社会调查和采风,或编教材,或去工厂办夜校。昼夜苦干,大家都疲惫不堪,有的学生干部晚上开会都得站着,因为一坐下来就睡着了。当时,缺的是睡眠,粮食倒不缺。我们中文系在桂子山修校内北大门的一条主干道时,食堂晚上就开流水席。1959年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粮食和副食品供应才开始紧张起来。

  1960年春节后,除饭量特别小的女同学外,大家都喊饿。营养不良的结果,有人虚胖,得了浮肿病,皮肤按下去一按一个坑,半天才能恢复;有的得了肝炎,全身乏力,肝区疼痛;有的女老师女同学月经不调或者停经了。浮肿、肝炎、妇女病,统称"三病",是当时的常见病。

  俗话说饥寒起盗心,从未有过的粮票失窃现象也偶有发生。

  那时,男同学定量32斤,女同学27斤,要是现在完全够吃了,为什么还饿呢?因为那是每月只有2两油、2两肉,肚里没油水,也没有其他副食品,而活动量又特别大,当然就吃得多了。我的同班同学夏启阜和班上的另两个大肚汉刘培灵、沈继潜相约,每天硬省一点儿下来,隔个三五天轮流让一个人饱餐一顿,那一顿他竟能吃15个一两一个的馒头,外加三碗稀饭。

  当时那个馋呀,现在的人不会理解。女生宿舍熄灯以后大家就精神会餐。来自各地的同学纷纷夸说自己家乡有什么什么好吃的,又共同回忆什么什么如何好吃。那些美味食品,常常引得大家馋涎欲滴。有同学后悔说副食品敞开供应时,怎么不多吃一点儿啊!记得我们当时最想吃的是以前每天早餐吃的花生米。当时国家规定宴会都不要供应花生米了,我们好几年看不见花生米的影子。愈是吃不到愈觉得好吃,那极其普通的食品,在我们的口中简直成了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了。

  谈到当年的馋,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杜琼玖的母亲从黄岗乡下带来一竹筒子腌菜,大约有两斤吧。寝室里十来个斯斯文文的姑娘,等不及吃饭,围着桌子就着开水,你抓一把我抓一把,风卷残云,一下就吃光了。元旦加餐每人一根油条,一个郭姓同学因他的朋友当时不在学校,他就把朋友的一根也吃了,不一会儿他就感到腹部巨烈疼痛。同学们将他急送医院,诊断为肠梗阻,后来他竟死在手术台上了。有人说他狼吞虎咽吃得太急,有人说是肚里长期没有油水一下吃两根油条受不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也说不清楚,但肯定只有在那饥荒年代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不是说粮食多得吃不完吗?为什么转眼之间全国都挨饿了呢?有对农村情况了解又敢直言的同学说都是"大跃进"惹的祸。为此,这些人就给自己惹了祸,被指斥为反对党的"三面红旗",思想右倾。后来,知道情况的人也不敢说真话了。就是家里有亲人饿死,对"人祸"深有体会的人,也保持沉默。报纸、广播和传达的文件都说这是苏联逼债和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的,我们深信不疑。在那激情似火的年代,面对苏修和老天爷给我们造成的困难,我们当然不会低头,都有决心迎难而上,勒紧裤带共度时艰。

  1960年我毕业留校后,形势更加严峻。食品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得浮肿、肝炎、妇女病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教师供应比学生少,男教师每月只有28斤,女的26斤,后来还一减再减,男教师减至24斤,女教师22斤,主食还不全是面粉,高粱、大麦、乔麦、红苕干等杂粮占有不小的比例。面对那黑黑的大麦馍馍,有人说:"我们这长江边的黑馍馍,比起伏尔加河边的黑面包呀,嗯,没有那么黑,却比那个香呀!"这当然是调侃,但这平常觉得难以下咽的东西,对每餐只能半饱的人来说,的确也是宝贝。最困难的时候,只有过年过节杀食堂喂养的猪才能吃点儿肉,那肉也是少得可怜。王忠祥老师回忆,有一次加餐他只吃了一块肉。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上面提出"休养生息",学校以抓生活为中心,提出政治进食堂,干部下厨房。系里不再组织像东西湖围垦呀、修汉丹路呀这些大型劳动了,也不再组织走出本校门搞社会调查、采风了,"大办工厂""大办学校"也停办了,"拔白旗"也偃旗息鼓了。除了科研和教学,大家都在关心和谈论如何填饱肚子,如何防治"三病",还派出了教师抓生活。我当时管防治"三病";朱宗尧、奠自佳、李旭初老师都下到食堂,分别当起会计、出纳和保管员。他们管理很严格也能自律,开始发现有炊事员为自己的菜加了油就严肃地展开批评,使食堂工作人员不敢搞特殊化。他们每餐跟大家一样只有一份菜票,即使有客人来也是和客人共吃一份,用主食票买饭。所以保证人最多时有1600人进餐的食堂,每个人的供应都能到口。尽管如此,因粮食定量有限,师生还是饥肠辘辘。有一个学生劳动休息时曾说,如果能吃一顿饱饭就好了,还说如果我能活到不要粮票的时候,就死也瞑目了。在当时的形势下,他说这种话当然会遭到批判,但有这种想法没有说出来的是不乏其人的,人们实在是太饿了。

  吃不饱怎么办?地里的野菜,榆树上的榆钱、槐树上的槐花、木槿树上的木槿花都成了我们果腹之物。有人饿不过,在校园内背着鸟枪打乌充饥,不久就被系里通报禁止。后来粮道街上有了不要粮票的高价食品,有些老师饿得不行就咬紧牙关去买。那些东西真贵呀,几片萝卜的一小碗汤要卖3角钱,一个小小的藕丸1角钱。商店里有不要粮票的小发饼卖,以前卖4分涨到了4角;司门口有高价面包卖,1元1个。才毕业留校的教工工资43元,转正后53元,能买多少碗萝卜汤,多少个藕丸呀?所以只能偶尔为之,后来规定党员偶尔为之也不允许。有一次外国文学教研室奠自佳老师到桂子山给外语系学生讲课,室主任周乐群跟他一道去听课。那时我们去桂子山一般都是走路,走到街道口实在饿了,周就买了高价藕丸一人吃了两个。因为都是党员,后来都为此受了批评作了检讨。

  我们备课、改作业、下班辅导、搞科研,搞到很晚才能休息,到了深夜真是饥饿难熬。青年教师曾祖荫,朋友送给他一个红苕,他也是要晚上饿极了才舍得啃那么一点儿,当然是吃不饱的,慰藉一下填不满的肚皮而已。一般老师的情况和他差不多,要是偶尔有机会得到一点儿柚子皮呀、糠呀什么的都如获至宝,饿极了可对付一下。大多数时是喝点儿水哄哄肚皮。

  当时系领导也绞尽脑汁想办法来解决吃饭问题。距武汉200多里的黄州盛产萝卜,就派管生活的同志到产地去,以相对于城市较为低廉的价格购买了一批红萝卜,从水路运回,全系教工每人能买十多斤,多少解决了一点儿问题。江汉桥头有农民从乡下运来1元1斤的红苕卖,管生活的同志就带部分青年教师买了背回来卖给老教师。我们校园外面靠华中村北边,有一个有6条400米环形跑道的大型标准运动场。脑子活的同志就打起了它的主意,建议组织大家去"开荒",系里立即拍板同意。这无异天上掉下的馅饼,当然受到大家的欢迎。除了下放中学的,男女老少齐上阵,老先生和正在哺乳的年青女教师也参加了。板结的操场坚硬如同石头,用铁镐和锹去挖,一镐一锹下去,只能显出一点儿白的痕迹,年青力壮的男同志使出浑身力气才能耐何它得,我们女同志只能干除杂草捡粹石和把大块土捣碎等轻活儿。大伙儿都干得大汗淋淋。经历了多日苦战,操场终于种上了红薯秧。大家觉得像当年延安的生产自救一样,很有成就感。秋天收获了一些红薯,后来又种了一季麦子,以后再没有去种了。由于才开的地是生地,土地贫瘠,又缺水缺肥,红薯和麦子的产量与我们付出的劳动,远不能成正比。收的红薯个儿小、须根多。以前有人吃红薯剥皮被批判为资产阶级,那时没有人批判,大家却连须根和苕叶嫩藤都舍不得丢了。为了填饱肚子,系里还允许各教研室和家属在校园的草地上种菜,新开的菜地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但白菜呀茄子呀,南瓜丝瓜呀,红苕呀,多少都有一些收获。

  为了搞好教师的生活,当时什么"1斤米加4斤水能出5斤饭的双蒸饭"呀,宣传说有很高实用价值哺育婴儿效果与奶粉不相上下的"小球藻"呀,还有什么"人造肉"呀、治高血压的"海宝"呀等等新板眼,我们都搞了。按系领导的要求,每天每个人都要查是否有三病,病员都登记在册。浮肿的发1斤黄豆票1斤红糖,肝炎送到校医院隔离治疗。为了不过度消耗体力。以前早晨课间都要做的广播体操、跑步等都停止了,改为比较平和的太极拳。下午课外活动,就在寝室里盘腿坐在床上,做那个全身放松、瞑目闭嘴,然后深深吸一口气把气往下运的气功。管生活的人每天都要认真检查督促,确保大家能按要求做。这些措施无疑对我们渡过难关起到了好的作用。

  华师中文系和历史系1958年春节就搬迁至武昌昙华林,我们中文系有一座三层楼房,跟昙华林其他建筑一样,也是欧式风格的老房子。办公室和会议室在一楼,其他很多大大小小的房间分别分给一个人或几个人。分的那间屋子是学习的地方,也是备课的地方,也是会客室和寝室。中文系教工零零星星住在校园内,或邻近校园的华中村、云架桥、花园山,还有一部分住桂子山或者外面。那时,晚上开会特别多。家住附近的不成问题,住外面和桂子山的要参加系里的活动就不方便了。所以他们跟单身教工一起,也住在办公室那栋楼,星期六晚上回去,星期天晚上来。即使有小孩的女老师,和万立丰、朱白石两位老教师也不例外。大家按时起床,集体锻炼,在食堂进餐,生活虽然极其艰苦,但大家没有愁眉苦脸,怨天尤人,仍然是昂扬向上的。

  面对饥荒,学校领导号召大家学习长征精神,发扬红军传统,保证教学工作正常运转。我们虽然从来不说什么"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看看革命老前辈",但的确是在向革命前辈学习。在他们革命精神的鼓舞下,我们没有被饥饿压垮。在三年困难时期,除保证了正常的教学,编教材和科研也并未停步。编写了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教材和参考资料。《当代文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是全国最早的当代文学教材。今天,看见那些当年在忍饥挨饿中编写的用粗劣的红红绿绿的纸印刷的书,真令人感叹不已。

  1962年之后,全国形势一天天好转,我们和全国人民一起,终于结束了那勒紧裤带的日子。

  陶才碧,《文史精华》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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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鲜为人知的张伯苓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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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张伯苓追悼会
Aug 17th 2013, 11:26, by 明鏡雜誌

  1951年2月23日,曾创办南开大学、中学、女中、小学以及重庆南开中学的中国近代教育家张伯苓先生溘然长逝,终年75岁。美国、香港、台湾等地新闻媒体迅速发布消息、撰写专题,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由于1948年5月,张伯苓曾短暂充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他的问题尚无定论,所以在内地,只有《天津日报》以"前南开校长张伯苓病逝,遗嘱友好同学拥护人民政府"为题刊载了张伯苓的遗嘱,以及他3个儿子的一则79字"哀启"。而对这位为天津近代教育奋斗了50余年并做出重要贡献的教育家没有任何悼念的表示。同年4月8日在南开女中举行的张伯苓追悼会更没有向社会披露,以致很少有人知道这次追悼会。最近,笔者在查阅天津市档案馆档案时,偶然发现了详细记载这次追悼会的珍贵档案。


  与会350人 多为长者


  1951年4月8日下午2时许,张伯苓追悼会在南开女中礼堂召开。尽管在张伯苓逝世的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就赶来天津吊唁,并有"看一个人应当依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论过去的人。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的讲话,但大多数人仍在观望,怕受株连,因此,与会的只有350人左右,而且是"老年人多,青年人少,穿长袍、西服的多,穿干部服的少(约10人)"。南开大学校委会主席杨石先、秘书长黄钰生、校友会会长阎子亨、文学院院长冯文潜、教务长吴大任、生物系主任萧采瑜、化学系主任邱宗岳、会计统计系主任丁洪范,以及外国语文学的司徒月兰、经济学院的袁贤能、杨学通等南大的教授是会议的主流。还有一部分南大的职员和20余名学生。中央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喻传鉴、天津市副市长周叔、天津工商联主委李烛尘、恒源纱厂董事长边洁清以及中共天津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的代表也参加了追悼会。

  会场上的花圈和挽联并不多,大部分是张伯苓的学生送的,挽联的内容多为赞颂张伯苓的爱国主义、终生为教育的精神。张伯苓生前挚友傅作义送的大花圈格外显眼。而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邵力子送的挽联有一句是"悔过知仁",李烛尘在此后的讲话中也特别引用了这几个字。

  张伯苓的几个生前友好组成了招待组,他们的胸前一律佩戴一朵小白花和一张写有"招待员"的白纸条,冯文潜和黄钰生垂首站立门前迎接来宾。另有三五个工友为来宾引领座位、准备茶水。开会前,七八个南开女中的同学徘徊在会场门口张望,嘴里不时嘟囔着:"我们也是南开的一分子,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追悼会开始后,她们一直趴在礼堂的窗户上观看。


  会场凄冷 悼词精彩

  追悼会在司徒月兰弹奏的钢琴曲中开始,3分钟全体起立默哀后,追悼会主席阎子亨宣读了张伯苓的遗嘱,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喻传鉴讲述了张伯苓的生平事迹,最为精彩的当属黄钰生宣读的悼词。这篇悼词是由与张伯苓最接近、相处时间最长、曾执笔张伯苓遗嘱的黄钰生撰写的。黄钰生虽然是在读讲稿,但他的语调和表情中倾注着对挚友的深情,表达着对一代教育家的爱戴,寄托了对逝者的无限哀思,台下的听众被他的真情感染了、打动了,会场一下子寂静下来,人们仔细聆听着悼词中的每个字句。当他讲到"离九一八事变周年不远,在天津的河北体育场开华北运动会,张先生任裁判长。南开中学学生900人,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小旗,哨子一响,900人头上陈现'勿忘国耻'4个大字。这时候,成千上万的观众先是愣住了,一声不响,紧接着是狂风骤雨般的掌声。掌声未断,哨子又一响,'收复失土'4个大字。这时候群众狂叫起来了。这时候被邀参加华北运动会的上宾、日寇驻津总领事怒不可遏,愤而退席,立刻向天津交涉司提出严重的抗议......张校长把学生的领袖们找了来,头一句话'你们讨厌',第二句'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下回还那么讨厌'"时,台下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当他讲到:"他懊悔晚节的失足,他叹息老境不能参与这个伟大的时代的工作,他悲伤他是被新中国所扬弃的人,他悲伤在新社会里无他的地位,他悲伤他不如他的老友颜惠庆,他悲伤他一生的工作都被否定了,他悲伤他一生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在校庆的那一天到礼堂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时,黄钰生竟一时哽咽,讲不下去了。台下的听众无不为之动容而潸然泪下。

  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喻传鉴原本是到北京参加全国中等教育会议的,听到召开张伯苓追悼会的消息后,他便匆匆地赶来了。他说:"我到北方来,未曾想到参加张伯苓先生的追悼会。"刚讲了这一句话,他就开始摘眼镜擦眼泪了,当说到"但我看到这个追悼会如此凄惨"时,他已是泣不成声了。此时,台下也已是一片呜咽,悲痛的气氛充斥着整个会场。他说:"张伯苓一切都是为了南开,他当考试院长也是因为他想把南开搞好,希望蒋介石帮助。如果张校长要做官,早就做了,南开就没有今日了!"

  李烛尘在接下来的发言中说:"天津有三个抗日的团体,那就是南开、久大和《大公报》,所以,日寇对这三个团体的手段也特别的狠。七七事变时,日寇首先就用飞机、大炮把南开炸毁了......张伯苓先生对我国的教育事业是有贡献的,我们应该追悼他!"

  中央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更为动情地说:"我们今天追悼的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张伯苓先生,他不仅是中国的教育家,而且是全人类的教育家!他为新中国准备了各种人才,并且他有许多学生是共产党员,甚至还有共产党的领导者。"他最后更是哭着说:"我从小就失去了父亲,读书时张校长没要我一分钱,张校长培养了我,是我一生都无以报答的!"

  杨石先的讲话很简短,首先批评了"过于爱护张校长的人",他说:"我们不能因为爱护张校长就说他当蒋介石的官是对的,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张校长曾当了反动政府的官,就把他的成绩全否定了,左倾、右倾的偏差都是需要纠正的。"他说,张伯苓校长的事迹黄钰生在悼词中已经说得很多了,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追悼会进行到家属致谢词一项时,时任北京国华银行经理的张伯苓的长子张希陆并未讲什么,他只是不停地给大家鞠躬,不停地说着"谢谢大家参加这个追悼会"。

  追悼会在哀乐声中结束了。正如中共天津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在给天津市委的一份报告中称,整个追悼会显得零落、寒怆,不热烈也不悲壮,会场显得很冷清,零零落落的,参加追悼会的人感觉这个会"规模小了些"。这个追悼会的召开也如悼词中所讲:"这个追悼会,适应许多人感情的要求;这个追悼会,今天在这里举行,更现实地说明了人民政府的宽大和公允。"而一年后,在重庆主持召开张伯苓追悼会的喻传鉴则说,虽是两次追悼会却是一样的凄凉。


  生前遗愿 终成现实

  由于张伯苓生前曾有"愿故后埋葬在南开大学校园内"的遗愿,因此,散会后部分人留下来就此事展开了讨论。南开大学党支部称,现在南大的同学与张伯苓的关系不深,同学们认为南大是人民的,不是张伯苓的,因此最好不要葬于南大。听了这番话,黄钰生不无情绪地说,现在南大代表着落后势力的仍有一部分群众,如葬张伯苓于南大,可能会使落后势力更加嚣张,更恐怕进步群众有意见!

  张伯苓先生死后先葬于天津永安公墓,后迁至杨家台祖坟,1962年夫人逝世后,合葬于天津北仓烈士公墓。1975年火化后,两人骨灰置于北京长子张希陆家中。1979年在天津水上公园烈士陵园举行了他的骨灰安放仪式,后迁至北仓烈士陵园。1986年南开大学张伯苓铜像落成后,他们夫妇两人的骨灰合葬于铜像后,实现了张伯苓先生的最后遗愿,他重又回到了钟爱一生的南开大学。

  周利成,《南方周末》 200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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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希特勒的政治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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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政治遗嘱
Aug 17th 2013, 11:25, by 明鏡雜誌



  他的遗嘱是两个文件。正如希特勒所希望的,遗嘱已被保存下来。它们同其他的文件一样,对于本书是很有意义的。它们证实了这个曾经以他的铁腕统治德国12年多、统治大部欧洲达4 年之久的人物没有从他的经验中学习到任何教训。即使是从多次挫败和毁灭性的最后失败中,他也没有能够吸取任何教训。不错,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曾回想起他年轻时在维也纳街头流浪的时代,曾回想起他早期在慕尼黑的喧闹的啤酒馆时代。他咒骂世界上一切的坏事都是犹太人干的,不断吹嘘他那半瓶子醋的宇宙理论,叹息命运再度击败德国,使它不能得到胜利和征服的机会。他把他对德国民族和全世界的遗言看作是对历史的最后的呼吁。希特勒在这个遗言中,重弹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的空洞的老调,又加上了些最后的谎话。作为一个已无可救药地被绝对权力完全腐化了的醉心权势的暴君的墓志铭,这个遗言再也恰当不过了。
 
  希特勒称之为"政治遗嘱"的东西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他对后代的呼吁,第二部分是他对未来的具体指示。
 
  自从我竭尽绵薄,在德国被迫参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充当一名志愿兵以来,已经有30多年了。
 
  在这30名主中唯一指导着我全部思想、行动和生活的是我对人民的热爱和忠诚。这种热爱和忠诚给了我力量,使我能够作出人世间最艰难的决定……
 
  说我或者任何其他的德国人在1939年要战争,是不真实的。需要和煽动战争的,完全是那些犹太血统的或为犹太人的利益服务的国际政容。
 
  我曾经为限制和控制军备提出过无数次建议,这是后代任何时候也抹煞不了的,也不能把战争爆发的责任推到我的头上。我也从来没有希望在可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还会再有一次以英国或美国为敌的世界战争。时光会飞逝,但是在我们城市和建筑物的废墟上,对最终要负责任的人们的仇恨将永远不会消失。他们就是对眼前这一切负有责任的人们:国际犹太人集团和他们的支持者。
 
  接着,希特勒重复了他的谎言:他在对波兰发动进攻的前3 天,曾向英国政府提出合理解决波德问题的办法。
 
  仅仅由于英国统治集团需要战争,这才遭到拒绝。他们之所以需要发动战争,一方面是由于商业上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受到国际犹太人集团的宣传影响。
 
  其次,他不仅把千百万人死于战场和轰炸的"全部责任",而且把他大肆屠杀犹太人的"全部责任",都推到犹太人的身上。然后,他就谈起他所以决定留下来与柏林共存亡的理由。
 
  这6 年的战争尽管遭受种种挫败,但终有一天会被认为是一个民族争取生存的最光荣、最英勇的表现而载入青史。在6 年后的今天,我不能抛弃这个国家的首都……我要与千百万留守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生死与共。而且,我不会落到敌人手中。我知道他们正需要由犹太人导演一场新戏,采取悦他们歇斯底里的群众。
 
  因此我决定留在柏林,在我认为元首与总理职位已经不能维持下去的时刻,以身殉国。看到我们农民和工人的无比功勋和业绩,看到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年轻一代所做的史无前例的贡献,我将含笑与世长辞。
 
  遗嘱再往下是号召全体德国人"决不放弃斗争"。他终于不得不承认,国家社会主义目前已经完蛋了,但是他向同胞们保证,由于士兵和他本人的牺牲,种子已经撒了下去,有朝一日会生长起来……在一个真正团结一致的民族中,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将要获得光荣的再生。
 
  希特勒在临死以前还要对陆军,特别是军官团,进行最后一次侮辱,他认为他们对这次惨败负有主要责任。虽然他承认纳粹主义已经完蛋,至少是暂时完蛋了,他仍然命令三军将领以各种手段加强士兵们对于国家社会主义的信仰,以便提高他们的抵抗精神,并特别强调这一事实:我,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创建者,宁愿牺牲而不愿怯懦地辞职或者投降。
 
  接着他就讽刺陆军的军官团:希望我们的陆军军官将来像我们的海军那样,把决不放弃一城一地看作是荣誉攸关的问题;尤其重要的是,指挥官们必须至死也要忠诚地克尽职守,做出光辉的榜样。
 
  其实恰恰是希特勒的坚持要坚守"一城一地""至死"(如斯大林格勒),才造成了军事上的灾难。但是在这方面,也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他没有吸取到教训。
 
  他的"政治遗嘱"的第二部分涉及继承问题。尽管第三帝国已在烈焰和爆炸中化为废墟,希特勒在没有指定继承人、决定继承人所必须任命的政府组成人员以前是不肯死去的。首先他不得不将以前指定的继承人除掉。
 
  在我去世以前,我将前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开除出党,并剥夺1941年6 月20日命令中授与他的一切权力……我任命邓尼茨海军元帅为德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在我去世以前,我将前党卫队全国总队长兼内政部长海因里希·希姆莱开除出党并革除他的一切职务。
 
  他认为陆军、空军和党卫队的将领们都背叛了他,使他不能获得胜利。
 
  因此他能够选择的继承人只能是在他的征服战争中不能起大作用的小小海军的首领了。这一选择也是对陆军的最后嘲笑,因为陆军在战争中出力最大,死人最多。他还最后一次地谴责了自从建党以来除戈培尔以外两个最亲密的合作者。
 
  戈林与希姆莱不仅对我不忠,还瞒着我,违背我的意志私自与敌人谈判,并非法地企图夺取国家控制权,从而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无法弥补的耻辱。
 
  在开除了叛国者和指定了继承人以后,希特勒又指定了邓尼茨的新政府的组成人选。他们都是"诚实的人",他说,"他们会以一切手段完成继续作战的任务"。戈培尔将出任总理,鲍曼为"党务部长"--这是一个新职务。赛斯一英夸特,这个奥地利的卖国贼和新近担任荷兰总督的刽子手,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斯佩尔,同里宾特洛甫一样,被丢弃了。但是自从1932年被巴本任命为财政部长一直蝉联到现在的施维林·冯·克罗西史伯爵仍将继续保持他的职位。此人是一个傻瓜,但必须承认,他在尽力保全自己方面却是个天才。
 
  希特勒不仅任命了他的继承人的政府,他还给它下了一道最后的典型的指令。
 
  最重要的是,我命令政府和人民要竭尽全力拥护种族法律,无情地打击一切民族的毒害者国际犹太人。
 
  交待了这一点之后,这位德国最高统帅就完了。时间是4 月29日,星期日,早晨4 点钟。希特勒把戈培尔、鲍曼、克莱勃斯将军和布格道夫将军召来做见证人,他在"政治遗嘱"上签了字,然后他们也在这个文件上签字。
 
  随后他又迅速地口述了他的私人遗嘱。在这一部分遗嘱中,他回顾了他的奥地利下层中等阶级的出身,解释他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要同他的新妇一道自杀;他还处理了他的财产,他希望这笔财产足够使他的遗族维持温饱的生活。希特勒倒是没有像戈林那样利用他的权势为自己捞一笔大财。
 
  在斗争的年代中,我曾认为我不能承担结婚所给我带来的责任,但是现在,当我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我决定与我有过多年真诚友谊并自愿在柏林已遭围困之时来到这里与我同生共死的女人结婚。
 
  她自愿作为我的妻子同我一道死去。这就弥补了由于我服务于人民而进行工作给我们两人所带来的损失。
 
  我的所有财物,不论其价值多少,都属于党,如果党不存在了,就归国家。假如国家也灭亡了,那我就用不着再交待了。我这些年来所收集的绘画从来没有打算作为私藏,而完全是为了在我的故乡多瑙河畔的林嗣建立画廊之用。
 
  他指示遗嘱执行人鲍曼把所有值得作为私人纪念品的东西交给我的亲属,并给他们一笔足够维持一个小资产阶级生活水平的费用……
 
  我的妻子同我决定死去,以免遭受被推翻或者投降的耻辱。我们希望我们的遗体将在我服务于人民12年来进行大部分日常工作的地方立即火化。
 
  希特勒在口述两份遗嘱之后已经精疲力竭,回到室内睡了。这时天已破晓,曙光照到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安息日的柏林。全城被浓烟笼罩着。俄国人大炮的直射程之内的房屋在倒塌、焚烧。他们离威廉街和总理府已经不远了!
 
  希特勒睡觉以后,戈培尔和鲍曼就马上忙碌起来。希特勒在他们作为见证人签过字的"政治遗嘱"中,曾明确指示他们两人离开柏林参加新政府。
 
  鲍曼十分乐意服从这一指示。尽管他对元首忠诚,但是如果他能避免的话,他是不想同元首一道同归于尽的,他一生中唯一希望的是在幕后指挥的权力,也许邓尼茨仍会给他这种权力。这是说,如果戈林在得悉元首去世的消息后不篡夺宝座的话。为了确保戈林不致篡夺,鲍曼马上给在伯希斯特加登的党卫队打了一个无线电报。
 
  ……如果柏林和我们沦于敌手的话,必须将4 月23日的卖国贼消灭。战士们,负起你们的责任!这关系到你们的生命和名誉!
 
  这是一道要谋害戈林和他的空军将领的命令,鲍曼早已使党卫队将他们逮捕了。
 
  戈培尔博士与鲍曼相反,但与爱娃·勃劳恩一样,是不愿意在他们敬爱的元首已经逝世的德国活下去的。他早已把命运交给了希特勒。只是由于希特勒,他才得以飞黄腾达。他一直是纳粹运动的主要预言家和宣传家,而且在制造纳粹神话方面仅次于希特勒。为了使这些神话能够流传下去,不但元首应当壮烈牺牲,作为元首最忠实的追随者,唯一没有背叛元首的党内元老,也必须壮烈地死去,给后世留个榜样,有朝一日能够使国家社会主义的火苗重新燃烧起来。
 
  当希特勒休息之后,戈培尔似乎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回到他那地下室的小房间里去写自己对当代和后代的遗言的。他把他的遗言叫做"元首政治遗嘱的附录"。
 
  元首已经命令我离开柏林……到他所任命的政府里去担任一员领导。
 
  我一生中还是第一次必须坚决拒绝服从元首的命令。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也同我一起拒绝服从。
 
  在最危急的时刻抛弃元首,实为人情和忠贞所不许;何况在今后余生中,世人将把我看作是一个可耻的卖国贼和下贱的无赖,我不仅将会失掉同胞们对我的尊敬,也会失掉自尊心……
 
  在元首被叛逆的梦魇缠绕着的战时这些最危急的日子中,少不得要有一个人无条件地陪着他直到最后牺牲……
 
  因此我相信我正在为德国人民的前途做一件最好的事情。在今后艰苦的岁月里,树立榜样比活着更重要……
 
  基子这种理由,我同我的妻子一起,并代表我们的儿女(他们太小了,还不能表示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的年龄比现在大一些,也会毫无保留地同意我们的决定)表示坚定的决心:即使帝国首都沦于敌手也不离开它,而要在元首的身边结束我的生命。因为如果我不能生活在元首的身边并为他服务,生命对我个人来说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4 月29日早晨5 点半钟戈培尔写完了他的遗言。柏林已经破晓,但战争的烟火遮住了太阳。在地下避弹室的电灯光下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头一件事情是如何通过附近的俄国防线将元首的遗嘱带给邓尼茨等人,以便为后代永远保存下来。

  为了带出这个文件的副本选择了三名信使:希恃勒的军事副官维利·约翰迈那少校,党卫队军官和鲍曼的顾问威廉·山德尔,以及前一天晚上带来希姆莱叛变恶耗的宣传部官员海因兹·洛仑兹。多次获得奖章的约翰迈那负责领导这一小组,设法通过红军防线。他要把这个遗嘱的一份副本交给斐迪南·舒埃纳尔元帅,后者的集团军仍完整地坚守在波希米亚山中,而且希特勒已任命他为新的陆军总司令。布格道夫将军在递交舒埃纳尔的文件里附了一封信说,希特勒是在"今天收到希姆莱叛变的骇人听闻的消息之后"
 
  写了他的遗嘱的,"这是他的不可变更的决定"。山德尔和洛仑兹要把他们的副本带交给邓尼茨。山德尔的副本中也附了一封鲍曼的信。
 
  亲爱的海军元帅:因为所有的师团都未能前来解围,看来我们已经没有希望,元首昨晚口述了这份政治遗嘱。希特勒万岁!
 
  当天中午这3 位信使出发去执行他们的危险的使命。他们经柏林动物园和夏洛登堡迂回西行,到达哈维尔湖前面的皮彻尔斯道夫。该地驻扎了希特勒青年团的一个营,还在等待不见踪影的温克大军的到来。为了到达这里,这3 个人已经成功地溜过了3 重俄军封锁线,柏林动物园中央的胜利碑,在动物园前面的动物园车站,以及皮彻尔斯道夫的外围。他们还必须通过很多俄军防线,还得经历很多的冒险。虽然最后他们都一一通过了这些防线,但是已经太晚了,他们携带的文件对邓尼茨和舒埃纳尔已经没有用处,后者根本没有见到这些送信人。
 
  那天离开地下避弹室的还不止这3 个送信人。4 月29日中午,希特勒又恢复了暂时的平静,召开例行军事会议讨论战争形势,跟快6 年来他每天都在这个时候召开会议一样,就好像路还没有走到尽头似的。克莱勃斯将军报告说,昨夜和今晨俄军已进一步逼近总理府。剩下的可怜一点点守军的军火供应越来越少。温克的援军仍无消息。有3 个军事副官感到无事可做,又不愿同元首一道自杀,于是他们请问元首是否可以离开地下避弹室去打听温克的下落。希特勒批准了这个请求,并命令他们催促温克马上行动。当天下午这3 个军官便离开了。
 
  不久,又有第4 人离开了,此人是希特勒的空军副官,战争开始以来成为核心组织中的下级人物的尼古拉斯·冯·贝罗上校。贝罗也是不想自杀的,他也感到在总理府的地下避弹室里已再没有什么有用的事可做。他要求元首准许他离开,也得到了批准。希特勒这天真是十分通情达理。他也想到他可以利用这位空军上校给他带出一封最后的信。这封信是写给凯特尔将军的。
 
  鲍曼已怀疑他有叛国之嫌。希特勒在这封信中对陆军进行最后一次谴责,他认为陆军辜负了他的期望。
 
  毫无疑问,那天夜里10点钟所举行的情况汇报会上所获得的消息更加深了元首对陆军的切齿痛恨。威德林将军负责指挥勇敢的、但是装备简陋而又超龄的人民冲锋队和不足年龄的希特勒青年团队伍,正在被围的柏林牺牲自己,以便使希特勒多活几天。据他报告说,俄军已沿萨尔兰街和威廉街推进到空军部附近,距总理府只有咫尺之遥。他说敌人至迟于5 月1 日,也就是说,在一两天内将打到总理府。
 
  末日终于来临。甚至一直在指挥着即将前来为首都解围的纸上军队的希特勒,也终于认识到这一点。他口述了最后一封信,命令贝罗带给凯特尔。
 
  他在信上告诉这位最高统帅部长官:柏林保卫战现在已结束;他将自杀,决不投降;戈林和希姆莱已经背叛了他;他已任命邓尼茨作为他的继承人。
 
  他对于纵然是由他领导的但仍给德国带来失败的武装部队还有最后一句话要讲。他说海军战斗得非常出色。空军也很勇敢,只有戈林应对空军丧失战时初期优势负责。至于说到陆军,一般士兵打得很好而且很勇敢,但是将领们辜负了他们,也辜负了他。
 
  他接着说:人民和武装部队在这次长期艰苦的斗争中,贡献了他们的全部一切。牺牲是巨大的。
 
  但是很多人滥用了我对他们的信任。在整个战争时期,不忠和背叛使抵抗遭到破坏。
 
  这就使我无法领导人民获得胜利。陆军参谋总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陆军参谋总部是不能相比的。它的成就远远比不上前线将士们的成就。
 
  从这里至少可以看到一点:这位纳粹最高统帅的性格至死也没有改变。全部伟大的胜利都归功于他。失败和最后的倒台则归咎于别人,归咎于他们的"不忠和背叛"。
 
  接下去是他的临别赠言,这是这个疯狂的天才人物一生中最后留下的有记录可查的文字:这次战争中德国人民所作的努力和牺牲十分巨大,使我不能相信会是白费的。目标仍然必须是为德国人民赢得东方的领土。
 
  最后这句话是直接从《我的奋斗》一书中引来的。希特勒的政治生命是从为优越的德国人民赢得"东方的领土"这一着迷的妄想开始的,现在他又抱着这一妄想结束他的生命。千百万德国人民的死亡,千百万德国家园的被炸毁,甚至于德国的灭亡,都不能使他相信,从东方斯拉夫民族那里夺取土地,是决无实现可能的条顿式的梦想,且不谈道义问题。

  摘自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 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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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阎长贵:我所知道的关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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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长贵:我所知道的关锋(上)
Aug 17th 2013, 11:23, by 明鏡雜誌


  关锋是"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从1966年5月28日成立中央文革小组,他就是小组成员,1967年1月又兼任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然而,1967年8月30日,他就以所谓"乱军"即"揪军内一小撮"的罪名,和王力一起被打倒了。关被打倒也牵涉到我,我所在的单位红旗杂志社以及有关单位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等也贴了我不少大字报,内容之一是:"关锋是反革命,阎长贵也是反革命,因为阎长贵是关锋的学生。""强烈要求揪出埋在江青同志身边的定时炸弹!"我当时任江青机要秘书。我把有关这些大字报的材料拿给江青看(我不能不拿给她看,也不敢不拿给她看),她看后郑重地说:"跟关锋在一起的不一定都是坏人,都是反革命!"江青这样说,表明对我还信任。不仅如此,不久,她还提议任命我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即办公室主任)。

  一点不错,我确实是关的学生。1961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关锋任组长的中国哲学史组,师从关锋学习和研究中哲史。现在谈谈我所知道的关锋。


  "文革"前的关锋:开始引起毛的注意

  关在"文革"中成为风云人物不是偶然的。他从1950年代起,在哲学界特别是中哲史界,就是有相当名气的人物。关锋原名周玉峰,山东庆云人。1919年生,1933年秋在山东庆云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加入共产党。1937年9月任中共冀鲁边区抗日救国军第一路军政治部主任。1950年调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1952年兼任山东政治学校校长,行政十级。1956年被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胡绳借调北京,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哲学组组长、思想动态组组长。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后,关调任《红旗》杂志编委,但他除了参加编委会议,给《红旗》写些文章,不做具体编务,专做学术研究,特别是中哲史研究。

  关在1950年代开始发表著作,如195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反对主观主义》。1960年代又陆续出版了更重要的著作:196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30万字),196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求学集》,196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春秋哲学论集》(关锋、林聿时合著),等等。从1950年代后期起,关锋、林聿时、吴传启三人以"撒仁兴"(即"三人行")为笔名写了不少文章,名噪一时。

  关的文章和观点深得毛泽东赏识。我听关说,1958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方向问题》,批判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提出"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必须 "学习毛泽东思想",受到毛赞扬,还有批语。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简称《毛泽东文稿》)第9册出版后,我告诉他:上面载有毛对他《框框乎?指导原则乎?》一文的批语。他说知道,又说,他更看重毛对他写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方向问题》的批语,不知道为什么《毛泽东文稿》没有收录。毛为什么喜欢关的这篇文章?我想原因不是别的,也许是中共八大党章不再提"毛泽东思想"之后,关在这篇文章中又明确提出 "毛泽东思想",指出哲学史工作者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需要指出,中共八大党章不再提"毛泽东思想",这是根据毛的多次要求和指示做的。1961年2月11日《光明日报》上关以何明的笔名发表《框框乎?指导原则乎?》。2月15日,毛批示:"好文章。"并致信陈伯达,全文如下(见《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陈伯达同志:

  何明是谁?1957年反右整风时期,他写过一篇短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注——可能指《光明日报》1957年8月10日发表的《批判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很好,我跟你谈过,想找他谈谈,未果。现在请你找他坐飞机来广州来一次。同时请艾思奇、胡绳、王若水、任继愈、关锋五人一起同来。以上请你即办为盼!

  毛泽东
  二月十五日晨

  为了一篇文章,让作者坐飞机去谈,还要数位专家、秀才陪同,足见毛对关文章的偏爱。

  毛批示何明(即关锋,毛此时尚不知何明即关锋)的《框框乎?指导原则乎?》为"好文章",为什么?《毛泽东文稿》的注释如下:该文说,"到实际中、到群众中去做调查研究,要虚心,不要事前先定出个主观主义的框框。带着框框下去,就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或者只看到、听到自己所要看、所要听的情况,把事情看走了样子。虚心是非常要紧的;框框,是害人害事的。可是,指导原则和框框却是两回事"。文章联系中国哲学史上宋尹学派和荀子的有关思想进行了具体分析,然后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以及党的总路线为指导,去进行调查研究。这不是框框。这是从实际抽出来而又经过实际证明了的真理,是'望远镜',是'显微镜',是解剖'麻雀'的解剖刀。但话还得说回来,不要只是记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往客观事物头上硬套,那是直接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就是说,那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了,而是自己造的框框。""框框乎?指导原则乎?要分清;不要带着框框而要带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原则去进行调查研究。"

  毛从1957年起多次召见关——当然都是和召见别人一起,单独召见关我还没听说过,也可能没有;即使和别人一起被毛召见,在当时也是"殊荣"。我印象最深的,是1965年11月21日,毛在杭州召见陈伯达、田家英、艾思奇、胡绳、关锋,说是要提倡读马、恩、列的著作, 因此要选择出版几本书,每本书都要有中国人写的序。(参见胡绳回忆文章,《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龚育之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毛叫几位秀才每人负责给一本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哲学笔记》等)写序言和注释。关领的任务是给《哲学笔记》写序言和注释。他回京后,我们组的人就立即开始了准备工作。后来由于"文革"的开展,这项任务没有继续下去。

  从上面几件事情看,毛对关是很欣赏和重视的。其主要和根本原因,我认为,就是关紧跟毛的思想和行动。如在"反右派"斗争中,关积极配合写了多篇文章(如上所说,有的文章还受到毛的称赞,甚至"想找他谈谈"),并辑成《边鼓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在毛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后,关立即写了《雷锋是怎样形成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客观地说,关那一时期是一个十分典型的贯彻和实践党内正统文化的知识分子。


  请冯友兰作报告,还要请关锋作"消毒报告"

  关锋在"文革"前和冯友兰先生的论战,是最值得注意和记载的事情。

  冯在旧中国、新中国都是哲学大家。新中国成立后经过院系调整,冯任北大哲学系教授。1956年11月中旬,人大哲学系为了活跃学生学习生活,也为了开展百家争鸣,请冯作学术报告。冯讲的内容是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他说:"我们近几年来,在中国哲学史的教学研究中,对中国古代哲学似乎是否定的太多了一些。否定的多了,可继承的遗产也就少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对中国的哲学思想,作更全面的了解。在中国哲学史中,有些哲学命题,如果作全面的了解,应该注意到这些命题的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抽象的意义,一是具体的意义……比如:《论语》中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从这句话的具体意义看,孔子叫人学的是诗、书、礼、乐等传统的东西。从这方面去了解,这句话对于现在就没有多大用处,不需要继承它……但是,如果从这句话的抽象意义看,这句话就是说:无论学什么东西,学了之后,都要及时地、经常地温习和实习,这就是很快乐的事。这样的了解,这句话到现在还是正确的,对我们现在还是有用的。"(冯的文章发表在1957年1月8日《光明日报》)吴传启把冯继承中国哲学遗产的意见概括为"抽象继承法",关认为这个概括"符合冯意见的本质",冯本人也认同这个说法。(参见《哲学研究》1958年第2、3、5期吴、关、冯的文章)

  关写了很多批判冯"抽象继承法"(及其哲学观点)的文章,认为冯的"抽象继承法"是在古代哲学中寻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近、相同或没有的好东西,"现成地拿来",是哲学方法论上的修正主义,等等。在私下,关还说过冯的"抽象继承法"名义上是找"好东西",实际上是"捡破烂"。与之对立,关提出所谓"扬弃三法":一是否定某些哲学命题的特殊意义,继承其一般意义;二是否定某些哲学命题的一重意义,继承其另一重意义;三是否定命题的整体意义,继承其某些个别要素。关文章中有不少牵强附会和扣帽子的东西,但总的说来,他还是提倡和注重说理的。据一位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说:"冯友兰在给他们讲课时承认,尽管他不完全同意关锋的观点,但认为在所有批判他的文章中,关锋的水平是最高的。"(孟祥才《我所知道的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历史学家茶座》2011年第2期)

  关和冯针锋相对,阵线分明。在当时,冯被视为资产阶级教授,关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各代表资产阶级一家和无产阶级一家。经常有这样的怪现象:哪个单位请冯作报告,还要请关再去作"消毒"报告——这是当时强调阶级斗争在学术领域的一种反映。所谓"百家争鸣,实际上就是两家",在关和冯身上表现得很明显。

  在关和冯的争鸣中,关处于主导方面,冯处于被批判地位。我举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当时有四个搞中国哲学史的人,一个名叫汤一介(时为北大哲学系教师,现为著名哲学家),一个名叫孙长江(时为人大哲学系中哲史教师,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文章的重要作者之一,现为学界名人),一个名叫方克立(时为人大哲学系中哲史教师,现为著名中国哲学史家),一个名叫庄卬(北大1955级哲学系学生,时为冯的研究生,仿佛不到30岁就去世了。现在健在的三人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他们四位以司马文的笔名写了不少批判冯和中哲史的文章,当时他们常来请教关锋,或切磋问题,有时我也在场。这个情况表明了关当时在中哲史界(以及哲学界)的影响。

  冯"抽象继承法"的观点在理论上和科学上究竟如何?先不说这个观点正确不正确,根据科学上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原则,冯提出这个文化遗产继承的问题,就是对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贡献。应该说,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也不能说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还需要我们继续探讨。

  再说这个观点本身。我作为关锋的学生,完全接受了他的观点,在文章中也批判过冯的"抽象继承法";经过多年思考,现在我感到,冯的观点要比关的观点正确(关所谓"扬弃三法",就其正确方面的意义,冯的"抽象继承法"是内在地包含了的)。遗产继承是解决现代和古代的关系即联系问题,即今天和昨天以及前天、大前天……的关系和联系问题,很复杂,若没"抽象"(指科学抽象)如何联系?"新陈代谢"是自然过程,"推陈出新"是人类行为。

  忠、孝、仁、义,是中国的传统道德观。毛泽东也承认忠、孝、仁、义。他说:"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孝于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处的,叫做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对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就是真正的行仁义。"(《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号召》,转引自梁衡《文章大家毛泽东》,2013年2月28日《人民日报》)

  资中筠同志在讲到冯的"抽象继承法"时说:"冯友兰先生的道德抽象继承……我特别拥护这一点。因为我想不出来传统和现代怎么样连接起来,我觉得冯先生概括得非常好……怎么样把传统的道德和新的时代联合起来,结合起来,冯友兰先生提出了一个道德抽象继承。比如说过去是忠君,忠总是好的,背叛总是坏的,你现在忠于国家也好,忠于职守也好,这是一个品质,类似这样一些都可以添进去,我觉得这是造了一条道路。但是后来他被批判……这样一来我们什么传统都坏了,外面的也不要,传统的也不要,什么都不要。人类文明是几千年也好,一百年也好,多少年的文明就断掉了……"(资中筠2012年1月8日在"理想国文化沙龙"会议上的发言)

  "文革"初期的关锋

  要谈关在"文革"中的情况,应知道"文革"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此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毛的说法:"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批判开始";一种是人们普遍和通常的说法: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为叙述方便,我就从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谈起。

  《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发表姚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学界物议纷起。关锋接受《文汇报》驻京记者站负责人艾玲的采访,表示赞成和支持姚的文章;据说,艾玲也采访了戚本禹,戚也是这个态度。艾玲把关、戚对姚文的反应作为北京左派的意见报给江青。不久,江青在上海秘密召见关、戚,分别向他们交了姚批判《海瑞罢官》的底,要他们写文章支持姚文元。这次关去上海接受江青召见,是打着回山东老家看望父母的旗号去的;对此我们哲史组的人都不清楚。关回来后,立即开会动员我们组的人积极行动起来参加批判吴晗的斗争。当然,当时我们(恐怕也包括关)并没意识到(也不可能意识到)由此要引发一场中华民族的10年浩劫。

  《五一六通知》的附件《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简称《大事记》)记载:

  十二月二十一日

  毛主席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同志谈话中指出:戚本禹的文章(指戚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笔者注)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十二月二十二日

  毛主席同彭真、康生、杨成武等同志谈话,又讲了前一天同陈伯达等同志谈的那些意见。毛主席说,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同志立刻辩解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掩盖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

  《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是毛关于"文革"的一句极有深意的话。从彭真、田家英起,几多高级(以及中级、一般)干部,在"文革"中遭殃多与此话有关。

  关锋十分敏锐,他听懂了毛的这句话。大概他是为这句话呐喊得最起劲的人。毛谈"要害问题是'罢官'"后不到一个月,1966年1月18日关就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此地无银三百两!》,文章粗暴地指责: "从1959年到1961年这个期间,吴晗同志宣扬所谓'海瑞'精神,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其意图究竟是什么呢?吴晗同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把他关于海瑞的文章,按照写作时间排了一个队。他排这个队的目的,是为了避开姚文元同志对他的政治批评,说他的《海瑞罢官》写于1960年,跟'单干风'无关。然而弄巧反拙,本想掩护耳朵,却露出了屁股。吴晗同志把他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跟1959年8月在江西庐山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联系了起来;这一下子泄露了'天机'。在庐山会议上,右倾机会主义者自称海瑞,恶毒地攻击我们的党,攻击社会主义;庐山会议之后,我们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这就是当时的政治。庐山会议前夕,吴晗同志歪曲海瑞上疏,写了《海瑞骂皇帝》;庐山会议之后,又煞费苦心地花了一年的时间,歪曲历史写了《海瑞罢官》。吴晗同志自己说:历史和历史剧'里面的历史人物决不是僵尸的复活',而是为活人服务;怎么为活人服务?答曰:'写这个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的人们的启发作用'。是的,在庐山会议之前,吴晗同志着眼于海瑞的,是骂皇帝;其意图就是给向党进攻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擂鼓助威,好比旧戏出'大将'以前乐队奏的'急急风'。在庐山会议之后,他着眼于海瑞的,是'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不灰溜溜的;很显然,这是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打气、鼓干劲,要他们'失败了再干',而且还盼望着'海瑞'有朝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哩!"

  应该说,关这篇文章比姚的文章还高调,还"出彩"!最根本和最主要的,是它更符合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

  林杰(时任《红旗》杂志中国哲学史研究组党支部书记)积极和精心撰写批判吴晗的大文章,题目叫做《〈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此文经关修改于1966年1月中旬写成,署名关锋、林杰。该文指责吴晗"歌颂海瑞,实质上是歌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该文和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在一月中旬送中宣部,《大事记》说:"被彭真、许立群同志压了两个半月"。戚的文章到4月2日才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发表;关、林的文章在4月5日出版的第5期《红旗》杂志上发表,同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影响很大。

  顺便说说,这篇文章有涉及我的一个细节。文章结尾处有出自林的两句诗:"千里雷声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在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说:"千里"、"万里"重复似不好,"对仗"也不工,是否将"千里"改为"千钧"。关很赞赏,说改得好,还讲了历史上"一字师"的故事。这两句诗在6月6日北京四中一张大字报中加以传抄,"雷声"两个字被改为"霹雳"。林认为改得好。嗣后,林这两句经过北京四中学生改动的诗就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开了,经常见诸各种红卫兵小报以及中央报刊,甚至被误认为毛泽东的作品。

  可以看到,关、林、戚的文章根据毛"《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话,上纲很高。中宣部有关负责人觉得把握不准,请示中央又不复,所以"压着"没发,而且还找出关锋(以庆云笔名)1962年写的《从陈贾谈起》作为有问题的材料之一报送毛。陈贾是历史上替君主文过饰非的谄佞小人。战国时期,齐国吞并了燕国,各国准备起兵伐齐。孟子劝说齐宣王遣回燕国俘虏,退兵回国,以释危机。齐宣王拒绝孟子的建议,结果非常被动。齐宣王十分懊悔。但陈贾乘机讨好齐宣王,引经据典,称古代圣人都犯错误,齐宣王犯这点错误不算什么。齐宣王转而心安理得。关文称:"'君子'同'小人'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是'过则勿惮改'、坚持真理呢,还是文过饰非、'顺非以谄其上'。""齐宣王犯了过错而感到惭愧,这是好的。然而,他终究是气魄太小了,不能勇于认错、改错。"关文发表在1962年5月5日《光明日报》上,当年中宣部内部刊物《宣教动态》第88期作了转摘。那时"大跃进"失败不久,认定关文有"影射"之嫌。1966年2月彭真、许立群等人去武汉向毛作关于"二月提纲"的汇报,又带去了包括关这篇杂文在内的一些材料,潜台词是说这些左派过去也说过错话,也应该做一些自我批评;另外,对别人的批评也应该宽厚一点。不料毛说:那篇文章我看过,3年以后再说。左派过去也有不干净的地方,不用管他,3年以后再说。(参见《龚育之访谈录》)按照"文革"实际,用当时惯用的"影射史学",仅凭关这篇杂文,把他打倒——和其他许多被打倒的人相比,也不为冤枉,而毛竟不认同彭、许的观点。关告诉我,"文革"前乃至"文革"中,一直有人想找他的问题和麻烦,都是毛保护了他。他对毛十分感激,终生都觉得毛对他有知遇之恩。


  为"文革"制造大量有影响力的舆论

  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制定的《二月提纲》一出来,就受到批判。打倒彭真被提上日程。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起草一个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这个通知就是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关参加了这个通知的起草,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关是重新设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重要成员。自此,关更加积极地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该报记者处的笔名——笔者注)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日《光明日报》发表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高炬的文章指责邓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污蔑《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是 "反党工具"。关文指责《北京日报》4月16日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批判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两篇文章紧密配合,都把矛头指向北京市委,这是在宣布一个重大战略部署,即北京市委(包括彭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真正目标。

  关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后究竟干了些什么?除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一起到处煽风点火外,就是接见和支持一些造反组织和个人:如7月下旬,他和王力奉命到清华去见被打成"反革命"的蒯大富,告诉他不要着急,很快会恢复自由;关特别支持哲学社会科学部以吴传启、林聿时为首和北京师范大学以谭厚兰为首的造反派组织,即后来属于所谓"地派"的造反派组织,给他们很多指导。但关锋最重要的工作是和王力一起,为《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写作社论、评论以及编辑部文章,千方百计为"革命"制造舆论。仅就我知道的情况举例如下——

  1.《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1966年6月2日)。

  所谓"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即聂元梓等人5月25日写的那张大字报。该文宣布:"为陆平、彭珮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的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陆平、彭珮云他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中间毛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他不止一次地说,不能认为反对某单位、某地方党委就是反党。如果不为尊者讳的话,可以肯定和明确地认为"文革"中"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盖源于此。

  2.《红旗》杂志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1966年10月1日)。

  3.《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该文提出了"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概念。"文革"后关告诉我,这一概念由毛1966年12月26日生日家宴祝酒时提出的"为开展全国全面内战干杯"转化而来(参见阎长贵、王广宇《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113页注)。由此开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夺权"阶段。

  4.《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1967年1月16日)。

  该文根据毛的意见,肯定上海造反派的夺权,指出:上海"……百万革命造反大军,他们联合其他革命组织,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夺了权,建立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秩序。"

  5.《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社论《论无产阶级的夺权斗争》(1967年2月3日)。

  6.《红旗》杂志1967年第4期社论《必须正确对待干部》(1967年3月1日)。

  7.《红旗》杂志1967年第5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1967年3月30日)。


  该文说:"毛主席提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8.《红旗》杂志编辑部 、《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1967年5月8日)。

  关于这篇文章,1967年5月11日《中共中央通知》说:

  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击中了《修养》一书的要害,也击中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害。通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一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大破修正主义,大立毛泽东思想。

  关锋和王力合写的文章很多,难以尽举。仅从这几个例子,即可看出,在陈伯达、康生直接领导下,关和王(在"文革"中他们两人密不可分——笔者注)不仅是"文革"初期舆论的总管(王是陶铸被打倒后的宣传组组长,关是主持《红旗》杂志常务工作的副总编辑),而且是亲自握笔的秀才,为"文革"制造了大量颇具影响力的舆论——当然,他们对国家和人民是欠了账的。用实践标准检验,关(和王)制造的"文革"的种种"舆论"都是错误的,它曲解马克思主义、违背常识和人民意愿,祸国殃民,危害剧烈深重。


  关除了写文章,制造"文革"舆论外,在反对彭德怀、刘少奇、陶铸的斗争中也十分积极。


  关于关锋积极反对刘少奇,我们前面说的他和王力合作撰写的文章都主要指向刘少奇(及邓小平),他抛弃曾经对《修养》的肯定和赞誉,和王力一起撰写《〈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更是鲜明的证据。


  1966年6月16日,关和戚联名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诬告"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从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发的许多材料看,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参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2版)

  1966年11月27日,关给江青写信,攻击陶铸。他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同志的说法,是直接同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信中列举陶铸七条"罪名",建议中央"密切注意,加以考察"。江青把这封信转给了毛。(《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


  关、王为何忽然被打倒

  关锋在"文革"期间活动时间不长,他和王力在1967年8月30日就被打倒了。关(和王)被打倒是"咎由自取",还是"舍卒保车"、"挥泪斩马谡"?让我们看看关(以及王)究竟是怎样被打倒、为什么被打倒的。

  关锋被打倒的主要原因就是说他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搞乱了军队。然而,"揪军内一小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967年"七二0"事件,本来是武汉地区军队和很多群众不满、抵制和反对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但被定性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事件后,"揪军内一小撮"的声浪像狂飙一样席卷中国大地,使军队及其秩序受到严重冲击。

  在"七二0"事件中,被揪斗和殴打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及随行人员,于7月22日被救回北京。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100多万人参加的欢迎他们胜利归来并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会,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也参加了这次大会。

  《人民日报》7月26日所载"新华社25日讯",关于百万军民举行集会的报道说:"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给武汉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说:"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得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从此,"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称"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和提法,便在报刊上、社会上,铺天盖地传播开来。

  "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时达到了顶峰。

  其中《红旗》杂志(半月刊,"文革"中不定期出刊——编者按)第12期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

  1967年7月,毛要随其南巡的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回京参加建军40周年招待会并致词,杨忙说:"不行不行。致词应该是老帅。"毛说:"你回去如实把我的意见告诉总理,由总理定吧。"总理当然同意和执行毛的决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杨在致词中,只讲"党内一小撮",没提"军内一小撮"——这不是偶然的。在鼓吹"揪军内一小撮"达到顶峰时,他这样说,透露出毛态度转变的一个重要信息,即毛经过"七二0事件",逐渐觉得军队不能再乱了。看来,利用"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做文章即整人,已经酝酿有日。

  "揪军内一小撮"的大肆宣传和鼓噪,使军队受到很大冲击,整个形势简直到了"失控"的程度。当时各军区,包括大军区和省军区的告急文电,雪片似的飞向中央、飞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各处在揪"本地的陈再道",在冲击军事机关,在抢夺枪支弹药等。而各级政府和党组织都瘫痪了,连告急文电也发不出来。这是一种全国性的"兵荒马乱",毛忧心忡忡。他在1970年12月同斯诺谈话时说:"一九六七年的七月July和八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不能把军队搞乱",这是毛在"文革"中一个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底线。当毛看到《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时,义愤填膺地提出"还我长城"!又针对报刊上大量和反复出现"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和言论,话里有话地指出:不要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这就是说,毛把搞乱军队的原因,直接归结为党内、军内一小撮并提,归结为宣传"揪军内一小撮"。

  "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流毒全国,但究竟是谁先提出这一口号的?(未完待续)

  (作者系文史学者、求是杂志社老干部,曾任江青机要秘书)

  阎长贵,《同舟共进》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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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美国防部长8月19日会晤到访的中国防长常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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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防部长8月19日会晤到访的中国防长常万全
Aug 17th 2013, 10:03, by JAS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五角大楼记者会上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五角大楼记者会上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沃伦8月15号对记者说,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及其高级顾问8月19号将和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在五角大楼会面。

两位防长将讨论各种问题,包括美中关系和两国军方关系、双边问题、地区问题及网络空间之类的功能性问题。

预计会谈后,哈格尔将与常万全举行联合记者会。哈格尔已经得到邀请访问中国,但是尚未定下日程。

沃伦说,常万全今天在夏威夷会见美军北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洛克利尔。本周末,北美空防司令部和美国北方司令部司令陆军将军雅各布将在科罗拉多州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接待常万全。

沃伦说,常万全对北方司令部感兴趣的原因也许是它在救灾及文职和军职人员间伙伴关系的特殊作用。

这位中国国防部高官的到访有助于维持18个月以来美中两军关系的积极发展。这一趋势起源于2012年一月,当时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应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邀请访美。

沃伦说,美国正寻求在美中两军之间就一系列问题保持实质性对话的途径,以拓展可行协作的契机,同时也以负责的态度来改进消除分歧的机制。

他还说,近来美中两军的协作进度看来在提高,这可能是受到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的影响。两位领袖六月在加州森尼兰会面时讨论了两国军方协作的重要性。

美國之音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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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中国消费族新时尚-到首尔拍婚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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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费族新时尚-到首尔拍婚纱
Aug 17th 2013, 09:59, by JAS

韩国的婚庆业有了越来越多的新客户-崇尚时尚的中国消费族不仅青睐韩国时装和化妆品,还不惜花上几万块钱到韩国拍婚纱照。 

在下午的阳光下,年轻的准新娘站在法式别墅的窗前,与新郎深情凝望。不过,这对中国情侣的美好时刻并非真的在法国波尔多的某幢别墅中度过,而是在韩国首都首尔。

两人二十几岁、在北京当律师,是韩国青春偶像Rain的粉丝。对他们来说,周末飞到首尔拍婚纱照,堪称韩国最吸引人的地方。像他们这样的人虽然数量还不多,但在富裕的中国人中比例却在增加。

所有到韩国旅游的客人中,中国人就占了四分之一。市值150亿美元的韩国婚庆业中,多家公司都将目光瞄准了那些不惜花上几千美金到韩国拍韩式婚纱照的中国人。

对他们来说,具有吸引力的并非首尔的古代宫殿,也不是以辣著称的韩国餐,而是以首尔江南街区(Gangnam)为代表的时尚的都市风情。随着PSY"鸟 叔"的"江南Style"红透全球,江南街区也声名远扬。而其时尚形象背后离不开韩国的时装和化妆品工业。许多韩星的妆容在中国都是争相效仿的对象。

  "鸟叔"一曲江南Style让首尔的江南街区家喻户晓
 
准新娘杨小姐说,"韩国妆比中国更考究、更精致。我们之所以来这儿,是因为韩国在时装和化妆方面都领先。"说这话时,两名化妆师正在忙着为她弄头发。

向往韩国都市情调

韩国旅游部估计2012年有250万中国人到韩国旅游,平均每人消费2150美元,远远超过来自其它国家的游客。像iWedding这样的韩国最大的婚庆公司生意也随之蒸蒸日上。

iWedding表示,一年多来,他们每个月都要接待50、60对来自中国的客人。iWedding的竞争对手,Design Wedding最近和上海一家公司合作,从5月以来已经为50多对恋人拍摄了婚纱照。另一家婚庆策划公司Chuka Club也表示,尽管他们没有像iWedding或Design Wedding那样在中国网站上做广告,也有中国客户自己找上门来。

首尔的韩国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 of Korea)通俗文化研究教授Song Sung-uk说,中国人向往韩国发达的都市文化,流行风潮和美容业。与参观传统的宫殿,购买古董相比,他们情愿去江南区的顶级购物中心。

他还说,在战后发展为亚洲第四大经济体的韩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令中国的中产阶级羡慕的富裕生活的代名词。韩国的流行文化为塑造这一形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脸上打着粉底,眉毛作了精心修饰的准新郎陈靖静(音)说,他在看了韩国电视剧后特别想来这里。他们对这趟旅行以及充满韩式生活情调的豪华摄影有着很高的期待。回去之后,他们也可以在亲戚朋友面前展示一番。

不负期待?

经过三小时化妆、做头发之后,穿着白色婚纱和礼服的杨小姐、陈先生被请上轿车,送到附近的照相馆。在之后8小时中,他们将在鹅卵石街道或者卢瓦尔河谷的布 景前摆出各种姿势。欧洲的街景名胜是中韩游客喜爱的布景。这可能和西式婚纱和礼服受欢迎有关,许多婚礼策划人都认为欧式服装配上欧式背景照出的像更好。

摄影师是一名身形矫健的韩国人,不停地指导陈先生、杨小姐摆好姿势。其他助手一会儿帮杨小姐弄弄头发,一会儿帮陈先生翻翻领子。天花板上的扩音器里传来柔和的韩国流行音乐。

Chinesische Braeute tanzen am Freitag (03.06.11) in Schwangau auf einer Wiese vor dem Schloss Neuschwanstein zusammen mit einem Musikanten. 31 Brautpaare aus China haben am Freitag im Rathaus von Fuessen ihr Eheversprechen erneuert. Anschliessend fuhren sie nach Schwangau, um sich vor dem Schloss Neuschwanstein fotografieren zu lassen. (zu dapd-Text) Foto: Lennart Preiss/dapd  
能到德国办婚礼的中国新娘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只能满足于婚纱照上的欧式背景。
 
iWedding一名会讲中文的雇员表示,他们提供的这套服务包括交通、助理以及酒店,价格在2000到4000美元。他说,中国人之所以到韩国去拍婚纱照是因为摄影质量和化妆服务比在中国好。

但是,客人的愿望并非都能得到满足。

在六小时明星走红地毯般摆出各种姿势后,杨小姐脸上的笑容不见了。她对拍出的照片不太满意,"我的颧骨看起来太高了,"她看着相机里的照片说,"我们大老 远来这儿就是要照出最漂亮的形象。但这些相片很一般。我有点失望。"杨小姐的翻译和助手劝她继续拍。于是杨小姐再一次眨了眨粘着假睫毛的眼睛,在镜头前露 出笑容。在一天快结束之时,她还是很满意:"每个人都很友好。他们肯定也累了。"

来源:美联社 编译:乐然

责编:石涛

德国之声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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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埃及当局暴力清场死愈六百 中国官民看法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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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当局暴力清场死愈六百 中国官民看法纠结
Aug 17th 2013, 09:35, by J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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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埃及妇女试图阻止军用推土机伤害一名受伤的青年。

八月十四日,埃及政府以暴力方式对进行抗议的穆斯林兄弟会支持者进行清场,造成超过六百人死亡,近四千人受伤。中国官方和民间对事件各有解读,但都陷入相当纠结的尴尬当中。

埃及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十四日当局暴力清场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638人之多,受伤人数也达到3994人,使持续多个月的埃及宪制冲突达致高潮。世界各国对埃及的局势表达强烈关注,美国和欧洲多个国家谴责军方的镇压,土耳其政府并呼吁联合国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埃及局势的最新发展。

中国政府没有谴责埃及当局的暴力清场行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五表示,关注埃及最新发生的暴力冲突事件,并呼吁各方通过协商解决问题。

中国网络作者刘先生表示,中国官方虽然发表了模棱两可的公开表态,但部分官方媒体却已经给出了断然的结论:

"官方对外表态和以前一样,不痛不痒。但是有一些官方媒体对这个事件做了两点推论,一个是民主化的结果,另一个是美国支持的结果。"

2011年,埃及发生了持续性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浪潮,要求实行民主,进行改革。不久之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结束了埃及长达数十年的一党专制局面。在随后的大选中,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莫尔西获得胜利,成为埃及第一位民选总统。今年初以来,埃及再次发生大规模民众示威浪潮,抗议埃及民选政府未能解决经济难题,也反对当局主持的宪法修订中的国家伊斯兰化趋向,抗议者要求刚刚担任总统一年的莫尔西下台。今年七月份,埃及军方拘捕总统莫尔西,成立过渡政府,准备进行新的全国大选。但随后,支持莫尔西的埃及民众涌上街头抗争,使埃及的国内纷争继续扩大。八月十四日,埃及有关当局出动军警,对莫尔西支持者采取清场行动遭到激烈反抗,冲突造成了巨大伤亡。

广东律师唐荆陵分析说,中国政府对埃及事态的发展极为关注,也正是因为2011年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下台,才促使中国在国内采取断然镇压政策:

"当时穆巴拉克垮台后,中共当局以此为起点,对异议人士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所以当局对埃及的事态很是很关心的。"

实际上,无论是中国官方还是民间,左派还是右派,对埃及近日流血事件的看法和认知都非常纠结。在美国的哈佛大学政治学者杨建利博士分析分析说,中国政府最担心的,是民众和网络舆论,因为埃及军方的镇压行动,而联想到24年前北京发生的六四事件:

"埃及的这个事情,不能不让人想到八九年六四北京的屠杀事件。所以中共官方的尴尬就在这里。第一他认为终于找到了一个口实,就是民主化带来问题了。但第二,他也不愿意让人们联想到六四事件。他支持军方也不是,因为不能公开赞成镇压,但支持民间也不是,那就和支持六四民众一样了。"

中国的刘先生表示,中国民间对埃及事件的认识也截然不同,表现在网络舆论的观点上也非常对立,但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人士,似乎都没有十分清晰的态度。他认为,这也折射出中国社会本身的断裂:

"这件事情对中国的影响很大,政府也好,民间也好,左派也好,右派也好,认识都相当纠结。左派支持镇压,但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支持,所以不能支持美国。右派反对镇压,但却不希望极端意识形态团体上台,比如穆斯林兄弟会这样,反而希望上台的是比较像埃及军方这样的世俗化集团。"

造成巨大伤亡的埃及暴力冲突发生之后,美国政府迅速表态。奥巴马总统谴责了埃及军方采取的暴力镇压,呼吁埃及行政当局取消紧急状态,允许人民和平示威,并宣布暂停了美国和埃及原计划的联合军事演习。

杨建利博士表示,美国对埃及事态的发展也有矛盾的心态,一方面,美国希望埃及推进民主改革,但另一方面却不希望看到穆斯林兄弟会推动埃及的政治宗教化。他认为,美国的暧昧态度,也是埃及事态恶化的原因之一。

不过杨建利认为,埃及目前局势的恶化,并不是民主化的结果,而恰恰是过去几十年专制体制带来的一个后果:

"现在出现在埃及的所有危机和冲突,都是穆巴拉克时期酝酿积累的,第二,采取军事镇压的军事集团,也是穆巴拉克遗留下来的,第三,如果军方不搞政变,而宪政民主的程序,就不会有这次惨剧。所以我认为应该从这个角度看,而不是民主带来的问题。"

在中国的唐荆陵律师也认同这样的看法。他认为,专制体制形成的不包容的文化,是专制体制民主转型中最大的问题:

"今天埃及形成这样一个状况,就是在政治上极度的分裂和对立,难以找到真正的共识,它不是民主化带来的问题,而是专制制度留下来的遗产和创伤,短期内难以解决。"

杨建利则强调民主制度中程序正义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埃及世俗派政治团体,以及埃及军方等实力集团,能够遵守民主程序,并且在民主的程序中去解决问题,就很可能可以避免这次血腥事件。不过他也认为,埃及的事件表明,民主改革只能提供解决问题的平台,而并不能解决如经济、就业等问题本身,这是未来中国民主化过程中应该吸取的一大教训。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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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魏京生:简评海外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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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简评海外民运
Aug 17th 2013, 09:27, by J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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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29日,在白宫南门前,美国总统布什和中国海外的人权活动者,(从左开始)分别是黄慈萍、魏京生、龚小夏、翻译、热比娅、布什、吴弘达、傅希秋(Eric Draper/白宫网站)

为什么想起这个题目,自己评自己有点儿老王卖瓜的嫌疑。可是被逼无奈,中共的环球时报有个主编,总是喋喋不休的说什么海外民运边缘化了。什么掀不起什么风浪了。而且他居然还知道海外民运成了西方反华势力最小最小的一颗棋子,没有影响力等等。

有些了解情况的网友马上回击这个胡主编。反问他说"如果不重要,你们何必花这么大功夫丑化人家呢?"确实,最近一两年来中共花了不少工夫,甚至动员了早已脱离民运多年的老特务和老叛徒写书丑化民运。这确实从反面替民运做了宣传。

因为经过这么多年受骗上当的教训,稍微聪明点的人都掌握了一个规律:共产党的宣传要反着听。也就是共产党努力要唱衰民运,就说明民运很兴旺,很重要。共产党如果极力赞扬雷锋,那雷锋八成是假的。

根据这个原理,我估计多年来中共安全部门和宣传部门组织人写的这些书,已经没有多少人感兴趣了。果不其然,前几天一位国内文化界的朋友来访。说起这些事儿,他哈哈大笑说你猜得真准。一位香港作家编造你的绯闻的书,原以为绯闻肯定销路不错,结果赔了本。倒是流亡作家郑义的一篇戏说你老魏的杂文,流传很广影响很大。被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

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其实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也要吃喝拉撒发发脾气,也要犯错误。可老百姓为什么就看着你顺眼,对那些谣言绯闻嗤之以鼻呢?这是因为我所做所说的和我为之牺牲的,都是老百姓所想的和所希望的。和老百姓一条心,老百姓就信你。

反过来看。共产党天天琢磨的就是如何欺骗和修理老百姓;如何榨干老百姓的血汗。老百姓怎么能相信他们呢?戈培尔的那条定理;谎话说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在一定的范围内还能对付,在一定的时间内还有那么点儿效果。如今老百姓的耳朵早就被谎言磨出了茧子。你共产党就是说真话也没多少人相信了。

说海外民运没多少人了,这话不假。有网友马上反驳说你们共产党和更早的国民党,当年在海外也没几个人。后来不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吗。海外民运比你们坚持的时间更长,坚持下来的人数也更多。怎么也比你们共产党强吧。

说海外的民运资源短缺,这也是实话。大多数人是自掏腰包为十三亿中国人谋福利,很少能得到捐款援助。这种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正是本人极端钦佩,大家也应该鼓励的正能量。这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华。哪像共产党官员那样吃喝嫖赌共产化的腐败。就凭这一点,老百姓就不可能相信共产党,只能相信虽百折而不屈不挠的民运斗士们。

又说海外民运已经被西方政客边缘化了;又说什么受西方反华势力豢养了。到底哪一句是实话呀,说话总不至于自相矛盾吧。西方的政治必然最重视他们自己的利益;咱们中国人也一样,这很自然。近年来西方人为了做生意极力避免在人权上给中共压力,这也是现实。

在这样的大趋势下,海外民运坚定地为中国老百姓说话。给中共的国内外阴谋制造障碍,这说明这些穷棒子革命者们确实能量很大,很能折腾起什么风浪来。法国一位外交家就曾经问我;你这一个人的外交部为什么这么大的能量,能不能给我的外交部讲讲课。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流亡者能影响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你们中国人正在影响我们整个西方的外交政策。

还有一位德国的外交家告诉我。你们中国人不是孤军奋战,我们西方的老百姓都是你们的草根。无论政治家和商人们怎么想,老百姓支持你们中国人的事业。这是你们能影响西方政治的主要力量。

不断有从国内来的朋友也对我说。别看你们没有资源艰苦奋斗,可正是因为你们不谋私利为国牺牲的精神,老百姓才信任你们。你们的观点和说法,很快就被大多数老百姓所接受。这就是你们的力量。共产党其实很羡慕你们,这就是中共害怕,并且千方百计要抹黑以至消灭海外民运这颗火种的原因。

网友们说得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海外这批执着和坚定的民运人士的精神在这儿。就有海内几十倍几百倍的斗士们会奋起斗争。有这么一批不再受中共压迫,但仍然在为别人的利益奋斗的人做榜样。国内的人正在遭受着中国贪官污吏们的压迫和剥削,有什么理由不奋起抗争呢?这就是让贪官污吏们害怕的地方。精神和思想的力量胜过几千亿的维稳经费。

最可笑莫过于胡总编的不懂装懂。说什么海外民运在西方与中共的搏弈中已经越来越边缘化了。真是驴唇不对马嘴。人家西方的商人和政客还嫌我们中国民运妨碍他们做生意呢。但是民主政治不得不服从选民草根的意见,所以我们不可能被边缘化。

西方政客们也曾企图买我们,使我们成为不得议论美国对华政策的团体。但无论给多少钱,我们宁可受穷也没有接受这样的条件。这正是海外民运受到西方政客普遍尊敬的原因。这种尊敬,和为了赚钱向中共点头哈腰的那种尊敬完全不同。我想中共的官员们自己也看得很清楚吧。胡总编阅历有限,见不及此,所以才不懂装懂出洋相。我们就不见怪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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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美媒:谷開來或指認薄熙來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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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谷開來或指認薄熙來兩罪
Aug 17th 2013, 09:11, by JAS

(中央社台北17日電)中共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即將受審,美國媒體今天引述薄家友人談話指稱,控方關鍵證人是薄妻谷開來。薄則對谷出庭作證大為惱火,威脅如果谷出庭或視訊作證,他將不配合並宣布離婚。

美國華爾街日報中文網報導,谷開來去年因謀殺了一名英國商人而被判刑,但薄熙來未在此案作證。

報導稱,薄案已成毛澤東之妻江青受審以來,中國大陸政治意味最為濃厚的案件,谷一旦指認丈夫犯刑將讓全案更戲劇化。

報導指出,薄熙來的兩位律師稱,薄案預計下週開庭,面臨受賄、貪污和濫用職權三項指控,律師推測谷開來將在至少兩項指控中提供證據。

兩位接觸過薄家與律師的知情人士稱,薄熙來對谷開來出庭作證一事大為惱火,威脅如果谷露面作證,他將不會配合;書面證詞的對抗性和不確定性較小,而且可能事先得到律師和控方同意。

一位接近薄家的人士稱,谷開來將提供證據,「這無法避免」,問題是以何種形式提供,如果她出庭,「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大陸一名律師稱,根據法律,法院不能強迫谷開來指證她丈夫,但她可以選擇親自出庭或以書面聲明的形式作證,以換取政府對她兒子薄瓜瓜的安全保障與其他讓步。但如果她承認參與貪污,就可能面臨新的指控。

接近谷家的人士稱,谷開來一直注意保護兒子免受政治調查。據信薄瓜瓜現在美國,尚未受到大陸政府任何指控。102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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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超越零和遊戲的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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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零和遊戲的誘惑
Aug 17th 2013, 05:27, by JAS


泰國總理英樂:以溫和亮麗克服敵意

邱立本

從曼谷看香港,在溫柔與暴烈之間,看到溫和路線的呼喚,也看到擺脫政治零和遊戲的希望。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泰國近年溫和路線的勝利,也就是新形式的妥協,在美麗的包裝下,將那些暴烈的衝突都化為溫柔的互動,讓社會走向安和樂利。

很多人都忘不了紅衫軍和黃衫軍鬥爭的日子。那是色彩斑斕但也血腥處處的歲月——兩種鮮艷顏色的交織,交織著政治不能妥協的痛苦。政變成為家常便飯,也讓人民吞下政治兩極化的苦果。

關鍵是開闢感情的藍海,另闢蹊徑,讓人民走出原來的矛盾區域,走向另一個大家都有共識的海洋,輕舟渡過怨氣和戾氣瀰漫的萬重山。

共識的海洋承載著經濟的繁榮與生活的安定。六千多萬的泰國人,自二戰以來,歷經一次又一次的政變,早已對政治的不穩定煩厭無比。他們渴望一個穩定中求進步的社會,而不是一個四分五裂、各不妥協的社會。

泰國政治的分野,其實沿著城市和農村的分歧,彼此爭奪政治與經濟資源。來自農村的紅衫軍支持塔信的改革,爭取更多福利,不滿城市對他們的歧視,而城市的黃衫軍則大多擁護王室,深恐塔信的力量坐大。這本來不是不可以調和的矛盾,但在政治博弈中,卻陷入了難以妥協的困局,只有走向街頭的對峙。

歷盡劫波之後,英樂(Yingluck)的出現,卻改變了這樣的兩極化局面。也許她剛開始予人很低的期望值,認為她只是草包,是她的哥哥塔信的傀儡,是一個「過渡人物」。但她卻是以一種「正能量」的姿態出現,以她女性的溫柔,以她亮麗的外表,包裹溫和的路線,克服了種種的敵意,贏得了全國的民心。

這也是泰國政治的突破,讓國內外跌破了眼鏡。它帶來了巨大的啟示,就是政治要不斷尋求妥協,在看似無路可退之際,卻可以轉移戰場,開創一個全新的視角,讓所有人都脫離了你死我活的零和危機,也超越了政治激進化的危機。

如果說泰國可以,香港是否也可以?昔日曼谷街頭的對峙危機,如今可以化解於無形,則今日香港街頭政治對峙的危機,是否可以找到它的曼谷模式,可以發現泰國「美麗」的秘密。

當然香港沒有一個美麗的女總理,但香港卻可以有美麗的願景。如果香港今天追求普選與民主的過程,可以經由和平與理性的路徑來達致,而不是要訴諸暴力與街頭鬥爭,那麼香港的政治就有了更美好的希望。

其實政治的希望來自社會的力量。泰國的社會本來多彩多姿,既有佛教的平和與利他主義,也有多元容忍的生活方式;這是亞洲對同性戀最沒有歧視的國度,也是最受國際旅客歡迎的國度。有這樣的社會力量支撐,也使它的政治不會長期走向極端。無論是紅的還是黃的,最後都要「過日子」,都要看到生活的顏色,可以超越政治的顏色。

香港也是如此,這城市的大多數力量都不是狂熱分子,都不會被意識形態和街頭暴力牽著鼻子走。而今日最大的危機,往往是社會上的主流力量被激進勢力綁架而不自知,還以為是參加一場時髦和無害的遊戲,而不知道這只是零和遊戲的開始。

從曼谷看香港,看似是兩個遙遠而不相干的城市,但卻在溫柔與暴烈之間,看到了溫和路線的呼喚,也看到美麗願景的希望。

亞洲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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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官有多大 財有多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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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有多大 財有多富
Aug 17th 2013, 02:10, by JAS

美國有福布斯富豪榜,中國有胡潤富豪榜。兩者最大的不同,是福布斯富豪榜比較客觀,具權威性,有說服力;而胡潤富豪榜主觀,沒有權威性,沒有說服力。不是說胡潤不想做好數據整理與分析,而是想做也做不到。

新年度胡潤財富榜顯示,中國億萬富翁及千萬富翁持續增加,平均每一千三百人有一個千萬富翁,每兩萬人有一個億萬富翁。按地域計,北京富翁最多,千萬富翁為十八點四萬人,億萬富翁逾一萬人。這個數字再次引起訕笑,因為北京擁有房產者大都是千萬資產,擁有十套房產即是億萬富翁,北京的「房姐」、「房嫂」可謂多不勝數。更何況,還有許多有錢人不買房產,而是將財富轉化為鑽石、字畫等不顯眼的形式儲存起來,前發改委副主任劉鐵男就是其中之一。

在中國這個有特色的制度裏,誰想發財,誰就得跟權力發生關係,幾乎沒有財富是乾淨得來的,幾乎沒有富豪是真正的平民老百姓。胡潤富豪榜指富翁主要有三類人,分別是企業家、炒樓者及炒股者,這個判斷其實是不準確的,因為遺漏了官員這個最有錢最龐大的群體。企業家財富可以通過上市公司的股票算出來,而官員財富都是隱形的,不是轉到家屬名下,就是代理人持有,或者轉移到國外,極少曝光。舉例說,如果不是外國傳媒揭發,誰會知道有平民總理之稱、一雙球鞋穿了十多年的溫家寶,家族竟然擁有二十七億美元的資產?

官有多大,財有多富,這都是中國的基本國情。縣處級官員階層,千萬富豪比比皆是,若是做到省部級還進入不了億萬富豪行列,可定義為失敗者。按中國官階來統計富翁人數,比甚麼扯蛋的胡潤榜準確得多。

內地真正的富豪是不會上榜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多年來只聞樓梯響,其中一個重要考慮是顧忌到老百姓的心理承受能力。

香桐仁 評論員

太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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