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无意中看到了中国文史出版社的《没有不散的筵席》，首先跳入眼帘的却是顾维钧三个大字。笔者从小就知道顾维钧是毛泽东钦定的国民党第22号战犯，直到二十多年前看了顾维钧的回忆录才知道他是中国少见的外交人士。谁说弱国无外交？顾维钧从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兼外交秘书始，历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国民政府驻法国、英国大使，驻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把弱国外交演绎到极致。
当顾维钧在1915年2月获悉中日谈判"二十一条密约"，无奈之下将其泄露，以期获得舆论的支持而为中国争夺权益。可谓搞得有声有色。1919年，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巴黎和会。会上日本政府要求以战胜国的身份接管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顾维钧为此准备了《山东问题说贴》，力陈中国不能放弃孔夫子的诞生地山东，犹如基督徒不能放弃圣地耶路撒冷，震撼欧美代表，扭转了舆论形势并博取列强同情。后由于意大利退出和会，英法美害怕日本的退出威胁生效而导致和会流产，于是将德国于山东的本有权益割让给了日本。此时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徵祥离开巴黎。因此顾维钧实际上暂摄团长职权，在他的主持下，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顾维钧的一生是在西方为维护中国利益工作的一生。可惜只因政见，成了新中国的战犯，尽管他不过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说来这在他的一生也不是第一次。他曾历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并于1924年和1926年两度代理内阁总理。1927年1月正式组阁任国务总理，6月张作霖改组军政府，顾辞职，寓居天津英租界。1928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统一全国，顾维钧被国民政府通缉。1930年经张学良斡旋，加入国民政府，重返外交界。
在顾维钧回忆录中，最令笔者震撼的是在1924年他曾与李大钊会面，据顾回忆说李激昂地认为应当将外蒙置于苏联统治下。顾维钧觉得李大钊已失去了理智。历史上，李大钊是在苏联驻华大使馆里被抓捕的。当时苏联大使馆继承了俄国大使馆，而东交民巷享有治外法权，张作霖是在照会西方各国驻华使馆后，才能把军警开进东交民巷的。
不过这本回忆录是顾维均第三任太太（第一人离婚，相当于父命的老式婚姻，第二任是袁世凯的重臣，唐绍仪的女儿，病逝）黄惠兰对自己一生的回顾，顾维钧在这本书里只是一个背景人物。黄惠兰这本自传是用英文写就的，由顾前妻女儿顾菊珍提供的原着，天津翻译中心在1988年5月翻译，直到2012年2月才作为《百年中国回忆。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选书出版。应当指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在这半个多世纪为保存中国现代史第一手回忆资料的努力是功不可没，也是全国独一份的。
黄惠兰的下面的这段话可以看为其回忆录的主旨：我嫁给顾维钧，在他当驻英，驻美大使期间，我过着令人兴奋的日子，和各种有趣的人们生活在一起。不过这不是一本谈论政治的书，这是一个女人身世的故事。
但是这个女人的身世不能不令人深思中国现代史上华侨的作用。
黄惠兰的祖父黄志信，因为参加太平天国造反，被清廷通令缉拿，从厦门出逃，在海上漂流数月到爪哇。先在海港做苦力，后做走街串巷的小货郎。靠勤劳、智慧和节俭富裕起来。离世时，他给后代留下了七百万美元的遗产，这在十九世纪是个天文数字
黄蕙兰的父亲黄仲涵（奕柱），继承了祖业并有了极大的发展，成为爪哇华侨首富。他经营糖业，世称"糖王"。黄仲涵一生一方面是赚钱，吃、喝、结交黑社会和娶姨太太，另一方面是"捐大钱支持辛亥革命，支持蔡锷在云南发起的讨袁战役"。他还热心公益事业，斥巨资创办东英中学和华侨学校。
到了黄惠兰已经是黄家在异国出生的第二代华人了。从她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她从来就觉得她是中国人，尽管她对顾维钧颇有反感，但她毫无一言抹杀顾维钧为中国办事的努力和成绩。一个按今天中外法律是外国的人，一个养尊处优大小姐，这是什么精神呢？为什么她的爷爷在中国只能造反，在东南亚就能成为企业家？为什么在那个的时代，推动中国改革的多是华侨和海外留学生？
孙中山本人是个华侨，蒋介石在日本学习，宋美龄的父亲是华侨，他们姐妹三人也是华侨，还是美国的留学生。顾维钧是留学生，黄惠兰谈不上参加革命，却在对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外交活动中尽了一己之力。
孙中山更说"华侨是革命之母"。笔者以前觉得他高抬了华侨的地位。但读了黄惠兰的书，才感到此说有道理。因为中国的文化束缚了国人的智慧和发展，无论是经商还是搞社会改革，都需要输入外来的营养，所以华侨担当了这个完全不符合人口比例的历史使命。即使到三十年前，当局提出的改革开放，其实还是这个含义，就是要输入外来的营养。改革不是革命，改革不是改革被打跑的国民党，改革是要改革现任执政党和其政策。开放不是对中国的特色开绿灯，是向世界的价值观念，理念，技术，经验开绿灯。如果事实求是地回忆一下这三十年，可以看到海外华人（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对中国经济，资本（改革初期，仅香港的资本就占外资的60％以上），管理，技术，文化和观念的冲击和贡献。这都是在中国大陆本土无法产生的。
再近一步说，今天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按毛泽东的说法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显然是舶来品。在为国人称许的中共领导人中，周恩来，邓小平，朱德等人都是在欧洲勤工俭学过的。社会主义，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无一不是从西方引进的。就在今天少先队员的红领巾也不过是西方领带的唱红格式。美国童子军也戴一样的领巾，不过颜色是褐色的而已。
黄惠兰祖父的墓地，是今天爪哇的古迹，黄惠兰的父亲有18个得到承认的姨太太和42个子女，其中三个姨太太是亲姐妹和母女，这可谓腐化堕落。可是他的经商本领使他成为特级富翁。他在上个世纪初给少女黄惠兰的零花钱是每年2000美金。这是什么概念呢？这可以在美国买几套房子。而这笔钱又因为她的任性增加到5000美金。
顾维钧的父亲虽然是个商人，他本人虽然在美国留学，在北洋政府担任要职，但是和这位阔小姐比起来，还是寒酸了许多。于是夫妻间一个有趣的冲突发生了：当顾维钧担任中国驻伦敦公使时，黄桂兰用她父亲的钱买了昂贵的劳斯莱斯汽车。顾维钧要求他的妻子退掉，因为他买不起。这时黄惠兰发表了一番理论："我和你结婚以前从来不懂政治。但是我并不傻。我知道别的国家怎样看今天的中国，他们把它看做一块可以进行经济剥削的地区。我曾经在爪哇生活。在那里荷兰人看不起中国人，除非你有足够的钱可以不理睬他们。为什么我们不坐爸爸话的起钱买给我们的好汽车？我有珠宝饰物，为什么别国的外交官妻子们在盛大集会中用她们所有的一切装扮她们自己而我却要把我的珠宝弃置一旁？如果我们和旁人同样做法，这将有助于使他们理解中国不能忽视，我们并非如他们所想象的来自落后的国家。我们来自有权受到重视的国家。"
近百年过去了，当中国百姓惊讶于美国驻华大使竟然乘经济舱到任时，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前中国驻法大使赵进军认为大使上任并非私人行为，也代表了国家，所以，"我当大使出去肯定是头等舱"。看来他和黄惠兰两个人的理念是一样的，不同的是赵大使的费用是中国政府出的，顾维钧的豪华汽车是黄惠兰的父亲出的。
不仅买了车，这位阔太太在顾维钧担任驻英公使时，又嫌大使官邸不够气派，坚持做一次装修。顾维钧告诉她，所有为使馆做的一切都要归于国家，中国政府是不能偿还所花的费用的，将来他们离开时，为使馆买的新家具也不能带走。这并不能阻止她。显然这是出于虚荣心，不过和今天在国内外大摆办公室豪华气派的官员相比，她倒是花得自己的钱，国家没有吃亏反而得了好处。
黄惠兰不懂政治，后来和顾维钧离婚，在夫妻感情上和行动举止上对顾非常不满。可唯其如此，读者才更能相信她对顾维钧在外交上的赞美之词。而黄惠兰能顾全大局，在外就礼仪上予以配合，即使两个人的婚姻已经走入了尽头。
在外交上，虽然归根结底是代表着国家利益的交往，但私人关系对建立彼此的信任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外交官，特别是大使的配偶，过去主要是大使夫人的重要工作。黄惠兰的回忆录对此有很对生动的描述，例如和英国王太后的私人交往，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宴会避免了冷场，向英国上层社会的妇女讲话介绍中国等等，这对顾维钧赢得国际承认中国地位的外交是有助力的。据黄惠兰回忆，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特地指出："别忘了大使夫人也起了重要作用呀。"笔者认为对今天的中国外交官也应当有所启发的。
黄惠兰这样一个出生东南亚富家，长在娇宠环境之下，嫁给风云人物，出入欧美上层的女性，到了晚年，婚姻破裂，随之而来的社交舞台也与时俱退，但她能够在内心里转归平静，说出没有不散的筵席这样的哲理，也是很不简单的。
回忆录中提到不少作为阔太太的黄惠兰缺乏对平民百姓的同情心，因为她根本想不到。她在北京是养育纯种哈巴狗，有三个仆人专职。这引起民愤，报上说这些钱可以维持3个村子人的生存。当她乘火车经过西伯利亚时，因为怕冷，她不想见见在雪地等待多时以求见到中国外交总长夫人的中国华人。在战时的轮船上，她竟然为了睡好觉要求把探测冰山的号角关了。从黄惠兰的回忆中笔者看到了富人的心理和他们的缺欠，也看到她和暴发户的不同：她的心并不冷酷，她只是从小不知道要为别人着想，只是"在有限的小天地里成长起来的"。这点可能对今天的富二代，特别是独生子女的富二代有很好的启发。
为什么黄惠兰能这样坦率地"回忆"呢？笔者看这是因为有美国女作家伊莎蓓莉。泰弗斯协助用英文写成的自述，其目标是西方读者。而西方的自传和传记，如果没有把主角的心理真实地吐露给读者，哪怕只是一小部分，读者是不会买帐的。这是不是对国内写自传和传记的名人和作家有些启发呢？
亦远，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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