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歷史網: 慈禧为何不如维多利亚女王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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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为何不如维多利亚女王 Sep 2nd 2013, 13:15, by 明鏡雜誌 [导读]维多利亚女王树立时代丰碑，慈禧留下的是满目疮痍的山河。 1882年3月2日，英国温莎车站，维多利亚女王刚下火车，正准备上马车，一个叫麦克林的年轻人突然在几码远的地方举枪向她射击。千钧一发之际，另一位来自伊顿的男孩条件反射般用手中的雨伞打向麦克林的胳膊。子弹打偏了，凶手束手就擒。 1896年2月17日，北京菜市口，人潮如海。身着重囚罪衣的一位太监神色镇静，整好衣冠，朝紫禁城拜了九拜，又向远方的父母叩了头，坦然上路。雪亮的大刀片闪过，顿时血流满地，头颅乱滚。此人名叫寇连材，因为公然违背清朝"太监不得干政"的祖制，向慈禧太后上了一道谈论时政的折子，慈禧立下狠手，将寇连材交刑部议处，明令从速正法，以儆效尤。寇连材之死竟轰动全国，维新派领袖梁启超也为其撰文："寇监不朽矣！" 两起相隔遥远的刑事案件，都因两位君临天下的女人而起。而不同的判决结果，却彰显不同政体下的程序正义。 这是维多利亚女王四十年中，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遭遇枪击事件。尽管行刺者们古怪的动机不尽相同，但法庭最终多以"精神错乱"进行轻判。为避免因对女王犯罪而判决过重，1842年英国甚至专门通过一项法令，规定任何试图伤害女王的行为都定为轻罪，判处流放七年或监禁，同时服三年以下苦役劳动，以后的四次枪击女王案即按照新法令实施的。 对于这样的结果，女王非常生气。早在十年前的1872年，一名年仅十七岁的青年阿瑟?奥康纳就试图开枪刺杀维多利亚女王。在审理这起未遂刺杀案时，法官裁定这名凶手精神失常，只判他一年监禁。维多利亚女王大为光火，竭力要求将这名危险分子流放国外，以免他日后再出来干傻事。法官彬彬有礼地解释说："对不起，女王殿下，我不能这样做，因为奥康纳罪不当此，大英帝国的法律原则不允许我滥施刑罚。" 作为全球最有权势的女王，维多利亚在英国神圣的法律面前无可奈何。 这样的情形，在英国已不是第一次发生。1608年，当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意欲亲自审判一起案件时，法官们集体反对。理由是："诉讼只能由法院单独作出裁决。"詹姆士一世固执己见，认为既然法律基于理性，而自己与法官一样是具有理性的人，那么由他进行司法审判就是合理的。 大法官柯克立即反驳说："的确，上帝赋予陛下丰富的知识和非凡的天资，但陛下对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法律是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知。" 詹姆士一世怒气冲冲地威胁柯克："你这种对国王权威的质疑将构成叛国罪！" 柯克异常坚决地回击道："国王在万人之上，但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 詹姆士一世国王不得不屈服。1621年，当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来觐见他时，詹姆士无奈地吩咐道："你们摆好十二把交椅吧，我要接待十二位国王！" 回到上文太监寇连材的死因，有些扑朔迷离，学者众说纷纭。有人说他忠君敬祖，有人说他癫病发作，还有人说他试图上书邀宠，结果却适得其反。但不管哪一种原因，有一点则是明白无误的：那就是尽管他是来自慈禧太后身边的贴身太监，也因为老佛爷轻轻的一句话就丢了活生生的性命。 帝师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又闻昨日有内监寇连材者，戮于市。或曰盗库，或曰上封事。未得其详。"瞧，连时任吏部尚书的翁同龢也"未得其详"，足见寇连材死得多么神秘，更死得多么轻巧。 对于乾纲独断的慈禧太后来说，别说这么一个蝼蚁似的小小太监，就是权倾一时的当朝重臣，生死也操控于她的一念之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在决定是和是战的关键时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徐用仪、袁昶、许景澄，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在京大臣一再上疏直言，历陈兵衅不可启，且围攻使馆，实背公法，坚决反对向各国宣战。这一下触了慈禧的龙鳞，她不但不纳忠言，反而违背清代优礼廷臣、罕有诛罚的规矩，盛怒之下将这几位忠谏大臣统统杀害，酿成一起奇冤血案。 这样的专横残暴，即使放在中世纪的英国也是不能容许的。例如，1215年的英国《自由大宪章》的第39条就明确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审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而在中国，人身的基本自由和以自由为基础的民主、法治，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运作机制，在慈禧一类宗法专制者的头脑中没有任何位置。皇权的专断决定了其合法的伤害权、抢劫权，"破家县令"、"灭门知府"这样耳熟能详的称谓，令人不寒而栗。 在打压政敌、维护权威上，慈禧太后从未手软。即使贵如一国之君的光绪，以及地位显赫的珍妃，或囚或杀，不过决于其一言而已。整个大清王朝的子民，全都颤栗地匍匐于一个老女人的脚下。 慈禧一生两次发动政变，三度垂帘听政、两决皇储、乾纲独断，始终可以稳稳地运大清国脉于她股掌之上，缘由何在？梁启超先生在其《论正统》中早已给出了答案。历代最高统治者皆以正统自居，拥有至高无上的独裁专制权。专制制度到清代已达到了高度完备、登峰造极的顶点。慈禧尽管善于玩弄政治权术，但她之所以能掌握清廷最高权力达四十七年之久，并非有多么高深莫测的政治手段，而是其正统皇权代表者的政治优势，在维护个人权力的诸次斗争中，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 如果我们认真回溯慈禧和维多利亚女王最初获取权力的方式，就会知道中英两种政体的骨架灵魂到底不同在哪里，宪政与王权的天壤之别，也暴露无遗。 千百年来，中国的皇帝乃"受命于天"的"真龙天子"。因此君主的权力，决不能容许任何人分享。否则，即是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天下人人得而诛之。在震惊中外的"辛酉政变"中，慈禧太后正是将朝野上下的皇权正统思想作为无敌利器，给予肃顺等人致命一击，夺取了最高权力。 1861年11月2日，当奕訢高声宣布将肃顺、载垣等人逮捕治罪时，端华还厉声喝斥："我辈未入，诏从何来？"严阵以待的兵丁侍卫们一时面面相觑，不知作何抉择。奕訢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一声大喝："现有皇命在此，你们谁敢反抗？"侍卫们精神大振，将他们按倒在地，褫去冠带。当奕訢向载垣、端华出示将其治罪的上谕时，刚才还不可一世的两人面对赫赫皇命，终于低下头颅，"相顾无语"。奕訢厉声追问道，你们是否遵旨？载垣等只得低头称道："焉有不遵。"遂束手被擒。 咸丰帝尸骨未寒，慈禧就依靠手中的小皇帝和颁布诏旨之权，将咸丰遗诏中处心积虑设定的赞襄政务八大臣打倒在地，可见正统皇权思想的巨大影响力。诚如台湾学者庄练先生所说："死的皇帝敌不过活的太后。" 而维多利亚能够登上王位，实属偶然。按照英国1701年《大宪章》中《王位继承法》的规定，维多利亚原本只是继承王位的第五人选，国王乔治三世有许多丑陋的亲戚，每个人都用贪婪的目光焦渴地注视着王冠。王位第一继承人夏洛特公主的意外身亡，使问题变得异常微妙复杂，全国目光的焦点一下子全聚集在王室几位兄弟身上，王室内部也犹如一锅沸水，王位的争夺从表面看来十分平静，而各人的心里却紧锣密鼓地盘算开来。经过一系列阴差阳错的复杂变化，王冠居然最后落到了维多利亚的头上。 需要强调的是，这个过程中有许多激烈的争斗，但全部是在《王位继承法》的轨道上完成，没有任何人胆敢凭借法律之外的阴谋为所欲为。这要放在中国，不知要上演多少出《甄嬛传》里的阴谋？ 今天，在大英图书馆的珍品展厅，游客们可以看到一张陈旧泛黄的羊皮纸。它是距今已有约八百年历史的《大宪章》，它的边缘已经残破，字迹早已模糊，但它作为对君主权力进行限制的永久见证，展示的是英国历史不朽的荣光。这张羊皮纸的背后，凝聚的是英国人八百年的血火斗争，八百年的政治智慧。 《大宪章》签订二十一年之后，议会逐渐成为依靠《大宪章》的法制原则来限制君主权力的重要力量。1649年1月30日，被议会宣判为"暴君、杀人犯和国家公敌"的国王查理一世被推上断头台。这件事时刻警醒着维多利亚女王及其他后来者，必须遵守《大宪章》的规定。因为无情的事实反复证明一个真理：凡是英明的国王，都深谙如何平衡与议会之间的矛盾，国家发展也会蒸蒸日上；反之，国家就会陷入内乱和纷争之中，而他们自己也得不到好下场。乔治五世和伊丽莎白二世都曾恭敬地向宪法史专家们请教，学习英国宪政史，总结立宪君主制的教训。维多利亚女王后来也经常向宪政专家请教学习，永远记住一个立宪君主只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2012年12月18日，英国所有重要报纸的头条都出现了一条重要新闻。这一天，当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微笑着走进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邸时，英国的一项重要"国家纪录"被从此打破。她成为231年来，第一位在和平时期出席内阁会议的英国君主。尽管女王对当天的议题没有发表任何实质性评论，但此消息一出，就有评论认为女王有干预政治之嫌。而英国前内阁秘书奥唐纳则表示，女王是国家元首，她有权代表国家，代表每一个公民过问政府的工作。 作为一项政治传统，英国君主不出席内阁会议实际始于1717年。当时，根据《王位继承法》，德国汉诺威亲王继承英国王位，即乔治一世。由于他不懂英语，因此经常性地不主持、不参加内阁会议。于是，自1717年开始，内阁会议改由一位资深大臣主持。自此，乔治一世开创了内阁首席大臣（后来称为首相）主持内阁会议、领导内阁，英王不参加内阁会议的先例。 在英国这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英国君王并不具备实质性的权力，他们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自从1689年《权利法案》以来，君主就淡出了权力中心。作为国家元首，英国君主一般不插手政府事务。虽然按照惯例，政府要"咨询"君主，君主有权利对政府"进行鼓励"或"提出警告"，但他们一般只是象征性地批准政府决定，并不会过问政务细节。相反，今天在英国王室每年公布一次的账单上，大到房屋修缮，女王马车配备马匹的花销，旅行费用，小到水电、煤气、文具、复印费用等，都非常详细而整齐。任何一个英国人，随时都可以上网查阅这份账单，并发表自己的意见。 《大宪章》签订的八百年来，世界上有多少王朝被推翻、多少国王在民众的怒火中丢了性命？英国的温莎王朝却为何能经久不衰、受人爱戴？这不能不说它有杰出的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然而，王权和民权之间的激烈斗争，是英国政治史发展的一个主线。正是在这样的抗争博弈之中，英国走出了中世纪，走进了现代世界。 从表面看，维多利亚女王留给人们的似乎一直是温文尔雅的形象，和不计得失甘当幕后英雄的淡泊宁静。事实上大错特错，她巩固扩大专制王权的欲望和热情，并不见得比慈禧太后小。特别是当她坐稳王位后，一有机会，她就会毫不犹豫地去维护、巩固甚至企图扩大自己的王权，加强王权专制。这时她便会把自由、民主、和谐这些名词抛到一边，而暴露出固执、任性、自私的一面。在夫君阿尔伯特亲王的鼎力辅佐下，她甚至曾经有机会，走上慈禧那样一言九鼎的专制之路。 维多利亚与大臣帕麦斯顿和格莱斯顿的斗争，最典型地体现她的这一段心路历程。 帕麦斯顿是女王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 在英国政界掌握大权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帕麦斯顿，有着非常高的声望，被称为"主宰英国政治的天才"。他行事果断，胆识过人，同时又野心勃勃，目中无人。有一次他从奥斯本赶回伦敦，没有赶上火车。他下令临时增开一趟专列。站长拒绝了他，说这个时候在这条繁忙的线路上安排专列，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帕麦斯顿固执己见，声称自己在伦敦有要事要办，粗暴地命令站长立即加开专列，出了事情由他负责。最后站长只好屈服，使他准时回到了伦敦。他的冒险又一次成功。帕麦斯顿经常骄傲地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英国的强大，足以承担任何风险。" 维多利亚女王遇到这么一位刚愎自信的大臣，注定将有一场恶斗。 见多识广的帕麦斯顿出任外交大臣时，根本不把女王夫妇放在眼里。对于女王的意见，他不予理睬。他故意把外交部的重要公文拖到很迟才交给女王，这样女王根本就没有时间细看甚至修改，有时他一意孤行，压根儿就不送给女王。后来他干脆就耍起无赖来，公文送上去，女王表示了异议，但经过女王修改后的公文还是一字不动照老样子发往国外。当事情被女王发觉时，他便油滑地向女王赔不是，信誓旦旦地表示要训斥处理部下，此类事情绝不重犯。但下一次，帕麦斯顿又假装没有时间而直接把文件发往国外了。 女王向时任首相的约翰?罗素抱怨过多次。罗素首相对帕麦斯顿自作主张的行径也不赞同，要求他以后谨慎行事。帕麦斯顿却傲慢地回答说，每年经过外交部发出的公文有2.8万件，如果每一份都要经过女王批阅后方能生效，延误的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不但如此，一些最重要的文件帕麦斯顿甚至连首相也不呈阅。外交大臣俨然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权力中心。 女王对帕麦斯顿无视君上的做法非常生气，她开始和罗素首相讨论给这个不听话的外交大臣换个位子的事情。但帕麦斯顿不顾种种压力，依然我行我素，在一些重大外交问题上仍然擅自作主，独断专行。女王终于忍无可忍，她通过首相直接转交给帕麦斯顿一封信，措词严厉地声明，今后一切经过她批准的方案，大臣不得擅自更改修正。否则，她将认为是对君上毫无诚意，理所当然地行使她的宪法权利，罢免这位大臣。 帕麦斯顿从女王的信中嗅到某种气息，但自负的个性使他无动于衷。 女王不能容忍这样的漠视与愚弄。在丈夫阿尔伯特的协助下，她不断向新任首相约翰勋爵施加压力。终于，一项旨在反对帕麦斯顿的议案在上院以压倒多数通过。然而，在下院的讨论中，帕麦斯顿显示出了他老辣的政治手腕，把下院当作了他个人表演的专场。在一篇长达四个多小时的演讲中，他以滔滔不绝的雄辩和完美演讲，击败了政敌，再次脱离险境。他外交大臣的位子稳如泰山。 对于下院的决议，女王夫妇感到非常失望。现在，维多利亚夫妇深感这位无视君权的外交大臣，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候都显得危险。一连串的事实终于促使女王夫妇下定最大决心要赶走帕麦斯顿，首相约翰在强大的压力下也失去了耐心。于是历经多次艰难的较量，帕麦斯顿最终遭到了罢免。维多利亚夫妇大感轻松，帕麦斯顿被挥到了一边，王权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可惜天不假年，她最得力的助手阿尔伯特亲王过早地逝去了。否则，如果他再活30年的话，如同后来一味奉迎女王的首相迪斯累利所说："如果他活得比我们这些'老手'长的话，我们就能享受专制统治的好处了。" 维多利亚在位64年间共经历了20届内阁、11位首相。她与其中大部分首相都曾发生过冲突，相处麻烦不断。尤其是曾经四届首相的自由党人格莱斯顿，与维多利亚矛盾重重。 1868—1874年被维多利亚称为"骚乱不安"的五年。这正是自由党首相格莱斯顿执政的五年。作为君主制的象征，女王成为自由主义运动攻击的靶心。 普法战争后，法国帝制的废除，共和国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英国国内激进的共和主义思想的发展，报刊上不断出现攻击王室、攻击君主政体的言论。他们甚至提出了废除女王，成立共和国的要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本叫《她用此做什么》的小册子被印刷了上百万份到处流传。小册子称女王每年有六万镑的年俸供其私用，而这一笔国会指定专用的钱被挪作他用，中饱了维多利亚的私囊。这种言论广泛流传，人们确信维多利亚女王侵吞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资产。有人公开宣称："国君的礼仪职司实质上已经终止了！"言下之意就是要立即废除国王。 这是维多利亚一生最为凄惨的时刻。大臣们、报刊、民众合在一起激恼她、责备她、曲解她的所为，到处没有一点同情和尊敬，她声称自己是"一个惨遭误解的女人"。繁重的工作和孤立无援的处境，几乎将她压垮。维多利亚以她纤弱之躯抵挡着、反抗着。但惟一结果是使自己心力交瘁，徒唤奈何。 自由党首相格莱斯顿的上台，更把已经风声鹤唳的维多利亚逼向绝境之地。 首先不能容忍的是格莱斯顿对陆军的改革。自古以来，陆军就与王室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她看来，任何改革都将危及皇室利益。她的夫君阿尔伯特在世时，对陆军建设付出了巨大心血。而现在，根据格莱斯顿的命令，总司令不再属女王所管，而是隶属于议会和陆军大臣了。这是最令女王反感的一项改革。她感到这是对她个人地位的巨大威胁，也是对亲爱的亡夫阿尔伯特个人地位的猛烈攻击。当她听说这个可怕的人还在酝酿另一项改革———企图废除买卖军官职位的做法时，顿时觉得如同在她口腔里突然拔出一颗牙一样难受，因为鬻买军衔是得到御准的一项制度。她努力地抗议、反对，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不久，女王与内阁之间一场更为激烈的冲突发生了。1881年初，她在出席议会致辞时惊讶地发现，未经自己许可她的讲稿竟被篡改了。讲稿中的内容早已偏离了政府此前的既定外交策略，这是她坚决不能接受的。争执之中，在枢密院会议上，有的大臣甚至以辞职相威胁，他们认为女王粗暴地干涉了政府的政策，放话说与其这样就不会让女王出席会议。双方难以达成妥协，不欢而散。内阁大臣们一个个拂袖而去。临出门时，他们冷冰冰地抛过来一句话："君主只能按内阁大臣们的意愿致辞。因为君主的职责是，只能点头，而不能争辩！" 格莱斯顿触及君主利益的改革浪潮接踵而至，维多利亚女王如坐针毡，她深恐自己将步拿破仑之后尘，被赶下那金碧辉煌的宝座。这个一向倔强的女人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当格莱斯顿把一份份代表内阁的议案摆到她的办公室上逼她签字时，她愤怒得恨不能一把火烧掉这些完全违背她本意的文件。 维多利亚女王手中的御笔悬停在空中迟迟不愿落笔，抖动的笔尖把她的痛苦和犹豫表露无遗。许久之后，在无奈的一声哀叹之中，她终于在空白处歪歪斜斜地写下自己的名字……尽管一次次表现出烦躁和愤怒，她还是不得不接受现实。维多利亚女王心中积郁忧愤之情，当格莱斯顿在新一轮的大选中败下阵来时，她才出了一口恶气。离开内阁那天，格莱斯顿前来拜别女王，维多利亚高高在上，只冷漠地说了一句："格莱斯顿先生，我想你现在总该休息一下了吧！" 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白金汉宫还是在紫禁城，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都一样激烈残酷。但维多利亚女王和政敌的斗争，无论如何都是在宪政的轨道上进行。而慈禧对政敌的打压，则完全取决于维护王权的需要，是千百年来宫廷阴谋的一再上演。 1865年4月14日，恭亲王在两宫面前"双膝跪地，痛哭谢罪"———原来他没把这个嫂子放在眼里，谁知自己功高盖世，命运竟然像羽毛一样顷刻间被折转翻覆，令他猝不及防。慈禧通过蔡寿祺的奏折所引起的这场风波，"玩一亲王于股掌之上，谴责之，以示威，开复之，以示恩"（蔡东藩语），此后又进一步对恭亲王领导的洋务事业进行打击和限制，使其"事无巨细，愈加夤畏之心，深自敛抑"，使恭亲王的权力大为削减，短短三年里，所有恩赏，一日之内，荡然无存。 光绪十年，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慈禧操纵大清有史以来最高权力最大的变动"甲申易枢"，完成了军机处大换血，奕訢被彻底扳倒，慈禧建立了完全听命于自己的中枢机构。这次奕訢惨遭罢黜，反对之声寥寥无几，与同治四年那次弹劾风波引起的反响完全不同。罢免反对的呼声甚微，仅寥寥数人上疏。前后十九年，同样是罢黜奕訢，反差如此之大。功高盖世如恭亲王者，仍被如此轻易驱逐出权力核心，其他人更是谨慎小心，噤若寒蝉。 1898年9月21日，慈禧亲自指挥镇压了变法，狠毒地杖毙了光绪身边的两位亲信太监，把奕勖等亲王大臣召集至大殿，令光绪跪于案旁，并置一竹杖于案前，气氛威严，杀气腾腾。慈禧对跪在面前的光绪厉声斥骂。一言九鼎的帝王，瞬间堕落为亡国败家的祸首，光绪连大气也不敢出。慈禧余怒未消，继续指斥："变法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聩至此？" 这就是大清与英国法治传统的区别。大清朝的法律只是侍奉王权的奴仆，是帝王绝对垄断的统治工具，亿万子民只有恭顺地领受法律裁决的义务，而绝对没有了解法理依据的权利。对于那些敢于窥视和更改帝王法律和"祖制"的人，哪怕他仅仅触动了一个字，也要受到最严厉的处罚。而在英国，宪政体制中的司法享有独立崇高的地位，法庭判定之后"王者一字不能易"。两种"一字不能易"，正是慈禧太后和维多利亚所执掌的政权，所具备完全截然不同的制度基石和法理基础。 一个国家如何对待"法"的创制、执行以及对法律规则本身的认知，反映了其制度文化内核中的内核。如果说中国的皇权如脱缰之野马，而英国的王权则被套上了紧箍咒。在西方法律史上，法律合法性的最终根据，来自于上帝和自然法则之正义。在这一法理基础之上，我们看到像英国这样的宪政国家如何坚决地依据法律的权威来约束国王的威权———"国王在万人之上，但是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是西方文明的宪制要义。 而反观中国的皇权制度，我们有的是"法乃天子之神器"、"权者，君之所独制"。先刑后法、以刑代法、以权凌法，使皇权下所谓的"法"，不过成为治国之器物，侍奉权力之律令工具而已。当法律本身都横行不法，那还有什么样的规则能够被遵循？当权力本身肆无忌惮，社会失序也就成为必然结果。这样的统治模式，使加害者与受害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任何时候都失去了安全感。受害的，是所有人。 对于权力的追求和渴望，是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的共同梦想。但正是不同的制度路径，衍生出她们不同的政治理念，从而导致中英两国迥异的国运拐点。 在与大臣们的权争中，有一件事情深深地刺激了维多利亚。激进好事的帕麦斯顿被她一手赶下台后，正当她满以为他"年事已高将不会再有多大的作为了"，可是几年后，这个家伙却再度发迹，一举成了英国的首相，她不得不痛苦无奈地授权他进行组阁。"不倒翁"帕麦斯顿的死灰复燃，逐渐使维多利亚明白，帕麦斯顿的最终胜利与其说是他个人能力与权术之胜利，不如说是他的主张与政策吻合了时代的节拍。她感到自己个人的力量已无法与时代之潮流作你死我活之战斗。废除至尊、削弱王权、追求自由平等正成为这个时代最得人心的潮流，如果她不顺应这个潮流，就真的连现在的地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 她的政治态度在晚年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一步步朝一位成熟的立宪君主迈进，乐于只做帝国精神的象征。人们把国王比作国家机器的轮子，虽然转动得很快，但不发生多大效力，因为它与机器的其他部分是脱节的。内阁在名义上把女王抬得很高，而女王也乐于不再过多地去干涉内阁的政务。但是女王仍然是国家机器不可缺少的一环，英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英国君主立宪制，经过维多利亚与内阁的反复磨合较量，终于达到一种平衡并基本定形。 有意思的是，慈禧生前对维多利亚这种"统而不治"的方式嗤之以鼻。德龄作为慈禧的贴身宫女在清宫生活了两年，她在回忆录《清宫二年记》里，记载了慈禧太后一段值得玩味的话： 英国是世界上的列强之一，但这并不是维多利亚女王独断的功劳。她总是有议会里的那些能人帮助她，凡事都替她想得非常周全。她其实对国家的方针政策无话可说，只需要在文件上签个字而已。再看看我吧，我的四亿臣民，都是依仗着我的判断。虽然我也有军机大臣一起商议国家大事，但这些人主要负责官职任命之类的事情。遇到大事，还得我亲自作主。 漂亮的谎言背后，是皇权政治流血的本质。千百年来，中华大地那演不尽的机锋权谋、宫廷血斗，谁不是为了一袭龙袍加身、万世江山独霸？打天下只为子子孙孙坐天下，建国家实则世世代代成家国。慈禧太后自从登上皇权宝座那天起，就意味保持这份权力的斗争是你死我活，血雨腥风。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之后，慈禧很快成为各派政治势力矛头所向的焦点。在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紫禁城里，在严酷、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作为一个女人，为了避免成为他人刀俎之下的鱼肉，慈禧一生都必须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舍此而外，必然朝不保夕。她个人的命运何尝不是专制王朝政治的缩影？即使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谁的权杖上不是阴魂不散？谁的王冠上不是血迹斑斑？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没有手腕本不能自存，何况还想实现政治抱负呢！ 然而，由于慈禧的一误再误，晚清社会的政治体系不但面临着权威危机，而且还面临着统治危机；从实现现代化的政治条件上观察，清末的政治体制已经失去了实现现代化的政治功能。要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一场改天换地的社会变革，可能性几乎为零。 慈禧虽然积极支持洋务运动，对早期的戊戌维新也予以支持，晚年还决意进行比戊戌变法还激进的改革，但她一切改革的前提，都是以不触动自己的权力。对于嗜权如命的慈禧而言，她首先考虑的不是什么枢臣治国之才能，而是枢臣对自己绝对的忠心和服从。她的最大能力就是洞悉人性、工于心计、个人至上、敢作敢为，而这正是专制帝王所应具备的素质。 慈禧是政治强人，但不是大政治家。戊戌年间，王照曾指责慈禧"但知权力，绝无政见"。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慈禧是个权势欲非常强烈的女人，绝不愿意丢开到手的任何权力。对她说来，所谓三纲五常、祖宗法制只能用来适应自己，决不能让它束缚自己。为了保持住自己的权威和尊严，什么至亲骨肉，外戚内臣，一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1900年，当新世纪的曙光冉冉升起的时候，儿孙绕膝的维多利亚女王在英国伦敦白金汉宫安详地度过她最后的时光。8月15日，北京的德胜门，大清皇家军队凯旋入城的胜利之门，一身农妇打扮的慈禧太后带领一帮蓬头垢面的王公贵族，丢魂落魄地逃往西安。他们身后是火光冲天血流成河的皇城北京。昔日君临天下的紫禁城，此时已沦为八国联军烧杀抢掠的人间地狱，远远传来的隆隆炮声依然令人心惊肉跳，胆寒不已。 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一位是东方帝国的太后，一位是"日不落帝国"的女王，这两位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却在踏进二十世纪的门槛时遭逢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维多利亚女王树立起不朽的时代丰碑，而慈禧太后留下的则是满目疮痍的山河。她们的经历说明，"把权力关进笼子"，主要障碍不在民智未开，而是官智未开。统治者不是不懂得建立现代文明法制的好处，而是不愿意自己手中的特权依法受到严格的监督和限制。只要皇权专制的基因还存在于我们的社会肌体，人民要想真正走出皇权的阴影，走上属于自己的"现代性"道路，可能还需要很久。 王龙，腾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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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与康生会面的前后左右 Sep 2nd 2013, 13:14, by 明鏡雜誌     一、缘起     这个话题，应该追溯至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1953年9月，四川大学流传一条消息:外文系讲师周汝昌出版了一部名为《红楼梦新证》的书。那时年轻教师能够出版学术著作已为罕事，更奇的是，此书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连印三版，引起很大反响。在"地点问题"一章里，作者周汝昌推出曹(雪芹)家老宅应在(北京)护国寺一带，并凭借小说本文绘出了"荣国府院宇布局示意图"，指出是由九个大院组成，有夹道，有后楼。后在12月出版的第三版补遗中，周汝昌再明确指出，曹雪芹的老宅应该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女生院，其前身即为恭王府的萃锦园，并首倡国家文化部门应在该处辟一所"曹雪芹纪念馆"来纪念我们伟大的小说家曹雪芹。恭王府的后花园即是《红楼梦》中大观园遗址的这个主题，后来一直成为周汝昌一生中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直至他去世。     二、纠谬正名     《红楼梦新证》出版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力邀周汝昌进京。1954年5月，周汝昌奉调回京，上班第一天即听聂绀弩先生说毛主席对《新证》有好评之语。周汝昌则是满怀喜悦，全力以赴，不仅"恢复"《三国演义》里被删的题咏诗，还核校出大量问题，被聂绀弩"任命"做古典部"小说组组长"，负责整理《红楼梦》新版。然而好景不长，至秋冬之际，即赶上了全国"批胡批俞"运动。矛头先是对准胡俞，继而他自己也被批得体无完肤。刚刚回到北京就遇上这种局面，紧张、担心、害怕在所难免，也很正常，有同事形容他是"每日彷徨斗室，其情甚苦"，确是真实不虚的。然而倒霉的他此时又突患急性阑尾炎，赶忙送进医院进行剖腹手术，没料到手术后伤口不仅未愈反而又遭发炎，只好刮去烂肉再行手术。这一大折腾，使他元气大伤，身体自此衰弱下来。1955年3月，老同窗黄裳先生致函首句即询"病已大痊否?"，周汝昌回信道是:年馀未能以一字奏候，媿媿。所以然者，忙病與媿兼。其病则缘剖腹后恢复未好，工作过早，转成严     重之神经衰弱，眠食俱废，身体本是鸡肋，至此亏损虚耗或于极点。……仍在寓所工作。兄始终在"人文"古典部分，未有别事，现时正校红楼新版，案头程甲、程乙、脂本五本等纷如也。"(1956年1月)然近年有人著书说周汝昌是"吓"得住进医院，岂不咄咄怪哉?记得李希凡当年曾奉命去医院看望周汝昌并传达了上边意见，是为不争的事实;况且1955年，周汝昌还获得其单位年度工作奖励，假如吓得躲进医院，他还能有这份殊荣吗?……依笔者看来，上述撰文者若非别有用心更为何哉?     三、旧业重操     60年代刚一开始，国家为举办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活动，将主题定为伟大小说家曹雪芹，于是，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各种活动开启，大观园遗址的课题重新再起。这时的周汝昌已经得到了与友人进入恭王府考察府园及其九道大院的机会，得以旧业重操。周汝昌研究恭王府即《红楼梦》中大观园遗址的这个结论，得到了中央与北京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最好的例证即是1961年春，《文汇报》驻京记者吴闻告诉周汝昌一个好消息:遵照周总理之指示而开会讨论，北京市政府采纳他的观点，拟于恭王府建曹雪芹纪念馆。周汝昌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兴奋之余，写下一首诗，诗曰:岁辛丑二月廿七日吴闻女史见过谓云顷市府采鄙说恭邸萃锦园即红楼大观遗址有辟为雪芹纪念馆之议并拟邀往一看刻地属别用非相引不得辄入也因缀长句用寄女史以纪一时之事义类相关得附于兹卷     芳园人说禁城西，老柳官桥迹欲迷。     萃锦久陈身后事，天香犹榜梦中题。     季伦旧语终谁解，文叔新编倘易齐。     多幸来朝叩关处，试从燕嘴觅芹泥。     这种局面在周汝昌致黄裳信函中也得到证实:     ……昨有介新抄本小文刊于文汇，想已见之耶。后岁(六四年)将为雪老逝年皕周纪念，岂不当有以结翰墨缘乎?念此真不可不勉。     (1961年7月)本年红事特多异闻，台湾之影印甲戌本也，牛津之出版"探源"也     【吴世昌著红楼梦探源英问答本一巨册 On The Red Chamber Dream】，皆一时之奇讯。弟皆尝见之否?……尤有进者，此间正在考察"荣国""大观"遗址，有为雪芹立纪念馆之说。报纸又来约兄为写"雪芹家世生平丛考"，兄已斗胆应之。明年第一季或将陆续有文出，以"问世传奇"，未可知也……(1961年12月)     四、机缘凑泊     1962年，红事更为热闹。让我们先看看周汝昌是如何说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刚一开始，国家因为要举办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的国际性隆重典礼活动，选定了《红楼梦》伟大作者曹雪芹，便立即行动起来。当时，中央领导人十分重视，责成文化部部长茅公总主持，具体事务给了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所有调查研究、征集文物等多种任务同时迎运而兴，大家兴致勃勃。调查曹雪芹故居、祖茔、有关遗址、宗族后人，项目多、规模大。新闻界是《光明日报》与《文汇报》之京沪两家大报的人士不断来访问了。而北京市则是王副市长和他的秘书周啸邦驾临小斋，……寻找头绪，拟议设想———务期周详，共襄盛举。在这诸多项目中，就列举了一个"大观园遗址"考察的新鲜而引人的题目。因为考证大观园的"前身"(不是现状)地点即在清末的恭王府之所在，所以王副市长一日特为此事见访于东城无量大人胡同敝寓。他询问，这项考证有无新的发展，并告知我:中央领导对此都很关注，尤其周总理、康老诸位最感兴趣。"康老"即康生，当时人人如此称呼，因他主持文化方面的各种事情，位望甚崇……从王昆仑的谈话中，周汝昌初次得知这次纪念的规模，中央的重视，还有拟议做哪些工作。其中两个具体问题:一是恭王府前身即大观园遗址这一说法已得到众多中央领导人的关切，提到周总理和康老，说不少人都到园里去看过，问有无新发展;第二是如何进行调查曹雪芹的遗踪旧迹的难题，也想听听意见。对于王昆仑的询问，周汝昌展示了给曹寅绘《楝亭图》的名家禹之鼎所绘"天香满院图"，说明此"图主"一直被误传为纳兰成德，现已辨讹;"天香庭院"此匾额尚存于今王府西院，为慎郡王(胤禧)所书，此事重要无比。二、慎郡王家与曹家交好，该匾实际系书与珅府之旧主人、与慎郡王有交谊者———极似曹家!并推断此"天香满院图"当为曹寅之画像，其院落遗址应与清末之恭王府位置有关。关于后者，周汝昌提出了一个建议:可请市府委令京市户籍部门作一次最广泛细致的调查踏勘，包括现居城内城郊的曹姓居民而其祖上隶属于正白旗的旗人，如能知道祖辈是内务府的正白旗籍就更好;再进而查询其祖上官职、老宅、与祖茔;对曹雪芹后期在西山"黄叶村著书"的地点要下工夫，希望能有所发现。和王昆仑的一席话，引起了周汝昌的一段"心事":当时的"恭王府"，被好几个单位占用，只说后花园，就分成了三"区"，园子被割裂隔断，计有空调厂占着大戏楼，一个什么厂占着园子的西半部的一个幼儿园，还有公安部家属的住宅区占着园子的"中枢"。池塘成了垃圾坑。遍地是工厂的铁皮碎屑……，残破荒芜之状不堪言说。周汝昌心中想:这座唯一尚存的王府遗址，与《红楼梦》关系密切，证据史料极多，已然岌岌可危了，再不呼吁，不用太久就悔之莫及了。周汝昌一想，既然中央有"康老"关切，何不找他?否则北京市也无力使占用单位快速搬迁和修缮……。和王昆仑交谈后，果然发生了效果。王副市长采纳周汝昌之意并采取行动了。后来得知王昆仑曾陪周总理到府园去观赏考察，总理问他"像不像大观园?"他说不像(理由似乎是园之大小不符合)。总理说:"你就当它像，讲讲我听嘛!"总理正式表示他的意见与嘱咐，大意是:此园是否即大观园(的前身遗址)，不要轻率地肯定，也不要轻易地否定;人家总有些理由。周总理还说:"要将恭王府保护好，将来有条件时向社会开放。"这就太重要了。这给了周汝昌极大的鼓舞。     五、会面经过     周汝昌决意给康生写信。他写了一封短信，希望能把自己对恭王府府园的意见面陈一下。隔了些日，康生回信了。周汝昌同志:我刚由外地回京，今晚始读来函，未能早復，歉甚!     很願一谈，拟星期六(三月三日)上午九时派人去接您，不知有暇否?     近安!     康生三月一日晚3月3日一早，光明日报社总编辑穆欣先生亲自来接周汝昌并陪同前往。"车开到鼓楼以西一所宅门前停下，进院走入会客厅，已有王冶秋先生在座，还未就座康生便自内室出，奉手极欢，说道:很对不起，我自外地才归来，故复书稽缓。寒暄后语无旁及便直入红楼主题。     周汝昌将自己心中所存有关线索作了简叙以及各种问题之解决过程，康生倒很潇洒，并无流露尊严高不可攀之势。他听后说:"你研究的很好，此事早经肯定，我完全同意。"周说:"我的这种论点也会有反对意见!"康生风趣地说:"一不能反对，二不许反对，三不准反对"，并说:"我连司棋潘又安幽会的地方都肯定了"，大家听后共发一笑。     谈话中还提到小说中写那园子有大片稻田的问题，周汝昌说:造园讲究"借景"，园墙以外的环境形势要运用成为园"内"的景观之一"景物"，如《园冶》一书，开卷就先讲这个造园重要一义，并说早先哪儿湖边就有稻田……。这时，王冶秋接过话去，说这不差，自己年青时那儿还是这样子，府北、府东两面都是稻田。     随后，康生很郑重地说:"我已去看过，山石是明代遗物无疑。""现府、园二部分未遭大破坏，基本完整，修理计划可能较大。"又高兴地说:"周总理已经同意了并批准将此事(按指于恭王府旧址建立雪芹纪念馆)列入67年第三个新五年计划中，只因为我们国家为苏修所祸害，目前还有一些困难，故稍后推。"提到恭王府残破荒芜的状况时，周汝昌建议可以先配合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开放，而随后再逐步修理之;又谈到将来要设法陈列文物等问题，不然太空泛……康生听后皆表示可行。     旋即，康生从书房里拿出了两套书:一个单本洋书没有了硬封面，是吴世昌的《红楼梦探源》英译本;另一套是木夹板保护的有正书局《戚序本》的大字石印本。打开看时，书眉上皆有康生色笔细楷批注，语极精。周汝昌本欲借观看看康生对《红楼梦》的见解，然转念一想此来初识，又非见面的主题，身份悬殊，不便冒昧，因而只说:这种宣统三年、民国元年印的好本《石头记》，已很难再得了，异日当容仔细拜观。     康生问了周汝昌两个问题，一问是:为什么在出警幻之先缀以骈词，通篇都是陈言对垛，略无内容，这怎么解释呢?二问是:神游幻境时宝玉所见簿册"判词"与曲文，皆是钗、黛二人合为一词，与别人每人一首独异，这究为何故?康生并表示自己不能同意黛、钗合一论。对此二问，周汝昌当时未能做出回答，但答说此必定有深意，置而不论则非研究之道矣。康生认为极对，重言曰:最是，最是。他对周汝昌说，你必须对它作出科学的解释。     谈话一度涉及某种流行论红观点，康生说:我们不能同意那种看法，爱情故事从司马相如、卓文君就有了，又该如何解说?谈及《金瓶》《水浒》，康生于《水浒》持批评态度，他举了一位妇女的读后感为证，说:她是真正的劳动人民出身，文化水平是不受什么坏影响的，她却说我不喜欢这种东西。康生对《金瓶梅》则十分推许，说:我们山东出了文武二圣人，文圣人是兰陵笑笑生，武圣人是戚继光。……     末后，康生问周汝昌个人研究上有什么困难没有。周汝昌简单回答了几句，说自己因生病不能坐班，带病在家工作，单位每月却要扣30元工资(周汝昌彼时工资仅80余元)，生活和研究条件是有难处的。     时已中午，周汝昌起身告辞。康生说:下午还要开一个会就不多留你了。送至院门，看着周汝昌上车，嘱咐说有空再来……。     与康生会面的前一天(3月2日)，周汝昌给黄裳写回信，末尾捎带一句话:     明日上午将应康老(中宣部康生同志)之约一往晤谈"红"事，有何收获或当续书。然此信未及发出。晤面的当天晚上，周汝昌又在信尾再缀一段:……今晨赴康老之约，快谈至过午。康老人极有风趣，妙语纷挐，人极热情，谈锋健甚，所涉甚多(主要是大观园、红楼二题)……     六、续后     过后，康生有信函给周汝昌所在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意是说带病工作不应该那么扣钞，应该给与一定的照顾。这封信由人文社抄成大字，张贴在楼梯转弯墙上，人人可见。人文社派古典部杜维沫同志向周表示即将所扣一千多元补给他。这笔钞在当时不是小数目，但周汝昌没有接受。他说:我不能遵守坐班纪律，已是抱愧，补工资的事，就心领心感吧。后来社长许觉民提到此事时还惊叹道:"……一千多呀!……"周汝昌不想让别人说自己"找中央争工资"，他说自己去见康生就是为了文化，没有其他用意。这段历史，李希凡先生1962年3月14日给周汝昌信中的几句话，可以见证:汝昌同志:……我详细向冶秋同志询问了康老接见你的情况，并转告给文井同志，并向文井同志建议，在工作上和生活上多照顾你一些。文井同志说要和你谈一次，徵求你的意见，并说考虑你行动不便，不一定每天都上班……至于康生问及周汝昌的问题，周汝昌一直未能忘记。事隔十多年后，他于76版《红楼梦新证》后记中写了这样一段文字作为回答，现抄录于下:也有一种个别情况，即有少数人物并不发生运用模特儿的问题，最明显的如警幻仙姑等即是。曹雪芹是个大手笔，最为高明不过的人，为何他在写警幻上场时却写出了那么样的一篇"赋"?从开头，到什么"……靥笑春桃兮云堆翠髻;唇绽樱颗兮榴齿含香……"，到"其素若何，春梅绽雪;其洁若何，秋兰被霜……"直到结尾"信矣乎，瑶池不二，紫府无双。果何人哉，如斯之美也"，通篇并无一句不是陈词堆砌，毫无内容可言。曹雪芹而出此"败笔"，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应当如何解释?我想，这就是曹雪芹在用他自己的办法来暗示，这样的人物，本来就是个不成其为艺术形象的虚构的角色，所以让读者一看这段"引子"就觉出那是并无典型意义的一种假名。因义类相涉，我把这点意思也乘便附记在此。     七、二次去函     1962年上半年，涉芹之事频频而至，周汝昌也忙得不亦乐乎。仅向他约稿"曹雪芹卒年"一题的文章，已经共有三处了:文汇、光明与"文遗"，这使他大感为难。     那时，文汇报驻京办记者刘群先生正忙于"大观园"之事，他先是告诉周汝昌，说新发现了与曹雪芹有关的半截残碑，问周知道否?而后，又谈到可由自己先写一"导游"性文章，然后再出"考证"。周汝昌以为良策，为他提供了不可忽视的线索，例如可访何人，收集口碑等。刘群很快借到旧辅仁所存府园细图，周汝昌结合府园水道形势、建筑气魄，即敢断定此府最早乃明太监李广之邸，与康生认为府园内山子乃明人作法之意见合看，认为真若符契，诚一大快事也。再后又传出可能有有关曹雪芹资料，周汝昌告诉黄裳"事极秘，弟万不可先语人，一传闻即恐僨事，且关系重大，至嘱切嘱!"刘群提供与曹雪芹有关的半截残碑之线索，周汝昌闻所未闻，但觉得如果确切，那可真是大妙事也。还有一事，周汝昌也很惦记，那就是"纳兰容若手札"和"《楝亭夜话图》"。周汝昌早就与黄裳说过:楝亭为人，深可注意，值得研究。世人久习知称美饮水词人，独于楝亭之文词绝无谈及者。兄久为抱屈。1962年4月14日黄裳写信告诉周汝昌:……近得影印纳兰容若手札，夏衍所藏，极妙。4月9日函中又云:纳兰手札为夏衍藏品(叶玉虎旧藏，夏公以千余金得之上海张某)，为上海图书馆精印非卖品，不易弄到。如文章一出，当更难弄到矣。《楝亭夜话图》极重要，此极要件，必跟踪之。……显然，黄裳提到的"纳兰容若手札"和"《楝亭夜话图》"引起周汝昌极大注意，这与他的红学研究密不可分，他很看重。4月20日，周汝昌接到文化部齐燕铭部长送示文物局调查曹故居坟墓报告一份，详细记录了通州(后改县，今为区)的"富豪村"曹姓的家谱记明:祖上也排"世"字(如雪芹之太高祖名世选)，原籍铁岭，入关为内务府包衣(后者，应为豫王府的包衣籍，正如雪芹家原是睿王府的包衣人。睿、豫二王是白旗旗主亲兄弟)。他们的一支住德胜门内(与恭王府地点正是一个方位了)。又在东郊高碑店、半壁店发现了曹姓大坟。周汝昌随即给齐燕铭写回信，阐释了对这份报告的看法与建议。上述几件事，促使周汝昌给康生写去第二信。1962年5月，周汝昌收到康生转来的一信，内云:     周汝昌先生:惠书收到，夏衍同志托转赠纳兰容若手简二册，特送上。楝亭夜话图，似有人与我谈过，惟不记得现存何处。容问过王冶秋同志后再告。已读过致燕铭信，卓见甚是。恭王府不新，两遊未见，当托人调查清楚。多日未见身体好吗?谨祝康健!    康生五月十三日据此，我们得知周汝昌与康生信的内容:一、拜托康生转达向夏衍索纳兰容若手简;二、追踪《楝亭夜话图》;三、附去致齐燕铭部长回函;四、对恭王府旧迹的认定、询问曹雪芹有关半截残碑之线索。     八、第三函     1962年7月2日，周汝昌与黄裳函中记录了这样一段文字，颇为重要:日来考曹动态有二事可报:一即西郊健锐营调查失败后，经兄提出须注意东郊正白旗地区，以"整体观念"先求曹家祖茔方是办法。在东郊寻乱葬岗子绝不会有希望。果不久即在通州附近寻得一处曹家坟址，原主已无人，但一七十馀之老人知其为包衣曹，而其地带适为正白旗包绕，并知其家有"尚书"【曹玺赠此官】，坟头已平，围墙尚有迹，坟场居然未破坏，清末尚有后人伐树卖之。此一消息甚可喜。兄言若真无主即可"考古"进行挖掘工作矣。若有收获，宁非大快事?……其二即专人赴丰润访察，已借到曹氏族谱并有可能向东北一系寻求家谱，盖丰润曹家老人尚知东北系有草谱在【即写本。丰润谱系刊本】，此亦甚关重要。     这封信，透露出"一处曹家坟址"与"曹氏族谱"，并提到追踪"丰润曹谱"，极为重要。于是，我们依此可推知周汝昌写给康生第三封信的内容了。     康生于7月3日再回复:     周汝昌先生:来函收到，最近忙于外宾之接待，未能即復前函，请谅!查到曹氏老坟及族谱，闻之可喜，我前不知此事。致档案局信，已转给该局长曾三同志。据曾三同志电话中说，档案馆虽远在西郊，但他们在故宫清史馆邉有一部工作人员和档案材料，也可以从西郊调材料到故宫清史馆看，等他看到信时再同你联系。最近郭沫若、陈叔通、张奚若、李富春、李先念、杨尚昆诸公及陈毅元帅都去看了恭王府，大家都很有兴趣。据张奚老说，过去梁思成教授及林徽音女士(已故)对恭王府之建筑曾作过研究。游园时粤剧名演员红线女持一团扇(上画钱塘江大桥)请郭老题，郭老题诗一首曰:一日清闲结雅游，百年余梦觅红楼。楼前尚有湘妃竹，扇上钱塘天外流。再谈吧!近安!     康生六二年七月三日这封回信，令周汝昌激动无比，因为自己考证大观园的"前身"地点即清末的恭王府之所在这个成果，确实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注意并前来考察了。     九、余音     1975年12月16日，康生逝世。周汝昌被推为出版社四代表之一赴人民大会堂吊唁。他本想书写一幅挽联以示哀悼，但自1974年双目黄斑部穿孔手术后几乎无法执笔，只好撰成一联稿直接寄给治丧委员会，联云:     七十七稔高秋 忠魂长拱北神州日月 革命风云 咸钦椽笔勤挥 壮檄传薄海 鬼域掩修旗 须信风流文史兴馀事 五番五年伟画 天翼更图南祖国山河 人民意气 忍说大星遽陨 幅讣动寰区 雪梅归葭琯 要从悲痛膺怀策有生     十、缀语     近见有人对周汝昌与康生交往的这段历史颇感兴趣，其实周汝昌本人早就这方面内容写过几篇文字。现就其"癸未四月初九日写记"(2003年)的《与康生一面》之末段文字公布于此，以昭世人:     ……     周总理这一遗愿，实现之日必不会太远了。追念"四人帮"在"批周"时，还把这件事当成一个"口实"，在报上"批判"，又向外国人散播流言妄语，把"考察"大观园"原型"的正常研究诬为罪状。又想起也有人把我与康生的"关系"也搬出来作为攻击的资料。今日偶然有兴趣，记记这一段往事的实况。本文所记，经过并不"复杂"，而且也还有同时在座的证人在，这儿没有"不可告人"的隐秘。当日为了保护一处重要文物名胜，上访中央领导人而得到接见，是历史的实况，所以记为小文，贻贝掺采。诗曰:     上访中央是敬心，安知祸变后来深。红楼文化千般事，民族精神古到今。     周伦玲，《中华读书报》2013年0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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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张春桥受审时不慎泄露想当总理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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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受审时不慎泄露想当总理的想法 Sep 2nd 2013, 13:12, by 明鏡雜誌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张春桥总是以"左"的面目出现，诬陷我们的许多干部是叛徒、特务；但另一方面，却利用其篡夺的权力，伙同姚文元、王洪文，竭力包庇自己的妻子——叛徒、特务、汉奸文静，让文静担任了"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室材料组、联络组的负责人，抓动态，管专案。 他的妻子文静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工作时，被日本侵略军俘虏，自首叛变，充当日军特务，到处为日军做策反工作，破坏解放区的抗日斗争。张春桥对此心知肚明。他的妻子文静交代说："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张与我于1946年结了婚。 "文革"以后，张春桥与江青关系日益密切，常常深夜不归。文静是了解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一些轶事的，出于这种完全属于个人的原因，她对张春桥不放心。张春桥就安抚文静说，他要通过接近江青，去接近"最高"，他准备成则为王，败则砍头。由此可见王、张、江、姚的勾结，是出于一种什么目的。 在公开审判时，人们通过电视转播都看见了，张春桥自始至终一语不发，藐视法庭。但在最初讯问谈话时，他可不是像在法庭那样，以不语应万语，而是谈了一些事情。 例如，1974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江青借"风庆轮"的问题，在政治局闹事。当邓小平不软不硬地加以抵制时，张春桥阴冷冷地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 会后，王、张、江、姚立即聚集到了钓鱼台17号楼，连夜密谋策划，决定背着正在北京医院治病的周恩来和政治局其他成员，由王洪文秘密赴湖南长沙，诬陷邓小平要搞复辟；诬陷周恩平在医院会见探望他的老同志，"大有庐山会议之势"。 在我们找他讯问谈话时，张春桥和姚文元、王洪文一样，都交代说他们当时是看周恩来因病不行了，要全力"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当张春桥说到这儿时，我们突然发问："你们在准备搞了周总理、邓小平以后、由谁来当第一副总理并在以后接替总理呢？"张春桥毫无戒备，吞吞吐吐说："他们（指江青、王洪文、姚文元）的意思是要我来。" 张春桥这一漏嘴，我们顿时感到捕捉到了关键问题。因为说谁有错误，要打倒谁，他们一直都往毛泽东身上推，只承认是认识上的偏差，是执行中的错误；可这一名话，张春桥露出了他们拱倒别人，与安排自己位置相连，搞阴谋，想篡权的野心昭然若揭。 从这次交代以后，老奸巨滑的张春桥这才发觉自己对答有失。他怕再有不慎，授人以柄，从此缄默不言。 汪文风口述　王凡　刘东平整理，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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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再论岳飞绝不是“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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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岳飞绝不是"民族英雄" Sep 2nd 2013, 13:10, by 明鏡雜誌 导语 专题《岳飞不是"民族英雄"》刊出后，引发了不少争议和讨论，反对意见甚多；近日，某门户网站亦刊出针锋相对之专题，认为岳飞确确实实是一位"民族英雄"。 本期专题，拟回应两种最具代表性的反对意见。 反对意见一：没"民族"概念不代表"民族"不存在 因上期专题称"古人无'民族'意识，何来'民族英雄'？"，故刊出后最常见的反对意见是举反例，譬如："假如去检索'人类'这个词，也会是19世纪之后'才开始出现井喷之势'，难道就能说明19世纪前的古人就不属于'人类'了么？""人类出现前没有"太阳"概念，难道那以前就没有太阳了？"但这些反例，实属逻辑混乱。 反对者举例说：古代没有"人类"概念，难道古人就不属于"人类"了吗？ 编辑上一期专题已经详述，中国古代没有"民族"概念。我们现在习以为常屡屡使用的"民族"概念，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通过日本间接自西方引进。其引进的动机，是欲以"民族主义救中国"，一如梁启超所言："今日吾中国最急者……民族建国问题而已"，而要"民族建国"，就必须通过新的历史教育，在国民心中植下"民族主义"意识："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换言之，在梁氏看来，晚清中国，并非"民族国家"，国人亦缺乏"民族意识"，故须以"史界革命"唤起。 岳飞"民族英雄"的拥趸们也承认"'民族'的概念确实近代以来才进入中国"，但他们还有这样一种意见： "这个理由看似有理，却事实上混淆了概念和概念的内涵。概念可以后起，但之前的事物只要满足概念内涵，我们就可以说它属于此概念。我们可以在现代历史学中找到大量的例子：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部落联盟首领'，但当时显然没有'部落联盟首领'这个概念本身；古代郡县制下形成了'官僚体制'，但'官僚体制'也不是古代概念……可以说，历史学中学术化语言描述和分析所使用的，都不是古代就有的概念，怎么到了岳飞的'民族英雄'这里就出了问题呢？执此论者的证据称'（民族一词）在19世纪文献中极少使用，……到1900年后才开始出现井喷之势'，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假如去检索'人类'这个词，也会是19世纪之后'才开始出现井喷之势'，难道就能说明19世纪前的古人就不属于'人类'了么？""该文章颠倒是非，牵强附会，毫无逻辑，若按该文逻辑，人类出现前没有"太阳"概念，难道那以前就没有太阳了？" 清末"史界革命"发起者梁启超。梁氏之目的乃是向国人灌输民族意识，以求"民族主义救中国" 但这些反例都举得不当，混淆了"主观认同"和"客观存在"的区别 这种反驳看似有理，其实大谬。"太阳"之概念，类似"石头"、"空气"、"水"，乃是实体的自然存在，是自然科学概念。"民族英雄"则是社会科学概念。一个人能不能被命名为"民族英雄"，最基本的前提是此人有没有"民族意识"，换言之，即此人做某事时，是否有意识地将自己归属为某一"民族"，且意识到自己之行事能使自己所从属的"民族"获益。如果一个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民族，或者根本不知道"民族"为何物，其决定采取某种行为，当然不可能"以民族利益为重"；既无"以民族利益为重"之意识，又怎么可能是"民族英雄"呢？也就是说："太阳"是一种"客观存在"，不管有无"太阳"的概念，它始终都在那里；"民族英雄"是一种"主观认同"，某人若不知"民族"概念为何物，若不认同自己属于某一"民族"，他自然也就不可能成为"民族英雄"。 再说某网专题举例的另外三个概念："部落联盟首领"、"官僚体制"、"人类"。该专题认为：古代没有这些概念，但一点不妨碍有事物"属于此概念"。这三个概念与"太阳"不同，都是社会科学概念。那么，可不可以说，这种反驳就有道理了呢？ 这种反驳仍然大谬——在社会科学概念里，也存在"主观认同"与"客观存在"的区别。（1）古代中国自中央到地方依赖大量官僚进行统治，今人把这种统治的运作模式称作"官僚体制"。换言之，"官僚体制"是一种客观存在，而非"主观认同"。（2）三皇五帝曾先后统领过某些上古人类群体，今人据其特征，将其命名为"部落"，而称三皇五帝为"部落联盟首领"。换言之，"部落联盟首领"也是一种客观存在，而非"主观认同"。（3）"人类"这个概念要复杂很多，某些时候它被当作自然科学概念，某些时候又被当作社会科学概念，因为存在这种涵义的不确定性，"黑人不属于人类"的观念，曾长期盘踞西方，中国的晚清学者王闿运也讲："人者万物之灵，其巧弊百出，中国以之一治一乱。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气则诈伪兴矣"，王氏也不承认西方的"夷狄"是"人类"；甚至还有极少数人主观上坚定认为自己是吸血鬼或者狼人，而非人类。在这里，"主观认同"、"客观认同"与"客观存在"混淆不堪，全视具体的前后语境而定。这种举例的不当，恰恰反映出某些岳飞"民族英雄"拥趸者们自身的逻辑混乱。 如果一定要举一个恰如其分的例子的话，或许这个比较合适：我们讲一个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基本的前提是此人对"马克思主义"必须要有"主观认同"；我们讲一个人是"民族英雄"，最基本的前提也是此人对"民族"必须要有"主观认同"。岳飞有没有对"民族"的"主观认同"呢？这就涉及到第二种反对意见了。请看下一节。 反对意见二："华夷之辨"就是"民族之别" 还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民族存在于中国古代的华夷之辨，华夏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最多只能说古代没有现代意义民族国家"——岳飞主观上认同自己属于"华"，而金人属于"夷"，"华夷之辩"既然就是"民族之别"，岳飞当然是"民族英雄"。只是，这种观点，也是错的。 "华夷之辨"的评价标准是文明程度的高低，与"民族之别"的评价标准完全不同 "华夷之辨"（或称"夷夏之辨"）是中国古代极为重要的一套"世界观"。这套"世界观"里面有没有"民族意识"存在？ 答案是：丝毫没有。"华夷之辨"实际上乃是"文明与野蛮之辨"。《尚书·孔氏传》里说："冕服彩章曰华，大国曰夏"，唐代孔颖达解释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装之美，谓之华"；东汉的何休讲：推行礼治，"夷狄也进至爵"，不行礼治，"中国也新夷狄"；唐代的韩愈讲："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北宋的程颐讲："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圣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极谨严，所以谨严者，华夷之辨尤切切也"；明代的何瑭讲："中夏夷狄之名，不藉其地与其类，惟其道而已矣。故春秋之法，中国而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入中国，则中国之，无客心焉"；明末的王夫之说："吴、楚、浙、闽，汉以前夷也，而今为文教之薮；齐、晋、燕、赵、唐、隋，以前之中夏也，而今之椎钝戾者，十九而抱禽心矣"……换言之，是否遵循"礼治"，是否接受先进文明（尤其是先进政治文明）的教化，是区分华、夷的终极标准，而"不藉其地与其类"——与其居住地和部落族群无关。 晚清与西方世界出现实质性碰撞，"华夷之辨"面临新的挑战，需要新的阐释。其中以郭嵩焘的说法最具代表性："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在郭氏看来，近代以来，欧洲各国的"政教风俗"，也就是文明程度，超越了中国，所以他们如"华"，而中国如"夷"。前引守旧派代表人物王闿运则批判郭嵩焘："人者万物之灵，其巧弊百出，中国以之一治一乱。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气则诈伪兴矣，使臣(指郭)以目见而面谀之，殊非事实"，拒不承认西方"夷狄"是"人"。但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里，关于"华夷之辨"的评判标准却是高度一致的，即以"政教风俗"，也就是文明程度之高低为准绳。 "民族"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虽然复杂，其定义迄今至少已有上百种，但并无任何一种定义是以文明程度的高低来划分不同的"民族"。可见"华夷之辨"与"民族之别"毫无关系。 清末名臣郭嵩焘。郭氏明白阐释：夷夏之辨的标准是文明程度的高低，晚清时西方为夏，中国为夷。 包括岳飞在内的南宋人视自己为"文明共同体"，而非"民族（种族）共同体" 具体到南宋人，他们直面金人入侵，集国仇家恨于一身，其"夷夏之辨"是否可能包含"民族之别"的涵义呢？ 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南宋人自称"中国"、"中华"、"华夏"，而视金人为"夷狄"。如岳飞的奏章里常有"尽屠夷种"、"夷狄不可信"、"鞭挞四夷，尊强中国"、"廓清华夏"一类词句。金人乃女真部落之崛起，将其框入近代"民族"概念之范畴，亦无不可。但包括岳飞在内的南宋人自谓的"中国"、"中华"、"华夏"，却只是一种文明共同体，而非"民族"或"种族"共同体。 以高倡向金人"复仇"而知名的南宋学者兼官僚陈亮为例。在给宋孝宗的上书中，陈亮如此定义"中国"："中国，天地之正气也，天命之所钟也，人心之所会也，衣冠礼乐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岂天地之外夷狄邪气之所可奸哉！"在陈亮的语境里，中国乃是"衣冠礼乐之所萃"，即明指"中国"乃是一种文明共同体；"中国"是天地之正气，"夷狄"则是天地外之邪气。陈亮还说："圣人于中国，夷狄混然无辨之中而致其辨，则所以立人道，扶皇极以待后世也"，如果"三纲既绝"，丧失了文明的先进性，"则人道遂为禽兽夷狄"——"中国"之人，也就成了"夷狄"之禽兽。显然，在陈亮看来，"中国"与"夷狄"的区别，不在"民族"与"种族"，而在文明程度之高低。所以他又说：北魏孝文帝定都洛阳，"以修中国之衣冠礼乐"——开始学习"中国"的文明之后，偏安一隅的江南政权就"非复天命人心之所系"——不再是"中国"了。 至于"中华"概念的涵义，不妨听听辽道宗的说法。道宗让大臣为自己讲解儒家经典，至《论语》"夷狄之有君"一句，大臣迅速读过而不讲解，道宗却说："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道宗以契丹之出身，而自视为"中华"，且以"礼法"、"文物"作为区分"夷"与"中华"的标准，可知"中华"在当时绝非"民族"或"种族"概念，而是文化概念。南宋学者叶适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也说："中原者我之地，中华者我之名，报复仇耻者我之义"，叶适以"中华"为南宋人命名，但其涵义，同样与"民族"毫无关系——《唐律疏议》里讲："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换言之，包括岳飞在内的南宋人所谓的"中国"、"中华"、"华夏"，乃是一种文明共同体，而非"民族（种族）共同体"；既无"民族认同"，岳飞自然也不可能是什么"民族英雄"。 建立在"文明认同"上的"华夷之辨"对今天颇具启发 在当今世界，较之"民族认同"，"政治认同"、"文明认同"显然更为重要 也许有读者会问：如此不厌其烦地辨别岳飞究竟是不是"民族英雄"，有意义吗？ 意义当然有，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很有助于历史观的拨乱反正。自晚清"民族主义"传入，近代中国经历了从"传统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型。当"民族"概念成为知识界的"常识"后，中国数千年古代史，也不可避免地被这一舶来概念及其相应理论框架所扭曲——清末民初一大群古代"民族英雄"横空出世，即是最典型的扭曲之一。殊不知：作为一种长期独立发展的文明，古代中国发展出的"华夷之辨"自成体系，是一套完全不同于西方"民族主义"的"世界观"。 "华夷之辨"的区分标准是"礼治"、"衣冠"。"衣冠"无疑承载的是"先进文明"；论语说"为国以礼"，"礼治"则是当时最先进的"政治文明"。一个人无论他出身什么部落，来自哪个种族，血缘如何，只要他皈依"礼治"，变更"衣冠"，即为"华夏"，反之，则为"夷狄"。这显然和以种族、部落、血缘、肤色等为区分标准的近代"民族主义"有天壤之别。在这种"世界观"支配下，尽管古代"中国"周边长期存在着不同种族的部落政权，且与"中国"屡屡发生冲突，但"中国之人"始终保持着其"文化共同体"的面貌，而未曾蜕化为"民族共同体"；而且这种"文化共同体"，更多地是依赖"政体认同"（礼治）来维系；所以陈亮才说：孝文帝改制，"修中国之衣冠礼乐"后，北魏亦是"中国"。 尤其值得今人思考的是：在今天，"民族主义"已越来越多地被生物学、人类学和历史学证实为只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譬如，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历史学教授施罗默·桑德在其著作《虚构的犹太民族》一书中揭示：大多数犹太人的故土遍布中东和东欧，这些分散的不同群体能形成一个犹太民族，进而成为一个犹太国家，只可能在一种新编纂的历史下发生，而其背景则是整个欧洲的民族主义的崛起和发展。这种情形，与"中华民族"、"汉族"在近代受西方民族主义刺激，而在梁启超等人发动的"史界革命"中诞生，何其相似乃尔。（编者注：该书有中译版，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一读，当可加深对本期专题的理解）不可否认，"民族主义"在近代曾有过相当积极的作用，许多被压迫国家都曾高举过"民族独立"的旗帜。但时至今日，当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已被科学证明其基因与血缘并无多少区别，而彼此却仍在为"民族的生存"而你死我活地流血冲突时，这种"想象的共同体"的负面作用，已越来越凸显。这种时候，中国古代以"政治认同"、"文明认同"为区分标准的"华夷之辨"，便显露出了它强大的启发性——在当今世界，较之"民族认同"，"政治认同"、"文明认同"显然更为重要。 结语 某些读者听不得"岳飞不是民族英雄"八个字，实在是没有必要。这个问题的澄清，本不关乎对岳飞个人之评价，而只关乎历史观之纠正。惟有让历史回归本来面目，今人才有可能从历史中获得真正有益的启发。 腾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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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剪掉羽翼，周永康会不会成为笼中之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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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掉羽翼，周永康会不会成为笼中之鸟 Sep 2nd 2013, 13:05, by 明鏡雜誌 《南华早报》继早前周永康被调查消息后，今日再报道周永康主要亲信、中国国资委主任蒋洁敏被查消息，还牵扯出统战部长令计划。报道认为，调查蒋洁敏疑为调查周永康提供进一步证据。  （德国之声中文网）香港媒体《南华早报》继8月30日报道原中共中央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调查后，9月2日再引述新华社前日消息，报道了国务院属下的 国资委主任、原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因涉嫌贪污正被调查。蒋洁敏成为自去年11月中共权力交接后，第一个被调查的部级官员及中央委员会委员。 报道中称现年58岁的蒋洁敏为周永康主要亲信，周永康在中石油掌权时期，提携蒋洁敏平步青云，迅速崛起。蒋洁敏后来官至中石油董事长，再于今年3月获任命为国资委主任，而国资委是监管内地100家最大型国有企业的机构，也被认为最有实权的部门之一。 报道也指该报曾于去年11月即做出报道，在"薄王事件"爆发后另一涉中共高层的"法拉利撞车事件"后，蒋洁敏被指从中石油账户中向车祸中受伤的两名女子家 人转账数千万资金。2012年3月18日，在北京北四环路上一辆超速的黑色法拉利发生严重车祸，一20多岁的男子当场死亡，另外两名女子重伤。后港媒《亚 洲周刊》、《南华早报》等都曝光当事人为被称为胡锦涛政治盟友、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令计划之子令谷。这也让中共当局再添丑闻。 至此，在周永康坐拥权力的中石油系统，已经连续有数人落马。8月26日、27日连续两天内，中石油四高管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王永春被调查，而王永春 为蒋洁敏亲信力量。《南华早报》援引中石油系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石油官员称，这些调查已令中石油陷入混乱，预计混乱将持续数月。且由于公司主要高管受 调查，许多中层官员可能也被牵连。   黄菊(资料图)周永康会有黄菊一样的结局?     "中共不会像放过黄菊一样放过周永康？" 《南华早报》早前的报道也指自文革40多年来，中共当局从未治罪常委，因此有"刑不上常委"之说。中国学者姚监复早前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曾透露常委之 一、中国国务院前副总理的黄菊，其妻子和家属等多人在2006年时遭腐败调查，但中共当局终未对其动手。逐渐被剪掉羽翼的周永康会有黄菊式的结局还是会成 为笼中之鸟？ 中国国务院前秘书俞梅荪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分析，周永康和黄菊虽然都是中共常委，但两人所做的事情对中共当局和公众的危害程度、两人当时政治权力博弈格 局均有所不同。俞梅荪指周永康在中石油系统和四川的腐败问题之外，他在位时的政法系统，在胡锦涛执政的十年中，暴力维稳对执政党的危害已经到达顶点，加之 目前周永康已全面卸任，其势力也逐渐被中共当局减弱；黄菊当时属上海帮成员，胡时代的上海帮是执政党中的重要力量，胡锦涛因此不敢轻易对其动手。而习近平 面对一个失势的、严惩后能为中共重塑形象的周永康，目前种种迹象表明，习近平有十足的信心拿下周永康，周永康也有可能成为四十多年来，首位被治罪的常委。 俞梅荪表示从目前看来，中共高层应该是就周的问题达成了一致的决定，这对习近平来说，是个为自己、为执政党树立权威的好机会："从十八大到现在这么长时 间，周永康本人不断示弱，在石油系统的贪官污吏、周永康亲信以及他的秘书等不断被清查，加上周永康最大的同盟者被抓，整个周永康的网络都断裂，不单是他个 人，他的体系不断地在走下坡路。总体上说整个周永康利益集团在分崩离析。黄菊在其领域推行的政策不像周永康这么祸害国家、政府，把党和政府最后的一点合法 性都给打光了，就象明朝的魏忠贤设立了锦衣卫，他是'第二中央'，魏忠贤很厉害，当时皇帝看着都让三分的，我觉得周永康会像魏忠贤。尽管上面暗箱操作，但 从趋势来看，足以说明周永康要完蛋了。"   习近平有没有魄力对周永康下手?     "让老百姓看看我们的'集体总统'做了什么"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透过中共当局对周永康一事的定性和处理，将再次检视中国法治状况："周永康是不是正在被审查， 第一取决于他是不是犯罪；第二有没有人要包庇？如果是一个法治国家，不管是谁，犯了法都应该法办，看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法治国家了。如果他犯罪哪怕是总统 也应该被审查。何况是'集体总统'（鲍彤引自清华大学胡鞍钢2012年文章内容，称中国九常委制是集体总统制），当然如果他犯了罪却有人包庇他，这个国家 又不好办了。我希望周永康犯罪的话，就审判；如果不犯罪的话，就是把这个'真相'告诉老百姓，原来我们的'集体总统'不是一个腐败分子。" 鲍彤也坦言如果中共当局做出有魄力的决定，对周永康进行调查，于他们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只是做成一个案，不从根本上解决中共官员体制性的贪污腐败及其他问题，这个国家通住法治之路依然是关闭的。 作者：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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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菲总统拒绝中国条件 不参加南宁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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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总统拒绝中国条件 不参加南宁博览会 Sep 2nd 2013, 13:02, by 明鏡雜誌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拒绝中国条件，取消参加南宁东盟博览会。 菲律宾官员周一（2日）说，在北京要求菲律宾撤回有关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法律投诉后，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取消了前往中国南宁参加周二开始的东盟博览会的行程。 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埃尔南德斯透露，中国政府的这一条件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另外两名外交官上周三在北京与菲律宾外长会谈时，向菲律宾方面转述的。 埃尔南德斯拒绝透露北京提出的这些条件的细节，只是说，这些条件绝对不利于菲律宾的国家利益，中国方面要求菲律宾不要对外公开此事。 由于中国提出的这些条件，阿基诺总统决定放弃参加今年的东盟博览会，改由该国贸易部长率领代表团参加。 埃尔南德斯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说，阿基诺总统的这一决定，显示了他坚定的捍卫菲律宾的国家利益。 与此同时，两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菲律宾官员告诉美联社记者，中国希望菲律宾撤回关于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联合国仲裁案。 博览会的主宾国 北京要求马尼拉弄走一艘几年前在南沙群岛仁爱礁搁浅的菲律宾军舰，称该军舰以搁浅为借口，实际上是在中国领海"坐滩"。 但马尼拉政府回应说，该海域是菲律宾的领海，并在今年1月就此向联合国法庭投诉。 北京现在担心，在菲律宾"不友好的"投诉之后，允许阿基诺总统访问中国，可能不会受到国内公众和媒体的赞成。 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发言人张华周一对菲律宾外交部的声明并未做出回应，只是敦促菲律宾与中国合作，"克服困难和干扰，做出真正的努力，使中菲关系重回正轨"。 张华说，中国欢迎东南亚国家的代表团参加在南宁举行的东盟博览会，包括来自菲律宾的。 中国每年都在南宁举行东盟博览会，推动中国和东盟10个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往来，而菲律宾是今年博览会的"主宾国"。 中国与越南、文莱、马来西亚等国都有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而菲律宾从去年开始，也卷入了这一与中国的日益加剧的争端。 （编译：嵇伟 责编：尚清）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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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陈破空：审薄大戏演砸了？习近平三不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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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破空：审薄大戏演砸了？习近平三不该 Sep 2nd 2013, 13:00, by 明鏡雜誌 陈破空來稿 当庭翻供，全盘否认指控。薄熙来在法庭上激烈自辩，出人意料。这一情节，为薄熙来事件再增戏剧性，给审薄大戏频添看点。海内外舆论哗然，热议纷纷。 薄熙来抗辩，鼓舞毛左派 薄的这一手，首先在政治上管用，对于拥戴他的毛左派，是巨大鼓舞。开庭前，一个曾经殴打批毛老人、名叫韩德强的毛左派学者，发声挺薄，其言论具有代表性，他说，当局查了这么长时间，只发现"薄熙来贪污500万元，受贿2000万元……政治局委员这个级别的官员，查一查，都能有几个亿，上十亿，甚至更多的财产。相比较，薄熙来作为这个级别的官员，即使对他的指控成立，应该也算是非常'清廉的'。" 薄当庭翻供，不承认所有控罪，并声言："我从来没有贪污行为。"毛左派由此可以指控：习近平当局对薄熙来的司法追究，是"陷害"，是"迫害"，至少也是"鸡蛋里挑骨头"。如此一来，原本打算轻罪起诉、从轻判决薄熙来的习近平当局，反而陷于被动。党报连日连篇发文批判薄熙来，斥其耍赖，试图引导舆论，反而让当局窘态毕现。 庭审，游走在法治与人治之间 有人认为，中共庭审，全是走过场，都是精心安排的表演，推及这次薄熙来开庭，也是表演；薄熙来翻供，也仅仅是表演的一部分。此说，不是以偏概全，就是以全概偏。共产党不讲法治，固然是一个常识。然而，文革后的共产党，在法治与人治之间，有相当程度的游走空间，时而更靠近法治，时而更靠近人治，因案而异。 一般刑事案件，犯人自辩、请律师、翻供，基本上都不成问题；司法受到的干扰，主要来自关系和金钱，即，如果犯人家属能花钱打通公检法，达成行贿与受贿的交易，那么，在起诉、审判和判决的任何一个环节中，犯人都可能被放过或轻判。如果没有这类交易，全案则基本上依法进行。 政治干预司法，党大于法，主要出现在涉及政治的案件中。比如政治异议人士，一旦被当局下狱，处境相当艰难。不能见家属，不能自请律师，超期羁押。但庭审时，他照样可以自辩，或者翻供。而绝大多数异议人士，都会自辩，且辩才非凡。正因如此，当局往往用秘密审判或限制旁听来遮掩。 笔者就有切身体会。本人因领导八九民运入狱。在当局起诉书里，列明两桩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扰乱社会秩序罪。庭审时，本人自辩，无须讲民主自由的大道理，只围绕事实与证据本身说话，检方就常常被我驳得哑口无言。经本人力辩，判决书下来，不见了扰乱社会秩序罪，只留下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另外，起诉书主题，原本围绕所谓"十四条反革命政治纲领"，本人力辩，根本没有什么"十四条纲领"，不过是我从前阐述中国发生变化的十四种可能性，即"十四条道路"。结果，判决书里，没有再提到"十四条"。当然，当局事先敲定的刑期，或并未因此受到影响。 另一类涉及政治的案件，中共高官因权力斗争落马，却以经济罪名下狱。他们也会陷入与政治异议人士相同的处境：不能见家属，不能自请律师，超期羁押。不同的只是结果：中共落马高官通常会获得保外就医的待遇，关上几年，就恢复自由身。当局念其曾为党做贡献，先惩罚后宽恕，将功折罪。也算是党内潜规则。而异议人士，则绝无此"福分"，不仅遭重判，而且被关押到底（刑期满）。在当局看来，异议人士属于威胁政权的极度危险人物，必紧紧压住，岂能轻易松手？ 至于法轮功，当局完全抛开法律，法外围剿，厉行迫害，体现中共暴政的极至，则又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类情形。 涉及重要异议人士或中共落马高官，对他们的起诉与判决，都由中共高层决定，因而，在这类案件中，司法受到的干扰，不是来自关系与金钱，而主要来自中共高层的意志。党领导司法，政治判案。司法中的行贿与受贿，在这类直接由中共高层主导的案件中，无从发生，因为，不仅不起作用，而且无人敢为。 薄熙来翻供，绝非当局"安排的表演" 回头看薄熙来案。如果说，谷开来、王立军等人，没有自辩或翻供，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同样，薄熙来展开自辩与翻供，也是薄自己的选择。这符合他的性格：顽固，狡诈，撒谎成性。而绝非当局安排的"表演"。当局当然想演戏，演一出"依法办案、案犯供认不讳"的戏，却由于被告不配合，把当局想演的戏演砸了。 薄熙来这一手，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而言，也并非无用。共产党固然罔顾法律，然而，文革后，党内办案，相对趋于谨慎，有人时不时会强调：要经得起证据和历史的检验（异议人士案件除外）。尤其专案组、或负责领导专案组的中央大员，法办党内落马官员，并非无所顾忌，而是更为谨慎，不愿从自己手上制造出明显的"冤假错案"，免得日后又来平反，自己落个不是。如果证据不足，或者，落马官员抵死不认、甚至翻供，都会让专案组忐忑不安，负责专案组的中央领导，心下也不会踏实。 对于案犯，共产党的政策，名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实际上，老犯人的总结却是："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意思是，坦白，反而为当局罗织罪名制造口实。薄熙来在文革中，曾蹲过少管所，有一定经验；他在重庆"打黑"，判死文强等人，又从对立面积累了相当经验；他很清楚，审判与被审判，何处是关键点。另外，他也明显从陈希同、陈良宇案件中吸取了教训，认定，一旦移送司法，认罪与否，结果都一样，判多判少，都由权力斗争的得胜方-- 中南海当权者决定。既然结果已定，干脆全然不认。或许，在中共落马高官中，薄熙来算是第一个"看透了"和"想通了"的人。 有人以为，当局用薄瓜瓜做抵押，可以让薄熙来服软。然而，这一招，对付谷开来有效，对付薄熙来无效，原因在于，早在重庆"唱红打黑"阶段，薄熙来、王立军二人，就以同样手段，对付过文强（重庆司法局长），以放过文强儿子做筹码，换取文强服软。薄熙来深谙此中诈术，岂能自我上当? 受贿，为避人耳目，通常在两人之间进行，一个给钱，一个收钱，又通常不会留下字据。受贿者要矢口否认，是可以做到的。老于世故的薄熙来，看准这一点，对一切受贿行为来个死不认帐。 作为太子党人物，薄熙来读书、做官，都享尽特权；如今面临司法，同样享尽特权，如他自称："给我吃住挺好，伙食不错，医疗有保证。"没有遭受虐待，更没有遭受酷刑。更大的特权，还在于，当局故意减少其罪名、减轻其罪责，以便从轻发落。谁知，越是这样，薄熙来越是不知餍足。他看穿了习近平等人心理：害怕。害怕毛左派。如果将习近平与薄熙来处境、位置对调，即，薄熙来身居大位，习近平沦为阶下囚，以薄熙来之心狠手辣，一定置习近平于死地，绝无心慈手软。 演戏演砸了，办案办砸了，习近平三不该 庭审薄熙来，当局陷于尴尬、窘态和被动。与其说当局把戏演砸了，不如说，当局把案办砸了。习近平当局犯下三大错误，或曰，三不该：不该切割，不该缩小，不该左右讨好。 不该切割。不该把薄熙来、谷开来、王立军三人的案件各自切割办理；不该把薄熙来与其他涉案人员如重庆公安系统四名官员、商人徐明唐肖林等切割办理。应该把他们全部算作一个犯罪集团，分别审讯、分别取供、交叉对比供词、当庭进行团伙审理，如此一来，薄熙来狡辩和翻供的机会大减。 不该缩小。不该缩小薄熙来的罪名，该侦办的，全部侦办；该起诉的，全部起诉。包括：从大连、辽宁到重庆的所有贪污、受贿、洗钱和不明财产来源；大连空难、大连尸体展、谷开来杀人案等所有涉案嫌疑。当局对薄熙来的起诉，大量漏罪，最简单地看，就至少漏掉了两条：巨大财产来源不明罪；包庇杀人罪。其实，在庭审过程中，这两点就暴露无遗。关于海伍德威胁薄瓜瓜，开口索要就是1400万英镑 （2.1亿人民币），他不会不知道薄谷家的实力而随便狮子开大口；而薄谷共用和分用的保险柜，就有多个，其中数额，当局隐瞒不提，可以想见，薄谷财产，如天文数字。关于谷开来杀人，薄熙来一早就知情，却不仅不报案，还对立案、办案横加阻扰，岂止滥用职权？明明白白地，就是包庇、窝藏杀人犯。 不该左右讨好。指的是，习近平当局，企图左右平衡，既要法办薄熙来，又怕得罪毛左派。故而，既要倒薄，又要挺薄。要倒薄，因为，薄的真正罪行，是谋夺最高权位，所谓篡党夺权，乱了党内规矩。但自"四人帮"审判后，党内权力斗争，不能入罪，已经成为党内不可逆转的共识。所以，江泽民扳倒陈希同、胡锦涛扳倒陈良宇、习近平（与胡温贺等联手）扳倒薄熙来，虽都源起权力斗争，却都假以腐败罪名。要挺薄，因为，薄熙来背后有"民心"、"民意"，即左派群众的支持。习近平当局不敢大意，遂以缩小罪名、减轻罪责为策略，意图为薄熙来免死，以从轻判决收场。 政局复杂，薄案背后不简单 薄熙来当庭翻供，也不排除背后有高人授意。即，在开庭前的最后时刻，薄接到某些政治老人或高层毛左人物的口信，要他当庭翻供，给习近平班子难堪。 此论，并非空穴来风，而对应于中共内部的分裂，尤其，围绕薄熙来事件，中共高层产生的深重分裂。御用文人、被称为"中南海智囊"的胡鞍钢，发表文章，为这种分裂与斗争，提供了及时的注脚。薄案开审前，胡发文声称：中国的"集体领导制"明显优于美国的"个人总统制"。而就在去年7月，高层权争激烈时，胡也曾发文声称：中共的九常委制，就是"集体总统制"，优于美国的"个人总统制"。 胡鞍钢二度发文，重申其论，明显受人所使。如果说，他去年发文，是警告胡温；今年发文，就是警告习近平。意思是：听从政治局常委会的集体决议，不得自作主张。而政治局常委会，去年还是九名常委，其中有四人是江泽民铁杆，对胡温构成牵制；今年变成七名常委，其中也有至少四人是江泽民铁杆，对习李构成牵制。 薄案开审前，以会见前美国政要基辛格为藉口，政治老人江泽民突然露面。官方新闻报道中，把江泽民与基辛格的会见，称为"庄园式"－－故意与不久前习近平与奥巴马的会见相提并论；又把这两人的谈话，称为"很重要"－－强烈暗示江泽民对政局仍有支配力。 所有这些迹象，显示，身兼党政军最高职务的习近平，仍未掌握实权。薄熙来夺权，主要针对习近平，习没有理由轻纵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作为新君的习近平，再怎么愚钝，也不至于不懂得这条王朝古训。怎奈习手上无实权，在前，受制于七人常委会的"集体决议"；在后，受制于继续垂帘听政的江泽民。习之窝囊、憋气，可想而知。看来，习近平要掌实权，除非暗杀江泽民。问题是，习近平有这个胆量吗？ 争夺毛左派，习近平钻进死胡同 习近平一上台，就在政治上左转，高唱左调，高举毛旗。有人下了这样的结论：习是天生的毛左，所以如此。如此结论，不仅过于简单化，而且过于表面化。中共党内的左右之分，并非社会上的左右之别。在中共党内，相对于毛泽东的左，华国锋算右；而相对于邓小平的右，华国锋又算左；而相对于胡耀邦、赵紫阳的右，邓小平又算左。可见，左与右，皆相对而言，唯毛左是极左。经历文革、父亲和自己都深受其害的习近平，为何天生就左？即便左，为何就天生就是毛左，而不是邓左、或其他左？ 观察习的言行，必须放到近两年中共政治的大背景下，才能识别。这个大背景，莫过于薄熙来事件，在党内引发地震；薄自恃的民意支持，尤其震撼了中南海当权派。 既然走左、"唱红"、举毛旗，能招揽人心，习或习的智囊们，不禁自问：何不顺手牵羊？于是，你左，我比你更左；你举毛旗，我就把毛旗举得更高；你"唱红"，我"说红"，都是红二代，看我不比你更红？只是，一个在位的最高领导人，竟要和一个落马的阶下囚去争夺左派群众，又何其可笑、可悲！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 薄熙来受审，被外界称为自"四人帮"受审以来，中国最大的政治审判，虽然未以政治的名义。但，同样被称为"世纪大审"，时隔32年，对比其中蕴涵，政治倒退，司法也无甚长进。 审判"四人帮"，彰以政治罪行，显示当时中共领导层的自信，同时昭示，当时中共领导层要走新的道路；抛弃文革路线，走向改革开放。审判薄熙来，对其唱红、走左的政治路线避而不提，更无清算，对应的便是，中南海走老路、走回头路、走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如此殊途同归，审薄，安能服众？ 左右讨好，结果就是，左右皆失。在社会上，自由派不服：薄熙来岂止三桩罪？分明是包庇；毛左派不服：哪个高官不贪腐？分明是陷害。在党内，倒薄派担心：如果不办倒薄熙来，新班子地位不稳；挺薄派不以为然：薄也是太子党，利益集团的一员，"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薄案陷入泥潭，本身证明，习近平向左转，并非一条活路，而是一条死路。 位于成都的武侯祠，纪念诸葛亮，有一副发人深省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宽严皆误，用这四个字，来表征习近平的失败，再恰当不过。如果不能超越现行制度和政治路线，法办薄熙来，无论轻判重判，都将留下不测后果。笔者曾一再阐明：只要一党专制犹存，薄熙来有的是翻案机会。道理很简单，现行制度，具备毛左派生存、壮大的最佳土壤和气侯。 薄熙来最后陈述，语带玄机 所谓微博"直播"，实为选择性新闻发布，比如，没有完整播出薄熙来的最后陈述，其中，薄提到了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他说："有人说我有做总理之心，这完全是不实的。众所周知，十七大以后，党中央已经确定，由李克强同志担任总理。""有人说我想做中国的普京，这也完全是不实之词。"在这里，薄熙来暗示，中南海惩治他，完全是因为他的政治野心。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当权者表白，他不会威胁他们的权力。然而，这个表白是如此的迟到和苍白无力，因为，薄的夺权野心，早就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薄熙来的最后表白，却泄露两大玄机。其一，他亲自证实，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你死我活，无情倾轧，才是他落马的主因；至于腐败，所有高官都腐败，非他一人而已。其二，他故意说自己不想当总理，是顾左右而言他，因为，谁都知道，他觊觎的，是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的大位，即目前由习近平得手的最高权位。薄熙来在"最后陈述"中，并不说"我不想当总书记"或者"我不想当国家主席"，似乎是留了一手，留待将来翻案：我没有说我不想当总书记（或国家主席）。实际上，早在2009年，毛左派成立"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就公开推举薄熙来为其总书记。 关于滥用职权的指控，薄熙来在庭审中泄露，他是奉上级中央领导的"六条指示"行事，才制造出"王立军患严重忧郁症"、并进行 "休假式治疗"。这个上级中央领导，实际就是时任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周公开挺薄，并被传与薄密谋，将在十八大把政法委书记一职让给薄。按照他们的计划，薄熙来将挟政法系统之力，伺机发动政变，推翻习近平。薄案庭审后，从北京传出消息：在先后查处四川省和中石油原属周永康的多名部下后，进一步的查处矛头，已经指向周永康，预示，中共权力斗争，并未因薄案而结束，而是继续延烧。中共内部的分裂，无可避免地，日益加剧。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3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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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蔣潔敏遭查 傳周永康被軟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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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潔敏遭查 傳周永康被軟禁 Sep 2nd 2013, 12:45, by 明鏡雜誌 編譯中心／綜合1日電 據海外網站報導，中共中紀委已開始執行今年8月北戴河會議決議，對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進行專案調查。目前，周永康已經被軟禁，失去自由。他過去的追隨者也紛紛落馬。 即將出版的「明鏡月刊」1日報導，負責周永康專案的是前中紀委駐財政部紀檢組組長、中紀委二室主任劉建華，她和負責調查薄熙來案的前中紀委副書記馬馼一樣，也是女性。 報導並指，4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中南海親自約談劉建華。 紐約時報1日報導，四名中國政商界人士向紐約時報透露：「中紀委設立了處理周永康問題的專案組。」四人因為話題敏感而要求匿名，他們分別是一位前反腐調查人員、一位與高層有聯繫的商人、一位與高官有接觸的政治評論員，和一位與高層有關的女商人。 這名反腐調查人員說：「查處四川腐敗的人員已向周永康的兒子周斌問話。」但他表示，他沒聽到過向周永康問話。 對周永康的調查顯示，現任和卸任政治局常委不受貪腐調查的慣例將被打破。一名前任官員說：「這是在向周永康步步逼近，但我不認為中央高層已做出要拿下周永康的決定。」 紐時報導，觀察家認為，對國資委主任蔣潔敏的調查顯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出的反貪訊息是嚴肅認真的，是調查前政治局常委兼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組成部分，以最終清除周永康的影響力。 蔣潔敏今年3月才就任國資委主任，此前曾任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董事長，不久前，中石油的四名高管接受調查。蔣潔敏是習近平執政後被調查的第一個最高級別官員和中央委員，調查宣布得很突然，國資委網站1日仍繼續刊有蔣潔敏的講話和照片。 蔣 潔敏的垮台似乎是調查周永康的信號，周永康雖已退休，但仍有很大影響力。儘管沒有公開宣布調查地位更高的周永康，但他曾工作過的中石油和四川省的官員接連 落馬，北京的政治評論員陳子明說：「這表明目標是針對周永康。調查十分集中，是一步步地進展，調查周的秘書和與周有關的人，中石油和四川都是周永康待過的 地方。」 許多觀察家去年曾指出，周永康是重慶前市委書記薄熙來的保護者，薄受審時說，前公安局長王立軍叛逃美國領館後，他是接到周永康的指示加以掩飾。薄熙來垮台後，周永康的勢力受到削弱。 世界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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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薄熙來把尼爾·海伍德介紹給習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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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把尼爾·海伍德介紹給習近平 Sep 2nd 2013, 12:36, by 明鏡雜誌 《調查》特約記者 劉飛 　　王立軍出走美領館後，胡錦濤在接見進京彙報情況的黃奇帆時定調這是一起"孤立事件"，知情者說，黃奇帆於是得出結論，中央不會追查他和薄熙來的責任，因此他和薄熙來兩人也毫不顧忌地繼續高調，殊不知這是上面穩住他們的一個策略。 　　本來李克強是胡錦濤屬意的接班人選，但在江澤民和曾慶紅等的堅持下，習近平後來居上，成爲總書記的備胎，而李克強只能排老二做總理溫家寶的備胎。不成想，這退一步，並沒有落得皆大歡喜——北京太子黨內隨即流傳出一個"鐵三角"版本："習近平出任總書記，王岐山當總理，薄熙來負責政法。" 　　這個版本儼然把李克強排除在外——或許在不少太子黨們看來讓李出任人大委員長已經是給足了他面子了。李克強總理的位子越發顯得不穩。 　　"說來也不難理解，太子黨之所以如此囂張，和他們中有薄熙來和王岐山等這種有魄力、有能力的代表人物，而團派大將胡春華、李克強等執政能力太軟弱的現實，有很大關係，"知情者說："不少太子黨們想當然地認為他們是共產黨和這個國家的主人，而團派只是打工的管家。"   　　知情人說：薄熙來與習近平私人關係很好。 　　"這個'鐵三角'版本的出現和流傳，刺激了以為退讓就能換得團結的李克強和胡錦濤，隨即一場'破局'的計劃緊鑼密鼓的鋪開，"知情者說："借助尼爾·伍德案，製造了一次內部衝突，抖出薄熙來的罪證，讓習近平沒有別的選擇只好廢掉薄熙來，而薄熙來並沒有廢掉習的計劃。經此一戰，太子黨逐顯分裂落敗之勢，而團派可謂取得大勝。" 　　"實際上，尼爾·伍德早就在國家安全部門的監控下，他身邊的有些女人或是線人或是國安的人。尼爾·伍德的一舉一動，國安方面都能及時掌握。甚至包括他的妻子王露露也早就被國安方面影響，"知情者說："並不是薄谷開來把尼爾·伍德騙到重慶的，而是另有其人。而王立軍出走美領館也是有人授意或默許下的。外界一度傳聞他去美領館是爲了和美方談論反恐和西藏喇嘛自焚，事項的背後也是有著投石問路等複雜的原因的。" 　　至於是誰騙尼爾·伍德到的重慶，又是誰授意或默許王立軍出走美領館，知情者沒有明確點出。但如果確是這樣的背景，那整個王立軍事件就有了全新的解讀，而王立軍的命運，一度似乎還有轉機可能。 　　"中共高官中和一些外國人關係密切的人並不是少數，政治局層面也絕非只有薄熙來一家。中宣部部長劉雲山就和《江澤民傳》一書的作者、美國金融家羅伯特·庫恩有良好的私人關係。劉雲山的兒子曾在庫恩在美國的公司工作過，劉雲山的準兒媳一直在庫恩在北京開設的一家公司任職，"知情者補充說："高幹子女在西方公司任職的情況非常普遍，不少人在西方跨國公司的亞太部門擔任主管。這些公司的用意很明顯，就是利用他們的關係來打通高層，進而把在中國的生意做大。" 　　"子女的'枕邊風'下，不少高幹或親自出馬，或由懂得揣摩聖意的秘書出頭，幫著這些西方公司促成在中國的生意，"知情者說："相比較而言，薄熙來還算比較乾淨的，畢竟他的兒子薄瓜瓜年齡還小，尚在上學，沒有進入社會工作。" 　　知情者特別指出，薄熙來和習近平的私人關係很好，習很佩服薄的魄力，他曾對薄熙來的家人直言薄熙來的能力比自己強。薄熙來也把尼爾·伍德介紹給習近平，稱之為是英國保守黨的重要成員，習近平也接見了尼爾·伍德。（《調查》第5輯）  　　 訂閱《調查》電子版 http://www.pubu.com.tw/store/115484?apKey=fedd22f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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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誰是薄熙來的“駐京辦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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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薄熙來的"駐京辦主任" Sep 2nd 2013, 11:09, by 明鏡雜誌 《新史記》特約記者 陳亦凡 美國彭博新聞社詳細列舉薄熙來家族與其他太子黨的利益和交往網絡，其中兩次提到薄熙來的弟弟薄熙成：薄熙成曾在王震的兒子王軍任董事長的中信集團的分公司任獨立董事，曾在陳雲孫子任經理的金港信託任獨立董事。 據《臉譜》雜誌報導，薄熙來的弟弟薄熙成早年染指北京旅遊局下屬的國有酒店改制，以很低的代價獲取了不少酒店的控制權，其中不少酒店上市後，又為其帶來可觀利潤，成為薄熙成下海經商的"第一桶金"。 哥倆好。 薄熙成還利用薄熙來的關係，在大連、重慶經商，國有企業大連顯像管廠在1993年改制為大連大顯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在這個過程中薄熙成已持有該公司近一百萬股的股權，市值120萬美元。 薄熙成的樣子與氣質在其幾位兄弟中跟薄熙來最為相像，而且跟薄熙來一樣妒忌心強、器量不大。 1980年代初期，北京有四位年輕經濟學者翁永曦、朱嘉明、黃江南和王岐山，在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讀碩士研究生時，因上書中央書記處痛陳中國經濟的結構問題，得到重視。被胡耀邦叫去專門給書記處講課兩小時。 當他們1981年畢業後，都先後受到重用。特別是翁永曦，被直接安排到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當副主任，官拜副部級。 當 時薄熙成只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的辦事員，妒忌成性，看不得其一步登天。他在1976年的《人民日報》上發現了翁永曦批判鄧小平的文章，就將文 章直接送給鄧小平看。鄧小平勃然大怒，儘管有胡耀邦和趙紫陽力保，翁永曦還是被下放到地方擔任縣委副書記，前程被薄熙成毀了。 80 年代中期，薄熙成在北京市旅遊局任職。他找上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在北京投資建立"白孔雀公司"。不久後，北京旅遊局的局長揭發白孔雀公司有重大貪汙。經公安 局調查，此案最終僅判了副總經理的徒刑，薄熙成因父親的原因毫髮無傷。薄熙成懷恨在心，到處搜集證據後，告旅遊局長收受禮品不上繳構成犯罪，最後被判刑。 而薄熙成則因"檢舉腐敗"有功，升任北京市旅遊局長。 不過，在1992年北京市第九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35次會議時，薄熙成被免去北京市旅遊局長職務。隨後，薄熙成擔任中國扶貧開發協會副會長，北京六合興科貿有限公司董事長、北京六合興飯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北京興大助學基金會理事長。 薄熙來落馬後，薄熙成變成了薄家的"發言人"。2012年4月初，薄熙成曾發手機簡訊給各好友說："（薄熙來）案已被中央做實，大家各自保重，不必再努力。" 據報導，薄熙來在落馬前的幾個星期，揮毫稱讚重慶水利資源管理公司，支持該公司的運作；而薄熙成已經取得了這家水公司的子公司股權。 明 鏡新聞網指出，薄熙成一直是薄熙來的"駐京辦主任"，負責打點薄家政、商、學關係，更和令計劃等人結成"山西幫"。令計劃當時是胡錦濤大秘、中共中央書記 處書記、辦公廳主任，其子駕駛法拉利發生車禍死亡。薄熙成曾對人吹牛："我製造了山西一百個億萬富翁。"（《新史記》15期） 全套《新史記》雜誌電子版，均可下載至蘋果iOS或Android的智慧型手機、平版電腦、個人電腦、電子書閱讀器上閱讀。不需出門，也能細細品味《新史記》。 新史記雜誌社專頁：http://www.pubu.com.tw/store/75187 《新史記》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8?apKey=fedd22f528 每期零售價：25美元、68港 元、350台幣。 長期訂閱享優惠： 18期， 優惠價台幣3150元 (平均每期175元) 12期， 優惠價台幣2520元 (平均每期210元) 6期， 優惠價台幣1470元 (平均每期245元) 3期， 優惠價台幣840元 (平均每期280元) 接受台幣、美金、人民幣線上付款 viBook電子書城：http://www.viboo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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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拆迁办给我们钱拆故宫，我们也拆！”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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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办给我们钱拆故宫，我们也拆！" Sep 2nd 2013, 11:07, by 明鏡雜誌 北京故宫差点被拆除（下） 　　1月20日，鉴于各方面对人民大会堂的设计还有不同意见，周恩来和彭真在市人民委员会交际处召集在京建筑、结构专家和美术家座谈。 　　会上，周恩来首先讲话：听说大家对人民大会堂还有很多意见，这个房子如果有缺点，大家就当有病的孩子来对待，首先考虑治病的问题，"人民大会堂这么个房子有两个关键，一个是垮得了垮不了，一个是好看不好看，垮不垮是主要的。大会堂的寿命起码要比故宫、中山堂长，不能少于350年。""一个建筑物总要有它自己的风格，要做到人人满意那很难，只要盖起来不垮，又适用，尽可能漂亮一点，就不能反对它。大家对这一点要取得一致意见，否则就会争论不休。" 　　梁思成再次提出这个方案的"西而古"问题，周恩来作答："我们中国人民之所以伟大，就因为我们能吸收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要使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现在问题不在于是古非古、是西非西，而在于一万人开会，五千人会餐，八个月盖完。这样就得马上定案，立即施工。如果两三年完成，就可以更多地征求些意见了。无论谁盖房子，我们的方针都是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的美观。如果有人认为这个建筑物不好，将来可以搞更好的，事物的发展总是后来者居上。所以大家提意见，要在现有设计方案的基础上进行，能采纳的当尽量采纳，使建筑搞得更完善。" 　　梁思成在笔记本上记录了周恩来的发言："路是人走出来的，革命的路线是犯了多次错误找到，在实践中证实的。建设的路线未完全找到，这些大建筑也是摸摸路线。在现在条件下多征求意见。党的领导就是集中大家意见。""人大是个政治工厂，利用率一年一次就够本了。" 　　仅用10个月，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落成。《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赞"十大建筑"是"大跃进的产儿"。周恩来在《伟大的十年》一文中，称赞人民大会堂"不但远远超过我国原有同类建筑的水平，在世界上也是属于第一流的"。 　　从此，人民大会堂在中国人心目中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它长久地牵动着人们的特殊情感，也许用作家冰心的这句话来概括最为准确："走进人民大会堂，使你突然地敬虔肃穆了下来，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无边壮阔。" 　　"十大建筑"告竣之后，梁思成遭到赵冬日反诘。 　　《建筑学报》1959年第9、10合期发表赵冬日的署名文章《天安门广场》，有语云： 　　有少数同志受限于广场的封建格局，认为原天安门广场是建筑艺术上不可逾越的，无上珍品，"增之一分太长，减之一分太短"，不肯一动。例如天安门前的原东西三座门，正座在东西长安街的中央，它不仅阻碍着游行队伍的顺利进行，同时严重的影响交通，时时贻害行人，群众一致要求铲除掉这两个障碍物，但是这些同志强调这两个东西的文化艺术价值，强调它们与天安门之间恰到好处的比例，恐怕拆去了就会冲破固有的格局。皇城前卫的，壁垒森严的，压倒百姓的封建格局是必须冲破的。在1952年市人民代表会上一致决议，搬去了这两个拦路虎，大快人心。 　　…… 　　在广场规模大小问题上，多数同志要求打破封建格局，资产阶级的建筑理论和现有一些广场尺度的束缚，广开思路，大胆的去考虑广大群众集体活动所要求的尺度；去正确认识新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去发展中国传统中的开朗的建筑布局；把广场建设得更雄伟，更开阔。但是有少数同志却恐怕把广场搞大了，"就太空旷了，成了沙漠，不合乎人的比例"。 　　关于广场上新建筑尺度的问题，有一些意见认为新建筑的尺度是不能超过天安门的。为什么人民时代的建筑不能超过帝王时代的宫门呢？尤其人民大会堂，从使用上就要求有高大的体形，其中万人礼堂和5000人的宴会厅都是寻常的尺度所不能解决的。当然从天安门今天的政治意义来看，它在广场上仍应保有相当的地位。也还有些意见认为就是因为广场搞得太大了，才不必要的把人民大会堂强撑到这样的尺度，这样提法和实际是有距离的。关于新建筑艺术形式问题，有的意见是把世界上建筑艺术遗产和创作分成几份：曰中新，西新，中古，西古；凡属被认为是西古，中古或西新的便不应吸收；相反的有的意见认为这样便会忽视历史，固步自封，便会局限了中国建筑艺术的发展。 　　在这些问题上通过实践，逐步取得统一。广场的规模不但要满足群众游行集会的需要，也要显示出开朗，雄伟的体形。建筑的尺度，不但要满足使用上的需要，同是要和广场及广场上的建筑物，互相衬托，取得均衡的比例。在建筑艺术和技术上不分古、今、中、外，兼包并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这些都是通过了争辩、实践、再争辩、再实践而取得的，十年来争论的问题能够得到完满的结论。并据以进行了广场的建设，这不能不说是建筑艺术思想战线上的一大胜利，是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一大胜利。 　　在赵冬日看来，围绕着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设计的这场争论，所取得的"大胜利"，其意义不仅在于"打破封建格局，资产阶级的建筑理论和现有一些广场尺度的束缚"，更深层的在于"十年来争论的问题能够得到完满的结论"。这让人回想起1950年赵冬日与朱兆雪联手反对"梁陈方案"的往事。 　　梁思成也写了一篇文章，与赵冬日的同名，也叫《天安门广场》，有言曰： 　　……人们纷纷辩论，将来的天安门广场要多宽呢？原来的100米是绝对不够了。加宽一倍？250米？300米？400米？城市规划人员提出了30多个方案。500米！这是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辩论后的选择。最初有些建筑师用中世纪和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广场的尺度来衡量这个大胆独创的尺度。他们害怕它不合乎"人"的尺度，不合乎"建筑"的尺度。但是经过反复讨论，我们体会到，除了"生物学的人"的尺度和合乎他的"生理学"的建筑的尺度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政治的人"、"新社会的人"所要求的伟大集体的尺度。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政治生活的要求改变了中国建筑师的尺度概念，当然，这种新概念并没有忽视"生物的人"的尺度，也没有忽视广场上雄伟的天安门的尺度。在这种新的尺度概念之下，1958年9月，中国的建筑师们集体建设了广场和它两侧的两座建筑物。 　　…… 　　在建筑形式上，这些建筑也创造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它们不是外国的形式，也不是中国建筑传统形式的翻版。它们采用了一些中国传统的特征，特别是大量用廊柱的手法。此外，中国传统喜爱的琉璃，也在这些建筑物上用作檐部装饰。这种形式是按照今天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的需要和喜爱，以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技术，在传统的基础上革新、发展而创造出来的。 　　这些建筑广场的巨大尺码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尺度感"。一方面这些建筑不能脱离了平均身高1．80米的人的尺度，另一方面它们更不能忽视五千、一万乃至百万人集体活动的尺度。它们也不能忽视天安门的尺度。在这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我们自己只能说，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巨大的努力，一次大胆的、打破了传统概念的尝试。 　　新的广场在平时是一个交通广场。它是北京东西主干道和南北轴线干道的交接点。在节日，它是游行集会的广场。广场的绿化部分还是北京市民的游乐休息的好地方。规划工作者相当完满地满足了各种功能的要求。它的幅员十分广阔，在尺度的处理上也是掌握得相当适当的。 　　在这篇文章里，梁思成似乎放弃了自己曾坚持的主张。但是，1961年7月26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建筑和建筑的艺术》一文，重提"小孩放大"及"合乎人的尺度"问题： 　　一座大建筑并不是一座小建筑的简单的按比例放大。其中有许多东西是不能放大的，有些虽然可以稍微放大一些，但不能简单地按比例放大……由于建筑物上这些相对比例和绝对尺寸之间的相互关系，就产生了尺度的问题，处理得不好，就会使得建筑物的实际大小和视觉上给人的大小的印象不相称。这是建筑设计中的艺术处理手法上一个比较不容易掌握的问题。从一座建筑的整体到它的各个局部细节，乃至于一个广场，一条街道，一个建筑群，都有这尺度问题。美术家画人也有与此类似的问题。画一个大人并不是把一个小孩按比例放大；按比例放大，无论放多大，看过去还是一个小孩子。 　　梁思成对人民大会堂设计的评论，被迅速政治化。 　　1960年1月15日，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党总支会议上，一位教师作了自我检讨："对国庆工程同意'西而古'是否定大跃进。" 　　"很长时间以来，系内有些老师和同学，对我国解放十五年来的新建筑，特别是天安门广场和十大建筑议论纷纭。例如，认为'天安门是封建帝王和劳动人民爱戴的统一形象'，抹煞了建筑的阶级性。对十大建筑，则冷嘲热讽，指手画脚，认为'人大会堂是个大小人，中不中，西不西，折衷主义'。"这是1965年清华大学建筑系一位学生的评论。 　　还有学生不解道："为什么教师花那么多的精力作有关西方建筑、流动空间、中国古代园林的讲座，却没有一个人开一个专谈十大建筑的讲座呢？" 　　"文化大革命"中，梁思成更是因此遭到猛烈攻击，他被迫检讨："'中而新'在实质上是反动的。" 　　在人口密集的旧城区展开如此大规模的建设，必进行大量拆迁。这当中，天安门广场的拆迁量最大。北京市副市长冯基平领导拆迁工作，仅用一个月时间，于1958年10月上旬基本完成天安门广场工程拆房10129间的搬迁工作，保证了工程的开工。 　　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要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全部妥善安置被拆迁居民，是难以做到的。有相当一批居民被安置到了简易平房之中，一些地方条件很差，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逐步得到改善。 　　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对天安门广场工程提出批评。民革中央委员于学忠甚至说，天安门的工程，像秦始皇修万里长城。 　　来自四川兴文的13个庄稼汉抡圆了铁锄，大块大块的木头从屋顶上滚落下来，瓦片被杂乱地堆在一旁，砖墙在咣咣震响声中呻吟着，化作一片废墟。一时尘埃弥漫…… 　　这一幕发生在1998年9月24日，这一天成为了北京粤东新馆的祭日。100年前戊戌变法前夕康有为在这里成立保国会的历史，从此化作无法触摸的记忆。 　　拆除这处古迹是要它给一条城市干道腾地方，拆的名义是"异地保护"这处文物。文物建筑的迁移要先选好迁建地址并予腾空，测绘、摄像，建筑构件要编号，原材料、原规制复原，由文物专业技术人员着手进行……然而，在庄稼汉的铁锄之下，粤东新馆成了"破烂"。 　　"有没有文物人员指导？"笔者在现场目睹此景，对姓汪的包工头说。 　　老汪答道："他们来看了一下，指了指几件东西，说留下来，我们就动手了。" 　　在老汪的引导下，笔者看到，几块雕花的木头已被拆放在一处。"这就是他们要的。"老汪说，"还有几块石头，嵌在墙里，他们说里面可能有字，也让留下来。" 　　"那些砖、瓦和木头怎么处理呢？" 　　"我们拿去卖。" 　　"能卖不少钱吧？" 　　"赚不了钱。古砖没人要，木头也难找到买家，一块瓦也只能卖四分钱、五分钱。" 　　"老汪，你知道康有为、戊戌变法吗？" 　　老汪两眼茫然。 　　"知道孙中山吗？" 　　"当然喽，这个房子还跟他有关系呀？" 　　老汪眼睛大大的，皮肤黝黑。笔者跟他是6天前认识的。那是9月18日，他受工程部门委托，带着乡里众兄弟来拆粤东新馆的房子，没想到刚把瓦片揭下来，就被叫停。原来有人告了状，建设部门表示，要跟文物部门签完协议后才能拆。 　　折腾了几天，眼下老汪终于做成了这笔生意。 　　"我在北京拆了8年了，这种房子拆得多了。两三个月前，国子监那边的一个庙就是我拆的，那个庙真大。我们管不了那么多，拆迁办给我们钱，我们就拆。给我们钱拆故宫，我们也拆。" 　　老汪说到这儿，电话响了。运输车就要开过来，买家要来登门了。 　　这个院子坐落于北京市宣武区南横街11号，原为康熙时期大学士王崇简、王熙父子的住宅，相传也是明朝权臣严嵩的别墅。清末广东人在这里修建了在戊戌变法时期叱咤风云的粤东新馆。 　　100年前，中华大地就像砧板上的一块肉，长江归英，福建归日，德据山东，俄据东北，两广云南为英、法所争，台湾被日寇占领。甲午之战，中国惨败，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决心"尽革旧俗，一意维新"，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 　　1898年4月17日，这个院子挤满了二百多个读书人，康有为振臂高呼："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如笼中之鸟，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一席话道出亡国惨图，众人泪如雨下。 　　这一天，全国性维新派组织——保国会在这里成立了。康有为草拟了《保国会章程》："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国，名为保国会。"在此前后，北京知识界成立的各种学会达十余个，其中保国会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这些学会的成立及其活动，渐渐唤醒民智，变法维新的呼声日益高涨。 　　光绪皇帝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等的变法维新主张，于1898年6月11日诏定国是，宣布变法，戊戌变法运动自此拉开序幕。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戊戌变法失败。9月28日六君子菜市口刑场就义。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为弥合南北分裂，巩固共和制度，应袁世凯之邀，于1912年夏抵达北京。 　　这一年的9月11日，粤东新馆又是一片热闹的场景，孙中山来到这里出席广东老乡为他举办的欢迎会。梁士诒为欢迎会主席，登台述欢迎之大旨，孙中山发表重要演说，提出海南建省、引进外资、兴建铁路等主张。 　　如今，孙中山的这些愿望，均已成为现实。可是当年回荡着他铿锵话语的院落，成了一堆瓦砾。 　　粤东新馆是北京市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共分东西两个院落，东院是主院，当年保国会成立及孙中山发表演说即在这里，而修马路"迁建"的对象正是它。按计划，东院将被移至西院北侧。可是，所谓"异地保护"已是空谈，包工头老汪不但把它砸掉了，还把它卖掉了。 　　主张"迁建"者认为，东院仅存保国会正房、配房等建筑，均已破旧，而戏楼、花园已无存，原址保护技术上虽可行，但"代价太高"。 　　这一观点遭到诸多学者的强烈反对，他们提出，粤东新馆院落保存完整，戏楼等完全可以恢复。道路为文物让行，在北京建设史上并非没有先例。 　　1998年9月21日，正值戊戌政变100周年，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郑孝燮、原国家文物局顾问谢辰生，就粤东新馆的保护问题发出"刀下留馆"的呼吁。 　　4位学者提出："值此戊戌百年纪念的重要时刻，戊戌变法的一处重要遗址——粤东新馆却被列为拆除迁移的对象，危在旦夕，这是每一位有着民族历史良知的人所不能接受的事实，令人痛心不已！我们郑重呼吁有关部门，重新调整建设方案，留下这一处凝聚民族百年沧桑的见证，慎重对待历史。""近年来，不少珍贵的历史文物一遇到建设事项就被'异地保护'，已是亟需引起各界重视的问题，文物建筑经常因此而作完全的牺牲。文物建筑的迁建必须慎重，是需要严格依法审批的，其迁建工作是必须严格按专业程序执行的。" 　　可是，这并不能改变粤东新馆的命运。 　　为粤东新馆的保存而奔走的还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灿炽。1998年4月23日，他在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听取工程部门汇报工作时发言："这样的做法是不行的。你说这个文物动一点，我的心里就跳一下，文物建筑缺胳膊少腿怎么行？粤东新馆是发生重要历史事件的地方，是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组织保国会、发表演说的地方，可是这个地方要拆掉，荡然无存了！孙中山在北京活动的地方不多，他在粤东新馆发表的演说，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如果拆了，太可惜！能不能像平安大街一样，让让路，躲一下？另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异地重建，这是下策，文物是不应挪动的呀！" 　　拆除前的粤东新馆为一所中学占用，魏韬是这所学校的青年教师，一有人到这里参观，他就会主动上前诉说："能不能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呵！保国会、戊戌变法是写进中学教材的，粤东新馆要是被拆掉，我们怎样向学生讲述这段历史呵？" 　　2000年11月23日。 　　北京市东城区东堂子胡同75号蔡元培故居。 　　"这个院子，也就是沾了蔡元培的一点儿边，要不是，它值得保吗？你看，就这房子，是文物吗？"在蔡元培故居里，一位自称是市政工程部门的工作人员，向笔者大声说道。 　　此时，蔡元培故居紧靠胡同的一侧，数间房屋被严重拆损，屋顶没了，院壁一片残痕，院内几间房屋也被捅破了顶，大门两侧，被刷上两个大大的"拆"字，而刻有"北京市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蔡元培故居"字样的石碑还嵌在墙上。 　　故居院内最后一位住户胡锦才领着笔者四处探望。"这不是一般人的院子呵，这是蔡元培先生'五四'期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住过的房子，听说当年北京大学的学生就是从这里打着红旗出发，去争取民主科学的！"胡锦才感叹道，"蔡元培当过很大的官，但生活非常简朴，这确实是一个普通的四合院，正因为它普通，才显出了蔡先生的人格！" 　　蔡元培1892年中进士，甲午战争后，同情维新派，1902年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同年冬又创设爱国学社，宣传"排满革命"。后赴法留学，直至武昌起义后才回国，任南京临时教育总长，1917年起任北京大学校长，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影响并塑造了整整一代学人。 　　1919年5月2日，蔡元培获悉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北京政府准备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当即告知北大学生代表。5月4日下午1时，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三千余人齐聚天安门，示威游行，并赴赵家楼，火烧曹汝霖的住宅。此后，蔡元培为营救被捕学生努力奔走，5月8日，在军阀政府的重压之下被迫辞职。 　　八十余载春秋逝去，蔡元培故居仍西望北大红楼，往东穿过赵堂子胡同，就可达火烧赵家楼的遗址。这个活生生的环境，见证着一段活生生的历史。 　　可是，一个房地产项目计划在这里兴建，故居周围已被拆除一空，随即故居部分房屋遭到破坏。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赴现场制止了这一行为。所幸故居大部分房屋保存完整。 　　开发方拆除的理由也是"异地保护"，但未获主管部门批准。北京市文物局明确表示，蔡元培故居只能原址保护，不许异地迁建。 　　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等学者的呼吁产生了作用。2000年11月24日，故居已开始由房管部门修缮。12月5日，笔者再赴现场，看见故居临胡同一侧的房屋已经修缮，墙上的"拆"字已被抹掉。但后院北房的门窗不翼而飞，房顶被捅破，后墙还被拆出一个大洞…… 　　2002年5月2日，抵京参加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和北京大学校史陈列馆开幕仪式的蔡元培先生之女蔡盎、之子蔡英多，来到东堂子胡同父亲的故宅前。他们想入内探访，遭到拒绝，进驻此院落的某公司人员态度强硬。 　　次日，蔡盎、蔡英多再次前来，虽多方努力，仍不得入内。 　　百般无奈之下，他们在父亲故宅的大门前，留下难忘的合影…… 　　2000年6月，北京市政府作出决定，在未来3年内，拿出3.3亿元人民币修缮文物建筑。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投入力量最大的一次文物保护行动。 　　同年11月，北京市划定了包括什刹海、国子监、大栅栏、南池子等在内的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范围，占北京明清古城总面积的17％，加上古城内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及其建设控制地带，占古城总面积的37％。 　　同年12月，北京市提出5年基本完成危旧房改造的计划：需要成片拆除164片，涉及居住房屋面积934万平方米。 　　这意味着北京古城内未被划入保护范围的地区，将更多地成为改造的对象。 　　推土机开进了老城区，保护区之外，成片成片的胡同、四合院被夷为平地。 　　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发表了这样的评论： 　　从城市设计价值看，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园林设计高度结合。这在古代城市规划和建筑学中是很独特的，在东西方古代城市佳作中尚无此先例。而北京城更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因此北京旧城被称为是古代城市规划的"无比杰作"或"瑰宝"是毫不过分的。 　　北京城的保护与发展是一对长期存在的矛盾。对于整个北京市16800平方公里的范围，发展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对北京62.5平方公里的旧城来说，应以保护为主……不幸的是，为周恩来总理生前所关心的、由80年代规划工作者在总结经验基础上拟定的旧城内建筑高度控制的规定，当前几乎已被全线突破。旧城原有的以故宫——皇城为中心的平缓开阔的城市空间、中轴线的建筑精华地区面临威胁，过高的容积率堵塞了宜人的生活与观赏空间，带来了城市交通日益窘迫和环境恶化。高楼和高架桥好像是增添了城市的现代文明，但事实上是中国城市文明瑰宝的蜕变，使北京沦为"二手货的城市"（thesecond-handcity）。 　　……为了尽可能最大地取得土地效益，旧城开发项目几乎破坏了地面以上绝大部分的文物建筑、古树名木，抹去了无数的文化史迹。如此无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价值，仅仅将其当做"地皮"来处理，已无异于将传世字画当做"纸浆"，将商周铜器当做"废铜"来使用。目前，北京城似乎还保存有一些"古都风貌"，因为目前尚有什刹海、鼓楼、南锣鼓巷和国子监等支撑着旧城的基本格局；事实上，现在所看到的一些"风貌"已然仅仅是暂时的存在，因为一些取而代之的方案正在陆续得到批准，并非"危房"的"危房改造"在继续进行之中，如不采取断然措施，旧城保护工作将愈发不可收拾，今后就再难有回天之术了。 　　2001年10月11日。河北廊坊。 　　由国内多学科100多位学者参与编制的"大北京规划"——"京津冀北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由建设部主持审定。 　　评审会上，"大北京规划"课题主持人、79岁高龄的吴良镛，向人们描绘了大北京地区未来发展蓝图。 　　他提出，发展世界城市是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或地区获取更大发展空间的战略选择，大北京地区应该借助它作为大国首都的影响，发展成为21世纪世界城市地区之一，为参与世界政治活动、文化生活、国际交往以及获取国家竞争优势等方面奠定最必要的基础。 　　"大北京规划"提出了一个对北京城市发展的疏解性计划。研究表明，北京与12个国家同等规模的城市比较，用地是最密集的，人均用地是最少的，城市化地区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14694人，远远高于纽约的8811人、伦敦的4554人、巴黎的8071人。北京长期实行的以改造旧城为主导方向的城市规划，已使城市功能过度集中于市中心区内，不但使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陷于被动，还带来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 　　吴良镛提出，放眼京、津、冀北地区，对北京城市功能进行有机疏散已刻不容缓，必须改变核心城市过度集中的状况，在区域范围内实行"重新集中"，以京、津"双核"为主轴，以唐山、保定为两翼，疏解大城市功能，调整产业布局，发展中等城市，增加城市密度，构建大北京地区组合城市，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对大城市进行区域性规划，在国际上并不鲜见。二战之后，伦敦制定了"大伦敦规划"、巴黎制定了"大巴黎规划"，调整了城市发展战略，在更大的区域空间内，转移了城市过度集中的功能，形成了健康、有序的发展模式。 　　中国建筑学者梁思成、陈占祥曾于1950年试图完成北京的区域性规划，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正是本书探索的主题——但是，在当时复杂的环境下，他们未能成功。 　　50年过去了，吴良镛仍倔强地延续着这两位学者的理想，而他所面对的已不再是当年那保存完好的古都。 　　评审会上，有记者提问："'大北京规划'能否真正实现？会不会再过50年，人们再来怀念这个计划？就像今天，人们怀念梁思成那样？" 　　"让历史来回答吧！"吴良镛大声说道。 　　王军，《瞭望新闻周刊》 2013-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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