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5日星期五

明镜月刊: 石油幫幫內有幫:“勝利油田系”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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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幫幫內有幫:"勝利油田系"顯形
Oct 25th 2013, 08:37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劉越聲

石油崑崙天然氣利用有限公司原總經理陶玉目前仍處在有關部門控制之下,並仍在接受調查。在中石油四管接受組織審查之前,從2013年上半年開始,陶玉春就已開始配合有關部門的調查工作, 業界認為陶玉春為相關調查提供了重要線索。

陶玉春和其後接受組織審查的四川省人原副主郭永祥、中石油原副總經理李華林均曾任職中石油勝利油田。而隨著中石油腐大網的撒開,在石油石化系統內部十分熟知的"勝利油田系"逐步開始走入公眾的視野。

當時深圳石油主要做石油貿易,利用中石油這層關係,批條子搞油品貿易,後來又建了中油大廈,大廈裡面建了四星級酒店搞接待服務。

李華林在擔任深圳石油董事長之時,也是深圳石油法人,在此期間,陶玉春為了李華林最為倚重的部下。知情人士稱,陶玉春是中石油的關鍵人。在李華林擔任 中石油香港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期間,陶玉春在該公司擔任部門經理。而在李華林出任深圳石油董事長期間,陶玉春相繼出任深圳石油經理、總經理。


中石油四落馬高管以及四名繼任者的"全福"。

刻下勝利油田烙印的陶玉春,並不是一年來唯一落馬的曾有勝利油田履歷的人員。2013年6月,擔任過四川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的四川文聯主席郭永祥嫌嚴重違紀組織調查。郭永祥的一生與勝利油田聯繫非常密切。

1998年,勝利油田劃歸中石化。但是從勝利油田走出來的幹部,遍布中石油和中石化。其中中石油原掌門人、現國務院國資委主任蔣潔敏就曾在勝利油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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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蒋宋美龄逝世10周年,台湾举办纪念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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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宋美龄逝世10周年,台湾举办纪念特展
Oct 25th 2013, 14:04, by 明鏡雜誌


台湾举办特展纪念蒋宋美龄(美国之音张永泰)
台湾举办特展纪念蒋宋美龄(美国之音张永泰)


台北 — 台湾前领导人蒋介石的夫人蒋宋美龄逝世10周年,台湾方面举办了一项纪念特展。

由中华民国妇女联合会等单位主办的"永远的蒋夫人"纪念特展星期三在台北中正纪念堂美龄艺廊展出。

*贡献中国自由民主*

台湾前领导人蒋经国的儿媳妇蒋方智怡出席致词时表示,她的祖母蒋宋美龄女士是一位跨越3个世纪的世界伟大女性,尤其在二战时期,对中国的自由、民主化更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她说:"1943年,她在美加兴起的支持中国抗日的热潮,使得全美人民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认知,最后造成联军的联合抗日,继有开罗会议的成功(举行)。"

蒋经国的儿媳妇蒋方智怡 (美国之音 张永泰)蒋经国的儿媳妇蒋方智怡 (美国之音 张永泰)
 
蒋方智怡还谈到,蒋夫人是虔诚的基督徒,在信仰、政治、军事、外交、社会、妇女工作等各方面辅佐他的丈夫,并且都有优异的表现。

蒋宋美龄于1943年2月18号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呼吁美国将注意力从欧洲战场转移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为中国赢得了美国的同情。

*夫人个性亲切幽默*

曾经担任过蒋介石侍从官,高龄94岁的台湾前行政院长郝柏村在致词时还谈到,事实上蒋夫人的个性非常亲切幽默,常常能把严肃的气氛变得轻松一些。

台湾前行政院长郝柏村(美国之音 张永泰)台湾前行政院长郝柏村(美国之音 张永泰)
 
他说:"她和蒋公严肃的面孔完全是不一样的,一般我们过去在官邸,如果这个场合没有夫人,大概从头到尾都很严肃,但是有蒋夫人在场,我们自然情绪就非常轻松。"

郝柏村还指出,蒋夫人从小在美国接受教育,却非常热爱中华文化,可说是融合中西文化最完美的一个人。

郝柏村说,他受到蒋公和蒋夫人的熏陶,将会继续传承中华文化的正统,虽然他也已经是一位老人,只要能发扬中华文化,就觉得人生充满意义。

前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的遗孀,中华民国妇女联合会主委辜严倬云女士表示,蒋夫人作为妇联会的创办人,她的风范和奉献精神永远是妇女学习的标杆。

*第一次大熊猫外交*

这次展览展出了蒋宋美龄的190幅照片和影像,以及60多件文物,其中还包括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时,汪精卫和孙科各送的一只银杯贺礼。

展览中的部分照片 (美国之音 张永泰)展览中的部分照片 (美国之音 张永泰)
 
前国民党党使馆主任邵铭煌指出,对日抗战期间,蒋宋美龄姐妹曾经赠送一对大熊猫给美国,堪称是第一次的"大熊猫外交",见证了当年美中邦谊的一段佳话。

蒋宋美龄在蒋介石病逝之后于1976年离开台湾,定居美国,面对有人希望她写回忆录,她则表示,一切交给上帝,功过任人评说。

蒋宋美龄2003年10月23号在美国纽约过世,享年105岁,是二战各参战国领袖及夫人当中最长寿的人。 
 
张永泰,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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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高文謙:周恩來死後三周毛澤東住地大放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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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文謙:周恩來死後三周毛澤東住地大放鞭炮
Oct 25th 2013, 12:43, by 明鏡雜誌


《晚年周恩來》選載(1)


明鏡新聞網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爲此,我們自即日起,從該書引子開始,選載部分章節。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

周恩來死後的三個星期,恰逢中國農曆丙辰年的除夕。對許多中國人來說,那是一個刻骨銘心的冬天。當時正值數九寒天,朔風呼嘯,滴水成冰。其時國內的政治氣候也正如嚴冬一樣,一片肅殺景象。由江青的御用班子清華、北大兩校大批判組打頭陣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正在緊鑼密鼓,大批判的火藥味越來越濃。

那時多半還沉浸在對周恩來之死悲痛之中的中國人,儘管對眼下這場鋪天蓋地而來的運動已經感到厭倦和不平,對中國的前途憂心忡忡,但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因為已經歷過太多政治磨難的老百姓大都知道在幕後掌控這一切的那隻手是誰。

就在這個除夕之夜,毛澤東在中南海的住地—游泳池的院子裡突然響起一陣喧鬧的爆竹聲。一時間,火光衝天,鞭炮聲震耳欲聾。這一不同尋常的景象弄得中南海裡負責安全警衛的工作人員好一陣緊張,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按照規定,在中南海禁地是絕對不准燃放爆竹的,毛澤東的住地更是戒備森嚴,甚至連麻雀都不讓停落在樹上。等人們弄清這一動靜竟是來自毛本人的住地後,一個黑色的傳聞便在京城的政治圈中不脛而走,廣為流傳﹕毛澤東在周恩來死後放鞭炮!還有人證明第二天親眼看見從游泳池拉走了整整一卡車的鞭炮屑。

按照中國的傳統習俗,只有在辦喜事的時候才燃放鞭炮,以示慶賀;如果有人在辦喪事的時候放鞭炮,就會被認為是對死者的大不敬。人們本來就對毛澤東對周恩來去世的冷漠態度憋了一肚子氣,因為毛不去參加周的追悼會,卻在幾天之前接見已經因"水門事件"而下台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的女兒和女婿,而且又從"四人幫"那裡傳出"不要用死人壓活人"的最高指示,百般壓制老百姓自發悼念自己總理的活動。

在政治圈中瞭解內情的黨內軍中的老幹部私下裡紛紛為周恩來抱不平,認為,周恩來一生對毛澤東忠心耿耿,當牛做馬,而毛對周的死卻無動於衷,也實在太令人寒心了!這種情緒迅速擴展到整個社會。這次"鞭炮事件"更是火上加油,弄得整個京城沸沸揚揚。

人們被激怒了!

以悼念周恩來為導火索,觸發了中國社會自文化大革命以後蓄積已久的政治危機的總爆發,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四?五運動,矛頭直指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及其後台老闆毛澤東,敲響了文革的喪鐘。幾個月後,毛澤東也在憂病交加之中死去。中國現代史由此掀開了新的一頁。

然而,"鞭炮事件"留在人們心頭的陰影並沒有因此而煙消雲散,而是繼續餘波蕩漾。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關係一直像幽靈一樣困擾著中國的老百姓、學術界乃至政府當局。

長期以來,大陸官方出於政治上的需要,一直諱言毛、周兩人歷史上恩恩怨怨的關係,文革時期更是禁忌,只准許毛澤東身邊的幾個工作人員出來撰寫回憶文章。內容不是刻意遮掩毛不去參加周恩來追悼會的真正原因,就是大加渲染毛、周之間的所謂"深厚情誼"。

然而,結果是越描越黑,非但沒有驅散人們心頭的疑雲,反而露出更大的破綻。因為這些記述和解釋大都空洞牽強,有的甚至還自相矛盾。當然,更主要的還是因為周恩來的大半政治生涯一直籠罩在毛澤東的陰影之下,兩人之間的關係剪不斷理還亂,實在是太複雜了,絕非一兩件事情的肯定或否定,就可以簡單了斷的。

應該說,毛澤東與周恩來兩人的關係是中共黨史和中國現代史中最令人感興趣的話題之一,同時也是非常複雜微妙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它是了解和把握晚年周恩來乃至其整個政治生涯的一把鑰匙。目前海內外已經出版的研究毛、周兩人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難以計數,不過專門論及這個問題的卻不多。而且即使涉及,也囿於各自的條件,大陸的難以跳出意識形態的桎梏,多有顧忌,欲言又止;而海外的則又難免給人以捕風捉影,隔靴搔癢之感。

正因為如此,本書的寫作,相對而言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作者曾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在大陸從事周恩來和文革史研究多年,出國前是大陸官方《周恩來年譜》、《周恩來傳》和《毛澤東傳》文革部分的執筆人。在大陸期間,作者曾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檔案室裡泡過十幾年,看過大量歷史文獻檔案,其中有許多是官方一直刻意遮掩而不見天日的核心檔案。

另一方面,作者因同情和支持一九八九年由學生發起的愛國民主運動而在隨後的清查中遭到整肅,目前寓居美國。與大陸學術界的同仁相比,享有寫作上的自由。因此更有條件來寫這樣一本書,把周恩來這個依然在中共神壇上供奉的偶像,並且集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共政治文化之大成的"黨內大儒",重新放回當年那段天翻地覆、狂熱恐怖的年代中加以審視,在拂去歷史的塵埃,剝掉塗抹的油彩,還給人們一個真實的周恩來。

至於本書之所以選擇晚年周恩來這個題目來透視其一生,是因為作者在大陸期間曾多年潛心研究過這段歷史,採訪過不少重要的當事人,看過大量的歷史文獻檔案,其中有不少是鮮為人知的。更重要的還在於,周氏晚年是在文革風雨飄搖的年代中度過的,是他整個政治生涯中最難熬的一段,同時也是目前人們對他的歷史評價中爭議最大的。

文革期間,周恩來為了在政治上保持自己的「晚節」,充當了文革的執行者的角色,幫襯迎合,跟著毛澤東做了不少虧心之事;同時為了自保,對毛極力隱忍周旋,內心也有許多不為人知的悲苦和無奈,把其人的政治哲學、品格、手腕以及個人素質中的一切潛質表現得淋灕盡致。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正是文革這場歷史浩劫鑄造了周氏其人留在今日世間的形象。周恩來生前身後的各種榮辱毀譽也在很大程度上根源於此。

周恩來究竟是何許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底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換句話說,他究竟是聖壇上道成肉身的完人,還是大奸若忠的偽君子?是浩劫中扶危定傾的功臣,還是助紂為虐的幫凶?是有意扮演雙重角色,善於在政治上走鋼絲的演技大師,還是個內心人格分裂,表裡不一的兩面人?

這正是本書所要剖析和展示的。作者將依據大量的歷史文獻檔案和對眾多當事人的採訪,側重在重大歷史事件的過程中,揭示周恩來的處境、心態、為人處世之道以及在主、客觀兩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既不諱過,也不苛責,秉筆直書,力求挖掘並寫出周恩來之所以成為其人的那種東西來,讓讀者作出自己的判斷。

這便是本書寫作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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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红军代总参谋长龚楚之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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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代总参谋长龚楚之叛
Oct 25th 2013, 12:38, by 明鏡雜誌


  龚楚(1901~1995),粤北乐昌长来村人,15岁入广州市立一中。16岁参加粤军,入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1921年任粤军连长。1924年入团,1925年转党,回乡从事农运。宁汉分裂,1927年5月初在韶关任"北江工农讨逆军"总指挥,率部参加南昌暴动。1928年1月,与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发起湘南暴动。1928年5月,指定与朱毛组成前敌委员会,头颅也与朱毛同一价位――捉到两万大洋、击毙一万、报信五千。1929年12月参与百色起义,任红七军参谋长。此后历任红七军长、中央模范团长、粤赣军区司令、红军代总参谋长。1934年10月中旬,红军主力西撤后,任留守江西苏区的中央军区参谋长。最后一个职务为方面大员:湘粤桂边区中央分局书记兼该区红军总指挥。1935年5月2日,只身离队,留下一份"脱离声明"。

  红军创建者之一的龚楚,为中共事业历尽艰辛,几入生死,左腿致残,加之身居高位,通缉匪首,按说只能死心塌地跟着走了,怎么会离开革命队伍呢?都熬挺11年了,怎么会自我否定呢?自然,龚楚之叛说来话长,有着主客观复杂因素,须稍展述。

  被冤杀的林野夫妇

  林野(1902~1934),福建龙岩人,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生,参加北伐,宁汉合流后脱离汪部回闽西。1928年初参加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即任红四军军部少校参谋。但其家庭成分是地主,1929年朱德率部攻占龙巖,林野父母被当地农会在暴动中杀死,担心林野报复,当地共干要求朱德将林野交送地方处置,朱德不允,痛斥来要人的农会共干。红12军在福建成立后,林野出任军参谋长,工作中得罪军政委谭震林,调任红军军政学校四连连长,后任红军公略学校教育长、红军第二步兵学校校长。1934年秋,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林野任野战军(突围部队)总司令部参谋,随军行动,走了两天,因脚受过重伤,行走不便,朱德调他回中央军区(留守部队)工作。当林野回到瑞金,恰逢其妻(上海大夏大学毕业生)从福建跑到江西苏区来找他,最高浪漫的"革命+恋爱",真是说不出的喜悦。

  林野向西江(会昌县属)中央军区司令部报到的第二天,谭震林到龚楚办公室,细声对龚说:"报告参谋长!我们准备请林野回家去!"龚楚以为要林野回龙巖老家工作:"司令部正需要林野这种参谋人才,我看还是另外调人到龙巖去吧。"谭震林狞笑一声:"不是要他到龙巖去,是要他回老家!"龚楚一个寒噤,忙问:"林野同志是老党员,他并没有错误啊!"谭震林严厉而坚定地说:"我应该报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来不正确,立场也不坚定,而且又是一个反革命的地主阶级(按,指其家庭出身),中央早已对他怀疑。现在他回来了,在此艰苦斗争中,我们再也不能让他混在革命队伍中。我已报告了项英同志,并已得到他的同意。"

  龚楚认为像林野这样年轻有为的同志,并无明显错误,仅仅怀疑就要杀掉,实在难以接受。谭震林虽然地位比龚低,却是"国家政治保卫分局长",直属中央领导,操握留守红军全体人员的生杀大权。除了对高干动手须报告政治局,处决中下级干部与士兵平民,毋须任何机关核准,只要自己批准自己就行。龚楚深知谭震林为人刻薄冷酷无情,无法阻止,但寄望说服项英。龚找到项英:"林野究竟怎样处置?你有考虑吗?"项英很庄重地回答:"谭震林的意见很对,在这严重斗争的环境,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顾不到私人的感情了!"龚见项处无望,去找住在附近的瞿秋白、阮啸仙,两人虽已失势,却是著名中共高干,且与龚私交颇深,尤其阮啸仙是广东农会时期的老同志(后任赣南军区政委),也许能救下林野。两人听后,互望一眼,瞿秋白说:"这件事,我同意龚同志的说法,不过我们现在不便说话了!"阮啸仙也说:"龚同志,我看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离开这里,你和谭同志共同工作的时间长着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后的不愉快?"

  当天下午三点,项英通知林野,说是派他重赴红军学校任职并请他们夫妇吃饭。林野夫妇兴冲冲地赴约。下午四点开饭,特地为林野夫妇加了一碟炒蛋。陪餐的龚楚知道这是"最后的晚餐",眼看这对恩爱夫妻笑意写在脸上,浑然不知,自己既无法援救更不能泄露天机,心如刀绞。他忽然想到至少应该救下无辜的林妻,便说:"林野同志,今晚去红军学校有15里路,天快黑了,此间有空房,让你太太暂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好吗?"一旁项英、陈毅顿时领悟,附和道:"龚同志的意见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可这对恩爱夫妇婉谢好意,他俩哪里会知道龚楚的真正用意呢?这对好不容易会面的青年夫妇,当然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在一起。

  事后,那两个在途中奉命动手的特务员,向龚楚报告经过:走了十里路,已入夜了,林野先行在前,林妻在后,一位黄同志拔出大刀去杀林,其妻大叫,双手拖住黄不放,林野发足狂奔,另一特务员立即赶上,举刀便砍,林一闪避,已中左肩。林野立即回身拼命,但因左肩负伤,又被劈中右肩,此时再想逃,被追上照头一刀,脑破两半。林妻也已被黄同志结果。那位特务员说完嘿嘿一笑:"这次若不是我们两人,恐怕给他跑掉了呢。"龚楚事后对谭震林说:"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干掉,不必要再演这样的活剧了。"谭讽笑道:"参谋长还有一点温情主义的意识呢!哈哈!" 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林野为烈士。

  令人胆寒的政治保卫局

  1934年6月中旬,五次反围剿无法打破,白军包围日益缩小,红军最高领导层决定突围。为保证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之类事件,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政治保卫局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就将人带走。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毋须宣布任何理由与后续消息。这一时期,被撤职审查的干部士兵达数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设立十多个收容所。为处置这一大批"动摇干部"与"反对阶级",在瑞金北面与云都交界的大山深密处,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离开法庭150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便是"万人坑"。所谓审讯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著犯人到坑边,一刀一脚,完工齐活。更"艺术性"一点的,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后再动刀踢入或干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烦。"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一个月后,才告结束。"

  据《龚楚回忆录》,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被俘泄密。红军中除了政委与政治部主任,各级长官不仅不知道政治保卫局的卧底,而且不知道身边警卫多数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培训的特务,时刻监视,随时可对自己"动手"。百色起义主要领导人、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北伐虎将、广西国军最高长官),就是被跟随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击毙,林某就是奉命监视李明瑞的特务。政治保卫局内部也互监互督,没有人受到绝对信任。"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更何况,龚楚已有"历史污点"。1933年5月下旬,周恩来主持高干会议宣布:"对龚楚在工作中所犯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并给予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调红军大学上级训练队高级研究班受训。"随即在红军总部召开思想斗争大会,对龚楚围攻批判,提前经历"文革"。政治保卫局要收拾龚楚,也不是没有"历史依据"。

  这一时期被"肃"的红军高干还有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季乃1932年1月1日宁都暴动的主要领导人,带着26路军两万余人及众多弹械投红,出任红五军团总指挥。仅仅因为与参谋长赵博生(中共党员)在人事安排上有所龃龉,同年6月即以"读书"为名予以软禁,10月与部下另一将领黄宗岳同时被杀。1927~1934年间,毛泽东也被清算过"富农路线",三次开除中委八次严重警告与留党察看。1932年初,萧劲光因"小资产阶级意识"差点不得出任五军团政委,5月又遭撤职与开除党籍处分。革命远未成功,革命者已在支付"必要的冤枉"(始于文革的中共高干流行语),交出去的是血淋淋的肉体与生命,抓住的则是干巴巴的抽象概念与教条。

  大陆中共党史赫赫有名的"红队",即刺杀顾顺章、白鑫等等叛徒的中央特科红队,不知情者还以为以颜色为队名,其全称实为"中共红色恐怖队"。

  早年的深刻反思

  1928年10月,龚楚赴长沙就任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在汝城遭拦截,白军纵火烧山搜索,差点烧死。他潜回乐昌老家,静养21天,病榻之上有一段反思:

  我参加革命的志愿是希望能创造一个幸福美好的社会,在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继续发展。可是,在这几年的斗争过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时期,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惨酷报复,在循环不已的斗争中,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经济破产,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猜疑,彼此防范,除了听从中共的命令之外,简直变成了一个奴隶社会。人性毁灭了,人道毁灭了,人格也毁灭了,自由平等,更谈不到,这样的革命手段,难道是我所应追求的理想吗?

  同时,我更想到我们的红军是共产革命的武装,它的任务是要以战争来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以推翻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是在不断的战争中,战死沙场的并不是高级统治者的本身,而是破了产的工农贫苦大众的士兵和中下级的军官。战争的结果,还不是贫苦工农的自相残杀吗?谁无父母,谁无兄弟,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类?我睡在床上,反复地想着,越想越想不通,使我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开始发生了怀疑。不过,这时候国民党方面已出了二万元赏金通缉我,势成骑虎,不得不继续跟着共产党走。

  有了这样的思想,龚楚在红军中自然会格格难入,渐生异志。

  龚楚因与周恩来发生工作意见上的分歧,被新账老账一起算,不仅高层检讨,也被大会批斗,提前经历文革。1933年5月,龚楚挨批,34师政委(龚曾任该师师长)黄苏揭发龚生活腐化,在广西红七军时期花千元代价娶妻,实属无中生有。散会后龚楚质之,黄答曰:"这个消息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人人都知道我和你是老同志,在这次斗争会上我若不批评你,便是我缺乏无产阶级的意识。所以我不得不将这件事说出来,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老同志还是老同志,何必介意?哈哈……"

  留书脱逃

  1935年1月初,留守江西苏区的"中央军区"虽然还有近3.7万人马,但苏区已无可动员人力,存粮仅可维持二月,存款亦只有十万,四周又是合围日紧的中央军。项英、龚楚、陈毅商量后,电请远在贵州的中央,要求突围,追随"野战军"西进,争取与其会合。中央即复:根据突围西进经验,中央军区应放弃突围,就地分散打游击,另命龚楚率一步兵团转进湘粤桂边区,收容西进野战军散落人员,建立新根据地并成立中央分局,该区党政军事宜均由龚楚负责。

  龚楚即率1200人进至湖南彬县黄茅,迅速打开局面,发展湘粤桂边区赤色武装。由于国民党军队一时无力进剿,"我虽然过著流动性的游击生活,但环境安定,工作清闲,荒岭的夜月,山野的清晨,颇使我得到最好的思辨时间和空间。"

  "红军中的指战员们,谁不知道中央苏区撤退以前的大屠杀?那种残民以逞的暴虐行为,那种灭绝人性的对付同志的手段,岂是有良心的人所能忍受?在政治保卫局严密的控制下,人民的行动和言论早已丧失了自由,参加革命斗争的人,连自己的生命也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这样的革命,不是自欺欺人吗?……饶了我吧!中国再也不需要流血的革命呀!"

  1935年5月2日,这个负载中共湘粤桂三省军政重任的"最高长官",出于对遥控中共的"第三国际"的愤恨与党内残酷斗争的恐惧,竟撂了挑子。龚楚避开身边特务员,只身巧妙逃脱,留下一份声明给政治部何主任,大意如下:

  何同志!你回来的时候,我已到广东去了,以我一个负了方面重任的同志,脱离你们而逃,你们该会觉得惊奇?更将会责骂我由动摇而走向不革命、反革命的道路的。诚然,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来责骂我,这是我错的。但我要告诉你们,中国共产党已不是一个为广大人民谋福利的真正革命党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在苏俄役使下的卖国党。它走向毁灭国家、毁灭人民以及毁灭世界人类文化的道路。近三年来,中央苏区的措施,你们是知道的;人民得到了革命的利益吗?红军主力西窜时对党内干部的大屠杀,你们难道不寒心吗?这些事一向是我所坚决反对的;往年对党的政策曾经勇敢地提出建议与纠正,希望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可是所得的结果是个人被处分,而党的政策依然没有转变过来。今后呢,我还能盲从他们去干杀人放火的勾当吗?我如何对得起国家和人民?更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我的出走就是这么简单的理由。此后,请你领导这一支同过患难的队伍,并希望你将我这封信召集全体党员大会来检讨一下,倘若是你们对我的出走还表示同情的话,你们可派人到乐昌长来村我的家里来找我,我当尽我的力量来帮助全体同志走出这个罪恶的深渊。倘若你们认为我的出走是错误的话,那么,人各有志,请从此一别。

  1971年初,龚楚在自序中陈述何以脱红:"我在这一革命斗争期间,逐渐体验到中共的革命政策与我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我并预感到:如果中共统治了中国,将未必是中国人民的幸福。"

  曲折尾声

  回乡不久,龚楚先后出任余汉谋粤军第1军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1935年10月13日,龚楚诱伏中共北山游击队,除几人逃脱,30多名游击队员全被打死,此为"北山事件"。后来,龚楚与另一中共叛徒何长林诱捕项英、陈毅,被前来带路的中共侦察员识破,鸣枪报警。项英、陈毅、杨尚奎、陈丕显等迅速逃走,躲过一劫。抗战爆发后,龚楚先后任国军上校参谋处长、少将参谋。抗战胜利后,龚楚出任徐州市长,口碑不错,不久去职返粤。1946年任广东省参议会议员,1947年任广州行辕少将高参,1949年3月任仁化县长,5月任广东第四区(北江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可谓"助纣为虐"、"双手沾满人民鲜血"。

  1949年10月,共军打到北江,龚楚率保安团逃到乐昌瑶山。中共北江行署主任写信劝降,11月上旬龚楚率部下山投诚。12月,共军准备进攻海南岛,海南守将为龚楚乐昌同乡薛岳。广东省长叶剑英请示中央军委,派龚楚经香港前往海南策反薛岳。龚满口答应。到了香港,龚楚知道劝降薛岳不仅没有成算,且有"通匪"杀身之险,但若无功而返,又深知中共政策,决定滞港定居。此后,龚楚应邀赴台遏蒋,蒋要他在港祕密收编残部组织"反共救国军",伺机配合反攻大陆。但他明白国民党大势已去,婉拒委派,从此脱离政治旋涡,改名龚松庵,返港办实业。龚在香港呆了40年,期间赴美,拿到"绿卡",最终归返香港,以写作书画自娱,一张墨迹可卖三五千元。1960年代后期撰写回忆录。

  1980年代后期,中共发布公告:"不再追诉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建国前罪行",年近九十的龚楚萌发回乡之念。乐昌当地政府为讨好龚楚,拨款七万原式原样重建龚家老屋,占地面积320多平米,建筑面积170多平米,六房两厅一厨两卫,琉璃瓦顶,一副当年土豪宅第模样。宅内配置全新家具,包括电视机、电话、冰箱、席梦思床、大浴缸等一应惧全,尽显现代气派。于是,龚楚决定回乡。

  但乐昌县有关部门还有一道难题:以何种规格接待这位红军叛将?请示上峰,省统战部批复:龚楚回乡定居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按原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接待。1990年9月13日,龚楚携夫人王兰芬抵韶关,乐昌县委统战部、侨务办摆酒接风,龚楚递上三封信――分别致"老同事"邓小平、杨尚昆和王震。

  1995年7月24日,龚楚在乐昌老家辞世,享年94岁。当地政府的努力也有回报:龚楚姪孙龚庆韶不仅个人回乡投资,还牵线引资或与他人合作投资,仅1990年代就为乐昌引资四亿余,也算龚楚最后泽被乡梓。

  如今,大革命一代已完全走入历史帷幕,这一代人已经走完人生全程,演出结束了,帷幕已完全合上。然盖棺之时,却非论定之日。如何评说那场要死要活的革命?如何称量"阶级斗争"在中国的演出效果?如何理解当今中共从革命退至改良,从对抗折返和谐的"改革开放"?大革命一代留下庞大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一切并没有简单结束。逝去的岁月仍在"规定"着我们。虽然后人无法改变历史,也不能假设历史,但总还有总结历史的权力吧?后人不能只有接受的义务没有选择的权利。封住历史其实就是封住今天的前进,不让还原历史,底牌自然在于众所周知的"历史顾虑"。不过,这一次,寰内士林已经明白:对那场大革命的理解评析,可是一笔必须算清的历史大账目。

  裴毅然,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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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他一辈子没有整过人——琐忆习仲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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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辈子没有整过人——琐忆习仲勋
Oct 25th 2013, 12:39, by 明鏡雜誌


   "你去,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是习仲勋1978年来广东主持工作时,邓小平的嘱托。

  习仲勋当之无愧是改革开放的先驱。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发源于广东,而开启这场史诗般实践的,恰是受中央委托来广东主持工作的习仲勋。历史为什么选择了习仲勋?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

  不少人证实,在过去的年代,习仲勋在党的老资格领导干部中属于思想开明、不整人的少数干部。人民日报前总编辑、社长秦川曾向其友人吴江回忆了有关习仲勋的一件事情。

  大约在胡耀邦去职后的一个晚上,习仲勋和秦川两人在中南海散步,习仲勋突然转过头对他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秦川当时被这番话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事后秦川才悟出其中的道理: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事,其中有不少时候党内生活不正常,他心里不知道埋藏着多少郁结和感慨,这两句听来没来由的话,其实分量很重。

  习仲勋对动辄整人十分厌恶。

  当时任职国务院信访室主任、在习仲勋手下工作多年的马永顺老人亦有亲身体验,他回忆:

  1959年6月,甘肃群众不断来信反映当地缺粮严重。当月26日,我把一封来信以及随信寄来的一包当地群众充饥的食物经当时国务院副秘书长杨放之看后交习仲勋同志,习仲勋当场毫无顾忌地掰下一块拿到嘴里尝了一下说:"这哪里是人吃的东西!"第二天一上班,他即指定由我率领两名干部当晚出发去甘肃,会同当地处理。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甘肃省委采取了积极措施,从邻省调来了粮食,群众严重缺粮的状况得到了缓解。

  但当我一个月后从甘肃回到北京时,庐山会议结束,中国政治风向大变。

  在随后的反"右倾"运动中,甘肃省委的一个负责人向习仲勋同志告状,说我们去甘肃调查是搜集"阴暗面",是严重"右倾"思想,指名要求送我回甘肃接受批判,此事被习仲勋亲自按下了,未予理睬。更可贵的是,他甚至都没有告诉我本人,直到1963年西北局开会,我才知道。

  反"右倾"运动愈演愈烈,马永顺本人所在的国务院信访室也受到严重冲击。一种观点认为:信访室反映阴暗面多,说明信访室自身思想右倾严重,应该作为国务院机关反右倾重点来批判。

  结果习仲勋在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后表示:信访室工作性质,就是要反映工作中的"一个指头"问题的。信访室得以安然过关。

  马永顺记忆深刻的另外一件事是,1961年初,有的地方扣押群众来信,追查、打击、迫害来信和来访人的现象比较严重。刘少奇主席做了详细指示,要求必须加强信访工作,严禁打击报复。2月8日,习仲勋在国务院召开信访会议,他指出:"信访工作必须加强,要研究一些改进办法。"他指定中办和国办,向中央起草一个报告来解决。

  一个讲方法讲效率的人

  马永顺介绍,习仲勋工作作风的一大特点,就是按照客观情况办事,乐于听取下属的正确意见,办事效率高。

  国务院成立时,会议很多,却没有专门负责组织会议的会议科。在召开第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时,习仲勋提议秘书处兼管会议,例如农业会议,就由农业秘书来管,他主要考虑的是机构的精简和节约,以及办事效率。但是他同时也说了,先实践看看,有问题,再总结。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负责会议的马永顺发现还是应该有一个专门的会议科,有利于专业分工、专人负责。他把相关报告递上去后,习仲勋很快就批准了。

  说到开会,习仲勋也是极其讲究效率,不喜欢"马拉松"式的拖沓作风,很多老干部反映,习属于那种"有事快报,无事退朝"的人,参加他主持的会议,效率高,人也不疲劳。

  在马永顺的记忆里,习仲勋同志很注意工作方法,是一个工作能力很强的人。

  在当时,信访工作在政府工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开国时,就建立了信访工作室,开始信访量很大,1957年反右派后,信访量减少了,1961年后,信访量又大增。

  习仲勋提出信访工作要"多办少转",真正为人民办事,逐步立下了规矩。

  后来他又提出"发现苗头",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强调每一项新的政策实施后都要举一反三,这样可以一次解决一批问题。国务院信访室在其指引下搞综合报告,大跃进时有的地方搞行政区划出现了纠纷,正是通过搞综合报告,提出相对通行的处理意见,再作为国务院的通知和行政命令发下去处理的。马永顺回忆道:

  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后,民主气氛好了,于是信访量就大增,但是信访办人手就很紧张,从逻辑上说就应该增加编制,但当时国务院在习仲勋主持下每年都要搞一次人员精简,怎么办呢?还是他办法多,他提出:国务院秘书厅(就是现在国务院办公厅)凡是能办信访的人,每人处理一百封来信,这等于减轻了信访室的工作量,帮了信访室的忙;同时考虑到繁重工作的需要,国务院秘书厅编制不减,但是也不增。

  习仲勋对工作一向要求严格。马永顺就为此受过批评,他记得:1956年,国务院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体制工作会议,周恩来总理做报告。会议讨论期间,习仲勋作为国务院秘书长实际主持会议。有一天他问我:中央机关的人参加会议的情况怎么样?我报告说:有几个部不来了。习仲勋说:不行,一定要来!不来的,要说明原因。他是看不得对工作马马虎虎态度的。

  1980年代,一次中央召开陈嘉庚纪念会。当时习仲勋已经从广东回到北京,分管统战工作,他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要照相,他在前排中间就座,照相前突然向我摆摆手问我:一位福建省委负责同志"在哪里"?结果我发现这位同志在第二排靠边的地方,于是赶紧把他请到前排。照相后习仲勋批评我说,你是国务院老人了,干了这么多年,不知道人家是负责人、父母官?我在他手下工作多年,受到这样的批评还是第一次。

  一个开朗、兴趣广泛的人

  在政治上、生活上,习仲勋对下属又是十分关心。马永顺回忆说:

  1958年,中央号召干部下放劳动锻炼,国务院机关干部踊跃报名,一天我告诉他我已经报名了,他表示非常支持,他说:年轻人要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由于他的重视,机关对下放干部开大会欢送、车站送行、下去探望、欢迎归来,他都自始至终亲自参加并讲话。当年9月,习仲勋亲自赴陕西蒲城县看望我们,使我难以忘怀的是,9月5日中午会餐时,他把我叫到身边坐下,往我的碗里夹肉,还对我说:快多吃,这些你们在社员家里是吃不到的!

  在日常生活中,习仲勋是一个开朗、兴趣广泛的人。习仲勋原秘书张志功介绍道:

  习仲勋喜欢跳交谊舞,每周六晚一次,长期坚持跳,一为健身;另外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都喜欢参加这个活动,舞场又成了一个聚会场所。

  此外他很喜欢文艺。由于1950年代他曾经主管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他对戏剧很感兴趣,京剧、豫剧、越剧和粤剧都喜欢,对家乡的秦腔尤其情有独钟,和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常香玉、曹禹等一批艺术家都结为了好友。

  除此之外,他还爱好麻将,在休息时间,和几位高龄民主人士、老战友娱乐一番。娱乐时,眼疾手快的习仲勋常常在已经打出的牌里偷摸出一张来,大声喊道:"和了",其他几位老人家眼神不好,居然不知有诈,大家显示出童真的一面。

  习仲勋还十分注意锻炼身体。当时他家住东城区交道口,在中南海上班,来回都经过北海公园,于是他每天步行半个小时上下班,只带秘书一人,"虽满头大汗却浑身清爽",乐此不疲。

  毛泽东在延安时,曾经在盛赞周恩来的办事能力时这样谈到过干部的个人因素对事业的重要性:同样一件事,不同的人啊,就给你办出完全不同的结果出来。

  惟此方可解释,在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1979年初,为什么习仲勋敢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申诉中央对地方管得太多、太具体,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给特殊政策,以至于当时主持会议的中央负责同志惊呼:"仲勋同志,你要向中央要什么权啊?"可是广东却因此在全国再一次开风气之先。

  如今,特区政策推向内地、惠及全国,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初步建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我们怀念习仲勋这样阳光的干部。

  曹辛,《南方周末》2008-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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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毛泽东发话:“不准提审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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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发话:"不准提审王力"
Oct 25th 2013, 12:37, by 明鏡雜誌


  在中国,有两个王力:一个是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原籍广西的王力,一个是曾在"文化大革命"前任中联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原籍江苏的王力。此文所说的王力,是指后一个王力。这个王力,曾经是"文化大革命"前期红极一时的人物。

  曾经是党内才俊,受到康生的提拔和推荐

  王力原名王光宾,1921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14岁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3月由谷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先是在学校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军六六八团做秘密工作。1940年,根据中央决定撤出东北军。不久,调往山东《大众日报》工作,由记者、编辑做到编辑部主任。1943年,任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主编。在此期间,他写过一本小说《晴天》,始用笔名"王力"。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力先后担任了山东分局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土改干部训练班主任、中共山东渤海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区党委委员。

  在当时,王力可以说是共产党内少有的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中央下发的带有一定理论性的文件,他都能读懂,而且理解较快、较深,常常还能谈出自己的见解。在平时,他经常接受上级指派的任务,给一些基层干部谈一些理论问题。王力口才出众,常能深入浅出地剖析理论问题,分析当前形势,使听众很是信服。干部们有什么不懂的事情,也常去请教王力。

  此外,王力还是个笔杆子。早在做党的地下工作时,他就能结合自己的工作写一些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报告,受到上级的好评。后来,王力在党的内部刊物上经常发表文章。这些文章,有材料、有观点,文笔也比较好,读后总能让人眼前一亮。王力到山东分局工作后,在任《大众日报》记者时,写文章更多了。他写的报道稿、评论稿,以及发表的一些带有理论性的文章,是这份报纸上的重头文章。王力的小说《晴天》发表后,在解放区流传很广。当时,在山东分局中工作的有点文化的干部,都把王力视为楷模。

  青年时期的王力能在共产党内崭露头角,固然有他自己文化水平较高、文笔好、聪明能干、工作努力的因素,但还有一个外在因素,就是康生的大力提拔。

  康生曾经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王力调到山东根据地工作后,正好在康生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康生通过读报纸和在工作中接触,很快就发现了王力。

  当时的康生,以理论家自居。在党内发表讲话时,也喜欢一套一套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摆出一副"党内理论家"的架势。康生也读过一些书,爱好舞文弄墨。这样,王力与康生二人似乎有了某种共同点。两人的接触也就多了起来。王力经常是康生的座上客,康生闲下来也愿意到王力住的地方坐一坐。两个人谈诗论文,常常一谈就谈到深夜。这样,康生和王力虽然是上下级,但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

  康生在他的下属中,是比较垂青于王力的,经常安排王力做一些重要工作,让他执行一些重要任务。当时山东分局的一些重要文章,甚至给中央的报告,康生都安排王力执笔,或者参与起草。久而久之,王力就成了山东分局的"文胆",成了山东分局离不开的人物。

  解放战争后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南下,解放了上海、南京、广州等南方城市和广大地方,急需一批能力强、有培养前途的干部南下去建立政权。这时,康生想到了王力。他把王力列入了山东分局向中央推荐的几个干部名单中。中央同意了康生的意见。全国解放不久,中央将王力调往上海,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秘书长兼宣传处处长。

  中共华东局宣传部秘书长兼宣传处处长,在当时已经是十分重要而且地位很高的职务了。那时,中央对华东局的工作十分重视,配备的干部也很精干。像王力这样资历的干部,能够担任这样的职务,已属凤毛麟角。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对华东各省市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也对全国产生重要影响的《解放日报》的社论,大多出自王力之手。

  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派一批干部到越南。当时确定选择去越南的干部的标准:一是要政治上可靠,思想好;二是要有一定文化水平,工作能力强;三是要有为国际主义献身的精神。同时,中央还有一个考虑,就是:选一些年纪轻、能力强的干部赴越南,一方面抗法援越,一方面接受锻炼和考验,以后回国后要重用这些干部。此时,康生又想到了王力。他亲自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名,建议派王力去越南。由于康生的举荐,王力被列为赴越工作人员之一。1953年底,王力即赴越南。当时,王力是以正司局级干部赴越南工作的,在赴越人员中,职务是比较高的。在越南,当然也受到重视。他一到越南,就担任了越南劳动党的宣传文教顾问组组长,同时,还做组织和训练民兵的工作。

  对王力的一生来说,这至关重要的两步,全赖康生的提拔和举荐,因此可以说,康生是王力的"恩师"。

  一炮走红,进入中央文革小组

  1955年10月,王力被调回国内,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又担任副总编辑。在红旗杂志社,王力写了不少国际评论方面的文章,受到中央一些高层领导人的赏识。从1960年起,王力受命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1963年,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从1964年起,受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知道王力,王力也经常给中央写一些重要文稿。有些文稿,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看到过,这就使王力在中央高层领导人心中挂上了号。50年代后期,中共中央有一个打算,就是要选一些年纪轻,有实际工作经验,又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到中央担任部一级的领导职务,以后作为"苗子"来进一步培养,其中的优秀者,还可以再提拔担任更重要的领导职务。在考虑这类人选时,由于此前康生多次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面前替王力说好话,加上王力工作确有成绩,因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同意把王力选拔上来。

  王力人生重要的一步,是担任中联部副部长。这是一个重要的岗位。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担负着了解世界政治动向,分析国际问题,帮助中共中央制定国际战略的任务。它实际上是既做重大的外交工作,又研究国际问题的部门。

  王力调到中联部,特别是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之后,受命参加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谈判,曾经10次去莫斯科,受到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重视。中苏两党辩论时,我党发表的"十评"文章,王力曾参加起草。

  1965年9月,中央决定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并且让康生当这篇文章的组织者和审稿人。康生在选执笔人时,选择了王力。王力深知写作此文的重要性和作者的分量,于是欣然受命。在康生的指导下,他查阅了中国共产党的大量历史文献,研读了一些毛泽东的有关重要著作,然后下笔写作。写作期间,王力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日冥思苦想,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写出了草稿。康生看后,提了一些修改意见。王力按照康生的意见又修改了一遍,然后由康生转呈林彪。林彪看后,基本上认可。林彪还问康生起草人是谁,并让康生约王力到他住的地方来面谈一次。当王力如约来到林彪住的毛家湾一号时,身体不好、一般不见客的林彪亲自接见了他,与他谈了很长时间。林彪问了王力的一些基本情况后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你要继续努力,好好工作。同时,林彪也对文稿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此次见面,王力给林彪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由于写作这篇文章,王力与林彪之间便有了一种亲近感。

  1965年9月3日,署名"林彪"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这篇出自王力之手的文章,在介绍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之后,着重强调该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论断:毛泽东思想具有国际的普遍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这篇文章。他对文章中提到的一些新观点赞赏有加,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深刻,文笔也很活泼,是一篇好文章。毛泽东赞赏这篇文章的话,很快就在中央高层中传开了,中央高级领导干部们更加赏识年轻的中联部副部长王力了。可以说,王力通过写这篇文章而"一炮走红"。

  1966年,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并在党内公布了小组人员名单: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王力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的排名是很靠前的,排在部队高级领导干部谢镗忠和著名历史学家尹达之后。另外,王力还担任着该小组办公室主任的职务。此后不久,谢、尹二人很快就被排除在中央文革小组之外,这样,王力就成了中央文革小组中地位仅次于组长和副组长的"大员"了。

  王力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后,很快就与江青熟悉了。江青早就知道王力,欣赏王力头脑清楚,文笔好。不过,江青最欣赏王力的,是王力与她一样有极"左"的头脑。因此,在中央文革小组中,江青把王力当做第一号大员使用,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都找王力商议,有什么重要文章,也让王力执笔。而此后不久,江青就成了中央文革的实际"当家人"。1967年1月,陶铸被打倒。1月8日,毛泽东决定成立中央宣传组,由江青提名,王力担任了组长。

  当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因为早已经是王力的恩师,对王力更是关爱有加。他经常把王力叫到自己的住处,向他面授机宜,有时还长谈至深夜。王力则进一步向自己的恩师靠拢,每有重大事情或者有自己考虑不透的事情,总要跑去请教康生。康生的话,他最信服,康生给他作出的指示,他不折不扣地照着去做。

  进入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实际上成了江青、康生手下的干将。他的眼里只有江青、康生二人。想在武汉"露一手",结果捅了"大娄子"

  1967年初上海发生一月夺权事件之后,全国的局势处在更加动荡之中。为了稳定局势,毛泽东决定派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为了落实毛泽东依靠人民解放军稳定局势的决定,1月25日,林彪、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等共同商议,拟出了七条规定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之后,十分重视。在对文字进行了修改之后,加上了一条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作为中央军委命令(简称"军委八条")发出。"军委八条"发出后,军队立即行动,全国局势一度稳定了许多。

  在"军委八条"发布后,武汉军区立即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但没有得到军队支持的造反派组织不高兴了,他们和军队内部的一些造反派勾结起来,把矛头指向了武汉军区。2月初,这些造反派组织强占了红旗大楼,接管了长江日报社。3月,武汉造反派贴出了"打倒陈再道"、"枪毙钟汉华"的标语。武汉动荡的局势,使王力意识到"露一手"的机会来了。他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要到武汉去"一试身手"。

  1967年7月,毛泽东决定亲自去武汉了解情况。王力听说后,直接找到负责安排毛泽东行程的周恩来,要求到武汉去向毛泽东汇报情况,还说,江青已经同意了。周恩来考虑,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这之前又到南方走了一趟,去向毛泽东汇报也好,就同意了。但周恩来同时向王力提出:到武汉后,不能公开露面,不能公开表态支持一派,反对另一派。王力答应了。

  然而,7月14日,王力刚到武汉就违背了周恩来不准他公开露面的指示,上街去看大字报,并有意在湖北大学的校门口下车,与造反派谈话,公开了自己的身份。第二天,武汉的造反派举行大规模游行,称王力是中央派来的亲人,欢迎他到武汉来解决问题。随后,王力便以中央"大员"的身份,陪谢富治同陈再道等人谈话,向陈再道和武汉军区其他领导人施压。7月17日,王力还跑到受到武汉军区支持的"左派"组织"百万雄师"的总部去,把"百万雄师"头头的名单弄到手,并公开指责"百万雄师"搞武斗,要求"百万雄师"管好自己的人,不要管别人。这一下,把"百万雄师"激怒了。

  7月20日凌晨,"百万雄师"2万余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27辆大卡车和8辆消防车涌进武汉军区大院,高呼口号,并质问王力为什么说"百万雄师"不是革命组织,如不答复,明天全市罢工,"百万雄师"要在军区呆一个月。7月21日、22日、23日,又连续举行示威游行。游行群众在后几天还喊出了"毛主席受蒙蔽"、"打倒王力"、"江青靠边站"等口号,贴出了类似标语,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各地群众也举行示威游行,支持武汉的"百万雄师"。这件事,史称"七二○"事件。这个事件,纯粹是王力捅的"大娄子"。

  王力在武汉支持一派压一派,搅乱了毛泽东、周恩来要安定武汉大局的思想。而此时王力在哪里呢?原来,他被群众抓走之后不久,就被军队要了回来。后来,按周恩来的指示,他被武汉空军的刘丰保护起来,于7月22日派飞机送回北京。

  王力回到北京时,江青等人为了表示对王力的支持,也为了树中央文革的威信,特意组织了许多人到机场迎接王力。此时的王力,腿上夸张地打着石膏和绷带。走下飞机时,在武汉被吓得面如土色的王力,摆出了一副英雄的样子,向在机场欢迎他的人挥手致意。接着,王力以"凯旋者"的身份,乘车回到了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的地方。7月25日,在江青的安排下,北京搞了一个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大集会,"热烈欢迎"王力等人从武汉"胜利地、光荣地回到北京"。

  王力回北京后并没有安分。他多次接见红卫兵和各地造反派组织,介绍"七二○"事件,把责任都推到陈再道的身上,激起了不明真相的北京红卫兵和各地造反派组织对陈再道的义愤。他和关锋、戚本禹还一同去向江青汇报,要在北京找陈再道辩论。江青听后,马上去找周恩来,逼周恩来召开一次会议,与陈再道面对面辩论。周恩来没有办法,只好在7月26日召开了一个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请陈再道和钟汉华在会上谈一谈。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没有让王、关、戚参加这次会议,而实际上他们已经没有必要参加这次会议了。经过他们造谣、鼓动,北京的许多造反派组织和一些部队都认为陈再道要搞兵变,陈再道已是有口难辩,处于挨批的地位了。果然,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对陈再道的质问集中在兵变问题上。有的军队高级领导人还把陈再道指责为钻进革命队伍中的蒋介石,说武汉军区是汉奸窝,"七二○"事件是反革命叛乱。当陈再道进行辩解时,他的领章、帽徽被撕掉,讨论会变成了批斗会。第二天,陈再道、钟汉华被撤销军区司令员和军区政委职务。

  王力并不只是搞乱军队就罢手。8月上旬,王力按照江青、康生的旨意,把制造动乱的手伸向了外交部。他们觉得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陈毅任部长的外交部是"老保"。那时,外交部的造反派在王、关、戚的策划下,组成了千人的"揪陈大军",要揪斗陈毅,并且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8月7日,王力约见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姚登山等人,煽动他们夺外交部的权。王力在谈话中说,要打倒陈毅,封闭外交部党委、政治部。他说:"外交部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部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威风。"在王力的煽动下,外交部的造反派冲击并砸了外交部,宣布夺了外交部党委的大权。8月22日,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的一些红卫兵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引起了英国的抗议,造成极坏的国际影响。毛泽东亲自下令将王力"抓起来"

  "文化大革命"前,周恩来对王力并无恶感。毛泽东赏识王力,江青、康生也在周恩来面前说王力的好话。在他们的推荐下,周恩来也认为王力年轻,头脑灵活,有能力,能写。因此,当时周恩来对王力也曾经抱有很大期望。"七二○"事件中王力被群众抓住扣押时,周恩来对王力的处境很关心,想方设法打听到了王力的下落,让武汉空军设法保护王力,并派飞机把王力送回了北京。北京举行的欢迎王力的"百万军民集会",周恩来也参加了。但此时周恩来对王力的行为已经有了不同的看法,因此,他在会上没有讲话。

  王力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鼓动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使周恩来看透了王力,认定王力居心不良。8月25日,周恩来单独找杨成武谈话,谈了他对近来全国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看法,还特别谈到了王力在8月7日同外交部造反派的谈话,谈了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所提的"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他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后来说过,他当时已经认定王、关、戚是坏人,他们这些"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周恩来还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杨成武,要他送给毛泽东看。

  本来,在康生、江青的一再推荐下,毛泽东对王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表现也是很有好感的。"七二○"事件之前,毛泽东也没有看透王力,他当时只是认为王力过左,对群众的态度很凶,不听他的话。当时,毛泽东曾经批评过王力,但也没有认为他是坏人。后来他说过,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毛泽东那时只是认为王力同他不一致,王力的方法不对,并没有认识到王力是坏人。

  "七二○"事件后,王力等人向毛泽东、党中央汇报时,都说陈再道要搞兵变,要发动反革命暴乱。他们向林彪写了一个材料,说武汉有发生兵变的危险。林彪听后也相信这一说法。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派邱会作飞往武汉,让毛泽东迅速离开武汉。

  毛泽东到达上海后,越想越不对头。他经过两天的独立思考,认定陈再道不是搞兵变。7月24日,毛泽东在同杨成武谈话时问:你过去认识不认识陈再道?这个人怎样?杨成武回答说:以前不认识,解放后才认识的。这个人不错,我们关系也很好。毛泽东又问:你对武汉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杨成武回答:主席,谁也不会反对你,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老百姓,都把你当成大救星,军队里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毛泽东说: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再道、钟汉华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啊。

  王力在北京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并鼓动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情况,在上海的毛泽东也知道了。此时,毛泽东认识到:王力这样闹,其动机是有问题的。

  8月25日,周恩来同杨成武谈话之后的当天上午,杨成武即飞赴上海,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的意见,并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听了杨成武的汇报之后,双眉紧锁。他让杨成武去休息,说自己要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他。8月26日上午,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把杨成武找来,对他说:"你马上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杨成武安排好飞机后,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杨成武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毛泽东说完,把杨成武的记录拿过来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杨成武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他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这就是毛泽东亲自做出的对王、关、戚"抓两个、看一个"的重大决策。

  被关押之后的王力

  8月26日中午,杨成武即乘飞机飞往北京。到北京后,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听后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他当时的考虑是:王、关、戚还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抓他们不是一件小事;同时,王、关、戚深受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信任,他们会保护王、关、戚的,如果只由自己单独行动抓王、关、戚,江青、康生、陈伯达会闹事。只有通过开会的办法,在会上把毛泽东的指示说清楚,才能动手抓王、关二人,并让戚停职检查。周恩来预先在钓鱼台单独和陈伯达谈了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表示拥护毛主席的决策。这样,就把江、康、陈三人分化出一个,处理王、关、戚就会顺利一些。

  做好这些事情后,周恩来让秘书通知:中央要开一个小型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然后,周恩来让秘书在钓鱼台安排十几名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守候在会场外,准备执行带走王、关二人的任务。

  准备停当后,26日晚上,中央小型碰头会在钓鱼台召开,周恩来主持会议。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来参加会议了。王力他们走进会场时,仍然是往常那种趾高气扬的样子。会议开始后,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定。接着,周恩来照杨成武记录的毛泽东的指示,逐字逐句地宣读。随后,周恩来一板一眼地宣布: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请假检讨",是周恩来经过考虑之后发明的一个词。周恩来考虑了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王、关、戚的特殊身份,用这个词来代替"隔离审查"或者"关押",比较合适。听到周恩来的宣布之后,王、关、戚脸色大变,江青、康生的脸色也大变。他们都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但是,由于周恩来宣布的是毛泽东的指示,他们谁也不敢反对。此时,在会场外的中央警卫局的战士走进屋子,把王力、关锋带到他们"请假检讨"的地方去了。

  "请假检讨"后的王力与关锋,被软禁在钓鱼台2号楼不同的楼层。他们得到的命令是:二人之间不能见面。因此,王力和关锋实际上是被限制行动的。

  王力被软禁在钓鱼台2号楼后,生活待遇还是很好的。每天的伙食标准还和他在台上一样,每天都能看到最新的报纸,还允许听收音机,在规定的范围内还可以自由活动。在那里,每天都有专人给他打扫卫生,还有医生定期来给他检查身体。他并没有劳动任务,只有"写检讨"的任务,因此,他在2号楼过了一段轻闲的日子。使他难受的是,他不能打电话或以其他方式与外界联系。

  10月16日,王力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里,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山这座别墅里,王力的生活待遇仍没有变,还允许他带一些书籍在那里看,但同样不允许他同外界联系。这座别墅的四周环境很好。王力在那里,每日的活动也很有规律。他每天起床洗漱后,就在规定的地方锻炼身体。活动一会儿后,去吃早饭,然后是看书、看报、听广播。午饭后再小睡一会儿,下午继续看书、看报、写检讨。晚饭后还可以活动一会儿,散散步,然后就早早睡下了。由于条件好,加上生活有规律,王力的身体反而比被软禁前强健了许多。

  1968年1月26日,正值春节前夕,按照中央的决定,王力被关进秦城监狱。在这里,不允许他看报纸和书籍,住得不好,吃得也很差。但与众不同的是,毛泽东曾发话"不准提审王力",因此,在秦城那一段时间里,他没有被提审过,也没有被宣判犯有什么罪,但党籍被开除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在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进行审理时,对王力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

  1982年1月28日,王力被放了出来。刚出来时,组织上把他安排到北京万寿路的部长楼里居住。住了一段时间后,他感到不满意,说是门口有人站岗,提出要迁居。1984年,组织上把他安排到一个清静的居民小区里,供给他两套房子,很宽敞。他和老伴,还有一个保姆一起生活。每月组织上还发给他足够的生活费用。平时,他喜欢读书,还不时写点儿小文章。1982年4月《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他关于纠正引用古文时误用两字的信,还为他的信加了编者按,编者按中称王力为同志。但是,那时乃至现在的读者往往以为此王力是彼语言学家王力,没有太注意此事。

  自1982年1月以后,王力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虽然有保姆照顾,但他还是愿意和老伴一起上街买东西,一起打理生活。在北京的一些书店里,常常能看见他的身影。一些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学者去访问他,他总是比较客观地介绍那时的情况。他的口才仍很好,头脑也清楚,记忆力很强。200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引用了不少王力口述的史料。

  1996年5月,王力感到身体不适,经医生检查,发现患有胰腺癌,并且已经扩散。后虽经医生多方治疗,还是没有留住他的生命,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终年75岁。

  霞飞,《党史博览》2005年第4期,原标题为《王力沉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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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高崗遺信揭發多人,對彭德懷有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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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mbnail 高崗遺信揭發多人,對彭德懷有何影響?
Oct 24th 2013, 20:56, by 明鏡雜誌


《新史記》司馬清揚



1980年3月19日,鄧小平在接見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時說:"高崗敢於那樣出來活動,老人家也有責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對劉少奇同志、總理有意見,而對高崗抬得比較高,組織'經濟內閣',也就是計劃委員會,幾個大區的頭頭都是委員,權力很大,把政務院管經濟的大權都拿出去了。高崗又從毛主席那裡探了消息,摸了氣候,好像人家重用他,又有四個大區的支持,因此暈頭轉向。"而根據張明遠記錄的《鄧力群傳達鄧小平講話》,所謂四個大區的支持事實如下:"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也得到了彭德懷同志的支援,才敢於放手這麼搞。那時候六個大區,他得到四個大區的支持。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西北是彭德懷同志。"鄧小平的這番話說出了高崗事件的一部份實情:即高崗一事同彭德懷和林彪等人有密切關係。而更關鍵的是,高崗第一次自殺前曾經寫了一封給毛澤東的揭發信。

揭發信的復活

高崗口述、並由其秘書趙家梁整理成稿的這封信,內容主要是承認了自己的錯誤,然而更對後來歷史產生了重大影響的是,高崗在此信中講了中央一些人的名字,以及這些人對自己談論過什麼,如林彪怎麼說,彭德懷怎麼說,陳雲怎麼說等。
1954年2月17日,高崗在自殺之前又把此信毀掉了。

高崗自殺之後,趙家梁向周恩來彙報了此事。周恩來命趙家梁把此信復述出來。周恩來在2月25日批判高崗的發言中說:自財經會議前後,中央提出國家是否實行部長會議制、黨中央實行總書記或設主席團的問題後,高崗即迫不及待地積極活動,打著毛主席的旗幟,偽造毛主席言談,反對兩個中央領導同志(即劉和周——筆者註),假裝讚揚另外兩個中央領導同志(如說"高不如林",對陳雲說"你一個、我一個",都當黨的副主席),實質上並不是真正讚揚林、陳,而是想拉他們作為自己上台的跳板。從他給主席的信(即上面說的被趙家梁"復活"的信——筆者註)可見,他最恨的就是陳雲和彭真,臨死之前還要血口噴人。


 
高崗


對彭德懷的影響

無疑,此事對彭德懷的影響是巨大的,亦可以說是彭德懷後來被掛上"高饒漏網份子"標籤的鐵證。彭德懷在1955年為此事做過檢討。事實上彭德懷確實支持過高崗。1953年9月,彭德懷到毛澤東處講他對劉少奇、周恩來在個別問題上的意見,毛要彭去同劉、周相談。此事肯定影響了毛澤東對彭德懷的看法。

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為反"左"而上書給毛澤東,被毛澤東視為"右傾機會主義者向黨猖狂進攻"。彭德懷和高饒關係問題的歷史舊帳又被翻了出來,成為砸向彭德懷的一塊大石頭。彭德懷在8月12日,痛苦地對人說:"現在要我徹底交代高饒問題的錯誤和軍事俱樂部,就是這兩個問題難過關。"《彭德懷全傳》說,在算歷史舊帳中,使彭德懷最感驚奇、最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把他在廬山會議上書毛澤東一事,同高饒反黨聯盟扯在一起。而在最高層,從毛澤東到劉少奇、周恩來無一不厲聲指責彭德懷在高饒一事上深深地陷了進去。譬如周恩來說:除了彭德懷以外,張聞天和黃克誠也是"高崗反黨集團的漏網份子,重要成員",這一次(廬山會議)是"高饒事件"反黨聯盟的繼續和發展。彭德懷對於周恩來的說法怎麼都想不通。彭德懷在《廬山筆記》中寫道:"硬要從糞坑裡撈出這塊臭石頭,來打擊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只有"新帳老帳一起算"。1962年七千人大會,在劉少奇作口頭報告談及彭德懷是"高饒集團"的餘孽時,周恩來插話表示:彭德懷是"高饒集團"中的主要成員。為此,彭德懷在隨後的申訴信《八萬言書》中專門對此作出強烈抗議:彭德懷承認自己"由於感覺遲鈍和政治上的落後",對高崗認識不清,這是個"嚴重的錯誤"。但"以上我同高崗來往的經過和談話,是抱著對黨忠實的態度回憶和寫出來的,自問是真實的。""少奇同志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到底是高、饒聯盟,還是彭、高聯盟呢?恐怕是彭、高聯盟。'我認為少奇同志這樣來強調這個問題,未免有點過分,同時與事實也是有出入的。"

劉少奇、周恩來為什麼如此對待彭德懷的這筆舊帳,或許從彭德懷的《廬山筆記》中可以找到答案:彭德懷承認在高崗一事上有錯誤,主要是由於他對高崗的面目認識不清,一度態度不明朗。當高崗向他講劉少奇和周恩來等人的壞話時,因為他自己對劉、周也有些工作上的意見,因此對高崗那些挑撥性的言論沒有及時予以反駁,也沒有及時向毛主席報告,客觀上為高崗所利用,陷進去了。(《新史記》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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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乱世精彩与盛世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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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精彩与盛世乱象
Oct 24th 2013, 18:58, by 明鏡雜誌



  按照常理,乱世难有精彩。同样,盛世也不大可能有什么乱象,但理论与现实往往并不完全一致。就中国而言,百年前的北洋时代以及稍晚一些的民国时期,无疑是一个乱哄哄,内外交困的乱世,但令人称奇的是,就是在那样一个兵荒马乱,军阀割据,群雄四起的乱世,中国的学术界却异彩纷呈,大师辈出。彼时的北大清华,宛若灿烂的双星,辉耀华夏。及至后来,国民政府既要肃清山林匪贼内乱,又要举疲弱之躯抗击外来日寇强敌,可谓时艰不易。但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的学人们却坚持住了操守,即便退居西南一隅的西南联大,仍然保持了学术独立,人格独立,绝不容许权力染指学术,不屈服权力的高踞。

  最令人称道的是北洋时代的乱世,中国颁布实施了第一部民主宪法,第一次在亚洲实现真正的民主选举。百位人文大师灿若群星,思想多元,学术自由,百家争鸣,堪称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活跃时代。所有这些,实实在在描画出一个乱世罕见的精彩。

  1949年后的中国,迅速结束战乱与乱世,一个空前强大独立的国家横空出世。黎民百姓莫不交口称赞,从那以后人们都真诚的相信国家从此走上了康庄大道,一定会快步奔向共产主义美好天堂。从那以后,乱世没有了,强大的国家建立起来了,虽然磕磕碰碰走了差不多三十年弯路,最后总算跻身盛世,但奇怪的是随着盛世的不断喧嚣,各种各样的问题却层出不穷,各种各样的怪胎也如影随形。大师没有了,操守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思想高度统一,个人成为微不足道的螺丝钉。独立思考消失了,独立人格没有了,一切都在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的领导下,人们如同行尸走肉般活在世上。

  当然,问题归问题,盛世归盛世。在虚荣心支配下,或者在实际生活舒适度考量下,人们都理所当然希望活在盛世,不愿意活在乱世。想想看,兵荒马乱的年代,要么颠沛流离,要么朝不保夕,或者外敌入侵,或者内乱不已。生活在那样一个年代,人们有可能成天提心吊胆,担心祸患从天而降。反之,生活在盛世,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一切都按部就班,没有变数,没有动荡,多好!

  这里,似乎一个悖论出现了——1949年前的乱世居然精彩,产生许许多多大师,而1949年后的盛世,准确的说应该是1978年后的中国盛世,没有了大师,没有了学术独立,人格独立,没有百花齐放的思想活跃。在这样的困境之下,人们该做何选择,该怎样评判,该怎样取舍?究竟是要乱世精彩还是要盛世乱象?

  其实,稍微用自己的脑袋想一想,这里的悖论是不存在的伪命题。之所以产生上述乱世精彩与盛世怪胎的困惑,在于所谓的盛世不过是虚假的盛世,是粉饰出来的盛世,是天价维稳拼凑起来的盛世。当今中国离盛世还差得远,若要硬说是什么盛世,那只能是权贵集团,既得利益者们的盛世,与一个国家的学术文化思想自由无关,与大众的日常生活无关。比如奥运,还有神五等等,与大师的产生,与百姓的安全,还有物价,买房就医上学等等都没有关系,有的只是一个执政党自我标榜的、自吹自擂的、外强中干的党国盛世,而不是全体国民的真正盛世。

  对照历史上的汉唐盛世,康乾盛世,,既有货真价实的盛世,也有类似当今情况的虚假盛世。汉唐盛世,相对而言,经济发达,国力强盛,气度胸襟俨然泱泱大国。尤其是盛唐时期,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可圈可点。而康乾盛世,在表面的国力日盛情况下,愈演愈烈的文字狱,其实是不能与盛世匹配的。

  再来具体看1949年前的乱世,我们应该做些具体分析。国家处在内忧外患之中,民众生活在动荡之中,确实不堪乱世之苦,即使北大清华这样的高等学府,迫于日寇入侵,不得不南迁。而北洋时代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军阀走马灯般的频繁换人,国家表面上看起来纷乱不已,但恰恰是那样的乱局之下,保持了学术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还有大师不断涌现。

  1949年之前虽然内忧外患,堪称乱世,但那样的乱世,作为执政者,没有对国民和知识分子采取高压政策,没有禁锢人们的思想,没有借着外敌入侵,把国民统统当作螺丝钉,当做不会思考的行尸走肉。那个年代,生活是动荡的,清苦的,不安定的,但思想却是自由的,人格是独立的,心灵是放飞的。而1949年之后,表面强大统一的中国,悉数荡涤所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代之以党化教育与奴化教育,把人变成奴仆与工具,在冠冕堂皇的乌托邦说教之下,扼杀所有的独立思考独立人格。1978年后,则把人们统统赶往拜金主义泥潭之中,让人们彻底犬儒化,一个个都成为经济动物,不再有独立思考与探索,不再有质疑与批判精神,整个国家在莺歌燕舞的外表之下,隐藏了尖锐的社会矛盾、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底线失守、道德沉沦、民怨沸腾等等社会顽症。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如何能够有北洋时代和民国时代的宽松自由氛围、如何能够让人们心灵舒展,充满创造活力、如何能够有学术界却异彩纷呈,大师辈出?

  猛然一看,乱世精彩与盛世乱象是一个悖论,其实不然,只要发现了所谓乱世之下的宽松自由,发现了盛世之下的高压与禁锢,我们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世道乱而治国之策方寸不乱,虽外表盛世却内瓤溃烂,乱世精彩与盛世乱象当是必然,不可避免!

  悠然南山,共识网 2013-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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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杨津涛:国人对义和团的评价为何如此自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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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津涛:国人对义和团的评价为何如此自虐?
Oct 24th 2013, 18:55, by 明鏡雜誌


  义和团运动的高潮发生在1900年前后,至今已经一百多年。中国人看待义和团,更多地是依据社会环境与现实需要,对其进行阐释,而很少采用学术视角,将义和团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以扎实的考据来还原历史。

  百年来,对义和团的评价一直变化无定

  义和团勃兴时,恰逢晚清革命声势由弱至强的当口。革命党人对怀有反抗意识的义和团引为同道,说他们"出于爱国之心,忍之无可忍,故冒万死以一敌八,冀国民之有排外自立之一日也。"清朝灭亡后,西学在中国进一步传播。"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将义和团视为中国文化糟粕的大汇集。

  1949年后,义和团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全面提升。1967年3月,戚本禹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电影<清宫秘史>》一文中说,"震撼祖国大地的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这是一次表现了中国人民历史首创精神的伟大运动。""文革"结束后,知识界重归启蒙话语,指义和团是"封建蒙昧主义"。

  新世纪以来,知识界对义和团的批判更进一步,乃至有"即使义和团真的立下了'扶清灭洋'的伟大功勋,也不能回避它的这些反文明、反人类的错误,何况正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这般的盖棺论定。这些批判,在普通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详细]

  今人对义和团的自虐式全面否定,主要集中在其"非理性"、"反文明"两个层面

  今人对义和团的"自虐式评价"究竟有多严重?不妨来看一段某颇具影响力的著名历史学者的相关评述:

  "被视为朝廷救星的义和团,其实是一大群分布甚广的乌合之众。……他们的法术,对于应付枪炮没有任何用处,但有时却可以蒙人,动员很多人加入。……义和团运动过后,从晚清到民国,义和团都是一个国人最不愿意提起的话题。'拳乱'已经成了野蛮的象征,而知识界一直在追求文明。……这样一个连人们持有一支外国铅笔都可能因此而掉脑袋的运动,在今天满大街追求洋名牌的社会里,居然还有市场。一些浑身洋名牌,满口英文的大学生,在民族主义热血沸腾的时候,脑子里居然义和团的阴魂不散,即使留学到了美国,义和团阴魂还是不散。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没有认真清理过义和团的'遗产',1949年之前羞于谈,1949年之后兴奋谈,改革开放之后,含糊谈,或者回避谈。这样的话,人们心里的那个义和团阴魂,无论如何都去不掉。因为,这个阴魂,跟我们的传统,跟我们民族古老文化心理,息息相关,跟我们后来的革命传统,也息息相关。一百多年过去,义和团的阴影仍在,话题也时不时冒出来,无论是否定还是肯定,赞扬还是咒骂,其实,真正了解这个运动的人,并不多。"

  这段论述,总结起来,彻底否定义和团的理由大致有三:1、义和团"很愚昧",在现代文明面前操弄那些无用的"法术";2、义和团"非理性",是暴民,在他们面前,"持有一支外国铅笔都可能因此而掉脑袋";3、义和团"反文明","已经成了野蛮的象征"。

  还原历史现场,厘清前因后果,则不难发现这些指责很荒谬

  舆论热衷于指责义和团反洋教是"盲目排外",殊不知此种"排外",乃是因为自身利益受损;舆论热衷于指责义和团拆毁铁路是"敌视西方文明",殊不知在清军进剿和联军入侵之前,团民并不热衷拆毁铁路;舆论热衷于指责团民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徒劳无功,反为国家招致大灾难,殊不知围攻使馆的始终是大清官军。类似上述种种因果关系的缺失,是义和团在今天被妖魔化的关键。

  平民组织义和团反洋教,并非"盲目排外",而是为了对抗教民对自身利益的侵害

  所谓教案是指近代以来涉及基督教、天主教教徒的案件,产生于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们为扩大宗教版图,在中国发展教徒时往往是来者不拒。在这些入教者中,不乏曾经作奸犯科之徒。山东巡抚张汝梅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抢劫之犯入教者有之,命案之犯入教者有之,负欠避债因而入教者有之,自揣理屈恐人控告因而入教者有之,甚至有父送忤逆,子投入教,遂不服传讯者有之。"正应了中国"急来抱佛脚"的古话。对教民的良莠不齐,传教士内部其实也早有认知。耶稣会传教士即因此对天主教传教士多有批评,认为良莠不分收纳教民的模式,从长远来看对传教大业有害无益。

  普通教民因有传教士庇护,恣意妄为者不在少数。譬如,1887年,德国传教士布恩溥控告山东郯县老百姓抢劫教堂,声称平民拷打教民,向教民罚钱,甚至迫使信教妇女自缢。地方官府经过调查后发现,布恩溥的各项指控非止是子虚乌有,更与事实背道而驰——自缢的不是教民,而是平民。教民马五想要霸占平民魏三的儿媳,便勾引魏三之子赌博。当魏输得一塌糊涂时,马五出面强逼魏三之子拿妻子抵债,以致魏三之子被逼自缢。因顾及马五的教民身份,地方官只能在"体国家柔远之仁"的名义下,表示"不予深究"。再如,沾化县教民李伦登性情粗暴,被过继给李于氏为嗣孙。李于氏向女儿安李氏和安李氏的小舅子李惠借车收割粮食,谁知竟然惹怒李伦登。李伦登用木棍打伤安李氏,把李惠私自关进教堂,连车子也被他给卖掉了。对于如此行径,地方官在法国传教士的压力下,也只能不予收押,交由李家自行处罚。

  其实,中国地方官相当清楚平民与教民之间的冲突实情。如1899年12月21日,署济宁知府汪望庚在一份给上级的禀报中,曾如此写道:"教民倚势欺凌,借端讹勒,或罚银钱,或罚屋宇,或罚酒席,或罚钟,或罚席,或罚油,不厌不休。其款数之多寡,视力量之丰啬,虽父兄子侄不顾也。今略一询问,卑职耳闻目睹所及者,仅卑州西北一隅受其罚者,已不下百数十家,而此外所未及知者不知凡几、良懦饮恨,求泄无从,求避无门,年复一年,日不聊生,稍有身家者,咸凛凛焉惧无以自保。……习拳者本为保卫身家起见,并非利人财物,其所以向教民索还前罚之物,求一平衡天之冤气而已。……"但了解归了解,碍于现实,地方官员在处理教案时只能袒护教民。当年的情况多是"地方官迫于时势,不免存投鼠忌器之见,不得不委曲含容,多方迁就。迁就之中,未免抑民而袒教。"这样一来,"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官府站在传教士和教民一方,普通老百姓只好自行组织在一起,"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义和团因之而起。

  拳民拆毁铁路、电线杆,非是"敌视西方文明",而是出于自保的现实需要

  1900年5月,义和团占领涿州。攻占涿州当天,数百团民就动手拆除了涿州至琉璃河间的铁路,焚毁琉璃河车站及涿州铁桥,并沿途砍倒电线杆。紧接下来,高碑店、卢沟桥、长辛店等处的车站、料厂相继被团民焚毁。到了6月,毁坏铁路、电线杆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芦保铁路、京津铁路至此都陷于瘫痪。

  义和团针对铁路和电线杆的破坏,并不是单纯的发泄,或者对西方文明的"敌视",而有现实的原因。首先,铁路的修筑夺占了农民的土地、房屋和祖坟,早先从事传统水、陆交通的船民、纤夫等失去了工作。新建起来的铁路车站等地方又优先雇佣教民。这些无疑都加大了普通老百姓对洋人、洋教的仇恨。此类矛盾,即便在今天,也仍广泛存在,如中国在非洲的许多项目,因热衷于从中国雇佣工人,而常常招致当地国家民众的敌视。这类矛盾,显然不能用"盲目排外"来解读。

  此外,另一个更主要的目的,是切断清军、联军的交通与通讯。在攻陷涿州前,义和团从没有对铁路、电线杆进行过专门破坏。到涿州后,为阻止清军的进剿,义和团才动手破坏铁路。在义和团所编民谣"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中,也能看出,毁坏铁路,有极现实的军事需要,并不是什么"敌视西方文明"——否则,难道说,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扒铁路,也是"敌视西方文明"吗?

  作为当事人,英国领事贾礼士曾承认:"缺水和铁路不断遭到破坏,在很大的程度上延缓了海军部队的向前推进。"左副都御史何乃萤也上奏说:"此时铁路徒以资敌,团民拆毁,正可断其来路,似不必再行修筑。"这些材料都很清晰地显示出拳民拆毁铁路,与"反文明"没什么关系。之所以日后出现"反文明"的说法,与传教士在战后对联军侵华史的重新建构,有极大的关系。

  围攻使馆区的不是义和团,而是清军;事实上,义和团对攻打联军并无兴趣

  因慈禧对义和团态度发生转变,确有大量拳民涌入北京。但如前所述,拳民的原始驱动力是抗衡教民维护自身利益,对于和洋人乃至联军正面交战,实际上并无兴趣。这一点,在"围攻使馆区"一事上,表现得相当充分。据当时任职于中国海关的英国人辛普森在《庚子使馆被围记》中说,义和团第一次出现在使馆区是1900年6月12日。他记录说,那天"克林德男爵晨间出外闲步,见一骡车车夫力鞭其骡,骡耳上竖,狂驰而过……仓促之间,男爵至不能自信其眼,以为恍惚,盖见坐于车沿上者,投扎红巾、腰系红带,手腕及腿亦皆缠以红布,手执一刀于其靴上磨之,固明明为一拳匪也。在此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此装束奇异、手执凶器之恶鬼,乘车驰行于使馆街中,真正荒唐已极……男爵举杖击之,彼匪徒略一扞格,即弃其刀飞逃入邻巷而去。勇敢之男爵大声而呼,察见车中尚坐一匪,亦举杖击之,彼欲逃不能,遂为男爵所执,交付卫队。"可见那时义和团没有进攻使馆的意图,而驻德公使克林德先发制人,抓获了一名过路的义和团团民。

  6月13日,义和团在王府井等地焚毁教堂时,曾路过意大利和奥地利公使馆,但没有对它们发动攻击。使馆卫队主动出击,对义和团使用武力,致使多人死伤。北京的外国人们随后展开了一场"猎取拳民行动"。6月14日,克林德带领水手巡逻,发现有义和团正在操练,当即下令开枪,打死二十余人。比利时公使姚士登体弱多病,但也不甘心落于人后,亲手杀死了数十名拳民。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泰晤士报》记者莫理逊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杀掉或者说宰掉了四十五人……我自己至少干掉了六个。"作为报复,义和团在北京大肆焚毁教堂、屠杀教民。美国学者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中说,"在义和团自发活动的初期,暴力活动的范围一般局限在破坏不动产。只是到了1900年春天,相当数量的义和团民死在教民手中以后,教民的死亡人数才开始上升。"

  就在外国人和义和团在帝都相互仇杀的时候,慈禧太后做出两个"圣断":承认义和团是"朝廷赤子",予以收编;同时对列强宣战。东交民巷的使馆区首当其冲,成了被攻击的目标。长期以来,在大多数人的潜意识中,都会以为是义和团主导了围攻使馆事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英国政府提交给国会的《蓝皮书》中说,清廷为了打垮驻华公使们,"不是利用暴徒或叛兵,而是利用中国政府的有组织的部队干的。"6月20日下午四时,"清军从北面和东面开火,主要是对着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工事的,御史开始了中国政府军队对北京各国使馆的有组织的进攻。"6月30日,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祖谋上奏:"今官军围攻使馆,数日不解……臣愚以为战事不可不备而使臣不可不保。"双方记录都证实,进攻使馆的为清朝政府军,而非义和团。

  不能为了浇的现实之块垒,即无视史实之真相

  上述几例,不过是义和团被妖魔化的众多史实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从这些妖魔化中,不难看出,百年来,国人其实只关心义和团被定义为什么,能昭示什么,而对其真实的历史面貌,往往缺乏兴趣。这就导致了义和团"反文明"说盛行后,很多人在看待义和团时都充满了自虐倾向。

  市井间流传的许多关于义和团"反文明"的案例都需要重新仔细考证其真实性

  除了上述几例大事件,国人在批判义和团的"非理性"、"反文明"时,也常举出一些细节案例。但这些细节案例,并非全都确切无误,往往需要重新仔细考证,但这个工作也少有人做。譬如,国人常引用日本人佐原笃介《拳事杂记》中'官员读洋书被杀死'之例,来证明义和团纯属反文明的暴民。大意是:有六个学生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被义和团发现,乱刀砍死。有个叫罗熙禄的读书人,从河南去天津,有洋书两箱,不忍割爱,路上被义和团发现吊在树上,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按佐原笃介自己的说法,这些故事,是他道听途说来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呢?"六个学生"无地点、无姓名、无时间,已不可考,但罗熙禄却并非因读洋书而被杀的。查《1900年西方人的叙述·义和团运动亲历者的书信、日记和照片》一书,其中收有《美国矿业工程师查尔斯·戴维斯·詹姆森的叙述》,其中提到了罗熙禄之死的真相:"我的官方中国秘书是罗熙禄。他是中国驻英公使罗丰禄阁下的弟弟。这个可怜的家伙,派他来与其说是他自己能干些什么事,倒不如说是我们一行借他哥哥的威望。随后可以看到,在此次旅行结束前,他为此丢了性命。"换言之,罗熙禄之死,和他读洋书并没有什么关系。他去世的时间是1903年,彼时,义和团运动早已沉寂。

  再如,国人还常常引用柴萼《庚辛纪事》中"因一根火柴杀人全家八口"的例子,来证明义和团乃盲目排外之无人性之暴民。文曰:"(义和团对待)洋人则无论英美德日,悉赐一刀,初犹未及华人也。继以华人受役于洋人者,多亦恨之刺骨,并以电报铁路等,与洋人声气相通,则亦毁之。……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事实上,柴萼《庚辛纪事》的可信度极差,仅就该段引文而言,大量一手资料已经证实,义和团针对教民远甚于针对洋人,所谓对洋人"悉赐一刀,初犹未及华人也",与事实完全相反。查柴萼其人,生卒年为1893-1936,长期生活在中国南方,《庚辛纪事》写于义和团运动后二十余年,多系道听途说之语。

  将义和团拔高到"反帝爱国"固然是扯淡,将其妖魔化为"反文明",也同样很可笑

  义和团与洋人为敌不假,但与"反对帝国主义"风马牛不相及。老百姓之所以对洋人没有好感,除了文化上的一些因素外,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传教士包庇教民,伤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他们的出发点,与其说是"反帝",不如说是"反洋教"。且不说19世纪末的时候,中国人既不知道什么是"国家",更不晓得有"帝国主义"这种称谓。只用"文革"时的评断标准来看,聂士成的武义军、董福祥的甘军与八国联军奋战,这才是"反帝爱国"的标准模范。

  无论是将义和团拔高为"反帝爱国运动",还是将其贬斥成"反文明"的盲目排外,围攻使馆事件都是一个重要依据。然而在1900年春天对使馆发动攻击的并非义和团,而是清军。如此,无论对义和团是褒是贬,都已成无本之木。

  在以往的"封建蒙昧"说和流行的"反文明"说中,义和团对铁路、电线杆的破坏被当作一项"有力"的证据。然而正如上文所说,义和团的这种破坏并不是一贯的,只是在战争期间,为了阻敌自保而采取的一种现实手段。

  通过以上分析还可以发现,国人在谈论义和团的大多数时候,都只是片面强调义和团的滥杀,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外国人同性质的举动。比如在中国首都公然开展的"猎取拳民行动",与义和团"十毛之人,必杀无赦"的故事相比,称得上鲜为人知了。对一个较长时段的历史事件,人为地"掐头去尾",不要背景、起因,也不问结果如何,只截取中间一段过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是一种极为不负责任的行为。

  心平气和评价义和团,需抛弃浇现实之块垒的心态

  历史研究有两套评价体系,一个是价值判断,这基于我们的意识形态,对历史事件做出好或者坏的"盖棺之论",比如说义和团是"反帝"的或"反文明"的。另一个则是事实判断,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不以个人好恶来为历史"定性"。如果事实判断为准绳的话,义和团就是"反洋教",如此而已。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对义和团的评价虽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但"反帝爱国"与"封建愚昧"两项是大体被普遍认可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柯文在《历史三调》中就对此提出了质疑:"由于这些词汇过于充斥着20世纪政治与文化方面的诉求,那就损害了历史学家更为忠实地理解义和团经验所作的探索。将义和团的民间宗教信仰及实践界定为'迷信',那就意味着对这些信仰与实践采取一种基本敌视的态度,致使要对义和团本身是如何看待这些信仰与实践及其在义和团的知识和感情世界中所起的作用作出更深刻的评断,就显得更为困难了。同样,将'反帝爱国'的标签牵强附会地贴在义和团上面,使各色各样、错综复杂的动机极端简单化了,从而严重阻碍了对这些动机进一步的研究。"

  柯文在分析了中国人在各个时期给予义和团的评价后,最后得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结论,他说:"作为事件的义和团代表了对过去的特定解读,而作为神话的义和团则代表了对现在的特定解读中对过去的利用。"

  所谓"作为神话的义和团则代表了对现在的特定解读中对过去的利用",意即:为浇现实之块垒,而弃"作为事件的义和团"于不顾,反将"作为神话的义和团"翻来覆去一再解读。事实上,若将"反帝"、"封建"、"反文明"这些大词从义和团身上剥离掉,那它就是一个因被洋教压迫,而自发成立起来的"反洋教"组织。对义和团在反击侵略中的作为,不必试图抹杀;对于义和团的暴虐和滥杀,也无须讳言。国人对义和团运动既不必感到自豪,也无需自虐式地将其一再丑化。

  参考资料:《义和团档案史料》、《义和团史料丛编》(第一辑)、辛普森《庚子使馆被围记》、 王学典《语境、政治与历史: 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林华国《义和团史事考》、戚其章《近代教案与义和拳运动的兴起》、王栋亮《义和团运动时期山东教案初探》、朱从兵《义和团运动中的铁路问题和李鸿章》、《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柯文《历史三调》等

  结语:胡适曰:"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义和团的评价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作为一个真实历史事件,义和团运动留下了汗牛充栋的材料,并非不可还原现场,国人之所以始终沉醉在一种片面、且自虐的阐释之中,无非是有太多的现实之块垒要浇,至于历史真相,反倒不那么重要了。

  杨津涛,腾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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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费正清:重新审视近代中国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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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重新审视近代中国的革命
Oct 24th 2013, 18:57, by 明鏡雜誌


  近代中国的历史,即人们现在认为在那里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充满了争论的。一些重大的事件已被人们所了解,但对于它们的意义却存在着争议。同时,许多较次要的事件仍然未被人知或者被忽视。

  引起争论的第一个原因是普遍存在对历史的无知状态,因为在这个尚不发达的领域中,还缺乏一批被人们普遍接受的研究和著述。我说"历史的无知状态",是因为历史学的任务就是了解所有有关方面的情况、动机和作用,但如果只涉及冲突一方的片面知识,则会使我们对这场冲突中的另一方仍然一无所知,因而就不大可能理解它。

  例如,关于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英国方面的文件在当时就已大量公布,而中国方面的文件一直到九十年以后,即1932年才发表。而且,双方的文件主要提供的都是官方的观点;在战争期间普通中国人民的经历则没有详细的记载,也没有被很好地进行研究。甚至这一表面上已很清楚的事件,仍然没有为人们所充分了解。例如,当地的中国人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了英、清两国战争的消极旁观者?他们进行爱国主义的抵抗的程度又有多深?各种观点和事例是相互歧异的。

  引起争论的第二个原因是那种把历史事件主要参与者分割开来的巨大的精神文化鸿沟——这不但是指十九世纪外国侵略者和进行抵抗的中国统治阶级之间在语言、思想以及价值观念上的差异,而且也指在二十世纪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一旦成为革命者时,在中国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存在着的类似的差异。简言之,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两出巨型戏剧——第一出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第二出是从第一出派生出来的,它揭示了中国在一场最巨大的革命中所发生的基本变化。

  这些巨大的冲突和变革的运动,即发生在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以及在新旧中国之间的这些运动,已经在历史记载和历史学家中引起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对西方历史学家来说,最突出的就是维多利亚时代对世界的看法;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扩张主义者就是按照这种看法,在十九世纪中期建立了不平等条约制度的。他们信仰民族国家、法治、个人的权益、基督教和科学技术,以及使用战争来为进步服务。旧中国统治阶级对于世界的看法也是一清二楚的。它信仰经典的儒家教义和天子在整个世界中至高无上的权力:天子高居于一个和谐的、存在着等级和名分的社会秩序之巅,以他的富有教导意义的道德行为的榜样来维系自己的统治。在这个旧秩序里面,经典的教义只能容忍限于传统内部的变化,扩大的家庭制度支配着个人,恪守职责的信条高于享受权利的信条,文官控制着军事,并且使商人为其所用,道德行为的准则凌驾于人的情欲、物质利益和法律条文之上。诚然,两种文明是冰炭不相容的。

  当比较古老和变化较缓慢的文明在较现代和更有生气的文明面前步步退却时,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员中一代先行者寻求改革的目标,并逐渐形成对于世界以及中国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的新的观点。产生于季世的这种新观点,不可避免地缺乏它以前的传统 观点的一致性。随着中央权力的衰落,思想领域的混乱增长了,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通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的毛泽东思想,一种新的历史正统观念才得以建立。

  随着伟大的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毛泽东主义的历史观也将继续发展;西方的、日本的和其他外国的历史观也同样如此。可以预期,它们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会吻合的。不过关于近代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和为什么会发生,当代的各种思想对这些问题仍会继续进行激烈的争论。十九世纪对中国的和外国的、儒家的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各种历史观的对立,现在已被各种水火不相容的观点的论战所代替。现在的这些互不相容的观点都涉及到近代史的性质这一领域,这一事实只会加剧它们之间的争论。但是,在了解今天的历史渊源的努力中,各种思想的继续论战归根到底只会加强促使各国人民相互了解的共同纽带。

  虽然历史学界关注的中心问题一代与一代有所不同,但就近代中国而言,某些尚未解决而又需要阐明的问题,似乎可能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先引起注意。一个需要阐明的重大问题就是外来影响的程度和性质。十九世纪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显著增加,并且变得越来越有影响,越来越向社会各方面渗透,最后终于促使中国人的生活彻底改观。然而外国人的冲击和中国人的反应的进程是逐渐开始的,几乎不能觉察出来。对这一过程的觉察,是经过了其强度和复杂性不断增长的一系列阶段才显示出来的。

  在最初阶段,中国和外国的观察家都认识到:古老的农业经济—官僚政治的中华帝国,远非进行扩张的、推行国际贸易和炮舰政策的英帝国和其他帝国的对手。外国对中国侵略的速度一直在加快。在1840—1842年鸦片战争以后不到十五年,就有1857—1860年的英法联军之役,又过了十年左右,发生1871年俄国侵占伊犁和1874年日本夺取琉球的事件;又不到十年,爆发了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九年以后,日本在1894—1895年大败中国,紧接 着是1898年争夺租借地和1900年的义和团之役。伴随着这些戏剧性的灾难而来的,是传统中国的自我形象——即它以中国为中心看待世界的观念——的破灭;这一破灭与那些灾难相比,虽然几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却有着更加深远的影响。

  因此,回顾起来,中国在十九世纪的经历成了一出完全的悲剧,成了一次确是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崩溃和衰落过程。这场悲剧是如此缓慢、无情而又彻底,因而它就愈加痛苦。旧秩序为自卫而战,它缓慢地退却,但始终处于劣势;灾难接踵而至,一次比一次厉害,直到中国对外国人的妄自尊大、北京皇帝的中央集权、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正统观念、以及由士大夫所组成的统治上层等事物,一个接一个被破坏或被摧毁为止。

  还有第二种认识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革命者中很普遍,即他们发觉自己处在一个不同的世界,犹如民族主义者发觉自己置身于一个扩大了的民族主义的国际社会一样。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清王朝旧政权在十九世纪后期所承受的外国特权的负担日益沉重。不平等条约体制的不断扩大就表明了这一点:通商口岸从1842年的五个增加到1911年的大约五十个;缔约列强各国的侨民及其财产、贸易和工业都逐步享有领事裁判权;外国船只在中国水域航行的范围,从沿海的炮舰扩大到行驶于主要河流的商轮上;不但在中国海关,甚至在某些内地税卡、邮局和盐务官署都雇用了外国官员;传教士的活动渗入到每一个省份和文教卫生部门。还有许多其他的特征,如1900年以后外国在北京驻军,1911年以后海关收入先拨作偿付外债和赔款之用。这一切都表明了外国人对中国人民生活的特殊影响。对近代的民族主义者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这一切更能激起爱国的义愤呢?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外国的侵略就日益被称为"帝国主义",并且帝国主义的侵略被认为是必须加以消除的国耻。

  伴随着这个观点而来的还有另一种认识,即帝国主义在中国 之所以得逞,是借助于中国人的弱点,这弱点不但在于军事方面,也在于精神方面,也即中国人缺乏爱国主义的献身精神:这表现在他们为外国人工作,并且从罪恶的鸦片贸易、贩卖苦力以及在沿海港口建立工业来剥削劳工的罪恶活动中同外国人一起牟利。道德的堕落也同样明显地表现在军阀的割据、地主的自私自利、家庭第一的裙带关系等方面。中国的这一切弱点大多是根源于腐朽的统治阶级的各个阶层——即满洲人的异族朝廷、古代经典训练出来的陈腐官吏、享有垄断较高文化知识特权的文人学者和剥削贫苦佃农的地主。所有这些制度和积习的总和可以用"封建主义"一词来概括。

  这样,在二十世纪,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对孪生兄弟就被认为是十九世纪中国灾难的根源。在人民共和国时期,这些术语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对它们的阐述,就被用来描述中国的近代史。在一个农民依然占绝大多数并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日本的侵略记忆犹新的广袤国度里,国内统治阶级和外国的侵略仍突出地成为过去遗留下来、而今天仍然必须与之搏斗的两大罪魁祸首。

  当中国运用帝国主义的概念时,它已被扩大了。回顾起来,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无论是在国民党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中,帝国主义的作用有增无已。它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帝国主义从鸦片战争时起就活动开了,这比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列宁主义的金融—资本型的帝国主义的兴起要早得多。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不但远溯到包括维多利亚早期商业扩张时代的战争和炮舰外交,它还把帝国主义概念扩大到几乎包括十九世纪外国与中国的一切形式的接触,把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当作文化帝国主义就是一例。由于西方国家经常的侵略扩张活动在历史记载中是一目了然的,历史学家一般认为有理由作出这一广泛的结论,即中国人民遭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和欺凌。作为一 般性的结论,这是几乎不容置辩的。欧洲的侵略扩张和它后来的变种,是近代世界历史的一个主要事实。

  然而,我们这一卷既要重视现在,又要重视过去,因此,本卷的研究将要再现生活在历史事件发生时的人们的观点、动机以及他们在历史上对这些事件的理解。由于中国的历史观在革命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因此必须了解中国人当时的生活状况,同时还必须了解他们在旧秩序下的自我形象。一旦着手进行这样的研究,帝国主义的形象就会被勾划出来。帝国主义从一种自外部倾覆中国的单方面力量而变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且当今天对中国和外部世界的这种相互作用进一步进行研究时,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就将分解为种种因素和情况。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社会是个庞然大物,它各地的情况又千差万别。由于它的幅员辽阔,它不易受到外来影响,并且对于与外国接触的反应也是形形色色的和分散的,而不是一致的和集中的。总的说来,中国自给自足的程度是非常高的,这首先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它在国民经济中仍是一个比较次要的部分。其次,清帝国由于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征服了伊犁,以及在恰克图和广州分别成功地对付了俄国人和英国人,就建立起一道貌似强大的军事防线。最后,在清朝统治下,具有绝对权威的儒家思想几乎不能接受任何外国的政治观念。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形成高度的自给自足。但是还有另一个历史传统使得中国对外国的侵略反应迟钝,这就是蛮夷入侵的传统,以及这些入侵的蛮夷被吸收或同化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的情况。由于这个原因,拥有绝对权威的儒家思想变成了一种超民族主义的体系,它是不会轻易赏识外国的民族主义者的感情的。

  这样,一幅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图景就浮现了出来,它在十九世纪早期是自给自足地专注于它自己的国内生活,而不能对西方的侵略做出敏捷的反应。后来中国人与侵略者打交道时自有定见,就没有迁就外国的制度。例如,清朝并未把对外贸易和外国的投资当成对国家有重要作用的事业而首先予以关注。清政权主要关切的是维持它所统治的和赖以取得主要生计的农村社会秩序。对外关系似是不关痛痒的事情。最初,西方人被认为事实上能纳入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秩序之中而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只许他们在边远地区活动,正象其他外国人过去曾经做过的那样。

  幅员广大、自给自足、统治阶级的麻木不仁和漠不关心,所有这一切使清帝国在与西方国家接触时毫无应变的准备。更确切地说,当这种接触在近代成为事实时,导致中国衰落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要理解中国的衰落,就必须懂得中国早先取得的成就,因为这种成就之大竟使得中国的领袖人物对于灾难的降临毫无准备。正如改革家梁启超后来在1896年所说:"今有巨厦,更历千岁……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也。"①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册第2页。

 共识网书摘,摘自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1800-19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标题为共识网编者所拟,原标题《历史和中国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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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在理解与误解之间——由顾城之死所想到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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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解与误解之间——由顾城之死所想到的(4)
Oct 24th 2013, 18:54, by 明鏡雜誌


胡平来稿



  二十四、生命中令人不安宁的能量

  其实,顾城也知道,人生总是要有所追求。顾城说:"人的生命里有一种
能量,它使你不安宁,说它是欲望也行,幻想也行,妄想也行,总之它不可能
停下来,生命需要一个形式。这个形式可能是革命,也可能是爱情;可能是搬
一块石头,也可能是写一首诗,只要有了这个形式和生命中间的这种不安宁相
吻合,一切就具有了意味。"讲得很对。只是这段话和上面提到的过三关彼此
矛盾。想来是"此一时彼一时",顾城在不同的心境下,说出的话也就不同。
对于顾城这段话,我想要补充的是,人生命里的能量不仅需要发泄,而且需要
表现。动物不一样。一只健康的小松鼠会无目的地上窜下跳。这是其生命里能
量的发泄。这还不是表现。表现包含着两层相关联的方面,一是展示给其它同
类看,一是期待和接受其它同类者的品评。唯有人,才有在他人面前表现自己
冲动。当顾城说城里人很注意别人的看法、常常用时装包裹自己时,他显然是
对这种态度不以为然,殊不知这种态度才是最具人性的东西。在伊甸乐园中,
亚当和夏娃偷吃智能禁果之后,立刻对自己的赤身裸体感到不好意思;也就是
说,他们立刻变得"很注意别人的看法",赶快找来一片无花果叶遮住私处,
"把自己包裹起来"。顾城把"注意别人的看法"批评为"缺乏自我认识",
其实,自我认识正好是来源于对别人看法的重视。自我认识无非是在想象中站
在别人的立场观察自己。假如一切"别人"都不存在,假如世界上只有一个唯
一的人,那麽这个人决不会具有最充分的自我认识;相反,这个人将最缺乏自
我认识。事实上,对人生而言,"别人的看法"是相当重要的。为什麽"冒天
下之大不韪"会成为一句最严厉的谴责?为什麽"千夫所指,无病而死"?这
都说明了众人的评判的重大作用。平常我们说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说"走
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说"虽千万人吾往矣";那只是说我们不要盲目
地接受一时一地的某种流行意见,那只是说我们应该有独立的评判标准;那只
是强调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强调普遍的理性原则或审美原则。它丝毫也不是否认
人们对一种言行进行评判的正当性、必要性及其重大意义。

  按照汉娜?阿伦特的观点,人的功能和潜在伟大之处,即在于他凭借着自
己的工作、行为和语言文字的能力,使有限的生命得到不朽的延续――这很接
近于中国古人关于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观点。因此,人类最伟大的本质
在于追求不朽。而达到不朽的唯一可能途径便是进入公共交往领域,因为唯有
与自己同类的他人才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评判,同时也唯有经过他人的见证,
才能使自己的行为留存于人类的记忆即历史之中而传播千秋。所谓"雁过留声
,人过留名",所谓"名留青史"、所谓"活在人们心中",都是指的这层意
思。而所谓"虚度一生",就是指自己的一生不曾在他人心目中留下有意义的
痕迹。即便是一般平庸之辈,也无不希望至少能在亲朋好友中留下几桩美好的
回忆。顾城说,生命需要一个形式,只有当这个形式与生命中间的那种不安宁
相吻合,一切才会具有意味。我要补充的是,这个形式,这种吻合、以及所谓
意味,都唯有经由"别人的看法"才能实现;而人与生俱来的那种令人不安宁
的能量也只有通过这种实现才可能获得安宁。

  二十五、三种所谓"安宁"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安宁"这个问题上来了。三年的小岛生活,顾
城的心境果真是安宁的吗?顾城一再宣称他是安宁的,这不可能全是撒谎;然
而他对安宁的反复声明,又不能不令人怀疑这种表白究竟有多少真实。

  依我之见,顾城的心情大致上有三种状态。第一,在自然中,在爱情中,
在简朴的生活中,顾城确实获得过安宁。不过这种安宁,写在纸上虽可洋洋万
言,但在实际的生活流程中却只占有很少的时刻。因为对安宁的感受,如同对
幸福的感受一样,通常离不开对比,因而它只存在于刚刚摆脱困扰的那一短暂
的瞬间。安宁略一持续,你就会感到无聊沉闷了。这对于象顾城那样天性敏感
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第二,由于小岛生活本来就缺少刺激,顾城又努力用老庄和禅宗的思想自
我修炼;因此,他确实有可能变得比较清心寡欲、看淡红尘。这种心态,讲得
好听些叫超脱;讲得难听些叫麻木。如果顾城是浑浑噩噩之人,他或许不难在
这种麻木状态下"混吃等死"地活下去。然而偏偏他又性好玄思,耽迷幻想;
那麽,他就很容易滋生强烈的厌世轻生的意念。必须看到,人对各种愿望的追
求,乃是生命中能量的表现,是对生命执着的表现。因此,"看破红尘"往往
便意味着厌倦人生。你越超脱,你就越觉得"活着没劲"。无怪乎顾城会越来
越频繁地想到自杀、自绝了。就在他杀妻自缢之前二十天,顾城在洛杉矶接受
曾慧燕电话采访,一方面谈到他在小岛生活是多麽美好、多麽和谐,一方面又
谈到死亡、谈到自杀。这看起来很矛盾:既然你生活得那麽美好和谐,为什麽
又总是想自杀呢?不过依照上面的分析,那其实倒并不矛盾。因为对顾城而言
,所谓安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人生各种欲望的自动放弃,从而也就是对生
存欲望本身的自动放弃。不错,在日常用语中,"超脱"是个好词。但我们平
常所说的"超脱"实际上是指一个人在"有所为"的前提之下的"有所不为"
。顾城的"超脱"却是几乎到了放弃一切的地步。顾城讲到要"过三关",虽
然他并没有真过,但这个"过三关"的意念却足以表明他对生活、对生命已然
放弃到何等程度。在经常感到万念俱灰、了无生趣这层意义上,我们应当承认
顾城的心大概的确常常是"安宁"的。

  第三,诚如顾城所言,生命里有一种能量,它令人不安宁;人必须找到一
种形式与之吻合,一切才会有意味,不安宁也才会转化为安宁。顾城选择了小
岛生活这种形式,因此他以为他会获得安宁。但是,正象我前面指出的那样,
一切形式,都唯有经由他人的见证与评价才能产生意味,从而也才能实现心灵
的安宁。于是,顾城就使自己陷入了一个堪称悖论的境地:一方面,除非顾城
的小岛生活能够赢得世人的关注与赞赏,否则他内心的不安宁就不可能转化为
安宁;另一方面,除非顾城事先就对外宣称他自己是真正安宁的,否则他就不
可能赢得世人的关注与赞赏。在这里,"安宁"必须预支,尔后才有可能兑现
;或者反过来说,为了兑现,必须预支。为了让别人相信自己是安宁的,顾城
首先必须让自己相信他是安宁的。这好象失眠者的自我暗示。一个辗转反侧的
失眠者必须不断地对自己说:"我的心情很平静,我很快就会安然入睡。"于
是,他的心情才可能真的平静下来,他才可能真的安然入睡。这就是说,顾城
反复向别人讲他是安宁的,其背景恰好是他相当不安宁,因此这不是真话。不
过那也不是简单而言的谎话。准确地说,这是一种力图促成所言说者自我证实
的自勉自慰。

  不消说,预支"安宁"是很冒险的。那好比贷款投资。倘若投资效益未如
人意,你不仅会血本无归,而且还会债台高筑、信用破产。然而一般贷款者的
心理是,越是投资效益差,他越觉得骑虎难下,欲罢不能;他越是要进一步贷
款,再进一步投资,以期扭败为胜,因此在债务中越陷越深。顾城的情况便是
如此。顾城越是不安宁,他越是要对外强作安宁状。到了今年八、九月,顾城
结束了他在欧洲的研究访问、不得不准备回小岛之时,他的心绪十分恶劣。据
顾城在德国的友人史明说,顾城的"压抑感染了他身边的人。"洛杉矶友人顾
晓阳则透露,顾城在寄住他家时,经常对他倾诉心中的苦闷,几至痛不欲生。
然而一接到曾慧燕从纽约打来的采访电话,顾城立刻就振作起精神,向记者侃
侃而谈他在小岛生活是如何美好和谐。其实在这时,顾城心中积郁的痛苦与骚
乱,已经濒临炸裂的边缘了。

  二十六、沉寂的火山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不少艺术家选择了孤独清苦的生活道路。这部分
地是出于被迫。由于他们个性独异、落落寡合;家境既不优裕,周遭又得不到
有力的资助;自己的作品不为世人理解与重视,辛苦劳动而所获报酬极低。但
他们贫贱不移,以艺术作为生命,全力投入到创作,坚持固有理念,不肯屈就
时尚。他们为人类留下了丰富的作品,而自己却陷于穷愁潦倒。不少人因贫病
而早夭,有的到后来也精神失常,以自杀终结其悲剧性的一生。顾城的情况与
此有些类似,但细比之下又有所不同。重要的一点区别是,顾城在小岛并未全
力投入创作。依顾城自述,他去小岛本来是为了在一个他从少年起便心神向往
的环境中获得更多的灵感与刺激,从而创作出更美好的诗歌。这就和高更去南
洋大溪岛作画的故事很接近。可是顾城很快便发现小岛生活并无助于他的诗歌
创作。因为谋生的繁劳,他甚至连写诗的时间都变得更少。面对此种困境,倘
为了诗歌创作,顾城就该改变其生活;然而顾城却倒了过来,他宁要坚持那种
生活,而把诗歌置于"可写可不写"的地位;更准确地说,他是刻意地要把自
己的生活本身成为一种艺术。于是,顾城自己就把自己逼进了一个绝地。更麻
烦的是,按照所谓真人的定义,顾城还必须在这种极端困苦孤寂的状态下做出
一副怡然忘我、安然自得的样子。这就需要他不断地苦苦地压抑自己。长期下
去,焉能不精神崩溃?又由于这种崩溃是长期压抑不得渲泄的结果,故而一旦
爆发就很容易采取狂乱暴烈的形式。就此而言,顾城所反复声称的安宁,不过
是火山爆发前的沉寂而已。

  二十七、从无终结的痛苦到痛苦的终结

  顾城并非自甘寂寞之辈。顾城压抑自己,只是压抑自己的苦恼与焦躁,压
抑自己对名声的渴求与失望。他并没有压抑自己的表现欲。事实上,有关顾城
在小岛上的一切,都不是经由外人的偶然发现、而是经由顾城本人的主动讲述
才广为人知的。本来也是,顾城身处荒僻的小岛,他自己不对别人讲,别人怎
麽能知道?顾城一直在向各处投寄稿件,并常常附上自己的绘画和精心拍制的
照片;象那部自传体小说手稿,顾城就大概给了不止一家刊物,后来又送去深
圳拍卖。对于各种会议与活动的邀请以及媒体的采访,顾城也一向是来者不拒
。顾城还把各地有关自己作品和活动的评论报道都一一妥善剪留,经常出示和
赠与旧友新知。据顾乡说,在出事前几天,顾城正在紧张地写一部关于他和谢
烨与儿子木耳的书,顾城表示书写完就自杀,"说这样就可以把这本书哄起来
……。"在去年年底德国的《Minima Sinica》杂志上刊登了一
段顾城的讲话,其中专门提到他要自杀的愿望。在今年九月十八日接受曾慧燕
电话采访时,顾城再次讲到自杀、讲到死亡。这些情况表明顾城有着强烈的表
现欲;即便在自杀一事上,顾城也不是打算悄悄地离开世界,而是希望自己的
死亡能引起世人对自己和自己作品的更大重视。依我看来,上述说法作法(当
然不包括杀谢烨一事)均无可厚非。只是它们与顾城为自己塑造的安宁自在、
不求闻达的真人形象构成了尖锐的矛盾。这既是顾城的自相矛盾,更是"真人
"理想本身的自相矛盾。许多人都说,满腹经纶而不求人知才是最值得称赞的
,但问题是,这种人又怎麽能让我们知道呢?那和行善不求人知仍略有不同。
你给一位街头盲人琴师留下几枚硬币,他不知道你是谁,但他确实感到了人间
的温暖与帮助。好象一个艺术家隐姓埋名、不要报酬地发表作品。要是这个艺
术家连作品都不发表,他还算艺术家吗?所以,顾城的自我宣传倒不为错,虽
然他做得稍嫌过分。

  平心而论,,顾城的自我宣传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不少人在听到顾城小岛
生活的故事后都很感动,誉之为"真人"、"异人"、"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
"。至于其中的自相矛盾,以及由此引出的自我否定,那倒是赞赏者们很少注
意到的。可惜的是,顾城不可能从这些赞赏中获得满足和安宁。因为这个世界
太大、太多元、各种各样的信息丰富,因而顾城能得到的赞赏太稀少又太遥远
。尤其是,顾城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形象,这个形象反过来就锁定了他。当顾城
宣称他与世界充满冲突、格格不入、只有在远离人群的荒岛上才能安心立命时
,他等于给自己宣判了在小岛的终身禁闭。如果他后来又返回俗世,那岂不意
味着此前所说的一切都是虚假不实?换句话,除非他亲手粉碎自己塑成的形象
,否则那个形象就要求他付出毕生的代价。倘若顾城不是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处
境的绝望,他不会去死;倘若顾城清醒地理解到造成此一绝境的全部原因,他
也未必去死。偏偏顾城是一个感性远大过理性的人,因此,在不堪忍受且无止
无休的精神压力面前,他选择了死。就在德国《Minima Sinica
》杂志的那篇报道中写到;顾城有一次问谢烨:"让我们一起死吧!"谢烨答
:"可以,我们一起死,但是你得先把我杀死,因为我可不愿意自杀。"此文
发表于九二年十二月,当时"大鱼"之事也许还没有发生。这是否意味着:顾
城之所以要在自杀前斧砍谢烨,不仅是出于爱,也不仅是出于恨;那还是因为
,顾城认为谢烨是和共同编织那套神话、共同塑造那个形象的唯一合作者,因
而当他决意要以痛苦的终结结束掉那场无终结的痛苦时,他必须带谢烨同行。

  二十八、置死地而后――死

  换一种更实际的角度,也许我们能把事情看得更清楚。当顾城重新回到小
岛时,他还有些什麽呢?女儿国已经灰飞烟灭;英儿走了,谢烨也要走了;不
会再出现第二个英儿,更不会再出现第二个谢烨。此刻的小岛,诗情画意都荡
然无存,只剩下冷漠、孤寂、荒凉、凄清。这就是他称颂与追求的自然之境麽
?他真能在这里神思遨游、心安气定麽?还有那每日的柴米油盐、琐务缠身,
令人不胜其烦。谢烨的小说《岛上千日》,送出去有一年了,原指望获得一种
轰动效应,以求得外界对自己生活状态的一种鼓励和肯定,到现在仍石沉大海
;就算发表了,昨是今非,无异于残酷的反讽。还有他自己的那部《英儿》,
虽是呕心沥血,只怕也曲高和寡。顾城还要写作,他不能不写作,不是为了快
乐,只是出于绝望。事到如今,顾城自忖,或许回国是唯一的退路,但那并不
是出路。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一切;况且,他早已心力交瘁。过去,顾城也绝望
过,在那时,自杀的念头反而挽救了他。如尼采所说:"想到自杀是个很大的
安慰,因此你就能渡过每个痛苦的夜晚。"大不了一死,一了百了。于是,顾
城又一次让自杀的念头麻醉自己。顾城希望自己再度置之死地而后生。于是,
他以表面上的出奇的理智和平静走进生活:写书、办离婚手续、学开车。然而
就在这时,"大鱼"要来了,顾城的心一下子就烧了起来。不是他失去自制,
而是他再不愿意继续自制:到时侯了,该结束的就让它们统统结束吧。这里的
"它们"是要包括谢烨在内的,因为他把后者直看做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二十九、关于形而上学的自杀倾向

  顾城之死并非畏罪自杀。也就是说,顾城不是因为杀了人才自杀,而是要
自杀才杀的人。不少顾城的朋友都表示他们对顾城的自杀不觉意外,使他们深
感意外的是他的杀人。根据顾乡的讲述,当顾城自缢时,现场的顾乡并没有拼
力抢救。那时候顾乡还没发现谢烨,她只听顾城说他"把谢烨给打了",她并
不知道谢烨被打伤到什麽程度。因此,顾乡并不是想到顾城已经犯下命案、难
逃一死,不救也罢。顾乡只是"觉得把他救过来太残酷了。"这就是说,作为
姐姐,顾乡深知顾城求死之意甚坚,阻拦反属无谓;死亡对顾城是彻底解脱,
勉力救活可能对他倒是更大的折磨。从顾城的亲人和朋友的这种感觉,我们不
难想象出顾城长期以来处于怎样的一种阴郁绝望的心境。

  我们可以把顾城归入天生具有自杀倾向的一类人。加缪讲过:"自杀是唯
一的哲学问题。"我们知道,在世间万种生灵中,人是唯一知道自己不免一死
的动物,因而人也是唯一会自杀的动物。举凡人生的各种追求、各种价值、各
种意义,没有一样经得起"打破沙锅问到底"。三问两问之后,你就会面对到
虚无这个大黑洞。因此,你就会陷入没顶的绝望和无底的空虚;你会对生命感
到强烈的困惑;对死亡,由于感到深刻的畏惧反而会激起某种被诱惑的向往。
好在我们大部分人的生存意志都太强。当我们走出孤独,进入人群之中;当我
们离开暗处,来到光天之下;当我们放下冥想,从事于任何一种实际的活动:
那些晦暗的念头便烟消云散,即使再想到它们也已感受不到那种无可挣脱的使
心下沉的力量。生活中哪怕是一件很平凡的事情,都会吸引我们的关注和情感
。仅仅是出于习惯或被动的应对,也足以使我们沿着生活的轨道一直走下去。
于是,我们就津津有味、或者是马马虎虎地活着。

  所以加缪怀疑是否有人会为了形而上学的原因而自杀。也许真的没有。每
一个自杀者都是为着某种具体的原因去自杀的。不过话说回来,人和人毕竟不
一样。有些人确实要比别人更容易让死的念头缠住自己,他们的心情确实要比
别人更容易常常处在灰暗之中。因此一旦遇到什麽麻烦,别人都不难承受的,
换成他们就过不去。顾城大概就是这种人。从亲友的叙述中我们可知,顾城天
性多愁善感,孤僻内向,拙于实际而敏于玄思,畏避现实而耽迷幻想。基于这
种个性,正象顾城自己讲到过的那样,他从很小起便对生命的困惑有强烈的感
受,对死亡怀有一种难以挥除的憧憬。顾城父亲顾工说,顾城小时大脑曾受重
伤,有阵发性精神病。那或许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三十、倾向的自我强化作用

  不幸的是,顾城天性上的这些特点,和那种形而上学的自杀意念一道,更
由于其艺术活动和哲学思考而进一步强化。诚如休谟所言"渴慕哲学的情感和
渴慕宗教的情感(还有渴慕艺术的情感――引者)一样,它似乎易陷于一种不
利的地步;就是说,它的目的虽然在于改正我们的风俗,铲除我们的恶习,可
是它会借鲁莽的处理专门培植人心中一种得势的趋向,并且因自然性情的偏爱
把人心更坚决地推向本来已经太偏的那一造。"我们知道,顾城早年即失学,
他是靠自学成才的。这就是说,顾城从很小起便是按照他固有的口味读书。那
便造成了精神上的偏食症。尔后大陆渐行开放,顾城本也想博览群书、广采众
家,但一来是他知识底子太薄,二来是他太自负,在铺天盖地的知识浪潮冲击
下反而来个大撤退,这就把当年由于环境所迫造成的偏食现象,变成了一种更
自觉、更顽固的偏食个性。

  在《自然哲学纲要》一文里,顾城谈到他的生死和对生活的态度。一望而
知是受了老庄禅宗的影响,还有就是一点存在主义。这种知识资源本来就相当
片面,再加上顾城自己的误读便进一步把这种片面推向极端。顾城很轻易地表
示赞同庄子从"生命来于虚无并归于虚无"引出的"生死无别"的结论。其实
这话的前半节涉及事实而后半节涉及价值。从前者并不能逻辑地推出后者――
"生死无别"意味这人们应该对生死等量齐观也就是否认生命的珍贵性,故而
属于价值判断。由此,顾城提出"真人"应当"赴死如生"。平常我们说的"
视死如归",是指追求超越个体生命之上的神圣价值;但顾城的"赴死如生"
只是表明对生命本身的轻视。另外,当顾城大力推崇人生虚幻、功名富贵空虚
无常、人应当解脱有限意念、听其自然、泛若不系之舟等观念时,那部分地是
因为这些观念投合了他固有的散漫习性以及对人世的复杂纷扰的怯避心理,于
是,这些天性中的偏向便借助于合理化而变本加厉、失去节制。在艺术上,顾
城既然以精于表现被压抑的孤独的自我体验以及远离红尘的童心世界和大自然
而赢得巨大的成功,那麽这种成功就反过来鼓励他更有意识地深入内心而远离
外界、追求自然而回避社会。就象卢梭,因为在"科学与艺术是否有利于人类
福祉"的悬赏征文中一鸣惊人,此后他便依照他的论文去生活。顾城的择岛而
居,除去某种客观情势的因素外,便是这种个性偏向与哲学思考及艺术创作相
互作用自我强化的结果。这个结果,不可避免地又成为强化其原有的思考与创
作特点的有力原因。在这种孤拗的心态、固执的观念和特异的生活条件下,顾
城与现实的矛盾、包括与英儿、尤其是与谢烨的矛盾日趋剧烈。伴随着生存状
态的不断恶化,顾城的自杀倾向、自杀意念终于走向了自杀行为。

  三十一、"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在现代社会,一般人都认为,一个人有权自杀,但无权杀人。顾城何尝不
明白这个道理。顾城曾经明确提出:"对于愿意生存的人,你可以说: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对于无所谓生存不生存的人,就只能说:己所欲勿施于人。"这
就是说,你想死,但你不能把死也加之于别人。但问题在于,顾城决意自杀,
并非为了殉道殉情殉节,也不是因为不堪忍受肉体的折磨苦痛。在上述一类情
况下,自杀者的情绪可以是热烈的,但神智大多是清醒的、比较理智的。顾城
决意自杀,乃是精神长期压抑下的爆炸。它是狂暴的,因而也是任性的。所谓
任性,就是指那种明知不对、但不做不快、非做不可的冲动。众所周知,任性
往往是虚弱的表现,因为它总是指向缺少强大反制力量的对象或者是那些虽然
强大但不会进行反制的对象(小孩子对一味溺爱的父母任性便属后种)。否则
它从一开始就会陷入自我否定、从而也就不可能发展成一种习性。顾城有首名
诗,题目是《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然而顾城生长在一个高度压抑的社会。
对于现实生活的种种压力,他又常常采取偏于退缩回避的态度。因此,他的进
攻性就往往不是指向外部世界、指向敌人恶人,而是指向自己、指向亲人爱人
。他的任性往往表现为折磨自己和折磨爱自己的人。谢烨不幸便一再成为他任
性的对象。

  三十二、在自杀者的阴影下

  由此想到,我们是否应该对某些传统文化和宗教谴责自杀的立场抱几分同
情呢?这些传统文化和宗教并不反对殉道殉节殉情,也不反对人在忍受不了无
法医治的肉体痛苦时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它们谴责自杀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
由是,自杀总是会在自杀者的亲人中留下痛苦和损害。这是否还包含着如下一
层考虑:如果一个人并非为殉道殉节或病痛而自杀,那就表明他对个人最珍视
的生命已不再珍视;当一个人连都自己的生命都不再珍视时,他是否还会小心
注意珍视别人的生命呢?当然不是全部,但至少是有些自杀者,恐怕是把别人
的生命也不再放在心上的。在这种情况下,有什麽力量能阻止他不凭着任性而
伤害他人呢?如果这个人过去就有过侵犯他人的举动,那难道不是很危险的吗
?有些自杀者是沉默的,或仅仅是自怨自艾的。这种人相对与人无害。但顾城
不属此例。顾城对自杀讲得太多太多。他不但抽象地说自杀,而且还常常以"
如果你怎样怎样我就要自杀"这种句式说自杀。这就是说,他是要把你的某种
行为当作刺激他自杀的直接原因的。这已然暗示着迁怒于人。其间包含的危险
不是就更大了吗?不错,顾城的理智使他清楚地知道谢烨是无辜的。但是,象
顾城这种自杀,既然不同于殉道之类,它本身就是非理智的行为,那你怎麽还
能指望他在自杀时保持理智呢?

  三十三、一线天隔

  顾城之死,引起不少友人的沉痛哀悼。这种哀悼又引起另外一些人的不满
。我以为这些不满是有道理的。毕竟,斧砍谢烨是一桩不可原谅的暴行,更何
况它已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不过我也理解那些友人的哀悼,因为在他们
的心目中,无论如何也难以把顾城和杀人凶手这四个字联系起来。其实这只是
告诉我们,有时侯,有的人做出不可原谅、不可弥补的大错,确有可能系于一
念之差而非为人奸险怙恶不悛。所以古人才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感叹。当
年的梵高,曾在一气之下用剃刀去杀高更,只因为没追上才没杀成。事后梵高
万分惭愧,于是割下自己的一只耳朵。假使当时高更躲避不及而又治救延误呢
?假使高更与梵高继续朝夕共处,安知梵高会不会再次失控而作出同样的行为
呢?站在法律的立场,我相信,即使那些对顾城之死深表哀悼的朋友们,多半
也会同意顾城有罪。除非有专家证明顾城精神失常。著名的法国学者、新马克
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就因精神失常杀死妻子而被送入精神病院。据说,顾城
曾先后两次把谢烨差点掐死,警察要把顾城送入精神病院,皆因谢烨拒绝签字
而作罢。这样看来,顾城的暴行是否应更多的归于精神失常?不过,即便按照
时下西方流行的标准将疯子不视为罪人,那我们也不宜在惨案发生之后首先便
对杀人而自杀者痛表哀念。人事之复杂纠结,有时真会让人百感交集、不知说
什麽才好的。也许,在"不知说什麽才好"的时侯,以"不说什麽"为好;要
麽就不如把交集的百感一并说出。另外,我也不同意因为这最后的结局便把顾
城的人品及作品一概否定的态度。似乎是由于这最后的暴行,便足以证明此前
的一切较好的举动言谈全系蓄谋作假。那显然是低估了人之为人的高度复杂性


  三十四、几分是恶、几分是病?

  现在看来,假如当初谢烨把顾城送进精神病院,其后果至少不会更糟。据
说在出事前一两个月间,谢烨曾对好友讲到自己的恐惧,生怕顾城会加害于她
。但谢烨终于未能及时防范。这也不难理解。精神病、心理病不象其它病症,
由于缺少定量分析的化验检测手段,一般人都觉得很不容易鉴别清楚。在这里
,"正常"一词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因为"天才"往往意味着某种不正常。同
时,一般人对现阶段的精神病治疗技术也总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另外,当
事者又往往拒绝承认有病,拒绝接受治疗。说来也有趣,一般人都能够坦然承
认自己有胃溃疡或高血压;人们害怕得癌症,耻于生性病,但若自觉有什麽症
状,仍然急于弄清楚以便及时医治。唯独对精神病心理病,不少人好象打心底
里就拒绝承认、甚至拒绝求诊。亲友们也很难开口建议,似乎那是对当事者人
格的不尊重,要麽就是怕招致虐待的恶名。估计谢烨就是有太多的顾忌,所以
最终也没有求助于精神病医生,以致酿成惨烈的悲剧。我们知道,在割耳事件
后,梵高自己也承认精神上出了问题,他接受医生建议住进了精神病疗养院;
后来他从亚耳转至奥华,继续接受医生的照料。在此期间,梵高拼命作画,产
量惊人。最后他开枪自杀。这当然也是悲剧,不过与顾城之事毕竟大不相同。
如果顾城能被送往就医,结局何至于此?我并不认为一切恶都只是病,不认为
一切观念问题、意识问题都是所谓心理的问题。不过从顾城的情况看,似不应
排除精神病或心理病的这层因素。

  三十五、不是结束语的结束语

  惊闻顾城夫妇凶耗,王克平写道:"我等自命不凡之辈,亦免死孤悲。"
本来,兔非狐,狐非兔;"我们"不是顾城,故大可不必因顾城之事而暗自神
伤。然而,在同是"自命不凡之辈"上,"我们"和顾城又确有不少相似之处
,所以不免会由人及己,生起若干感慨来。前人有言:世界对感觉者而言是悲
剧,对思考者而言是喜剧。我似乎可以写上一句:当代社会,对平凡者而言是
喜剧,对自命不凡者而言是悲剧。随着社会开明、物质丰饶,在今天,一个普
通人比以往的普通人活得更尊严、更自由、更富裕、更有趣、更安全以及更健
康。但对于那些雄心万丈的人来说,生活虽然不是更辛苦,然而却是更艰难;
或许你有了更多的奋斗机会,但是你只有更少的成功希望;更准确地说,你更
难取得你所期待的那种辉煌而持久的成功。民主制度的建立,使每个人在政治
上都变得重要,从而没有任何人会太重要;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空前的物质
繁荣,但它又把商业精神带进了文化,这就难以避免地给精致文化――包括严
肃的艺术创作和纯粹的学术研究――形成了一定的压力;面对着知识爆炸,人
们只有两种选择:求广博则失之浮泛,求精深则失之狭隘;大众时代产生了一
种新的偶像,它要求的不再是敬仰而是认同;社会日益多元化,越来越难以有
一种声音可望引起整体的回响;历史的轨迹越长,"影响的焦虑"(布鲁姆语
)即前人成就的阴影越巨大;自由发展的机会越多,后浪推前浪的挑战越严峻
;无怪乎安迪·沃霍会说:"在未来,每个人都可以出名十五分钟。"当然,
我们不能把出名和成功混为一谈。出名不等于成功;然而,成功常常要求出名
。生于当代的自命不凡之辈,其志也大,其忧也深。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
。正如顾城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我们
不能不怀抱希望,因为我们体验过太多的绝望。我们不甘放弃奋斗,不过也常
常陷于消沉。我们领略过成功的喜悦和出名的刺激,但更多的是挫败的伤痛和
被压抑、被遗忘的苦闷。我们从不曾失去坚强的自信,同时也从不曾停止过自
我怀疑。有时侯,生存环境变化得大小太慢,我们必须顽强的忍耐;有时候它
又变化得太大太快,我们不得不迅速的调整乃至于从头做起。在我们的努力与
成就和期许三者之间,永远存在着高度的张力。当然,上述种种感受,在程度
上或在侧重上都会因人而异。这种差异决非无关紧要,它们可以导致截然不同
的结果。人们可以批评顾城缺乏"享受有限成就的那种平静良心。"可是,倘
若失去了永不满足的不懈奋斗,平静便流于平庸。而在构成顾城悲剧的诸种因
素中,难道不也包含了他追求平静的矫枉过正?水不能被火烧干,火不能被水
浇熄,这是我们很难获得但又必须获得的一种平衡。

1993年12月
原载《北京之春》1994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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