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镜月刊: 周永康的馬仔正被習近平王岐山收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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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的馬仔正被習近平王岐山收拾光 Oct 17th 2013, 08:18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劉越聲 　　在周永康的親信王永春落馬的前兩個月，中共官方喉舌新華網於2013年6月23日發布如下消息：記者從中央紀委獲悉，四川省文聯主席郭永祥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 　 　與新華社網相比，中央電視台在播報這條新聞時，還多加了一句話，"郭永祥曾任四川省委常委、四川省副省長、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可別小看這句"背 景介紹"，這分明是在告訴外界，郭永祥出事與他的四川省文聯主席頭銜沒大關係，與他擔任的四川省副省長和人大副主任有關係。 　　出生於山東臨邑的郭永祥，其工作經歷主要由石油系統和四川省兩部分構成，兩者之間有相對短暫的兩年國土資源部的工作經歷。 　　網友們看到郭永祥的照片，稱"這是典型的中共貪官模樣"。 　　1972年，郭永祥成為勝利油田孤島指揮部作業27隊工人，不到一年，就從一線工人轉到宣傳幹事、辦公室秘書；這也決定了其此後人生軌跡，大部分工作都與文秘、處理日常事務有關。 　　1974年到1998年，郭永祥先後擔任勝利油田黨委辦公室秘書、副科長，調研室副主任、主任，以及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研究室副局級研究員、副主任。1998年7月，郭永祥調入當年新組建的國土資源部，擔任辦公廳主任。 　　2000年1月，他又調任四川省委工作，此後一直在四川工作。2000年1月到2006年1月，郭永祥先後擔任四川省委副秘書長、秘書長，還兼任辦公廳主任、省委常委辦主任，2002年進入四川省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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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亲历者谈北平地下党与“沈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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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谈北平地下党与"沈崇事件" Oct 17th 2013, 12:33, by 明鏡雜誌 　　轰动一时的沈崇事件 　　自1946年夏季国民党政府发动大规模内战以来，美国给予国民党政府种种军事援助，驻华美军像过去的日本占领军一样，趾高气扬地在街上横冲直撞。美军的吉普车，载着吉普女郎在人群中穿行，吓得老人小孩纷纷避让唯恐不及，这种场面已然是那个年代的典型画面。我几次站在燕京大学校门前，眼瞅着美军的坦克隆隆开过，履带发出刺耳的噪音，轧碾得路面地震般地颤抖。这一切重重地敲击着我的心扉。我想，这里是我们中国的土地，我们是一个主权国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怎么能够容忍外国军队这样恣意横行？我们燕京大学党支部意识到，应该把揭露国民党政府进行反人民的内战和美国的侵略暴行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在地下党的引导下，燕京大学各个社团通过壁报，不断报道各地美军强奸妇女、射杀学生、欺辱中国百姓的种种暴行，激发着广大同学的爱国热情。在这一年年底，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美军暴行的游行示威斗争。 　　消息不胫而走，尤其在学校中引起强烈反应 　　1946年12月24日，正是西方国家圣诞节前夕、即"平安夜"。北京大学先修班（相当于预科）女生沈崇去平安电影院(解放后称儿童电影院，20世纪90年代拆除，现为东方广场)看电影《民族至上》，途中被驻北平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两个士兵绑架到东单练兵场的小树林里强奸。沈崇大呼救命，恰有行人路过听到，遂向北平市警察内七分局一段报警，警士关德俊打电话通知中美警宪联络室派人至肇事现场。肇事美兵皮尔逊·威廉姆被带到北平市警察局讯办，另一肇事美兵普利查德此前逃逸。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沈崇事件。 　　第二天（25日）圣诞节，北平一家民营通讯社亚光社获悉这一事件，于当日下午发出一条消息。北平警察局得知，局长汤永咸把亚光社总编辑王柱宇和其他一些报社的记者请到警察局，通知他们不得报道此事，并要求他们当场具结。与此同时，汤永咸打电话给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让其通知北平各报不要刊登这条消息。据此，中央社向各报发了一个启事："顷警察局电知本社代为转达各报，关于今日亚光社所发某大学女生被美兵酗酒奸污稿，希望能予缓登。据谓此事已由警局与美方交涉，必有结果。事主方面因颜面关系，要求不予发表，以免该女生自杀心理更形加强。容有结果后，警局当更发专稿，特此转达。" 　　然而事与愿违，次日（26日），《世界日报》《北平日报》《新生报》《经世日报》都刊登了亚光社的消息。《新民报》更是别出心裁，将中央社的"启事"改编成新闻刊登出来。 　　消息不胫而走，尤其在学校中引起强烈反应。北京大学校园内的壁报上纷纷贴出各种抗议的言论，最具有代表性并广为传播的一篇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两个美国兵，把一个中国的女大学生拖去强奸了！凉血的才不愤怒，奴性的才不反抗！美军必须滚蛋！"它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是非判断和思想情绪，我们这一代的很多人都清楚地记着那经典的一句："凉血的才不愤怒，奴性的才不反抗！" 　　然而官方的态度却与人民群众形成鲜明的对照。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控制北京大学，派国民党中央委员陈雪屏担任北京大学训导长。陈雪屏在北大积极发展国民党、三青团。沈崇事件发生后，陈雪屏把北大先修班座次表拿去，抹掉了沈崇的名字，而后声称："该女生不一定是北大学生，同学何必如此铺张？" 　　国民党中央社胡说沈崇"尚无显著被奸污之迹象"。联合社造谣说"少女勾引，彼系狎游，并曾言定夜渡资"。 　　北大的特务学生贴出一张"情报网"，造谣说"最近延安曾派若干女工作人员赴各地，专门以各种技术诱惑美军，造成事件"。 　　在北师大的壁报栏里，国民党、三青团分子贴出"情报网"，诬蔑沈崇"是共匪女谍，故意勾引美军，施行苦肉计"，"共产党制造学潮，同学勿受利用"。 　　针对造谣中伤和歪曲事实，我们的党员和进步群众采取深入调查披露事实真相的方法予以有力的回击。 　　地下党员《益世报》记者刘时平到北大教务处查询，根据注册卡上沈崇本人的填写"沈崇，19岁，福建闽侯人，先修班文法组新生，永久通讯处：上海古拔路25号"，在报上披露沈崇确系北大先修班女生。 　　北大地下党员、女同学会主席刘俊英等8位同学前往沈崇在北平的住处、其表姐家八面槽甘雨胡同14号登门慰问。沈崇的表姐接待了她们。针对诬蔑造谣，她驳斥说："沈崇是一名门闺秀，她的祖父是沈葆桢，曾任清朝两江总督；她的父亲是南京政府的交通部官员。她是北大先修班的学生，不仅认识北大训导长陈雪屏，而且同陈还有亲戚关系。陈雪屏的妻子是翻译家林琴南的族女，沈崇的母亲也是林家之女。"沈崇表姐介绍说：沈崇"是12月初随联大的复员煤船从秦皇岛转道来平，是本届北大先修班在沪录取的新生"。"沈崇平时身穿蓝旗袍，脚穿一双绒布鞋，是一位正派、朴实的女学生，与美军素无来往"。刘俊英等回校即在壁报公布访问记录。稍后燕京大学的《燕京新闻》也到甘雨胡同14号采访并刊登了《沈女士访问记》。以上内容一经公布，反动派的一切谣言不攻自破。 　　当圣诞节前夜北大女同学被美国兵奸污的消息传到燕京大学后，抗议海报很快贴满了图书馆大楼，同学们纷纷要求行动起来，罢课游行。 　　12月29日晚，国民党特务分子打砸了北京大学"抗暴筹委会"。消息传到燕园，同学们群情激奋。学生自治会连夜召开学生代表大会，会上决议，与清华、北大一致行动，游行请愿。连夜派梁畏三（赫鲁）、曲慎斋去清华联系，商议如何共同行动。深夜两点，他们到清华与清华学生自治会严令武、方复、杨立等见面，商议决定趁热打铁，在30日上午两校联合游行。 　　当时我在燕京大学还没有接到北平学委关于游行的指示，但是我亲身感受到群众情绪激昂，迫切要求行动。我立即找饶毓菩、戚天庆等同志商量。我们认为，群众的情绪正在汇集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怒潮，我们必须顺应这个潮流，坚决支持，积极引导。于是决定分头通知地下党员团结更多同学积极参加这次抗暴游行。我又去通知清华的孙仲鸣动员同学参加游行。当天夜里，我在宗教楼的教室里和同学们一起写标语、印传单、画漫画、做小旗，为游行做各种准备，度过了一个紧张而兴奋的不眠之夜。 　　燕京大学的党员都积极参与了游行的发动和组织工作。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的三位主要负责人沈立义（轲犁）、殷书训、包儒积极组织，十分活跃。当时他们还没入党，是党的外围组织成员，经过抗暴斗争的洗礼，后来都加入了党的组织。 　　12月30日一早，燕京大学同学就到操场上集合。8点，清华的队伍来到我们的校门。两支队伍会合后，发现两校各举各的校旗，缺少一个游行队伍总的旗帜。匆忙间，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沈立义和袁淳增（丁望）找来几条白被单，拼成一个大横幅，然后把写有"抗议美军暴行大游行"九个大墨字的纸贴上，两边用大竹竿支起来，作为游行队伍的先导。这个横幅在游行过程中被拍摄下来，留存后世，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经典画面。 　　抗议美军暴行游行正式开始了 　　两校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出发了。清华队伍在前，燕京大学队伍在后，各打自己的校旗，沿着颐和园至西直门的公路前进。前一天，清华的同学就风闻国民党军警在西直门布置了200名打手，准备阻止和袭击进城的游行队伍。这天，当队伍接近西直门时，前面探路的联络员回来报告说，西直门守城门的军警接到上面的命令，可以放燕京大学的学生进城，但不能放清华大学的学生进城；原因是燕京大学有美国教会的背景，国民党当局不敢惹，就把矛头对着清华。两校出面担任游行指挥的梁畏三（燕京）、万文伟（清华）等紧急磋商，想出一条妙计，让清华的队伍打着燕京大学的校旗大摇大摆地走进西直门，然后由燕京大学的学生自报家门与守城军警交涉。这一招果然使守城军警不知所措，首鼠两端，再想拦清华的队伍已经来不及。 　　清华、燕京的队伍途经定阜大街辅仁大学，停下来高呼："欢迎辅仁同学参加抗暴游行！"听到外面的呼唤，辅仁大学的同学冲出校门，加入游行队伍。几个同学撞开储藏室的门，取出校旗，高举在辅仁大学队伍的前列。 　　临近中午，北京大学的同学三五成群地在沙滩操场上交谈，焦急地等待消息。这时燕京大学提前报信的梁畏三来到沙滩操场，报告说"清华、燕京的队伍已经从西直门进城了"，赢得在场同学一片欢呼。校园响起集合的钟声，同学们闻听迅速聚集。 　　大约午后一点钟，首先是中法大学200多名同学（占全校学生80%）高举校旗走进北京大学沙滩操场，北大同学鼓掌欢呼表示欢迎。接着，朝阳大学300人的队伍也走进操场。 　　十几分钟后，我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3000余人的队伍到了。这支队伍从早上8点多钟出发，步行4个多小时赶到这里，斗志昂扬地走进北大操场。这时在北大沙滩操场上的队伍有5000余人。 　　下午1点30分，抗议美军暴行游行正式开始了。游行队伍以数百辆自行车为先导，依次为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朝阳学院、中法大学、辅仁大学、北平铁道学院、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华北文法学院、中国大学、师大女附中、女一中、贝满女中、育英中学的队伍，北京大学和北大先修班共1500名同学作后卫。游行沿途，一些学生和市民也加入进来，队伍总共一万多人。 　　预定路线是：从沙滩出发，经皇城根、东华门大街、王府井大街，直达军调部驻地（协和医院），然后到东单练兵场集会。集会后，经东长安街、西长安街，到国民党政府北平行辕（今新华门）请愿；再经西单、西四，绕北海前门返回沙滩。用余涤清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爱国学生的队伍，使沉寂了十余年的古城北平又沸腾起来了。自从1935年"一二·九运动"以来，北平市民还没有见过如此热烈的场面。 　　队伍上街后，市民观者如堵。游行队伍一路高喊口号："抗议美军暴行"、"严惩肇事美军"、"美军立即撤出中国"、"美国必须改变对华政策"、"维护主权独立"、"美军不走内战不止"、"民主新中国万岁"；沿途散发《告北平市同学书》《告北平市父老书》《一年来美军暴行录》和各种传单；在沿途两侧的建筑物、车辆上张贴标语。到达军调部时，同学们把各种标语贴在大门和墙壁上。"军事调处执行部"横匾上糊满了"请美军撤退"的英文标语。同学齐声高呼："GetawayfromChina！"（从中国滚出去）。美国军人在窗口探头探脑，没有一个敢下来。 　　抗议美军暴行的游行队伍中，有一名美国人，他是燕京大学教育系美籍教授（教心理学）夏仁德（Dr.sailor）。他推着一辆自行车，身背"抗议美军暴行"的标语一直陪着燕京大学的队伍游行。他还捐款五万元给燕大学生自治会支援抗暴行动。此后在1948年国民党政府大逮捕时，他还帮助我们的地下党同学和进步学生逃离。1973年，夏仁德被邀请偕夫人、儿子来华访问，在五一游园时，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他们。燕京大学美籍教授布多马发表声明："美军在中国已经没有任务了，让我们的孩子回家，便不会在这里闯祸了。" 　　我随着清华、燕京的游行队伍徒步进城。在历时4个小时的大游行中，我提着一个石灰桶，拿着一把扫帚，沿途写着："美国兵滚回去！""Go Home，U.S.Army！"等中英文标语。从成都来的进步同学张永经不知道我的身份，他把我当成进步学生，怕我掉队，跑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今天表现不错呀！" 　　看着浩浩荡荡向前行进的游行队伍，听着惊天动地的一声声怒吼"美军立即撤出中国！"我深深感到群众力量的伟大。 　　游行队伍在军调部门前示威之后，穿过东单三条，直奔东单练兵场。所有的游行同学汇聚在这里举行集会，口号声、演讲声、歌唱声、朗诵声一浪高过一浪。北大女同学李凤仪朗诵《给受难者》："姐姐，你代替了两万万的中国姐妹受难了，不，你代替了四万万的中国人受难了！"听者无不动容，悲痛的哭泣声、愤怒的呼喊声连成一片，震耳欲聋。 　　集会到下午4点左右结束。 　　北平的抗暴斗争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恐慌。1947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诬蔑广大爱国学生被"政客野心家所煽惑，受了他们的宣传，中了他们的诱惑"。同日，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要求各校当局禁止学生罢课游行，说美国兵污辱中国女生事件"此事系美兵之私人行为，自应受法律制裁，不应以此种私人行为为借口而损侮我友邦"。1月14日，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下令禁止学生示威游行。1月17日，国民党政府警察总署下达《关于防止抗暴运动对策》。 　　国民党的一系列反动政策不但不能阻止爱国学生行动，反而激起了北平乃至全国学生运动的高潮。 　　由北平开始的抗暴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形成全国规模的反美反蒋运动。国民党统治区各大、中城市的学生行动起来举行罢课游行，各人民团体、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也纷纷通电响应。从1946年12月31日到1947年1月底，上海、南京、天津、武汉、长沙、南昌、济南、广州、福州、桂林、成都、重庆、西安、兰州、开封、洛阳、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中城市的学生不断罢课、游行示威，参加的人数达50余万。 　　北京大学袁翰青、吴恩裕、费青、沈从文、周炳琳、闻家驷、马大猷、朱光潜等48位教授在报纸上发表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抗议书》。 　　驻华美军原打算把罪犯皮尔逊等遣送回国了事，在中国人民强大的示威游行的压力下，不得不在1947年1月17日至21日对罪犯进行了审判。1947年3月3日宣布判处皮尔逊犯有强奸罪，降为普通士兵，处监禁劳役15年。然而美国政府无视中国主权和蔑视中国人民感情尊严的行径并未至此告终，1947年8月12日，美国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发表声明，宣布撤销对皮尔逊的判决。一个在中国引起举国愤怒的罪犯就这样轻而易举地逍遥法外了。 　　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给中国人民一次深刻的教育，让中国人民认清了美国政府的真实面目。 　　张大中，原载《我经历的北平地下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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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砸烂旧世界”的真实写照——不让“坏人”代毛泽东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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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烂旧世界"的真实写照——不让"坏人"代毛泽东受过 Oct 17th 2013, 12:35, by 明鏡雜誌 　　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68年分卷（第六卷《"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以下简称为《"砸烂"》）由卜伟华执笔，多少算是找对了人。理由起码有二：其一，卜本人是红卫兵及红卫兵运动的始创者--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员，文革以后受过专业的历史学训练且也是最早从事文革研究的学人。他发表过的文章表明，他对文革前期尤其是北京地区的红卫兵运动不仅了如指掌，同时对自己亲历的这场浩劫也有着深刻的反思；其二，卜是三年文革论的服膺者。他认为，"从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这三年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特殊时期，国内一般称为文革的第一阶段，其实，这三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1966年到1976年的这十年中，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例如：都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始终都是在宣称进行文化大革命；右倾思潮始终居于统治地位。后七年基本上延续了前三年所确立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毫无疑问，前三年和后七年也有许多重大的区别。例如：前三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暴发式的，最为混乱、无序，而后七年的运动则基本上是在有序的框架内运行；前三年全国的党政领导体系基本上都经历了从被砸烂或瘫痪到重建的过程，而后七年党政领导体系始终都比较健全；前三年社会运行的基本形态是群众运动，后七年则基本恢复到文革以前的一切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模式"。（《"砸烂"》后记，页793－794）实际上，本书是基本上完成了客观地反映1966－1968三年间全国文革概貌这一并不轻松的任务的。 　　一、秉笔直书，不为尊者讳 　　卜伟华在《"砸烂"》后记中论及而笔者又深有同感的是——为尊者讳，是大陆文革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 　　所谓"尊者"，既主要指毛泽东，又包括大陆党史上的"正面人物"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等。卜伟华称："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但他又是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有些人虽然也抽象地承认毛泽东应对文革负主要责任，但在论述中常常强调他发动文革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常把文革中的许多坏事说成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有意无意地掩饰了毛泽东的主导作用。例如在文革中的外交问题上，许多著作都把林彪、江青，甚至王、关、戚，当成了文革时期外交上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而毛泽东则成为了纠正极左思潮的人物，这就根本颠倒了事情的本来面目。周恩来、陶铸、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人在文革的进程中，他们在很多时候也是看不清形势，他们都曾努力紧跟毛泽东，也说过许多错话，干过许多错事，也整过许多好人。对文革造成的民族灾难，他们也应负有一定的历史责任"。（《"砸烂"》后记，页794） 　　对于一位身在大陆且又是"体制内"的学者来说，能有这样突破文革研究领域中为尊者讳的思维定势的深刻认识，确为不易。笔者感觉到，在《"砸烂"》一书中，作者表面上往往"述而不作"，重叙述事件经过而不作或少作评论，惟叙述事件经过的字里行间本身，其实是倾注了作者的立场的，是力求不为尊者讳的。 　　如关于1965年11月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砸烂"》的作者指出："在一些比较权威的官方正式出版物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对于批判《海瑞罢官》，毛泽东开始时不同意，但后来被江青说服了。也就是说，在批判《海瑞罢官》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被动的。这一说法很可怀疑"。在引述了毛1967年2月3日与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谈话后作者又称："毛的这个讲话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即他是在明知批《海瑞罢官》的文章会遭到其他中央领导人反对的情况下批准组织这篇文章的。但他所说的'开头写我也不知道'的话是不能当真的。江青已经说了，没有毛的允许，她是不敢动手的"。"在点名批吴晗的《海瑞罢官》这件事上，毛泽东是主动的，江青不过是毛的一个'卒子'"。（《"砸烂"》页11－13） 　　又如在述及1966年3月批判罗瑞卿的京西宾馆会议时，作者指出，是"毛泽东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主持会议"。会议结束时，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致信毛泽东："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问题，4月8日已经结束小组会议，工作小组起草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征求了会议各同志的意见，没有采取会议通过的方式。现将这个报告和中央批语草稿送上，请你看看是否可以。我们已在会议上宣布，这个报告须经主席、常委和林彪同志审阅后定稿"。而到了4月24日，"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四人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报告，揭发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砸烂"》页36－38） 　　即使是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文革受害者，作者通过掌握的相关资料，阐明了文革开始时他们并非是消极的，而是想方设法要把这场运动按毛泽东的要求进行下去。特别是在处理一些干部问题上，刘、邓也是上纲上线的。如作者在叙述1966年5月华北局会议批判乌兰夫以后，写道："7月2日，刘少奇、邓小平代表中央与乌兰夫谈话，严厉批评了乌兰夫，一是说他搞地方民族主义，二是说他不搞阶级斗争。邓小平说'老党员乌兰夫变成了牧主、富牧的代表。'""刘、邓还指责乌兰夫'玩小名堂，耍手腕，搞两面派，积累那么一大堆问题，相当恶劣了。'"（《"砸烂"》页104）此外，刘少奇1966年5月26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彭真进行了批判，并批评了陈云在1962年提出的包产到户的主张（《"砸烂"》页93），所有这些，使读者看到了文革初期刘、邓的另一面。 　　二、不让"坏人"代毛受过 　　此一命题与前一命题其实是紧密相连的。 　　官方文革史上的"坏人"，就是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王关戚等等。为此，作者在《"砸烂"》后记中论及"为尊者讳"时又指出："同样，对这一时期的江青、林彪、陈伯达等人，也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夸大，不丑化，力求反映他们的本来面目。例如江青，她遇事易冲动，说起话来口无遮拦，常常信口开河。但细究起来，她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并不都是她个人的行为。毛泽东确实有许多批评、挖苦她的话，但不容否认，江青还是文革时期毛泽东所最信任的人。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1967年8月4日的两封信就是明证。江青的一些言行，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明乎此，我们就可以从江青关于文革的种种议论中，从她攻击刘少奇、林彪、周恩来的许多话语中，摸到毛泽东的一些思想脉搏。又例如林彪，他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时所主要依靠的对象，但他在很多问题上与毛泽东并不一致，而且在他与毛泽东发生分歧的问题上，有些是林彪比毛泽东更正确一些，或者相对来说更有道理一些，例如在起草'九大'报告问题上，在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砸烂"》后记，页794－795）如关于《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官方文革史往往根据此标题就把《纪要》定性为林彪与江青勾结的产物。《"砸烂"》的作者则敏锐地批评了此"定论"，称："在谈到《纪要》时，许多人都称这是林、江勾结的结果，这几乎已经成为定论。实际上，当时江青的步入政坛，仅仅是刚开始，林彪虽然近年来声誉日隆，毛泽东'接班人'的形象呼之欲出，但也还没有正式出山，说是他们勾结的结果，非常勉强。江青不过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还远未形成自己的势力。无视起决定作用的毛泽东的存在，只提江青、林彪，回避毛泽东，虽然出于一些人维护毛泽东的良苦用心，但却是违反历史真实的，因而也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砸烂"》页52） 　　又如打倒陶铸，官方文革史一般指陈伯达、江青所为。《"砸烂"》的作者则持不同意见，指出："江青等人未经毛泽东同意，就擅自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身为政治局常委的陶铸，此事令毛泽东大为不快，几次批评了江青、陈伯达。但毛泽东批评的主要是江青等人事先未向他报告，批评的是程序问题而不是实质问题。对陶铸，毛泽东是早就不满意了。1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就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陶铸问题，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砸烂"》页365） 　　官方文革史往往将"揪军内一小撮"的责任归咎于王力、关锋等人，《"砸烂"》则持不同意见，称："所谓'揪军内一小撮'，是'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简略说法。现有许多论著将这一口号的提出归咎于1967年1月关锋等人所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是很不准确的"。在引述了王力关于此事的回忆后，作者又指出："王力的这个说法值得注意：即这个宣传要点'是根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写的'。当时军委常委包括几位老帅在内，军委常委会议一般由军委秘书长叶剑英主持，而林彪一般是不出席这样的会议的。如果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确实作出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决定，那显然就不应说成是'关锋、王力等四人'、'江青等人'或'林彪、江青等人'的责任"。"其实，'揪军内一小撮'本来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就是要揪党内、军内、政府内和各种文化界的'一小撮'。这在《五一六通知》中就由毛泽东亲自明确宣布了。所谓'军内一小撮'，就是'党内一小撮'的组成部分。只要'揪党内一小撮'是合理的，那就没有理由说'揪军内一小撮'有什么问题"。（《"砸烂"》页535－536） 　　再如有关谁是1967年中全国武斗升级、"武装左派"的始作俑者问题，大陆研究文革的著作大都异口同声地指江青为罪魁祸首。惟《"砸烂"》的作者指出："7月18日晚，毛泽东在与周恩来、王力、谢富治、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谈话时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8月4日，毛泽东从上海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提出了武装左派的问题，二是提出了群众专政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此前林彪曾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说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夺枪问题，并且起草了一个制止夺枪的指示。毛泽东对此不以为然，他在信中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毛泽东在信中还说到：另一个主要的问题是群众专政，说'北京过去大体上就是这样做的'。毛泽东认为当务之急是'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称'如此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国内许多有关文革的著作中都强调指出：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代表团时公开提倡'文攻武卫'的口号，次日，'文攻武卫'的口号在《文汇报》公开发表。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江青当时在全国的影响力、号召力确实了得，但真正对全国局势造成根本性影响的还是毛泽东。毛泽东提出的'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两大口号对全国动乱局面的加剧所起到的巨大影响，现在还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甚至还不太为人所知"。（《"砸烂"》页576－577） 　　以上所举例的数条议论，恰如《"砸烂"》整书的风格，行文简捷，要言不烦。议论在本书中所占篇幅甚少，惟寥寥数语，已直中要害。 　　三、大胆揭示文革的残酷性 　　作者在《"砸烂"》后记中论及过往大陆的文革研究存在的问题时，认为其中之一是对文革的残酷性反映得不够。作者称："文革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的人权--人的生命权、思想和言论的权利、个人的尊严、个人财产权，被践踏无遗。社会动荡，人民遭难，人性扭曲，出现了许多罕见的丑恶现象。在广西，出现了大规模的杀害人民群众和剖腹、挖心肝、吃人肉的现象。堪称文革中最为丑恶的典型事例。在所谓'斗争哲学'的指导下，全社会混战一场，冤假错案遍于国中。据我估计，文革时期，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当以百万计"。"我认为文革中这些最黑暗、最丑恶的部分，不应该被掩盖，应该作为深刻的教训留给后人"。（《"砸烂"》后记，页795） 　　作者认为，对文革的研究应重于定量分析和个案分析，而不要浮于泛泛而谈，对文革中具体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重要组织，要有认真细致的具体研究和分析。"如果没有对当时的事件、人物、组织的具体分析，那么一切宏观评论都会成为沙滩上的建筑，经不起时间的检验。例如讲文革中出现了夺枪事件，但如果不把在这一时期全国各个地区到底出现了多少起夺枪事件，总共夺了多少枪这些数字讲清楚，那么人们是不会对夺枪事件有什么深刻印象的。整个文革的历史，就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事件、人物、组织汇集而成的历史，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具体事件、人物、组织，这样的历史就成为空洞无物的说教了"。（《"砸烂"》后记，页795） 　　有鉴于此，虽受全书体例、篇幅所限，《"砸烂"》还是通过不少典型事例揭示了文革的残酷性。如北京市大兴县残杀"四类分子"事件，广西大规模残杀民众并剖腹、挖心肝、吃人肉的典型案例，湖南道县事件，内蒙古深挖"内人党"运动，云南"滇挺"事件等等。至于文革中受迫害的非正常死亡情况和数字，作者也多有披露："一个云南赵健民特务假案，审查了138万多人，其中立案审查17万多人，打死逼死17269人，打伤致残的61000多人。一个'内人党'的错案就有34万多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砸烂"》后记，页795）。至于在"破四旧"、"红色恐怖"、夺权、二月镇反、武斗、清队、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等运动中非正常死亡情况，作者也一一作了揭露。 　　本书第九章"波澜再起"中专门有一节述及"广西事件"。作者明确地指出了广西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央、广西革筹和广西军区的决策错误："1968年夏，广西派性斗争激烈，武斗不止，中央为解决广西问题，发布了'七三'布告，并以此为契机，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要求各地制止武斗、推动大联合、三结合。但广西问题十分复杂，中央的果断决策过于草率，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七三'布告发布后，广西革筹和广西军区支持'联指'派武力镇压了'四二二'派，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更为严重的是，以后又在广西各地'刮十二级台风'，向各种所谓'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造成了数以万计的死亡悲剧"。（《"砸烂"》页706－707） 　　如1968年7、8月间广西南宁镇压"四二二"的所谓战斗，"据不完全统计，围攻解放路和展览馆的战斗共造成1490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为'四二二'据点中的人，各县民兵在进攻中被打死60人，参战的解放军被打死26人。被抓获的'四二二'俘虏9845人，其中有7012名俘虏交各县领回，其中有2324人被打死。攻打解放路时，共烧毁33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共2820多间，建筑面积达46万平方米，使1万多户、5万多居民无家可归，国家财产损失6000万元以上，群众私人财产损失无法统计"。（《"砸烂"》页718） 　　如"宾阳县在贯彻执行'七三'布告中，全县每个公社都成批杀了人。从7月26日至8月6日的十一天里，全县被打死3681人（其中：国家干部51人，教师87人，工人27人，集体工75人，农民居民3441人，使176户全家灭绝），占全县在文革中死亡人数总数3951人的93％"。（《"砸烂"》页722） 　　更令人发指的是，"在无数残酷的事实中，最突出的是广西境内发生了多起吃人的野蛮事件。在历史上，原始社会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存在着奴隶及战俘被杀吃肉的现象，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精神文明、社会道德的发展，人吃人的野蛮行为早已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地区绝迹。然而，在二十世纪60年代的中国，在广西却发生了数百起这种丧失人性、愚昧无知的人吃人惨剧"。"在广西发生吃人肉、挖人肝等野蛮事件的有武宜县、上思县、灵山县、天等县、贵县、横县、武鸣县、隆安县、都安县、大新县、浦北县、崇左县、容县、钦州县等县。仅在武宜县就有75人的心肝和肌肉先后被野蛮者吃掉。……其中吃肉后砍头的1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剖生割的7人。灵山县檀墟、新墟两公社就有剖腹食肝22例，合浦县石康公社有18例，浦北县北道公社定更大队有19例，钦州县小董茶场有3例"。（《"砸烂"》页724） 　　四、对史料准确的判读和利用 　　正如本书作者所论及的，对于文革研究者来说，最大困难在于史料的缺乏。虽然已事隔四十年，大陆对文革档案基本上还是处于未解密、不开放状态。 　　又正如王年一在本书序言中所提及的，卜伟华多年来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二部（研究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的部门）做研究工作，可以接触到中共中央的档案。（《"砸烂"》序言，页ⅩⅩⅠⅠ）惟由于党的纪律的严格限制，他在本书中不仅不能使用，甚至不能提及这些档案材料。但是多年的接触、阅读，无疑可以帮助他对史料形成较为正确的认识和较为准确的辨别能力。 　　由于上述原因，本书使用的，全部只能是公开的出版物。据作者自己所说，"本书的写作，尽量利用国内现有的各种资料，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中、下三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十三册）、《周恩来年谱》、《刘少奇年谱》、各种传记、回忆录等。文革期间各级组织编印了一些资料集，如1966至1968年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共七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到1969年间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共三集。只要下功夫去找，散落在民间的此类材料各地还有不少。至于各群众组织自行编印的形形色色的首长讲话集、中央文件集就更多了。尽管这些资料远非规范、可靠，而且不系统、不全面，但在现有条件下总还算给研究者提供了进行研究的可能性。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党史研究室、史志办公室出版了许多有关党史、地方史的资料，如大事记、大事年表、地方志、部门志等，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具体的材料"。（《"砸烂"》页797） 　　作者也援引了美国和香港等地出版的有关文革的书刊与光盘披露的资料，但他不盲从，不照搬照抄，而是经过细致的考证和研究来决定取舍。如作者谈及，"2002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了一张汇集文革资料的光盘--《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其中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文件，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人在文革中的讲话，有文革期间的重要报刊社论文章，有红卫兵、群众运动的重要文献，以及文革时间异端思潮的重要文献等。这张光盘内容丰富，总字数达三千万。这张光盘远非完美。因为信息量太大，而参与光盘制作的人力有限，时间也短，错漏当然不少。我在仔细浏览过这张光盘后，感觉它编排还不够理想，材料有些不实，核对方面的问题较多，有些重要的资料没有收入，收入的资料中存在虚假或伪造的成分。例如其中有一份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中央支左部队进驻各大军区、省军区的若干指示》（1968年6月10日），经过考证，可以断定是一份伪造的文件，尽管伪造的技巧相当出色，几可乱真。《文库》中第四部分是'中央首长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和指示'，其中有一件《戚本禹对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代表的讲话》（1966年11月12日），明显应该是戚对首都'二司'的讲话；另外有一件《关锋、戚本禹对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代表及师生的讲话》，标注的时间居然是'1966年9月31日'，其编辑之仓促草率可见一斑。但总的来说，还是瑕不掩瑜，其大部分内容是比较可靠、准确的"。（《"砸烂"》页797－798） 　　据统计，《"砸烂"》全书共有注释1181条。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作者是力求做到言必有据，基本上做到对每一事件的叙述都说明了资料来源出处，而且这些资料作者都经过自己的查验认为是准确、可靠的（事实上绝大部分也如此，但不排除也有极个别走漏眼的）。作者在充分援引这些资料的时候，无意中为其他研究者及后来者提供了不少专题性研究的资料线索。如研究红卫兵运动，目前已经披露的资料有什么，其出处在什么地方；研究武斗已公开出版的书刊有哪些；研究夺权的资料有些什么，如此等等。由于本书的篇幅关系，大部分事件只能述及简略经过，如其他研究者或后来者有意深入为之，本书其实已为他们提供了较为清晰的探索路向。 　　五、为本书挑的一些刺 　　以上所说，都是《"砸烂"》一书的长处。惟一部书，不可能十全十美。《"砸烂"》的长处是突出的，但按照惯例，末了，笔者也不得不为本书挑一些刺，以为评论全面些。以下数项，不一定对，提出来与作者商榷。 　　1、《"砸烂"》大体上是以政治事件发生的先后为纵线相连贯成书。以一部国史的全面要求来衡量，《"砸烂"》似乎称之为国家政治史更为恰当。诚然，1966－1968年的中国是以政治斗争为中心的，惟剧烈的政治斗争对国家经济、文化、外交、军事诸领域的重大影响，本书并未能分门别类地加以详细的描述及更为深入的探究。同样是作为中国断代史，著名的美国学者Ｒ·麦克法夸尔与费正清编纂的《剑桥中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即有专章论及"中国的经济政策及其贯彻情况"，在谈到文革前期的四年时，作者以数据表明经济混乱的状况"只限于1967、1968和1969年三年。而工业和运输业也只是在1967和1968年才面临巨大的困难。到1969年，很多工业已达到并超过1966年的最高水平。而且，即使在混乱的年度中，工业产量与'正常的'1965年相比，水平往往也没有下降得很厉害，何况还远远超过1962年萧条时期的数字"。《剑桥中国史》的作者将大跃进时期与文革时期的经济数据作了比较后称："整个1958－1965年的国民收入增长率还不到1966－1978年的一半，而在前一时期的投资水平高出后一时期的一倍。简言之，大跃进是一场代价极高的灾难。而文化大革命在其高峰期（1967－1968年）的干扰虽是严重的，但基本上是短暂的，是大多数国家都不时经过的"。"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并不是红卫兵年代的无秩序造成的，而是长期追求一个独特的发展战略并由此战略而产生的计划和管理的质量所致"。（《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页501、507）事实是否如此？如是，原因又何在？我们在《"砸烂"》一书中未能得到答案。 　　2、本书在个别章节的个别事件叙述上仍存在着颇深的因循旧说的痕迹。如笔者所认为表现得最为严重的第一章第三节"批罗瑞卿"中"上海会议"一小节：⒈作者称，"会议开得突然而又神秘。事前，除毛泽东、林彪外，其他的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被扩大进来的与会者，都不知道会议的内容"。（《"砸烂"》页28）作者该论断未免有些绝对化。据会议进行过程的实际情况分析，起码周恩来、叶剑英、萧华、杨成武等人是事先知道会议目的的。⒉作者引用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的"私下"谈话称："定罗瑞卿总长为反党分子，我实在想不通，罗瑞卿会有什么问题呢？还不是林彪向毛主席告状，说罗总长有意夺他的权。"（《"砸烂"》页29）这与王尚荣本人在批罗中的表现并不相符。以后作为中央正式文件下发的王尚荣与杨成武、雷英夫在批罗时期的主要发言《坚决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即为最好的证明。⒊作者称："上海会议后，罗瑞卿请求辞去军队内的一切职务及与军事有关的职务，如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中共中央很快批准，并向县以上党委通报"。（《"砸烂"》页30）这是作者轻信了罗瑞卿本人回忆的说法，事实上并没有这么一个通报，因为罗的问题在上海会议后仅向部一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通报，此其时对部级以下的干部还是严格保密的。⒋更重要的是，作者在这一节中并没有说清楚，上海会议整个是毛泽东领导的，没有毛的首肯和主导，谁动得了罗这么个大人物？ 　　3、本书著述严谨，惟全书篇幅浩繁，在个别史实上偶有小误，也在所难免。仅举三例：⒈作者称，1966年5－7月间华北局即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了华北局会议，"在前门饭店会议上，天津市委书记、市长胡昭衡和山西省委书记袁振也都受到了批判"。（《"砸烂"》页105）其实袁振在前门饭店期间的情况远比这么简短一句话复杂得多。事实上先是袁振在会议上散发材料揭发批判了山西省委和太原市委的其他负责人，这些负责人作了检讨后反过来对袁又作了反批判。⒉作者在述及山西问题时称，196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下发文件，调刘格平、张日清回京，参加中央学习班，任命谢振华为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委会主任，主持山西工作"。（《"砸烂"》页783）作者所指，当为中发［69］42号文件即中共中央批转《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关于解决山西问题具体措施的报告》，但该文件并未任命谢为核心小组组长和省革委会主任。周恩来在同年7月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宣布，谢振华"主持省核心小组和省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谢直至1971年4月山西新省委成立前，一直是核心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和省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4月，方被任命为省革委会主任。⒊本书页484内称"山西人委参事室主任王学南"，其实姓名、职务均误。应为王定南，山西省人委参事室副主任。（2009年1月） 余汝信、曾鸣，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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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乾隆为外商讨债，华商向白宫上访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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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为外商讨债，华商向白宫上访 Oct 17th 2013, 12:38, by 明鏡雜誌 http://www.21ccom.net/uploads/allimg/131014/13592_131014114635_1.jpg 　　乾隆皇帝居然亲自为外商讨债。 　　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两广总督福康安向中央报告，广州行商拖欠外商巨额债务，已经有外商向官府提起了诉讼。乾隆皇帝下令彻查，"严审定拟，分别追还"。 　　这并非乾隆第一次亲自过问这类事件。 　　1777年，行商倪宏文因从外商处借得年息20%的贷款，依然经营不善，导致资金无法周转，拖欠税银1万两，被发配伊犁，首开欠债流放之先例。 　　1780年，颜时瑛、张天球等4家行商，因借用外商贷款107万元，结果利滚利，合计欠款高达381万元（银元，约合人民币5.5亿元），乾隆亲自干预，动用了刑部的力量进行办案，涉案行商抄家充军，而其债务，乾隆下令照原本加一倍偿还，由其他行商分10年还清——发放高利贷的外商得到飞来横财。 　　如今，乾隆皇帝再次出手，谁会成为出头鸟呢？ 　　"贻笑外夷"是大罪 　　别号"宜官"的行商吴昭平，撞上了枪口。 　　根据福康安报告，吴昭平在上一年已经破产，尚欠外商289100两（约合如今5782万元人民币）。对此，乾隆十分生气，认为吴昭平"情殊可恶"，亲自批示从重从快处理： 　　第一是流放。吴昭平本人，"革去职衔，从重发往伊犁当差"。 　　第二是抄家。吴家被抄后，家产估计价值在59300两（约合1186万元人民币），先补缴了其所欠的"关饷银两"，剩余的5800多两银子，"先给夷人收领"。 　　第三是其余行商承担连带责任。吴昭平无法偿还的283300多两，由行商蔡世文等，"情愿"在5年内分6次代还。 　　第四是财政先行垫付。乾隆认为："内地商人，拖欠夷商银两，既据该夷商呈控到官。若不即为清欠，转致贻笑外夷。著福康安等，即于关税盈余银两内，照所欠之数，先行给与夷商收领，再令各商，分限缴还归款。" 　　第五是问责。"粤海关监督，徵收商税，管理洋行，于洋商拖欠物价，不能早为清厘，亦难辞咎。所有五十四年（1789年）以后监督等，俱著福康安等查明，咨送该衙门议处。" 　　这次，乾隆皇帝又创下了两个先例：一是公开表态，华商欠债，是给天朝丢脸，"贻笑外夷"；二是动用国库对外商先行赔付。 　　官方先行赔付，等于是用国家信用为商业借贷、并且是为高利贷背书，无形当中催生了中国商人的信用泡沫，刺激了跨国高利贷超常规、跳跃式发展。 　　对于吴昭平案件的处置，被乾隆皇帝本人当作一项值得自夸的德政。 　　两年后（1793年），当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来访时，乾隆虽然拒绝了英国人的大多数请求，但在写给英国国王的信中，还是忍不住提起了吴昭平案件，夸耀中华帝国的伟大胸怀。 　　吊诡的是，正是出于对乾隆拒绝通商的担心，英国内阁严令马戛尔尼，不得在觐见中提起任何中英商人之间的债务问题。 　　受欢迎的高利贷 　　跨国高利贷，是18~19世纪中英之间最具生命力的生意之一，丝毫不逊于茶叶、丝绸。 　　在大清国的金融市场中，年利率12%~20%，甚至40%——这是1803年时的纪录（《东印度公司编年史》），更为夸张的，居然有短期借贷的月利率达到5%——那意味着年息高达60%！"月息5%是人人知道的事，临时放款的2~3%月息是普通的，即使在往来账上有最可靠的保证，利率也不下于月息1%。"（WilliamHunter《广州番鬼录》）。相比之下，英国市场的直接融资成本仅仅3%，从中间人手里拿到资金，一般也在6%~12%。 　　于是，滚滚热钱涌入中国。这种热钱的规模，并无完整的数据记载，但大致可以推断。据马士《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史》，仅1782年，广州商人的外债规模就已经高达380.8万元（银元，约合266.6万两白银）。 　　这些钱，除了刻意流入的贷款之外，大多是将货物在中国销售后的款项，不少滞留在中国，牟取高利贷利润。这种生意，甚至成为一些外商的主要利润来源。某外商1801年的财务报告说："利息比1799~1800年度少得多，不过还是给我们赚来了将近5000元，对我们的资本给予18%的报酬，所以我们所有的借贷是一项很大的供应和便利。"（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 　　跨国高利贷的贷款人，是那些获取了中国政府的进出口特许证却在资金上遇到困难的中国行商。持证的行商本来就不多，而其中真正有资金实力的更少，仅有3~4家，大多数都必须为了获得流动资金而从外商那里得到贷款。 　　中国的行商之所以对资金如此饥渴，首先是因为大清国一直没能发育出成熟的资金市场，资金借贷都是靠"熟人社会"的潜规则解决，导致融资难度、成本偏高，高利贷横行。此外，行商们要从内地采购丝茶瓷器等，也因为缺乏信用体系，而只能现款结算、甚至要预付款项，需占用大量资金。 　　更为致命的是，行商们因为获得了垄断外贸的特殊许可，也就承担了"报效"的义务，无论是政府官方还是各级官吏私人，都把行商当作了提款机，予取予夺。 　　行商遭遇破产潮 　　高额而频繁的跨国高利贷，引发了行商们的几次破产潮。 　　1779年，广东8家行商居然家家欠款，而其中较大的4家，连本带利总金额高达381万元（约合今5.5亿元人民币）。这4家行商，泰和行颜时瑛欠债最多，达135.4万元；裕源行张天球欠达43.8万元，另2家则是义丰行蔡昭复及广顺行的求官。蔡昭复与广顺行求官已经破产，颜时瑛和张天球迅速被愤怒的官府宣布抄家，本人也被流放伊犁。朝廷认为，居然欠老外的债，实在是给天朝丢脸。 　　官方曾经想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断绝这种危险而且令天朝丢脸的金融冒险游戏，但仅仅在"标"上用功，毫无成效，乾隆不得不在1794年放松了管制："嗣后洋商拖欠夷人货价，每年结算，不得过十余万两。"（《粤海关志》）这等于是给予了行商们借取外债的通行证，限额10万两（约合2000万元人民币）。这样的松绑，依然是在枝节上做文章，既未解决国内融资难的"技术"问题，更未解决公权力勒索的"体制"问题，行商们的"前途"与"钱途"依然在跨国高利贷之下岌岌可危。 　　第二次破产潮卷土重来。从1809年（嘉庆十四年）开始，到1815年（嘉庆二十年），万成行沐士芳、会隆行郑崇谦和达成行倪秉发引领了因外债导致破产的潮流。再度被震惊的政府，决定继续使用一刀切的调控手段，对欠债过多的行商强行破产。为了保住这些行商，中外债务人和债权人只好合谋作假，将缩小了的债务规模报给北京，而就是这个数据，依然也有106万元，涉及幸存的11家行商中的7家。 　　第三轮危机于1823年（道光三年）从丽泉行潘长耀的破产开始，随后是西成行黎光远、同泰行麦觐廷、福隆行关成发、东生行刘承霭。到1830年，原先幸存的行商数，从11家又减少到了6家。 　　白宫上访伤心路 　　在中国商人欠下外商款项的同时，外商也同样欠下华商的款项。 　　与对付"贻笑外夷"的欠债华商时的雷厉风行不同，乾隆皇帝及大清国政府，对于帮助华商追债毫无兴趣，在伟大祖国找不到靠山的华商，对于自己的债权，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认栽，要么越洋诉讼。 　　"丽泉行"（Li-chúanHong）的行商潘长耀，选择了后者。 　　1814年2月14日，嘉庆十九年正月二十一，这位和美国人做了十多年生意的中国商人，签署了一封给美国总统麦迪逊的上访信。 　　这封信的原件，如今还保存在美国国立档案馆。这是一封抄写得十分端正的"呈文"，而且相当具有中国特色：但凡提到"咪利坚即花旗国（美国）头一位大人（美国总统）"时，都使用了抬格——将尊称另起一行，并比正文抬高了2-3格书写，以示敬重。 　　虽然格式上看似严谨，但细阅内文，却极其口语化，如同从未受过正规公文训练的"野秀才"的文笔。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潘长耀此时遭遇了巨大的经济危机，或已无法聘请到优秀的幕宾。而这封上访信，正是请求麦迪逊总统过问他被美国人拖欠的货款。 　　这并非一笔小钱，而是整整100多万美元，由多家与潘长耀有交易来往的美国公司所欠。潘长耀为了争取生意，不断给美国商人赊销，结果货款无法收回，而自己又欠下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债务，财务吃紧，在屡催无效的情况下，他于1805年委托友人在美国开始了一连串诉讼，但并不顺利。 　　法庭上的不顺，加上对美国法律的无知，令他想到了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办法：向美国的"头一位大人"（总统）上访陈情。 　　这封独特的上访信，开头就是："中国广东广州府行商潘崑水官，恳求花旗国当今、咪利坚即花旗国头一位大人，为断生理及买卖之事"。 　　"水官"是潘长耀的商名，如同伍秉鉴的商名是"浩官"一样。应崑是其本名，"潘崑""水官"连在一起，外商们可能因此把"崑水官"当作了他的名字，音译为Consequa，在法律文件上都使用此名。 　　在上访信中，潘长耀解释了为何要到白宫上访："花旗人来往广东寓省城时，崑于中国官府处不能告他们，因本处律法严禁百姓与夷人告状之事。如此，恳求花旗'头一位大人'（总统）勿以我之不先在本处官府前呈告为怪，此亦非犯中国之律法也。崑今呈此禀于'头一位大人'之前。" 　　他居然已经考虑到了诉讼管辖权可能引起的纷争。 　　潘长耀出问题，很大程度是因为与美国人做生意的手面太大了。波士顿商人柏金斯的一个代理人说："（潘）是一个爱空许诺，临了支吾了事的人，但他腰缠万贯，生意兴隆。赊卖货物时很随意。" 　　手面大、敢冒险，在令潘长耀打开美国市场的同时，也积累了巨大的资金风险：美国商人对他的欠债日益攀升，甚至超过了100万美元（约72万两，折合如今1.44亿元人民币），而且还款率和还款速度很低。 　　当潘自己也因拖欠英国东印度公司等预付款而被逼后，他只能采用早该采用的诉讼手段，向美国债务人追债。 　　根据美国当代学者、律师FredericD.Grant对潘长耀一系列诉讼的案卷研究，潘的庭审极为不顺。期间，又夹杂着法国的拿破仑战争，美国为了保持中立，在1807年年底通过了《禁运法令》，宣布全国封港，禁止一切国际贸易，这对潘长耀的生意是雪上加霜。随后，他的债务人反诉他茶叶质量问题，要求法院进行诉讼保全，查封了全美与他有生意来往的21个商人手中的"潘长耀所有的货物、动产及信贷款项"，直到1809年5月。这令潘的美国市场彻底瘫痪。 　　潘在1813年4月给其费城的朋友多贝尔写信诉苦："因为美国绅士们欠我的债，我现在的处境很麻烦……我几乎没有钱了，现在真的很麻烦，欠了这么多钱，我没法还债，怕是要倒行了。"如此诉苦，对于一个好面子的中国商人来说，并不是容易的事。 　　应该就是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潘在写给美国总统这封上访信中，恭维了美国的法治精神： 　　"因闻贵国法公平，不论贫富、不拘近远之人，视为一体。崑（潘长耀自称）乃远地之人，不晓贵处人告状时当用何言何礼，又因隔涉，一时不能尽訢我之凭据，必要几年，此事之决方能到我处。此禀单之意，只在求'头一位大人'（总统）秉公救处，勿听谄佞之词，而依贵国律法施行。"显然，潘长耀并不知道，在美国，即便是"头一位大人"也无权干预司法。 　　这封上访信自然也少不了最常见的诉苦："若花旗人（美国人）不还我债，实在崑之一家受苦不小，又必将亏本且无人相信，及失全家性命。"随后，他将自己此案与美国在华的光辉形象联系在一起： 　　"历来花旗（美国）之名声扬及中国，故唐人（中国人）深信赊货物借银两与他们。今若'头一位大人'（总统）不理此事，名声必败，名声败则人不肯信；人不肯信，以后如何通商贸易哉？到处贸易之人，皆以相信为本，敝处（中国）亦然。因崑昔日信花旗人，故赊货物与他们，今若不还我，致使崑一家败坏，后来谁肯与'头一位大人'属下之人交易哉？" 　　目前没有任何史料显示，这封信是否已经送达麦迪逊总统，总之是毫无效果，仅仅给日后的美国国立档案馆增加一份文档而已。 　　一边收不回欠款，一边又被人家追债，1821年，潘长耀的丽泉行终于无法运转。两年后，潘去世，债务累累，随后政府宣布丽泉行破产，查抄潘家家产，只能抵冲所欠的政府关税，余款由其他行商承担连带责任分摊。 　　潘长耀如彗星般地消逝了，已经不再属于他所有的那座占地1公顷的豪宅，仍然是个奇迹。这座豪宅位于广州西关，被外国人称为"宫殿式的住宅和花园"。英国著名建筑师和风景画艺术家、设计过伦敦圣·彼得大教堂和英国下议院的托马斯·阿罗姆（1804~1872年），曾为这座豪宅绘制了一套画，至今仍能以极高的价格驰骋书画拍卖市场。而1926年发行的中国农垦银行一元纸币，主图就是这座豪宅。 　　滑向鸦片走私 　　跨国借贷，本是天朝金融体系不健全的后果，又被压上了公权力不当干预的沉重枷锁，令大清商人们受到里外夹攻：外有洋商大鳄的利齿，内有专政机器的大棒。 　　外商却在坐享其成。 　　大清政府加诸行商头上的压力，首先是令跨国债务实际上得到了政府背书和财政担保，"在东方贸易由巨大风险、也有巨大利润的那种时代，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一种保障。"英国人"这种求助于被轻视的中国法律的情形，正是魔鬼觉得《圣经》也有一点用处的一个讽刺的例子。"（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 　　其次，面临着外商高利贷与本国公权力双重挤压的行商们，往往成为外商们捡便宜的对象。一位英国商人在英国上议院作证时说，自己就常常愿意同这些"破落户"做生意，因为这些行商"肯出很好的价钱"，以便"继续营业，否则他的破产就要变得更明显"。不惜代价争取到生意，维持运转——停止运转则意味着触动帝国专政机器的开关，这成为"行商们"饮鸩止渴的原因。 　　但是，在垄断了中英大宗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看来，英国散商们对华商的高利贷盘剥，实际上给整个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风险。1822年，为了向华商追讨高利贷，英国散商请求东印度公司出面施加压力，但在10月7日的董事部会议上，东印度公司的高层却一致认为，这些放贷者所"申诉的弊害，大部分是申诉者自己造成的……他们现在的行为，远不是有助于他们与中国商人的商业来往，因此，我们的责任宁可保护中国人不受帕西人（注：散商的主体是帕西人）的诡计阴谋与狡猾的欺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不过，东印度公司并不能如同天朝一样，用行政手段控制英国散商。因此，东印度公司最后接受现实，改为对中国行商给予一定的扶持——如提前支付购货款、延后手续售货款，甚至给予小额贷款或豁免一些债务，而这些，所换取的是对行商们手中垄断外贸权的实际占有。大清国的外贸通道，实际上逐渐被外商所控制。 　　经济上的制度缺失，与政治上的制度不当，通过跨国信贷的压力，逼迫中国商人越来越深地卷入鸦片走私——只有鸦片，才能帮助华商攫取最快捷的暴利，应对高昂的财务成本和制度成本…… 　　雪珥，《中国经营报》20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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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胡耀邦與中共高層專政派的根本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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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與中共高層專政派的根本分歧 Oct 16th 2013, 20:57, by 明鏡雜誌 《新史記》阮銘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是民主派與專政派勝負未決的鄧小平帝國過渡階段。 民主派的主要代表是胡耀邦。粉碎"四人幫"後，胡耀邦復出工作，是1977年3月，出任中央黨校副校長；比鄧小平復出工作早四個月。 先是華國鋒找胡耀邦出來工作。胡耀邦說自己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對象之一，不停止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難以工作。"華國鋒試圖說服胡耀邦，說"你先出來工作，問題總要解決，急不得"。胡耀邦未被說動。 華國鋒找葉劍英勸胡耀邦。葉對胡說:"你還是出來工作好，也是幫助我啊！讓你當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華國鋒兼校長是掛名），憑你的智慧和才幹，是可以搞出點名堂來的。"胡答應了。 胡耀邦一到中央黨校，就選擇了改變中國歷史命運的兩個"突破口"。 一個是打破思想枷鎖。胡耀邦認為，不打破兩個"凡是"，不把被顛倒的思想是非、理論是非、路線是非再顛倒過來，全國人民的精神得不到解放，中國的命運就無從改變起。 一個是打破組織枷鎖。胡耀邦認為，不平反冤假錯案，不把被顛倒的幹部路線糾正過來，牽涉一億人的親人還在冤獄之中，靠什麼力量改變中國命運？ 胡耀邦於1977年5月佈置中央黨校三位教師研究、撰寫《把被顛倒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1977年10月7日在《人民日報》發表）；1977年7月創辦《理論動態》，就是進攻這兩個突破口的戰略部署。 那時尚未恢復工作的鄧小平，也對兩個"凡是"提出批評。1977年4月，華國鋒派汪東興和李鑫找鄧小平談話，要鄧小平承認兩個"凡是"，承認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與鄧無關；以便"創造條件結束批鄧"、讓鄧小平出來工作。 鄧小平說："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鄧小平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個思想體系。我們高舉旗幟，是要學習和運用這個思想體系，以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指導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鄧小平反對兩個"凡是"，是反對以毛澤東的"片言隻語"、"割裂、歪曲、損害毛澤東思想"。   胡耀邦 三支部隊和兩個"不管" 於是在"打破思想枷鎖"這一戰場，有三支思想部隊。 一支是"凡是"派，即主張"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主要代表是華國鋒、汪東興、李鑫、吳冷西、熊復、胡繩、張平化、鄭必堅等。當時佔統治地位，實力最強。 一支是"準確、完整"派，由鄧小平個人提出，胡喬木、鄧力群、王震等支持；後來"凡是"派被"實踐"派打敗，大部分"凡是"派轉而依附"準確、完整"派，聯手攻擊"實踐"派。 一支是實踐派，主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派認為，兩個"凡是"是維護毛澤東的舊權威，不准改變過去的錯誤的東西。鄧小平的"準確、完整"，是樹立新權威，即由新的領袖或理論權威來判決可以改變過去哪些不"準確"、不"完整"的東西，這不過是打開舊枷鎖套上新枷鎖而已。實踐派不依附一切舊的和新的個人權威，把真理交給社會的、科學的實踐來檢驗，從而徹底否定了教條主義和理論專制主義。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發表後，"凡是"派與"準確、完整"派都來壓制。"凡是"派公開攻擊"文章犯了方向錯誤，理論上是荒謬的，思想上是反動的，政治上是要砍倒毛澤東思想這面旗"！"準確、完整"派的"第一枝筆"胡喬木打上門來，1978年6月20日到胡耀邦家中說："爭論是你在黨校挑起的，爭論下去將造成黨的分裂，要立即停止，不准《理論動態》再登可能引起爭論的文章！" 但真理的聲音已傳遍全國，誰也壓不下去。就在胡喬木威脅"爭論下去將造成黨的分裂"後四天（6月24日），《解放軍報》在羅瑞卿大將支持下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給胡喬木當頭一棒。接著周揚在7月2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討論會講演中指出："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我看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周揚的講演，在全國產生重大影響；被視為對這場爭論的定論。 在另一個"突破口"打破組織枷鎖方面，胡耀邦在1977年12月兼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後，立即對平反全國冤假錯案採取行動。他針對兩個"凡是"，提出兩個"不管"： "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哪一級、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改正過來。" 當時有人問："毛主席批的怎麼辦？"胡耀邦答："照樣平反！" 一些毛澤東親批的要案、大案，胡耀邦都組織專人復查。不但毛澤東搞錯了的要平反，華國鋒、鄧小平搞錯了的也要平反。涉及幾十萬知識分子命運的"反右派"，直接主持者是鄧小平和彭真，平反阻力極大。在鄧小平、彭真領導下打了大批右派的蔣南翔等人，竭力阻止為自己打的右派平反；胡耀邦力排眾議，為絕大多數右派都平了反。只因鄧小平堅持"反右派鬥爭有必要，錯在擴大化"，最後不得不象徵性地留下幾個"頭面人物"。這個保留至今帶來後患。（《新史記》13期） 全套《新史記》雜誌電子版，均可下載至蘋果iOS或Android的智慧型手機、平版電腦、個人電腦、電子書閱讀器上閱讀。不需出門，也能細細品味《新史記》。 新史記雜誌社專頁：http://www.pubu.com.tw/store/75187 《新史記》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8?apKey=fedd22f528 每期零售價：25美元、68港 元、350台幣。 長期訂閱享優惠： 18期， 優惠價台幣3150元 (平均每期175元) 12期， 優惠價台幣2520元 (平均每期210元) 6期， 優惠價台幣1470元 (平均每期245元) 3期， 優惠價台幣840元 (平均每期280元) 接受台幣、美金、人民幣線上付款 viBook電子書城：http://www.viboo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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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李捷：驳《晚年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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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捷：驳《晚年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丑化 Oct 16th 2013, 20:49, by 明鏡雜誌 近些年，有人借"反思"之名任情曲解"文革"，实在不应该。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一书，多处罔顾历史事实，用个人想象代替客观描述，用断章取义代替理性分析，用成见和情绪化看法代替公允的结论，这样的"反思"，究竟有何价值和意义？这里我们仅就此书中涉及毛泽东的一些问题，稍加分析，相信读者从中可一斑窥豹，明辨是非。 此书是以一则关于毛泽东放鞭炮的小"故事"开始的。故事发生在周恩来去世后三周的除夕之夜，毛泽东在中南海寓所让人放了一大阵鞭炮。除夕夜放鞭炮是中国人的习俗，毛泽东此举怎么会有"寓意"呢？可作者却认为这是毛对刚去世的周恩来的"大不敬"。但事实是，作为当时在场的见证人，张玉凤在《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中是这样回忆的：1975年除夕夜，身体极度虚弱的毛泽东听到"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心里都明白，主席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读至此处，我恍然大悟，所谓"鞭炮事件"不过如此，和周恩来去世毫无关系。 作者抓住鞭炮做文章虽只是文学性颇强的一个"引子"，却为全书奠定了基调，即周恩来的晚年时光迷雾重重，大有玄机。 为了填充这个预设的叙事框架，作者像位徇私枉法的历史判官，使用各种手段让"卷宗"看上去更加可信。《晚年周恩来》对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手法非常娴熟。比如，书中称，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出于内心恐惧感驱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样死后被人鞭尸的下场，从而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采取的先发制人之举"，随随便便就把毛泽东发动"文革"想象成了一种权谋。还称："对于斯大林之死，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确出自毛泽东之口，但它真实的含义也不是像书中所言，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喜的是揭开了对斯大林神化的盖子，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使大家敢于讲真话，敢想问题；忧的是对斯大林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由此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因此毛泽东也担心中国出赫鲁晓夫，并逐渐把在工作思路上与自己屡次不一致的刘少奇看作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这是可以理解的特定时代思维。《晚年周恩来》却含混时间界限，以偏概全，来误导对这段历史并不熟悉了解的读者。 为了指证毛泽东的所谓"老到权谋"，《晚年周恩来》揪住"伍豪事件"不放，做足了文章。 书中谈到的发生在1967年的"伍豪事件"，事实本来很清楚，是江青等人故意制造事端，企图诬指周恩来为"叛徒"。面对"伍豪事件"，周恩来力陈事实真相，并整理上送毛泽东。经毛泽东严词制止，江青等人暂时作罢。在这个事件中，周氏每每渡过难关、险关，也和毛泽东对他一如既往的支持、信任有极大的关系。发动"文革"，推动"文革"，维系"文革"，毛泽东离不开江青等人，更离不开周恩来。这就是当时的历史真实。 书中对"伍豪事件"的叙述过程，大体上是客观的，问题出在作者的旁白上，这些旁白，就是想说明毛泽东是一个"深谙统御之术"、一贯耍权谋的人。比如书中的旁白称：毛泽东此刻无意整周恩来，但也不想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控制他的机会。对周在"文革"中的暧昧态度，毛虽说不高兴，但需要依靠他应付乱局，所以一直采取某种容忍的态度。毛对"伍豪事件"故意不表态，使其"从此成为周氏晚年的一大心病，余生一直笼罩在这一阴影之下，挥之不去，是他对自己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之一"。这一大番话，没有注明依据，是作者的主观推断。实际上，关于"伍豪事件"，毛泽东先后做过两次批示。1967年5月，毛泽东对周恩来报送的材料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毛特意在"存"下划了两道粗杠。这个"存"字，在当时的含义很清楚，就是不声张、不扩散、不追查的意思。这和社会上的纠周批周之风是个鲜明的对照。至于把周恩来送的材料批给林彪和中央文革的成员看，这正好是5月17日江青送阅造反派找到的"伍豪事件"材料的范围，带有澄清的意味。这怎么能说是"故意不明确表态"呢？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又作了第二次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把这两次批示联系起来看，毛泽东的态度是明确的，对周恩来是信任的。第二个批示，早已公布于众，《晚年周恩来》却没有提及。这如果不是掌握史料有严重缺失，那就是有意回避了。  为了给毛泽东的所谓"权谋之术"添油加醋，作者不惜倒打一耙，颠倒是非。照《晚年周恩来》的说法，林彪并非搞阴谋的人，倒是毛泽东在搞阴谋。 请看："在发动文革的问题上，林彪是被毛泽东拉下水的"；"选择林作为接班人，不过是为了斗倒刘少奇的权宜之计"；"九大后，林彪在政治上羽翼丰满，尾大不掉，成为毛的一块心病。毛遂开始用心机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林彪在"文革"中发迹，并非偶然，除了他和毛的特殊历史渊源之外，更是其长期经营的结果。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林彪就对彭德怀落井下石，取而代之。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在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纷纷检讨"大跃进"失误之时，他又趁机大讲毛泽东的一贯正确、一贯英明，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毛泽东发动"文革"，林彪并非一身清白，而是起了推波助澜、趁火打劫的作用。在用人上，林彪更是乱中取利，力保亲信，排斥异己，用自己人来填补动乱造成的权力真空。林彪集团在"文革"中形成并迅速膨胀，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尤其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林彪集团的动机已比较明显。连作者也承认林彪在九大时"暗中做了手脚，在全会各组私下串联，营造声势，企图上下结合，一举搞垮张春桥"。可见，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所作所为是一次有组织、有目的的行动。他们想利用其在组织上的优势，借设国家主席的幌子，操纵整个中央委员会，达到"清君侧"、逼毛泽东就范的目的。《晚年周恩来》却不顾自己在书中叙述过的事实，借林彪之口硬说："在林彪看来，这是毛预设圈套，成心整人。先是在他讲话上的问题上欲擒故纵，诱骗自己上钩，然后又翻脸不认账，大兴问罪之师。"这与其说是在史实基础上的分析，毋宁说是有意混淆是非曲直，为其预设的扬林贬毛的创作意图服务。 《晚年周恩来》在周恩来病逝问题上浓墨重彩，做足了文章，总的指导思路是想证成毛泽东已厌弃周恩来，对身罹重病的周毫无顾惜之意，既拖延其治疗，又加大批其力度。 该书还做出种种暗示，似乎毛是借故不出席周的追悼会，也未作任何悲痛的表示，甚至"认定周已经成为党内外翻案复辟势力打出来的旗子，如果要深入批邓的话，就一定要联系批周。这才是毛拒绝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实原因"。 关于所谓毛泽东拖延周住院治疗的情况，该书作者早就撰文解释过。这篇文章发表在1986年1月4日《人民日报》，题为《在最后的日子里》。作者那时已承认，周恩来为顾全大局，"强支病体，靠输血坚持工作，不分昼夜地抱病操劳"，比较客观地叙述了周因忙于国事而延期住院治疗的情形。事实上，只要稍翻材料，我们亦可知道周恩来在病重期间仍在进行繁密的政务活动。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许多事情只有周恩来亲自处理，其结果才更符合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对此，我们只能有一个词来形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同一位作者对同一件事做了判若两人、前后矛盾的描述，孰真孰伪，相信读者自有明断。 《晚年周恩来》称："周恩来在治病的问题上，却无法像普通人一样为自己作主，一切要听由毛泽东的摆布。"笔者在《周恩来传》里翻到了周在1974年3月8日的一个批注，就是对医疗组拟定的《检查治疗方案》写的，其中说："根据目前情况，病者倾向于这次不做手术切除。"同一天，周就此事给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写了一封信，表示："治疗方针仍按照你们原报告在这次施行膀胱镜检查，如可能仍采用通过膀胱镜进行电灼或者电切除；如因病情变化，需采用手术切除，则此次不予考虑，以后再议。"这次住院检查治疗，大体上就是照这个意见做的。 稽诸史实，周恩来的逝世，实际上对毛泽东的打击是相当大的。他虽然在许多方面不满意周，甚至认为周太软，但对周的兢兢业业、忠心耿耿是毫不怀疑的，在维系党和国家的日常运转方面也离不开周。"文革"期间，每当周出现危难之际，毛总是出以援手；每当党和国家需要恢复正常秩序的时候，需要落实有关政策（如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文艺政策、教育政策等）的时候，毛也特别需要周的有力帮助。这是周屡经磨难而始终不倒的基本原因。 《晚年周恩来》中对毛泽东的丑化，触处可见。通过上述几例，我们不难发现该书是在给读者灌输一种图解历史、演绎历史的观念。读了这部书，总感到作者是在用一种思想意向拉着读者走。在这种思想意向背后，又若明若暗地隐含着一种强烈的情绪。正是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作者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告别过去，完全抛弃了自己的过去，否定了自己的过去。然而，这种历史情结，并不是一声"再见"就能挥之而去的，它已化作潜意识深藏在作者心中，通过《晚年周恩来》这部书发泄出来。尽管作者看过不少档案材料，书中引用的史料确也不少，但因为笼罩着这层厚重的潜意识，就使得该书成为一种主观意图主观色彩浓厚、颇为情绪化的宣泄物，从而违背了历史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史德既不存，史识安在耶！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李捷，《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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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透视中国：吸取苏联教训反对非议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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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中国：吸取苏联教训反对非议毛泽东 Oct 16th 2013, 20:51, by 明鏡雜誌 毛泽东以后的中共领袖尽管都各有执政理论和口号，但再没有过理论家型的领袖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捷发文驳斥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一书丑化毛泽东。中国最大的官方智库负责人批驳10年前出版物中的反毛泽东倾向表明了当局对批评和否定毛泽东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安和警惕，也反映出毛泽东在当下的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当中仍然占重要地位。 社科院副院长李捷10月1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文章批评多年前在美国出版的高文谦所著《晚年周恩来》一书，指其丑化毛泽东。高文谦在书中着重描写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林彪等中共高层领导人的个人恩怨，和权力斗争。书中甚至指出毛泽东干涉对周恩来的治疗，加速其死亡。 《晚年周恩来》一书封面标注了作者高文谦在中共文献研究室的旧职身份，强调作者在掌握资料方面具有权威性。李捷在去年担任社科院副院长前，也曾经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供职，担任过副主任职务。 中共中央文献 李捷的文章"驳《晚年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丑化"对高文谦书中的所谓"主观臆断"部分做了分析，指出作者根据自己的偏好对许多史料进行取舍，把毛泽东描绘成精于统御之术的权谋家。李捷说《晚年周恩来》不是公正客观的历史著作，而是充满作者偏见和个人情绪宣泄之作。 2011年，李捷还在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时就反驳过关于毛泽东的各种负面传闻。他在人民网上发言说，辨别有关毛泽东私人生活文章的真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越写的有鼻子有眼，仿佛所描述的私生活都有一个第三者窥见了，就越说明文章站不住脚。 李捷还反驳了《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关于毛主席有淋病的说法。他说中央档案馆完整地保存了毛泽东的医疗档案，他们调阅了毛主席的保健档案，证明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 意识形态安全 去年开始担任掌管社科院新领导人的王伟光曾经大谈意识形态安全，呼吁当局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社科院副院长李捷发文对所谓妖魔化毛泽东的负面材料进行消毒，应该是当局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努力的一部分。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把中共政治斗争个人化，权谋化，隔离了民族主义、理想主义和工业化的大背景，不利于当局重新梳理1949年以来的历史叙事。 80年代初中共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在1949年后特别是文革期间的一些做法进行否定，包括毛泽东提出的国家建设理论，如＂继续革命理论"等。社会上也风行各种"非毛"的出版物和揭秘历史。因此许多人对习近平上位后的提法感到意外 。 习近平上台出提出的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反对割裂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两个时期，对毛泽东时期的建设成就予以肯定。 习近平的毛派色彩 在社科院领导人王伟光还是二把手的时候曾经为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造声势，安排社科院在重庆举办理论研讨会，讨论共同富裕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薄熙来垮台，王伟光不仅没有因此受牵连，反而被扶正担任了社科院院长和党组书记。 据被称为左派太子党的林炎志透露，在讨论十八大政治报告时王伟光建议把"共同富裕"写进报告，遭到"和平崛起"主要倡导者郑必坚反对，郑认为"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不过最终"共同富裕"还是被写进了十八大报告。 因此有评论认为，虽然薄熙来出局，但薄熙来当年提出的"分好蛋糕"的理念被新领导层吸收，甚至有人说，习近平在走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还有评论认为习近平的毛派色彩超过了薄熙来。 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环境也今非昔比，产生毛泽东式的领袖及其思想和政策的社会土壤已经不再，很少有人会真的认为习近平（甚至薄熙来）会搞过去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 毛泽东象征含义当中除去革命和阶级斗争内涵，还有强国、工业化和民族主义等一般国家意识形态的内涵，后者或许是当局希望用来加强政治共识和社会共识的内容。 笔杆子、枪杆子 习近平总结苏共亡党教训时说，中国在体制上、所走的道路和面临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相似之处，弄不好，苏共的昨天就是中共的明天。 虽然中国总结苏联解体原因并没有比较一致的说法，但曾经担任过社科院副院长的李慎明在"苏共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一文中说，1991年苏联亡党亡国的种子早在1956年苏共20大时全盘否定斯大林时就已经播下。他指出，从否定斯大林开始，苏共否定了的自身历史，然后导致腐败变质，直至最后瓦解。 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原所长陈之骅将苏共亡党归咎于历史虚无主义，说苏共自我否定历史导致民众的思想混乱。陈之骅在总结苏共亡党的文章中也对当初苏共全盘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对斯大林的妖魔化作了反驳。 林彪曾经对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做过补充："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毛泽东作为理论家型领袖本人就是中共关于革命，对日战争和建国等理论的主要笔杆子。 毛泽东以后的中共领袖尽管都各有执政理论和口号，但再没有过理论家型的领袖，于是打造和捍卫官方意识形态和话语权的重担似乎就落到了社科院的笔杆子肩头上。 蒙克，BBC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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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国学大师刘文典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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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刘文典之死 Oct 16th 2013, 20:43, by 明鏡雜誌  　　我的父亲张德光（1913-1986年）生前曾任云南大学党委常委、副教务长、历史系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委常委，是当年云南大学历次政治运动的经历者和见证者。从他的日记、笔记、书信等私人记录中（后文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当日日记），可以看出一向清高孤傲、独来独往的刘文典先生，在1957年、1958年仍我行我素，出言不计后果，最终因悲愤与绝望，含冤病故于1958年的交心运动。 　　刘文典先生（1889-1958年）为古籍校勘学一代泰斗，原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云南大学一级教授。其为人光明磊落、特立独行、不畏权贵。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时加入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的秘书，也做过《新青年》编辑部英文编辑和翻译。1928年任安徽大学校长时，蒋介石刚执掌政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多次表示要到安徽大学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没有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因为刘文典认为，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1962年3月10日冯友兰致张德光的信曾提到1929年安徽大学闹学潮，蒋介石曾到校指责刘文典先生："蒋怒说'你革命不革命？'刘先生亦怒说'我跟中山先生革命的时候，还不知道你在哪里'，蒋把先生囚起来。刘先生在狱中说'我若为祢正平（祢衡），可惜安庆没有鹦鹉洲。我若为谢崇乐，可惜我没有好胡子'。此为刘先生亲告我者"。出于先生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巨大影响，1956年他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曾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亲切过问先生的学术研究近况。那么个赫赫有名的大学者，为何会含冤病故于1958年呢？ 　　早在建国初期的1952年，为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清除反动思想在学校的影响，高校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云南大学中文系教师学习组对刘文典先生的"封建权威思想"进行了过激批评帮助，系主任刘尧民先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甚至将刘文典先生写的两首古体诗无限上纲为"反动诗"。刘文典先生为此大为不快。直到1954年1月24日先生在与历史系主任张德光交谈时，还气愤地说："不要把我当中文系的人了，中文系的课我不高兴开了，我在25号辅导学生（历史系）是为了历史系，中文系的学生要来我当然不能拒绝，是云大的嘛！云大人来我都不拒绝。"张德光评论"此老火气大，中文系对他团结不够，至少是尊敬不够"。继思想改造运动后，云南大学开展了两次激烈的政治运动，即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58年的交心运动，后者对刘文典先生冲击特别严重。 　　"1957年反右斗争时，校党委整风反右领导组曾在校内民主党派老师中，收集整理过刘文典的右派材料，我也曾写过揭发刘文典的材料交校党委。因我未参加党委审定右派的会议，校党委为何未划他为右派我不知道。"（张德光1968年8月31日的交待材料《我替刘文典的〈庄子补正〉写跋的错误》）。在反右斗争中还有些定为"右派分子"的老师，在经过无数次惨烈批斗后，为争取"宽大处理"在批斗会上作交待时，也曾揭发过刘文典先生的"右派言行"。如1957年7月23日，时任云大教务长的王士魁教授（被定为校内"大右派"）在批判会上交待其"罪行"中说道："刘文典说在云大不骂刘文典不是进步，学校离心力大，外出学习的人都不愿回来。学校再过几年不堪设想，读几年书再说。"反右斗争后期，刘文典先生被校党委内定为"中右"。 　　1958年我国高校又开展了向党交心和大破资产阶级法权运动。在运动中，为了表达向党交心要忠诚老实，云大校党委居然以"大跃进精神"发动群众在全校开展写大字报和个人交心竞赛。并发动学生给教师提意见，给教师特别是对那些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老教师，带来极大政治压力。该年3月16日晚，在各系汇报运动进展及工作安排会上，校党委书记李书成说："两天来（运动）发展很快，上午（全校写大字报）3200多张（意见）800多条，下午中文系一万多条……意见多，质量高是先进。如中三（中文系三年级）每人200条，向全校挑战。"3月18日"系学生（历史系）提意见已突破二万条，教师都被烧着一下"。5月3日晚张德光在写个人交心材料时记有："写到106条已3点多，外出一看家家都已熄灯。"6月1日下午，在历史系教师交心会上，"陈年榜谈交心思想斗争，交到70条时抵触起来，认为党是法官自己是罪人向法官写供状，想不通把笔都摔了"。在沉重的思想压力下，个别党员系主任，被迫又给自己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作自我检查和接受群众批评。时为校党委常委、校长的李广田教授，对党委过"左"的做法曾表示反感，看到不少知名老教授，特别是他平日敬重的刘文典先生，被定为全校重点批判的对象，也爱莫能助。有时也难免迸发出不平的怒气，一天他生气地问张德光："德光你们怎么这么随风倒呀？中央都宣布过知识分子大多数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你们几个共产党员怎么又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张德光无言以对。（张德光：《忆李广田同志》，《云南日报》1979年1月25日） 　　在这场运动中连党员教授均受到冲击，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视为"有问题"的老教师更是在劫难逃。如中文系著名老教授张若名因脱党的"历史污点"在交心运动中成为中文系"重点帮助"对象。（张若名1920年与周恩来、李富春等留法勤工俭学，加入旅法中国少年共产党，任支部执行委员。后因故申请退党，并严格履行了周恩来提出的用生命保守党的机密的要求，潜心在法国学习，获法国文学博士。见《云南大学志》第十卷）她在多次交心会上被认为"态度不老实，对党不忠诚"，未交待出她"脱党"的真实思想，在过不了批判关的沉重思想压力下，最后一次交心会上，已是心力交瘁的她痛苦地不得不违心编造出其骇人听闻的"反动思想"以示对党"忠诚老实"。6月18日在校党委汇报会上，"中文系冯明熙汇报张若名交心：（一）无产阶级专政比资产阶级专政更利害，精神压力大。资本主义国家还有思想自由，无产阶级专政连思想也要统治。天主教统治之后有宗教改革，无产阶级专政后最好来个社会改革。如果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最好等我死了再说。（二）党员也是被统治，不得已执行党的政策，积极分子是为了个人名利去贯彻党的政策。交待完后她哭了一天。她在法国脱党以后，修正主义思想坚持至今，故对新社会不满，想退休。"因不堪承受过火批判，张若名教授于6月18日跳校园东侧的八大河冤死。张若名教授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多次向云大中文、历史、外语教师党支部（三系合为一个支部）提出重新加入党组织的要求，因其"重大历史问题"未被党组织接纳。 　　张若名教授死后，6月24日，张德光"7点半与李虎俊（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去飞机场接杨堃（张若名丈夫，正在北京出席全国民族学会议）。杨先生8点半到家。告诉他张若名已自杀，他马上表示'张若名是叛徒，死有余辜。'界限划得这样清楚，出乎意料之外。劝说杨堃去温泉住一夜，未能接受。"为免遭株连，杨堃一早便到张德光家辞行返北京继续参加会议，以表白自己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再看看刘文典先生在运动中的结局又如何呢？一生以狂傲放纵的独特文人风骨处世的刘文典先生，同往常一样绝不能容忍他人对其人格的侮辱。当交心转入大破资产阶级法权时，刘对师生贴他的大字报和会上的批评一概加以冷嘲热讽，因此成为运动的核心人物，被校党委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交全校师生集中火力进行揭发批判。其在运动中的表现与遭遇，简要摘录如下： 　　3月29日校党委开会，"书成同志（党委书记）强调中文系堡垒刘文典，历史系方国瑜必须突破。刘文典在中文系组负隅顽抗，大言不惭地说：'我是权威是你们捧出来的，在我面前上一炷香嘛！我不死谁敢教杜诗，即算能教也拿不了我这样多的薪水'。"（一级教授月薪350元，相当于国家部长级别待遇） 4月10日，在系主任会议研究学校教改如何转入争论阶段时，"中文系反映刘文典对大字报相应不理，他说：'古今中外了解老子最深的是老子自己，之外，就算我刘文典了'。"在先生逝世后的8月11日，杨黎原副校长在传达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时还提到在交心运动中，"刘文典说'刘文典之所以成为刘文典就是因为我这一套，把它破了，我还能成为刘文典'"。 　　为攻下刘文典这一"顽固堡垒"，按校党委安排分别多次在中文系和历史系教师及学生代表以及校内各民主党派联合等批判会上，对先生的"反动权威思想"展开猛烈批判。4月4日，在校内各民主党派联合整风会上，首先由张德光转达了校党委的意图，安排刘文典先生在会上作检查。刘文典先生的检查要点无外乎以下三点：1.给自己戴上一顶空无内容的个人主义帽子。"我是极端个人主义。初烧时我认为自己是个大财主，仓库里东西很多，再烧就感到烧空了，空虚得很"；2.批评自己有迷信思想。"我与张为骐（中文系教授，刘文典的学生，对刘文典先生十分崇敬）有共同语言，我也看佛经，我说信仰自由是宪法规定的，抬出宪法来就不对了"；3.我不自杀，你们批不死我。"我悲观厌世，但我不自杀。我就一种自杀法，吹烟慢慢自杀。"（先生在解放前有吸鸦片烟的嗜好，并得到云南省主席龙云特许）先生的检查显然"避重就轻"，表露出对其批判漫不经心。        4月20日，在校内各民主党派整风会上，再次由文史两系教师联合揭批刘文典先生。众所周知高校民主党派成员由高级知识分子组成，其中老教师比例占大多数，历次运动中多数人或轻或重均受到冲击。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在揭批刘文典先生时，他们用词之激烈前所未有。九三学社成员方国瑜老教授揭发说："刘老师的个人主义思想是丑恶的，解放前姜亮夫当文学院院长，请刘先生校补《慈恩法师传》，预支稿费五万元，相当教授一年工资。刘先生贪得务多，又向熊庆来（校长）敲诈稿费。熊找我四次，叫把西南文化研究室印书用纸四十令卖了给刘文典。我不同意，熊说：'刘文典逼账如逼命，你救救我的命吧。'不得已，我同意借一部份纸给学校救熊的命。刘先生收到钱后交稿了，我吃了一惊，原来是个骗局，刘先生只在书上加了几条眉批，就算著作了。简直是贪污，太恶劣了。思想改造时，刘先生还污蔑我贪污了四十令纸，真无耻。"5月2日，"上午党支部研究教改工作，本周与中文系配合两次批评刘文典。下午文史两系教师及中文系学生代表听刘文典自我检查。"刘文典先生在经历无数次会议批判后，似乎已是身心疲惫，一反常态，首次在当天会上违心低头"认错"，甚至人云亦云被迫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其"检查"说："一个多月来大家帮助我，最初我很抵触，后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大家都是为我好，昨天到观礼台（五一节游行观礼）我没有勇气看工农代表，他们对社会主义有贡献，只有我刘文典除了思想上一包臭脓血外，没有一点贡献……我怀念的是旧社会制度，蒋介石时代那个政治、经济社会。蒋介石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安庆（安徽大学旧址）时他把我关起来，照人情我痛恨他，他是流氓出身我看不起他，他60岁时卢汉（云南省主席）叫我替他做寿序，其实是贺寿……可见我无耻到什么程度。……孙××教授说共产党杀人有四种法子，我相信。1950年抗美援朝我作过国变诗。我认为帮兄弟国家的忙，应有个限制，打起来建设不成了。我抵触的事还多。如开会太多了，填表太多了。……我主观唯心论总是太多，学生提意见的方向总是对的，我只有彻底革自己又臭又脏的旧命。……我的问题最严重，我需要改造，我在茅厕里蹲久了，闻不到臭味……中文系宗派我应负全责，别人依仗我他才敢搞的。在九三我也起了很坏的作用，秦瓒争九三主委我和他一唱一和，我是赞成他。反右中，对秦瓒我做了逃兵（未揭批秦瓒）。……我在上海租界一带长大，都喜欢古今中外一切黄色的东西，生活作风坏至极点，我很下流的想法是对待女艺人（先生酷爱京剧）……台上小生画画我不要，花旦画个画我就要……我对教学是庸俗观点，我说你们（共产党）既要古典文学，就要借重我，这与右派份子三顾茅庐礼贤下士有何区别。其实我掌握的材料也只一点点，向党讨价还价这种想法卑劣不堪。我以不备课自豪，我备了40年的课嘛？后来备了，目的是讲别人讲不出来的东西。……我是为自己教书，我没有管着学生。讲浅了怕人笑我，我只面对自己完全是政治立场观点不对。我对社会主义教育不热爱。我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丝毫不知道，看一点也是断章取义，作为自己的挡箭牌。……现在我感到自己非常空，我全错了。破是破了，立什么呢！" 　　6月11日晚，在党委研究运动的会上，李书成书记作了十点讲话，其中第七点指出："要掌握分寸，思想行动上必须一致，挑出重点必须有代表性……刘文典必须反复批判。"6月15日党委会上，李书成书记在安排各系各部门作运动小结中谈道："重点批判，国宝专权孤立了，承认了反动立场思想，威风打垮了，刘文典、方国瑜两个堡垒垮了。"到此，对刘文典先生的批判总算告一段落。 　　"堡垒"攻克下来了，刘文典的生命随之也走到了尽头。1958年7月14日深夜先生在家突感头痛，不一会儿昏迷不省人事，云大校医及昆明医学院附属医院专家及时赶到，诊断先生系脑溢血抢救无效，于7月15日下午5时过世。张德光在当天日记中记道："杨副校长通知与刘尧民研究刘文典后事。刘太太坚持不火化，要装棺运回安徽去，狐死首丘恐办不到。""狐死首丘"一语，意为远出的狐狸，临死时还面朝故土首丘。一代国学大师忽然逝去，在当时"左"的政治环境中，头几天云大党委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为恰当。既没有发讣告，也没作追悼会安排。直到全国政协接先生夫人张秋华女士电报后，给云南大学发来唁电对先生逝世表示慰问（先生为全国政协委员）。云大党委才急忙和省政协、省九三学社云南分社筹委会（先生为筹委会委员）共同协商，于7月23日由三家联合在云大大礼堂为先生举办追悼会。追悼会自始至终简单冷清，能容纳数千人的大礼堂到会者仅100多人。云大党委书记和校长未参加，仅派杨黎原副校长到追悼会场。中文系未送花圈，系主任也未参加追悼会。追悼会由省政协副主席白小松先生（曾任云南大学教授）致简短悼词后草草收场。 　　1960年6月22日张为骐教授谈及此事还愤愤不平地对张德光说："交心运动中把刘文典一棍子打死，把人整死了还不罢休。叔雅先生追悼会，中文系居然不送花圈，历史系送了花圈，因为你是系主任嘛。"1962年8月24日，张德光与周新民（民盟元老，代表民盟中央到民盟云南省委视察）在昆明白鱼口疗养院散步时，周新民谈道："你知道刘文典在云大的情况吗？交心运动对他批判过火，那么大年纪，而且又有病也不照顾一下。死了对他很冷淡，他爱人回到安徽生活有困难，这些事传出去很不好。其实刘文典这个人很有风格，在安徽时蒋介石拍桌子骂他，他也拍桌子，这就很难得……"刘文典先生之独子刘平章先生与本文作者可称世交兄弟。一次平章先生悲愤地对我说："老弟，父亲去世我从重庆工学院（先生为该院教师）赶回来办理父亲丧事才知，在4月份一次批判会后父亲在回家路上吐了几口血，吴进仁（中文系教师，先生的得意弟子）陪父亲到医院检查，确诊患肺癌晚期。父亲再三叮嘱吴进仁不要告诉学校，也不要告诉母亲和我。我不知父亲当时是怎么想的，如他把病情告诉学校完全可住院治疗，也可暂时回避对他的无情批判。一向刚强固执的父亲，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为什么拒绝治病呢？又为什么平生第一次违心忍辱地作自我批判呢？我想，父亲已饱尝政治斗争的无情和人性的冷漠，已对自己的政治生命不再抱任何希望。当一个老人的命运走到如此可悲的境地，面对那些是是非非的批判及人格的侮辱不免心灰意冷，否则他绝不会在检查中忍辱自污，也不会在病危之际讳疾忌医并向学校和家人隐瞒病情。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在精神上受到无情打击必会引发脑溢血加速了他的死亡。" 　　（作者为云南民族大学退休教授） 　　张有京，《炎黄春秋》201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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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中共高层“特供”之“特”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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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高层"特供"之"特" Oct 16th 2013, 20:41, by 明鏡雜誌 　　在上海市杨浦区，有一个特殊的博物馆——中国烟草博物馆。通过其网站设立的虚拟展馆，亦可"身临"参观。"走进"该馆三楼的"烟草历程馆"，一座从北京拆除并原样复原的四合院门楼，格外显眼。 　　关于这座四合院门楼，中国烟草博物馆生动地解说道： 　　"它是当年为毛主席和中央首长提供特供烟的生产所在地。1964年夏，在贺龙元帅的提议下，中央办公厅决定由四川什邡烟厂为中央首长生产特供雪茄烟。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试验，厂技术科搞出了35个配方，制成样品后送北京审定。最终，大部分首长选的是13号，而毛泽东选定的是2号烟。" 　　1971年，四川什邡烟厂的4位工人奉命居家迁京，组成"特供烟生产小组"，按中央首长选定的编号，对内称"132"。当年"132"所在地的四合院门楼，如今便立于中国烟草博物馆。 　　烟酒、食品等"特供"制度，究竟如何而来，又将如何而去？ 　　据2011年5月5日《南方周末》一篇关于北京海关特供蔬菜基地的报道，建国后的制度"特供"，始自一份报告。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在1960年7月30日拟订了《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在转发时将报告中的"在副食品方面给予照顾"改为了"特需供应"。 　　其实，"特供"由来已久。 　　衣分三色 食分五等 　　提及《野百合花》，想必都不陌生。1942年3月，在延安专门从事马列著作翻译的高级知识分子王实味，在目睹了延安整风运动及当时的制度环境后，写下了这篇文章。 　　文中，王实味对延安的"等级供给制"颇有微词："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野百合花》有文章"。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39年2月，大生产运动开展，1941 年春，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王震，奉命开进南泥湾。同年9月，从苏联回来的任弼时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按照苏联体制健全了严格的等级供给制，同时完善了机关食堂的管理制度。 　　列宁时期苏联设立的"疗养食堂"，被视作"特供"制度的最早起源。斯大林时期扩展建立的"特供商店"，商品丰富、价格低廉，以稳定干部队伍。 　　至1942年，因南泥湾开垦，延安的生产自给率达到61.55%，"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同年，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食堂形成《饭厅规则》，对不同职位的伙食标准作了具体地规定和说明。 　　据《南都周刊》2011年第19期《变味的机关饭》一文的资料统计，当时的延安的伙食标准按照等级制度执行，如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工作人员伙食，分为"大中小"三"灶"： 　　大灶以小米为主，普通人即可享用，规定"每人每月须吃8次肉，每次4两"、"馒头每月须吃4次"、"菜内应增加油4钱到5钱"、"米要碾细，米汤中加豆子"等。 　　中灶的饭维持同等水平，并规定每人每月3斤肉，主要由科长级别干部或七年以上党龄者、技术工作人员享用。 　　小灶则要求米面各占一半比重，注意饭菜的调剂等，仅面向部长级别及以上的干部或十年以上党龄者。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王实味吃的便是"小灶"，而他并不满这种"特供"制度，于是便写了《野百合花》一文，"衣分三色、食分九等"之语，代表着其强烈情感。 　　信力建在《从供给制看所谓"财产公有化"》一文中，记录了当时除伙食标准外的"津贴"差异，按照当时规定，"中央委员以上的党政领导人，每人每月享受5元的津贴，各厅、处、院及师团级干部每月津贴3元，以下依级别递减，最少的为1.5元，最高和最低之间相差3倍多。" 　　到1940年，任弼时又对"津贴"制度做出重大调整，如政治局委员以上级别者可以享受高出原定最高津贴一倍以上的津贴待遇，即每月可以得到津贴10元。 　　香山农场 　　建国后不久，在历来被称为"皇家禁地"的北京玉泉山附近，一座归属于中央警卫局管理的农场——"香山农场"建成，产品专供副总理以上中央领导和部分老中央委员。 　　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人员，历任服务科招待员、办事员、总特灶伙食组组长等职的张宝昌，在2011年一期《文史参考》上，发表了一篇记录香山农场历史的文章，并称香山农场"开启了新中国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农产品特供制度。" 　　供给制年代，香山农场主要人物是保证首长的饮食供给，"除了保证'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需要外，其他首长只能按照'先来后到'、多则多给，少则少供等办法来解决。" 　　进入薪给制年代，香山农场则以"真材实料"和"物美价廉"，来保证"（首长）夫人们为了有计划地安排好生活，都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的农产品"的要求。 　　农忙时节，因农场在编人员缺乏，需从其他科室抽调干部前去支援。后刘少奇、陈云又特别指出当时许多"三门出身"（家门、学校门、机关门）的年轻干部过于"官气"，生活过于安逸，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原则"，即中央干部每年需在香山农场劳动20天。 　　由于香山农场的特殊性，其规模也不断扩大，并在部队介入下，组建了更大的生产班子——"玉泉山农场"。除了稻子和蔬菜外，玉泉山农场还开垦了山坡荒地，栽种果树。并按照三个级别区别果品。 　　据张宝昌在文章中的清晰回忆，以苹果为例：一级最好，专供首长，市场价每斤两角五分；二级次之，供机关幼儿园，每斤一角五分；三级最差，供机关工作人员，（包括首长子女）每斤一角左右。 　　此外，香山农场还负责"少数首长在饮食方面的特殊需要"。如玉泉山农场还专为毛主席试种了几样平时他爱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像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无籽小西瓜等。 　　这种特殊需要的特殊对待，被称为"专供中的特供"。 　　1956年后，当年隶属中央警卫局，担负特殊供应任务的香山农场，按政策改变划归北京市统一管理。张宝昌称："尔后，中南海首长各家和总特灶的基本副食需要，就由北京巨山农场提供。" 　　2011年，相关媒体报道称，据知情人士透露，巨山农场为国家高级官员的瓜果蔬菜主要供应地。 　　CCN记者查阅了巨山农场的介绍得知： 　　"北京市巨山农场隶属于北京三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首都环境保护区的西山脚下……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无公害污染，经农业部和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对农场生态环境监测，农场水质、大气、土壤的质量均达到国家规定的优级标准。" 　　34号供应部 　　1956年6月1日，地处北京东华门大街34号的"北京食品供应处"正式营业。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被习惯称为"34号供应部"的食品供应机构，是一个正处级单位，也是如今由"第二商业局"股份改造成立的"北京二商集团"之前身。 　　如果说香山农场"开启了为中国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农产品特供制度"，那么34号供应部，则是这个制度机构体系化、任务政治化的肇始。 　　1950年底，公安部成立八局五处，即食品保卫处，下设四科一室，负责为涉外及中央首长的食品特供任务；1953年该处取消后，特供任务于1956年正式移交北京市，34号供应部，便以北京市第三商业局特供站与北京饭店供应科为基础组建起来。 　　通过第二商业局退休干部高智勇，在媒体相关采访中的回忆，及2007年第八期《炎黄春秋》上发表的《北京市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一文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特供"制度的"特别"之处，和对负责、参与"特供"事务人员要求的严格程度。 　　"特供"之"特"，在于三个方面，即安全第一，高质量、高水准第二，方便第三。 　　特供食品，要做到"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五个保证'，一丝不苟、绝不松懈、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所以其"原料生产、采摘、采购、监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皆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进行。" 　　负责"特供"业务干部与职工，由商业局亲自选调，而保卫干部与化验人员，必须经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政治态度、出身背景、家庭成分等，都是重点审查的因素。 　　同时，他们不仅要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与组织纪律，还被要求深入研究服务对象，特别是"特需"对象的需求喜好，以便工作中落实。 　　1959年至1961年，中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同时也是特供制度高度发展的时期。 　　对享受"特供"待遇的干部，因权位高低和官职大小而制定标准。如"四副双高"（人 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与最高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的标准是"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应之外，每户每天再供应鲜肉1斤，每月供给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食油、果蔬等适量。" 　　而正、副部长一级的，"除享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鲜菜、果蔬不等。" 　　在困难时期，执行特供任务的34号供应部，能做到特供保证，实属"不易"。凤凰卫视2009年一期《腾飞中国》节目的相关报道称，由于商品匮乏、食物短缺，中央令全国各地以"政治大局"为重，压缩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全力以赴要支援北京。 　　此外，34号供应部管辖的专用生产基地，如屠宰厂、肉食加工厂、糕点加工厂、熟食制作车间、检测化验室等，均配备当时最先进的设施，"甚至连猪舍、养牛场都是聘请苏联专家设计和建筑的"。 　　132小组 　　"132"，即文首提及的，1971年至1976年，专为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生产特供烟的"特供烟生产小组"。在上海烟草集团北京卷烟厂网站——"中南海在线"的企业事记事里，有一句话的历史记录如下： 　　"1971年，北京卷烟厂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任务：在中南海对面南长安街80号一座四合院内成立'132'车间，专为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生产特供烟。" 　　四川什邡是历史悠久的晒烟之乡。早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什邡烟厂就给贺龙元帅卷制雪茄烟。而关于"132"历史的细节，多数流传的故事和媒体的报道，都是来自于当年什邡烟厂的一位132小组制烟老人范国荣的回忆。 　　1964年秋，范国荣等四人接到厂书记通知，要求他们带上上最好的烟叶和洗漱用品，不用带铺盖卷，去成都去完成"政治任务"。这四人政治合格、技术过硬、经验丰富。 　　在成都的罗锅巷烟麻局，他们"造"了四个月的烟，每天工作8小时，每人每天要生产烟100-200支。范国荣后来才知，这是专门为毛主席造雪茄。"主席试过之后感觉不错。我们从成都返回到厂里开始给主席制作雪茄。" 　　接到任务之后的什邡卷烟厂，一共研制出了35个配方，在样品试制成功之后，送交北京。其中的1、2、13、33号成为选定产品，大部分首长选的是13号烟，贺龙选定的是33号，毛主席选定的则是2号。 　　"制作技术要求特别严格，首先要选上好的烟叶，先进行粗加工，去烟梗；为了增加湿度，要拿越南桂皮、曲酒蒸；然后用特级花茶漂，这个环节中具体操作要根据烟味的不同而变化。之后是晾晒、卷制，最后放在烘箱里烘干，10支一包装进烟盒，要派专人送上去。" 　　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范国荣"神采飞扬"地回忆道。 　　当时给中央领导造烟的任务，让什邡烟厂和范国荣等感到十分骄傲。他们在存放特制烟的屋子周围，拉起了铁丝网，将特制烟放在上锁的大铁柜子里的上锁的小柜子里。逢年过节的放假时间里，屋子的门窗上都要贴上封条。 　　据中国烟草博物馆对这段历史的介绍，为保证中央首长的"生命安全"，1971年（当年发生了"九？一三"事件），范国荣等什邡烟厂的四名工人，迁往北京专门制造特供烟，成立特供烟生产小组，按多数首长和毛泽东选定的产品编号，被称作"132小组"。 　　"132小组"的工作由中央办公厅直接领导，生产地点设在南长街80号，墙上拉着电网，门口有士兵站岗，对面就是门牌号为81号的中南海。 　　从此直到1976年，这个为专为中央首长制作特供烟的小组，由什邡严格提供上好的生产原料，细活精工，每个月生产15到20条烟。 　　如今，什邡烟厂还珍藏着一幅毛泽东吸烟时的照片，桌上有一个白皮烟盒，上面标有"2号"字样。 　　时至今日，"特供"，可谓"深入人心"。一面是因食品安全等问题引发的对"特供"的批判，一面是因权力观念等渗透导致的对"特供"的追捧。（如对标有"国宴专用"、"人民大会堂特供"等商品的青睐） 　　记者在一家五星评价的淘宝酒类专营店看到，价格不菲的"特供"酒备受欢迎。便留言卖家询问近期销售最多的五粮液"1995特供酒"，为何如此热销，有何特别之处？ 　　卖家回复很简单："亲！看清楚了！特供！" 　　汪峥，《同舟共进》200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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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刘源、邓朴方、胡德平等参加纪念习仲勋座谈会(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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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邓朴方、胡德平等参加纪念习仲勋座谈会(附名单) Oct 16th 2013, 21:45 据央视画面显示，毛泽东女儿李敏、刘少奇之子刘源、邓小平之子邓朴方、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等参加座谈会。 座谈会现场 　　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15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为亲属参加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发表讲话，全面回顾了习仲勋的光荣革命生涯和不朽功勋，对学习、继承、弘扬习仲勋的高尚品格、革命精神、优良作风和崇高风范提出了要求。 　　座谈会由刘延东主持。刘奇葆、赵乐际、栗战书、杜青林、王晨、陈元出席座谈会。 　　据央视画面显示，毛泽东女儿李敏、刘少奇之子刘源、邓小平之子邓朴方、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等参加座谈会。 　　附：出席纪念习仲勋诞辰座谈会的人员名单（部分） 　　毛泽东女 李敏 　　周恩来侄女 周秉德 　　刘少奇子 刘源 　　邓小平子 邓朴方、女邓榕 　　李先念女 李小林 　　叶剑英女 凌孜 　　王震子 王军 　　乌兰夫子 布赫 　　胡耀邦子 胡德平 　　高岗遗孀 李力群及儿子高燕生 　　陈云子 陈元 　　陈毅子 陈昊苏 　　贺龙女 贺捷生、贺晓明 　　聂荣瑧女 聂力 　　张爱萍子 张翔 　　徐海东女 徐文惠 　　廖承志子 廖晖 　　李维汉子 李铁映 　　任弼时女 任远志 　　胡乔木女 胡木英 　　安子文子 安民 　　罗瑞卿子 罗箭 　　陶铸女 陶斯亮 　　朱理治子 朱佳木 　　罗青长子 罗援 　　林枫子 林炎志 　　杨尚昆女 杨李 　　徐向前子 徐小岩 　　秦力生子 秦晓 ※需會員付費訂閱才可看全部內文，若你已訂閱請先登入會員，若尚未訂閱請先至會員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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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新华社呼吁“去美国化” 美媒：中国不可能的4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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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呼吁"去美国化" 美媒：中国不可能的4个原因 Oct 16th 2013, 21:48 美国福布斯杂志立刻发表署名评论进行回应。文章问道："中国能建立一个去美国化的世界吗？中国能领导全球经济吗？"然后，作者自答道："最可能的回答是不能，因为中国缺乏能使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四个条件。" 　　大公网10月16日讯 据法国媒体报道，中国官方新闻通讯社新华社发表英文署名评论文章，称："美国两党在白宫和国会山之间的相互扯皮并没有达成有效协议让他们吹嘘的政体恢复正常运转，这也许是这个被蒙蔽的世界开始考虑建立去美国化世界的好时机。" 　　美国福布斯杂志立刻发表署名评论进行回应。文章问道："中国能建立一个去美国化的世界吗？中国能领导全球经济吗？"然后，作者自答道："最可能的回答是不能，因为中国缺乏能使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四个条件。"文章的分析相当心平气和。 　　首先，中国并没有一个为其制造产品提供的"广大无边"的世界市场新天地。文章说，当中国真正扩展到世界市场的时候，资本主义已经接近最后疆界，已经征服了世界各地几乎每一个市场。这意味着中国是在资本主义的最后疆界上推展，因此，在其与已经占据全球市场的其他主要角色发生冲突前，它并没有可操控的空间。 　　然后，文章分析了中国在国内市场中的天地。文章问道，"什么是中国国内的新天地呢？"文章说，如果用一个国家的人口作为尺度来衡量一个国家国内 市场的大小，那么中国是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的巨大资源。但是，单靠一个巨大人口并不足以推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在14世 纪初、19世纪中和1950年代初就已经拥有巨大人口。但是，中国错过了所有这三个崛起成为强大世界经济体的机会。 　　文章接着分析了今天中国所拥有的不同点。文章说，中国持续增长证明了它当然与过去不同了，中国已经以创纪录速度把这个国家变成 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它仍有许多麻烦：低人均收入、持续收入不平等、低人口密度、高文盲率，以及分散的管理结构。所有这些，使中国国内市场成为一个 分散的地方市场的集合体，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完整市场。 　　文章说，中国还不能去美国化的第二个缺乏的条件是，一个原生资源，即企业家精神，这是中国尚未培育和滋养出来的精神。文章 说，公平地说，企业家精神在中国农村地区正得以繁荣，那里农民正在变成企业家，市场力量决定着工资。企业家精神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也很发达，那里许多个体 通过出口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产品发了财。像熊猫电子、华为科技、海尔集团、小天鹅，以及联想公司开发的新产品，它们正在成为下一个思科、IBM和苹果。 　　但是文章说，不幸的是在中国，这些公司不是正道而是例外。今天的中国经济，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生产、营销和销售别人发明和创新的标准产品。而这 就是为什么中国至今还没有在全球经济中发展出像iphone和ipad这样的拳头产品，还没有创造出可持续的竞争优势的根本原因。 　　文章说，第三个条件是市场和政府各自的位置不对头，它用鸡尾酒来形容两者未能合理调和，也就是要将自己部署在经济领域中各自擅长的地位，而不是各自失败的地方。但文章说，今天的中国，两者恰恰处于"各自失败"的状态：政府从经济的"公共"领域中消失，这些领域如环境保护和职业安全，街道和高速公路巡逻，以及保护公民免遭金融欺诈等，而市场在这些领域要么失败，要么做得很不够。 　　与此同时，政府却以所有人、企业主和经理人的身份在国营企业和乡镇企业中出现，那些企业生产钢铁、洗衣粉、铝等各种产品。政府以"私营"企业家 和所有人出现，并拥有足够多的股份来控制其管理。政府还在银行业中出现，通过政治法令而非市场力量，控制几乎每一家主要银行的信贷配给。 　　最后，文章说，中国需要一种新的企业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把消费者而不是把政府官僚置于经济天地的中心；由企业家对经济资源如何部署作出选择，并允许专业经理人来执行这些选择。 　　文章说，底线是：一个巨大的人口、一支劳动力大军和一个市场，可能是成为领导世界的主要经济体的必要条件。而充分条件是要有一个开放的市场天地，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市场和政府的正确结合，和一个新的企业思维定式。文章的结论是，"所有这些看来中国现在还不具备。" ※需會員付費訂閱才可看全部內文，若你已訂閱請先登入會員，若尚未訂閱請先至會員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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