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歷史網: 齐心：忆仲勋——纪念习仲勋同志100周年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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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忆仲勋——纪念习仲勋同志100周年诞辰 Oct 18th 2013, 12:27, by 明鏡雜誌  　　仲勋离开我们已11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间，与他相依相伴的往事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似乎仍像以往一样，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大事，关心着我的冷暖，关心着儿女们为党为国尽忠、为人民服务的情况。在仲勋百年诞辰之际，我想写一些和仲勋共同工作、生活的往事，以此表达我对仲勋的无限怀念。 　　仲勋在与我共同生活中，多次谈起他的家世。仲勋出生在陕西富平一个农民家庭。习氏和中国其他姓氏一样源远流长。1369年（明洪武二年），习家这一脉始太祖习思敬携家带口由江西新淦（今新干县）逃荒要饭到河南邓县（今邓州市）落户。仲勋为该族西户习魁之后第九代人。仲勋的曾祖父习玉策生子三人：习永盛、习永山、习永厚。习永盛为长子，是仲勋的祖父。习永盛与张氏夫人在河南邓县育有一儿一女。1882年（清光绪八年），因家境贫寒，习永盛不得不再次举家逃荒，来到陕西富平淡村落户，后相继生下仲勋的父亲习宗德、叔父习宗仁。在淡村定居下来后，全家除靠租佃土地生活外，仲勋祖父还挑着货郎担赶集串乡挣钱补贴家用，终因贫病交加，冻饿而死在富平城郊的圣佛寺塔下，被埋在附近的乱坟场内。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在外当兵的大伯回到家乡，给了家里一锭银两接济，加之祖母及仲勋父亲、叔父日夜辛勤劳作，家境才有所改善。不久，仲勋父亲和叔父这两房子女陆续降生，仲勋为习家迁至富平淡村后的第三代长孙。仲勋的父亲于1928年40岁时病故，母亲柴氏也在次年去世，年仅35岁。苦难的家史对仲勋一生产生极大影响。"我是农民的儿子"，是他在家里常说的一句话。 　　在民族危亡和家庭苦难中出生成长的仲勋，从小就向往光明进步，立志改变旧中国面貌。13岁的仲勋，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了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15岁时，因参加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被关押。在狱中，他立场坚定、斗争坚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2年4月，仲勋和他的战友们组织发动"两当兵变"。之后，他和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一道，投入艰苦卓绝的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工作。1933年4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召开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雇农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仲勋当选为副主席。1934年11月，仲勋又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他才21岁，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娃娃主席"。1935年春，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统一为陕甘革命根据地（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这块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成为党中央、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抗日战争时期，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重托，仲勋先后在关中、绥德地区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把守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和"北大门"。他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才能和作出的贡献，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认可和赞誉。1943年1月，毛主席为他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我第一次接触仲勋是在1943年。当时西北局从延安大学中学部抽调一批青年同志到绥德师范（简称绥师）和米脂中学以学生身份开展工作，我是主要带队人（党支部书记）。在我经西北局到绥德地委转党的组织关系时，在绥德地委所在地九真观大院里，看到墙上贴着崭新的标语，上面写着"欢迎习仲勋同志来绥德地委主持工作"、"学习习仲勋同志的优良品质和作风"等，这时我才知道仲勋是新任绥德地委书记。由于绥德地区是1940年刚开辟的新区，加之绥师一些学生对共产党缺乏认识，政治思想比较混乱。那时，我被编在绥师思想最活跃的秋三四班级学习并担任党支部书记。当时，学校发生了"贴黑头贴子"（写匿名信贴在校内墙上）、"打石头"（教员杨典被石头打伤）等案件。而此时正值陕甘宁边区开展防奸运动，绥德地委对案件十分重视，不仅派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同志来学校蹲点，作为地委书记的仲勋还亲自来绥师作相关报告。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仲勋。我和仲勋的直接相遇是这一年的夏天。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正从雕山书院女生集体宿舍经教室走过来，突然看到迎面走来的仲勋，我赶紧给他行了一个军礼。他看到我，微笑着点了点头，便走了过去。 　　随着防奸运动的深入和受"抢救运动"的影响，一时间，"特务如麻"的阴影和"逼供信"、"假坦白"的气氛笼罩着绥师，全校学生不被怀疑者所剩无几。学生家长对此意见很大，甚至对党不满。这引起了绥德地委和仲勋的重视，决定把绥师作为领导绥德地区整个部署的重点来抓。为了加强领导，调原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来校任党总支书记，党总支派学生党员代表到地委请示汇报工作。这时，仲勋亲自接见了我和白树吉。在仲勋宿舍兼办公室的窑洞里，我第一次看到挂在墙上的毛主席给他的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那题词是用毛笔写在漂白布上的。谈话中，仲勋用深入浅出的话语提醒我们，应该对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偏差进行抵制。他循循善诱地对我们说："如果这样下去，连你们几位也会被怀疑。"他让我们协助党组织总结经验，实事求是地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帮助党组织扭转"假坦白"造成的混乱局面。仲勋的话使我豁然开朗，明确了方向。同时，仲勋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以及独特的语言魅力，令我十分敬佩。 　　为了安定人心，挽回不良影响，仲勋邀请学生家长到绥师，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并召开有学生家长参加的校内外3000人干部群众大会，进一步宣传党"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防奸政策。从那以后，绥师的运动逐步走上了稳妥健康的轨道。随后，顺利地转入审干整风阶段。 　　在仲勋的直接领导下，绥德地区审干整风的甄别工作进行得扎实、果断、有力。仲勋在作整风报告时说："对党要忠诚，不要说假话，说假话就会起到破坏运动的作用。"他还说："我们党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他写报告给中央和西北局，建议立即停止"逼供信"，纠正"左"的偏向。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是要冒政治风险的，实属不易。 　　在绥师防奸运动中，我经常作为学生代表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运动后期参加绥师党总支工作，担任总支委。由此我和仲勋在工作中接触的机会就增多了，彼此增加了了解和信任。这年冬天，他正式向我谈起婚姻大事。他写信说："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要解决好"。他请李华生、宋养初和我谈话，介绍他的情况。仲勋还告诉我，何长工同志（我在太行抗日前方抗大一分校学习时的老校长和抗大总校工作时的教育长）曾写信向他介绍我。仲勋让我写了一份自传直接交给他。当时的我，用我姐姐齐云的话说"是一张白纸"，因此，自传也就写得相当简单。有趣的是，当仲勋看到我为早日参加革命队伍，曾盲目地从家里偷跑过两次而都被父亲追了回去的叙述时，笑着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但在当时，我对仲勋的历史还不了解。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他是陕甘边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不久，经组织批准，我和仲勋在绥德结婚了。 　　1944年4月28日，在绥德地委后院的一个窑洞里，我和仲勋举行了婚礼。这天上午各方人士来了不少，纷纷向我们表示祝贺。其中有我们的证婚人、抗大总校副校长兼教育长何长工，抗大总校负责人李井泉，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治部主任杨琪良，绥德专署专员袁任远等。时任绥德地区保安处长、被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的布鲁同志，还为我和仲勋拍了两张照片留念。婚礼上，我和仲勋及以上几位来宾同桌吃了一餐饭，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可算得上是很隆重了。婚后，仲勋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在小圈子里。"我理解他的意思，在艰难的岁月里，作为革命夫妻不可能要求彼此过多关照。这一年夏天，我从绥师毕业后，就去农村基层工作了。 　　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仲勋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继而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46年任西北局书记，主持西北局工作。我后来除在中央党校六部学习一段时间外，都在农村基层工作，并在那里经历了全国解放战争。我参加了绥德县1946年至1948年"义合会议"前后几个时期和延安老区的土改工作，对西北局正确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土改方针政策，抵制"左"的干扰，有了切身体会。仲勋领导土地改革的正确做法，得到毛主席的赞同，他在仲勋提出的关于纠"左"意见的报告上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和各县的土改工作。" 　　仲勋高度重视党群关系，经常回顾当年在创建陕甘边根据地斗争中党和群众之间建立的鱼水之情和血肉联系，说："没有群众的支持，就没有我们的一切。"他经常鼓励我，要我安心基层工作，深入联系群众。在给我的信中，他写道："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他还以自己过去开辟陕甘边根据地时一村一村做调查、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的切身体会指导我，让我重视基层经验，并说："如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仲勋的教诲，使我更加坚定了在基层工作的决心。这个阶段，我和仲勋虽然多是分居两地，但我们的感情却日益深厚。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向陕北发动进攻后，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同志和仲勋的指挥下，正确运用"蘑菇"战术，在取得延安保卫战胜利后，又接连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使蒋介石"三个月解决陕北问题"的企图化为泡影。 　　1949年3月1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儿。我母亲给她取名"桥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以后，仲勋跟随中央机关进入北平，并参加了入城式。这一次，他还见到了刚刚起义过来的我的父亲以及我的姐姐齐云。回延安后，仲勋为我带来了姐姐写的家信。那一天，我高兴极了。 　　1952年秋，仲勋奉调中央工作。他在中央工作的10年里，先后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等职。我带着桥桥和二女儿安安于1952年底来到北京。来京后，我又生下两个男孩儿近平和远平。他们都是10个月就断奶送回城里家中，由仲勋照顾的。当有人称赞仲勋是一个好爸爸时，仲勋便得意洋洋地笑着说："我不仅是个好爸爸，还是个好丈夫。"当时我在中央党校工作，单位离家较远，所以和家人总是离多聚少。我们的孩子都住校或全托，家里也没有请保姆。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仲勋宁愿在业余时间多照管孩子们一些。他甚至要给孩子们洗澡、洗衣服。他把此视为天伦之乐，尤其是当孩子们与他摔打着玩时，仲勋总是开心极了。也许是仲勋打心眼儿里爱孩子的缘故，所以他特别重视从严要求和教育子女。我们的两个儿子从小就穿姐姐穿过的衣服和花布鞋。记得近平因同学笑话而不愿穿女孩子的鞋子时，仲勋总是哄他说："染染穿一样。"在仲勋的影响下，勤俭节约成了我们的家风。 　　50年代末，在参加一次晚会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在我身后议论说："习副总理的夫人穿着怎么那么土啊！"回家后，我说给仲勋听，他哈哈一笑对我说："土比洋好！"我工作在颐和园附近的党校，家住东城区，只有在每周末才能搭乘公交车回家一次，到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了，星期日晚上还要赶回单位上班。这样，我就不能和仲勋一起参加周末的文娱活动，常常是他独自带着孩子们去参加周末活动。周总理十分关心仲勋的生活，每当见到仲勋独自带着孩子们参加活动时，就问："怎么见不到齐心同志呢？"后来，在一次节日晚会上，我见到了周总理。他一见到我就高兴地说："这么年轻，哪里像35岁，四个孩子的妈妈呀！"他决定让我参加外事活动。但此后，我只陪同仲勋在北京参加过接待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夫妇和在广东接待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夫妇的活动。直到今天，我还未跨出过国门。 　　1962年秋，康生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仲勋搞突然袭击，诬陷仲勋授意李建彤炮制《刘志丹》小说，为高岗翻案，说仲勋是挂帅人物，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康生还在会上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主席在大会上念了这个条子。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犹如晴天霹雳一般。仲勋看到我难以承受的样子，反而安慰我要正确对待，尽管他自己对这个突如其来的不白之冤也毫无心理准备。关于仲勋与《刘志丹》小说创作的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有关部门的调查，已经有了明确结论：仲勋曾参加过小说创作组的两次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他了解了小说的写作过程；在第二次会议上，他明确表态说，陕甘根据地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据我所知，仲勋连这部小说的初稿都没看完就交给秘书田方了，后来发表的一些章节，他根本没有看过。 　　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仲勋违心地承担了责任，但他内心却倍受煎熬。当小女儿安安看到爸爸一个人坐在没有开灯的客厅中默默思忖时，就问："爸爸，你怎么啦？"小儿子远平也问："爸爸你怎么不去中南海啦？"此刻，年幼的孩子们还不知道，他们的爸爸正在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苦痛。我也深深地陷入痛苦之中。 　　1963年，仲勋受隔离审查期间，组织上安排他在中央党校（独居在西公所）学习。在此期间，他认真阅读马列、毛主席著作，并利用空余时间在住地后院的空地上种了一大片玉米、蓖麻和蔬菜等。当然，收获多半是交公的。他曾对我说："革命不是为了当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他还写信给毛主席要求到农村去当农民。毛主席让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回复说，农村太艰苦，还是到工厂去。1965年，组织上安排仲勋到洛阳矿山机械厂担任副厂长。我当时正在北京海淀区搞"四清"，只请了一天假回家给仲勋拆洗被褥，为他送行。不想，从此一别就是8年。回想起来不禁让我潸然泪下，感慨万分！ 　　1967年1月3日深夜，西北一所大学的红卫兵突然闯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冲进仲勋的宿舍，强行把他带走。1月4日，仲勋在这所大学受到红卫兵的批斗。在被批斗中，仲勋不畏强暴，不仅自己坚持真理，而且为其他受株连的同志澄清事实。他还写信给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尽管身陷磨难，然而，值得欣慰的是，仲勋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信赖、保护和关照。当他被押到富平老家批斗时，那里的乡亲们说，我们不是来批斗习仲勋的，多年不见，我们想来看看他。要不是他三年困难时期的关心照顾，我们早都饿死了。乡亲们还自发地给仲勋做了一顿家乡饭。可是，造反派在康生的操纵下仍然不肯放过仲勋，准备把他拉到兰州、延安继续进行批斗，最终还是被周总理制止了。此时的仲勋，身体已经支撑不住了。1967年4月5日，他写信给周总理说："我的反面作用起完了，现在只是陪人挨斗了。"1968年1月3日，周总理派飞机将仲勋从西安接回北京，采取特殊保护方式，交给北京卫戍区监护。 　　在仲勋受审查、受迫害的日子里，我和孩子们也受到了株连。"文化大革命"中，我因没有同仲勋"划清界限"，一直受到审查。仅在"五七"干校劳动期间，我就被审查了7年之久。3个大一点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去了建设兵团劳动或生产队插队落户。留在身边的小儿子远平也被剥夺了升学上高中的权利，还是在老战友的帮助下才去工厂当上了一名车工学徒。这段时间，对我和孩子们来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庆幸的是，我们全家人都经受住了这样的考验。 　　1972年冬，姐姐给我来信说：母亲将不久于人世，希望能见上一面。于是，我向干校请假回京探亲，得到批准。我的孩子们也因此有机会从各地返京，在姐姐家中团聚了。我和孩子们商量，给周总理写信，要求见仲勋。我们在信中提了几点请求：（1）我和孩子们已经多年未见到仲勋了，请求总理让我们母子早日见到他；（2）我们在北京已无住房，请求解决居住问题；（3）存款早已冻结，希望解冻一部分存款维持生活。周总理很快作了批复，满足了我们的请求。于是，我们终于见到了监护中的仲勋。我早有思想准备，心里一次次地嘱咐自己"一定要坚强"。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当仲勋见到我和孩子们时，一生坚强的他流下了眼泪，连连说："这是高兴的，这是高兴的。"由于多年分离，他分不清哪个是桥桥哪个是安安，更认不出已经长成小伙子的近平和远平了。在临回干校前，经我请求，组织上又批准我们见了仲勋一面。借见面的机会，我将他穿破的旧衣服全部换成了新的。从那以后，我每年都可以回京探望仲勋，和孩子们也有团聚的机会了。 　　1975年5月，仲勋被解除监护，组织上同意我陪伴他一同去洛阳。他被安置在洛阳耐火材料厂"疗养休息"，居住在工人宿舍区。在这里，我们度过了近3年的时光。这段日子里，我们深深感受到了来自人民群众的温暖，仲勋的心里也得到莫大的安慰。每天早上，仲勋都要去郊区散步两小时，然后读书看报，下午又到郊区水库边散步。时间久了，他同看护水库的邓老头儿及郊区的一些农民都交上了朋友。他们凑到一起的时候，总是谈笑风生，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在得知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层的工作后，仲勋希望恢复工作的心情更加急切。党的十一大召开后不久，仲勋便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工作的请求。与此同时，我在女儿桥桥陪同下，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阳之间，也多次找王震同志反映情况。王震同志非常关心仲勋的"问题"，为仲勋恢复名誉说了话。这期间，我们也找过胡耀邦同志和叶帅（叶剑英同志）。我第一次见到胡耀邦同志时，他从资历、经验、工作能力、水平、威信等几个方面称赞了仲勋，叶帅也坚决支持仲勋出来工作。在大家的关心和推动下，仲勋于1978年2月24日出席了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4月初，仲勋恢复了工作。之后，中央决定派仲勋去广东工作，"把守南大门"（胡耀邦同志原话）。 　　对于仲勋同志的历史问题，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中说：《刘志丹》（送审样书）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的历史书。习仲勋等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集团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为仲勋彻底平反。仲勋和我终于放下了沉在心底多年的包袱。 　　初到广东，仲勋面临的形势十分复杂，任务非常艰巨。他深知重新工作的机会来之不易，做好广东工作责任重大，所以，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都要到凌晨后才肯休息。1978年7月，仲勋到沙头角考察，第一次看到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边显得繁华热闹，而我们这边却荒僻冷清。这对仲勋触动很大。为了进一步掌握情况，这一年盛夏，最怕热的仲勋竟冒着酷暑一连跑了23个县。我心里明白，仲勋是在拼命。但是，作为他的妻子，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他是想把失去的16年时光夺回来，尽量为党和人民多做些实事。为了不辜负党的重托，为了让广东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仲勋和广东省委、省政府一班人，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拥护党中央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刀阔斧地抓紧开展落实政策工作，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标本兼治抓源头，认真妥善解决"逃港潮"问题，积极推行搞活工农业的一系列灵活措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率先向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有利形势，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人文地缘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得到了邓小平等同志的赞同。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创办出口特区（后更名为经济特区），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实行对外开放抉择提供了宝贵经验。 　　1980年9月，仲勋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1月底，仲勋调回北京，先后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和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在协助胡耀邦同志工作期间，仲勋白天在勤政殿工作，很晚回家后，还要继续接待来自各地的要求落实政策的同志们。他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研究、制定，处理了许多重大、复杂的疑难问题。在拨乱反正，推动组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现干部的新老交替，精简机构，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这段时间，仲勋总是工作到深夜。即便如此，他还时常关心在中央纪委工作的我，嘱咐我不要熬夜，保重身体。 　　值得回顾的事情很多很多，令我始终不能忘怀的还有仲勋在统一战线方面所做的工作。凡是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横山起义"，就是仲勋在任西北局书记时，在党中央的支持下，直接领导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成果。青海解放初期昂拉地区发生叛乱，仲勋正确运用党的民族政策，经过反复细致的工作，成功争取藏族部落头人项谦投诚，平息了叛乱。事后，毛主席对仲勋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毛主席还称赞仲勋政治思想修养和工作水平是"炉火纯青"。新中国成立前后，仲勋与张治中、邓宝珊、傅作义等党外人士都建立了良好关系。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曾撰文称习仲勋与张治中是"党与非党交往的典范"。黄正清是甘南著名藏族代表人物，在仲勋的感召和影响下，为解决当地民族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他夫人策仁娜姆患病时，仲勋专门派人把她接到北京治病。文艺界人士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也都是仲勋的好朋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仲勋总是热情相助。梅兰芳的家人，程砚秋、尚小云的夫人，都是在仲勋的直接关怀下落实了政策。荀慧生的夫人生病，仲勋还让我代表他去探望。仲勋与十世班禅大师情谊很深，两家人经常相聚。仲勋到广东工作后不久，班禅来广东休养，两人一见面，班禅就对仲勋说："我是奔着您来的啊！" 　　1998年4月28日，在南方休息的仲勋给我打来长途电话，庆贺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他在电话里问："我们结婚多少年啦？"我回答："55年啦！"他说："我祝你健康长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激动地说："我对你照顾得很不够啊！"他听后急了，说："你怎么这么说呢？你对党对人民忠诚，一生为革命做了很多的工作，也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这次通话你要把它记录下来，告诉孩子们，让他们明白事理……"通话之后，仲勋对陪伴在身边的桥桥说："你妈妈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我按照仲勋的嘱咐，记下了这次通话的内容，并把它抄给儿女们留作纪念。 　　2000年春夏之交，受仲勋嘱托，我赴陕甘宁老区，沿着仲勋战斗过的地方作了一次考察。这次考察历时40天，行程4000多公里。回来后，我向仲勋报告了考察的情况。仲勋满怀深情地表示，想亲自回延安看看！但仲勋竟在2002年5月24日与世长辞，他的这一愿望最终未能实现，成为一大憾事。 　　2001年10月15日，家人为仲勋举办88岁寿宴，习家三代人及亲朋好友欢聚一堂为他祝寿。这是习家人难得的一次大团聚，惟独缺席的是时任福建省省长的近平。作为一省之长，他公务繁忙，实在难以脱身，于是抱愧给父亲写了一封拜寿信，他深情地写道："自我呱呱落地以来，已随父母相伴四十八年，对父母的认知也和对父母的感情一样，久而弥深"，"从父亲这里继承和吸取的高尚品质很多"。"一是学父亲做人"，"您是为人坦诚、忠厚"，"您一辈子没有整过人和坚持真理不说假话，并一以贯之"。"二是学父亲做事"，"父亲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我辈于父亲相比"，"实觉汗颜"。"更令我们感动的，是父亲从不居功，从不张扬，对自己的辉煌业绩视如烟云。这才是成大事者的风范，永远值得我辈学习和效仿"。"三是学父亲对信仰的执著追求"，"无论是白色恐怖的年代，还是极左路线时期，无论是受人诬陷，还是身处逆境，您的心中始终有一盏明亮的灯，永远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四是学父亲的赤子情怀。您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您热爱中国人民，热爱革命战友，热爱家乡父老，热爱您的父母、妻子、儿女。您用自己博大的爱，影响着周围的人们，您像一头老黄牛，为中国人民默默地耕耘着。这也激励着我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事业中，报效养育我的锦绣中华和父老乡亲"。"五是学父亲的俭朴生活"，"父亲的节俭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父亲的这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这样的好家风应世代相传"。这封信，既是近平本人并代表儿女们对父亲真实感情的流露，也是一个革命后代继承先辈精神的誓言。当桥桥向大家宣读这封信的时候，她不禁热泪盈眶，我和在场的人也无不为之动容。仲勋听完来信，非常理解儿子，向家人、子女和亲朋们说："还是以工作为重，以国家大事为重"，"为人民服务，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仲勋在最后的日子里多次对儿女们说："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了个好名声！"这就是仲勋留给儿女及子孙后代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教诲儿女们如何做一个纯粹的、有益于人民的人。 　　在我和仲勋相伴的日子里，他教导我"工作好、学习好，一切事情都处理好"。年轻的时候我对这三句话不能完全理解，有时甚至感到太抽象。当我步入晚年的时候，才深深地领悟到这些话的含义，并把它当作了我的座右铭。仲勋生前曾豪迈地说："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这正是他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成为我与仲勋相伴一生的人生感悟。我把他这句话，敬录并镌刻在仲勋的墓碑上，以期自勉自励、启迪后人。 　　在仲勋离开我们的这11年里，无时无刻不在的思念，使我和孩子们从来就不曾感到与他分离。他爽朗的笑声、谆谆的教诲时常萦绕在耳畔，我们悉心地倾听着、温暖地感受着。仲勋百年诞辰的日子到了，我，很想念他！我们，深深地怀念他！ 　　齐心，人民日报 2013-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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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雪丹：敬悼詩人紀弦和牛漢 Oct 18th 2013, 12:23, by 明鏡雜誌 舊金山　陳雪丹来稿 最近，詩界傳來了兩起噩耗：百齡詩人紀弦先生和九十高齡的詩人牛漢先生相繼離開了人世。對於這兩位我一向尊崇的詩界前輩的逝世，我的心裏，深感哀戚，他們的音容笑貌，仍時時出現在我的腦際，令我唏噓不已。 紀弦先生，是一位堅定而真誠的愛國詩人。在許多次的聚會上，我都看到，他在成功中學的學生代表夏烈博士，向他脫帽鞠躬，深致敬意，為了感謝他帶領同學們參加"七七"抗日紀念活動。這個場面，曾感動了所有在場的人，也都起立致敬，對紀老致以敬意。 紀弦先生對於後輩，最能傾注他的心血，給與教導和關注。因此，常有被他提攜和獎掖而有所成就的詩人，前來向他致意。如，著名詩人洛夫、瘂弦、梅新、張默等，曾結伴來到金山探望他們的恩師，並索要墨寶，永志紀念。世界詩人大會主席楊允達，也多次遠從巴黎，前來探望。 纪老與詩人之間的友誼，也是歷久彌新的。他常常和我們談到當年豪情壯志，與老一輩詩人徐遲、覃子豪、鍾鼎文在一起創詩社、辦雜誌；他與外國詩人如：世界詩人大會前主席羅斯瑪麗，從1981年在菲律賓第一屆世界詩人大會相識以後，30年以來，都保持着詩友之間的交往。 紀老祖籍陝西，乃名門之後。其父路孝忱，曾追隨孫中山參與辛亥革命，是著名的革命將領。筆者在北平上學時，曾見到電車上，寫著："路孝忱路"，可知，他是受到國民政府旌表的革命烈士。前几年，我回國旅遊，曾受紀老委託，到西安找到他戶族後輩，帶回他祖父的詩書。取到以後，翻閱之下，我才知道，那幾本前清刻印的木版書，盡是乃祖的舊體詩。從這里，我才悟到，紀老的詩人氣質，乃得自祖輩基因的遺傳，成就已在百多年前肇其始了。佩服，佩服！ 記得，在紀老與伯母結婚七十年慶祝宴會上，他自己稱許之為"月岩婚".筆者曾獻詩祝嘏。其一曰： 七十載裏共綢繆，神州夷州到美洲。(注：台灣古稱夷州) 詩老玉婆長護守，勝於人世萬戶侯。 現在，詩老玉婆相諧升天，我們只能祝福他們天國月岩，永遠美滿。 詩人牛漢，是1954年"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中，全國第一個被定為胡風分子，被逮捕入獄的詩人，在古雲夢澤（在今湖北省）遭受非人道的勞改折磨，強迫做拉車、殺豬、宰牛等繁重勞動，整整五年。 他與我相識于1996年東京世界詩人大會上。印象最最深刻的是，在大會的開幕式上，他曾做過一次非常生動感人的演講，題目是："談談我這個人，以及我的詩"。記得，他的講演中有這樣一段： "加拿大有位女詩人安妮·埃拜爾（Anne Hebert)她寫了一首詩，說她是一個痩骨嶙峋的女孩，有美麗的骨頭。我為她這一行詩流了淚----我的身高有一米九十，像我家鄉的紅高粱。我也是一個痩骨嶙峋的人，我的骨頭不僅美麗，而且很高尚。安妮。埃拜爾精心地保護她的骨頭，她憐憫她的骨頭。而我正相反，是我的骨頭憐憫我，保護我。它跟着我受夠了罪，默默地無怨無悔，堅貞地支撐着我這副高大的搖搖晃晃的身軀，使我在跋涉中從未傾倒過一回。我的骨頭負擔着壓在我身上的全部苦難的重量。 "現在，我仍正直地立在人世上。我的手心有不少堅硬的繭子，還有許多大大小小的疤痕。幾十年來，我就是用這雙時刻都在隱隱作痛的手寫着詩。不要以為繭子是麻木的，傷疤無知無覺，骨頭沒有語言。其實，他們十分敏感而智慧，都有著異常堅定不泯的記憶，像古代刻在骨頭上的象形字----我以為我比別人還多了一種感覺器官。這器官就是我的骨頭，以及皮膚上心靈上的傷疤。它們猶如小小的隆起的墳堆，裏面埋着我的詩和夢。" 我要來了他的詩稿作為紀念，讓它在我的胸中，不斷地湧出洶湧的波濤，滌蕩我的靈魂。 兩年以後，在北京的一位詩友家裡，我們又見面了。他向我們談到1946年，他在我的家鄉——漢中，曾因為參加學運而坐牢一年。他人生的傷痛，從青年時期就開始了。他說： "我的祖先是蒙古族。我和詩總在不歇地奔跑，直到像汗血馬那樣耗盡了汗血而死。死後升天或入地，變神或變鬼，想都不去想。"在這萬里之外的太平洋西海岸，我虔誠地祝禱牛漢成為蒙古族的新一代強人，既能"彎弓射大雕"，也能吟唱出更加雄渾壯美的新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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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许纪霖：废科举引发20世纪中国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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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废科举引发20世纪中国大变局 Oct 18th 2013, 12:21, by 明鏡雜誌     没有1905年废除科举制，1911年很可能就不会发生辛亥革命。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是那些青年军官们，他们本来应该在科举的道路上攀爬，但因为科举制被废除，他们只能进军事学校，并在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推动力。科举制被废除造成了整个中国20世纪的大变局，这需要通过长时间的观察才能看清。 　　1905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科举制被废除导致中国传统的人才选举模式被终结，由此导致知识分子地位日渐下滑。在此之前，科举制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 　　许纪霖：1905年废除科举是大事件，科举制被废除造成国家与社会的断裂，这种断裂至今还没有愈合。科举实际上是中华帝国选拔精英的制度，中华帝国之所以能维持两千年，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能够通过科举制度不断把精英吸收到政治体系中，从而建立和维系政权的合法性。 　　科举制为社会的上下流通提供了渠道，这在世界上其他地区并不存在。对中国人而言，哪怕是处于底层的贫苦放牛娃，只要能读书、愿意读书，就存在向上流动的可能，就能够通过科举进入上流社会。科举制强大的流动功能，使宋代以后中国的政治制度能够从底层源源不断地吸纳人才，从而维持政治的稳定。因此，科举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这个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废除的直接动因是认为这套制度不再适合新式人才的培养需要。但科举制被废除以后，清政府并没有建立起一套新的精英选拔制度来代替它。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动荡也与此相关。民国初年，开始有了国会议员选举，失去向上流通渠道的部分读书人把竞选议员视作新的"科举制"，把加入政党、当国会议员看成是做官，但这实际上并不具有科举制的功能。 　　废除科举制造成了社会断裂，从此之后，中国的读书人和国家之间再也没有制度化的联系了，知识分子不再是国家精英，成了自由浮动的资源，被抛向了社会，到了军队、商业、金融、实业、媒体、出版业和学院，也有一部分生存在社会正式结构的边缘和外围，成为国家的反叛者。我有个观点：没有1905年废除科举制，1911年很可能就不会发生辛亥革命。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是那些青年军官们，他们本来应该在科举的道路上攀爬，但因为科举制被废除，他们只能进军事学校，并在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推动力。科举制的废除造成了整个中国20世纪的大变局，这需要通过长时间的观察才能看清。 　　您谈到了科举制被废除与1911年辛亥革命的关系，能否谈谈在传统社会中士大夫阶层的角色和作用？ 　　许纪霖：一个社会一定要有一个阶级或者阶层作为社会重心。中国的传统社会，按照金观涛的说法叫"超稳定结构"，从秦汉到晚清，虽然王朝有更替，但整个历史和文化都是连续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士大夫阶层的存在。首先，士大夫阶层拥有共同的信仰，相信儒家价值观。按孔夫子的说法，这种价值观被称为"道"，道高于政治，高于皇帝。第二，士大夫阶层是国家的领袖阶层，通过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制度化联系形成一张网络，士大夫阶层都处于这样的网络之中。皇帝要统治天下，不管他愿意还是不愿意，都要依靠这批人。士大夫阶层不仅是国家的精英，而且还是地方社会的领袖。传统中国中央政府只达县一级，县以下都是自治的，这个自治主要依靠乡村精英领导，他们也是士大夫阶层的一部分。通过这样的方式，古代社会便把士大夫阶级和国家连结在一起。因此，科举被废除以后，这个阶级就开始衰落了。 　　士大夫阶级衰落导致民国以后的中国社会缺少重心，没有新的阶层能够替代士大夫阶层原有的作用。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不成熟，新式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以后才开始崛起，但是他们很快就分裂了。知识分子群体为什么会发生分裂？因为他们不再统一相信儒家的价值观，他们相信新的学说，新的意识形态。新式知识分子不再是依靠共同信仰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他们忙于各种论战，无法重新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整体。胡适先生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时感慨：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同时起步，但现在却被人家侵略，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日本在现代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有一个社会重心——武士阶级，他们相当于知识分子阶层。相比之下，中国在洋务运动开始后的数次运动中，虽然都在寻找社会重心，但却找不到。 　　您刚才提到士大夫阶层对稳定中国传统社会的作用，西方汉学家认为中国的制度和生产方式在长时间内没有改变，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内卷化"，您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和士大夫阶层有关系吗？ 　　许纪霖：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是礼治而非法治，这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相信人。法治不相信人，它拥有严格的制度设计，建立了超人格的制度化体系。礼治却是建立在相信人的基础之上的，依赖于个人的德性，基础是人与人之间所建立起来的以道德伦理为中心的礼治秩序，诉诸的是目的合理性（天下为公）、对权力之治道的规约和统治者的个人德性。它所缺乏的是宪政所必需的政道，即制度性、程序性的规定。 　　因此，在这个体系下，人就显得十分重要。传统社会中，儒家士大夫强调教化和道德的表率风气，希望通过个体的道德表率来引导社会风气。清朝末年，士大夫阶层中出现了一大批精英，造就了同治中兴的辉煌。如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藩，都是这样的精英。但在他们之后，士大夫阶层再也没有出现过优秀人物，这个阶层已经开始衰落了。 　　传统士大夫阶层衰落之后，出现了一批过渡的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诸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都属于这样的人物。他们对新学非常敏感，具有时代感，但他们身上文人气太重，缺乏成熟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手段。康有为这批人进行文化启蒙可以，但从事政治便力所不逮了。以梁启超为例，民国初年他有两次政治实践的机会，但从结果看，他的政治实践很糟糕。作为启蒙思想家，他是一流的，但作为政治家，他只能算作三流人物。 　　中国的状况和日本并不一样。"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他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对日本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不但能进行思想启蒙，政治手段还很成熟。再比如伊藤博文，他在政治上就更加成熟了。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大政治家并不只有一个人，而是有一批人。中国在20世纪初缺乏成熟的政治家。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相继去世，留下的是袁世凯这样的人物。作为政客，袁世凯是一流的，但他满脑子都是旧学旧思想。辛亥革命后，他主导了中国的政局，却闹出复辟的丑闻。民国初年还有一个大人物宋教仁。宋教仁死得太早，壮志未酬。他如果没死，会有多大的施展的空间也很难说。为什么？唐德刚先生说，宋教仁是一流的政治家、三流的政客。他有政治眼光，但是政治有自身的游戏规则，需要纵横捭阖的手腕。宋教仁树敌太多，他很有才气和能力，但缺乏政治手腕。 　　至于革命党中的其他人物，比如孙中山，他有革命的理想，但在政治上也不成熟。民国初年，中国的精英阶层呈现出青黄不接的现象，传统的士大夫阶层难以产生出优秀的人物，新式知识分子还年轻，他们要等到五四运动以后才登上历史舞台，那之后才产生出一批豪杰之士。不同于传统，那时候产生的大部分英雄豪杰都处在边缘地位，都不在体制中心。20世纪上半叶，中国各种势力互相较量，稳定选拔人才的制度并未建立起来，不同势力之间在互相争夺人才，谁聚集更多人才谁便能在竞争中获胜。民国初年中国处于乱局之中，出了许多英雄豪杰，但由于科举制被废除，这些优秀人才并不能进入体制，另一方面，体制也缺乏吸引力，吸引不了精英。 　　民国初年的中国，始终没能建立起宪政。宪政作为制度化的体制，能把优秀人才源源不断地吸引到体制内。北洋政府和国民党都未能建立起宪政体制。国民党虽有军政、训政、宪政的规划，但在蒋介石仓惶离开大陆之前，什么体制都未能建立起来。 　　科举制被废除以后，精英和体制之间的联系断裂了。精英阶层整体趋势是向边缘走，最终边缘力量崛起，强大到战胜了体制，实现了改朝换代的巨大变革。乱世之中，各种豪杰会不断涌现，但如果没有一个制度化的体系来吸引和接纳这些人才，国家终将是不稳定的。 　　您提到科举制被废除导致知识分子和国家之间的制度化联系被切断，为什么这种联系被割裂后知识分子就不再是精英阶层了？他的社会地位为什么越来越边缘化？ 　　许纪霖：民国初年乱象迭起，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这个时代可以被称作乱世。什么叫乱世？乱世就是，既有的社会结构秩序被打乱了，天下豪杰蜂起，社会出现了暂时的不平衡。乱世之下，体制吸引不了人，体制中心不稳定，处于不断的变化更替之中，比如北洋政府的内阁就不断在变。因此，即使有人才进入体制，他们也会不断被抛出。在这种巨大的离心力之下，知识分子就是先被抛到体制的边缘，最后再被抛出体制，由此产生出了一大批的边缘人。 　　按照杜亚泉的说法，边缘人群包含两个部分：一类叫做游士，另一类叫做游民。这两个阶层一定要结合起来才能成就大事。游士是一些原本希望进入体制的读书人，但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进入而被抛出来。最早的革命者都是读书人，这叫游士。但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们还要借助社会力量，这便是游民阶层。游民不是个别人，而是一大群人。乱世之中，土地不再能吸引农民。有些人失去了土地，他们希望到城市谋生，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没有财产，由此形成数量庞大的游民群体。游民和游士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改朝换代的力量。这两批人如果成倍增长的话，天下便会很危险。 　　科举制从理论上肯定了"士"的道德与知识的价值高于贵族的世袭身份和商人的财富，这对中国的社会形态而言意味着什么？ 　　许纪霖：张灏教授做过一个研究，我非常赞同，我接着他的看法继续做过研究。科举制被废除以后，知识分子的演变实际上有两个相反的趋势。一个趋势是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地位下降。由于军人和商人集团崛起，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在向下走。 　　张灏教授还分析过上升的通道。他认为，由于大众传媒的兴起和发展，加之大学的崛起，知识分子对文化的影响力在逐渐上升。借助于媒体和学校，知识分子掌握了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核心，由此声势浩大。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之处，在于重视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于民意，来自于公共舆论。知识分子掌握了公共舆论，掌握了民意，所以影响力较之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为什么知识分子最后还是不能起决定作用呢？这是因为他们的影响力的基础是建立在沙滩之上的，背后缺乏支撑他们的阶级力量。知识分子自身是自由飘浮的，内部互相分裂。 　　民国初年，曾有阶级支撑知识分子。在1920年代，上海、江浙的资产阶级曾一度显得具有力量，他们和知识分子联手召开国事会议，民间制定宪法，但很快国民党便把这股力量压下去了。抗日战争以后，中国资产阶级和民间力量被整体摧毁了。尽管194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的舆论声势浩大，但背后却是空的，没有实在的阶级支撑。国民党最后也失去了支撑阶级，它本来有城市中产阶级的支撑，但由于通货膨胀，整个城市中产阶级都抛弃它了，再加上腐败、专制、言论不自由，连国民党底层的文教官员、基层公务员和教育界都抛弃它了。知识分子背后缺乏一个阶级的支撑，这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大问题。 　　知识分子掌握的是公共领域。公共领域要有力量，需要有市民社会的支撑，没有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是空洞的公共领域。 　　如果将科举制被废除看作一个转型的起点，那么，今天中国这种知识精英的转型是否已经完成？ 　　许纪霖：但我并不认为存在士大夫向知识分子的转型。知识分子的发展并不是说从传统到现代，这种看法预示了一种目的论，好像传统是坏的，现代是好的。问题恰恰不在这里，问题在于知识分子怎么在当下的时代继续自身应有的担当，这才是最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士大夫的一些精神是我们要继承和发扬的，而不是抛弃。现代社会也有很多坏的观念，比如说意识形态等等，这些都需要反思。整体上我并不认为存在这样一个转型。 　　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像知识分子，这是最大的问题。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士志于道"。要有担当，关注家国天下，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今天的知识分子想的都是一己私利，这是最大的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现象产生，第一是因为没有信仰。现在的知识分子信什么？他们大概什么都不信，只为稻粱谋。第二是因为不独立。他们本身依附于体制，在体制之内无法超越出来，缺乏独立性，成为体制的依附者，这使得知识分子今天大多只考虑自己。 　　杨超，《看历史》201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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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马勇：圆明园浩劫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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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圆明园浩劫始末 Oct 18th 2013, 12:19, by 明鏡雜誌 在北京西北角，有一组著名皇家园林圆明园。圆明园与附近相连的长春园、绮春园（又称万春园）组成"圆明三园"，占地五千亩。规模庞大，气势辉煌，融合了东西方各式园林风格，被中外园林学家一致判定为世界园林艺术巅峰之作，是中国古典园林平地造园、堆山理水的典范，为"万园之园"。 然而遗憾的是，这个园林不复存在。人们对圆明园的记忆，主要来源于历史文献。 圆明园毁于1860年这场战争，毁于英法联军，这是历史事实。只是细节、缘由，可能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兵临城下，要求清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巴夏礼等被囚外国人。中方拒绝，僧格林沁、瑞麟指挥清军在德胜门、安定门外与联军交战，不敌，退至彰仪门、右安门一带。联军随即由黄寺、黑寺直趋西北，进占圆明园。 圆明园为清廷夏宫，在此之前并不被一般中国老百姓知晓。圆明园藏有无数稀世珍宝，有中国古典文明精华，有通过各种方式收藏的西方文物，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 无数珍藏让联军官兵垂涎欲滴，而刚占领的混乱也让一些贪心的官兵有了顺手牵羊的机会。联军在圆明园毫无忌惮大肆抢掠。这只是联军先遣部队，圆明园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 两天后，10月8日，联军再扰圆明园。作为东方艺术结晶的圆明园已面目全非，无数珍宝不见踪影，昔日豪华只剩下残垣断壁。 圆明园劫难伴随着清军与联军的争夺。当中方还没有同意联军进入北京城时，联军将领一再要求恭亲王交出安定门或德胜门。恭亲王当然不会轻易就范，于是在北京城外的圆明园一再成为联军囊中之物，随意伸手。 10月9日，原本晴朗的北京刹那间骤然变脸，下起了大雨，寒冷的东北风卷地而来。英军司令格兰特来到法军司令拿皮耳将军住处，谈话间拿皮耳将军告诉格兰特，他的副官从圆明园带走了一大块黄金。拿皮耳想将黄金分给他的部下，问格兰特是否反对。 为了表示对别的部队公平起见，格兰特觉得他无法同意拿皮耳的请求，他决定发布一道命令，请官兵将从圆明园拿来的所有财宝一律交出来，随后平均分配。 许多英国官兵看到法国人对圆明园财宝进行抢劫，认为自己拿点也没有什么妨碍。现在命令下去了，官兵们把财宝拿回来了，这让格兰特很高兴，使他情不自禁为官兵的宽广胸怀、高尚行为感到骄傲，于是格兰特决定甘冒不韪，承担责任，当即把战利品分发给英国官兵。 遵照格兰特的安排，英国官兵将那些战利品先在德胜门外英军驻地进行拍卖，把拍卖所得和法国人交给他们的合在一起，然后成立战利品委员会，负责分发。所得三分之二归士兵，三分之一归将领。 格兰特后来承认，严格意义上讲，他并没有权利这样做，但考虑到法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宽松政策，格兰特只好尽最大力量制止官兵肆意抢劫。 巴夏礼目睹了全程，他有一个观察，认为法军纪律太坏。当军队进入圆明园后很快抢完了、毁坏了几乎所有值钱的东西，法国人甚至对皇帝私人寓所放火。后来大多数运到英格兰的文物，都是英国人从法国士兵手中买来的。英国军事当局不允许他们的官兵进行抢掠，尽管也发生极少数这样的行为，但就本意来说，英国人确实没有趁火打劫的意思。 对于圆明园惨剧，恭亲王向英法公使表示强烈抗议。为避免更大灾难，恭亲王同意将安定门交给联军。咸丰帝也对圆明园洗劫极端痛心，10月12日，下令革僧格林沁、瑞麟爵、职，理由是他们在联军焚烧抢劫圆明园时没有及时前往救护。 联军在圆明园的抢劫，在一定程度上看应该是其军事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威慑力。在这种压力下，中方13日中午将安定门向联军开放。联军将领、外交官认为这是一个巨大收获，以为对抗大致可以结束。然而恰恰在这个时候，中方向联军移交先前被囚禁的那些外国人，发现短短几十天，竟然有十多人命归黄泉了。 据巴夏礼当时写给他妻子的信，联军获知被囚同胞悲惨遭遇引起普遍性恐慌，死难同胞所受到非人待遇无法用言语描述，令人发指： 手脚被捆绑着，在空旷的庭院里暴晒了三天三夜，只有少量的食物和水，却受尽拳打脚踢，绳子在他们身上勒出了血印。 悲惨的描述、不堪目睹的惨状，引发联军官兵复仇的联想。联军将领，还有两国外交官，不得不设法采取重大行动，以惩罚中国皇帝、政府，更是为了平息官兵愤怒。 处罚是必然要发生的，只是怎样进行，联军将领、外交官，还有争议。有人提议让中国支付巨额赔偿，其他人则提出焚烧北京城，或者火烧紫禁城。 英国公使额尔金经过审慎考虑，决定火烧圆明园，其理由，据巴夏礼10月27日家信，英国人是这样认识的： 我想额尔金勋爵的决定是正确的。圆明园是皇帝的夏宫，离北京城只有五英里，皇帝和他的朝廷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这里度过，这里也是我们可怜的国人最初受到拷问和虐待的地方。联军已将这些地方收入囊中，虽然有人说这样的复仇行为是不高尚的，但是看来除了毁坏城市里的宫殿，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既然圆明园是我们的同胞受难的地方，我认为毁掉它是非常合适的。把整座北京城烧掉太过残忍，毕竟这城里的人民有很多是无辜的，他们并没有伤害我们。在圆明园，我们针对的只是朝廷。它对中国人而言就像是我们的白金汉宫。如果我们只是要求赔偿金，那无异于用国民的鲜血来换钱。圆明园注定要灭亡。 烧掉了圆明园，确实可惜，但面对愤怒的英国人，面对死而不能复生的那些英国、法国被囚禁的人，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只是巴夏礼不太清楚中国的社会结构与英国并不一样，圆明园与白金汉宫依然有差别。白金汉宫或许是英国皇室的私产，而圆明园实际上是中国人民的血汗，与将要让中国人支付的赔偿金一样，最终都必须由人民买单。 基于这样的思路，额尔金、葛罗于10月17日向恭亲王提交了一份照会，以为两国原本被中国方面囚禁的共二十六人，今被送还的仅十三人，其余十三人处死"甚凶"，因此，为抵偿，英法两国决定将圆明园中未经毁坏的殿宇，全行拆毁。 中国方面意识到了理亏，所以北京留守大臣面请俄国公使伊格纳切夫出面调停。伊格纳切夫表示同意，但要求恭亲王正式照会，要求中方向他介绍与英法两国交涉的内情。当然，伊格纳切夫不忘趁火打劫，要求中方必须同意他前此提出的领土要求。 还没有等到俄国公使出面调停，数千名英国骑兵于10月18日奉命到圆明园放火。大火三日不熄，圆明园以及位于万寿山、玉泉山、香山三山的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三园等处的宫殿、文物，全部化为灰烬。 马勇，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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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王蒙八十自述：我所经历的几次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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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八十自述：我所经历的几次风波 Oct 18th 2013, 11:23, by 明鏡雜誌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我在1956年4月，在我21岁半的时候，写下了改变了我一生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王蒙1956年4月创作的短篇小说的题目，在《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发表时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稿子在9月号的《人民文学》上登了出来，不是头题，头题是东北作家杨大群的《小矿工》。 　　先是听到对号入座的工作部门同志对于小说的爆炸性反应：主要是"我们这儿并不是那样呀"之类。其实这些人多是我的熟人、好友。接着由韦君宜、黄秋耘主编的《文艺学习》杂志，展开了对于《组》的讨论。我收到这一期大规模讨论的杂志的时候真是乐不可支。第一篇无保留地称赞小说的文章题名《生活的激流在奔腾》。第二篇就是严厉批判的了。一篇批判指出：林震不是革命的闯将而是小资产阶级狂热分子。一批青年作家，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也还有刘宾雁等都写了文章赞扬这篇小说。 　　而一批我的共青团干部战友，包括李友宾、戴宏森、王恩荣等著文批评之。王恩荣同志还是我的老同学，是我介绍他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我从身份上说正好处于赞成的与反对的两组人之间。然而我又是小说的作者，对小说负有不可转移、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本身也奇了。 　　看到作品引起这么大动静，看到人们争说《组》，看到行行整齐的铅字里王蒙二字出现的频率那么高，我得意洋洋。与此同时，我的《青春万岁》修改稿已在中青社三审通过。也算一夜成名。正在筹备复刊的上海《文汇报》驻京办负责人浦熙修命工作人员、著名电影评论家梅朵先生找我约稿，《文汇报》要求自次年即1957年1月1日起全文连载《青春万岁》。 　　1957年2月，《文汇报》突然（我的感觉是突然）发表李希凡的长文，对《组》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从政治上上纲，干脆把小说往敌对方面揭批，意在一棍毙命。我放不下自己的光荣历史的包袱，我无法相信李希凡比我更革命，我无法接受李代表革命来揭批我。我很快给公认的文艺界的最高领导周扬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身份，求见求谈求指示。 　　想不到的是很快我接到了回信，约我前往中宣部他住的孑民堂一谈。顾名思义，孑民堂就是蔡元培（字孑民）住过的地方，是一个古色古香的中式大会客厅。此后，我在文化部上岗时在此办过公，至今仍有时在此会见外宾。我与孑民堂确实有缘。 　　周扬开宗明义，告诉我小说毛主席看了，他不赞成把小说完全否定，不赞成李希凡的文章，尤其是李的文章谈到北京没有这样的官僚主义的论断。他说毛主席提倡的是两点论，是保护性的批评等等，令我五内俱热。 　　我听了毛主席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录音。主席说，有个王蒙写了一篇小说，什么什么，一些人准备对他围剿，把他消灭。主席说，我也是言过其实。主席说，王蒙我不认识，也不是我的儿女亲家，但是对他的批评我就不服。比如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中央出过王明，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百分之九十就不行？北京就没有官僚主义？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王蒙有文才，有希望。主席又说，小说有缺点，正面人物写得不好。对缺点要批评，一保护，二批评，不是一棍子打死。 　　主席说着说着找不着香烟了，便说"粮草没有了"。据说是陆定一连忙给主席送去了烟。 　　如此这般，化险为夷，遇难成祥，我的感觉是如坐春风，如沐春雨。我同时告诫自己，不可轻浮，注意表现。 　　林默涵老师将他打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清样给我，征求意见。这也是毛主席说过的，批评谁先送过去看一看嘛，可以批评也可以反批评嘛。 　　此时萧殷应约正给《北京文艺》（现名《北京文学》）写一篇关于《组》的文字，他约我交谈。我告诉他林的文章的事，并告诉他，林文指出来的几处写得不妥的文字与小说结尾，都不是我的原作，而是《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修改的结果。萧殷非常重视这一情况，并强调此事必须说清，才是对党负责的态度。我在给林默涵同志的回信中说及了此事。 　　文坛的深浅，其时我是一无所知。过了几十年，我才知道更重要的背景，说是毛主席对于编辑擅改《组》稿事震怒了，他老说这样改缺阴德。 　　有趣的是我当时对《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意见远比对《文汇报》小，我的发言中倒是有不点名地说《文汇报》的话。该报的承受力很强，我发完言恰好看到了梅朵与他的妻子姚芳藻。他们见我边点头边笑，苦笑加傻笑，令你没了脾气。很快，浦熙修与梅朵登门拜访，千说万说一定要选载《青春万岁》。也幸亏有这么一选载，否则，一切要等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再说了。 　　三弄两闹，《组》的事不但化险为夷，而且变成了我的一件大幸事。当年"五四"，我被评为"北京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成了"右派"（？） 　　1957年5月，在"鸣放"的关键时刻，我在工厂接到通知，说是市委将派车来接我去机关看一个文件。我等了几个小时，又通知我不去了。 　　后来我明白了，这是我命运中的一个关键情节。毛主席在当年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提出了反右派的问题，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给高级干部看，先在高级干部中做好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到反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对于那些要重点保护的党内外人士，可以提前给他们打招呼，给他们看这篇文章。我是怎样从可能被重点保护，经过一个下午，最多两个小时，改为不再保护了呢？详情不是我所能知道的，是福是祸也不是我能说得清的。 　　1957年11月，领导通知，我回团市委参加运动。团市委领导对我直言，要解决我的"思想问题"。 　　这时全国的"反右运动"已经开展起来。一次我接到通知去团中央礼堂参加对刘绍棠的批判会。刚坐下，有人在背后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正是刘绍棠，我不禁魂飞天外。会上另一位青年作家，熟人邓友梅发言精彩，对刘的批判文情并茂，揭了刘也检讨了自己，还告诫了从维熙，语重心长。他的发言赢得了与会者的掌声。主持会议的老革命老诗人公木（解放军军歌词作者）做手势制止了鼓掌，说是不要鼓掌了，邓友梅业经所属单位研究，乃是"右派分子"。大家目瞪口呆。离奇的是过了不久，传来消息，公木老师公木领导也划成"右派分子"了。 　　团市委当时抓出一个"右派"比发现一个苍蝇还方便。负责我的"问题"的王静中是抓运动的骨干之一。他戴一副小眼镜，个子不高，很能分析问题。 　　我对于王静中与他领导下的几个人采取的是全面合作的态度。我相信组织的目的是教育我，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我相信王静中等同志对我是与人为善，他们都很尊重我，很客气，在批判最严厉的同时与我一个桌上吃饭，给我布菜，我相信他们真心相信对我是帮助是挽救是一片热忱。我也相信自己确实需要认真清理一下，我确实偏于软弱、过敏、多思，不够无产阶级。同样，我也深知，想怎么样对你，这是完全无法抗拒的，任何微小的抗拒，只能带来更大的危难。 　　对我的批评都与文艺问题有关，王静中表示他是懂文艺的，他也从艺术上批，如指出《组》中有哪些败笔。 　　开了一天会，除我外共6个人，文明批判，有理有情。然后挂起，直到1958年5月，确定帽子。 　　…… 　　1978年秋，更重大的事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举行。借着三中全会的东风，文学界毫不犹豫地进行了一系列平反。三中全会一闭幕，在新侨饭店，举行了大规模的座谈会，宣布为一大批曾被错误地批判否定过的所谓毒草作品平反，其中就有《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我得到通知，去开会和讲话。我的发言低调，无非是说那篇作品并非敌对，不必那样上纲上线。别人讲了些什么我已完全忘记，但是许多多灾多难的作品，一股脑儿一家伙就解了禁了。 　　宣传的声势很大很大。据说第二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的头条，就是一批文艺作品平反的消息，而《人民日报》的头条标题中特别提到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名字。 　　那时有那时的朝气、勇气、豪气、热气，主持这一工作的不过是文联与作协的筹备组，定了，就干，赶紧干，也就成了。 　　我没听到广播，但是芳远在乌鲁木齐，听到了，她激动地写信来，说是中央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对于王蒙作品的平反。好像只剩下了我自己，似信非信，仍然有点二乎。 　　1979年1月，我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召集"部分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的邀请，乘伊尔62飞机去的。住在友谊宾馆。 　　更重要的却是藉此次进京，我完成了大事。经过一些手续，由当时的团北京市委给我下了"改正"通知，1958年的事不算了，右派分子的噩梦无疾而终。还给我向新疆自治区党委开出了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时在我离开北京到达新疆15余年之后，时在我入党30年之后。入党10年后被逐。再度过了20年后，回来了。似乎不可思议，反而低头无语。这可真是锻炼啊！ 　　我回到北京，成了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中国的"专业作家"与外文中的专业作家含义不同，恰恰相反，在外国，专业作家是指以写作为职业，靠版税生存的人，在中国，是指被"养起来"写作的人。 　　当时北京文联诸公对浩然的事意见不一。管桦，杨沫，都对浩印象很好，大多一般工作人员与司机也都喜欢浩。另外有几位老作家，对别人在"文革"中挨整而浩一花独秀，尤其是浩当"文革"头目时的一次红卫兵批斗大会耿耿于怀。"归来"的我等（包括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以及后来的葛翠琳、杲向真等），都对浩然抱着善意。我等已经受够了，不想看另一个作家品尝被封杀冻结的滋味。 　　我早在1979年就明确宣示过，我愿尊重每一位师长，但是绝对不投靠；我愿团结每一位同行，但是绝对不拉拢。我愿意把这些个想法提交给广大的读者，提交给历史。从个人经历来说，新时期以来，在我回忆的这个时期，我是有所不为，有所不取，有所选择的。 　　还有一件事我绝对不干。就是不与人搞口舌之争。至今如此，有误解，有歧义，有恶意，有胡说八道，我都是笑一笑。笑一笑是一宝，这是我的体会。我宁可再不写一个字，宁可转业卖糖葫芦，决不陷入文人相轻的下贱圈子中去。 　　四次文代会 　　1979年10月30日，四次全国文代会开幕。我看到那些老文艺家，坐着轮椅，扶着双拐，被人搀扶，口齿不清，惊魂乍定……都来了。老作家萧三、楼适夷等到了台上发言，说上一句"咱们又见面了……"，泣不成声……仿佛"文革"中整死的文艺家的冤魂也出现在主席台上啦。 　　大会上一些中青年作家激动兴奋，眉飞色舞。有几个人发言极为活跃尖锐，例如柯岩、白桦，还有刘宾雁的讲话，全场轰动。他们本来不在文联全委的候选名单上，但是由于言发得好，人气旺，被增补到名单上了。 　　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致词祝贺。人们对他讲的"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欣喜若狂，掌声如雷。许多人记住的就是"不要横加干涉"六个字。 　　但我的印象不尽相同。我是主席团成员，姓氏笔画又少，坐在主席台第一排，我近距离地感染到了也领会到了小平同志的庄严、正规、权威，他的决定一切指挥一切的神态、举止和语气。他是一个真正的指挥员，他牢牢地掌握着局势和权力，他的姿态和论断绝无令文人们想入非非之余地。 　　我希望保持适当的清醒，上海话叫做要拎得清，不可拎勿清。我的发言是低调的，我的讲话角度是极"左"的一套离间了作家与党。我必须在热烈的情绪下立于不败之地。 　　立刻有了反响，一些同行表示我讲的令他们不满足，听了不甚过瘾，我讲得太软，不痛快。从这个时候，我就常常受到善意的夹击了，一些人说，他太"左"了，他已经被招安，站到官方那边了。另一些人说，他其实右，而且更危险。 　　也可以说我成了一个桩子，力图越过的各面的人，简单而又片面的人都觉得我脱离了他们，妨碍了他们，变成了他们的前进脚步的羁绊，而且是维护了效劳了投奔了对方。有时候我会左右逢源，这是真的。更多时候我会遭到左右夹击，这尤其是真的。这样的桩子，客观上有点像个界牌了。 　　34年已经过去了，回想起来除了大的社会变动的投影与有关政策的宣示以外，这样的盛大隆重的文代作代会竟然没有什么文艺的内容可资记忆。 　　说来归齐，第四次文代会是一个标志，中国的文艺进入了新时期，声嘶力竭，雷霆万钧，一切达于极致的"文革"，终于离开了我们，这应了物极必反的老话。不论具体情节上有多少仓促和不足、肤浅和幼稚，第四次文代会仍然算是一个转折，它毕竟埋葬了"文化大革命"。 　　"现代派"风波 　　1982年夏，我作为列席人员出席了十二大。列席者不参与选举，但是投完票开票唱票时叫我们进了大会堂，我在二楼上看到了候补委员中有王蒙的名字。 　　想不到的是，十二大后等着我的是关于"现代派"的风波。时在中国作协外联部充任法语译员的高行健先生写了一本书：《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其实是一部通俗的小册子，谈到所谓西方现代小说里时间空间的处理，人称的应用与转换，心理描写与意识流等。李陀、刘心武、冯骥才三人各写了一封给高行健的信发表在《上海文学》上，表达对此书的兴趣。我因上海的《小说界》催稿甚急，写了一篇小文，介绍并称许了高行健的书。 　　想不到的是这成了一件事，似乎是异己的现代派思潮向中国发起了袭击。胡乔木更看重的则是于甘肃出版的一本《现代文艺思潮》，尤其是该杂志上发表了东北诗人徐敬亚的一篇文章，《崛起的诗群》，被认为是颠覆性的。 　　《文艺报》的一批骨干，面对现代派之说如临大敌。 　　此次我国的现代派风波，带有给刚刚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我的一个下马威的色调。《文艺报》的资深副主编唐因等在一些场合还特别点出我的名字来。而另一位新归来的副主编唐达成在一些场合——有的我在场——大批现代派，语焉不详，含含糊糊，天知道他在讲什么。 　　好在胡乔木对我是既忠告又保护。他肯定："你走得不远"，我想他看重的是我的作品的政治倾向特别是少共情结。我的"此致布礼"大大帮助了我在猛批现代派的风浪中矗立不倒。 　　但乔公在1983年春节期间接待我畅谈，并亲自给中南海的车队打电话，要车去接我爱人到他家小坐，极大的友好情节一传出去，《文艺报》的某些人长叹一声，领导对王的态度不一般啊！便只好放过了王某。信不信由你。 　　这里边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上海。四篇小文章都发表在上海。后来夏衍写了文章，巴金老也发表了看法，都不赞成那样如临大敌地批现代派。这使得一些不大不小的领导更加不安，似乎是上海在不听招呼，不服管。 　　这里最闹不明白的是冯牧同志，他是最最以爱护支持中青年作家自诩的，为什么一个现代派问题他激动成了那样，说的话那样带情绪，不惜与那么多人特别是上海的同志决裂…… 　　《文艺报》的同志也不顺利，他们收获的不是他们所需要的果实。后来，张光年同志与作协班子决定，《文艺报》改成报纸形式；冯牧改去编《中国作家》杂志；副主编唐因到文学讲习所（后改名鲁迅文学院）主持工作；编辑部主任刘锡诚到民间文学研究会；理论组组长李基凯则不久到美国探亲，没有再回来。我私下认为，这是该时的《文艺报》向周扬叫板的结果。 　　对这一年的批现代派，各种说法都有，如广东作家们说此事是说戏内有戏，戏后有戏。叶君健先生则认为某些人意在否定中央对于王蒙的选拔。叶老是非党人士，是安徒生专家，安的童话全集的译者，对一些人事、政治问题竟也这样敏感。我则干脆装聋作哑，忙着写我的小说。在北京，除了胡乔木的保护以外，也还有张光年、夏衍等一大批人的善意，更不要说定居上海的巴金主席啦。 　　四次作代会 　　1984年年底到1985年年初，开了一个跨年度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会上，我当选为中国作协常务副主席。说来话长，居然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有过这么一次作家代表大会，有说是闹翻了天的，有说是多么好多么民主的，有的赞扬，有的愤恨。 　　……让我先从曾任《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主编、作协党组书记的张光年老师说起。他是1913年生人，比我大21岁。当然，早在地下时期，在北京顺城街北大四院礼堂，激昂慷慨地欣赏《黄河大合唱》的时候，我已知道了光未然（张光年笔名）的名字。 　　而自1983年我到中国作协工作，一直在他的领导之下。我感觉到他是一个十分重视参与和掌握领导权的干部，但诗人的激情并未泯灭。他不拒绝妥协与平衡，但是他自己的选择鲜明坚定，他不怕得罪他的对立面。他的名言是：一个人活一辈子，连个人都没有得罪过，太窝囊啦。 　　除张光年外，我也时而与中宣部贺敬之副部长有很好的交流，他对待领导工作十分认真，十分动情，十分较劲，他经常与我讲到文艺界特别是作协的一些不良风气和言论等，他叹息自身的人微言轻。我则是笑眯眯地且听且淡化柔化之。 　　包括我本人，对于提出精神污染问题，感到或有的压力与惶惑，对于后来说不提了，则舒服得很，奔走相告，抚额相庆。提与不提，都是上头说的，背后有什么玄机，没有几个文艺家明晰。四次作代会就是在这种减压添彩的兴奋中，开动了的。 　　开幕式上，宣读各领导人贺词贺信的时候，胡乔木的声音受到冷落，周扬的名字轰动全场。有人发起了致周扬的慰问信，会场上悬挂着这样的大信，许多人去签名。我没有签。 　　会议的主题是创作自由，但创作自由不是喊出来的，它是一个逐步实践、落实与拓展的过程。然而同行诸兄诸公是没有人注意什么"充分珍惜与正确运用这样一个来之不易的创作自由"的。认为文人同行能"充分珍惜与正确运用"的人，如果不是白痴，就是婴儿。 　　四次作代会的结果是好几个重要的作家诗人落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丁玲、刘白羽、贺敬之、曹禺等，他们都是作协副主席的候选人，而且名字都印到了选票上，本应无疑问地选上的。曹禺的落选主要是因为他已经当选为剧协主席了。而其他几个人的落选就与舆论、与各种窃窃私语有关。 　　反响之激烈可以想象。我还幻想做一些善后工作，委托一些人去看望落选的作家，打电话给一些人邀请他们参与作协的某些工作，例如评选茅盾文学奖的工作，都遭碰壁，无效果。 　　有一位领导很生动地形容这种文艺头面人物的内斗：从上海"左联"时期就斗，到了延安，斗得更厉害了。抗战胜利，解放战争胜利，建立新中国，仍然继续斗。直到"文革"，全完蛋了，消停了些。"文革"一结束，又斗起来……最后两边的人都逝世了，一看，两边的悼词，并无不同，都是优秀的文艺战士，都是杰出贡献，都是巨大损失，谁也没比谁谁多斗出个一两一钱来…… 　　四次作代会上巴金得票最多，其次是张光年与刘宾雁得票数相同，由于电脑的排名（笔画数相同时看是何种笔画在先），刘算是第二位。再往后是我还是陆文夫，记不清了。反正我与文夫相差票数很少。《人民日报》公布了各人的票数，事态更加刺激。 　　各种说法沸沸扬扬。张光年还是硬气的，他若无其事，静观其变。胡乔木给了我一篇文稿，要求《文艺报》以社论形式发表，论述创作自由的非绝对性，目的是为了纠作协"四大"的偏。 　　我拿着它找了张光年、唐达成等人研究，经过修改，磨得光润了些，以《文艺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胡乔木表示对文章的修改很"佩服"，下令许多杂志转载。 　　作协在1985年开过一次理事会，我便在会上讲，文学的超前性与歧义性有可能引起社会的不安，对此要有充分的估计与正确的应对。我们的创作自由当然是宪法原则下的自由，是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我们要的是维护而不是毁坏改革开放的大局。 　　1989之春 　　1989年春天我曾经与我的一个孩子长谈了7个小时，那一年她处于激动状态，她正上大学。我用汽车送她到了学校，我离开校门口200米等候于路边的草地旁，怕停在校门口令人生疑。一个多小时后，她出来了，她已经说服了全班，第二天不参与任何过分的不适宜的街头活动。 　　1989年5月，在一个特别的背景下，我访问了法国、埃及、约旦，并于归途在曼谷作短暂停留。 　　中途访意，本来有一个节目是接受意方一个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的采访，因为此次书市上，将会展出我的小说《活动变人形》的意译本。但是由于情况的发展，该主持人最想采访的话题已经不是王某人的小说，而是中国的政治局势，我只好取消这次采访，我不想轻谈妄论。 　　经过了1989年的春夏，9月初我从烟台养病归来，正好赶上参加周扬的葬礼，并在葬礼上碰到外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女士。韩素音赶紧拉上我照相，因为她来前受到英国友好人士的嘱托，须要带回证明王某无恙的材料。 　　同时新华社报道，李鹏总理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为了尊重本人早已提出的专心从事文学创作与文艺评论（这是我1988年给中央的信件的原文，我所以一个说文学，一个说文艺，因为我的评论涉及的领域会比创作更广）的意愿，免去王蒙的文化部长职务。 　　从1986年4月初，到1989年9月初，我担任文化部主要领导三年零五个月。我得到了领导的关心与部里的工作人员的支持。我深蒙厚爱、错爱，我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工作，努力起一些健康的作用。 　　1989年秋，在观看朝鲜艺术团演出时我与许多领导见了面。习仲勋同志特别说："你是如愿以偿了！" 　　王蒙，《中华读书报》2013年10月16日，摘自《王蒙八十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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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習近平一畢業就給耿飆當秘書大有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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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一畢業就給耿飆當秘書大有收穫 Oct 17th 2013, 19:32, by 明鏡雜誌 《名星》吳楠 高曉 專稿 2013年7月1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回到30多年前工作過的河北省正定縣。這次被有些人稱爲"衣錦還鄉"的重返之旅，是就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聽取基層的意見，用習近平自己的話，是"看看鄉親們，接接地氣，充充電"。 當父親習仲勛"文革"後復出，在廣東大力推動改革贏得威望之際，兒子習近平也結束了在清華大學三年半的求學生涯。先在中央軍委當了三年的秘書，隨後主動要求下放鍛煉。習近平的仕途是從河北省正定縣開始的，如果他當初沒有選擇離開北京，沒有選擇從基層做起，那麽無論他個人的歷史還是中國歷史，或許都要改寫。 耿飆身邊最年輕的秘書 1979年4月，習近平從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普通班畢業後，曾面臨十分嚴峻的抉擇。那時，一個新時代已經開始，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改革開放帷幕，知識分子開始吃香走紅，一個被壓制了30年的商潮也即將湧起…… 習近平何去何從？宗海仁在《第四代》一書中稱，習近平畢業後，依靠他母親的介紹，被分配到國務院辦公廳和中央軍委辦公廳工作。 不過，據瞭解習家的熟人透露，習近平進入中央軍委辦公廳熟悉了幾個月的秘書工作，就被當時的國防部長、政治局委員耿飆相中，成為耿飆秘書之一。 對習近平一畢業就進入中央軍委，然後就給耿飆當秘書這段經歷，一些知情人士和評論人士曾指出，不是太子黨，不靠老子，誰能一畢業就"一步登天"進入中央軍委呢？！況且，習只是一個"工農兵學員"，在清華大學學的又是化學工程，專業跟軍事沒有一點關係。 然而，《中國經濟週刊》2010年第29期刊登周海濱、郭佳、閻斯靜撰寫的標題為《耿飆：留守抗日根據地》一文，是對前國防部長耿飆的女兒耿瑩、耿焱的專訪，倒是透露出一些外界鮮爲人知的細節。 該文在"習近平給耿飆當秘書"一章中介紹：習仲勛是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曾擔任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在慶陽的耿飆與習仲勛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耿焱說："因為都很熟悉，他們倆性格都很耿直，幾十年來都很合得來，習仲勛伯伯的兒子近平還曾經在父親身邊擔任秘書。" 耿焱補充說："近平先是在陝北插隊，後來從清華畢業，就直接去了我父親那兒，工作了大概三年。""父親覺得近平是一個非常踏實的小夥子，用心學習。當時父親有三個秘書，習近平最年輕。"耿焱說。 在習近平三年的秘書生涯中，"其中兩年我父親在任上，這段經歷應該對他很重要，他可以參加很多中央的會議，參與一些軍隊、地方和外事的工作，有些會議、文件，中央怎麼處理他應該都很清楚。"耿焱說。 這是迄今有關習近平的包括官方資料中，介紹習近平給耿飆當秘書"比較詳細"的文字。在習近平升任中央軍委副主席之前，也就是2010年10月之前，官方媒體對他的這段經歷都諱莫如深，很少提到他在軍委的經歷、軍銜，也沒有見過一張軍裝照片。 直到今天，在習近平的官方履歷上，第一段進入中央軍委的經歷，也只是被"中央軍委辦公廳秘書（現役）"一筆代過。 首次訪美登上美軍航母 但美國人卻不願"忽略"習近平的這段歷史。 中共十八大閉幕後不久，美國國防政策諮詢委員會成員、卡特政府時期的美國國防部長哈羅德·布朗（Harold Brown）發表文章透露，習近平曾在1980年5月訪問過美國。當時習年僅27歲，是隨中國軍方負責人耿飆訪美的一名下級軍官。布朗曾是美國訪華的首位國防部長，在以吉米·卡特政府特使身分訪問中國時，耿飆恰好負責布朗的接待工作。 耿飆訪美。 布朗還在文中說，就是在這次隨訪過程中，習近平和時任總參謀部負責海軍事務的副總長劉華清等人，陪同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辦公會議主持人耿飆，應邀登上了當時還是美軍主力航母之一的"突擊者號"。 耿飆的女兒耿瑩也在一篇緬懷父親的文章中描述當時細節說，1980年5月25日，由父親率領的中國軍事代表團走進美國的五角大樓。"後來我聽父親講，五角大樓的工作人員不顧禁令，紛紛從窗戶探頭出來。他們沒想到，美國會為一位共產黨國家的軍隊領導人舉行歡迎儀式。"耿瑩說，訪美期間，美國方面還答應了參觀航母的要求。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和科技人員首次踏上航空母艦。上艦後，其規模氣勢和現代作戰能力，給他們留下了極深印象。 可見，當時的習近平雖然只是個下級軍官，但給耿飆當秘書還是很見世面的。 習近平與耿飆一家一直保持密切的關係。據耿飆的女兒回憶，習近平在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前，還曾特意到耿家看望耿飆的妻子趙蘭香老人，"當時他（習近平）說那三年秘書工作對他有很大的作用。後來，在中央政治局他分管港澳台工作，當年我父親曾負責港澳台工作，近平做秘書時看了很多的資料，還隨我父親接見港澳台的人物。近平說，那時候積累的經驗和知識非常重要，接手工作的時候就不會覺得陌生。" 如今，每逢新年，習近平都會送賀年卡給耿飆的夫人趙蘭香老人，並寫上"身體健康"等祝福語。（《名星》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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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袁世凯最诡异的一次“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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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最诡异的一次"卖国" Oct 17th 2013, 18:58, by 明鏡雜誌 在后世给袁世凯所拟就的各种"卖国"罪名中，善后大借款最为诡异。这笔民国初年数额最大的外债，历来被视作军阀为个人利益，而非法出卖国家利益的典型。但事实远非如此简单。 "善后大借款"迄今仍被主流学界视作卖国行径 所谓善后大借款，系指1913年，袁世凯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下，以盐税、关税等为抵押，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进行的一次大借款。借款总数2500万英镑，利息5厘，分47年还清。 对这笔借款的主要指责有二：1、非法向帝国主义借款；2、目的是镇压革命党 对于善后大借款，社科院学者李宗一在《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一书中的分析代表了传统的主流观点：1913年，"当袁世凯决定发动反革命内战时，他首先考虑的是，必须从帝国主义那里取得更大的财政支援，否则进行战争是很难想象的。为此，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于4月23日下令接受五国银行团提出的苛刻的贷款条件。""袁世凯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换取帝国主义的贷款。" 来新夏等著《北洋军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引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说法，"把钱借给袁世凯是为了帮助改组政府，并且毫无疑问，债权人对于这些钱如何花费不会做过于细致的监督。可能有必要摆脱竞争者，并且，如果孙中山的某些幻想的主张被那些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办的认真的人们所消灭的话，我们也是不会感到奇怪的。"因此得出结论，说袁世凯"确是用了这笔借款来屠杀革命党人的。" 国民党当年是善后大借款的主要反对者，并发动了"二次革命"，所以一直以来视大借款为卖国。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王仲孚主编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康熙图书网路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2月版）说，"袁在未经国会同意之下，先向英、法、德、日、俄等五国借款二千五百万英镑，作为扩充军备之用，史称'善后大借款'。" 事实上，借款合同符合国际惯例，用途也非镇压革命党 袁世凯向来被指利用善后大借款出兵镇压"二次革命"。其实善后大借款的用途在合同中已经规定清楚，主要是清还外债、赔偿各国在革命中的损失、遣散军队，以及作为政府的行政费用。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主要凭借的是另外几项借款。 善后大借款的合同规定符合国际惯例，不能以此指责袁世凯卖国 善后大借款总数2500万英镑（大约相当于20亿银元），利息率5%，利息从借款债券发售之日算起。还款期限为47年，前10年仅付利息，从第11年开始每年要还约24.6万英镑。本息共要赔偿约6789万英镑。 善后大借款在字面上的金额是2500万英镑，但借款债券在欧洲只能以九折上市，再扣除6%的佣金，给予中国的借款实际只有2100万英镑。因大借款到手金额只有名义上款额的84%，以至长久以来都被看做是袁世凯卖国的罪证之一。事实上，借债有借债的规矩。学者贺水金说的好，"中国政府在善后大借款中支付的费用，包括利息、折扣、汇费、经理费等项，这是借款作为经济行为必须遵循的经济法则，是必须支出的费用。此乃经济学常识，谈不上卖国，至于是否造成经济损失，则要看费用是否过高，且应从当时的国际金融市场状况来判断。" 中国政府签下善后大借款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世界局势动荡，金融市场供应不足，而新生的中华民国在国际上又没有足够的信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想借到大笔资金，就必须付出相对高一些的利率、折扣，以及能让债主满意的抵押。即使如此，善后大借款5%的利率也算不上很高，同一时期，英国贷款给信誉较好政府的利率是5%，给信誉较差政府的利率达8%。与中国地位差不多的墨西哥，当时向法国借款2000万英镑，需要付出的利率是6%，折扣率为10%，偿还期40年。所以，袁世凯主持的善后大借款符合国家金融市场的惯例，谈不上卖国。 借款使用被严格限制，几乎全部用于偿还债务和维持中央行政开支，而非打内战 善后大借款一开始就被国民党视为是袁世凯在为镇压革命做准备。1913年在国会当议员的吴景濂回忆，"因为这项借款都是用于江西和南京的战事，充当军费及政治费的。袁世凯想讨平国民党，蓄意甚久，所以先借款预作准备。"这也是国民党籍议员激烈反对善后大借款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善后大借款合同中包括"借款审计"和"规定借款用途"两项，袁世凯无法自行支配借款。合同上的规定后来都被一一落实，借款使用情况如下：（1）用于中国政府业已到期清还各款（约590万英镑）；（2）用于各省现有借款全数（287万英镑）；（3）用于中国政府不久到期各款随时清还之用，连预备赔偿各国因革命所受损失一项亦算在内；（200万英镑）（4）用于遣散军队(130万英镑）；（5）用于现时行政各费（550万英镑）；（6）用于整顿盐政事务（200万英镑）。各项相加，已经花去了至少1957万英镑。 1913年11月的《申报》推测大借款在合同外余款的使用，"移充南方军需者若干镑""各省欠饷累累，藉充其用者若干镑""各师军饷无着，籍以抵充者若干镑"。以2100万减去1957万可知，袁世凯能从善后大借款中拿出"移充南方军需要者"至多100多万而已。袁世凯为打内战而签下大借款的说法不攻自破。 至于整顿盐务一项，在盐务署内设立稽核总所，由中国人任总办，西方人任总管。在各地产盐区设立稽核分所，由中国人为经理，西方人为协理。现代化的盐政管理体系逐步在中国建立起来。芮恩施说，"虽说1913年发生了叛乱，政治局面很不安定，但是一般商业仍很活跃，海关和盐税的收入也超过以往任何一年。这两项税源已足够支付当时所订长期外债的利息，并加以清理；这两个外国人管理的机构，为中央政府获得了偿付这些债务的款项，并使其不致公开破产。"这是同实情相符的评论。 袁世凯与南方国民党作战的军费，用的是另外的借款。1913年5月到9月，梁士诒署理财政总长期间，向奥地利借到总计350万英镑的外债，被用来订购钢材和军船。他还经手了一笔向日本川崎船厂购买弹药的订单，总额约33.4万日元。这几笔借款，都言明是"因江西事变拟添购军火各节"。因"二次革命"是李烈钧在九江发起，故称为"江西事变"。 真相是：没有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所谓"中华民国"就得完蛋 百年来的大多数论者，一般只强调袁世凯政府绕过国会、非法签订大借款；或者抨击袁世凯以盐税作抵押，是卖国行径。很少有人注意大借款的背景：中央政府财政窘困，处于破产的边缘。 "南京临时政府"国库中仅有十块大洋，孙中山亦被迫对外借款，但却没借成 孙中山为革命奔走数十年，深知财源的重要性。所以在武昌起义后，孙中山没有急于回国，而是转道欧洲，向英法寻求贷款。不过孙中山最后空手而归。1911年12月，孙中山抵达上海时，只好对记者们说："我空着两手回来，可是我带回来国人最需要的东西，就是革命精神。" 胡汉民在南京临时政府中给孙中山当过秘书，他回忆，"一日，安徽都督孙毓筠以专使来，言需饷奇急，求济于政府。先生即批给二十万。余奉令至财政部，则金库仅存十洋。总长因在沪，次长愈彷徨无策。" 自咸丰年间开始，关税就掌握在外国人管理的总税务司手里，每年所得关税大部分用来偿还赔款和外债。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曾试图恢复关税自主权，但在列强的压力下，这种努力以失败告终。革命前，一些地方的关税在偿付赔款或外债后，还能留有"关余"，补贴地方财政。南北对峙期间，正常的商业活动遭到破坏，各地关税数额显著下降，非止没有了关余，甚至连偿付外债也不够了。 临时参议院成立时,黄兴在发表演讲时说,"兵事非有财力不可,既无税可收,则非借外债不可"。南京临时政府商谈的外债主要有四笔，成功的仅苏路借款一笔。招商局借款、汉冶萍借款均因在参议院内外遭到强烈反对而未果；华俄道胜银行借款先在临时参议院勉强通过，但也终被否决。 临时政府为巩固革命成果，急需款项支持。所谓事急从权，而刚刚成立的临时参议院并不明白这个道理，一味在法律条文上较真，阻挠政府借款。临时政府没有财力与北洋军继续作战，只得同北方妥协。没钱，维持不下去，是孙中山将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的极重要的因素。 政府迁都北京后，财政状况同样恶劣，上缴中央的税款仅及前清的十分之一 自晚清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不断对外支付赔款、举借外债，到了清朝末年，每年财政赤字达到2000万—7000万两白银。1912年3月，熊希龄出任财政总长，他清点国库，"南京库储仅余三万，北京倍之，不及六万。" 辛亥革命后，各省督军拥兵自重，私自截留地方税收。1913年10月，副总统黎元洪在《政府公报》中说，"各省在前清时协解中央款项年有定额，迨国体改革，解款顿停，虽经本部屡次电催而协解之金终属寥寥无几，总计由民国元年迄今所收齐豫湘粤等省之解款不过260万余元，车薪杯水，无补于艰。"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说，当时民国"中央政府收到各省上缴来的税款总数，估计没有超过1912年前清政府预算的十分之一。" 地税可望而不可即，袁世凯所能掌握的只有关税、盐税和厘金（货物税），关税是偿还外国赔款或债务的抵押金，而盐税、厘金管理无序，能为政府提供的直接收入相当之少。《东方杂志》刊文，"民元之财政混乱，至今未有准确凭据，9—12月预算，中央政府总收入2719万余元，总支出7009万余元，入敷之数实有4289万元之巨。"财政专家杨汝梅说，"民国元二两年，中央绝无收入，当此破坏时代，一切维持费较之平时自增数倍，中央绝无收入，何能维持，彼时维持之道，全持外债。" 中央政府一穷二白，须处理的问题却一箩筐。不借款，所谓"中华民国"就只能散伙 1913年的大借款被称为"善后大借款"，顾名思义，这笔钱的用途就是要给辛亥革命善后。需要善后的内容包括："一、整顿北京的统治机构，加强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统治力量；二、结束南京临时政府，首先是遣散南方的军队；三、偿还积欠的外债和赔款；四、履行对逊清皇室的优待条件。" 第一点是民国政府必需的行政费用，主要是支付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第二点针对的是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先后招募的20余万民军。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后，负责裁撤民军。当时南京留守府所属民军每月需要的饷银就在500万元以上。政府无力承担这笔开支，拿不到饷银的民军曾于1912年4月在南京制造了一场大兵变。民国政府要把这些人打发回乡，必须拿出一大笔钱作为遣散费。 第三点是民国政府预算中最大的一笔开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即宣布："清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许毅等学者统计，晚清外债大约有208笔，债务总额为库平银13亿两。到1905年时，清政府每年应付本息已占到岁出的31％。以《辛丑条约》为例，清政府每年需筹还赔款2200余万两，民国政府也要如数偿还。当时新生的中华民国还没有获得欧美各国的承认，如期偿还债务，有助于加速中国与列强建交。与债务数量相比，民国政府承诺给清室的400万元优待款就不值一提了。 对于善后大借款，陈志让在其《袁世凯传》中评论说，"其主要目的是挽救袁世凯政府免于全面的崩溃。" 参考资料：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胡汉民自传》、吴长冀编《八十三天皇帝梦》、陈志让《袁世凯传》、贺水金《重评善后大借款》、王苗薇《民初财政部研究：1912—1916》、马陵和《民初国会和外债问题》、杨涛《交通系与民初经济政策研究：1912—1916》、王善中《民国初年的财政与外债评述》等。 结语： 百年来的历史讲述，对善后大借款的歪曲，正是"成王败寇"逻辑的典型——既不问借款背景，也不谈实际用途，只消扣上一个对己方有利之解释，即万事大吉，一劳永逸。 騰訊《今日话题》历史版，2013-10-15 第02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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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周七月：四十年前的死刑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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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七月：四十年前的死刑回忆 Oct 17th 2013, 19:02, by 明鏡雜誌 本文作者周七月是前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王昆夫妇之子。 "不思量，自难忘"。 我有过死刑的经历，很多人都知道。但我没有写过，也很少主动说。对我来讲，那不是什么高兴的事。我没有心情和本事长期拿这些事当做买卖自己的幌子混日子。 但我想躲是躲不过去的，因为别人写的东西里有时会提到我或"老七"，于是就经常被问，经常被要求讲述，经常被迫解释。大家最感兴趣的当然还是死刑，"为什么被判死刑？"、"为什么又没死？"、"是不是周总理救的你？"……虽然大家都是善意和好奇，但我却有一种被提审的感觉，不得不被迫回忆许多事。 还是自己主动交代吧。脱了裤子割尾巴：一不怕羞，二不怕疼——这些当时的语言，又跃入我的脑中。 中国的死刑年年有。尤其是"五一"、"十一"前必有一次死刑，几乎成为这两个法定节日的必要程序。 但七零年春天北京有三次大规模的死刑判决：一月二十七日，三月五日和四月十八日。这三次密集的死刑都属于"一打三反"运动。我经历的就是三月五日和四月十八日那两次。 几乎在十年前，有友人从美国胡佛塔查到公布我死刑的那个名单和内容，复印了给我。这个名单是当权者下发供群众讨论发言的小册子，用以表明名单内的人被枪毙是执行人民的意愿。 这几年互联网发达了，网上出现了这个名单。而一月二十七日和四月十八日两次死刑的讨论名单我至今没有看到过。幸运的是最近又看到王锐先生写的文章《遇罗克处决内情的再探讨及其他》。他居然找到了三月五号名单的手写批示稿！如果再加上网上文章：《文革简论》中第三篇第一章第四节"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和王友琴有关顾文选的研究，目前有关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死刑的资料和研究相对是最全的了。 这几份文件和文章中都提到了我。考虑再三，我觉得我有责任写下我个人四十年前的亲历和看到东西，作为历史的见证。 说死之前要先说活。 我是一九六八年六月七日被俞强声送进北京宣武区半步桥的北京市看守所的。到六九年六月，大规模的、不间断的审讯已经过去，我在被动地等待处理。忽然，我被单独地命令收拾东西，然后被提出ｋ字楼１２筒，穿过看守所大院，走出看守所大门，来到干部们工作和居住的一个院中院里。经过政委的集体讲话，才知道自己已经进了学习班。然后就是个别谈话，大致内容是：我已经结案，年轻人犯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因为是群众专政送进来的，要等待群众谅解。他们正在做工作，要求我好好改造思想，准备好出去复课闹革命。这距我进看守所，几乎是整整一年。 四十年后的读者看到这段谈话可能是一头雾水。"人民内部矛盾"，意味着不是阶级敌人。在那不断扩大和强化阶级斗争的年代，这样定性就是生呀；"群众专政"，意思是：不是专政机关在整你，是你们学校的群众在整你，我们没有责任；"送进来的"，不是我们抓的；"要等待群众谅解"，既然是群众送进来的，那就要群众谅解了才能接你出去；"他们正在做工作"，即说服群众谅解，是他们在帮助我；"复课闹革命"，是当时阶段性的革命口号，即要求学校复课，学生上课。这个目标一直到文革结束才真正做到。 听了这样的话，我心里一下就踏实了：我本来就不是反革命嘛，还是党英明！ 我那时还真以为一直带着中央戏剧学院学生校徽的俞强声是大学生，不知道他就是公安。我这个专案一直是他具体负责的，和群众无关。 几个月的学习班生活比较愉快，因为有盼头了。大家都留了发，"学员们"陆续也有走的。那时主要的日程是学习，然后就干活，主要是盖房和挖防空洞。那时中国和苏联关系已经很紧张，毛泽东仿朱元璋"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的主张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挖洞，就是挖防空洞，各个单位都必须要挖的。 盖房就难了，因为那时砖头供应紧张，砌防空洞也需要大量的砖，我们必须得自己找砖以满足盖房和挖洞的需要。我们每天推着车，到处捡砖头，拆旧房。为此我转遍了干部大院（原北京市少管所）和半步桥看守所的犄角旮旯，熟悉了这里的一切，Ｋ字楼、王八楼、死刑筒、审讯楼…… 我们盖的房在看守所大院西侧，死刑筒院外东面，平房，单件加走廊，好像是办公室。我"跑大墙"（行话，指砌墙）时，给我打下手的是个老人，叫贾俊山，也在学习班。他身材魁伟，鹤发，动作敏捷，手底下利索得不得了，他一边供灰，一边供砖，还把脚底下清理得干干净净，让我老受干部的表扬。他是著名音乐家马思聪的厨师，曾借钱给马瑞雪，马瑞雪逃到香港后发表讲话暴露了他，结果他成了接济马思聪外逃的罪犯而被捕。 到九月下旬，有一次死刑。行刑队有开道车，吉普车，大卡车，都贴着号，按顺序从干部院里人街北大门开进来，出干部院南门到对面的看守所大门提死囚，仪式感很强。从死刑筒小院到看守所大门有一条东西向的窄窄的通道，其北侧是看守所大墙，南侧是办理新犯人入狱和存东西的接待室的后墙。这条不长的通道中间还有几道隔门，据押我们干活的干部说，死刑犯从监号提出来后有脚镣和前铐，进了这个通道后，每一个隔间都有人等，一间将犯人前铐倒背铐，一间负责五花大绑，一间负责绑小绳，等等。执行死刑那天看守所的大门不开，只开一个小门。行刑队的人在小门外凭"粉票"往外领死囚，而看守所的人将犯人推出去。他们是从不出这个小门的。平常也是，有忌讳。 大卡车上是身穿崭新军装的士兵，斜挎冲锋枪，手戴白手套，年轻，单纯。我们呢，虽然着便装，留起了头发，大概还是挂倒霉相。所以他们也议论我们：他们是改造好的。 十月底，天有些凉了。一天，突然念名单，被念的人又收拾行李，走出学习班小院，走出干部大院，走进看守所，穿过看守所大院，走进Ｋ字楼。牢门在身后关上，我又成了犯人。 容不得我思考，也无法判断。从第二天开始就眼看着每天都有犯人被成批成批地转走，我们的饭食也从每天两顿窝头菜汤变成临时发的面包和稀挂面。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自己也被转移。汽车、火车和汽车，经过漫长的一天路途，深夜来到一个连电都没有的地方——河北省饶阳县。 刚刚适应饶阳的农村看守所的生活，就过年了。阴历正月初四清晨，我和另外几个人又被点名。同室许多人知道我是学习班的，一边帮助我收拾行李，一边恭贺我要被释放了。 我刚走出看守所内院，就被突然放倒，迅速地被锁上手铐和脚镣，随后被拖上一辆大轿车，而且不许坐座位，只能分开腿坐在中间的过道上。后面上来的人就坐在我分开的腿中央，正好压住我的脚镣，万无一失。 押解的军人坐在两边的座位上，除了不断吆喝我们低头，很少说话。 到冀县，车停下。一会儿，又上来一批人。其中有几个也曾是学习班的同学。 几个月前，我们从北京出发时，有人是单独手铐脚镣，有人是几个人被串铐起来，但绝大多数人没有被铐。那次指定我在火车上负责分发面包和水。我看见车厢两头椅子上码放得整整齐齐的不锈钢新手铐，数量足够把我们全铐起来。所以这次将我们全副"武装"，我也没有太多想：押解犯人总归是这样吧？ 到了北京，我们便被分别押入单人牢房，手铐和脚镣都没有摘。不许出声的大声呵斥，严格的规定，使我感到"坏了"！ 我被关的单人牢房就是我几个月前刚刚盖的房子，现在的编号好像是３５筒。Ｋ字楼是三层１２个筒，王八楼虽然是女号，但有一度我被提审的地方就是那里，观察好像是三层，１５个筒。这个３５筒是根据什么编的号，我至今也不清楚。 七零年春天的雪又多又厚。 回北京第二天清晨，我被叫出牢门外，见到院子里有几个人站在那里等我。他们喝令我坐下，开始给我绑绳子。先是两个裤腿，一边一根，匝紧；然后是脖子，靠着肉，不紧也不松；最后是让我站起来，用一根绳子权当裤带，从后面扎紧。这种绳子很细，北京人叫小绳。 这我可懂了，这就叫"绑小绳"！死刑呀！ 命运可没有那么便宜我。 我被扔到一辆卡车上，运到了东城分局。然后就在东城区各地各单位被批斗。 第一个是吉祥剧院，我过去常去看戏，很熟悉。 被批斗时有三个警察押着我，我必须分开腿低头站着，他们三个人各出一只脚踩住我的脚镣，一边一个人把住我的胳膊，往下按我的肩，摆出一个没有翅膀的"喷气式"姿势。后面一个人伸直胳膊，用手勾住我脖子上的小绳套，压住我的头并避免我喊叫。这是标准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姿势，和宣传画上一样。 我一开始还注意听批判词，后来发现所有的地方是千篇一律的印发内容。发言的群众只是照本宣科就是了。 习惯之后，我每次登场就只注意陪斗有多少人了。陪斗的人越多，我等的时间就越长，就越累，因为我总是最后一个被批判。保持低头弯腰的姿势是很难的。 在吉祥剧院挨斗不止两三次。有一次居然安排六十多人"陪"我，在台下满满站了三大排。那次我真是累坏了。 我的同案是美术学院的学生，因此，美术学院是一定要去的。那次中央美院组织了很多人发言批判他，结果是我这个陪斗的人头前的地板湿了一大片，都是汗。那可是冬天呢。 在东城区有那么几场陪我挨斗的只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分别站在台角上。我心中称他们为童男童女。后来我认识了那个男的，成为很好的朋友。他就是章立凡。 第二个是朝阳区，我只记得去北京挑补绣花厂给田树云和孙秀珍陪斗。两个人我都认识。认识孙秀珍是在学习班，认识田树云是从学习班又回到监号以后。巧的是，我后来又成了田树云夫人的同事。再后来，我自己做公司时租用的写字楼原址就是挑补绣花厂。有时世界就这么小。 海淀区是我就读的北京市外国语学校所在。我回学校挨斗时没有人陪斗。进场前，退场后，我都极力想看见我同班的同学。可惜，一个也没有看到。他们现在都在哪里呢？我去得最远的是石景山区。那几天天天挂着牌子站在卡车上，经过市区。在路上看见人们冒着大雪在漠然地拆城墙上的砖，心里估计他们是用这些古砖去砌防空洞，觉得真可惜。 去石景山的一组三人有薛新平，我们学习班的同学。还有一个敦厚的老者，我不认识。第一天到了石景山分局，看见火炉，薛新平说：真冷呀。我说：你能觉得冷，证明你还活着，享受吧！这时角落里忽然传出：好样的，小伙子，有种！ 我扭头一看，说话这正是那位老者。 我问他是谁，他说他叫周存厚。我说：哦，你就是那个躲在夹层墙里十几年的土匪呀？！他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夹壁墙里能活吗？江青一九六六年八一八后表扬北京红卫兵小将抄家的伟大成绩时提到过这个人，说他们功不可没，挖出了藏在夹层墙中十几年的大土匪。我那时对文化大革命还深信不疑呢，但对一个人能生活在夹层墙中十几年也是不太相信的。 就这样，我被批斗了整整六十场。带镣的脚腕每天都淌着血，两个手背都被手铐的关节磨出了溃疡，至今还留着疤痕。 群众讨论和批斗完毕，我从３５筒被转移到死刑筒。不像是苏联人建的ｋ字楼，除了功能，毫无美感。我原来从外面看过这个有一点建筑装饰的清末民初的建筑，感觉它是一个古朴的两层楼。这次进去一看，才知道这个死刑筒仅仅是一层。一边十间单人牢房，中间有一道隔墙。牢房门有三层，向外开的铁栅栏门上镶着一层粗钢丝网，厚厚的实木门向里开。三层门下有一个带小门的洞，是送水送饭用的。 室内的暖气被吊在高高的墙上。暖气上面是一个小窗，更高。从窗户可以看见外面斜着一支杨树杈，树杈上孕育着鼓鼓的叶苞。 怪不得呢，里面的一层在外面看就是二层楼。因为窗户高呀。 警卫有两种。一种是在天花板上面巡逻的，他们通过扣在天花板上的灯网观察我们。另一种是在走廊巡逻的，他们上班就换布鞋，悄悄地通过镶在门上的单面小镜子监督我们。 这种监督严格到什么程度？！ 任何脚镣的响声，都会招来看守。如果我表现得有些异样，比如痛苦。一会儿就会有医生来给我看病，不用报告。我看不到外面，但能觉得就像纽伦堡的战犯法庭监狱，每个牢房外面都站着一个戴着白色大铁帽子的美国宪兵。 房间的水泥坐式马桶在墙角，那里有一个里大外小，像射击孔一样的方形观察窗。无论什么时候去方便，只要站着，就没有人理你。但你只要坐下，身边大门的底窗就会打开，有人送上手纸。方便完起身，水会自动冲下。如果有剩手纸，一定会有手伸进来向你取走。不用语言，不用命令和吩咐。 我是习惯性便秘，在那完全不允许活动的牢房里，便秘就更厉害了。无论我一天去坐多少次马桶，程序都是如此。而且对方绝对耐心地伺候着，不呵斥，不抱怨，不阻止。我看过一些旧书，知道死刑犯一定得被处死。如果被判死刑的人在等待执行期间突然死亡，狱卒是有绝对责任的。进来的第一天，还没容我定下神来，就听见一个声音跟看守说：上一次批斗我参加了，但没有枪毙我，说有重大问题要问我……但到现在也没有人理我……现在又来了一批……什么时候找我呀…… 有一天晚上，有一个人娓娓地说他要献药方，可以包治百病，普济众生…… 更多的是一个人专门和看守捣乱，一会儿要求放风，一会儿要报纸看……从他的说法我觉得这是一个滚头筋一样的人，什么都不怕。可以听得见有时看守摘了他的下巴，有时给他倒了背铐，让他吃饭如狗啃，几天无法擦大便，甚至摘过他肩膀的臼，但他还闹下去。 生命的欲望可以用各种办法表现，但没有一个人求饶。后来才知道，那第一个声音就是遇罗克。总和看守捣乱的据说就是马捷生。这是这几个月中唯一用正面冲突表现自己不服意志的人。 除了这些个别的声音，平时牢房里安静得像大海一样，真是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到。 到那时，我的法律状态仍然是"群众送进来的"，入狱已经一年半了，没有拘留手续，没有逮捕手续，没有判决书，但已经在等待死刑。这离不久前被告之将被释放，才三个多月的时间。 怎么等待呢？我知道，哭也没用，笑也没用；求也没用，不求也没用；愁也没用，苦也没用……总之，一切都没用了。因此我也不想这些事了。监号中正好有三本《毛选》，一至三卷，于是每天看一卷，最后真是"倒背如流"了；剩下的时间就背古诗古文，一首一首地回忆，一篇一篇地拼凑；还背过课本，从"一：开学，开学了"开始，逐篇地想下去。 死刑监号绝对不许出任何声响，但我可以在心中唱！先从小唱到大，再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想，我会唱哪些歌？ 我最后的判决书里有唱外国"反动"歌曲一项罪名，居然。这可能是中国空前绝后的判决呢，可以证明我是多么喜欢音乐了！ 还有，就是反思，反思自己做过的缺德事。我那时就暗下决心：如果能活，绝不再做自己事后会脸红的事。 窗外是几月几号？我几乎不关心了。一天，从第一间监号开始，铁门哗啦哗啦地响起来。在安静的死刑筒中这可是很少有的事。我是第四间，一会儿就轮到了我。小小的监号中忽然进来五六个陌生人，每个人都拿着一个夹子，询问我的姓名、年龄到案情……这些每次审讯开始都要问的问题。我机械地一一作答，心里想，原来这就叫验明正身呀。 第二天天不亮，我们就被轰了起来。这天没有发洗脸和刷牙的水。被子还没有来得及叠，门底下已经送进来了两个冷窝头和一小块罗卜咸菜。都说临刑前给一顿好吃的，原来也是小说。这顿饭比平时的热窝头和热菜汤还要差。 我来不及考虑这些了，因为身上还有一件比较新的毛衣，我舍不得一会儿它被子弹穿一个眼。我悄悄地褪下了手铐，脱下毛衣，叠好，放在枕头上。又带上手铐，坐在炕箱上，等着他们来提我了。 其实我早发现我的手铐有点大，找到一个角度就可以褪下来。我每天晚上都会在被子里褪下来，舒服一会儿。但睡着前我会带上，以防万一手露出被子被看守发现。 天刚亮，外面传来了车队的轰鸣。我想起了去年九月看到的行刑车队，想起了那些年轻的战士们，崭新的军装，白手套和斜挎的冲锋枪……"他们是改造好的"。 一个门被打开，听得见脚镣的声音从匀速变成越来越快，越来越远……一会儿，哗啦一声，我知道那人是在小夹道中被放倒了。这边第二个门被打开…… 一切都是规律的，从容不迫的，就像我在看着那个空空的死刑小夹道。 意外发生了。第三个人出去后，他们并没有开我的门，而开了第五扇门…… 我站在那里，听着，直到整个死刑筒又回归死一样的寂静。 一会儿，一个军人看守乐呵呵地走了进来，问："你刚才在闹什么事？""我没有闹呀！""你还不老实，我都看见了。""我真没闹。""出来吧，给你换个铐儿。" 我还能说什么？ 毫无心理准备的是，他没有斥责我，也没有揍我，始终乐呵呵的。换完铐子，这事也就过去了。 下午居然提审我。我趟着镣，呼吸着有些湿润的空气，走到死刑筒的院子里。太阳真耀眼呀。小院中堆放着刚刚清理出来的行李，一卷一卷的，上面用纸条写着人名，真像一堆棺材码放在一起。 提审的内容非常简单，就是问我怎么想。我说我很理解，要和苏修（那时兴称苏联为苏修）打仗了，为唤起人民的斗志，杀人祭旗是必要的，这种做法古来有之。我年龄太小，没有来得及为国家做过任何贡献，这次如果能起到激励人民斗志的作用，冤枉死也值了。 我的态度他们很熟悉，我一直认为自己无罪。在被批斗期间，每天晚上回到监号，脚腕的伤口都要上紫药水。上完药，棉花棒是要收回的。有一天看守忘了收回，我就用紫药水棉花棒在一块布上写了没有罪和想念亲人的"遗书"，塞到了被子中。后来抄号（狱中不定期的搜查）时这封"遗书"被翻了出来，存到了我的审讯档案中。 审讯员没有为难我，只是让我好好想想，还有什么没有交代的罪行，党的政策大门还是敞开着的，让我争取宽大处理。 为那封遗书，几个看守们的领导专门审讯我，追问是谁给的棉花棒。我坚持说忘了。我怎么能忘呢？我给他起的外号叫吴胖子，是个少数被留用的老公安。我们挨斗的那些天，无论多晚回来，他都会烤窝头片给我们吃。他有情，我不能无义啊！ 一批新的死刑犯马上进来了。死刑筒的生活又那样单调而安静地开始了。我想起了遇罗克当初的话，也许我是下一批？ 四月十七号，我又经历了一次验明正身。四月十八号，我又经历了一次凌晨的死刑的等待。但我又被空过去了。 那枝斜挂在窗外的杨树杈吐芽了，长穗了，有了嫩绿的叶子。 棉衣已经穿不住的时候，我被调到了ｋ字楼的大号中。一百多天的死刑筒经历终于结束了。但我不敢相信这就是最终结果，因为这是文化大革命，任何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 关于这次死刑，还有一些事情需要补充。 从时间上看，六九年十月的这次北京犯人大转移，与林彪的一号通令有直接关系。在有关文革的研究中，似乎一号通令只是涉及到了高干的转移，鲜有注意北京犯人大转移的。 七零年春天的"一打三反"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屠杀。据说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乘直升机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视察，督促加大死刑的力度，增加死刑的人数。这一段历史值得研究。 三月五号北京死刑人数据说是４２个。二月十一日公布的讨论死刑名单上涉及４７个案件６０余人。在这个名单上我认识的人有： ⒈田树云、孙秀珍：以他们的职务和社会地位，不可能接触到"大量重要情报"，也不可能有胆量和必要索要手枪、照相机和特务活动经费。据田树云说，他们投递到某些社会主义国家驻华使馆汽车里的仅仅是社会上公开卖的红卫兵报和首长讲话之类。司机都是中国人。可见他们之幼稚。这是一个典型的"逼供信"的案件。 我出狱后恰巧与田树云的夫人一个单位。我本想与她聊聊田树云，但每次她都很冷淡地回避了。 对田树云和孙秀珍来说，同年同月同日死，也许是最好的归宿了吧？ ⒉傅晓平：我们曾同监号的时间不短。我向他学针灸、日文。这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很谨慎。他的案情我完全不了解。 他有一个同案犯，小孩子，叫王亨利，与我们在学习班一块"学习"。他的名字没有进入这个名单。幸哉！ ⒊段鼎：他肯定没有死，现在在澳大利亚。我和段铎曾同监号。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文革结束后一直在旅游部门工作。 ⒋薛新平：也活了下来。我曾经联系上他，但他似乎不太愿意接触这段历史和狱友。恐怕和他曾经在国际关系学院学习有关。 同一时间，但不知道哪批被枪毙的认识人还有王涛和索家林。他们六七个人是习武孩子，看了电影《独立大队》后按电影中的台词说过要"天地人三不管"的话，文革中被说成了反共救国军（这也是当时舞台上的词），还有司令、参谋长之类的官。就这样，他们俩被枪毙了。活下来的人中有的在我的工厂里工作过。其中有一个人神经病了。估计是他将一群孩子的游戏说成的反共救国军，官称也是他说的。小时候的同伴屈死了，他良心的压力总会有的。 我回大号后，恰巧与刚抓进来的遇罗克手下的一个陈姓"干将"同号。他说讨论遇罗克死刑时，要求他们必须参加，交代问题。二月那次遇罗克没有执行，又召集他们说遇罗克有重要交待，所以没有死，让他们抓紧机会坦白。随后他就被抓了进来。我问他是否与遇罗克交待有关。他说他也不知道，他也不信。 我觉得有人死，有人不死，有人不死之后又死，与当时当权者的谋略有关。而内幕是什么？远没有真相大白呢。 为什么我没有被枪毙？许多人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周恩来出手相救。以我们家和周恩来的关系，这是自然而然的逻辑。 但我父母事后说，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周恩来。文革后，邓颖超见过我父母多次，也没有讲过有此事。有人这些年来一直在文章中说是周恩来出面干涉的，所以他和我得救了。这是一厢情愿，想借此抬高自己的说法。 最近还有文章说："后来"老七"的叔公王鹤寿（曾当选为中央委员、中纪委常务书记、第二书记。参加领导审查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案件，及平反刘少奇、瞿秋白、潘汉年等重大冤假错案的工作。十三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说，其实我们的枪毙决议已经通过了两次，幸亏周恩来说要留下活口，才没有枪毙。所以，我总怀疑我做那些噩梦时，中央正在开会决议。" 我不知道他说的"老七"是不是我，但王鹤寿是我的三姥爷。我不知道我三姥爷什么时候认识的这个作者，在什么场合和作者说的这番话。我三姥爷六七年即由于鞍山事件早于我成为死不改悔黑帮走资派分子，当时街上有毛泽东亲批的"很好，照办"大布告为证。我还给他往监禁处送过东西。他平反也比我晚。他从辽宁朝阳地区监禁地被放回北京时，是我去车站接的。他不可能参加七零年的中央会议，也不可能说得出这样的"内幕"。 我多么希望这位作者写的是真的，因为我也想攀这个高。能两次被中央讨论，又两次被周恩来亲自救下，多荣耀！可惜在文革中我们都太渺小了。 我之所以长期不相信"贵人相救"说，是因为通过我的观察，逃过那次"死刑运动"的绝不是我和我的同案两个人。除非周恩来都认识他们。这次王锐先生发现的文件，也表明订名单时，事先对枪毙谁不枪毙谁就已经有所区别了。 我确实曾经寄希望于周总理。因为那时熟悉我们家的中央领导中，只有他在位了。 我出死刑筒后不久被送回河北省饶阳县看守所。但我申诉的愿望一直没有停息过。七三年，经过周密的考量，我写信给家里和给周总理，力陈自己被冤枉的过程和根据。当地"犯人"换季的衣服是允许家属取回拆洗的。这厚厚的信被缝在一个当地"犯人"的棉袄中被其家属取走。我松了一口气，静等事态变化。 两个多月后的一天，我被叫出监号。刚出院门，就被绊倒，带上铐子，暴揍！我以为又是死刑前的准备。但没有想到随后被叫进审讯室。审讯室里有三个北京来的人，先让我签逮捕证。我拒绝了，原因是没有任何手续，我已经被关押了六年，这个证签不签没有意义。他们让我回座位，马上又命令我起立，宣布判刑１３年。 事情比传奇还传奇。我托的"犯人"是一个小学教员，当地的知识分子。他老婆大字不识一个，因此没有共同语言。他喜欢上另外一个女教师，从眉来眼去发展到暗递情书。她老婆有心眼，暗中偷藏了他们的情书并交给的生产队（当时最基层的政权组织）。人证物证皆在，他作为坏分子被关进了看守所。这次他老婆拆洗衣服，又发现信。她理所当然地判断这是他流氓丈夫写给情人的！于是这些信从生产队逐级上交，一直到北京。 北京市公安局为打击我的气焰，决定从重判刑。 我连累了我的同案，深感歉意。因为如果我老老实实地耐心等下去，未必会是这个下场。 出狱后，我找到那个帮助我传信的"犯人"。十几年来他一直在我的公司做看门的工作，一直到现在。 判刑后，我在衡水劳改队服刑。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狱中只有我们中队没有按惯例发报纸。三日，我正躺在炕上休息，一个"大"犯人撞了一下我的脚，扔给我一份十月一号的报纸。我看见我父亲出席国庆招待会的消息。又过了几天，能接触到狱领导的几个大犯人都传言：北京来人了解我情况，要带我回去释放。 几天后这个传言便没有下文了。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日，总理逝世。那天正好是我在衡水劳改队被单独关押，准备转监。听到哀乐声，我觉得我完了，国家也完了。 以下两年是国内政治斗争最剧烈的两年。我知道"四人帮"垮台的消息时，端着饭碗，打颤的牙磕着碗沿，怎么也吃不进东西。我母亲作为十一大党代会代表在主席台中间就座的大幅照片给我带来平反的希望。不久，北京来了三个人找我谈话，要求我认罪。开出的条件是：只要认罪就减余刑释放，马上跟他们回北京。我考虑了一下，拒绝了。事后我才知道是当时的文化部要北京市公安局放人。 跟我谈话后，北京市公安局发函给文化部称：周七月自一九六八年改造至今，已近十年，该犯拒不认罪，改造收效甚微。不认罪成为不放我的理由。 又过了一年，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我被释放了。据保存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电话记录，那时还没有任何职衔的邓小平向北京市委书记吴德直接要人。他明白地说，如果你们认为他有罪，先放出来再审。为此，北京市有些干部在学习邓小平的"四个坚持"时还专门提到"邓小平说四个坚持，为什么还要求释放反革命分子周七月！"并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刊登。 从中不难看到邓小平当时的地位并不巩固，吴德他们对邓小平是不服的。我是否能最终得到平反，也不是没有变数。 释放之后就是密集地过堂，我几乎天天去正义路的中级法院。我发现法庭很不客气，继续拿当时还在狱中的同案的口供打压我，逼我认罪。我不得已，只得写信给陈云，说我和我的同案是同一个案子，同一天，同一个判决书判的刑，为什么这次只放我，不放他？请求立即释放他。当时我父亲的一个老战友是陈云的大秘书，文化部的常务副部长也是陈云系统的人，信顺利地转了上去，顺利地批了下来。十二月三十日，同案被释放了。我也松了一口气。 我马上约见他，商量法庭的事。我抱怨他这么聪明一个人，怎么会看不到形势，一味招供呢？他说他确实没有认清形势，并给我道了歉。他那时还记得，在学习班时我也曾经抱怨他不该招供那么许多，那时他就道过歉。他说他还是软弱，所以又犯了同样的错误。他说他这次出来之前，公安找他谈话，要他以后继续合作，他答应了。我说你千万不能这样呀。他长叹一口气，说：没有办法了。 我们两个人最后的裁定书是七八年五月下来的，无罪！十年的青春就这样被消逝了。 我曾经根据当时普遍的平反原则，要求销毁所有的材料。法院解释说，当初肯定是冤案，现在又给你平反了。其中的原因很复杂，现在也不是没有争议。保留这些材料是对你最负责的做法，有了正反两方面的材料，将来谁再想翻你这个案也是翻不了的。 我接受了这个解释。 十年的亲身经历告诉我，虽然大环境险恶，但还是好人多！ 生活是多么美好！ 周七月，民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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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文革”初安东将军之死及其风波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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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安东将军之死及其风波 Oct 17th 2013, 19:14, by 明鏡雜誌 　　1966年5月下旬，正当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运动风云初起之际，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并一直主持国防科委常务工作的安东将军，突然"非正常死亡"。 　　安东之死，当即在中央高层引起某些震动。首先，安东是"文革"开始以来，中国军方第一个死于"非正常原因"的高级将领。而且其真实死因，一直显得扑朔迷离。在"文革"那种非常时期，"安东之死"，很快成了一个特殊政治事件，所引起的风波，数年未息。 　　将军清晨突发意外 　　1966年5月21日清晨，北京下起了小雨。这是那年夏天，首都北京难得的涼爽天气。 　　8时许，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办公室里，突然铃声大作。平时清晨这个时候，难得有电话打进来。一般下属，以及国防科委众多机构与单位负责人，知道聂帅作息时间。也知道聂帅这一阵都在参加中央重要会议，无暇他顾。 　　值班秘书赶忙接听电话。没料到，拿起话筒一听，里面却是个未脱稚气的女孩子焦急的声音： 　　"叔叔，我爸爸突然发病，快不行了，你赶快来！" 　　值班秘书一愣神，立即听出，这是住在隔壁的国防科委常务副主任安东将军家，安东的小女儿打来的电话。因为这位值班秘书，此前曾经就做过安东将军的机要秘书。对安东一家老少，他都熟悉得很。 　　其时，安东的家与聂帅的住处，仅是一墙之隔。安东既是聂帅的老部下，而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聂帅，又直接分管国防科委。由此，聂安两家，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平时生活上，都常有往来。 　　放下电话，聂帅这位秘书，急匆匆赶过安东那边，试图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一进安东将军的办公室，所见到的情景却让他惊呆了。 　　据这位秘书后来对聂帅，以及中央专案调查组调查人员，反复讲述的所亲眼目睹的现场情景： 　　当时，办公室里，安东将军单腿跪在地板上，一只手勉强扶着办公桌，另一只手里还握着电话，半瘫倒在那里。该秘书走过去一看，发现安东将军脸色惨白，嘴唇乌紫，整个人已昏迷过去。 　　见此情形，很像是突发心脏病的症状。 　　救人要紧。聂帅这位秘书顾不得多想，就和安东女儿一起（当时现场仅有他两人），手忙脚乱地将安东抱起来，小心放到旁边的一张藤椅上躺下。 　　然后，该秘书又立即用电话，与北京医院专门为高干服务的"危重病人抢救组"联系，请他们赶快派医生过来急救。 　　安排好这些事，这位秘书才几步跑回聂帅住所，向聂帅作紧急报告。 　　5月21日这天，按原计划，打算按时赴人民大会堂开会。 　　这时，聂帅已吃完早餐，正在漱口，准备稍事休息即出门。没料却听到秘书关于安东病危的报告，聂帅当即也愣住了。 　　安东是聂帅的得力部下和助手，从中共建国初期在总参谋部开始，跟随聂帅多年，彼此相知甚深。听了秘书的报告，联系到前不久安东发现心脏病的事，聂帅最初也认为，安东可能是心脏病突然发作。 　　又听说已通知北京医院派医生来，聂帅连忙对秘书，和身边照顾他起居的一名男护士吩咐说： 　　"你们不要管我了，去照顾安东要紧。赶快把这里的氧气筒先拿去抢救。切记，在医生没到之前，不得离开，也不得停用氧气。" 　　聂帅秘书与那名男护士立即拿着氧气筒赶去，一面给安东输氧救治，一面焦急等着医生到来。其间，安东一直昏迷不醒，病情继续恶化。 　　急救电话打出去大约20分钟后，北京医院抢救组的有关专家匆匆赶来，并展开紧急救治。其主要的抢救措施：一面注射强心针，一面采用人工呼吸（后来在中央决定设立专案组，就安东死因展开专案调查时，北京医院这几名到过现场的专家，也受到反复盘问和调査）。 　　然而，当时安东的情况很严重，呼吸很差，心跳也逐渐微弱下来。半个钟头后，其呼吸，心跳竟然全部停止，且瞳孔散大，呈现死亡征象。 　　到9时40分，负责抢救的医生只得正式宣布抢救无效，安东将军已溘然去世。时年仅48岁。正是最年冨力强的年龄。 　　此时已是"多事之秋" 　　这段时间，中国正处于"文革"大动乱前夜的特殊时期，中央高层政局，呈现出一种复杂多变，气氛紧张的态势。 　　奉毛泽东指示，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从5月4日起在北京召开。专门解决所谓"彭罗陆杨"问题，并就开展"文化大革命"等相关问题， 作一系列决定和部署。其中最重要的是，此次会议对所谓彭，罗，陆，杨问题的揭发批判，以及关于"文革"运动的一系列决定。5月16日通过了《五·一六通 知》的同时，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4月30日《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决定》。5月18日，林彪发表了著名的"5.18讲话"。19日和20日，彭真，陆 定一分別作了检查。之后，彭罗陆杨四人被撤职停职。 　　此时的聂荣瑧元帅，本想远离这种复杂多变，令人望而生畏也望而生厌的高层政治。他一直呆在上海，一方面是检查几个军亊科研所的工作，另一方面，也顺便 在医疗条件不错的上海华东医院，检查已患多年的心脏病。在沪期间，却突然接中央办公厅通知，让其返京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聂帅想以身体为由，暂缓返京赴 会，却没获批准。 　　聂帅只好临时中断视察，及拟议中的身体检查，于5月7日提前回京。返京后，还是休息了两天，于5月10日起开始，连续出席火药味很重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期间，望着被批判揭发的彭真，聂帅不禁思绪万千，感慨难言，背上冒出一点冷汗。他也不免有点暗自庆幸，大约10年前，自己当初的决定"正确无比"，没有选择去当坐镇京都的北京市市长。否则，眼下坐在那里接受批判揭发的，就可能是自己，而不是彭真。 　　原来，自1953年在代理总参谋长任上晕倒离职，休养治疗三年后，1956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囯务院常务副总理的邓小平，代表中央找他谈话。 　　邓小平在询问了聂帅的健康情况后，说，对聂的工作安排，中央设想了三个方案，由聂帅自己选择：一是决定陈毅专搞外交，陈分管的科技那块由聂来抓。二是 彭真工作太忙，中央想让彭真免兼北京市市长，北京市长一职，由聂帅接任。三是让聂帅继续主管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聂帅当即表态，他不想当北京市长，而是愿 搞科技（见《聂荣臻回忆录》下册）。 　　从邓小平这次找聂帅谈话，所透露的信息来看，早在1950年代中期，中央（主要是毛泽东）就有过将彭真在北京的权力予以限制或分权，以缩小或削弱其势 力的想法和考虑。主要是不想让彭真势力在北京日渐坐大。可惜由于当时聂荣臻不肯接招。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一直到文革前，彭真的北京市委书记兼北京市长这种 地位，没有变化。也才形成了毛泽东所说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格局。 　　当年毛泽东或中共中央，之所以打算选聂帅来接替彭真出任北京市长，一是因为，中共接管北京政权之初的1948年起，聂荣臻就出任过当时首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以及第一任北京市代市长。其次，聂荣臻不是当时北方局或华北山头的人。 　　但聂帅深知"天子脚下"的京都市长不好当，他也不愿太深地卷入，其时已经初露端倪的政坛之争，所以他选择了相对冷门的分管科学技术工作。 　　5月21日这天，按原计划，聂帅本来打算按时赴人民大会堂开会。聂帅得到安东病逝的消息，既觉突然，又哀痛无比。不过，政治局扩大会议又不容耽误，此时己是"非常时期"。10时左右，他仍强抑悲情，准时赶赴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 　　共和国最年轻的将军之一 　　安东，原名安振成，1918年出生于四川阆中。此系三国时期，蜀中名将张飞的故里。 　　安东1955年被授与少将军衔时，年仅37岁，是当时中国大陆，为数不多的年仅30多岁的年轻将军之一。 　　安东1932年（14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15岁）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因脑子灵活，聪明能干，又小有文化，曾任红四方面军师政治部秘书。1935年参加长征，1936年入党。 　　在长期的战争生涯中，安东历任中共中央军委作战部第一处副处长，冀热辽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东北分部执行处处长兼情报处长。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参谋处长，四野43军129师参谋长等职。 　　共和国成立后，安东担任中央军委情报部第3局第一副局长。 　　其后，聂荣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部总参谋部代总参谋长，因赏识安东的才干，将其调任来总参谋部，作了总参谋部办公室主任。 　　此时的安东，还同时兼任中央军委办公厅机要秘书处处长。 　　据聂帅的老秘书刘振杰回忆："那时，在总参谋部这头，聂荣臻实际上有4个秘书，唐永健是军委办公厅副主任，是聂荣臻的主要秘书，从晋察冀时代就跟着他了，长期担任华北野战军作战处处长。另外3个秘书是王甲义、刘振杰、柳鸣，都是年轻人。" 　　刘振杰还说："后来聂荣臻办公室还是觉得人手紧张，就把安东调来担任参谋部办公室主任。" 　　应当说，安东是个很称职的办公室主任。不仅是因为他文化水平高，思维敏捷，而且头脑清楚，办事细致。不管有多忙，每样事情，总是井井有条，处置得当。同他共过事或打过交道的人，都十分欣赏安东这种杰出的办事能力。 　　聂帅深为赏识的得力助手 　　当时，身为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总是每天早晨8点钟准时来到位于中南海居仁堂的总参谋部。聂总办公室在东侧，作战室在西侧，中间是会议室。一进门，他 总是先直奔西边的作战室，首先听取值班参谋报告，一般性的电报、战报、文件、电话记录都是当场处理。然后，他才来到东侧自己单独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安东已提前半小时，将必须在当天处理的各种文件、电报等整理好，并分门别类地放在聂总案头，等待聂总处置。聂荣荣臻开始办公时，安东就退 出，回自己办公室处理其他各类大小事务。聂总随时有事，总是按电铃叫他，安东闻声即来。聂总需要办什么事，习惯将要处理的问题写在一张纸条上交给安东，通 常是一张纸条记一件事。安东按字条办理，简便利落，效率很高。安东这种办事水平和效能，深为聂帅所赏识。 　　在安东已去世20来年的80年代，聂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当年在总参谋部的工作经历时，仍颇有感触，满带缅怀之情地谈起安东的这种能力： 　　总参工作的核心部门是作战部，他们昼夜值班。早晨我首先来到作战室，把 前方的战事情况了解清楚，把各方面的作战文电、各种情况在作战室看完。然后安东同志和办公室其他同志把当天要处理的事情一一向我报告。安东同志当时是总参 谋部办公室主任，他头脑清楚，需要处理的问题都安排得有条不紊。接着，我就召开联席会议。…………工作虽然很紧张，但颇有条理。（《聂荣臻回忆录》下册， 第713页） 　　朝鲜战争爆发后，总参谋部的工作非常紧张，作为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工作量极大，他自己说，在此期间，"是我一生最繁忙的时期"。终于，1952年9月的一天，他突然晕倒在办公室里。 　　经检查，聂荣臻心脏及血管、神经方面都有问题，需要彻底治疗。经中央批准，聂荣臻于1953年初暂时离职治疗休养，总参的工作由粟裕接替。 　　聂帅离开总参后，推荐安东出任总参装备计划部副部长。1955年授衔时，安东授少将军衔，成为共和国年轻将军之一。 　　以后，聂帅分管国防科研工作，安东再次成了聂帅的得力助手。 　　1956年4月，为发展"两弹一星"，中央批准成立负责导弹航空科研的领导机构"国家航空委员会"，由聂帅兼主任。聂帅就将安东调过来，让安东出任"航委会"委员兼秘书长，实际主持"航委会"日常工作。 　　1958年，经中央批准，又将"航委会"与国防部五部合并，正式成立国防科委。中央任命聂帅任国防科委主任，主持全面工作。能干且懂行的安东将军，被赋与重责，出任国防科委秘书长。 　　"文革"前，安东已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并且，是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任。在囯防科委领导班子中，安东的实际地位，仅次于聂帅。安东将军生前，对发 展中国大陆国防科研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可以说，中国大陆涉及国防建设及现代化的一切机密（包括众所周知的"两弹一星"），安东无不参与其中并为之付出 巨大心血。安东此时的军阶虽仍是仅少将，但对中囯国防建设的实际作用和地位，比许多中将，上将，重要得多。 　　正因为如此，也为日后将"安东之死"政治化、复杂化，埋下了祸根。 　　死亡原因成"政治问题" 　　5月21日，安东将军去逝当天，聂帅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回到住处，对当前时局发展的忧虑，和对安东猝逝的伤感交织在一起，让他感受到心情极为郁闷。 　　据其秘书回忆，5月21日那天晚间，在坚持每天的例行散步时，聂帅边走还边对身边的人感叹： 　　"安东年纪轻轻，又喜欢体育运动，既会打乒乓球、网球，又爱滑冰、游泳、经常锻炼身体，健康状况一直挺好。不久前说是有心脏病，所以我让他到杭州来，跟我住一起，休息了10多天。前几天，他还几次来陪我散步，好好地，怎么这样突然就去世了，真是可惜！" 　　周围的人听了，也无不感慨叹息。然而，当天晚上，情况突变。 　　大约晚上11时许，聂帅正在院子里遵医嘱作睡前散步。此时，负责安东将军治丧活动的总参谋部管理局，派副局长姜严俊来到聂帅住所。 　　姜严俊副局长奉命向聂帅报告说，北京医院关于安东的尸检报告，已经作出。该尸检报告的结论是：安东并非死于心脏病，而是因其服用了大剂量的安眠镇静药"眠尔通"，导致中枢神经麻痹而死亡。 　　而且，据医院专家检查，安东将军仅有轻度心脏病，不致猝死。 　　聂帅听罢，大吃一惊。他似乎不相信这个结论，站住脚，连连向姜严俊副局长问了几次： 　　"这尸检报告是否正确？" 　　姜严俊均予以肯定地回答。 　　对此，聂帅沉默了。他没有再说话，只有闷头散步。姜严俊看聂帅心情不好，赶紧告辞。其他人也不敢作声。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那晚上，聂帅个人一直闷闷地在院子里来回走着，比平时多走了10来分钟。 　　第二天早饭后，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将军，给聂帅送来关于安东死亡的正式的尸检书面报告。聂帅锁起眉头，从头到尾仔细阅过，证实了昨晚姜严俊所说的结论。 　　阅毕，他又将这份尸检报告再看了一遍，陷入沉思。好一阵，聂帅才恢复平静，当面对罗舜初将军，认真交待安东治丧活动的有关安排，以及应注意的事项。 　　这天，聂帅心情更加不好。为此，还破例推迟了两个小时，才去人大会堂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事实证明，聂帅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其时，正处于"文革"风云初起的非常时期，安东逝世3天前的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那个著名 "5·18"长篇讲话，大讲古今中外的"政变经"，杀气腾腾地说中国有人要搞"政变"。由此，中央高层气氛骤然紧张，许多领导感到人人自危。在这样一种政 治背景下，一个有着大军区首长高级军方职务，又掌握着我国国防尖端机密情报的负责干部，突然非"正常死亡"，当即引起中央及中央军委领导层的重视。 　　中央有关领导对此研究后作出决定：安东丧事活动照常进行，内部则展开调查，弄清安东"非正常死亡"的真实原因。 　　不过，据知情者后来透露，当时调查的主要方向，是查清安东将军之死，存不存在"他杀"（即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或情报机构暗害）的可能。 　　康生插手列为"绝密"专案 　　7天后的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的通知，正式成立"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这个"中央文革小组"，以后实际上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成了权势极大的特殊机构。 　　众所周知，康生是一个靠整人起家，以搞专案整人为乐事的"专家"，40年代在延安整风时期"抢救运动"，整了一大批人。60年代又先后炮制"刘志丹小说专案"、"杨献珍专案"等，迫害一批党的领导干部。 　　窃据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大权，康生为显示自已作为党内"情报专家"的本亊和资格，首先就拿安东死亡事件做文章。 　　正当有关方面在对安东死因进行调查，暂时未有结论之际，有一次，在有周恩来等中央高层出席的中央会议上，康生突然发难，提出"安东是不是有国际背景"这样有点耸人听闻的问题。 　　康生所谓的"国际背景"，意指（甚至怀疑）安东将军在任期间，是不是同苏联方面有某种可疑的联系？当时，中苏交恶已久，党与党，国与国之间，关系极度恶化。任何人、任何事，只要与"苏联"沾上边，即可能遭怀疑，甚至展开特別调查，惹祸上身。 　　而安东主持国防科委常务工作，1960年苏联专家撤出以前，自然同苏联方面的一些部门机构和人员，有各种各样的交道。康生抓住这一点想做文章，其用心非常险恶。 　　这次会议下来，康生又专门找到聂帅珞谈话，说安东"非正常死亡"问题，是个很严重的"特殊事件"。还一口咬定，其间"可能有很复杂的政治背景"，要列 为"绝密专案"，展开调査。并说，中央已决定此案的调查，改由公安部有共关部门负责侦办。康生还以中央领导层的身份和口气，要国防科委对公安部专案调查， "积极配合"。 　　在那时，不管什么样的人和事，只要一列为"专案"，即表明政治上有问题，而且性质严重，在"左"思想倾向指导下，没有问题也可能弄出问题来。康生打着"中央"的旗号，将安东死亡事件，列为"专案"。聂帅对此不无忧虑。 　　对于安东这位十几岁就投身革命的老红军，几十年出入生死，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以及为发展国防科研的贡献，聂帅是深有了解，且十分信任。对这样一位富有 才干和献身精神的重要将领，竟然成了公安部侦查的"特殊专案"的怀疑对象，这点让聂帅及中央军委和国防科委的许多人，都惑然不解。 　　不过，"专案"既然是中央定的，聂帅及其他领导也不便多说，只好静等调查结果。聂帅等多数了解安东的人，相信总有一天事情会水落石出，证明安东的清白。 　　造反派突然大字报发难 　　然而，没等公安部和国防科委的联合专案组调查，弄出个结果，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在国防科委内部，就围绕"安东死亡之迷"掀起了一场大的风波。其锋芒所及，最后竟牵到聂帅头上。 　　进入1966年8月，中国"文革"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8月5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提出党内的 "资产阶级司令部"问题，予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接着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改组，林彪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陈伯达、康生等 "文革小组"大员，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整个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受这种"文革"思潮影响，8月23日，国防科委一些人，带头造反，用大字报形式，将本身属于内部机密的"安东非正常死亡问题"捅出来，公之于众。 　　这份张贴于国防科委大楼的大字报，以典型的"文革"造反派语言，无端指责安东之死，是"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自杀行为"。大字报作者进而发挥，诬指安 东为革命的"叛徒"。同时，该大字报还扬言，要以这个亊件为"突破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大无畏的造反精神"，揭开所谓"国防科委的阶级 斗争盖子"云云。 　　这张大字报一贴出，犹如一枚重磅炸弹，顿时在国防科委机关内部引起轩然大波。 　　一些人对此持激烈反对态度，认为安东之死，尚属党内机密。况且，中央关于安东死亡问题的指示精神，也要求保密。大家就更不应该就此随便贴大字报。于是，反对者当晚趁夜深人静，将此大字报揭下并立即销毁。 　　国防科委机关內部，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为此展开激烈辩论。 　　贴大字报的那些造反派及其支持者认为，贴大字报是"四大"，是毛主席，党中央给予的权利，对方撕毁大字报，是反对"四大"。也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反动行为"。 　　而揭撕大字报的那派群众则认为，这是保护国家机密的"革命行动"。同时，指责对方有意将这些"作为党和国家机密"的事情捅出来，公之于众。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应当批判。 　　两派为此争议不休、互不相让。以这一事件为起因，也是国防科委机关内部干部群众，后来分裂成观点严重对立两大派的导火索之一。 　　聂帅仗义执言保护安东 　　国防科委内部这份搅乱局势的"大字报事件"，开始时，聂帅并不知情。以后两方越闹越凶，争斗越来越激烈，聂帅才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 　　聂帅为平息争斗，也为保护去世的安东，于8月底专门召集国防科委领导，当面指示说，关于"安东之死"，组织正在调查。没有正式结论前，此事不应在大字报上公开。要给群众做工作，说服他们并设法平息争论。 　　后经国防科委领导多方努力，终于让这一"大字报事件"暂时平息下来。 　　9月12日，聂帅专门来到国防科委，听取部份领导和群众代表，就国防科委机关内部，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现况和种种问题，作情况汇报。汇报中，又有人提到安东问题。 　　聂帅深知此言不善，对此明确表态说，你们说安东平时不突出政治，这有可能。但是如果要说他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我看不是事实。几句话，将那些人说得面面相觑。 　　在那种非常时期和政治气氛下，聂帅如此为遭到遭到造反派攻击，且处于专案调查对象的安东将军仗义执言，明辨是非，是很难得的。 　　也由此，在所谓"二月逆流"之后，林彪、江青等人整几个军委老帅时，"中央文革"那些人和造反派攻击批判聂帅，将这次表态讲话作为聂帅"包庇安东"的主要证据。 　　"安东之死"被列为专案后，聂帅从根本上不相信安东会有什么"政治问题"，更不相信康生、谢富治等人说安东有所谓"国际背景"，甚至里通外国。 　　因此，为澄清事实，他也很想实事求是地弄清安东的真正死因。 　　不过，国家公安部当时受康生、谢富治等控制，聂帅无力过问。 　　为此，聂帅指示国防科委负责人，以及参与调查的相关人员，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调查，弄清事情真相。既对死去的安东负责，也对其家人负责。 　　聂帅这番告诫，对保证"安东死亡案"调查的正常开展，起了很关键作用。 　　死因调查扑朔迷离 　　然而，随着调查深入，逐渐得知，在安东猝世前几天，也确有一些值得重视和思索的情况。 　　专案人员调查得知，5月21日安东服药去世之前，大约一周左右，国防科委办公室，曾给安东送来几册"文件汇编"内部资料。这是关于国防科委机关总部，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不久，在机关内部所谓"民主生活会"上，给几位主要领导提的"意见"的综合汇报。 　　这份汇报资料显示，其中，对主持国防科委常务工作的安东，提的意见较多，也较尖锐。 　　当然，这些针对安东的意见，主要是一些关于工作和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如说安东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对待下级，爱训人，爱发脾气，处理事情也比较主观武断等等。 　　然而，其中按当时的政治标准和立场观点，比较严重的是这样一条，有人认为，安东将军"不突出政治"，甚至是，"反对毛泽东思想"。 　　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敏感的，可以无限上纲上线的政治问题。无疑，在"文革"运动风潮乍起，许多党政军高级干部，普遍都对此感到不安和自危的情况下，这些带有揭发性，批判性的材料，对安东将军，肯定构成了某种政治压力。 　　特别是联系到经毛泽东点头认可，由中央发出的《五·一六通知》中，有那么一段让人触目惊心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段话，可以说让当时中国好大一批干部（包括军方领导），都感到惶恐不安。 　　安东见到那几本文件汇编中，对自己问题的披露（尽管是"民主生活会"），又联想到《五·一六通知》中那咄咄逼人，份量非同一般的警告性言辞，其内心肯定比较紧张。 　　而且，聂帅后来还了解到，在安东去世前不久，某些领导，曾经把国防科委这些年在工作上的一些失误，将责任全部推到安东头上。尤其是，安东猝逝3天前的5月18日，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邓拓，因"三家村"问题受冲击的自杀辞世，消息震动北京及中央高层。 　　这些情况综合起来，面对来势汹汹的"文革"运动，安东的处境及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不过，凭聂帅多年对安东的了解，其一贯精明能干，思想活跃开朗，这点谈不上多少实质内容的"问题"，似乎还不足以让年富力强的安东走上绝路。 　　而且，专案人员的调查及现场堪察情况也不支持"自杀"为死因。 　　首先，自杀者多半会做好充分准备，及留下"遗嘱"之类。而安东将军却没留下类似"遗嘱"的东西。 　　其次，服过量安眠药自杀者，一般会卧于床上，安静辞世。而安东将军被发现昏迷时，是在办公桌前，一只手还手握电话话筒。这不象是一个立意自杀辞世者的模样姿势。 　　因此，比较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安东那一阵心情不好，夜眠很差，在精神恍惚的状态下，误服了过量的安眠药导致不幸。 　　这种情况，过去也曾经在某个高干身上出现过，只是由于发现得早，抢救及时，才没导致悲剧。 　　当然，对于聂帅来讲，也找不到安东之死，不是自杀的足够理由和证据。不过，他相信一点，就是安东无论如何不会有"政治问题"。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聂帅才有9月12日在国防科委汇报会上，被认为是"包庇安东"的一番讲话。 　　随着"文革"的深入，局势更加混乱，运动锋芒以及斗争予头，指向性也越来越宽泛，被揪斗打倒人物的级别也越来越高。国防科委内部，两派斗争加剧，安东死亡事件，反倒成了次要问题。 　　康生亲自布置的"专案调查"，也由此不了了之。 　　聂帅再次挺身而出为安东作结论 　　然而，1968年以来，全国又大张旗鼓搞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国防科委内部，又有人翻出旧帐，再次将"安东之死"，列为被清查的"专案"之一。并再设"专案组"，组织人马，展开全面调查。 　　可是毕竟就是那么一个"非常死亡问题"，查来查去，也无实质性进展，没查出安东将军几十年人生，任何一点可以大做文章的东西。 　　所谓"安东之死"的"专案调查"，再度搁浅。 　　1973年，政治形势稍有缓和，"安东之死"，就那么不明不白地作为问题挂起。可另一方面，却给安东将军的的家人，长期蒙上"政治阴影"。 　　为此，安东将军的爱人李树坚，给聂帅写去一封信，要求正式为安东作出组织结论。希望聂帅能过问一下此事。其时，聂帅尽管也因1967年的所谓"二月逆 流"，1968年"杨余傅事件"，而被列为"犯错误"的高彶领导人，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长期打入"另类"，处境比较困难。但他仍本着负责的态度，给国 防科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关于安东同志的非正常死亡问题，建议国防科委党委按中央1972年45号文件指示精神，做出恰当结论，并报军委审批。 　　聂帅在信中，有意仍称安东为同志，这在当时政治背景下，是需要点不惧邪恶的胆魄和勇气的。 　　由于聂帅敢于出面仗义执言，国防科委有关领导经慎重研究，最后以国防科委党委的名义，经中央军委批准后，给已故多年的安东将军，作出了"没有政治问题，按病故人员对待"的正式结论。 　　至此，"文革"中曾经一度闹得沸沸扬扬，又显得扑朔迷离的"安东之死"引发的种种风波，才得以划上句号。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治环境更加宽松，安东将军的相关问题得到进一步落实和解决。 　　再以后，类似《中国共产党人名大辞典》、《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谱》等多种官方出版物，在安东条目中，均采用"1966年5月逝世"这种表述，回避了"非正常死亡"的提法。应当说，这种写法也非事实求是，其也有隐瞒历史真相之嫌。 　　王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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