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歷史網: 军机处：破解集权命题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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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处：破解集权命题 Nov 17th 2013, 13:40, by 明鏡雜誌 　　43岁的怡亲王允祥、57岁的大学士张廷玉、60岁的大学士蒋廷锡，大概没有想到，当他们三人走进隆宗门边那几所极为简陋的小板屋时，将开启中华帝国中枢机构大变革的帷幕。 　　这是1729年，雍正七年的夏季。 　　中华帝国的庞大兵团，正向西北方的戈壁瀚海推进，讨伐准噶尔部。作为最高领导核心的雍正皇帝，需要时时与他的重要大臣们商议，但内阁设在太和门的文华殿前，离雍正居住的养心殿有相当距离，很不方便。何况，密集的军报要走公文途径层层转递，不仅效率低，保密性也差。 　　因此，雍正下令，在隆宗门外设立一个专门的办公室，供允祥、张廷玉、蒋廷锡密办军事之用，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中央军事领导小组"。 　　这个"中央军事领导小组"，就叫"军机处"，一个在今后的中国历史中权力最大的机构。 　　从"三无机构"到"权力核心" 　　尽管在1732年军机处成为正式机构，并且从未中断（除了乾隆元年中断1年），但军机处自始至终都是"三无"机构——无编制、无定员、无预算，所有的干部都是兼职，从法理上看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临时咨询机构。无独有偶的是，1861年在英法联军炮口下成立的"总理各国实务衙门"（总理衙门），也是一个自始自终都是"三无"的机构，所有干部也都是兼职。 　　在中华帝国的行政序列中，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中的实质，相当于跨部门的临时委员会，这种委员会即便在如今的欧美等国也并不罕见，但能够如此长时期的存在，却独此一家。 　　尤其具有大清特色的是，作为"三无"机构的军机处，长期扮演实质上的最高行政当局角色，同样的总理衙门，也长期扮演着外交部和发改委的角色。 　　在一个讲求"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国度，这种显然是"违宪"——如果将名正言顺当做立国之"宪"的话——的"潜规则"行为，体现的或许正是大清特色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模式： 　　一、在正规的行政机器难以有效施政的情况下，只能依靠这类临时机构，提高行政效率、至少提高最高当局的行政效率； 　　二、这种"三无"临时机构的设立和撤销，绕开了复杂的流程，不涉及对整个行政架构的高难度调整，便于进退； 　　三、这种"三无"临时机构不会过度增加行政成本； 　　四、这种"三无"临时机构便于最高领导人绕开固有的行政流程、实现其在人事组织上的各种意图。在需要的时候，既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现有官僚体系的冲击，也可以最大限度地施加对现有官僚体系的打击，攻防兼备，矛、盾并举，相当趁手。 　　这种做法，在后世也颇有效仿者，比如蒋中正的侍从室及后来的中央文革小组之类。 　　开端于雍正皇帝的"军机处"，名义上只是个处理军务的机构，西方人也曾将此翻译为"Office of Military Secrets"（军事机密办公室）。但如此趁手的工具，当然不能仅仅用于战时。 　　西北战事结束后，雍正皇帝不仅没有撤销这个临时机构，反而进一步壮大，并迅速成为大清国的行政核心。西方人对大清国的观察是与时俱进的，不再是直译，而是译为"The Grand Council"（大议会），法、意、德等西方语言中均是如此。军机处的定位，迅速成为"威命所寄"的权力核心。 　　"威命所寄"与皇权强化 　　军机处的管辖范围，从政治到军事、从政府到宫廷，无所不包。 　　"军机处名不师古，而丝纶出纳，职居密勿。初只秉庙谟商戎略而已，厥后军国大计，罔不总揽。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盖隐然执政之府矣。"（《清史稿》）这段描写的确十分准确：一、军机处"名不师古"，的确是个独创，名为军机，实际上"罔不总揽"；二、"隐然执政之府"，是说其虽有执政之实，却无执政之名，它本身作为一个非常设的"三无"机构，完全依附于皇帝。这恰恰是军机处的生命力所在。 　　自从有了军机处，皇帝的权威得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强化。 　　清代独有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在几任皇帝的持续努力下，在军机处的襄助下，终于在雍正朝名存实亡，被剥夺了实际的任何权力，连橡皮图章也不是，终于在1791年正式废除。 　　中国传统中对皇权最具制衡效果的相权，也在军机处的设立后受到史无前例的压制，内阁彻底演变为一个日常行政部门，而丧失了决策权——尽管它的重要成员往往是军机处成员，但他们参与决策的身份仅仅是军机大臣、皇帝的私人顾问。 　　台湾著名学者傅宗懋认为："世宗(雍正)的集权很是巧妙的，并不是像以前的枝枝节节，他只设了一个军机处，于是就把以前内阁和八旗的权力，整个拿来。"（《清代军机处组织及职掌之研究》） 　　历史上困扰皇权的其他因素，比如外戚、宦官等问题，终清一朝，都受到严格的控制。实际上，自从建立了军机处，清帝国对于无序的权力斗争的唯一风险，就在于如何控制军机处本身。 　　解决的办法依然是对权力进行分解，防止出现无限的权力。内阁虽然蜕变为纯粹的行政机构，但依然与军机处形成了相互制衡的格局：军机处有实无名，内阁有名无实，一个动口而不动手，另一个动手而不动口，口与手的分离，有效地避免形成新的权力垄断。 　　此外，与军机处相互制衡的，还有"御前大臣"。御前大臣掌管了相当的财力、物力乃至军力，可算是真正的"内廷"，而军机处则相当于连接内廷与外廷的"中廷"。根据清制，"军机大臣及御前大臣彼此不令相兼，所以杜专擅而防雍蔽"（庆桂《国朝宫史续编》）。这种大清特色的分权机制，确保了军机处的权力不至于过度膨胀。 　　对军机处本身的钳制手段，还有其"三无"特性：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都是兼差，无论人事关系还是工资奖金，都不在军机处，各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和单位，相互之间也并无明确固定的上下级关系，所有人、包括章京的任免都由皇帝一人裁决，这导致其内部结党的难度大大增加。 　　军机处唯一的一次尾大不掉，是在和珅担任"领班"时期。之前，所有的奏折按规定都是直送皇帝拆阅，而后皇帝根据需要，将奏折发交军机处处理。接收和发放奏折的，是"奏事处"，这个部门并不隶属于军机处，而归御前大臣管辖。这也是雍正皇帝在顶层设计时考虑到的权力制衡，防止参与决策的军机处掌控信息通道。 　　但和珅掌权后，身兼军机大臣和御前大臣，打破了制衡的框架，要求"凡有奏折令具副本关会军机处"。如此以来，在制度设计上，就令军机处的地位大大提高，不仅参与决策，还实际掌控了信息渠道，皇帝被操纵的风险大大增加。 　　嘉庆皇帝在翦除和珅后，立即废除此条。此外，嘉庆皇帝还多次刻意地挫压朝臣中尊崇军机处的风气，并否决了一位官员提出的在奏折内将军机处抬写以示尊重的建议。 　　嘉庆皇帝对于军机处的一连串打压，主要是基于对和珅专权的拨乱反正，他本人对于军机处的作用并不否定。 　　嘉庆十年，有人提出取消军机处的建议时，遭到嘉庆皇帝的断然拒绝，他解释说，军机处并非仅仅办理军务，"一切承旨书谕及办理各件，皆关系机要，此与前代所称'平章军国重事'相仿"（《枢桓纪略》）。 　　在嘉庆的这段话中，军机处被提高到了"平章军国重事"的宰辅地位，这当然只是口惠，军机处毕竟始终只是"三无"机构，可干宰辅的活，却无宰辅的权，在已有的制度制约下，断无坐大的风险。 　　在制度的多方约束下，军机处的确在成为一只有力的臂膀的同时，并不伤及政权肌体。光绪朝倡立宪政时，御史张瑞荫对军机处做出了相当中肯的总结："自设军机处，名臣贤相不胜指屈，类皆小心敬慎，奉公守法。其弊不过有庸臣，断不至有权臣"。 　　勤、速、密 　　军机处的高效，不仅来自于结构上的扁平，而且还来自于迥异于常规官场的工作作风，那就是"勤、速、密"。 　　中国历朝历代中，清代皇帝最为勤政，在其职业生涯中，几乎每天都在上班，如雍正皇帝这般，还涉嫌死于"过劳死"。皇帝勤政，军机处就只好受苦，配合皇帝的作息时间，起早摸黑，经常两头见星星。 　　军机处的工作要求，是当日事、当日毕，不管有多少公文，都必须在当天完成，颇有现代企业的严谨精神。有时，一天的奏折多达百余件，也不能过夜，必须连夜处理完毕，当然，皇帝本人也在熬夜。至于发生了重大或突发事件，更必须彻夜值班，一日之内皇帝或许会数次召见，工作压力和强度十分巨大。即便皇帝在出行途中，军机大臣也必须随伺，在路途之中也顾不上"看花"，工作不辍。 　　"勤"是工作强度，而"速"则是工作效率。除了"当日事当日毕"之外，军机处要求时刻有人值班，军机章京们分了班，三班倒上班。军机处所拟的谕旨，除"明发"要走内阁、部院等层层下达程序外，直接密封发给各地督抚的"廷寄"，都要由兵部限时专递。 　　这种"快递"的时限要求，都由军机章京们在公文信封上注明每日必须完成的里程数，所谓"四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乃至最高等级的"八百里加急"之类。实行这样严格的"数字化管理"，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这既是对军机处的效率要求，也是对整个国家机器政令畅通程度的严峻考验。 　　"密"，则是军机处工作的最大特点。军机处的一切公文，都必须在办公室内完成，不得带回家。军机处的办公地点，戒备森严，外面有专门的护军把守，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太监宫女，都严禁私入，甚至连洒扫庭除、端茶送水等服务，都规定必须由15岁以下、且不识字的小太监担任，称为"小么童"。一过15岁，"小么童"就必须立即换岗，不得继续留在军机处。 　　军机处的保密工作，在乾隆晚年倦勤时曾被破坏，俨然成了打探各种政治小道消息的集市。嘉庆整垮和珅后，立即重申了军机处的保密纪律：军机大臣不准在军机处办理部院稿案；各部司员不准至军机处回事；自王以下文武满汉大臣不准到军机处找军机大臣谈话；军机章京办事之处不准闲人窥视；留京王大臣不准要军机章京办理陈奏事件；军机章京不准将公事携回私寓办理等。他甚至派出御史，进驻军机处，这既是对军机处的监督，也是对其他官员违反军机处保密条例的监督，这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纪检干部上门办公的先例。 　　军机处的成立，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的公文惯例。 　　皇帝对官员的批示，被分成了"明发"与"廷寄"两大类。明发，依然走的是传统的圣旨下达渠道，经内阁而各部，再发往相关地方。而"廷寄"，则由军机处直接密封发给相关官员，不经由内阁，而从内廷直接发出。 　　"廷寄"又分"字寄"和"传谕"两种："行经略大将军、钦差大臣、将军、参赞大臣、都统、副都统、办事大臣、领队大臣、总督、巡抚、学政，曰军机大臣字寄；其行监政、关差、藩臬，曰军机大臣传谕。"（《枢桓纪略》）廷寄等于是一对一的密旨，只许本人拆阅，不许别人代拆。领旨以后，官员还必须将接旨的时间、办理情况等，向皇帝一一汇报。 　　与此对应的，上行文件也得到了巨大的改革。 　　清初文书制度，沿袭明代，上行文件一律用"本"，其中，公事用"题本"，要加盖公章，私事（涉及到任、升转、谢恩及其他私事）则用"奏本"，不得加盖公章哦。这些"题本""奏本"按层级逐级上呈，层层登记，效率低，无法保密。 　　康熙年间，为了及时获得第一手信息，准许部分亲信大臣密折上奏，绕开行政机器，直送御前，这就是"奏折"的开始。"康熙五十一年正月壬子，命内外大臣具折陈事，折奏自此始。"（《清史稿》）虽然，在《大清会典事例》中记载："顺治十三年谕，向来科道及满汉各官奏折，俱先送内院，今后悉照部例，径诣宫门陈奏。" 　　问题是，清宫档案中并无顺治年的奏折，因此，学界基本认为这可能是编撰《大清会典事例》时，"奏本"笔误为"奏折"了。奏折与题本奏本不同，是大臣向皇帝的点对点直接书面汇报，旁人不得查阅，也不需经过任何中间环节审核。 　　雍正皇帝建立了军机处后，大大扩大了有权上奏的官员的范围，奏折于是迅速成为机密文书的标准方式。非机密的日常政务，则依然通过"题本"和"奏本"上行，直到1784年明令废止奏本，上行文件就剩下奏折与题本两种。 　　奏折必须直送皇帝亲拆，即便军机大臣也不可先行拆阅，皇帝对奏折批示后，再发给军机处进行处置。皇帝的批示用朱笔，因此称为"朱批"。一旦奏折被朱批，军机处就必须抄录一份存档。皇帝的批示，再以廷寄的方式送达官员，同样也是保密文件。 　　朱批奏折，起初都留在相应的官员手上，但雍正一登基时就要求全部回缴： "所有皇考（即康熙）朱批谕旨，俱着敬谨封固进呈。若抄写、存留、隐匿、焚弃，日后发觉，断不宽恕，定行从重治罪。"不仅康熙的朱批奏折要收回，之后的所有朱批奏折都必须在当年缴还军机处，上奏人不得抄录或留存。 　　这样的目的，既是为了保密，也是为了防止大臣们留作某种证据，今后给皇帝带来被动或难堪。收回的朱批，都按规定保存在军机处档案中。严格的文件管理制度，是军机处档案至今仍保管完整的主要原因之一。 　　奏折-朱批的文件上下行制度，令机密性大大加强，实际上解除了官员们在与皇帝单线沟通时的顾虑，成为一种相当有效的权力制衡、相互监督的手段。为了防止被人告发，官员们只能谨慎从事，不敢过于妄为，清代的腐败始终不及明代严峻，这个制度应该是发挥了相当的威慑作用的。而更为海量的日常政务信息，依然通过明发-题本的常规渠道上下行，由内阁负责筛选和处置。军机处和内阁，分别成为处理机密、普通政务信息的CPU，这样的双CPU设置，提升了清帝国的行政处置能力。 　　对于军机处的设立，无论中外，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其加强了清代皇帝的独裁。对此，美国当代汉学家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似乎并不认同。她在大量研读分析了军机处的档案文献后，在其名著《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中，对军机处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她认为，军机处实现了从"君主专政"向"大臣行政"、从"直接的帝国个人专制"向"君臣联合行政"的转变，这种变化令清政权在"中年"时走向昌盛，并最终延长了其寿命。 　　在她看来，军机处的设立并非加强了皇帝独裁，相反倒是对皇权独裁的 "和平演变"，她认为：大臣们融入了皇帝的最高决策过程，实际上削弱了这种独裁，自雍正之后，皇帝独裁的情况就比较少了。军机处的功绩，在于建立了一个高效运转的政府。当时的清帝国，其国土和人口皆类似如今的美国，这产生了海量的信息，对信息进行筛选和处理，成为最高决策层的关键。军机处协助皇帝抓大放小，将有限的资源投放到最根本和主要的地方，是决策者对海量信息的有效应对。 　　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 　　不可否认，在5000年的中国历史及自秦帝国以来的2000多年历史中，清帝国的军机处，第一次有效地提供了一个管理大国的中性的、非政治化的行政工具，既大大提高了行政的效率，又避免了其本身成为权争主角的历史怪圈。这是近代政制上的一大创举，其在权力制衡与监督方面的诸多设计，迄今依然有着丰富的现实价值。 　　在国家机器的运作效率方面，清代的军机处或许创下了中国历史之最，成为中国五千年来最为精简、扁平的政府机构：只有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两层，有官无吏，"其制无公署，大小无专官"，甚至连办公场所都不称衙署，只叫"值庐"或"公所"。 　　军机大臣，通称"大军机"，正式称谓"军机处行走"或"军机大臣上行走"，资格略浅者，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基本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中特简亲任，为兼职，保留原职实缺，无定员，无固定任期。首席称"领班"，末席则俗称"打帘子军机"——进出时给同僚们掀开帘子，待大家都进出后自己才跟在最后。军机大臣人数很少，雍正刚建立军机处时，只有3~5人，后来多的时候也仅11人，成为一个精干的小团队。 　　领班军机大臣，常被人看作是大清宰相。根据军机处最初的工作流程，与皇帝商议政务、承旨起草谕旨等，一般都是领班军机大臣单独觐见，少数情况下才大家一起开会；从军机处转发出去的谕旨，也以"领班"个人署名，这的确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辅，权大责也大。 　　到乾隆年间，名臣傅恒担任"领班"，这位国舅爷忧谗畏讥，请求乾隆皇帝今后不再单独召见"领班"，而改为召见全体军机大臣，以便集思广益，外发的谕旨也不再以"领班"个人署名，而用军机处的集体名义。这的确削弱了"领班"的权力，也减轻了他的压力，并发挥了军机处的集体智慧，在最高层实现了军机处"民主"、而后到皇帝那里"集中"的"民主集中制"。 　　军机大臣，一般不用亲王。最初的例外是军机处初创时的怡亲王允祥，其次是嘉庆中期的成亲王永　　，他入值军机处的时间很短，不到10个月，即被喊停，为的就是防止亲贵坐大。 　　咸丰年间，这一禁令被破坏，恭亲王奕忻被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这与奕忻的特殊地位有关。作为曾经比咸丰皇帝更有优势的皇位继承人选，奕忻虽然最终未能即位，但也开创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例外：在道光皇帝传位咸丰的遗诏中，同时提及奕忻，将其封为"恭亲王"。这样特殊的封爵方式，显露道光对奕忻的爱重，咸丰自然必须考虑这一因素。 　　不久，奕忻就被咸丰打入政治冷宫，军机大臣自然被废，直到英法联军入侵才开始东山再起。咸丰死后，奕忻联手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发动"辛酉政变"，一举掌握了国家的实际大权，出任议政王，领导军机处。 　　自此直到1911年裁撤军机处，由亲王担任领班军机大臣便成为清帝国的惯例，这看上去与亲王不兼军机的祖制相违背，但实质上并不矛盾——在晚清的50年间，主导帝国政制的，是"亲王辅政"与"垂帘听政"相辅相成的"一国两制"，亲王与太后相互制衡和监督，避免对方成为新的多尔衮或者武则天，亲王兼任军机而擅权的机会和空间都很小。（参阅雪珥著作《帝国政改》） 　　军机章京，通称"小军机"，即军机处的秘书。最初多由内阁中书中选调，乾隆年间改为由内阁及各部院衙门保举，军机大臣考核合格后，由皇帝亲自选用。 　　嘉庆四年(1799年)后，汉章京一律由内阁中书、六部郎中、员外郎、主事、七品京官，进士、举人出身者兼充；而满章京则在内阁中书、六部及理藩院郎中、员外郎、主事、笔贴士中选拔。在经过严格的政审和考试后，入选的军机章京往往是中央部委中最为优秀的青年干部，不仅思维敏锐、文字了得，并且具备相当的行政经验，对业务十分熟悉，工作作风严谨扎实，方能应对高淘汰率的筛选及军机处的高强度工作。 　　有意思的是，军机章京最初就规定一概不用高干子弟。应该说，军机处对"官二代"的拒绝，一方面有利于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在最高权力中枢结党，另一方面也给普通家庭子弟参与国家大政提供了更多机会，这对政权的延年益寿是大有好处的。 　　军机章京虽然品阶并不高，但权力的大小很多时候与本身的职位并不一定相关，而与距离最高权力的远近成正比。军机章京有相当多的特殊待遇，即便只是七品的内阁中书，入选军机章京后就可以挂朝珠（文官五品、武官四品以上待遇）、穿貂褂（四品以上待遇）、戴全红雨帽（三品以上待遇），地位尊崇。作为天子脚下的"大秘"，参与机密，服务中枢，实际权力并不小。 　　扁平化的机构、精干的队伍、简捷的工作流程，这些都大大提高了军机处的工作效率。 　　雪珥，中国经营报 2012-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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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毛泽东为何多次要求高干读《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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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多次要求高干读《金瓶梅》 Nov 17th 2013, 13:39, by 明鏡雜誌 　摘要：毛主席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 　　一 　　最近接朋友来信，谈到他正在研究《金瓶梅》，想弄明白毛泽东同志为什么多次要求高级干部读《金瓶梅》。而且，他还搜集到胡乔木同志一封信，也是谈《金瓶梅》的。胡乔木信中的意思是说，对《金瓶梅》这部书应该做实事求是的评价。毛泽东谈《金瓶梅》，坊间传说版本颇多，较为具体的就有五次，准确与否，没有看到原件，但大体是可信的。胡乔木的信我是知情的，因为他的信是写给新闻出版署的。当时我正好负责这方面的具体工作，所以，了解这封信的来龙去脉。而且，我手头就有这封信的复印件。乔木同志信原文如下： 　　关于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在西方文艺界评价的历史，请参看最近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儿子与情人》一书的译后记，该书似是外国文学出版社所出。 　　关于中国的《金瓶梅》，我想看看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的删节本（该本比郑振铎节本删节更多），如还能找到，也可和郑节本作一比较，以便对此节本做出公正的评价和妥善的处理。当然，即使有控制地发行（？）节本，也会为全本推波助澜，这是件难办的事。但是从长远说，这样一部开《红楼梦》先河的文学名著，国外争相翻译，学者争相研讨，出版方面决不能只当作淫书一禁了之，都得想出一个恰当的方针。为此，请设法把两种节本找给我。 　　二 　　很明显，乔木同志这封信的重点是谈《金瓶梅》。在谈《金瓶梅》之前，他先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大概也是对两部书遭遇的某些相同之处有所联想吧？ 　　乔木同志说，"请参看最近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儿子与情人》一书的译后记，该书似是外国文学出版社所出。"外国文学出版社曾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另一块牌子。我查看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书目录，也请教了最后一版2011年4月印刷的《儿子与情人》一书的责任编辑。她帮我仔细查询，结论是并没有以外国文学出版社名义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本《儿子与情人》。可能是乔木同志记错了。后来从网上觅得一册1987年以外国文学出版社名义出版的《儿子与情人》，方知乔木同志记错了丛书名字，它不叫"世界文学名著丛书"而叫"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书后确实附有译者之一陈良廷的"译后记"：《劳伦斯和他的<儿子与情人>》。 　　《儿子与情人》的"译后记"，多谈的是劳伦斯的履历和创作的成绩，关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轶事，可能因为在世界文学史上属于人所共知的常识，并没有多谈。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二十世纪最具争议的世界名著之一，曾被认为伤风败俗而在一些国家遭禁。其实，当时的英国社会之所以不容这本书，说它"伤风败俗"，主要是因为一个贵族女人与其猎场看守人发生了关系，产生了爱情。这种男仆和女主人，跨阶级的婚外情，在当时英国上层社会无异于乱伦，严重颠覆了现有的社会秩序，所以被社会所不容。如果查泰莱夫人与同一阶级的人产生婚外情，即便是偷情也是很平常的事。 　　另外，作者大力描写工业社会的物欲横流，美丽的大自然和古朴的人文传统在遭受工业发展的蚕食，人的本性遭到摧残，自然、本真、激情、生命遭到扼杀，劳伦斯在这样一个思想基础上写出的赞美、同情主仆爱情的故事，显然是不符合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的，遭到围攻与迫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劳伦斯终于得到社会承认。F.R.利维斯说：劳伦斯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文学天才，英语文学中的大作家之一。"《20世纪欧美文学史》一书说：引起轩然大波的是书中的一些露骨的性爱描写……其实这部作品寓意确是严肃的，主旨仍是谴责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机器文明对人性和生机的摧残，探索实现身心统一的两性关系以求得新生的途径。 　　劳伦斯仅仅活了四十四岁，很短暂，但他写出了不同凡响、影响巨大的《儿子与情人》、《恋爱中的女人》、《虹》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十多部长篇小说（还有七部中篇小说、六十多篇短篇小说和大量诗歌和剧本）。正如他的夫人所说："他所看到、感觉到和知道的，他都写在了作品之中，给予了自己的同胞。他留给我们的是生命的壮丽，是对于更多更多生活的希望……一份崇高而无法计量的礼物。" 　　三 　　再说《金瓶梅》。其实，尽管谈"金"色变，以至于像乔木同志这样高级的领导干部，都专门写信关注对《金瓶梅》一书的评价与出版，但学术界，却从来没有轻视这样一部书。因为这部书的价值非他书可比。首先是因为它改变了中国小说以讲故事为主、以情节发展引人入胜为长的局面。比如在《金瓶梅》之前的《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不是历史大事、英雄人物，就是民间久已流传的故事，而《金瓶梅》则以写人物为主，刻画人物复杂的性格和心理活动，特别是描写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展示了平凡人的世俗生活欲望，这就开创了中国的白话世情小说的先河，很了不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具有"划时代"意义。这也就是乔木同志所说"开《红楼梦》先河"的意思吧？另外，这部"词话"写的西门庆本是一个破败户，但他"开着个药铺"，"发迹有钱"，"交通官吏"，已非旧式地主。他以市民身份，经商致富，与官府狼狈为奸，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客观上反映了那个时代--明代万历年间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运作的形态。官场勾结、权钱合作，动摇和破坏了封建社会秩序。因此，这部书就有了特殊的意义。有人说，《水浒传》写的是政治，《金瓶梅》写的是经济。当然不能这么绝对，不过倒说出了《金瓶梅》一书的特殊贡献。 　　尽管《金》书与《查》书在内容与遭遇上有某些相同之处，但两部书还是很不同的。前人早有评论。 　　郁达夫1934年在《读劳伦斯的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曾这样说： 　　我们试把中国的《金瓶梅》拿出来和他一比，马上就可以看出两国作家的时代的不同，和技巧的高下，《金瓶梅》里的有些场面和字句，是重复的，牵强的，省去了也不关宏旨的；而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里，却觉得一句一行也移动不得。他所写的一场场性交，都觉得自然得很。 　　林语堂在《谈劳伦斯》中则说： 　　我不是要贬抑《金瓶梅》，《金瓶梅》有大胆，有技巧，但与劳伦斯不同--我自然是在讲他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劳伦斯也有大胆，也有技巧。但是不同的技巧。《金瓶梅》是客观的写法，劳伦斯是主观的写法。《全瓶梅》以淫为淫，劳伦斯不是以淫为淫。这淫字别有所解，用来总不大合适。……《金瓶梅》描写性交只当性交，劳伦斯描写性交却是另一回事，把人的心灵全解剖了。在于他灵与肉复合为一，劳伦斯可说是一反俗高僧、吃肉和尚吧。因有此不同，故他全书的结构就以这一点意义为主，而性交之描写遂成为全书艺术之中点，虽然没有像《金瓶梅》之普遍，只有五六处，但是前后脉络都贯串包括其中，因此而饱含意义。而且写来比《金瓶梅》细腻透彻。《金瓶梅》所体会不到的，他都体会到了。在于劳伦斯，性交是含着一种主义的。这是劳伦斯与《金瓶梅》之不同。 　　他们的评论也许有一定道理。但他们比较的重点都在性描写方面的差异，对于二书的社会背景，作者主观上或客观上对社会的认识或暴露，并没有多少涉及。话再说回来，我想也正因为这两本书各自的特点，它们同样被查禁的遭遇，当然也还有其他方面原因，使出版者、整理者趋之若鹜。《金瓶梅》在中国则同样是引发各种议论甚至批判的热点。越不许出越神秘。越神秘越想看。于是，越有卖点。结果是，一本过去一向视为"禁书"的《金瓶梅》，却出版了任何书都没法相比的诸多版本，很是有趣。据我的统计，《金瓶梅》一书在1949年之后的出版情况大致如下： 　　足本（全本）方面，主要有三个本子 　　1957年，《新刻金瓶梅词话》，线装2函21册，收入原版插图200幅，当时定价40元。因为规定很严，只限售省部级以上高官、少量高校和科研单位正教授以上人物，年龄要在45岁以上，每部书都编上号，而且来购买时还要出示单位证明信。所以炙手可热，得到一部真觉得"三生有幸"。此书1991年重印，规定依旧，定价则涨到1200元。它是词话本，因为它保留有明代说唱文学的特色，学者认为它最接近原著，所以认为很有研究价值。据说最近重印，定价已到3000元。 　　1988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是影印的，4函36册，每回有2幅插图。学术界称之为说散本。在历史上它经过文人改写增删，去冗就简，所以文字比较通畅。书中包括大量的眉批、旁批和夹批，是有用的资料。 　　第三个足本是山东齐鲁书社1989年6月出版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这是这一版本出版以来第一个排印本，阅读方便，定价便宜，175元一套。且因它也附有原版200幅插图，货真（内容一样全）价实（便宜）。 　　洁本（删节本）方面： 　　1.最先出版，也是影响最大的当推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词话》删节本。戴鸿森校点。此书平装三册，定价12元。有木刻插图36幅，共删去19，174字。 　　2.《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山东齐鲁书社1987年10月出版。精装两册，附陈全胜所绘彩图。全书共删去10，398字。（此为张评甲本） 　　3．《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9月出版。删节本。该社计划出版《李渔全集》，该书第十二、十三和十四卷为李渔评点的《金瓶梅》。出版社以此为由，申请出版。全套《李渔全集》共20册，定价400元。要买三册《金瓶梅》，就得花400元买20册的《李渔全集》。 　　4.《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全书2册，每回有校记注释。删节本，未写明删去的字数，删节处均以"……"标示。（此为张评乙本） 　　5．《金瓶梅词话校注》，岳麓书社1995年8月出版，系以日本1963年的大安株式会社影印的版本为底本，删节本。 　　6.《金瓶梅会校会评本》，中华书局1998年3月出版，内部发行。系以中华书局所藏清代刊刻的第一奇书为底本。该书是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版戴鸿森校本、崇祯本、张评甲本三书的会校，删节处同原书。书后的校勘记中汇总了词话本、崇祯本和张竹坡第一奇书的文字。 　　7.《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精装二册，另配以插图若干幅。全书共删4300字，售价96元。删减比其他洁本为少。 　　我把新中国1949年成立以来，有关《金瓶梅》的出版情况罗列于上。从中可以看出，对《金》书的出版大家很热衷，总是能够找到重要的理由要求再出一个版本。几十年累积起来居然出版了十数个版本。但总的来说，大家都遵纪守法，先报告，经批准再出书。而且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办法。一是给研究者看的，有价值的足本；销售有严格规定。二是给一般读者看的，尽管删除文字多少不等，但也都做了"清洁"处理。当然，其中也有很个别的出版单位，不能"遵纪守法"，甚至出版改编给青少年看的《金瓶梅》故事。但这种情况确实是个案，反映出《金》书出版确实在经济上有好处，于是甘冒违纪之险。 　　杨牧之，中华读书报 2013-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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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我所知道的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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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 Nov 17th 2013, 13:43, by 明鏡雜誌 　　谈及学部的"文化大革命"，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是三个绕不过去的人物。1966～1967年，我同他们有些接触，记之如下。 　 　　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这三个人的大名，我读大学时就知道了。因为当时我对思想史和哲学史比较感兴趣，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三人用"撒人兴"（即三人行）的笔名在《新建设》和《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有关哲学史的文章，口气大而霸气足，其中批判冯友兰的文章"量多而质高"。后来一个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告诉我，冯友兰在给他们讲课时承认，尽管他不完全同意关锋的观点，但认为在所有批判他的文章中，关锋的水平是最高的。关锋、林聿时合著的《庄子内篇的今译和诠释》曾是我读《庄子》的入门书，我一口气读过两遍。 　　1966年3月至6月我被借调到《红旗》杂志工作时，关锋是该杂志的哲学史组组长。一次我们几个人一起去食堂吃中饭，一个《红旗》杂志的工作人员，指着一个瘦小且有点驼背的中年人对我说："认识他吗？他就是关锋。"我立即站住，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走进另一个餐厅--在当时的中宣部机关食堂，司局级以上干部与其他干部的餐厅是分开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大人物。以后在中宣部大院还碰见过他两三次，但没有机会说话。在此期间，我读到他写的《论雷锋世界观的形成》和批判"三家村"的文章，被其高屋建瓴的气势和严密的逻辑力量所折服。 　　1966年7月17日下午，关锋和戚本禹等代表中央文革到学部，与时任学部工作组长的张际春一起研究传达陈伯达指示和为历史所造反派翻案的问题，我被召去，近距离地看到了关锋：他身材瘦小，面带病容，留着小平头，头发短到与光头差不多。架一副深度近视镜，由于吸烟太多，牙齿都熏得有点发黑了。但讲话声音洪亮，斩钉截铁，透出不容置疑的气势。当晚，他在历史所小礼堂主持了全所工作人员和以张际春为组长的学部工作组领导参加的会议，当场宣读了陈伯达的三点指示：一、郦家驹立即停职反省；二、立即释放一切被关被斗的群众；三、切断尹达与历史所的一切联系。接着讲了如何做好善后工作，要求历史所全体工作人员在思想和行动上转过来，共同搞好"文化大革命"。 　　此后，我还在几次群众大会上，远远看到坐在主席台上的关锋。从1966年5月至1967年7月，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组长是徐向前）、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关锋，经历了他一生红得发紫的意气昂昂、飞扬跋扈的岁月。 　　1967年5、6月份，王力、关锋、戚本禹几个人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前台人物，四处插手，今天封这一派为"革命左派"，明天宣布那个人代表"革命大方向"，支一派、压一派，搅得不少地方和单位派仗连连、武斗不断。他们的丑恶行径在群众中引起越来越大的反感。有些群众组织就贴出大字报、大标语，要把他们作为"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揪出来批倒批臭。他们可能也感到了逼近自身的危险。1967年7月1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出面，在当时的中央宣传部教育楼小礼堂召开北京市一些单位造反派代表人物参加的会议。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都出席了。我坐在会场的中间，基本能看清他们几个人的面部表情。我发现关锋有点精神委顿，面色蜡黄。他讲话时也没有了昔日的霸气，不是鼓励人们如何同"走资派"进行斗争，而是批评"怀疑一切"的倾向。他说："有些造反派，今天抓一个，明天抓一个，老觉着不过瘾，老想抓大的，看谁都有问题。这种怀疑一切的倾向是不对的。"戚本禹发言时，就直接提到有人反关锋的问题，他指着关锋说："现在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包括一些造反派，反对关锋。我今天给他讲讲情，你看关锋这么瘦，你们反他干什么？"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关锋。到8月份，他就同王力、穆欣、赵易亚、林杰一起垮台了。 　　1980年代初，我随山东出版界的领导和一些出版社的编辑到德州开会，当晚德州地委一位副书记出面请与会代表吃饭。席间他谈到，前不久中央组织部派人来德州，商量将关锋一家安排在德州的事宜，因为德州是他的老家。组织部文件规定：一、关锋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有公民权，享受正司局级待遇，以此标准为他安排一套住房；二、不要以党政机关的名义宴请他；三、可以老朋友和同事的身份请他吃饭。德州方面同意后，关锋的妻子周英先来德州打探情况，因为德州还有关锋的前妻和儿女，周英认为两拨人马在一个地方容易闹矛盾，不方便。回京后，她找组织部，坚决要求留在北京。最后组织部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关锋一家也就留在了北京。关锋晚年在北京过着平静的生活，潜心从事学术研究，又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对他来说，这应该是最好的结局了。 　　吴传启、林聿时是学部哲学所的司局级干部。由于他们在"文革"前与关锋就是熟稔的老朋友，所以"文革"开始时他们能从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关锋那里得到最核心的机密，比一般人更能窥透当前的政治动向。凭着这一优势，他们于1966年5月23日率先贴出批判杨述《青春漫语》的大字报，一下子占领了学部造反舞台的制高点。之后一路狂扫，不到一个月，即将当时的学部领导关山复、张友渔、刘导生、姜君辰和安排在经济所做研究员的张闻天以及一大批司局级的干部打入"走资派"的行列。当其时，他们的攻势之凌厉，进攻目标之精准，真具有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之势。之所以如此，原因很简单--他们的每一步行动，都有关锋甚至陈伯达、康生的幕后指导。其中5月26日，就有康生对学部运动的四点指示。这个指示是写在学部党委给上面的一份报告上："一、贴大字报难道还要批准么？二、林聿时为什么不能贴大字报？三、学部的问题很多。四、哲学所的问题更多。" 　　6月中旬，吴传启、林聿时推出潘梓年作牌位，掌握了学部文革的领导权。这时，在各单位的呼吁下，中央开始向直属单位派出工作组，以代替各单位的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6月26日，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陶铸，向学部派出了以国务院文办主任张际春为首的工作组。这个工作组进驻学部后，即与吴传启、林聿时、潘梓年相结合，共同领导学部的运动。 　　7月中旬，在外地巡视的毛泽东回到北京。7月26日，他下令撤销工作组，并指出派工作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此后，学部开始批判工作组执行的"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事实是，张际春为首的工作组在学部领导运动的一个月里，所有的决策吴传启、林聿时、潘梓年都是参与的。可是不久他们就借批判"资反"路线之机大批工作组，说他们与工作组之间一直存在"路线斗争"。在批判张际春的时候，吴传启、林聿时慷慨激昂地举出一系列的例子，说明他们在与工作组的斗争中始终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张际春则坚决予以否认，认为他们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路线斗争。他说："所有的大事都是我们一起决定的，那时你们没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见，怎么现在就有了路线斗争？"吴传启和林聿时在发言中说，在历史所的造反派受到尹达的镇压时，以张际春为首的工作组支持尹达一伙，他们则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张际春则说工作组与吴、林等一样都是支持尹达的。我当时参加大会，误认为吴、林说的是事实，还对他们心存感激。但后来，工作组的会议记录等材料曝光，证明吴、林说的全是精心编造的假话，他们与工作组在绝大多数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傅崇兰将此事告诉我以后，我对吴、林等人开始怀疑，觉得他们的品质有问题。 　　不久，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使我大吃一惊：一天晚上，吴、林等人一起在近代史所开会，策划第二天的一个会议，准备对一个人进行批判斗争。我与另外二十多个人参加了这次会议。第二天开会时，参会的一个人突然站出来揭发林聿时，说昨天晚上林策划了一个大黑会，并将林讲的一段话原原本本复述出来，要求林作出答复。我这才明白这个人是对立面派出的一个"卧底"，他讲的完全是事实。我正为林聿时如何回答琢磨时，林不动声色地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你是造谣。"这个人马上将会议在什么地方召开，谁坐在什么位置的情况都讲了，问林还有什么话说。林依然不动声色说："你就是造谣！你根本就没有参加那次会！你说你参加了，谁能证明你参加了？"因为参加这次会议的人除了这个"卧底"外，其他都是与林一派的人，自然谁也不会出来证明他的话是事实。后来，传出林聿时对他的心腹之人传授的"政治斗争三原则：一、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二、谣言重复三遍就是真理。三、善于引导对手犯错误。"我逐渐觉得吴传启、林聿时的品质太坏太可怕，萌生了与他们决裂的念头。所以第二年4月傅崇兰与我们几个人商量与他们决裂时，我是没有任何犹豫的。 　　学部的运动进行到8月份，随着社会上红卫兵组织的蓬勃发展，吴、林等感到需要在学部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作为他们的工具，于是就由他们指定的年轻的造反派、哲学所的邹永图出来联络学部其他所同一派的组织，酝酿成立一个学部的红卫兵组织，得到了各所的赞同，于是在8月27日成立了学部的第一个造反派组织"学部红卫兵联队"。历史所文革小组指定我代表历史所参加这个组织。我记得这个组织的领导成员是：队长曹震中（近代史所）、副队长杜书瀛（文学所）、指导员邹永图，我被安排当了副指导员，同时兼任历史所红卫兵支队的队长。其实我参加这个组织的具体活动不多，因为我的主要工作是在所里协助傅崇兰组织一系列的活动。在学部，我们的对立面见我们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他们也很快拉起了一个叫"学部红卫兵总队"的组织，领导者叫总队长和教导员，这显然是要在名目上压我们一头。他们的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吴传启，以后学部主要就是这两派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1966年8月底，在吴传启、林聿时主持的一次红卫兵联队主要负责人的会议上，吴传启拿出笔记本，说："毛主席最近写了一张大字报，是批判刘少奇的。"接着，他就抑扬顿挫地将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读了一遍。这张大字报在当时属于绝密，可吴传启很快就拿到了，这显然是关锋传给他的。靠着关锋的支持，吴传启、林聿时利用红卫兵联队，同反对他的红卫兵总队进行着日益激烈的斗争。 　　总队的一个专门小组，查阅了吴传启的历史和大量文章，以各种形式揭发和宣扬他的"罪行"，将他定为"三反分子"穷追猛打。其中最要害的是吴在一次会上攻击大跃进的话："裤子赔光了，还谈什么政治！"哲学所的保吴铁杆分子则针对总队提出的指控一一进行反驳。后来双方达成协议，于1966年的9月12日至17日，进行了七天的大会辩论，一对一发言，双方都使出浑身解数，声嘶力竭，唇枪舌剑。结果自然是谁也不服输。总队于是将吴的"罪行"材料抄成大字报，印成小字报，贴满北京城。重复最多的是吴的点睛之论"裤子赔光了，还谈什么政治！"一时间将吴搞得灰头土脸。 　　在辩论会进行的同时，吴传启、林聿时正通过关锋运作，要求陶铸出面保吴传启。9月20日，陶铸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发出了四点指示，中心内容是肯定吴是"革命左派"，"中央宣传部对他是信任和支持的"，但也指明，群众对吴的问题可以辩论。拿到陶铸的四点指示，吴、林如获至宝，立即印成传单广为散发。至此，明眼人都意识到，吴、林上面有"硬根子"，是不易扳倒的。此后，总队每况愈下，其中的不少群众纷纷"反戈一击"，站到了联队方面。 　　进入1966年12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抛出陶铸。最先得到内部信息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李冠英等人于12月19日贴出批判陶铸的大字报，指控他"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样得到内部信息的吴、林立即紧紧跟上，指使联队到中宣部大院贴出"打倒陶铸"的大标语和大字报。蒙在鼓里的总队认为陶铸是当时中央的第四号人物，怎么也不应该打倒。于是也组织人到中宣部大院贴出"谁反对陶铸，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大标语和大字报。总队棋失一着，更加被动。 　　吴、林对陶铸的垮台欣喜若狂，一面指使哲学所周景芳等50余人联名于12月23日贴出《陶铸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到底站在哪一边？》的大字报，同时动员其他所也贴出攻击陶铸的大字报，大造声势；一面要联队出面，与教育部延安公社、北师大井冈山兵团等造反组织联合成立"批判陶铸联络委员会"，将批陶的旗帜牢牢抓在自己手上。 　　然而，这时的吴、林也面临着一个难题：如何解释陶铸"九二○"保吴的四点指示？因为在多数群众看来，这个指示是"吴、林与陶铸勾结的铁证"。其实，这种事的辩证在以耍笔杆子为职业，极尽翻云覆雨之能事的吴、林那里，不过是小菜一碟。他们立即指使几个人贴出批判"四点指示"的大字报，硬说"四点指示"是"陶铸反革命两面派的阴谋"，明里保吴传启，实际上"支持总队继续整吴传启的黑材料"。 　　1967年初，吴传启、林聿时操纵联队，以打、砸、抢、抓、抄的血腥手段，将总队打垮，暂时实现了他们在学部的"一统天下"。紧接着，所谓大批判开始，吴、林利用他们与王、关、戚、穆欣、林杰等人的关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大量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出尽了风头。 　　不过，联队中对吴、林飞扬跋扈、颐指气使、专断独行不满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逐渐结合在一起，酝酿对他们展开新的斗争。1967年4月初，傅崇兰联合近代史研究所张德信、张海鹏，外国文学所吴元迈，经济所吴敬琏、黄范章，宗教所金易九、黄心川以及其他所对吴传启、林聿时不满的部分人，决心拉出队伍同吴、林对着干。为此，张显清和我都认为，在我们正式向林、吴发难前，我们应该向戚本禹写一份翔实的报告，说明他们的问题和我们不得已向他们发难的苦衷。由于我们所文革小组内部几个人和部分群众不同意与吴、林分裂，一旦我们发难，历史所的文革小组和我们一派的群众也就分裂了。这一点我们都充分估计到了。傅、张和我三人在分析了各种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后，决心不惜分裂，带领一部分群众向吴、林发难。为此，我起草了一份翔实的报告，将吴、林的劣迹作了详尽的记述，希望戚本禹能支持我们的行动。报告送上去以后，我们立即给当时戚的秘书李斌城打电话，要他尽快将我们的报告让戚看到并表态。李说他已经将我们的报告放在送阅文件报告的第一份，戚第一眼就能看到。第二天，我们再打电话给李问情况，李说戚已经看到了，但脸色很难看，没有在你们的报告上批一个字。对戚的态度，我们三人进行分析，认为戚与关锋关系很好，而吴、林又是关执意支持的。关也知道戚一直支持我们。我们向吴、林发难，关可能怀疑是戚背后支持的，我们的行动使戚很作难。在这种情况下，戚不明确表态反对，我们就可以干了。就这样，我们与吴、林一派分裂，另立了一个山头。被打垮的总队看到我们起而反对吴、林，也趁机再起，恢复活动。由于总队是一直反吴、林的，我们也拉队伍反吴、林，我们之间的斗争自然也就停止了。但我们两派并没有实现联合，原因一是总队此时对我们存有戒心，二是我们也觉得总队是"老保"，我们这些响当当的造反派羞于与他们为伍。至此，学部就分成了三大派。 　　既然造了吴、林的反，我们就要选一个突破口作为攻击的重点，思谋再三，就选了潘梓年。为什么选他作为突破口呢？一是因为他是学部的一号人物，在学部的副主任中级别最高，行政六级，一级研究员，排名仅在郭老之下，打倒他，影响大。二是因为他是吴、林的牌位，打倒他，吴、林就摆脱不了干系。三是他有叛徒的问题。他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据社会上传来的一些材料，他是叛徒的可能性很大。当时全国正形成一个抓叛徒的热潮，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一派是北京造反派中的"天"派，与以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为代表的"地"派对立，吴、林支持地派，天派自然想打倒他们。北京大学的造反派一直宣称他们有打倒潘梓年的过硬材料。为同学部的吴、林作斗争，他们还组织了一个潘梓年专案组。我们于是通过各种关系与他们沟通，终于把他们掌握的材料弄到手。之后，傅崇兰安排我向我们一派的骨干分子们做了一次潘梓年问题的报告，大家一致认为，就凭这些材料也可以打倒潘梓年。于是我们这一派就在学部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揭露批判潘梓年的大会，由我在会上详细介绍了潘的所谓叛变材料，使我们这一派人认为潘的叛徒问题是板上钉钉的铁案。我们这次大会后，吴、林并没有组织大规模的反击，只是在他们的骨干分子小范围内，由白钢介绍了潘的有关情况，结论是他不是叛徒。后来的事实说明，我们的材料是似是而非的，潘并不是叛徒。不过，由于吴、林在社会上到处插手，引起中央高层的注意，关锋就指示他们采取"龟缩"的策略，所以他们并没有大张旗鼓地为潘辩护，也没有对我们的"反叛"进行猛烈反击。 　　我们同吴、林分裂后，双方尽管互相敌视，但也没有打得死去活来。他们知道我们的后台是戚本禹，所以不敢对我们为之过甚；我们也知道他们的后台是关锋，明白只要关锋不倒，他们也垮不了。我们虽然一时看不出将来的结果如何，但仍然坚持同吴、林的斗争。因为我们认准两点：一是潘的叛徒问题基本可以确定，二是吴、林是搞阴谋诡计的坏人。即使打不倒他们，我们也决不同他们为伍。 　　我们一派在集中力量揭露和批判潘梓年的同时，对吴传启和林聿时也写大字报进行揭露和批判。一天，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的黄宣民找到我，有点神秘地对我说，你看看这两本书。说着拿出苏联学者罗森o塔尔解释《资本论》的一部书和吴传启所著同样内容的一部书。他翻开两书，各找了两段，让我对比看一看。这两段文字基本相同。我问黄："你认为吴传启的书抄了罗森o塔尔？"黄说："我一年前就发现吴传启的书基本上是从罗森o塔尔那里抄来的，以前你们同吴传启站在一起，我不敢告诉你。现在你们反他了，我想这是打击他的很有力的炮弹。你看怎么办？"我说，立即写大字报揭发他，这对搞臭吴传启能起很大作用。黄建议我找几个人先写几张大字报贴出去，他准备整理一份将两书详细对比的资料油印，广泛散发。我同意黄的意见，就找了王宇信几个人写大字报，揭露了吴传启剽窃的丑行。记得王宇信的大字报幽默地讥讽说："我们建议吴传启干脆改名叫吴传·塔尔吧！"后来不少批判吴传启的大字报就称他为吴传o塔尔了。十多天后，黄宣民刻写的六七万字的罗森o塔尔、吴传启两书对比的材料油印出来，广为散发，这对解构吴传启的学者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7年8月7日，王力对外交部的造反派讲话，煽动他们火烧北京的英国代办处，造成了重大的外交事件。毛主席下令将王力、关锋逮捕监禁。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立即出来大骂王力、关锋是隐藏在中央文革内部的"小爬虫"和"变色龙"，宣扬他们一贯同王、关作斗争。据说上边一开始准备将戚本禹与王、关同时端出来，是毛主席决定暂时将戚与王、关分割开来，以观后效。由于王、关被端出来，学部与其有密切联系的以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为首的"红卫兵联队"一派就垮了台。由于我们一派是从"联队"一派中分化出来，而且支持我们的戚本禹又仍然在露面，所以原"联队"的群众都纷纷倒向我们，我们一派一时占了上风，达到我们这一派最辉煌的时期。一时间我们忙于收拾残局，一方面将原联队的头头看管起来，另一方面根据戚本禹传达的周总理指示协助二炮保卫部追捕在逃的吴传启、潘梓年等人。不久，吴传启、潘梓年、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等被北京卫戍区收监，联队在各所的头头全都隔离审查。为了清算他们的罪行，我们专门成立了专案组。在我们一派表面上看来取得大胜的日子里，我的任务一是协助傅崇兰主持历史所的日常工作，二是组织批判林聿时、吴传启等的罪行。为此我写了大量的大字报。我一边起草，一边有三四个人为我抄成大字报，这些大字报全部贴到学部大院供人们阅览，同时供我们一派广播之用。我写的批判林聿时"政治斗争三原则"的大字报，我们的广播站一连播了三天。可以说在历史所参加"文革"的所有人中，我可能是写大字报数量最多的人之一。"文革"后，有一次开会时见到陈智超（著名历史学家陈垣的孙子），他还同我开玩笑说："你调走后，我在一个办公室的抽屉里还发现打印过的你写的大字报，真多呀，满够出一个集子的了。" 　　1980年代，吴传启、林聿时被从监狱放出来，"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使他们在北京平静地度过了最后的岁月。我想，当他们陷身囹圄的时候，可能压根儿就不会想到自己的晚景还有一抹如此美好的夕阳。 　　孟祥才，《历史学家茶座》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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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还原历史的暗角：研究近现代史出版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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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历史的暗角：研究近现代史出版活跃 Nov 17th 2013, 13:45, by 明鏡雜誌 　　从去年年底开始，出版界关于近现代史方面的好书不断涌现，其中杨奎松的《忍不住的关怀》和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两本书可形成一种相互印照的关系。这两本书虽然所关注的问题、对象各有迥异，但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当时的思想改造运动。杨书别开生面，大作翻案文章，陈徒手十几年磨一剑，老老实实抄档案、做口述，别出心裁，从众人不注意的角度挖掘史料，还原历史的暗角。 　　而在近代史领域，朱英的《商民运动研究》则是比较重要的作品，在中国近代史上有所谓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但是商民运动却鲜为人知。《商民运动研究》是中国大陆第一本系统讨论这一运动的专著。其实在朱英的这本书之前，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冯筱才出版了《北伐前后的商民运动（1924-1930）》一书（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这也是商民运动相关研究的第一本专书，冯著集中考察北伐前后这一时代大背景下商民运动的展开，以及其后商会存废的争执，而朱英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综合前人研究，更集中地从国民党的角度考察其在商民运动中的积极作用，同时采取个案研究，考察广东、湖南、湖北、上海等地商民运动的兴起与衰落，同时更细致入微地分析了商民协会与商会以及店员工会几个组织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从而对商民运动进行了既整体又局部的分析与把握。 　　在党史研究领域，《彭真年谱》和《彭真传》的出版，是一件大事，相关的编写组早在1996年便已经成立，历经十六年，终于完工，于2012年10月全部编写完毕出版。在此之前，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一系列领导人的年谱和传记都已经出版，在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官方编写的《邓小平年谱》早已出版，但是《邓小平传》迟迟未能出版，而另外一个现象则是，杨尚昆的年谱也早已出版，但是《杨尚昆传》却没有出版，而杨尚昆的日记和回忆录都已经问世，一度引起党史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彭真传》一共四卷一百三十余万字，而《彭真年谱》则有五卷一百八十余万字，在笔者的印象中六卷的《李先念年谱》目前来说算是中共领导人年谱中卷数最多的，而《彭真传》有四卷，则算是中共领导人传记中卷数最多的，这是因为彭真在革命历程中所处的重要位置，以及他在各个岗位上所做的许多重要的工作。 　　在档案资料的出版中，沈志华的《俄国解密档案：新疆问题》相当重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政治史的都知道，档案是第一手的资料，按照谢泳的说法，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日记不如第一手的档案。俄国解密档案早已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冷战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此书所披露的若干史实，绝大部分都不为人所知，透过这本资料集可以清晰地看出，早在1930年代苏联就对中国新疆觊觎已久，并且在之后的若干年内，一直高度关注新疆的局势。观察新疆复杂的历史，对于了解今天的民族政策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2013年可谓陈寅恪研究的大年，沉寂已久的陆键东终于在年初宣布《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即将推出增订本，而在此之前，精研陈寅恪家族史的张求会，将自己数十年研究陈寅恪而成的文章结集为《陈寅恪丛考》，拉开了"陈寅恪年"的序幕。张求会曾出版过《陈寅恪的家族史》，而这一领域随着新文献的面世而有了新的研究动向。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江西南昌的学者刘经富，刘经富的《陈寅恪家族稀见史料探微》其实与陈寅恪本人并无多大关联，但是却通过各种家谱、祠志、墓碑、契约、手抄本、朱卷、分家文书等稀见资料，还原了陈寅恪家族的种种细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助理教授陈怀宇，他通过挖掘德国、美国等地有关陈寅恪的档案材料，系统地还原了陈寅恪早年求学的历程，出版了《在西方发现陈寅恪》，发人所未发，尤其是他在《东方早报》上发表的《1947年陈寅恪获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始末》等文，穷尽各种史料，展现了陈寅恪获得英美各种学术荣誉的背后细节。 　　另外，波兰作家伊萨克·多伊彻所著的托洛茨基传记《先知三部曲》的中文译本经历十三年，终于再版，这是史学界的一件盛事，再版的译者前言开头就讲了一则有趣的故事：早在此书中文译本初版时，当年席殊书屋评选年度十大好书，评委之一、中共理论家龚育之对某些学者把《先知三部曲》列入十大好书提出异议，他说，如果《先知三部曲》列入十大好书，那么要对联共（布）党史重新评价。龚育之已经去世六年多，而国内不仅仅对于联共（布）党史，对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评价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甚至于以往讳莫如深的中国"托派"，近年来的评价也开始多样化，最典型的便是《陈独秀著作选编》的再版，乃至于陈独秀墓园的修缮，都体现了这种转变。 　　周言，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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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大鬧懷仁堂”周恩來會上會下兩副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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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鬧懷仁堂"周恩來會上會下兩副面孔 Nov 16th 2013, 19:14, by 明鏡雜誌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選載（21） 明鏡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 在上述"大鬧懷仁堂"的整個過程中，周恩來出於保持晚節和隱忍順守的雙重心態，一直嚴守中立，很少說話，對雙方的爭論基本上沒有參與，也沒有出來制止，只是在一旁聽著。這與"三老四帥"拍案而起、慷慨陳詞的態度大相徑庭，形成鮮明對照。他只是在李先念提到"從《紅旗》十三期社論開始，那樣大規模地在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鬥爭，老幹部統統打掉了"時，責問了康生一句﹕這麼大的事情，你為什麼不叫我們看看？ 不僅如此，周恩來還有意和會上"出格"的言行劃清界限。比如，當譚震林準備拂袖而去，以示抗議時，他對譚是拍了桌子的，叫他回來。目前大陸官方出版物在涉及"大鬧懷仁堂"時，出於政治上的考慮，都有意迴避了周對譚拍桌子的這件事，而這恰恰是後來周本人在修改懷仁堂會議記錄時親筆加進去的。 又如，當陳毅提到周恩來當年曾在延安整風中挨整一事時，他立即表示﹕應該檢討，整得對嘛！我有錯誤，對當時的批評，從來沒有意見。 再如，當陳毅講了前述明顯針對林彪，並且對毛澤東有所影射的話後，周又馬上接過來說﹕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 然而，周恩來在會下卻又換了另一番面孔。顯然，老總們大鬧懷仁堂，對中央文革一干人痛快淋灕的批駁，乃至延安整風中的種種往事，深深地觸動了他，道出了他鬱結心中多時的塊壘，令他忍不住也要一吐為快。"大鬧懷仁堂"後的第二天，周在連續接見財貿口和國防工業口的造反派代表和幹部的講話中，對文革運動中要不要黨的領導、該不該把老幹部統統打倒等問題，態度十分鮮明，措辭嚴厲，與"三老四帥"在會上的講法並無不同。 比如，周恩來在申斥造反派奪權後讓黨委靠邊站的作法時，說﹕你們簡直沒有邊了！部黨委上面還有中央，不能叫黨委靠邊站，革命不能革到無產階級司令部，革到毛主席頭上。並宣布﹕中央各部奪權，凡是未經中央同意的，不能算數，國務院各部黨組要恢復，責任還是部長、司局長負。 在談到揪鬥幹部的問題時，周恩來更是痛心疾首，激憤之情難以自抑，反復強調老幹部是黨的財富，不能搞無休止的鬥爭，揪住不放，用對待敵人的辦法來對待他們。他甚至把現在對幹部的批鬥同三十年代肅反擴大化相提並論，還聯繫到延安整風審幹時的經驗教訓，說﹕這次對幹部的批判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時間不到一年，發展速度卻超過十七年。想到這，我就難過。"這不是毛主席的作風，這是左傾路線的惡劣作風。如果不告訴同志們，這樣發展下去，我就有罪了。" 在二月十六日"大鬧懷仁堂"時，周恩來知道事情鬧得有些"出格"，特別是陳毅的發言和譚震林的拂袖而去，肯定會讓中央文革一干人抓住，他本人作為會議的主持者脫不了干係。所以他採取主動，在會議中間打電話向毛澤東報告了此事。毛為此派汪東興前來聽會，不過等汪赶來時，高潮已經過去。 會後，周採取了息事寧人的態度，不想把事情鬧大，因此沒有再向毛作進一步的匯報，希望通過冷處理來平息這件事。 然而，中央文革那邊卻不想放過在政治上轉守為攻的機會。散會後，張春橋、王力、姚文元馬上向江青作了匯報。為了逃避批評而在家稱"病"不出的江青知道已經抓住對手的把柄，馬上精神大振，對此定調說﹕這是一次大的路線鬥爭，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是錯誤路線的代表，葉劍英、李先念、余秋里附和錯誤路線，周恩來、康生在路線鬥爭中動搖，只有謝富治（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作者注）一人站在正確路線一邊。 並立即安排張、王、姚三人連夜向毛澤東當面匯報。 毛澤東早已分別從不同的渠道獲知了"大鬧懷仁堂"的一些情況，一開始似乎並沒有把問題看得很嚴重，當葉劍英向他報告說"今天和伯達打了一仗"時，甚至還表態支持葉的看法。 不過，毛的態度很快就發生了變化。據作者當年採訪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時，他回憶說，毛在聽取張春橋、王力、姚文元三人匯報時，開始還面帶笑容，像是在聽笑話，但在聽到陳毅發言中講到延安整風那一段後，隨即變色，不過當場並沒有發作，只是在張春橋匯報周恩來對《紅旗》第十三期社論沒有送給他看有意見時，毛說了一句﹕黨章上沒有這一條，黨報黨刊上的社論要送常委審查。在聽完匯報後，毛沉吟了一會兒，表示﹕第一要抓軍隊，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幹部，第四要抓鐵路和煤炭。 顯然，這次黨內高層集體"大鬧懷仁堂"事件，讓毛澤東內心受到很大的震動。他非常清楚其中的矛頭所指，名為批中央文革，實則是衝著他發動的文革運動而來的。中央文革不過是替罪羊。這麼多人竟然在黨的高層會議上對他發動的文革群起而攻之，情緒如此激憤，批評得如此尖銳，建國以來前所未有。 特別是陳毅關於延安整風的那段話，更是觸到了毛澤東的痛處，這不啻是揭了毛在黨內一貫玩弄權術，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打一派拉一派的老底。在當年的延安整風中，毛正是依靠了劉少奇這一派人為他打天下，鬥垮了所謂黨內教條和經驗兩個宗派，才確立了他自己在黨內至高無上的地位。而如今劉少奇一干人又被他一腳踢開，淪為文革的鬥爭目標，罪名比當年的王明還大。 被人當眾揭了老底，對習慣了被承旨逢迎的毛澤東來說，還是多年來的第一次，其內心的惱怒可想而知。他很清楚﹕如果不馬上採取斷然手段，把這次黨內高層的反對聲浪壓下去的話，不僅文革運動半途而廢，而且他本人也將威信掃地，劉少奇一干人也將乘機殺回馬槍，在政治上清算自己，這樣一來，他的一世英名就會毀於一旦。這是毛無論如何也咽不下這口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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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林彪案的玄机和蹊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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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案的玄机和蹊跷（上） Nov 16th 2013, 19:08, by 明鏡雜誌 　　◇　如何公正地看待林彪事件？ 　 　　如何公正地看待林彪事件的问题，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涉及到如何看待那一段至今都"斩不断，理还乱"的历史。 　 　　无庸讳言，在文革中，乃至在几十年党内斗争的长河中，"谁没有整过人？谁没有被人整？"谁没有错误？谁没有功劳？ 　 　　刘少奇整过张闻天，文革中被整惨死；彭德怀整过粟裕，文革中被整惨死；许世友延安时，被逼"兵变、叛逃未遂"，之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战功卓著；彭真在东北时挨过整，解放后，也整过人；罗瑞卿整过的人，也不在少数，文革中，他也被整得好苦、好苦……。不一而足。文革中，情况更复杂。对于刘、邓和那些先期就被打倒的同志来说，情况似乎比较简单：反对文革，一反到底。但细究起来，文革初期，谁没有"拥护""执行"过极左的那一套呢？可是，对于文革中期和后期，被打倒的同志，情况就复杂得多：陶铸曾创造性地鼓吹过"怀疑一切"，结果还是死于非命。周总理在文革中也说了不少违心的话，也没有保下贺龙，这位应保、可保而未保下的元帅。文革中，军队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毛泽东开始没有动军队。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军队的人，不能不抛出一些人，以求自保。文革中期，林彪自知不保后，奋起反抗，才有了林彪事件。冤冤相报，何时了？！其中的是非曲折、恩恩怨怨，谁又能说的明，谁又能道的白呢？！ 　 　　二十多年前，陈云、胡耀邦、黄克诚对这一复杂的历史问题，有过一番高瞻远瞩、"老谋深算"的分析。他们指出：文革是一场"内乱"。是在我们党和党中央犯错误的复杂条件下，发生的。林彪和四人帮不一样，他们历史上有功。二十多年后，再解读他们的讲话，是否有"茅塞顿开"之感呢？讲话中的"内乱"，就是借用史称，太平天国的"杨、韦之乱"，自己人杀自己人。当年，刘、邓、陶不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平心而论，林彪，黄、吴、李、邱，也不是无产阶级的敌人。都是为了共和国的建立，历经枪林弹雨，有过大功的人。文革的错误，是党中央犯错误，是毛泽东犯错误。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直接指挥"的一场"内乱"。党中央、毛主席应该对这场"内乱"负直接责任，负总的政治责任和历史责任，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林彪和四人帮有过激烈的斗争。为什么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就是历史大功一件，而林彪与"四人帮"的斗争，就是"抢班夺权"，反党政变呢？历史不会认可这种荒唐的"双重标准"！林彪的历史功绩实在太大了。我们这些小字辈，是通过"三大战役"的影片，才解读到林彪辉煌的战史的。尽管影片中，把林彪描写成了"好人中的坏人"，但却掩盖不了林总为共和国的建立，呕心沥血的事实。把"战功显赫"的林彪和"身无寸功"的四人帮，硬绑在一起，有辱"正义的审判"！ 　 　　无庸讳言，没有陈云、胡耀邦、黄克诚同志，那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超的政治智慧，博大的宽广胸怀和历史的长远眼光，是不能解读林彪事件的，也是不可能解开林彪事件，这一世界迷案、悬案的！更是不可能把我们党从"专案复专案，冤案复冤案"的政治"内乱"的漩涡中，解脱出来的！现在，我党从"内乱"的漩涡中，解脱出来吗？原因就在于此。太平天国"内乱"的后果，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被清王朝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与其说是毁于"外因"，不如说是毁于"萧墙之内"！ 　 　　◇　真相必大白天下 　 　　九届二中全会，还有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重大隐情：会前，毛泽东和林彪有过一次重要的密谈！ 　 　　林彪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从一个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堕落为反革命政变的主谋，谋害毛主席的刽子手？刚刚在"九大"党章上被破天荒地定为"接班人"的林彪，为什么仅时隔１年，就要"迫不及待"地"抢班夺权"？ 　 　　从党内威望和资历来说，林彪远在毛泽东之下。刚被毛泽东钦定为"接班人"的林彪，怎么敢在"个人崇拜"之风，达到登峰造极、甚嚣尘上的时刻，一反常态地"背"着"恩师"毛泽东，"私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说三道四，"公然"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之势"？这简直就是有悖常理的"蠢动"！ 　 　　凡事都有源，有头。 　 　　有证据表明：就在九届二中全会，林彪讲话的前一天晚上，林彪曾前往毛泽东的住所，和毛进行过一次密谈。当时只有叶群和汪东兴，守在门外。据说是为了防止江青闯入。这次林、毛在开会前的重要谈话，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情节，它是破解上述那些谜团的一个关键的切入点！ 　 　　吴法宪出狱后，披露了这样一个的事实：他是从叶群处得知，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已首肯林彪的讲话。因此，他才在会上"紧跟"的。在林、毛这次谈话后，陈伯达为进一步证实叶群的话，凭着他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又向林彪当面直接求证了毛泽东已首肯林彪讲话的事实。之后，才有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种种表演。汪东兴是毛主席身边的"近臣"，长期以来，最了解毛泽东的想法。正因此，在文革中，他没有犯过什么错误。不幸的是，那天晚上，和叶群一直守侯在门外的汪东兴，竟在第二天的会议上，也会"出人意料"地违背毛的"意图"，向"四人帮"大加攻伐，加入了"大有炸平庐山之势"的行列，犯了文革中他唯一的一次"严重的路线错误"。吴法宪、陈伯达、汪东兴三个人，在会场上的全部表现，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林、毛在开会前的重要谈话中，确实包含了毛泽东事先已首肯林彪的讲话的重大隐情！ 　 　　昨天还同意林彪的讲话，今天就翻脸不认帐。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恶劣政客品质，可见一斑！可以想见：一个中了"欲擒故纵"把戏的行伍出身的林彪，会作出什么反应。由此，再解读全会后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切，令人茅塞顿开！ 　 　　破解这一重要隐情的关键人物，是汪东兴！他总有一天会说真话的！ 　 　　◇　破解林彪事件的钥匙 　 　　林彪事件是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几十年来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理论界、新闻界、文学界的极大兴趣。这是因为，从目前官方公布的材料看，其中疑点太多，事实不清，证据太乱，逻辑牵强，结论武断！根本无法向历史交代，无法向世人交代。 　 　　究其原因，其一，"四人帮"的诬陷和编造，对搞清林案，打下一个很坏的基础。其二，由于派性的原因，由于难以压抑的狭隘的复仇心理，由于听不进陈云、胡耀邦、黄克诚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告诫，邓小平、彭真作出了"两案并一案"的荒唐的政治裁决，使得原本可以搞清的林案，更加扑溯迷离。现在，这些应该对林案起作用的政治人物，都已作古。他们没有尽到应尽的历史责任，留给后人的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林案。也为国、内外好事者，提供了"想象"空间！ 　 　　在林案专案审查的十多年，以及以后的二十多年中，最大的漏洞就是听不到"直接目击证人"和"直接当事人"，"客观地充分地"陈诉。事实上，几乎每一个当事人，都有在违反主观意愿的情况下，强迫按照专案人员的要求，书写"交待材料"的经历。因此，认真听取"直接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客观地充分地"的条件下的陈述，就是我们拨乱反正，查清林案事实真相的突破口。 　 　　现在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于那些原来搞专案的人员，明里暗里，有意无意地在封堵这个突破口。使得不少"直接当事人"，至今心有余悸！在此，我们要提醒那些原来搞专案的人员，两条：第一，必须明白：阻碍"当事人"，依法"客观地充分地"陈述案情的行为，是一种犯罪行为！如果说，当年你们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认识不到"逼、供、信"的犯罪本质，还情有可原。但是，如果今天，再这样搞见不得人的小动作，就必遭法律和历史的惩罚。第二，搞专案的人员，有一种侥幸心理：明知其中冤情重大，但"当事人"，大多年事已高，把林案捂到这些人统统作古，岂不是熬到"冤案变铁案"的那一天吗？请那些心怀侥幸的人明白：林案是举世瞩目的历史大案，全世界会放过你吗？历史会放过你吗？混是混不下去的！捂是捂不住的！熬也是熬不过去的！"往事并不如烟，历史岂能尘封"？！陈云同志为林彪事件考虑了两个星期，写下的那二百多个字，你们还记得吗？长期怀着"熬到那一天"的投机心理，你们不感到太累吗？ 　 　　作为严肃的历史工作者，现在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大力抢救，发掘这些"直接目击证人"和"直接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一切从可信的客观事实出发，这才是最终揭开林彪事件，这一世纪迷案的钥匙！ 　 　　可以想见，当我们打开林案迷宫的大门时，那些原来搞专案的人员，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这些往日的"阶下囚"，怎么变成珍贵的"直接目击证人"和"直接当事人"？ 　 　　其实，您们也是重要的历史当事人！在如何编造"冤、假、错"案，这个领域，你们有着绝对的历史价值！你们把在这个领域，亲身经历的事实，向世人揭露出来，对我党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人民不再遭这份罪，就是历史大功一件！对我们亲爱的祖国，从此永远摆脱"专案＝冤案"，"党派倾轧"，"政治清洗""萧墙之祸"的内乱、恶梦和怪圈，真正走上民主与法制的光明大道，就是大功一件！何失落之有呢？ 　 　　◇　四人帮在林彪案中造假 　 　　张玉凤、姚文元关于中央在林彪专案中造假事件的回忆，在范围上，有区别。张玉凤指出，那封毛泽东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著名的，用来表明毛"早已看出林彪是野心家"的信，完全是在"康生的直接授意下，由张春桥起草的"造假产物！对此，毛泽东是完全心知肚明的！姚文元则提出了比张玉凤更为广泛的造假领域："'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 　 　　他们俩人，对当时中央造假的动机，提供了相同的证词：为了维护毛的"光辉形象"和权威，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公然通过了在林彪案中造假的决定！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合乎逻辑，可信。据姚文元说，中央还专门为此做了"决定"。历史正企盼着，这个"中央决定"，公布于世！ 　 　　张玉凤、姚文元都是极其重要的直接当事人！他们的回忆，其份量之重，不言而喻！他们两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对同一事件，发表内容相同的说法，其可信度，不言而喻！如属实，"四人帮"在林案中造假，已是"铁案"！ 　 　　根据姚文元的说法："'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我们注意到，"掺了很多假"和"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的说法。据此，我们有理由提出那个至今找不到一个直接目击证人的被法庭"确认"为"武装政变的纲领"的"５７１工程纪要"，完全是张春桥、康生，"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不要忘记，当时，老奸巨猾的康生，在解读那"５７１工程纪要"时，故弄玄虚地说，"纪要"中，有些话很幼稚；有些话，不是２０几岁的人，能讲出来的了。这正是他们造假时的阴险用心所在！ 　　张玉凤、姚文元关于林彪专案的两段回忆文章，读来令人毛骨悚然。毛泽东伙同"四人帮"，在举世震惊的林彪大案上，导演如此"惊天骇俗的造假丑闻"，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杜撰如此"瞒天过海的欺世之作"，怎能不使世人瞠目结舌？！怎能不令世界舆论哗然？！这与当年希特勒法西斯在"国会纵火案"的所作所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此，当时的"中央文件"，绝不可信，已成不争的事实！当年举世瞩目的那场"正义的公审"，基本上，延用了"四人帮"时期的"中央文件"的指控，其可信度，还有多少？不言而喻！当然，历史还企盼着图们等人，这些"正义的审判"的重要当事人和"专案文学"的始作俑者，对专案和起诉过程的"实事求是"的回忆！据我们了解，已有几位专案当事人，在写这段历史。届时，又要爆出"惊天丑闻"。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历史和人民有多伟大！不管你多会造假，政府机关内部的知情人们，一造反，一揭发，丑闻全暴露，"权威"全崩溃，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当也挡不住！ 　 　　林彪事件的研究，大有搞头，大有文章啊！现在，我们不关心"翻案不翻案"的问题，只关心"事实和证据"！只关心历史当事人的陈述！ 　 　　◇　重提林案是质疑，是挑战，不是翻案 　 　　人们一提起林彪的案子，有人就会跳出来，说是"给林彪翻案"。问题绝不是那么简单！ 　 　　人们重提林案，主要是因为林案疑点太多！事实与案情，还远远没有搞清楚！结论与判决，实在是经不起推敲，更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待！ 　 　　事实是：重要的证据，都没有归案！关键的当事人，都没有得到自由陈述案情的权利！而且，有充分证据表明：毛泽东伙同"四人帮"，在林案中，确实公然制造了假证据，并为此，形成过准许造假的"中央决议"！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对林案的质疑，大多不是没有道理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对林案盖棺论定，条件并不成熟！ 　 　　林案的重要证据"黑匣子"，能要，而没有要回来；林彪带走的文件，能要，也没有要回来；至今找不到一个"５７１工程纪要"的目击证人。按现在的证据，似乎是"所有在林彪专机上死了的人，都知道那个"纪要"，而活着的，一个目击证人都没有；所谓的政变主犯"黄、吴、李、邱"，竟都不知"政变纲领"的"５７１工程纪要"；那个"三国四方""指挥班子"，更是子虚乌有；所谓"林彪手令"，据说还有横排和竖排，两个不为世人知道的版本；"手令"是否出自林彪手笔，也没有确凿的证据！"九届二中全会"前一天晚上，毛与林的秘密谈话的内容，还没有披露；林彪坐机上的大洞，还没有合理的解释；坠机的真正原因，还众说纷纭，没有查清……总之，林案的玄机和蹊跷还多得很！ 　 　　按正常刑事案件的办案程序，任何检察机关，面对有这么多疑点的案子，只会深入勘察，决不会贸然起诉！只有在当时法制不健全的中国，才会因为政治需要，迫不及待地搞出这种遗患无穷的"两案并一案"的司法闹剧！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疑点丛生的林案，提出质疑，对当时官方"结论"，提出挑战，是情有可原的，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现在重提林案，是要搞清事实，弄清真相，查清细节！对官方为一时政治需要，搞的那场"司法闹剧"，是质疑，是挑战，但绝不是翻案！ 　 　　至于最后能不能颠覆当时官方对林案的结论和判决，完全要尊重历史事实真象！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如果林案真的是假案，颠覆了，岂不是还历史本来面目吗？！也符合我党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 　 　　我们不理解的是：有些人为何看到人家一提林案，就神经过敏，就浑身不自在，就要骂街，就好像人家掘了他家祖坟？！如果他们是图们之流林彪专案的办案人员，倒也情有可原（事实上，不少专案人员也在反戈一击）。至于其他人等，就令人费解了。也许他们出于对林彪的"刻骨的阶级仇恨"。不过我们要说的是，我们关心的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关心的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刑事案件，如果参杂着半点个人的感情色彩，就会有悖于"公开、公正、公平"的基本司法原则了！ 　 　　◇　关于"５７１工程纪要"的重大疑点 　 　　"５７１工程纪要"，是林彪反革命政变的纲领性文件。它的真实性，对整个案件的定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历经３０多年的反复查证，这个所谓的"５７１工程纪要"，仍有重大疑点。 　 　　（１）至今没有查到关于林彪授意和批准这个"纪要"的直接证据。 　 　　"中央文件"中再三强调，"纪要"是林立果根据林彪授意搞的。但是，历经３０年，始终没有查到林彪怎么授意，怎么审阅，怎么批准该"纪要"的证据。后来查获的"５７１工程纪要"，充其量，只是一个笔记，没有正式文本。也就是说，没有林彪对它的批语和认可的证据。为此，林案的专案人员，非常头痛。以致图门和高文明不得不推测说：有一个"正式文本"，被林彪一伙带上了飞机。遗憾的是，他们的推测，又与周恩来的话，发生了矛盾。周恩来说，林彪除了那本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外，什么文件，也没带走。因此，所谓"林彪授意"，只是一种猜测！ 　 　　（２）在林彪反革命集团中，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５７１工程纪要"的"目击证人"。 　 　　根据现有的材料，不仅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集团"主犯"，没有看到过这个"政变纲领"，而且，在所谓政变"指挥班子"的所有成员中，也没有一个"目击证人"。就连参加过"南苑机场密谋"的成员和被"５７１工程纪要"列为"保密范围"之内的所有活着的"联合舰队"的成员，以及所谓"分舰队"的"上海小组"的成员，竟也都没有一个人，看到过这个"５７１工程纪要"。也就是说，所有被关押审查的数万名涉案人员，没有一个人，看到过那个神秘的"５７１工程纪要"。 　 　　一位"权威"人士，在《谋害毛泽东的黑太子》一书中说：据那个在直升飞机上被俘的李伟信供认：在"５７１工程纪要"的制定过程中，他曾"断断续续"地在场外，作过一些服务工作，但没有直接参加"纪要"的制定，更没有亲眼目睹过这一重要文件。且不论李伟信，这样一个求生心切的阶下囚的话，是否可以采信。充其量也只能算"半个"孤证！仅凭这样"半个"孤证，怎能支撑得起"５７１工程纪要"，如此重大的历史情节呢？ 　 　　因此，历经３０多年的审查，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令人十分尴尬的、却又是不争的事实：似乎死了的（指飞机上摔死的），都是"５７１工程纪要"的目击者，而活着的，却没有一人见过这个"纲领"！！！ 　 　　世人不能不怀疑，究竟有没有那个"５７１工程纪要"？！是不是又象"毛泽东在滴水洞给江青的信"一样，是"四人帮"凭空杜撰出来的？！ 　 　　（３）关于"５７１工程纪要"的出处，有着许多版本：５７号中央文件中讲，是在空军学院的一个"秘密据点"的保险柜内查到的；后来作为"四人帮"时期，林彪专案组负责人之一的纪登奎，又说是在被迫降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还有一个版本，说是一位空军学院的普通工作人员王某某，事隔几天后，在清扫已是一片灰烬的"秘密据点"时，在桌子上的乱纸堆里，无意中发现的。而且是记录在一个被遗弃的小本子上。换句话说，还不是正式的文本。人们不禁要问：这么一个事关重大的机密文件，怎么会"无意之中"，遗落在一个已经被翻得狼狈不堪，已经被烧得遍地灰烬的垃圾堆里？让一位普通的工作人员，将这么一个至今找不到"目击证人"的"绝密文件"，豁然之间，"大白于天下"？ 　 　　根据一位对林彪一案颇有研究的"舒云"作者的最新版本说，就在林立果销毁了"秘密据点"的所有材料后，李伟信曾鬼使神差地到过"秘密据点"，并逗留了一段时间。这就为最后揭开"为什么林立果在'秘密据点'，烧尽所有材料后，竟会留下最重要的'５７１工程纪要'"之谜，打开了想象空间！ 　 　　正是这些在时间、地点、目击证人等关键情节上，前后难以相互印证的"权威"证据，才使人们不能不疑窦丛生！ 　 　　在林彪反革命集团内部，至今找不到一个"目击证人"的"５７１工程纪要"，被"正义的法庭"作为定案的最重要的证据。这种情况，在国、内外法律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　质疑程洪珍日记本的出处 　 　　纵观林案的证据，有一个特点：关键的证据，不是出自当事人，而是出自一些"小人物"。如"５７１工程纪要"，就是只有李伟信的"半个孤证"。林彪是外逃的"主谋"，就是出自李文普的一句"孤证"。关于所谓的"三国四方"会议的内容和性质的证据，不是出自在上海与会的当事人，而是出自远在北京的没有参加会议的空军党办秘书程洪珍的"日记本"。 　 　　作为重要证据的程洪珍的"日记本"的出处的真实性，有重大不实之嫌！ 　 　　１９７２年６月２６日，中发７２，２４号文件，即所谓的"材料之三"P４１中，指出：关于"三国四方"会议，"日记本"的影印件原文说："会议是成功的，达到预期效果。团结的气氛比较好，解决了对当前东南形势看法，认识。（１）主要矛盾在上海，在张、姚，统一了认识。（２）加速我们的准备。（３）组织上明确了三点，每点的头是上海－－王，杭州－－陈，南京－－周，互相配合。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没授予指挥权。"同时，在该文件P４１，有一个注解："程洪珍的亲笔日记，是在林立果在北京的秘密据点中缴获的。" 　 　　人们可能还记得，这个"林立果在北京的秘密据点"曾"出土"过著名的"５７１工程纪要"。而且是在一片狼藉的灰烬中，由一位普通工作人员王某某，在桌子上找到了丝毫没有烧毁痕迹的"５７１工程纪要"。现在看来，林立果不仅没有烧掉"５７１工程纪要"，而且，留下了程洪珍的"日记本"，以备后查！这不能不令人疑窦丛生！ 　 　　必须指出的是，关于"'５７１工程纪要'是由王某某，在秘密据点的一片狼藉的灰烬中找到的"说法，是在世人对中央文件中"５７１工程纪要"是在秘密据点的保险柜中找到的说法，提出严重质疑的情况下，才"突然冒出来"，以正视听的。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程洪珍的日记本"，又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从"秘密据点"的灰烬中，"抢救"出来的呢？！总不会又是王某某偶然"发现"的吧？！ 　 　　这些重要证据，在出处的时间、地点、过程上的矛盾百出，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是因为林案的调查过程时间太长，造假太多，而且参与造假的，又不是一批人。这样，在一些重要细节上，出现"疏漏"，以致首尾不能相顾，前后不能呼应，漏洞百出，也是在所难免的了！看来"说谎"也难。 　　◇　中央文件对陈励耘的两大不实之词 　 　　陈励耘，林彪疑案的重要人物。他是九届中央候补，原空五军政委。林彪案的法庭指控他参与"三国四方"会议，被指定为"政变指挥班子"的"杭州的头"。 　 　　关于陈励耘的两大主要问题。 　 　　（１）１９７２年１月１０日中发７２、４号文件（所谓的"材料之二）第２页上说："三月二十日，周宇弛到上海。林立果召集周宇弛、于新野、李伟信开会研究制定政变计划。林立果说：'这个事与首长（指林彪）谈到，首长叫先搞个计划'。林立果、于新野、李伟信按照林彪的旨意和在杭州同陈励耘商量的框框，在１９７１年３月２２日至２４日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也就是说，陈励耘是"５７１工程纪要"重要的始作俑者之一。 　 　　（２）"材料之二"的第３页中，说到"三国四方会议"的内容时，有一句非常重要，但却是闪烁其词的话："据陈励耘交待，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也就是说，陈励耘是"三国四方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的重要证人。 　 　　人们对此提出质疑：既然"５７１工程纪要"，是林立果根据与陈励耘谈话的"框框"写出来的，那么，陈一定知道"５７１工程纪要"的基本内容。为什么文件中不引用陈励耘的详细证词？！既然陈励耘交代"三国四方"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文件就应该引用陈励耘关于会上是如何讨论政变问题的详细情节。为什么文件将这个重要情节"省略"了？！既然与会的人，除陈励耘以外，还有三个重要人证，文件就应该引用参与"三国四方会议"的其他人，关于会议内容的相关证词。为什么文件也将这些重要情节"省略"了？！ 　 　　不言而喻，中央文件对陈励耘的以上两点指控，是非常要害的！它关系到"５７１工程纪要"有没有一个"活证人"的问题，关系到陈本人是否知道"两谋"的问题，关系到"三国四方"会议的性质问题，关系到参与"三国四方"会议的其他人，是否知道"两谋"的问题。 　 　　但是，后来的"公开审判"，却令人匪夷所思地"蹊跷"地"绕过"了这两个实质问题，不去对这两个问题的情节，进行细究。这只能说明，事实上，文件对陈励耘的上述指控，查无实据！其他与会的人，没有一个作出与陈励耘相同的"交代"。 　 　　这就说明，当初文件上"据陈励耘交待，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的说法，完全是逼、供、信的产物！以上中央文件对陈励耘的两点指控，纯属不实之词！陈励耘不知道"５７１工程纪要"；"三国四方会议"上，也没有讨论"政变问题"！ 　 　　既然，陈励耘不知道"５７１工程纪要"，既然"三国四方会议"没有讨论"政变问题"，那么，陈励耘何罪之有呢？！ 　 　　事实是，犯罪情节可以不查，可以巧妙地"绕过"，事实可以没有，但"罪"是一定要判的。这就是官方所谓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其实质是："法律必须以政治需要为依据"！（未完待续） 　　史学，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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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林彪案的玄机和蹊跷（下）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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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案的玄机和蹊跷（下） Nov 16th 2013, 19:09, by 明鏡雜誌 　 　　◇　所谓的"三国四方会议"与政变无关 　 　　关于林彪事件中著名的"三国四方"会议，官方在１９７１年的中央５７号文件和相继公布的"材料之一、之二、之三"中，把它作为林彪反党集团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阶段的重要证据之一，有过浓墨重彩的渲染。但是，仔细研究，令人疑窦丛生。 　 　　（１）我们注意到一个基本事实："三国四方会议"，是１９７１年３月３１日晚开始的。林立果企图实施反革命政变的时间是１９７１年９月８日。也就是说，两者相隔，整整半年之久。 　 　　必须指出这样一个起码的常识：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政变，最怕的就是"走漏风声"。因此，为了严守机密，只有在发动政变的前夕，才能向参加者公布。否则，必遭杀身之祸！ 　 　　作为久经沙场，且亲身参加过堪称"政变"经典之作的"南昌起义"的林彪，怎么会愚蠢到不顾兵家之大忌，叫他的儿子林立果，在距９。１３政变半年之前，在远离政变中心－－北京钓鱼台数千里的上海，把几个矛盾重重的人，搞在一起，大谈什么反革命政变，还拼凑什么政变的"指挥班子"？！难道他就不懂"夜长梦多"，"日久生变"的道理吗？！实在有悖常理！此其疑点之一。 　 　　（２）"材料之二"认定："三国四方"会议是"按照《'５７１工程'纪要》的计划，一九七一年三月底在上海召开的"。这个"认定"的证据是什么呢？ 　 　　与会的直接当事人：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没有一个人知道"５７１工程纪要"。至今，他们之中也没有一个人作出过"三国四方"会议是"按照《'５７１工程'纪要》的计划召开的"的证词。李伟信，作为"纪要"的"半个孤证"，也没有作出过这样的供述。在程洪珍的日记本中，也没有这种记载。因此，"材料之二"的"认定"，只是"推理"和"假设"，没有事实根据！此其疑点之二。 　 　　（３）"材料之二"指出，林立果按照林彪"先搞个计划"的"授意"，在１９７１年３月２２日至２４日写出了"５７１工程纪要"的反革命政变纲领。也就是说，这个"纪要"的草案，是在"三国四方"会议前一个星期，才写好。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林彪当时已经首肯了这个"纪要"的草案。试问，在没有林彪首肯的情况下，林立果怎么就能按照《'５７１工程'纪要》的草案，擅自在上海召开"三国四方"会议，组织实施，甚至作出了"组织上的准备和分工"，确定了政变的"指挥班子"？！此其疑点之三。 　 　　（４）关于开会的准确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必须指出的是，专案和审查搞了十几年，所谓"三国四方"会议，究竟有哪些人参加？他们都是何时到场的？这些重要情节，至今没有说清楚。 　 　　１９７１年的中央５７号文件和相继公布的"材料之一、之二、之三"中，虽然多次提到会议的时间问题，但都是采用"１９７１年３月底"，这样一种笼统的"口径"，回避点明会议的准确起、止时间。直到１９８２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给陈励耘、周建平的"免予起诉书"和军事法院给王维国、江腾蛟的"判决书"中，仍采用的是"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晚至四月一日晨"，这样一些时间概念相当模糊、宽泛的措词，使人感到其中有那么多"猫腻"！在图们和肖思科的《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中，对会议的准确结束时间，也没有点明。此其疑点之四。 　 　　作为办案常识，搞清案件的确切时间，不仅是必须的，而且也是最起码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确定有哪些涉案嫌疑人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没有"作案时间"，就可以马上排除他的作案嫌疑。 　 　　中央文件以及后来的"免诉书"、"判决书"，在这个时间问题上，多次采用"１９７１年３月底"和３月３１日"晚"、４月１日"晨"之类的含糊措辞，显然不是"一时疏忽"，而是刻意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周建平算不算"与会者"。 　 　　（５）"５７１工程纪要"明确写着："指挥班子：江、王、陈"（江是原南空政委江腾蛟，王是原空四军政委王维国，陈是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但是，不在"指挥班子"中的原南空副司令员周建平，竟也被"中央文件"，圈定为"指挥班子"成员。根据墨迹未干的"５７１工程纪要"，周建平既不是"指挥班子"成员，也不在大、小舰队的"骨干"名单之列，甚至还被排除在"５７１工程纪要"规定的"保密范围"之外，林立果怎么会在未经林彪首肯的情况下，如此轻率地私自扩大"指挥班子"的范围？究竟哪些人是"指挥班子"成员？此其疑点之五。 　 　　（６）法庭上，公诉人沈加良说："这个会议的召开不是偶然的，是有政治目的的－－这个会议是为落实《５７１工程纪要》实施要点中建立指挥班子江、王、陈这个计划召开的。是为林彪搞反革命武装政变作组织准备的。"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与会的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都不知道"５７１工程纪要"。那么，有什么证据说明，"会上明确了三点，每点的'头'：上海－王，浙江－陈，南京－周，江腾蛟协调拉总"，就与"５７１工程纪要"中的"指挥班子：江、王、陈"，是一回事呢？此其疑点之六。 　 　　会上"明确了三点，每点的'头'：上海－王，浙江－陈，南京－周，江腾蛟协调拉总"的最早的出处，是１９７１年的中央５７号文件和相继公布的"材料之二"P５中，原空军党办秘书程洪珍日记本中的一句话。应该指出的是，程洪珍当时根本不在现场。他既不是会议的参加者，也不是场外的工作人员。采信这样一个人的话，本身就不可取。但是，即使笔记本的作者程洪珍，３０多年来，也从来没有作出过"三点的头"，就是"５７１工程纪要"中的"指挥班子"的证言。相反，他的日记本却中明明白白地写着："没授予指挥权"！ 　 　　公诉人沈加良，把"没授予指挥权"的"三点的头"，认定为"指挥班子"，他不感到荒唐吗？！这难道是"证据确凿"吗？！ 　 　　由于江、王、陈、周，都不知道"５７１工程纪要"中有"指挥班子江、王、陈"的说法，当然不会作出"'三点的头'就是政变'指挥班子'"的供诉。 　 　　这样，公诉人沈加良关于"会议是为落实《５７１工程纪要》实施要点中建立指挥班子江、王、陈这个计划召开的。是为林彪搞反革命武装政变作组织准备的。"指控，那种把"三点的头"说成和"指挥班子"是一回事的结论，就成了缺乏事实证据的"推断"。 　 　　（７）最具重要有意义的是，要搞清楚："三国四方"会议上，他们究竟谈了哪些有关"两谋"的实质性内容？这是疑点之七。 　 　　"材料之二"，P３中，有这么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据陈励耘交待：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人们不禁要问，与会的人，活着的有四位。为什么只有陈励耘一个人，作出这样的"交代"呢？而且怎么看不到陈对这个敏感问题的详细供述呢？ 　 　　打倒"四人帮"后，在法庭审判的过程中，再也没有提到陈励耘交待的这一关键问题的细节。陈励耘出狱后，推翻了"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的"交待"。军检院在给陈的"免诉书"的犯罪事实部分，对于"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的重要情节，只字不提。仅作出"情节较轻"，"免予起诉"的决定。 　 　　江腾蛟、王维国、周建平在以后的一切场合中，对于"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的情节，都予以了明白无误的否认。 　 　　有充分证据证明，"据陈励耘交待：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不过是陈励耘在当年逼、供、信的环境下，所做的伪证。 　　（８）至于"三国四方"会议名称的由来，是疑点之八。 　　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三国四方"会议的名称，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连听都没听到过"。程洪珍的日记本上，也没有出现过"三国四方会议"的说法。据场外的工作人员说，"那不过是林立果吹牛时的一句"戏言"。所以，后来为了避免"哗众取宠"之嫌，法院和检察院在正式法律文本中，再也不沿用文革时期杜撰出来的"三国四方"会议的说法了，而是改用"秘密会议"。 　　以上所列八条，只是关于"三国四方会议"众多疑点中的冰山一角。如果把这些疑点背后的真实情况，细细展开，就足以推翻官方关于"会议是为落实《５７１工程纪要》实施要点中建立指挥班子江、王、陈这个计划召开的。是为林彪搞反革命武装政变作组织准备的。"臆断。 　　◇　陈励耘为什么要作伪证？！ 　　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的"材料之二"页３中说："据陈励耘交待，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也就是说，"三国四方会议"讨论过政变问题的重要人证，是陈励耘。与会的人，除陈励耘之外，还有江腾蛟、王维国、周建平。为什么中央文件上只有陈励耘的交代，而没有其他三人的交代呢？ 　 　　原来，王维国在十几年的审查过程和法庭审判中，从没有承认"那是个会"，"只不过是几个人坐下来，扯扯"，"如果扯扯就算是会，文革中太多了"。"就是大家坐下来，解决一下团结问题"。 　 　　江腾蛟在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５日下午３点的庭审中说："开始，陈励耘吃完饭后，林立果讲了几句话，他说你们先谈谈情况吧，要他两个和我先谈情况，他说他有点事情出去一下，办完了再来。"江腾蛟好像十分吃力地回忆道。江腾蛟不知是有意把内容简单化，还是确实忘记了。（见肖思科的《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页４５３） 　 　　江腾蛟说到１９７１年到上海的问题时，据理力争说到上海确实是为了治病，不是去搞阴谋的。"三国四方会议"之前，林立果先找他谈，并说到上海找陈励耘、王维国谈谈，没想到搞阴谋等等。（见肖思科的《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页３８３） 　 　　周建平说，谈的都是解决团结问题的事。 　 　　也就是说，除了陈励耘以外，江、王、周都没有说"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陈励耘的"交代"，只是一个孤证。 　 　　陈励耘在专案期间，确实讲了一些"查无实据"的话。在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５日的庭审中，法庭播放了陈励耘的一段录音："林说，庐山会议都是几个老总，指黄、吴、李、邱搞坏的，丘八斗不过秀才，现在军队的日子难过啊。接着，他阴险地说，没有暴露的不能再暴露了。林说，现在的斗争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上海有王政委，杭州有陈政委，我们很放心。最后，他对江说，王政委他是上海的指挥官，陈政委是杭州的指挥官，周付司令是南京的指挥官，还有你们的老政委，他负总责。" 　 　　对于陈励耘的这些交代，图们等专案人员，当时也"将信将疑"。其中有一部分，陈很快就"翻供"了。肖思科的《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P２２４中，对此有一段描述："陈励耘在'９１３'之后，不知是为了表示自己同林彪一伙划清界限而争取立功，还是有意把案情弄复杂，或是其它原因，他交代过一段情况：'自上海黑会后，我为给林彪政变做准备，积极建立机场武装营、扩建警卫部队，改装了伊尔－１０飞机等。'三月间，他向工作人员写材料说明这段是自己编造的内容。那些事都是根据上级战备命令，在上海黑会之前都搞了，与上海黑会无关系。" 　 　　根据上述事实，人们完全可以认为，陈励耘在三国四方会议的内容问题上，作了伪证！ 　 　　事实也正是如此。陈励耘出狱后，笔者曾有幸走访过他，问及了会议内容。他说："那就是个解决几个人团结的谈话"。笔者问他，文件中有一句"据陈励耘交待，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他说："我在里面关了那么久，没完没了。不这么说，那还有个头？！"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１５日，陈励耘出狱后，记者许寅，采访过陈励耘（见许寅："未被起诉的人－－访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载本刊ｚｋ０２１２ｄ－－编者），谈及了"会议内容"。归纳起来三条。（１）陈励耘谈了在杭州为林彪盖了一套房子的事。（２）空五军反空降战备工作的成绩（３）由九届二中全会，谈到反对和防范江青、张春桥抢班夺权的事。陈说，不过是扯扯，"根本没有人说开会的事"。 　 　　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陈励耘真的讨论了"政变"问题，军检院给他的"免予起诉书"里，在犯罪事实方面，就不会对此，只字不提。军检院也不会对他作出"罪行较轻"，"免予起诉"的决定。 　 　　事情已经很清楚，中央文件那句"据陈励耘交待，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的话，是陈励耘在不能"客观地充分地"陈述案情的环境下，逼、供、信的产物。因此，得不到与会其他当事人的证词的支持。出狱之后，陈本人对此也翻了供。 　 　　被逼无奈，不得不作伪证，就是陈励耘当时的实际情况。在此，我们想告诉所有在专案学习班被逼作过伪证的人们：在涉案人员不能"客观地充分地"陈述案情的环境下，进行搜集证据的活动，都是非法的活动！这样搜集的所有证据，都是无效的证据！人们完全有理由推翻过去的"供诉"，还事实的真实面目！ 　 　　纵观林案，在好几个关键问题上，都是采用了"孤证"和"口供"，作为证据。比如"５７１工程纪要"，只有李伟信"半个孤证"；林彪叛国投敌，靠的就是李文普的一句"孤证"。"三国四方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也是靠了陈励耘一个人的"口供"，一个"孤证"。这样办案，是违反"轻口供，重证据"的取证原则的。结果，人家一翻供，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　林彪事件中，几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小人物" 　 　　众所周知，在林彪事件中，受打击最大的，是毛泽东本人。林彪事件，不仅宣告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破产，而且彻底摧毁了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神"的崇高地位。为了挽回"大厦将倾"的厄运，"四人帮"，在当时的"中央文件"中，凭空捏造了"毛泽东在滴水洞给江青的信"，又在文件中，拼命鼓吹毛泽东在９。１３前，如何"神机妙算"地躲开了林立果的"追杀"，顺利"瓦解"了林彪的"武装政变"。 　 　　有一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军事上的"神机妙算"，都来自于"知己知彼"，来自于准确的情报。舍此，毛泽东要成功地躲开"追杀"，是不可能的。 　 　　于是，人们要问，毛泽东的"准确情报"，来自何方？！毛在林彪、林立果身边，有没有"卧底"？从"文件"中，关于当时毛泽东与林立果之间"环环相扣"的，几乎是"捉迷藏"似的"惊心动魄"的斗争情节看，没有"卧底"，是很难想象的！事实上，在"个人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年代，毛泽东要在林彪、林立果身边，"物色"几个"卧底"，是轻而易举的！ 　 　　那么，谁是毛泽东的"卧底"呢？我们的视线，很自然地就落在了那几个在林彪事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小人物"身上。他们就是：（１）上了直升飞机，却在关键时刻，"死里逃生"的李伟信，（２）赶到了山海关飞机场，却"鬼使神差"地没有和刘沛丰一起上２５６飞机的程洪珍，（３）从林彪逃往机场的座驾上，"突然"跳下车，并自伤一枪，从而"捡回一命"的李文普。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他们都是林彪和林立果身边"重要"的"小人物"。请注意："卧底"的最佳人选，就是这种"小人物"。因为只有"重要"，搜集的情报，才有价值。只有"小人物"，才具备"卧底"人物的隐蔽性。 　 　　李伟信，从职务上说，不过只是空四军的一位由普通干事，刚刚提拔上来不久的文化处副处长。开始时，主要负责为林立果收集"毛泽东像章"。但是后来，他负责着照顾林立果的日常生活。与林立果几乎是"形影不离"。程洪珍是空军党办，也是由秘书，刚刚提上来的副主任，职务也不高。但却负责着林立果的文件收发工作，相当于林立果的"机要秘书"。李文普是林彪的贴身保卫参谋，一年３６５天，不离林彪左右。这三个人，实在都是是"卧底"的"最佳人选"！ 　 　　其次，这三个人，确实在林彪疑案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李伟信是那个至今找不到一个目击证人的"５７１工程纪要"的"半个人证"。据他说，"林立果搞了５７１工程纪要"的草案。于是，法庭就认定确有其事！关于李伟信，还有一件特别"蹊跷"的事。就是在林立果烧毁了"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内的全部文件后，李伟信和他的弟弟，竟然"鬼使神差"地来到"秘密据点"，并在里面逗留了一个来小时。必须指出的是，李伟信是在林立果烧毁文件后，唯一去过那个"秘密据点"的人，他意欲何为？！联想起事发几天后，那位普通工作人员王某某，在该据点中，轻而易举地从桌子上，拿到那本历经"火光之灾"，仍保存完好的记录有"５７１工程纪要"的笔记本的事，不由使人"匪夷所思"。人们把它和李伟信的"偶然光顾""秘密据点"的事情，联系起来考虑，是不足为奇的！程洪珍有一本笔记本，据"文件"披露，也是在"秘密据点"里缴获的。该笔记本，记录了闻名遐迩的"三国四方"会议的内容。也成了"重要旁证"。程洪珍没有参加"三国四方"会议。法庭置四位"直接当事人"的证言于不顾，却采信他的笔记内容。可见，他在法官心中的地位。李文普是"林彪出逃目的地是苏联"的唯一"孤证"。正是他，提供了"林彪问：到伊尔库斯科，需多少时间"的重要情节。法庭"违反常理"地采信了他提供的"孤证"。 　 　　从上述事实中，我们看到，林彪疑案的关键情节："５７１工程纪要"，"三国四方"会议和"林彪出逃目的地是苏联"，竟然都是由这三位"小人物"提供的"孤证"，来支撑的。法庭为什么对这三位"小人物"的话，如此"坚信不疑"呢？为什么对那么多与他们的"孤证"意见相悖的"反证"，置若罔闻呢？！人们不能不对这三位"小人物"，在林彪事件中的"地位"，在官方思维判断中的"位置"，提出质疑！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的是，这三位"小人物"，都是在最危险的时刻，"传奇般地"摆脱了险境，"安然无恙地"逃生了！你看，李文普跳下林彪座驾时的惊险情节，再看李伟信和周宇驰、于新野，举枪自杀时的"千钧一发"，再看程洪珍巧妙地摆脱了"刘沛丰已上飞机，自己怎么办？"的困境，这简直就像００７中的詹姆斯邦德，戏剧般的"消灭了敌人，保存了自已"。常识告诉我们，在最关键的时刻，巧妙地脱离险境，是每一位"卧底"者，必备的"最高职业境界"！实在令人叹服！ 　　有了这三位"小人物"的情报，毛泽东能不"料事如神"吗？！ 　 　　事实已经证明，必将继续证明：这三位"小人物"，不简单！ 　 　　◇　从陈伯达的申诉档案，解读"文革"中的林彪 　 　　毋庸讳言，林彪是老干部中的重要一位，和全国的老干部，无论是在感情上，思想上，还是在共同的战斗历程上，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文革之初，在全国绝大多数老干部，对"文革"，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顶牛"顶的很厉害，实际上是，"打心眼里反对"的情况下，林彪却代表军队，大力支持"文革"，支持"造反派"。因此，也就得罪了不少人。林彪当时的所作所为，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在１９７０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突然来了个１８０度大转弯，带头向"四人帮"发难，"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如果说"二月逆流"，还只是几个老帅和副总理，向江青、张春桥一伙，打响的第一枪，那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就是林彪亲自率领几乎全部与会的老帅、老干部、老将军，向"四人帮"发起的一场气壮山河的围剿战。之后，林彪顶住毛泽东的"大力弹压"，"死不投降"，又在神州大地，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武装兵谏"的历史剧。 　 　　事情怎么会这样发展？其内在逻辑，又是如何演义的？当时，有人说，林彪是"手上挥语录，背后下毒手"。当然，用那种落井下石的阴暗心理，是无法实事求是地解读林彪的真实心路历程的。不过有一点，该话说得倒也不错，林彪挥动"语录"时，就给人一种漫不经心的感觉。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了历史的见证人，陈伯达的题为《我向党和特别法庭的交代》的申诉档案，使我们茅斯顿开，如梦初醒。 　 　　陈伯达写道："一九六五年国庆节前夕，林彪问我：是不是看到一股政治急风暴雨的到临？主席要从北京市委突破。这场斗争可能要二、三年。主席立下了决战状。我问：可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议？林彪说：这是皇旨密令。" 　　陈伯达还说："一九六六年四月初，在林彪家，总理也在。林彪问总理：'这场政治风暴要烧到哪一级？'总理说：'局势还不明朗。彭、罗、陆、杨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林彪讲了他对主席的理解，说：'一场斗争是对准刘、邓，还要烧一下总理。'" 　 　　这就是说，１９６５年，毛泽东已经以"皇旨密令"的方式，向林彪下达了对刘少奇、彭真等人的"绝杀密诏"。 　 　　可以想见，在当时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的情况下，在当时人们的思想觉悟的条件下，任何人，不管你是彭真、刘少奇、邓小平，还是叶剑英、贺龙、陈毅，聂荣臻，许世友，谁拿到毛泽东这样的"密诏"，都会坚决地"打倒"毛泽东要你打倒的"任何敌人"，都会"很好地"理解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都会拼命地鼓吹"文革"，都会坚决地支持"造反派"。因此，以这条线索，去解读文革初期的林彪，就很好理解了。 　 　　手持"密诏"的林彪，肯定得到了毛的庇护，军队是不能"乱"的。因此，军队干部在文革初期，显得特别"风光"。出于"自保"，军队也难免要抛出一些"虾兵蟹将"。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但是，后来的情况，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林彪亲自签发了军委８条，主张军队在文革中"不介入"，要"一碗水端平"，但是，毛泽东却针锋相对地指出"不介入，是假的"，"解放军要坚定地支持'左派'群众。"于是，军队开始动乱了。 　 　　陈伯达还说："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一九六九年四月三十日，主席请了总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听著，有时用铅笔记著。林彪讲：同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我也讲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主席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覆，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我对主席的教导、对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很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着。'主席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著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订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林彪作为一位老干部的"保守"的思维方式。尽管文革初期，林彪曾在毛泽东那里，亲受"密诏"，但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他与毛泽东的决裂。 　 　　至于后来，毛泽东如何在九届二中全会前，设下"陷阱"，对林彪"欲擒故纵"；如何逼林彪作检讨；如何"穷追不舍"，即使林彪欲"负荆请罪"，也"拒之门外"，不予理会的情节，很多人，都详细论述过了。在此，恕不累述。 　 　　有了陈伯达上述的重要铺垫，林彪在文革中，原来看似不连续的心路历程，就是一个很合乎逻辑的连续的过程了。 　 　　◇　解决林彪事件的政治时机 　 　　重大政治问题的解决，有个时机问题。这是人们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得出的政治经验。在研究林彪疑案的过程中，我们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不少直接当事人，至今还心有余悸。他们说："冤情很大，时机未到"。 　 　　现今中国，有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其中，包括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问题；对"文革"的历史结案问题；对林彪、高岗疑案的清理问题。等等，等等。 　 　　时至今日，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问题和林彪、高岗疑案的清理问题，与后面几个问题相比，情况是不一样的，敏感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对后者，官方是绝对"封杀"的，而对前两个问题，半官方的电视媒体，甚至"解放日报"，都可以讨论，可以质疑。因为，它们已从政治范畴，走向历史范畴。但不可避免的是，随着讨论的深入，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被披露，许多重要的疑点，被澄清，许多历史的真相，得以重见天日。世人对毛泽东的本来面目，开始有了清醒的认识，对林彪事件的真相，有了"茅塞顿开"的了解。芸芸众生就会从"个人崇拜"的泥潭中挣脱出来，就会从"中央文件"的迷雾中，解放出来。这样，为日后解决这些问题，客观上，做好了充分的舆论准备，水到则渠成矣。 　 　　事实上，这些问题既是当权者的"政治包袱"，又是他们的"政治财富"。如果他们具备政治大智慧，历史新思维，治国大手笔，安邦大魄力，就能化腐朽为神奇，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迎来清平政治，朗朗乾坤的大好局面。否则，这些"历史包袱"和新的"政治欠帐"，就会越背越多，越背越重，直到不堪重负的一天，大厦轰然倒塌。那时，这些历史政治问题，都会伴随着新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共和"革命，在"凤凰涅磐"中，重生。 　 　　这是对当权者的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也是被推上权力舞台的他们，无法推卸的历史责任！ 　　◇　林彪事件与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的关系 　　在此，我们仅就林彪事件与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的关系问题，提一些看法。 　　一个人活在世上，几十年，总是有对，也有错！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也有对，也有错。我们要崇拜，只能崇拜他的对的地方，伟大的地方，总不能让人民去崇拜他的错误和罪行吧！否则，就不是"崇拜"，而是"迷信"了。就象法西斯党徒，对希特勒的迷信一样！不仅行动上要"保持一致"，而且思想上也"保持一致"！ 　　由于毛泽东担任过中共党的主席，领导中国走过一段很长的历史过程，与一般人不同，他有很大的功劳，但是，不可避免地也有过错，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令人发指的罪行！ 　　正如陆定一同志所评价的："毛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 　 　　这就像我们读书考试一样。数学考了１００分，语文考了５０分。那就是数学优秀，语文不及格！不能搞什么"平均７５分，全及格"。毛泽东的历史功过，也不能搞什么"三七开"。功劳就是功劳，过错就是过错，罪行就是罪行！分得清清楚楚，才符合历史本来面目！ 　 　　我们这些有过文革阅历的人们，对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亲自指挥"的"文革"，给全国人民、给我们的民族、给我们的国家所带来的巨大灾难，是感同身受的！是深恶痛绝的！是永远不能忘怀的！如果说文革中，人们对毛的历史功绩已经"大树特树"够了，那么，毛在建国后以及文革中的罪行，还远远没有彻底清算！如果说毛泽东的历史罪行是"罄竹难书"，也绝不为过！！！ 　 　　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领导人，在"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仅仅是开了一个头。 　 　　１９８６年７月，在北戴河会议上，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问题，作了如下阐述："作为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作一生政治评价，我们是唯心的，是搞了中庸，是照顾到当时的政治环境，顾及到部分同志的思想认识和情绪。我们是错的，这错误要由我们的一代来负责，主要由我来承担。但要说明，我们是清醒的。毛泽东作为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个人身上，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内机制不能正常展开，我们都有责任。毛泽东从部署、策划，到展开文化大革命，到要达到的目标，我们大多数人是不知的，连周总理都难知道。这当然毛要负很大责任。中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全盘否定，并定为浩劫，是符合事实的、是严肃的、是尊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实际也包含了对毛的评价。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结论的争议基本没有；但对毛的评价还是有争议，这里面有多种因素。再过十五年，要不二十年，对毛再作评价是必要的，时间成熟了。" 　 　　解读邓小平的这段话，有三条：第一，对毛的历史评价，没有完！但受当时历史环境的局限，受党内一些同志思想认识的局限，只好"暂不追究"。第二，对当时不能给毛泽东作出彻底的历史评价的错误，邓小平勇敢地承担了历史责任！（令人钦佩！）并把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的保留意见，记录在案。为今后重提对毛的历史评价问题，留下伏笔。第三，确定１５～２０年后，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时机成熟了！ 　 　　邓小平对毛的历史评价问题，采取表明态度，勇担责任，留下伏笔，确定时限的做法，体现了马列主义革命大家的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是大智慧，大手笔，一派政治大家的风范！ 　 　　现在，１９年过去了。邓小平对毛的历史评价所规定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作为邓小平"钦定"的"隔代接班人"的胡锦涛，能不能"执行"，"接班"？人们正拭目以待！ 　 　　毛泽东欠下的历史罪、帐，一定要进一步地清算。时间拖得越久，清算就越彻底！ 　 　　林彪事件的真相，必将伴随着历史对毛泽东罪行的彻底清算，大白于天下；必将伴随着中国"民主、共和"的革命浪潮，涅磐重生！ 　　当然，不管怎么清算，也只是清算毛的罪行，而不是清算他的功劳，他的智慧！对他的功劳，对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文学天才，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如果清算他的功劳，清算他思想的真理部分，哪怕是过头一步，也会变成"谬误"。对一个人的评价，是个很严肃、很科学、很复杂的问题，来不得半点轻率！也需要大智慧，大手笔！ 　 　　毛泽东生前也说："任后人去评说吧"！倒还有点"大家风范"，也许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吧！ 　　史学，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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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蒋介石托人带话：希望你们“把金门炸一炸”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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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托人带话：希望你们"把金门炸一炸" Nov 16th 2013, 16:18, by 明鏡雜誌 ——毛、周、蒋酝酿的"第三次国共合作" 　 　　1956年以前，中共对台基本方针主要是武力解决。 　　中国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不仅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而且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对台湾的政策也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愿同蒋介石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更加明确起来。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根据这一精神，1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对台基本方针，强调："中国政府一年来曾经再三指出，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此后，对台政策的突出变化是不仅蒋介石集团包括在团结之列，而且明确了解放台湾的方式要力争和平。2月，中共进一步提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而奋斗"的口号。（《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而奋斗》，《人民日报》1956年2月4日）9月，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申明："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 　　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说：为了加强对台工作，中央决定成立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周恩来直接领导。小组的工作由李克农、罗瑞卿负责，徐冰参加，罗青长、凌云和我做具体工作。（童小鹏《风雨四十年》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曹聚仁问"和平解放"的"票面票里"实际价值 　　为将中共和谈的愿望传递到台湾，1956年3月16日，周恩来接见孙中山前副官和李济深的前卫士长、英国人马坤时说：如果你这次或者以后到了台湾，请你向蒋介石或你的其他朋友转达几句话：蒋介石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同他合作过两次。既然我们主张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蒋介石还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住，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周恩来年谱（1898-1976）》） 　　1956年春天，著名无党派人士章士钊前往香港，手上带着一封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信中告诉蒋介石，将来祖国要是统一了，你们的地方军政大权仍归你们管，外交上交到中央就行了，除此之外如果你们地方建设有什么资金不足的，我们中央也绝对可以补贴的。 　　蒋介石获悉中共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及完成统一大业的设想后，考虑再三，也产生与大陆接触的想法。当时，蒋介石正面临岛内和美国的压力。一则"台独"势力在日本成立了所谓"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二则美国也在密谋换下蒋介石，让更听话的人来当"总统"。 　　蒋介石父子经过物色，最终确定曹聚仁为合适人选。曹是著名学者和报人，与蒋经国曾在赣州共事，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曹1949年之后住在香港，与国共高层都有联系。 　　蒋介石派蒋经国两次找到曹聚仁。曹答应接受委托后，蒋介石就把曹请去台北，向曹表达了自己愿意与大陆沟通的想法，同时告诉曹："你此番去大陆一定要摸清大陆方面的真实意图。" 　　据曹聚仁的长女曹雷回忆："1956年，我妈妈曾经接到一封我父亲的信，信里面附了一封给邵力子先生的信，大意说为了两党的和好、祖国的统一愿做桥梁前去北京，请邵老向中央转呈此意。不久邵老回复一简函，大意是欢迎他回来。"（《蒋介石曾派密使赴大陆商讨统一后人事安排》，2010年9月6日凤凰卫视）曹聚仁通过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介绍前往大陆。 　　6月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它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我愿意在这里再一次宣布，我们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他们为和平解放台湾建立功勋，并且还将按照他们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的安置。"（《周恩来年谱（1898-1976）》）这是周恩来在公开场合第一次正式表达了中共愿意同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的真诚愿望。至此，和平解放台湾问题从一般号召进入具体寻求接触和协商的阶段。许多爱国人士主动提出愿从中斡旋，推进大陆与台湾的统一。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记载：1956年7月11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商议周恩来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现《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曹聚仁的有关事宜。由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周恩来接见曹氏之事，可见中共中央重视程度非同一般。 　　1956年7月13日、16日、19日，周恩来先后由邵力子、张治中、屈武、陈毅等陪同，三次接见曹聚仁。其中7月16日，周恩来、陈毅、邵力子夫妇、张治中等，同他在颐和园昆明湖上泛舟三个小时，主宾之间谈的就是台海两岸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可能。在宴席上，曹氏问到"和平解放"的"票面票里"的实际价值，周恩来回答："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合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儿子回忆曹聚仁当两岸密使的细节与遗憾》，2009年10月10日中新网；《周恩来年谱（1898-1976）》） 　　8月14日，曹聚仁将周恩来与其会谈的情形以《颐和园一夕谈》为名，发表在他供职的《南洋商报》上，并于多年后编入了曹聚仁文集《北行小语》。此举向外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重要信息，立刻在海外华人世界引起了震动。 　　同年10月3日，毛泽东同曹聚仁长谈，指出："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现在台湾的连理枝是接在美国的，只要改接到大陆来，可派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台湾一切可照旧。"台湾"何时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则要取得蒋先生的同意后才做。"（毛泽东同曹聚仁谈话纪要，1956年10月3日） 　　10月7日，周恩来在张治中、邵力子、徐冰、屈武、童小鹏、罗青长等人陪同下，宴请并同曹聚仁谈话，答复他，如果通过谈判台湾归还祖国，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其实陈诚、蒋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陈诚如果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周恩来还真诚地表示，如果目前台湾方面有难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也拿出诚意来。周恩来当时即指示中央对台办公室负责同志通知有关方面，对蒋介石、陈诚等人的祖坟加以保护，对其尚在大陆的亲属注意照顾。（《周恩来年谱（1898-1976）》）周恩来希望曹聚仁将此消息转达台湾当局。 　　后来曹聚仁回港之后，向蒋经国详细汇报了与周恩来等人会谈情况，以及蒋介石故乡的真实信息："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当时，某些香港报纸曾发表不实报道，称蒋介石的故居和家里的祖坟已经在大陆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中被铲平，这些消息一度使蒋介石寝食难安。 　　为了进一步摸清中共对台政策的底，国民党还曾于1957年春派"立法委员"宋宜山（宋希濂的哥哥）到北京作"实地考察"。李维汉和罗青长会见了他。中共提出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统一后，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的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预；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务的领导。但外国军事力量一定要撤离台湾海峡。（童小鹏《风雨四十年》二） 　　蒋介石托人带话：希望你们"把金门炸一炸、打一打" 　　中共中央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一系列措施逐步影响到台湾内部，引起了美国政府的严重不安，开始加紧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面对严重的形势，蒋介石希望大陆有所行动，以维系大陆与台湾的联系。1959年毛泽东跟当时苏联驻中国大使透露玄机说，1957年蒋介石曾经托人带话给周恩来，希望我们能好好地把金门炸一炸、打一打。（《蒋介石曾派密使赴大陆商讨统一后人事安排》，2010年9月6日凤凰卫视） 　　1958年，国际局势紧张，美国对我国台湾的干涉也进一步升级。是年8月23日，大陆万炮轰金门，采取"直接对蒋，间接对美"的指导方针。（毛泽东给彭德怀的信，手稿，1958年8月18日，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2004年版）大陆用炮火与台、澎、金、马保持"联系"，维持中国内战的态势，拖住美、蒋，粉碎美、蒋达到"划峡而治"的计划。在炮击金门时，毛泽东曾请章士钊写信给蒋介石，并把"联蒋制美"的方针事先告知了台湾。台湾当局也心领神会，拒绝了美国要求国民党从金、马撤退制造"一中一台"的阴谋。（童小鹏《风雨四十年》二）8月的一天，毛泽东再次接见曹聚仁，让他把中共主要是对美不对台的底细转告蒋氏父子。曹以记者'郭宗羲'的名义，在新加坡《南洋商报》发表文章，透露了炮轰金门的"醉翁之意"。 　　虽然海峡两岸在军事上又交了火，但祖国大陆并没有放弃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种种努力。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办法，继续开展对台工作。炮击金门后，章士钊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对其中几句话很欣赏："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希诸珍重。"毛认为把台湾看作"南天"不恰当，后来改为"南云"。（童小鹏《风雨四十年》二）同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周恩来、李济深、张治中、程潜、章士钊陪同下会见了曹聚仁。毛泽东说：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保住金门、马祖的方针，如蒋介石撤退金门、马祖，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金、马部队不要起义。毛泽东在谈话中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可秘密来。"（毛泽东同曹聚仁谈话纪要，1958年10月13日，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周恩来说：美国企图以金门、马祖换台湾、澎湖，我们根本不同它谈。台湾抗美就是立功。希望台湾的小三角（指蒋介石、陈诚与蒋经国--笔者注）团结起来，最好是一个当总统，一个当行政院长，一个将来当副院长。（《周恩来年谱（1898-1976）》） 　　中国炮击金门的行动，一度引起苏联的紧张，苏联等国内外许多朋友一开始不很理解，担心会被"拉下水"。10月5日和14日，周恩来两次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说明中共中央从原来准备分"两步走"到台、澎、金、马"一揽子解决"的目的是，"不能让美（国）换得一个冻结台湾海峡的局面"。他说："我们这一方针简单讲来就是要使台、澎、金、马仍留在蒋手里，不使之完全落到美国手里。清朝统治阶级的方针是'宁予外人，不给家奴'，我们则是'宁予家奴，不予外人'。我们把台、澎、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那就总有一天会回来"。周恩来还指出，蒋介石也不赞成美国的做法，一方面是怕影响蒋军的士气，另一方面也不愿意完全受美国控制。"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蒋找到了共同点，可以联合起来，一致反对美国"。（周恩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代办安东诺夫谈话记录，1958年10月14日，《周恩来年谱（1898-1976）》） 　　当时以解放军的军事实力，金门和马祖是可以拿下的。但中共中央考虑到如果台湾不能同时解放，那么台湾和大陆将被隔开，接触将更加困难。而且，国民党如果丢失了这些在大陆沿海象征性的据点，将更有利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1958年9月22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请示关于沿海军事斗争工作的方针："在目前形势下对金门作战方针，仍以打而不登、断而不死，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为妥。"毛泽东当日回复：你"对金门作战方针问题上的批语是很对的，即照此办理，使我们完全立于不败之地，完全立于主动地位"。（《周恩来年谱（1898-1976）》）10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最后确定对金门采取"打而不登，断而不死"的方针，即只打炮而不登陆，封锁金门，断其后援，但不把守敌困死。 　　为了进一步扩大美蒋间的矛盾，争取和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共同反对美国，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30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宣布从10月6日起，暂以7天为期停止炮击金门，以便使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8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暂停为蒋军护航。 　　这份文告，粉碎了美国提出的所谓停火阴谋，堵住了国际干涉的道路，扩大了美蒋之间的矛盾。 　　万炮轰金门，实际是在"帮助蒋介石守好金门"。台湾当局对此心领神会，拒绝了美国提出的从金、马撤军的要求。可见这也是中共和平解放台湾政策的一部分。 　　对台湾问题，大陆是从中、美、苏"大三角"的全局来考虑，但把工作重点放在"小三角"上。为了进一步争取蒋介石，1959年9月14日，毛泽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中共中央关于特赦一批确已悔过自新、改恶从善的国民党战争罪犯的建议。12月14日，周恩来接见首批特赦战犯杜聿明、宋希濂、曾扩情、王耀武等国民党原高级将领。他在讲话中说："你们当中与台湾有联系的人，可做点工作，慢慢做，不要急，个人写信靠得住些。"（童小鹏《风雨四十年》二）后来，这些人按照周恩来提出的要求，利用自己的影响，纷纷做台湾方面的工作。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致信台湾国民党军政要员，说明大陆的对台政策，希望通过和平谈判，实现祖国统一。这些行动，对台湾方面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产生了一定影响。 　　进入1960年代后，美国一方面加强与中国政府的接触，另一方面又向台湾当局施加政治、经济压力，继续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美蒋矛盾加深扩大。毛泽东认为这是开展对台工作的好时机。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经与周恩来研究商讨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确定了对台的总方针是：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给下一代去做。毛泽东还提出了对台的具体政策，周恩来将其归纳为有名的"一纲四目"。 　　为了把中共和谈的诚意和信息传递到台湾，大陆通过与国共两党高层都有深交和影响的张治中、傅作义、李济深、邵力子、章士钊等人士，分头寻找线索和渠道转达。 　　童小鹏回忆：1962年，有一次，周恩来邀请张治中、傅作义、屈武等在钓鱼台吃饭。席间谈到台湾问题，周恩来希望他们写信给台湾当局，告诉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后来屈武给于右任写了信，张治中、傅作义给蒋经国、陈诚等人分别写了信，转达了周恩来的意思。（童小鹏《风雨四十年》二） 　　1963年初，周恩来请张治中、傅作义致信陈诚，阐明台湾的处境与前途，说明今日反台者并非中共实为美国，而支持台湾者并非美国实为中共。中共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之不可侵犯。这年1月4日，张治中发出经周恩来修改的致陈诚信，正式传达了当时大陆对台湾工作的"一纲四目"方针。"一纲"是：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是：（一）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台湾领导人全权处理。（二）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四）双方互约不派遣人破坏对方团结之事。此信在周恩来修改后，曾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周恩来年谱1898-1976》）周恩来还在这封由张治中先生给台湾当局的信的背后，写了这样四句话："局促东隅，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童小鹏《风雨四十年》二） 　　"一纲四目"实际上是毛泽东、周恩来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构想的具体化。"一纲"，就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四目"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既维护了民族大义，又尊重了台湾的现实，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实现祖国统一的方针，因此可以作为国共两党进行商谈的政治基础。 　　不久，周恩来又请有关人士转告陈诚：过去送去的一些信件虽然大都是以个人名义写的，但政府是支持的，我们个人在政府中担负的工作可以变更，但对台湾政策是不改变的。 　　周恩来代表中共表达的和谈诚意和提出的具体建议对台湾当局深有影响。蒋介石称："两个中国"及"中立主义"的幻想，不明事实，不明道义，不负责任，美国不应对此事加以考虑。陈诚则表示说，他要对历史作交代。只要一息尚存，决不会接受"两个中国"。 　　中国政府的和平呼吁和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在海外引起的反响是可想而知的。台湾当局自然也有所触动，表示：今后不用红色中国、共党中国，而称中共政权。提到他们自己，不再称自由中国而用中华民国。蒋经国又托人表示：不再派人到大陆进行敌对活动，还说进一步派人到大陆谈判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 　　1963年国共高层的一次秘密会晤 　　1963年底，经过通信和有关人士沟通，国共双方关系有了新的进展，决定在南海举行高层密谈。关于如何商定的密谈时间、地点，以及双方的参加人员，至今尚未完全解密。现根据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和资料，对这次周恩来与两位台湾高层要人秘密会晤作一综述。 　　广州军区原副司令员兼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生前有回忆文章和回忆录，讲述了1963年底他为周恩来总理的一次护航行动。直至30多年后，吴瑞林才从他的老战友、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口中得知，周恩来此行有绝密目的。可惜吴瑞林知道这一消息3个月之后便与世长辞了。1997年冬天，北京改革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专为吴瑞林所编的纪念文集《最可爱的人》。文集中，收入了一篇罗青长的文章《他曾为周总理护航--回忆吴瑞林同志二三事》，最先披露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治中在南海秘密会见台湾高层领导人这一消息。 　　据吴瑞林回忆：1963年12月初，海军通知我和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前往北京，萧劲光司令员将向我们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会议结束后，时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罗青长突然到我的房间。他说："我是刚从总理那里来的。我来向你传达一个重要任务。总理要去视察珠江口，还有两位首长同总理一起去，再就是童小鹏同志和我，还可能有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或副厅长，人数不多。"我问："有多少时间准备？"他说："五天时间以内。"他又说："此事，保密第一，安全第一。这是绝对重要的。"我问他："是否要报告海军首长？"罗青长说："我已请示了总理，总理指示说：不必兴师动众。示意我不要再报告海军了，你回到广州后，可将此事告诉陶铸和黄永胜两个人就行了。还有舰队参加此项接待任务的有关人员。"（吴瑞林《镇守南疆》，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 　　12月7日，也就是罗青长与吴瑞林所约定的第5天，周恩来按时来视察黄埔，与他同来的有陈毅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与蒋介石父子均有历史渊源的国民党原高层人士张治中先生，随行人员还有童小鹏、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兼国务院对台办公室主任罗青长，他们由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陪同，从新洲乘船到达黄埔，吴瑞林到新洲将他们接过江来。 　　在134扫雷舰的护航下，848护卫舰沿珠江口向伶仃洋进发。从广州到边境的预定地点，海上要有一天多的行程。第二天吃完早餐后，吴瑞林对周恩来说："这里到了万山要塞的防区，属陆军管，要塞的司令员、政委等领导同志都到码头上来迎接首长了。"吴瑞林并未陪同总理上岸。 　　周恩来、张治中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驱车前往万山要塞视察，召见了要塞机关直属队的35名校官，并合影留念。合影后，杨敏司令向校官们宣布：周总理坐了一天的船，要休息一下，还要同一个澳门商人谈一些事。（周晓青《1963年周恩来在万山要塞神秘"失踪"数日》，《文史博览》2010年第3期）不过，周恩来秘密会晤的并不是什么澳门商人，而是台湾来的两位神秘人物。 　　罗青长回忆：1963年12月初，周恩来总理与张治中副委员长到广东省边境，与两位能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的人进行秘密会晤。在周总理此次重要的秘密会晤的几天里，吴瑞林同志又亲自带领三艘军舰，在附近的海域里进行了小分队军事演习，以掩护会晤的顺利进行，也确保了周总理一行的安全。（罗青长《他曾为周总理护航--回忆吴瑞林同志二三事》）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记录了周视察珠江口前线部队的情况，但对他与国民党高层人士会晤一事秘而不谈。而该室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则披露了这次密谈的客人与内容：1963年12月，他（周恩来）又专门到广东中山县孙中山的故乡向台湾派来的一位客人具体阐述了"一纲四目"的内容。由于这次会见是秘密的，所以在合影的时候，那位神秘的台湾客人不见了。 　　根据当事人罗青长回忆，周恩来是与台湾两位客人进行秘密会晤，而不是电视片所说的一位客人。 　　早在1996年1月，香港《南华早报》就发表一篇来自祖国大陆的新闻，点出参加这次秘密会晤的中共领导人就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随行人员共有两位，一为张治中先生，另一位则是罗青长。国民党方面参与的是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中的一位或者两位。 　　接着，香港某杂志在1996年4月号上，也发表了"文诗碧"的一篇题为《周恩来确在南海某岛秘密会晤蒋经国》的专稿。该文点出了国民党参加会晤的并不是蒋介石，也不是陈诚，而是蒋介石的儿子、时任台湾国民党"政务委员"、台"国防部政战部副主任"的蒋经国。据该文介绍说，这一重要信息是国共双方的核心机密。 　　按照惯例，两党谈判历来都是对等的。蒋介石是台湾国民党的首脑，大陆与他对等的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而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经查，蒋介石在这一期间，在台湾的公开活动排得满满的，因此，蒋介石亲自赴南海某岛与周恩来面晤的可能性甚小。既然如此，那么就只有陈诚和蒋经国二人。然而，有关人士经过认真分析，又感到陈诚和蒋经国同时从台北飞往南海某岛周恩来会晤的可能性也存在不少疑问。主要原因是，陈诚和蒋经国多有不合。到1963年，陈诚不得不辞去台湾"行政院长"一职。而陈诚的辞职日期又恰好在周恩来从北京秘密前往南海的前夕，即1963年12月1日。而且这个时候，陈诚病魔缠身。正因如此，电视纪录片《周恩来》说：那位台湾客人还带回了周恩来送给正在患病的陈诚的一些药品。以周恩来的身份地位，台湾方面对等的，并且能跟蒋介石直接沟通的就蒋经国了。文诗碧说"周恩来确在南海某岛秘密会晤蒋经国"，有一定的可信性。 　　秘密会晤，大陆方面周恩来、陈毅、张治中、童小鹏、罗青长都一起到了万山要塞，他们是否全部参加，不得而知。台湾方面，罗青长说是两位客人。除蒋经国外，另一位客人的地位应该与陈毅、张治中身份相当。至于随行人员，有一位神秘人物是值得加以研究的--他是否就是蒋经国的心腹、"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并兼任国民党中央第二组副主任的沈之岳？ 　　联想万山要塞杨敏司令向校官们宣布：周总理要同一个澳门商人谈一些事。这位澳门商人是否就是沈之岳，无疑值得研究。沈曾被安置在澳门弹丸之地，他所担负的恐怕不仅仅是普通的特工任务。他是否与这次国共秘密会晤有关，有待进一步解密和考证。 　　当年陪同周恩来南海秘密之行的童小鹏的回忆，与罗青长的回忆有些不同。童说：1963年底，我随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亚非欧十四国，代表团一行经广州、昆明出发。在广州停留时，周恩来于12月7日乘海军南海舰队军舰视察珠江口前线部队。在舰上，经有关部门安排，周恩来秘密会见了一位特殊的客人--香港文化界知名人士张稚群。张正准备去台湾，周恩来要他转告台湾当局，美国正准备采取更多行动搞"两个中国"，而国共两党可以在反对"两个中国"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我们不会因自己强大而不理台湾，也不会因自己有困难而拿原则去做交易。我们是从民族大义出发从祖国统一大业出发考虑对台政策的。（《童小鹏对台工作忆旧》，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童小鹏的回忆或许出于保密考虑，没有全部披露真相，并且真中有假，扑朔迷离。如说周恩来会见是在舰上，这显然是个烟幕，因为如在舰上，作为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不可能不知道，而童说周恩来会见的是"香港文化界知名人士张稚群"。章含之在回忆中美建交过程时提到，"不知为何，目前关于张稚群的资料少之又少"。很明显，童小鹏文章在这里用的是一个化名。 　　凤凰卫视主持人梁文道说："1962年（应为1963年--笔者注）的12月7日、8日，周恩来到了广东一趟，陪同他的，还有陈毅，还有张治中，他们说来干嘛呢，是来看看珠江口的防卫，但是看珠江口的防卫，这么大阵仗，而且这个组合也都有点奇怪，于是现在有人就说，他们当时到广东是为了见一个人，这个人叫张稚群。张稚群到底是谁呢，很多人就说其实是一个化名，因为你怎么找，都找不到这个人，他应该是台湾那边派过来的一个密使要来跟他们秘密相见，那这个密使会是谁呢，你想想看，这方有周恩来、有陈毅，有张治中，那一方总不能是个等级太低的人吧。终于，有人就说，说不定他就是蒋经国，这个传闻曾经流行过一阵子，很多人说，蒋经国是回过大陆，见周恩来指的就是这一趟，到底是真是假，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确认。"（《"潜行"--国共两党商谈统一内幕》，凤凰卫视2010年9月4日《皇牌大放送》） 　　至于会晤地点，香港特派记者罗凡1996年11月撰文，认为周恩来和国民党人士的对话地点，在东沙岛的可能性最大。罗凡分析，当时的台湾海峡处于美国第七舰队的严密监视之下，因此周恩来绝不会同意和国民党人士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任何一个海岛上进行这种旨在谋求国家统一重大事情的会晤。既然如此，那么在台湾海峡之外的地区，国民党只有两个岛屿上有少量的驻军：一为太平岛，二为东沙群岛中的东沙岛。因此，猜测会晤是在东沙岛。但笔者经过分析认为，会晤就在万山要塞管辖范围之内，其原因：一是电视纪录片《周恩来》说的是"台湾客人"，并说明由于这次会见是秘密的，所以在合影的时候，那位神秘的台湾客人不见了。既然台湾来人是客人，那么说明大陆方面就是东道主了，会晤应该是在大陆管辖的地方举行；二是会晤期间，由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指挥舰队进行军事演习，以掩护这次秘密会晤。 　　蒋介石同意不修改陈诚遗言 　　这天晚上，海上风平浪静。第二天上午九点钟了，周恩来还没有醒来。童小鹏说："可以叫总理起床了，总理已经多睡了一个小时啦。"周醒来，看了看表，高兴地说："我多年来都没有睡过这么多个小时啊。"（吴瑞林《镇守南疆》；另见吴瑞林原著、吴继云整理《周总理的一次绝密之行》，《中华儿女》2002年第9期） 　　直到1995年春节，罗青长去吴瑞林家中探望时，才透露了周恩来这次绝密之行的目的。罗青长回忆说："我与吴瑞林同志见面时，又谈起了这段历史。我向他说明这次会晤沟通了当时的台湾当局(蒋介石、陈诚、蒋经国)与大陆，在都主张一个中国的问题上，事实上达成了默契，使国共两党有了一定基础的共识。""当时由于高度的保密，中央未对吴瑞林同志说明此行的详情。在我们回顾完这段历史后，瑞林同志很欣慰地说，他这才知道1963年12月的护航，使他有幸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使命。这件事不但有历史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很感激党中央、周总理当年对他的高度信任。"（罗青长《他曾为周总理护航--回忆吴瑞林同志二三事》） 　　以后的历史证明，周恩来的努力是富有成效的。1965年3月，国民党中央常委、原副总统陈诚病逝。陈去世前留下的遗言中，既没有提"反共"，也没有提"反攻（大陆）"。据说，他还向蒋介石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当时，台湾当局的一些人想在陈诚的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的内容，陈诚的亲属不同意，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不修改。（周恩来会见原国民党和谈代表团代表、原国民党桂系有关人士的谈话记录，1965年7月13日--笔者注）这说明，蒋介石当时的态度也是耐人寻味的。 　　陈诚去世后，周恩来继续坚持不懈地对台进行争取工作，他不只一次讲道：对台工作急是无用的，今后可能会拖下去，我们这辈子如看不到祖国统一，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只要播好种，把路开对了就行。"（周恩来会见一位朋友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8月31日，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1965年7月，毛泽东与曹聚仁谈话中间，毛亲笔写了一首词《临江仙》，其中有两句是："明月依然在，何时彩云归。"表达了毛泽东"国共再携手，一笑泯恩仇"的诚意。7月20日，蒋介石由蒋经国作陪，在自己的官邸日月潭涵碧楼听取曹聚仁密访北京报告。曹向蒋氏父子出示了毛泽东所写的《临江仙》词，并逐条介绍了中共开出的条件，蒋氏父子经过一番斟酌讨论，也加入了他们的一些意见，由此形成了一个草案，当时称为"六项条件"。其大意为：1.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2.蒋经国任台湾省长。3.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如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4.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1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3个师驻在台湾。5.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6.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刘丕林《1949-1979：国共对话秘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但由于1966年5月"文革"全面爆发，风云突变，民主党派人士受到严重冲击，蒋介石也心存疑虑，"国共第三次合作"因此搁浅。 　　（作者系文史学者） 　　邓因，《同舟共进》 2013年第11期，原标题："明月依然在，何时彩云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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