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四年，也就是公元1071年，王安石作为宰相，登上帝国权力顶峰，变法派"高层领导班子"也建设到位：韩绛升任参知政事，吕惠卿升任太子中允，章惇升任翰林学士，曾布升任集贤校理，蔡确经王安石推荐，也升为三班主簿。变法早已有序展开，王安石与宋神宗经过两年琢磨的"免役法"，也开始在开封府郊区进行试点。
然而，就是熙宁四年的一天，王安石正在家中办公，忽听门外传来喧哗之声，他刚要叫人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士兵门卫便气急败坏地进来报告："上千农民已经围在门口，口口声声要见宰相。"王安石问他们为什么事情而来，有精明的仆人回答："为免役法而来。"
越是在改革的紧要关头，王安石的头脑越清醒：长期的地方官经历告诉他，每一项改革政策的实施，从中央到地方，要经过许多环节，无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带来"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效果，改革在那些层出不穷的有意无意、善意恶意的歪曲中，走向常与预期相反；当年苏辙就曾提醒过王安石，作为一项改革政策，"青苗法"从法理上说无疑是善意而美好的，但就怕官吏不严格按照中央政策执行，对不愿贷款的农民强行摊派，那么惠民政策就会变成害民政策，王安石当然深知其中三昧，所以专门在朝廷下发的"青苗法""中央文件"中，白纸黑字地写上"不许抑配"的规定性条款。
上千农民到宰相府前群体上访，这在当时来说应该是"惊天的新闻"，但本来就有事必躬亲工作习惯的王安石，却希望把这次事件当成一次亲临一线了解实情的机会。平时王安石要派出"提举官"，到全国各地巡视调查改革的实施情况，他也知道这种巡视调查而来的信息，会因种种原因而走样。
宰相自有宰相的气度，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门外喧声震天，门里夫人和女仆们吓得失声直哭，家人希望王安石派人去调守城兵马来驱散农民，然而，王安石不同意这样处理，他不顾家人反对，坚持亲自出去接待这次群体上访。
王安石对自己的"免役法"充满自信，当然也倾注了更多心血，因为"免役法"的切入口精准，也最能体现王安石变法全盘用意。"免役法"是"差役法"的前身，就是摊派老百姓为官府无偿服役。官府的徭役，许多都是有很强专业性的劳动，比如水上运输，不是每个农民都能干好的，而且，官府的徭役也不避春种秋收时节，这就会影响到农民的农事。为此，王安石的"免役法"改为由服役者出钱，顾请专业人士为官府服役，那些没有专业能力服官府徭役的农民摆脱了"衙前役"的重负，可以用钱抵役专业种粮，而那些脑子活络又有专长的人，则会觉得为官府服役待遇不错，乐于到衙前服役。
"免役法"的最大亮点是："差役法"时代以来从不服役的官吏人家，也就是帝国特殊利益阶层-士大夫阶层，也得和老百姓一样掏免役钱，这和"均田法"一样，是王安石调整社会贫富差距的变法举措之一。今天的政府总理说过，"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王安石当然深知其义，他先实行对官吏人家免役钱"减半收取"，宋神宗还希望王安石"全额收取"，王安石笑道："这样阻力就够大的了，一步一步来。"果然，"免役法"一出来就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文彦博以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由委婉表达，苏辙则赤裸裸地为富人说话："官吏之家，原不承役。新法使之承役，自公卿之下无得免者。如此与民齐事，必怨无疑。""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对这种观点，王安石一贯视为目光短浅的流俗之见。已经离开朝廷出知永兴军的司马光，仍然一如既往地反对新法，他反对"免役法"的观点更为狡猾：他认为，免役钱收得过少，不足以雇人，收得过多，则是"穷征暴敛"；他就不说"正好"这一档。--司马光的观点，倒从反面提醒了王安石，必须把"免役法"的政策执行到位，既要能"足以雇人"，又不能"穷征暴敛"。这也是王安石亲自接待这次群体上访的原因之一。
当王安石的身影出现在相府门前时，骚动的人群马上就平静了下来。此时相府门前围堵的人群，除了上千农民，还有跟着前来看热闹的数千开封市民，把相府门前的一条街都挤满了。然而，面对这些农民，王安石容颜和蔼，目光慈祥，他从小跟着在基层当官的父亲的时候，他自己在基层当官的时候，他写长诗《河北民》的时候，他就对这些纯朴善良的农民非常了解：他们是讲道理的，他们对政府也不会提出无理的要求，更不会采取过激行动。王安石扫视了一会儿人群，和颜悦色地对大家说："各位父老，你们肯定是来向本官反映情况的，有什么事情，你们推选一位代表把事情说清楚，我一定为你们作主。"
原来"免役法"正在开封郊区东明县试点。东明县知县是贾蕃，问题就出在这个贾知县身上。说来有辱其先人，贾知县是北宋政治改革家范仲淹的女婿，此时范仲淹已经作古，这位贾知县又成反对派大臣、现任枢密院使文彦博的门生。文彦博反对王安石变法不像司马光苏轼苏辙那样爱在光天化日之下使用明刀明枪，这位狡猾的贵族官僚爱使暗箭。在"军委主席"文彦博的授意下，贾蕃把东明县的许多四等户给改成了三等户；按照"免役法"的"中央文件"规定，三等户要比四等户多交很多免役钱，而且这涉及到东明县的数千户人家。对于可爱的中国农民，但凡基本合理的摊派，他们都能忍气吞声，然而突然增加一大笔无力负担的免役钱，严重影响了他们过日子，他们才有勇气群体上访。
农民们到县政府讨公道，但知县贾番已被文彦博调入"中央军委"，他还让衙役散布小道消息，说重新划分"户等"是"中央文件"的要求，暗示新法的事情，只能去找王安石。于是，这上千农民这才群体进京，来到王安石的宰相府前。
"免役法"的出钱多少，是按"户等"分配的，而这个"户等"的划分，北宋上百年来就已萧规曹随地实行，没有出过乱子。深知几千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帝国政治黑幕的王安石，也没想到借改革营私者，能够在重新划分"户等"的问题上动手脚，而且"中央文件"并没要求重新划分"户等"，他们也有吃雷的胆子打"擦边球"。-这种偷天换日、长袖善舞的政治手法，在今天的低保户和经适房资格认定中依然大量存在，官员大量冒领低保钱，某省会城市的经适房，真正符合政策条件的住户只占30%。1949年前官员吃空饷的现象，如今在一些县也有传闻儿子孙子没毕业就已工作，领了几年工资。
了解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王安石当即向农民表态："本官并没有下过重新划分户等的命令，户等还是按过去的等级执行。地方官把你们的户等抬高，让你们多出钱肯定不对。等我了解清楚其中原委之后，一定会对你们有个交待。以十日为限，如果没有给你们交待，你们还来这相府门前骂我。"
这种没有推诿的答复，出乎上访群体的意料，而且，这些农民根本没有想到堂堂宰相王安石会是这个样子：穿着如此平常，衣服颜色也不亮丽新鲜，和颜悦色，目光真诚，说话肯定，没有官腔，与保守派传说的那个"奸臣宰相"完全对不上号。于是，几乎轰动半个汴京城的群体上访事件，就让王安石这样和平地给解决了。
群众散去，王安石没有被剥光衣服晒太阳，中国的政治家如何面对"群体事件"的街头政治，似乎成了一个基本功。只是900多年之前的王安石碰到的这一次中国式表达诉求，并没有激烈到像900多年之后的文革"大民主"那样失控暴虐。这也恰好说明中国政治结构中的底层民众，对"好政策"和"执行好好政策"的依赖是何等深重。
王安石当然深知"水能覆舟"的道理，马上开始派人开展调查。调查清楚之后，他一面命令东明县新上任的知县严格执行国家政策，把错划的户等全部纠正过来，一面派人找到贾蕃，就地摘了他的"乌纱帽"，理由是歪曲新法精神，酿成群体事件。暗中怂恿此事的高官文彦博，也因"用人不谨"受到神宗皇帝的严厉申斥。历史上的任何一场体制改革，更多更大的阻力，其实多是来自体制的内部，这也算是一例。
从这次群体上访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完善政策法规之后，王安石果断地把"免役法"轰轰烈烈地推向全国。
二十一世纪中国式维稳中，许多老百姓被地方政府推诿逼到北京上访，地方政府还会派人到北京把他们抓回去，以至于有人在北京郊区搞出来了关押上访群众的黑房子；如果遇到群体上访事件，官员首先想到的是调集公安武警战士。……几千年来，"上访"都是中国老百姓的一条充满艰难坎坷与血泪屈辱的维权道路。王安石作为帝国宰相，只身一人接待群体上访，以及从中体现出的全部人品和修为，使一个胸怀人民和祖国的政治家，从腐烂的历史纸页中向我们走来-中国历史被鲁迅先生喻为"吃人"，柏杨先生喻为"酱缸"，而一个"洁白之操，寒如冰霜"的王安石，却使当代的中国人穿透了历史的悲凉，感受到了一丝人性的温暖。
罗强烈，毕业于四川大学，媒体资深编辑。
罗强烈，经济导报 201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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