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歷史網: 《华尔街日报》千年全球首富50名，清朝有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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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千年全球首富50名，清朝有2人 Sep 28th 2013, 15:52, by 明鏡雜誌 　　导语：王朝史里，"浩官"这类人物，他们不过无名小卒。然而，在近代史里，他们却是过了河的卒子，成为近代化的先驱。 　　十八世纪，白银流入中国，中国出了世界首富。首富出在皇家内务府，很显然，他是权力支配经济的产物。 　　十九世纪，白银外流，中国还是出了一位世界首富。这一回，首富出在广州十三行，看来这位首富是外贸垄断的产物。然而，此消彼长，是否暗示了白银的流向呢？ 　　林则徐"睁眼看世界"，看到了白银外流。他很会说话，一句"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说得道光皇帝大吃一惊，就派他为钦差大臣，去查流失的白银。可白银真的都流向海外了吗？ 　　不见得，有许多白银流入的中间环节，世界首富就出在中间环节。可林大人不是和珅，不知首富如何炼成，和珅谙于造富，熟悉造富过程的每个细节，尤其那些中间环节，都被捏在他的手心里。而在他的手心里，白银只能流入，哪能流出？否则，他如何能成为世界首富。他深深懂得，国富，他才能富，先要为国造富，造就世界第一的GDP，他才能成为世界首富，当然，这样说来，是我们现在对他的一种解读。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出千年世界首富50名，其中有6名中国人，清朝有两人，即和珅、伍秉鉴，一官一商，差别很大。和珅的财产数以亿计，折合成银子，少说有两亿多，多说有11亿，乾隆一死，和珅就被抄家了，这些数字是根据抄家清单估算出来的。而伍秉鉴的身家，仅有两千多万两白银，相比之下，真可谓区区了。 　　此二人者，或为官敛财，或经商致富，各自登峰造极，一个做官做到了"二皇帝"，一个经商成为"十三行"首席。同为世界首富，可一在皇家，一在民间，所以差别才这么大。和珅个人收入，居然超过了国家财政收入，他是如何创收的？贪官创收，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贪污。他管过兵部，难免克扣军饷；他主持吏部，无卖官乎？但这些，还难以使他成为世界首富。奥妙在于，他控制了两条财路，一条是内需最大的财路崇文门税关，号称"天子北库"，一条是外销唯一的财路粤海关，又名"天子南库"，用了一中一外两条财路，才造就了一位世界首富。 　　对于这两条财路，他不仅知本末，而且熟悉所有的中间环节，他甚至不肯放过其中一点细微末节。总之，他的手伸得很长，插得很深，抓得很紧，抠得很细。而林大人则大而化之，一来就用一把火，将鸦片一烧。一烧之后，白银流失的线索反而断了，多少贪官污吏，从此逃之夭夭。 　　皇帝的钦差，本应将流失的白银找回来，不去找银子，而去放火，为什么？为转移矛盾，输出天朝爱国主义？为了一致对外，而使官商和谐？可它的结果，将内政办成了外交。 　　关键是银子，那样一把火，如何能烧出银子来？林大人在皇帝跟前大谈银子，使皇上昏了头，误以为他是个理财专家，居然派他去"天子南库"，将流失的白银找回来，并防止白银继续外流。皇上需要的，应该是个像和珅那样无孔不入的敛财高手，而非林大人这般清白的英雄人物。 　　林大人到了广州，不谈银子，改谈民心，那一把火，就是烧向民心的。钦差上任，除了销烟那把火，还有一把火，烧向当时的世界首富伍秉鉴。 　　我们不好说伍秉鉴发财，发的就是白银流失的财，他有茶山、茶场，通过茶叶贸易，他发了英国人的财，但他是否通过鸦片贸易发了中国人的财呢？有可能。即使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能证明他从事过肮脏的鸦片贸易，但他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债权人却是不争的事实，他的钱庄源源不断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供资金支持，而英国东印度公司无疑是东西方鸦片贸易的主要推手和获利者。还有旗昌洋行，是美国在东亚的代理商行，其股东与华盛顿政要有密切关系，它囊括了美国驻中国主要通商口岸的领事职位，几乎包办了在华的外交事务。可它早期从事过鸦片贸易，该行股东约翰？福布斯是伍秉鉴的义子，该行成立，由伍家出资，伍氏投了50万银元给他的美国义子。 　　谈起鸦片贸易，当然是古已有之，西方最早从事鸦片贸易的是古希腊迈锡尼人，他们在地中海沿岸一带大肆贩卖鸦片，《荷马史诗》里，提到有一种"忘忧药"，就是鸦片制剂。后来，亚历山大怀揣《荷马史诗》，率军东征，很可能就把鸦片带到东方来了，留在了亚洲的希腊化世界里。而中国人，在汉朝就有了关于鸦片的记载，大概是通过希腊化世界，汉人开始接触鸦片。罗马帝国以后，阿拉伯人掌握了鸦片贸易，从海陆两路往中国来，这一时期的唐、宋诗里，出现了写鸦片的诗，雍陶《西归斜谷》有："万里愁容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米囊花"，就是罂粟花。苏轼《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其中就有："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莺粟汤"，即罂粟汤。此时的鸦片，是特效药品和补品，作为诗人的审美对象，谁能想到它是毒品？ 　　鸦片作为药材，自海通以来，历朝都有进口，虽然有限，但吃烟的风气，渐已盛行，不过，饮罂粟汤和抽鸦片烟是两回事，饮罂粟汤是用农业文明的方法，而抽鸦片则与美洲的烟草工业结合了。有趣的是，在农业文明里，鸦片还算是补品，可到了工业文明里，鸦片烟就变成了毒品。 　　十八世纪的中国人，抽烟抽得多带劲："醉人无借酒，款客未输茶"，这便是抽烟，吸一下，"细管通呼吸，微嘘一缕烟"，悠悠然，好似游仙，一如诗云："似吐仙翁火，萦喉一朵云"。这烟，是用烟管抽的，烟草里面混有鸦片。如此"摄卫"品，深入绣闼闺房，时有"偶咏美人吃烟"诗，那美人的吃相肯定不难看，哪像后来全民游仙，卧榻之上那乌烟瘴气的场面。 　　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吸毒意识，以吸毒为游仙。秦皇汉武皆吸毒，欲求不死，而自以为游仙。秦皇嗜毒已深，被方士牵着走，方士跑了，没人供毒品，游仙不成，大怒，焚书坑儒，毒发而死。历代王朝，不乏游仙之君，炼丹以求不死药，但不影响民生。丹为人间极品，非庶民可求，虽有问道之士，孜孜以求，如葛玄、李白等，然亦寥若晨星，难成气候。孰料明清之际，美洲烟草工业兴起，以烟草为载体，鸦片入中国，唤醒了传统文化中的游仙意识，而烟草工业，又足以为全民游仙提供支持，使游仙文化庶民化，从帝王家进入百姓家，这就影响国计民生了。诗云："腥烟将欲遍天涯"，此之谓也。 　　鸦片在西方，虽有种种赞誉，或曰"上帝之药"，叹其神矣，或以诗情画意，言其美矣，但终归于个性，未成民欲，此因西方人的精神有天堂可去，而吾土吾民惟有此世，故欲游仙，而求长生。雍、乾世，禁议渐起，至道光朝，全民游仙，流失了银子，还流失了战士，故而林大人拍案而起。林则徐派人锁拿伍秉鉴子伍绍荣，押赴钦差行辕受审，伍氏屈服，欲倾家赎之，林表示"不要钱，要脑袋"！还一怒之下，摘去了伍氏的顶戴，并扬言，如果英国的大鸦片走私贩子颠地不来认罪，便将其子处死，颠地还是没回应，三品顶戴未能护身，反取辱矣。伍氏以身家性命担保颠地，可颠地却置之不理。 　　虽说"不要钱"，但说归说，钱还是要的，而且不少要。林大人一释放伍氏父子，伍家就被迫出资修垒、造船、制炮，据说，他一家便捐了一艘军舰，伍氏抱怨道，承受如此巨大负担，"对我这把可怜的老骨头来说实在是有些沉重"。伍氏自己估算，这场战争下来，他损失白银200多万两，这对拥有白银2600万两的伍家来说，本不至于令人绝望，可他却真的绝望了。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第290页提到，"他甚至说他愿意把十分之八的财产（约两千万元）捐给政府，只要求政府允许他结束怡和行，安享他所余下的十分之二的财产（约六百万元）"。可他却未能如愿。他已年逾七十，曾写信给美国友人，说他很想移居美国，只因年纪太大，经不起海上折腾，才没去。但他给子孙留了后路。 　　伍氏晚年，通过旗昌洋行在美国投资，投资项目涉及铁路、矿山、证券，颇有收益。周兆睛《伍秉鉴：在全球贸易中获利》一文谈到："伍秉鉴逝世后，其子伍崇曜(1810-1863)继承家业。伍崇曜继续与旗昌洋行合伙作大规模的投资。他从其父通过巴林洋行在美国铁路和其他项目的投资中，收到定期的效益。1858-1879年间，伍氏家族似乎收到了125万多美元的红利。当旗昌洋行于1891年宣布破产，约翰·默里·福布斯成为了伍氏家族的受托人时，记录显示，旗昌洋行拥有属于伍氏家族的一百多万美元受托基金。在1878-1891年间，该家族的代表每年从此项基金得息39000-45000美元之间。" 　　此时，伍氏疏远了英商，专和美商旗昌洋行合作，用"浩官"的牌子来开展贸易。"浩官"(Howqua)，是伍秉鉴的英文名，也是当时西方人眼里的中国品牌，名震西方商界，连美国商船下水都命名为"浩官"。王朝史里，多半没有"浩官"这类人物，他们不过无名小卒。然而，在近代史里，他们却是过了河的卒子，成为近代化的先驱。当林大人还在"睁眼看世界"时，他们早已在全球投资了。 　　刘刚，经济观察网，原標題为《官商的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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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朱偲：反思民国热——想象超过了真实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朱偲：反思民国热——想象超过了真实 Sep 28th 2013, 13:14, by 明鏡雜誌 油画《民国范儿》（陈丹青绘）       进入新世纪之后的社会思潮可以说是纷呈异彩，前两年盛行的还是国学热。近年突然刮起了一股"民国风"，社会到处弥漫着一种"民国热"，胡适等所谓民国"大师"的地位被无限拔高，取得了与其学术成就非常不相称的崇高地位；连所谓民国教科书也盛行起来，连图书装帧设计也力图追求"民国范儿"。近年社会上民国热的兴起其实也不是一种简单现象，它既是革命色彩消退和90年代"历史终结"的产物，也与历史学叙述范式转换以及消费社会来临密切相关。 　　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似乎是从中国历史变迁大势中的一个经验。虽然禅让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变迁的一个最高的理想，而五帝禅让更是一个美谈，但在具体历史进程之中，禅让并不是一种朝代更替的常态，从汤武革命到秦末农民起义，再到元末朱元璋的"恢复中华，立纪陈纲，救济斯民"，莫不是践行了毛泽东的"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是在"革命"成功之后，后来的历史叙事往往会产生对革命史叙事的偏离，《尚书》中就记载了商汤心态的微妙变化（"汤有惭徳"）而朱元璋坐定天下之后，也对"汤武革命"失去了兴致，以至于因《孟子》书中那些类似"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话，似乎这些教条有煽动"革命"嫌疑，不利于新王朝的长治久安，而企图把孟子拉下孔庙从祀的圣坛，为此，他还操纵当时学者对《孟子》进行了删节，共删掉《孟子》中不少质疑绝对君权的内容。这固然体现了朱元璋作为一个传统皇帝的专制和霸道，但是也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从打天下到治天下一个一般规律：随着战争硝烟的落幕，原先那些征伐天下的"卡里斯马"英雄退隐出历史舞台，政治转入常规政治过程之中。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叙述上难题，革命是新政权建立基础和前提，但是新政权的长治久安势必不允许被新的"革命"所打断，这样如何叙述叙述之前革命就成为一个悖论。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挟其坚船利炮东来，中国社会遭遇前所未有之强敌，处境日益堪忧，中国近代历史叙事被深深笼罩在一种顿挫与战败的氛围里，失败一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词之一。按照历史学界传统的说法，"救亡图存"是近代以来中国的一个重要时代主题。而上个世纪中后期以来舒衡哲和李泽厚等人更是进一步提出了所谓的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的说法，并且认为在近代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之内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这些观点尽管因其有些简单化，已经受到学界的质疑和批评，但是这些观点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中国现代史，尤其是革命史的历史书写。 　　自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文问世以来，中国学者重构中国史学叙事的尝试从未间断。新中国建立之后，古代史基本上被唯物史观所所主导，而近代史叙述则长期被笼罩在革命史叙事之下。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后，才被一种新的历史叙事——现代化叙事所取代。革命史叙事和现代化叙事的最早来源都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例如革命史叙事的主要观点可以追述到上个世纪30年代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而现代化的叙事也可以追述到1933年7月《申报月刊》的一个现代化专辑。90年代之后，社会史，尤其是区域社会史开始兴盛。 　　历史学家杨念群认为，历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和当代思潮变动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与每个时代的危机意识也有着重要的关联。比如现代化叙事取代革命史叙事，就于改革开放大潮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分不开的。要理解社会史，尤其是区域社会史如何取代之前的革命史、现代化叙述而成为主流，就需要从90年代经济社会出现的新状况中寻求解释。随着现代化的加速和推进，社会文化并并没有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而向好的方向前进，反而在经济水平相对高度南方出现了所谓"封建文化的死灰复燃"，如宗族复兴、修庙拜神等现象，这就是杨念群所说的"逆现代化行为"，而之前兴起的"国学热"这一文化现象显然是与这种"逆现代化行为"大量出现有关的。 　　杨念群认为，区域社会史的兴起基于对现代化叙事的反抗。由于中国幅员太广，只好通过寻求局部地区的历史演变结构南北方之间的差异，造成了区域社会史兴起于南方，而区域史研究者也为本土人做本土研究，带有鲜明的"在地化"研究的趋向。中国社会史实现了"区域转向"之后，呈现了多元并存的局面，如先后出现了"华北模式"、"关中模式"、"岭南模式"、"江南模式"等区域流派。这些分析流派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基本上是以"村落"为单位，以"宗族"、"庙宇"为核心论题展开的，所以区域社会史成为"进村找庙"的同义词。 　　前面我们从史学思潮嬗变的角度思考了近些年来历史的嬗变。其实，当前的"民国热"的根源其实最早也应该追溯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那段时间。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这时候德裔美籍犹太学者列奥·施特劳斯的一个学生福山站了出来，高唱"历史终结论"，即"共产主义失败论"，是由日裔美人福山提出，在他看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从此之后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这种所谓的历史在中国社会所引起的反应就是对于历史上革命和激进主义的批评和反思。也就出现了"去革命化"现象，革命不在被视为一种高尚和神圣的东西，而是被视为一种躁动和不成熟的东西，而民国年间的那些所谓"反革命"和保守派，反而成为一种稳健和被广泛推崇的行为。这就是民国热兴起的一个时代背景。 　　当然，以上只是一个时代背景，可以说是民国热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真正使民国范儿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的是随着市场经济高度发展滞后出现一个消费主义的热潮。 　　总之，在时下的语境里民国的想象甚至部分代替了真实的民国历史。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和分析现象，如何解释时下这股"民国热"，既需要从整个历史长河来看，也需要从建国以来史学主流叙事嬗变视角来审视，更需要结合在后现代社会中消费主义盛行过程中出现的犬儒主义盛行和"小资"品味的批量生产的。 　　无论如何，对社会的批判不应该采取犬儒主义样式的隐喻，而应该进行严肃的思考。不能用对历史的想象来取代和代替对于当下真实社会的批判和分析，我们必须重新理解五四，也重新梳理中国的现代传统。在纷纷扰扰的民国热之中，或许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重新寻找和叙述革命正当性。 　　新浪历史  2013-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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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文革”中是谁下令对总政实行军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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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是谁下令对总政实行军管？ Sep 28th 2013, 13:11, by 明鏡雜誌 　　关于1967－68年的总政治部，官方断言："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林彪公然提出'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企图把军队政治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搞垮。十一月二十一日，以军委办事组的政工组取代了总政治部。次年十月，又对总政治部实行了'军事管制'。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1〕 　 　　文革中曾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在其回忆录中也有与上述断言口径一致的说法："1967年1月，陈伯达、江青支持总政治部内部造反；1月17日林彪写信支持解放军报社造反派，要他们'在报社内部革命烈火烧得越旺越好'；5月，林彪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违反周总理提出军队文艺团体两派要联合演出的要求，支持一派演出，挑起武斗事件，诬陷总政领导是黑后台。到了7月25日，林彪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提出：'你们要战斗，要突击，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从此总政主任萧华，副主任刘志坚、梁必业、徐立清、袁子钦、傅钟同志被扣上'阎王'的帽子，正副部长被诬为'判官'，正副处长被诬为'牛头马面'，一些干事也成了'小鬼'。使全军政治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总政治部从此瘫痪。他们甚至在1968年10月，派出军管小组，对总政治部实施'军事管制'，演出了一场荒诞的闹剧"。〔2〕 　 　　是谁下令对总政实行军管？上述官方的断言缺乏主语。李德生也没有言明，对总政派出军管小组的"他们"是谁？而更重要的是，如果说总政军管是"一场荒诞的闹剧"，那么，李德生以上所述说的最终酿成这一场闹剧的过程是客观的吗？ 　 　　显然不是。 　 　　一、"扶不起的天子" 　 　　1967年1月4日深夜，周恩来在劝阻准备翌日召开批判陈毅、叶剑英大会的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代表时谈及全军文革小组和刘志坚问题："关键的问题是军队文革小组。刘志坚只是初步的检查，你们的揭发，对我们很有帮助。全军文革小组放在总政之下，不伦不类。刘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应该向文革请示（康生：既不请示，又不报告）。如关于文艺单位的'三点指示'，今天才查出。江青同志是顾问，又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也没有向她报告，又没有请示林副主席。这三条是完全违背'紧急指示'的。全军文革组织形式不对，必然有问题，上不向主席、林副主席请教，也不请教中央文革，刘志坚每次出席中央文革会议（江青：大多数会请他参加），不说。林副主席、萧华同志不在京，他就派了工作组。 　 　　"全军文革中也有反对派。唐平铸、胡痴、谢镗忠、李曼村都提过反对意见，他根本不听。你们有人提议，陶友鉴同学提出全军文革要改组，这有道理。我同萧华商量，可以考虑"。〔3〕 　 　　"1·4讲话"后的第二天，刘志坚靠边站。1月11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萧华仅为副组长之一，总政被削权。李德生说，陈伯达、江青支持总政内部造反，我们未有看到此说的依据。但周恩来以上的讲话，不是更接近于鼓励唐平铸等人内部造反吗？ 　 　　1月6日，萧华自己说："在总政治部揪出了梁必业，现在又揪出了刘志坚，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揪出了史进前这修正主义分子"。这是否萧华自己也在支持总政内部造反呢？〔4〕 　 　　1月19日晚，军委扩大会议对萧华作了若干批评。当晚休会时，徐向前宣布：这个会没有结束，不准向下传达。但话音未落，参加会议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当晚就将会议情况外泄。翌日，北京城里当即出现批萧的大字报，接着，北京军区的人抄了萧华的家。 　 　　杨勇为什么要这样做？不得而知。惟事态发展反而导致了中央众人一致的保萧和杨勇自己的倒台。周恩来1月29日说："杨勇有很多错误，他不尊重林副主席，从不到林副主席家去汇报工作"，"杨勇不斗刘志坚，却搞萧华，杨勇要把水搞浑，他自己逃脱"。〔5〕 　 　　此阶段毛泽东也明确保萧。2月3日，他与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打倒萧华是北京军区司令部的人提出来的，不几天自己就被打倒了"。次月，经毛泽东批准，萧华与谢富治、杨成武、粟裕一道被增补为军委常委。 　 　　以流行的说法，萧华个人的政治危机，缘自两个月后的"5·13事件"。萧华被指为这一主要是军内两大派的武斗冲突事件的幕后支持者和操纵者。关于"5·13事件"，目前似乎还未有一篇文章能真正说清楚其前因后果，究其原因，还是如李德生般将事件的责任公式化地归罪于"林彪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事实上，"5·13"前冲派在军内占相对优势，倾向于冲派的，不仅有萧华、还有杨成武，而支持所谓"三军党委"的一派、却处于相对劣势。目前，并没有材料支持"5·13"武斗冲突是一有组织有计划的"预谋"的说法。它与文革中众多的突发事件一样，是两派矛盾激化的产物，却决非有什么周密的幕后的"预谋"。 　 　　"5·13"后表态支持"三军联合演出"的，不仅有林彪，还有周恩来。"5·13"造成了萧华政治上的被动，但决非毁灭性的打击，并没有任何人（包括林彪）给萧华定性，萧只要认真检讨，没准还可以过关。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却是萧华自己的"不检点"。而将萧"不检点"的事往上报的，不是别人，正是杨成武（这次，是杨成武"要把水搞浑，他自己逃脱"了）。毛泽东得知萧华在东躲西藏中竟还有如此闲情逸志，可以一边写检查，一边拈花惹草，龙颜为之大怒，直斥其为"扶不起的天子"！毛的这句内部"最高指示"被迅速传了出去（这就是有人故意要把水搞浑了），也就最终决定了萧华垮台的命运。惟江青事后对此过程有一段讲话："解决萧华问题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结果把萧华不应该拿出去的材料拿出去了，搞得满城风雨，对解放军不好，是抹黑。坏人利用这些来捣乱，破坏人民解放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当时制止，始终没有制止住，地方也利用上了，这样就打偏了"。〔6〕 　 　　虽然是打偏了，也要倒（按江青事后的说法，不打偏更要倒）。如此说来，萧华被打倒的泰半责任，还不是在于他自己吗？ 　 　　二、"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 　 　　至于李德生说及的1967年1月17日"林彪写信支持解放军报社造反派"和同年7月25日林彪提出"你们要战斗，要突击，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其实都与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毛泽东的亲生女儿李讷。 　 　　李讷为毛泽东与江青所出。文革前，为北京大学学生，1966年11、12月间，化名"肖力"，到解放军报当"记者"。她是如何到解放军报的？当年在报社工作的邢志远后来写有一篇《那年奉命寻李讷》，内有生动的描述。据邢回忆，当年戚本禹曾对她们说过："她（笔者注：指李讷）妈妈叫我带着她，管着她，我一个人哪里管得了！以后交给你们胡痴管去！"胡痴，即当时的解放军报代总编辑。 　 　　"肖力"到报社不到两月，即组织了"革命造反突击队"，于1967年1月13日以该队名义贴出了题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指报社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字报一出，报社上下都知道了肖力的来头。受到毛泽东支持的刚刚在上海发生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行动会否在《解放军报》重演？人们都在拭目以待。〔7〕 　 　　1月7日，林彪在得到毛泽东的书面同意后，给解放军报社的"同志们"写了一封信。碍着毛泽东的面，林彪对肖力的大字报不得不表示支持。但亦同时在信中对肖力的"造反"划定了一个范围："为了照顾人民解放军的威信，照顾国际影响，对于解放军报要采取'内批外帮'的方针，在报社内部革命烈火烧得越旺越好。但形式上不能采取《文汇报》《解放日报》的作法，不能在报社上公开发表解放军报社的革命造反宣言，告全军书之类的东西"。〔8〕 　 　　李德生指责林彪"支持解放军报社造反派"，他为什么不能照实说林彪不得不支持的是毛泽东的女儿呢？况且，即使是毛的女儿，林彪也暗示了他的支持其实是有一定的限制范围的。 　 　　肖力大字报一出，那就不是戚本禹所说的胡痴管她，而是她管胡痴了。据邢志远说，由肖力所领头的革命造反突击队，从此左右了军报的运动。 　 　　1967年7月25日，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各人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首都百万军民坚决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大会"。期间，肖力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林彪，向林反映了总政的文革运动情况。据肖力回到军报后向身边的人透露，林彪对她再度表示了支持，说："你们要战斗，要突击，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 　 　　8月23日，肖力等三人以"新革命造反突击队"的名义，又写了一张题为"反复辟、反保守，誓将革命进行到底－－剥开假革命反革命赵易亚的画皮"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年初接替胡痴任军报总编缉的赵易亚。次日凌晨，陈伯达赶至解放军报社，对刚刚宣布成立的以肖力为首的军报新总编辑组表示支持。肖力到军报仅只大半年，即正式执掌军报编辑出版大权，本人亦由一初出校门的大学生，一跃而成为正军职"高干"。〔9〕 　 　　据知情者说，肖力的活动范围并不囿限于军报之内，且还扩展至整个总政机关（军报本属总政管辖单位）。而据中央文革成员穆欣后来著文说，翌年初，肖力还兼任了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10〕 　 　　据知情者说，1967年10月20日，肖力召集总政各派头头开会，在会上正式对外传达了林彪7月25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她表示支持的那句话。平心而论，林彪这句话当然不能够说是对的。然而，毛泽东不是早于1966年3月也将中宣部指为"阎王殿"吗？毛不是更说过"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吗？〔11〕林彪这句话，不过就是毛泽东类似说法的翻版罢了。况且，传达贯彻林彪这句话的，不正就是毛泽东的亲生女儿？如果李德生们认为林彪应该受到指责，那么，毛泽东及其女儿不是同样也应该受到指责吗？ 　 　　三、军委办事组政工组 　 　　李德生说："从此，总政主任萧华、副主任刘志坚、梁必业、徐立清、袁子钦、傅钟同志被扣上'阎王'的帽子，……"，亦与事实不符。梁必业早于1966年初批罗时已受牵连，刘志坚亦于1967年1月已靠边站，梁、刘的问题，都是萧华自己宣布的，而且都是肖力传达林彪讲的那句话半年前甚至一年前的事。 　 　　惟萧华被毛斥为"扶不起的天子"之后，不仅总政治部，全军文革小组亦实际停止了运作。8月16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接见三军党委负责人时宣布：鉴于徐向前、萧华主持的全军文革小组已经瘫痪，不能领导全军文化大革命，中央决定，由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叶群四人组成领导小组领导全军文化大革命。同时，总政要关起门来乱一阵子，萧华不参加一切公开活动。〔12〕 　 　　应该注意到的是，1967年1月全军文革小组改组及8月该小组停止活动，都是周恩来出面宣布的。在军内并无职务的周恩来，实际一直深度地介入军队事务。 　 　　所谓以吴法宪为首的领导全军文革运动的小组，当时并无一正式名称。9月，随毛泽东南巡的杨成武回京，增加杨并指定为组长，该小组方正式定名为军委办事组。所办之事，也有所扩延，不止限于军内文革。11月，又增补李天焕、刘锦平为小组成员。11月21日，经毛泽东、林彪批准，军委办事组政工组成立，刘锦平为负责人。〔13〕 　 　　12月8日，林彪及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各人接见军委办事组政工组文艺组、军报组全体人员。林彪称："政工组的根本任务，一是管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是管好干部。实际上一个是解决思想问题，搞好思想革命化；一个是解决组织问题，搞好组织革命化"。〔14〕 　　林彪的本意，是将政工组的工作范围局限于军内，但实际上并未如其所愿。12月16日凌晨，戚本禹、杨成武接见中直文艺系统一些单位的军代表和各单位的革命群众代表。戚本禹宣布："11月12日江青同志在中直文艺系统的代表座谈会上曾经讲过，林副主席已经下命令要杨成武同志、军委办事组选几个军、师级的干部，来管文化界的事情，现在杨成武同志已经把人调来了。一个是王宝功同志，他原来是沈阳军区空军的。一个是贾军同志，广州军区来的。还有一个是魏宏武同志，他是二十一军调来的。今后几个样版团，就归他们来领导"。"中央文革请军委办事组，设立这样一个机构，来管文艺界的文化大革命，……军委办事组政工组底下的文艺办公室的这几位同志受江青同志领导。日常的事情主要由他们来管"。〔15〕 　　杨成武接见时也说："中央、中央文革指示决定，中央直属文艺口和各个样版团，总的是在江青同志、戚本禹同志领导下。军委办事组政工组，在贯彻江青同志意图下，协助工作。具体的政治思想工作，由军委办事组政工组底下的文艺办公室负责"，"他们在江青同志和戚本禹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重大问题直接请示江青同志。我们协助，卫戌区协助"。这就等于将本来隶属于军队系统的军委办事组的下属机构，沦为了江青、中央文革的工具。 　　刘锦平在事隔三十余年后对笔者说，在这种不正常的架构及氛围之下，其实他主要管的还是江青交办的诸如样版团、保定胶片厂等事（当时保定胶片厂生产的电影胶片主要用于拍摄样版戏），劳累不说，还经常受江青的气，而江对他还是十二万分的不满意。〔16〕 　　刘锦平是参加过长征的江西老红军，历史上曾先后在红一军团、115师、四野工作过，还曾担任过林彪所熟悉的四野43军127师政委，应是林彪所信任的干部。但江青不喜欢，林彪也没辄。翌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军委办事组改组，刘锦平与张秀川、李天焕等都不再是办事组成员。此后，王宝功、贾军、魏宏武也先后回原部队，军委办事组政工组也如文革中的很多类似机构般（如军委文革小组），有一个热烈的开头，及后，却无声地悄然消失。 　　四、毛泽东下令军管总政 　　尽管毛、林都一再声言必须"政治挂帅"，惟进入1968年，作为全军政治工作的最高机关，总政不仅对外早已失却领导功能，内部也处于一种十分无序的状态。 　　这一年的10月，毛泽东亲自下令，对总政实行军管。 　　时任总政军管小组副组长的刘江亭，多年后曾对笔者忆述了当年进驻总政的过程。〔17〕 　　刘江亭，河北蠡县人。1937年参加中共革命。上世纪40年代末，曾任善战的四野45军135师参谋长。时军长黄永胜（后陈伯钧），师长丁盛，师政委韦祖珍，政治部主任任思忠，后来均为中国政坛上的知名人物。建国后，刘曾任教于南京军事学院，1958年调任陆军第21军63师师长，后提为军参谋长、副军长。1967年随部由晋入陕，曾分工负责西北工业大学的支左军训工作。 　　1968年10月下旬的一天，刘江亭突然接到命令：即到京参加总政军管工作。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形下，北京派来的一架小型飞机已抵西安接他。匆忙之中，他什么都来不及带即上了飞机。 　　到北京后，刘江亭才看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三家联合发布的对总政实行军管的红头文件。事隔多年，刘还记得其大意为：经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对总政治部实行军事管制。任命王宏坤为军管小组组长，刘江亭为副组长。〔18〕 　　笔者追问：在毛泽东之后，有提及林彪吗？刘再三确认：没有。刘还说，这个命令印数很少，大概也就是100份左右。 　　刘江亭未能回忆起命令下达的具体日期。有未经证实的消息来源透露，命令是10月18日下达的。 　　由于刘江亭曾在黄永胜手下工作过，人们很自然将刘到总政与当时任军委办事组组长的黄永胜联系起来。笔者也就此问过刘，刘断然否认道：事实并非如此。当时中央要兰州军区派一位副军级干部去总政，本来是要梁济民去（梁时为陆军第21军副政委），经21军军长胡炜找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商量，换为刘江亭，此过程与黄永胜无关。 　　军管小组成员共八人，王宏坤挂帅，刘江亭负责具体工作，其他六人来自各大军区，一是师级，余为团级。小组的一般工作人员，都是海军来的。 　　刘说：进驻总政不久，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听取了总政军管小组的汇报。王宏坤叫我讲，我主要讲了三个问题： 　　1、总政的"社会状况"，即人员构成情况； 　　2、总政的案件； 　　3、总政的群众思想反映。 　　1969年1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总政问题。据吴法宪当晚对军管小组成员的传达，毛讲话的大意是：不要把总政看成是坏的，只要领导工作做得好，和清华一样，以后也会赶上去的。林彪接着说：总政都是部队选拔的尖子，不能一锅砸。 　　如此说来，总政军管的目标，主要是机关内部。惟毛的讲话总使人感到有些疑惑：既然不坏，何必还要使用军管这种极端的形式？ 　　刘说，军管小组开始住总政机关，大概三个月后叫搬出去了，说是为了安全。以后，是在红山口高等军事学院借住、工作，原总政机关的人员除被关押者外，也都集中到高军院，文工团也搬去了。到北京后，开始给我配的是伏尔加，后来一次换了萧华的美国车给我，我说，以后再也不要开这个车来。还给我配了红机子。 　　刘又说，我到总政前，总政领导层被抓的人，都是中央碰头会批准的，军管小组到总政后一个人也没抓，其实能抓的早就抓走了。军管以后，总政二级部正副职以上干部的专案，都是海军管的。李德生本来在军委办事组分管总政，他1969年到总政并没有管军管这一摊事，军管与重新组建总政是两条线。即李不管王，王也不管李。直到1970年4月新总政宣布成立，军管这一摊子人和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刘还说，王宏坤将我放在第一线，平时他从不到场。我情况不明，工作难于开展，王又批评我抓得不紧，没抓到点子上去。我请王宏坤参加会议，要求他到高军院来，他不干。还组织人批判过我两天，语言刻薄，并且说我是总政"5·16"的头子。在此情形下，我也就打报告要求回原部队，还找过黄永胜。黄开始不放，我一直在总政呆了十五个月，1970年4月，黄才同意我走，说：回去当你的副军长吧！ 　　黄永胜当时说这话的意思，多少是认为刘江亭有点不识抬举。但以后的事实证明，刘其实还算颇有自知之明，也颇有点先见之明。回部队后翌年7月，刘提为21军军长。以后，虽也有些坎坷（1975年降为甘肃省军区副司令员），在总政的一段经历也受到不断的审查（也没查出个什么结果来），但总比留在总政呆着强，留在总政，还不知是什么下场！ 　　以上刘江亭的回忆，笔者是原话照录。事隔多年，记忆总可能有不甚准确之处，但大体的线条轮廓应该是清晰明了的：一言以蔽之，对总政实行军管，是毛泽东本人亲自下达的命令。 　　命令军队下级单位的有关人员，对军队的三大总部之一、军队的最高政治首脑机关实行军事管制，这确实是一件不符合常理的很"搞笑"的事情。而这样的命令，除了自命为这支军队"缔造者"的毛泽东本人，还有谁敢下达？ 　　李德生在总政结束军管后即为其最高首长，对军管局面的形成过程，应该有所了解。难道他真的不知道，他的所谓派出军管小组的"他们"，其实只是毛泽东一人？难道他真的不明白，这一过程如果说是"一场荒诞的闹剧"的话，导演者也正是他所敬重的毛泽东本人？李德生的回忆录写到此处时，他是真糊涂呢还是假糊涂？（2005年7月） 　　注释： 　　〔1〕徐才厚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政治工作》（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页70－71。 　　〔2〕李德生：《李德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页389。 　　〔3〕〔5〕〔8〕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1）》（北京，1967．3）。 　　〔4〕同〔3〕书，页34。史进前，原总政保卫部部长，1966年9月已免职。 　　〔6〕《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指示》，见《江青文选》（武汉：新湖大革命委员会政宣部，1967．12），页272。 　　〔7〕肖力等的大字报见军艺星火燎原革命造反队星火燎原报编辑室：《星火燎原》第2期（北京，1967．1．13）。 　　〔9〕见二二零七工厂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第20期（北京，1967年8月24日）。 　　〔10〕穆欣：《劫后长忆》（香港：和平图书新天出版社，1997），页386。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31。〔12〕新湖大革命造反临委会宣传部主办：《新湖大通讯》第50期（武汉，1967．9．8）。另有资料称接见时间为8月10日，确切时间待查。吴法宪，时任空军司令员；邱会作，总后勤部部长；张秀川，海军政治部主任；叶群，总参办公厅党委常委，林彪办公室主任。 　　〔13〕李天焕，时为第二炮兵政委；刘锦平，空军党委常委，民航总局政委。 　　〔14〕编者佚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9．7），页930。 　　〔15〕中央直属文艺系统斗批联络总站整理：《戚本禹、杨成武同志讲话》（1967．12．16）。王宝功，时任沈空政治部副主任；贾军，广州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魏宏武，陆军第21军63师政委。 　　〔16〕访问刘锦平记录（1999年4月25日）。 　　〔17〕访问刘江亭记录（2002年9月13、14日）。 　　〔18〕王宏坤时任海军第二政委。 　　余汝信，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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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庐山会议彭德怀垮台也有自身个性原因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庐山会议彭德怀垮台也有自身个性原因 Sep 28th 2013, 13:09, by 明鏡雜誌 　　1956年11月，彭到某部视察，看到墙上《军人誓词》第1条是"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下……"，他说："这个写法有毛病，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说在哪一个人领导之下。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死了谁领导？今后要修改。" 　　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错误地发起了对彭德怀的批判，造成了一个历史悲剧。彭德怀平反后，所有关于彭的传记，都把彭塑造为一个刚直不阿的形象，似乎历史已成定论。毛泽东和彭德怀作为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为何最终分手，其中的原因却少有论述。1998年，原彭总身边的工作人员、军事科学院前院长郑文翰中将以及王焰、王亚志、王承光同志终于打破沉默，出版了《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一书，使我们了解到当年党内斗争的错综复杂，也使读者了解了庐山会议前后毛彭斗争的历史真相。 　　上海会议上，冲突公开化 　　在长达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彭德怀一直是毛泽东最为倚重的战将。新中国成立之初，彭德怀临危受命，指挥抗美援朝作战，打败了现代化的联合国军，立下了赫赫战功。回国之后，他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但此时，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俗话说"功高震主"，毛泽东最重视军队，但彭德怀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对毛请示不够或不及时，使毛感到彭权重位高，越来越难以驾驭。毛后来批彭"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指的就是这一段时期。1958年5月6日，毛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提出"要准备对付党的分裂"，就是针对彭说的。25日，中共中央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养病几年的林彪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居彭之上。彭处于一个尴尬地位，他向中央提出不再担任国防部长的请求。6月9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召开常委会，当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因"反冒进"受到毛严厉批评的周恩来提出辞去总理职务，彭提出辞去国防部长职务。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后，决定"他们应当继续担任现在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情况不同的是，周是被迫提出的，彭是主动提出的。这使毛感到彭是在以辞职对他表示不满。1959年3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彭再次向毛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防部长时，毛严厉地说："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还不够吗？"彭"噤然无语". 　　此后，毛与彭的关系骤然紧张，冲突也公开化。就在上海会议上，毛在批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时，突然话题一转，对在场的彭说："彭德怀同志，你是恨死我了的，因为我批评过你。批评你是为你好，我没有偏心。"还说："你彭德怀是一贯反对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年纪大了，要办后事，也是为了挽救你。" 　　这种警告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是极为少见的。说明毛对彭的成见已经非常严重，彭应该感觉到政治上的危险。但彭却是莫名其妙，还问别人主席为什么敲打他。知情人其实看得很清楚。当时任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大将回忆："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事实也是如此。 　　彭在几次公众场合，说了针对毛的话。秘书们记载：1956年11月，彭到某部视察，看到墙上《军人誓词》第1条是"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下……"，他说："这个写法有毛病，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说在哪一个人领导之下。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死了谁领导？今后要修改。"1959年1月30日他在后勤学院学员毕业大会上讲话说："躯壳都是要死的，人家说万岁，那是捧的，是个假话。没有哪个人真正活一万岁。"这些话都是大实话，但在那个个人崇拜的年代，这些话都是很"犯忌"的。 　　这些矛盾和成见，两人一直没有机会当面交心，来缓解和消除。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终于发展为政治斗争。当然，大前提是毛错批了彭。但从秘书的记载看，这个事件绝非偶然，更不是毛的一时冲动，其中有多种因素的促成。 　　军委扩大会议专门批判彭德怀 　　庐山会议由讨论经济工作的工作会议转为八届八中全会，专门解决彭德怀等人的"反党集团"问题。虽然作出了决议，但彭本人并未认罪。于是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到会的军队师以上干部1061人，列席干部508人。主要对彭德怀和黄克诚进行批判。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始终是秘密进行的。至今很难看到有关的材料。从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中描述的场面，会议过程中，只有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少将主持正义，在会场上公开为彭总澄清事实，当场被拉出会场，打成"反革命".其余众多高级将领，众口一词地猛批彭德怀。彭既然是坚持真理的人，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从大家的发言来看，大多数都是抓住了彭的工作作风粗暴这个缺点。 　　在军队干部中，彭的严厉和喜欢骂人是众所周知的。秘书们在陪同他到基层视察过程中，多次目睹彭怒斥下边的干部。1957年8月在山西某地视察弹药库区建设时，看到库区过于暴露，库间距离过密，树木很少时，大发脾气，要追究库区建设的领导者、设计者和审批者的责任。他越看火气越大，秘书和陪同的领导都很紧张，谁也说不清这件事的原委。1958年9月到东北白城子靶场视察，看到苏联专家设计的钢筋水泥横梁和立柱，又怒气冲冲，大发脾气，指责这是典型的浪费工程，说我们的干部不动脑筋，听任苏联专家摆布。其实这样设计是为了防止弹片弹射的，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在场干部一个个吓的不敢吭声。就是高级将领，也免不了挨训。一次接见志愿军代表团，按规定应穿元帅服。彭觉得穿便衣显得随和，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中将劝他穿军装，被大骂一顿，彭甚至表示不去接见了。肖立正静听，不予表态。彭骂过之后又觉得自己不对，最后还是着军装去接见。这样的例子并非偶然，而是经常。所以彭与同事和下级的关系都很紧张。 　　林彪在批判彭的讲话中说："这个人非常英雄主义，非常骄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非常目空一切，对人没有平等态度。不但对他的下级像儿子一样随便骂，就是对上级，也很不尊重，可以说是傲上慢下。他野心很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做一个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这些话抓住了彭的致命弱点，也说出了毛内心想说的话。 　　所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将帅们群起而攻之，彭显得非常孤立。 　　刘统，《文史参考》2011年第16期，原标题为《还原真实的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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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周恩來氣得把喝水缸子砸到陸定一那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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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氣得把喝水缸子砸到陸定一那邊去 Sep 27th 2013, 20:59, by 明鏡雜誌 《新史記》丁凱文 專稿 周恩來在會上對陸定一作了嚴厲的斥責。邱會作的回憶裡有這麼一段話："對此案，周總理的態度是嚴肅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在會上對陸定一，不僅批評、痛罵，還激動得把喝水缸子砸到陸定一坐的那邊去了。總理這樣發怒，以我所知是空前未有的。總理批評嚴慰冰這種行為，不僅在共產黨內不應該有，就是在國民黨內也是少有的；是國民黨少數特務才能幹出來的下流手段。在我們黨內發生這樣的事，並且還持續了幾年的時間，這不僅對林總不應當，對任何人都不應當。把國民黨的下流手段搬到共產黨內部來，是對黨的破壞，完全是反革命行為。對這件事，應當受到黨紀、國法的制裁！"（注23） 由此可見，一旦在毛澤東發話後，中共中央就會動真格的了，一切必要的手段都會拿出來。與彭真的不作為形成鮮明的對照，周恩來這位"人民的好總理"親力親為，兢兢業業，一絲不苟地將全案一抓到底，一舉完成對陸定一和嚴慰冰的"無產階級專政"。 中共中央針對嚴慰冰匿名信一案，在5月24日發出中央文件，將其定性為："陸定一同志的妻子嚴慰冰，是現行反革命分子，現已查明，嚴慰冰在1960年3月到1966年1月的六年期間，連續寫了幾十封反黨反革命的匿名信，其中90％是集中攻擊和辱罵毛澤東同志最親密的戰友林彪同志和他的一家的。這些信中充滿了刻骨的反動階級仇恨。大量的材料證明，陸定一同嚴慰冰的反革命案件是有密切牽連的。在嚴慰冰的臥室內書桌上放著1965年2月15日寫的一封匿名信的四頁底稿和寄給葉群同志的信封，時間達一年零兩個月之久，陸定一不可能不知道。而且嚴慰冰寫反革命匿名信達六年之久，在寫的時候，陸定一幾乎全都在家。當陸定一被告知嚴慰冰犯了反革命罪行時，陸不僅不表示憤慨，還想誑說嚴患有神經偏執症為嚴開脫。陸定一在這個反革命案件中究竟扮演一個什麼角色，專案審查委員會將加以徹底查究。"（注24）1967年2月嚴慰冰被關進大陸政治犯監獄——秦城監獄。 秦城監獄。 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甚至包括一些學者，他們在論及陸定一的倒台問題上，大都歸結為林彪對陸定一和嚴慰冰的仇恨。如已經去世的南京大學教授高華就認為："林彪最恨的是陸定一夫婦。陸原是毛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提拔的重要領導幹部，建國後毛對陸也基本信任。50年代後期以來，陸在對知識分子問題的看法上和毛一致，受毛欣賞，但陸定一的夫人嚴慰冰長期給林家寫匿名信，得罪了林彪。陸定一和林彪的重量不能相提並論，毛要拿到林彪的忠心，犧牲陸是小事一樁。"（注25） 按照這一邏輯，毛澤東本人並不想打倒陸定一，而是林彪與陸定一、嚴慰冰之間的私仇作祟，最終毛澤東的政治天平倒向了林彪，由此陸定一成為犧牲者。 陸定一在"文革"前緊跟劉少奇、彭真，早就不得毛澤東的歡心了。自1963年下半年始，毛澤東就接二連三地嚴厲批評了陸定一所主管的宣傳部門的工作。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作了關於文藝領域的批示："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地抓起來。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27日，毛澤東再次批示："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是好的），15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事實上，陸定一從那時起就開始走了下坡路。 注釋： 23，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上，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438-439頁。 24，《中共中央關於陸定一同志和楊尚昆同志錯誤問題的說明》，1966.05.24；中發［66］278號，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2010年版。 25，高華《革命政治的變異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載香港中大《二十一世紀》2006年10月號。（《新史記》14期） 全套《新史記》雜誌電子版，均可下載至蘋果iOS或Android的智慧型手機、平版電腦、個人電腦、電子書閱讀器上閱讀。不需出門，也能細細品味《新史記》。 新史記雜誌社專頁：http://www.pubu.com.tw/store/75187 《新史記》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8?apKey=fedd22f528 每期零售價：25美元、68港 元、350台幣。 長期訂閱享優惠： 18期， 優惠價台幣3150元 (平均每期175元) 12期， 優惠價台幣2520元 (平均每期210元) 6期， 優惠價台幣1470元 (平均每期245元) 3期， 優惠價台幣840元 (平均每期280元) 接受台幣、美金、人民幣線上付款 viBook電子書城：http://www.viboo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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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读大外交家顾维钧夫人黄惠兰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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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大外交家顾维钧夫人黄惠兰的回忆录 Sep 27th 2013, 20:47, by 明鏡雜誌  　　笔者无意中看到了中国文史出版社的《没有不散的筵席》，首先跳入眼帘的却是顾维钧三个大字。笔者从小就知道顾维钧是毛泽东钦定的国民党第22号战犯，直到二十多年前看了顾维钧的回忆录才知道他是中国少见的外交人士。谁说弱国无外交？顾维钧从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兼外交秘书始，历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国民政府驻法国、英国大使，驻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把弱国外交演绎到极致。 　　当顾维钧在1915年2月获悉中日谈判"二十一条密约"，无奈之下将其泄露，以期获得舆论的支持而为中国争夺权益。可谓搞得有声有色。1919年，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巴黎和会。会上日本政府要求以战胜国的身份接管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顾维钧为此准备了《山东问题说贴》，力陈中国不能放弃孔夫子的诞生地山东，犹如基督徒不能放弃圣地耶路撒冷，震撼欧美代表，扭转了舆论形势并博取列强同情。后由于意大利退出和会，英法美害怕日本的退出威胁生效而导致和会流产，于是将德国于山东的本有权益割让给了日本。此时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徵祥离开巴黎。因此顾维钧实际上暂摄团长职权，在他的主持下，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顾维钧的一生是在西方为维护中国利益工作的一生。可惜只因政见，成了新中国的战犯，尽管他不过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说来这在他的一生也不是第一次。他曾历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并于1924年和1926年两度代理内阁总理。1927年1月正式组阁任国务总理，6月张作霖改组军政府，顾辞职，寓居天津英租界。1928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统一全国，顾维钧被国民政府通缉。1930年经张学良斡旋，加入国民政府，重返外交界。 　　在顾维钧回忆录中，最令笔者震撼的是在1924年他曾与李大钊会面，据顾回忆说李激昂地认为应当将外蒙置于苏联统治下。顾维钧觉得李大钊已失去了理智。历史上，李大钊是在苏联驻华大使馆里被抓捕的。当时苏联大使馆继承了俄国大使馆，而东交民巷享有治外法权，张作霖是在照会西方各国驻华使馆后，才能把军警开进东交民巷的。 　　不过这本回忆录是顾维均第三任太太（第一人离婚，相当于父命的老式婚姻，第二任是袁世凯的重臣，唐绍仪的女儿，病逝）黄惠兰对自己一生的回顾，顾维钧在这本书里只是一个背景人物。黄惠兰这本自传是用英文写就的，由顾前妻女儿顾菊珍提供的原着，天津翻译中心在1988年5月翻译，直到2012年2月才作为《百年中国回忆。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选书出版。应当指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在这半个多世纪为保存中国现代史第一手回忆资料的努力是功不可没，也是全国独一份的。 　　黄惠兰的下面的这段话可以看为其回忆录的主旨：我嫁给顾维钧，在他当驻英，驻美大使期间，我过着令人兴奋的日子，和各种有趣的人们生活在一起。不过这不是一本谈论政治的书，这是一个女人身世的故事。 　　但是这个女人的身世不能不令人深思中国现代史上华侨的作用。 　　黄惠兰的祖父黄志信，因为参加太平天国造反，被清廷通令缉拿，从厦门出逃，在海上漂流数月到爪哇。先在海港做苦力，后做走街串巷的小货郎。靠勤劳、智慧和节俭富裕起来。离世时，他给后代留下了七百万美元的遗产，这在十九世纪是个天文数字 　　黄蕙兰的父亲黄仲涵（奕柱），继承了祖业并有了极大的发展，成为爪哇华侨首富。他经营糖业，世称"糖王"。黄仲涵一生一方面是赚钱，吃、喝、结交黑社会和娶姨太太，另一方面是"捐大钱支持辛亥革命，支持蔡锷在云南发起的讨袁战役"。他还热心公益事业，斥巨资创办东英中学和华侨学校。 　　到了黄惠兰已经是黄家在异国出生的第二代华人了。从她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她从来就觉得她是中国人，尽管她对顾维钧颇有反感，但她毫无一言抹杀顾维钧为中国办事的努力和成绩。一个按今天中外法律是外国的人，一个养尊处优大小姐，这是什么精神呢？为什么她的爷爷在中国只能造反，在东南亚就能成为企业家？为什么在那个的时代，推动中国改革的多是华侨和海外留学生？ 　　孙中山本人是个华侨，蒋介石在日本学习，宋美龄的父亲是华侨，他们姐妹三人也是华侨，还是美国的留学生。顾维钧是留学生，黄惠兰谈不上参加革命，却在对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外交活动中尽了一己之力。 　　孙中山更说"华侨是革命之母"。笔者以前觉得他高抬了华侨的地位。但读了黄惠兰的书，才感到此说有道理。因为中国的文化束缚了国人的智慧和发展，无论是经商还是搞社会改革，都需要输入外来的营养，所以华侨担当了这个完全不符合人口比例的历史使命。即使到三十年前，当局提出的改革开放，其实还是这个含义，就是要输入外来的营养。改革不是革命，改革不是改革被打跑的国民党，改革是要改革现任执政党和其政策。开放不是对中国的特色开绿灯，是向世界的价值观念，理念，技术，经验开绿灯。如果事实求是地回忆一下这三十年，可以看到海外华人（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对中国经济，资本（改革初期，仅香港的资本就占外资的60％以上），管理，技术，文化和观念的冲击和贡献。这都是在中国大陆本土无法产生的。 　 　　再近一步说，今天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按毛泽东的说法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显然是舶来品。在为国人称许的中共领导人中，周恩来，邓小平，朱德等人都是在欧洲勤工俭学过的。社会主义，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无一不是从西方引进的。就在今天少先队员的红领巾也不过是西方领带的唱红格式。美国童子军也戴一样的领巾，不过颜色是褐色的而已。 　　黄惠兰祖父的墓地，是今天爪哇的古迹，黄惠兰的父亲有18个得到承认的姨太太和42个子女，其中三个姨太太是亲姐妹和母女，这可谓腐化堕落。可是他的经商本领使他成为特级富翁。他在上个世纪初给少女黄惠兰的零花钱是每年2000美金。这是什么概念呢？这可以在美国买几套房子。而这笔钱又因为她的任性增加到5000美金。 　　顾维钧的父亲虽然是个商人，他本人虽然在美国留学，在北洋政府担任要职，但是和这位阔小姐比起来，还是寒酸了许多。于是夫妻间一个有趣的冲突发生了：当顾维钧担任中国驻伦敦公使时，黄桂兰用她父亲的钱买了昂贵的劳斯莱斯汽车。顾维钧要求他的妻子退掉，因为他买不起。这时黄惠兰发表了一番理论："我和你结婚以前从来不懂政治。但是我并不傻。我知道别的国家怎样看今天的中国，他们把它看做一块可以进行经济剥削的地区。我曾经在爪哇生活。在那里荷兰人看不起中国人，除非你有足够的钱可以不理睬他们。为什么我们不坐爸爸话的起钱买给我们的好汽车？我有珠宝饰物，为什么别国的外交官妻子们在盛大集会中用她们所有的一切装扮她们自己而我却要把我的珠宝弃置一旁？如果我们和旁人同样做法，这将有助于使他们理解中国不能忽视，我们并非如他们所想象的来自落后的国家。我们来自有权受到重视的国家。" 　 　　近百年过去了，当中国百姓惊讶于美国驻华大使竟然乘经济舱到任时，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前中国驻法大使赵进军认为大使上任并非私人行为，也代表了国家，所以，"我当大使出去肯定是头等舱"。看来他和黄惠兰两个人的理念是一样的，不同的是赵大使的费用是中国政府出的，顾维钧的豪华汽车是黄惠兰的父亲出的。 　　不仅买了车，这位阔太太在顾维钧担任驻英公使时，又嫌大使官邸不够气派，坚持做一次装修。顾维钧告诉她，所有为使馆做的一切都要归于国家，中国政府是不能偿还所花的费用的，将来他们离开时，为使馆买的新家具也不能带走。这并不能阻止她。显然这是出于虚荣心，不过和今天在国内外大摆办公室豪华气派的官员相比，她倒是花得自己的钱，国家没有吃亏反而得了好处。 　　黄惠兰不懂政治，后来和顾维钧离婚，在夫妻感情上和行动举止上对顾非常不满。可唯其如此，读者才更能相信她对顾维钧在外交上的赞美之词。而黄惠兰能顾全大局，在外就礼仪上予以配合，即使两个人的婚姻已经走入了尽头。 　　在外交上，虽然归根结底是代表着国家利益的交往，但私人关系对建立彼此的信任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外交官，特别是大使的配偶，过去主要是大使夫人的重要工作。黄惠兰的回忆录对此有很对生动的描述，例如和英国王太后的私人交往，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宴会避免了冷场，向英国上层社会的妇女讲话介绍中国等等，这对顾维钧赢得国际承认中国地位的外交是有助力的。据黄惠兰回忆，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特地指出："别忘了大使夫人也起了重要作用呀。"笔者认为对今天的中国外交官也应当有所启发的。 　 　　黄惠兰这样一个出生东南亚富家，长在娇宠环境之下，嫁给风云人物，出入欧美上层的女性，到了晚年，婚姻破裂，随之而来的社交舞台也与时俱退，但她能够在内心里转归平静，说出没有不散的筵席这样的哲理，也是很不简单的。 　　回忆录中提到不少作为阔太太的黄惠兰缺乏对平民百姓的同情心，因为她根本想不到。她在北京是养育纯种哈巴狗，有三个仆人专职。这引起民愤，报上说这些钱可以维持3个村子人的生存。当她乘火车经过西伯利亚时，因为怕冷，她不想见见在雪地等待多时以求见到中国外交总长夫人的中国华人。在战时的轮船上，她竟然为了睡好觉要求把探测冰山的号角关了。从黄惠兰的回忆中笔者看到了富人的心理和他们的缺欠，也看到她和暴发户的不同：她的心并不冷酷，她只是从小不知道要为别人着想，只是"在有限的小天地里成长起来的"。这点可能对今天的富二代，特别是独生子女的富二代有很好的启发。 　 　　为什么黄惠兰能这样坦率地"回忆"呢？笔者看这是因为有美国女作家伊莎蓓莉。泰弗斯协助用英文写成的自述，其目标是西方读者。而西方的自传和传记，如果没有把主角的心理真实地吐露给读者，哪怕只是一小部分，读者是不会买帐的。这是不是对国内写自传和传记的名人和作家有些启发呢？ 　　亦远，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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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参加预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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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预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纪实 Sep 27th 2013, 20:25, by 明鏡雜誌 　　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已经过去二十年。回顾当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九亿人民的审判》，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里程碑。随着时间的推延，这个评估越益显得是准确的、恰当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我被选调参加了两案的预审工作，现将接受使命经过，预审工作的基本做法和体会，作一番回顾，应是有意义的。 　 　　1980年4月12日，我在平阳县宜山镇（今属苍南县）召开公社书记会议，检查春耕，宣讲学习十一届五中全会文件的体会。傍晚，接到温州地委办公室电话，要我立即返回温州，匆匆用过晚饭，雨中搭小船到方岩下，过鳌江渡，到鳌江镇，已有行署派出的吉普车等候接应，连夜赶回温州。第二天是星期天，上午8时，请示地委书记，吩咐很简单，省委领导讨论决定，要我14日抵省去北京，学习半年。一天中，交代工作，告别亲友，准备行装，安排车旅，上下联系，有条不紊。14日晨5时上路，特意沿永嘉－－仙居－－磐安，浙江中线的公路走，这里是我参加消灭省内最后一股武装匪特的地方。下午到省委组织部报到，一听是省委副书记、原公安厅长王芳点名，又是王芳同志带队，什么话也不用问，待命就是了。15日下午，会见王芳同志，他说：中央书记处决定，将两案交公安部预审，要提请起诉，从各地选调干部。选调干部要具备5个条件，首先是政治条件，文革中经得起考验，揭批查中没有发现问题；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懂法律……。我默默地听着，思想上一时还跟不上。对我这样一名基层干部来说，真乃是幻想不及、梦呓不到的事，可眼前坐着的是坚毅沉着、略带微笑的颇孚众望的领导、长者，提到的是准确无误的现实工作。接着，王芳同志问：你在省公安厅工作十多年了吧！答：政保工作14年；问：做过预审工作吗？答：做过3年预审工作；问：处理过战犯吗？答：1956年带领一个排武警，押送浙江属于战犯级的22名犯人去山东禹城战犯管理所，参加审讯，交接共3个多月。好了，接受任务，一起去北京。省委的抉择，不由分说，激励我要用实际行动不辜负信任和托付。4月19日，王芳一行，包括黄荣波，温州地委常委、地委、行署办公室主任王汝良，杭州市公安局副局长与公安干部夏仲烈、吴瑞琪、史芳春共六人，乘火车去北京。4月21日下午，从浙江、江苏、黑龙江、辽宁、河南、河北六省调集的36名公安干部和从北京公安、政法部门抽调的首批共50余名干部，集中公安部东大厅小礼堂。公安部长赵苍璧传达中央胡耀邦、彭真指示，副部长凌云传达书记处文件。中央成立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由彭真、彭冲、伍修权、王鹤寿、江华、黄火青、赵苍璧组成。下设审判工作小组，刘复之、凌云、洪沛霖（以上3人为召集人）于桑、朱穆之、曾汉周、江文、冯基平、史进前、王芳、卫之民、姚伦、王汉斌、郝苏、王照华、陈卓、穆青、高富有组成。粉碎"四人帮"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原由中纪委二办审查，纵观内外形势，案件暴露罪行的实际，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等要移交公安部预审，依法提起公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等，仍由军委领导下，总政治部、军法部门组织力量实施预审，然后并案起诉。相继听取中纪委二办介绍审查江、张、王、姚、陈案情况，解放军总政治部向中央政法委汇报审查林彪案情况，看了审查录像。 　 　　4月29日，初看秦城监狱设施、两案嫌犯关押管理情况。秦城，坐落燕山南麓，群峰绵延相接，处处险峻，近处树木葱茏，远处灰黄荒秃。极目北望，最高处，有测绘局设置的一个三角点。最远处，有古长城断续横亘。向南一脉平川，到北京市郊35公里，到昌平19公里，到怀柔27公里。监狱，1958年初建，4个监区，400间监房和一应配套设施，规模不小了。1968年，加建2个监区，监房和以前相当。十年浩劫，关押过党和国家精英500人。我们去的时候，大部监房空着，仅留两案工作人员不过百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干部残酷迫害、无情打击，冤狱遍于国中，秦城扩建特级监狱，是一个缩影。 　 　　5月12日，参加预审各组的同志成立临时党支部，产生7名支委。公安部派出的干部任书记，黄荣波为组织委员。浙江组主要负责对张春桥的预审，王芳为组长，黄荣波副组长。 　 　　5月13日、21日，7月9日，预审组正副组长先后三次直接听取彭真同志对预审两案的指示。11月17日，彭真同志在公检法全体办案人员会议上又作了一次讲话，这就是公开发表著名的彭真关于两案审判指导方针9条，印象特别深刻，使我们一开始就能正确办案，防止偏差。 　 　　5月18日，预审两案全体人员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会后，出东门，伫立着环顾天安门城楼、人民英雄纪念碑、革命历史博物馆、毛主席纪念堂。"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一句金石之言，久久撞击我的心灵，难以举步，同志们催促，才下了台阶。 　 　　5月26日，预审队伍进驻秦城，制定并明确工作、生活、通联制度、纪律，过组织生活。经过严肃认真的准备，分析对象的特点、弱点，我们于6月2日，第一次提审张春桥，工作一步步深入展开。 　 　　由于全国揭批查积累了大批材料，中纪委二办前段又作了大量工作，基础条件较好。预审工作开展后不久，检、法二家提前介入，我们担任检察监督，依法办案。同时，得到中央各部门和北京、上海等有关省市的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预审正副组长持证还可到中办、中纪委查核材料。各预审组紧密配合，整体作战，及时沟通，根据需要，提审所分管的对象，核实材料，扩大线索。 　 　　为有利于弄清案情，对毛远新、王力、关锋、戚本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7名嫌犯同时开展了侦查预审。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2名嫌犯也被押来北京作证。对与案件有直接牵连的郭玉峰、肖木、廖祖康、缪文金4人进行了审查。预审干部又从北京、上海等13个省、市、自治区公安政法机关，分2批抽调充实，总数达170人。 　 　　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办案方针，对江青一伙的大量活动进行周密的、精确的、负责的审查、验证、核实、筛选工作，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针对嫌犯的不同特点，灵活运用斗争策略，抓要害，打"麻杆"，促分化，以夺取胜利。参加预审的全体同志，怀着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强烈的义愤，对党和人民托付的光荣任务高度的责任感，艰苦奋斗5个月，基本查清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5名主犯篡党夺权、祸国殃民的主要罪行，掌握了大量确凿的证据。总政那边的预审工作，也大体同步取得进展。 　 　　8月21日、23日，邓小平同志接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回答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林彪、江青罪行和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案等有关问题。毛主席对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政治错误，它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了。这番话可谓是镇国神针，有利于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也进一步为我们搞好预审工作指明了方向。9月9日，又听取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中央领导同志对两案依法移送起诉的指示。 　 　　9月22日，侦查预审终结，将起诉意见书，连同预审案卷、证据材料送交最高检察院。张春桥的预审案卷由我负责签署。 　 　　9月28日，应邀参加最高检察院讨论、审定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起诉书。9月29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16次会议，决定成立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最高法院特别法庭。11月2日，最高检察院完成两案审查，移送最高法院。11月20日，特别法庭开庭，开始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公开审判，800人旁听，因涉及国家机密，不准外国记者旁听。我参加了旁听和连续几次法庭辩论。 　 　　其他对象的预审工作陆续结束，分别移送最高检察院和地方检察机关另行处理。12月16日，预审组撤离秦城，先后计6个月22天。12月21日，召开预审工作总结会议，彭冲同志作总结讲话。各预审组都交出一份工作总结。1981年1月4日，离京返杭，在京工作8个半月。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对10名主犯进行了宣判。 　 　　贯彻中央方针，严格依法办案一、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办案方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社会现象，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办案的最大困难是，林彪、江青一伙的许多罪行和党中央领导上的一些错误，也即坏人做坏事和好人办错事纠缠在一起。为打掉林彪、江青一伙把他们的罪责往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身上推，而施金蝉脱壳计的一切口实，克敌制胜，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分犯罪和错误，区分触犯刑律和违反党纪，这是关键所在，也只有这样做，才能显示国家法律的尊严，维护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预审工作开始，中央就为我们确定了几项基本原则：一是要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与党在工作中的错误分开；二是把林彪、江青一伙的反革命犯罪活动与好人犯错误分开；三是由于林彪、江青两伙进行篡党篡国活动是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还有康生、谢富治等，都是一丘之貉。分工负责，并案审理，才能弄清全案，做到稳准狠地打击敌人。还用马克思的教导："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从理论上武装了我们。对林彪、江青一伙，最好从他们活动的最后一段和结果着手，沿着历史顺序，从后向前研究，较易看清问题。对这一办案指导方针，我们是贯彻始终的。严格掌握和审理江青一伙直接触犯刑律的犯罪行为，不管路线错误，包括江青一伙犯的路线错误及其造成的恶果。对延伸的罪行，原则上也不予追究。江青一伙的反革命罪行，如与党的路线错误有具体、直接联系，与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的错误和责任有直接牵连的，即使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也不予起诉。 　 　　1967年7月21日，江青接见河南三派群众组织代表，煽动说"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文攻武卫口号是对的"，造成河南武斗升级，全国全面内战，原拟作江青罪行认定。但经查，中央领导人在此之前，就同意"文攻武卫"口号，在江青讲话后，还给江青一信，要召开全国性会议，给所谓"左派"发枪，这就不能作为江青的罪行起诉。上海"一月夺权"，由一连串事件组成，是张春桥先斩后奏，谎报情况，欺骗中央，造成了既成事实，进而发展为全国全面夺权。上海市委已认定为反革命夺权事件，中央发过文件。后经查，中央领导人当时先后有过十多次讲话，表态支持"一月夺权"。我们只把与中央领导人没有牵连的、张春桥直接遥控指挥制造的康平路镇压群众事件，从"一月夺权"中分离出来，列为张春桥的罪行起诉。此外，如以中央文革碰头会代替书记处、政治局，"二月逆流"，"七·二○事件"，"杨、余、傅事件"，"天安门事件"等12件影响恶劣的大事，由于牵涉到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都没有作为罪行起诉。其中，虽有林彪、江青一伙乘机掀风作浪、破坏捣乱，但同好人失误、失察有关，因二者的性质、手段、目的截然不同，也就没有起诉。我们对此是牢牢把关的。 　 　　我们着重抓住江青一伙蓄意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镇压广大干部群众，进行特务法西斯活动，策动武装叛乱，密谋"改朝换代"等这些不论从法律或政治的角度，都公认是犯罪的问题侦查预审，这样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给刘少奇同志戴"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众所周知，是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属于路线错误。但经查，江青直接控制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蓄意制造伪证，诬陷迫害刘少奇，却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开始，江青拒不认罪。我们发现刘案有许多重大问题，如逮捕拘禁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教授杨承祚等11人，对北京师范学院教授张重一进行刑讯逼供，直至死前一小时还进行突击审讯；派人去沈阳，组织三百名红卫兵和一百多名解放军干部战士，查遍全东北的档案馆、图书馆，查找刘少奇的所谓"自白书"，都是江青批准执行的。后又查到，1968年6月30日一办制定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序列和审查对象登记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审查小组的分工，江青名列第一。进而查到谢富治1968年2月26日在专案组2月22日的《综合报告》上批示："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后来又查到江青亲笔写给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信，声称专案一办、二办，不给她看原件材料，夺了她的权，大发雷霆，强迫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作检查。林彪支持江青，批示说这是"政治组织上的错误"。这就进一步证实，刘、王专案是江青主管的。还查到1968年9月8日江青接见中国京剧团等单位代表讲话中，自称"我现在是负责第一重要的专案"，讲话录音俱在。1968年9月20日，林彪写信，对江青的诬陷活动表示"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铁证如山，江青矢口抵赖，也是枉费心机。 　　总之，在多数明显的问题上，我们是划清了罪错的界限，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也还有争论，对不一致的问题，有的宁愿舍弃。这说明，我们在执行中央的办案方针上，还有这样的弱点。 　 　　侦查过程中，有大量材料证实，林彪、江青两伙，为了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自"文化大革命"开始，至1971年9月，5年期间是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尽管由于分赃不均，常有勾心斗角，也掩盖不了他们勾结作乱的实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揭露和粉碎后，江青反革命集团搜罗其余党，又继续进行阴谋活动，并且庇护林彪，以掩盖自身的罪行。1971年11月，张春桥还说："对林彪的讲话，你们不要什么都批，他的讲话，有些是我写的，你们要批就批我好了。""天才，十一中全会公报正式用的，然后才是《再版前言》，十一中全会公报我参加起草，《再版前言》我也参加"。不打自招，一言道破了天机。中央根据预审侦查发展情况，决定并案起诉，分庭审理，一案判决，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决策。从公布起诉书、开庭审判后，国内外反映普遍良好，充分证明中央对处理该案的方针是正确的。 　 　　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依法办案中央要求我们，严格按《刑法》、《刑诉法》办事，用实际行动把林、江集团案办成依法办案的典范，开创一个新的里程碑。我们在侦查预审过程中，遵照中央的指示，一边学习，一边打仗，严格地依法办事。 　 　　林彪、江青一伙，罪恶滔天，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遭受诬陷迫害和遭受株连的广大干部群众，以及一度被蒙蔽、欺骗的干部群众，都可作证，闭着眼睛也能给他们定罪。但是，具体办案，还是要一步一个脚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实事求是地确定触犯刑律的罪行；犯罪事实要有确凿的证据，决不凭想象和推测。有几条罪算几条，是谁的罪算谁的，而且主次要分明，不勉强凑数，笼统认定，更不能张冠李戴。取证要注意证据的法律效力，询问证人采取个别进行。证人证言，要一人一证、一事一证；有二人以上共同作证的，另行补取。原始证据，一律不作技术处理。犯人口供或揭发材料，取不到确凿证据或没有两人以上印证的，都不用。"砸烂总政阎王殿"的罪行，曾被认为是林彪、江青合谋的，经查，根据不足。江青女儿肖力1967年10月20日向总政筹备组7人传达，说"首长"指示"要砸烂总政阎王殿，你们要战斗，要突击"。传达记录存叶群处，7名听传达的，仅1人说可能是江青叫传达，6人都未肯定是谁的旨意，我们就不作江青的罪行。有的原始书证、笔记还经过法律鉴定，有的既取书证，又用原始录音，做到周密有力，确凿无疑。 　 　　预审一开始，我们就把《刑法》、《刑诉法》交给嫌犯，反复阐明《刑诉法》第32、34、35条和第64条，有的几乎每次预审，都提到"可以陈述有罪的情节或作无罪的辩解"，"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允许申辩，不搞诱供、逼供，更不侮辱人格。监管工作，始终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如实记录嫌犯口供，同时录音、录像，有的还拍成电影。笔录交嫌犯核对，允许修改补充。张春桥在审讯中拒不回答问题，也不在笔录上签字。我们将他的犯罪事实、有关证据和证人证言等，都记录在案，依然形成法律文书。预审前未办逮捕手续的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依法补办了逮捕手续。 　 　　审理江青反革命集团案，采用了检、法提前介入办案的做法。预审开始后不久，检察院、法院即陆续派人参加，熟悉材料，了解案情，共同研究。在办案中有不同意见，摆出来充分讨论，统一认识。对主要罪行的证据材料，公、检、法三长共同逐件审查，对我们预审侦查进行实际监督；检、法两家对某些问题认为需补证或纠正，我们认为合理的，立即照办。公、检、法三家尽管也有过一些无谓的争议，有时调度工作不够周密，出现重复劳动，但是，总的看，对这样一起特大案件，检、法提前介入，一、它为迅速通过检察院起诉，进入公开审判，提供了重要条件；二、能够实行相互制约，保证了办案质量，做到不枉不纵；三、不违背依法办案，不影响独立检察、独立审判的原则。说明这样做是成功的，可取的。 　 　　三、大力开展调查研究，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江青一伙犯罪时间长，惯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问题牵涉面广，两类矛盾交织，他们还自称是"过高级政治生活"的，情况确实复杂。接收案件之初，我们曾视为畏途。中央为我们制定了正确的方针，还要求我们解放思想，冲破"禁区"。江青一伙已是阶下囚，我们是代表人民进行正义的审判。我们的主要法宝是调查研究，特别是对江青、张春桥，预审组的力量重点是放在调查取证上，用事实和证据说话。开始时，党内绝密的档案和资料仅允许少数同志看。对有一定身份、地位和影响的人，不能直接查找取证，特别是与中央领导同志有牵连的问题，其中个别的开始时"禁区"也未打开。后来我们写了报告，经中央批准，问题还是逐步地得到解决，使我们对许多复杂的问题，弄清了全貌，了解了背景，这对统筹全局、正确认定江青一伙的罪行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2项重大事件不列入起诉，就是经过周密的调查、验证、核实而决定的。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写过23篇"重要文章"，查背景、查责任、查危害，逐篇验证，逐步压缩，最后认定1966年8月1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人民日报社论危害最为严重，陈应负直接罪责，才予以认定罪行。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最根本的是把事实搞清搞准。我们强调多方取证，反复核实，力求做到每一项材料都过得硬、打得准。对犯人口供或线索，经过查对，得不到印证的，或没有确凿证据判明真伪的，一律不用，坚持少而精。戚本禹交代，江青曾单独向他诬陷朱德同志"朱毛、朱毛，真正是朱反毛"，并指使、煽动人民大学学生"打倒朱德"，经反复查证，无旁证材料，就未作江青罪行认定。张春桥的很多犯罪活动，具有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的特点，单独召见一些人，面授机宜。我们没有满足于直接证据，尽力挖掘更多的旁证。张春桥1966年12月18日单独约见蒯大富，最早授意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活动推向社会，我们看了蒯的交代，曾一度认为缺乏旁证，准备放弃使用。后来查到了蒯的原始记录和张春桥在位时蒯的几次交代和记事，又取得其他人听取蒯传达张授意的证明，实地考查蒯交代张春桥接见地点的现场，又查对了毛主席在当时还把刘少奇当党内问题的多次讲话批件，才认定张春桥罪证确凿，予以使用。总之，坚持做到人、地、时、事、背景，联系起来都可认定有罪，才予使用。 　 　　在预审侦查过程中，共派出调查组53次，发出商调函22件；查阅案卷1716卷又789件；查询（审）证人421人；取得书证1992件，用于5名主犯650件；取得证言2961件，用于5名主犯694件；审听录音带649盘，定罪使用64盘。这样我们对情况从全然不知或知之较少，到知之较多、较全面，问题性质也就较易分清，对付嫌犯就能处于高屋建瓴的地位，工作信心也随之提高了。调查和预审紧密结合，互为作用，有调查工作较为坚实的基础，预审工作才能较快较好地顺利结案。 　 　　四、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灵活运用斗争策略林彪自我爆炸，折戟沉沙，"四人帮"被粉碎，不费一枪一弹。他们恶贯满盈，且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政治上已是僵尸，是纸老虎。但是，他们，特别是江青一伙，凭借身份特殊，借毛主席和搞"文化大革命"作挡箭牌，以求逃避人民的惩罚，不可掉以轻心。中央指示我们，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既要充满必胜的信心，又要认真对付，多想办法，讲究斗争策略。 　 　　我们充分估计到预审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听取前段工作介绍，研究材料，熟悉案情，认真做好准备。12名案犯，大体分三类，一类是基本认罪，或通过预案能够认罪的，如王洪文、陈伯达；一类是基本认错，通过预审可以交代一些事实，但不认罪的，如姚文元；一类是拒不认罪的，如江青、张春桥。前一类占多数。我们既从集团案考虑，又区别不同对象，采取对策。决定战役上打总体战，战术上抓重点、选弱点，四条腿争取打断它一两条，分化瓦解，四面包抄，解决战斗。篡党夺权、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江青一伙罪行的主要部分。预审开始时，正值中央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拥护，反响强烈，对江青一伙是个重大打击。嫌犯内部也有很大震动。鉴此，首先就选择了诬陷刘少奇同志的问题作为突破口。根据总的部署，各预审组结合各个案犯的具体情况，分别制定审讯方案。在预审前，多数先找案犯谈话，打侦察战，摸思想动向。王洪文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他靠打砸抢起家，政治资本少，是这个集团的薄弱环节，较易突破。他开始交代问题时，避重就轻，经过教育，出示证据，晓以利害，逐步认罪，表示愿意揭发江、张等人的罪行，争取立功赎罪。我们还让他面对面地揭发了张春桥，从而基本达到了四条腿打断一条的目的。姚文元，一再表示"要争取有个好的结果"，交代了一些事实，但坚持路线错误的防线。我们就适当地让他多讲，从中发现线索，扩大战果，揭他的罪行。江青、张春桥坚持反动立场，态度恶劣。一个抵赖狡辩，胡搅蛮缠；一个拒不回答问题。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充分揭露。对张春桥使用了五名证人，七次当场作证，他手下的文（徐景贤）、武（王洪文）两主将，都当面揭露张春桥。如螃蟹的两只钳子，都给摘了下来，既揭露了敌人，又促使这个集团的分化。 　 　　在预审中，原则上着重围绕江、张两主犯，从抓个人罪入手。抓住个人罪，拖出了集团罪。不打无准备之仗，不侥幸图胜，从难从严要求。每次审讯，都事先制定预审提纲，把取得的罪证材料或准备提问的问题，编成措词严密、明确、符合法律用语的问话，不给嫌犯钻空子，也估计到嫌犯可能作无理狡辩，有准备地及时给予有力的批驳。 　 　　由于案情重大，案犯一般都避重就轻，就连态度较好的王洪文，在交代1973年10月到长沙诬告周总理、邓小平的问题时，也隐瞒了毛主席事前已通知他提议邓小平同志担任第一副总理的事。我们拿出他亲笔写的"电话记录"时，他才傻了眼、冒了汗、认了账。 　 　　整个预审过程中，对12名嫌犯，谈话101次，其中5名主犯49次；审讯297次，其中5名主犯108次。工作充分，手续完备。现在看来，上了起诉意见书的罪行，除极个别的以外，都做到了事实清楚、符合实际、证据确凿、铁证如山，为检察起诉、法院审判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对两案的审判，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了。它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审视这一次正义的审判。当今，中国人民正进行新的长征，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发展；接受现代法治理念，推行依法治国方略，建立更加完备的法律体系，形成根本的治国制度，保障社会成员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审判"两案"，拨乱反正，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终结严重践踏民主法制的痛苦局面，无疑是这一征程的重要一步，是民主法制建设的一个里程碑。 　 　　（作者系浙江省法学会副会长，原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制委副主任） 　　黄荣波，《民主与法制》2000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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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重估跟孙中山翻脸、炮轰总统府的陈炯明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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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估跟孙中山翻脸、炮轰总统府的陈炯明 Sep 27th 2013, 20:22, by 明鏡雜誌 　　几十年后回望往事，我们可以清晰感到孙中山与陈炯明都是为了国家好，只是选择的路径不一样，假如他们都能平心静气有话好好说，坐下来谈谈，至少1922年6月16日的"炮轰总统府"不会发生，历史肯定改写。 　　1925年，孙中山病逝北京，陈炯明闻讯满怀深情写了一副挽联：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陈炯明预感，他与孙中山的恩怨将是一桩历史公案，究竟怎样评说，只能留待历史。 　　在之后几十年，孙中山成为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被塑造为"国父"。主流历史学在评估孙陈关系，甚至在研究陈炯明时，基本上站在孙中山一边，以孙中山之是非为是非，认为陈炯明是"叛逆"，是一个反对革命的人。 　　过分贬低、丑化陈炯明，显然不合乎历史真实。于是，陈炯明之子1997年出版一本执意翻案的书，正面描写陈炯明，且在字里行间将孙中山视为反面。 　　从陈炯明后人眼光看孙陈关系、个人恩怨，固然很难客观。反之，如不能调整视角，继续以孙中山之是非为是非，同样看不清孙陈，弄不清陈炯明的意义。孙陈冲突并不涉及人品、人格、个人恩怨，而是关涉中国历史，关涉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走向。从大历史温情回望这两位历史人物，或许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或许能发现一个不一样的陈炯明、一个不一样的孙中山。 　　武昌起义发生后，陈炯明像许多体制内具有革命倾向的人一样，不再相信满洲人有起死回生的能力，因而陈炯明利用那种混乱局面，在故乡筹组一支武装，顺利占领了惠州。稍后，广东光复。陈炯明以功出任广东副都督，后因都督胡汉民陪同返国的孙中山北上，陈炯明机缘巧合成为广东代理都督。此时的广东，此时的陈炯明，确实在政治信念上，更倾向于广东人孙中山。广东，成为孙中山最重要的庇护地。 　　作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有一套革命程序、治国方略，尤其是在武昌起义、南北僵持关键时刻，孙中山南京"开府建基"，创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从根本上抽空了满洲贵族继续统治中国的依据。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极大推动了清帝退位，国体变更。然而，当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经过短短的风光重回边缘。我们不必猜测孙中山的苦闷，但我们可以感觉到孙中山不甘寂寞，他一定会寻找机会卷土重来。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13年3月下旬，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杀，稍后去世。宋案真相究竟如何，在司法并没有得出结论前，孙中山抓住这个机会，动员原先的革命党人起兵反袁，广东都督胡汉民是孙中山的铁杆，自然不会落后。 　　陈炯明在最初阶段并不是胡汉民的铁杆，相反，他在袁世凯的铁杆梁士诒的运动下，成为在广东制衡胡汉民的一个重要棋子。这年6月，袁世凯发现胡汉民异动，毫不客气将胡免职，稍后任命陈炯明接替。 　　广东都督易位并没有真正收服陈炯明，袁世凯在那个时候因宋案、善后大借款、宪法起草等问题弄得焦头烂额，内外交困，各地军人出身的都督早有反叛之心，于是趁着宋案，江西都督李烈钧7月12日率先发难。三天后（15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在黄兴胁迫下跟进。又过了两天（17日），安徽独立。第二天（7月18日），新任广东都督陈炯明宣布独立，发兵讨袁。 　　四省都督讨袁起义很快失败，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的权力被袁世凯宣布免去，孙中山、黄兴、陈炯明等人相继逃走，民国初年政党政治因反袁失败而重归沉寂。此间，孙中山痛定思痛，反省一系列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和对他的绝对忠诚，因此他在流亡海外时重组"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必须签字画押宣誓效忠他个人。 　　对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陈炯明并没有参与，他认为那是政治上的倒退，并不合乎中国需要。陈炯明相信，国内形势总会提供新的机会，耐心等待，一定会有卷土重来的机会。 　　是的。耐心等待除了积极的准备，还有消极地等待政治对手犯错。袁世凯在平息了孙中山、黄兴等人武装反抗后，没有珍惜这个机会强化民主共和体制，相反，却利用各种机会不断扩大总统权力，直至昏聩地宣布复辟帝制。 　　对于已享有共和经验四五年的中国人来说，很难容忍这样的倒行逆施，于是乎，蔡锷、梁启超登高一呼，全国响应，护国战争爆发。 　　护国战争给孙中山、陈炯明等人提供了重出江湖的机会。陈炯明重回体制，被黎元洪封为"定威将军"，依然成为广东最具权势的政治人物。在稍后的护法战争中，为南方护法军政府实权人物，担负进攻福建，恢复秩序的使命。 　　在进驻福建的两年，世界政治发生巨大变化，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一个全新的政权形态出现。俄国新政权希望扩大政治的边疆，迅即派人到中国物色合作者。据说，俄国信使携有列宁亲笔信找过陈炯明，但陈炯明婉言谢绝了俄国人的好意，而正处在苦闷中的孙中山在俄国人找上门来时，如久旱逢甘雨，一拍即合。这不仅给后来的中国政治留下巨大变数，也是陈炯明与孙中山冲突的最根本原因。 　　1920年底，陈炯明离开福建重回广东出任省长。这是陈炯明领导的粤军打败统治广东好几年的桂系获得的，当然也有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那几年正在广东护法，成立了一个护法政府，与北方政府对立。 　　当南北两个政府对立的时候，给地方实力派发展留下了巨大空间。就在那短暂几年时间，陈炯明与各省实力派利用南北纷争的机会，实行地方自治，实际上有点保境安民、不再过多介入全国性政治纷争的意思。 　　孙中山没有自己的实际地盘，他所构建的南方护法政府只是一个比较虚幻的政治组织，既没有真正的力量向各省发号施令，甚至没有权力干预广东的关税，因为列强不买账，列强并没有放弃在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 　　这种微妙的政治环境并不直接影响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关系，他们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上演着地方自治与反地方自治的双簧，以此为南方各省赢得更多的发展空间。 　　但是，等到北方的情形发生变化后，情况就不一样了。1922年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北方旧国会议员宣布徐世昌总统非法，迎接黎元洪大总统复职，回归法统。6月2日，徐世昌辞职。稍后，黎元洪复职。 　　北方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孙中山很受伤，南北舆论近乎一致认为护法运动目的已实现，南方护法政府已没有存在的法理基础，纷纷要求孙中山出于国家大义，宣布下野，放弃北伐，尽快北上通过谈判解决国家重建统一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孙中山继续坚持去年提出的北伐军事行动，将自己放在了全国舆论对立面。而陈炯明等粤军将领此时则不愿继续北伐，以为政治解决南北统一条件已经成熟。最后竟演变成"围攻总统府、炮击观音山"的大事件。 　　反观陈炯明、孙中山两个人的恩怨情仇，尤其是陈炯明部下叶举率部炮轰总统府，致宋庆龄流产，终生不育。凡此，都使冲突具有不可调和的气息。但，几十年后回望这些往事，我们可以清晰感到他们都是为了国家好，只是选择的路径不一样，假如他们都能平心静气有话好好说，坐下来谈谈，至少1922年6月16日的"炮轰总统府"不会发生，历史肯定改写。 　　马勇，南都周刊  2013-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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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差别很简单：袁世凯是政治家，孙中山是理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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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很简单：袁世凯是政治家，孙中山是理想家 Sep 27th 2013, 20:18, by 明鏡雜誌 教科书的说法是，自《辛丑条约》签订后，大清已完全沦为"洋人的朝廷"，成为殖民者统治与剥削中国人民的工具。奈何辛亥革命的爆发及革命形势的发展，让洋人痛感，旧有的代理人太窝囊，太不济事，需要寻找一个新的代理人，找啊找啊找啊找，他们瞄上了袁世凯。 西方殖民者为什么会喜欢袁世凯？孩子没娘，说来话长。袁世凯在朝鲜时，就同许多英国人建立了友谊。袁世凯归国后，在天津小站练兵，洋人们发现了袁世凯的军事才能，认为，在清国的所有官员里，袁是第一个认真学习外国军队组织方法和战略战术的人，并且也是第一个鼓吹军队现代化的人。 1898年10月27日，英国海军少将贝思福到天津小站参观访问，对袁世凯新军的评价是：清帝国仅有的一支装备完善的军队。当然了，他还夸袁世凯军纪严明，甚至夸袁世凯清廉。原话是这样的："我观袁公之发饷情形，而叹袁公之清廉矣。"并且由此而大生感叹说：如果中国的统兵大臣都能像袁公这样，"华人何尝不可成劲旅耶？"袁世凯的军队确实是劲旅，单说硬件，就非常完善：第一，实行常备兵、续备兵、后备兵制。第二，配备有步、骑、炮、工程、后勤等多兵种。第三，仿行外国征兵制，对应征士兵严格要求，并给家属多方照顾。第四，建军官学校，培养专门的军事人才。第五，聘外籍教官训练新兵。第六，全部西式装备。总之，就凭这支军队，洋人就对袁世凯刮目相看。 还有，袁世凯对义和团的态度，也很得洋人欢心。袁世凯毕竟稍微具有了现代化常识。他倾心于西式兵法兵器，与迷信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当然格格不入了。正是由于与义和团格格不入，才导致他对于政府利用义和团对11个西方国家同时宣战的弱智行径由不满到阳奉阴违进而与其他督抚联合起来搞"东南互保"。由于义和团见洋人就杀，见教民就砍，所以，"东南互保"时，山东竟成了洋人的避难地，洋人不喜欢袁世凯才怪呢。 袁世凯玩得最漂亮的一招，是《辛丑条约》签订后，有关天津的接管问题。当时联军规定，八国联军交还天津后，中国政府不得在距离天津租界20公里之内驻扎军队。天津不让驻军，北京的安全咋办？吓得老太后都不敢回銮了。最后这个烫手的山芋扔给了袁世凯，你去接管吧。袁世凯从自己的军队里提出3000兵，对他们进行了短期的专业培训，改换制服，称为"中国警察"。接管期一到，袁世凯的"警察"长驱直入。形式上与条约无冲突，实质上相当于中国驻军，八国联军又失望又敬佩，特别是天津治安一下子成为各省之冠，可谓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后来，袁当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施新政，搞改革，把个天津治理成模范省，洋人越看越喜欢。后来，当袁世凯被迫回安阳钓鱼时，他们甚至替袁世凯可惜，认为摄政王载沣是个软弱的人物，袁世凯应该发动政变取而代之。所有这一切，导致辛亥革命发生后，洋人准备抛弃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时，一下子就想到了袁世凯。 我曾经替孙中山可惜，对西方洋人有意见：你们已经抛弃了一个能让中国发生希望的人物——光绪，为什么还要继续这样——抛弃中山呢？事实上，洋人也考虑过孙中山，只不过考虑之后，觉得不行，遂放弃罢了。正如对于光绪帝的评价一样（他们认为光绪是一个幻想家），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一个空想政治家和夸夸其谈者"。当时的英国记者查门对孙中山的评价是："孙博士有许多英国和美国的朋友与同情者，但他们无意于支持反抗政府的叛乱……他们中大多数把孙看作是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 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在致国务卿诺克斯的电文中将袁与孙作了一番对比。 他说："一般认为袁是今日中国最有能力的人物。"至于孙中山，"无论从其品质和能力看，此间人士都不认为他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生在沿海，他在外国受的教育，他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国外，他不知道中国的内情，或者说不懂得中国人民的生活、性格、传统和习惯。"所以孙中山能控制局势"是很可疑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对袁世凯的评价是："袁世凯是确保在中国建立一个稳定政府的唯一人物。" 洋人废话多，其实，袁与孙的差别很简单，前者是政治家，后者是理想家。 政治家利用自己心中的"术"，凭借手中的"力"，借辛亥革命的"势"，一脚踩清室，一脚踩革命党人，三下五除二就摘走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心甘情愿把果实让出的孙中山，将满肚子希望寄托到袁世凯身上，希望在袁世凯的带领下，中华民国走向共和，赶超欧美，原话是："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 为了让中国赶超欧美，理想家决定与政治家分工合作——孙中山与袁世凯在北京第一次握手时，说出了一句名言：希望大总统为中国练二百万军队，我为中国建设二百万公里铁路（一说是10万英里，唐德刚先生说是20万里，所以，这个二百万可能是中山那个包括百万英里公路在内的建国方略吧。其实，不管多少，好像都有些过于理想化，因为时至今日，中国大陆的铁路营运里程尚未突破7万公里）。 唐德刚先生分析说："中山这席话虽出诸一位伟大爱国者的至诚，但是听在有高度行政和经济建设经验的袁世凯的耳朵里，就是信口胡吹了。"唐先生进一步认为，孙大炮这个诨名，可能就是袁世凯给叫出来的。这里唐先生错了。事实上，中山先生大炮之名来之早矣。远在辛亥革命前，孙公经常在华侨中发动大家捐款赞助他的革命，奈何起义一次失败一次，屡败而战，严格来讲是屡败而捐，而且每次募捐时都要向诸位保证：孙文这次一定成功。可是经常的情形是，孙公这边话声没落地，那边革命党人起义失败甚至尚未起义因泄密而失败的消息就传来了。由此，孙公得个孙大炮的诨名。 这诨名并无恶意，相反，它是对一个理想家的最好的概括。《纽约先驱报》的驻华记者端纳——那个后来曾给老蒋作过顾问、与宋美龄私交不错、甚至参与过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美国家伙曾记载过他与孙中山一次关于修铁路的谈话，当时孙中山正在地图上划他的全国"路线"，他问端纳："你认为外国资本家会给这笔钱吗？" 端纳问："条件是什么？" 孙中山说："啊，我们给他们以筑路权和经营40年铁路的权力，40年期满后他们把铁路完整地无偿地交还中国。" 端纳说："除非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否则，哪怕修筑一条最有利可图的铁路，也没有希望得到一文钱的投资。" 中山说："政府稳定与否有什么关系？只要各省同意就行！" 端纳问："财政问题怎么办？" 中山的回答是："财政是我最后才考虑的问题。" 从这些细节里，我们不难看出，孙公缺少一定的政治与经济常识。第一不考虑政府的稳定，第二不考虑财政问题，第三把外国投资商当傻瓜，以为人家不管中国政府是否稳定就会掂着巨款前来中国投资筑路……可能正是这种常识的缺少才导致西方人把他看成一个夸夸其谈者吧。 唐德刚先生在他的《袁氏当国》里讲述了政治家戏弄理想家的一个小故事：孙公吹牛，欲把中国铁路延长至20万里。袁公顺水推舟，授孙公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孙公就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了。袁公把当年西太后所乘的花车专列拨给孙总理专用，以便巡视全国铁路现状，同时要求各地地方官对巡视路政的孙总理做盛大款待。结果呢，孙公未修成一寸铁路，孙、袁交恶后，当局查铁路公司账目，发现孙公光视察费就花去百十万两…… 新浪读书，摘自端木赐香《换个角度看历史：重读晚清六十年》，华文出版社，原章节标题是《上下求索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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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有多少梨园世家还在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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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梨园世家还在传承？ Sep 27th 2013, 20:13, by 明鏡雜誌 ——京剧梨园世家传承现状调查 谭元寿(中)、谭孝增(左)、谭正岩(右)祖孙三代   程砚秋儿子程永江    □谭家七代的传承是京剧史上的一朵奇葩     □"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家族传承已近式微     □也许再过若干年，梨园世家将成为美好的回忆     国家京剧院文武老生李阳鸣6月因病英年早逝的消息令人扼腕，他的离去不仅让梨园界失去了一位文武兼备的好苗子，也令身为梨园世家的李家痛失最得力的传人。1976年出生的李阳鸣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北派猴王"李万春之孙，3岁学戏，6岁就同爷爷一起登台表演《闹天宫》，有"六岁红"、"小万春"等称号，是李家第四代传人。李阳鸣无论是嗓音、扮相还是技艺都是同辈演员中的佼佼者，也是承袭李家衣钵、续写李氏传奇的最佳人选，他是继李小春(李万春长子，李阳鸣伯父，1990年52岁时同样盛年早逝)之后，最有希望继承李万春先生艺术的李家后代，他的逝去令李家基业遭遇重创。如今，李阳鸣的墓地选在华夏陵园，也就是其祖父李万春墓地所在地，祖孙二人同葬一处。     从李万春之父、称绝一时的清末著名武花脸演员李永利到李万春、李少春(李万春妻弟)、李小春，再到李阳鸣，四代传承的李家京剧传奇如同一个文化符号，反映着京剧梨园世家承上启下、繁衍生息、血脉相传的发展脉络。徽班进京至今已有200余年的历史，在这200年沧桑变迁、时代更替中，梨园界的子弟承袭父业，代代相姻，形成了数辈人植根梨园基业的庞大家族。这些家族成员集百家之长，取其精华，将其融于一身，在继承衣钵的同时勇于思变，积极探索独特的艺术风格，也由此诞生了诸多流派，这些流派延续着京剧艺术的舞台价值，数百年来形成的前后三鼎甲、前后四大须生、四大名旦、三大名净等局面成为京剧历史上永远的巅峰。     时至今日，时代变迁、社会转型，这些梨园世家百年弦音今何在?他们的家族传承状况如何?记者日前对部分京剧梨园世家进行了走访调查。     "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家族传承已近式微     从童伶时代就开始闯荡上海滩，缔造京剧史诗传奇的梅、尚、程、荀"四大名旦"曾雄踞舞台，以独特的演技在京剧舞台上尽领风骚数十年，为京剧的发展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梨园世家出身的梅兰芳集京剧旦角艺术之大成，嗓音高宽清亮、圆润甜脆。梅兰芳有9个孩子，可惜有5个先后夭折，其余4个孩子中只有小儿子梅葆玖和女儿梅葆玖曾活跃于京剧舞台。1934年出生的梅葆玖10岁学艺，得其父梅兰芳亲传，是唯一继承父亲旦角衣钵的梅派传人;女儿梅葆玖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教育系，后下海从艺，为北京京剧院主要演员，工老生行当(如今已逝世)。这姐弟俩，男工旦角，女工老生，一度成为梨园佳话。而梅兰芳的另两个儿子梅葆琛和梅葆珍都从事了其他行业，他们的情况很多人知之甚少。梅家第三代中没有从事京剧艺术的，第四代亦即梅葆琛之孙、梅卫华之子梅玮业余学习梅派旦角艺术，是梅兰芳惟一学习了京剧表演艺术的重孙。如今，梅葆玖最大的遗憾是梅派的衣钵在他的下一代没有传人。但令人欣慰的是，梅派的家族真传已成为梨园界的公共财富，如今，全国各大京剧院团都有梅派传人。     程砚秋是"四大名旦"中的后起之秀，他年纪最小，演艺生涯开始得最晚，是他们之中最早故去的。此外，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都有后人继承其遗志，惟独那幽咽婉转的"程腔"没有由其子女传承下去。究其原因，程砚秋儿子程永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父亲程砚秋是落寞的贵族，曾念过私塾，他的价值观是:子孙后代永远不当艺人，即使成了角别人也看不起。在父亲的家训引导下，大哥程永光9岁被送到瑞士世界学校读书，后考入日内瓦大学化学工程学院，毕业后成为一名外交官;二哥程永源当了农民，后在政府部门工作;唯一的姐姐尽管天生丽质具备学戏的先天优势，也最终无缘戏曲;而我自幼师承徐悲鸿，后学俄语留苏6年，曾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主任，后来下海经商。"如今，程砚秋的3个孩子都已故去，只有80高龄的程永江还在30年如一日地整理史料，研究父辈的程派艺术，这位有着较高知识修养和学术积淀的老人已陆续出版了《预霜实录———回忆程砚秋》、《程砚秋史事长篇》、《程砚秋戏剧论文集》、《程砚秋百年诞辰画册》、《我的父亲程砚秋》、《程砚秋戏剧艺术30讲》、《程砚秋日记》等多部著作，是"四大名旦"家族中整理史料最全面的后人。"除了舞台呈现外，继承的形式应该有很多种，收集和整理史料也是一种传承。"程永江说。     "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膝下有三个儿子，长子尚长春，次子尚长麟和三子尚长荣纷纷投身于京剧舞台，老大学了武生，老二继承了父亲的旦角，老三则是花脸名家。如今这个京剧世家中，父亲、长子、次子均已故去，仅有现居上海的三子、名净尚长荣独撑尚家的门面，而尚长荣的三个儿子都没从事戏曲工作。如今，相对于梅派、荀派、程派来说，尚派的弟子虽不少，但限于条件，完全宗尚者较少，除了尚小云亲传弟子孙明珠和嫡传弟子尚慧敏外，几乎找不到有影响力的传人。尚派艺术的式微，除戏曲艺术本身日趋萎缩的大背景外，与尚派艺术自身的特点也有很大关系。尚长荣说:"尚派艺术对弟子的要求很高、很全面，需要唱做并重、文武兼备，而如今很多有嗓子的不会做，会做的又没嗓子，传承尚派有难度。"     名列"四大名旦"的荀慧生本有多位子女，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使他数日之内痛失母亲、兄嫂、子女共7位亲人，而子女中子承父业的也惟有荀令香。13岁时，荀令香在父亲的安排下拜在了程砚秋的门下，成为这位开创了"程派"艺术的大师的"开门弟子"。荀令香的子女中，除长子荀皓夫妇分别工武生和武旦外，其余子女均未从艺。尽管荀家后人无力继承祖上衣钵，但荀慧生一生收徒者众，由其亲传和指导的弟子不计其数，毛世来、许翰英、李玉茹、吴素秋、童芷苓、赵燕侠、张正芳、曲素英、刘长瑜、孙毓敏、宋长荣等都是荀派艺术的传承人，还有许多人虽未拜师，但多得其亲授。荀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个流派的传递不完全倚赖于家传，外姓有条件的继承人同样是很好的承袭者。"     除四大名旦外，名列前后"四大须生"的余叔岩、言菊朋、高庆奎、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孝伯也都是京剧史上显赫一时的梨园世家，尤以马连良为其中的代表人物，由他开创的马派艺术影响深远，享誉半个世纪盛名不衰直至今日。马连良家族为五代梨园世家，他的父亲马西园在京开设茶馆，引来名伶、票友经常出入，马连良8岁入北京喜连成科班学艺，10岁便登台演出崭露头角，在20年代与余叔岩、高庆奎一起被誉为老生"三大贤"。马连良有七子四女，仅长子崇仁、七子崇恩(后改行)和小女小曼入梨园，重孙马俊男习老生。出生梨园世家的余叔岩为三代梨园世家，被誉为京剧生行的第二座里程碑，祖父余三胜工老生，为老"三鼎甲"之一;其父余紫云工青衣，位列清末"同光十三绝"。余叔岩被誉为京剧生行继谭鑫培之后的第二座里程碑，曾形成"无腔不熏余"、余派全面开花的局面。     七、八、九代梨园世家书写京剧史诗传奇     如果说"四大名旦"的家传大都不过三代的话，另一梨园世家———谭家七代的传承却是京剧史上的一朵奇葩。这个世所罕见的艺术家族七代都从事同一戏种、同一行当，且一脉相承都是名角，整个家族算下来共40多人从事京剧事业，堪称一部"浓缩的中国京剧史"，是近二百年的国粹京剧史上一个罕见的文化现象。     自1863年谭鑫培随父亲谭志道在京城"广和成"搭班演戏算起，谭小培、谭富英、谭元寿、谭孝曾、谭正岩，谭门前后出了七代老生名伶，成就了一段艺术世家的传奇。而堪称京剧界鼻祖的第二代谭鑫培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其唱法世称"谭派"，后世宗谭者颇多，有"无腔不学谭"的说法。谭鑫培的儿子谭小培不仅继承了全部家学，更培养了他的儿子谭富英。谭富英发展创新了"新谭派"，后被誉为"四大须生"之一。谭派第五代谭元寿少年进入富连成科班，有扎实全面的功底，他将谭氏门风的精华体现无遗，并因主演现代京剧《沙家浜》(饰郭建光)而驰名全国。谭元寿之子谭孝曾是北京京剧院谭派当家老生，他的儿子谭正岩是谭家第七代，刚30出头，其扮相、唱腔颇有谭富英遗风。值得一提的是，谭门七代既保留着谭门艺术中一脉相承的谭派精华，又结合各自的特色发展创新，使谭派艺术始终与时俱进保有时代的活力。"高祖创下谭派艺术不容易，我们顶着谭家的光环责任感很强、社会压力也很大。如今，谭家上下已把战略眼光转移到谭正岩身上，为他量体裁衣整理剧目。日后，如果谭正岩生了儿子，我们也希望他能继承祖上基业。"谭孝曾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除了谭家七代这种为世人乐道、堪称破纪录之举的世家传奇外，梨园世家中至今仍存有第八代乃至第九代的传承人，只是这些家族还鲜为人知，且不像谭家那样属于一脉相承。梨园罗姓家族至今已是第九代梨园世家，共40余人从艺，且代代涌现出梨园著名人士。罗家第一、二代都习徽剧(京剧的前身)，到第三代才开始从事京剧艺术。主人罗巧福为清同治、光绪年间著名旦角演员，习青衣兼花旦，因其演唱融有梆子腔调的"哈哈腔"，被同仁称为"嘎嘎旦"。他的儿子罗福山和罗寿山分别工老旦和丑行。罗家第五代共有7人从艺;到第六代达到17人，为历代从艺人数之最。第八代和第九代从艺人数较少，只有习丑行的罗宁和习老生的罗兰，罗兰是罗家刚冒出的一支新苗，才15岁。以京腔武生迟宝财为首的迟家至今也是八代梨园世家，迟门八代数十人从艺，为京剧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唐僧的饰演者迟重瑞就是迟家的后人之一，程派名家迟小秋是否为迟门后裔，属于哪支、第几代尚有待考证。     京剧叶派创始人叶盛兰家族为五代梨园，曾祖父叶廷科，清道光年间从太湖贩茶、笋至京，后定居。祖父叶中定始入梨园，学艺于老嵩祝班，后为四喜班净角台柱。父亲叶春善创办了著名的旧式京剧学校富连成社并终身任社长，是成就卓越的戏曲教育家，盛兰为他的第四个儿子。叶盛兰的儿子叶少兰也是京剧界的翘首，七岁随父学艺，他嗓音宽亮，文武兼长，在继承父辈衣钵的基础上把京剧小生的表演和声腔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叶少兰夫妇为梨园伉俪，儿子叶明为小生演员。如今，叶盛兰的传人除了他的次子叶少兰以外，再传弟子也遍布全国，当代京剧小生十有八九都在学习叶派。     除了旦角、老生、小生等行当外，梨园世家在武生、丑行等领域也有世代相袭的传统。以杨小楼为代表的杨家属于专工武生的七代梨园世家，杨二喜、杨月楼、杨小楼、杨桂子、杨宗年为杨家前五代;杨家在第六代可谓枝繁叶茂，杨学敏、杨长秀、杨长和均是门里的人;杨长秀之子杨朔如今为杨家第七代。著名武生演员杨少春出身梨园世家，他的父亲杨盛春是富连成一辈杨派武生名宿，曾祖杨隆寿与俞菊笙、姚增禄都是同一时期的名武生。杨少春毕业于中国戏曲学校，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即加盟北京京剧团，与马、谭、张、裘、赵等流派大师同台演出，是那个时期武生新秀的翘楚。得益于武生行当长靠短打的历练，如今，已70高龄的杨少春仍然思维敏捷、精神矍铄，还发挥余热在中国戏曲学院担任客座教授。谈到杨家的传人，杨少春告诉记者:"我女儿不爱唱戏，在旅行社工作。只有弟弟的孩子、我的侄女曾唱戏习旦角，但如今已转行做影视，我们杨家武生行当没有接班人。"梨园丑行一代宗师萧长华曾是京剧界的表演艺术家和戏曲教育家，也是著名的梨园世家，其父萧永康是与程长庚、卢胜奎、杨月楼等同时期并同台奏艺的著名丑角演员。他的儿子萧盛萱、孙子萧润增、萧润德、萧润年均得其薪传。如今，萧润德的儿子尚继承着祖上的基业，至于第五代今后将何去何从还尚且不知。     相互通婚、世代联姻形成庞大的梨园家族     提到梨园世家，有个人物不得不提，他是耗费毕生精力为梨园世家修家谱的人———刘嵩昆。"少年随父进剧场，青年学演十一郎。中年常做梨园客，老年灯下做文章。"是对刘嵩昆的真实写照。"爱戏如命"的刘嵩昆既不是专业作家，也不是梨园子弟，更不是文艺工作者，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戏曲爱好者，凭着对京剧艺术执着、痴迷的热爱和对梨园世家谱系高度的责任心，以锲而不舍、金石可缕的精神义务为梨园世家修订家谱。为访问知情者，三十多年来他风里来雨里去，骑坏了6辆自行车;晚上看戏他总是提前到场，从不放过任何咨询的时机。2007年，他耗费心血编纂出版的《京师梨园世家》问世，填补了我国梨园史上没有系统、全面的梨园世家谱的空白。     在位于崇文门外东花市富贵园小区里，记者见到了这个70多岁的"老戏痴"。这个身患严重哮喘、说话都上气不接下气的老人一提起梨园家谱就两眼放光，他的调查资料和笔记充斥着家里的每个角落，内容涉及梨园世家的纵向师承、横向联姻、私寓科班、授徒传艺、梨园故居等，而他简陋电话薄上的梨园世家人员名录也是按生旦净末丑等行当来划分的。他每年密切关注的梨园后世的家族变动情况，对去世的和新入梨园的后人都一一进行记录，并打算重新修订梨园世家家谱。刘嵩昆告诉记者:"仅北京就有160多个京剧梨园世家，他们构成了京剧艺术生存繁衍的庞大家族，且很多家族之间都互相通婚，有着错综复杂的血亲连带关系，有的甚至近亲结婚，是谓'骨肉还家'。这种连环套似的亲套亲关系动一牵百，难以梳理。目前，绝大多数梨园世家都在三四五代便结束了传承，只有极少数世家还在延续衣钵。"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自宋代起遗留下来的"唱戏的子女只能从事唱戏"、"唱戏的只能跟唱戏的门当户对通婚联姻"等陋习是梨园世家得以延续数百年的根本。尽管在清末时这种习俗已不再具有强制性，但它的余毒仍然左右着人们的思想，使得梨园世家一直都只是圈内人的"家宴"。著名武生演员杨少春的家族就是盘根错节的梨园世家的代表，他向记者细数了他的家族姻缘:"杨隆寿是梅兰芳的外祖父;梅兰芳的妈妈是杨隆寿的女儿，是我父亲的姑姑，是我的姑奶奶;我祖父是梅兰芳的亲舅舅;我母亲的爷爷是谭鑫培;我外公是谭小培;舅舅是谭富英;叶盛兰的弟弟叶盛长是我的姨父，也就是我母亲的妹夫。因此，我们杨家与谭家、梅家、叶家都有血亲关系。"梨园世家这种盘根错节、相互通婚联姻的独特业态，使得梨园世家都是庞大的世袭交汇群体。据了解，在活跃京城的160多个京剧世家中，从艺者最多的家族达40余人、少则10余人。其中九代梨园世家1家，八代1家，七代3家，六代近10家，五代近20家，四代有40家，三代有100多家。而一脉相承的唯独只有谭家七代。     梨园"百年老店"后继乏人     梨园世家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延续着京剧承上启下数百年的文化传统，也成为我国京剧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梨园世家的成因与当时所处的时代、生存环境以及戏曲艺术的特点紧密相关。当时职业选择的空间狭窄，很多人没有条件做更多的生存抉择，所以必须有一技之长。而戏曲属于民间技艺，它可以为一个家族的繁衍生息提供赖以生存的财富和资本，这种独特的历史环境和条件造就了一大批靠戏曲技艺谋生的民间戏曲艺人，他们同病相怜、互相扶携、口传心授、代代联姻，形成了子承父业、血脉相连的庞大家族群体。如今，伴随着时代的转型、职业选择的多样化，绝大多数的梨园世家在这个时代已面临断流，只有极少数世家的新苗在祖上创立的基业中延续着家族的香火。     对此，中国剧协副秘书长兼理论研究室主任崔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家族血缘传承既保留着那个特定社会的时代特征，又有戏曲这一行业独特的艺术规律。除遗传基因外，演员自身也需要具备一定条件，成功的传承者应该是既继承家族的生理血缘，又继承家族的艺术血缘。梨园世家给他们的后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和成功的机会，这是没有家族背景的后人所无法比拟的。但物竞天择不可强求，家族传承也要尊重后人本人的意愿，如果有志从事戏曲应该鼓励支持，否则不必强求。"在中国戏曲学院教授钮骠看来，戏曲人才的培养无外乎四种渠道:世代相传、拜师学艺、科班做科、票友下海，这四种渠道之间又互相穿插和渗透。受遗传因素的影响，梨园世家的家族氛围和遗传基因能让后人获得毫无保留的真传，更有利于保留戏曲的民族特色，但时代变迁和社会审美需求的变化不可抗拒，梨园世家要顺应潮流自然延续。     对于梨园世家的式微，有人认为跟后人们的传承水平也有一定关系，对此，崔伟说:"传承在于有生命力。梨园世家的传承与八旗子弟的接班不同，不是简单混个饭碗。无论是血缘传承还是非血缘传承，都力求使传承效果优质化，只有有艺术质量的传承才能推动并壮大戏曲的发展实力。"在天津艺术研究所名誉所长刘连群看来，传承从来存在着水平高低之分，不同水平的传承，决定着传承对象的前景和命运。"类似梨园世家这种凡是依靠后人接替演绎并使之得以延续的文化遗产，都需要高水平的传承，才能真正实现保护的目标和使命，保证其价值和光华不被岁月所磨灭，代代相传。否则，低水平搬演，就会造成精华的流失。长此以往，在舞台上留下的将只是剧目的'壳'，失去了经典的内'核'，宝贵的文化遗产也会随之贬值。"刘连群强调说。     而在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傅谨看来，梨园世家逐渐衰落的根本原因与社会转型有关，过去的梨园世家都是家班、家族经营，解放后，公有制的企事业制度改变了梨园世家的家族经营体制，破坏了梨园世家得以延续生存的土壤，使世家的个体行为不再成为可能。种种原因导致今日梨园世家的承继如同"官二代"一样成为偶然现象，梨园行的"百年老店"面临家族绝活失传、后继乏人。     梨园世家如果在这个时代断流的话，或可说是历史的遗憾。如何让梨园世家绵延家族血脉，保有艺术的生命与活力，使之不成为绝唱。对此，刘连群认为应该顺其自然，他说:"有的人要出来有的人要进去，这是自然规律。尽管有的梨园世家的'链条'已经断了，但这门艺术仍旧没有断，艺术是流动的，除了家族内传承外，家族外其实也在传承。"崔伟认为，国家对梨园世家应当给予保护和支持。日本的歌舞伎就获得了政府的资助，传承人被视为国宝和"文化财"，他们以此为职业，既享有社会保障，又履行着传承的责任和义务，更有一份家族的荣誉感。傅谨说:"对于梨园世家而言，当前我们所要做的是不要去破坏它，如果社会重归自然，尊重艺术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家庭为单元的表演方式还是能够存在并延续的。梨园世家在今天已发出时代的警讯，也许再过若干年，梨园世家将成为美好的回忆。"     特约记者 赵凤兰，《中华读书报》2013年09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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