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8日星期日

明鏡新聞網: 法律既鼓勵又勸阻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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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既鼓勵又勸阻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
Sep 8th 2013, 15:39, by 大事件


美國法學教授西蒙認為,非政府組織正扮演一個重建中國經濟的角色,但目前法規對這些組織仍有諸多限制,雖然"一二五計劃"首次真正提到"公民社會",但至今許多相關承諾都還未兌現
 
  《外參》記者  柯宇倩
 
  放鬆與緊縮的趨勢都有
 
  但實際上,中國政府是否真的會將直接註冊推向全國,又或者會逐漸放鬆對NGO的管制,還很難說。
 
  西蒙對《外參》表示,習近平做了很多承諾,例如他接下領導棒子後,立刻前往深圳,表達堅持改革開放的意念,深圳也推出了《深圳市全面深化改革總體方案(20132015年)》,且方案與整個社會組織所扮演的新角色密切相關,因此應該是比較可以期待的。
 
  此外,西蒙指出,中國從來沒有一個提及公民社會的計劃,是由全國人大發佈的,國家既然有如此的支持力度,或許全國推行社會組織直接註冊也是能夠期待的。
 
  中國政府希望放鬆對社會組織的掌控,有幾點理由。西蒙解釋,除了追求"小政府、大社會"外,也因為2011年發生了紅十字會的醜聞——郭美美事件。此事件讓紅十字會的捐款大幅下降,信譽一落千丈,因此,政府希望能恢復草根領域的成長;鼓勵這些團體註冊,就是推動此領域成長的一步。
 
  第三,讓這些團體直接註冊,對政府來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目前有大量的非政府組織未註冊,如何掌控、調配這些不在體制管制下的團體,對政府來說是個問題。
 
  然而,另一方面,中國政府至今為止做了許多承諾,都還沒有實現。中共當局近日也傳出"七不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不要在教學中提及。西蒙對《外參》表示,這似乎在說,教授不應該討論"公民社會"。
 
  "這好像完全不符合改革的精神,因此目前看來,兩方的趨勢都有,很難說結果會如何。新法規如果真的執行,社會改變的腳步預計會非常快,如果不允許執行,則改變的速度就會慢點。"西蒙說。
 
  "法律和法規在鼓勵與勸阻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上,都扮演要角"西蒙對《外參》表示。
 
  法規外,西蒙還關切整體法律架構,是否能為中國的公民社會提供一個更穩固的發展框架。"這些針對許多種類組織的問題,應該很快就能解決,但如果擁有更好、更穩固的法律框架,而不只是利用法規呢?"她問道。
 
  NGO還有其他障礙
 
  除了雙重管理所帶來的問題外,中國的NGO還有稅務問題。西蒙對《外參》說:"對很多公民組織來說,稅務問題是最棘手的,但商業免稅方面目前還有很多限制,對國家層級的組織可減稅的捐獻額度也太少。"此外,西蒙認為,外包社會服務的政策也不夠好,慈善募款的政策也需要更新。
 
  應該多放點心思的,還包括針對志願工作者的政策和法規,以及對志願者的訓練。西蒙說,目前政策聚焦在定期的活動,如奧運上,而非聚焦針對全國性災難的訓練上。
 
  "中國應該比較東亞其他地區的經驗,例如香港、日本、新加坡,找出可能的改革模式。"西蒙說。
 
  西蒙對《外 參》表示,她希望那些不太瞭解中國的人,能在看了《中國的公民社會》一書後,用不一樣的視角來看中國。"在西方,我們聽到許多違反人權的事,確實這些事還 存在,我們也聽到中國的經濟實力驚人,危及到美國。還聽到軍事上,中國在東亞地區塑造了軍事威脅。但這本書談了許多中國人民所需要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它用 一個不一樣的眼光來看中國。"
 
  撰寫《中國的公民社會》的過程中,西蒙遇到、採訪過許多有趣的人,西蒙說,她在書中已經分享了這些人的一些故事。目前西蒙正著手寫下一本書,這本書將詳細描述與這些人相關的故事,以及他們是如何對中國的社會司法改革產生興趣,並如何致力於這個領域。
 
  "其中最出色的是崔乃夫,他是198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部長,他創辦了福利彩票,他是個非常好的人,應該有更多人知道他的故事。"西蒙對《外參》說。
 

  西蒙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天主教大學(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法學教授、天主教大學國際社會發展中心共同主任、紐約大學法學院美亞法律研究院附屬學者。西蒙的研究領域為比較公民社會法,尤其著重在中國,已著有超過10本著作。


郭美美事件讓紅十字會的捐款大幅下降。圖為郭美美。(郭美美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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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央视新华双闹乌龙 将东京申奥整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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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华双闹乌龙 将东京申奥整出局
Sep 8th 2013, 10:26, by JAS

新华社发快讯称伊斯坦布尔获奥运主办权(网友陈维建微博图片)
新华社发快讯称伊斯坦布尔获奥运主办权(网友陈维建微博图片)

海彦

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双双搞乌龙,在国际奥委会9月7日正式宣布东京获得202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前发出错误报道,称"东京被淘汰"和"伊斯坦布尔胜出"。

国际奥委会在对主办城市第一轮投票后,东京获得42票,虽领先但没有获得绝对多数。

按规则,第一轮投票后若无候选城市获绝对多数,则需在第一和第二名之间进行第二轮投票。但伊斯坦布尔和马德里各获26票,出现平局,因此在正式的第二轮投票前还要进行一场额外投票。

在听到将对伊斯坦布尔和马德里进行第二轮投票时,央视解说称这意味着"东京被淘汰"。

而在国际奥委会主席宣布伊斯坦布尔赢得第二轮投票时,新华社误以为伊斯坦布尔赢得了202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发出快讯。不过,这两家媒体很快意识到失误。

两家官媒闹乌龙遭到网友讥讽和调侃。有网民说,"新华社造谣怎么办?"还有网友说,"为了抗议东京成功申办2020年奥运会,新华网按上级指示将奥运主办权授予伊斯坦布尔"。

美國之音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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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香港人权团体吁中国落实人权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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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权团体吁中国落实人权公约
Sep 8th 2013, 10:22, by JAS

联合国即将在10月对中国人权进行定期审议。中国人权团体周一前往日内瓦参加预备会议,向国际代表陈述中国人权状况。香港民间团体呼吁中国停止打压人权,落实国际人权公约。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于10月22日对中国人权记录进行四年一次的普遍定期审议(UPR),由被审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国家人权机构提交 人权状况信息,交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审议并提交报告。普遍定期审议讯息组织(UPR info)周一(9月2日)在日内瓦举行了审议的预备会议,提供民间组织发声的平台,发表过去几年对中国人权问题的研究和建议报告。

由香港职工会联盟、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和中国劳动透视等七个大陆和香港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关注中国人权联席"(Coalition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以及世界维吾尔大会、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和国际西藏网络皆派代表出席了该会议,在会上向来自数十各国家的代表陈述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的人权 状况,提出的议题包括少数民族、医疗和公共卫生及劳工权益。

"中国不应成为人权理事会会员"

 
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受到中国当局打压
 
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总干事陈家伟向德国之声表示,其主要诉求是停止所有对维权人士的打压。他指出,中国政府未依法治国,对维权律 师进行打压甚至吊销维其执业资格或暴力对待,包括因代理法轮功案遭打压的律师高智晟,在狱中被殴打致残的倪玉兰,近期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被捕和维权人 士郭飞雄遭到刑事拘留等。

"中国人权没有基本上的改善,我们希望中国在面对国际社会时,能了解人权是普世价值。虽然中国政府已经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但还未具体落实至中国的法律中。"

陈家伟称,中国正争取成为明年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联合国将会在11月进行裁决,但中国的人权纪录至今没有显著改善,因此"关注中国人权联席"认为中国政府不应该成为人权理事会会员。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在出席会议时也指出,中国缺乏新闻自由,媒体经常无法报道有关侵犯人权的事件,因此吁请国际代表要求中国批准通过国际人权公约,之后再考虑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香港民间团体呼吁中国将国际人权公约落实至法律中
 
盼国际向中国政府施压

"关注中国人权联席"期望在10月22日的审议时,各国代表能积极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施压,要求中国改善基本人权,诸如宗教自由、人身自由、结社自由、言论自由等,并且重视劳工权益。

陈家伟指出,虽然中国政府声称不会受外界压力影响,但对于联合国的定期审议及其他相关报告都严阵以待:"中国不希望在国际关系上出现许多颜面无光的事情, 所以相关报告还是会使当局面对一定的压力,对于(改善人权问题)仍有一定的效用。我们期望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人权仍旧相当糟糕。希望他们要求中国政府落 实国际人权公约,尊重中国人民的基本权益。"

作者:张筠青

责编:洪沙

德国之声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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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师涛10年刑满前提前获释 电子邮件被定泄国家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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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涛10年刑满前提前获释 电子邮件被定泄国家秘密
Sep 8th 2013, 09:33, by J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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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涛10年刑满前提前获释

国际笔会星期六宣布,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师涛已于半月前8月23号获释。据国际笔会发布的新闻稿,师涛在10年徒刑期满前15个月获释。该笔会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因和平表达自己观点、目前仍在关押的所有其他人士。师涛在2004年11月24号被捕,2005年4月27号被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师涛遭到起诉是因为他发电子邮件给一个位于纽约的网站编辑,说明中国当局在"六四镇压"15周年对媒体的限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雅虎公司提供的信息被用来给师涛定罪。师涛曾经在长沙的日报《当代商报》工作,2004年5月成为自由撰稿人。据报道,师涛在监狱最后几年受到相对较好的待遇,他写了许多诗,其中包括获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的《十月之歌》。


师涛:《十月之歌》

最后一首短诗像是一个音潮

急速的收束

瞬间的静寂引来

冬季寒风粗犷笨拙的脚步

此刻

诗一般的凯旋队伍正在某处

聚集

多少双勇敢无畏和灵巧敏捷的手

在键盘上飞快地弹奏――

大地之歌、自由之歌

"是郁郁葱葱的山野中掠过的林涛响声?

还是白雪皑皑雪峰之巅隐匿着不详的雷声?"

一滴墨水的内涵就是

为了胜利而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见证

他目光严峻

人们又随他瞻望长空

十月

来自远方,但又不是结束

十月

将成为所有不幸者和他们朋友的节日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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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张林两女儿成功离开中国 抵达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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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两女儿成功离开中国 抵达旧金山。
Sep 8th 2013, 09:32, by J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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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异见人士张林(右)与女儿张安妮和友人合影。(网络资料)

安徽民主人士张林为失学的女儿呼吁遭到逮捕。张林的两个女儿,9月7号成功离开中国,来到美国旧金山。协助他们的姚诚被公安拘留。在美国帮助他们获得签证的朋友、《中国妇权》创办人张菁向记者介绍了情况。

张林1989年就因为支持民运被判刑两年,后两次被劳教三年。2005年因为参加赵紫阳追悼会入狱四年。一直是国保监控的对象。

张林的大女儿儒莉在合肥上大学。今年4月,他为了一家人住在一起,为小女儿安妮在合肥办好入学手续。但是10岁的小女儿上了三天学就被国保带走,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关了三个多小时,又和他爸爸一起关了20多小时,引起网友愤怒。各地律师和网友围观声援,演讲、绝食、烛光晚会活动沸沸扬扬,最后遭公安清场、抓人。

7月张林被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中国妇权》创办人张菁介绍,当局要把他的小女儿送往福利院。

张菁:"他们这样对孩子的目地在于威胁大人,威胁伸张正义的人。你们要搞民主、搞维权,那可能会威胁到你们孩子的利益。你们的孩子也可能就是这种下场。最后送福利院啊,或者怎么样的。"

张菁联系了美国《妇权无国界》创办人瑞吉(Reggie Littlejohn),后者愿意做安妮的监护人。她们又联络议员给美国国务院写信,要求给安妮签证到美国读书。8月22号,张林刚写完委托书就被正式逮捕。.

两个女儿到南京与母亲会合,三人把自己的手机放在朋友家,然后悄悄去了上海。朋友带着这些手机逛街,让合肥公安以为女儿们是和妈妈在一起。但是大女儿在上海发了两个邮件给她的朋友,公安追踪到他们待的旅馆。一直为《中国妇权》在中国做义工的姚诚是张林的朋友,因为协助母女三人被公安带走。帮助开旅馆的人都受到盘问。好在他们的护照已经委托朋友先藏起来。通过张菁的联系又取回护照。

张菁:"表送上去后,第二天,领馆的人带她们进入领事馆,把手续全部办好,给了她们签证。昨天,送她们上飞机。确定她们上了飞机、离开了中国,才走。这两姐妹从此以后改变了命运。"

大女儿过些时候将来到纽约与亲戚团聚。安妮将留在旧金山跟瑞吉在一起。

张菁:"今天早上瑞吉告诉我,她已经帮她们两个买了健康保险,有什么不适应要看医生的话,她们已经有了保险,不用担心。都安排的非常好的。瑞吉还会带他们去买衣服。"

张菁感慨的说,姚诚用他的自由换来两个孩子命运的转折、一辈子的自由。他们会继续为姚诚和张林呼吁。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紫荆发自纽约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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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雅虎中國熄燈後 師濤提前獲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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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虎中國熄燈後 師濤提前獲釋
Sep 8th 2013, 09:19, by JAS

(中央社台北8日電)雅虎(Yahoo)日前宣布全面撤出中國大陸市場,值此之際,多年前因雅虎洩漏電郵紀錄而入獄的前湖南新聞工作者師濤,最近提前出獄。

香港明報今天報導,據大陸異議作家莫之許透露,2005年初因「洩漏國家機密罪」被官方重判10年的師濤,最近提前1年3個月出獄。

報導說,不少大陸網民獲知後都表示欣慰。

45歲的師濤曾任湖南當代商報編輯。2004年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六四」15週年悼念集會前夕,師濤將中共中央要求嚴防紀念「六四」活動的有關文件摘要,透過電郵傳給大陸海外某個中文論壇。

大陸官方據此指控師濤非法向外國人士提供國家機密,隔年4月將他判監10年。

總部設在法國巴黎的無國界記者組織當時批評,雅虎助紂為虐,導致師濤被定罪。

無國界記者組織並形容,師濤是一名「為了新聞報導而付出慘痛代價的優秀記者」;雅虎後來承認,曾將師濤的電郵紀錄交給中國政府。102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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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回忆“文革”中的“早请示,晚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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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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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文革"中的"早请示,晚汇报"
Sep 8th 2013, 09:15, by 明鏡雜誌


"早请示晚汇报"是文革初期全国奉行的一种仪式,在所有集体活动之前举行。比如我们学生。进得校门,迎面就是一尊毛泽东塑像,每天第一次经过者,要自动站在下面按规定的格式行礼如仪,然后才能往教室走。这是"早请示"之热身。

上课前的一套才是正式"早请示"--(大致情形):

全体人员手持"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某够资格的人站在前面发出号令带领:全体起立!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时称"四个伟大")、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

全体人员挥动手里的《语录》、以四分之二拍的节奏高声和道: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带领人: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

全体人员挥动手里的《语录》、以四分之二拍的节奏高声和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带领人:唱《东方红》!(领唱)

全体齐唱……

(曾经还要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等三支歌,后来有所简化)

据说,各个单位部门和领导,还有各出奇招的:有对着毛主席画像汇报今天要做哪些工作的;按当天需要选学相应毛主席语录的;有表忠心、表决心的等等,淋漓尽致地发挥。

晚汇报,则是放学、下班之前的必修课。不免再次挥动《语录》向毛、林两位敬祝一番,再由领导简单小结一下今天"学习和战斗"的情况,"总结成绩、找到差距、已利再战"云云。

最后是大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这个仪式虽然明显属于被批判的"形式主义"。只因文革那样颠覆一切的大运动,非"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不能推行,所以煞有介事地实行了若干年,乃至殃及来华洋人。

各地各行业最终取消这个仪式,大概是到林彪出事之后了吧?

尴尬的祝祷

前文说到"早请示晚汇报"的最终取消,约因"林彪事件"。但又依稀记得,有过一个只"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拿掉"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缩略版。看似,林彪出事,是对人们向革命领袖表达敬佩与忠心的兜头一瓢冷水,很快停办那套仪式顺理成章。其实,即便仪式热潮期间,也有许多令人尴尬的风险,威胁着所有的人,让人兴味索然。

例如:老师、学生陆续到校。进门第一波的那次"敬祝"没人组织,只能各自为战。一群陌生人,在毛主席像前站得不伍不列,祝辞的起点各不相同,音色、音量、节奏都不统一,结果是呢呢喃喃、嘈杂一片,"很不严肃"。

中午,以我们学校为例:许多人到食堂买饭,卖饭窗口对面墙上贴着巨幅毛主席画像,此乃饭前"敬祝"点。谁要是想趁着来往纷乱之际,擅自简化敬祝仪式,早点排上队、吃上饭,八成是要后悔的。当某莘莘学子若无其事地排到窗口、刚把饭盒往前一伸,早已守在一旁的"值班人员"(多为驻校"工人宣传队"的师傅)或冷语一句或大吼一声"出来,你还没'敬祝'呢!",自作聪明立刻化作当众出丑。那可是个一切都有政治意义的时代哦。

别说,当众抓典型的教育方式还真好使,只一两次抓了现行,再也见不到什么人显得那么饥肠辘辘了。

恨地无缝 欺软怕硬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云云,毕竟具有表演色彩,不宜单独作秀。但是,如果上课迟到,可就惨了。老师会让全班同学停下手里的事情,让你"补课"。原理是"没做早请示,怎么开始一天的学习啊?"即便大家"敬祝"之时你就到了,也得等在一旁,集体的仪式完了,你来。

这时,只见那个同学,独自一人站在教室进门处,对着墙上的毛主席画像、挥动手中的《毛主席语录》,连说带唱,全班师生鸦雀无声,众目睽睽。那可是一个集体主义盛行、个性泯灭的时代。不比现在,孩子们可以借机搞怪,以炫个人的妙想奇思。那时,独脚戏对于一个初中年纪的学生,这是多么大的训练与考验。若是男生,无论平时多么大大咧咧,此时也语乱声颤;本来羞怯的女孩子,就更加难启樱唇了。终于熬过"恨地无缝"的几分钟,再也没人会迟到了。

"敬祝仪式"还是对校内"牛鬼蛇神"的额外惩罚。那时,革命师生到食堂买饭,按规距比划完一通就行了。群众专政中的各种阶级敌人可没那么容易就吃得上饭。他们会排列成行,在红卫兵的押解下,鱼贯进入食堂院内,站好,依次报名,自我简介罪行罪名,并向毛主席像礼拜如仪。此时,腹中已饱、找乐消食的革命师生会聚拢围观,看谁口齿不够流利或哪里不太顺眼,只消一句"不行,重来!",那位老兄就得打起精神,再来一遍。如是者无人幸免、重至再三。直到食堂工作人员急着下班了,才会出面圆场让他们打扫残汤剩饭。

落井下石,乃人之常情;欺软怕硬也是人的本能。当时,排队来食堂吃饭的还有"流氓学习班"。是学生中的小偷流氓。饭前他们也得完成自报家门、万寿无疆那一套。但是,围观者有之,但"不行,重来!"则从未与闻。却原来,小偷流氓是"人民内部矛盾","学习班"又是"走读",他们有可能躲在胡同拐角打闷棒、报复人哦,等闲之人谁敢招惹?

后来,饭前"敬祝"先免了,据说因有外国人见了说:这不是成了基督教、天主教了嘛。此话传到周恩来耳朵里,不好意思了,传令叫停。对着毛主席像挥动语录、念念有词,则晚到1971年"9.13"林彪出事,仪式减半、办不下去了,才在广大群众或乐此不疲或意兴阑珊中正式取消。

毛主席著作大小本

文革伊始,先是"停课闹革命",待到"复课闹革命",就有新规矩了。如:校门口站着几个人,检查每个学生有没有带齐三样东西:《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是红卫兵的还要把袖章戴在左臂。没带齐的:回家去取,毫无商量余地。

《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又称"红宝书",早在文革前就被雷锋奉为"粮食、武器、方向盘"了。据自称有所研究的人说,《毛泽东选集》一书,在全球范围内、发行量仅次于《圣经》。若考虑到《毛选》印行之时间集中,那么同期,《圣经》的需要量恐怕还曾稍逊一筹呢。

《毛泽东选集》初版大概面世于晋察冀边区时代,及至文革,已经有过几个版本了。我们所见到的,先是四卷分开的四大本;后来出现了合订本,而且是字典纸的,都是32开本,一本的厚度也比四卷本薄。不久,又推出了用字典纸印的64开本,对视力的要求颇高。《毛主席语录》则一出来就是64开;再出更缩小了一倍。

少不经事的孩子于是开始了攀比,看谁的《毛选》、《语录》开本小,以至扛着四卷本、装满半书包的同学,都羞于拿出来。当年,报纸上说每逢发售《毛泽东选集》,广大工农兵群众欢欣鼓舞,漏夜在新华书店门外排队购买云云。我们认为那不可信:《毛选》、《语录》都是发的,取得的途径有很多。比如,单位里发,各种各样会议、活动上发;各式比赛的奖品是它;同学、战友分别纪念也是它;要是结婚,还会来个《毛选》、《语录》大丰收……。

老师批评说:大本小本里面都是同样的"毛泽东思想",要比应该比谁学得深、领会得透、做得好。而不是多大的开本、白报纸还是字典纸。他们哪里知道,学生间的攀比另有深意:因为"毛著"的主要来源是父母单位,而发放之先后以按机关层级高低为序:中央机关、军队、省、直辖市、地级市、市县等等。谁的书包先轻了、掏出来的是缩印本了,说明了其出身、背景。

中国固有的"版本学",于本文无涉,我们哪里知道,不同版次的毛主席著作,内容依时代需要有所改动。老师也没想到,比版本根本就不是什么"形式主义",而是我们无师自通、自动继承了被批判得一塌糊涂了的等级观念,及其连带的零零碎碎。

混搭旧军装

等级观念之所以那么容易被孩子们接受,多半与那个时代尚武的气氛有关。军队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系统。令行禁止,威严而又震慑,小孩子望而生畏又跃跃欲试。那时,毛主席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既然学,当然先捡容易上手的--标志,就是现在的所说的"包装"。或曰:先求形似,再说"神似"的事吧。

其实,刚解放的时候,京津卫戍区部曾经下令不准市民穿军服。但是,那时的人太穷,能省则省,所以没管住。文革前,小孩子穿军装,多因家长是军人,有"省下买衣服的布票和钱"的途径。一学解放军,穿军装的意义立即提升:体现着家庭出身、政治立场乃至理想和抱负。有了这些铺垫,当人们看见毛泽东穿着军装上天安门了,能不追捧疯狂?

1966年,军衔制取消不久,陆军换上了颇嫌鲜艳的"国防绿";空军军服上绿下蓝,了无新意;海军那一身,则被讥为"耗子灰"。新旧军装同时上街。只见早至苏式斜襟的女军装,五十年代咖啡色的柞(音zuo)蚕丝军服、斜纹布的黄军装、"人字呢" 黄军装、深黄色呢子军装和的卡布的"国防绿"等,争相斗艳。

在青年中间,新军服一时不敌退役的旧军装,原因之一是:质地。它昭示着级别。经查,刘仰东所著《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中道:"孩子穿的,都是家长的四季常服。冬装为呢子。当年的规矩是,校官着粗且厚实的黄呢子,将官是较薄的马裤呢;大衣的区别在领子,校官为栽绒领子,将官为真皮领子。春秋夏装的料子为哔叽、咔叽布、柞蚕丝。""人饰衣服、马饰鞍",懂行的人一眼就能由表及里地看出这个孩子来自什么样的家庭。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通行标准代不相同。着装讲究的是"搭配"。黄军装(时称"屎黄",因颜色相近而得名,并无不恭之意)搭配红袖章和红色主调的毛主席像章,比柞蚕丝和国防绿都协调,从而成为"老兵"(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早期红卫兵的统称)的标准着装。乃至天冷了,把咖啡色的将校呢套在里面,外层还是"屎黄"。切记,风纪扣和第一个扣子不能扣,让人们看见:里面穿着将校呢呐!

然而,若是一身"屎黄"也不好看,不是适合上下颜色都浅的颜色,犯了美学某忌(浅灰色的海军军服终文革全程都没"受过待见"就是一例)。裤子的颜色要比上衣深。这时,"国绿"可以容忍了,空军的"藏蓝"军裤差强人意。当然,若是你下穿将校呢军裤,就最"够派"了。

那是个普遍贫穷的时代,既使高级干部和将领,也没有几个活钱。"名店新款"从未与闻,自己设计更不可能。孩子只能翻箱底就地取材、因陋就简,把有限的资源"混搭"得富有含义。虽然来自部队大院,幸好不在编制。于是,军装在孩子们身上的穿法,恕不沿习部队陈规,另搞了那么一套。

正其如此,家有呢制军装者当然不屑于"国防绿"(俗称"国绿")了--呢军服的尊称是"将校呢"哦。"国绿"则只有四兜与两兜的干部、战士之分,模糊了身份标志。裁剪缝制上,军衔制下的军装,号码多些,也不像"国绿"一律松垮肥大。

只此寥寥所及,已经可以看出"衣帽取人"有其实际涵义了吧?毕竟,出身将帅者少,向往纨绔者多,在穿戴上做文章,炫耀门楣的、东拼西凑的、甚至"山寨",纷纷出笼、为市容增光。攀附之风起自部队大院,延至部委宿舍。至于大家都以"国防绿"为时尚,则是"平民意识"占上风以后的事了。
 
老兵、新兵、片汤兵

先来个"提要":这里的"老兵"、"新兵",不是入伍先后的老兵、新兵,而是文革初期两个阶段的红卫兵。"兵"带"儿化音",读如"兵儿": "老兵儿"、"新兵儿"。"片汤兵"一语,则"儿化音"在"片"不在"兵"--"片儿汤兵"。不按北京土话读,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

加入红卫兵、戴上红袖章,看似为当年的孩子人人向往。其实未必。众所周知,某人某事的社会地位与群众口碑,往往很不一致。红卫兵也者,朝野追捧不过文革之初的两三年,恐怕还要短些。随着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俗称"老兵")犯错误,(什么错误?一言难尽,不赘),红卫兵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各学校虽然还有这个组织、"两报一刊"也在正面报道,但其所指,已经是市民子弟为主的"新兵"了。时间约在1968年。

"新兵"为"老兵"所不齿,佩饰也为他们所不屑,如红卫兵袖章。"老兵"因居"原创"地位,代表正宗、正统。最初的红袖章:一块红布,简单地印着从毛泽东手书里摘出的三个字"红卫兵"。如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上的那种,视为正宗。所有后来衍生出来的附有"零碎"的什么"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乃至"清华井冈山"、"北大……",都算拾人牙慧。

我住的机关宿舍院里,有一个北京市内中学红卫兵的发起人(红卫兵组织发祥于郊区"清华附中",被人"引进"到城里),是一位颇有声望的"老兵"。虽"犯错误"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其一干人等暂时还未散伙,不时在我们院子里聚会。可能是缅怀昔日的辉煌吧,经常上演的一幕是,他们手里拿着各种质地的袖章比较、议论。我等在家"停课闹革命"的小学生混在人群里看热闹。

因不明究里,依稀记得,他们只认"三字箍"(袖章上只有"红卫兵"三个字);袖章都是红色织物,但有"黄字箍"和"黑字箍"之别;个中含义今已不考;袖章用料也不相同,有布面、有绸料、甚至还有天鹅绒的,其中等级昭然若揭。袖章的规格也不划一,约有"五寸箍"、"八寸箍"和"一尺箍"等等。而"新兵"的"化纤箍",是不能进入这个圈子的。

"化纤箍",是"新兵"统一、标准的袖章,上面还有一说明性小字"首都红卫兵中学红代会",以别于犯了错误的红卫兵。不料,"新兵"里面,有许多"老兵"的弟弟妹妹或仰慕者,革命之为何物?理解极为有限,他们的兴趣多半围绕那些表面现象和恩恩怨怨。落实到"戴袖章":为了表示勉强,走到学校门口才掏出来、一出校门马上摘掉;校内,则把袖章套在小臂甚至袖口上。这些举动没少被喜欢"个色"、标榜"异类"的孩子们效仿。

至于传说中的"红小兵",前身是小学生里的"少先队",受红卫兵影响改名而来。一度不戴红领巾,胸前或左臂挂一个塑料片,上面印着"红小兵",形式也不统一。后来规范为左臂种牛痘位置、横向棱形软塑料臂章。"红小兵"三之子,好像也是毛泽东手书里辑出来的。因其形状像北方面食"片汤",而被中学生等揶揄为"片汤兵"。再后,不挂"片汤"了,还系红领巾,但是名称没改,仍旧叫了几年"红小兵"。

罗贵波的帽子

罗贵波(1908~1995)外交部副部长、"八大"中央委员。文革初期的外交部位于东交民巷原"六国饭店"。一个冬日,副部长先生携夫人李涵珍离开外交部、安步当车下班回家。突然后脑遭受一击,瞬间头顶发凉。原来,戴着的皮帽子被一骑着自行车急速掠过的青年一把抓去了。北京市公安局也在这条街上,离事发地点仅一箭之遥。于是,老罗不免就近报案、警察不免深感丢脸、市局不免限期破案、案子不免茫无头绪云云。

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是文革中"飞帽子"现象最精彩的一幕。那时,按一定规格装备自己的青少年自称"顽主",以别于市民出身的流氓。其上下行头都是军服。唯冬装中的帽子引进民品。实因军装棉帽无论布面还是呢面都是"栽绒",非外面一种叫做"羊剪绒"的帽子可比。这种帽子硬壳皮面、外覆光滑厚实的羊剪绒,形状规整。王府井建华皮货商店有售,价格分17和23元两种。贫穷落后的年代,这是一笔巨款。

一身将校呢、国防绿、海军蓝者,头上"绝配"非"羊剪绒"不做它想。而"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不止是那时各行各业的豪言壮语,也是顽主们的行动纲领。在那个暴力、尚武的时代,不言而喻的解决办法就是抢。但顽主是有身份的,所作所为都是浪漫,所以,那不叫"抢",叫"飞"。因其方式为骑车与戴帽者擦肩时一掠而去得名。春秋季,他们也"飞"单军帽。持续多年。

罗大人的故事是这样收尾的:据说,"飞"他帽子的青年不久要下乡去当知青,为了置办行装,便到"委托商店"(今称"当铺")去卖那顶帽子。因为"飞"到手里定睛一看,此帽并非"羊剪绒",与戴剪绒的同伙站在一起,顽主身份会被怀疑。然而,委托行的师傅是识货的,一望而知那是水獭皮,与区区"羊剪绒"远隔档次。遂知此物来路不正、报警处理云云。

文革结束后,罗贵波出任山西省长,著有《革命回忆录》一部。在历数此生行经的枪林弹雨、险滩暗礁,不知有没有"落平阳猛虎被犬戏,干瞪眼獭帽被人飞"一节?

他们的鞋

前面,衣帽服装一一提及,下来就到鞋了。北京土话里也有:"脚上无鞋穷半截"之说。其意,"无鞋"不是光脚,而是要有一双好鞋,不然,衣服、裤子多么讲究也是枉然。

但是,文革、尤其在早期,人们普遍不讲究,穿鞋就更随便。即便上文中的"顽主"鞋子也颇将就。比如,冬天最"飒"(相当于九十年代之后的"酷")的装扮:头戴羊剪绒皮帽,一身将校呢军装,脚上最好是一双"将校靴",才相得益彰。试想,若是足蹬大头靴、老棉窝乃至解放鞋,确实很不般配。

有人说,将靴和校靴是两种军靴;还说,为取鹤立鸡群之效,有把帅靴也穿了出来的。均不知所本。竟有修鞋店接活给人订做"将校靴"倒是确有其事。说明脚底之物,在观瞻效果中所占比例,多么重要--穿错鞋则头重脚轻、枉费心机。

那时的北京,四季分明。春秋天时,最受"顽主"青睐的是"白回力"。这是一种球鞋,不分运动项目可以通用。那时的"回力"还有蓝颜色的,因被认为与上面的军装不搭,而无人问津。

夏天太热,装宜轻巧,正好市面上有一种"懒汉鞋",因不用系鞋带而得名。塑料底、黑灯芯绒面,配黄、绿、蓝装都不唐突。男女皆宜。然而,"懒汉鞋"分三种,鞋面都一样,鞋底则因颜色白、红、黑(胶底)叫法不同。白塑料底的,叫"白边懒",余者类推。"顽主"只穿"白边懒",是他们的标志。另外两种不在此例。

试想,那鞋黑白分明,黑面之下、薄薄白底陪衬轻盈,红、黑鞋底就没有这个效果。看来,"顽主"一族还有点审美意识。难怪人家说:许多美的服装饰物乃至动作姿态,是从一些不太正经的人那里流传开来的。

手抄本长诗《决裂 – 前进》

前面几节说的是文革时北京"顽主"的服装、派头。他们刻意显示其"大院子弟"出身,期与"胡同串子"划清界线。然而,"形势比人强"。那十年,如官方所说:整个中国社会大分化、大改组、大动荡、大转变。没有哪个阶层和利益团体稳坐钓鱼台。小孩子也是一样,虽然从未跟随过主流,但他们也因"老兵犯错误"、上山下乡、林彪事件等等而见多识广,其做派中的军旅色彩很快消失殆尽,并迅速"堕落",混同于普通的地痞流氓了。外表,他们"倒追"文革前"老炮"(旧式流氓)的装束。只有口吻还是那么狂妄,姿态还是那么优越。

约在七十年代初期,有人做了一首记述这个过程的长诗,在北京各部队大院、部委宿舍中传抄。诗的题目是《决裂 - 前进》,采取对话体裁,一个走正统革命道路,劝诫那个沦落的"老兵",抒发各自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终因话不投机而分道扬镳云云。

这首诗的基本情况已不可考。提到它的"文化大革命中地下文学"的研究者也不多。所以,作者是谁?有说名叫王靖、一名彭忆东;全文多长?有人说约七百行,目前能看到的约百行;且错字病句触目皆是。

从断简残篇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作者站在玩世不恭者一边,让他尽情发挥。虽然不是什么好诗,却因直言不讳、恬不知耻,真实记录了一代干部子弟的颓废之态。让后人看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的另外一面:那些根正苗红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其实不仅从来没拿革命当回事、且最早背叛其阶级和父兄。陈寅恪不是主张"以诗证史"吗?这首诗里体现的人性本能、政治无能、革命失败……颇有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意义,而具史料价值。

这里将采集到的、描写他们穿着打扮变化的部分转抄如下,供一哂。

朋友,你曾经那样的英姿飒爽。
黄军装、红袖章
在金水桥头,
在长安街林道上。
可是今天……
今天又怎样?
同样是英姿飒爽!
这头上,是"四联"理发师的精创。
开士米的围巾更使我风流高昂。
告别将校呢、
我换上雪花呢的中式服装。
长街阔步
为市容增光。
这鞋,请你仔细看:
它尖、
它扁、
它亮、
它翘、
它窄!
这五寸裤腿的线条,
正显我妙龄正当。
我把它熨得像刀刃一样。
它使我在人流中穿行,
所向无敌、无人敢挡。
……(未完待续)

启麦,《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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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民国时期北大清华为何破格录取零分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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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北大清华为何破格录取零分考生
Sep 8th 2013, 09:12, by 明鏡雜誌


   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有着十分优良的"破格录取"传统。

  1917年,北京大学在上海组织了一场自主录取考试。当时,刚刚从美国回来的胡适先生也参与了阅卷工作,他负责国文阅卷。他看到一位叫罗家伦的考生,作文写得非常棒,便给了满分。可后来得知,罗家伦虽然国文很厉害,可数学却考了零分,而且其余各科成绩也并不出众。怎么办呢?胡适在招生会议上,力主"破格录取"这位偏科严重的考生。幸运的是,主持招生会议的校长蔡元培也支持胡适的建议,最后,力排众议将数学考了零分的罗家伦招进北大。

  事实证明,蔡元培和胡适的决定是正确的。罗家伦不但成为"五四运动"的得力干将,1928年,还以北伐少将的身份,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改组后的国立清华大学首位校长。

  胡适"破格录取"的不仅是罗家伦一位。1933年,"合肥才女"张充和报考北京大学。四门功课中,张充和除了数学为零分,其余三科都考得很好,总分超过了录取线。但是,那时候北京大学出台了一项规定,数学为零者一律不准录取。当时胡适已经担任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他很喜爱张充和的才华,当即向数学评卷老师提出请求,请他无论如何在张充和的考卷上找几分。可这位老师也很坚持原则,坚决不改。胡适就跑到校务会上去闹,最终北京大学将张充和录取才算了结。张充和也成为当年北大录取的两名女性之一。

  北京大学这种"不拘一格录人才"之风,甚至也感染了清华大学。作为"破格录取"的受益者,罗家伦在清华大学也"破格录取"了不少大师级人物。

  1929年,钱钟书报考清华大学。虽然国文、英文考得不错,但数学只考了15分(另有一种说法是考了零分)。后来,已经成为大师级的钱钟书回忆,"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及英文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

  鞠躬是必须的。而且我觉得,所有看过《围城》的朋友都应该对罗家伦校长心存感激之情。

  1931年,吴晗报考清华大学,这位浙江小伙子的数学成绩比钱钟书更烂,他是货真价实的零分。如果放在今天,吴晗连普通大学的录取线都达不到,可他有幸生活在民国时代——他被清华大学录取了。

  事实上,"破格录取"之风在民国初期的大学堪称普遍。1930年,臧克家在青岛国立大学的入学考试中,数学考了零分,作文也仅仅是三句诗歌,"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成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

  就凭这三句诗歌,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做主,将臧克家"破格录取"。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便多了一位叱咤风云的诗人。

  民国时期,北大清华这样的知名高等院校,能够破格录取罗家伦、吴晗这样的"偏才"、"怪才",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当时,因为历史和现实原因,全国并没有组织统一考试,这些高等院校拥有自主招考权,所以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录取一些优秀人才。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自科举制度废除以后,中国的中学教育发展缓慢,与相对快速发展的高等教育不相匹配,这也造成优秀的中学毕业生较少,为高等院校的"破格录取"创造了条件。僧多米少,只能吃稀饭;僧少米多,大家便有干饭吃。此理古今同。

  当然,现在的中国也有所谓"破格录取",比如"保送生"制度。可这种制度之下,录取的依然是那些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他们就算通过正常途径,也可以考入名校。"保送"他们,实属"锦上添花"之举,完全失去了"破格录取"的"雪中送炭"本意。

  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民国时期"破格录取"的对象,基本上都是寒门学子,无权无势。"不拘一格录人才"的校长和教授,看中的是真才实学,而不是他们的身份。因此,哪怕稍有偏科,也愿意向他们打开校门;而在现在,"破格录取"的对象,多是权势阶层的后代——这种向权力定向的"破格录取",使人在诟病和鄙视之余,更添对以往时代的向往和致敬。

  何仁勇,凯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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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為美國副總統華萊士的專機領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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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美國副總統華萊士的專機領航
Sep 8th 2013, 08:55, by 明鏡雜誌


《名星》郭永凡



除東南航線外,空運隊的另一條熱線就是西北航線,從成都經蘭州到迪化。迪化就是烏魯木齊,那時叫迪化,有"啟迪教化"的意思,後來為了改善民族關係,恢復了烏魯木齊的原名。

這 條航線和東南線相反,它全程都在大後方,因此全部是白天飛行。氣象條件也好,晴天多,陰雨天少,基本上都是目視飛行。最大的不同之處飛行高度比東南航線高 得多,如蘭州武威之間的烏鞘嶺,哈密到迪化要飛越天山,其高度都在四五千公尺以上,武威到哈密則沿河西走廊飛行,航線緊靠著高達5000公尺、像一條銀龍 一樣巍峨的祁連山,莽莽蒼蒼的雪山和廣濶無垠的沙漠給這條航線配上一道壯麗無比的自然景觀。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a/a9/Henry_A._Wallace.jpg
美國副總統華萊士。

在這條航線上執行過一次特殊任務,就是為美國副總統華萊士的專機領航。

1944年6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向蔣介石提出美國派觀察組到延安的要求,並最終迫使蔣同意了這一要求。在此之前,羅斯福曾多次提出要求允許美軍觀察團去延安,蔣都不置可否,華萊士此行,可算得上是一次破冰之旅。

華萊士的專機是一架C54,是前三點式四發動機巨型客機,他走的是北線,經由莫斯科、阿拉木圖到迪化,然後經蘭州轉重慶。由於迪化蘭州段要飛過雪山、沙漠,地形較複雜,美方要求中方派一個飛行組擔任領航,這個任務理所當然地落到衣復恩頭上。

我 們機組一行提前一天到迪化,華萊士的專機當日中午抵達,在迪化過夜,第二天清晨,我們便登上這架C54飛往蘭州。在機上,衣復恩坐在副駕駛的位子上,我也 坐上報務員的座位,套上耳機,和沿線電台取得聯繫。飛機於中午在嘉峪關用餐,下午三點到達蘭州,而C47飛這條航線一般都要兩天,去時要在哈密過夜,回程 則在酒泉過夜。華萊士一行共4人,其中有美國國務院中國科科長範宣德,戰時情報局太平洋分局局長拉鐵摩爾和美國對外經濟處對華供應科首席聯絡官哈查德。

華 萊士個子很高,衣著隨便,很有學者風度,據說他是位農業專家,他對中國西北地質情況很感興趣,覺得和美國西部很相像。他還帶了一包美國最新培育出來的優良 品種香瓜籽送給甘肅省政府,後來這種香瓜在蘭州安家落戶,繁衍生息,成為瓜果市場上的搶手貨,並給它取名叫華萊士瓜,也就是現在的白蘭瓜,瓜形滾圓,皮 白,甜美多汁,直到今天還是西北瓜果市場的主要品種,行銷全國。

為了感謝中方機組的協助,就在蘭州機場,他的座機前,華萊士和我們照了一張合影,照片上我站在最左邊。經過多年動亂,此照片現不知去向。

緊接著華萊士之後,又有羅家倫西北之行。(《名星》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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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从不合理的劳动负担看“大锅饭”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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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合理的劳动负担看"大锅饭"的灾难
Sep 8th 2013, 08:21, by 明鏡雜誌


为什么一打倒"四人帮",农村的经济形势就像老百姓所说的"打针扒火罐——当面见效",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就小范围说,我们这个只有4个生产队的何畈大队,空喊了十几年而始终没有实现的"总产百万斤"在1977年就变成了现实。就我这个年年超支的家庭来说,1977年将"大锅饭"改成了"小锅饭"(划分作业组)后,年底破天荒地分红15元钱,我高兴地买了一床"太平洋"床单。为祛除晦气,将补丁摞补丁的旧垫单摔倒堰塘里去了,孩子们像过年一样地高兴。包产到户后更是"荷花出水见高低",几乎家家出售万斤粮,农民的生活真个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这是那些依然"怀念过去"的人也无法否定的事实。
   
一种社会制度的优越与否,要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一种生产关系的合理与否,就是看是否有利于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人还是那几个人,地还是那几亩地,为什么一粉碎"四人帮"就"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四害"横行的时候,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很多。我体会最深的是不合理的劳动负担使干部和群众形成了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干群关系好像成了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严重地制约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当时的生产力很落后,谈不上机械化、现代化,全靠人的劳动积极性。
   
请看文革期间我们第四生产队的劳动力结构。这个队有27户,131人,其中60岁以上18人,除去未成年的孩子,按当时男60岁以上女55岁以上属于全劳力计算,共有劳力51人 。在劳力中,大队干部3人;小队干部特别多,有11人,有什么政治队长,生产队长、财经队长、妇女队长、技术队长、贫协组长、会计、出纳、保管、机务员、保健员等,人们称这些人为"混黑",每天只巴望"混"到天黑,工分就到了手;副业人员(大队林场、农科所)4人。按大队干部参加生产30%,小队干部60%,副业人员不参加本队生产计算,应扣除劳力10人,实际劳力只有41人,其中女劳力24人,男劳力17人。全队有水田320亩(旱田除外),人平负担水田7.6亩。加上50%的复种面积(双季稻)160亩,水田面积达480亩,人平负担水田12亩,以当时落后的生产力,远远超过了一个劳动力的承受能力。
   
旧社会种田是"一年只有四十九天忙,一天要办九天粮"。在吃"大锅饭"的年代打疲劳战,忙月拖的很长,加上"三线"建设、公路建设、建学校、冬春两季的水利建设等都是农民的"义务",实际上是"一年上头都在忙,家家还在闹粮荒"。每逢农忙,这种不合理的劳动分工表现的格外突出。大队干部除了开会就是检查,到处逛来逛去,还有好生活招待,群众叫他们是"甩怏袖子"的;小队队长隔三差五地开开会(那时候的会特别多,美其名曰"抓革命"),早晚安排生产,监工督促,动辄呵斥骂人,他"喘息"的机会甚多;会计一天到晚磨洋工,有做不完的账;出纳买肥料、农药什么的,天不黑不回来;保管员清仓点库磨磨蹭蹭,躲一会是一会;田间管理整天放水做口子,也很清闲。可这些人都是按头等劳力"靠"工分,往往比那些做死做活的还高出一筹。只苦了那些不沾干部边的人,妇女的痛苦尤深。男劳力白天整田、挑草头、挑牛粪虽然负担也很重,但比起那些口朝黄土背朝天没日没夜插秧割谷的妇女还稍微好一点。特别是"割早插晚"的那一季,三伏天,头顶烈日,在摄氏40度的高温下扯秧、插秧,手插烂了,脚泡烂了(那时没有农用靴),例假来了也不能休息。如有违反,轻则罚工分,重则批判斗争。中午,田里的水烫人,身上的汗像下雨,一个个咬紧牙关,一个个唉声叹气,都怨自己为什么不早点死,偏偏赶上了这个"朝代"?有时候,为了抢季节,妇女还要突击挑草头甚至耕田、整田。
   
更为灭绝人性的是,中午不让回家吃饭,由家里老人孩子将饭送到田里,只能蹲在田埂上吃,不准在屋檐下、树荫下吃。农民连蹲在荫凉处吃一顿饭歇一口气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没办法,人们只得含着眼泪扒两口粗菜淡饭后又像狗一样地爬到田里去插秧。东边相邻的雄伟大队有一个尚有血性的30来岁的年轻人,不满意这种惨无人道的作法,抗议似地坐在自家门槛上吃了一餐饭,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大会斗小会批,直到他悬梁自尽才罢休。那几年"热"死人、累死人的事时有发生,1971年7月,插双季稻时,西边相邻的屈场大队一个女知青中暑倒在秧田里,不等送到医院就死了。
   
多少人累病了,我们小队就有5个妇女得了"茄病"(子宫下垂),停经、闭经,营养不良面黄肌瘦的年轻妇女达80%。
   
群众将那些有自由喘息机会的大小干部形象地称为"短途车",我们这些"阵阵不离穆桂英"、连病假也不能请的自然就是"长途车"了。"短途车"们开会休息保养好之后,就回来发疯似地干一阵子,其目的是为了刺激"长途车"提高"转速"。"长途车"由于长期得不到保养,已然车坏油尽,当然跟不上"短途车",这下就要抓"阶级斗争"了。哪个"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倒霉,就要拉出来批斗,作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动力。还有更缺德的事,有时生产队夜晚召开贫下中农会,那些入"另册"者就开夜工挑草头、挑牛粪,开会的人和干活的人记同等工分。更激起最底层的"会外"者的不满,这时没有了干部和积极分子 ,他们就故意将草头往地上或树上猛撞,让谷粒撒满一地,以发泄心中的怨气。
   
一天夜晚挑草头,55岁的吴善廷大伯白天就累得精疲力尽,夜晚更是跌跌撞撞,人老眼花,一步踏空,摔倒在田口子里,半天爬不起来。我们五个小伙去将他连人带担子拉起来后,劝他回去休息。他岂敢"擅自离岗",爬起来后擦了擦磕破的膝盖上的血迹,抹了一把渗出来的老泪,又一颠一跛地挑草头去了。我们的心里也涌起了一阵辛酸。
   
那时还有工作组驻队,带头执行高压政策。一天,50来岁的老实人谭银关为生产队进山砍了两担柴,本来已经完成了任务。可他闲不住,就到秧田里和我们一起扯秧说说笑笑凑热闹。工作队长刘xx不理解情况,安排他去耖田,他不想去。可这个人嘴笨,正当他结结巴巴地陈述理由时,刘认为他狡辩不服从领导,破口大骂,用检查秧苗距离的竹竿在他的赤膊上猛抽,顿时出现了一条条鲜红的血印,还拉到大队林场关了一夜禁闭。人们看在眼里,谁也不敢做声。
   
如此做牛做马干一年,获得的是什么呢?几乎是90%的超支。每个工的劳动价值只有0.3元左右,最差的第三生产队创造了每个工0.15元的"新高",即没日没夜拼命地干一天,其收入只能买一包"大公鸡"香烟。口粮不够吃,一年上头"瓜菜代",难得混个"肚儿圆"。
   
农民都不是怕吃苦的懒汉。只有合理的生产关系才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才能使生产力得到发展,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要永远记住那些年瞎胡闹的教训。

曾凡义,民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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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红色高棉屠夫莫克“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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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高棉屠夫莫克"大爷"
Sep 8th 2013, 08:19, by 明鏡雜誌


   红色高棉是二十世纪最後一场共产主义革命,这场革命建立的血腥政权一九七九年被越南军队和起义的柬埔寨人民推翻。从那以後,其主要领导人逃到丛林里,或死於火并,或不得已向政府投诚以换取赦免。最後一个在逃的领导人一九九九年三月落网,即将面临世纪末的审判。

  此人名莫克(MOK),曾位居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常委,西南大区书记和军事首长但他的官衔今天只有很少人记得,广为人知的是他的绰号塔莫克,意为莫克大爷,外国人往往以为这就是他的正式名字。

  莫克之所以有这么个绰号,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全家老少,包括姻亲,都一股脑儿安排进了"革命队伍",把主管的地区变成了莫家天下他自己也就成了老太爷。莫克的家乡在塔寇省( TAKEO )的犬卡 (TRAMKAK) ,他自己也就成了老太爷。随着他地位的上升,这里成了红色高棉的一个样板区,在红色高棉上台前两年这里就开始建立公共食堂,废除家庭了,这个政策後来推广到柬埔寨全国,成了柬埔寨革命的特色。

  塔莫有四个儿子、五个女儿。大女婿是犬卡区的书记,後来此人提升为高一级的 109 区党的书记,其职位由他的妻子,也就是莫克的大女儿接任。这个女儿一年後病死,其职位就交给了塔莫的妻兄。此时那位女婿又已官据省委书记和红色高棉海军司令了。塔莫的另外三个女婿也很了不得,一个是犬卡区的工厂书记,一个是第 120 团队的司令,还有一个是纵队指挥官。最後一个小女儿本人是犬卡区医院的院长,他的丈夫被父亲通过和柬共中央的关系安排到金边唯一的波成东机场当了司令。莫克的四个儿子也是官运亨通。其中两个在犬卡区任要职,三个外放到五十五区( PREY KRABAS )当书记,第四个也外放到坎波特省 (KAMPOT) 当领导。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塔莫的另一个妻兄,担任了柬东 109 区(相当於省一级)的书记。

  塔莫的家庭权力网不过是红色高棉家庭政治的一个缩影。在柬东中央,权力核心是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的政治联盟,他们是在红色高棉政府中身居要职,起码是各级妇联主任。再如後来倒戈的红色高棉将领韩桑林,他本人是师长,他的弟弟和妻兄也是相等级别的干部。

  如果以为这仅仅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就错了。这种家庭政治的更深一层原因是红色高棉的统治过於残暴,每个身居高位的人都有难以计数的血债,到处是敌人,以至在自己的队伍里也只有血缘才是唯一可靠的关系。就拿塔莫为例,不说别的,单单死在他手下的红色高棉自己人就不计其数。一九七八年,他奉波尔布特之命从西南区来到东部地区,主持这里的大清洗。他说这里的柬东都是"高棉人的身体,越南人的心",在六个月内杀了十万人。在平时,他常常亲自枪毙手下那些他稍有看不惯的人。因此,他另外还得到一个"屠夫"的绰号。杀人这么多,甚至手下人都动辄成为牺牲品,当然只有自己的子女和亲戚才信得过了。

  "大爷"和"屠夫"这两个绰号典型地反映了红色高棉的一个特征:家庭权力和残暴统治的结合和相互依存。当然,有些人也许不这么看,他们会说:你看,塔莫把自己全家都奉献给了革命,这是一个典型的革命家庭。现在红色高棉已经覆灭,他们更会说这是满门忠烈了。只要看看大陆一些传媒在报导塔莫落网的消息时,只字不提"屠夫"的绰号,而是说他是红色高棉最"英勇善战",受到战士"敬畏"的领导人,并强调他在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腿的报导就可以知道了。或许他们还会以为"大爷"是柬埔寨人民对这个屠夫表示"热爱"的称呼呢?

  刽子手的忏悔

  好象冥冥之中柬埔寨的无数冤魂在索命,不让红色高棉的杀人犯太平地告别二十世纪。在屠夫莫克大爷落网之後没几天,今天四月度,又一个红色高棉罪孽深重的在逃犯露面了。

  此人名叫杜克( DEUCH ),是红色高棉秘密警察头子。他原来是个教师,参加红色高棉後主管一个叫圣特波( SANTEBAL )的特工部门。民主柬埔寨建立後,对特波大大地扩充,成了红色高棉的盖世太保和契卡,代号是S21,地点设在金边南部的一所高中,人称托士楞( TUOLSLENG )。

  这里先後处决过近两万人,在所有送进来的囚徒中只有七人生还。除了那些在党内斗争中被清洗的老革命,例如内政部长胡容,新闻和宣传部长胡宁,副总理温威,国家主席团副主席索平等等之外,还有很多普通柬埔寨人。他们的罪名从越南代理人、苏联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到前朗诺政府的内奸等等无奇不有。

  杜克主管的S21不但是一架审讯和处决机器,还是一个拿人体作试验的实验室。例如档案中记载了两个十七岁的女孩,她们分别被用刀砍死和用棍棒打死,然後被放入水中,记下不同的尸体浮上水面的时间。现在我们已经很难知道这种原始而残忍的实验究竟有什么用途,它们倒更有可能是红色高棉以杀人取乐。

  一九七八年底越南大军进入金边。杜克在匆忙逃离之前来既没有来得及销毁全部材料,也没有来得及把刑讯室的铁床上捆绑着的死去的囚犯解下,於是给後人留下了红色高棉这个人类历史上嗜血怪物的罪恶的铁证。今天托士勒的原址成了柬埔寨大屠杀的纪念馆,东南亚的奥斯威辛。但杜克本人此後一直不知去向。

  一九九五年,一个现在已加入美国藉的柬埔寨牧师,名叫克里斯托佛,在柬埔寨为一个自称罪孽深重的前红色高棉干部作了洗礼。这个牧师自己的父母和兄妹都死於红色高棉之手。他说此人定期来听他的布道,然後决定入教,为自己罪恶的灵魂找一个归宿。但他并没有透露自己的名字。

  今年四月,香港《远东经济评论》的尼克,一个热心追踪前红色高棉人员的记者,在柬埔寨采访了一个自称是杜克的人。他的长相和谈吐,使人们毫不怀疑,他真的就是那个双手沾满了柬埔寨人民鲜血的红色高棉秘密警察头子,柬埔寨政府立即命令他前往有关部门自首。而克利斯多佛看了登出的照片後才恍然大悟,这正是自己四年前洗礼的那个神秘的信徒。

  然而,使人们奇怪的是:为什么当乔森潘、英萨利和农谢这些更应该为上百万同胞的惨死负责的红色高棉领导人由於交出武装,走出森林和政府合作而心安理得地换取赦免,高唱"民族和解"、"让过去的一切成为过去"时,杜克这个人们已以早已失踪的罪犯却要自投罗网呢?杜克说,自从皈依了基督教,他日益感到自己过去罪孽的深重。近年来他一直隐姓埋名为国际人道组织在柬埔寨工作,但现在他要站出来公开自己的身份并接收审判。他说:"我过去的生活充满罪恶,现在是让我承担後果的时候了。"

  人性确实是复杂的。上帝或许也确实具有让人洗心革面的作用。无论如此,杜克可以说是红色高棉那些"大无畏"的革命家中唯一一个敢作敢当的人。他的自首已经引起了乔森潘之流的惊慌,因为杜克无疑会在法庭上和盘托出许多他们难以逃脱干系的罪恶,到那时国内国际舆论会不会继续容忍他们逍遥法外便是一个大问题。在世纪末,正义能不能得到伸张,罪恶会不会被清算,人们将拭目以待。

  程映虹,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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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诉苦运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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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诉苦运动(下)
Sep 8th 2013, 08:16, by 明鏡雜誌


  三、诉苦:运作模式与运作思路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诉苦作为一种动员方式,被定位为"人民群众用自己切身体验来教育自己"(31),是"运用群众自我教育的方法来启发和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32)。1950年12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工厂、学校、机关、团体、街道、里弄举行集会,控诉美帝国主义的罪恶,批判亲美、崇美、恐美的错误思想。在这些集会上或由在美国留学的人讲述其亲历、亲见、亲闻的美国反动黑暗的情形,或由曾受美帝祸害的人诉说美帝暴行及其所加于自身的苦难,或由原来存在亲美、崇美、恐美隐蔽心理的人倾吐和批评自己的糊涂观念和错误打算,都能打动人心,激起对美帝的仇视和蔑视,提高其自己和周围群众的觉悟。"(33)同期的《人民日报》也以更为详尽的方式表述了与上述指示相一致的内容。强调在控诉会上,"或由对美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研究的人,进行有系统的讲演;或由曾在美国留学的人,讲述其亲历、亲见、亲闻的美国反动、黑暗、腐败的情形;或由曾受美帝国主义祸害的人,诉说美帝暴行及其所加于自身的苦难;或由曾受日寇蹂躏的人,将日寇的荼毒和美帝对比;或由过去曾受美帝及其走狗欺骗,抱有亲美、崇美、恐美心理的人,倾吐和批评自己的糊涂观念和错误打算,都最能激起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和蔑视,提高其自己和周围群众的思想认识。"(34)由此可见,作为一种动员方式,诉苦在抗美援朝运动的具体实践中,实际上又包含着多种运作模式,这些运动模式从不同角度,展示抗美援朝运动中诉苦的运作思路。

  (一)回忆与对比式控诉

  回忆与对比式控诉,是抗美援朝运动中最主要的一种诉苦模式。所谓回忆,就是回忆过去"在美、日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匪帮反动统治之下"所经受的各种苦难;所谓对比,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拿今天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工人职员群众及其家属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生活与过去在美、日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匪帮反动统治之下所过的各种生活的对比……所谓'没有眼色有比色''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35)这种回忆与对比式控诉属于标准式的诉苦模式。

  为什么要进行回忆与对比?因为"群众对十四年的灾难生活记忆犹新,对解放后的生活称作是'好日子'、'有希望了'。好坏的对照,历史与现在的切身体验,造成了更加仇视过去,热爱现在……从而也加深了对美帝国主义的敌视心和鄙视心,'美国这样狠毒,比日本鬼子还可恶'。"(36)这样,通过"把这种直觉的感性知识提高到理性知识",就使民众"认识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特务、土匪的野蛮残暴的阶级根源与阶级本质"(37)。因此,回忆与对比式控诉是紧紧围绕抗美援朝运动的动员目标而进行的。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回忆与对比式控诉的一般思路是"向群众讲清目前时事,着重从切身利益谈起,引导大家认识个人与祖国的关系。如将现在的好光景与日伪统治时期的痛苦生活相对比,并提出问题,让大家讨论。这样就激起了大家热爱祖国的热情,大家知道了,要想不当亡国奴,要想永远过好日子,就得起来赶跑美帝……'我们是为了生存,为了孝顺父母,为了保住大伙的好光景而参军;要不,美帝来了大伙都活不成'。"(38)这种回忆与对比的思路运作是很顺理成章的过程,因为,"群众对十四年灾难生活,记忆犹新,自然就发生今昔对比,好坏对比,仇恨过去,热爱现在,反对过去,保卫现在好日子的感想。"(39)在具体实践中,这种回忆与对比式控诉又包含着多种运作思路,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以苦引苦,使群众由仇日而仇美"。就是把民众对原来的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引向对美帝的仇恨。这是在新的客观条件下对民族情感的重新诱导与激发。根据当时的调查,群众"普遍的对日本仇恨深,而且有许多控诉材料,但对美国认识不清。如有人认为'美国过去也是日本的死对头','美国很富,不致于到别的国家抢东西','美国以前发救济粮,不坏'"(40)等等;在农村更是如此,"对于美帝国主义的罪恶,老俵们知道的还不多,但这一带受日本鬼子的苦,可受的够啦!你随便问哪一个,他都可以告诉你一连串日寇的暴行,村里差不多全是茅棚,从前的瓦屋,都被日本鬼子拆毁了烧光了!"(41)在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抗美援朝'讲了很多,有的群众听了漠然,而一提起日本就纷纷诉苦。就是对那些尚未受过抗美援朝一般宣传的群众来说,从日本讲起也使他们容易领会抗美援朝的道理"。(42)因此,在抗美援朝运动的诉苦中,对"日本帝国主义罪行"的控诉是一项重要内容之一。

  但是,对于抗美援朝运动的动员来说,单单激起对"日本鬼子"的仇恨是远远不够的(这也不是诉苦的最终目的)。因为,"群众又容易将仇恨止于日本,甚至错对日本人民"(43),所以,"如何使民众从仇日转向仇美?"这才是更为关键的问题。如何使民众从仇日转向仇美?第一方面,是通过揭露美帝暴行,说明"美帝就是当年的日本鬼子"。当时有些宣传队"从郊区农民所熟悉的日寇的'三光政策',谈到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新三光政策',使农民认识到'天下帝国主义都吃人'"。(44)在现实中,"它不但侵略朝鲜,轰炸我国东北,还想阴谋武装日本法西斯;利用日本鬼子来帮凶。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就要分得土地的农民,受过日本帝国主义的苦的农民,用对待日本鬼子同样的仇恨,仇视着今日亚洲和中国和平的侵略者——美帝国主义强盗。"(45)第二方面,是说明美帝"正在走着日本的老路"(46),即"正袭用着当年日寇先侵略朝鲜后侵略中国的故伎"(47);第三方面,是说明美帝是日本的后台老板。一切苦难与罪恶"原凶祸主仍是当前的大敌美帝国主义"(48)。这样"以苦引苦","一直引导群众发生对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敌忾心"(49)。

  二是"从控诉蒋匪、地主阶级的罪恶着手,联系控诉美帝"。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种诉苦思路与土改诉苦的具体内容具有重合性。最主要的区别,也是对于抗美援朝运动更有意义的,是这种诉苦思路的归因方式。当时的农民说:"一提起日寇、蒋介石,我们的苦几天几夜也说不完"、"我们受蒋介石、日寇、地主阶级压迫的苦,像海一样深,永远也忘不了的"。(50)那么,如何将这种"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像海一样深,永远也忘不了"的苦联系到控诉美帝?对于抗美援朝运动的动员来说,同样也是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在当时的诉苦思路中,包含着这样的归因逻辑:蒋匪、地主阶级是人民苦难的制造者,而"美帝是封建地主阶级与蒋匪的根基","蒋介石是全中国的大恶霸,杜鲁门是全世界的大恶霸"(51),所以,美帝是苦难的最终根源,"苦根直通杜鲁门"。(52)由此,如果不把美帝赶出朝鲜,"恶霸就会死灰复燃,农民就不得安宁","要保卫胜利果实,不再受地主压迫,就不能让美帝国主义帮助蒋打回来。"(53)归根到底,要"保卫我们的好日子",就必须抗美援朝。

  回忆与对比式控诉,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动员效能。据当时反映,这种控诉模式"是最切合群众要求,最能从群众经验说起,最能向中间落后普及的好方式",(54)因此是"最能使广大群众了解,最能激起广大群众的爱国义愤和热情"的诉苦动员模式。(55)

  (二)直接式控诉

  这种控诉模式,矛头直接指向控诉的最终对象——"美帝国主义",着重于直接批判与揭露"美帝暴行"。当时不同阶层民众控诉的内容各有侧重。一般民众大多是对"亲历、亲见、亲闻的美帝暴行"进行控诉;在学生方面,主要是"结合投考军事干部学校展开自觉控诉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行";在宗教界方面,主要是"结合宗教革新运动,展开控诉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毒害中国人民的罪恶";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控诉日本投降以后美国帝国主义对于我国的经济侵略"以及"美帝国主义摧残中国民族工商业的罪行";在文化界,主要是对"美帝国主义文化电影毒害"的控诉,还有许多地方让曾经留学美国的大学教授、民主人士及基督教中的爱国分子,在知识分子中做报告,或在报刊上写文章,"以揭发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动、腐败和敌视中国人民的真面目"。(56)由此可见,这种直接式控诉模式的思路虽然简单,但它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

  对"美帝暴行"的直接控诉,其发展的结果就是直接激起"对美帝的仇视和憎恨"。在对这种直接式控诉模式的文字记述中,基本上也是带着"愤激"、"仇恨"的语气。如《人民日报》刊载的一篇控诉报道中写道:"这是一页页血泪史,这是一幕幕的暴行录!假如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奋勇前进,解放上海,上海人民的血泪恐怕到今天还流不尽。今天上海站起来了!我们要深深地记得美蒋匪犯的仇恨!保卫我们的国家,把无穷的仇恨化为力量!假如美帝胆敢发动侵略,上海人民将会站在战斗的前线,用一切力量,把美帝打下海去,和它算一算旧帐。"(57)这就使这种文字记述本身也充满了控诉的感染力。

  由于这种直接式控诉模式直指控诉目标,同时也使"抗美援朝运动和民众自身利益密切结合起来",直接激发起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感。因此,在诉苦的具体实践中,据当时反映,"控诉美帝暴行,以身受其害者直接控诉美帝最为有效"(58),是"提高群众的民族觉悟的极好的方法"(59)。

  (三)自我控诉

  这种控诉模式,就是在控诉会上,"由过去曾受美帝及其走狗欺骗,抱有亲美、崇美、恐美心理的人,倾吐和批评自己的糊涂观念和错误打算"(60)。从表面上看,这种当时又被称为"自我思想批判"的方式,与标准式的诉苦之间是有距离的。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进行自我控诉?因为美帝过去和现在都使中国人民遭受了各种苦难,因为美帝过去和现在对中国制造了各种"血腥暴行",而"我"过去居然没有认识到这些,存在着某些"糊涂观念和错误打算",因此,要进行自我控诉、自我思想批判。由此可见,自我控诉模式所蕴含的内在逻辑与标准式诉苦是完全一致的。

  在抗美援朝运动刚刚兴起时,自我控诉就作为"最能激起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和蔑视,提高其自己和周围群众的思想认识"的一种动员方法(61),被运用到动员实践中。很多群众都自动地检讨过去自己的"糊涂观念和错误思想"。如有的检讨过去自己"恨错投了娘胎"、"要拜一个美国人做干爸爸。送我到美国留学"。(62)过去一些迷恋美国"物质文明"的人也纷纷进行思想检讨,许多教会学校师生反省了自己过去"爱美国不爱中国"的糊涂思想,痛恨前非,等等。(63)

  从总体上来说,自我控诉实际上充分体现了诉苦的典型特点,即"用自己切身体验来教育自己"(64),"运用群众自我教育的方法来启发和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65)。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逻辑上,自我控诉可以说都进一步扩展了标准式诉苦,从而成为一种内涵更为广泛的、更深层次的诉苦,在此基础上,自我控诉实际上向我们展示了标准式诉苦所无法包含和体现的政治意义。这种政治意义何在?1951年1月18日,中国民主促进会邀请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代表座谈。马叙伦在座谈会上说:"抗美援朝是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在军事政治斗争胜利之外,我们还要从文化战线上取得肃清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斗争的胜利。"这就是自我控诉所包含的政治意义。正因如此,"今天我们不仅要控诉美帝国主义,还要检讨自己,看我们自己身上还存留有多少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毒素,并且设法肃清。"(66)由此,在实践中,自我控诉不但发挥着一种动员方式的功能,而且与中国共产党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改造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联系在一起。

  四、小结

  (一)诉苦与动员:诉苦运动的动员绩效评价

  首先,必须承认,诉苦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动员绩效是不可否认的。杜赞奇曾经指出,共产党在中国获得政权的基本原因之一是,共产党能够了解民间疾苦,从而动员群众的革命激情。(67)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这种建国前在局部范围内运用的动员能力,由于中国共产党执掌了全国政权而得以充分展示。即使是从今天的角度,也必须肯定诉苦运动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动员作用。因为按照社会心理学的原理,宣传鼓动工作的首要对象是"人的各种情感体验"(68)。因此,这种着重从情感上加强对民众心理影响从而达到动员目的的形式,确实"最能打动人心,激起对美帝的仇视和蔑视"(69)。正如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担任南京金陵大学学生会干部的刘德华在回忆中所说:"控诉这种方法,现在有些人听来觉得可笑,但我觉得这种方法值得总结,它符合所谓'激励'的原则,就是可以把人内在的感情激发出来,当时激发的就是爱国主义和民族感情。"(70)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诉苦这种被称为"感性宣传"的动员方式(71),其在具体运作中出现的各种模式发生作用的范围还是各有侧重的。回忆对比式控诉,主要是在下层的绝大多数"劳苦大众"中发挥了更大动员效能。当时的著名艺人常香玉说:"在旧社会我是个不值一钱的'女戏子'。……毛主席来了,解放了我们,我们这才算是个真正的人。说翻身,没有再比我翻得彻底的了,我不但不再是被看为贱臭的'戏子',而且当了光荣的人民代表。伤痕好了不忘疼,黑洞洞的日子不能让它重新来,我们一定要完成捐献飞机的任务,送到前线!"(72)这段话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回忆对比式控诉发挥动员作用的逻辑。但这种逻辑并不具有对所有阶层都能有效作用的普适性。在1957年,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指出:"用现在比过去的方法教育知识分子,根本不对头。现在比过去好,因此应该拥护现在的政府,这个逻辑用于知识分子就很危险。过去我刚回国时,住了十三间房,五个澡盆,每月六百元薪水。按这个逻辑推下去,我岂不要反对政府?"(73)应该说,这段话点出了在对诉苦运动的动员意义进行评价时必须予以关注的方面。

  (二)泛式归因:抗美援朝运动中诉苦的运作机制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发起的一场规模空前的运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诉苦运动在运作机制上体现出其承前启后的特点。从抗美援朝运动中诉苦的运作思路可以看出,对于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诉苦来说,最能体现其意义的是其中不同于土改诉苦的归因方式。从总体上来说,这种归因方式在纵向上,体现了一种再归因的过程,即在使民众认识到过去所受的苦难应归因于蒋匪、地主阶级的基础上,再归因于美帝,"苦根直通杜鲁门";在横向上,则是通过把所有的苦难都归因于美帝,"美帝是一切苦难的根",以启发民众对美帝的仇恨。这是一种可以称为"泛式归因"的归因方式,在这种归因方式的运作机制中,"群众的痛苦是诉不完的,在新的题目下,在运动日益深入的情况下,只要我们正确掌握,及时诱导,善于提出口号,群众总是有苦可诉的。"(74)当然,这种归因方式还是紧扣抗美援朝运动动员的最终目标,"敌人有什么罪行就控诉什么,但是都要集中到美国帝国主义的身上去,它是我们中国人民的死敌,一定不要放松它。"(75)

  王琳在她的论文中曾经谈到,"回溯抗美援朝运动的意义,并不止于抗美援朝战争,通过这场运动,诉苦的效果和规模得到了扩大,并作为诉苦思维模式流传下来。随着日后国际形势的严峻,意识形态的解释方式扩展到国际关系方面,从而涉及到历史上,强国与弱国之间的侵略关系被帝国主义与人民政权之间的侵略关系所取代。帝国主义作为剥削阶级的延伸意义也在思想建设中固定下来。"(76)通过以上对抗美援朝运动中诉苦的梳理可以看出,抗美援朝运动中诉苦的这种承前启后的意义,正是来源于这种"泛式归因"的运作机制。当然,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对这种泛式归因方式都难以一语定论。但它对抗美援朝运动动员的作用,却是不可否认的。有学者指出,在诉苦运动中,"分类与归因不仅仅是阶级建构的过程,进而是社会动员的过程"(77)。那么,这种泛式归因的运作机制,应该说大大扩展了抗美援朝运动中诉苦的动员效能。诉苦实际上是把抗美援朝运动、土改运动、镇反运动三大运动为中心的各种运动联合进行共同运作的一种方式,它将对运动之必要性、合理性的论证合为一体,是抗美援朝运动的目标在实践中不断扩大化的表现。它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共和国初建时期的艰难复杂条件下,抗美援朝运动在实际运作中已经大大超越了其战争动员的单一目标,而扩展成为一种与建国初期各方面工作相结合、以完成建国初期各方面工作为目标的全民动员模式。

  (三)政治观念的重构:抗美援朝运动中诉苦的深层次意义

  关于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诉苦运动,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那就是诉苦的深层次意义,即诉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众政治观念的重构。具体到抗美援朝运动的诉苦中,这种深层次意义也是泛式归因机制的产物。在当时北京市石景山发电厂的控诉会上,电工田泉廉在控诉了"地主"、"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给自己带来的苦难之后说:"可是,我这点苦还不大,美帝在朝鲜屠杀压迫,朝鲜老百姓怎样过?"(78)这正是泛式归因最为典型的体现。在这种泛式归因下,"天下反动派是一伙,天下人民是一家"、"美、蒋、特(反革命分子)是三位一体",从而"把具体敌人与国际敌人联系起来,提高了阶级觉悟树立了斗志,使群众把仇恨集中在美、蒋反动派身上"。(79)一些学者认为,诉苦是"重塑普通民众国家观念的一种重要机制"(80)。实际上,由于抗美援朝运动所处的特殊的国内、国际环境,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诉苦不仅是对普通民众国家观念、阶级观念、民族观念等政治观念的重构,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执掌全国政权的条件下对普通民众进行爱国主义及至国际主义教育的过程,从而大大扩展了这种政治观念重构的内涵。

  注释:

  (31)《西南局关于西南区抗美援朝运动向中央的报告》(1951年1月18日),《西南工作》第40期,中共中央西南局1951年编印,第13页。

  (32)《中南局关于1951年上半年及春节期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时事宣传工作的指示》(1951年1月17日),《中共中央中南局文件辑存》第4卷,中共中央中南局办公厅1954年编印,第2304页。

  (33)《中央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指示》(1950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册,第227页。

  (34)社论:《继续扩大与深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人民日报》1950年12月28日第1版。

  (35)《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时事教育 开展与巩固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编:《怎样在工人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第21页。

  (36)《沈阳各界各族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示威游行的总结》(1951年3月12日),《党的工作》第91期,中共中央东北局党的工作编委会1951年编印,第28页。

  (37)《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时事教育 开展与巩固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编:《怎样在工人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第21页。

  (38)《茌庄河县第四区扩军工作中的两个典型》,《辽东通讯》增刊第1号,中共辽东省委远东通讯编委会1950年编印,第2页。

  (39)《沈阳市委关于抗美援朝宣传工作总结》(1951年4月10日),《党的工作》第103期,第14页。

  (40)中共北京市第七区委员会宣传部:《关于清华宣传队在我区第四段工作情况的报告》(1951年4月17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资料汇编》,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页。

  (41)永明:《农村时事宣传的几点经验》,《学习建设》第19期,学习建设社1950年版,第15页。

  (42)中共北京市第七区委员会宣传部:《关于清华宣传队在我区第四段工作情况的报告》(1951年4月17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资料汇编》,第126页。

  (43)《沈阳市委关于抗美援朝宣传工作总结》(1951年4月10日),《党的工作》第103期,第14页。

  (44)金凤:《北京郊区的普及抗美援朝宣传》,《人民日报》1951年4月22日第4版。

  (45)晏政:《美帝就是当年的日本鬼子》,《学习建设》第19期,第17页。

  (46)永明:《农村时事宣传的几点经验》,《学习建设》第19期,第15页。

  (47)《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1950年11月4日),《人民日报》1950年11月5日第1版。

  (48)《沈阳市委关于抗美援朝宣传工作总结》(1951年4月10日),《党的工作》第103期,第14页。

  (49)《沈阳市委关于抗美援朝宣传工作总结》(1951年4月10日),《党的工作》第103期,第14页。

  (50)《湖北浠水望城乡土地改革中结合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编:《怎样在农村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15页。

  (51)《川南区党委关于1951年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计划》(1951年3月15日),《西南工作》第52期,第43页。

  (52)《中南局关于动员参军的宣传教育工作指示》(195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中南局文件辑存》第4卷,第2359页。

  (53)《川南区党委关于1951年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计划》(1951年3月15日),《西南工作》第52期,第43页。

  (54)《沈阳市委关于抗美援朝宣传工作总结》(1951年4月10日),《党的工作》第103期,第14页。

  (55)《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时事教育与准备今年"五一"全国大示威的指示》(1951年3月8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编:《怎样在工人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第6页。

  (56)时评:《深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人民日报》1950年12月4日第5版;《重庆抗美援朝运动的成绩和经验》,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编:《怎样在城市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00页;《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关于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初步总结》(1951年2月),《斗争》第80期,第5页。

  (57)《人民日报》1950年11月11日第2版。

  (58)《华东局宣传部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初步总结报告》(1951年1月),《斗争》第66期,第10页。

  (59)时评:《深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人民日报》1950年12月4日,第5版。

  (60)社论:《继续扩大与深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人民日报》1950年12月28日第1版。

  (61)社论:《继续扩大与深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人民日报》1950年12月28日第1版。

  (62)《市委关于北京市学生抗美援朝运动情况向中央并华北局的报告》(1951年1月31日),《中共北京市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1951-1952),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1955年编印,第3页。

  (63)《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关于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初步总结》(1951年2月),《斗争》第80期,第5页。

  (64)《西南局关于西南区抗美援朝运动向中央的报告》(1951年1月18日),《西南工作》第40期,第13页。

  (65)《中南局关于1951年上半年及春节期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时事宣传工作的指示》(1951年1月17日),《中共中央中南局文件辑存》第4卷,第2304页。

  (66)《人民日报》1951年1月23日第1版。

  (67)[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9页。

  (68)蒋云根:《政治人的心理世界》,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

  (69)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编:《党的宣传工作文件选编》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55页。

  (70)杨致平、曹婉等:《一场弘扬民族精神的爱国运动》,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等编:《南京抗美援朝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40页。

  (71)《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抗美援朝运动的情况及今后部署向中央及华东局的报告》(1951年4月),《斗争》第84期,第7页。

  (72)戴仁中:《"香玉剧社"号飞机》,《展望》第8卷第7期,展望周刊社1951年版,第22页。

  (73)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74)《中南局关于贯彻中央关于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工作、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准备纪念"五一"的办法的补充规定》(1951年3月28日),《中共中央中南局文件辑存》第4卷,第2314页。

  (75)《怎样开好控诉会》,廖盖隆:《爱国运动论集》,海燕书店1951年版,第68页。

  (76)王琳:《〈苦菜花〉之苦的生产》,中国人民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

  (77)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刘东主编:《中国学术》,2002年第4辑(总第12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45页。

  (78)王自勉、李锡铭、王立行:《血债血还——记石景山发电厂控诉大会》,《人民日报》1950年11月30日第3版。

  (79)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委员会平原省分会:《平原省抗美援朝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1951年4月18日),《平原省三年来宣传教育工作总结》,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1952年编印,第97页。

  (80)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刘东主编:《中国学术》,2002年第4辑(总第12辑),第153页。

  作者简介:侯松涛,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侯松涛,《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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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没有法官的岁月——红旗下的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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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法官的岁月——红旗下的法官
Sep 8th 2013, 08:12, by 明鏡雜誌



1966年12月18日,江青接见群众代表。她说:"公安部、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许多东西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是凌驾在党政之上的官僚机构。他们这几年一直是跟毛主席对抗……司法干警没有一个好人,比国民党特务还坏。"

http://mjlsh.usc.cuhk.edu.hk/medias/contents/1664/j.jpg
文革中的江青。

一年后,中央决定对公检法实行军管,法院被取缔,成为公安机关军管会下属的"审判组",由军管会行使国家审判权。[1]文革期间曾任天津市公安局军管会副主任的许恩荣,回忆军管的过程,颇有戏剧感:

"1966年6月以后,天津市公安局出现许多'战斗队'。局政治部就有'东方红''风雷激''云水怒'等二十多个群众组织,后来并成两、三个派别。双方连篇累牍地互贴大字报,最后武斗。1967年1月2日,公安局的'政法公社'组织和附近的红卫兵宣布'夺权',占据了公安大楼的大部分房间,并将局长劫走。多数干部和职工不敢上班,业务瘫痪,社会秩序大乱。北京和全国大致如此。中央决定对公安机关实行军管后,天津安排两个连的军队,接管市公安局。"

"1967年2月13日晚9时,一辆顶上架着机关枪,载有20余人的卡车,停在公安大楼门口。早已等候在附近的解放军,以整齐的步伐进入公安大楼和指定地点。未过三分钟,大楼内多处传出:'举起手来,不准动!'的呼喊声。许多公安干警被逼到墙边,面向墙壁,高举双手。经过战士们搜查,带枪的人把枪放在桌子上,才让坐在房间里。接着高音喇叭宣布: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全体公安人员听从命令,服从指挥,彻底改造旧公安局。"[2]

法院没有了,公安被军管了。国家审判工作如何进行?没有法官的岁月,是个什么样子?我一直非常好奇。最近看到一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河东区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1969年刑事判决书合订本[3],才知其大概。

由于此前律师和检察制度已被废除,河东区军管会的98份判决书上,没有公诉人、辩护人姓名,而且还没有判官的姓名。审判是独任还是合议,无人知晓。只在判决的日期上面,加盖军管小组印章。

所有的判决,抬头都先引用"最高指示"。

98份判决书中被反复引用的最高指示是: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二、"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三、"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判决书内容简略。没有控诉,也没有辩护,直接认定犯罪事实。

1969年9月21日一份判决是这样的:"流氓奸污幼女犯钟××男18岁天津市人捕前为×中学生住××区××新村××段××排××号""钟犯自幼染有流氓恶习,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七年间,以食物、零钱等诱骗手段,奸污幼女五人,猥亵幼女多人。教育后仍不知悔改,继续在公共场所追随妇女等进行流氓活动,罪行严重,依法判决流氓奸污幼女犯钟××有期徒刑八年。(刑期自1969年9月至1977年8月30日止)"

看完判决,你不知道被告究竟在何时、何地奸污了五名幼女?又猥亵了哪些幼女?这些幼女个人状况如何?他在公共场所追随妇女时,有什么样的"流氓活动"?判决时被告18岁,判决主诉的犯罪事实起自1963年。推算起来,当年被告只有12岁。

我以前猜想,军管会的判决至少要援引《公安六条》[4],现在看来完全错了。所有的判决都说"依法判处",但98份判决中,没有一份援引过法律条文那怕是政策条文。由于没有刑法,罪名都是军管会编的,这位的罪名是"流氓奸污幼女犯"。

再看一份判决:

"潘犯思想极为反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因其散布反动言论,偷听敌台广播,被革命群众批斗。由于潘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批斗后不仅不知悔改,进行翻案活动,而且变本加厉地散布反革命言论,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恶毒已极,反动透顶。潘犯刻骨仇恨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幻想变天,扬言散发反对传单,企图对革命群众进行报复,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严厉打击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破坏活动,依法判处现行反革命犯潘玉昌有期徒刑十年……"

1969年9月20日这份判决不重事实描述,而重情绪表达,典型的文革"大批判"文风。看完判决,你也不知道究竟被告说了什么反革命言论?

文革期间思想犯罪,才是最危险的犯罪。此人不过"扬言散发反对传单,企图对革命群众进行报复",被判十年,而那位"奸污幼女五人,猥亵幼女多人"的流氓,只判了八年。

没有法官的审判,判决意见是怎样形成的?

我从卷宗中的一份"处理情况"报告中,发现蛛丝马迹。陈某"(19)65年以来,书写反对日记。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大革命抄出隐匿多年的反对证件、刊物和蒋匪照片。"处理情况为:

办案人意见:可判有期徒刑五年。(19)70年1月20日。

审判组意见:同意判刑五年。(19)70年2月27日

军管组意见:根据党的政策,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定为反革命分子代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因为书写反动日记并没有散布,故不追究刑事处分。(19)70年6月12日。

区革委意见:我们同意代帽监改,交单位领回。(19)70年6月17日。

军管会批示:同意区革命委员会的意见。(19)70年7月3日。

(说明:1970年8月20日开具释放证,案卷五册退交单位。)

这里的"办案人",很可能就是曾经的法官。他地位卑微,但意见并不仁慈。"处理意见"经由几层组织审批,最终由军管会决定生杀予夺。

对于重大案件,为了体现大民主,军管会可能向社会征求意见。我见过一份武汉市公安机关军管会的《通知》,日期是1969年9月24日。《通知》说:"现将陈××等四十六名罪犯的罪状发给你们,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广大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公安机关军管会。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5]

通知所附的罪状都很简略,只有四五行字。所谓征求意见,只是让大家对量刑提出意见。而那此被邀请发表意见的革命群众,既没见过被告,也没见过法律。他们提出过什么意见,真不知晓。这样的大民主,其实很虚伪,最终是军管会说了算。

文革期间,军人最风光,他们是姑娘们的梦中情人。

附,参考资料:

[1]何兰阶、鲁明健主编:《当代中国的审判工作》。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页129-130.

[2]许恩荣:《征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3]合订本判决书起迄时间1969年3月至1970年3月,编号(69)军公判字第1号至98号判决。

[4]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因其内容分为六条,简称"公安六条"。1979年2月17日,被中共中央撤销。

[5]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通知》。1969年9月24日。

何兵,腾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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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诉苦运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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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诉苦运动(上)
Sep 8th 2013, 08:14, by 明鏡雜誌



  内容提要: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诉苦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启发群众的自觉和自动"的动员原则在实践中的体现。对它的梳理与分析,不仅可以一窥这种动员机制对以后历史的影响,而且可以加深我们对于中国式动员模式的理解。在运作模式上,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诉苦主要体现为回忆对比式诉苦、直接式控诉及自我控诉,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展示着抗美援朝运动中诉苦的运作思路。在一种"泛式归因"的运作机制下,不仅诉苦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动员效能大大增强,而且扩展了诉苦本身的内涵;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诉苦不仅影响到普通民众各种政治观念的重构,也扩展了这种政治观念重构的内涵。


  引 言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随之,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中,诉苦作为一种动员方式得到广泛的运用。何谓"诉苦"?按照方慧容的划分,"诉苦"所指可以极为宽泛,也可以极为狭窄。最狭隘意义上的"诉苦",就是最标准的"诉苦","即叙述一个苦难的受三座大山压迫的故事,结尾处总是农民觉悟了,并起来反抗"。最宽泛意义上的"诉苦",则基本上就可以按此词的字面意义来理解,即人们讲他们的苦处,他们往往并不像标准型"诉苦"那样传导什么历史意义,而只是要说明他们有多么的苦。①本文所要研究的诉苦自然是属于前一类。何谓"诉苦运动"?诉苦运动最早开始于解放战争时期的新式整军运动中,是作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广泛运用的一种阶级教育形式"而存在的②。由于它一开始就与土改运动的进行紧相联系,并在土改运动中得到大规模的运用,因此,不少学者又把它视为土改运动的产物。郭金华把诉苦运动定义为"是土改过程中在中共的指导之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农民对自身苦难生活经历进行讲述的一种运动"③;方慧容则在把诉苦视为一种动员方式的基础上,把诉苦定义为"在土改运动中发明的动员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种权力作用方式"④。在土改运动中,是发动农民控诉地主,诉"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苦。那么,当诉苦作为一种动员方式被运用于抗美援朝运动中时,它是如何运作的?具体来说,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诉"什么"苦"?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苦"怎么"诉"?诉苦运动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是如何发挥其动员作用的?基于以上这些问题,本文尝试对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诉苦运动进行梳理与分析,一方面,是从历史的角度展示抗美援朝运动中诉苦运动的全貌,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了解这种动员机制对此后历史的影响,从而在已有基础上加深对中国式动员模式的理解。

  一、诉苦:一种动员方式展开的背景

  诉苦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被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当时《工人日报》的一篇社论指出:"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时事教育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控诉、回忆与对比的方法,其他的方式方法如:报纸、广播、戏剧、漫画、标语、口号、快板、相声等,都要围绕着控诉、回忆与对比这几种主要方法去进行,并为这几种主要方法服务。"⑤还有的地方提出:"根据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其亲身经验,通过回忆诉苦,采用各种具体事实使广大人民认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并和当前各项实际斗争密切结合起来,激发其仇美爱国思想。这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思想基础。"⑥由此,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诉苦运动已经被置于动员的中心的、基础的位置,具有不可替代的动员功效。那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要运用诉苦这种动员方式呢?

  (一)中国共产党"启发群众的自觉和自动"的动员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实践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领导人民自己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⑦刘少奇也曾经强调:"我们的一切,都依靠于、决定于人民群众的自觉与自动,不依靠于群众的自觉与自动,我们将一事无成,费力不讨好。只要我们依靠于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只要群众有了真正的自觉与真正的发动,又有我们党的正确领导,我们党的一切伟大事业,都一定要获得最后的胜利与成功。因此我们共产党人——人民群众的先锋队,不论去进行任何工作,当着群众还没有自觉时,我们的责任,就是用一切有益的适当的方法去启发群众的自觉,不论如何艰苦,需要如何长久的时间,这首先的第一步的工作,是必须做好的。"⑧中国共产党在执掌全国政权以前的动员实践证明,"领导人民自己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启发群众的自觉和自动",确实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动员方式。伯恩施坦曾经把中国的动员方式称为"参与式动员",与苏联的"命令式动员"不同,这种动员模式注重通过对民众进行宣传和说服教育,形成民众的阶级意识,提高其政治觉悟,从而形成民众参与的自觉性,达到使民众自己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的目的。而在这一过程中,所谓"诉苦"、"访贫问苦"、"忆苦思甜"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动员手段。⑨也正因如此,"作为中共在农村革命时期的重要动员手段,诉苦在革命史中被赋予了重要位置"⑩。由此可见,"诉苦"作为一种动员方式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运用,正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的动员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又一次实践。按照1950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抗美援朝运动的目标,是为了使民众对抗美援朝的合理性有明确的认识,是为了使全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有一致之认识和立场",为了"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11)。要达到抗美援朝运动的这一目标,按照中国共产党动员的基本原则,"启发群众的自觉和自动"是"首先的第一步的工作"。由此,"仅仅自上而下地展开宣传,是十分不够的,必须发动群众用自己的经验教育自己"(12)。如何发动群众用自己的经验教育自己?那就是"诉苦"、"控诉"。

  (二)民众恐美、崇美与亲美心理的存在

  在抗美援朝运动展开之前,中国普通民众中存在着恐美、崇美和亲美的心理。其中最为普遍的是恐美心理,它在多数民众的心理中"或多或少都有些存在"。据李维汉回忆,当时在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一部分人主张以武力抵抗美国的侵略。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中不少人也暴露了恐美的思想,把美国的力量估计过高,认为它不是纸老虎,怕打仗,怕"引火烧身",担心美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来,希望能够出现适可而止的局面,尤其怕原子弹,幻想"关门建设"。极少数人则主张"隔岸观火",主张"在忍耐退让中求生存"等等。(13)当时不少人对抗美援朝有无取胜的把握"心存疑虑","对战争的前景忧心忡忡"(14);认为"美国力量很大,抗战时期中国打日本还要美国帮忙,今天要打比日本还厉害的美国,我们有什么把握"(15);"我们不应该干涉朝鲜战争,原子弹下来我们吃不消"等等。(16)

  崇美和亲美心理主要是在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和部分学生中比较普遍。据当时的调查,"在一部分教授、资本家、教徒和教会学校中仍存在着浓厚的亲美思想,需要用极大的努力来肃清"(17);不少人认为"美国的科学和物质文明是'世界第一',我们不如人家,苏联也不成";有的认为"美国是天堂,一切都好","美国创造许多物质文明,给全世界享受";有的人认为美国很和善,不会侵略中国,甚至认为美军在中国的暴行不过是"个别事件";有的认为美国在中国办学校是"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友谊","培养了好多革命干部"(18);一些学生说:"美国的东西就是好,这点我们不应否认","如果美国不好,为什么他们工业那么发达,生产的东西那么好?"(19)如此等等。

  从客观的角度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民众以上各种消极性心理的存在,是非常正常的,当时对所谓"恐美"、"崇美"、"亲美"的界定也存在偏颇之处,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民众"恐美"、"崇美"、"亲美"思想的顽固性。如何克服民众的"恐美"、"崇美"、"亲美"心理?通过诉苦运动,使民众认清"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形成"仇视美国"、"鄙视美国"、"蔑视美国"的态度,就成为抗美援朝运动的一项重要的也是基础性的工作。

  二、诉苦:一种动员方式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运用(20)

  诉苦对于抗美援朝运动动员的重要性,在抗美援朝运动开展的初期即受到重视,而诉苦作为一种动员方式的运用,也是与抗美援朝运动的兴起与发展紧相伴随的。最为明显的一个例证就是,作为全国性抗美援朝运动兴起标志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刊登于《人民日报》1950年11月5日第1版,而第一篇比较典型的抗美援朝诉苦报道,就刊登在同期《人民日报》的第6版上。(21)作为"党的喉舌"的《人民日报》,在抗美援朝运动期间刊载了许多关于诉苦运动的报道。从1950年11月5日到12月6日约一个月的时间里,所刊载的有关"控诉美帝国主义暴行"的报道竟多达39篇,形成《人民日报》有关诉苦报道的高潮期。这些报道具有多重性质,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各地或各界人民诉苦运动的报道,作为一种新闻报道形式,它们直接发挥着通过媒介的宣传教育进行动员的功能;第二类是报道某地或某个界别的民众诉苦或控诉进行的情况,它们为诉苦运动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模式与经验;第三类报道本身是通过新闻媒介直接对控诉对象进行控诉、批判与揭露。但作为诉苦的具体运用,它们基本上都体现了"宣泄型诉苦"的主要特点,即通过对各种"血海深仇"的控诉,不仅唤起读者对控诉者的同情,更主要的是激发起读者对敌人的"无比的仇恨"。《人民日报》对诉苦运动的集中报道,有力推动了全国诉苦运动的开展;与此同时,作为全国新闻媒介的旗手,《人民日报》的这一做法成为全国各地各种报纸、刊物等大众传播媒介的样板,全国各地的报纸、刊物等紧随《人民日报》,纷纷投入了对诉苦的宣传报道,从而推动着诉苦运动在轰轰烈烈的开展中充分发挥了社会动员的功能。随着抗美援朝运动的展开,诉苦作为一种动员方式也随之在全国各地各界民众中逐渐运用,并初步显示出其动员效能,这一点又作为对全国各地抗美援朝运动动员经验的总结而日益受到重视。当时的《人民日报》在抗美援朝运动全面开展一个月之后总结道:"关于如何有效地展开抗美援朝的宣传,各地已有不少好的经验。例如发动群众根据他们自己的切身经验举行控诉会,以控诉美国侵略者的罪恶,就是一个已经被证明为很有效的方法之一。……这种控诉,已经被证明是提高群众的民族觉悟的极好的方法。"(22)

  就诉苦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实践而言,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50年底在南京抗美援朝运动中发生,并在全国各地进一步展开,从而形成轰轰烈烈局面的学生反美帝控诉运动。当时的《人民日报》曾经发表社论指出:"南京64个大、中学校的学生,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为前导,开展了深入的反侮辱、反诽谤运动,控诉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罪恶,批判亲美、崇美、恐美的错误思想,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它与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运动一起,汇成了"反帝爱国斗争的怒潮","这次中国学生的正义的爱国行动,规模的宏大,步伐的整齐,尤其是思想内容的丰富和深刻,是学生运动史上所空前的。"(23)由于反美帝控诉运动极大发挥了社会动员的功能,有力推动了各地抗美援朝运动的深入与发展,因此,中共南京市委于1950年12月7日向华东局并中央作了《关于南京学生反美帝控诉运动情况的报告》后,毛泽东即于9日批示全党:"南京市反美帝控诉运动的经验很好,各大城市均可参照进行,请加研究运用为盼。"(24)中共中央在1950年12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指示》中也提出:"在过去一个时期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有两种方法证明是很成功的",一种是集会游行,另一种便是控诉会,即"在工厂、学校、机关、团体、街道、里弄举行集会,控诉美帝国主义的罪恶,批判亲美、崇美、恐美的错误思想",指示并提出"其他地方都可视运动的发展情形分别采用。"(25)随后,毛泽东在1951年1月24日《关于编印学校反美帝斗争文件给彭真的信》中,又要求将南京市委《关于南京学生反美帝控诉运动情况的报告》编入文件,"印一本,发各民主人士及党内高级干部"(26)。这说明诉苦作为一种动员方式,由于其在社会动员方面的高效能,已经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度关注。

  诉苦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开展的高潮时期,应该说是在1951年抗美援朝运动进入普及与深入阶段之后。1951年3月14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发出《为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决议并在全国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通告》,通告提出"我全国同胞必须继续坚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斗争,努力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的实际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务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这个爱国教育,都能积极参加这个爱国行动",如何达到这一目标?那就是,"全国城乡人民尽可能普遍召集小型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控诉日美侵略的罪行以及日美走狗蒋匪特务迫害人民的罪行。"(27)在此之后,以1951年"五一"节全国规模的游行示威为中心,诉苦在抗美援朝运动的全国性高潮中得到大规模的运用。据无锡市统计,大小控诉会议举行了近千个。参加控诉会的群众有13万人。(28)当时的辽西省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的大小控诉会的参加人数达334万人,占全省740万人口总数的45%强。(29)"为了以血泪的控诉,声讨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滔天罪行,彻底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残暴本性",直接受到美军飞机轰炸的东北地区还组织了"东北人民控诉美帝侵略暴行代表团",1951年5月6日参加了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控诉大会,以便"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揭发和控诉美帝侵华暴行"(30)。诉苦成为抗美援朝运动在经过高潮转入普及与深入阶段后一个至为重要的动员手段。(未完待续)

  注释:

  ①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回忆》,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5页。

  ②廖盖隆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742页;郭金华:《有差异的诉苦与土改目标的实现——作为一种社会主义运作机制的公共表达》,北京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王琳:《〈苦菜花〉之苦的生产》,中国人民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

  ③郭金华:《有差异的诉苦与土改目标的实现——作为一种社会主义运作机制的公共表达》,北京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

  ④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回忆》,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第481页。

  ⑤《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时事教育 开展与巩固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编:《怎样在工人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21页。

  ⑥《山东抗美援朝运动高涨 全省各地工作面貌一新》,《人民日报》1951年3月24日第3版。

  ⑦《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6页。

  ⑧《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1~352页。

  ⑨参见何江穗:《"是"与"非"之间:革命的大众参与——骥村清算斗争的个案研究》,北京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

  ⑩郭金华:《有差异的诉苦与土改目标的实现——作为一种社会主义运作机制的公共表达》,北京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

  (11)《中共中央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1952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册,1986年印行,第211页。

  (12)钟苏:《河南许昌专区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经验值得学习》,《人民日报》1951年4月15日第4版。

  (13)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715~717页。

  (14)《毛泽东主席谈朝鲜战争》,《团结报》2000年10月26日第3版。

  (15)《武汉市委关于抗美援朝以来资产阶级动态及统战工作情况的报告》(1950年10月23日),《城市资料》第3期,中共中央中南局政策研究室1951年编印,第33页。

  (16)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山东》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3页。

  (17)《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报告(一)》(1950年11月5日),《北京工作》第8期,中共北京市委政研室1950年编印。

  (18)《北京市学生抗美援朝运动的报告》(1951年1月),《北京工作》第9期,中共北京市委政研室1951年编印。

  (19)《北京一部分学生的思想动态》(1951年6月20日),《宣传通讯》第8期,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处1951年编印,第18页。

  (20)在抗美援朝运动的诉苦中,出现更多的是"控诉"、"控诉会"。那么,控诉与诉苦是怎样的关系?从字面意义来区别,诉苦着重于倾诉自己作为主体所遭受的苦难,控诉则着重于批判和揭露使自己遭受苦难的客体。实际上,控诉应该是属于诉苦的一种类型,这种诉苦形式"以单纯的叙事和直接的情感宣泄来调动听众的愤怒和仇恨情绪"(郭金华:《有差异的诉苦与土改目标的实现——作为一种社会主义运作机制的公共表达》,北京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属于那种最常见的"以血海深仇为基础的宣泄型诉苦"(程秀英:《诉苦、认同与社会重构——对"忆苦思甜"的一项心态史研究》,北京大学1999年硕士学位论文)。本文也正是在此基础上理解和使用控诉一词的。

  (21)《咱们一定要给王恩弟报仇——北京铁路工人对美帝的憎恨》,《人民日报》1950年11月5日第6版。

  (22)《深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人民日报》1950年12月4日第5版。

  (23)社论:《进一步开展反美爱国运动》,《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4日第1版。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718页。

  (25)《中央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指示》(1950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册,第227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

  (27)《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为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决议并在全国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通告》(1951年3月14日),《抗美援朝重要文献言论汇编》,群众出版社1951年版,第46页。

  (28)《中共苏南区委员会关于目前抗美援朝运动的报告》(1951年4月),《斗争》第84期,中共中央华东局1951年编印,第8页。

  (29)张德良:《抗美援朝在辽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支援抗美援朝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30)高操:《血泪的控诉 愤怒的声讨——忆东北人民控诉美帝侵略暴行代表团》;张德良:《抗美援朝在辽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支援抗美援朝纪实》,第20、39页。

  作者简介:侯松涛,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侯松涛,《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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