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14日星期六

明鏡新聞網: 何頻:中共反腐是貪官抓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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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頻:中共反腐是貪官抓貪官
Sep 14th 2013, 15:20, by 明鏡新聞網

法廣:羅拉
 
 
 
薄熙來"世紀審判"結束等待最後的宣判,中共隨後宣布對石油幫案立案調查,國務院國資委主任蔣潔敏9月1日被免去職務,他曾經擔任中石油副總經理、總裁和董事長等要職。有評論指出,這是從去年新一屆中國政府上台發動反腐運動以來,蔣潔敏是落馬的最高級別官員,也是近三十年來反貪腐力度最大的一次。法廣連線《明鏡》出版集團總裁何頻先生,請聽他的分析。
 
法廣:法國《解放報》9月3日發表題為"太子黨墜落連累周永康"的報導,把中國的貪腐運動比作一場大清洗,可能會觸及中國體制內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前中共秘密警察頭子周永康,他在今年3月前還掌控中國治安和情報系統,您怎麼看?
 
何頻:這是非常令人振奮的消息!自從周永康掌握政法系統以來,人們更加痛恨政法系統的濫權,以維穩名義侵犯普通人的權利。而且周永康本人有非常多腐化的傳聞,特別是從去年薄熙來事件爆發以來,大家都相信周永康與薄熙來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是薄熙來唱紅打黑的重要支持者。
 
周永康在擔任政法委書記,四川省委書記,在做國土資源部期間,在中國石油系統工作期間,他的家屬,子女和部下有非常多的貪污腐化的傳聞,而且涉及金額很大。最近從四川省省委副書記,到周永康的秘書,到石油系統的很多官員紛紛落馬,如蔣潔敏等,他們都是周潤康的親信,其中一位是中央委員蔣潔敏,是國務院國資委主任,李春城、王永春是中央候補委員。
 
從現在的情況來看,所有的線索和苗頭都指向周永康,大家都說,這是薄熙來案的第二季,因為大家都知道,薄熙來在中央的最重要的支持者就是周永康,而且,周永康曾經試圖把薄熙來作為自己在政法系統裡的接班人。
 
其實,中共政法系統是對中國法治破壞最大的一個機構,最無法無天的一個機構,是對人民安全傷害最大的一個機構,大家非常憎恨周永康。
 
另外,周永康與薄熙來有非常大的不同,薄熙來有不少人支持他,被稱為"薄粉",而周永康幾乎沒有人支持他,他是個非常貪婪,濫權的中共領導人。周永康在四川時候控制了不少產業,他還控制了中國石油在國際上的交易。大家知道石油系統是中國主要的能源系統之一,中國缺少石油,中國在國際上高買石油,有巨大交易灰色空間,周永康太太和孩子的家族滲透中國石油系統,甚至周永康的第二任妻子的妹妹也進入石油交易。雖然現在還沒有非常嚴肅的司法認定他們到底貪污了多少錢,到底受賄了多少錢,但是從媒體披露的情況看,金額巨大,有上千億人民幣,如果這個數字靠譜,那麼周永康是目前發現的最大的貪官。
 
 
法廣:您怎麼看中央高層的最近開始的系列"打老虎"反貪腐的做法?
 
何頻:中國貪腐到了沒有官不貪腐、幾乎沒有一個機構不濫權的地步,中共作為中國的執政黨已經基本喪生了民心,主要是因為中共官員的腐敗。腐敗滲透中國每個角落,中共為了收買人心從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到習近平時代都抓一些貪官平息民憤,但是,同時發貪腐也顯示可中共高層利益衝突。所以,人們對反貪腐採取觀望的態度。
 
以前抓的是地方的省部級官員和企業領導人,沒有涉及到中國最黑的機構,中共的政治局常委,就是以前的9位政治局常委,現在的7位常委,其實,這幾個人是中國貪腐最主要的來源。但是,鄧小平確定的原則:刑不上常委,這幾個人更加胡作非為,他們成為各個系統裡面貪污腐化的總後台。周永康雖然是退休的政治局常委,他如果被調查那將是非常大的突破。如果政治局常委也進入反腐敗的範圍,那麼還給人一絲希望。如果不能調查政治局常委,那麼中國的反貪腐完全是一句空話,人們關注的,就是是否調查周永康。
 
 
法廣:您認為這是中共新的領導層的大清洗嗎?
 
何頻:我不這麼認為,如果真是進入大清洗那麼會是朝中無人啊!貪腐是中共存在的唯一基礎,如果沒有貪腐那還有幾個人去當官呢?中國老百姓最恨當官的,中共官員沒有民意基礎,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大家知道中國官員都有問題,中國官員是中國老百姓憎恨的對象。貪腐是中國當官者唯一的理由。如果中共繼續貪腐,中共要準備下台。
 
可是,反腐敗是中共做做樣子,不會大清洗,因為中共官員每個人都貪腐,都濫權,不存在清廉的官員抓貪腐官員的問題。中共反腐是貪官抓貪官,中紀委本身就非常腐敗,是個沒有司法權力的單位,可以胡作非為,可以隨意讓任何人失去自由,這種機構如何在中國去管理反腐敗?中國反腐敗能有希望嗎?中共整個高層實質上是鐵板一塊,在維護整體利益上完全一致, 只不過在利益分配上產生了糾紛,所以一些人把另外一些人打掉,把反腐敗進行到底,如果反腐敗進行到底中共就不是中共了。
 
法廣:這麼說來,中國官場還有什麼希望嗎?
 
何頻:非常小!中國如果不建立一種獨立意義上的法治系統,中國如果不是民主機制上產生的領導人,任何運動都是表面文章。中共現在不可能欺騙老百姓了。比如薄熙來事件是薄熙來的家醜,共產黨審批薄熙來是共產黨的黨醜,因為薄熙來和周永康是共產黨培養的人,是中共機制中產生的人。中國老百姓很清楚,不是一個貪官的問題,是所有官員都貪腐的問題,因為沒有一個官員的權力受到監督,沒有一個官員是經過老百姓選舉產生的,中國人對中國的官場不抱任何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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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馬王大戰是中西價值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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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王大戰是中西價值對抗
Sep 14th 2013, 12:32, by Danny

明鏡網記者  蕭憲聰

前所未見的重磅炮彈

    在一個三權分立的民主國家裡,總統有可能拔掉國會議長嗎?乍聽之下似乎是天方夜譚,但台灣總統馬英九於20139月處理立法院長王金平關說一案為世人完美展現何謂"兵貴神速"──96日,特偵組召開記者會表示,法務部長曾勇夫和高檢署檢察長陳守煌涉嫌接受王金平關說,當天曾勇夫辭職下台;7日,馬英九以國民黨主席身分,呼籲人在馬來西亞主持女兒婚宴的王金平盡快返台說明;8日,馬英九再度舉行記者會,嚴厲批評立法院長關說是"民主最恥辱的一天";10日,王金平回台並發表聲明;11日,國民黨考紀會決議撤銷王金平黨籍,王因此喪失不分區立委及立法院長身分。前後過程不到一周,但確確實實為台灣政壇投下前所未見的重磅炮彈。

    這場被諸多媒體定調為"九月政爭"的事件無疑是精彩萬分的,甚至連外媒《華盛頓郵報》也以"醜聞、分裂與監聽風波襲擊台灣總統及執政黨"(Taiwan's president, ruling party hit by scandal, rifts, anger over wiretapping)為題報導,指稱特偵組監聽王金平是"台灣版的水門案"。對此,位在紐約的政治評論員孟玄選擇從更高的高度來看待,接受記者採訪時,他認為其實這是一場西方價值對抗中國價值的戰爭。

    相信很多人都感到好奇,若馬英九真想除掉王金平,為什麼手法這麼拙劣粗糙?以至於民間普遍站在同情王金平的立場,馬英九的支持率更是創下11%的新低。在孟玄先生看來,王金平代表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也就是講人情、喜歡喬事和追求和氣生財,在此一基礎上,"情"優先於"理"再優先於"法";然而馬英九是象徵西洋精神的,講究實踐和個人權利,因此"法"優先於"理"再優先於"情",出現不近人情做法也就不太意外。

馬王大戰並不是一場fair play

    孟玄說,最初整個事件在曾勇夫下台之際,政府還企圖建立一種反關說秩序的姿態,但隨著總統府記者會一場接一場開,加上馬英九對考紀會下指導棋,給人"下手過重"的觀感就越來越濃厚,民調呈現的結果十分明顯。再者,作為哈佛大學法學博士,馬英九應該理解程序正義和實質正義之間的關係,關說當然是不對的,只是一路走來的處置方式合乎程序嗎?王金平有足夠的申訴空間嗎?在美國,一旦證據不符合程序正義,法官不可能採用,換言之,馬王大戰並不是一場fair play(公平競賽)。

    馬英九利用的,誠如孟玄形容,是一種"巧門"。按照道理講,關說一事屬妨礙司法,應是刑事案件,不過檢察總長黃世銘說,此案不涉及金錢,故以行政調查處理,直接向總統報告,可是就算是行政調查,也該通過監察院討論,怎麼會連討論都沒討論,總統就大張旗鼓地辦起來?今天馬英九走的是黨的管道來拔除王金平,使之喪失不分區立委身分,從而離開立法院,對立院院長的尊重性嚴重不足。

    馬英九的作為不禁讓孟玄聯想起崇禎皇帝,明朝末代皇帝崇禎自信心極強,疑心極重,深信正義只在自己這一方,導致他身邊沒有朋友,還誅殺大臣袁崇煥埋下亡國種子,從這點來看,馬英九和崇禎的相似即意味著其性格並不適合當總統。平心而論,馬更像個"酷吏",一下逮到他眼中的邪惡的王金平的小辮子,便不擇手段來搞。

    隨著王金平聲請假處分獲准,以938萬元台幣擔保來繼續行使國民黨黨員權利,算是在這場大戰中扳回一點顏面,但國民黨決定提出抗告,顯示兩者之間的爭鬥尚不會那麼快落幕。孟玄指出,事件後續的效應值得關注,因為國民黨內沒有人是完全乾淨的,不免人人自危,瀰漫著一股恐怖氣氛,過去大家對馬只是不滿,如今沒想到他還會整人,反馬情緒因而被激起,2013929日的全代會將變得詭譎萬分,反政變或許正醞釀著,對馬而言是非常險惡的。


    孟玄先生的結論是,這起事件同時將馬英九個性的優點和缺點放大,往好的方面想,他雷厲風行打擊關說可能有助於改善風氣,朝廉潔政府的目標更進一步,但相對地,此事的政治後發力不容小覷,尤其在政績不佳時期,就算王金平最後保不住院長位置,以他的影響力到了民間走動,對國民黨2014年的地方選舉勢必造成衝擊,而台灣的政黨主席為敗選下台負責已成傳統,屆時才是馬英九的真正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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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大陆游客在台湾起暴力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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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游客在台湾起暴力冲突
Sep 14th 2013, 10:12, by JAS

游客在日月潭排队拍照
游客在日月潭排队拍照

黄耀毅

据台湾媒体报道,9月9日台北市民陈立伦与大陆籍女性友人石薇到台湾知名风景区阿里山旅游,遇见一群来自河南的大陆游客大声喧哗,并且随意吐痰,扔掷垃圾,陈立伦上前劝阻,引发冲突。

陈立伦向警方表示,中国领队王磊向他大喊:"中国游客哪里不好?台湾也是中国的。"双方爆发肢体冲突,王磊并与另外两位大陆游客一起围殴他,他摔倒在地之后,还拿石块打他。陈立伦到医院验伤之后,发现有脑震荡,而胸部、腹部、背部以及四肢都有多处挫伤,同型的大陆女性友人石薇劝架时也遭波及受伤。

王磊则是头、脸、额头及脚部等多处擦伤,他表示是陈立伦先动手,并且口出:"中国人滚出台湾"之言,所以才起冲突。双方互相提告,王磊告陈立伦伤害罪,陈立伦则控告王磊涉嫌杀人未遂以及伤害等罪。全案目前移送嘉义县警局侦办。

美國之音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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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外企失宠于中国青年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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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企失宠于中国青年精英?
Sep 14th 2013, 10:01, by JAS

Yan, Junchen, Soziologe, Uni Bielefeld. Bild aus dem Privatarchiv, Undatierte Aufnahme, Eingestellt 09.09.2013
比勒费尔德大学的社会学者严骏臣

随着国际企业在中国推行员工薪酬本土化,外企工作的吸引力明显下降。在德国深造的社会学者严骏臣的一项调查显示,最让中国青年精英失望的是在外企缺乏晋升的希望。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书香门第、名校毕业、海外留学--中国青年精英往往自恃甚高,期待在职场大展宏图。而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当今的外企结构和限期劳动合同导致中国青年人看不到晋升的希望。很多有能力、有抱负的中国年轻人在入职外企2、3年后,因为对现状不满而选择离职。这既影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也导致企业在中国的形象受损。

为何外企升迁受阻?

 从事该项调查的严骏臣称,外企白领一直是中国媒体报道的宠儿,曾经形象光鲜,而今褪去了光环。不过中国媒体报道主要着眼于(外籍)外派员工对中国员工的影响,强调外派高管导致了中国本土员工职业发展空间受到挤压。这项研究则更多地从企业人才发展模式的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

这位社会学者对记者表示,在70年代石油危机前,西方企业的晋升道路比较清晰,规划性比较强。在当今全球化的过程中,国际企业逐渐适应全球市场的压力,增加企业对市场的应变能力和灵活性,生产环节经常转移到国外,很多业务外包,企业更专注于其核心能力,企业的等级制度没有过去那么复杂了,趋于"扁平化",因而入职晋升不再像过去那样水到渠成。

德国大众汽车(中国)人事部顾问董尧对此持不同看法。他对德国之声说,大众(中国)的员工分级非常细。另外就他了解,很多老牌德企在中国的员工架构都比较复杂,"扁平化"的说法恐怕不能以一概全。

中西方职场期待不同?

这项社会调查涉及七家驻华德企,其中20名华人员工接受了采访。严骏臣表示,当今中国青年人的期待和西方福特大工业时代的看法类似,然而西方社会的这一发展阶段已经结束。"在当今的西方社会,人们在事业发展上并不执著于职场晋升,而是有自我关注的重点。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人们对成功的定义较少地依据外界的评判,更多地强调个人标准",他表示,这并非基于东西方文化差异,而是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问题。

在采访中,严骏臣谈到中国员工对在外企职业发展的期望主要有三个特点:首先是认同个人能力,相信机会均等,能力强会得到提拔;其次是规划性非常强,一般都有个人职业发展的两年规划或者五年规划;最后非常关键的一点,他们对于成功的定义是"晋升",个人的管理权增加,认为这是社会地位的体现。而现在的驻华外企,很多时候无法满足青年精英这样的心理预期。

 对于权力的追求

在这里严骏臣举了一个外企工程师的例子。"这名外企工程师说,我去年和公司VP一起工作时发现,副总裁这种身份的人居然还要自己挽起袖子,坐在电脑前编程。我还以为副总裁光去和客户见面、吃饭、握手就够了呢。 如果我干到50岁也是这样,那就太惨了。"

在中国,权力和社会渠道、社会资源息息相关,人们对其趋之若鹜不足为怪。严骏臣表示,在中国高级工程师这种头衔并不能满足于人们对于高社会地位的心理预期。他对记者介绍,现代企业主要有三种职业发展体系:项目发展体系;专业发展体系;管理发展体系。第三种又可以称为"管人"。

"管人的职业发展只是很小一部分,然而大部分中国人都希望走这条路,都想知道自己可以管几个人",严骏臣说。项目工程和专业发展道路被认为是失望的,专业知识积累对于年轻人算不上事业上的成功,因为得到的社会认同有限。

作者:万方

责编:乐然

德国之声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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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海外华人认为观察身边的选战,对美国民主政治可以学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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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人认为观察身边的选战,对美国民主政治可以学到很多
Sep 14th 2013, 09:38, by JAS

今年是纽约市政府重要职位的换届选举年。9月10号,民主党和共和党各自投票决定自己哪位参选人出线代表本党来竞争这些职位。华人社区人士认为,观察身边的选战,对美国的民主政治可以学到很多。

纽约市长彭博已经做了12年,不能再连任,结果民主党出来6、7个人参选,共和党也有三、四个争取党内提名。

一些选民表示,民主党参选人各有各的问题,相对没什么毛病的白思豪最后以40%的得票出线。公开的女同志市议长柯魁英得票15%,华裔市主计长刘醇逸只有7%,喜欢在网络上给陌生女子发自己赤膊照片的前国会众议员维纳4.9%垫底。

刘醇逸因为在竞选筹款中弄虚作假,两位华裔助理被法院定罪,即将宣判。纽约市选举局没有给他匹配350万美元竞选经费。美国媒体直接称他为"黄鼠狼",其民调一直在7%上下。

法拉盛华商会理事长杜彼得认为精彩选战发生在身边,华人应该学到很多东西。

杜彼得:"在参政的过程要守法,在辅助政治、鼓励参政的过程也要守法。你在关心社区时不能有金钱的挂钩,也不能有自己的利益。"

他说华人现在也不会盲目跟风,看到某些侨领为谁站台就跟着投票。

杜彼得:"经过这些年,华人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不会因为谁帮谁站台,就会投票给他。华人也会跟着主流社会一起成长,他希望纽约市是很大的改革,还是希望纽约市维持比较稳定的成长,这个就是将来票的方向。"

有多年媒体人经验的周匀之认为,华人参政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

周匀之:"我们很多华人在母国没有这种民主的经验。一提到我要参加政党,以为要交党费,还要过组织生活。美国没这一套。你说你是民主党,也没人来问你;你明天要改共和党也没人来干涉你。这个是我们华人在美国应该学习到的一点。"

这次纽约市政选举不只局限在市长一职,公益维护人、主计长等排名在市长后面、监督市政财务的职位也都一同换届。竞争这些职位的参选人都分别到皇后区的法拉盛和曼哈顿的中国城这些华人社团聚集的地方去拜票。这次在初选中胜出的、竞争皇后区区长一职的梅琳达•卡兹也到法拉盛表达自己对老人中心、幼儿园和小商业的关心。

周匀之:"我们不但要关心,还要努力参与,表达我们的意见。这样才能为我们自己的地位跟权益来争取我们应该得到的一份。政治地位跟权益不能靠政治人物赏赐给我们。你没有选票的力量,没有人会注意到你,也没有人会重视你的诉求,甚至也不了解你的诉求。"

社区人士认为,参政者如果挟有大量社团和人群的支持,提案和争取经费时,对其同僚的影响力就会大。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紫荆发自纽约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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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王金平拖刀計司法大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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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平拖刀計司法大反擊
Sep 14th 2013, 09:13, by JAS


立法院長王金平(中)從馬來西亞返台:千人接機,左為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

童清峰

王金平立刻委任民進黨籍前陸委會副主委邱太三擔任律師,與國民黨展開司法攻防戰,以保住立法院長位子。他提出假處分,要求在判決確定前,國民黨暫緩將他的黨權喪失證明書送交中選會。中選會主委表示,在申訴程序走完以前,王仍具有立委資格。

台灣總統馬英九執政的數年以來,經常被當作軟弱無能的病貓,現在他突然發威,瞬間變為一隻猛獸,張牙舞爪撲向他黨內潛在政敵、立法院長王金平,爆發了國民黨內近年罕見的血淋淋「九月政爭」,一場分裂風暴正從中央向地方蔓延開來。

馬王決裂,民進黨見縫插針,已經向王金平招手,他被考紀會撤銷黨籍後,立刻委任民進黨籍前陸委會副主委邱太三擔任訴訟代理人,開始與國民黨展開新階段的法律攻防。國民黨考紀會上午撤銷王金平黨籍,下午隨即將處分書送到中選會;但王金平也委由邱太三提出確認黨籍存在的民事訴訟,並提出假處分,要求在判決確定前,國民黨暫緩將他的黨權喪失證明書送交中選會,並讓他繼續行使黨員權利。

王循司法途徑拉長戰線

先前國民黨立委許舒博也曾以同樣方式控告國民黨,而保住立委職位,國民黨當年雖然對法院的假處分令提起抗告及反擔保等動作,但最終被台北地院判決敗訴。王金平循許舒博模式,把問題丟給法律解決,戰線拉長,目的就是要繼續保住立法院長位子。

但另一方面,國民黨「黨員違反黨紀處分規程」也明定,各種處分,經被處分人或原檢舉人提出申訴,在未經上級黨部變更前仍依照本章相關規定執行。因此,國民黨九月十一日晚已公告撤銷王金平黨籍。

中選會主委張博雅下午表示,國民黨還有申訴期,依法要等申訴完以後,才能將黨籍喪失證明送到中選會,目前還不能馬上撤銷(立委資格),「在申訴程序走完以前,王金平仍具有立委資格」。

她強調,中選會收到國民黨的黨籍喪失證明,會立刻函轉立法院,但在立法院回文、將註銷名籍公函送達中選會之前,相關遞補立委程序仍有爭議。如果馬王繼續在法理上角力,國會勢空轉,台灣也會在內耗中沉淪。

在這場滅王戰中,馬英九因掌握黨政大權握有主場優勢,雖殺敵三千,但自損八百,沒有討到便宜。TVBS民調中心於九日針對立法院長王金平涉及關說案進行的民調顯示,大多數的民眾皆對馬英九的處理方法持懷疑態度。

這場風暴的起源是:最高檢察署特別偵查組(特偵組)最近查到王金平幫民進黨國會大黨鞭柯建銘涉及的一樁背信案關說,王接連致電法務部長曾勇夫和高檢署檢察長陳守煌,要他們疏通承辦柯案的高檢署檢察官林秀濤不要對此一初審獲判無罪的案子起訴,讓該案定讞。王柯的電話內容,以及王和曾、陳的關說對話全遭特偵組「監聽」,曾勇夫雖否認接受關說,但這位長官眼中的老實人還是在馬英九和閣揆江宜樺逼退下黯然下台。

這宗橫跨藍綠、涉及國會兩大巨頭及法務高層的關說案,震驚各界。但特偵組偵辦這起眾所矚目的案件卻因證據薄弱,漏洞百出,外界連番抨擊,馬為了將王金平除之而後快,一下就調子拉到最高,而無轉圜餘地,被指在「程序正義」上充滿瑕疵,有未審先判之嫌,反而讓涉嫌關說的王金平博得不少同情。

秘密監聽引起爭議

馬英九以司法正義之名,逮到王金平涉嫌關說,判他「政治死刑」,完全不給當時人在馬來西亞的當事人有任何解釋機會。法律專家認為:要指控一個人犯罪,起碼要人事物證齊全,何況是民主國家的國會議長,問題是指控王關說的證據都是秘密監聽而來, 在法理上根本站不住腳,證據不能列入「呈堂證供」,台灣被指責一下又倒退到當年白色恐怖年代,靠特務整肅異己。

馬決定鬥倒王的意志無比堅定,在王尚未返抵國門,考紀會也尚未作出處分時,國民黨即放出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將扶正的消息,江宜樺甚至表示已經對「沒有王金平的立法院」有所準備,總統府也發新聞稿批王公信破產,顯然黨中央已未審先判,考紀會的開鍘只是形式而已。

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對馬英九以趕盡殺絕手法對付王金平也看不下去,他批馬不應如此羞辱王,應予基本尊重。總統府副秘書長羅智強又回嗆是王先羞辱司法。連近年因介入大陸事務太深,馬希望他退居幕後,雙方關係已降至冰點,這次連又替王出頭,公開批馬,讓彼此的關係更進一步惡化。

國民黨這道裂痕已經公開化,馬現在是吃了秤柁鐵了心,就是要拔掉王金平立法院長位置,黨中央要重新把手伸進國會,不管付出多大代價,馬已經沒有連任壓力,民調也已經到谷底,所以鍘王的政治反彈,基本上他還挺得住,何況他還是黨主席,握有尚方寶劍,掌握明年立委與縣市長選舉的提名權,這就足以壓制反馬人士,逼得他們不敢公開挺王。

但政治有時候並不是簡單的加減算術,馬英九若以為倒王,就能穩穩操控國會,免於跛腳,可能會讓他大失所望。九月十日晚間王金平自馬來西亞返台,有上千鄉親前往接機,氣氛相當熱烈,有十一位國民黨立委現身相挺,包括李慶華、林郁方、陳根德、王惠美、黃昭順、李鴻鈞、盧嘉辰、廖正井、翁重鈞、張慶忠,如果將他們視為反馬聯盟也不為過。

目前國民黨在立院握有六十五席,反對黨加無黨籍共四十七席,換句話說,只要有十位國民黨立委倒戈,立法院就變天,馬英九認為倒王可以讓他免於跛腳,但其結果可能讓他更加跛腳。

現在關鍵是,反馬聯盟敢不敢造反?或者說有沒有造反實力?仔細檢視反馬成員,除了少數一、二位在基層有實力,可以不靠國民黨當選以外,多數還是要扛黨招牌才有票,除非他們當中有人不想連任,或者自知連任無望,敢跟黨中央撕破臉,那將是馬英九最不想見到的局面,也就是說,馬未來兩年多命運,相當程度取決於反馬聯盟凝聚力是否堅實。

國民黨這幾年因為馬英九政績不佳,越來越沒有號召力,但它再怎麼樣還是有豐富資源,尤其是黨產,所以幾次黨內鬥爭,造成分裂,出走者另起政黨,但包括新黨、親民黨和台聯等,台聯還是前總統李登輝一手主導,幾乎都泡沫化,國民黨仍屹立不搖,這都會對反馬聯盟造成影響。

另一方面,沒有王金平的立法院將烽火連天。過去在他議事運作下,很多法案透過朝野協商,再進行表決,維持議事順暢,一旦他下台,換另一個人當國會議長,在野黨必定強力杯葛,每個案子每個條文都要逐條表決,不只冗長無效率,更可能一事無成。目前國民黨傾向由副院長洪秀柱扶正,但綠營可能不服,短期內立法院將進入混亂脫序狀態。

衝擊國民黨中秒部選情

王金平的本土形象在中南部頗有號召力,現在馬王翻臉,國民黨在中南部的選情將更艱困,挺王人士未必造反,但可以消極不輔選,或在選舉時改披無黨籍戰袍,遊走藍綠之間,這在基層選舉非常普遍,若不能及時防堵,國民黨在基層恐有崩盤之虞。

馬英九支持率一再探底,根據TVBS最新民調,他的施政滿意度僅剩百分之十三,比前總統陳水扁的百分之十八更低,若不能展現魄力,未來二年半勢將坐困愁城,他最關切的核四公投案、服務貿易協議案全都卡在立法院動彈不得,尤其服務貿易協議是否通過,關係後續的貨品貿易協議的簽訂,表面上是綠營杯葛而無法審議,但國民黨在立法院佔多數,卻像是個小媳婦,沒有任何作為,毋寧是怪事。

王金平在台灣政壇呼風喚雨數十年,自一九九九年起擔任立法院院長,做人相當圓融周到,藍綠都對他敬重有加,成為一方之霸,但他始終和馬英九保持距離,黨中央的重要政策在國會經常無法貫徹,從美牛、郵電雙漲、證所稅,到最近的核四、服貿協議等,莫不如此,令馬英九相當感冒,亟欲對王的消極不作為採取行動。但將目前政府運轉失靈歸咎王金平,並不公允,若王處理議事不公,國民黨立委自會撻伐,但黨內並沒有倒王之聲,表示多數民意也對馬政策不買單,現在凡跟馬英九站在對立面的人都很火紅,如為服貿協議和馬翻臉的前國策顧問郝明義、張大春等,突顯馬政府的政策不得民心,但馬英九並沒有想要轉彎。

當年陳水扁執政,朝小野大,民進黨在國會只佔少數,處處受制於國民黨,最後落得一事無成,沒想到馬英九執政,依舊落入同樣窠臼。事實上,主持議事的王金平若要強行表決,國民黨的案子還是可以通過,但他因為顧及「朝野和諧」,不願動用警察權,讓國民黨的表決部隊派不上用場,逼得馬英九出手移開這個阻礙立法的大石頭。

馬英九在特偵組開第一槍後,也親上火線,把調子拉高,他極不尋常地對人在馬來西亞的王金平下最後通牒,要求他立刻返台說明,馬所擺出的高姿態令人開了眼界,也讓馬王心結再度浮上枱面。

王金平老謀深算,他若提早返台,無異承認自己心虛,坐實特偵組的指控,他當然不會中計,而且他以參加二女兒婚禮為由,無法趕回,理由冠冕堂皇,氣定神閒繼續未完行程,反倒是馬英九踢到鐵板,顯得不通情理。民進黨主席蘇貞昌批馬「有違人性」。TVBS民調顯示,有百分之四十六民眾不支持馬的做法。

王金平面對此生最大政治危機,高雄鄉親及十一名國民黨立委適時送上溫暖,十日晚間王返台,上千民眾將桃園機場第一航廈大廳擠得水洩不通,現場不斷高喊:「馬英九下台,王金平加油!」前雲林縣長張榮味及連戰兒子、國民黨中央委員連勝文的特助徐弘庭也到場。事前傳出王可能會宣布罷免馬英九,純粹只是謠言,他似不想和黨決裂,或者要等考紀會做出處分後再決定下一步。

十多名立委站在王金平身後,頗有氣勢,王宣讀的聲明稿全針對特偵組,強調自己並未關說,同時指控特偵組違法濫權。整個發言內容一如他的風格,四平八穩,沒有太刺激的話,唯一具有威脅意涵是說不希望此事傷害黨的團結,最後還交心說:「我對黨最關心、最忠貞。」有記者問是否另組第三勢力,他並未正面回應,從頭到尾都絕口不提是否退黨,也未批評馬,看不出想要造反的樣子。

特偵組過去因偵辦陳水扁夫婦貪腐案而聲名大噪,但這次負責偵辦這起涉及王金平、柯建銘及曾勇夫等的關說案,卻因政治操作太過明顯,試圖將原本稀鬆平常的案子「炒大」而引發議論,背後動機並不單純。

九月六日上午,主跑司法的記者都收到特偵組連發三次的簡訊,預告「重大司法風紀事件」結案,「切勿錯過」,搞得記者神經緊張。這正是特偵組的可議處,刻意召開記者會發布新聞,若此案確有違法情事,以檢察總長黃世銘六親不認的個性,勢必移送法辦,何須開記者會「炒作」?

涉案者僅遊走法律邊緣

仔細審視這個關說案,涉案者只是遊走法律邊緣,事證並不明確,連黃世銘也承認該案並不構成「刑事不法」,只是「行政不法」,情節最嚴重、被指涉嫌接受關說的曾勇夫,僅遭特偵組函送監察院審議;涉嫌「建議」檢察官勿提上訴的陳守煌,也僅移付檢察官評鑑委員會個案評鑑。至於國會藍綠兩「大咖」王金平和柯建銘,特偵組更沒輒,也只能很低姿態地表示屬於「國會自律」範疇,虛晃一招。

從特偵組所呈之薄弱證據,卻以詔告天下的方式發布新聞,不啻顯露其心虛,也暴露其一再遭質疑的政治打手角色。特偵組不尋常的舉動還包括公布王柯的監聽譯文,擺明就是要讓相關人等「一刀斃命」。

特偵組偵辦這麼敏感的案子,手法粗糙,證據力薄弱,當事人突然就挨了一記悶棍,莫不氣得跳腳,更離譜的是,林秀濤事後指控特偵組誤解其證詞,更讓此案抹不掉政治味。

在台灣,民意代表關說早已見怪不怪,只要不像陳水扁夫婦貪得那麼多,或者像前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那麼獅子大開口索賄,在民眾認知上,民代關說已經被視為是一種選民服務的「必要之惡」,並非罪大惡極。事實上,王金平調和鼎鼐,能朝野通吃,所憑藉的正是他對立委有求必應的「服務」,他幫柯建銘打電話給曾勇夫「關切」柯的案子,可能只是「最基本」的服務而已。馬英九對這種現象不可能不了解,這次他高舉正義大刀快狠準地砍向王金平,多少也有祭旗意味,藉此宣示他並未跛腳。

馬王關係出現裂痕,源於二零零五年國民黨第一次黨主席選舉,雙方拼鬥得相當激烈,馬陣營以「黑金」影射王,令他忿恨難平,留下至今難融的冰山。當天開票結果出爐後,馬英九前往王金平競選總部致意,抵達時王已上座車,馬伸手敲了一下車窗,但卻沒有獲得回應,留下頗為尷尬的場面。

王金平回絕馬英九伸出的手,因此馬雖然一再表示將預留國民黨第一副主席位置給王,落實他在競選中提出的「王馬共治」的政見,但王始終未點頭,意味選戰產生的傷痕不曾癒合,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被撕裂一次。

八面玲瓏樂善好「施」

王金平本土形象﹐加上跟前總統李登輝曖昧的關係﹐使他屢遭質疑是「藍皮綠骨」,他一再表現出與馬疏離,卻又拼命靠向與馬不睦的連戰,使得兩人的距離越拉越遠。

王金平樂善好「施」,從南至北人脈廣闊。前民進黨立委周伯倫因「榮星案」服刑,王還託人送了新台幣十萬元(約三千四百美元)到監所表示慰問。挺王的前國民黨立委朱鳳芝表示,有事向王請託時,他一定拼命達成,若有困難也會告知,「不像馬英九『不沾鍋』,只想明哲保身」。

陳水扁當年也想用一樁政商勾結的「新瑞都案」「恐嚇」王金平,並未得逞。這次馬英九謀劃已久,使出霹靂手段要將王一舉「殲滅」,儘管遭批評以特務治國,動作也許難看,但為了挽救低落的聲望,已經顧不了醜態,那個「溫良恭儉讓」的馬英九可能已經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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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月刊: 城鎮化最大的挑戰來自習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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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化最大的挑戰來自習近平
Sep 14th 2013, 03:24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鄭復人

   城鎮化指農村人口轉化為城鎮人口過程。 映城鎮化低的一個重要指標為城鎮化率,即一個地區常住於城鎮的人口占該地區總人口的比例。城鎮化是人口持續向城鎮集聚的過程,是世界各國工業化進 程必然經歷的歷史階段。當前,世界城鎮化水平已超過50%,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應該說,城鎮化是勢所趨。

   實際上,35年來,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可以說突飛猛進。數據顯示,1978年中國的城鎮化率是17.9%,2012年達到52.6%。這意味著,在過去 34年中,中國的城鎮化率提高34.7個百分點,平均每年都要達到一個百分點以上。而據估算,城鎮化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能帶來1000億元人民幣以上規模 的消費增長以及各種基建投資的需求,進而帶動整個經濟可持續發展。李克強等對城鎮化建設抱以厚望的想法並不難讓人理解。

  在國務院批轉發改委《關於2013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意見》(下簡稱"意見")中,城鎮化改革思路也已經浮出水面,至少及發展規劃、戶籍改革、土地制度、農村產權等四大方面:

  其一,研究制定城鎮化發展規劃。以增強產業發展、公共服務、吸納就業、人口集聚功能為重點,開展中小城市綜合改革試點。優化行政層級和行政區劃。實施好經濟發達鎮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試點。有序推進城鄉規劃、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一體化,創新城鄉社會管理體制。

  其二,根據城市綜合承載能力和轉移人口情況,分類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統籌推進相關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將基本公共服務逐步覆蓋到符合條件的常住人口。

  其,積極穩妥推進土地管理制度、投融資體制等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的改革,調研並制定相關配套政策。完善地方債務風險控制措施,規範發展債券、股權、信託等投融資方式,健全鼓勵社會資本投資城鄉基礎設施、公共服務項目的政策和相關機制。

  其四,建立健全農村產權確權、登記、頒證制度。依法保障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開展國有林場改革試點。研究提出國有林區改革指導意見。探索建立農村產權交易市場。推進小型水利工程管理體制改革。

  不難看出,城鎮化涉及土地、戶籍、公共服務等一系列制度調整。每一項工作都可以說是牽一發而動全。十年間,僅徵地制度改革方就因涉及中央和地方關係,涉及財稅和融體制而在重重阻力下迄今仍無實質性進展。

   而農村地權這一更核心、更要命的問題在現實政治中更是近乎無解的"死穴"——以往的歷史證明,由於土地確權的缺失,在城鄉二元化土地制度框架下,城鎮化 必然意味著政府通過徵收行為將農村集體土地變更為國有土地,再通過進入流通環節賺取巨大的土地受益,而農民卻幾乎排除在土地收益之外(進文,"中國城 鎮化的核心問題是農村地權")。

  人民網2012年9月份的報導說,2011年陝西省賣地243億元,收益31億元,而被徵地農民僅獲得1.2億元收益。

  雖然國發改委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司有關負責人示,按照"十二五"規劃有關要求制定城鎮化發展規劃,2013年內會出台,但不難發現城鎮化是一個複雜又繁瑣的系統工程,牽扯了方方面面諸難題,城鎮化改革能走多遠確實是個大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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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14th 2013, 08:21, by 明鏡雜誌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鄭復人



  城鎮化是指農村人口轉化為城鎮人口的過程。 反映城鎮化水平高低的一個重要指標為城鎮化率,即一個地區常住於城鎮的人口占該地區總人口的比例。城鎮化是人口持續向城鎮集聚的過程,是世界各國工業化進程中必然經歷的歷史階段。當前,世界城鎮化水平已超過50%,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應該說,城鎮化是大勢所趨。

  實際上,35年來,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可以說突飛猛進。數據顯示,1978年中國的城鎮化率是17.9%,2012年達到52.6%。這意味著,在過去34年中,中國的城鎮化率提高34.7個百分點,平均每年都要達到一個百分點以上。而據估算,城鎮化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能帶來1000億元人民幣以上規模的消費增長以及各種基建投資的需求,進而帶動整個經濟可持續發展。李克強等對城鎮化建設抱以厚望的想法並不難讓人理解。

  在國務院批轉發改委《關於2013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意見》(下簡稱"意見")中,城鎮化改革思路也已經浮出水面,至少涉及發展規劃、戶籍改革、土地制度、農村產權等四大方面:

  其一,研究制定城鎮化發展規劃。以增強產業發展、公共服務、吸納就業、人口集聚功能為重點,開展中小城市綜合改革試點。優化行政層級和行政區劃。實施好經濟發達鎮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試點。有序推進城鄉規劃、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一體化,創新城鄉社會管理體制。

  其二,根據城市綜合承載能力和轉移人口情況,分類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統籌推進相關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將基本公共服務逐步覆蓋到符合條件的常住人口。

  其三,積極穩妥推進土地管理制度、投融資體制等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的改革,調研並制定相關配套政策。完善地方債務風險控制措施,規範發展債券、股權、信託等投融資方式,健全鼓勵社會資本投資城鄉基礎設施、公共服務項目的政策和相關機制。

  其四,建立健全農村產權確權、登記、頒證制度。依法保障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開展國有林場改革試點。研究提出國有林區改革指導意見。探索建立農村產權交易市場。推進小型水利工程管理體制改革。

  不難看出,城鎮化涉及土地、戶籍、公共服務等一系列制度調整。每一項工作都可以說是牽一發而動全身。十年間,僅徵地制度改革方案就因涉及中央和地方關係,涉及財稅和金融體制而在重重阻力下迄今仍無實質性進展。

  而農村地權這一更核心、更要命的問題在現實政治中更是近乎無解的"死穴"——以往的歷史證明,由於土地確權的缺失,在城鄉二元化土地制度框架下,城鎮化必然意味著政府通過徵收行為將農村集體土地變更為國有土地,再通過進入流通環節賺取巨大的土地受益,而農民卻幾乎被排除在土地收益之外(王進文,"中國城鎮化的核心問題是農村地權")。

  人民網2012年9月份的報導說,2011年陝西省賣地243億元,收益31億元,而被徵地農民僅獲得1.2億元收益。

  雖然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司有關負責人表示,按照"十二五"規劃有關要求制定城鎮化發展規劃,2013年內會出台,但不難發現城鎮化是一個複雜又繁瑣的系統工程,牽扯了方方面面諸多難題,城鎮化改革能走多遠確實是個大問號。

  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邰秋卿指出李克強城鎮化改革面臨三大挑戰:

  1),國務院要推進城鎮化改革,首先將和地方勢力進行一番博弈。城鎮化所涉及的土地改革,戶籍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都將觸動以地方政府為首的利益集團。

  2),城鎮化改革需要國務院各部委合力推進。公安部要推動戶籍改革,建立實施居住證制度;人社部要保障農民工享受學前子女教育、住房保障、醫療衛生等方面的平等市民待遇;財政部要完善財稅體制,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民政部要制定新的城鎮設鎮標準;住建部要落實保障房建設。這些改革措施如何相互協調,改革的政治資源如何分配、各部委利益如何協調,都將是十分重要的問題。

  3),由於黨實際領導著政府,在中國,沒有一個部長是總理可以直接決定的。如果各部領導都以部門利益為重,而總理對人事任免沒有決定權,改革也很難有實質性的突破。因此,國務院領導的城鎮化改革必須得到習近平、政治局和黨中央的支持和大力配合,否則可以說寸步難行。

  這其中第三個挑戰最為重要,而偏偏不巧的是也是李克強最缺失的。更不幸的是,李克強作為總理的經濟大權正在被習近平擄走。


  也曾經有過共同語言

  說來習近平和李克強在城鎮化改革上是很有淵源,也應該有共同語言的。1994年,時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的李克強獲得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論我國經濟的三元結構》就已經對中國未來的城鎮化有所思考,他的主要論點之一就是改革戶籍制度。

  該論文分析認為,由於城市現代化工業部門的就業增長率遠遠低於勞動力增長率,現代工業部門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有限。因此,應該把注意力放在農村,就地實現剩餘勞動力的轉移。論文最後部分建議因勢利導使農村人口自然地向小城鎮集中,逐步發展成中小城市,並使進入農村工業部門的農村人口繼續向現存城市轉移。要促成這一狀況的發展,必須逐步打破城鄉分割的社會體制,使戶籍政策隨之鬆動。

  從那時的思考到上任總理後的論述,正如不少媒體所指出的,20多年下來,李克強對城鎮化可謂心思已定,不太可能走回頭路。

  恰巧的是,獲得清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的習近平總書記的博士論文也是研究農村問題,題目為《中國農村市場化研究》。雖然論文的學術性並不為多少學者所認可,但中規中矩的論文中也提到了戶籍制度改革,保障農民的合法權益等觀點。


    http://tx2.cdn.caijing.com.cn/2013-02-26/112531430.jpg
    獲得清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的習近平博士論文也是研究農村問題。


  韓國《亞細亞經濟》5月17日題為"中國城鎮化的推進方向"的文章指出,不言而喻,城鎮化應該是當今中國領導人最為關注的首要政策和課題,城鎮化建設也成為中國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引擎之一。

  但問題是,這裡面有個誰說了算的最為關鍵權力問題。

  上述觀察家對《明鏡月刊》指出,在中國這樣一個半總統制的國家,按憲法,經濟管理的一把手應該是總理,但請看如下史實:

  1),周恩來晚年,華國鋒任總理期間,也就是1973年到1976年,是鄧小平以副總理的身分管中國經濟。經過短暫的被打倒又復出後,在1977至1980年又以副總理的身分全面掌控經濟,直至1980年任命趙紫陽為總理;

  2),李鵬1988年任總理,趙紫陽卸任總理,改當總書記。但是毫無疑問,經濟大權也從總理的手裡帶到了總書記的手裡;

  3),1989年,江澤民任總書記。在1989至1991年間,中國好像沒人在管任何事。(一場"六四")讓大家都懵了;

  4),1991年初鄧小平發現朱鎔基。"皇甫平"橫空出世。自4月起,以副總理身分,中國經濟沙皇朱鎔基登台。至1998年,中國的經濟大權既不在總理手裡,也不在總書記手裡(鄧在,他說了算)。反正,李鵬在總理的位子上待了整整十年(朱衹有五年:1998-2002年),從來沒有管過經濟。

  5),過去的15年中(1998-2012年),一直是總理(朱鎔基和溫家寶)管經濟。

  綜上,過去的40年裡,中國的經濟23年由總理管,17年不是總理管。如果死究,也可以將趙紫陽的八年打點折扣,那麼,衹有一半的時間是總理管著。今後十年如何?(《明鏡月刊》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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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14th 2013, 08:01, by 明鏡雜誌


《名星》郭永凡



1944 年8月,以岡村寧次為首的華南日軍發動了桂柳會戰,空運大隊也參加了這次會戰,調動了二十多架飛機支援前線。基地設在廣西長安(現在叫融安),每天從長安 機場起飛,降落在桂林、柳州丹竹機場作穿梭飛行,為前線運送軍火給養,每天都要飛兩三個來回,而其中距離前線最近的機場,就是丹竹。

那 時日軍已經攻陷梧州、藤縣,這裡距離前沿陣地只有二三十公里。機場在西江岸邊,飛機著陸時可看到寬闊的江面,橘紅色的江水滾滾東流。機場周邊是大片的荔枝 林,這時正好是荔子飄香的季節,枝頭掛満了紅珊瑚般的累累果實。趁著飛機降落後卸貨加油的空隙,主人邀請我們參觀他的果園,他說這一片荔枝至少在萬斤以 上,如果在承平年代,銷到梧州、廣州,是一筆可觀的收入。他又向我們介紹他的荔枝品種是當地最名貴的優良品種,小核糯荔,這種荔枝核小肉厚,甜美多汁。據 說當地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凡是來看荔枝的人,主人就給他一個小茶杯,如果能夠把吃完的荔枝核裝滿一茶杯,就可以不收他的錢,但等不到盛滿一杯果核,就已 經吃飽了,由此可見果核之小,果肉之厚。當然這只是個傳說,那天主人並沒有給我們茶杯,只是叫我們隨便吃,儘量吃,不吃反正也是爛在樹上。吃完之後,主人 還給我們每人摘了一簍,帶回長安。

在煙硝彌漫的前線品嘗這樣鮮甜可口的荔枝,它是如此沁人心脾,齒頰留香,確是一次難忘的經歷。從這以後,再也沒有吃到過這樣鮮美的剛剛從樹上摘下的荔枝。

就在這之後不到一個月,從雷州半島北進的日軍攻陷廉江、容縣、平南,占領了丹竹機場。接著在11月,柳州、南寧、桂林也先後被日軍攻陷,至此,廣西境內的機場全部被日軍占領。日軍攻陷桂林、柳州後繼續北進,攻陷河池、南丹,並於12月5日攻入獨山。

桂 柳戰役是抗日戰爭中最後一場血戰,在這次會戰中,我們是失敗了,丟了很多地方,但只是暫時的退守,第二年春夏之交,我們即發起了反攻,並先後收復了桂林、 柳州、南寧、梧州,把進犯的日軍全部趕出廣西。據說在日軍攻占獨山時,魏德邁曾建議蔣介石遷都昆明,蔣這時對戰局仍然充滿信心,他當時回答:"縱使在重慶 被包圍,我也決不離開重慶。"

除此之外,我們還參加過光化、老河口戰役,基地設在漢中機場和安康機場;再就是宜昌長陽戰役,基地在恩施和梁山(現在叫梁平)機場;湘西南戰役,基地在芷江機場。但只有桂柳戰役的規模最大,動用的飛機最多,持續時間最長,給我留下的印象也最深。

真 正的一次最驚險遭遇卻不是在前線,而是在後方的昆明。時間約在45年春天,住在昆明金碧路空軍招待所。快天亮時,外面忽然槍聲大作,衣復恩趕快把我們叫 醒,離開招待所,但沒有找到我們來時乘坐的Station wagon(有點像今天的麵包車,車身杏黃色,長頭),正好門前停著一輛大貨車,衣復恩當即鑽進駕駛室很快發動汽車,我們也全部爬進貨廂。卡車沿著金碧 路、拓東路風馳電掣直奔巫家壩機場,沿途不斷從四面八方射來冷槍,只好蹲下身體降低目標,最後總算是有驚無險,平安飛回重慶。後來才知道這是龍雲發動的一 次未遂政變。龍不久即被蔣介石"請"到重慶,當上了軍事參議院院長。龍雲和盛世才一樣,都是獨霸一方的土皇帝,最後都敗在蔣介石手下,但兩人結局又不盡相 同,盛世才去了台灣,龍雲卻逃到香港,最後返回大陸投靠了毛澤東。

西北地區是沙塵暴多發區,一般都可以預報出來,但 有些突發的沙塵暴也很難防範。44年夏,一架C47在嘉峪關降落時,遭遇沙塵暴,飛機偏離跑道,左翼折斷,螺旋槳擊穿駕駛室,機長鄭雲大腿被斬斷,送醫院 途中流血過多死去。鄭雲上海人,體格健壯,性格活潑,愛唱京戲,死時才25歲。鄭雲是衣復恩最喜愛的飛行員之一,為此衣流了淚。


集中信號槍放勝利焰火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八年的艱苦抗戰,終於勝利了。


八年艱苦抗戰終於勝利了。

空運隊是在晚上八點在收音機中得到這一喜訊的,全隊頓時一片歡騰,大家不約而同的集中到前院,歡呼雀躍,欣喜若狂。

沒有香檳,就從食堂搬出來一箱又一箱啤酒,開懷暢飲。

沒有焰火,衣復恩臨時想出一個點子,把信號槍全部集中,人手一把。一霎時,紅的、綠的、黃的、白色的信號彈,萬箭齊發,射向夜空,五彩繽紛,輝煌燦爛。

我們就這樣用自己的方式紀念這難忘的一夜,簡單而隆重。(《名星》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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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于光远:我所接触到的政治局委员纪登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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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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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我所接触到的政治局委员纪登奎
Sep 14th 2013, 06:40, by 明鏡雜誌


  "文革"后期,尤其是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后,我接触过一些新上台的"大人物",纪登奎就是其中我接触较早较多的一位。他当时的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大约是1974年,有一天(具体日子记不起来了)中宣部留守处通知我去中南海,说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要见我。去了以后我才知道,所说的中央 领导同志是纪登奎。谈话很简单,纪简单问了问我当时的生活情况,然后说:"我们打算请你出山,你有什么意见?'他用的"出山"这两个字,我觉得很别致。虽 然事先没有精神准备,但是自"文革"以来就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的我,渴望重新工作,因而脱口回答:"我当然想工作。"纪登奎告诉我,过些日子就会有人来找 我。果然不几天,国家计委副主任林乎加来找我,要我到国家计委帮助做些调查研究工作。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同林乎加一起去大连参加东北三省计划会议,会后又 一起到辽宁的几个地方考察。回北京之后,让我到国家计委参加研究劳动工资的工作。这件事情国家计委是林乎加管,林上面是姚连蔚领导,姚实际上什么也没管, 在他上面的纪登奎倒是管了一些事。
 
  那段时间纪登奎还让我做了一件事。不知道纪登奎怎么知道我保存有毛泽东1959年到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记录。毛 泽东读那本书(严格说来是别人读,他听)谈话时,我不在场,我只是听在场的人作传达时作了详细笔记。"文革"中抄家时,我记的三厚本笔记本都被拿走了,所 幸的是这时已经归还了我。纪登奎把我找去,要我整理这个记录。我告诉他,毛读书时邓力群在场,听说邓力群也已经回到北京,是否让邓也参加。纪登奎想了一下 说,可以。他问我,是否可以让吴冷西也参加。毛泽东读书时吴不在,但他文笔不错,我认为让他参加也好。于是这个工作就由我们三个人来做。我们三人在京西宾 馆住了一些日子,把这个记录整理出来了。纪登奎让国务院印了三十几份,一份也不许我们留。印出来的稿子我没有看到,但是过程稿我们都留下来了。
 
  1975年,我到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也在一些场合同纪登奎有过接触。记得邓小平听取胡耀邦、李昌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说明那 次会,作为副总理的纪登奎也参加了,我是作为政研室的代表参加的。纪登奎在中间也讲了一些比较好的意见。这两年纪登奎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精明能干,"比较 厉害",同时他对理论有些兴趣,对毛泽东的东西也比较熟悉。
 
  同纪登奎的接触,我印象深的还有一件事。粉碎"四人帮"以后,1976年12月,中央准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中共中央主席华国 锋要在会上讲话。讲话稿起草者把征求意见稿寄给我,让我提意见。稿子虽然批判了"四人帮",强调抓生产,但是却把"唯生产力论"当作错误观点。我给起草文 件的同志打电话,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还写了两页信。
 
  没过几天,通知我去中南海怀仁堂。我不知道什么事,也不知道什么人找我。我到了怀仁堂后厅一个很大的会议室,看见三位副总理李先念、纪登 奎、陈永贵,加上一个工作人员,里面显得空荡荡的。他们似乎已经说过什么事了,正等着我。纪登奎坐在会议桌的主位,他先说,关于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文件草 稿,我们收到了许多意见。他用手比画了一下说,有这么厚一沓,原则性的意见只有你提出的这条,因此请你来详细讲讲你的看法。我说"唯生产力论"并没有什么 错,接着讲了一番道理。
 
  听了我的意见,纪登奎没有表示否定,他只是说批判"唯生产力论"是党的九大报告明确写了的,而这个报告是毛主席审查过并表示了同意的,学大 寨会议只是中央召开的讨论一个方面工作的会议,我们无权不按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来写。我听了以后心想,党的代表大会文件写的东西要是不对,为什么不 能改变?我说,我还是保留自己的观点,而且我'承认自己就是一个"唯生产力论"者,以后还要在理论学术研讨会上和文章中坚持这个观点。三位副总理同我谈话 之后,我再没有关心此事,华国锋的讲话稿改了没有或者怎么改的我都不知道。不过后来研究党史的同志告诉我,华国锋在那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还真没有 再把"唯生产力论"作为与正确观点相对立的错误观点。是不是纪登奎最后考虑了我的意见,对讲话稿作了修改,我不得而知。倒是我自己在那次谈话之后不 久,1977年名月,就在哈尔滨一次报告会上讲话,公开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这个讲话随后也发表出来。
 
  1978年11月至1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和纪登奎都参加了,而且两人都在西北组。他在工作会议第二次大会上作了关 于两个农业文件的说明,两个农业文件,一是《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二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一式行草案)》。纪登奎的说明分五个部分: 一、关于农业现状,二、关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三、关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四、加快农业发展的主要措施,五、关于领导问题。他着重讲了农业发展速度缓 慢,人口增加的压力很大,粮食不足需要进口的问题。他说,由于粮食不足,城市新增加的劳动力不能普遍就业,有许多该办的事情办不了,而农民每年要拿出近千 亿斤粮食,实际上超过了他们的负担能力,在粮食征购上我们党和农民之间关系是比较紧张的。纪登奎承认,农民口粮人均在三百斤以下,吃不饱肚子。1977 年,平均一个大队的公积金不到一万元,买不上一部中型拖拉机;全国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人均分配在40元以下,按可比价格计算农民平均每年只增加收人五角 钱,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平心而论,纪登奎对农业现状的说明不隐晦、不掩盖,还是比较坦率的,他在说明中提出解决农业的问题只有提高农业生产率,加快 发展速度,出发点没有错。尤其是他还指出了学大寨中"割资本主义尾巴"、学歪了、学偏了的问题,强调要吸取政策多变、一刀切、瞎指挥、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 的教训,切不可再犯这种错误,应该说点到了某些问题所在。但是,当时在农业问题上,总的说来还是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严重束缚,政策上的框框还相当多, 当时一些农村已经开始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尝试,但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两个不许",即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禁锢得较死。这种情 况虽然不是纪登奎一个人造成的,但作为当时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纪登奎确实还是力图维持过去的老路子。与会者对两个农业文件和纪登奎的说明都不满意,意见 很大,以至于后来不得不重新起草文件。当然,后来起草的文件仍然没有彻底突破"左"的案臼,甚至把本来只在一个文件上规定的"两个不许"同时写入了两个文 件。这也说明突破长期以来的"左"的思想框框的艰难。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纪登奎的处境比较被动。当会议在清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时,一些与会者提出了纪登奎在"文革"后期的一些 问题。中南组就提出了1975年铁路整顿开始后,他却支持河南造反派的问题,与会者批评得很尖锐。西北组也有人点名批评他。对与会者的批评,纪登奎没有作 申辩,相反还作了检讨,不像在真理标准问题上一些人受到批评却极力辩驳。有一次西北组开会前,大家都对新华社发表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 报道兴高彩烈,纪登奎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后来大概是实在忍不住说了一句:"像这样的大事,总应该在政治局谈一下才对。"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说这话的意 思是他事先一无所闻。在场的人都说:"这么做有什么不好吗?!""新华社发出这条新闻实在太好了!"纪登奎也就不再说什么。
 
  80年代初以后,纪登奎不再担任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工作,只管旅游方面的工作。有一次我去秦皇岛,参观燕塞湖风景区,看到"燕塞湖"三个字还是纪登奎题写的。
 
  于光远,《党史天地》2003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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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及其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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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及其基因
Sep 14th 2013, 06:33, by 明鏡雜誌


   "中央文革小组"(以下简称"中央文革")的产生和它在文革中的巨大作用,无疑是文革政治体制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其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中央文革"是毛泽东发动、进行文革的最主要工具和文革中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核心(按照当时通行的说法,"中央文革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参谋部和战斗指挥部"),而且更在于"中央文革"的成员构成、生存方式和运行方式都是非常怪诞、不易理解的:寥寥几个舞文弄墨的秘书文士(其中多数人的资历名望原来极浅),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口悬天宪、执掌全国各级官员和亿万民众生死的权力巨头;这个极小的秘书班子取代了缜密有序的国家常规领导阶层,进而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和各种殊死政治斗争的策源地,并且在疯狂打击各种政敌的同时,又在一轮接一轮永不止息的权力角逐中,难以自拔地陷入了自我毁灭的深渊。周恩来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中央文革是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新生力量,在文化大革中起了重要作用,直接执行了毛主席交给的任务";那么,文革中为甚么一定要发明这种"新生力量"以"直接执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中央文革"上述诸多文化特质又是如何产生的?它们与中国政治制度史演进的长链又有怎样的关系?

  ◇"中央文革"产生和权力急遽膨胀的过程

  "中央文革"的产生方式和权力急遽膨胀的过程,是亿万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所十分熟悉的,这里仅作简要的回顾:1964年5 、6 月间,在"批判资产阶级"和"扫除一切害人虫"的战略日益成熟和趋于白热化之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隶属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成立。1966年2 月3 日,小组就批判吴晗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7 日写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拟向中央汇报。先此,彭真和康生已于5 日将《提纲》的内容向在京政治局常委做了汇报,大家表示同意。8 日,彭、康等赶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当面并未表示异议(江青在1967年4 月12日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追述: "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12日,彭、康等到上海,将《提纲》给江青、张春桥看了,他们均表示同意。23日,《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党。不久以后,《提纲》即被毛泽东指斥为"修正主义纲领"

  与上述党内正式渠道的运作相对,毛泽东早在1965年就私下派江青到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等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用极隐秘的方式将文章初稿传送到北京反覆修改。1966年3 月下旬,康生藉向毛泽东汇报的机会对毛谈及:彭真曾质问上海发表姚的文章为甚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去了?这话当然触怒了文章的幕后组织者毛泽东,所以康生说:"这是整到毛主席头上了。"于是毛说:"再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3 月底,康生回到北京,向钓鱼台写作班子传达毛发动文革的精神,并要王力起草《通知》,宣布《提纲》作废。《通知》初稿被毛泽东认为过于简单,他指示陈伯达主持,另写一批判《提纲》的文件。陈遂与王力共同起草,然后送毛泽东审定。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立,成员有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关锋、戚本禹等。4 月16日至26日,在杭州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同时,毛泽东又在上海召开中央文件起草小组会议。在此期间,毛对《五一六通知》反覆修改后下达政治局,政治局扩大会议被迫接受《通知》,并作为"中发(66)267 号文件"下达,"文化大革命"遂由此而发动。5 月28日,"中央文革"亦在原文件起草小组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名单主要由江青提出: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成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七人。8 月,陶铸被任命为顾问。在文革初期,1966年5 月至12月,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尚由政治局和书记处开会决定,"中央文革"成员仅能列席参加。但是在1967年1 月,江、陈、康等将陶铸、王任重打倒,书记处遂停止活动。接著,由于"反击二月逆流",作为政治局常委或委员的李富春、陈毅、谭震林等七人被迫"靠边站",政治局亦停止活动,从此,"中央文革"夺取了政治局的大权。以后,中共八届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公报》(1968年10月31日)对"中央文革"的统治地位予以法定确认:

  全会认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各个时期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林副主席的多次讲话,都是正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公报》紧接著宣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份权力。"文革的这一破一立,当然具有联袂并举的最显著联系。直到中共九大开会时,"中央文革"成员坐在主席台左边,政治局委员坐在右边,主席团名单亦是"中央文革"成员排列在前,政治局委员排列在后。

  ◇"中央文革"的政治禀赋、功能及其文化意蕴

  导致"中央文革"产生方式及其成员构成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毛泽东感到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办公厅、中宣部、《人民日报》等常规权力体制在贯彻和强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他的个人意志又经常受到这套权力体制的强烈抑制;另一方面,亦在于他对国家体制日益官僚化和"变成法西斯党"危险的警惕。所以早在文革以前,他就很久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并多次说北京的空气不好,说自己不读《人民日报》;他指责"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暗指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和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文革前他长时间远离北京,甚至"重上井冈山",酝酿"以农村包围城市";他不断对教育和文艺体制予以强烈的抨击……。因此,与毛泽东"中央要出修正主义"这种对国家政治路线性质的基本判断相辅相成的,是他对国家常规权力体制的敌视(从早年的喜爱绿林小说到晚年对"宋江投降" 的批判,他一生始终伴随著对国家体制的强烈"造反情结",这对判断国家制度的性质和发动文革有重大影响。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周期性"造反"机制与文革的关系,笔者将另文详述),所以后来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首要目的就在于"炮打司令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为了摧毁常规权力体制,毛泽东必须在国家制度中造就一个与此目的相适应、得力而强大的政治工具,这个工具要具备的条件是:⒈它必须由毛泽东直接和完全驾御、绝对按照毛的个人意志行事,即前引周恩来所说,"直接执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⒉它必须具有极强的政治能量和权力欲望,以便与常规体制相抗衡、直至取而代之;⒊ 从政治禀赋来说,它必须与一系列常规国家权力体制相矛盾、甚至相敌对;与此相应,从政治行为方式来说,它也必须舍弃常规方式而以阴谋诡计等一切非常规方式为基本手段;⒋它必须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巨大的鼓动能力,以使"炮打司令部"、"打倒阎王"在舆论上具有充份的合法性。所以我们认为,"中央文革"的一切政治恶行,主要都不是由于其成员的道德恶劣以及他们与无数受害者的个人恩怨所决定的;相反,它是出于政治制度设计和运作中的根本性需要。

  毛泽东通过自己的秘书班子而与常规国家权力体制相抗衡并非偶然,早在他热衷的合作化运动中,由于负责农业的一些领导人被认为是拖运动后腿的"小脚女人",所以他在〈关于农村合作化问题〉中对之提出严厉的批评。 "而这篇讲话是在他无视某些地位极高的同事们的看法以及党的农村工作部的计划的情况下发表的。它越过中央官员,直接向省级领导人发出呼吁,……为了保证省级领导人不受中央农村工作部观念保守官员的限制,他在1955年夏天将两名久经考验的助手安插到该部担任副部长。这两个人是他以前的秘书陈伯达和陈正人。"可见,毛泽东对这种政治操作方式的运用久已娴熟有效。为了保证这种有效性,毛泽东对秘书班子的基本要求即在于:他们绝对不能被国家和党的常规权力体制所控制。据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的何载追述,他在50年代调入中南海时,在杨尚昆领导下就任于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和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1956年的某日,毛泽东的身体不适,"不久我得到了电话通知,要适当减少给他送阅的东西。我……向有关办公室转达了要少送文件的意思。(毛)主席当年的习惯是每天要看三四万字的东西,现在一下少送了,很快被他发觉,在一个会议上提出批评,说一个姓何的封锁他,还举了些历史上封锁国君的恶劣行径和严重后果的史例。我简直吓坏了,认为闯了大祸"。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睡在身边的"敌人运用国家常规权力体制以达致"封锁国君"的目的是有著高度警觉的。同时,联系古史,我们也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1956年直至"中央文革"的操作方式难道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发明吗?而对此疑问的说明将让我们看到:文革与中国古代君权专制制度的联系,并非只是局限于人们通常直观看到的表层(例如家长制),相反,在政治运作方式等等层面,两者的相通实具有更深刻的、更具制度化的意义。

  ◇从皇权与官僚体制关系的历史看"中央文革"的政治功能

  在中国传统的君权政体中,皇权与中国行政体系之间的关系,既有相互依存的一面,同时也有相互矛盾、乃至相互激烈冲突的一面。后一方面的情况即如明太祖朱元璋所总结的:"自秦汉以来,兵戈相侵,君臣矛盾,日争月夺。"因此,在这种长期的矛盾关系中维系君权的至高无上,就成了秦汉以后中国国家权力体系发展演化的一条重要线索。而这种演化的基本轨迹在于:如何在必须建立庞大国家常规官制制度并赋予它巨大权力的同时,又能克服它对君权的束缚、保证君主的集权。

  秦汉以后庞大统一君权国家的建立,要求相应地建立庞大的官制体系。早如战国后期的政治家就说:"君者何也?曰能□也。……天子三公,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职,莫不法度而公":"□臣守职,百官有常"。这是指以宰相为首、序列百官的正规国家官制体系,它的建立、完善和有效运作,是国家政治有序化的基本保证。但另一方面,庞大完整的常规官制体系之建立和有效运作,又必然与君权独专的趋向发生矛盾。例如,宰相百官可以通过谏诤、对诏书的核议、一层层的政务程序等制度化的合法手段来抑制君主个人的独断专行。这当然又要引起君权的反抑制。从根本上说,君权的反抑制不能完全依靠君主的无法无天、滥施淫威等非制度化的手段来实现,因为这不仅效力有限,而且不具备长久的权力合法性(韦伯MaxWeber指出:权力体制的合法性一般是综合运用特殊威信、法定合理的合法性和传统合法性的结果)。所以,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必须发明一些能够从制度上保证君权独专得以充份实现的手段。这些手段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就是:不断在常规官制体系之外,设立被皇帝个人亲幸的政治班底,由它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最高机密,并且通过它对常规官制体系施以强大的抑制;同时,努力赋予皇帝的这个私人班子以合法性,使之在常规体制中得以立足甚至膨胀。

  上述规律在汉代以后的官制演变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汉代常规官制体系原本主要是由以宰相(三公)为首的外朝百官组成,皇帝身边的各种人员只负责生活服务而不具备政治权力。但是汉武帝感到这种制度不能适应君权充份控御的朝政的需要,于是为了强化皇权并抑制宰相公卿的权力,他就在常规官制之中强行楔入"加官"制度——即皇帝超越正常的选拔程序和宫禁制度,亲自擢拔一些富于才干的官吏(多数出身较低微)成为"出入禁门"的"腹心之臣",并让他们越过外朝百官的制约而直接向自己提供消息、协助制订政治方案。汉武帝的另一项意义重大的举措是:任用原本地位很低、负责掌管宫廷文书的小吏"尚书",充当自己身边掌握国家政治机密的谋臣。以后,这种政治设计迅速制度化:在汉代,尚书(与三公相比,他们通常是皇帝的亲信而出身低微)的地位不仅越来越高,而且极大地侵夺了宰相和御史等外朝高层首长的权力。东汉时,"尚书台"实际上已是国家的最高行政机关,而原来总揽朝政的宰相则日益被架空,所以史籍记载:"时三府任轻,机事专委尚书":"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即尚书台)"。至魏晋时,尚书名正言顺地成为正式的国家宰相,而三公则成了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虚衔:"中书、尚书之官始为真宰相,而三公遂为具员。"这一演化过程说明了在中国传统政治体系中,专权远不仅仅是皇帝的强烈个人意志,而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必然固化为一整套可操作的程序和具体有效的制度。

  历史的发展多次重复著上述规律。例如当尚书在魏晋完全取代三公而成为外朝百官首长时,皇帝已经不允许其身兼内朝和外朝的权力。具体方法是剥夺了原属尚书郎(尚书的属官)起草诏书的权力,改由以前仅为宫廷小臣的 "中书"负责,而尚书仅负责诏书的执行。由于中书是侍奉皇帝左右、负责宣达圣命的文士,所以其部门首长(中书令)也就很快同尚书令一样,于名于实都成为政府首脑。而当这一制度确立以后,南北朝时期的皇帝们又启用出身微寒、富于政治进击性的文人学士作为自己半秘密和负责起草诏书的政治秘书班底,并给予惊人的巨大权力,以与制度化的庞大官制体系相抗衡而保证皇帝专权的充份实现。这种中国历朝延续不断的政治秘书班子,在南北朝时是"中书舍人",在唐代是"北门学士"、"翰林学士",在五代是"枢密院",在清代是康熙时的"南书房"和后来的"军机处"。

  擢拔地位低下的文词之士以为"天子私人"并组建"学士院",进而任用这些恩幸权臣作为"专掌内命"、控御朝政的工具,这种制度相当有效地遏制了外朝官僚体系"封锁国君"的可能,但是它并不能杜绝专制体系中的其他"恶劣行径和严重后果"。例如南朝时,皇帝出于戒备宰辅等外朝众官的目的而让国家行政大权掌握在侍奉于自己身边的几个恩幸文士小臣(中书舍人)手里,结果是:"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内王命,由其掌握,……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曾不知鼠凭社贵,狐藉虎威,……势倾天下,未之或悟。挟朋树党,政以贿成。… …构造同异,兴树祸隙,帝弟宗王,相继屠断。"也就是说,恩幸文士的"鼠凭社贵"极大地激化了权力体系中一切固有的矛盾冲突,并导致整个国家迅速沦入灾难的深渊。然而,由于离开了这种手段,君权就无法抑制常规国家官僚体制"封锁国君"的趋向,所以一代又一代的"国君"们就只能重演著这几乎千年未变的悲剧。只要略略翻阅一下历代史籍中的有关传记,就可以立即知道本文上节列述"中央文革"的一系列政治禀赋和行为方式,其实无一不是历史上这些恩幸文臣及其政治组织世代沿袭不改的。限于篇幅,仅举北魏中书舍人温子升的例子。当时,魏庄帝已经秘密布置好诛杀执掌朝政的大将军尔朱荣的计划,并由近侍文人温子升负责起草有关文件。当温子升拿著诛讨尔朱荣的诏书出宫时,迎面遇到尔朱荣入宫。尔朱荣拿过诏书问道:"里面是甚么内容?"温子升应答时神色不变,丝毫未引起尔朱荣的怀疑,所以他并未打开诏书细看,遂毫无戒备地入宫受死。古代的这类例子,当然与1965 年通过秘密渠道擢用姚文元等人撰写批判文章、并以此发动宣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死刑的"文化大革命"等等操作方式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雅斯贝斯(Karl Jaspers )指出:"一旦建立了独裁制,便不可能从内部把它消除。……这部机器几乎自动地保持它自己。"在中国君权的长期发展中,其"自动保持自己"的趋向演化为一系列具体的操作方式和缜密的制度,所以它才能够积淀成为根深柢固的政治文化资源和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而长久地影响著后人。因此,透过"破旧立新"、"新生力量"等等外衣而见出"中央文革"在本质上向中国传统政治操作方式"返祖"的路径,也就是清理文革文化基因的具体工作之一。

  王毅,《二十一世纪》第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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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王安石如何化解一场行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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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如何化解一场行政危机
Sep 14th 2013, 06:27, by 明鏡雜誌


  熙宁四年,也就是公元1071年,王安石作为宰相,登上帝国权力顶峰,变法派"高层领导班子"也建设到位:韩绛升任参知政事,吕惠卿升任太子中允,章惇升任翰林学士,曾布升任集贤校理,蔡确经王安石推荐,也升为三班主簿。变法早已有序展开,王安石与宋神宗经过两年琢磨的"免役法",也开始在开封府郊区进行试点。


  然而,就是熙宁四年的一天,王安石正在家中办公,忽听门外传来喧哗之声,他刚要叫人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士兵门卫便气急败坏地进来报告:"上千农民已经围在门口,口口声声要见宰相。"王安石问他们为什么事情而来,有精明的仆人回答:"为免役法而来。"


  越是在改革的紧要关头,王安石的头脑越清醒:长期的地方官经历告诉他,每一项改革政策的实施,从中央到地方,要经过许多环节,无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带来"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效果,改革在那些层出不穷的有意无意、善意恶意的歪曲中,走向常与预期相反;当年苏辙就曾提醒过王安石,作为一项改革政策,"青苗法"从法理上说无疑是善意而美好的,但就怕官吏不严格按照中央政策执行,对不愿贷款的农民强行摊派,那么惠民政策就会变成害民政策,王安石当然深知其中三昧,所以专门在朝廷下发的"青苗法""中央文件"中,白纸黑字地写上"不许抑配"的规定性条款。


  上千农民到宰相府前群体上访,这在当时来说应该是"惊天的新闻",但本来就有事必躬亲工作习惯的王安石,却希望把这次事件当成一次亲临一线了解实情的机会。平时王安石要派出"提举官",到全国各地巡视调查改革的实施情况,他也知道这种巡视调查而来的信息,会因种种原因而走样。


  宰相自有宰相的气度,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门外喧声震天,门里夫人和女仆们吓得失声直哭,家人希望王安石派人去调守城兵马来驱散农民,然而,王安石不同意这样处理,他不顾家人反对,坚持亲自出去接待这次群体上访。


  王安石对自己的"免役法"充满自信,当然也倾注了更多心血,因为"免役法"的切入口精准,也最能体现王安石变法全盘用意。"免役法"是"差役法"的前身,就是摊派老百姓为官府无偿服役。官府的徭役,许多都是有很强专业性的劳动,比如水上运输,不是每个农民都能干好的,而且,官府的徭役也不避春种秋收时节,这就会影响到农民的农事。为此,王安石的"免役法"改为由服役者出钱,顾请专业人士为官府服役,那些没有专业能力服官府徭役的农民摆脱了"衙前役"的重负,可以用钱抵役专业种粮,而那些脑子活络又有专长的人,则会觉得为官府服役待遇不错,乐于到衙前服役。


  "免役法"的最大亮点是:"差役法"时代以来从不服役的官吏人家,也就是帝国特殊利益阶层-士大夫阶层,也得和老百姓一样掏免役钱,这和"均田法"一样,是王安石调整社会贫富差距的变法举措之一。今天的政府总理说过,"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王安石当然深知其义,他先实行对官吏人家免役钱"减半收取",宋神宗还希望王安石"全额收取",王安石笑道:"这样阻力就够大的了,一步一步来。"果然,"免役法"一出来就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文彦博以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由委婉表达,苏辙则赤裸裸地为富人说话:"官吏之家,原不承役。新法使之承役,自公卿之下无得免者。如此与民齐事,必怨无疑。""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对这种观点,王安石一贯视为目光短浅的流俗之见。已经离开朝廷出知永兴军的司马光,仍然一如既往地反对新法,他反对"免役法"的观点更为狡猾:他认为,免役钱收得过少,不足以雇人,收得过多,则是"穷征暴敛";他就不说"正好"这一档。--司马光的观点,倒从反面提醒了王安石,必须把"免役法"的政策执行到位,既要能"足以雇人",又不能"穷征暴敛"。这也是王安石亲自接待这次群体上访的原因之一。


  当王安石的身影出现在相府门前时,骚动的人群马上就平静了下来。此时相府门前围堵的人群,除了上千农民,还有跟着前来看热闹的数千开封市民,把相府门前的一条街都挤满了。然而,面对这些农民,王安石容颜和蔼,目光慈祥,他从小跟着在基层当官的父亲的时候,他自己在基层当官的时候,他写长诗《河北民》的时候,他就对这些纯朴善良的农民非常了解:他们是讲道理的,他们对政府也不会提出无理的要求,更不会采取过激行动。王安石扫视了一会儿人群,和颜悦色地对大家说:"各位父老,你们肯定是来向本官反映情况的,有什么事情,你们推选一位代表把事情说清楚,我一定为你们作主。"


  原来"免役法"正在开封郊区东明县试点。东明县知县是贾蕃,问题就出在这个贾知县身上。说来有辱其先人,贾知县是北宋政治改革家范仲淹的女婿,此时范仲淹已经作古,这位贾知县又成反对派大臣、现任枢密院使文彦博的门生。文彦博反对王安石变法不像司马光苏轼苏辙那样爱在光天化日之下使用明刀明枪,这位狡猾的贵族官僚爱使暗箭。在"军委主席"文彦博的授意下,贾蕃把东明县的许多四等户给改成了三等户;按照"免役法"的"中央文件"规定,三等户要比四等户多交很多免役钱,而且这涉及到东明县的数千户人家。对于可爱的中国农民,但凡基本合理的摊派,他们都能忍气吞声,然而突然增加一大笔无力负担的免役钱,严重影响了他们过日子,他们才有勇气群体上访。


  农民们到县政府讨公道,但知县贾番已被文彦博调入"中央军委",他还让衙役散布小道消息,说重新划分"户等"是"中央文件"的要求,暗示新法的事情,只能去找王安石。于是,这上千农民这才群体进京,来到王安石的宰相府前。


  "免役法"的出钱多少,是按"户等"分配的,而这个"户等"的划分,北宋上百年来就已萧规曹随地实行,没有出过乱子。深知几千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帝国政治黑幕的王安石,也没想到借改革营私者,能够在重新划分"户等"的问题上动手脚,而且"中央文件"并没要求重新划分"户等",他们也有吃雷的胆子打"擦边球"。-这种偷天换日、长袖善舞的政治手法,在今天的低保户和经适房资格认定中依然大量存在,官员大量冒领低保钱,某省会城市的经适房,真正符合政策条件的住户只占30%。1949年前官员吃空饷的现象,如今在一些县也有传闻儿子孙子没毕业就已工作,领了几年工资。


  了解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王安石当即向农民表态:"本官并没有下过重新划分户等的命令,户等还是按过去的等级执行。地方官把你们的户等抬高,让你们多出钱肯定不对。等我了解清楚其中原委之后,一定会对你们有个交待。以十日为限,如果没有给你们交待,你们还来这相府门前骂我。"


  这种没有推诿的答复,出乎上访群体的意料,而且,这些农民根本没有想到堂堂宰相王安石会是这个样子:穿着如此平常,衣服颜色也不亮丽新鲜,和颜悦色,目光真诚,说话肯定,没有官腔,与保守派传说的那个"奸臣宰相"完全对不上号。于是,几乎轰动半个汴京城的群体上访事件,就让王安石这样和平地给解决了。


  群众散去,王安石没有被剥光衣服晒太阳,中国的政治家如何面对"群体事件"的街头政治,似乎成了一个基本功。只是900多年之前的王安石碰到的这一次中国式表达诉求,并没有激烈到像900多年之后的文革"大民主"那样失控暴虐。这也恰好说明中国政治结构中的底层民众,对"好政策"和"执行好好政策"的依赖是何等深重。


  王安石当然深知"水能覆舟"的道理,马上开始派人开展调查。调查清楚之后,他一面命令东明县新上任的知县严格执行国家政策,把错划的户等全部纠正过来,一面派人找到贾蕃,就地摘了他的"乌纱帽",理由是歪曲新法精神,酿成群体事件。暗中怂恿此事的高官文彦博,也因"用人不谨"受到神宗皇帝的严厉申斥。历史上的任何一场体制改革,更多更大的阻力,其实多是来自体制的内部,这也算是一例。


  从这次群体上访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完善政策法规之后,王安石果断地把"免役法"轰轰烈烈地推向全国。


  二十一世纪中国式维稳中,许多老百姓被地方政府推诿逼到北京上访,地方政府还会派人到北京把他们抓回去,以至于有人在北京郊区搞出来了关押上访群众的黑房子;如果遇到群体上访事件,官员首先想到的是调集公安武警战士。……几千年来,"上访"都是中国老百姓的一条充满艰难坎坷与血泪屈辱的维权道路。王安石作为帝国宰相,只身一人接待群体上访,以及从中体现出的全部人品和修为,使一个胸怀人民和祖国的政治家,从腐烂的历史纸页中向我们走来-中国历史被鲁迅先生喻为"吃人",柏杨先生喻为"酱缸",而一个"洁白之操,寒如冰霜"的王安石,却使当代的中国人穿透了历史的悲凉,感受到了一丝人性的温暖。

  罗强烈,毕业于四川大学,媒体资深编辑。

  罗强烈,经济导报  201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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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龚橙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向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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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橙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向导吗?
Sep 14th 2013, 06:24, by 明鏡雜誌



1860年,英法联军在北京


    民国年间出版的笔记小说,把龚橙和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一事牵扯在一起,说他是引导外国侵略者焚园的罪魁祸首,但龚橙好友、为人正直的赵烈文,在他卷帙浩繁的日记里,却未有相关记载,相反,却记载了江苏巡抚丁日昌对龚橙的造谣中伤、龚橙热心关注国事、赵烈文自己多次在曾国藩面前为龚橙辩诬的种种事实。不仅如此,在洋人的回忆录和当年留京官员的日记中,也完全找不到龚橙引导外国侵略者焚园的记载。

  龚橙的汉奸帽子

  龚自珍的长子龚橙(字孝拱,号半伦),在晚清学界是一个名声很大又存在巨大争议的人物。即使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对他的评价仍然言人人殊,难以定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人把他和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一事牵扯在一起,说他是引导外国人焚园的罪魁祸首,因此骂他是汉奸、卖国贼;有人则认为并无此事,龚橙是被忌恨者所诬陷的。

  此事究竟孰是孰非,在正史中很难找到材料来说明,野史笔记小说里却众说纷纭,正反两方面都有,而持贬损态度的居多,如:

  庚申之役,英以师船入都,焚圆明园,半伦实同往,单骑先入,取金玉重器以归,坐是益为人诟病。(《新世说·任诞第二十三》)

  或曰圆明园之役,即龚发纵指示也,以是不齿于人,晚年卒以狂死。(《南亭笔记》卷六)

  《新世说》是民国初年出版的一本很有名气的笔记小说,作者易宗夔也是个名声响亮的报刊作家。《南亭笔记》则是赫赫有名的官场讽刺小说《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晚清四大小说家之一李伯元的遗著,于民国初年出版。龚橙引导外国人焚烧圆明园这件事,经他们一宣扬,便"三人成虎",在一些人的脑子里定了格。

  当然,持不同意见和看法的著作也有。如孙静庵的《栖霞阁野乘》一书写到此事时,就提出过不同看法;蔡申之在《圆明园之回忆》一文中,也公开为龚橙做过辩护(《中和月刊史料选集》第一册)。但他们的书籍和文章的影响毕竟没有前两书大,作者的名气也远不如前者,最主要是,他们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证据,加之人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心理使然,于是近百年来,不少书籍和文章写到圆明园被焚事件,仍然人云亦云,将龚橙贬得一无是处。有的甚至骂龚橙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对他肆意攻击和丑化。

  赵烈文日记里的龚橙

  笔者最近读了龚橙最要好的朋友赵烈文的日记,却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龚橙。

  据《陈乃乾文集·赵烈文言行摘记》所记,"烈文于交游中,与龚孝拱最暱。咸丰五年,始相识于曾文正南昌营中"。龚橙是赵烈文最要好的朋友之一,诚然不错,但他们的相识时间,其实更早。据赵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记》记载,咸丰五年(1855)五月初六日,他们就有相互走访;两个月之后的七月初九日,两人还正式交换了帖子,成了结拜兄弟。他们不仅是无话不谈的朋友,而且结伴去江西之前,还是隔河而居的邻居,有什么事需要商量,在家门口就可把对方喊出来。咸丰五年冬天他们结伴去江西,首先抵达的,也不是曾国藩"南昌营中",而是位于九江市附近的"南康营中"(今江西省星子县)。在赵烈文日记里,这些都有明确详细的记载。

  另外,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二十六日赵烈文追述自己早年的师承关系时,曾说:"癸丑年(咸丰三年)遭乱,吾时年二十二岁,遂辍举业,稍探古学,常请益于族兄伯厚(赵振祚)先生及诸友人周君弢甫(周腾虎)、刘君开孙(刘翰清)、龚君孝拱(龚橙),至今稍有知识,二三子与有力焉!"照此说来,龚橙与赵烈文不仅早就熟识,而且有师生之谊。

  六年后的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赵烈文来到安庆,再入曾国藩幕府。在此之前,龚橙因为识满文、蒙古文,又熟悉了解外国情况,被英使威妥玛(历任上海副领事、上海海关第一任外国税务司、驻华公使等职务)聘为秘书。他和赵烈文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赵烈文和龚橙再一次相见,是同治七年(1868)二月十三日,地点在上海。龚橙脱离威妥玛后,因恃才傲物,为众人所排挤,最后流寓上海,郁郁不得志。这天天刚亮,因事到了上海的赵烈文派人与龚橙取得联系,不久,龚橙就叫了一台轿子来迎接。老朋友相见,要说的话分外多。但这天谈得最多的是与外国交换条约的事。龚橙告诉赵烈文:这次与英、法、俄等国交换条约,外国列强"要求颇甚,非止铁路、电线各条,盖借以生衅,非寻盟也"。哪里是诚心交换条约,分明是寻衅闹事。又说:"英酋威妥码(玛)奉急旨,征回(奉命回英国)议事,约三月可到,换约已展至九月,其中甚不可测。"又说,在外国列强中,"以俄国兼并之念为最急",日本也有趁火打劫之意。

  更让龚橙担忧的是:外国列强虎视眈眈,做好了寻衅闹事的准备,而我们中国"各在位(各位掌权者)方泄泄沓沓,视如无事,惟恭邸(恭亲王)心知之,亦无能为谋",所以"真可一喟"!他们谈了整整一天,直到傍晚赵烈文才告辞。

  第二天,赵烈文再到龚橙那里久谈。这次主要是谈中国高层的腐败无能。龚橙说:恭亲王贪得无厌,其用人行政,"不过供外人之指索,无所谓求贤待用,备预不虞之事也"。言谈中充满了忧国忧民之情。

  丁日昌向曾国藩进谗言

  同年四月间,赵烈文陪曾国藩游无锡、苏州、昆山等地,最后到达上海,又与龚橙见了面。在上海期间,赵烈文曾向曾国藩推荐龚橙,希望曾国藩能够见见他,然后留他在幕府做事。曾国藩答应了赵烈文的请求。

  历来看不惯龚橙为人的江苏巡抚丁日昌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向曾国藩进谗言说: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答复朝廷预修和约的奏折,英国人之所以能够详细了解其中的内容,就是龚橙将其卖了。曾国藩一听,非常恼怒。

  丁日昌又要其下属、上海道道员应敏斋告诉龚橙说:曾大帅怀疑你出卖了他的奏稿内容,这时你去见曾大帅,不仅自取其咎,而且必有奇祸。龚橙当即询问赵烈文有没有这回事。赵烈文只得一面向曾国藩做解释工作,说同治元年的奏稿许多人都见过,英国人耳目又多,哪里需要凭借龚橙的告密才知道其中的内容;一面答复龚橙说:已向曾国藩解释清楚了这件事,他不会因此责怪你的,所以还是力劝龚橙前来见曾国藩一面。

  龚橙此时虽然穷困潦倒,很需要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但他骨子里有股天生的傲气,又生就一副叛逆的性格,于是主动放弃了见曾国藩的机会,赵烈文自然感到非常遗憾。

  离开上海后,曾国藩由水路返回金陵,赵烈文则请假顺道回了苏南家乡。五月三日赵烈文返回金陵,见到曾国藩后,再次为龚橙辩诬,然后说:"二月份我在苏州见到江苏巡抚丁日昌(江苏巡抚衙门驻苏州),他亲口对我说打算聘用龚橙;四月我在上海向老师推荐龚橙,他却在老师面前告龚橙的黑状,其言语之反复,一至于此!前几天我再次路过苏州时,丁日昌说:这都是因为应敏斋与龚橙矛盾很深,所以他才特意在老师面前说了龚橙一通坏话。"赵烈文于是问曾国藩:"事实果真如此吗?"曾国藩告诉赵烈文,龚橙出卖自己奏稿的话,都是丁日昌对他说的,不是应敏斋。赵烈文一听,气愤地叹息说:"其诬罔又如此。噫,以封疆大吏而所为一婢妾之伎俩,吁,可危矣哉!"

  作为堂堂一省之巡抚,丁日昌竟然和龚橙如此过不去,自然让赵烈文十分气愤。《陈乃乾文集·赵烈文言行摘记》说:"此后孝拱益困窘,烈文每资助之。"

  龚橙与赵烈文失和

  赵烈文和龚橙最后一次见面,是光绪元年(1875)赵烈文称病辞官回乡之后。

  光绪二三年间,龚橙多次来到江苏常熟虞山赵烈文家中,说是有一批尊彝瓦当及碑拓之类的金石拓本文物,想带来赠送给赵烈文。赵烈文知道龚橙家里藏品甚丰,早年又见过他的瓦当一种,非常精异,就表示愿意一观。当然,他哪里会让龚橙白送,到时肯定会计价给钱的。不久之后,龚橙果然带来一批文物,其中虽然不乏精品,却没有几件是赵烈文很想要的,这就使得他非常为难:接受龚橙的馈赠,心里过意不去,将其全部买下来,内心又不情愿。再说赵烈文辞官回乡之后,各项开支很大,家里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哪有闲钱将这些文物全都买下来?龚橙见此,非常失望,于是"不辞而别"。(《陈乃乾文集·赵烈文言行摘记》)

  为了挽回和龚橙二十多年的友谊,赵烈文特意写了一封长信给他们的一位共同朋友,希望他在中间做些调解工作。遗憾的是,第二年也就是光绪四年(1878)十二月十九日,龚橙就去世了。

  龚橙比赵烈文大十五岁,出生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九月二十七日未时,以此推算,龚橙去世的年龄是62岁(编者注:香港大学梁绍杰教授1999年发表的《龚橙事迹考述》,已考出龚橙卒年。该文对龚橙生平有详尽的考证,亦不同意龚为英法联军向导之说)。

  与龚橙失和的事,从此便成了赵烈文的一块心病,觉得很对不住这位曾经患难与共的老朋友。

  赵烈文多次为龚橙辩诬

  笔者之所以要把赵烈文日记中的龚橙如实写出来,是想说明一个情况:民国年间出版的那些笔记小说,虽然把龚橙和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一事牵扯在一起,说他是引导外国侵略者焚园的罪魁祸首,因而骂他是汉奸、卖国贼,但他最要好的朋友、为人又十分正直和品德高尚的赵烈文,在他卷帙浩繁的日记里,却见不到责怪龚橙的言词,相反却记了江苏巡抚丁日昌对龚橙的造谣中伤、龚橙热心关注国事、赵烈文自己多次在曾国藩面前为龚橙辩诬的种种事实,由此看来,龚橙是汉奸卖国贼的说法,实在不足为凭。

  不仅赵烈文日记没有写龚橙引导外国侵略者焚园一事,而且在最初的各种记载中也完全找不到根据。

  首先是当年的侵略者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及此事。其次是清廷留在京城的大臣如恭亲王奕?以及文祥、宝鋆等人上给咸丰帝的奏折中,也未说到此事。三是当时留京官僚的日记中,如翁同龢的《翁文恭公日记》、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等,虽都详细记载了北京城里对火烧圆明园的种种传闻,却未提及龚橙引洋兵入园之事。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应是有闻必录,如果龚橙确有此举,他们岂能不记上一笔?赵烈文自然也没必要在日记中为龚橙隐讳或夸大什么。

  退一万步说,龚橙当时如果确有世所传言的"汉奸"嫌疑,丁日昌、应敏斋等人早就不会与他来往,或以此进谗言于曾国藩;曾国藩对此事也应早有耳闻,哪里还存在接受赵烈文的推荐而同意聘用龚橙之理?

  所以说,龚橙所谓的引导外国人焚园一事,纯属子虚乌有,是后人编造出来的鬼话。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既然如此,后人为什么要把汉奸卖国贼的屎盆子扣到龚橙头上?

  除了当时确有中国的没落贵族"倡率奸民",假借外国人之名,入园纵火并哄抢财物(王闿运:《圆明园词》自注),另外两个主要原因是:一是龚橙不仅给英国人做过秘书,而且"英师船闯入天津,孝拱实同往焉"(《淞滨琐话·龚蒋两君轶事》),这就为其引导英国人焚园提供了口实,留下了话柄;二是龚橙不检细行,放荡不羁,不仅言语惊世骇俗,而且行为特别怪异,既让人看不惯,又得罪了许多人。

  龚橙刚到威妥玛那里做秘书时,"民族主义"虽然"尚未发达于吾国"(《栖霞阁野乘》卷下),给外国人打工并不犯忌,但因为龚橙凭着自己的才学,得到威妥玛的高度赏识,不仅拿着很高工资,而且行动有护卫跟从,包括威妥玛本人在内,上上下下都恭敬地称他为龚先生,那些吃不到葡萄的人产生葡萄酸心理,也就自然而然了。

  另外,龚橙从小跟随父亲居京多年,熟悉清廷情况,在中英谈判中,英国人向他作些咨询,甚至让他参与翻译工作,这些都是可能的,当然也是犯忌的。况且不久风气即大变,排外仇外成为一种潮流,广大民众对"洋鬼子"恨之入骨,而对于某些号称中国人,在对外交往中却认贼作父、为虎作伥之徒,更是痛心疾首。于是面对洋人,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生怕沾了一点洋腥,玷污了自己的名声。

  龚橙倒好,不仅洋装照穿,洋车照坐,洋饭照吃,洋腔照打,继续热心为洋人服务,而且招摇过市,一点也不避嫌。他甚至公然扬言:"中国天下与其送与满清,不如送与西人。"(《民国史料笔记丛刊·求幸福斋随笔》)他最后被人误解和被忌恨者诬陷,也就毫不奇怪了。

  天生反叛

  说到龚橙不检细行,放荡不羁,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传闻和说法那就更多了。

  龚橙虽是学贯中西的大才子,在晚清的科举考试中却屡试不第,始终没有混到功名。他是一个天生的叛逆性格之人,从此对这个社会的所有一切几乎都看不惯,士大夫极力宣扬的礼义廉耻、忠孝仁义观念,在他看来简直虚伪透顶,都是坑害人的精神鸦片。他根本看不起那些标榜忠君爱国的士大夫,士大夫自然也不愿和他往来。

  他又好谩骂人。别人眼里的社会名流和贤达,在他嘴里全是男盗女娼。大家既怕他这张臭嘴,又恶其为人,于是惹不起躲得起,见了他的身影或听见他的声音,就赶忙避开。

  清末著名学者也是龚橙好友的王韬,在《淞滨琐话·龚蒋两君轶事》一文中,就这样写道:"居恒好漫(谩)骂人,轻世肆志,白眼视时流,少所许可。世人亦畏而恶之,目为怪物,不喜与之见,往往避道行。"龚自珍本来就是一个特立独行之人,抨击时弊,讥刺权贵,无所顾忌,被人骂为"龚痴",如今龚橙比他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自然更为世人所不容。

  对自己的家人,龚橙也好不到哪里去。他长期不理妻子陈氏,儿子龚啻(字去疾)他们来了也不见,对于一奶同胞的弟弟龚家英(字念匏),更是形同路人。

  他也瞧不起父亲龚自珍,常常拿出父亲的文稿率意而改,边修改边拿棍子敲打父亲的牌位,嘴里还念叨:"写的什么破玩意儿,真丢人!"又说:"看你是我亲爹的份上,才帮你改过来,以免贻害后人。"

  在龚橙的世界里,只有一个小妾是他喜欢的人。中国人历来讲究五伦,五伦者,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也。这龚橙只爱自己的小老婆,五伦去了四伦半,这就是他后来自号"半伦"的由来(《清稗类钞·姓名类》)。不过到他晚年穷困潦倒之时,这个他唯一爱的人,也跟着别人跑了,最后连"半伦"也没有了。

  除了做过威妥玛的秘书,龚橙似乎没有从事过其他职业。咸丰五年,他与同是科场失意的赵烈文一起跑到江西,投奔曾国藩,原本想在曾国藩幕府谋一份差事,最终却未能如愿。

  理想找不到归宿,精神失去了家园,玩世不恭就成了龚橙生命里最好的慰藉品和麻醉剂。

  后来英国人对他也失去了兴趣,他只能靠着祖上留下的积蓄,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李鸿章到了上海后,每月资助他一些银两,他的生活才有了基本保障。后来没有了这份资助,龚橙只有变卖家里的古董文物和字画书籍生活了。临死前一年,龚橙说是赠送赵烈文一批文物,实质上是他太需要钱用,只是一开始不好在朋友面前提钱之事而已,最后却因此失和。赵烈文是同情龚橙的,龚橙却不能理解赵烈文的苦衷。龚橙最后穷困潦倒而死是真,"晚年卒以狂死(因精神失常发狂而死)"的说法则言过其实。中国有句俗话叫"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又说"是非上身皆有因"。龚橙被人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屎盆子,确实不是无缘无故。一些不负责任的口水,有时确实能将人淹死。不过谎言毕竟是谎言,一戳就破。

  (本文材料未注明出处者,全都来源于赵烈文的《落花春雨巢日记》和《能静居日记》,恕不一一注明)

  眭达明,《南方周末》 2013-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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