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尤其是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后，我接触过一些新上台的"大人物"，纪登奎就是其中我接触较早较多的一位。他当时的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大约是1974年，有一天(具体日子记不起来了)中宣部留守处通知我去中南海，说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要见我。去了以后我才知道，所说的中央 领导同志是纪登奎。谈话很简单，纪简单问了问我当时的生活情况，然后说："我们打算请你出山，你有什么意见？'他用的"出山"这两个字，我觉得很别致。虽 然事先没有精神准备，但是自"文革"以来就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的我，渴望重新工作，因而脱口回答："我当然想工作。"纪登奎告诉我，过些日子就会有人来找 我。果然不几天，国家计委副主任林乎加来找我，要我到国家计委帮助做些调查研究工作。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同林乎加一起去大连参加东北三省计划会议，会后又 一起到辽宁的几个地方考察。回北京之后，让我到国家计委参加研究劳动工资的工作。这件事情国家计委是林乎加管，林上面是姚连蔚领导，姚实际上什么也没管， 在他上面的纪登奎倒是管了一些事。
那段时间纪登奎还让我做了一件事。不知道纪登奎怎么知道我保存有毛泽东1959年到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记录。毛 泽东读那本书(严格说来是别人读，他听)谈话时，我不在场，我只是听在场的人作传达时作了详细笔记。"文革"中抄家时，我记的三厚本笔记本都被拿走了，所 幸的是这时已经归还了我。纪登奎把我找去，要我整理这个记录。我告诉他，毛读书时邓力群在场，听说邓力群也已经回到北京，是否让邓也参加。纪登奎想了一下 说，可以。他问我，是否可以让吴冷西也参加。毛泽东读书时吴不在，但他文笔不错，我认为让他参加也好。于是这个工作就由我们三个人来做。我们三人在京西宾 馆住了一些日子，把这个记录整理出来了。纪登奎让国务院印了三十几份，一份也不许我们留。印出来的稿子我没有看到，但是过程稿我们都留下来了。
1975年，我到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也在一些场合同纪登奎有过接触。记得邓小平听取胡耀邦、李昌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说明那 次会，作为副总理的纪登奎也参加了，我是作为政研室的代表参加的。纪登奎在中间也讲了一些比较好的意见。这两年纪登奎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精明能干，"比较 厉害"，同时他对理论有些兴趣，对毛泽东的东西也比较熟悉。
同纪登奎的接触，我印象深的还有一件事。粉碎"四人帮"以后，1976年12月，中央准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中共中央主席华国 锋要在会上讲话。讲话稿起草者把征求意见稿寄给我，让我提意见。稿子虽然批判了"四人帮"，强调抓生产，但是却把"唯生产力论"当作错误观点。我给起草文 件的同志打电话，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还写了两页信。
没过几天，通知我去中南海怀仁堂。我不知道什么事，也不知道什么人找我。我到了怀仁堂后厅一个很大的会议室，看见三位副总理李先念、纪登 奎、陈永贵，加上一个工作人员，里面显得空荡荡的。他们似乎已经说过什么事了，正等着我。纪登奎坐在会议桌的主位，他先说，关于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文件草 稿，我们收到了许多意见。他用手比画了一下说，有这么厚一沓，原则性的意见只有你提出的这条，因此请你来详细讲讲你的看法。我说"唯生产力论"并没有什么 错，接着讲了一番道理。
听了我的意见，纪登奎没有表示否定，他只是说批判"唯生产力论"是党的九大报告明确写了的，而这个报告是毛主席审查过并表示了同意的，学大 寨会议只是中央召开的讨论一个方面工作的会议，我们无权不按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来写。我听了以后心想，党的代表大会文件写的东西要是不对，为什么不 能改变？我说，我还是保留自己的观点，而且我'承认自己就是一个"唯生产力论"者，以后还要在理论学术研讨会上和文章中坚持这个观点。三位副总理同我谈话 之后，我再没有关心此事，华国锋的讲话稿改了没有或者怎么改的我都不知道。不过后来研究党史的同志告诉我，华国锋在那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还真没有 再把"唯生产力论"作为与正确观点相对立的错误观点。是不是纪登奎最后考虑了我的意见，对讲话稿作了修改，我不得而知。倒是我自己在那次谈话之后不 久，1977年名月，就在哈尔滨一次报告会上讲话，公开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这个讲话随后也发表出来。
1978年11月至1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和纪登奎都参加了，而且两人都在西北组。他在工作会议第二次大会上作了关 于两个农业文件的说明，两个农业文件，一是《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二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一式行草案)》。纪登奎的说明分五个部分： 一、关于农业现状，二、关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三、关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四、加快农业发展的主要措施，五、关于领导问题。他着重讲了农业发展速度缓 慢，人口增加的压力很大，粮食不足需要进口的问题。他说，由于粮食不足，城市新增加的劳动力不能普遍就业，有许多该办的事情办不了，而农民每年要拿出近千 亿斤粮食，实际上超过了他们的负担能力，在粮食征购上我们党和农民之间关系是比较紧张的。纪登奎承认，农民口粮人均在三百斤以下，吃不饱肚子。1977 年，平均一个大队的公积金不到一万元，买不上一部中型拖拉机；全国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人均分配在40元以下，按可比价格计算农民平均每年只增加收人五角 钱，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平心而论，纪登奎对农业现状的说明不隐晦、不掩盖，还是比较坦率的，他在说明中提出解决农业的问题只有提高农业生产率，加快 发展速度，出发点没有错。尤其是他还指出了学大寨中"割资本主义尾巴"、学歪了、学偏了的问题，强调要吸取政策多变、一刀切、瞎指挥、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 的教训，切不可再犯这种错误，应该说点到了某些问题所在。但是，当时在农业问题上，总的说来还是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严重束缚，政策上的框框还相当多， 当时一些农村已经开始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尝试，但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两个不许"，即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禁锢得较死。这种情 况虽然不是纪登奎一个人造成的，但作为当时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纪登奎确实还是力图维持过去的老路子。与会者对两个农业文件和纪登奎的说明都不满意，意见 很大，以至于后来不得不重新起草文件。当然，后来起草的文件仍然没有彻底突破"左"的案臼，甚至把本来只在一个文件上规定的"两个不许"同时写入了两个文 件。这也说明突破长期以来的"左"的思想框框的艰难。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纪登奎的处境比较被动。当会议在清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时，一些与会者提出了纪登奎在"文革"后期的一些 问题。中南组就提出了1975年铁路整顿开始后，他却支持河南造反派的问题，与会者批评得很尖锐。西北组也有人点名批评他。对与会者的批评，纪登奎没有作 申辩，相反还作了检讨，不像在真理标准问题上一些人受到批评却极力辩驳。有一次西北组开会前，大家都对新华社发表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 报道兴高彩烈，纪登奎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后来大概是实在忍不住说了一句："像这样的大事，总应该在政治局谈一下才对。"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说这话的意 思是他事先一无所闻。在场的人都说："这么做有什么不好吗？！""新华社发出这条新闻实在太好了！"纪登奎也就不再说什么。
80年代初以后，纪登奎不再担任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工作，只管旅游方面的工作。有一次我去秦皇岛，参观燕塞湖风景区，看到"燕塞湖"三个字还是纪登奎题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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