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9日星期六

明鏡歷史網: 鄧小平急就章講話竟被說成“三中全會主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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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19th 2013, 15:20, by 明鏡雜誌

《新史記》阮銘




http://cpc.people.com.cn/mediafile/200405/31/F2004053115521300000.jpg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可以說是實踐派對"凡是"派和"準確、完整"派聯盟的一次勝利。
三中全會的議程本來很簡單:一是討論農業問題,二是通過1979、1980年國民經濟計劃。鄧小平建議全會前開工作會議,用兩、三天時間討論一下"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鄧小平讓胡喬木起草的講話稿,是把"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完整準確"地納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毛澤東思想體系"。胡喬木寫道:

"全黨全軍經過這兩年對林彪、四人幫的揭批查鬥爭,從組織上整頓了各級領導班子,從思想上清理了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歪曲篡改,恢復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全黨全軍全國各民族的安定團結現在已經有了鞏固的基礎,完全有可能實行工作著重點的轉移。只有這樣做才叫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才叫完整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體系。"
然而工作會議的進程出乎鄧小平、胡喬木們的預料。胡耀邦選擇的兩個"突破口",平反冤假錯案和真理標準之爭,在分組討論中欲罷不能。各組還議論開了西單民主牆提出的許多歷史是非問題。諸如:天安門事件,彭德懷和廬山會議,陶鑄和中央宣傳部問題,右派是摘帽還是徹底平反問題,劉少奇問題等等。

"凡是"派在會上發動攻擊周揚在真理標準討論中的講演。胡繩說:"有的同志在公開講演中宣佈黨內這種分歧不僅是思想問題,而且是政治問題、路線問題,是關乎國家前途命運的問題。雖然其用語不過是八股老調,但在國內、國際引起人們對安定團結局面的疑慮,其影響是不好的。"

胡繩的挑戰在會上重新燃起戰火,結果以"凡是"派失敗告終。工作會議從11月10日開始,胡喬木的稿子是11月19日完成給鄧小平的。會議開到了11月30日,鄧小平發覺不對了,才廢棄胡喬木的稿子,要胡耀邦找人重寫。

中共官方文獻把鄧小平那篇講話定為"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實在是一大諷刺。那篇講話,不如說是在當時會外西單民主牆"大氣候"和會內各小組討論"小氣候"逼迫下的急就章,是在胡耀邦選擇的兩個"突破口"突破之後的必然產物。講話肯定真理標準討論的語言,是照錄被胡喬木指責為"分裂黨"的周揚在社科院講演。這不但是對"凡是"派的否定,也是"準確、完整"派的自我否定。

華國鋒在會議結束時的講話,肯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兩個"凡是"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華國鋒說:"由於會議時間有限,這方面的問題不可能花很多時間來解決。中央政治局意見按照葉帥(葉劍英)提議,在三中全會後專門召開一次理論務虛會,進一步把這個問題解決好。"

於是"打破思想枷鎖"的戰場,就轉移到理論務虛會。

胡耀邦在十一屆三中全會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擔任黨中央秘書長,同時兼任中央黨校、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職務。解放思想和平反冤假錯案兩個"突破口",仍在他領導之下;但愈是深入進行下去,遇到的阻力愈大。胡耀邦感慨地說:"禁錮我們這個民族創造力的,一個是精神枷鎖,各色各樣的教條主義;一個是組織枷鎖,各種錯誤的組織結論,壓得抬不起頭,無法發揮各自的聰明才智。這樣一個精神上、組織上被禁錮、被壓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麼可能與世界上的發達國家進行自由競爭?"
(《新史記》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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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中国给阿尔巴尼亚送过什么样的大礼(组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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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给阿尔巴尼亚送过什么样的大礼(组图,下)
Oct 19th 2013, 14:59, by 明鏡雜誌

最后的筵席

宫廷政治常常是由许多秘密构成;宫廷里的权力一方面来自暴力,一方面来自阴谋;无论暴力还是阴谋,都是见不得阳光的东西,甚至害怕任何变化,哪怕一丁点儿风吹草动。

有一种说法认为,毛万岁的文革其实到1971年结束了。这一年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被写入党章的毛的接班人加亲密战友林彪非正常死亡;二是美国总统特使兼国务卿基辛格秘访北京;三是中共获得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毛和他的权力帝国无可挽回的走向终点,疯狂的口号声尚未落下,林彪之死戳破了宫廷的谎言和新装,这个掩不住的秘密悄悄改变了中国。

197110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以阿尔巴尼亚为首的23国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中华民国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不负中国所望,阿尔巴尼亚卖力地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联合国的门票实在是太过昂贵了,对于过了河的中国来说,当初的一切为了搭桥。中国的梦终于圆了,阿尔巴尼亚体会到的却是怅然。

春 江水暖鸭先知,中国的种种变化让霍查这只鸭子陷入前所未有的迷惘,他甚至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最后一个知道林彪之死的人,而中美媾和更加令他感到不解和愤怒; 作为毛万岁手足情深的兄弟,霍查有一种被利用被隐瞒被欺骗被背叛的耻辱感。霍查以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的名义给毛写了一份万言长信,他将中美会晤称为"与敌人会谈""我们认为,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我们坚信其他国家的人民、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不会接受已宣布的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霍查的指责其实是说,中国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事先同他商量据说毛万岁的回答是,"同他商量就干不成了"

中美的蜜月开始了,阿尔巴尼亚体会到"第三者"的失落与酸楚,它唯一能做的就是诅咒,骂尼克松是"法西斯分子",称基辛格是"尼克松的里宾特洛甫"——把出生于德国的基辛格等同于纳粹外长。尽管中国做了大量的安慰和解释工作,但霍查的不信任已经产生了,而且这种不信任越来越严重。在后来出版的日记中,霍查指责中国对阿尔巴尼亚封锁消息,说中国和当年赫鲁晓夫一样,搞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并对毛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展开全国批判。"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因为中国打着反修的旗帜,而实际上是真正的修正主义"

对阿尔巴尼亚来说,尽 管中国不息一切代价地援助阿尔巴尼亚,但在一种僵化愚蠢的官僚体制下,援助并不能改变经济凋敝的困境。没有自由也就没有经济,一个思想被禁锢的国家不仅是 一个愚蠢的国家,往往也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在霍查的权力王国里,政治就是一切,无数民众甚至连食品和普通生活用品都得不到满足。中国曾经留下"越穷越斗,越斗越穷"的历史记录,其实这也是中国化的阿尔巴尼亚的历史。权力的法则是,矛盾如果解决不了,就转移它。在经济困难无力纾解的背景下,政治斗争就成为一种选择。在山穷水尽的1975年,霍查再次在国内发起一场全面斗争,包括副总理巴卢库在内的无数敌人被一网打尽,总参谋部、国防部、军政委和近卫部队主要负责人悉数遭到清洗。

当年斯大林死的时候,中国为他举丧吊孝;毛万岁死的时候,阿尔巴尼亚为他举国节哀。眼泪过后是真正的悲哀,在新的一年里,来自中国的援助被削减了4千万美金。随着毛时代的终结,兔死狐悲的霍查越来越感到,1976年的中国已经不再是那个兄弟的中国。

随着新宪法开始颁布实施,阿尔巴尼亚国名新添了"社会主义"的前缀。霍查发誓"不同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调和",将长期斗争视为"推动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在霍查看来,没有中国的阿尔巴尼亚还是阿尔巴尼亚,甚至从离开毛万岁和中国的那一刻起,他才认识到自我的价值。阿尔巴尼亚成为"唯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而地拉那就是"国际马列主义运动的中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橱窗"。至于其它国家的权力大佬,在霍查眼里都是一群独裁者、叛徒、匪帮、疯子、小丑、修正主义分子、法西斯分子或饶舌者等等,而霍查自己则是仅次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国际共产主义领袖,"毛泽东的思想绝不是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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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蜜月结束前,最难熬的是同床异梦的冷战。197777日,阿尔巴尼亚的党报发表长篇檄文《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文章抨击"中国要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坐不结盟的第一把交椅"。一年后,即197877日,中国外交部发布了关于停止对阿尔巴尼亚援助的报告和照会。报告称,阿尔巴尼亚对中国由影射到攻击,以怨报德,所谓的"社会主义明灯"已经熄灭了,其分量和作用微不足道。从全球战略考虑,中国已经下决心甩掉这个无足轻重的"又臭又硬"的茅坑里的石头。从"社会主义明灯""茅坑里的石头",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就这样成为中国政治的历史杰作。
人们常说,天上不会掉馅饼,阿尔巴尼亚不信;人们又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阿尔巴尼亚还是不信。中国说,"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21天之后,阿尔巴尼亚党中央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长达22"情同手足"的蜜月以始乱终弃的方式彻底结束了。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似曾相识又有些陌生的后毛时代。
1979的新年来到了,阿尔巴尼亚,这个曾经被赞美为"社会主义明灯"的乌托邦之国,只能以"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名义,为纪念斯大林诞辰一百周年举办了官方的、民间的庆祝活动。对所有自称社会主义的权力者来说,斯大林比希特勒更成功,也更完美。

在后来的日子里,霍查如同一个悲愤的弃妇,或者如同一块被用过丢弃的抹布,他将当初所有的爱都转化为此时此刻的仇恨,诅咒中国和中国的一切。对于中国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无偿援助,这是霍查最无法容忍的,这完全是"反革命、反动行径,是中国对阿的出卖"。虽然这种伤害不至于引发两国之间的战争,但却足以导致一场不大不小的内部大清洗,大批亲中国的官僚干部遭到逮捕。

中国之后,霍查试图与南斯拉夫再续前缘,因为铁托死了,但科索沃问题很快击碎了这场美梦;走投无路之际,霍查甚至向资本主义的联邦德国抛去媚眼,但狮子大张口的"47亿美金"立马吓跑了德国人。

与阿尔巴尼亚相比,中国与其说"地大物博",不如说人多,中国让3000万人下地狱,就可以马上让300万的阿尔巴尼亚上天堂。用万岁的原话说,就是"我们把他们包下来,我们一人少吃一口,他们全国都饱了"因此,中国可以是阿尔巴尼亚的唯一,但阿尔巴尼亚绝不是中国的唯一。没有中国的日子里,从苏联到美帝,从中国到南斯拉夫,"唯一的"阿尔巴尼亚举目世界皆仇寇。失去中国这个慷慨的施主,阿尔巴尼亚顿时陷入经济困境。没有阿尔巴尼亚的日子里,中国还有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美人迟暮的霍查既怒且哀,甚至担心中国将在巴尔干和欧洲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阿尔巴尼亚人民是全世界最幸福最自由的人民,过着天堂般的生活""阿尔巴尼亚是世界上唯一既无内债也无外债和不纳税的国家""阿尔巴尼亚的声音是真理的声音,全世界都倾听和尊重阿的声音"。因为霍查,阿尔巴尼亚人似乎比中国人更幸福。中国人走了,但那些中国工厂留了下来。从1978年起,阿尔巴尼亚终于开始自力更生,生产出了第一辆国产拖拉机。但大多数中国遗产遭到废弃,在未来的日子,春暖花开,生锈发霉,尘归尘,土归土。据说中国援建的100座工厂中,只有极少数水电厂和水泥厂还在运转,仅仅是为了建造那些沉默的碉堡。

当中国回到地球时,阿尔巴尼亚彻底成为月球上的国家。19811218日,阿尔巴尼亚官方宣布,穆罕默德·谢胡因神经崩溃而自杀身亡。自1954年以来,谢胡就一直担任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在党和国家的权利地位仅次于霍查,其受宠程度堪比中国的林彪。不久,霍查就任命阿迪尔·查尔查尼担任新的部长会议主席。查尔查尼宣布,他将继续执行党的领袖霍查的"真正的马列主义路线"

1985411日,霍查寿终正寝,但霍查时代并没有结束。对一个已经被禁锢成僵尸的国家来说,一个死去的霍查与一个或者霍查没有什么不同。作为霍查遗产的继承人,拉米兹·阿利雅仍然继续着霍查的思想及其政治路线。
对一个权力帝国来说,国家就是政府,政府就是权力,权力就是领袖,因此领袖之死也是权力之死、政府之死和国家之死,如果要帝国不灭,那么领袖就永垂不朽,万岁万万岁。权力的逻辑从来都是这样的——只有开始,没有结束。

在霍查盛大的葬礼上,阿利雅对霍查的遗孀说:"像他这样的人永远不会死,他只有一个日子——生日!"在霍查的墓碑上,只刻着"恩维尔·霍查1908——"。没有霍查的阿尔巴尼亚流行起新的标语,大街小巷无处不在,"霍查同志只有生辰,没有冥日"

从前的皇帝有一件不存在的新装,如今的却有一个不存在的皇帝,但一切都没有改变,人们继续赞美皇帝和他的新装。更多的霍查塑像被树立起来,阿尔巴尼亚最大的港口都拉斯港被改为霍查港,阿尔巴尼亚最好的地拉那大学改名为霍查大学;少先队组织改称"霍查少先队";霍查的继承者争相亲吻他冰冷的额头,然后宣誓:"亲爱的领袖恩维尔同志,我们将高举你的利剑,砍倒一切内外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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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终结

对 阿尔巴尼亚来说,阿利雅既是一个旧时代的继承者,又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如果说霍查是阿尔巴尼亚的毛万岁,那么阿利雅就是阿尔巴尼亚的戈尔巴乔夫。在后 霍查时期,他仍然长期坚持霍查的一党集权道路,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当柏林墙倒塌之后,面对世界民主大潮的主流文明,阿利雅以一个现代政治家的正直和 敏锐立刻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国家虽然是一个庞大而僵硬的机器,但却总是被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操纵着;历史在最关键的时刻,常常被一个人正确或愚蠢的决定引向 天堂或者地狱。作为霍查亲自选定的接班人,阿利雅最终还是成为霍查的终结者。

对任何暴政来说,人们都会用脚来投票,虽然这种自由也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当国家成为监狱时,逃离自己的"祖国"就成为获得自由的越狱行为。正如当年中国的"逃港"和今日朝鲜的"逃北",阿尔巴尼亚在1990年发生了著名的"使馆难民危机"。当时有5000多阿尔巴尼亚人越过警卫,闯入地拉那的外国驻阿大使馆,要求立即出国。这一灾难性事件不仅令世界为之震惊,也让阿尔巴尼亚丢人现眼。

在阿尔巴尼亚党的"十大"会议上,阿利雅推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市场经济和公民身份开始重新回归,阿尔巴尼亚又回到地球。随着苏联的覆灭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土崩瓦解,阿尔巴尼亚大学生走上街头,民主运动已经无法阻挡,这位"民主进程设计师"彻底迈开步伐,决心带来自己的国家汇入世界主流;从大赦政治犯,取消一党制,反对愚民宣传,到归还公民的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权利,一切都比中国走得更远;甚至就连阿利雅本人,也从一个唯物主义的共产党党魁,重新以一位虔诚的逊尼派穆斯林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

阿尔巴尼亚终于走出了将近半个世纪的霍查时代。半个世纪前,阿尔巴尼亚还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国家,经过长期的无神论禁锢,阿尔巴尼亚已经成为一个彻底的世俗国家。

19914月举行的阿人民议会第十二届会议上,国家名称改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取消了"社会主义""人民"两个单词;阿利雅当选阿尔巴尼亚共和国首任总统。根据宪法修正案规定,阿尔巴尼亚是一个政治多元化的法治国家;阿公民有成立党派和政治组织的权利。作为国家元首,总统由议会投票选举产生,总统不能担任法律规定以外的职务,因此阿利雅辞去了所有党内职务。

19916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十大"会议宣布改组为社会党,并通过了新党纲和党章。社会党宣称,不再把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社会党将成为"欧 洲及更广大地区内的左翼社会党。社会党严厉地批判劳动党过去的错误,要求全党与党的过去划清界线,尤其同霍查的错误和个人崇拜划清界线,认为阿尔巴尼亚当 前的国家的全面危机是霍查选择和实行的政治制度造成的,要抛弃过去的意识形态,只有建立在人类团结和当代真正文明价值基础上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才是阿尔巴 尼亚国家发展的方向。以列席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的阿利雅说:"由于劳动党实行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所执行的路线、政策,也由于党的领导人的工作,造成国家目前正在经历的经济危机、精神危机和信任危机。劳动党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社会、思想和文化领域都有过错误和缺点。"阿利雅宣称:"我们党有勇气为民主进程打开绿灯。"

19919月,阿利雅出席第45届联大会议,这是阿尔巴尼亚国家元首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19924月,由于阿社会党在大选中失利,阿利雅辞去总统职务。在此后的岁月中,阿利雅数次遭到起诉,罪名包括滥用职权、侵吞国家财产和种族灭绝等,在监狱和逃亡中度过最艰难的几年后,他得到了一个平静的晚年。2011107日,阿利雅因病去世,终年85岁。

1990年 的民主运动中,曾经担任霍查私人医生的贝里沙成为阿尔巴尼亚的政治新星,他和青年学生及知识分子成立的阿尔巴尼亚民主党成为阿尔巴尼亚第一个反对党。贝里 沙被选为该党主席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破除对霍查的神化,他亲自撰文批判霍查的个人迷信。在贝里沙的鼓动下,霍查大学的学生们以罢课和绝食要求更改校 名,从首都到各城市的霍查塑像都被推倒,霍查的著作被焚烧,"光荣属于党"的巨幅标语牌被拆除。这场去霍查化和去共产党化的清除运动在贝里沙成为总统后达到高潮。

19923月,阿尔巴尼亚举行第一次自由选举,社会党一败涂地,民主党的贝里沙因此成为共和国总统。贝里沙上台伊始,就下达了"28号专门决定",要求把霍查等"非烈士"的遗骸迁出民族烈士陵园。在未通知家属的情况下,霍查的墓穴被挖开,棺木被撬,遗骸被埋葬在地拉那西南部的萨拉平民公墓,新坟头竖着一块破碎的水泥板,上面只有"恩维尔·霍查"几 个字。当时霍查的遗孀涅奇米叶正在监狱候审,闻听消息后悲痛欲绝,霍查的子女们尽管悲愤交加,但也无可奈何,这已经不再是他们的时代。在后来的日子里,霍 查的长子伊里尔和女婿克莱曼特先后都遭遇牢狱之灾,几乎险些送命,而霍查的遗孀与中国的江青一样,则度过了更漫长的铁窗生涯。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改组为社会党之后,法托斯·纳诺成为首任党主席,虽然在第一次自由选举中惨败,但5年之后,社会党成功击败民主党,重新成为阿尔巴尼亚的领导者,并且在2001年的议会普选中,该党一举拿下73席,继续维持执政党地位。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民主不仅没有宣判劳动党死刑,反而赋予其更完整的合法性。作为一个执政经验丰富的政治组织,社会党即使在后来的选举中沦为反对党,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049月,纳诺作为阿尔巴尼亚总理访问中国,会见了温家宝,这是38年来中阿两国总理的首次会晤。对阿尔巴尼亚来说,历史如同一面镜子,岁月涤荡了所有的丑陋;对中国来说,历史却是一面照妖镜,让人无法面对。如今在同一个镜子中,物是人非,一切都恍如隔梦

作为霍查最大的政治遗产,阿尔巴尼亚支持的科索沃独立运动在霍查死后愈演愈烈,终于引爆了巴尔干的火药桶"科索沃解放军"手中使用武器就是中国63式自动步枪,谁也没想到,这些廉价而过时的"中国礼物"在很多年后最终派上了用场。1999年,当阿尔巴尼亚族人遭到残酷镇压时,北约的介入使南联盟遭到毁灭性打击。作为这战争的最大结果,"科索沃共和国"最终获得了独立,从此世界上有了两个阿尔巴尼亚人的国家,他们都说阿尔巴尼亚语。另外还有两件事,一是驻南联盟的中国大使馆遭到美国精确导弹的轰炸;二是阿尔巴尼亚为美国总统克林顿塑像以示感谢,塑像完全按照当年毛万岁的招手像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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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对权力的贪婪,对金钱的贪婪,对名誉的贪婪,这是当今世界实现和平的最大障碍。"霍查的信仰是权力,他用一生的时间都在努力使自己的名字不朽,他的方法就是不断的索取和占有。比霍查晚两年,即1910年,特里萨修女出生在阿尔巴尼亚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她的信仰是爱,她一生都施予。当197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她时,特里萨嬷嬷说:"我以穷人的名义接受这笔奖金。"特里萨嬷嬷不仅把19万美元的奖金全部捐赠给贫民和麻风病患者,甚至连奖章卖掉了。特里萨一生虽然没有权势,也没有财产,甚至她也像霍查一样"乞讨",但她一生都在帮助穷人,不仅用钱,更用爱来帮助那些"真正的穷人"。特里萨死后,印度为她举行了国葬。阿尔巴尼亚政府后来多次郑重交涉,请求归葬特里萨修女,未能如愿。对阿尔巴尼亚人来说,想抹去霍查带来的耻辱正如想树立特里萨带来的荣耀,高大的霍查纪念馆被改为俱乐部,每年的1019被定为阿尔巴尼亚的特里萨修女节。特里萨去世的95日被联合国定为国际慈善日。霍查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一切,最后一切都离他而去;特里萨只有一颗朴素的良心,最后她拥有了全世界,获得了永恒。

对有些人来说,历史总是如此尴尬;对有些人来说,历史总是如此善解人意。那隔岸观火的战争过去10年之后,也就是2009年,阿尔巴尼亚如愿以偿,正式加入北约和欧盟。阿尔巴尼亚终于发现,原来欧洲要比中国近得多。对阿尔巴尼亚来说,如果说当年中国给他们的只有面包,那么美国和欧洲带给他们的却是自由。对人类来说,面包是重要的,但不能指望他人的施舍;比起面包来,自由更加重要和珍贵,而自由永远只能靠自己去争取。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停止对阿尔巴尼亚援助之后,日本开始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在之后的30年时间里,日本对华援助总额达36412亿日元,这相当于350亿美元。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即使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后。当然日本并不是中国唯一的援助者。2008年北京奥运会超豪华的开幕式震惊世界,德国宣布停止长期以来的对华援助,他们认为中国什么都缺,"唯独不缺钱"。

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也不意味着中国减少了对外援助,对缺乏现代人道人权理念的中国来说,金钱始终是主要的外交利器,无论是购买发达国家的国债和飞机,还 是送给蕞尔穷国美元和武器。在阿尔巴尼亚之后,金氏王朝的朝鲜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对象,穿越鸭绿江的火车从未间断,甚至是有去无回。当年中国为它不惜与 世界(联合国)开战,在付出数十万中国军人的性命后,为了被联合国的接纳又费尽心机。如今的金氏王朝已传至第三代,这个穷兵黩武的乞丐国几乎全靠中国供 养,而他们回报中国的却是毒品。82的中国公民王秀英要求中国财政部公开援助朝鲜的相关信息,结果遭拒绝,理由是这属于"国家机密"。时评家阮次山曾透露,中国每年对朝援助超60亿美金。

常言说,救急不救穷。解决贫穷的唯一办法是给人以自由,而不是施以钱财。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因为别人的援助而实现富裕。所有的贫穷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思想的贫 困;或者说,国家贫困的最大根源是民主和自由的缺失,甚至与资源的多寡和民众的勤劳都关系不大。朝鲜与韩国便是最好的例证,分裂之前人均收入都不足200美元,60年后,韩国人均收入增加100倍,朝鲜仅增长了一倍。 在中国所有的援助国中,没有一个国家因为中国而走向富裕,更不用说文明。如果自由缺失,被施舍的援助不仅无助于物质的贫困,甚至最后连思想也将陷于贫困而 不能自拔,这无疑是一场双重灾难。不幸的是,对思想贫困的国家来说,也只剩下钱财可以送人,正如欧洲人常说的:"那个有钱的恶棍又来了!"

荀子说:君子赠人以言,小人赠人以财。与满清时代的被迫赔款不同,现代中国对外援助多是主动赠予。与财大气粗挥金如土的中国相比,阿尔巴尼亚反倒像赠人以言的君子,当年他们援助中国最多的就是电影2011年,阿尔巴尼亚给予台湾居民免签待遇,距离1971年的联合国大会正好40年。2012年,45布亚尔·尼沙尼宣誓就任新一届阿尔巴尼亚总统。在67届联合国大会上,阿尔巴尼亚的声音仍是如雷贯耳:

阿尔巴尼亚今天站在支持和保护人权的前列,我们同情从叙利亚到缅甸世界各地所有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每一个侵犯自由之法的政权都必须在国家或国际一级接受责任追究。国家和国际法治两者紧密相联相辅相成,应该得到同等和一致尊重。

杜君立,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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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于光远:钱学森从科学家变成了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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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钱学森从科学家变成了政客
Oct 19th 2013, 14:47, by 明鏡雜誌


  时间:1993.2.19

  地点:二O三医院

  参加者:

  胡冀燕,于光远秘书

  孟苏,于光远夫人

  陈小雅录音整理

  于光远:初中一年级,我在北京的第三中学念书。我买了一本王弼的老子《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离我这个学校一二百米,就是现在的官园那个地方,一个房子里住着一个比我高一年级的,叫雷天觉的人。他懂《易经》,"乾。潜龙在天,利见大人"。"乾。亡途弥贞。见龙在天,利见大人。"经过介绍,我们两个"哲学家"就会面了。他比我大一岁。他是在一个师范学校,四年制。我是初中三年制。毕业是同一年毕业的。我们一谈,谈了三年哲学。他后来考了大学预科。他要考一们学问,完全是为了谋生,但是自己觉得最不感兴趣的,最没有意思的学问。这就是机械。小孟的专业。毕业论文很简单:设计汽车的座位,怎么样使司机的那个座位最平稳。他说,这就以免干扰他的"哲学思想"。后来他出国。1949年,他在上海的哪一个系统作总工程师。后来没多久,我们见面了。他呢,哲学还是过去的哲学,我早就变了好多遍,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他就给我宣传人体特异功能。他给我看一本书,说用一付扑克牌。特异功能的人都有扑克牌。不知道是25张还是30张。他作了一个研究,是假心理学的。他自己叫做心理学。说一个人的情绪。思想。感情,合起来差兑,比例是什么关系。高兴的时候差兑多少,不高兴的时候差兑多少。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个小孩得了重重的奖励。他就去差兑,跑到圣父墙那儿去跪着祷告。祷告后全差兑了。我这个朋友相信这些事情,要送给我一本。我说这个东西西方人搞ESP"超信息",我早就明白了。这是在1949年,就出了这么一本"伪科学"的东西。我也是那时最早接触这门"伪科学"学问。

  他学的学问,机械,最不喜欢的,使他成为学部委员;最喜欢的却变得一钱不值。反右的时候打了右派。但他那个人还是哲学家,胡说八道。中国要搞妓女制度呀,什么都讲。

  我坚持科学家的原则。特别对钱学森反感。要我说简直是可耻!可耻!他明明知道是假的。

  陈小雅:为什么呢?

  于光远: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钱这个人干的可耻的事情相当多。美国国会的档案解密了,翻出他抗美援朝的时候怎么样帮美国服务打我们中国。这方面的材料都有。

  我这个"小哲学家"是从12、3岁开始的。我的《20岁以前》你可以看看。1927进初中。就是读老子《道德经》,什么哲学(哪一派的)也搞不清楚。糊里糊涂,好高骛远,似懂非懂。

  陈小雅:从哲学家到科学家的路子似乎不是很顺的。哲学的宇宙和物理学的宇宙完全是两个东西。

  于光远:我就有一个本事,不懂的也能啃。我们一谈半天,一谈半天。

  陈小雅:听说您就自己是怎么样一个科学家的问题与小胡有过争论。您为自己没抓紧挺遗憾的。

  于光远:《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本书是应该写出来的。应该说有份量的东西,这是一个。再就是这场斗争。现在他们搞一个大型艺术政论片《大道》。昨天来拍,他们让我拿着薄一波提的词,我意识到他们要拍我这个镜头,把他的字显出来。我就不愿意。我把它放在桌子上了。我理解,薄现在还是有点作用。《历史的潮流》提了词,但搞到最后还是个商人形象。《大道》可以看看,文字类似《河殇》。听说《河殇》上也有我的镜头,但是很短。

  陈小雅:是现代化会议上您的镜头。

  于光远:我不同意里面的一个观点,说布哈林当年和斯大林的辩论,都是布哈林对。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因为还有个备战的问题。二次大战前,如果没有备战的经济,没有高度的统一,苏联不可能打胜第二次世界大战。个人的性格是另一回事情。

  于光远:我接受了三百多家的聘书,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一"最"。

  胡冀燕:中国,不一定是世界。

  孟苏:国外兼职和兼薪不分,国外没有这种事。

  陈小雅:您接受聘书是来者不拒吗?您接受的原则是什么?

  于光远:只要你不是不好的,我就不拒绝。大小不拒。可是我不喜欢的我就拒绝。

  陈小雅:比方说呢?

  于光远:各式各样的。比如和左派有关系的,我就不接受。但没有大小之分。大到省的顾问,小到一个村的顾问。这都没有什么区别。我都接受。

  胡冀燕:文件有规定的,公司的顾问不能兼。研究会的,某个课题的某一本书,行政系统的都兼。但经营性质的都不兼。

  于光远:上海大世界有个"吉尼卡",出了一个《世界第一》,专门搜集。《新民晚报》登了两次。

  在有些方面我又很孤陋寡闻。一次到新疆,用到一种东西,叫"洗涤剂"。

  孟苏:他还以为是什么新东西,后来才知道家中使用已经好几年了。象这样好多新的事情他都不知道。我不象他,我很追求时髦,喜欢用新产品。他观念还可以,但一到具体操作就不行了。

  胡冀燕:有些知识属于常识以下的水平。

  于光远:我现在知道,韦唯的名字还是李谷一叫她改的。原来的名字太俗气了。

  陈小雅:可能你对小事的不敏感,正是为了保证对某些大事的专注?

  胡冀燕:我们出去的时候,他大方向特明白东西南北极清楚,但进到楼里面准出错。他往这边走,一定是那边对。后来我对他说,以后你想往哪边走,就朝相反的方向去就对了。

  于光远:我的毛病是进出不成比例。进的少,出的多。我善于吸收一些东西。什么东西都可以吸收下来。什么东西到我这儿来都会变成学问。你讲赌博我也可以讲一通。但我不是一个好钻典籍,读好多书的人。

  胡冀燕:只要看到的东西他就能记住。在适当的场合就会自动跑出来,用上。

  于光远:我说我是常识水平,是说我对于康德,是康德的常识水平;对于尼采,是尼采的常识水平。对马恩著作当然超出常识水平。所以,我讲的科学家是这个意思,是科学的精神,原则,他的严谨。我经常讲一件事情,"于光远丢脸史"。1958年时,我是中央科学小组的成员。它是代表制。聂荣臻是组长。科学院是张劲夫。科委是韩光。重工业是王鹤寿。尖端是宋任穷。党的机关是我。

  在科学小组,我还是个秀才。向中央反映动态,于若木是我的助手。科学小组是决定大政方针的。有一次,聂总和我们去看毛主席,在中南海的游泳池。张劲夫汇报科学院的情况,我汇报各地方的群众运动。山东省委给中央的一个报告说一个苹果正在长的时候,把它剪下来,插在正在长的南瓜里面,结果,苹果长得很大很大。现在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我相信群众,超过我的科学头脑。我作为一个科学小组的人,向最高领导汇报。我觉得是自己一件"丢脸的历史"。从这以后,我就下定决心,我们搞科学工作的人,一定要坚持坚持科学性。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这是一个原则。现在的人根本就没有这一套。

  所以,我现在说的科学家,是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严格的科学精神,按科学的原则思考问题。自己不论在生活上,在工作上,思考问题的方式应该是这样的。科学家和政治家不同。我说我不是政治家,我不太会搞手段。

  特异功能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背景。我从解放以来就处理这类事件。批判"人体特异功能"的意义,决不下于列宁批评"经验批判论"。不动脑子的思想,盲从的思想,都在这里表现出来。有一次我们在大会堂开会,赵紫阳进来听了一会儿,说:"许多事情我们还不清楚,需要了解,不要说得那么死嘛!"我一听很生气。我说,你是总理,搞经济听你的,但你不是搞科学的,我们不听你的。

  陈小雅:我为什么觉得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呢?因为,它的出现,恰恰是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恰恰是在强调科学与民主的时代,它出来了,而且那么多科学家去符合它……

  于光远:没有那么多科学家,就一个。就是钱到处鼓吹,积极到极点。给它一种科学的形态。科技大学七个教员,写了一本《意念论》。说天外有天,世外有世,人外有人。按照他们的说法,政治斗争就会是另一个样子,因为就不能保密了;而且别的星球上的东西都能够拿过来,就没有商品生产了。它说这个世界就会大变样。这个世界是好还是不好呢?它说,肯定是好的。"让我们迎着暴风雨前进吧!"这样的东西,钱看了以后,写信去鼓励。亲笔信在我手里。把它看作一个很大的科学成果一样。说在深圳发功,北京清华图书馆的水的分子起变化。钱发表言论,要给诺贝尔奖金。

  陈小雅:到底有没有这事呢?

  于光远:哪里会有这个事呢?不会有这个事!从真正的科学价值上说,一钱不值。

  钱学森这个人,从科学家变成政客;从内行变成外行。江泽民居然表扬他:有严谨的科学态度。

  陈小雅:到底有没有他们说的那种化学变化呢?如果没有,就是骗子。也就不值得讨论。

  于光远:科学的事情是这样。你做了100个实验都说没有,他作了第101个实验,说有。所以,靠这个东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问题也很简单,如果它有,那么,整个科学就没有用了。如果这个瓶子里的丸药能出来,那物理学还有什么用处?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陈小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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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中国给阿尔巴尼亚送过什么样的大礼(组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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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给阿尔巴尼亚送过什么样的大礼(组图,上)
Oct 19th 2013, 14:57, by 明鏡雜誌



 
在一定程度上,地中海堪称人类文明的摇篮位于亚得里亚海的阿尔巴尼亚毗邻希腊和马其顿,其文明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伊利里亚时代。作为一个山地小国,他们曾先后被希腊和罗马征服,从14世纪开始,又沦为奥斯曼帝国的殖民地。在长达5个多世纪的奥斯曼时代,阿尔巴尼亚被彻底绿化;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崩溃,1912年独立的阿尔巴尼亚成为一个典型的穆斯林国家。

工业文明使欧洲崛起,随之而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将人类带入铁与血的现代。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土耳其和俄国等旧帝国,苏联诞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德日等新帝国,红色中国诞生了。在这场战争风暴中,面积仅28000平方公里、人口不过300多万的阿尔巴尼亚像苏联和中国一样,走出漫长的老大帝国,成为一个新兴的共产主义乌托邦,而恩维尔·霍查就是这个天堂的上帝。

社会主义的明灯

1908年,霍查出生于阿尔巴尼亚一个传统的穆斯林家庭,霍查Hoxha的本意就是阿訇。中学毕业后,他去法国留学,在此期间加入法国共产党。二战期间,霍查在阿尔巴尼亚组织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劳动党),开展对德意侵略者的抵抗运动。1945年,战争以德意的失败而结束,阿尔巴尼亚举行第一次全国普选,霍查领导的共产党获得执政地位,霍查成为"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从部长会议主席、民主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人民军总司令、外交外长到党中央第一书记,所有权力都集于霍查一身。

在童话中,白雪公主在邂逅白马王子之前先要遇见6个小矮人,如果说中国的毛万岁是霍查的"白马王子", 那么铁托、斯大林、赫鲁晓夫只能算是小矮人了。霍查最先是铁托的马仔,在铁托与斯大林闹翻后,他立即放弃铁托,选择了更有势力的斯大林。斯大林跟上帝的区 别是斯大林会死,这无疑是一场灾难,至少对霍查来说如此,特别是当赫鲁晓夫撕下斯大林的魔鬼画皮时。在一个没有斯大林的苏联时代,霍查陷入前所未有的痛苦 和迷惘。幸运的是,这不只是霍查一个人的感受;因为斯大林,霍查很快就与地球另一边的中国毛万岁找到共同语言。在一个相似的权力语境中,一切都那么感同身 受。19568月,霍查第一次来到中国,参加中共的八大,与毛万岁会谈之后,彼此一见钟情,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毛万岁称赞霍查是"耸入云宵的高山"霍查称赞毛万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最天才的、最不会犯错误的、最敬爱的和活着的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阿尔巴尼亚人民最杰出和最亲爱的朋友。
事实上,早在194911月, 共产党的中国刚刚宣布成立月余,霍查的阿尔巴尼亚就成为第一批建交的国家。如果说在斯大林时代,共产党是包括阿中在内的许多共产党国家的共同语言,那么在 后斯大林时代,斯大林则成为阿中两国的共同情结。作为两个小斯大林,霍查和毛万岁从此开始了一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蜜月生涯。毛万岁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就是阿尔巴尼亚人手一本"圣经";在中国电影院,阿尔巴尼亚电影映不衰,如《海岸风雷》、《广阔的地平线》、《第八个是铜像》、《地下游击队》《宁死不屈》、《我们的土地》等等
从铁托、斯大林、赫鲁晓夫到毛万岁,霍查先后跟随这些权力高手,不仅亦步亦趋,更是一个集大成者。正如同斯大林是苏联帝国的君主和教主,霍查也是这个弹丸小国的人间主宰。与斯大林的清洗运动相比,霍查将残酷的权力技术发挥得似乎更加完美,15名和霍查一起创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中,有11位被霍查肉体消灭。作为阿尔巴尼亚著名的革命夫妻,达利和他的妻子盖加被枪毙时,盖加已经怀孕6个月,她最后一句话是:"不要杀死我的孩子,它已有生命了。"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不仅消灭了所有敌对者的肉体,也消灭了一切可能产生敌意的思想。在前后多达12次的权力大清洗中,只有霍查本人才是唯一正确的,包括党中央的第二号人物科奇·佐泽在内的无数人都被秘密枪决,而罪名总是冠冕堂皇。

所有的极权都是相似的,如果说之前的霍查是阿尔巴尼亚的斯大林,那么之后的霍查就是阿尔巴尼亚的毛万岁。最为典型的是,在毛万岁发起铲除一切中国传统的"文化大革命"时,霍查立即积极响应,宣布在这个穆斯林国家禁止一切宗教活动。索尔仁尼琴曾说:"如果不相信有神,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在霍查的号召下,阿尔巴尼亚的革命小将也像中国的红卫兵一样,扫荡所有的天主教教堂和清真寺,摧毁一切圣像和传统。

在一份毛万岁致霍查的贺电中,阿尔巴尼亚被称为"社会主义的明灯"。这份互称"同志"的贺电,如同一份情深意切的情书,堪为这段蜜月的最好见证。

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我们祝贺你们的代表大会圆满成功!

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坚定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红旗。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
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一切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工贼集团,比起你们来,他们都不过是一抔黄土,而你们是耸入云霄的高山。他们是跪倒在帝国主义面前的奴仆和爪牙,你们是敢于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战斗、敢于同世界上一切暴敌战斗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苏联,在南斯拉夫,在那些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当权的国家,已经或者正在改变颜色,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从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英雄的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顶住了这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逆流。你们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采取了一系列革命化的措施,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你们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独立自主地建设自己的国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你们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海 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你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你们也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我们和你们都不是那 种口蜜腹剑的假朋友,不是那种两面派。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在我们一边。国际无产阶级在我们一边。被压 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在我们一边。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在我们一边。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不怕孤立,也绝不会孤立。我们是不可战胜的。一小撮反 华、反阿尔巴尼亚的可怜虫,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 们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 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正处在新的觉醒之中。美帝国主义和其他一切害人虫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掘墓人,他们被埋葬的 日子不会太长了。

当 然,我们前进的道路绝不会是笔直的、平坦的。请同志们相信,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两党、两国人民,一定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中阿 两党、两国人民团结起来,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没有帝国主 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66年10月25日(发表于1966年11月4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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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月的礼物

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阿尔巴尼亚进入了一个中国时代,正如中国进入阿尔巴尼亚时代。这两个"情同手足的兄弟国家"虽然远隔千山万水,却亲如一家。

在相对长的一个时期,霍查与毛万岁抽着同一种宫廷特供香烟。这种由上海烟厂特制的"中华烟"(霍查称之为"天安门"香烟),采用中国襄县最好的烟叶,由许多中国科技人员精心加工制作虽然没有过滤嘴,但尼古丁含量极低。据说能享受这个尼古丁特供待遇的人在地球上只有寥寥数人。

历史是如此诡异,让人分不清这是两个国家的友谊,还是两个独裁者的激情。对任何一个独裁者来说,国家不过是权力的副产品而已,与一件玩具没有太大不同或者说,所有的民众不过都是私人的家奴甚至家畜罢了。慈禧太后就有名言:"宁与洋人,不与家奴。"只不过到了后来,家奴改称"人民",家畜改称"群众"。

国家与国家之间来说,任何政治上的亲密都不会引发肉体关系,往往更多的体现在物质和文化层面。作为一个古老的东方帝国,中国有着悠久的朝贡传统;在一种唯我独尊的夜郎自大心态下,往往不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事实上,慷慨往往是自卑的体现。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中 阿的蜜月几乎与毛时代相始终。这个漫长的蜜月里,阿尔巴尼亚收到的中国礼物之多,绝对空前绝后。世界上有两种馈赠,一种是雪里送炭,一种是锦上添花,中国 的馈赠更像是雪里送花。一般国家之间的援助有两种,一种是超越政治利益的人道主义援助,一种是富国对穷国的经济扶持。中国的援助似乎两种都不是,既不是基于道义,自己甚至比对方更穷挥金如土的背后,基本上一场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政治交易换言之,这不过是一种变相贿赂,之所以愿意付出如此血本,大概是认为所得更大罢了。

早在斯大林刚刚死去的1954年,中国开始援助阿尔巴尼亚,"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高潮;随着毛万岁的生理死亡,这场漫长的蜜月无可挽回地走向终结。这种无偿馈赠不仅包括各种生活生产物资和设备,还包括很多军事装备和国际货币。按照官方的统计,中国仅援款一项就达到75笔,其中仅人民币就达到100多亿元。

从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毛时代也是中国的阿尔巴尼亚时代,阿不仅是中国对外援助最多的国家,甚至在大饥荒的1960年代,中国仍把最新最好的工业生产设备和大量生活物资赠送给阿尔巴尼亚,仅粮食就达180万吨。很难说清,这些粮食与数千万中国饿死鬼之间有多大关系。据伍修权回忆,1962年大饥荒中,霍查的女婿马利列又到中国要粮食,当时中国正好从加拿大进口了一批小麦,接到中央的命令后,这些载满救命粮的中国轮船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往阿尔巴尼亚。据中国原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回忆,中国即使在最困难时期仍向阿尔巴尼亚人提供了人均4000元人民币的援助。那时候的4000元可以在故宫边上买到两套各200平米的标准四合院。当时中国农民一年的收入也只有十几元几十元。

早 在霍查时代初期,阿尔巴尼亚就全面推行苏联模式,土地国有化,农业集体化,取消市场,生活必需品实行供应制,结果导致大面积且持续的大饥荒,甚至因此引发 了天主教起义。直到进入有求必应的中国时代,阿尔巴尼亚也真正进入了传说中美好的共产主义。据当时担任中国外事机构官员的朱开印回忆:"仅在1972这一年,我们给阿尔巴尼亚的各种无偿援助,平均到他们国家每个人头上,达一人5000人民币之多(相当于当时中国一个普通工人10年的工资)。"

事实上,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经济上,当时的中国并不比阿尔巴尼亚先进多少,中国最大的优势或许是数量意义上的人。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打肿脸充胖子"。 有些援阿项目远远超出中国的技术水平,因此中国沦为这些新技术的试验场,为此付出的经济代价和生命代价数不胜数。对一个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家来说,工业化并 不是一蹴而就的。阿尔巴尼亚是如此之小,正如中国的礼物是如此之多,这些漂洋过海运来的机械设备只能在这里风吹雨打,生锈腐烂,最后变成一堆中国垃圾。这 种景象刺激到一些没有见过世面的中国人,无论悲伤还是愤怒,这在当时都是一种犯罪。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因为一句"量力而行",最后落得家破人亡。阿尔巴尼亚人常常这样安慰中国人:"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作为对这种灾难的补救,中国派来了更多的生产技术人员,阿尔巴尼亚人完全可以看着中国人工作,这确实是一种享受。

在一种诡异的默契中,阿尔巴尼亚接受得理所当然,中国赠送得天经地义,精神的狂热使物质的慷慨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双方都那么有求必应和心安理得。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对中国的这种信赖:"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更是理直气壮,"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据说中国副总理李先念曾经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得到的回答是"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其实阿尔巴尼亚也不是没有东西给中国,在中国的帮助下,他们多少能粗制滥造,这些低劣的山寨产品往往都由中国高价"包销"

当权力掌握一切时,一切都会失去价值和意义;在权力语境下,包括生命在内的任何东西都是没有成本的。当时担任中国驻阿大使的耿飙曾经做过这样的计算:"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协议金额100亿),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耿飙还说:"阿 还存在一种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看齐的思想。如他们在向我们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要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我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 电视机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更不用说农村了。我们帮他们搞了纺织厂,但他们没有棉花,我们还要用外汇从埃及买进棉花给他们。他们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给我们。"

有人做过这样的计算,按照现时的汇率,从1961年至1978年的19年间,中国对阿国援助总额达到9000亿元之巨。如果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经济水平为参照,可以说是中国几乎是以举国之力和倾国之力去援助阿尔巴尼亚的。20多年间,来自中国的大量资金和技术人员,在遥远的欧洲山地终于建起了近百个工厂和企业,涵盖造纸、钢铁、棉纺织、水泥和农机等各种门类,这些"中国工厂"和那些"中国村""中国街"一起,将一个欧洲穆斯林国家几乎变成"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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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代的中国几乎以全人类为敌,反美帝反苏修,从印度到韩日,环顾四周草木皆兵,因此才有"深挖洞,广积粮,要准备打仗"。作为中国的难兄难弟,阿尔巴尼亚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既反美又反苏,同时又与意大利、希腊、南斯拉夫等强邻有着历史宿怨。"一手拿镐,一手拿枪",这种朝不保夕的危险处境,一方面让中阿更加同病相怜,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军事援助成为援助的核心。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军援中,仅武器装备一项就包括:各种枪75.2万支,各种枪弹15.64亿发,坦克(装甲车)890辆,火炮1.1万余门,炮弹822万发,飞机180架,舰船46艘,地空导弹系统两套,导弹224枚,鱼雷196条,汽车4230辆。中国的礼物是如此丰富和全面,以至于连阿尔巴尼亚的军服都是中国援助的。一万余门火炮对小小的阿尔巴尼亚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据说当时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军队现役炮兵装备也没有这么多。

因为严重的合法性焦虑,任何建立在暴力和恐怖之上的极权都是没有安全感的。1967年,霍查出台了疯狂的碉堡工程,他要求每平方公里建造24个碉堡作为掩体,以应对敌国入侵。庞大的碉堡工程将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变成一个密布枪眼的权力堡垒。这些碉堡全都用最优质的钢筋水泥建造而成,据说当时平均造价达到250美元,全国几十万座碉堡,总耗资达1.75亿美元以上,为此消耗的人力物力更是惊人。很难说清楚,这些碉堡所需的大量钢筋和水泥中有多少是来自千里迢迢的中国。当耿飚发现千辛万苦从中国运来的高标号钢筋水泥被用来建造一万多座大而无当的纪念碑时,感到极为震惊。

一座碉堡的消耗足够建造一套标准的两居室住房,如果这些钢筋水泥用来建造房子,对于人口仅仅200万的阿尔巴尼亚来说,完全可以让共产主义不再是传说。至于这些碉堡到底有多少,有说100万,有说70万,还有说30万;即使按最少的30万, 阿尔巴尼亚也堪称世界上最大的碉堡之国,几乎每家都有一个碉堡。凡是去过阿尔巴尼亚的人,无不为星罗棋布的碉堡而惊叹。无论是城市、乡村、路边,还是山 顶、海边,到处都是不期而遇的碉堡,或明碉,或暗碉,或独碉,或群碉,大的可藏兵数百,并附设粮仓弹药库,小的仅容一人。这些无处不在的碉堡如倒扣的铁 锅、如巨大的乌龟,更像是一座座坟墓,展示着一个时代的荒诞。

对 这些碉堡来说,防炸是它的基本功能,这使后来的拆除变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些碉堡后来沦为农民的羊圈或仓库,城市周边的碉堡成为乞丐和穷人的容身之所; 有些碉堡得到改造,或被改成公共厕所,或被旅游场所。碉堡对于阿尔巴尼亚几如长城对于中国,或者如同金字塔对于埃及,甚至成为其最大的旅游景点。权力的历 史往往以荒诞终结;对权力来说,历史就是一场疯狂的恶搞。

事实上,在中国的援助国家中,阿尔巴尼亚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大的。除过阿尔巴尼亚,在中国的援助名单上,还有朝鲜、越南、蒙古、老挝、柬埔寨、罗马尼亚、巴基斯坦、赞比亚、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埃及、叙利亚等许许多多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时间最长,数量最大。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的军事物资包括轻重武器、弹药和军需品,450个成套设备项目,346亿米棉布,3.5万辆汽车,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多公里油管,6.35亿美元的现汇。这些军事装备可以武装200万陆海空军队,各种物资折价200多亿美元。这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大部分都是无偿的。吊诡的是,这份"大礼"缔结的"友谊"最后被一场战争留下的仇恨抹平。

随着文革的到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中国对外援助也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中央党校博士张郁慧在《中国对外援助研究》引述,毛万岁数次要求大幅增加对外援助,甚至巴基斯坦只要2亿,毛大手一挥就给了5亿。1973中国对外援助数额达到55.8391亿元人民币,当时凤阳县农民的平均存款不到0.5元。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周恩来和陈毅这对哼哈二将极其出色的完成了散财童子的角色。作为一个慷慨时代的标志,柬埔寨末代君主西哈努克被废黜后,这个丧家犬竟然在中国重新找到了乐不思蜀的太上皇感觉,乃至以90岁龟寿驾崩后,中国以国葬降半旗。历史是荒诞的,更荒诞的是人们有时竟然会认真起来。据说后来中国想要追回毛时代那些慷慨的贷款,结果遭到拒绝,阿尔巴尼亚人称,这些金钱和物资都是兄弟国家之间的国际主义援助,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利贷关系。(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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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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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韩钢:“九一三”事件考疑——以《林豆豆口述》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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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钢:"九一三"事件考疑——以《林豆豆口述》为中心
Oct 19th 2013, 14:24, by 明鏡雜誌


  关于"九一三"事件,官方著述基本沿袭了事发之后不久下发的一系列中共中央文件的说法,这些文件包括:1971年9月18日中发【1971】57号,关于林彪出逃的《中共中央通知》;1971年10月6日中发【1971】65号,《中共中央通知》;1971年11月14日中发【1971】74号,《中共中央通知》(印发《"571工程"纪要》和影印件至相关级别);1971年12月21日,中发【1971】77号,《中共中央通知》【《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等等。

  海内外研究者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迄今为止,各种说法的依据大多是直接或间接当事人的回忆,鲜少原始文字资料的支撑。笔者推测,除了亲历者个人存留的某些零星文字资料(如笔记、日记、字条、电话记录之类),"九一三"事件很可能没有多少人们通常熟悉的那种系列原始文献档案;非要说有,恐怕主要是事发之后官方专案机构的大量原始审讯记录、交代材料、证人证言等。目前也不大可能寄望披露这些材料。一个相当的时期内,亲历者的回忆和口述仍会是还原这一事件最重要的史料。

  在诸多回忆和口述里,来自健在的林彪家人的回忆无疑是最值得重视的材料之一。健在的林彪家人,有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和她的丈夫张清林(事发时尚是未婚夫),还有就是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就与事件的关系而言,林豆豆又是最重要的亲历者。众所周知,林豆豆的说法自事发始即与官方结论相异,因鲜见于正式文本,多属坊间传言。2004年台北出版李晨著《世纪风铃》,披露了《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很快在网上流传。材料并非典型的回忆,而是林豆豆1980年3月写的申诉材料,材料寄至郑州市委负责人转河南省委负责人,转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据研究者核实,林豆豆承认材料为她本人所写,但她并不认识李晨,也未将材料提供给李晨。去年香港出版的《林豆豆口述》(舒云整理),再次收录了这份申诉材料,题为《我所知道的"九一三"事件》。遗憾的是,该书并非林豆豆所编,甚至"未经林豆豆本人审阅",且"有删节"。据研究者考证,《世纪风铃》和《林豆豆口述》的编著者都对这份材料作了改写。两个修改稿和原稿的差异,已有研究者做了仔细对比和甄别,此处不赘。无论如何,这都不能不减损其史料价值。

  话说回来,这份材料(以下简称"林豆豆材料"或"材料")毕竟是公开发表的林豆豆关于此事的唯一文本,人们格外关注。严格说来,申诉材料还是属于记忆性质的史料,虽然也算第一手资料,但不宜简单采信,而需要与其他史料比对和参照,或证实,或证伪,或存疑。"林豆豆材料"披露了"九一三"事件的若干细节,不少是他人未能也不能提供的情节,但也与其他亲历者的记忆有一些龃龉,留下不少疑点。本文将以此为主要对象,结合其他一些亲历者的回忆或口述,对若干史实叙述的疑点作一讨论。


  林立果同林豆豆谈了些什么

  "材料"是从1971年9月7日讲起的。现有回忆和口述都证明,林豆豆、张清林还有张宁正是这一天到北戴河的。(参见《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刘吉纯口述、丁丑整理《难忘的"九一三"前夜--一个警卫人员的回忆》,《历史学家茶座》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林彪卫士长李文普、警卫参谋刘吉纯(据李文普说,刘吉纯是从总政治部保卫部调到八三四一部队挂名为警卫科副科长的,担负林彪的警卫工作。参见《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都回忆,林豆豆这天一到北戴河,就被林立果找去密谈。李文普说,林豆豆、张清林、张宁和空军政治部保卫部的杨森9月7日上午十一点多钟从北京到达北戴河;到了不久,林立果就把林豆豆接到57号楼林立果住处密谈。刘吉纯说,9月7日上午,林立果、林立衡等从北京飞到北戴河,午后张清林和杨森找到他,说不知林豆豆被老虎弄到哪里去了,要刘赶快把主任、老虎抓起来。(《难忘的"九一三"前夜》)刘吉纯所说有的恐怕不实,据李文普文章,林立果此前已在北戴河(《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不可能与林豆豆等人同行;但刘听说的"林豆豆被老虎弄到哪里去了",算是对李文普所说的林立果、林豆豆"密谈"的一个佐证。

  密谈的内容,李文普、刘吉纯当然不会知道。但林豆豆随后向李、刘等人打招呼,告诉他们林立果要"挟持"首长,多少透露出一点"密谈"的信息。刘吉纯说,9月7日晚上林豆豆要他去她那里,"她说,主任(即叶群--引者注)、老虎(即林立果--引者注)在外面做了坏事,被上边知道了。他们怕挨整,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挟持首长(林彪)到外地去。"刘还说,9月12日晚上十点半左右,林豆豆又一次告诉他和李文普:"主任、老虎要挟持首长到广州去,在广州呆不住就去香港"。(《难忘的"九一三"前夜》)林彪的秘书宋德金可以佐证刘吉纯的说法:"大约9月10日,八三四一部队警卫科副科长刘吉纯把我拉到僻静处,悄悄对我说:'豆豆(林立衡)说,主任(叶群)与林立果要挟持首长(林彪)外逃,怎么办?'我听了之后,大吃一惊,继之又平静下来……"(宋德金《真实的林彪--林彪秘书最后的回忆》)李文普也回忆,9月12日"这天下午,我在平台上乘凉,林豆豆突然对我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林豆豆对刘、李两人所说,很可能就是林立果同她"密谈"的内容。

  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历史情节,甚至可以说是"九一三"事件的第一个信号。林立果正是第二天就回到北京,与"小舰队"的人具体密商杀害毛泽东、"南逃"广州和香港的计划的。令人不解的是,"材料"对这次"密谈"却没有只言片语,人们只能从"材料"的其他叙述中判断。林豆豆在"材料"里说,从9月7日开始,她就逐个分别找刘吉纯、李文普及林彪身边的卫生员陈占照、张恒昌(据李文普的文章,张恒昌、陈占照的身份是内勤公务员。参见《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反复谈话"。谈些什么,"材料"没有直接说,只能从这段叙述了解:"开始,李文普并不相信我说的林立果要带首长(林彪)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以及林立果还要害毛主席的事,后来他也感到事情有些不对头,向我说了叶群和林立果瞒着林彪所干的一些事情。"(《林豆豆口述》)

  如果可以判断林豆豆、刘吉纯、李文普所说就是"密谈"内容的话,那么,"密谈"内容不会只是这么简单。林立果、叶群为什么要杀害毛泽东,要"南逃"广州和香港,这些都会在"密谈"中涉及。遗憾的是,"林豆豆材料"不仅未能详述,甚至几无交待,留下的只是悬疑。

  十多年前,张宁出版的书称,"九一三"事件过去多年以后,林立衡亲口向她讲述了那天林立果找她谈话的情况:(9月7日)下午三点前,林立果接林立衡到57号楼单独谈话。林立果对林立衡说:"自从庐山会议以后,一组(毛泽东代号)揪住主任不放,几次检讨通不过,现在又趁首长到北戴河休养,跑到南方巡视,到处公开接见讲话,放风,最终目的是要打倒首长。首长身体差,一旦有什么事,怎么吃得消?刘少奇、彭德怀的例子摆着。首长又不肯服个软、认个错。一组已经摆开阵势,绝不会放过首长。与其等死,不如孤注一掷,做一次拼搏。""她问:'你准备怎么拼搏?主席威信高,稍有不慎,首长更被动。'立果说:'反正形势对首长非常不利,坐着等死不如主动出击,说不定有一线希望!我想再看看形势发展,实在不行就跟一组硬干!或者到广州另立中央,再不行就上山打游击。'""林立衡急于摸清叶群和林立果的真实底细,问林立果:'形势真的那么糟?首长的态度怎么样?他知道吗?'林立果说:'首长还不知道,事情没考虑成熟前,不能跟他说。'"(张宁《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这段叙述第一次详细披露了林立果与林豆豆密谈的情况。张宁还提到,9月8日晚上7点多钟,林立果去56号楼又与林豆豆单独谈话20多分钟。她说这也是林立衡多年后告诉她的,这次谈话是林立衡要求的,是最后一次争取阻止林立果回北京,但林立果始终不开口,神情上却流露一点犹豫。(《自己写自己》)然而,张宁不是直接当事人,这段转述有待林豆豆确认。

  前些年,原空军政委高厚良口述说,(9月)7、8号两天,林立果把谋杀毛泽东不成就去广州另立中央,再不成就去苏联吃洋面包、当"寓公"的计划,告诉了林豆豆,谈了两个多小时,林豆豆自己说"当时怕林立果对自己下毒手,都曾向林立果表示'跟你们走'"。高厚良还说,林立果向林豆豆说过"首长也同意"。(高厚良口述、高德明整理《"9o13"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林豆豆的知心话》,《中华儿女》2000年第9期)高厚良披露的情况相当重要,这说明林豆豆不仅知道林立果要去广州,而且知道他们还可能去苏联。高厚良口述在"去广州另立中央"这一点上,与张宁的转述吻合;不同的是,张宁转述中提到的"孤注一掷"、"做一次拼搏",在高的口述中具体化为"谋杀毛泽东";而高所说林立果要去苏联吃洋面包、当"寓公"的计划、林豆豆出于担心表示跟林立果走、林彪也同意等情节,张宁的转述完全没有涉及。高厚良同样不是直接当事人,高又没有说明材料的出处,其口述目前很难作为参考的依据。


  林彪对毛泽东南巡谈话有何反应

  林立果、叶群要去广州甚至香港,还要谋害毛泽东,直接原因是得知了毛泽东的南巡谈话。1971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出京南下,先后到了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沿途同地方党政和大军区主要负责人谈话,严词点名指责林彪,多次使用"突然袭击"、"分裂党"、"急于夺权"等政治斗争惯用的词语,发出"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的告诫,实质上预警了新一轮"路线斗争"。官方著述断定,林彪、叶群得悉毛泽东南巡谈话后终于作出杀害毛泽东、武装政变的"疯狂的决定"。(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据李文普回忆:"9月6日,周宇驰带着毛泽东巡视南方接见湖南、广东、广西等地党政军领导干部批评林彪的讲话材料来到北戴河见了林彪、叶群、林立果,谈话内容,我不清楚。"(《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这个叙述值得追问。李文普是卫士长,按规矩不可能看到这个讲话材料,周宇驰、林立果、叶群也不大可能给他看,那么,李文普怎么知道周宇驰带来的是毛泽东的南巡谈话材料?反过来问,如果李文普得知,那么,当林豆豆告诉他林立果、叶群要杀害毛泽东、"南逃"广州和香港时,一开始他为什么不相信?这些细节,李文普的文章都未交代清楚。

  退一步说,假如林彪得知毛的南巡谈话,熟稔毛泽东性格的林彪不会不了解事情的严重性。问题是,林彪有什么反应?他准备如何应对?这是解读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的心理和行为的又一个关键性问题。然而,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亲历者披露任何相关史实,包括林豆豆。没有披露,可能的原因是:第一,完全不知情;第二,虽然知情,但碍于种种原因不愿意披露;第三,林彪没有态度或有态度但深藏不露;第四,根本不知道毛的南巡谈话。无论是何原因,只要史料不充分,很难确认林彪主谋或参与了杀害毛和"南逃"的策划。

  高德明的一篇文章称:9月7日上午,周宇驰驾驶直升机将顾同舟15页纸的情报送到北戴河。林立果领着他去见了林彪、叶群。拟定了三套方案:一是动员江腾蛟去上海、杭州组织王维国、陈励耘杀害毛泽东,让于新野先去上海、杭州侦察毛泽东的动向并观察王、陈二人态度;二是如谋害不成,就带黄、吴、李、邱到广州另立中央,实行地区割据;三是作最坏打算,为北去苏联作准备。事后,周宇驰曾向舰队成员说:"林副主席很动感情,抱着我的双肩说'宇驰同志,我把一切都交给你们了!'"高文还说,林立衡当时曾问林立果:"首长知道暗杀主席的事吗?"林立果肯定地说:"他也同意。"(高德明《林立果在"9o13"前的六个昼夜》,《中华儿女》2000年第12期)以高文的说法,林彪不仅知道毛的南巡谈话,而且参与了策划,至少知晓杀毛、南逃、北叛三个方案。问题是,高文没有出处,无法为据。

  一直随卫林彪、最为林彪信任的李文普,倒是提供了从9月7日到12日的6天里林彪一些令人费解的零星动态:

  (9月7日)林彪看到张宁、张清林,很高兴。叶群问他满意不满意时,他表示:"满意,很满意,一个老红军的女儿,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子,很好!"

  (9月8日)这一天,林彪一切如常,96号楼很平静,林彪也没有问我林立果到哪里去了。到了晚上,林立果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已安全到达北京,要我报告首长,我马上报告林彪、叶群,林彪点头说:"好!"

  (9月)9日,北戴河96楼比较平静。海里有人游泳,山上警卫森严,"林办"的人却像平常一样各忙各的。

  (9月10日)当天下午,林立衡带了张清林、张宁、杨森去山海关游玩,买了一些送给林彪、叶群的小礼品,林彪见了礼物很高兴,叶群叫我给他们照了相。

  (9月12日)上午,林彪叫我收拾一下东西,准备去大连……晚饭前,林彪也没有说要走,而是和叶群一起为林立衡、张清林举办婚礼,要我准备照相。叶群领着林立衡、张清林到林彪面前,说"张清林求婚,豆豆同意了,今天晚上就举办一个'订婚仪式'。"林彪说:"很好嘛!祝贺你们订婚啦!"叶群把我叫进客厅,给林彪、叶群、林立衡、张清林照了合照;又强拉着林立衡、张清林接吻,拍了照,又让女儿女婿出去同工作人员一起合影留念。(《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

  见准女婿、准儿媳,拍照合影,高兴收到小礼品……用李文普的话说,林彪这几天"平静"、"如常"。难道这就是林彪知悉南巡谈话后的反应?到底是知晓南巡谈话,但表面"一切如常"而暗中密谋;还是虽然知晓南巡谈话,但打算以不变应万变;抑或干脆蒙在鼓里,不知道南巡谈话?这些都还是未知数,林豆豆的"材料"也没有任何说明。


  林彪到底要去哪里

  林彪对毛的南巡谈话有何反应,不得而知;但那几天他打算去大连,却是几位亲历者都肯定的。

  林豆豆的"材料"说:"9月7日,首长对我们说的是去大连,叶群为了不让首长去大连,就叫李文普和刘吉纯对首长撒谎,说大连的水,首长不能喝。"(《林豆豆口述》)李文普证实了林豆豆的说法:"(9月12日)上午,林彪叫我收拾一下东西,准备去大连。大连是林彪常去的地方……我以为林彪真是去大连,按惯例给大连市交际处打电话,要他们检查一下房间,调控好林彪住房的温度,并对其他注意事项提出了要求。我又收拾了林彪随身带的东西。"(《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刘吉纯也说:"9月10日,我和林立衡碰了一次头,两人都未发现新情况,只听说准备去大连。"(《难忘的"九一三"前夜》)

  众所周知,同在北戴河的叶群、林立果另有打算,准备去广州、香港。这个情况大概是林豆豆最早知道的。从"林豆豆材料"看,她最先跟刘吉纯、李文普打了招呼,一开始李文普不大相信林豆豆所说。(《林豆豆口述》)李文普自己也说,对林立衡这番话,他感到突然,不相信。不相信的原因,是林彪让他准备去大连,并没说去广州;另外,林立衡和叶群感情不好,林立衡和林立果也有矛盾,感情平淡。他说长期在"林办",对林家真真假假的事见多了,听多了,也遇多了。(《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

  叶群、林立果要去广州、香港,必须说服林彪改变主意。怎么说服林彪的?"林豆豆材料"谈到9月12日晚上的一个情况:李文普告诉她,"主任叫我明早六点安排去广州,并叫我先不要通知八三四一部队。我问过首长,首长说广州太热,不利于他治病,不去广州了,还是说一定要去大连。主任就问我广州的房子有没有冷气设备,我说广州的住楼有冷气,不热。所以首长又对我说,去广州也行。"(《林豆豆口述》)李文普的说法是,9月11日"这一天,叶群试探性地向我讲了一下想去广州。我当时回答说,'现在天气这样热,去广州干什么?'"(《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李文普所说,证实了林豆豆说的叶群亲口告诉了李文普去广州的打算,但没有提到叶群询问冷气设备、让李文普去做林彪的工作、林彪同意去广州等情节。

  宋德金曾回忆:"大约是9月上旬,在林办人员中就有传言说,近日要换住地。然而,究竟去哪里?何时动身?在北戴河的人员是否全都随行?大家始终没有得到正式的说法。这里的规矩是'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听的不听,不该说的不说'。我来此(指北戴河--笔者注)时间不长,更是严守'三不'原则。又有内勤战士跟我说,听说去广州,又听说去大连。我说不知道。"(《真实的林彪》)宋德金所忆,是否表明原来打算去大连的林彪,经过劝说,改了主意,所以传出大连、广州两个去向的说法,也有待考证。

  不过,几位亲历者都说过同一个情况。"林豆豆材料"说:

  (9月12日)晚九点多,应我的请求帮助我掌握情况的林彪卫生员张恒昌告诉我,他听见了主任跟首长说:"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呀?!"小张说他始终没听见首长的任何声音。(《林豆豆口述》)

  这一情节,李文普有大致相同的记忆:

  (9月12日)二十一点左右,林立果回到96号楼,马上和叶群钻进林彪卧室三人一起密谈。林立衡逼着内勤公务员张恒昌、陈占照去门外偷听。张恒昌来告她:"刚才,在卫生间里,隔着门隐约听到里边两句谈话,一句是叶群说的:'就是到香港也行嘛!'一句是林立果说的:'到这时候,你还不把黄、吴、李、邱都交给我。'"(《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

  这个情节透露出两个信息:第一,间接表明林彪又改了主意,还是不愿意去广州,不然,叶群不会说"去广州不行"这句话;第二,林彪这时得知了叶群要去香港的想法。至于林立果说的把黄、吴、李、邱都交给他,是否指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交给"小舰队"挟持到广州去,不得而知。不过,这个情节,林豆豆和李文普都是间接当事人,而直接当事人张恒昌、陈占照没有关于这一情节的任何回忆。所以,此事有待直接当事人证实。

  如果叶群跟林彪说要去香港、林立果说要挟持黄、吴、李、邱去广州,那么叶群、林立果一定向林彪透露了相当严重的消息。因为,很显然,1970年代中共中央副主席出境到香港,只能是亡命之举,而绝非正常的政府行为。这一点,林彪不会不知。问题是,叶群用什么理由来劝说呢?是否就是毛的南巡谈话?也不得而知。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林彪得知叶群想去香港的打算,有什么反应?据"林豆豆材料"披露的张恒昌的说法,是"没听见首长的任何声音"。"没听见"有两种可能,一是林彪有回应,但张恒昌听不到;一是林彪根本没有回应。倘若是没有回应,那么,林彪是默许还是犹豫,抑或根本不考虑?没有史料,很难判断。

  蹊跷的是,陈占照回忆,当晚"十一点五十分左右,林彪又打铃,对我说马上夜航去大连,不休息了,有些东西可以不带,够用就行了。到大连一个星期就回来,回北京过国庆节。"(《林彪内勤公务员陈占照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揭发材料》,引自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下册)陈占照的材料来自舒云的书,未见公开发表,可靠性还待确认,至少时间有疑。但公开发表的刘吉纯的口述说:9月12日那天晚上,"叶群给秘书办公室打来电话,是李秘书接的,她派我去大连看房子。我问,怎么去?叶群说,坐火车去。我说,夜里没有开往大连的火车。叶群改口说,机场不是有架小飞机吗?我想了一下,说我不想去。她说不去就算了。"(《难忘的"九一三"前夜》)李文普也说,那天晚上"叶群在十点多钟向张恒昌说'明天早上六点去大连'"。宋德金回忆:9月12日晚上"大约十一点--十一点半,林彪的警卫李文普匆匆回到办公室,一边忙着办别的事情,一边让我立即给大连打电话,通知那边做好准备。"(《真实的林彪》)四位当事人的说法细节各异,时间、情节、对象都不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的情节:去大连。这说明,临到动身,目的地又改回了大连,至少几位工作人员听到的是如此。叶群说去大连,很可能是为掩人耳目;但林彪要去大连,是同样掩人耳目还是仍旧坚持原意呢?又是一个悬念。


  林彪是如何从96号楼出走的

  林彪离开北戴河96号楼时,林豆豆已经第二次去八三四一部队大队部求助,张清林则留在56号楼(林豆豆、张清林住地)观察,两人都不在现场,不是直接目击者。关于这一点,"林豆豆材料"里的叙述并不多,仅有一段:

  (9月12日晚),在56号楼的张清林接到林彪的卫生员小张按我的要求打来的电话,小张说:"他们(叶群、林立果)正在床上拽首长,情况十分紧急!首长马上就要被拽走了!汽车再过十分钟就要开动了!你们快,快,快呀……"(《林豆豆口述》)

  林豆豆特别说,其时是晚上十一点半钟左右。不久,她和张清林在八三四一部队大队部"眼睁睁"看着一辆红旗车从门口开过去,接着便听到了一声枪响,再听到几声枪响。(《林豆豆口述》)

  这段叙述的重点,在于林彪是被从床上"拽起来"的。坊间因此流传林彪服用了安眠药,是被人从床上生拉硬拽拖起来的,根本不像有"逃跑"打算的说法。见诸文字的,是张宁的书:"小陈和校长在叶群母子走后,一起进去服侍林彪吃安眠药,替他脱衣服,扶他上床谁觉,时间约十一点半左右。""周恩来亲自下令封锁机场,林立果得报后丢下电话报叶群,叶群带上林立果直奔林彪卧室,小陈和小张见状跟进,见叶群扑向床头一把拉起进入睡眠状态的林彪,大声喊道:'快起来吧!有人来抓你来啦!快穿衣服走吧!'"(《自己写自己》)张宁的描述除了林彪被从床上"拽起来"这一点与"林豆豆材料"近似,其余的都是"林豆豆材料"未曾提到的,而且绘声绘色,生动细腻,如现场目击一般。可是,无论林豆豆还是张宁都不是直接当事人,她们的说法有赖直接当事人证实。

  但直接当事人是另一种说法。张恒昌回忆:

  (9月12日)约二十二点三十分,我和陈占照商量,准备让林彪休息。这时叶群来到林彪客厅,同林彪说话。陈占照先去吃夜餐,准备吃完夜餐再让林彪休息。等陈占照回来后我去吃夜餐,还没吃完,陈占照打电话让我马上回去,这时大约二十三点三十分。林彪叫我通知叶群,空军疗养院的两个护士(在96楼照顾林彪)不带了,让人把她们送回去……然后我回到内勤值班室,陈占照说,首长马上要走,叫赶快收拾东西。陈占照要我报告林豆豆,我找了一会儿,没找到。大约二十三点四十分到五十分左右,叶群、林立果,还有刘沛丰,一起到林彪客厅。刘沛丰手里提着三、四个皮包。(《林彪内勤公务员张恒昌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揭发材料》,引自《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下册)

  陈占照的记忆是:

  (9月12日)二十三点左右,林彪打铃,我到了客厅,林彪要找小张,我去叫张恒昌。不一会儿,小张从林彪客厅出来,告诉我,林彪马上要走,要我去告诉叶群,走的时候不要带空军疗养院的两个护士。二十三点五十分左右,林立果、叶群、刘沛丰一起到林彪客厅。过了一会儿,叶群和林立果走出来。林彪又打铃,对我说马上夜航去大连,不休息了,有些东西可以不带,够用就行了。到大连住一个星期就回来,回北京过国庆节。这时,刘沛丰站在客厅门口,一言不发,我还看到沙发上放着三、四个黑色手提包。(《林彪内勤公务员陈占照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揭发材料》,引自《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下册)

  李文普的文章说:

  (9月12日)大约十一点多钟,叶群拉我到林彪卧室门外叫我等着,她先进去和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林彪对我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我说:"等要了飞机再走。"(《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

  张、陈的记忆时间不一,张说晚上十一点半,陈说晚上十一点左右;但情节相同,都是说林彪主动叫他们,没有提到林彪被从床上"拽起来"的情节。李文普虽是叶群叫去的,但其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也没有说到"拽起来"这个细节。作为间接当事人,"林豆豆材料"的说法是个孤证,也有待证实;而张宁的说法,更让人生疑。


  林彪想外逃苏联吗

  不管林彪是改了主意去广州,还是坚持原意去大连,最终的结果是坠毁在了异邦。官方将事件定性为"叛党叛国"。构成林彪"叛国"罪名的主要依据,是李文普提供的证词。人们无法看到证词原件,但李文普的文章提供了他的说法:

  当时已是深夜,天很黑,车开动了。叶群对林彪说:"李文普和老杨对首长的阶级感情很深。"我和杨振刚都没有说话。车到56楼时,我突然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汽车开到58楼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

  叶群说:"八三四一部队对首长不忠,冲!"

  杨振刚加快车速,过了58楼。

  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我才知道不是去大连,是要到苏联去,当时一听去苏联的地方,脑子里第一个反映就是叛逃,所以,在这一瞬间,我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

  我本能地大喊了一声"停车!"

  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

  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

  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

  我转身朝58楼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我开枪。

  林彪询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是整个"九一三"事件里最关键的细节。如果林彪说过这句话,那就表明林不是要去大连,而是准备去苏联。也就是说,"出国"是林彪在登上飞机之前就已确定至少是确知的打算,"叛国"罪名自然铁板钉钉。然而,正是对这个最关键的细节,不少人表示质疑;最极端者甚至认为李文普是高层安排在林彪身边的"内线"、"卧底",事后按照高层意图提供了假口供,作了"伪证"。持"挟持"说的林豆豆就一直否认李文普的说法。不过,林豆豆的这份材料无一字涉及李文普提供的这个细节。当然,李文普本人坚决否认"内线"说和"伪证"说。(《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

  张宁在自己的书里描述过一个情况:9月12日晚上十一点左右,叶群和林立果不断往林彪办公室跑,有时围着林彪嘀嘀咕咕,有时站在林彪身旁一句话不说,林彪始终不开口。林立衡推搡内勤小陈进去听听,小陈出来后说:"我刚进去的时候,听到首长哭(呜咽)着说'我至死是民族主义者',听到这句话,就被立果发现我了,立果推我的时候,首长回头望了一眼,我看见首长正淌着眼泪。"(《自己写自己》)一些人以此推测,叶群、林立果很可能跟林彪和盘托出了逃往苏联的打算,而林彪不愿意去苏联,所以才说自己"至死是民族主义者",也因此林彪不可能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然而,这只是假想,是模拟出来的一种语境。更关键的问题是,"林豆豆材料"没有提到这件事,张宁又不是现场目击者,张宁的描述依据何在?何况,作为直接当事人,前引陈占照、张恒昌的材料都未提到这个情节,张宁的说法无法被证实。

  到底林彪问没问过这句话,因为当晚在车内的六位直接当事人只有李文普健在,李的口供成了孤证,确认也好,否定也罢,考证起来已极为困难。但笔者对李文普的说法仍有疑问。几天前李文普听林豆豆说叶群、林立果要"挟持"林彪去香港,还不大相信,疑惑林豆豆为什么自己不去向林彪报告;这时他自己亲耳听到了林彪问话,而且确认林彪等人要"叛逃",反倒在跳车之后不去立即报告。是这位有二十余年军龄、长期做警卫工作的卫士长不了解事情的严重性,还是来不及报告?从林彪等人离开北戴河96号楼,到256号专机12点32分起飞,有40分钟左右的时间;(据256号专机第二副驾驶员康庭梓说,256号座机是9月13日零点三十二分起飞的。见康庭梓《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后》,《中华儿女》2000年第2期)即使起飞后,仍有向上级报告的时间。但直到这时,唯一知道林彪等人要"叛逃"苏联的李文普却没有报告。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对"林豆豆材料"以及其他当事人的回忆或口述提出的这些疑问,笔者并没有确定的结论。事实上,这份材料还有该书的其他文章留下的疑问远不止这些。解开这些疑问,仍待时日。

  (作者系文史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韩钢,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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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武汉“72O”事件导火索:王力“四点指示”之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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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72O"事件导火索:王力"四点指示"之谜(上)
Oct 19th 2013, 14:31, by 明鏡雜誌


  对于许多纪实文学或纪实文学式回忆录称为1967年武汉"72O"事件导火索的王力"四点指示"(以下简称"四点指示"),笔者曾在《回忆录与文革历史编造--以武汉"七二O"事件为例》一文中有所论及。翻拣手头现有资料,觉得仍可做更进一步的分析,故撰此文。

  一、"七二O"事件发生的背景
 
  所谓"四点指示",涉及到对当时武汉两大群众组织以及武汉军区"支左"工作的定性,因此首先需要说清楚1967年初以来的武汉政治形势。
 
  《浩劫中的一幕——武汉七二零事件亲历记》(以下简称《浩劫》)说:"这时候,武汉地区的各个群众组织,由于观点对立分成两大派。两大派争论的焦点是,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否正确?武汉和由北京南下的造反派把'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当成他们的行动纲领,不断挑起事端,接二连三地制造武斗事件。他们还漫骂、围攻、殴打执行'支左'任务的指战员,甚至绑架出面做工作的钟汉华政委,一步紧跟一步地向武汉军区施加压力。5月16日,许多持相反观点的群众组织为表明自己所持的立场,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他们认为,武汉军区'支左'工作中,认真执行了中央的有关指示,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更不能任意提出打倒军队的领导干部。""(对造反派)本着从大局出发的精神,着重给他们做工作;采取各种措施,解脱他们的困境,以利于把这些'文化大革命'的'闯将'保留下来。"(第48-第49页)
 
  这个说法显然不符合当时的历史真相。先来看看对立的两大群众组织。
 
  其一,武汉各造反派组织。当时武汉的6个重要造反派组织简称"三钢三新",即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此外还有工造总司、长办联司、新一冶、公安联司、省直约司、中学红联、市直机关红司等。造反派以批判前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前省长张体学起家,抓"革命职工联合会"成员,接管《湖北日报》、《长江日报》。1967年2月8日,部分造反派发表"二·八声明";3月17日,钢工总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组织被解散,主要头头和重要成员被抓。从4月底开始,造反派不断受到武力冲击,进入6月份以后,"百万雄师"向造反派发动"全面反击",围攻国棉二厂、汉阳轧钢厂、民众乐园、工艺大楼、新华农校区、汽车配件厂、华中师院、中南旅社、铁四院、无线电厂、水院、险峰大楼、机械学院、钢铁学院、长办联司、新湖大,"红武兵"还攻占了造反派汉阳中心联络站(参见徐海亮《武汉"七二O"事件实录》第236-第252页)。据"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回忆,毛泽东来武汉之前,造反派的力量已缩减成8000多人。
 
  其二,"百万雄师"。《浩劫》说"5月16日,许多持相反观点的群众组织为表明自己所持的立场,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政治旋涡中的杨成武》(以下简称《杨成武》)甚至把这个说法改成"5月16日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都不对。
 
  几十年后,"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头头的俞文斌承认,武汉市人民武装部系统在"百万雄师"组织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军队和地方政府也给予有力的支持。"文化革命中我(引者注:即俞文斌)最先从基干民兵中成立'红武兵'组织,后来在这个基础上组建了'百万雄师',这些都是市人民武装部巴方廷部长亲自促进组织的"。"我组织'红武兵',纺织、机械几个系统的民兵组成的;后来组成为'百万雄师',部长不出面,各个局都是叫我们武装干部、副部长出面。工作开展起来,军队系统都是支持我们的,从军委到市武装部,各级都完全支持我们。我与各个单位的领导也都熟悉起来"。"武斗是作战部搞的,作战部是个大部(按:13个常委,有3个是作战部长,1个是武斗与警卫专业队'雄师支队'队长),也不是专搞武斗,他们还要'斗批改',开大会、批判'走资派'。那时,大批的物资是由市一商、二商提供的,二商局长叫我'老俞,你要什么有什么'!我们的后勤供应做的很好"。特别是6月中间以后,武汉军区党委决定,将对"百万雄师"的领导权从人武部交给独立师掌握以后,对其支持力度更大。俞文斌回忆说,"有一次有人打电话叫我去8201部队(引者注:即独立师),到部队以后,才知道团以上的干部都已经集合起来了,我一去,大家都鼓掌欢迎,我心里很激动。他们领导说什么事也没有,就是大家见见面,熟悉一下,吃餐饭"(余言《俞文斌的口述片段》)。
 
  对于武汉军区及下属单位与"百万雄师"的关系,周恩来在1967年7月18日讲话时就已经说的很清楚:"'百万雄师'是4o16开始酝酿,5o16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空军后勤政委提出的工总保王任重,我感到惊讶!如果刘少奇支持了北京市革委会,就能说明谢富治保了刘少奇吗?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六·四公告'出来就使'百万雄师'得到合法发展。'六·六通令'出来,六月七日'百万雄师'就有调整,所以'百万雄师'是不是人武部的?(下面答:抓办搞的。周恩来说:'抓办、抓办,抓办里坏得很'--此句在周讲话的纪录稿里漏记,是陈再道'检讨'中披露的)"可见"百万雄师"自发成立一说根本站不住脚。
 
  "百万雄师"坚持"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17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大多数地方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坚决反对'杀向社会',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坚持反对对干部不加分析,一律打倒"的宗旨(《杨成武》),与造反派针锋相对。其人多势众,又得到武汉军区特别是独立师的支持,1967年6月间通过一系列武斗占据武汉大部分市区的重要据点,对中央要求为造反派组织工总平反,认定"百万雄师"为保守组织极为不满。其头头俞文斌后来说:"七二O事件"当时实质上就是反对了毛泽东。
 
  在武汉各派群众组织的角逐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武汉军区。其对各派群众组织的态度,对中央的要求或积极执行,或消极抵制,左右着武汉地区的形势走向。
 
  1967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军队开始介入"文革"。但这个由毛泽东"逼"出来的决定很快带来了军队机关、院校乃至部队的混乱。据叶群告诉吴法宪说,"1月下旬,林彪紧急约见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以及杨成武,林彪说:军队这样下去很危险,要搞一个'条条'。然后,林彪根据大家的意见,口授了七条意见。"这7条意见包括:军以下和军委指定的单位不搞运动,只坚持正面教育的方针,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要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一切外出串联的之军队人员,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不准在北京和其他地方逗留。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和军队内的战备系统、保密系统。但它送到军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时,江青和中央文革却不同意,叶剑英等人与之争论的很厉害。后来叶打电话给林彪,说是不是找一下毛泽东。于是林彪立即带徐向前去见毛(徐当时是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毛泽东同意了"七条",建议还加上"加强对子女的教育",这样就成了"八条"。当毛泽东在文件上批完"所定八条,很好,照发"之后,林彪说:"主席,你签了这个字,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呀!"(参见《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48-649页)
 
  当时正在北京京西宾馆开会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等人衷心拥护"军委八条",特别是在会上听了毛泽东的讲话以后,陈说:"我是这样理解的:毛主席的重要讲话,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如果退避三舍,退避四舍也不行,那就得来硬一点的办法,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毛泽东在湖北》,第18-19页)。回到武汉后,军区和公安机关于3月17日"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迅速解放了一大批地方领导干部,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同上书,第19页)。但这场根据"军委八条命令"所采取的行动充满着强烈的宗派斗争色彩。"七二O"事件发生后,陈再道《关于"七二0事件"的检讨》(以下简称"检讨")承认:自己"乱用八条来镇压革命。为什么镇压呢?因为我已经是个资产阶级分子,已经蜕化了,已经很多问题了。""自己过去有一些错误,腐化堕落,生活糜烂,所以就不革命,就怕,怕革命。""这次回来什么不做,在北京就准备说李迎希、张广才是野心家,要夺军权,要把军队搞乱,活动了许多造反派,卫校啊,高级步校啊,文艺团体,凡是接近他们的,谈过话的,就说是有问题,乱污蔑,就说政治不纯是混进来的。借公安六条,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认为不好就抓,所以就捉人。""在生产方面,借口生产来压革命。生产要抓,现在春耕季节来了,自己就赤膊上阵,有几次我就亲自抓人。高级步校副校长,我就抓起来了么,卫校抓人我到了。司令部文工团我到了。除了我的意图,在这个整个反动路线下面,实行白色恐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在军内捉了两百多,那时候说是一百七,把一些青年抓起来。""为了对付革命,为了自己执行反动路线,镇压革命,打击造反派,报复。抓革命促生产啊!实际上就是乘这个机会搞'抓办'。因为这个'抓办'将来干部好,就是准备搞三结合的。""所以抓了九百人,解散了几十个组织,全省一百多,大抓人"。"发表'三。二一'通告,解散工总,这是发展到了高峰,把工人总部这样大的组织解散了,也不调查,也不研究。报告报了,没有批准就做了,解散工总,抓了工总的负责人。那个十六条、八条上说的是个别的,证据确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谁个叫我大批抓了?都反对么!我们采取大批捕人,解散工总,当然材料整了,我点了头么,说材料看不看,谁看那么多。说照公安六条做是对的,对个鬼啊!一个都不对,就是反动的,你站在资产阶级方面,镇压无产阶级,镇压革命,那你说的对罗,你站到革命方面,站到无产阶级方面看,那就是反动透顶,那是实行白色恐怖。点头之后,准备汽车,牛怀龙独立师,还把罗孟刚叫来,叫后勤出汽车,先说抓二百,抓三百,结果一夜抓了四百七。""为什么这样做呢?这些人就是反对了我,要打倒你,就是不满,就是报复,就是要整。"陈的"检讨"在认识上对自己上纲上线分析,以求深刻,可以理解,却不会给自己编造些没影的事儿。
 
  3月中旬,陈、钟赴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五一"前夕返回武汉。这期间,《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4月6日,中央军委发布"十条命令"。这主要是因为此前发生了青海赵永夫事件、内蒙王良太事件,军队开了枪,杀了人,流了血,对象又是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小将。所以毛泽东在有关文件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问题就值得研究了。"(《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68页)"军委十条"由此出台。两个命令政治倾向明显不同:前者重点在于维护军队的正常秩序,后者要求不要打击起来造反的革命群众。"十条"命令的公布,给前一个阶段以"八条"命令为依据抓人、解散"工人总部"的陈再道、钟汉华及武汉军区很大压力。陈再道说他在北京参加了几个月的军委扩大会议回到武汉后,发现"武汉地区的形势出现了反复,前一个阶段抓的坏头头和骨干分子,大部分都放了出来","标语、漫画、大字报覆盖全武汉市,颇具火药味,什么'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油炸陈再道,火烧钟汉华!'等等,举目皆是。"(《毛泽东在湖北》,第19-第20页)

  5月16日,"百万雄师"组织成立。6月,受到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发动一系列武装进攻,造反派的地盘和势力大大缩小。周恩来说:"(百万雄师)在军区开过会,六月八日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周恩来7.18讲话》)。
 
  《浩劫》说:"6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的一份电报说:'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o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这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电报,是康生授意搞的。电报发出之前,中央文革的一个'记者'把电报拿给武汉造反派驻京联络站的头头看,以此向他们打招呼,并且说,这份电报是经过康生批准的。'中央'急需有关武汉军区的材料,希望他们大量收集,每天向"中央"汇报一次。他还煽动说,从电报中完全可以看出中央文革对武汉军区的态度,希望武汉造反派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第52-第53页)把中央制止武汉武斗的电报说成是康生个人搞的,并非事实。中央文革碰头会一向是由周恩来主持的,周不点头,这份电报不会发出。他到武汉后的看法与之没有什么不同。
 
  《浩劫》一书借"百万雄师"之口说:"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认真执行了中央的有关指示"。实际上,这期间军区党委对中央及其领导人的要求是选择性执行。比如,不承认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当时中共中央唯一尚存的日常事务处理机制,不执行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要求停止武斗的电报,对军委发布的命令,执行"八条",不执行"十条"。对周恩来的批评充满对抗情绪,甚至还拍了桌子。钟汉华后来检查说:"在15、16两日的汇报中,中央首长的插话又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大方向错了,工总要翻案,三新二司的大方向是对的。显然我们的攻击失败了,但心不死,又把后梯队(各大单位的领导)调上来攻击中央。要中央听听下面的意见,其实都是我们定的调子。下面对'百万雄师'、三新、二司是有不同观点和见解的。特别是'百万雄师'挑起大武斗以后,这是再次企图逼中央照我们的方针办"(徐海亮《武汉"720"事件实录》,第25-第26页)。周恩来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他的18日讲话,钟汉华还是批准向独立师传达了。最后,尽管在周恩来做7.18讲话时,陈表示,如果毛泽东在传达提纲上签字就执行。当天晚上,陈、钟见到了毛泽东,毛保证不打倒他们,但要求他们做部队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承认"支左"有错误。毛亲自布置的这项工作并未得到落实。陈"检讨"时承认:"(我)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主席七月十八号的指示,要我们做好部队工作,做好'百万雄师'的工作,也未传达,也未去做。"
 
  在肯定还是否定军区"支左"方向这个关键问题上,武汉部队一些机关、基层干部和战士的对立情绪更强烈,不仅独立师,29师乃至空15军都有人卷了进来。其中以独立师的情况最为典型。武汉市人武部在"红武兵"、"百万雄师"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独立师积极支持6月份"百万雄师"的重大武斗,卷入颇深。如6月17日六渡桥发生大型武斗时,独立师派团参谋长坐镇江汉区委参与指挥,师政委蔡炳臣本人多次打电话到现场做指示。相当一部分独立师官兵和"百万雄师"成员有政治前途同命相连的感觉。据"七二O"事件中被抓走,并被软禁于独立师师部的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回忆,他听到门口有人说"听说总理和伯达要来",有人回道"他妈的两个人还不是一个调"!蔡炳臣政委进来后,对张根成说:"领导通了好办,下边不通,领导的话不听,我也没有办法",又叫把被撕下的领章帽徽还了张。这时,师政治部一位主任进来问"那个人呢怎么样了",蔡忙眨眼示意不要讲,那人不明蔡意,还追问"那个人呢!?"蔡反问"哪个人"?"就是那个游泳的人,问那老头子那地方"?(引者注:毛泽东当时想到武汉畅游长江)蔡不想回答,说"那谁知道呀"!后来师作战科长和干部科长又盘问张,并说:"你们中央带着框框下来,不深入群众,不调查研究;来到武汉就到知识分子窝里钻。你们中央(文革)就是只要知识分子,不要工农兵……你们中央夺军权"!(参见《东湖风云录》,第228-第229页)
 
  不管当事人承认还是不承认,毛泽东在1967年7月到武汉之前,那里确实如同布满干柴和油脂,就等着一把火引燃。一旦大火燃起,人挡杀人,佛挡杀佛,谁也不拦住。
 
  二、谢富治、王力在水院都讲了什么?
 
  "文革"结束后,许多著述都是说7月18日晚上,在机场送周恩来回北京后,谢富治、王力等人在水利电力学院对造反派发表讲话引发了"七二O"事件。例如《浩劫》一书说:"7月19日,造反派以无数个高音喇叭在武汉镇到处播放谢富治和王力在水利电力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同时还播放了王力的'四点指示'。什么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什么要为工总平反;什么造反派是革命派;什么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听到这些,武汉军民怒不可遏,。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的街头巷尾"(第74页)。《杨成武》的叙述大同小异。
 
  这段文字说造反派播放谢、王的讲话,却对其内容一个也不透露,介绍的全是所谓王力"四点指示"的内容,接着得出结论--"谢富治、王力二人的讲话,已成为'七二O'事件爆发的导火索"(《浩劫》,第75页)。那么,究竟是谢、王"讲话",还是"四点指示"哪一个引发了事件?对此,素来缺少学术规范意识的纪实文学作家们并不关心,也没有想搞清楚它的意思。但本文还是想回顾一下,看看谢、王那天晚上究竟说了些什么。
 
  谢富治讲话:
 
  亲爱的同学们,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
 
  首先,让我代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向所有武汉市的革命派同志们问好!(群众激动,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让我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向同志们问好!(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我代表党中央、周恩来总理向同志们问好!(欢呼、热烈掌声)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关锋同志、戚本禹同志、姚文元同志向同志们问好!(欢呼声,热烈掌声)也向武汉的所有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最热烈的敬礼!(热烈掌声、呼口号)
 
  同志们,我们临行的时候,我们见到了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非常健康!(长时间欢呼:毛主席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武汉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呼口号)。非常关心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长时间欢呼,热烈掌声)我们临行的时候,也见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身体非常健康。(欢呼,热烈掌声)
 
  同志们、同学们,我们这次来武汉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派了我和王力同志、余立金同志,还有一些革命小将同志是三结合,我们来武汉是向武汉的所有的革命派同志们来学习的,是当小学生的。今天,我们到了水利电力学院,我们是来看大学报的但是大学也没有好好看,学习也还没有开始呢,所以我们没有什么话可讲,只是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向同志们关心,我们带来了。我们没有什么别的话好讲,我们要从现在起,我们就开始向你们学习,先当小学生。(口号、掌声)
 
  同志们,同学们,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毛主席、党中央告诉了我们,武汉市、湖北省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一方面是一片大好形势,好得很,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武汉市所有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人民解放军同志们,你们自己来解决!(掌声)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三相信、三依靠。三相信就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人民解放军,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干部的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首先是相信武汉的所有的革命派同志们!(热烈鼓掌)相信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热烈鼓掌,呼口号)相信所有革命派的同志们!(激动地长时间热烈鼓掌、呼口号)同志们,我们没有话讲了,但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我们在你们的总部,还有其他的方面我们再三提过了,今天再一次向你们建议。第一条:所有的革命派同志们,所有的群众组织,为了创造一个解决问题的良好气氛和良好条件,停止一切武斗。(鼓掌,呼口号)第二条:我们好好坐下来学习。我们掌握解决问题的思想武器,就是学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最近以来的一些重要指示,和报纸上的社论,特别是要学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十年前所著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一部伟大的光辉著作。(呼口号)拿这个伟大的著作,作为我们解决当前武汉问题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许多矛盾,作为一锐利武器来武装我们的头脑。(呼口号)同志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停止内战,我们就可以把一切精力集中到我们反对和进攻那些主要的敌人。(鼓掌,呼口号)把主要的精力集中从政治、思想上、理论上各方面去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王任重。(高呼口号声)
 
  同志们,我们记住我们解决主要矛盾。同志们,这样,我们还要团结多数,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毛主席曾教导过我们几次,在去年8月份给,给清华附中的一封非常热情的歌颂当时红卫兵的信,那是最高度最热情的歌颂和评价,当时的这一件新生事物--红卫兵,但是同时提出了,要当时的红卫兵要注意团结多数,只有无产阶级,只有全人类解放了,无产阶级自己才能够得到解放。可当时的红卫兵小将同志们,把前半截接受了,后半句没接受,只有什么红五类,把别人说成黑七类、黑五类、狗崽子、狗孙子,后来有一小部分人走向反面,甚至有极少的走向了反动组织联动,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今年的三七指示中又再一次提出了这个口号,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什么再三提出这个口号,这就需要深思考,要仔仔细细地考虑一下,想一想,(呼口号)我们支持所有的革命同志们,我们要支持你们团结多数,(鼓掌)我的话说完了,现在让王力同志来讲,(热烈鼓掌)让我们喊几个口号:无产阶级革命派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呼口号)(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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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72O"事件导火索:王力"四点指示"之谜(下)
Oct 19th 2013, 14:31, by 明鏡雜誌


  王力讲话:
 
  亲爱的同志们!战友们!(口号,掌声)
 
  刚才谢富治同志作了一篇很好的讲话,他已经代表了我们,把我们的话都说完了,你们赞成吗(大笑)。同志们是不是赞成谢富治同志说的那些话?(众答:赞成!)
 
  第一我不是首长,第二没有指示,我们都是老百姓,我们是来……(大笑,众口号声)毛主席派我们来是当小学生的(掌声),第一是来问候你们,第二是来向你们学习!(掌声)。在武汉地区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掌声)。我们相信武汉的问题是一定能够解决的!(掌声)是一定能够很好的解决的!(掌声)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排队是排到最后了,但是解决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欢呼声,口号声)。为什么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呢?因为我们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长时间的欢呼声,掌声,口号声)我们坚定地相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一定能够自己担负起解决武汉问题的责任(掌声)。同志们!(掌声)同志们!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掌声,口号: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热烈掌声,欢呼声,口号:毛主席万岁!)这种现象叫它一去不复返了!(作扫开的手势,热烈掌声,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我们想念毛主席"口号声不断)

  同志们,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同志们提出要求(掌声),就是要求同志们一定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道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掌声)。同志们,这不是策略问题,这不是一时的措施,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的保证(口号声)。这也是同志们能够把毛主席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红旗永远高高举起的一个最重要的保证(掌声)。我们必须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受压制、受打击、受排斥,这种现象把它翻过来!(热烈掌声,欢呼声,口号:"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但是,我们决不能够对别的同志,对别人,对别的阶级弟兄,对群众来采取压制,打击报复,我们决不能采取这样做法(掌声、口号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一点压迫有好处(笑,掌声)。我们不能够因为个人受打击,我们就动个人的情感,同志们,我们不能够动个人情感,我们要动阶级的情感!(掌声)。只要同志们牢牢地记住毛主席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武汉的问题就能解决得好!(掌声)。为了创造解决武汉问题的有利的气氛和条件,刚才谢富治同志作了两条建议:第一停止武斗,第二坐下来学习!(掌声、口号)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把毛主席天才地创造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最新的里程碑,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要用毛主席这些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想一想,这一年多来的斗争,总结一下,检查一下,正确的认识武汉的形势,正确地抓住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的主要问题,紧紧地抓住主要矛盾,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正确地认识和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检查一下我们在这段时间内我们所提出的口号,那一些是正确的,那一些是不怎么正确的,检查一下,我们处理两类矛盾的方法,特别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有没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这叫做学习,学习就是斗争。(掌声)。学习就必须联系实际,就必须带着问题学,就必须找活思想,就必须解决我们武汉地区以及我们每一个团体当前正面临着的主要问题,同志们,正确的态度对待人民解放军(掌声、口号)。同志们,我们要把主席在今年四月间强调地提出来的"拥军爱民"的这个旗帜,这个口号举起来,好不好(众答:好!掌声、口号)。同志们,毛主席提出来的"拥军爱民"的口号不是在平时提的,不是每年春节那样的一般的"拥军爱民",而是作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军队介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是作为一个重要战略口号提出来的!(掌声)。这个口号指导着我们正确地认识形势,正确地认识矛盾的性质,正确地提出口号,正确地处理矛盾的问题。特别是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一方面,军队的同志犯了错误,只要他检讨,改正就好啦!(掌声)。检查了,改正了就不要打倒啦!(众笑,热烈掌声)。我们相信,武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是不会辜负毛主席对他们的信任的(掌声、口号)。至于武汉地区的问题究竟怎么解决,我们还要专门找同志们的代表,找各方面的代表,要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向同志们学习(掌声)。今天,我们主要的是来向同志们问候问候。
 
  让我们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根据水院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评价上述讲话的影响要搞清楚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谢、王去水院讲话的行为是否违反政治纪律和办事程序?
 
  《微行》借杨成武之口,于20日早上责怪谢富治、王力、刘丰等人去水利学院看望造反派,发表讲话是"胡闹"、"闯祸",原因是他们没有请示过周恩来和毛泽东。但谢、王二人到武汉后一直在做各派群众组织的工作:15日,谢、王在华中工学院看望造反派并发表讲话;16日,到设在3506工厂的"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去见那里的头头,因为沟通不畅,仅呆了20多分钟;17日,到武汉测绘学院与钢二司成员座谈;18日到水院发表讲话。可见其工作是连续性的,每次对象不同,这类常态性工作无需事事请示,在办事程序上并没有出格。18日晚送走周恩来之后,谢表示要去水院"亮相",王曾犹豫了一下,也只涉及去不去的问题,与请示不请示无关。《微行》借杨成武之口责难没有任何道理。况且,在1967年的武汉之行中,杨成武主要负责保障毛泽东安全,只是偶尔在毛、周的建议下参加会议听情况。没有毛的明确指示,他不可能插手谢、王的工作,进而对其指责。"七二O"事件发生时,只由谢、王二人出面应对,住在距事发现场仅200米的百花一号的杨成武根本不露面,也说明他并不认为自己在处理武汉问题上负有责任。还需要说明的是,杨成武素有"军中儒将"之称,与"没上过学"的陈再道等将领在说话、办事上风格颇异。他会不会当着谢副总理说出"胡闹"、"闯祸"这样的话来?毕竟谢一直是毛泽东最信任的部下之一,政治排名又在杨之前。所以笔者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一情节和对话是作者杜撰的。
 
  二是谢、王水院讲话与前几次讲话有什么重大不同?
 
  笔者比较了一下水院讲话及谢、王几天来在华中工学院、武汉测绘学院的讲话(座谈),发觉二人每次都建议要文斗,不要武斗(制止武斗的要求在与"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的头头们谈话时也提及),建议坐下来学习,尤其是学习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做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说有明显不同之处,就是7月18日下午周恩来的讲话,已经做出了造反派是主要依靠力量,"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的结论,当晚谢、王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也加大了赞扬造反派的力度。谢更世故些,讲话更空泛些,直接落实到武汉本身的话不多,王则用"我们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这类话,把这种情绪表达得更加突出。1988年,王力向党中央的申诉书也说,自己只说了确定"钢派"等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群众组织,把"百万雄师"当作团结对象。结合当时谢、王的讲话记录来看,即使他们确已流露出这方面的意思,语句也较含蓄,远不像后来浮出水面的"四点指示"那样直白。
 
  谢、王讲话之后,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政委箫前也发表讲话,会议结束。
 
  三、王力"四点指示"浮出水面
 
  谢、王等人的激动讲话确实给造反派很大鼓舞,省直红司头头郑军等人后来把讲话录音拿到湖北饭店,对着省委用高音喇叭播放(参见徐海亮《武汉"七二O"事件实录》,第59页)。
 
  (一)各造反派组织借谢、王讲话形成压倒性宣传优势是在什么时间?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微行》所描写的武汉市"高音喇叭,更有宣传车走大街串小巷,满世界播放谢富治和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的场景,一大清早不可能出现。熟悉录音设备的人都知道,当时中国还没有小型录放机,都是重二三十斤的笨重家伙,用的像电影胶片一样的棕红色磁带。笔者文革时下乡,在公社当文化站长,曾背着它走几十里山路到下面的生产队里录制发言,回来交广播站广播,知道那时翻制一盘磁带很费功夫。要把谢、王的讲话录音一盘盘翻录出来,送到武汉三镇的各处广播站,甚至供给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进行广播的人(当时造反派方面很少有大型广播车,主要是这些称为"轻骑队"三轮广播车)使用,没有足够的时间做不到。《微行》说"上午八九点钟,'百万雄师'似乎从最初的打击下清醒过来,以更大的势头开始反击",好像此前造反派已在全市范围内形成了"广播宣传战"的压倒之势,这个说法与事实不符。能够在19日"上午八九点钟"之前造成这种态势的技术前提是各造反派组织已经联合起来,并且建了好联结武汉三镇造反派各广播点的广播网。从省直红司头头郑军要把讲话拿到湖北饭店播放的情况看,当时并不存在这一广播网。可见"满世界播放"谢、王水院讲话的时间不会太早。目前明确表示听到了广播讲话,并且能够认定时间的是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他记得当时是下午15时军区开始举行党委扩大会议以后,"王力在水院的讲话录音已经在军区外播送,会场上皆可以听见;我敏感地觉得情况不大对,提醒王(他的)讲话录音已经放了。王还糊里糊涂反问'怎么啊,有问题吗?'"(徐海亮《武汉"七二O"事件实录》,第60页)。
 
  (二)谢、王讲话能够激起了独立师官兵和"百万雄师"成员的极大愤慨吗?
 
  《微行》说:"百万雄师""以更大的势头开始反击。更多的高音喇叭以军歌为前奏,'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歌声过后,慷慨悲昂上战场。男兵女将,'面对死亡放声大笑,拼死的呐喊呼号响彻云霄:'这是最后的斗争!同志们,战友们,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如果这个场景描写是真的,"百万雄师"播放的歌曲和呼喊的口号无疑充满了强烈的鼓动武斗和拚死一搏的情绪。问题在于他们是什么时候出现这种悲壮情绪的?谢、王在讲话中虽然支持了造反派,却还建议与其他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停止武斗,坐下来学习,并没有对"百万雄师"在政治上宣判"死刑"(对其为"保守组织"的政治定性出现在周恩来7.18讲话和所谓"四点指示"中,这个问题放在后面讨论),"百万雄师"与谁去做"最后的斗争"?根据目前所见资料,19日从早上到下午16时几个战士到军区政治部造反之前,武汉各区都比较平静,没有爆发任何大规模群体对抗性事件。"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头头俞文斌回忆说,19日他白天在省委开会,省直联司头头杨以才开车接他去东湖,说毛泽东就在武汉,周总理准备接见他们(此系谣言),但因公安机关一些人闹事,没有成功。当晚在他还在军区食堂吃了晚饭。其他总站头头杨道安、谢华敏、孙德洲等人也是直到晚上22时前后才开会决定派代表去军区大院"落实"王力"四点指示"的。可见,"百万雄师"19日一大早就产生了强烈反弹的说法要么是编造的,要么是把从19日夜及后来几天的场景移植过来了。
 
  但从19日上午开始(准确些说从头一天晚上开始),一股对立的暗流已经开始涌动。它最初仅仅限于武汉部队内部。当天上午,独立师召开干部会议,并在会上传达周总理的7.18讲话。这个会于18日深夜经钟汉华批准,独立师常委开会研究决定,传达范围为团级干部。18日深夜,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到政委蔡炳臣家开会,第二天突然扩大了传达范围,通知机关排以上干部、直属分队连以上干部、部分支左人员参加会议。于是不允许传达,尤其是不允许在没有做好广大官兵思想转弯子工作之前扩散的周恩来7.18讲话内容迅速在部队内部传播。独立师派到各单位的"支左"军代表,在听完传达后,也迅速把讲话内容告诉武汉各部门、各单位的"百万雄师"成员。
 
  19日下午15时,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王力回忆说,谢富治与自己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谢传达了周恩来7.18讲话精神,自己讲的是理论问题,从"文革"发展的历史说起,说要理解文化大革命。我讲了"你们这些师级以上领导干部,对文化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像小学生一样,需要上文化大革命第一课,从ABC讲起。"这些话武汉军区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不爱听。期间,怒气冲冲的独立师蔡政委先离开会场。牛师长要求发言被王力制止,愤然退出会场后回到师作战部,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
 
  此时,在会议室外,被称作"七二O"事件导火索的所谓王力"四点指示"浮出水面。

  下午16时,谢、王、陈、钟等人正在军区参加师以上干部会议,几个独立师的战士到军区大院造反,反对"四点指示",这是最早有人提到"四点指示"这个说法。据军区秘书科事后揭发,到政治部值班室来造反的战士提出这个问题时,机关的同志一头雾水,"都不知道王力同志有指示"(参见徐海亮《武汉"七二O"事件实录》,第61页)。这也从侧面证实《浩劫》、《杨成武》关于19日白天造反派播出谢、王讲话的同时,也播出了"四点指示"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同在一个军区大院里,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听到了谢、王讲话播音,如果同时也播出了"四点指示",军区机关人员能听不到吗,怎么会对此一无所知?
 
  当时,为了制止战士对军区大院的冲击,军区负责人做战士工作,又派人找独立师的牛怀龙、蔡炳臣两位领导,要他们去做工作。后来独立师副师长、副政委去军区大院做工作,对战士说"你们不通,我们还不通呢,快回去"!19时,又有独立师的49人冲进军区,硬要谢接见,回答问题。并质问军区:王力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23时半,独立师各团宣传车在师部集中,准备上街。蔡政委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其时,独立师已经有200多人围着军区二号楼大闹。
 
  "百万雄师"开始积极配合独立师,采取有组织的行动是在当天夜里。"百万雄师"一些头头多年之后的回忆,几乎无人认为落实"四点指示"是他们发动的,均把矛头指向独立师,认为是他们挑起来的。硚口区分站的宣传部副部长汪洋说晚上10时,他才赶到总联络站,与总站头头杨道安一起去了军区大院。其他如谢华敏、孙德洲等总站头头也是在这前后赶到。总站头头杨道安、孙德洲主持会议,杨说:"今晚中央来汉首长接见,我们与王力谈判。……谈判时要做好记录"。20日2时,在军区会议室,由独立师作战科长孙某召集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开会,商议和组织了揪斗王力事宜。零时30分,冲击宾馆北门的武昌"武汉公安",持有区公安局军管会王福(独立师干部)的介绍信。东湖"园艺军"控制水路、码头,首先冲击宾馆西门和北门(参见徐海亮《武汉"720事件"真相--至今争论不休的史实和观点》)。这种情况可能反映了"百万雄师"下属一些组织对冲击东湖宾馆早有计划,并先于总络联站的计划开始实施。5时40分,独立师和"百万雄师"成员冲入西门,包围中央代表团驻地百花二号,殴打陈再道、王力,绑架代表团成员王力、张根成、尹聚萍,直接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震惊中外的"七二O"事件由此拉开序幕。
 
  四、对编造所谓王力"四点指示"的分析
 
  所谓王力"四点指示",即是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革命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这4条,《浩劫》、《杨成武》两书都有介绍。这个指示是王力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当着谁的面做的?几十年过去了,无论是当时的造反派,还是"百万雄师",无论是在"七二O"事件后的大规模清查中,还是"文革"结束后对谢(已死)、王二人政治审查时,竟然都说不清楚。王力自己对是否做过这个"四点指示"也没有正面回应,只是在1988年8月30日谈到,1980年政法部门在预审中已宣布关于武汉事件不再追究自己的责任。现在,主要当事人大都不在世了,所谓"七二O"事件的导火索--王力"四点指示"的来踪去脉也就成了一个谜。
 
  仅从内容上分析,不难看出它是根据周恩来7.18讲话建议部分的前4条修改而来的。周恩来在讲话中说:
 
  我们有几个建议:
 
  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
 
  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
 
  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做(以下略)
 
  在所谓王力"四点指示"中,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释放被抓的造反派来自第一条;造反派是革命派、左派来自第二条;"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来自第四条。但周在第三条中所说的"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这句话却被刻意删除,从而进一步增强了"百万雄师"组织及其成员的危机感。这部分内容经过加工为"四点指示"后,更突出了对军区党委、造反派和"百万雄师"这3个最敏感的政治群体的结论性评价,既简要,又明晰,也更容易诱发本已充满火药味的社会情绪激化。
 
  那么,它是怎么出现的?
 
  第一,这个"四点指示"与王力本人无关。
 
  《浩劫》、《杨成武》说造反派19日一大早就在播放谢、王讲话,同时也播放了王力"四点指示",前文已经说过是不可信的。更进一步追究,这个"四点指示"是播的录音呢,还是文字稿?如果是录音,就意味着是在18日晚上水院大会上做的。但这不符合一般工作原则,因为这类结论性意见通常要由在场的最高领导来做。谢在现场地位最高,他都没做"四点指示",王怎么敢做指示?他虽然是一介书生,但参加革命多年,官也做的不小了,难道不懂这点规矩吗?周恩来反复嘱咐不许传达讲话,王力怎么敢一转身就在大庭广众之中把讲话最核心的内容告诉红卫兵,谢当场不去制止这种违犯纪律的行为吗?犯同样错误的钟汉华后来为擅自批准独立师传达讲话反复检讨;王力却从来没有就此认过错,"文革"结束后政法部门也没予以追究。当年在场听王力讲话的人,没人有谢、王、刘、萧依次讲话后,王再次讲话的印象。如果是文字稿,王力通过谁把"四点指示"传递给造反派呢?最可能是通过中央代表团工作人员们,因为他们一直在负责与武汉各群众组织联系,王力却不认识任何一位水院造反派的重要成员,也没有其他联系渠道。谢、王18日晚去水院是临时动议,工作人员们一开始不知道。据中央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回忆,"半夜,军区通知中央代表团其他人员:谢、王已到水院,问他们去否。后一行人也赶到体育馆,讲话已经开始"(徐海亮《武汉"七二O"事件实录》,第52页)。如果真有所谓王力"四点指示",也只能是王讲完话后,写在条子上交给代表团工作人员或记者转交。当然王力要做这件事风险极大:该"指示"必然会被造反派公之于众,届时不但有违犯纪律之错,在谢富治那里也无法交待。只要不是昏了头,谁会去干这种傻事儿?王力被关押后,张根成等代表团工作人员都受到严格审查,有的甚至被关押多年,惟其审查内容并不涉及转交"四点指示"问题,可见这个途径并不存在。
 
  第二,独立师主要领导牛怀龙、蔡炳臣也不会是"四点指示"的编造者。牛、蔡二人虽然从15日的汇报会开始,就对中央的态度不满,但真正对立却是在19日下午3时开始的军区党委扩大会上。当王力讲话时,牛怀龙要求发言被制止,蔡炳臣气冲冲离开会场,牛也相继退出。会议下午15时开始,谢发言约2小时,王发言时当在17时之后。而"四点指示"早在16时已浮出水面。
 
  第三,没有在19日上午听到周7.18讲话传达的独立师官兵不可能编造,因为当天下午16时前他们还不知道这些内容。该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直到下午,才对副参谋长贺言生说,明天要在机关勤杂人员和直属分队传达周总理指示。晚饭后,周又突然提出要提前传达(参见徐海亮《武汉"七二O"事件实录》,第56页),说明这部分人知道的比较晚。
 
  第四,"百万雄师"主要头头不可能编造。19日上午,独立师传达讲话会议结束后,中央结论便通过在各单位"支左"的军代表扩散到"百万雄师"成员当中。但"四点指示"的说法最早并非从该组织传出来的,其下属组织或成员个人得知其内容并到军区大院要求"落实",大约在晚上22时前后,总联络站方面有组织地行动,更晚。
 
  在排除了以上群体之后,再分析一下哪些人有可能编造这个"四点指示"?笔者认为,19日上午听到周7.18讲话传达的独立师机关排以上干部、直属分队连以上干部和部分"支左"军代表(或与之有联系的人员)难脱干系。但其中"支左"的军代表似乎可以排除在外,因为会上没有布置向下传达的任务,他们返回"支左"单位前也不可能公开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传达提纲,也就是类似所谓"四点指示"的东西,加上从19日中午到晚上,各单位"百万雄师"组织都没有强烈反弹的情况,说明当时"百万雄师"成员并没有获得像"四点指示"那样简明扼要,足以强烈挑动大家情绪的信息。从最早提及"四点指示"的是独立师战士这一时间因素看,听了上午传达的独立师机关和直属分队干部(或与之有联系的人员)可能性更大。如果说他们之中某个人以"四点指示"这种简明方式向战士们透露周恩来讲话的内容,又不说是谁说的,只含混地推说是位中央首长,战士们很容易把他与前几天在武汉露面的谢、王联系起来,王力"四点指示"由此形成并四处扩散。这个设想不能说不合理。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多年以后,许多当事人无意间把周恩来7.18讲话与所谓王力的"四点指示"搞混了。"百万雄师"头头章杰迪回忆说,"四点指示"是从部队传出来的,"百万雄师"各分站都是军代表传达的。而且都说是王力讲的(参见徐海亮《武汉"七二O"事件实录》,第116页)。造反派组织"新一冶"的头头曹承义也在回忆录里说,7月19日下午,谢富冶、王力召开了武汉部队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周恩来代表中央解决武汉文革问题的"四点指示"。这四点是:三钢、三新是革命造反组织;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为工总平反;百万雄师是保守势力,不能依靠他们,要做好广大群众的工作。7.18讲话与"四点指示"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但一繁一简,一全面一片面的形式,在激化民众情绪上的作用却有天壤之别。
 
  "七二O"事件发生后,武汉军区部队涉事的2000多人遭到清查和处理,当年究竟是谁编造了王力"四点指示",并未查清。但有件事值得一提,据"百万雄师"作战部长谢华敏回忆,(19日晚上22左右,"百万雄师"头头到军区大院开会,开会前),有个部队干部找到孙(指"百万雄师"总站头头孙德洲),是个连指导员,他送情况给孙,是用纸抄写的。情况称:"'百万雄师'是反动组织,8201是叛军"(徐海亮《武汉"七二O"事件实录》,第63页),这一定性比所谓"四点指示"更严重,简直是把"百万雄师"和独立师逼到背水一战的地步。如果这一回忆可靠,说明在如何挑起部队官兵和"百万雄师"对中央的对立情绪上,其实不止编造"四点指示"一个选项,这份"情况"中"反动组织"的定性甚至比"保守组织"有更大的挑拨性。但在接下来由总站头头杨道安主持的会议上,只讨论了如何应对王力"四点指示",显然在策略上有所权衡。至于王力为何成为众意所归的"七二O"事件替罪羊,甚至在"文革"后仍借助这个所谓王力"四点指示"把他死死钉在政治审判台上,容另行著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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