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 香港愛國人士“只有辱，沒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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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愛國人士"只有辱，沒有榮" Sep 12th 2013, 05:47, by 明鏡雜誌 《名星》孟斌 專稿 曾鈺成陳述，香港愛國人士"只有辱，沒有榮"，道出了左派50年來的心聲。 中 央對香港市民的要求，以愛國愛港為首。然而，對"愛國愛港"的認識，中共和港人顯然存在著分歧。港人最普遍的認同是"愛國非愛黨"，但中央顯然以聽話為準 則；中央認為港人在國民身分問題上模糊，不積極，部分港人留戀殖民地時代，而港人則認為中央在"祖國"、"愛國"等關鍵概念上採取極狹義的政治解讀。這是 關鍵的分歧。 這種分歧帶來的可見後果——主權回歸16年，民心並未回歸。 三任 特首的施政失誤和個人品行缺失，中聯辦對港事務越來越多的參與引發的"西環治港"的擔憂，開放自由行引起的醫療、教育、生活用品資源的爭奪，都使得中港關 係朝僵化的方向發展，抗議和示威在中環和西環不斷湧現。近年更出現獨立或回歸英殖民地的傾向和言論，如學者陳雲的《香港城邦論》。 而中央也對本港無休止的示威及挑戰特區政府的行動感到憤怒和厭倦，他們認為，近年來國家為香港的經濟付出並沒有得到中央所期望的回報。威權政治下聽話、聽指揮的管治邏輯在香港似乎並不行得通，尤其是過往一直聽指揮的左派也時不時站出來與中央唱反調。 左 派多是基層出身，知道民間疾苦，了解香港社會情況。過往他們即使常依據中央（或中聯辦）的意圖行事，但究其內心，實則與香港普通市民無異。這種階級立場， 回歸前的港英不能使之改變，回歸後的中央官員同樣不能使之改變。隨著近年來中港矛盾的爆發，左派與中央的背離越發明顯。 左派對中央政策的不滿，左派元老吳康民在2012年7月撰文回擊抨擊時即有體現："說到傳統左派在香港的'一左兩窄'，其實根子在內地外派的領導，而不在當地的傳統左派。這個"致命傷"不是土生土長的，相反，可以說傳統左派還是有若干抵制的。" 況且，近年來，得寵於中央、在內地呼風喚雨的香港人，多是被稱為"忽然愛國"、獻媚逢迎的娛樂圈、商界、傳媒界、學術圈人士。此等做派，是錚錚鐵骨的正直左派難以做到的。中央的偏頗，更令左派心寒。羅德丞早在97年感嘆的"用完即棄"，可謂一針見血。 同樣是吳康民，在2010年9月胡錦濤高規格接見香港首富時撰文寫道："令人感到香港的基層勞動群眾和中產者與工商富豪的關係在中央眼中已失去平衡"。 左派的失寵加劇了對中央的不理解和抵制。左派的離心，又使得中央與香港社會、香港市民更加脫節，此種互為因果的關係，是近十年來年中央對港情掌控偏頗的一個客觀原因，中央對港的諸多措施不僅未能討好港人，反倒越來越受到抵制。中央選定的特首，並未受到廣大香港市民的支持。 《蘋果日報》2013年4月8日評論文章《北京蠢到選個呃中特首？》裡寫道，"經常把愛國愛港掛在口邊的人，也可能是欺上瞞下之徒。" 圍繞將來的2017年普選，對特首候選人，中央官員或通過其在港代言人仍反復強調，香港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來執政。可是，對"愛國愛港"四字，這十多年來，中央是否有斟酌其真實內涵？一味聽話、獻媚的人是否符合最廣大香港市民的利益，進而有利於中港關係與中央的實際利益？ 2011年4月，溫家寶夫婦於中南海宴請吳康民夫婦，希望向香港的老愛國者表示問候。 事實上，具體事務上持有不同意見，往往卻是真正的"愛國愛港"。 香 港政治狀況錯綜複雜，中央在港是長期存在，絕非只是單一目標的政治實踐：中共對港政策，既要維護中國主權完整和國家利益，也有維護香港經濟政治穩定的需 要；既有基本法規定的特首權力，也夾雜著香港政商界和政治派別與國家領導人的歷史情誼；既要有現實的統戰手段，也要作為統戰台灣的樣板需求。過於短視的目 光和行為無疑損害了中央的形象和中港雙方的利益。 毫無疑問，對左派只是一味使用便是一種短視行為。讓他們昧著良心做事，充當打手，既達不到真正的效果，得不到香港市民的民心，也得不到左派的人心，甚至還會把不滿心理積累到一定程度的左派推到對立面。 政治困局的當前，需對"愛國愛港"再考量，何為"真愛國"，何為"假愛國"？如何才能使香港民心真正回歸？而曾為中共衝鋒陷陣、為回歸立下汗馬功勞的左派的人心，是否在這十多年的折騰當中喪失殆盡？ 毫無疑問，這是比統戰"忽然愛國"人士更重要更急迫的事情。（《名星》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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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誰耽誤了攔阻林彪的時間？就是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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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耽誤了攔阻林彪的時間？就是毛澤東 Sep 12th 2013, 05:19, by 明鏡雜誌 《新史記》舒雲 專稿 毛澤東怕林彪跑嗎？ 余汝信認為："九一三事件"不僅出乎自詡料事如神的毛澤東意料之外，更出乎周恩來與林辦所有工作人員及8341部隊的意料之外。余汝信怎麼知道"九一三事件"對毛澤東、周恩來會是意外？林辦工作人員、8341部隊意外是有可能的，而周恩來怎麼可能意外呢？ 九屆二中全會以來，毛澤東一系列戰略部署，都是在挖林彪的"牆角"。而且毛澤東專門讓華國鋒把他南巡講話紀錄稿送給周恩來看，裡面說了林彪那麼多壞話，說自己要管軍隊了等等，政治經驗極其豐富的周恩來看不出毛澤東要打倒林彪的意圖嗎？ 舒雲認爲，周恩來對毛林閙僵不可能感到意外。 至於毛澤東本人更不會意外了。 毛澤東放出話來要召開九屆三中全會，這不是明擺要處理林彪了嗎？林彪不會不記得，打倒彭德懷時召開了八屆八中全會，打倒劉少奇時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這個九屆三中全會應該是林彪的政治末日了。毛澤東胸有成竹，即便林彪不跑，葉群和林立果能不想跑嗎？至於"九一三事件"這樣或那樣的過程，毛澤東並不關心。 余汝信說："如果（林豆豆）及時地直接向周恩來報告了，會更有利於北京準確判斷北戴河事態發展的嚴重程度。周要是馬上採取斷然措施阻止事態繼續發酵，結果可能完全改觀。"余汝信的這個猜測就是一廂情願了。 "九一三事件"的過程不到半天，在這個極短的時間裡，林豆豆從始至終都沒有想向中央報告，當然更不可能向周恩來報告。林豆豆非常清楚，舉凡涉及到林彪這位"副統帥"、"接班人"之事，周恩來都無權作任何決定。雖然林彪和他的關係很好，也幫過他不少忙。但是，在毛澤東和林彪中間，周恩來當然要站在毛澤東一邊，小心翼翼，生怕自己也被拖下水。所以，周恩來怎麼可能不經過毛澤東採取"斷然措施"呢？1971年9月12日深夜，周恩來給葉群的電話，也只是以"夜航不安全"為由勸阻。 誰能阻止中國第二號人物林彪的行蹤？只有第一號人物毛澤東。林彪專機即將飛越中蒙邊境時，周恩來接到吳法憲的攔截建議，馬上報告毛澤東。毛澤東發話："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讓他走吧"。雖然毛澤東這句話是在林彪專機起飛後說的，但從8341部隊報告"上級"後仍按兵不動的態度看，毛澤東"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早在林彪專機起飛前就決定了。所以張宏的態度由積極轉為消極，面對林豆豆的責難，左右為難，張口結舌。更奇怪的是，張宏還傳達"上級"指示，讓林豆豆他們也一起上飛機。如果林豆豆也上了飛機，那是什麼樣的後果？ 這裡還要特別說明的是，林豆豆筆下的"康生、四人幫"並不是康生、"四人幫"，而是偉大領袖的代名詞。林豆豆1980年寫這份上訴材料時，由於時代局限，還顧慮重重。明明林彪、葉群就是首長、主任，她都加了引號，可見心有餘悸。 誰耽誤了攔阻時間？ 余汝信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說："我們覺得'九一三'的問題，主要的責任是毛，而不是林。"這話很對呀，但為什麼余汝信又把"九一三事件"的責任推到林豆豆頭上？為什麼一再指責林豆豆在"九一三事件"中耽誤了時間，先是耽誤了"五天"，最後又耽誤了"一個半小時"？ 事實上，是誰耽誤了攔阻林彪的時間？不是林豆豆，也不是8341部隊，而是8341部隊的"上級"，是毛澤東！ 在1971年9月7日至9月12日的五天中，"九一三事件"還沒有形成，或者說還處在量變階段，並沒有發生質變。林立果也只是醞釀，他（或者包括葉群）的三個方案中，北逃蘇聯只是最後的第三方案。9月8日晚上林立果回到北京，才開始展開第一方案試圖暗殺南巡的毛澤東。與此同時毛澤東得到情報，也採取了相應的防範措施，加快了步伐。9月12日中午毛澤東突然回到北京。這時林立果亂了陣腳，臨時決定採取第二方案，南飛廣州。林立果讓周宇馳在北京負責，而他自己飛回北戴河。就在林豆豆請求8341部隊保護林彪時，周宇馳等人還在布置第二方案南飛廣州。 也就是說，在"九一三事件"前五天，並沒有形成"九一三事件"，林豆豆並不清楚林立果到底有何具體打算，何來耽誤？至於為什麼不向林彪報告，林豆豆也解釋了，因為這時候還沒有證據，如果林立果和葉群不承認，反而不好再進行工作了。 事後怎麼說都是"事後諸葛亮"，而在當時，除了毛澤東，誰能預見到這樣的結局？"九一三事件"有相當大的隨機性，如果沒有人將林立果的行動告訴毛澤東，毛澤東何以突然回到北京？如果沒有人告訴葉群毛澤東回到北京，林立果怎麼可能在當晚飛回北戴河？如果沒有周恩來的關於飛機起飛的"聯合命令"和勸葉群不要夜航的電話，如果被"軟禁"在人民大會堂的黃永勝可以接聽電話，"九一三事件"就不是這樣的過程了。而這一切都不能用"林豆豆耽誤"解釋得通的。 至於林彪上飛機前的最後一個半小時，更是與林豆豆"耽誤"無關。8341部隊始終沒有接到"上級"的攔阻命令，何來林豆豆的"耽誤"？ 林豆豆在關於"九一三事件"的申訴材料中寫道："結果，從96號樓（北戴河林彪別墅）到機場，從北戴河到山海關，在近三個小時的時間內，對我們的五次報告和請求，除了叫我們'跟著上飛機'外，所採取的唯一具體措施，就是列兵荷槍不動和隨後'快追'。列兵不動和隨後'快追'所起的唯一作用是什麼？這個作用造成的後果是什麼？康生'四人幫'他們製造這一死無對證的結果的目的是什麼？產生上述這個'材料'不僅對在我找8341部隊後長達近三個小時之久的時間內所急劇發生的眾目昭彰的嚴重事實極力迴避，諱莫如深，並因無法迴避而玩弄文字，製造了謊言，顛倒了事實，混淆了是非。" 這才是"九一三事件"的真相！（《新史記》第15期） 全套《新史記》雜誌電子版，均可下載至蘋果iOS或Android的智慧型手機、平版電腦、個人電腦、電子書閱讀器上閱讀。不需出門，也能細細品味《新史記》。 新史記雜誌社專頁：http://www.pubu.com.tw/store/75187 《新史記》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8?apKey=fedd22f528 每期零售價：25美元、68港 元、350台幣。 長期訂閱享優惠： 18期， 優惠價台幣3150元 (平均每期175元) 12期， 優惠價台幣2520元 (平均每期210元) 6期， 優惠價台幣1470元 (平均每期245元) 3期， 優惠價台幣840元 (平均每期280元) 接受台幣、美金、人民幣線上付款 viBook電子書城：http://www.viboo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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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张鸣：冤狱与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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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冤狱与人证 Sep 12th 2013, 05:12, by 明鏡雜誌 明太祖朱元璋和清朝的康熙、乾隆皇帝，都喜欢制造冤狱。但他们的侧重点不一样，康熙、乾隆喜欢弄文字狱，借关碍文字杀人，有模有样。朱元璋虽然也制造一些文字狱，但水平多半不高，无非是有几个酸儒拍马屁，用的词碰到了朱元璋的忌讳——曾经做过和尚，造反起家等等，于是把他们拿来拿来砍头。不像清朝的文字狱，多数都着眼于思想统一，肃清异端，刀刀见血，被抓出来的文人，多多少少都有那么点"不规矩"。 朱元璋的冤狱，多半借机杀人，同时也顺便敛财。屡兴大狱，罪名都是谋反，当然，是莫须有的谋反，每个被杀的人，比窦娥还冤。窦娥的冤狱，毕竟还有人死了，人家把凶手栽赃栽在她头上，而朱元璋的冤狱，连苦主都没有一个。但是却有"凶手"成千上万地被杀掉，杀了之后，还要编"奸党录"、"逆臣录"，把他们的口供纪录在案，"铁证如山"，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著名的"胡蓝之狱"，无论是宿将蓝玉还是宰相胡惟庸，罪名都是谋反。谋反的依据，就是有人指证。只要有人指证了，不需要任何的其他证据，谋反罪也就成立了。至于证人是刑讯逼供逼出来的，还是刻意安排出来的，都无关紧要。胡惟庸是宰相，牵扯到的人多，为了让案子更加耸动，在谋反之外，又给他加上一个通敌的罪名。明初的外患，主要是元朝的残余势力，所以，胡惟庸就是通元，跟蒙古人有勾结。当然，不需要从蒙古人那里找什么证据，有国内有人指证，也就足够了。找出的证人，是一个从没到过北边的江苏人封绩，让他指证胡惟庸跟蒙古人有勾搭。后来发现过于露骨，穿帮迹象明显，就把这个封绩改成了河南人，挪了地方，搬了家，然后说他是元朝遗臣。既然是遗臣，按道理只能指证过去的事，而过去，连明太祖朱元璋都是元朝的民，通敌又从何说起？这都没法深究了，反正，所谓的通敌也好，谋反也罢，本质上都是该死罪，先被皇帝视为该死，然后就有了罪。办案人员，无非是通过刑讯，完成圣上的旨意而已。同一个证人，扳倒了胡惟庸，又扳出另外一个重臣李善长，使用效率可是真高。 蓝玉案，株连被杀一万五千多人，胡惟庸案，株连被杀三万多人，都是有头有脸的文武官员。如果加上涉案人员的家属，两个案子，牵连几十万人。两案完了，朝野为之一空。这样的株连，定罪方式就是通过刑讯，让人招同党。只要被供出来，马上入狱，再刑讯，再招出新人来。没有其他证据，也不需要有其他证据，只要有人供出来，你就算完了。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人不是钢铁，酷刑之下，没有几个人能挺得住，熬不住刑，只能乱招。招与不招，反正都得死。现在看当时编的《逆臣录》，上面的口供，无不荒唐之极。一个个好好的文武官员，都是在吃饭喝酒之时，公然商议如何推翻皇帝造反。这样招下去，别说几万人，就是几十万，几百万都没问题。"胡蓝之狱"，如果不是朝廷快没有人办事了，依照朱元璋的脾气，还是会蔓延下去的。一个底层流氓出身的皇帝，骤登大位，猜忌心膨胀，近乎疯狂。开始不过是杀掉一些功高震主的功臣，连他自己也未必相信所谓的"谋反"是真的，但案子蔓延，胡乱攀指的人越来越多，办案的人，为了讨皇帝的好，故事编的越来越像，最后连他也有点信以为真了。抓的人越多，杀人越众，肃清谋反的胜利也就越大。其实呢，无非是在抽自家的王朝的基石。 当然，这样广泛的株连，也不是一点"成绩"也没有。如此大规模地抄家籍没，抄家的对象都是官员，钱财上的收获肯定不小。而且，朱元璋刻意扩大株连对象，有意将"战火"引向有钱人，凡是盐商和富户，一不留神，就成了胡蓝党人。有的人，连人带命都要，有的人，命可以保，但钱要交出来。牵连多的地方，即使非官非商，一般中等之家，大抵破产。可以说，朱元璋大兴冤狱，就是一场杀富济国运动，运动过后，别的不说，他自己是肥了。 但是，肥了一点的朝廷，人才却没有了，因而朝廷的实力也因此而大减。抄来的钱财，总有花完的时候，再想来钱，政府没有了能办事的人，社会少了中坚力量，就比较麻烦。朱元璋死后，接任帝位的朱孙子建文帝面对的是一个空壳的朝廷，不仅没有开国的兴盛景象，反而毛病一大堆。一朝削藩引发了靖难之役，朝中硬是没有人来抵抗造反的藩王。朱元璋原本是想给儿孙奠定一个稳固的江山，没想到却不旋踵就引起了动荡。他搬起的石头，却砸了自己嫡孙的脚。 张鸣，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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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汪曾祺与众不同的文革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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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与众不同的文革十年 Sep 12th 2013, 05:10, by 明鏡雜誌       一九六○年初秋，在张家口农科所劳动两年的汪曾祺摘掉了右派帽子，单位作了如下鉴定意见："(汪)有决心放弃反动立场，自觉向人民低头认罪，思想上基本解决问题，表现心服口服。"北京的原单位民间文艺研究会没有回收之意，汪曾棋在等待一年的无奈情况下，给西南联大老同学、北京京剧团艺术室主任杨毓珉写信。 　　现年八十岁、刚做完胃癌手术的杨毓珉至今还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 　　那时他信中告我已摘帽，我就想把他弄回来。跟团里一说，党委书记薛恩厚、副团长萧甲都同意。又去找人事局，局长孙房山是个戏迷，业余喜欢写京剧本。他知道汪曾棋，就一口答应下来，曾祺就这样到团里当了专职编剧。(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九日采访)老作家林斤澜介绍说，老舍等北京文化界一些人士都关心过汪曾祺调动之事。 　　一九六三年他开始参与改编沪剧《芦荡火种》，由此揭开了他与样板戏、与江青十多年的恩怨与纠葛，构成他一生写作中最奇异、最复杂、最微妙的特殊时期。 　　当时的北京京剧团副团长萧甲讲述道： 　　为了赶一九六四年现代戏汇演，团里迅速充实创作力量。改《芦荡火种》第一稿时，汪曾祺、杨毓珉和我住在颐和园里，记得当时已结冰，游人很少，我们伙食吃得不错。许多环境描写、生活描写从沪剧来的，改动不小，但相当粗糙。 　　江青看了以后，让她的警卫参谋打电话来不让再演。彭真等领导认为不妨演几场，在报上做了广告，但最后还得听江青的。这出戏在艺术上无可非议，就是因为赶任务，以精品来要求还是有差距的。 　　我们又到了文化局广渠门招待所改剧本，薛恩厚工资高，老请我们吃涮羊肉。这次剧本改出来效果不错，大家出主意，分头写，最后由汪曾祺统稿。沪剧本有两个茶馆戏，我们添了一场，变成三个茶馆戏，后来被江青否定了。 　　汪曾祺才气逼人，涉猎面很广。他看的东西多，屋里凳子上全是书。当时他比较谨慎、谦虚，据说解放初时是比较傲的。江青比较欣赏他，到上海去，她问，"作者干吗的？"有一次在上海修改《沙家浜》的一场戏，汪写了一段新唱词，江青看后亲自打电话来，"这段唱词写得挺好，但不太合适，就不要用了。" 　　赵燕侠发牢骚，"练了半天不用了，练了干吗？"而汪曾祺依旧那么兢兢业业，在阶级斗争高度压力下，他过得很本份。谈不上重用，就是被使用而已。(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二日采访)据汪曾祺一九七八年写的材料，在上海修改剧本期间江青曾问汪什么文化程度、多大岁数。《沙家浜》定稿时，江青坐下来就问："汪曾棋同志，听说你对我有意见？"汪说："没有。"江青"嗯"了一声说："哦，没有。"江青对此事始终耿耿于怀，她曾与萧甲说过："汪曾棋懂得一些声韵，但写了一些陈词滥调，我改了，他不高兴。"直到一九六八年冬天，饰演刁德一的马长礼传达江青指示时，还有这么一条："汪曾棋可以控制使用，我改了他的唱词，他对我有意见。" 　　杨毓珉说："江青曾调汪的档案看，第二天就有了指示，此人控制使用。" 　　汪曾棋心里明白，自己在政治上有"前科"，地主家庭出身，有一段历史问题，一九五八年打成右派。萧甲也表示："江青说过'控制使用'这句话，在领导范围内说过，积极分子都知道，文革中全抖了出来。"京剧团创作室老同事梁清濂回忆道： 　　江青批了"控制使用"，是我事后告诉汪的，他老兄在饭桌上汗如雨下，不说话，脸都白了。当时不是夏天，他出了这么多汗，自己后来解释说，"反右时挨整得了毛病，一紧张就出汗，生理上有反应。" 　　他觉得江青这个女人不寻常，说不定何处就碰上事。那几年他战战兢兢，不能犯错误，就像一个大动物似的苦熬着，累了、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采访)杨毓珉认为："汪当时确实不能再犯错误，因为谁也不知江青的控制分寸。" 　　"江青对汪曾祺是防范的。"当时与汪同在创作组的阎肃也谈及这个问题： 　　"为了改编《红岩》，江青告我，'从京剧团找一个人跟你合作……'我说，'一定跟这个同志好好合作。'江青纠正说：'他不是同志，是右派。'江青用他，赏识他，但又不放心。"(一九九八年七月七日采访)有一回，江曾祺伤感地对剧团书记薛恩厚说："我现在的地位不能再多说了，我是控制使用。"想不到薛回答："我也和你一样，她不信任我。"汪后来曾形容，江青稍发脾气，薛恩厚就汗出如浆，辗转反侧。一九六五年五月，江青在上海反而这样说薛："老薛，怕什么！回家种地也是革命。"江青对汪曾棋的写作才能印象颇深： 　　对《沙家浜》的定稿，江青满意。在讨论第二场时，姚文元提出："江青××为了这场的朝霞，花了很多心血，要用几句好一点的词句形容一下。"江青叫我想两句，我当场就想了两句，她当时表示很赞赏。(摘自一九七八年四月汪曾祺《我的检查》)历经几年文革风雨，一九七二年四月决定北京京剧团排练《草原烽火》时，还是江青一锤定音："写词也有人，叫汪曾祺写。"可见江青对汪曾棋手中那支笔的看重，正因为如此，汪曾棋在文革中很快就从"牛棚"解放出来，重新参加样板戏创作组。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早晨，军代表李英儒找我和薛恩厚到后院会议室去谈话，对我说，"准备解放你，但是你那个《小翠》还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说，"那你解放我干什么？"李说，"我们知道，你是个很不驯服的人……你去准备一下，做一个检查。" 　　快到中午的时候，李英儒又找我，说，"不要检查了，你上去表一个态。" 　　等群众到了礼堂，他又说，"只要三分钟。"我当时很激动，不知道说什么好，大概说了这样几句，"我是有错误的，如果江青××还允许我在革命现代戏上贡献一点力量，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表态之后，就发给我一张票，让我当晚看《山城旭日》，不一会儿又将原票收回，换了一张请柬。又过了一些时候，李英儒找我，说让我和阎肃坐在江青旁边，陪她看戏。开演前半小时，李又说，"陪江青××看戏，这是个很大的荣誉，这个荣誉给了你。但是，你要注意，不该说的话不要说。"(摘自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汪曾祺《关于我的"解放"和上天安门》)汪曾祺形容自己当时如在梦中，心情很激动。江青来看戏时并没有问到"解放"之事，幕间休息，她对汪曾棋说了一句观后感："不好吧？但是总比帝王将相戏好！" 　　后来，汪曾祺真实地谈到自己内心的想法："她'解放'了我，我当时是很感恩的，我的这种感恩思想延续了很长时间。我对江青，最初只是觉得她说话有流氓气，张嘴就是'老子'，另外突出地感觉她思想破碎，缺乏逻辑，有时简直语无伦次，再就是非常喜欢吹嘘自己。这个人喜怒无常，随时可以翻脸，这一点我深有感受的。因此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对她既是感恩戴德，又是诚惶诚恐。"(摘自一九七七年五月六日汪曾棋《我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按当时惯例，《红旗》杂志要发表各个样板戏的定稿本。一九七○年五月十五日，江青找汪曾祺他们讨论《沙家浜》，以便定稿发表。江青说哪句要改，汪即根据她的意见及时修改，直到江青认可为止。全剧通读修改完毕，江青深感满意，汪曾棋也认为自己"应对得比较敏捷"。没想到，五月十九日晚十时半，江青的秘书忽然打电话到京剧团，通知汪曾棋第二天上天安门，原订团里参加"五二○"群众大会的只有谭元寿、马长礼、洪雪飞三位主要演员。那天，汪正在为《红旗》赶写《沙家浜》的文章，他跟军代表田广文说："那文章怎么办？能不能叫杨毓珉去。"田广文说："什么事先都放下，这件事别人怎么能代替。" 　　第二天天亮，汪曾祺他们先在一个招待所集中，然后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西侧。这天，江青没有出席大会。《人民日报》刊出消息，在几百人出席的名单中出现了汪曾棋的名字。老作家林斤澜当时正关在牛棚里，看到报纸一阵惊喜。十几年后他笑着告诉汪曾祺："我看你上天安门，还等你来救我了。" 　　汪曾祺那时有了受宠若惊的知遇之感。他的儿子汪朗提到一件事情："那时在长影拍《沙家浜》，剧团的人大都在长春。有一次江青要开会，特意说如果汪曾祺在长春，要派专机接回北京。其实当时他还在北京。"汪朗表示，父亲是一个摘帽右派，文革中没有打入十八层地狱，这与江青对他的看重很有关系。而且父亲觉得江青懂得一些京剧，对唱词好坏有鉴别力。 　　江青对样板戏剧团"关怀"备至，对办公、剧目、演出、生活待遇等诸多方面一一过问。有一次，马长礼告诉江青，现在剧团在后台办公不方便，房间窄小。江青问："你说哪有好的？"马长礼说，工人俱乐部旁边有一座小楼。事后江青一句话，把那座小楼拨给北京京剧团。江青嫌原来饰演十八位新四军伤病员的演员岁数过大，称他们为"胡子兵"，就调换来戏校年轻学生，表示这群伤病员的戏要整齐。在讨论芦苇荡一场戏时，江青忽然想出一句台词："敌人的汽艇过来了。"以此来烘托气氛。这一切给汪曾祺留下很深印象，他认为江青在当时高层领导人中比较懂戏，对京戏比较内行，而且提供了当时算是优越的工作条件。 　　文革前，江青曾向剧团主创人员赠送《毛选》。送给汪曾祺时，江青在扉页上写了"赠汪曾棋同志，江青"几个字，江青写字很有力。粉碎"四人帮"后，汪曾祺的夫人把江青题写的扉页撕碎了。据说，这一套《毛选》非常难得，只印了两千册，是毛泽东、江青自留或赠人的。汪曾棋得到一套，当时备感珍惜，心存一份感动。 　　身为剧团负责人、《沙家浜》的导演，事隔三十多年，萧甲认为对过去日子应持客观态度： 　　谁都得按当时的气氛生活，江青是那个地位，我们都得尊重她。江青一边看戏，我一边记录，不能说她全不懂。如果她事后单独谈，那就表明她经过了思考。有时她说话就比较随意，她说，"柳树呆板，太大了。"我们改了，她又说，"我跟你们说了，怎么弄成这样？"如果弄得不太好，她还会觉得你跟她捣乱。 　　有一次，演员们不太同意江青的意见，我说，"别争了，这是江青的生死簿。" 　　还有一次，江青说："看《红灯记》就落泪。"我在背后说："这不好，这会损寿。"有人汇报上去，江青说："咒我早死。"市委很紧张，就让我在党内检讨。我说，没恶意，只是诙谐。 　　上天安门，是江青说了算。当时江青确实是想拉汪曾祺一把，她每次看到汪都很客气。汪曾棋觉得意外，但没有拍马屁，而是老老实实地写东西。他在团里挺有人缘，主要演员都看得起他，他在剧作上很有贡献。(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二日采访)汪曾祺是个严谨认真的性情中人，他把江青历次对《沙家浜》的指示制成卡片，供导演和演员参考。在第一届全国样板戏交流会上，他奉命二次到大会上做过有关《沙家浜》的报告。有一次在团里传达江青接见的情况，他在最后情不自禁地建议喊三声"乌拉"，以示庆贺。汪曾祺后来告诉林斤澜，在江青面前，他是唯一可以翘着二郎腿、抽烟的人，江青谁都可以训斥，就是没有训过他。 　　汪曾祺以后反省时，也感到自己那时也陷入狂热和迷信的地步： 　　我对江青操心京剧革命留下深刻印象，她说她身体不好，出来散步，带一个马扎，走几步，休息一下。她说一直在考虑北京京剧团的剧目，说她身边没有人，只好跟护士说，"北京京剧团今年没有一个戏，全团同志会很难过的。"我为她的装腔作态所迷惑，心里很感动。(摘自一九七八年四月汪曾祺《我的检查》)他曾先后为《沙家浜》写过三篇文章，其中一篇《披荆斩棘，推陈出新》刊登在一九七○年二月八日《人民日报》，动笔前领导指示要突出宣传江青在样板戏中的功绩，一切功劳归功于江青。一位领导还叮嘱道："千万不要记错了账。 　　"汪曾棋在文中注意用小细节去披露江青的一些想法，如"我们最近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在开打中，让郭建光和黑田开打，最后把黑田踩在脚下"、"江青同志曾经指出，应当是有主角的英雄群像"、"江青同志要求在关键的地方，小节骨眼上，不放过"，等等。 　　汪曾棋对于当时的一个场景一直难以忘怀： 　　在康平桥张春桥那个办事处，江青来回溜达着，声色俱厉地说，"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就在这里试验。不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到别处试验！"当时我和阎肃面面相觑，薛恩厚满头大汗，李琪一言不发。回到招待所，薛还是满面通红，汗出不止，李琪说，"你就爱出汗"。(摘自一九七八年五月汪曾棋《关于红岩》)江青有一次指示道，到四川体验生活，要坐坐牢。于是，大家集体关进渣滓洞一星期。阎肃描述道："十几个人睡在稻草上，不准说话。我是被反铐的，马上感觉到失去自由的滋味。由罗广斌、杨益言指挥，像受刑、开追悼大会，都搞得很逼真。"杨毓珉说："我们戴上镣铐，每天吃两个窝窝头，一碗白开水。把我和薛恩厚拖出去枪毙，真放枪，里面的人喊'共产党万岁'，痛哭流涕，而我们已回招待所睡觉。后来上华山夜行军，伸手不见五指，一个人抓前一个人的衣服前进，第二天天亮一看吓坏了，旁边均是万丈深渊。" 　　接着，江青又授意改编《草原烽火》，汪曾棋、杨毓珉、阎肃他们又在草原上奔波两个月，一辆吉普车的玻璃全震碎了。回来汇报说，日本人没进过草原，只是大青山游击队进草原躲避扫荡，发动牧民斗争王爷不符实际。于会泳却说： 　　"那就更好了，海阔天空，你们去想啊！" 　　"很早就听曾祺讲述这个故事，几次听他在会上讲。既把它当做笑话，也看作是悲剧。"是汪多年好友的林斤澜谈及此事，不由长叹一声。 　　杨毓珉介绍说，《杜鹃山》第二、六、八场是汪曾棋执笔写的，全剧写完后又出了一段故事： 　　江青一开始就说，可以撇开话剧，可以杜撰。江青看《杜鹃山》韵白很好，高兴之下又要我们把《沙家浜》的台词也改成韵白。我们费劲费大了，真写出来了，江青来电话说，算了，别动了。(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九日采访)在写《杜鹃山》雷刚犯了错误还被信任的台词时，汪曾棋联想到自己的际遇，一时动了感情。他对别人说："你们没有犯过错误，很难体会这样的感情。" 　　七十年代初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庆棠回忆说： 　　北京京剧团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汪曾棋是突出的，他在《杜鹃山》的创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于会泳跟我说过，汪很有才华，应该很好发挥他的这种才干。(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五日采访)一九七三年后，江青与张永枚、浩然等作家有了更多的联系，于会泳又培植自己的嫡系队伍，汪曾祺与他们的关系相对疏远一些。一九七四年七月，于会泳通知汪参与《新三字经》修改，此书将作为小靳庄贫下中农编的批林批孔读物，汪只写了其中几句话："孔复礼，林复辟，两千年，一出戏。"一九七六年二月，于会泳又要把电影《决裂》改成京剧，他提出敢不敢把走资派的级别写得高一点，并表示如果样板戏不注意质量，就有可能被人攻倒。后来于对《决裂》彩排不满意，批评说像是一根绳上挂了许多茶碗。汪曾祺他们想不出办法，只好每人读有关"三自一包"的材料。十月十一日开会，原订汇报各自的设想，可是谁也没有说什么，因为暗地里已经知道"四人帮"垮台了。 　　我在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中觉得心情非常舒畅，我曾说，"哪次运动都可能搞上我，这次运动跟我没有关系。"我当时很兴奋，很活跃，也很冲动。 　　我写标语，写大字报，对运动发表自己看法，参加各种座谈会，还写了一些作品，在团内张贴，向报社投稿，送到剧团希望人家朗诵、演出。 　　我觉得和江青只是工作关系，我没整过、害过人。我还说江青在《沙家浜》初期还没有结成"四人帮"，还没有反党篡权的野心，并表示这段问题搞起来要慎重。(摘自一九七八年九月汪曾祺《综合检查》)一九七七年四月，团内给汪曾祺贴了第一批大字报。五月，汪曾棋在创作组做过一次检查。八月，勒令再做一次深刻检查。当时文化部长黄镇认为，文艺界清查不彻底，高压锅做夹生饭，火候不够，要采取非常手段。很快，汪曾祺被当众宣布为重点审查对象，一挂就是两年。 　　当时上面认为江青还有第二套应变班子，老头成了怀疑对象。老头天真，别人觉得他日子过得风光，他觉得受苦受累大了，别人对他的认识与他的自我认识有很大反差。把他挂起来，他接受不了，跳得挺厉害，在家里发脾气，喝酒，骂人，要把手指剁下来证明自己清白无辜。天天晚上乱涂乱抹，画八大山人的老鹰、怪鸟、题上字，"八大山人无此霸悍。" 　　我感到，他的思想深处跟文革不合拍，不认同。在创作上痛苦不堪，他是从这个角度认识四人帮的。在大环境中若即若离，没有成为被政治塑造的变形人。 　　那时他给老同学朱德熙写信，从不写样板戏如何如何，最多只写"我等首长看戏，回不了家"，一直保持日常生活的情趣。(儿子汪朗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口述)那时他写了不少反驳材料，不同意人家写的结论。人家让他签字，他逐条辩驳。他被单独审查一阵，让回家，但不让串连。从上面来了一批老干部，整得厉害。他不懂政治，在四人帮倒之前，却没少传小道消息，把我们吓死了。《红都女皇》之事就是他告诉我的，说，"出事了，毛主席批了……"很高兴，手舞足蹈。 　　后来有一阵审查松懈，无人管理。刚好曹禺《王昭君》发表，闲来消遣，汪曾祺把它改成昆剧，我改成京剧。那时他已开始收集《汉武帝》的资料，自己做卡片，想分析汉武帝的人格。后来体力不行，住房太小，没有条件写下去。 　　我们劝他搞小说，他说，"我没有生活，写不出来。"实际那时已在打小说腹稿，还找出四七年写的小说给我们看，让我们说归什么类。 　　他说，样板戏十年磨一戏，很精致。但主题先行，极左思潮影响下出了一批高大全人物，那不叫艺术。有些唱段可能会流行。王蒙、邓友梅说不能听样板戏，老夫子很同情，觉得是这么回事，对他们能理解。(老同事梁清濂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口述)京剧团创作室老同事袁韵宜记得那时见到汪曾祺进出办公室，总是低头进低头出，见到熟人说："我又挨整了。"《杜鹃山》导演张滨江说："他有时一言不发，眼神悲凄，心里有事。"最后审查的结果是不了了之。汪曾祺被迫写了将近十几万字的交待材料，成为他十年样板戏创作的副产品。 　　后来不少朋友劝汪离开京剧团这块伤心之地，甚至有一次胡乔木当场找了一张烟卷纸，上面写了"汪曾祺到作协"几个字。汪还是没有离开，他觉得京剧团自由、松散，反而不像外界有的单位那么复杂。 　　在那段苦闷的日子，《受戒》、《大淖记事》已经开始谋篇成形。张滨江曾听他讲过《受戒》中的故事，梁清濂读了《受戒》初稿后，惊讶地说，小说还能这么写？她给杨毓珉看："我不懂，你看能发表吗？"杨毓珉在一次会上介绍《受戒》的内容，引起在场的《北京文学》编辑部负责人李清泉注意，就沿着线索索取《受戒》发表。 　　林斤澜说到另一名作《异秉》的发表经过： 　　汪曾祺当时跟文学界脱离，状态很懒。我说，把《异秉》交给我转寄吧。《雨花》的叶至诚、高晓声看后觉得很好，说江苏还有这么好的作家。但是两三个月没发出来，我写信问，叶至诚说，"我们也讲民主，《异秉》在小组通不过。 　　组长说，我们要发这样的小说，就好像我们没有小说可发了。"后来高、叶一定要发，高晓声还特意写了编者按。汪很欣赏编者按，认为他懂。(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二日采访)以后汪曾祺在小说创作上一发不可收拾，声名远扬。阎肃看了他的新作，打电话夸奖，汪哈哈大笑："巧思而已，巧思而已。"阎肃有感而发："汪曾棋这个人没有城府，从里到外都比较纯，甚至没有多少防人之心。"他忆起文革中在上海写剧本时，与汪曾棋在街头小店喝黄酒长聊的情景："我们不敢议论江青，也不提那该死的剧本，就是聊家乡的事、读过的好书及早年看过的好莱坞电影明星，有一种穷人的乐趣。" 　　汪曾祺一生都弥漫着杨毓珉他们所说的书生气、士大夫气，成败俱在于此。 　　一九五八年补划为右派的罪证是汪所写的鸣放小字报《惶惑》，结尾如此写道： 　　"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 　　其中有一句最令领导们憎恶："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这句话使他切切实实地付出痛苦的代价。后来他对人说，戴着右派帽子在农村劳动时心里很惨，唯一乐事就是给六岁儿子汪朗用拼音写信，我不会拼音，逼着我学着用拼音给儿子回信。 　　儿子长大了。目睹父亲十年文革波折，他一次次地劝慰情绪起伏很大的父亲。儿子说，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跟江青又没有什么一致的思想认识，就是有点知遇之恩。儿子说了很多，父亲想了想，总是说："对！对！"汪曾祺后来爱说："多年父子成兄弟。" 　　一切又归于平淡，平淡如澈。 　　感谢北京京剧团老干部处对作者采访工作的大力支持。 　　陈徒手，《读书》198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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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我的红卫兵经历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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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红卫兵经历 Sep 12th 2013, 05:07, by 明鏡雜誌 　　南开大学的红卫兵 　　"文革"初期，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人数达1300多万，史无前例。20岁的我，作为红卫兵，亲历了1966年8月31日的第二次接见，那种疯狂和震撼，实在是惊心动魄，47年过去了，仍如梦随行，挥之不去。 　　1966年8月12日，我们南开大学成立了革命造反的"卫东红卫兵"，因为要造党委书记臧伯平的反，学校多方压制，只能在那天晚上，于附近的天津师范大学秘密开成立大会。我虽然也偷偷加入，但心里总是没底，究竟是对是错，犹豫不决。万没想到，我们的"卫东红卫兵"刚成立不到一周，就传来了8月18日毛主席将在北京接见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8月18日那天，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亲切地和红卫兵小将握手，鼓励红卫兵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欢呼雀跃，热泪盈眶，我原来七上八下的心也一下子踏实下来。很快，学校党委也敏锐地意识到成立红卫兵组织是毛主席的意愿，迅速将保护臧伯平的那些学生也组织成了红卫兵，名"八一八"，意在纪念毛主席的接见日。于是，南开大学的学生，除了家庭出身不好的，都摇身一变，成了红卫兵。那时的红卫兵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盼望伟大领袖能在北京再次接见，亲眼目睹毛主席的伟容。 　　万没想到，8月30日上午，刚吃完早饭，我就接到"卫东红卫兵"总部的通知，31日毛主席要在北京接见红卫兵。我激动万分，和宿舍的几个同学紧紧拥抱在一起，又说又笑，兴奋之至。下午两点多，我就和其他两位室友，匆匆忙忙往火车站赶。快到校门口时，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衣兜，突然惊叫："唉呀，坏了，我忘带《毛主席语录》了！"旁边的两位同学也非常吃惊。"我必须回宿舍去取。"不顾骄阳似火，我边说边往回跑。 　　我们学校的校门在最东边，我的宿舍则在最西边，相隔数公里，即使健步如飞，来回也要近40分钟，而且那天异常闷热，稍一动，即汗流浃背。如今想起来，为了这么一本小小的《语录》跑一趟，实在是"有病"啊！但那时的红卫兵，其实不仅是红卫兵，几乎是全国人民，都崇拜毛主席。在我的心中，毛主席无限伟大、无限崇高，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绝对要照办。不吃饭、不睡觉可以，不读毛主席的书、不听毛主席的话不行。这种极端的思想认识，当然不是一下子形成的，是长期积累和不断教育的结果。 　　我出生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墙上挂的毛主席像。那是1946年，我的家乡太行山区的涉县，属革命老区晋冀鲁豫边区，正在土改，我们家分到了房子、土地，开始过上衣食无忧的好日子。父母对此无比感激，天天念毛主席的好，连我的名字都要加上一个"喜"字，以志纪念。上小学时，我会写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会唱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毛泽东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是那样伟大、那样英明、那样神圣！ 　　1959年之后，林彪接替彭德怀主管军队工作，在全军上下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进一步强化了毛主席的神圣地位。1963年开始的学雷锋运动，核心是学习雷锋对毛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尤其是如饥似渴地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学雷锋的过程实际上变成了提升对毛主席忠诚的过程。而1964年《毛主席语录》的出版发行，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日常化、程式化的进程中，毛泽东已经变成了全国人民心中独一无二的"神"，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单纯而富于激情，尤其如此。作为中国人，特别是红卫兵，如果手中没有捧一本《毛主席语录》，那是天大的罪过，不可饶恕！ 　　当我气喘吁吁从宿舍找到《语录》返回校门时，浑身是汗，但有"红宝书"在手，却倍感欣慰。等候我的两位同学，也为我高兴不已。我们仨兴高采烈，奔往火车站，大约下午5点来到了北京，住在人民大学。 　　人大这时已挤满了全国各地来参加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哪里还有住的地方呢！我们只能在小礼堂凑合一宿。小礼堂内，高低不平的台阶上横七竖八铺了许多草垫子，大家也顾不得灰尘满地、脏乱不堪，随便找一个地方，准备过夜。随后，我们三个人凑在一起，拿出《毛主席语录》，认真学习，交流思想体会。那种对伟大领袖的虔诚，今人绝对理解不了。 　　在操场练队形 　　晚上9点多，因是第一次到人民大学来，我们前往校园观光。刚一出门，迎面碰见我们班的两位女同学。两人狼狈不堪，浑身臭气。我惊叫一声："你们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这么臭？""唉！别提了，我们是坐淘粪车从颐和园赶到这里的。"那位姓赵的女同学哭兮兮地回答。原来，她们两位比我们还积极，上午就到了北京，午饭后赶往颐和园去玩儿，下午6点多往人民大学赶时，人多拥挤，两个多小时也没有挤上公共汽车。那时，到颐和园玩儿的红卫兵特别多，她们两个弱女子，想挤上车，无异于做梦。后来还是遇到从郊区来市里拉粪便的老大爷，才把她俩带回来。 　　那时的北京，粪便都是郊区农民晚上到市里清除，所以才出现了女大学生坐粪车回城的那一幕。事实上，很多红卫兵是来北京旅游观光的。尤其是9月之后，红卫兵乘车一律免费，更激发了全国各地戴红袖章的青年学生奔往北京"朝拜"伟大领袖的狂热。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睡得正香，突然一声哨响，将我惊醒，原来是催我们到操场练队形。当我跑到操场时，才发现自己身上满是稻草，我的两位同学亦如是，相互苦笑。早饭后，虽然天已很热，但仍集中操练，直到下午1点左右，我们才排队走出人大校门，直奔天安门广场。 　　一路上，不是喊口号，就是唱革命歌曲，或朗读《毛主席语录》。那天，万里无云，晒得我们汗流满面，因为穷，我连一块擦汗的手绢都买不起，只好连连用手擦汗。和我同行的那位女同学，总用她的手绢帮我擦。那种场景，及今念之，仍别有一番滋味。 　　那些举着大标语牌，尤其是抬着毛主席画像的，则更累；虽然时常轮换，也渐渐体力不支。大约4点半，到达西长安街中山公园门口。于是重新整合队伍，雄赳赳、气昂昂迈着整齐矫健的步伐，进入天安门广场，被安排在西侧观礼台的下侧。大家席坐在水泥地上，学习语录，唱歌，喊口号，一刻也不停。一想到很快就能见到伟大领袖，而且位置还不错，离天安门城楼不算太远，大家更是群情激昂，意气风发。5点多，广场已人山人海，吼声震天。那种激动人心、忘乎所以的场面，我至今再没有见到过。 　　"我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大约5点半，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百余万红卫兵突然沉寂下来，原因一是口干舌燥、体力不支；二是伟大领袖久不出现、甚为焦急。 　　约摸过了10分钟，也就是5点40分左右，突然"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天，人们争相涌往天安门前的金水桥旁，我也随波逐流，往那边挤，可是怎么都挤不过去，所以什么也看不见。原来是毛主席乘坐的敞篷车从天安门城楼开出来了！为的是弥补8月18日第一次接见时，很多红卫兵反映看不到伟大领袖的不足，专门开车到广场的群众中来。其他中央首长也分坐几辆敞篷车，紧随其后。到广场转了一圈之后，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这时，我才远远望去，隐隐约约看到了毛主席高大的身影，顿觉热血沸腾，一股暖流流遍全身。这种感觉，我春节回家看望父母时曾一度有过，但远远没有如此强烈、如此惬意、如此幸福。霎时热泪夺眶而出，但毕竟还是男儿身，尽量抑制，却还是无法控制。那些女生可就不同了，个个热泪滚滚，痛哭流涕，难以自禁。广场上，欢呼声和哭泣声交织在一起，说不清是喜还是悲。什么叫乐极生悲，我此时算真正领悟了。 　　为了让更多的红卫兵小将一瞻伟大领袖的尊容，毛主席在城楼上东西来回走了几趟，红卫兵随之欢呼雀跃，似波浪翻滚，在广场起伏。约摸20分钟之后，江青在城楼上宣布大会开始，大家才慢慢静了下来。先是林彪讲话，接着是周恩来总理。他们究竟讲些什么，红卫兵很少去听，心思全集中在想方设法多看伟大领袖一眼。我只记得讲话结束时，林彪喊"毛主席万岁"的声音很特别；周总理喊时则极尽全力、慷慨激昂，特别真诚。我当时突然觉得，出生入死的大元帅和万民景仰的周总理都这样忠于毛主席，我责无旁贷，只有无条件地对伟大领袖忠诚、再忠诚！大会不到1小时就结束了，广场上的红卫兵却久久不愿离去。因要赶火车回天津，我想方设法，穿过人群，赶到车站时才发现一只塑料凉鞋被踩坏了。据说，每次接见红卫兵过后，被挤掉的鞋就要装几汽车。 　　火车在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飞驰，仰望车外绿油油的大地，我心潮难平：能见到伟大领袖，多么的幸福啊，实现了平生最大的心愿；我肩上的责任重大啊，要紧跟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仅要在中国清除一切牛鬼蛇神、打倒一切反动派、建设美好国家，而且要解放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大众，让革命的红旗插遍全世界，让毛主席的光辉照遍世界每一个角落。我突然吟诵起毛主席的诗词《沁园春·长沙》："……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那就是我们这些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啊！ 　　回到学校，每遇到一位熟人，我就炫耀："我见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了！"那种满足、那种幸福，一言难尽。在那个年代，见到毛主席，既是一种无限的满足，更是无法形容的一种政治资本。不说高人一等吧，也够让别人羡慕乃至嫉妒的了。这样的价值追求，自然让红卫兵成了毛泽东最忠诚的卫道士：毛主席英明时，他们会跟着干些好事；毛主席糊涂时，他们就为非作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搅得天下大乱。 　　（全文有删节，标题为南方都市报编者所加。） 　　李喜所，学者，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现旅居加拿大。 　　李喜所，南方都市报 2013-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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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中国近代史上的“日本化”时代（下）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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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上的"日本化"时代（下） Sep 12th 2013, 05:01, by 明鏡雜誌 　　1913年2月23日，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中，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辩护，认为这是出于为维护东亚大局不得已的措施： 　　现今五洲大势，澳非两洲，均受白人之钳制。亚洲大局维持之责任，在我辈黄人。日本与中国唇齿相依，同种同文，对于东亚大局维持之计划，必能辅助进行。纵有些小龃龉，亦须顾全大局，不能成一问题。日本从前对于中国，行侵略政策，亦见中国国势大不可为，假使受制于欧洲，则日本以三岛海国，绝难巩固，故不得已而出此。今我中华民国既已成立，我中国可以负维持之责任，毋庸日本担心了。 　　在演讲中，孙中山指出，尽管中华民国已经成立，但要与日本并雄，还得数十年时间，因此，保全东亚大局，仍离不开日本之力，"日本与中国利害相关，与保全日本利益，不得不保全东亚利益"。[41] 　　在大阪欢迎会的演说中，孙中山再次强调黄种人联合抵制西方侵略的思想，希望中日两国"提携共同防御欧西列强之侵略，令我东洋为东洋人之东洋"。认为要维持东亚大局，有赖于日本之力，"东亚和平之局，实为日本帝国所支持，若不幸于四十年前西力之东渐，有如今日乎？我东亚各国非黄种之有也。"[42] 　　3月23日，孙中山在长崎官民欢迎会上的演讲主题也是中日亲睦论。他说："中日两国关系决非一朝一夕之功，而今日是我汉人的时代，大有回到三百年前之感。如今这两个同文同种的国家，不但通商贸易，在政治上，相互合作，关系日趋密切。如中日两国保持一致，可雄踞东亚，在世界上亦成一重大势力。"[43] 　　孙中山这次日本之行，经过秋山定辅、宫崎滔天等的活动，私人之行"变成了协商大亚细亚计划的会面"，即孙中山与日本元老桂太郎的广泛会谈，并在此后由桂太郎发起成立了"中日同盟会"，桂太郎提出中、日、土、德、奥同盟，以解决印度问题，"印度问题一解决，则全世界有色人种皆得苏生。日本得成此功绩，决不愁此后无移民贸易地，决不做侵略者中国的拙策"。[44] 孙中山对这次日本之行所取得的"成果"十分满意，在致袁世凯的电文中说："此次游日，向其朝野官民陈说中日联合之理，双方意见极为浃洽。其现政府已确示两国亲友之真意，此事与东亚和平，极有关系"。[45]在回来后，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交通部宴会上演说，又大谈"现在日本在朝在野之政客，均有世界的眼光与智识，且抱一大亚洲主义"。[46] 　　4、留日学生群体 　　日本的文化战略，其影响决不仅在以上这几个方面，大批中国学生赴日留学，其影响，将随着这次"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留学生运动"[47]而直至20世纪20年代，而为欧美留学生所取代。它开创了一个时代，对中国的思想、文化、政治等方面均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个时代如果要恰当命名，用"中国的日本化时代"绝不为过。 　　当然，中国的留学日本潮流，绝不仅是日本"诱导"的结果，它与当时维新运动的整体构想，及与此后的清政府所推行的新政，尤其是新政中对科举制度的废除等有直接关系，也与赴日本留学相对而言经费便宜等因素有关。[48] 　　在日本的"诱劝"下，康梁一派将派遣学生赴日留学作为政治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御史杨深秀在奏折中说："泰西各国，自政治、律例、理财、交涉、武备、农工、商务、矿务莫不有学，日本变新之始，遣聪明学生出洋学习，于泰西诸学灿然美备，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闻日本大开东方协助之会，原智吾人士，助吾自立，招我游学，供我经费，以著亲好之实"，[49] 此折经总理衙议定，光绪皇帝照准，中国的留日学生运动正是开始。自此以后，赴日留学潮一浪高过一浪，到1905年时达到每年8000多人，1906年的最高峰时达12000人之多，1907年还有10000人。总计自1896年到1914年至，中国的留日学生总数已达5.6万人之多（参见表6）。[50] 　　表6、1898年—1914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51] 　　 　　对这次持续近20年的大规模留学运动，国内学术界一直以来就给予高度评价。在革命史学视野中，这次大规模留学潮，李喜所说："辛亥革命的舆论宣传工作主要由留日学生来完成的。孙中山曾十分形象地讲过，对辛亥革命作过重大贡献的有三部分人，一是华侨，二是留日学生，三是会党。具体则是华侨出钱，留日学生搞舆论宣传，会党出力。"[52] 　　在现代化视野之下，对留学生运动的评价甚至更高，还是以李喜所先生的评价为例，他认为，"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掀起的留学潮，是绝大多数留学生都有强烈的使命感和炽热的爱国心。这就引发了近百年来，中国留学生在政治、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为国效力并成绩卓著的感人场面"，[53]"留学生正是中国迈向近代的产儿，也是推进中国社会向工业文明转换的一股力量"。[54]李喜所先生的评价可以代表学界绝大多数的意见，可以说，对留学运动之与近代中国的政治改革、社会变迁、思想文化转型等等方面，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会过。但历史毕竟是具体而复杂的，整体的社会变迁与具体的历史转折时段之间，存在着无数可能的转换，历史的路径决没有必然之说，但却有选择，有转向，有一再失去的机会，也有屡屡发生的逆转与失算，挫折与困顿，以及，各种历史当事人无法认识、无法把握的漩涡与陷阱，而他们会在不知不觉中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 　　重要的不是后人如何评价历史当事人，而是当事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事与处境。如果将当事人的自我评价、反思与当今学者们的评价加以比较，也许会发现，我们并不能体谅"古人"的处境与心境。 　　梁启超是发起留学运动之维新派中坚人物，他对当时的留学运动的评价，如果仅从思想、文化输入的角度看，也远没有后世史学家那样乐观，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说，戊戌变法前后的大规模引进西方思想文化运动中，欧美留学生几乎不扮演什么角色，反倒是一批不通西洋语言的留日学生在担当角色，"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辄）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对这一现象，梁启超深为忧患： 　　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固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55] 　　尽管梁启超在此指出，西洋留学生对晚清思想运动的失败负有责任，但问题还是在日本留学生之中，他认为失败的总根源在"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这不仅因为主政者"以利禄诱天下"，也因为学子之求学动机不纯，以学问为敲门砖而已。[56] 　　梁启超的这种自嘲，决不是做谦虚状，而是经过时间磨洗之后的反思，尽管这一反思主要是从思想、文化方面，但至少可以看出，对于近代以来第一次留日学生运动的评价，梁启超是有保留的。 　　相映成趣的是，当时的留日学生蒋方震，对这一留学运动的评价也是大有保留，在《五十年来中国的军事变迁史》中，蒋说："留学生之功罪，今尚不足以论定之，要之，二十年来，如火如荼之戏剧，则此派加入一份焉，有目所共见也。"[57] 　　要全面评价留日学生运动，首先要对这一批留学生的构成情况，他们的主要活动以及对国内政治的具体影响作分析，本文囿于论题，重点在有关民族主义思想、运动以及与革命之关系方面展开。 　　留日学生之成分，可以从胡汉民的一段回忆中得到消息： 　　其时（留日）学生全体内容至为复杂。有纯为利禄而来者，有怀抱非常之志愿者；有勤于学校功课而不愿一问外事者，有好交游而不悦学者； 有迷信日本一切以为中国未来之正鹄者，有不满日本而更言欧美之政制文化者；……有为贵族富豪之子弟者，有出身贫寒来自田间者；有为秘密会党之领袖以亡命者，有已备有官绅之资格来此为仕进之捷径者。[58] 　　作为一股潮流，其构成自然如胡汉民所说，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同时，在这一批留学生中，还混杂了所谓的革命流亡者，会党领袖分子。因此，尊之者谓留学生群体为"学习、亡命、革命集一身"。[59]贬斥者则称"教育与政治并为一谈，而学生流为政客"。[60] 　　中国学生的留日运动，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所学专业以"法政"等文科为重（参见表7），一是学习方式以"速成"为主，其三是，有90%以上的学生进的是中等学校。[61] 　　专业偏重法政原因，据学界研究，包括国内立宪救国运动的影响，也包括地方督抚筹办宪政需要大量法政专门人才，但更主要的是，选修该科入学容易，只需使署介绍，不要资格，入学考试也不严格，同时，入学后任意选修一二门课程，取得法政毕业文凭极为容易，可谓升入仕途之捷径。[62] 　　表7、1906年—1911年清学部选送留日学生专业分布[63] 　　"速成"教育在留学潮之初就已经被张之洞的等人定为"国策"，但同时也是日本应对中国的"国策"，日本文部大臣菊地大麓说："贵国今日欲兴专门教育，不在精求学理，在实际应用。……今欲造就应用人才，当思速成之法"。帝国教育会会长也说，"招募贵国年少有为之士，既通贵国学问者，授以浅近普通学互换智识，两途并进，务期速成，限以一年，往复无已，递传递广，或足济贵国教育一时之急乎。"[64] 　　这样的"速成教育"，一方面为中国近代化发展提供了部分急需的人才，但遗留问题多多，当时就有日本学者指责所谓速成教育之弊，说："彼等清国留学生多以速成为主，在外积萤雪之功仅一年半载，其所得无何。甫尝学问之味，则学业已成，手持毕业证书，洋洋而就归国之途，然犹不能独当亲自教育子弟之责，依然以外国教师之力是赖。如此，则学问之独立何存，清国之国民教育将何日求之？"[65] 　　当时学生大多进入几所专门为中国人开办的学校如宏文学院、成城学院、振武学校、经纬学堂等。1904年仅这四所学校的学生就有1300人，占留日学生一半以上。留日学生主要分布82所学校，其中只有7所是大学，其余的都是中等学校一类，而在这7所大学中就学的人总数也只有41人，仅占留日学生总数的六十分之一。[66] 　　专业重在法政，而学问又求速成，但即使在这"一年半载"的时间中，留学生们大部分时间也不在求学问，而是"终日开会，吃中国饭、谈政治，而不读书。"（吴稚晖语）[67] 　　中国学生大规模留学日本，但日本从一开始就没有为这种大规模的留学作准备，也不准备让自己的正规教育体制遭受清国留学生的冲击。他们用"速成"方法对待这批留学生，"据估计，这些年在日本接受教育的35000多人中，只有不到10%的学生实际上完成了学业。进而言之，即使完成学业的，许多人也只是在能满足他们特殊要求的6至8个月课程的学校中就读，因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与占主流的日本中等或高等教育是隔绝的。"[68] 　　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被排除在正规教育之外，而这些留学生大部分时间也不是在学问上，而是在饱受日本人轻蔑的同时，追逐日本的一切新奇之处，"如果当时的报道可靠的话，许多留学生对现代文明的消遣艺术如舞厅的兴趣，不亚于专业学习，这也是可信的。然而，我们完全可以预料，不管他们多数人的留学生涯怎样简单肤浅，绝大多数从日本学校回国的中国青年人（和几个青年女子），是以一种新眼光看待他们的国家及其问题的。"[69] 　　留学生在日本的边缘化处境，在他们回国之后，由于科举制度的废止，他们进入社会的传统管道被切除，从而在大都市里，再次成为边缘人，这从1902年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公学及爱国学社成为激进革命的培养基地可以看出。[70] 　　留日运动所造成一批新"知识分子"，或者更正确的说是所谓的"学生社会"，形成一个被忽视的社会阶层，这一阶层的影响被此后的历史学遮蔽了。 由于仕进途径的切断，他们被边缘化，从传统社会影响力的重心失落，但却在现代传播社会、在都市社会中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后者意味着思想重心的转移。由于前者（边缘化处境），学生社会的激进化趋势一再加深，由于后者，这一激进化又通过学生社会所操纵的舆论工具而广被社会，成为一个社会的思潮，整个社会因此而走向激进： 　　知识分子的文化地位与影响力并未因此而降落， 反而有升高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透过转型时代出现的新型学校、报章杂志以及各种自由结社所形成的学会和社团，他们在文化思想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较之传统士绅阶级可以说是有增无减。因此形成一种困境：一方面他们仍然拥有文化思想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他们失去以前拥有的政治社会地位与影响力。这种不平衡，自然造成一种失落感，无形中促使他们对现存政治社会秩序时有愤激不平的感觉，也因而无形中促使他们的思想激化。[71] 　　杜维明曾对这种知识分子的精神生存处境做过精彩的分析，尽管他关注的是"当代"，但与"当时"的状况却如出一辙：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确好似一堆无根的浮萍。与家庭脱了节，与经济来源脱了节，与社会基础脱了节，与经济结构脱了节。"当知识分子纷纷变成脱节人，知识分子成了一种寄生的职业。 　　与历史传承由于精神价值的脱节。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不论是科学主义、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都是一种毫无性格的拼盘思想。历史传承久已割断，精神价值不得不借助外援。可是当传统文化的标准完全被抛弃以后，借助外援的选择能力也随着丧失殆尽了。[72] 　　知识分子的这种心理疏离，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是，按杜维明的说法："他不但不能在知识领域里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而且必须从非知识的范围如金钱和权势里寻找价值的归宿。结果，知识分子自己反而变成最轻视和最仇视知识的分子。" 　　与社会现实脱节之后，所造成的危害在于，知识分子被成了赤裸裸的观念人，他们生活在自己的理念世界之中，"此类人执著于某种抽象的观念与主义，他的普泛的道德感的极度扩张，可能使之受一种浪漫情结的驱使，而变得不切实际，它会忘记人类的有限性由于人类理想实现的条件性，会变为自己所崇尚的乌托邦的俘虏。"[73] 　　"一个知识分子越坚信自己的理想的合理性与完美性，它就越具有独断性与所谓的'铁石心肠'，这种基于对自己坚信的观念的忠贞不移，就会对别的不同意他们观念的人，视为是'真理的敌人'，而不是平等的讨论者。这就产生一种强烈的'道德优越感'，一种'反对我就是反对真理''反对我就是反对人民'这样一种特殊心态。甚至会不惜以流血与暴力来对付不同的意见者"。[74] 　　对于理念的过分执著，往往与政治专制主义暗通。[75]殷海光说，"如果以道德作为民主政治底基础，便与黑格尔底泛逻辑主义（pan logicism）合流。逻辑主义则是泛政治主义( pan -politicism)主义底理论基础之一，而泛政治主义则是极权制度的骨架"。[76]         注释： 　　[41]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2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6页。 　　[42] 《在大阪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3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42页。 　　[43] 《孙氏的中日亲睦论》《福冈日日新闻》（1913年3月24日），陈仲言译：《孙中山在福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资料》第5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孙中山兑换白人中的竞争言论，处处可见，如1914年7月8日在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就有"将来世界战争，必是黄白人种之争，我希望不要只谈中国或日本一国之和平，要谋求东亚之和平"。（《在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1914年7月8日，《孙中山集外集》，第85页。） 　　[44] 戴天仇（季陶）：《日本论》，转引自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第291页。 　　[45]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51页。 　　[46]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51页。 　　[47] 美国著名日本史专家詹森语，参见王汎森：《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页。 　　[48] 参见王汎森：《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罗志田：《清季社会变迁与民国政治---科举制改革的影响》，《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李喜所：《清末的留日学生运动》，《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靳明全：《攻玉论---关于20世纪初期中国政界留日生的研究》，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9]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遵议遴选生徒游学日本事宜片》（1899年），载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第701页。 　　[50] 有关中国留日学生人数，参见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第544页附表以及137—143页说明；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第84、92页；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第126—127页；以及田正平、霍益萍：《游学日本热潮与清末教育》，第2页。 　　[51] 本注释从略。 　　[52] 李喜所：《中国留学潮的回顾和展望》，《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97页；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 　　[53] 李喜所：《中国留学潮的回顾和展望》，《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97页。 　　[54] 李喜所：《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13页。 　　[5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92页。 　　[56]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92页。 　　[57] 蒋方震：《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第1册，第1048页。 　　[58] 《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第13页。 　　[59] 靳明全：《攻玉论---关于20世纪初期中国政界留日生的研究》，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60] 杨荫杭：《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61] 靳明全：《攻玉论---关于20世纪初期中国政界留日生的研究》，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李喜所：《清末的留日学生运动》，《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55页。 　　[62] 靳明全：《攻玉论---关于20世纪初期中国政界留日生的研究》，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李喜所：《清末的留日学生运动》，《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55页。 　　[63] 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第79页。 　　[64] 吴汝纶：《涵札笔谈》，《东游丛录》，第37—38页。 　　[65] [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61—62页。 　　[66] 李喜所：《清末的留日学生运动》，《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56页。1904年中国留日学生分布情况，可参见李喜所：《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第651—654页附表。 　　[67] 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3年版，第10页。 　　[68] [美]杰罗姆.格里德尔著，单正平译：《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 　　[69] [美]杰罗姆.格里德尔著，单正平译：《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 　　[70] 对上述两所学校至于革命密谋之间关系的描述，参见杰罗姆.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第176--179页。 　　[71] 张灏：《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张灏自选集》，第295页。 　　[72] 杜维明：《三年的畜艾》，《杜维明文集》，第一卷，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136页。 　　[73] 萧功秦：《观念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74] 萧功秦：《观念人》，第25页。 　　[75] 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是留日学生对无政府主义的信奉，相关研究可参见拙著：《民国初年无政府主义自由观剖析》，《湖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76] 殷海光著、张斌锋编：《殷海光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第1卷，第115页。     共识网书摘，摘自邓文初：《民族主义之旗——革命与中国现代政治的兴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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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中国近代史上的“日本化”时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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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上的"日本化"时代（上） Sep 12th 2013, 05:01, by 明鏡雜誌 　　甲午战争对近代中国思想变革与社会转型的巨大影响，已经是学界的共识，此处不用赘述。但论者在对这段历史的陈述中，往往轻视甚至忽视一个因素，即，无论是在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时期，还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到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思想变迁与社会政治改革始终与日本有着极为紧密地联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是中国的"日本化"时期。日本不仅为戊戌变法提供了基本的参照模式，同时也深度介入中国的维新进程；中国政治改革的思想资源借自日本，中国社会变迁的动力与人才也来自日本；更为主要的是，转型期中国思想的发生地域在日本，这不仅深深地影响了近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而且也严重地型塑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与精神状况，也使当时的中国思想成为日本思想的回声，中国知识分子沦为日本势力向中国渗透的工具，中国国家的战略一再笼罩在并陷入日本的国际战略之中，日本势力在20世纪中国不可逆转的崛起，与这种"中国的日本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当然，作为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现象，如果将这一切仅仅归结为日本的文化渗透与意识形态操纵，显然过于简单，而且也极不公正，"中国的日本化"过程，是中日之间双方互动的结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两国基于各自的国家战略与国家利益的追求，主动地走到一起的。然而指出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抹煞日本之处心积虑向中国渗透的动机与侵略意图，也不能抹煞中国一再陷入日本战略的自身过错，中国的问题，最终还得在中国自身的历史中寻找答案。 　　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文化、思想战略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它是如何吸引中国政治界、思想界的？它在中国思想以及政治中究竟产生过多大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目前学术界、思想界还存在巨大分歧。 　　郑匡民在最新一篇文章中，通过对甲午战争前后中日官绅之间的交往的分析，试图解决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中日之间能在战后三年时间内，迅速由敌人变为朋友，其中触及到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问题，他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中国的命运，引起了日本统治层及知识层强烈的关注。在他们看来，这种事情，绝不仅仅是隔岸之火，而是应深切关心之事。不唯如此，他们甚至因此对中国产生一种连带的感情"，于是在日本国内出现了"唇齿辅车"关系论调，"日清提携论"、"清韩改造论"等大亚细亚主义思潮因此而产生。[1]在郑匡民先生的文章中，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思潮背后的日本国家战略、它的侵略色彩被文化交流视角遮蔽，这与他将思想史研究剥离当时代的中日利益冲突的政治格局这样的"方法"有关，自然，也与他所关注的问题意识有关，中日之间关系，自从学术转型之后，文化交流、经济协作的因素得到强调，而文化侵略，意识形态输出等因素被忽视了。 　　其实，郑匡民这一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是针对葛兆光2003年的一篇文章。葛的文章重在探讨日本近代的"亚洲"构想，但也连带对近代以来日本大亚细亚主义做出批评。他认为，大亚细亚主义"蕴涵了日本民族主义的扩张意识，却又以对抗西洋的侵略为旗帜，以所谓'追求普遍的亚洲文明'为口号"，其实是一种亚洲霸主心态，是一种典型的霸权主义理论。[2] 　　在这篇文章中，葛兆光批评任达等人将1898年以来的中日关系看作"黄金十年"，认为学界过高估计了当时中国人对大亚细亚主义的反应，"忽视了当时中国人真正的心情和感情，更误看了当时历史，使表面热情掩盖了背后蔑视"，所谓的"亚洲一体"其实只是日本的一厢情愿。中国人的"亚洲主义"言说，一方面要放回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凌的语境中理解，另一方面又要放在处于积弱状况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迅速"富强"与"文明"的艳羡的心态中认识，它只不过处于无奈，与"亚洲认同"无关。[3] 　　与葛兆光观点相似，早在1995年出版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中，桑兵就曾指出过，维新运动前后部分洋务派官僚派遣学生留学日本，以及他们的"亲日"倾向，很大部分是出于"权力之争和策略考虑"，[4]也就是说，如张之洞、刘坤一等人所形成"松散的联日派"与大亚细亚主义认同无关，甚至可以说，在他们表面的认同背后其实是对日本深深的鄙夷与利用。 　　葛兆光先生提出的问题，从思想史的视角看，确实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的亚细亚主义言说，有几分是出自思想、文化认同？这样的问题，如果放大，也可以说，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界中，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等，有几分是真正的"认同"？ 这样的问题，如果追问下去，必将进入无法实证的对人类行为的心理学---动机分析之中，这也将意味着，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思想史研究无法解决的困境。这样的困境，也许可以通过换一种提问方式来化解：不是去追索"接受"、"认同"这样的心理学问题，而是回到历史，去追问：这样的言说，不管是作为一种外交手段，还是一种技术化利用，还是处于内心的认同乃至信奉，究竟是"谁"在"言说"？这些言说在历史过程中究竟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这些是可以通过对历史史实的分析加以把握。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思想史的"空手逐流云"的非历史状况，而回到"历史"的坚实土地之上。 　　1、中国外交家的反应 　　尽管日本朝野在大造"同文同种"的大亚细亚主义攻势，但对于务实的外交家们来说，国家利益的绝对性不会因为舆论攻势、文化攻而动摇。在日本思想界大造日清提携论、俄国威胁论的时候，中国外交界人士却始终以国家利益为准绳。 　　中国外交界对"日清提携论"背后的目的是清楚的，对所谓的"恐俄症"也是洞若观火。 例如，在《中日天津条约》签订后不久，黎庶昌第二次赴日，在与老友宫岛诚一郎的一次笔谈中，宫岛以俄国威胁论提醒，希望化解中日间冲突，他说："韩力弱，不足以为独立，贵国若能庇护之，则韩或可保社稷乎！此国实东方之属困厄者，目下我与贵国放掷之，则俄忽可乘其虚，此实亚洲之大患也。美固不足为韩轻重，俄目下创始北地铁道，数年之后必达黑龙江，此亚洲之一大变，不独亚洲可畏，欧洲诸国亦可忧之。"黎庶昌回答说："韩为中国属邦，又系我国门户，密迩神京，中国无不以全力注重其情形，却非安南可比，贵国球案未说明，又欲兼制三韩，此最中国人心之所不愿者。今欲我俩坦然交欢。莫若置韩于不论，听中国独立保护，别与中国商立密约，凡西洋各国有欲侵危亚洲东部大局者，两国合力拒之，方是正办。"[5]在与日本驻中国公使大鸟圭介的笔谈中，黎庶昌对日本所宣扬的俄国威胁论也表示冷淡，说中国对俄国的南侵早有防范："如近日新闻纸之议论谓俄即欲占据朝鲜一岛，率皆不确"，并立即转向琉球问题，提出，如果日本归还琉球，则中、日之间可以谈联合拒俄问题，大鸟圭介只能以"首肯大笑"作答。[6] 　　陈宝箴尽管也是兴亚会的会员，但他对于日本宣扬俄国威胁论背后的动机却有清醒认识。针对总理衙门提出日清结盟以抗俄的设想，陈认为，日本畏俄如虎，日、清、俄的关系取决于清帝国的强弱，因此，即便有了日清同盟，一旦清、俄开战，日本也将站在俄国方面，而当清国失利时，日本必将从背后进行袭击。[7] 　　对于日本所宣扬的黄白人种冲突理论，中国外交界也十分警惕。他们敏锐地注意到日本人在宣扬人种理论时的矛盾心态及背后的利益诉求，并提醒国人不要掉进日本亚细亚主义圈套。 　　1902年日本《时事新报》曾就人种问题发表一文，说"浅见之士，谩谓中日两国同种同文，商务、政治所占地位皆优于文明先进诸国，必以中国隶我势力范围之下，而指导其前途，为应尽之天职：是谬说也。且其所谓同种同文者，果何据与？"[8]文章从人类学、语言学角度详加辩论，否认日本与支那人种之关系。如针对中日之"同文"，文章区分了文字与语言，认为"然文字易以人力为之，可以自择，不若语言之出自天然，非可取舍自由者"，以中、日间语言的差异否认文字之相同。《时事新报》的言论为我《外交报》所悉，《外交报》将这一文字翻译刊载在第10号（第12期）上，并加以按语曰： 　　以欧人疾视黄种之事言之，同种之说与亚洲各国极有关系。然外交之术，以国家主义为本，轻重出入皆准于其国之利害。日本乙未以后，愤三国干涉还辽东，而倡同种同文之说以潜布势力于我国。及英日同盟成，则又有恐以此招欧人之忌， 而著论非之者。前后两说皆非实意，不过外交家之作用耳。要之，非我国国力不振。岂得有此？亟译之以为鉴。[9] 　　2、维新派知识分子 　　日本的"劝诱"工作，在北方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与南方维新派唐才常、谭嗣同等人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唐才常在戊戌变法之前写了《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一文，认为俄国对中国威胁很大，而"英日必不坐视吾中国之斩焉澌灭"，"今日人既愿联盟我，且愿密联中英相犄角，且愿性命盛事扶持，千载一遇，何幸如之，何幸如之！"[10]因此，唐才常大唱"今则请骎骎欧种与亚种争之势"，说亚种之弱，不仅在兵、商，更主要的是在知识："余谓兵商其后著，而士之束缚科目文法者，其瘠种腐种之鸩毒也"。[11] 　　1897年2月，同文会领袖宗方小太郎在上海与维新派人物李盛铎、罗诚伯、梁启超、汪康年等人多有交往，商讨复兴亚洲之事，据宗方小太郎记载，李、罗等人一再表示，"日清联合之事，为在野志士所热望，无论政府的方针为何，两国志士之互相合作，实为当急之务"，梁启超甚至表示，"中国之天下为满人破坏，欲图挽回，非脱离满人之羁绊不可。"[12]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撰《戊戌政变记》，在分析"支那与各国之关系"中，梁启超说："夫英国日本之不欲支那瓜分也如此，而支那瓜分之势也如彼。欲免支那之瓜分，惟望支那之改革。然支那必如何而后能改革，则日本与英国之人不可不深察也。"并由此建议英国和日本应该赶紧与俄国决一死战，认为战争"在今日，则中国获保全，战而有益于世界也"。[13]在其主编的《清议报》第一册上，梁启超提出四条宗旨，其中第三、四条即是"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14] 在同期文章中，梁更是大倡种族战论："自此以往，百年之中，实黄种与白种人玄黄血战之时也。然则吾之所愿望者，又岂唯平满汉之界而已，直当凡我黄种人之界而悉平之……以与白色种人驰驱于九万里周径之战场，是则二十世纪之所当有事也。"[15] 　　梁启超的对手章太炎，在1897年2月的《时务报》第十八册上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的文章，主张"互相依存为东亚之利"，把俄国作为假想敌，甚至认同中日战争为日本的自救，这样的言论已经与日本之大亚细亚主义如出一辙了。1901年章太炎又在《国民报》第四期上写反驳梁启超的文章《正仇满论》，认为对汉族而言，日亲而满疏，"自民族言之，则满、日皆为黄种，而日为同族满非同族"。[16] 　　"大亚细亚主义"对康有为的影响，不仅在思想方面，也在行动方面。受日本"大东合邦论"的影响，他甚至提出过"东亚合邦论"主张来。[17] 　　据康有为自编年谱，早在戊戌变法之前，他就有了中日合邦的想法，他曾与日本驻清公使矢野文雄约好举行中日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后来又通过御史杨深秀、宋伯鲁、刑部主事洪汝冲等人上折光绪皇帝，大谈同文同种，中日合邦的话题。洪汝冲在奏折中说："中国论治，主闭主分；欧西论治，主通主合"，欧西之所以强盛，就在通与合二者，"故论地形则同洲者先通先合，论种族则同种则宜通宜合，论文教则同文者可通可合"，而欧西与我异种异文，势难连理，日本与我同文同种，则可以合为一邦。[18]宋伯鲁更是直言不讳地将康有为的中日合邦计划上奏光绪帝： 　　昨闻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并出示分割图。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事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凡有外事，四国共之，则俄人不敢出；俄不敢出，则德、法无所附，势必解散。吾既合日，彼英与日善，不患不就我范围。[19] 　　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日本，1898年11月，他致函近卫公爵，期望日本的大亚洲主义能够"急辅车之难，拯东方之局"，以帮助自己推翻西太后，迎接光绪皇帝亲政。[20] 　　在日本犬养毅纪念馆收藏有康有为的信函一份，内容为请求日本能以同文同种之谊出兵中国，帮助光绪复位：[21] 　　我两国同教同文，较东西各国，其情最亲，其办事亦有不同。我邦通人，侧首东望，莫不在此，并不必引公法也。以我两国自有经义可引，所以深得敝国人心者，亦在此经义而已。闻贵国宪法，太后、皇后亦在臣列，此即经法与敝国同者也。今伪临朝之篡废，在西人公法认之，且以为托于训政，亦以公法免干预内政之故。惟我两邦兄弟唇齿，其情亲而势逼，乃有不能以西人公法论者。若坐令寡君忧死，而伪临朝拥帝主而擅权，外分内讧，支那必亡。高楼大厦之倾，其旁邻亦为危墙所压，乃不能不议支柱之也。 　　在康有为看来，中日两国因为"同文同种"，所以在国内政治中，可以不遵守国际公法的约束，而以两国所共同认可的"经义"为依据，因此，请求日本出兵中国，以推翻西后政权，帮助光绪归位，这样，也就不存在违背国际法的问题。 　　3、革命派孙中山 　　对中国社会中反清势力的追寻，是日本政府借助大陆浪人之所在。宫崎滔天、平山周等人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就接受大隈重信的委托，去中国调查反清会党力量，希望能利用会党势力以牵制清政府抵抗日本的能力。[22]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扩张欲望日益强烈，日本应担当起亚州领导者使命的言论也走向表面化。冈仓天心的"亚洲文明论"，近卫公爵等的"同文同种论"纷纷登场。面对清国积弱、无力抵御西方列强瓜分局面等情势，大隈重信、犬养毅等人倾向于支那革命论，即支持日本政府扩大在华势力，同时希望促进中国政治的现代转型，成为日本抵御西力东渐的屏藩。这也是他们在中国寻找"革命"力量的动机所在。[23]"如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争取日本民族的完全独立，巩固明治维新的成果，成为更多的日本人冥思苦索以求解决的时代课题。"[24] 这种"时代课题"可以在宫崎滔天兄弟的"支那革命论"中找到原型，宫崎滔天在给妻子的信中说： 　　目前各国增兵经武，国库空虚，无辜之民不堪其负担，于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的议论弥漫世界。但以我的见解，二十世纪的问题将为以下两个方向：世界将为狂慕国所支配，或者成为社会主义的世界。换句话说，这要看东洋问题的结局，或者是否在此问题获得解决之前经济崩溃，社会党获得胜利。而所谓东洋问题的结局，其关键在于清国的兴亡，这是不待烦言的。[25] 　　1896年1月，宫崎滔天之兄宫崎弥藏在横滨初见陈少白，并获知"革命党"的部分情况，宫崎滔天通过弥藏的信首次得到孙中山是中国会党领袖的消息，且获得了孙中山的《伦敦被难记》。同年6月下旬，他在犬养毅的鼓励下决定去中国"细探"。到中国之后，宫崎滔天与早一步抵达的平山周会合，继续在港、澳等地调查中国的会党情况，并从何树龄、区凤墀等处进一步了解会党内情。宫崎滔天回忆在广州同何树龄的谈话，说"我们有些失望，终于主动地说明中国的现状，断言改善的方法唯有革命，试图促使他们发挥胸中的抱负，但却无反应"。在香港，宫崎滔天见到区凤墀，"他悲叹本国的弊政，愤恨官吏的腐败，却较何、张稍为激烈。我们终于提出中国革命论，征求他的意见。"[26]在中国寻找符合日本利益的代理人，向中国输出革命，成为日本大陆浪人执行其国际战略的主要任务。显然，何树龄、区凤墀等人并不是他们的理想人选，"会党领袖"孙中山就成为他们最终的目标。因此，当他们得知孙中山已由加拿大抵达日本时，急忙赶回日本。[27] 　　宫崎滔天对于日本政府交付的任务是有清醒地认识的，1898年他就提出过："今后日本对中国的方案不外乎下列三案：第一，援助现今的爱新觉罗政权，以改善中国。第二。拥护皇上，号令天下，以组织新政府。第三，团结民间的革命党，推行大革命，以一新中国大陆"、"此君此臣即不足以用，究竟应以什么来挽救中国的时局？舍革命莫属。目前，南方革命党的领袖孙逸仙正在隐身日本，用不用他是日本的自由。"[28] 　　孙中山能在日本留居，得到犬养毅的帮助，而宫崎滔天之寻访孙中山等中国会党领袖，又是受犬养毅的委托。犬养毅援助孙中山等人的动机究竟何在？从他给陆实（号羯南）的信可知一斑。1898年犬养毅在给陆羯南的信中说： 　　拜启： 　　持此函之平山周氏现正与孙逸仙氏同寓一处。最近，除孙外，尚有王、陈二人来此。彼等亦广东革命党员。弟刻下卧病中，诸事不能兼顾。与神鞭君磋商结果，务请吾兄代为照顾彼等一切。至于生活费用，由平冈浩太郎氏按月送上。他日当面谢平冈也。愿吾兄将彼等掌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自去岁以来，弟即暗中着手作此计划矣。[29] 　　孙中山接触到亚细亚主义，通过的就是日本大陆浪人这一途径。[30] 　　在《三十三年落花梦》中，有宫崎滔天与孙中山初次见面时谈话情景的描述。见面时，孙中山对对宫崎滔天说："余固信为支那苍生，为亚洲黄种，为世界人道，而兴起革命军，天必助子。君等之来缔交于吾党，是其证也。朕（征）兆发于兹矣。夫吾党所以努力奋发，以期不负同胞之望；诸君又尽力于所以援吾党之道，欲以救支那四万万之苍生，雪亚东黄种之屈辱，恢复宇内人道而拥护之者，唯有成就我国之革命，即为得之。此事成，其余之问题即迎刃而解矣。"[31] 　　论者往往将宫崎滔天的回忆作为孙中山系统发挥大亚细亚主义思想的依据，认为孙中山在1897年前后就已经具有了典型的大亚细亚主义思想，[32]这样的观点显然建立在并不稳固的史料之上，陈建华的研究已经显示，宫崎滔天这一段话乃是事后的编织与记忆投射，它不能作为孙中山1897年时的思想文本。[33]因此，尽管可以将孙中山与大亚细亚主义接触时间确定在1895、1896年之间，但孙中山之明确阐述大亚细亚主义的时间与场合还是得作进一步追索。 　　但如果考虑孙中山兴亚言论中的人种理论，则1901年时期孙中山在同美国记者林奇的谈话中已经显露出部分大亚细亚思想。1903年孙中山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一文中，也提出"欲筹东亚治安之策"，"惟有听之支那国民，因其势顺其情而自立之，再造一新支那而已"。[34]中国的独立富强是亚洲复兴的基础，而亚洲复兴事业也是全亚洲人民的共同事业，尤其是日本的责任，"实行兴亚大策，都应以日本为顶梁柱"。这也是孙中山革命生涯中一再倾情于菲律宾、越南民族解放运动，一再寻求日本援助的动机所在。[35] 　　1911年，孙中山在与日本记者的谈话中曾提到"亚洲门罗主义"。[36]1912年12月孙中山在给袁世凯的电文中也一再提及"华日联盟，大有可望"。[37] 　　1913年2月，孙中山以全国铁路督办身份正式访问日本时，在日本东亚同文会等场合曾大讲"亚细亚者，为亚细亚人之亚细亚也"。提出："亚细亚之和平，亚细亚人应有保持之义务。然中国现在则欠乏维持之实力，故日本之责任，非常重大。余希望日本力图中国之保育，而与中国互相提携也。是不惟余一人之希望，恐亦为全中国人所热心期待者也。"[38]在这次演说中，孙中山对东亚同文会的立会宗旨表示赞赏，"日本在过去四十年中进行维新大改革，输入欧美文明，使国势日益发达。在回顾东亚形势时，看到与日本相邻的中国尚在昏睡中，中国若不振作，独由日本一国维护东洋和平，实无把握，一定要使中国从五十年的迷梦中觉醒，诸如世界文明，世界思想，保全四百余州大陆。从中日两国唇齿相依的关系，计议亲善合作。此种思想已在一部分有识之士中竞相传布。我前此到日本，适逢近卫公设立同文会。同文会及据此思想成立，旨在使中国成为与日本相同的文明国，使四亿人民同沐于和平幸福。"[39]在东京实业家联合会欢迎会的演说中，孙中山大谈黄白人种问题，认为白种人不愿日本、中国的经济发达，而中国与日本则在经济上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应该相互提携。孙中山甚至提出，中日之间"政治有国界，至于经济、实业本无国界可言"。[40]（未完待续） 注释： 　　[1] 郑匡民：《甲午前后中日官绅之间的认知与交往》，载郑大华、邹小站主编：《思想家与近代中国思想》，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288页。 　　[2] 葛兆光：《想象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王中江主编：《新哲学》第一辑，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225---228页（原刊《台大历史学报》第30起，2002年）。 　　[3] 葛兆光：《想象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王中江主编：《新哲学》第一辑，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225---228页。 　　[4] 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40页。 　　[5] 伊原泽周：《论黎庶昌的对日外交》，《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第41页。 　　[6] 伊原泽周：《论黎庶昌的对日外交》，《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第47页。 　　[7]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上册，第186页。 　　[8] 《非同文同种》（1902年5月2日），吕浦、张振鹍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50页。 　　[9] 《非同文同种》（1902年5月2日），吕浦、张振鹍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第353页。 　　[10]  转引自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80页。 　　[11] 唐才常：《各国种类考自序》，《觉颠冥斋内言》，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468页。又见郑振铎：《晚清文选》，西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508页。 　　[12] 《对支回顾录》，下卷，第357页，转引自石锦《甲午战后日本在华活动》，载中华文化复兴推行委员会编：《中国近代现代史》第11编《中日甲午战争》，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14页。 　　[13]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版。卷五 　　[14] 《横滨清议报序例》，《清议报全编》，卷一，第15页，台北文海出版公司影印本。 　　[15] 梁启超：《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清议报全编》，第一集下之上，专论，第9页，台北文海出版公司影印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3页。 　　[16] 章太炎：《正仇满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史论选集》，第一册，第98—99页。 　　[17] 陶德民：《戊戌变法前夜日本参谋本部的张之洞工作》，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第419页；孔祥吉、村田雄二郎：《戊戌维新前后的张之洞、康、梁与日本》，《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第85—86页。 　　[18] 洪汝冲：《呈请代奏变法自强当求本原大计条衬三策疏》，《戊戌变法》，第2册，第365页。 　　[19] 宋伯鲁：《事变日急亟请速简重臣连结与国救危亡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70页。 　　[20] 《近卫笃麿日记》，第2卷第185页，鹿儿岛研究所筹备会1969年版。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对这一问题作过详细分析，可参见。 　　[21] 转引自杨天石：《犬养毅纪念馆所见孙中山、康有为等人手迹》，《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22] 黄自进：《犬养毅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援助动机的探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第19辑，1990年6月，第235—251页；石锦：《甲午战后日本在华活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一编，《中日甲午战争》，第813—814页。 　　[23] 赵军：《孙中山与大亚洲主义》，《孙中山和他的时代》，第669--691页。 　　[24] 赵军：《孙中山与大亚洲主义》，《孙中山和他的时代》，第671页。 　　[25] 《宫崎滔天书信和年谱》，第6—7页。 　　[26] 段云章：《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 　　[27]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第125页。 　　[28] 宫崎滔天：《论中国革命与先烈》，转引自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上册，第176页。 　　[29] 彭泽周：《犬养毅与中山先生》，《大陆杂志》第52卷，第3期，弟97页。 　　[30]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回忆1897年到日本时的情形，曾对自己与日本大陆浪人的关系有过一个总结性的论述，可参见《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2—233页；又冯自由所著《革命逸史》第三集对孙中山与日本大陆浪人的交往也有详细的介绍，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38、48、50页。 　　[31] 《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第174页。 　　[32] 李吉奎：《试论孙中山的兴亚思想与日本的关系》。《孙中山与日本》，第287页。 　　[33] 参见陈建华：《孙中山与现代中国"革命"话语关系》，《"革命"的脚注》等文章，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127页；160页。 　　[34] 孙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论》（1903年8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4页。 　　[35] 李吉奎：《试论孙中山的兴亚思想与日本的关系》。《孙中山与日本》，第289页。 　　[36] 《与日本记者的谈话》（1911年3月上旬），《孙中山集外集》，第150页。 　　[37] 孙中山：《致袁世凯电》（1912年11月16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42页。 　　[38] 《在日本东亚同文会欢迎会的演说》，（同题异文、1913年2月15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5--16页。 　　[39] 《在日本东亚同文会欢迎会上的演说》（1913年2月15日，同题异文），《孙中山集外集》，第79页。 　　[40] 《在东京实业家联合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2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9页。     共识网书摘，摘自邓文初：《民族主义之旗——革命与中国现代政治的兴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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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黄万里教授 Sep 12th 2013, 04:55, by 明鏡雜誌 黄万里教授上海人，1932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时年21岁，留美学习水利工程。回国后曾任甘肃水利厅长、辽宁水利厅长。解放后回母校参与水利系建设，任水文学、治河工程、农田水利等基础课和专业课教授；我多次担任这些课的课代表。1951年底，教师思想改造，我任黄教授小组副组长，在组长铁道兵调干班书记的领导下工作。由于我们的宿舍－－眷诚斋到黄教授的住宅，也就200米不到，因此时常在下晚自习后去黄教授家，两人屈膝交谈；夜深，黄教授拿出饼干桶，每人几片，饮尽杯中残茶，转回宿舍。 在与黄教授的交往中，交谈愈深，愈感到黄教授为人正直、坦诚；学术上孜孜不倦、造诣很高。因此在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唐山交大改为铁道学院；水利专业调至清华。顾院长找我商量黄教授的去留。我提出，黄教授是著名的水利专家，不宜留在铁道学院；应随水利专业学生去清华；好继续他的水利报国之志。1957年我调到北京工作后，不时去清华看望黄教授。这里就我认识的黄教授作一些回记。 黄教授心胸开阔，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满面笑容，无拘无束；当你再跟他深入交谈评议趣事时，他会开怀大笑，一片诚实，不由你不与他同样的释怀忘我。 大概是1950（49？）年秋季开学后，黄教授来到我们学校。中等身材、胖胖的体型，一脸的笑意透着一片诚实。秋高气爽的下午，学校推动同学到操场、花园、空地，跑跳、打球、扭秧歌、跳集体舞；鼓励教授们也来扭秧歌、跳集体舞。这时经常会见到一位胖教授在老师们围成的圈子里，抬脚、舞臂或扭秧歌；动作是那样的不协调和笨拙；但透过他一脸坦诚的笑容，你可以感觉到他是那样的认真和快乐;旁观者也心情愉快。 黄教授热爱水利专业，课上课下经常讲述李仪祉先生的事迹、激励我们学习水利工程。 李仪祉先生是我国现代水利工程的开创者。早年留学德国学习水利，回国后，在民国初年，在极其困难艰苦的条件下，长期深入基层，先后建成大型水利灌区－－渭惠渠、泾惠渠等多项惠民工程，使广大干渴的关中平原成了米粮仓；数百万脸朝黄土背朝天的、靠天吃饭的苦难人民，从此走上了庄严生活的大道。关中人民敬仰、崇拜李仪祉先生；为先生建庙，香火延续，祈求保佑他们永世平安。李仪祉先生以治黄为己任，推动政府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自任第一任主任。 李仪祉先生的壮举，激发了年轻学子的爱国热情。黄万里赴美攻读水利工程；先后同班严凯去荷兰学习水利工程，回国后曾担任连云港总工程师、塘沽新港总工程师，院士、南京水科院院长。先后同班李伟国（？），离开学校后径直投奔李仪祉门下，参加洛惠渠的建设，设计了坝顶溢流的砌石坝。大块青石坝体，OG曲线的坝面，优美飘逸；由坝顶溢流的水舌，顺势而下、光滑平稳、十分的壮观美丽。由于长大的黄土输水隧洞，工程艰巨、且经费不足，器材—多半是进口的、一时半会到不了；工程拖了很长时间。 须要说明的是，解放前所有大的工程，如铁路、码头、水坝、桥梁、隧洞等，使用的器材、机具，几乎全部进口。如修铁路，钢轨、枕木、道钉；建楼房，木材、钢筋，洋（铁）钉；都是一船一船地进口。高等学校工程设计课用的木材和钢材应力标准是美国规范的标准。直到解放后，通过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实验研究，才逐渐的建立了我国的应力标准和设计规范。 由解放前开工直到解放后洛惠渠的长大隧道才打通；工程断续进行了19年。李伟国住在工地，十分艰苦地坚持了19年，迎接解放；亲手将工程交给新中国、交给人民。解放后李伟国任陕西省水利厅长，继续李仪祉先生的治黄惠民工程。 1950年夏，黄教授介绍我们班水利组三位同学去陕西实习；李伟国厅长亲自接待，领我们由西安来到大荔县洛惠渠调研。首宿上游坝址。夜深人静，山区渐渐地凉下来；品尝着大荔特有的三白西瓜，聆听李学长细述工程特点；学长爱国爱民之心系于言表。 大荔县是洛惠渠主要灌区；农田里、浇水的棉花1米多高、饱满棉桃挂满枝头；高坡上够不到水的，只有30多公分高，瘦小的棉桃屈指可数。沿渠居民每家院内皆有水窖，农田春灌冬灌时储满清水供食用；否则就得吃苦水。居民敬水利干部如神明、感恩载德。这里、当时－－解放初期，贯彻收税、土改、征兵等重大政策，都得有水利干部参与解说，否则不易推行。 李学长退休后住在杨林，为西北水利科学研究院的试验、研究贡献知识。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去西北水科院收集粘性土抗冲刷试验资料，还去李学长家看望老人。 黄教授在美攻取博士后，遍访美国诸多有名水利工程。除学习勘测设计要领外，关心施工细节；如土坝心墙和坝体密合的处理、闸门防水结构局部大图……等，收集有关资料图纸；讲课时一一拿出要我们认真看清楚这些细节；避免将来工程中不该出的"细节引发的大问题"。黄教授回国后，走入基层、投身治河及农田水利。主持过多处灌溉工程建设和河道溃决的堵口工程；成绩斐然。在甘肃农村，有为他建立的记事石碑；对此，黄教授说是李仪祉先生的教导，自己一点工作得到人民的认可，十分高兴；鼓励我们到基层去。 黄教授潜心研究历代治黄文献，徒步沿黄考查。交谈中、黄教授多次表示，治黄非我莫属；信心满满。黄教授不论在教学上还是在社交言谈中，非常的坦诚、豁达，非常自信，经常流露着我能行。因此在同学中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老子天下第一"；不仅是土木系、其他系同学也是如此称呼他。这样的称呼是推崇黄教授敢为人先的学术功底和坦诚。 黄教授治学严谨、追求学术高端、勇于实践。讲课时一再告诫我们，水文分析要求有较高的数学基础。黄教授自己的数学功底很好，但还一再表示，数学不够；不断的学习数学，找数学教研室主任、数学教授切磋。在黄教授的教导下，他的大女儿黄且园高中毕业时，保送北大数学系、大儿子黄观宏也进入北大数学系。 黄教授文学修养很好。他编的讲义、教材，文字简洁、顺畅、易懂。我的研究报告、论文、和书，在文字上能受到同事和文编工作者的赞赏，也有受到向黄教授学习的成分。黄教授善填词、作诗，非一般学者所能比拟；出过一本集子。这方面我这做学生的则不能望其项背了。 1956年水利部召开部务委员讨论三门峡工程上马，与会者一片赞颂之声。唯黄教授指出，泥沙问题短期难以解决，工程不宜上马。可惜真知灼见未被采纳。1957年以后，黄教授长期在三门峡工地劳动，但对治黄的抱负从未松懈，一有机会就呈情治黄方案。改革开放后，回到清华水利系泥沙中心任教；虽然年事已高，仍孜孜不倦于学术研究。一次我与黄教授交谈时、问及黄教授目前工作，黄教授说我在为研究生导师讲课。黄教授师德和学术，深得师生们的爱戴和推崇。1956年黄教授划成"右派"后，为黄教授辩护而受牵连的师、生，大有人在。 1997年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聘我担任京沪高铁南京越江工程水文勘测设计总顾问。当时提出的越江方案有两个。一个是第四设计院提出的沉管隧道。这个方案得到：长江水利委员会全力支持；?铁路隧道专家、教授、院士全力支持。一个是大桥局提出的桥梁方案。沉管方案新技术、造价低，致命弱点是不能承受较大的河床冲刷。桥梁方案系常规工程，但造价高。工程总公司要我组织调研进行决策。我组织了大规模的实地河床洪水观测、室内整体动床试验；取得了无可争辩的、可靠的资料。一场大洪水河床冲刷深度达到10米；很明显，沉管方案失去可比性。但第四设计院在两大全力支持下召开了有七位院士参加的讨论会，肯定了沉管方案的可行性（见1999年11月17日"人民铁道"报第一版）。1999年12月，工程总公司决策层－－主管副总经理、正副设计处长和我，讨论选择方案。他们三人一致同意沉管方案，我不同意。12月底向部长汇报时，没有让我参加。我得知此讯后，与2000年初写信给主管副部长，略呈利害关系，要求重开学术会议讨论。两年后、2002年初，第四设计院召开会议。会上沉管方案两个全力支持方，分别提出报告。一是沉管在河床上向后推移和向后倾覆稳定性报告，一是长江委设计院提出的混凝土块排防冲刷报告；都肯定沉管是可靠的。我在会上指出，稳定性报告依据的力学图画是错的、自然界没有这种现象；混凝土块排防冲刷不可行。这才结束了这场闹剧。这种执着、不能说没有受黄教授对工作认真负责、敢于坚持的的影响。 黄教授在讲授治河工程学时，除在规划设计上要求总体完美、理论可靠外。技术上既要先进也要符合国情和乡土实际；不能纸上谈兵、不顾一切的追随国外。曾举1946年黄河花园口堵口工程为例告诫我们。 众所周知，黄河中下游，自河南花园口以下为地上河，全靠两岸大堤约束水流。一旦大堤溃决，其为害之大、堵口工程之艰巨，无有过其右者。是举国大事，世界瞩目。1937年日寇侵略我国时，由徐州沿陇海铁路西进。国民党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水淹铁路及大片农田、村镇；阻止侵略者的狂妄。1945年日寇投降后，联合国贷款堵口复堤。由美国专家任总工程师，中国专家为副总工程师。 黄河中游是大片的黄土平原，堵口的主要材料只有黄土、秫秸（高粱杆、玉米杆）、灌木、小树。石料和大树都少有，要有、运距很大。因此，只能用秫秸、灌木条编制的席、帘、网，裹上土、石块……，做成体积很大的埽、捆…等堵口物。施工时，先在决口上游、以既有大堤为根，修建偏向下游的挑水坝，将主流挑离口门。这时将大量、巨大的埽、捆…等、由决口的上游堤头投入河中。边投、边上土、石，并上人踩踏；这种方法叫"进占"。也可同时由口门下游堤头投放堵口物，向前进占；逐步收窄口门。等到口门收窄到，很小时、譬如说不足十米。这时就将预先做好的，一个巨大的、有点长、一头大一头小、适合口门大小和形状的埽－－"萝卜埽"、亦称"龙门埽"，用众人的力量推入口门；并立即上料（土、石）、上人采踏，直至堵住水流和渗漏，是为闭气。这就是我国治河先贤创造的、适合河流河流域情况的"立堵"。是千百年来，堵住多少次黄河缺口的有效方法。 在花园口堵口时，中国副总曾提出采用立堵，美国老总决定用他们的洋办法－－"平堵"。在决口东西两堤头之间，用打桩机打上两排木桩；当然打桩机是美国的、木桩也是又直又长的美国洋松。桩顶铺上钢轨，和临时修建的、由京广铁路黄河南岸站出岔、到花园口工地的临时铁路衔接。将通过铁路运来的、整列车的石料，平铺地倒入决口，抬高水位，直至断流。但就在水位抬高、尚未断流时，轰然一声木桩倒塌，全功尽弃。这时中国副总又提出用立堵法，洋老总仍然听不进。 再次由美国运来更粗更长的洋松桩。打桩、铺轨、倒石头一切如故。又是轰然一声倒塌了。这次连打桩机都冲不见了；调来水陆两用坦克打捞打桩机；坦克陷入泥水中动弹不得。洋老总一筹莫展，只能请中国副总出来收拾。 立堵法进展顺利，就要合龙了。历史的经验，合龙前要请大（代）王、唱戏；犒劳民工，然后一鼓作气将"龙门埽"推入口门、闭气。 在花园口堵口时，前两天就由年长的农民工找来一条小蛇－－"大王"，供在工地。堵口当天，将大王放在一个小盘子上，供在早已搭好的台上。中国副总，西装、领带、革履，率领全体民工上香、叩拜。大王面前展开唱戏的戏码折子，小蛇的头指向哪里、就唱哪出戏。农民工喝酒、吃肉。酒足饭包后，敲锣打鼓、大放鞭炮，副总率全体民工上堤，各司其职。一声号令，众人拼力向前，将巨大的龙门埽推入口门；立即上土、石……，上人踩踏；直至闭气。 黄教授讲完上述情况后，接着讲述自己组织过其他小一点河流堵口的事迹。并说，他用的也是立堵法，合龙时也请大王唱大戏；自己也西装革履，烧香、叩头，一点不能马虎。为什么，这是民俗、是民族文化。只有尊重民俗、尊重民族文化，才能取得民工的信赖，顺利完成工程。 在课堂上，黄教授一再告诫我们，教材和他在课堂上的讲述，只是这一门课程的大致和概要。要深入课程的内涵和要领，必须大量阅读有关文献、查证资料；通过自己的查找、阅读、思考、分析，归纳出来。还指出，国际上工程技术方面的文献、资料，大量的是用英文出版。对这些文献资料，虽有一些中文翻译，但不仅量少、不全，且翻译多有不通达之处。因此每堂课都给我们留下不少英文文献，让我们到图书馆去借阅；而且考试要考这些内容。黄教授还说，大学教授的责任是，教会学生发现问题、找文献、查资料，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学生学习的目的是学会找出问题，翻阅文献、查资料，找出解答问题的途径。 唐山交大的教学有一个特点，一些重要课程如数学、力学等，除去大考外，有定期的小考（每周或隔周一次、一个题、十分钟）。黄教授的水文学有不定期的测验，事先不通知，上课时黑板上写一个题让大家答。那时的考试多是问答题，有时学生回答的不确切，但却啰啰嗦嗦地写了一大堆，让教授摸不着头脑，只好啪司算了。黄教授有高招，他每个题都限定答案不得超过多少个字；如3个、5个、20个字，超过了一律不给分；小考、大考都如此。黄教授一再告诫我们，学习、做学问，要踏踏实实、实事求是；不能含含糊糊，不懂装懂；更来不得半点虚假。 三年级以后，土木系分桥梁、水利、线路、市政……等五个专业。我们水利组只有七个人，住在一个房间内。晚自习中间休息时，交谈几句上午黄教授讲课的重点，难免叫几句"黄胖子！黄胖子！"的。夏天，宿舍的门是敞着的。黄教授吃完晚饭，天还亮着，散散步就朝我们宿舍走来了。一个同学"黄胖子"的话音刚落，穿着短袖衫摇着一把大蒲扇的黄教授、站在了我们房间的门外。也不知道黄教授听见没有，但他却是满面笑容的看看大家；对着大家小心的眼神，慢慢地迈进房间，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然后就课堂上可能不好懂的地方、补充几句。交流片刻，见大家没有什么要问的；打个招呼、又摇着扇子回去了。 在这样的教学培养下，我养成了一些有效的治学和研究的工作程序和习惯。在留校教书时，结合水力学和水利机戒课程，很快地决定了研究方向－－液力传动。调到铁道科学研究院后，每接到一个新课题，首先查阅国内外有关资料；重点是国际上该学科主要的杂志、期刊；在我们这个学科主要是英语及俄语刊物和书籍。由近期向早期的文献推进，有原文版不看翻译本。阅读时全文译成中文，然后再做择要、汇编。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和坚持，取得了一些结果；分别在2004年和2007年、由铁路科技图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了两本学术著作。 1951年夏，黄教授亲自带我们四个同学、到安徽史淠杭水利工程佛子岭水库的设计队实习。设计队驻在大山里、坝址附近的一间大祠堂内；离县城有好几十里地的山路。 上山时我们怕黄教授走不动，打算给他雇一顶两个人抬一个竹椅子的滑竿。黄教授说不用；两个人四条腿、还有两根竹竿、共六个原件，有一个有闪失，坐的人就掉下来了。就这样，三伏天，上身一件短袖衫、下面一条西服短裤，一顶大草帽、一条湿透了的毛巾搭在肩上；迈着沉稳的步子上山。经过山脊、垭口，大树的阴影下，一间小小毛棚前的小矮卓上，摆着几碗黄亮亮的、清澈透明的凉茶，边上还放着一个大茶桶、桶上架着个葫芦瓢，十分诱人。行人无不小息喝茶。黄教授乐呵呵的走进棚内，坐在矮卓边的小板凳上，端起一碗，先是品品茶味，然后一饮而尽。坐在茶桶旁边廋廋的、有点山羊胡子的小老头，看看他、略有迟疑地给续上一碗。黄教授又是一饮而尽。同学们背在身上的一暖瓶开水算是用不上了。 在山上，黄教授和设计队住在大祠堂里；我们四个人租住在一户农家的废牛棚。夏天棚内闷热、又有蚊子，我们就将草席铺在对着大门的院子里。一天回来的早，和户主聊天，问到山上有无老虎。户主指着大门说，前两年夏天，还有老虎走进大门在院子里转。话音一落，我们都将席子卷卷回牛棚去了。 山里林木茂盛，蛇多，经常在路上游走，甚至盘在路上休息。走路时手上拿根小竹竿，见到蛇把它挑开。晚上工作后由大祠堂就着微弱的天光回住处时，要用小竹竿在前面划着走。 拟建水库的大坝位于大河一个峡谷的进口。设计队的队长、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时，曾在黄教授的一个工程里任技术员；接受过黄教授的教导，对黄教授十分敬重。在我们实习的头几天，队长陪着黄教授、带我们顺着河谷的小路进去，踏勘河谷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岩石的分布和材质；逐步接近坝址。晚上回来，整理一天收集到的信息，简单的交换所得、再做一点记录。到达峡谷的进口，较细地踏勘坝址处的地形、地貌和地质构造。晚上黄教授引导我们讨论坝址的选择、坝轴线的走向、施工场地的布设等等。 在沿河谷踏勘时，黄教授告诉我们，要重视水文信息的调查使用。黄教授举例说：就在史淠杭水利工程某大型水库建设中，设计调查历史洪水位时、发现半山腰有一个历史洪水痕迹。此痕迹比其他调查到的历史洪水痕迹高很多、和当时收集到的资料点不合群。多次分析研究后，不敢将此点加入推算系列；最后放弃了此点。过了几年，发生一次比较高的大洪水，将此洪水加入推算系列后发现，半山腰哪个历史洪水位，是一个合理的最高点。将此点加入分析后，现在建设的水库设计洪水偏小，达不到防洪要求。因此不得不在、正在建设水库的上游，加建一个水库。 我深深的记住这一事例。在我几十年的研究工作中，对调查资料和试验资料中极值处理十分谨慎；不轻易丢弃。因此研究成果多是在安全的一边；这是合理的。 初期的调查研究后，进入分析归纳和方案设计阶段，室内工作时间多了。一次只有我们师生五人到附近做补充调查。下午回来时绕的比较远，沿着一条小河的右岸向下游走去。小河河床越来越开阔，但就是找不到过河的桥。河面不宽、但水深齐腰。见周围荒无人烟，我们四个学生、很自然地将脱下的衣服裹成一捆举在头上，淌水过河。但黄教授怎么过河，让我们犯难。须不知，黄教授毫无踌躇地和我们一样地过了河。我们愈感到黄教授的实在、坦诚，更加尊敬他。 1964年初夏，在郑州分析京广铁桥、北桥头的超大深度冲刷。点绘了大量北岸桥头河床的冲刷断面，发现这些断面都呈倒三角形。这时我突然想起，黄教授在讲授河工方略法格定律时有一条，河湾的冲刷断面是三角形。我迅速找来桥渡上下游大范围的河流平面图，果然，在桥梁附近有可能发生类似河湾的弯曲水流。接下来我去黄河水利委员会资料室收集了大量的桥梁附近的河势图。通过分析证实了我的推断。一鼓作气点绘了世界第一张、反映桥渡冲刷组合的、桥渡冲刷三角形。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成就了我对桥渡冲刷理论的一整套、全新的看法，是我两本学术著作的核心和基础；我得感谢黄教授对我的教导。 实习行将结束。临行前的晚上开了一个总结会。吃过晚饭略事休息后，设计队的十个人和我们师生五人，都围坐在大堂中间那张绘图开会的、用大图版拼成的大桌子四周。队长招呼大家坐好后，坐在大桌子上方主席位上，黄教授坐在他的右手边。队长看看黄教授、看看大家，说了几句实习顺利完成、恭敬黄教授、赞扬同学们努力的话；接下来就不知该讨论什么了。在一旁的黄教授乐呵呵地看看队长、看看大家说，我来主持这个总结会吧。队长如释重负，一身的高兴；连声好、好、好，麻利地起身给黄教授续茶；还不断地给大家的发言补充事例。总结会很快顺利结束，要大家早点休息、明天好起早赶路。 1966年夏天，天气炎热；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我们研究室两位比我年长的老先生都被贴了大字报，送到牛棚劳动；比我小十来岁的年青人在推动研究室的革命和生产。为了让我暂时离开这"革命"红炉、避一避，十一过后、派我去云南参加成昆铁路南段大颗粒冲刷的调查研究。这项工作为第二设计院主持,由一个勘测小队执行。小队约有十来位工人、书记兼队长，有一位年长的、资深工程师负责技术工作；我们研究室参与工作的有五人。到1967年春节前工作告一段落，全队开会进行总结。早饭后不久，全队十来个人、都聚到大宿舍资深工程师周围的床铺上坐下。资深工程师在他床前的大方桌上摊开一张大纸，拿出铅笔、橡皮，主持会议；大家发言踊跃。提出了很多见解和估计，但没有形成一些比较集中的讨论内容和结论性意见。中午吃饭、午休，下午继续开会。一直坐在旁边的我，实在耐不住了；在和资深工程师商量后，将大纸移到我的面前说，我来吧！很快，将讨论的问题聚拢来，逐步地给出比较一致的意见；并将不同的意见记在旁边。晚饭前、会议顺利结束。今天想起来，也是向黄教授学的。 在与黄教授夜谈中、提到支持解放战争时；黄教授说，一次他出差由西安回兰州，地下党交给他一个密件，让他交给当时任兰州行辕主任的张发奎。他欣然领命、谨慎地完成任务。谈及此事时，黄教授一脸的虔诚和自豪；让我感受到一个心地坦诚追求真理的中国学者。 阚译，民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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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大闹怀仁堂”会议记录整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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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闹怀仁堂"会议记录整理真相 Sep 12th 2013, 04:51, by 明鏡雜誌 　　"大闹怀仁堂"会议，即1967年2月1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亦称中央碰头会）。这次会议原定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会议还没有开始正式讨论，谭震林问张春桥为什么不让陈丕显（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到北京来，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他站起来要退出会场，周总理叫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陈毅又说：延安整风时有些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已经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这次会议的情况还有很多，但这些是主要的。（参见《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不难看出，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是阵线分明、斗争十分尖锐和激烈的会议，矛头直指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及其领导机构中央文革小组。这次会议在当时和其后的一段时间里（"九一三"事件以前），被称为"二月逆流"，遭到完全否定，并进行了严厉批判；在"文革"后叫做"二月抗争"，即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人（亦称"三老四帅"）所进行的完全否定和反对"文革"的正义斗争，其功勋彪炳千秋，名垂青史。 　　这样一次会议的记录是什么时候整理、怎样整理的？对这个问题，在政界和史学界存在着两种不同说法。究竟哪种意见和说法符合事实，这是应该辨别清楚的。 　　【是否"当晚"江青指示整理？】 　　先介绍一种流传较广的说法和意见。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在"二月逆流"的条目中说："二月十六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这次会上，斗争更加激烈，即所谓'大闹怀仁堂'。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立即向江青汇报，并于当晚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由江青安排，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大雪压青松--"文革"中的陈毅》（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中说："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了一份《2月16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当晚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谭震林传奇--从印刷工到副总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中说："……恶人先告状，就在16日的当天晚上，张春桥、姚文元、王力顾不得吃晚饭，根据康生的指使，驱车钓鱼台，直奔16号楼（应为11号楼--笔者注）江青住处。""江青听完他们的汇报，简直暴跳如雷，镜片下的眼珠闪着逼人的凶光，歇斯底里地说：'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政治事件，我们要抓住，赶快把记录整理出来。'""人民大会堂的一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在强烈的灯光下，面色灰白，鬼头鬼脑地'集体整理和核对'中央碰头会的《记录》。""三人各施心计，绞尽脑汁，添油加醋，无中生有，边核对各自的记录，边回忆补充，边无限上纲，一份歪曲、篡改、断章取义的《记录》稿匆匆出笼。" 　　"江青看罢《记录》，略露的门牙咬得咯咯作响，气恼地说：'这是一场严重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徐向前、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聂荣臻是附和错误路线，周恩来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站在正确路线一边。'" 　　"江青一副太上皇的架势，指指点点。张、姚、王三人暗喜：若毛主席听了江青的亲自汇报，激怒起来，那才有好戏看哩！" 　　"可江青却要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直接向毛泽东汇报，似乎这样更能达到预谋的目的，她挥笔给毛泽东写了张纸条： 　　主席： 　　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 　　江青 　　纸条密封后，派专人直送中南海。 　　三小时以后，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见张、姚、王。" 　　这几段话浮想联翩、绘声绘色，把"大闹怀仁堂"会议记录产生的时间、过程都描述（实际是演绎和编造）出来了。 　　《中国元帅聂荣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中说："当天晚上，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 　　《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说："怀仁堂会议的当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连夜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 　　暂且引这些吧（无疑还有其他书籍和文章采用类似说法）。上述数书所说的，都是"大闹怀仁堂"会议的"当天晚上"，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就整理了会议的记录。值得注意的是，新近出版的权威的党史书上也这样说。不仅如此，这种说法在学界、在网上，都传播开了，都采用了。《"四人帮"兴亡》（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中说：当天（指"大闹怀仁堂"的2月16日）夜里，张春桥和姚文元、王力一起，驱车来到人民大会堂，在那里一起核对了笔记，由王力连夜写出了《2月16日怀仁堂会议》。 　　【王力、王广宇的回忆】 　　这些以讹传讹的说法（还有这份记录的真实性及其后来的用途等问题）需要澄清，以恢复历史本来面目。 　　"大闹怀仁堂"会议记录整理的时间和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应该说，有的著作已经做了如实的叙述。兹举几例-- 　　《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说："会后（指2月16日怀仁堂会议），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去找江青，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当晚他们向毛泽东汇报。"（这里根本没谈整理会议记录的问题，我想当晚如果确有整理会议记录的事，这里不可能不谈到--笔者注） 　　《叶剑英"文革"风云录》（中华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中说：许多学者认为《2月16日怀仁堂会议》记录有"造谣"成分，不真实，王力说"没有造谣之处"。记录不是当天晚上整理的。是事后周恩来命王力整理，"清样由周恩来、康生审定修改，在2月下旬至3月下旬的'政治局生活会'上，周恩来命他（指王力）在会上读过的"（此书说法根据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笔者很抱歉没查到，但确信有这本书，并认为该书对这个问题的说法是对的--笔者注） 　　《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中说：周恩来为了打消毛泽东对他的疑虑，表白自己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与党内元老派的过激言行是有过斗争的，"他特意让王力整理了一份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并在紧要之处作了若干修改，以供政治局生活会上批判之用（毛泽东听到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后，在18日深夜或19日凌晨，召集会议，大发脾气，认为这是要翻延安整风的案，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组，指示要开政治局生活会批评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为此，周恩来主持，从2月25日到3月18日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笔者注）……当谭震林准备拂袖而去时，记录中原只注明'总理要谭回来'，周本人添加了'拍了桌子'四个字。又如，当陈毅提及周恩来曾在延安整风中挨整时，周……加上自己当时的对答：'应该检讨，整得对嘛！'"。 　　人们可以看到这两本书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是一致的，即2月16日怀仁堂会议记录整理的时间，不是2月16日当天晚上，而是事后。我们可以想想，当天晚上几个钟头的时间能够整理出一次会议的记录，并向江青和毛泽东汇报吗？要知道，整理会议记录，不是会议现场速记员作"速记"--"速记"除了专业人员谁能看得懂？ 　　下面，再看看关于"大闹怀仁堂会议记录"的两位当事人的说法。 　　一个是王力的说法。王力是会议的参加者。他说：会议开到七点，总理说："现在时间到了，以后再说吧！"就宣布散会，总理没当回事。刚一散会，姚文元就对我说："王力，你要站稳立场，这是一场大的斗争。"张春桥约王力和姚文元到他的房间说："今天这个问题很大，要将情况对一对。"我也赞成对情况，我说不能歪曲事实。我记下了要点，造谣是没有，当时认为是不对的话，都对上了，包括总理、康生、陈伯达的。（注意：他们说的是对情况，不是说整理记录--笔者注）接着张春桥去报告江青，姚文元和我是一起去的。张春桥向江青一条一条讲，江青暴跳如雷，说"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在路线斗争中动摇。"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你们三个人都要去"。江青马上打了电话……晚十时左右，我们到了主席那里。（参见《王力反思录》，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 　　可以看到，王力根本没谈2月16日当晚整理会议记录的问题。按王力的说法，这次会议从七点散会，他们三人"对情况"，接着向江青汇报，十点左右到主席那里"告状"，其间不过三个小时，纵有三头六臂也整理不了会议记录啊。 　　另一个是经手印刷会议记录的王广宇的说法。王广宇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即办公室主任），他写有一篇《我是"二月逆流"会议记录稿的唯一见证人》（收录在2009年由红旗出版社出版的《问史求信集》）。王广宇在文中说： 　　1967年2月中旬一个晚上，王力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在场的还有关锋……王力交代说，这是一份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的记录稿，是我同春桥、姚文元回忆追记的，经伯达、总理修改后，现在准备印发有关同志。王力把记录稿和张春桥姚文元留给他的信一起给我看（此时张春桥、姚文元已回上海）。张春桥给王力的信中说，看了王力执笔的这份记录稿，觉得大致就是这样，没有什么补充修改。并嘱王力把这个记录送伯达、总理过目后再发（张春桥、姚文元18日已回上海--笔者注）。我翻看了一下王力执笔的这份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的发言记录。记录稿主要是按发言次序记录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王力说法，李富春在会上未发言，所以记录中没他的名字，这是否王广宇记忆有误--笔者注）和谢富治等的发言。会议还有另外参加人，他们是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原记录稿只在开头说，"会议由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字样，但正文中没见有周恩来的发言，我看的这份记录稿是经周总理、陈伯达看过修改后的稿子，不太记得陈伯达有修改的字迹，只是周总理亲笔在记录稿上作了几处补充。周总理的补充字数不多，都是加在发言中间的插话，我印象最深的一处是：当谭震林气呼呼地说："我不干了，叫你们干吧！"时，拿起衣服和帽子就要退出会场，这时，周总理拍了桌子严厉地说："回来！坐下开会。"这段话王力的原稿未记，周总理作了补充，还补充了几处字数不多的插话，内容记不清楚了，记录稿后边署名是张春桥、王力和姚文元追记。 　　王力向我交代，要我把他亲笔记录的，经总理补充过的原稿重抄一遍，把原稿还给他保存，用我抄的稿子去打印。他再次强调排字、校对、打印、发送全过程都由我亲自办……印十五份后，马上拆版。要排字工人严格保密，印好后按他给开的名单，由我登记发送。 　　……我找到一位从中联部调来的五十多岁的党员老工人，向他交代这份绝密文件要他亲自排。在排字车间只有他和我两个人……我将排印好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政治局碰头会记录》十五份带回后，向王力汇报。当晚，王力给了我一份他亲自开列的发送名单，大约十来位，有主席、林彪、总理和部分参加会的政治局委员、副总理，还有没参加那次会议的小组成员江青、戚本禹等。第二天他又补充了几个人的名单。我记得发完后，还剩下一两份。王力说，剩下的文件和记录稿（我抄的那份）一律销毁。我当时想，以后万一他再要这个文件就麻烦了，想暂时留一下，就没销毁。我把排印原稿和剩余几份文件以及发放的人名单一起装在一个保密袋中，放在我办公桌带锁的抽屉里。直到我8月31日离开中央文革办事组，这套材料都完好地保存在那里。如果后来没有毁灭，如果最后中央文革办事组移交人作为重要档案交给了中央办公厅，那么，这个记录稿应是完整的。 　　二月十六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和相关内容，办事组的工作人员无一人知道，我是唯一的见证人。 　　按王广宇的说法，"大闹怀仁堂"会议记录更不可能是2月16日当晚整理的了。 　　这就是我经过一番书面调查掌握的"大闹怀仁堂"会议记录的整理情况。我想，读者是可以从中了解到这次会议记录整理有关真相的。 　　（作者系文史学者、求是杂志社老干部） 　　阎长贵，《同舟共进》 201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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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试论毛泽东与大跃进时期高指标提出的关系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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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毛泽东与大跃进时期高指标提出的关系 Sep 12th 2013, 04:46, by 明鏡雜誌  　　大跃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面的重大尝试。历史已经证明，中共的这一探索是不成功的。大跃进时期，一些地区、行业和部门纷纷提出高指标，诸如"苦战三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消灭病虫害"1"湖南争取明年为无虫害省"2等等，中共试图通过高指标提高群众热情，达到发动群众运动的目的。但是，经济有其运行规律，它并不会随群众运动的兴起而得到超常规的"跃进"。所以，虽有高指标、虽有群众高度的热情，但是我们得到的经济成果确是很少。高指标的提出是一个历史过程，经历了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大跃进这四个阶段。毛泽东应对大跃进时期的高指标负有直接责任，这一点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是承认了的。本文认为毛泽东与大跃进时期高指标的关系表现在：毛泽东肯定或直接提出了一些高指标；毛泽东不断的批评右倾保守思想，使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迫于政治压力接受毛泽东的观点，提出本部门或本地区的高指标；毛泽东提出的一些思想和工作方法，造成了一种政治上的压力，使得各地区与部门也相继提出一些高指标。 　　一、毛泽东直接提出或肯定了一些高指标 　　这里所说的毛泽东直接提出的一些高指标，主要是指赶英超美的目标和以粮、棉、钢、铁为主的经济上的高指标。毛泽东作为当时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想让国民经济发展得更快一点、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的更高一点，这没有错，也无可厚非，其实这也是当时全国人民的想法。自鸦片战争失利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曾经受到大大小小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落后。广大人民因此在新中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初创之后，就有一种赶超发达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强国的愿望。同时，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更加剧了这种情绪。 　　受这种情绪感染，1957年11月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在15年之后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他说："赫鲁雪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3这里毛泽东说的赶超英国，主要是指在钢铁产量方面。12月2日，刘少奇在全国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向全国人民传达了这一指示时，他说："在15年内，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和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期，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4李富春在随后的《关于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和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方针的报告》中论证了这种可能。依客观情况而论，中国经济若没有遭受到大跃进、"文革"等一系列"左"倾错误的破坏，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在钢铁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是有可能的。 　　但是，在大跃进中，赶英的目标不断的发生改变，表现在：赶超时间上一再缩短，赶超对象由英国变为了英、美。1958年4月2日，毛泽东在接见波兰代表团时说："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十五年，可能只要十年或十一年。""再有二十年就赶上美国。"5距离1957年莫斯科会议还不到半年，毛泽东就把十五年赶上英国的目标修正为十年或者十一年，并把二十年赶上美国的目标也提了出来，这是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思想的具体体现。4月27日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十五年赶美看来不是没有可能。"6这个目标又比月初他所提的目标提前了5年。 　　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期间，王鹤寿同志在发言中认为"5年可以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7 1958年6月16日，李富春向中央政治局报送的"二五"计划要点中同样提到"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此档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6月17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谈到："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8"离1957年11月只有7个多月时间，毛泽东把赶英的目标从15年提前到2年了。这反映出毛泽东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持非常乐观的态度。加之大跃进时期，一些地区、部门捷报频传，更加坚定了毛泽东"赶英超美"的信心。 可以说，"赶英超美"目标一再提前，打乱了中国正常的计划工作，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毛泽东除了提出赶英超美的目标外，还提出或者肯定别人提出的一些高指标。为了配合"赶英超美"的目标，毛泽东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中国钢铁产量翻番的目标，此后中国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高潮，造成整个国家钢铁产业畸形发展。大炼钢铁运动高潮之时，甚至连商店都搬到工地上昼夜为炼钢铁的工人们服务。另外，毛泽东对别人提出的高指标，有些也很赞成。例如毛泽东对上文讲到的李富春关于"二五计划要点"的报告，他就很满意，批示到："很好一个档，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9 　　二、毛泽东不断批评右倾保守思想对提出高指标的影响 　　从1955年第4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一股冒进的势头。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社会主义的改造进入了高潮，给各部门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另一个方面是毛泽东对右倾保守思想不断的批判，使各部门的压力骤升。典型的事例就是毛泽东对邓子恢的批评：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10。此后，毛泽东在1955年12月27日定稿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进一步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 　　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11 　　这一序言的发表，对各部门的震动相当大。于是，各部门纷纷调高指标。国家计委将1967年的粮、棉、钢、煤的计划指标分别修改为：粮食由1955年的6000亿斤提高到9500亿斤（加上大豆，实为1万亿斤）；棉花由1955年的5600万担提高到1亿担；钢由1955年的1800万吨提高到2500万吨；煤由1955年的2.8亿吨增加到3.0亿吨。许多部门则把原来1967年实现的指标提早5年，改为1962年实现12。 　　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民经济计划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计划若冒进，带来的势必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混乱。在事实面前，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开始冷静下来，逐步调低过高的指标，最终使八大一次会议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这些措施的施行，使1957年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准成为改革开放前少有的几个好的年份之一。对于"反冒进"，毛泽东是不满意的，但是他还是尊重了党的集体领导。 　　从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毛泽东把精力再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逐步将他对反冒进的不满表露出来。在八届三中全会的闭幕式上，毛泽东批评了反冒进：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13。毛泽东说要恢复这些东西，并说反冒进是右倾，是促退。这样的讲话使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感受到了压力。 　　同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审阅的〈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该文对反冒进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首次使用了"跃进"一词，获得毛泽东的好评。12月12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并经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继续对反冒进提出批评。 　　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继续对反冒进提出严厉的批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道："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14" 　　南宁会议以后，全国上下，"热气腾腾"，掀起了一个生产的高潮，一些地方上的领导人开始提出一些高指标，并且越来越高。毛泽东这时候头脑也不冷静了，他在成都会议上做了六次讲话，讲话继续批评了反冒进，他说："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15"这样的提法就比较严重了，把冒进与反冒进的对立提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这不能不给反冒进的领导人以相当大的压力。 　　在毛泽东的讲话鼓舞下，会议通过的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中，一些主要的经济指标比这年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数目提高了很多，如：钢产指标从六百二十四万八千吨提高到七百万吨，粮食指标从三千九百二十亿斤提高到四千三百一十六亿斤16。一些省的负责人也相继提出一些高指标。南宁会议与成都会议实际上为八大二次会议全面发动大跃进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毛泽东主要通过这两次会议，扭转了反冒进以来的形势，并使得刘少奇等人不断的检讨。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两次会议，社会上形成了一股跃进之风。 　　1958年5月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把大跃进运动推向高潮。刘少奇作了大会工作报告，报告内容体现的基本是毛泽东的思想。刘少奇指出，中国已经进入马克思预言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代，提出了一系列超越当时历史阶段的高指标。即使在现在，这些高指标都不一定能够完全实现，如：技术革命方面，"把包括农业和手工业在内的全国经济有计划有步骤地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使一切能够使用机器的劳动都使用机器，实现全国城市和农村的电气化；使全国的大中城市都成为工业城市，并在那些条件具备的地方逐步建立新的工业基地，使全国的县城和很多乡镇都能有自己的工业，使全国各省、自治区以至大多数专区和县的工业产值都超过农业产值；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以现代工具为主的四通八达的运输网和邮电网。"17文化革命方面，"扫除文言，普及小学教育，逐步地做到一般的乡都有中等学校，一般的专区和许多的县都有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完成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和改革，积极地进行汉字的改革；消灭『四害』，讲究卫生，提倡体育，消灭主要疾病，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振奋民族精神。18" 　　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狂潮，高指标纷纷出笼。5月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将1958年钢产量指标提高到800-850万吨，将1962年的指标提高到4000万吨。冶金部党组提出，1959年全国钢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1962年可以超过8000-9000万吨。北戴河会议更是把大跃进推向了顶峰，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指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目标是：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到10000亿斤，钢产量达到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191958年11月，郑州会议通过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提到：到1972年，全国平均粮食亩产要达到5000斤至10000斤并且全国耕地实行"三三制"，即把全国土地平均分成3份，三分之一用于种植农作物，三分之一用于休闲和种植绿肥，还有三分之一用于种树和种草20。 　　这些听起来振奋人心的高指标，严重的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破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使得重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异军突起，挤占了其他产业发展的空间，损害了其他产业的利益，进而影响到中国工业整体的发展水准。在无情的现实面前，毛泽东逐渐察觉到大跃进运动的偏差，开始与党内其他领导人一道纠"左"。但是，1959年庐山会议发生彭德怀的问题后，纠"左"变成了反"右"，并把阶级斗争的观念引入了党内。此后各地的高指标与浮夸风又开始盛行起来。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或党的每一次反右倾保守思想过后，就有一次经济指标的向上调整，经过几次反右倾保守思想之后，指标被抬得越来越高，于是一些地方就开始造假，浮夸风遍及全国，在国内外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三、毛泽东提出的一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提出高指标的影响 　　毛泽东一贯重视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问题。大跃进运动前后，毛泽东发表了很多关于思想与工作方法的讲话，其中很多内容是正确的，是在社会主义探索中取得的经验总结。但是由于受到当时"左"的情绪的影响，毛泽东很多讲话的内容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毛泽东讲话中一些错误的东西在实际工作或在理论宣传中被贯彻了，起到了不好的影响。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讲了许多关于思想方法与工作的方法问题。关于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的问题，毛泽东说："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21这段话现在看来也是正确的，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动力。但是这段话在大跃进时期，就起了不良作用，在"独创精神"的鼓舞下很多合理的规章制度被废除了，给生产与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还谈了"解放思想，反对迷信"的问题。毛泽东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22他还讲了一些不要怕教授之类的话，并举了马克思、康有为、章太炎等人年轻时候就有相当大的成就的典故，以此来鼓舞大家的干劲，并得出了"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的结论。本来毛泽东讲话的原意可能是让人们要自信，不要迷信所谓的"权威"，出发点很好，但是在当时"左"的思想已经抬头，人们把很多不是迷信的东西当作迷信破除掉了。 　　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四次讲话，主要讲的就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他说：我们的同志有几怕。第一种怕教授，第二种怕马克思。以为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很多长的梯子才能爬上楼去。我看，楼下的不要怕楼上的人。列宁说的、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我们做的也有许多超过了马克思。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23。他把自己的讲话总结为：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马克思24。毛泽东在5月20日的讲话中，再一次讲到了"破除迷信"的问题。他把外行领导内行看成了普遍规律。毛泽东还讲到 "拔白旗，插红旗"的问题，他说：凡是有人的地方总要插旗子，不是红的，就是白的，或是灰的，不是无产阶级的红旗，就是资产阶级的白旗25。毛泽东的这些讲话一传达，助长了基层"左"的思想与做法，许多科学的东西当作迷信反掉，这是"浮夸风"、"瞎指挥风"产生与泛滥的重要原因。"拔白旗、插红旗"的讲话，加剧了整风运动中的某些"左"的做法，伤害了一批知识份子。 　　应当承认，毛泽东关于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讲话，对于高指标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例如，在八大二次会议期间，一些代表在大会热情的鼓舞下就提出了一些高指标。湖南组认为：中国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赶上美国是完全可能的。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赶，而在于敢不敢赶26。广东组认为：6亿人民都真正解放思想了，群众的无穷无尽的智慧将汇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将大大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27。化学工业部负责人在发言中说：仍然处于严重落后状态的化学工业在10年内是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的，是能够和美国较量的28。江苏负责人说：在农业方面，1958年要在1957年的基础上，粮食增加20%至25%，棉花增加20至25%，油料增加50%至60%，牲畜增加80%至100%，蚕茧增加20%至25%。到1962年或者多一点时间，江苏省则完全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各项指标29。 　　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鼓动下，高指标在全国开始蔓延。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1962年）的各项主要指标是：钢8000-10000万吨，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1957年）的产量增长13.9-17.7倍；铁9000-11000万吨，增长14.4-18倍；煤9-11亿吨，增长5.9-7.4倍；粮食13000-15000亿斤，增长2.5-3.1倍；棉花1.5亿担，增长3.6倍；工业总产值5700-6500亿元，增长7.4-8.5倍；农业总产值2300-2500亿元，增长2.5-2.8倍；基本建设总投资3850-4300亿元，增长6.8-7.7倍30。很显然，这样的高指标如果贯彻到经济生活中，必定打乱中国经济发展的正常步骤，造成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另外，农业部9月初在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明年要做到基本上取消用手插秧，做到水稻插秧半机械化31。这样的高指标，在现在中国有些地区还不一定实现，但是在当时"破除迷信"的压力下，被看成理所当然能够实现的目标。"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际上对大跃进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高指标的出笼，一方面反映的是党和群众迫切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愿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一种全民急躁的情绪，党的一些领导人包括毛泽东都有这样的情绪。毛泽东对大跃进的发动负有直接责任，因为他是当时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很多高指标由他本人提出。作为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实事求是代表的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却表现得不那么实事求是了，有时候甚至有强烈的主观主义思想。现在看来，大跃进时期很多高指标如1958年产钢1070万吨由毛泽东提出，但是一些部门、行业和地区出于当时的政治压力或其他原因，在毛泽东提出的高指标上再层层加码，并吹嘘一定能够完成，这样给了毛泽东一种错觉，使他觉得他定的指标是符合实际的，是能够完成的，于是，在一些情况下，毛泽东又提出一些高指标，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在大跃进狂潮下，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改计划，提出更高的指标，不断打破经济的综合平衡规律。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指标越来越高，也就越来越不符合实际。一些部门、行业和地区，为了完成实际上不能完成的高指标，开始浮夸、造假，更有甚者对敢于说实话的群众打击报复，这是中国陷入1959-1961三年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面对困难，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首要工作就是调低高指标，尊重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规律。经过艰难调整，国民经济在"文革"前，逐步恢复到大跃进前的水准。 　　可以说，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严重过失。因此，毛泽东对大跃进时期高指标的提出应当负有直接责任。但是，不能把全部责任与错误都让毛泽东一个人来承担。其实，在大跃进过程中，他对一些地方领导人提出的一些过高的指标表示过怀疑，并提议要"压缩空气"，这在当时大家都头脑发热的时候是难能可贵的。对于这一问题，还是邓小平讲的好：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32。 　　邓小平的谈话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那时中国建立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加之毛泽东有崇高的威望，因此很多决策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志，因此他在一些问题上应该负有责任，具体到高指标来说，毛泽东应该负有直接的责任，但不是全部的责任，毕竟我党是集体领导，况且也是在探索中发生的失误，以后纠正大跃进一些"左"的错误的时候，毛泽东也很坚决，所以我们不应过多的纠缠于责任归属方面的问题，而主要应当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贡献力量。 　　注释 　　1、2、4、31　《人民日报》，1958年8月3日；1958年11月21日；1957年12月3日；1958年10月8日。 　　3、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页691；页695。 　　5、6、8、9、13、14、15、16、21、22、23、24、25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页812；页813；页824；页823；页720；页769；页790；页803；页790；页797；页816；页817；页818。 　　10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载《毛泽东文集》，第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页418 　　11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页435-436 　　12、20、26、27、28、29　谢远学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纪实》，第7部，上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页430；页600；页538；页539；页546；页547。 　　17、18　刘少奇:《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1/06/content_2423128.htm 　　19、30]　谢春涛：《大跃进狂澜》(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页76；页77 　　32    载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296 　　周震，《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七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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