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歷史網: 章诒和：伤今念昔，恨杀子规啼——《五十年无祭而祭》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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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伤今念昔，恨杀子规啼——《五十年无祭而祭》序 Nov 16th 2013, 14:57, by 明鏡雜誌 章诒和生于1942年，安徽枞阳人，其父是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毕业于中国戏曲研究院。1970年在四川定为现行反革命罪犯并判有期徒刑20年（当时被划为右派），狱中诞下一女。1979年秋天被判无罪释放并回北京。1979年起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任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2001年退休并开始写作，著有《往事并不如烟》等书。 我们为什么要在五十年后的今天纪念反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基本上认同学者徐贲先生的说法。他说：「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更不是以牙还牙，而是为了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实现和解与和谐，帮助建立正义的新社会关系。对历史的过错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世界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而我之所以说「基本认同」，就是另有个别部份，我是不太同意的。比如，记住过去「不是要算账还债」。据说徐先生已定居美国，他的观点或许适用于大洋彼岸，但不大适合于我们这块土地。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土地是呻吟的土地，哭泣的土地，流血的土地。从镇反到六四，运动无数，死亡无数，殃及无数。可是，运动的发动者，制造者，领导者，执行者至今一句交代的话没有，一句道歉的话没有，一点悔罪的意思也没有，而是发文件，下禁令，搞愚民政策，要求遗忘和实施强迫遗忘。要知道，毛泽东搞的所有政治运动，都属于群体性伤害。伤害最深的是社会底层，普通公民，无辜百姓。这是最严重的社会伤害与民族伤害。因此，我们有权要求算账，共产党必须还债，况且很多是血债、命债。在中国，「算账还债」是「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的重要组成部份。有了对施暴者罪行的揭示和受难者倾诉痛苦的权利，其实也就给了执政者一个悔罪的机会。只要他们请求宽恕，中国的老百姓立马就宽恕。不信，请当下中共十七大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们试试。 那么，欠债有几多？最完整的「账本」，就是各种档案、绝密文件、秘密会议记录、秘密调查报告、秘密计划、秘密决定、秘密决策等等。这些要紧之物，官方是不会解密的，不会公开的，更不会退还给你。有例为证：去年（2006年），我到成都，向四川省高级法院索要作为「现行反革命」罪证的十六本日记、札记和手稿。人家热情接待，细心查找，让你等个够，等到最后给你一句怀有歉意、带着温柔的答复：「对不起，我们找不到。」请注意：人家是说「我们找不到」，可没说「东西没有了」，更不说「东西找到了，就是不给你」。狡猾得这样出色，无赖得如此完美，想发个脾气都叫你发不出来，不愧执政五十年哪！回到北京，就气倒在床。 「伤今念昔，恨杀子规啼」 我的日记是从1958年开始写的，那上面有父亲的交往行踪，父亲的谈话牢骚，父亲的诗作，一家人的生活记录以及我的劳改日记。在当局封锁真相、把持垄断一切凭证、材料、档案、文件的情况下，我们只有自己动手找「账本」了。一个重要的账本，就是记忆。由于我们这个民族患有普遍健忘症，由于许多个人保存的资料被销毁，由于许多亲历者已经消失，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便十分宝贵了。 幸存者幸存下来干什么？我想：除了衣食住行、安居乐业，恐怕就应当是存留记忆和守护记忆。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记忆是一种测试，测试一个个体，一个民族的伦理责任和普世价值取向。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临终前曾自语：俄国无产者，你们还记得我吗？苏联元帅朱可夫死后，一位诗人曾这样写道：「他（指朱可夫）为自己的士兵哭泣过吗？临终之时，他想起了士兵吗？」这两个细节都令人喟叹，它以悲情的方式告诉我们：回忆是饱含复杂情感感受的「向后看」。这个「向后看」内涵丰富，它蕴涵着对人对事的联系、关切，感受、体验。所以，记忆不只是记住从前的人与事，它们还留住了联系、关切、感受、感情、体验。故而，记忆在本质意义上代表并记录了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环境，人与时代，人与自身最持久、最细致、也最深刻的联系。 自从《往事并不如烟》（牛津大学出版社版为《最后的贵族》）出版，很多人给我来信或打来电话，说：「我也想写，但因不是名人，写了也没人看。」我听了，一再解释，且焦急万分。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底层搭筑而成。普通百姓的记忆当是社会最真实、人类最重要的记忆。个人的记忆，表面看来微不足道。但所有亲身经历者的记忆，聚合起来才能成为共同记忆。 中国大陆的每一个政治运动伤及百姓都以数十万计，乃至数百万、上千万。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性回顾，都属于共同记忆。由于执政者长期查禁和亲历者大部份死去，原本的「共同记忆」就成了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今年（2007年）六月四日《成都晚报》第十四版登出的「向坚强的六四死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语。我刚看到它，心潮汹涌，立即给成都朋友发送邮件。说：「我一整天都在激动！这个民族没有死灭，真不知道应该怎样地表达我的钦佩和敬意。」然而很快，兴奋成了伤感。原来它的顺利出台，是因为报社从业人员根本不知「六四」为何物，不知「六四死难者」为何人。这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的「共同记忆」正在流失，正在有效地、迅速地流失。掐指算来，距离天安门广场那个血色夜晚，还不足二十年，而我们的年轻人已茫然不知了。这是愚昧瘠贫土壤培育出来的硕大无比的时代苦果，让今天的每一个人都来咀嚼吞咽它。 残酷吧？现实从来就残酷。国内不少「八九」精英，他们中的绝大部份平素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六四」仍是他们心结。到了那个日子、那个钟点，有的撰文，有的燃香，有的开着私家车围绕天安门广场转一圈。三百六十四天上班、聚会、赚钱，唯此一日，祭奠「六四」。年年如此，渐成仪式。这样做，也好。仪式起码可以承载哀思，并提醒人们「今夕是何夕」。到了六月五日，各就各位，该干嘛干嘛了。这样做，对不对？当然也对，再是英雄豪杰，不也得过日子吗？但我心里总觉得别扭。事情是需要比较的。一比较，质的差异，深浅的差别，就显现出来了。 我非常尊敬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芝加哥大学的王友琴女士。多少年了，她坚持不懈地调查文革的死难者，调查他们的姓名、籍贯、性别、年龄、家庭、死因。与宏大的文革史事相比，她做的事简直就是碎片，就是粉末。千万别小看这些「碎片」和「粉末」，它们是珍贵的原材，每一片、每一粒都粘肉带血。它们还是强力粘合剂。由于有了它们，「文革」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才有难以撼动的基本数据和无法涂改的基本轮廓。有了数据、有了轮廓，就有了真相。人家王女士在美国，做了我们本当做的。我们当中有谁在调查「六四」的死伤者？须知，这是最低限度的事情。难忘那个不断挥臂挡住坦克去路的瘦弱青年。他死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背影，根本不知道他姓什么，是从哪儿来。可为什么那些政治人物都没死，那些社会精英都没死，那些学生领袖也一个没死？死的都是无名之辈、可爱的孩子。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提起那些倒地之后就再没有爬起来的孩子们，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十八年了，为什么国人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俗话说：雁过留声，人死留名呀。 我尊敬的另一个人，是个不知名的安徽作家。三年前一个深秋的黄昏，他给我打来电话，说：自己是个小小行政干部，也是个小小作家。要求和我见一面。我说：「天色已晚。明天找个茶社或饭馆，我们边吃边喝边聊吧。」「不。」他说：「我要说的事，是不能边吃边喝边说的。」口气不容商量，我答应了。心想：什么话，有这样重要？第二天傍晚，他来了。尽管初次见面，可浓重的乡音，把我俩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在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之后，就进入正题。他说：「章老师，我看了你《往事》，我也要写我的往事。」「好呀！」他说：「你写的都是上层，我要写底层。」「那你能简单说说吗？」「简单说，就是你写贵族，我写饥饿。」说着，从黑色公文包里抽出一卷图纸，说：「我要写的都在这儿。」 图纸平铺在茶几上，俯身看去，它们像是农家村落平面图，毛笔手工绘制。除了猪圈，鸡舍外，其余均为大小不一的房舍，每个房舍都填有姓名。有的写着三个人的姓名，有的是两个，有的是一个。他抬眼望着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像是农家院落的平面图。」「章老师说对了。这是我家，是1958年的家，一个几十口的大家。」他逐一指给我看，讲给我听：哪间屋住的是父母，哪间是祖父祖母住的，哪间是伯父婶娘，哪儿是兄嫂子侄们的房子。继而，他抽出第二张图，第二张图是1959年的家，第三张是1960年。每张图的格局都一样，可房屋上标注的姓名，越来越少。翻到最后一张——图上只有一个小屋，只有一个人的姓名，其他房间都是空白。我说：「只剩一个人了吗？」他抬眼望我说：「只剩一个人了。」「剩下的这个人，还活着吗？」「还活着。」「他在哪儿？你认识他吗？」「他在这儿，就是我。」愕然，哑然。悲而喜，喜而悲！过了好一阵，我问：「原来的人去哪儿了？」「都饿死了。章老师，整整一个村子都是黄尘滚滚，不见行人哪。」天乎天乎，百姓何辜！我一把抓住他的手，泪水沿着面颊滚落。他告诉我：他成了孤儿，自己立誓——长大后一定要写家史，写饥饿史。后来，村干部可怜他，负担了他的生活，又供他上学。孩子聪明又用功，成了一名机关干部，还入了党。但他一刻不曾忘记当年的誓言。他对我说：「我要提前退休。」遂指着图上那间小屋说：「我要回到这屋，开始写往事。我家的往事写完了，就写邻居的；我们村写完了，就写邻村的。一个村、一个村地写下去。」五十年来，多少鲜花是盛开在剧痛、死亡、刀口和不幸之上的。现在，他要摘掉艳丽的鲜花，恢复原貌，原色，原本。 「长门柳丝千万缕，总是伤心树」 安徽老乡走了，消失在京城美丽的暮色之中，我却久久不能平静。我知道，他的记忆尽管是极其珍贵的直接见证物，但终因个人记忆的分散性，大概无须多久，或遗失，或流散，或被消灭。因此，我们必须把个人记忆纳入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个人记忆得以聚合，得以交流。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公共空间里，个人记忆才有可能转化为共同记忆，「粉末」与「碎片」才有可能糅合成一个完整的事件。而那些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和我们的后代子孙，也才有可能通过这个公共空间承担记忆，也承接记忆。二战大屠杀的犹太幸存者的见证，已经为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个人和民族提供了「灾难见证」与「灾难见证保存」的典范性先例。一切灾难都是人性灾难。所以，这些「灾难见证」，无一不是对一个民族最深刻的人性教育，最良好的素质教育和最完善的道德伦理教育。它相比于我们这里搞的各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知高出了多少！高就高在它既是对现实的见证，同时也是对未来的见证。它不是叫孩子们去「爱国」——爱某个政党，而是使孩子们变得更好，了解自身，长得有个人样儿，也活得是个人样儿。 再把话题扯回反右。究竟毛泽东的反右运动针对谁？是什么性质？这话还用问？当然是针对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大陆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但是，当我阅读了西方学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犹太问题研究资料以后，才明白自己的认识何其浅薄。汉娜．阿伦特是一个德国犹太女人，一个美国学者。她专门从事犹太问题和极权主义的批判性写作与研究。前年是她百年诞辰（1906-1975），大陆多家出版社都在推出她的系列作品。我目前看到的有《精神生活．意志》、《黑暗时代的人们》、《「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等，读她的书，内心非常震撼。 汉娜．阿伦特的与众不同，要以一桩官司来说明。1960年，以色列情报部门在阿根廷抓住了前德国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这个人是货真价实的刽子手。正是由他负责，将三百万犹太人送进了死亡集中营。阿道夫．艾希曼在以色列开始受审。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当然拥有审判权，而以何种罪行控告他，却成为问题的关键。提出这个问题，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简直叫荒唐。负有三百万命债的人，还缺少罪名吗？自当「从严、从速、从重」处理，宣布死刑，立即执行。汉娜．阿伦特的与众不同处正在这里。她认为审判阿道夫．艾希曼面临的是「由国家机器所组织的行政谋杀」，而西方社会在二战后纽伦堡审判中首次把「行政谋杀」确认为是「具有现代特征的新型罪行」。这种罪行的性质是对人类犯罪，纳粹极权是人类之敌，她不同意将这一场人类的浩劫，仅仅放在犹太人受难史中去认识。大屠杀是非常残酷的，从成因到过程也都异常复杂。其间既有纳粹的命令，也有犹太人的顺从，甚至是合作。因为在纳粹暴力下，犹太人为了个人的生存、利益，就尽量去妥协，对他人冷漠，对世事麻痹。结果呢，每个人胸前都戴上了羞辱性的六角星袖章，生活成了只能喘气儿的日子，到了后来连逃避恐怖的一点可能性也没有了。数百万人排着长队被纳粹送进集中营，送进毒气室，送进焚尸炉。1961年，汉娜．阿伦特作为《纽约时报》的记者赴以色列参加报道审判。她想，这个刽子手能不是一头野兽吗？当阿道夫．艾希曼被带进法庭，她手中的笔滑落到地板上，紧张又意外。这个人不单不像野兽，倒像一只「被关押的绵羊」，说话措辞文雅，理智平静，回答问题一丝不苟。阿道夫．艾希曼还表示能在耶路撒冷被当众绞死，自己对此感到满意。现场审判的情景，使汉娜．阿伦特认识到：有名的大战犯原来是个级别不高的公务员严格遵守纪律，认真执行命令，绝对服从了帝国命令而已——施暴者的凶残和受虐者的顺从，在汉娜．阿伦特那里，具有了同等的份量和意义，它们一起指向了极权！所以，她要求审判阿道夫．艾希曼时，必须以全人类的名义，应该尽可能多地公布真相！不是公布一部份，遮掩另一部份，被遮掩的部份往往是「阴暗」篇章和「灰色地带」，布满伤痕，也充满教训。但要想避免类似的灾难再度发生，就必须这样做，绝不能把灾难的罪责全部放在具体行为者的身上。否则，就是一种「集体自我欺骗」和「集体失忆」。它的危害不在于给历史留下空白，而在于危害全人类的未来。 反右不也是这样吗？1957年夏季，对章伯钧、罗隆基从政治批判到组织处理，其间的每根链条、每一环节，皆由民盟中央领导人及其成员操作。当然，运动是毛泽东发起的，运动的步骤、方针、策略是由邓小平领导和中共中央统战部一手筹划制定的。但具体落实到每一场批判会的布置，每一篇批判稿的撰写以及每一个右派的定性材料的确定与完成，都是民盟中央的人干的（详见拙作《云山几盘，江流几湾，极目天涯空肠断——章伯钧在《1957》一文），其中不乏大名鼎鼎的教授和学者。没有他们的热烈拥护，积极配合，主动出击，民主党派的反右运动能那么酣畅淋漓、盆满钵满吗？在这本书里，徐庆全先生《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批判》一文所描述的中国大陆文坛反右的情况，看得我毛骨悚然，心胆俱寒——上边为了搞丁玲、决定从陈企霞下手；为让陈企霞低头，决定先从他的女友柳溪下手；为了叫柳溪开口，决定找到于她有知遇之恩的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一番功夫，几番拨弄，目的达到了，也准备停当了。当柳溪站到了批判大会的讲台前，一向嘴硬的陈企霞惊惧不已，精神几乎崩溃，「像木头似的杵在那里」。批判会前，中共文艺总管周扬还特地接见了柳女士----这个纪晓岚六代孙，并指示：「柳溪是起义，不要划为右派，也不要开除党籍。」会后，陈企霞不得不低头认罪，并在家中向妻子表示自己要交代揭发问题。妻子赶紧向上汇报，周扬得知情况后，连夜接见陈企霞，亲切握手，说：「党是要你的。」没几天，当丁玲看到陈企霞站到批判大会的讲台前，这个坚强高傲的女作家，同样惊惧不已，精神失去支撑。她「无以作答，欲哭无泪，后来索性将头伏在讲桌上呜咽起来。」一切都是由周扬亲自指挥的，又是在整个文坛积极响应下进行的，更是在受虐者的密切配合下完成的。周扬早就说了：「利害之心胜过是非之心」，为了身家性命，对朋友，对情人，再厚的交情，再纯的爱情也都不得不抛撇于身后了。结果，周扬并未兑现「党是要你的」的承诺，他们被一网打尽。「在政治中，服从等于支援。」「顺从的工具，成了你倒霉的原因……」 所有的顺从，都可用人的趋利避害之本能来解释。实际上，这是国家在极权主义道路上，人类于绝境中摧毁人性、侵犯人性、残害人性的表现。所以，汉娜．阿伦特在她撰写的《极权主义之源》一书的序言里，这样写道：「它（指极权统治）的胜利，就是人类的毁灭。无论在哪里实行，它都在摧毁人的本质。」这位杰出的政治哲学家一再强调：由于人残忍地对待他人，才使一部国家机器、一个政党意志（包括它的科技手段、秘密警察、层层官员、级级组织），得以大规模地迫害公民。制度之恶吞没了所有的人，而被吞没者所表现出来的恶，汉娜．阿伦特称之为「平庸之恶」，则更具普遍性，更可怕。举个例子吧，1957年5月21日，正值整风鸣放高潮。北京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刘奇弟贴出一张题为《胡风绝不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公开为胡风招魂（刘以为胡风死了）。很快运动从鸣放转入反右，北大同学对刘奇弟的围攻，从一开始就异常猛烈，强迫低头弯腰，直呼其为「反革命分子」。刘奇弟不服气，即招来更严厉的惩罚。只要他开始讲话，便有同学上去搧他的嘴巴。这个痛心的例子，足以说明顺从者的作用了——说明「在极权制度下，不必是恶魔，任何一个平常的人都可以成为刽子手。 ……任何人都可能无端地成为暴力残害的对象，任何人也都可能成为凶残狠毒的打手。谁在极权制度中"尽忠职守"，谁就注定不再能分辨对错，不再能察觉自己行为的邪恶」。这是汉娜．阿伦特极其精辟的论述！受害者跟着加害者走，一步一步地丧失人性，每次运动都是这样，岂止一个反右。后果是整个社会与中华民族的道德沦丧；后果是从围观活剥狗皮到山西黑窑奴工现象层出不穷，惊心动魄，且延续下去。面对某种强大的存在力量，个人情感与需求无论多么重要，多么真实，似乎都无须获得尊重。于是，连人的生命也都变得像草一般，轻飘飘。难怪任何一次灾难发生，传媒都不怎么报道死难者的情况，五星红旗也从不为哀悼死难者下降半寸。快别给咱的孩子上什么充斥着意识形态内容的政治课了，也快别在中央电视台给咱老百姓灌大碗「心灵鸡汤」了。要紧的是恢复人性，恢复人的常态！现在，哪一级政府、哪位官员谁能明确告诉我们：在专制制度下，人性和良知当来于何处？家庭？学校？还是政党？他们恐怕无法回答这个严峻又急迫的问题。良知的获得是非常需要有自省意识的，即「扪心自问」。遇事「扪心自问」，比啥事都「心安理得」能更多地健全人性。尽管今天的神州大地处处高喊「以人为本」的口号，但当下的各级政府和官员缺的就是人性。更糟糕的是，我们制度本身就缺乏人性，才导致各种闻所未闻、屡禁不止的丑态，丑行，丑闻。这不是搞自律自查或让官员有高学历或上党校所能解决问题的。父亲很早就告诉我：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党卫军?就有许多博士，而反动的排犹运动也非希特勒一人所为，它还是遍及欧洲的普遍情绪与思潮。 面对共同记忆，面对过去创伤性记忆是需要全民族来共同承担的。反右运动的历史不是五十五万右派和他们的亲属子女的私产和包袱，也不是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私产和包袱。我们既要从政治体制上追究历史的罪责，同时还要从人性的深层拷问民族、群体及个人的责任。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先生把反右运动研究定为1957年学，自有深刻的道理和用意。因为五七历史，是「人祸史」。反右运动从政党性质、意义上消灭了民主党派，但更重要的是它消灭了人格。令人自己不把自己当人，也不把别人当人。澌灭人性，摧毁人伦，将每个人潜藏很深的动物性、兽性都开掘出来，泛滥于社会。五七历史，是「背叛史」。中共公开背叛盟友，公开背叛联合政府的誓言，公开背叛宪法和国民。当然，中共也是彻底背叛了当初的自己。就像当年聂绀弩满怀悲愤对准备入党的戴浩所言：「这个党你想进去，我正想出来呢！当年，我要是知道共产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决不会参加的，它简直比国民党还糟糕。五十年来，共产党一直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其实最需要改造的恰恰就是共产党自己。因为所有的错事、坏事、骯脏事，都是它以革命的名义和「正确」的姿态做出来的，可中国的小老百姓！」五七历史，还是「独裁史」。毛泽东通过反右，两手掀翻联合政府，一脚踢开国家宪法，在一个被称之为「人民共和国」的国度里，全面复辟封建专制。从最初标榜的人民民主专政，退到无产阶级专政，再退到「一个人说了算」的个人独裁统治，只经过了七年。咋才用七年？毛泽东靠的就是一系列运动。因为「能够使大众政治化的，不是政党而是运动」。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种独裁竟然像一份珍贵遗产，被以后几代中共领导人和决策层保留继承下来。毫不过份地说，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所有的黑暗都与「这份珍贵遗产」相关、相连、相通。为什么许多事情要最高领导人批示才管用？难道庞大的行政机构和上千万的公务员全是窝囊废？不，原因就是我们的政权性质——还是「一个人说了算」。我读到过一些文章，通篇是把反右运动的发动者、领导者大骂一通，再以最正义的理由把它「铲除」。1949年以后，共产党就是以这种方式对待地主、富农、旧军政人员、工商业者、教授学者、知识分子的。我们不能如法炮制。所有犯下的罪行要用法求得必须的清算与必要的惩处，在此前提下，求得合情合法合理的「和解」。结束「以暴易暴」的历史传统和政治循环。所以，我要说：纪念五十年前的反右，其根本意义是为了五十年后，百年后。我们纪念反右，向加害者索赔是应该的，讨个说法也是应该的。为什么不赔？而且应该从中共的党产中拿出钱来赔偿！道歉更是起码的事了。赔偿之前，首先要搞清楚——共产党到底划了多少右派分子？我在《一片青山了此身》一文中曾有讲述——1958年，父亲（章伯钧）划为右派，戴上帽子。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三个被撤职的内阁部长（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气氛凝重，谈话简短。接见临近收尾，父亲问：这个运动划了多少右派？周恩来答：大概有二十二、三万吧。父亲后半辈子都在念叨这个数字，像背十字架一样背着它，走进坟墓。父亲哪里知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官方披露出新的右派数字是五十五万，受难者翻了一倍多。二十一世纪又有了更新的数字是一百万以上。每个划为右派的人，他们的姓名，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结局呢？还有整个政治事件的前因，后果，性质……所有的一切，因真相被严密封锁，因死守「反右扩大化」的结论，而至今不清不楚，不明不白。我们不能像对待日军的南京大屠杀那样，自己说被杀者三十万，那么请出示三十万人的名册，我们却拿不出来了。连《南京大屠杀》的纪实影片，也是外国人拍摄的。一位姓陈的先生看影片，在网上写道：有钱的没钱的，有车的没车的，工作了结的没了结的，都该掏钱买票去电影院，领回属于自己的那份耻辱——这是多么痛苦的呼吁啊！所以，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对反右运动，共产党必须交代清楚。我们自己也要搞清楚。而把事情弄清楚，不过是事情的第一步！中国人对二十世纪血泪历史的梳理、反思、归纳、研究、总结，才刚刚开始。重要的是——开始了！我们决不后退，谁也无法禁止。 200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接到中学（北京师大女附中）同学晓琳打来的电话，我颇感意外。多少年了，我们彼此相知，却无联系。她知道我一个人度日，我知道她与生母相依。晓琳说：「我花了一百多块买了你的书（指《往事并不如烟》）。」「你买的书，居然这样贵？」答：「等我知道它的时候，已经被禁了。我是在黑市买的。」「晓琳，谢谢你的阅读。」她说：「我看了，心里非常难过，非常痛苦。我打电话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你——我的父辈对不起你的父辈，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民主党派。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所有的受害人，对不起所有知识分子，更对不起所有的老百姓……」一连几个「对不起」，从没听见过的「对不起」，像层层细浪拍打、湿润着一颗衰老干枯的心，我呜呜地哭了，晓琳也咽声而泣。后来，我们各持话筒，默无一语，只有哭泣，哭泣。她是谁？她是林彪的大女儿林晓霖，亲骨血。 「叹乌衣一旦非王谢，怕青山两岸分吴越」 我需要记忆，她需要记忆，我们带着各自的感受与体验一同记忆。 2007年6-8月于北京守愚斋 章诒和，《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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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抵货运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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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抵货运动（下） Nov 16th 2013, 13:40, by 明鏡雜誌 ——以"五四"与"五卅"为例 　　三、抵货运动中矛盾的激化与运动的结束 　　中国近世的民族主义运动其实有许多内在的制约因素，这些因素到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而引起运动参与者的矛盾冲突。最后各界的联合既无法维持下去，频起的冲突亦危及到秩序的安宁，等到官方出面以强力干涉，运动便渐渐中止了。 　　1、运动坚持的困难 　　首先，民初中国工业发展的现状决定了抵货运动的暂时性与无效性。抵货的持久必须建立在替代性物品的充足供应，以及价格与质量方面的可比性上。但是民初中国的国内工矿业实际上还没有足够的替代性产品与生产原料的供应能力。而这一点便决定了抵货只能是暂时的举动，激进学生要求的"永远经济绝交"只能是一句不切实际的口号。 　　五四时期对日经济绝交，我国商人最受影响者先是棉织业，因为其原料多依赖于日本纱厂的产品，拒绝日货，国货原料供求关系失去平衡，而价格剧涨。本国棉织业遂生恐慌。尤其家庭式小工厂由于资本薄弱损失更大。如1919年6月7日苏州布业公会一份通函便颇能说明问题： 　　敝业震丰、公民、兴业、一新、慎昌、兄弟等布厂陆家函称：抵制日货经学界提倡以来，渐及各界，已有一致之现象。所最困难者，莫如我布厂所及之经线。查此项双股线，本国出品只有肆家，日夜赶做，不及二十包之数，而各厂所用未及十分之一，已势不能全用国货。然爱国之心，人人皆有，自然先尽国货，实在不敷，而又迫于忍辱含诟，补用东货。然则制造纱线厂家，亦宜体此艰难竭力推广出数，以救时局。此两利之道也。即各纱线号家各纱线贩户掮客，苟有天良，亦当共体此心，集合团力，坚持平价，断不可使国货之价高出东货之上，隐为东人解围。乃今日接到上海纱线报告，蓝鱼、双鹿向为东货之好牌子，市价叁百念两，双喜、文明为国货牌子，向来价格在鱼鹿二牌之下约四五两左右，今竟售至叁百念捌两，高出东货至八两之多。试思布厂家有此便宜，谁复肯牺牲成本，坚持到底抵制之初心，是为渊驱鱼，为丛驱爵，仍在吾中国同胞也。 　　五四运动中，上海日煤所受打击甚小，盖因"上海若无日本煤之供给，工厂之大部分皆将休业也"。苏州、无锡等地的工厂其实亦依赖于日煤的供应。1919年7月30日，苏州坤震公所致函苏州总商会解释不能禁绝日煤的原因： 　　"此次抵制仇货，坚持到底，来日方长，必须兼筹并顾，兹据煤业各号佥云，于事实上有万难办到之处。盖烟煤一物，不特为人生燃料日用之一种，且为一切工厂及轮舶之必需品。我国矿产虽富，风气闭塞，故步自封，不能各省开矿，即已开者，如井陉、中兴、贾汪以及浙之长兴等矿，所产无几，供不应求。而况国有干路，每虞车辆缺乏，交通梗阻，航运则华轮有限，不克接济。上述各节，已与无矿相等，欲维持工厂之工作，轮舶之通行，不得不谋燃料之供给，采用日煤实为不得已之苦衷。若不用日煤，势必各工厂因此而停工，轮舶因此而停驶，不啻因噎废食。以煤为原料品之一，若因断绝日煤之买卖，影响工作，妨碍运输，无异自煞。事实上情理上有万万不能不用日煤者也。" 　　其他一些日用品如糖、药品等等亦在被禁之列，更影响民生。实际上亦难做到。苏州总商会提出"相对抵制"一说，便是建立在此一实际考虑的基础上。1931年，俞宁颇亦指出，由于日本输华货品多为我国自行供应不足的日用品，如棉织品、糖、煤、纸、木、面粉、鱼等等。无一非我国重要之必需品。所以抵制日货仅能限于一时热度，而不能持久，盖事实上不能做到。 　　正因为有实际的困难，所以每次抵制日货行动结束后，中国商人均大量购进日货。日货销量前后相加并不会有太大的降低。民众的消费欲望由于被短时间被压制，突然的爆发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增长。据俞宁颇统计，自1907年至1929年23年中，日本对华输出额最高的年份分别是1925年（468438956日金元）及1919年（447049267日金元），可见民族主义运动中的抵制日货，不但不能促使日货销售额降低，反使其上扬。以前不少论者常从抵制行动最高涨的一二个月来考察日货进口额的变化，而不从较长的时间段上来分析，所以得出的结论往往与事实相悖。 　　而一些人在运动中恳劝工商界努力举办国货工厂、商场，旨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在当时，国内资本并不充裕，而且投资国货工厂的利润回报并不一定比其他方面的投资要高，何况还有其他技术、管理、时间上的种种问题存在，虽然有抵制机会，但是中国商人并不能一下子而将利权全部收回。因此这种主观上的愿望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实现的。而有时商人亦以此来应付学生。1919年12月，南通洋货业曾与学生联合会代表讨论切实抵制日货一事。洋货业商人便提出： 　　"根本救国，以组织工厂为前提。张啬公曾有敬告全国学生书，每一学生如认股份100元，或分为10零股，每股10元。南通中学以上学生约千余人，以每人100元计，当得千万余元，应请学生会克日招集股份10余万元。吾商界同人亦当随学生之后，招集10万余元以海海实业银行，请张退公、啬公组织，可以抵制日货之公司，以免空言救国之说。" 　　但招募股份一事，学生无疑难以做到。而南通洋货业商人只不顾以此来暗示学生的行动于"救国"一事并无作用。 　　其次，抵货运动亦带来物价上涨，影响民生。抵制外货时，可替代的国货销路自然畅旺。但国货生产厂家的生产能力一时间又不可能有一大跃进，于是可能发生国货供不应求的情况。此时，按市场规律，国货的价格应会上涨，尤其是工业原料等更为突出。因此需方的商人或者以"原料或者日用品"为由要求疏通日货，或者抗议生产厂家趁机抬高产品售价，要求平价销售。然而，生产厂家，则以捐税苛重，成本高昴，产品价格难以与舶来品一律，势必会要涨价。 　　物价上涨亦影响到普通民众的生活。上海罢市后，物价飞涨。市民购日常生活用品均受阻碍。南京在抵制日货运动后，"各业对于国货任意增价，竟有趋过未抵制某货前一倍以上者。"在苏州，国货近日价值骤昂，"以致热心购用者不免因而障碍。《新闻报》1919年7月15日亦报道，徐州自抵货以后，一些日用品改用国货，而洋油、洋烛则改用美货，但"均不免涨价之弊"。如白糖一项，由于东糖不来，而土糖畅销，售价由每斤160文，涨到260文。因为物价上涨，普通民众对学生的抵货行动可能会不满。所以宿迁县老百姓埋怨学生，称"布也贵，洋货也贵，都是学生造的孽"。 　　物价上涨，亦引起商人与学界间的矛盾。苏州教职员联合会以商店抬高国货售价而诉诸商会。浙江公团联合会中则有教育会提出约束国货售价，违者则加重罚则。镇江商会亦劝各商家勿抬高国货价格。 学生则多将物价上涨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奸商"的丧心病狂、利欲熏心。 　　而对一般民众而言，要求人们不买便宜的日货而去购价格昂贵的国货，除非有一定的额外补助，否则仅靠"爱国热情"，此种违反消费常识的举动不可能持久。亦不应责怪人们缺乏"爱国精神"，将消费偏好问题政治化，道德化并不能解除抵货运动的内在孱弱。所以一时的不用日货，大家容易做到，但是要根本上禁绝，而又无相应利益补偿措施，则是不可能持久的。 　　最后，商人利益损失无法得到补偿，亦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持久地配合抵货行动。 　　王冠华认为当某些爱国运动所采用的斗争手段往往使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遭受特别重大的损失时，如果他们的利益如得不到补偿，就难免中途退出。Hung-Ting Ku在一篇讨论五卅运动的论文中亦注意到：也许商人并不缺乏"爱国主义"，关键是在他们在运动中遭受最直接的损失时，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这点正是商人与学生、党人意见分歧的根本所在。 五四运动与五卅运动中，除少数国货厂商外，多数商人均有经济上的损失。据说，1925年6月上海的罢市中，每罢市一日，中国方面约损失三百余万元。据商界自己的统计，五卅运动中，商人的直接损失合计达银360万8千余两，大洋775万余元。而因金融贸易阻滞造成的间接损失则无法统计。 　　即使是国货厂商，运动亦可能给他们带来麻烦。如原料价格的上涨，遭受名誉上的攻击等等。五四运动期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曾一度因有人指控公司中有日人掺股，而营业滞呆。英美烟草公司则趁机抢夺市场。江阴规模最大，成立最早的织布厂华澄织布厂亦因为购日纱问题和学生发生冲突。 　　正因为抵货运动中无法解决的利益冲突，所以历次国人所发起的历次抵制行动，效果均不彰。而1919年与1925年的运动，其规模之大，声势之广，均让人瞩目，但其效力却甚微。此种结果亦证明了由党人学生发动的运动，其成效实际上并不明显，我们可以将此两次运动与1908年及1923年的两次抵制日货运动相比较，此两次运动因多由商人主动，而收效颇著。以往论者多从道德角度来讨论抵货运动不能持久的原因，而不能看到利益矛盾的不能解决实为关键。 　　正因为抵货运动内在问题的制约，短时间要求商人配合是有可能的，但等时间一长，商人便多因生计需要而不可能长久地坚持。在运动发生之初，有的商人便以为抵制运动不可能持久，对要求商人牺牲利益不以为然。亦有论者发现，"随着斗争的深入，学生向工商界提出了限期处理完日货和以后不准再购运、出售日货的要求。这时，资产阶级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除一部分继续赞成抵制日货外，大部分开始动摇，少数反对，并破坏抵制日货运动。" 　　盐城洋广货业在五四运动发起之初，尚能按照商学联合会的要求，不进日货。但在运动进行了3个月后，则大进日货，并拒绝接受检查。到后来，则是"查得愈紧，运得越多。"扬州鸿兴昌广货店主陈楚，在同业中规模最大。五四运动起，他为了不致成为众矢之的，曾第一个表示决不进日货，并声明如查获该号私进日货，听凭众业处罚。但到7月，仍因购进日货而被学生查到。 　　其实对学生而言，利益亦是一个重要的考虑。由于抵货运动一般与自身利益关系不大。只需以热情语言去演说，所以参加者往往不惜一切，但如果运动牵涉到学生自身的利益，那么其态度可能亦会因此而动摇。如五卅运动期间，杭州广济医校学生曾以离校表示抵制。但到学校举行毕业考试时，仍有不少学生去参加。真正愿意为了公共目的而抛弃自身利益的人毕竟不多。但是对商人而言，抵货运动则可能会令他们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所以态度不可能不再三慎重，而行动必然倾向于缓和。要求商人不顾一切，"私利"为"国家"让路，如何可能做到？ 　　2、运动中对商人财产权与身体自由的侵犯 　　民族主义运动期间，一些团体以抵制日货为由，而夺走他人财物，甚而焚毁。从当时的法律上来看，此举无疑是侵犯了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在法律上并无依据。但是，民族大义之类的"情"在此时，似乎已压倒了"法"，而商人亦不大敢与此作对抗。只有一面承认自己亦"爱国"，一面竭力保护自己的财产。于"爱国"与"卖国"的"大是大非"面前，私有财产权利并无容身之处. 　　所以抵货运动，如果是以财产权的保护为前提，那么其坚持下去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是以侵害他人的财产权为代价，则会引起利益受损者强烈不满。运动期间在一些利益攸关行业的商人的言语中常可以发现"血本"、"血汗"等字，以求得他人的理解。 　　商人为了保护财产权，常强调抵货乃是本于"良心之主张"，争取自办检查及处理违规者，反对学界干涉。而不愿意被外力所强迫进行。五四运动之初，苏州洋货业詠勤公所即认为学生或者外界并没有权利干涉商人的营业自由。该公所强调"商界与学界及各公所均有独立之权，彼此未可侵越。即抵制问题发生，纯乎良心上之主张，并无何种特设机关所能干涉。""人民既处法律之下，苟非违犯法律，理得营业自由。" 　　但学生及其他势力方面，却不以为然。他们多认为自己出于"爱国"之心，自然代表"道义"与"正义"，而对待不愿配合的奸商，使用强制力是理所当然，所谓"私有财产"似乎从来便未在学生等人的考虑之中。抵货运动发起后，江浙地区的学生与其他各界组织了大量的抵货团体，一些便径直宣布主要目的在于监视商人。绍兴学生曾警告商会，若各商家仍不将所存英日货造册送各界联合会与商会，便入店搜查。有些学生在检查货物时，连帐簿亦要一同检查，就商人方面而言，这自然难以接受。而像学生对商家任意罚款，甚至抽税，更超出行动的范围。 　　运动中对商人身体自由的侵犯及人格的侮辱似乎倒处都在发生。而这种侵害在以前似乎是较少出现的。可以被视作是1920年前后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变化。 　　由前文，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上海还是江浙其他各地，罢市基本上是在学生与其他各界的压力下宣布的。而且当时一些商会，由于举行会议时，各界代表得以进去旁听，且发表演说，甚至将商会里外包围，所以一些地方的宣布罢市是在这种被迫的情形下宣布的。扬州商会为了避免"不逞之徒"在该会讨论抵货办法会议时进入会场，特别规定与会各业代表须持传单进场，并请警区派8名警士在会门前守卫。而据说，苏州振兴电灯公司经理祝兰舫则因苏州商会开会时人太多，而不敢出席讨论该公司是否掺有日股的会议。 　　五四运动时，各地因商人违犯抵货规定而侵害商人身体及人格的事件经常被披露报端。1919年11月，徐州学生将协和号店主赵存仁面上书写"奸商"二字押着游街。12月，徐州学生又将一进口东洋布的商店店伙扭出游街，迫令店伙自呼"我是卖国贼"、"我是亡国奴"等，"稍不服从，即唾其面"。温州学生将抗拒抵货的洋货店孙某身穿红衣，游街示众。宁波，"余懋"纸号店主陈声源因为从检查队员手中抢回该店被查日货，而被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甚至沿途观看的人"唾其面以泄愤"。宁波学生又将新章店主朱如松戴高帽游街，这个举动被《越铎日报》称作是"吾甬空前绝后之盛举"。以此种激烈形式对商人在公共场合加以污辱，此前似乎不多见。将商人游街示众，相当于以前官府对待犯人的法子。但无疑官府是有法律依据的，而学生的举动则是蔑视既有的法律，亦显示他们内心的"轻商"倾向。江阴学生则制作"耻辱碑"，如查到日货，便将货物的评价姓名书于碑上，"以为众耻"，作为对其"人格及名誉上之处罚"。 　　类似的事件在江浙地区以外似乎亦有许多。1920年4月，重庆学生团有"将华商复升恒号东卓云程捆缚涂面，裸体游行街市，并将该号所存货物，约值银两万两，概行抬出焚毁"之骇人举动。湖北外交后援会在发起后，因"彼邦既毫无觉悟，会力复渐形驰懈"，乃认定"皆由于国贼媚于外，罔顾大局，奸商违约，私销日货"所致，遂有针对商人的严厉措施出台：凡查出奸商劣货，完全充公，另盖亡国奴印记于奸商面部，以示惩儆。9月21日，旅居汉口的浙江经营海味商人陈钟彝即被外交后援会职员以暴力殴至重伤。而杂货商祥和店员孙克明、海货商号振源号周振基、棉丝商寿昌鸿、胡再卿等多人被殴打盖印于脸上。 　　不但如此，一些地方还出现以暗杀手段来恐吓商人。在上海，1925年6月6日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住宅被人投掷炸弹。上海振华堂洋布公所总董余葆三亦在五卅时期亦曾接到手枪子弹的警告信。 　　3、运动中冲突的升级 　　既然运动中的矛盾无法得到解决，冲突便日益升级。愈到运动后期，商人愈不能忍受。以至于学生被打、商人以武力夺回货物、组织"流氓"对付检查学生、胁迫学生放弃检查等事件到处都在发生。甚至六合县布业商人组织"十人团"来抵制学生查货。五四运动与五卅运动期间，江浙两省当时均发生了一些大的冲突事件，下面略举三例： 　　（1）苏州焚毁日货案 　　1919年7月23日，苏州东和成号破布店店主李蔼东自上海华章纸厂运进东洋纸货200余件。由于怕被抵货团体查到，于是先借朝真观堆放。但按照事后的调查，"其用意在偷捐，并图私销。"后来苏州纸业认捐公所获悉，即前往查勘，李蔼东在接信后则托人表示承认照章纳税。不料事泄，为学生联合会得知消息，即派人前往调查。 　　7月24日，学生联合会函告商会，查得私进某货，请于29日派代表来吴县教育会开会，共筹对付办法。28日，东和成号致函总商会，表示该货为"敝友"所有，声明不代人受过。亦暗埋引日人干涉的伏线。29日商会派代表2人与会，"代为陈述各该业情由，以期保护商货，和平解决"。在此会议上，各界代表"力主焚毁"，商会代表力持反对无效。继而商会代表要求将洋布纸张等件充作善举，亦被多数否决。商会代表最后宣布对焚毁一节不负责任，且不负担经费。并于30日在本地各报纸发表通告。 　　30日，学生联合会与爱国恒志团派人到朝真观提货，将197件纸货运至城内公共体育场，准备次日与其他查扣日货一起焚毁。东和成店方为保住货物，立即报告警区，但警察并不拦阻。又请日本驻苏州领事出面交涉，即转称该货为日商所有。日本领事即要求苏州地方交涉署与警察厅给予保护。警察厅长承诺已派员监管，即可送还。31日，各界代表纷赴体育场，观看焚货。地方官吏即以事关外交，出面要求各团体从缓焚货。并张贴告示于场外，但此时体育场内已聚集2000余人。一贴缓焚告示，许多人便开始起哄，纸货转眼间被人点燃化为灰烬。 　　31日，日本驻苏州领事致函苏州交涉公署，称该项纸货198件，共2800余两，系上海日商三菱公司所有，委托东和成代觅地方堆放，现既被学生团焚毁，要求如数赔偿、严办加害者、解散排日团体及取缔排日运动等要求。该案又由日本驻华公使馆向中国外交部严重交涉。 　　经认真调查，苏州地方交涉署认为货物明明是华商所有，日本领事显系干涉内地华商之事，实难承认。李蔼东如果因而受损害，可向内地法院起诉提起赔偿。但10月14日，日本公使馆仍照会中国外交部，要求照价赔偿，并惩处学生团。外交部仍据苏州地方官吏调查，强调该项货物为华商所有，要求赔偿一节自应无庸置议。到1920年4月，此案之风波仍未了结，似乎成为中日间一悬案。五四运动中因为焚货而牵动外交，江浙地区可能以此案为最重要者。 　　（2）杭州高义泰案 　　杭州高义泰布店是杭州规模最大的一家棉布店，亦是每次民族主义运动中学生查货的重点单位，每次运动均首当其冲。 　　1925年7月3日，杭州学生联合会调查股30余人到高义泰布庄查货。该庄经理金某未答应，于是各干事即开始在该店门前露天讲演，哄动多人。警察与宪后随即赶到，弹压无效，便商请店方让学生进去检查。当20余学生进店后，翻遍楼上楼下，封存大量日货。是日查货，"聚观人众，为之塞途"。次日晨，该店经理因学生查货影响营业而到商会投诉，虽然商会各业董均认为"如此查法，商店不胜其烦，非严行拒绝，不足以安商业。"但是他们并无有效的办法来制止学生的进一步行动。所以次日仍有20余名学生到该店查货。7月4日，孙传芳据军警报告，遂传谕要求学联"勿太侵涉营业自由，妨碍地方秩序"。民众则谣传当局要下"临时戒严令"。此事引起商界极大不满，各界公团联合会亦紧急磋商解决办法。 　　孙传芳7月8日发表通电，要求民众"舍近利而规远图"，并指出："牺牲工商，损失以千万计，险象内忧，尚不知所届，若再不加矜恤，力予消除，恐怨愤所积，不待外交失败，而内部已先鱼烂矣。"此电似乎是在商会呼吁之后，孙的一个正式表态。作为官方对商界的同情。此案直接引起官方对学生查货行动的禁止。 （3）宁波"新章"案 　　宁波"新章"洋布店，店主朱如松，主要销售日布。五四运动爆发后，该店便为学生及工商界的救国十人团所盯住。一日，十人团获悉新章店从上海运来日纱12件，立即通知学生联合会来查扣。学生到达码头想径直提走该货，但英商太古轮船公司并不予合作。学生又赶至新章店，向店主索要栈单，朱如松避开不见。次日大批学生包围新章店，强行入店搜出大批日货，共有十三四车，全部运到江北岸空地付之一炬。同时学生并将朱如松戴高帽游街示众。"观者填巷塞途，有万人上下"。 　　朱为抵制学生检查，一方面应付学生保证不再进日货，一面暗中与洋广货业同行商量对策。并筹备一笔"反抵货"的基金，预备雇人以武力对待学生的查扣行动。学生联合会方面，则集合数百人，仍上门检查，结果遭到店方埋伏的打手的袭击，10余名学生受伤，酿成血案。后来，学生联合会乃将朱诉诸宁波地方法院，法院判决朱如松徒刑4个月。此案当时轰动宁波，《鄞县通志》曾有记事诗说明此事："新章主人罹祸酷，羞愤满腔恨绵绵，市侩殉利欲逐逐，死且不畏何况辱，一朝日货又披露，老羞成怒心手毒。……" 　　不过相对而言，江浙地区在运动中的学商冲突还算是比较和缓的。其他外省如福州、广州等地均因抵货运动则发生更为严重的学商冲突，酿成死伤多人的惨案。 　　如果说上述案例还是商家单独和学生发生冲突，那么在运动后期一些地方出现的以罢市来对抗学生行动，则说明问题正在不断普遍化。 　　4、运动的结束 　　抵货运动由于其内在的种种问题，故不能持久。而运动中商学矛盾的不能解决，亦使冲突愈来愈多，而官方亦不能不出面干涉。 　　1920年2月，为山东问题中日直接交涉，北京、上海学生又起风潮。但是政府方面，则立刻采取严厉措施，天津、北京等地均有学生被捕或者遭到殴打。2月6日，北京政府颁布严令，禁止学生干政，各校均由军警把守。15日，内政部令北京警察厅解散学生联合会与教职员联合会。教育部亦通令各省当局禁止学生游行，"至于干涉商店，检查货物种种越轨之举，尤应一律来严加阻止。" 　　3月29日，浙省当局封闭浙江学生联合会。4月21日，杭州学生发动游行，驱逐省长齐耀珊与教育厅长夏敬观，遭到1000余名军警阻拦殴打，80余人受伤。4月22日，苏州警察厅通告禁止学生游行、演讲、检查日货。称"商店之营业，血本攸关，频经检查，滋扰实甚，倘或莠民假借名义，妄兴风波，则治安秩序，更属不堪。"到5月初，上海、南京、无锡等地的学生联合会均被解散。但此时，很少有商人愿意以罢市来支持学生。 　　同样，1925年8月，随着商学界矛盾的加剧，全国最有力的商学联合组织──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亦被迫解散。上海学生联合会虽然一再致函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要求坚持团结。并发表"告商界同胞书"，希望"吾商界同胞能顾及五卅运动的精神，通力合作，紧相携手，以打倒吾们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但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还是决议要求解散工商学联合会。 　　另外，运动的结束亦与时局的变化有关。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东南一带战云密布，两省绅商乃努力进行和平运动，以避免战祸。在此情形下，学生联合会既又被解散，而商界亦不再有人对此有多少兴趣，抵货运动便不了了之。相似地，1925年的五卅运动亦是在孙传芳驱奉战争的隆隆炮声中结束。 　　一些学者亦曾指出，运动中止更重要的原因是缺乏明确的目的，学生运动中暴露出的缺陷亦非常明显。所谓抵货的举动，批评者认为在事实上根本不能长久办到。既然在事实上不能做到，则徒添窃笑或招致恶感引起冲突。 　　民初的民族主义运动，是晚清以来的"重商主义"思潮与政治运动的结合，而运动中的商人则表现出矛盾的性格。但是，总的来看，商人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多是处于被动地位，除通电抗议或提倡国货等与商人利益无损的活动外，其它行动则迫于时局发展。采取行动主要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以及保持一定的商业秩序。 　　五四运动及五卅运动中江浙各地的罢市似乎均是在学生的压力下，以"商界自动"的形式实现，但多非出于商界的本意。与其称他们的举动是因爱国所致，还不如说是对学生或者其他人激烈举动的恐惧。或者担心动荡中商店的财产受损。亦有地方的罢市因事发后金融奇拙，汇兑阻滞，市面清淡，加上有人鼓励所致。 　　抵货运动的发起，不同行业的商人利益得失相异，故其态度便有很大的分野。一些本来便处在外商竞争环境中的工厂或公司亦得以趁机以"爱国主义"为口号，发展营业。他们对运动的支持亦相当明显。而一些洋广货业等则因为运动而遭受损失，因此基本上持反对态度。 　　民族主义运动本来是针对帝国主义的一种群众运动。但是在实际中，运动的目标却发生了裂变。由于近世的民族主义运动常以抵货运动为其主体，因而"奸商"经常成为运动主要攻击的对象。而如何应付学生及其他各界的要求，亦成为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的主要工作。抵货运动中，许多商人都遭受了损失，甚至财产权与人身自由亦受到严重的冲击。但是运动中，商人并没有获得补偿，当商人愈来愈不能忍受进一步的损失时，他们与学生及其他势力之间的冲突便不可避免了。 　　同时，抵货运动亦在事实上亦无法持久进行，国内生产厂家既不能满足工业原料与民生用品的需求，短时间的振兴实业亦无可能。故运动的开展只给一些国货厂商带来牟利的良机，物价上涨不仅影响到商人，亦对普通民众的生活造成障碍。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抵货"五分钟热度"，并不是国人的道德上有问题，而是本国的实业发展水平还不足以支撑运动的延续。 　　由于学生并无力解决商人的现实问题，而仅以道德感召来呼吁商人配合他们的抵制工作。而当商人无法坚持时，学生只得把手段强化，但商人对学生的恶感亦日益增加，最后，学生便很可能失去商人的基本同情，当学生失去了商人的后盾时，其自身的运动亦可能也无法持续进行了。当官方开始真正地干预，以及秩序危机加重时，民族主义运动便自然冷却下去了。 　　节选自冯筱才著《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7月）P217-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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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抵货运动（上）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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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抵货运动（上） Nov 16th 2013, 13:40, by 明鏡雜誌 ——以"五四"与"五卅"为例 　　一、抵货运动之发起 　　民族主义运动发动起来后，地方上的青少年学生既没有机会像北京同学那样去烧交通总长的住宅，而攻击外国人更为官方所严禁。因此，他们在演讲、游行的同时，便把民族主义运动的目标转向了商人，动员他们抵制外货。而党人更把动员商人抵货视为主要的运动手段之一。1905年后，中国近世民族主义运动无一不以抵货为其重要形式，因此商人在抵货运动中的表现亦往往被视为其爱国与否的标尺。 　　运动初期，一般的抵货行动多先则调查入手，将被抵贩的某国货一一登记，然后由商人售完为止，并不准再进。然后多由商学两界组织联合检查队，在码头、车站、商店等处巡视。如果发现违犯者，货物将被查扣，物主甚至要被处以一定的惩罚。在抵货运动中，从商人的角度来看，与他们利益攸关亦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常有三个：谁来查货？如何处罚被扣货物？何时能疏销存货？ 　　1、查货 　　查货的工作一般是由商学两界合作进行。但商人会要求由相关行业公所自行检查，避免对营业造成不利影响。但关系各业由于利益所系，并不会积极对待。商会则穷于两面应付。所以一些地方的学生仍自行组织检查，因查货而起的冲突亦纷起。两次运动期间苏州与杭州两地商人应付查货的经过似可说明一些问题。 　　五四运动一发生，苏州学生即要商界表示意思，提倡国货。商会虽然有一些不用日货、提倡国货的决议及通告，但并无实际办法。学生号召抵制怀疑掺有日资的振兴电灯公司，而商会以该事为市政范围为辞，不愿处理。各业则多借拍卖日货之机推广销售。商会会董王介安又提出"相对抵制"一说。以减轻抵制带来的损失。 　　6月17日，苏州学生联合会向商会提出8条具体办法，由该会会长亲自送到商会，要求敦促各业执行。而商会在答复学生会的6条办法中，基本上以各业处理为主。同时商会函催各业报告具体抵制办法，以应付学生的压力。但1个月后，除南货业、洋货业等均报告已各自推举调查员，并送上具体办法外，而"为各界视线注射之点"的广货业仍没有动静。不过，学生的检查在7月下旬似已开始进行，而围绕查货的冲突亦开始发生。 　　五卅运动中的情形亦几乎一律。但此时，除学生外，商人方面更受"各界联合会"的压力。1925年6月13日，苏州各界联合会议决自即日起"对英、日两国实行经济绝交"。要求商会配合劝商家停止购进几种英、日货。该会虽连函催问商会态度，要求商会敦促各业实施抵货。但商会似乎没有积极响应。接着，苏州学生联合会就查禁仇货通过三条决议案，办法似更严厉。 　　在此情形下，商会亦决议自动进行"提倡国货"。7月7日，商会召集各业会议，规定各业已进及定存之仇货，应由各该业自行分别种类，开明数目，先行报告商会备查；又由各业自行推举调查员，经商会发给统一凭照，从事调查，如发现有私运证据，则将违禁店铺牌号在报纸公布。但对此决议，各业商人反应冷淡，态度消极。商会则以其他各界预备查货正在积极进行中，如果商家不先自调查，则可能授人以销售"仇货"的口实，要求商家尽速举办调查。但到8月中旬，似乎各业的调查员仍未能产生。而学生联合会乃于8月12日成立调查科，推定12名调查员，准备开始调查事宜。13日，总商会遂有4名调查员推出，报到各界联合会。商学联合检查才开始起步。 　　五卅运动中，杭州各业商人从一开始便坚持要自查。他们认为"此次抵制，全凭良心主张。"杭州总商会会长王祖耀更认为封存英日货，"在商界自动，则易于就范，如外界干涉，难免冲突，稍一不慎，尽弃前功。"为避免外界指责以及干涉，杭州总商会召集经营进出口的各业商及会董开临时会议，决议响应抵货，并推定检查存货员6人，以先声夺人。但最后查封"仇货"的工作最后仍由公团联合会决议由商会调查员与公团联合会会员为一方，学生为一方，划分区域，共同担任。然而，商会检查似乎流于形式，而学生方面，则极其严格，对于商界自动的检查也不相信，往往在商界查过后还要复查，甚至一天要复查数次，更引起商人不满。 转运业方面，因为承担了货物安全的责任，担心因学生检查而使自己利益受损，故与学生间发生争执甚多。苏州转运业商人即声称此次抵制，"全凭良心主张"。不同意学生联合会进货场检查。 　　2、查扣货物的处理 　　李健民曾将五卅运动期间学生对查到的英货的处理方式共分贴封存货、扣留没收、拍卖、罚款抽税、烧坏丢弃、运货退回原地等若干种。五四运动及五卅运动期间，这些处理形式均在江浙地区出现过。不过处理者不仅是学生，亦有商会、同业公所等。但对查到的货物的处罚各单位自有其范围。 　　相对而论，在运动早期，对查扣货物的处理比较宽松，比如退回原地。1919年5月30日，镇江恒元庆、裕和泰两糖号从上海运进日糖数千包，被绅商学界查扣。但在商会坐办王近如的调停下，原货交由转运公司运回。亦有地方规定销毁一部分，其余再运回原地。另外，对在抵货发起前商家所进货物，多打上一定的标识再让商人出售。1925年6月，南京学生在检查商店英货时，每件均贴上印有"良心"二字的印花，再交还商人继续在店中卖。 　　罚款多见于同业的抵货规定。各地对违犯者的罚款并不一致，随意性很大。如常州布业公会规定，如查到日货到埠，火车到货，以六成充公；航船到货，以四成充公。镇江各界联合会规定"无论查获何种日货，概照成本二分之一议罚。"上海海味业因有鼎裕海味行违反众议，私购朝鲜虾米10箱，被罚银500两。罚款的比例似乎相当高。 　　但在运动高潮，学生则多有激进的处罚形式。而焚货便是最严厉的一种。五四运动中焚烧日货非常普遍，各地均有出现。先是有学生将自己购买或者正在使用的日货集中起来焚毁。而后便将此作为一种处罚违禁商人的办法。对于运进或者销售日货的商人方面，亦以此为打击最深。 　　苏省的焚货多由学生查获，再通知商会或商学联合检查所，议决焚毁；亦有径直由学生执行的。而所焚日货不仅有大店家的，亦有贫苦小贩从他埠带来。而货主对焚货行动，有的假装不知，以免遭受攻击；而有的则因为价值甚巨，则可能出面企图阻止干扰。甚至引起重大纠纷。 　　浙省各地亦有不少地方的学生焚毁查获的日货，如杭州、温州、绍兴、宁波等地。杭州的学生还曾将日货分为三类：绝对可烧，如玩具、奢侈品等；可烧，如日用品等；不可烧，如仪器等。1925年，绍兴学生则公开警告商人，若发现偷运英日货者，直接焚毁或拍卖，不留情面。 　　而商人对焚毁被查货物多持反对。1925年，杭州各界讨论对查获的英日货的处置方式时，商界代表力争先予封存，反对焚毁。苏州商会则提出捐入善堂，不要焚毁。 　　3、疏销存货 　　抵货运动进行一段时间，当商人因抵货而造成的损失已较明显时，或商人将店中的存货卖得差不多时，便可能要求抵货机关通融，将原来已订但被封存或者未运来的"仇货"运来。此即疏运栈货，或称"疏运存货"。 　　商人往往以存货量巨，垫银搁置，本已有损失，对疏运存货期望甚殷。故1919年7月，上海总商会发起疏销存货，立即得到各地商会的响应。苏州洋货业在上海开始疏销后强烈要求将存沪日货运苏销售。但是学生方面，却未必承认。故引起冲突。1919年9月，苏州警钟社扣留洋货业由上海运来的日货数件。该业商人以血本所系，拼力以争。警钟社最后亦只有放行，并表示"不再干涉"。而至此，实际上此一时期苏州的抵货运动便暂告一段落。由于外界无法知悉某行业的内情，所以当有抵货团体查到东货，行业公所可能会出面证明此货本来即属于疏销范围的存货。抵货运动亦就无从进行下去了。 　　五卅运动时，由于上海工人大规模罢工，疏通存货亦成为更大的问题。仅上海一地，五卅前积存的英日栈货即有11万8千余件，值银4000余万两。商人以血本关系，不断向各负责团体要求疏通栈货。据上海总商会秘书孙筹成日记，各业商人请求设法疏通存货者的来函"案几盈尺"。1925年7月，上海6家行业公所集体上书总商会，要求疏通栈货，其请愿书云： 　　查五卅事变以前，所到各货已搁置一月有余，均霉烂在栈。本埠百数十万人民急需之米、麦、杂粮、糖、棉花及工厂轮船日用必需之煤炭等燃料，江浙各省千百万农田急需之豆饼等肥料，提议多日，仍未出货。在外人固丝毫无损，而米价日涨，电力停送，恐慌之象，迫于眉睫。若此情形，商界一部分之损失即勿计及，而人民全体之生计必不能苟延。是非抵制英、日，直自杀自戕耳。 　　7月3日，总商会成立疏通栈货委员会，办理疏销栈货，以救济时局。10日，总商会与提倡国货会、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8家单位合组的"检查出货委员会"成立。开始办理疏通栈货。但按该委员会规定，商家取货前必须填就"请求出货单"，并缴纳货物总价格千分之五的现金，作为救济工人费用。 　　但按"检查出货委员会"的意思，准予出货不等于取消抵制"仇货"。上海振华堂洋布公所，曾向"检查出货委员会"申请将五卅前积存的英日栈货出口，运销全国各地。但遭该委员会拒绝。然后来总商会与该公所议定办法，发给振华堂通行凭证，以五卅前存货售完为有效期限。并通电各省总商会，请在货到时依凭证予以放行。上海学生联合会则以总商会无单独处理权利，复通电全国声明总商会凭证无效。主张如要运销此等英日货，则必须缴纳千分之十的现金，救济工人。而总商会则认为条件太苛，将伤及商人血本，不予理会。地方上的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则主张严厉禁绝。商学间的冲突便不可避免了。 　　二、抵货运动中各方利益分合与态度变化 　　民族主义运动中，民众各个阶层的态度呈现出很大的不同。商人及有产者则多持保守态度，而不愿因为运动影响其营业而遭受损失，当然亦有国货厂商等趁此大力发展者；一般青年学生由于没有财产，也多未成家，所以态度趋于激进；教育界人士则多因职业上没有多少损失亦多有支持者；一般农工多为观望，在运动中并无热烈表示。地方官员则因恐秩序有扰，故反对民众趁此而妄动，或者酿成事端，牵动外交等等。因此他们一面要抚慰民众，一面要密切关注时势进展，必要时则予以制止情势发展。 　　1、商人 　　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商人，由于营业性质不同的商人由于利益关系的相异，对于运动亦往往有着不同的态度。一些与外商竞争较激烈的行业（笔者姑且称之为"外向竞争性企业"），如制造业（纱厂、糖厂、卷烟厂、火柴厂、面粉厂等）、运输业（主要是轮船航运业）等，由于一般均可以从运动中获利，所以支持态度甚为明显；而一些洋广货业、转运业、出口业以及与外人有关的服务业（如西服业；西点业等）等（笔者姑且称之为"外向合作性企业），往往会因为运动而遭受直接损失，所以反对之情不难理解。 　　对"外向竞争性企业"而言，抵货运动的另一面便是国货的大好发展机会。运动中抵货态度最为积极的当是国货的生产厂家。以江苏为例，上海、无锡、武进、南通、江阴等地，国人经营的纺织工厂较多，所以这些地方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运动似远较苏州、扬州、镇江等地为热烈。无锡厂布公会还专门成立抵制日货会，以推动此事，又有"国货储金会"的成立。南通亦有国货维持会的组织。国货公司与商场的创办更为普遍。而商人利用抵货运动的机会扩大生产、开设新厂，拓展市场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 但是对于"外向合作性企业"来说，抵货运动自然对会他们的营业大为损害。如上海振华堂洋布公所即认为"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洋布业营业即日形凋疲，"一蹶不复再振"。而苏州商人中，则以颜料业、洋货业、南货业及转运各业等与抵货关系最大，损失最重。上海东庄公所（由采购日本货物的商家组成），则自运动一开始即持反对态度。在运动的高峰，他们仍坚持"将各庄现存东货盖印注册售尽为止"的要求。宁波洋广公所亦集体反对学生的查货举动。在扬州，日货销场最旺者首推广货业，其次药房，再次绸缎，当由该三业决定，以血本攸关，现存日货不得不忍辱脱售，以售清为止。 　　另外一些行业可能由于运动而至市场波动营业受到影响，如金融业，他们的态度亦趋于反对，不过亦有人可能会趁机"抬高银拆，趁火打劫"。而一些兼营多业者，这些商人的态度更加复杂，不能简单概括。刘鸿生即是一例，他既是英商上海开平矿务局的买办，后来亦成为一个著名的"民族企业家"。民族主义运动中，他一方面指使下属"玩弄投机手段"，在五卅运动期间，继续向上海罢工工人反对的外国工厂供应燃煤，另一方面，他发现抵货运动中潜在的商机，创办火柴厂，并利用运动扩展业务。 　　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不同的利益分野决定其对运动的态度迥异。五四时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穆藕初等人表示愿意出巨款支持学生运动，而虞洽卿亦与上海学生多有联络，均说明商人在有意识地利用民族主义运动。 　　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曾捐款10万元给罢工工人。南洋烟草公司亦曾出资支持上海市民提倡国货会。而虞洽卿几乎成了上海罢工工人的经济靠山。而他们的公司在运动当中亦确实获得许多的利润。简照南之子简日林在回忆中便称："每一次发生反帝运动以后，我们的业务就蓬勃起来，也一再地把我们从危机中挽救出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1919年7月扩充股额为75万股，招足1500万元。年销烟值达洋3000余万元。股东中并有一大批政治名人如黎元洪、王士珍（湖北督军）、何佩镕（湖北省长）、杨善德（浙江督军）等人。虞洽卿的三北轮埠公司在五四时期与五卅时期业务量均大增，公司亦趁势先后多次增资扩张。虞洽卿在一面扩展其轮运业务同时，还要求江苏省政府调查日本人在苏违约之内河航运。 　　制造厂商以及运输业商人为了在市场上多占一些份额，故会拿出"爱国"的口号来激发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改变他们的消费偏好的目的。甚至有商人利用五卅运动民众的爱国情绪专门生产以"五卅"或者"国耻"等为商标的日用商品。上海太和药房则趁机自制药品，劝同行勿买日货，试稍该店产品，并参与发起十人救国团。宁波亦有商人一面组织十人团，一面兴建国货工厂与商场。因此，在抵货运动中表现积极的往往是能从中获利的商人。 　　另一个激进的例子是三友实业社。五四运动期间，全厂工人每晚作"国耻纪念"，每日黎明则集合工人，击"警梆"（以大竹筒制）59下，又组织"工战团"。其鼓动形式让人耳目一新。该社甚至在申报上打出巨幅广告，大书"商战能敌兵战"，公开提出"三角牌毛巾打倒铁苗牌毛巾，自由布打倒毛斯纶，透纱罗打倒珠螺纱"（前者是该社的出产品，后者是日资工厂所出产）。上海恒丰纱厂亦决议与日商绝交，废弃一切与日本人所订合同。该厂在1919年获利亦最多。 　　利用运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者也不乏人，如商人间因利益纠葛而生矛盾者，或许会利用此机会藉学生或者其他势力来打击对方。如检举对方进销"仇货"，或者指控对方企业搀有外人股份、或者注册不明。亦不排除有商人欲藉民族主义运动来达到分割商界权力的企图。如在五四运动时常州便有商人在学界成立联合会后，打算成立商界联合会，以示自己爱国，而对商会施加压力。 　　反对运动者如前所述多为与外人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商家，但是在民气高昂之际，他们的反对只能诉之于消极，如以种种手段破坏抵货运动，动员官厅来维护其营业，甚至以暗中以暴力对待查货的学生等。公开的反对，不太可能发生。 　　但支持与反对是相对而论的，在五四运动中，像虞洽卿、邹静斋等人，一方面是运动的重要发起者，一方面亦反对与官方持对抗态度，早日结束罢市。而为激进者所不容。特别是当涉及到其本人的公司时，更是如此。 　　傅士卓似较为重视上海各商人间的矛盾，尤其在政治态度上的分野。他把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态度的差异，以至新旧商人团体的不同，均以政治态度来作解释。他认为上海商人中有保守派、激进派、中间派。激进派则因受较多的教育或者政治觉悟较高，意识中以反帝作为民族振兴的前提。而忽视了背后的利益诱因、党派操纵与权力斗争等问题。其实，保守为商人的天性，除非可以藉机牟利，否则商人如何可能对激烈的"运动"有兴趣。 　　不过，我们不能夸大商人对于民族主义运动的工具性利用。商人卷入运动，有时亦是迫不得已，并非其自愿。而且，阮没有看到商人在面对民族主义运动时所表现出来的多相性，而以单一的面孔去概括。故其结论存在问题。他认为"反帝爱国运动"是绅商阶层为达到获取个人利益目的所玩弄的筹码，更是对运动的发动机制缺乏了解。所以他的结论只适用于清末的收回路矿利权运动，而且其讨论主体其实不是商人而是主事的"绅士"。 　　2、学生 　　青年学生往往能激于爱国热情，在运动中有积极的表现。他们的知识及社会地位、以及自身经济状况的单纯等亦促使他们比其他社会阶层在运动中更加投入。 　　通过参与运动，学生可能会赢得更多的行动自由与社会地位。本来按照当时政府规定的"治安警察法"第八、第十二等条规定，学校学生不得加入政治结社，政谈帷5？919年的五四学潮中，官方对学生联合会的组织似乎有意让其存在。运动初期，江苏地方长官曾表示，"只要学生不闹乱子，无扰乱秩序行为，当然不必阻止其爱国之忱。"各地的学生联合会经常与商会、教育会等法团一起组成各界联合会，亦曾得官方默许。而学生集会、游行、演讲等更能热烈地进行。如前文所述，浙江官厅曾解散杭州学生联合会，但在罢市后却容许其活动。所以民族主义运动无疑使学生的社会地位有很大的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亦不能排除有学生可能藉运动之机而谋取利益。如苏州恒志团在各界联合会讨论处罚被扣物品时，竟提出重奖查到货物之人。而商会代表当即反对，认为"该调查人既本爱国热诚，不取赀财，可将三成自由指定一种善举，亦不失高尚人格。" 　　运动中，一些地方的学生亦通过贩卖国货来获得经济利益。国货贩卖团曾经在江浙学生中风行一时。负贩团常由商界出资或者赊货，收入却归学生所有。民族主义运动中，国货厂商与学生的联合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据现有的资料，笔者未发现负贩团的收入去向与公益事业有关。甚至有的学生所卖货物既无商标，亦无生产厂家，让人怀疑是否是个别学生将收缴的日货撕去商标后来私贩。南通学生似乎更有组织公共售卖日货机关的打算。另外，学生演剧，似亦有收入。苏州学生便曾经欲将演剧所得的千元作为基金开办一国货公司，以减轻负贩之劳苦。 　　3、党人 　　民族主义运动最热烈的地方往往是国人与外人商业竞争最紧张的地方，但亦往往是党人活动最频繁的地方。江浙一带，尤其上海、杭州等地本来就是民初党派活动的中心所在。而此地民族主义运动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与此有密切关系。 　　五四运动时，国民党人亦是宪法商榷会的领袖孙洪伊，便指使人开国民大会于沪上，领导运动。而无锡的罢市、抵货更是在该地国民大会的直接影响下实现。常熟的运动似亦与国民大会有关。据国民大会的行动来看，无疑是以打倒现政府为目标。如无锡国民大会总干事蒋哲卿，便极力想在无锡发动罢税运动，号召民众不要为政府尽义务。在杭州6月2日的国民大会上，王效文即表示，"官厅不可靠，靠人民自决。" 　　五卅运动，则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下被发动的。五卅运动前夕，日本方面已注意到上海内外棉工人罢工中有共产党的策划与宣传。而5月30日的游行更无疑与共产党的 策划有关。所以当惨案一发生，上海总工会即于6月1日迅速成立，可见其早有准备。五卅运动期间，外交部所派特使对共产党在运动中的作用曾有清楚的认识。 　　而国共两党无疑均从运动中获益匪浅。如中共趁机发展党团组织，及工运组织。而国民党黄埔军官学校在上海一地即招收到1000余名学员。广州国民政府更是利用此次机会，扩大反帝运动与国民革命的宣传，使民族主义运动与国民党的革命运动合流。五卅运动的宣传，实际上为"国民革命"的成功打下了厚实的基础，而运动中被动员起来的民众则成为国民革命的主要支持力量。 　　4、地方官厅 　　民族主义运动中，地方官厅的态度很是微妙，以"支持"或者"反对"二字来概括都嫌简单。不过其基本的着眼点仍是秩序与利益。 　　基于秩序的考虑，官府一般反对学生集会演说，及游行街市等举动，而提出由地方官员将民意上报。但由于运动牵涉到本地绅商及法定公团，地方官厅往往不会采取严禁手段。即使是处分学生，亦因其"子弟"身份，而不能不谨慎从事，否则极可能弄巧成拙。前面已提到五四上海全埠罢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樑在驱赶群众时殴打商人。而1919年6月南京下关商埠警察殴伤学生，亦曾引起众怒。 　　因此，民族主义运动中，即使是平时似乎很"嚣张"的"军阀"，亦常表露出同情，或实力支援。浙江督军卢永祥与省长齐耀珊曾在五四运动后的一封电报中称"浙江人民爱国思想素称发达，山东问题发生以后，对于官厅劝导苦心亦能领悟。"运动中间，江浙两省有种种名义的以救国或者抵货为号召的团体并没有受到禁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救国十人团"在上海、无锡、常州、宁波、杭州等地均有成立。一些地方官对于商、学两界在查货时发生的纠纷多数不予理会。而在一些案例的判决中，则似更倾向于学生。 　　但即使是运动的高潮，官厅对于秩序仍极度关注，不允许学生"逾出规矩之外"。而在运动声浪渐息，民众的热情消淡时，官方对激进学生的态度马上严厉起来。如严禁学生演说，解散学生联合会。如果有人宣扬罢税，威胁到政府的基础，官方立即会进行干涉。无锡国民大会在提倡罢税后，江苏督军李纯等即颁令查拿，并解散该国民大会。布告中声称"银漕、租税为国家地方行政经费所出，自不容丝毫抵抗。"可见，官方态度以其利益为转移的，罢市、抵货等对官方财政收入影响不大，而侵害商人产权、甚至侮辱商人人格等亦只是商人受损，所以他们可以稍加放任，但是当运动的目标转向官府时，他们会立即镇压。 　　不过，有些地方当局，亦可能在商人的恳求下，出面干涉学生的查货举动。如五四运动之初，无锡县知事便发布告示，以事关本邑商业与治安，禁止学生检查日货。他在告示中劝谕道：须知洋货店铺，本属贩卖求利，各项货品均皆出资购来，如令一律毁弃，岂非无端损失。洋货商人莫非同胞，稍明事理之人，决不为此无意识之举动。而更多的地方是在运动后期商学冲突愈来愈烈时，官厅为维持地方秩序而出面干涉。 　　另一个官方务必干涉的理由便是与外交有关。卢永祥在五四时则劝各界勿用"抵制日货"字样，他认为"抵制"二字含有排外之意，但云"提倡国货"即可，各人从良心上去做，以免发生别种问题。而一旦有学生或者其他人的活动可能成为外人的藉口时，官方常常会非常紧张，而迅速处理。 　　5、运动中商人与学生及其他参与者的矛盾 民族主义运动中，由于利益所系，除一些国货厂商外，多数商人多持消极应付态度。不论是在查货问题上，还是在各界提出严厉的抵制手段时，商人通常都不会认真去执行。被各业推举的查货代表在调查"仇货"方面，通常不会十分认真，常引起学生的不满。 　　商人为减少损失，常会以假冒商标、改换货物封面等种种手段来蒙混过关。五四运动中，上海火柴、纸、杂货等项日货遭受"致命的打击"，商人纷纷将日货改换商标，重新打包，再发往各地。清江学生亦查到假冒商标的火柴多箱，镇江商人则"自制仿单"，将东洋杂货冒充国货。常州商人亦将绸缎改成西货封面。但多数学生缺乏判别能力，所以当商标被替换后，有时只能让货主搬走货物。 　　运动初期，学生对商人的资本似乎还能照顾。如五四运动初，盐城学生强调检查日货的目的在于使存货销尽，"不亏商人血本"。苏州学生联合会对总商会提出的要求中，仅劝各商不进日货，已进日货则由商会与学生联合会盖章出售。 　　运动后期，学生行动日趋激烈。他们既以"启导社会"为其天职，对于"奸商劣行"便十分仇视，关于抵制"仇货"的规定变得更为激进。如苏州学生联合会议决"各进口仇货，否认生熟否认绝对相对，除本国无法以代者外，一概扣留。"学生要求商人"不批日货，不售日货，务须坚持到底；如有预进日货，最好付之一炬。" 　　运动中商人与学生及其他参与者的矛盾表现于商学联合检查及"各界联合会"上的纷争。五四运动与五卅运动中，各地均有商学联合检查的行动，江苏不少地方还建立了商学联合检查所或者商学联合委员会之类的机构。但学生要采取严厉措施，而商人则要求缓和，照顾血本，是以矛盾加深。到后来，许多地方的商学联合检查等实际上陷于破裂。如镇江、清江等地。各界联合会的组织在五四、五卅时期不少地方亦有成立。但往往其控制权在学界手中。所以五四时期，苏州商会即不愿加入苏州各界联合会。由于商会与种种非法定的临时组织如"爱国恒志团"、"恒心爱国团"、"运输公会"等拥有的权数相等，所以出席筹备会的商会代表认为："学生早有设施摧残商会之目的，祸根已伏。"五卅时期，苏州总商会曾"本良心之主张"派代表参加各界联合会，但到11月，随着商学界矛盾的加剧，最终撤出所派代表。 　　由于商会是商界法定的代表团体，因此其角色在运动中非常重要。但夹在商人、学二者之间，各地商会实处两难境地。 　　一般来看，商会在运动中，会尽力设法使商人的损失降低。商会经常会劝说学生照顾商人血本，从轻处罚查到的日货。不主张焚毁查获的货物，又提倡疏运糖、纱等必需品。当商学因查货发生冲突时，商会会长往往避而不见，不理学生。但是对学生及其他公团，商会又不能把关系完全弄僵。因此像苏州商会的"两面光"政策，似乎是许多商会的应对办法。 　　但商会保护商人财产的行动往往会引起学生或者其他势力的不满。如苏州学生联合会便怀疑苏州总商会的抵货诚意，不但送具体抵制办法到商会，还规定实施期限，以免"奄奄倡言抵制者自抵制，甘心私进者仍私进"，贻患无穷。后来又责怪商会方面在调查时，避而不到，连续给商会施加压力，要求商会主动惩罚违犯者，以免成为群众注目焦点。杭州总商会在五卅运动时期，亦被人指责"办理经济绝交，事事敷衍欺人。"商会方面，亦被迫要求相关行业的商人不要成为攻击目标，妥善处理抵货一事。我们可以从报纸上看到扬州商会与杭州商会的会长都在"哀劝"商界各业切实执行抵货决议。 　　运动中商会会长经常是各界密切注意甚至打击的对象。上海总商会则因"佳电风波"，饱受舆论攻击，国民大会上海事务所总务科主任陈公哲将总商会朱葆三、沈联芳二位会长归为"第四、第五卖国贼"，"须将此败类驱逐"。而1925年6月，上海学生联合会亦因总商会在五卅交涉中"擅提"13条，议决要求政府开除总商会正副会长国籍，并没收其财产，如政府不执行，即由市民自动执行。（未完待续） 　　节选自冯筱才著《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7月）P217-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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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五七一工程纪要》中一个错位的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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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一工程纪要》中一个错位的类比 Nov 16th 2013, 13:33, by 明鏡雜誌 　　被指控为"林彪集团"武装政变计划的《五七一工程纪要》〔1〕在描述当时（1971年前后）的社会状况时，使用了如下的类比： 　　－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本文通过研究当时的历史材料、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得出结论认为：这是一个错位的类比，更为恰当、更为准确的类比应该是： 　　－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失业。 　　－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劳改。 　　本文进一步认为：出现这种错位的类比，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草拟者当时的社会地位是相适应的。 　　一、"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文革前主要是一种安排就业的手段。〔2〕〔3〕 　 　　文革从1966年开始，进行到1968年，各行各业都陷于停滞状态，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使当时在校的中学生无法升学、就业。一些地区在1968年开始动员中学生上山下乡，虽然有些成效，但是阻力很大〔4〕。对此《人民日报》在1968年12月22日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5〕 　 　　在当时那个对毛泽东充满"个人崇拜"的泛政治化年代，一项解决城市就业的措施就变成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但是，"上山下乡"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实际上是把矛盾转嫁到农村、转嫁给农民、转嫁给"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个人和家庭。因而引起一系列的社会矛盾，诸如青少年犯罪、"走后门"等等。"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不认为自己的就业得到了解决，都千方百计地想各种办法回到城里。所以实际上是一种"变相失业"。 　　二、"五七干校" 　 　　1968年5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纪念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把大批机关干部送到庆安县柳河的一所农场下放劳动，以后定名为"五七干校"。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毛泽东对此批示道："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于干部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要分批下放劳动。"〔5〕于是，全国各地都陆续办起"五七干校"，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劳动。 　 　　"五七干校"大都在艰苦的边远农村，集中劳动、学习，有严格的纪律，不能随意离开。有些还由军队或"工人宣传队"监督管理，所以许多亲身经历过"五七干校"的人，都将他们的经历类比为"劳改"或者"改造"。例如： 　 　　肖凤在《〈萧红传〉、我的笔名及其他》中写道："那时候，我从河南五七干校劳改回到北京不过几年时光。" 　 　　陈虹在《中国作家与"五七干校"　》中写道："因此当批斗与劳改同时摆在他的面前让他选择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去干校接受体力上的惩罚与改造。" 　　该文同时还提到："张光年在他的《向阳日记》中也留下了相似的记载：'我们是怀着真诚的愿望，到干校接受劳动改造的。'" 　　何蜀在《对"文化大革命"历史分期的思考》中写道："机关干部无论'左派'还是'右派'被'一锅端'下放到五七干校进行变相劳改。" 　　高骏千在《韦君宜二三事》中写道："这四年里，我和韦君宜在'五七干校'一同改造，……" 　　三、结论一 　　基于以上简述，本文认为将"上山下乡"类比为"变相失业"，将到"五七干校"类比为"变相劳改"更恰当、更准确。事实上，虽然许多人在引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的这些类比时，都是引用原文。但是仍然有不少人改用的本文的类比。例如： 　　刘晓波在《林彪与毛泽东的冲突》中、郑贻春在《现代君主论》中、马怡阳在《重新评价林彪　》中、方壶斋在《从美国总统辩论看中国政治透明　》中，都是将"上山下乡"类比为"变相失业"，将"五七干校"类比为"变相劳改"。 　　本文认为：并非这些人不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原文，而是他们认为与本文相同的类比更能说明问题。 　　四、结论二 　　现有的材料都认为《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参与拟定者有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1〕〔7〕。如果这种说法属实，那么出现这样的类比错位，与这些人的身份是相适应的。林立果当时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作战部副部长；周宇驰，当时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于新野当时任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李伟信当时任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他们当时的社会地位属于享有较多特权的社会精英集团，尤其是在空军的领导机关，他们所能够获取的信息比其他的社会集团都要丰富。他们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但又不免有些狂妄；他们能够看到当时社会的弊病，了解到一些民众的疾苦和怨言，所以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他们列举出了： 　　－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同时由于处在特权阶层的地位，他们对民间的疾苦诸如"上山下乡"、"五七干校"、"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等，没有直接的、切身的感受，再加上《五七一工程纪要》只不过是一份手稿，所以在表述的时候出现了本文认为的错位的类比。 　　注释： 　　〔1〕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五七一工程"纪要》，《华夏文摘增刊》ｚｋ0209ａ 　　〔2〕《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4月8日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1964年1月 　　〔4〕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天津延安中学军训组：《协助天津延安中学革委会做好毕业生上山下乡工作的体会》，《人民日报》1968年7月28日 　　〔5〕《人民日报》编者按，《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 　　〔6〕《人民日报》编者按，《人民日报》1968年10月5日 　　〔7〕严家其、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欧阳龙门，人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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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历史研究外的“四大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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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外的"四大家族" Nov 16th 2013, 13:32, by 明鏡雜誌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一个沿袭很久的概念，当历史已被尘封的时候，胡佛研究院存储的"四大家族"的部分档案，将他们以另一种方式"聚集"起来。蒋、宋、孔、陈四家后人的生活也随着这些档案浮出水面，与世人想象不同的是，曾辉煌一时的"四大家族"，他们的后人却过着低调、平凡的生活，而且除蒋家外，其他三家的后人都远离政治。 　　蒋家 　　按照工作程序，宋曹琍璇将在结束蒋介石日记工作之后，再代表蒋家人审查蒋经国日记。对于这位"小蒋总统"，宋曹琍璇有很多鲜活的记忆："我去经国哥哥家，感觉好像到我小学校长家，太简单了。吃的东西也很平常，根本没什么大菜。" 　　宋曹琍璇说，蒋经国的日记大多以记载公务为主，偶尔会写些个人感受，"比如他在日记里写：望着院子里的花开了，他非常想念溪口，想起小时候的故乡。" 　　蒋家从第三代开始，都决定为下一代选择低调的生活。蒋家第四代，除了蒋孝勇的大儿子蒋友柏，在台湾开公司落地生根娶妻生女外，其他多半仍散落海外。但无论在哪儿，第四代共同特性都是从事商业或艺术，远离政治。 　　宋家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宋子文家人就将他的档案，共58箱，捐给了胡佛研究院。 　　郭岱君说，宋家后代最委屈的是外界怀疑当时担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贪污，这也是其家属决定将宋的财产与遗嘱公开给胡佛研究院的原因之一。 　　从2003年宋美龄去世后，宋曹琍璇便开始看宋子文档案，她讲，"宋子文先生忍受了很多误解和委屈，后来一直很沉默，不爱讲话，连台湾都不愿去。" 　　宋子文、宋子安、宋子良三兄弟的后代大部分都在美国定居，平时十分低调。宋家第三代人数不多——宋子文有三个女儿，宋子良的女儿已过世，宋子安有两个儿子。宋家后代无人从政，宋家人的行踪也很少被外界所知。 　　孔家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失去政权后，孔祥熙与夫人宋蔼龄便移居美国。多年来，孔家人一直深居简出，与外界保持距离。 　　"孔祥熙的大女儿孔令仪仍在世，2006年6月，孔祥熙的日记正式捐给胡佛研究院，但目前尚未开放。"郭岱君说。 　　孔祥熙与宋蔼龄育有4个孩子，孔令仪（女）、孔令侃、孔令伟（女）与孔令杰。孔祥熙曾说过，我在中国大陆丢掉的财产，是我在美国所有的几百倍。 　　据报纸介绍，孔令仪住在纽约曼哈顿区最昂贵的第五大道，与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夫人杰奎琳住在同一条街上。 　　几十年来，孔家子女一直在美国定居，除了至亲好友外，他们很少与其他中国人来往，孔家后代也无人从政。 　　陈家 　　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被列为"四大家族"的一员，很多学者认为"名不符实"，他们虽然替蒋介石负责国民党内的特务工作，但所用的人不都是他们家族的人。 　　陈果夫、陈立夫一生没有多少积蓄，死后并没有留下多少财产，因此陈家子弟一直靠自己努力生活。1950年，陈立夫赴美，为谋生，在新泽西经营一家养鸡场，这期间鸡场被烧过两次、还遭受过鸡瘟，当时孔祥熙、宋子文等都曾去探望他。 　　在陈家后代中，最出名的恐怕就是"二陈"共同的儿子陈泽安。他是一位国际知名的植物病理学家。 　　李菁《活在别人的历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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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胡績偉下決心：下半輩子不編報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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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績偉下決心：下半輩子不編報紙了！ Nov 15th 2013, 20:02, by 明鏡雜誌 《名星》陳小雅 專稿 自食其力的"普通勞動者" 胡老胡績偉對於"文革"的經典描述，用四個字概括，就是："掃地出門！"——不僅從單位被"掃"了出去，還從家中被"掃"了出去。他們舉家五口人被從煤渣胡同人民日報社宿舍趕到天橋一間十幾平米的平房裡…… 本來，"文革"剛發動時，胡老正在搞"四清"。"5·16通知"以後，《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被停職，老社長鄧拓自殺，陳伯達率領"文革"中的第一個"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處於癱瘓狀態的報社從房山找回了胡老。那時，他揣摩的"文革"，大概就是一場"大批判運動"而已。不管是批吳晗，還是端北京市委，起源不就是沒有發老人家組織的一篇文章嗎？ 胡老說，"毛主席動員紅衛兵的時候，我還有點同意。不是說'自下而上地揭露我們的黑暗面'嗎？可能有好處。官僚主義太嚴重了。好像是得動員全民，才能把官僚主義機構打掉！" 可是，"剛回來不久，就發生一個'6·11事件'：6月11日那天的報紙，登了一張版畫，內容是一些工人在討論'5·16'指示，上面有一個'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橫幅。藝術家嘛，把那個橫幅折了一下，恰好在'毛澤東'那個地方有了折痕。因此就發生兩個錯誤：第一，你怎麼把紅旗印成黑旗；第二，你把這個'毛澤東'弄得不全，是有意反革命。就這個東西把我靠邊站了。" 被"靠邊"的胡老，開始被安排在報社印刷廠勞動，還兼全機關大樓的打掃衛生。 "我領了四五個人的清潔隊，把樓上樓下的廁所打掃得真正乾乾淨淨。所有馬桶我都用鹽酸刷。天天早晨他們沒起來我就起來幹開了。在大車間裡，中午連吃飯到休息就那麼一個鐘頭。我吃了飯就弄些報紙躺在車間的地上睡覺。看見地上乾乾淨淨，一點紙也沒有，啊呀！然後抬頭看看那些機器，不僅上面乾乾淨淨，就是後面、底子都是乾乾淨淨，感覺心裡很舒服，好像自己做了很大的好事一樣……" 說這番話的，是透著心滿意足的胡老。 在工廠裡，他摺紙、上機器，樣樣不落人後。"我們一個組的組長，是個女孩子，還說我技術上是可以的。"幾十年後，經歷過時來運轉、事過境遷的胡老，居然還記得女孩子的這個評語！可以肯定，這對於當時的他，是多麼重要。 不知道是胡老的勞動獲得了工人師傅的好感，還是純樸的他（她）們在心底裡還是把他當做領導，反正，大家對他似乎也有了一份責任。所以，在造反派打"走資派"時，工人們為他拉起了人的圍牆。"往死裡打那樣！用腳踢，一跪就跪他媽的幾個鐘頭"，但"他（她）們挨的打比我多"，胡老說。 因為總編輯吳冷西一開始就靠了邊（實際上是被送進秦城監獄保護起來了），於是，他這個副總編成了社內"最大的走資派"。從此，他經歷了大會批，小會鬥。不論是鬥彭德懷、楊尚昆，還是胡喬木，凡是和報社有關係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被拉來批鬥時，都少不了要他"陪鬥"。經歷的多了，胡老也捉摸出一套減輕長時間跪地痛苦的竅門。譬如，開批鬥會時，期間會喊口號，每當這時，胡老便會高舉手臂，伸直腰板，大聲高喊："打——倒胡績偉——！"給自己伸一個長長的懶腰…… 1966年8月，他第一次被抄家。"他們把我大部分書都搞掉了。說我的書裡很可能有敵人的密碼。他們一張張地翻，說這傢伙很可能是國民黨的一個特務。凡是書裡面夾的紙條都拿出來，帶回去檢驗……"胡老指著他的一排書櫃說："那時候像這樣的書架我至少有十幾個。掃地出門時，我留下的只有很少一部分書。" 掛牌子遊街的事情也經歷過。他也從沒求過別人什麼，他唯一要求的是，不要讓他掛牌子回家。   "文革"時期盛行掛牌遊街批鬥。 "工廠裡的那幾個女孩子，我確實喜歡她們。她們保護我。我就要求她們，我回家的時候，你們無論如何不要給我戴那個大牌子。她們同意了。不然，如果戴著個大牌子在街上走，人家誰要打你，你都沒辦法。如果這樣子，我就沒法過了！" 以後，胡老還到過《人民日報》在京郊和河南的"五七幹校"，被派當上了基建隊的"黑幫頭子"。"我們剛去河南的時候，正是大雪鋪地的時候"，胡老說。工作是為"五七戰士"蓋房子。從選磚木材料、打地基、上牆到蓋瓦，他每一道工序都幹過。但蓋完以後，他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別人搬進新房去住。而作為"牛鬼蛇神"的他們，只能住在"牛棚"裡。 "剛開始我還很左，把工資都交黨費了。我一個月有250多元工資，自己留30元，給女兒、母親各15元，總共留60元，其餘全部交了。以後母親過世了，我連那15元也交了。我家裡人都罵我'左傾分子'。" 老幹部恢復工作以後，別人被"凍結"的工資都發回個人，等於是"文革"存了一筆錢，至少都有一、兩萬，但胡老分文沒有。 "我覺得無所謂。去搞些勞動，我也很願意。"胡老說： "特別是後來，我感覺勞動一下很有好處。我原來負責總編室，值夜班落下了失眠和痔瘡的毛病。那時候心情緊張，總擔心哪個版面沒弄好，哪一天早上起來會被哪個中央首長來電話訓一頓……一失眠就頭痛，有時半夜驚醒，然後是長期消化不良……勞動以後，就吃得香，睡得著了。而且我學會了上機器。在農村，我學會了種地，從翻地、鋤草到收穫，到挖糞坑都幹過。到糞池裡去撈糞，站在坑裡，一盆一盆地把糞端上來，我覺得很有意思。" 胡老還學會了推車："我裝的一車土，別人看起來都很吃驚，'怎麼一個小老頭兒，推那麼一大車土！'我找到了一個竅門，你跑得越快，它越輕……" 精神上的痛苦怎麼辦？"吃完晚飯，他們睡覺了，我就跑到大田裡面去，站在田中央，放開嗓子大罵：'他媽的……'，什麼，什麼，不滿意的都罵。反正周圍沒人聽見。發泄了精神上的壓抑，就痛快了。" "我下決心，下半輩子不編報紙了，至少可以做一個普通勞動者。"（《名星》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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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徐向前拍桌子：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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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拍桌子：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嗎？ Nov 15th 2013, 19:43, by 明鏡雜誌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選載（20） 明鏡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作者高文謙。 毛澤東在安撫軍方將領的同時，作出了派軍隊"支左"的決定（後來演變為"三支兩軍"，即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這是因為自全國開展奪權鬥爭後，局勢益發混亂，各地區、各部門的兩大派組織為爭奪領導權打得不可開交，情形遠比原來所設想的要複雜嚴重得多。在黨政系統已經完全癱瘓的情況下，毛手中只剩下軍隊這一張牌可以利用了。 為此，毛澤東決定讓軍隊介入運動，以期控制局面，幫助擁護響應文革的造反派完成奪權。"大鬧京西賓館"的風波，讓毛意識到軍方與中央文革的關係緊張。為了平息軍隊將領的不滿，善於玩弄權謀的毛澤東故作姿態，拿軍隊意見最大的陳伯達、江青兩人"開刀"，題目選的是擅自點名打倒陶鑄一事。 二月十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批評陳伯達是"一個常委打倒另一個常委"，過去專門在他和劉少奇之間搞投機；批評江青"眼裡只有一個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並提出中央文革小組要開會批評陳、江二人，不過只限於文革小組內部範圍。 其實，批陶的決定正是毛澤東親自作出的，陶鑄在政治上被拋出來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江青不過是拉上陳伯達將此事提前捅了出去罷了，就像早先在文革運動中屢屢幹過的一樣。毛對此雖然不大高興，但事後已經表態默認了這一點，因此並不真想算江、陳二人的賬，還陶鑄一個公道，以免損及中央文革的聲名。 實際上，毛澤東在發動全面奪權的同時，正刻意抬高中央文革小組的地位，讓其在實際上取代中央書記處。比如，前述中央對上海奪權的賀電，就是毛親自提議把中央文革小組同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並列署名的。 這樣一來，中央文革成了黨政軍的最高領導機構之一。二月初，毛更在小範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以談論"既成事實"的方式，造輿論說﹕現在是文革小組代替了書記處。 可惜，當時中共黨內高層的多數人並沒有看透毛澤東極力扶植中央文革的真實用心，相反卻為表面的假象所迷惑。一時間，毛批評陳伯達、江青的消息在黨內高層中不脛而走，大快人心；再加上副統帥林彪也狠批了江青一頓，表態支持穩定軍隊的措施。這種形勢使黨內軍中的元老們士氣大振。他們早就對文革運動的這種搞法憋了一肚子氣，對中央文革的種種胡作非為更是深惡痛絕，於是借毛批評中央文革的東風起來進行反擊。 應該說，周恩來是當時中共黨內高層中真正看出毛澤東用心的少數人之一。他並沒有因表面上有利的形勢而過於樂觀，知道事情並不那樣簡單，毛批中央文革不過是故作姿態，所以從一開始就有意識地和黨內軍中元老的抗爭保持某種距離，冷眼旁觀。其實，他的心情和老帥們是相通的，對於他們展開的反擊也樂觀其成，希望藉此遏止一下中央文革的囂張勢頭，同時規勸毛適可而止。不過，經過幾十年政治鬥爭的磨練，周深知政治上的攻守往往轉於一瞬之間，所以十分擔心老總們開炮走火，過猶不及，導致整個形勢逆轉，把他自己也給牽連進去。 因此，在隨之而來的"大鬧懷仁堂"這一幕中，作為會議主持人的周恩來從一開始就刻意降低姿態，保持中立，盡量避免直接介入雙方的鬥爭之中，至少在表面上如此。與此同時，他又利用會議主持人的身份，以默許的態度聽任老總們痛快淋灕地向中央文革一干人開火，只是偶爾出來糾正一下發言中過火的地方，以防在政治上落下把柄。 二月十一日，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原定議題是研究"抓革命，促生產"等問題。會上，軍方老帥首先站出來批駁中央文革。葉劍英指斥陳伯達說﹕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麼？徐向前激憤地拍著桌子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這樣把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這個支柱？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了啦？要蒯大富（當時清華大學造反派領袖—作者注）這類人來指揮軍隊嗎？ 中央文革一干人因為剛剛挨了毛澤東的批評，收斂了許多，在會上處於守勢，只是偶爾出來強詞辯解。周恩來則一直靜聽雙方的爭論，同時批閱處理壓在手上的文件，始終沒有表態，聽任雙方交鋒，直到最後才以會議主持人的身份，宣布散會，說：今天的議程沒有你們爭論的問題。你們願意爭論，可在以後再說。 二月十六日繼續開會時，雙方鬥得更加激烈。這次在會上唱主角的是國務院的兩位副總理譚震林和陳毅。素有黨內"大炮"之稱的譚震林早就對張春橋藉口"群眾不答應"而扣住上海第一書記陳丕顯不讓來北京一事火氣很大，在會前指斥中央文革一干人﹕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光。老幹部一個一個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譚震林越說越激憤，最後表示："讓你們這些人幹，我不幹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說著夾起皮包，拂袖而去。 接下來，陳毅講得更厲害，已經超出對中央文革的批駁，直接針對林彪，而且影射毛澤東了，說：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義。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給了赫魯曉夫，他一上台不是搞修正主義嗎？ 激憤衝動之下，陳毅又提到了延安整風，說﹕ 在延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這些人，還不是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他們沒有反過毛主席，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嗎？歷史不是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嗎？！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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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文革“7·20事件”中的“8201”与“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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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7·20事件"中的"8201"与"8199" Nov 15th 2013, 19:34, by 明鏡雜誌 　　部队代号，是为密化部队番号的真实名称而规定的代称，一般以数码、单词（字）单独编成，也可混合编成。代号有一定的使用期限，在特定的保密时段过后，大多应可解密。然而，文革距今已三十多年，虽则当年的军事单位，今天已有相当大比例撤销了番号、建制，但众多的介入地方"三支两军"的部队，其代号所隐匿的真实"身份"，至今仍难以析解，成为我们在研判文革史料时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譬如著名的武汉"7·20事件"中的"8201部队"和"8199部队"，就难倒了不少研究者，弄不清或弄错了这些数码所替代的部队真实番号。本文仅尝试将这两支曾经深入地介入武汉地区文革的部队之历史沿革及其在"7·20事件"中的主要表现，作一概述。 　　一、"7·20事件"前的"8201"与"8199" 　　8201部队，是湖北省军区独立师的代号。 　　该师的前身，是湖北省公安总队。文革前的体制，总队受公安部队总部和中共湖北省委（直接由省公安厅党组）双重领导，执行内卫执勤任务，辖三个直属团，两个专区支队，六个专、市大队，共一万三千余人。总队第一政委由省公安厅厅长张国武挂名兼任，总队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牛、蔡两人均1965年11月方到职，其中蔡资格尤老，1932年十七岁即参加鄂豫皖红25军，建国后长期在公安武警部队任职，历任公安19师政委，内卫2师政委，沈阳军区公安军副政委，吉林省军区副政委，广东省武装警察总队、公安总队第二政委。蔡1955年授少将军衔，惟1962年后一直在师一级位置徘徊未前，1965年11月，由广东平调湖北。 　　1966年2月，毛泽东指令撤销公安部队番号。6月7日，军委电令，自7月1日起，全国公安部队拨归各大军区、省军区、上海警备区建制。在此大形势下，总参、总政于8月24日批复武汉军区，同意将湖北省公安部队整编为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和独立第5、6团。9月12日，湖北省军区公布整编命令及番号，独立师师部由省公安总队部整编，驻武昌，下辖步兵第1、2、3、4团和轮训队，其中步兵第1团由省军区独立团整编，第2、3、4团由公安总队整编，分驻汉口、武昌、襄阳、沙洋。独立第5、6团拟拨归武汉市人武部领导，驻武汉市，次年3月，这两个团也拨归独立师领导。至"7·20事件"前夕，独立师有四个团的兵力驻在武汉市内。牛怀龙，蔡炳臣在整编时分别改任师长、政委，两人在后来的"7·20事件"中均成为知名人物。 　　8199部队，是武汉军区直辖的陆军第29师的代号。 　　第29师原属二野第10军建制。1951年，奉命编入第15军序列入朝。在朝历经三年，1954年5月返国，驻湖北安陆。1955年6月，武汉军区成立，随15军建制编入武汉军区序列，10月，进驻湖北孝感花园镇新营房。1960年6月，由步兵第29师改番号为陆军第29师，同年10月，代号由0049部队改为6941部队。1961年2月，军委决定第29师为武汉军区战备值班部队，时辖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坦克团共五个团。 　　1961年3月14日，军委电令15军军部及其所辖第44师、第45师改建为空降兵，原驻河南开封的空降兵师亦编入15军序列，第29师同时脱离15军建制，归武汉军区直接领导。1962年5月，第29师代号改为8199部队，下辖步兵第85、86、87团，炮兵第323团和坦克第45团的代号依次改为8205、8206、8207、8503、8204部队。1967年，师长张绪，政委张昭剑。根据张昭剑后来为《河北革命将领传》一书提供的简历，其为河北栾城人，1923年生，1938年参加八路军，建国后曾任武汉军区政治部群工部部长，1955年9月授上校军衔，1964年晋升大校。而据29师后来编写的师史，张昭剑1962年调29师任副政委，1964年升任师政委。"7·20事件"中，张昭剑也是一关键人物。 　　1967年，湖北省境内仅有以上两个陆军师，这两个师，前者属地方部队系列，后者属野战军系列，在"7·20事件"中，表现各异，分别成了"支保"和"支左"的典型。 　　二、远镜头：1967年1－6月，武汉 　　1967年1月26日晚，中共湖北省委被造反派宣布夺权。这次夺权虽然没有得到中央的背书，但湖北省委的权力架构事实上已分崩离析，此后的武汉三镇，形成武汉军区与造反派、保守派群众组织三者之间博弈的局面。 　　2月8日，工总、二司等在《长江日报》发表《关于武汉当前局势的声明》，导致造反派分裂为香花派和毒草派。武汉军区在用强力弹压区内军队院校、文艺团体造反派的同时，2月18日，发表《严正声明》，指责了"二·八声明"及香花派，3月17日，与公安机关联手逮捕了以朱鸿霞为首的工总区分部以上头头，近五百人被捕。接着，3月21日，又发表《通告》等文件，宣布解散工总及其所属组织，而造反派中的毒草派在3月中同样也受到了军区的打压，前些时候已近绝迹的保守派组织纷纷死灰复燃。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造反派伺机东山再起并重新整合后，将矛头直指曾经压制过他们的"武老谭"－－武汉军区领导人陈再道、钟汉华等。保守派也不甘示弱，于5月16日组合成号称有一百三十万之众的"百万雄师总联络站"。正如陈再道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所承认，武汉军区从感情上倾向于保守派，致使军区在6月4日发表《公告》，在中央压力下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之后，仍肯定了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重申不得为工总翻案。"六·四公告"发表后，军区两面不讨好，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保守派却认为军区太软弱。脱胎于公安部队，习惯于阶级斗争的省军区独立师，大部分官兵的观点与百万雄师一致，对造反派持否定态度，认为是"牛鬼蛇神翻天"。据造反派后来称，本不应介入两派之争的独立师，一些人参与了"百万雄师总联络站"的组织领导工作，而百万雄师最主要的口号正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所谓牛鬼蛇神，当然就是指造反派中人了。 　　5、6月间，武汉地区两派武斗不断，6月中旬后更趋剧烈。6月17日始，连续出现汉口六渡桥、汉口轧钢厂、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武汉电车公司等大型武斗。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联合致电武汉军区，称："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该按中央六六通令处理。不久以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北京的来电有利于造反派，6月28日，武汉军区也不得不发出《通告》以表明其试图制止愈演愈烈的武斗的立场，但聚集于武汉上空的阴霾并未因此而散去。 　　此时期值得一提的是，2月28日，陆军第29师师部率四千余人，奉命进驻武汉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师指挥机关由孝感花园移驻武昌军区大院东侧。陆29师此前并无介入地方"支左"，与湖北地方关系不深，对于武汉两派态度亦较为中性。我们至今仍不能确切知道这一应该是武汉军区制订而得到军委首肯的调动方案的真实意图，我们只能推测，将29师调至军区大院侧旁，当初大概有拱卫军区指挥机关之意，惟这一调动步署客观上却打破了省军区独立师在武汉地区一家独大的局面，也为后来"7·20事件"的进程带来了戏剧性的变化。 　　三、中镜头：1967年7月上中旬，武汉 　　剑拔弩张的"7·20"前夕武汉局势，陈再道、王力在各自的回忆录中似已述之甚详。不过，陈、王都不免会站在各自立场说话，好在我们今天还有此时期大量的群众组织出版物及其他渠道资料可供参考，从而可以从更客观的角度将事态的演进过程重新组合如下。 　　7月6、7、9日，周恩来等连续在毛泽东处开会。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去武汉游泳横渡长江。 　　7月10日，周恩来电话告武汉军区：武汉群众组织代表不要来北京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由此可见，周事前是知道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联名电报的，因该电原拟"请武汉军区和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来京汇报"。陈再道指责该电"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是在康生的授意下拟定的"，将责任归之康生一人，应不妥）。 　　7月13日晚，周恩来电话告正在重庆代表中央解决西南问题的谢富治，要其到武汉接受"紧急任务"，谢提出同行的王力、余立金和带去的红卫兵一起去，周同意。次日中午，谢等抵汉（以上是王力的说法。陈再道说王力与关锋"经过密谋策划，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来"，亦应与事实不符）。 　　7月14日晨2时半，为给毛泽东打前站，周恩来离京飞武汉，随行的有李作鹏及海、空军的作战部长。抵汉后，周先后同武汉空军及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周本人及毛抵汉的准确时间，事前并未告之武汉军区，毛在汉期间的安全，周亦令武汉空军负责（中央对武汉军区的不信任程度于此可见一斑。陈在回忆录中说他心里很纳闷，周来武汉"是吴法宪安排的飞机，不知他们为什么有意不让我们事先知道？"其实，应是周本人不让武汉军区事前知道）。 　　晚，毛泽东乘专列抵达武汉，入住东湖客舍内梅岭一号，随行的有杨成武、郑维山、汪东兴。周恩来住东湖客舍百花一号，中午抵达的谢、王等住百花二号，陈再道、钟汉华留宿于东湖客舍乙所。 　　晚10时，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到湖北大学校门口看大字报被认出，谢、王等不得已与在场的群众进行了谈话，之后，又于11时抵武汉测绘学院看大字报，与"钢二司"部分群众进行了交谈。 　　7月15日晨，毛找谢、王汇报西南情况，后又找周恩来、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一并听取了汇报。毛在此间提出了中央确定的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指示要先从部队解决，并表示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 　　7月15－18日，根据毛所确定的方针，周恩来在百花一号召集主持武汉军区领导人及驻汉部队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会议，听取了武汉地区支左情况汇报（王力称这次会议为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本文从陈再道说）。周在经毛审阅同意的会议讲话中称：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公开检讨，军区要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要以他们为核心；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以上是王力回忆录及当时造反派出版物的说法，陈再道回忆说毛当时的指示称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根据现有材料综合分析，应以前者为确）。 　　7月15－17日，谢富治及王力到华中工学院、百万雄师总部所在地、武汉测绘学院等会见两派群众及头头，要求两派立即停止武斗，为解决武汉问题创造条件，希望两派坐下来学习中央文件和社论，特别是学习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7月18日，晚，毛泽东在梅岭一号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鹏、杨成武、汪东兴、陈再道、钟汉华开会（这是毛14日抵汉后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召见陈、钟）。毛在召见时重申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三条方针，要武汉军区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强调百万雄师有群众，没有一百万，至少有十万，要着重做百万雄师的工作。 　　会后，周恩来当即返京。临行前，周强调布置让武汉空军绝对负责毛的安全，具体事宜，由武空副司令员刘丰和政委萧前负责。 　　7月19日凌晨，在送走周恩来后，谢富治、王力、刘丰、萧前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钢工总"总部，谢、王重申了前两天会见两派群众及头头时的讲话精神。 　　下午至晚上，在军区小礼堂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谢富治传达周恩来讲话精神，王力讲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问题，至深夜11时多方散会。 百万雄师一派对谢、王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等处的讲话极之不满，反应强烈，他们并不了解那是毛、周亲自定的调，将其归罪于谢、王（主要是王）。下午，百万雄师的群众与省军区独立师的一些干部战士，乘坐着几十辆拉响警报器的消防车和上百辆大卡车，一起涌入了军区大院，要求谢、王接见，回答问题。入夜时分，东湖四周直至五里以外的湖北医学院，都为百万雄师及省军区独立师所控制，通往东湖客舍的两条道路，也被百万雄师层层封锁，水泄不通。 　　四、近镜头：7月20－22日，武汉 　　有关"7·20"前后数天的情况，陈再道，王力已有回忆录可资参阅。以下陆29师及省军区独立师"7·20"当天及7月21日的行动情况，引自于陆29师当年8月4日整理的《七·二Ｏ叛乱实况》，亦可供研究者参考鉴别。 　　20日凌晨3时多，29师突然接到"保护中央首长安全"的指示，师政委张昭剑亲率一个排来到东湖客舍。此时，百万雄师一派的"公检法"系统十几人已进入"中央首长住所区"，29师部队当即进行劝阻，事态稍为平息。 　　清晨6时左右，在原警卫东湖客舍的独立师一部分人的引领下，更多的百万雄师派一群群人冲进了东湖客舍，张昭剑用身体抵挡百万雄师的群众不果，左肋骨也被打断了一根。百万雄师人多势众，王力及随行的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北航红旗红卫兵全被架上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四号楼。 　　张昭剑在东湖客舍安顿好部队，立即乘车赶赴军区大院，此时王力已受到围攻殴打，被剥去了军装，扯下了领章。张昭剑一直紧跟王力周围，立即组织了驻军区大院的29师侦察连、四连、六连，分布在四号楼内，堵住了大门、侧门与楼梯，对向楼上冲的百万雄师群众进行劝阻。 　　下午2时多，楼上只剩下二、三十人，29师指战员用身体堵住了各个通道，楼上掩护，楼下接应，搀扶着重伤的王力下楼，上车后冲向二号营门，部队乘机以班为单位，悄悄撤离了四号楼。张昭剑政委、赵奋副师长仍留在四号楼与百万雄师的群众周旋，后也安然撤出。 　　下午3时许，王力乘车来到29师机关驻地，住进六号楼。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很快就知道了王力的住地，到黄昏时，情况越来越紧张，张昭剑决定立即与军区保卫部王科长陪同王力转移到附近洪山树林草丛里，王力刚离开六号楼，独立师的一些成员就冲进了六号楼，逼29师交出王力，遭到拒绝。 　　21日，凌晨2时左右，独立师、百万雄师一些人两次冲进29师机关驻地，包围并冲进了二号楼，封锁了其他各楼，再三威逼29师交出王力，并扬言要搜查，29师领导当面予以斥责，独立师、百万雄师无功而还。 　　王力在张昭剑、保卫部王科长陪同下，在遍地荆棘、野草丛生的山坡上渡过了一夜。上午，张昭剑只身下山，来到29师所属七连，说明了事情经过后，将王力安置在七连驻地。 　　下午2时多，武空刘丰陪同王力登上小车，七连在29师张绪师长、解立根参谋长率领下，分乘两辆大卡车，冲过封锁，顺利地把王力送到官山武空司令部驻地。 　　以下，为综合各种资料重新整理组合的一个时间表。 　　7月20日上午，北京，周恩来在林彪处开会。下午，周乘专机从北京起飞，降落在距武汉市区60多公里、受武空严密控制的山坡机场。 　　同日，奉武空命令，空降兵第15军第44师132团，第45师133团赴武汉执行警备任务。 　　下午，邱会作乘专机抵汉。下午5时多，邱见到了仍住在梅岭一号的毛泽东，并转达了林彪、江青的意见，请毛转移到别的地方，毛考虑再三终同意。晚8时多，毛决意去上海。 　　7月21日凌晨2时，在周恩来的亲自布置下，毛泽东乘坐武空的汽车，在武空刘丰等的秘密护送下，从后门离开东湖客舍，转移到汉口王家墩机场。毛打破自1957年以来不乘飞机的惯例，乘空34师专机到上海。 　　7月22日凌晨3时多，王力在李作鹏和刘丰护送下，从武空司令部驻地转移到了山坡机场，王力回忆说，周与其见面时，"和我拥抱，同我贴面，流了眼泪"。 　　上午，周恩来召集武汉军区叶明、孔庆德以及李作鹏、刘丰等人开会，周让叶明、孔庆德住到29师去，暂时在那里主持军区工作，并让他们转告陈再道、钟汉华，要赶快表态，争取主功。 　　王力回忆说，周先把谢富治、王力送上飞机先飞，然后自己留下来再作一点工作，自己专机后飞。到北京后，让谢、王的飞机在天上绕圈，他先赶到机场，再来迎接谢、王。 　　王力后来还说："主席对被迫离开武汉很恼火，这是他老人家成为党的领袖以后从来未发生过的事情"。 　　"7·20事件"是社会上两派矛盾激化、以至这种激化反映到军内来的一次总爆发。弄得不好，这种激化会漫延至全国各地，甚至演变为内战，局面将一发而不可收拾。惟始料不及的是，"7·20事件"对毛本人思想上巨大的冲击反而成为一个启机，使毛看到了事态演变下去的严重性，促成了毛一改初衷，将文革的战车骤然改变轨迹，从"乱"走向"治"。而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是，王力这位"7·20"的英雄，在一个月后却不可思议地成为毛为实现其急转弯的"战略步署"而抛弃的替罪羊。 　　五、"7·20事件"之后 　　7月23日凌晨3时，在周恩来草拟的、以中央名义发来的一份电报中，要武汉军区十五人（包括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及支保的武汉市人武部政委巴方廷）去北京开会，自此，陈等实际上已"靠边站"。 　　同日，武空命令，空降兵第15军机关带直属队和空降兵第44师（欠炮团）赴武汉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军部驻武昌空军东湖疗养院（8月17日，迁至汉口原高级步校营房）。武汉地区原由独立师控制的要害部门、要害位置，转由空降兵第15军及陆29师所控制。 　　7月3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军委任命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为武汉军区司令员，武空副司令员刘丰为武汉军区政委。 　　8月3日，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划归空降兵第15军领导。及后，独立师撤出武汉地区，移驻应山、黄陂、洪湖等地，接受"政治整训"。当时，社会上有传闻称独立师因"7。20事件"被撤销了番号，不确（独立师是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大量裁减地方部队后方撤销建制的，此际距"7。20事件"已有八、九年，与"7。20事件"无关）。 　　8月15日，军委电令武汉军区并空军，决定成立武汉警备区，由空降兵第15军军部兼该警备区机构。同时，将陆29师划归空降兵第15军建制。 　　同日，军委命令，空降兵第15军军长赵兰田调任武空副司令员，副军长方铭任军长兼武汉警备区司令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纯青任军政委兼武汉警备区政委（原军政委王新已于8月6日调任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张绪任副军长兼武汉警备区副司令员，张昭剑任军副政委兼武汉警备区副政委。 　　1968年1月20日，武汉市革委会成立。方铭任主任，张绪、张昭剑等任副主任。 　　1968年7月13日，军委电令，由武汉军区组建一个军部，番号称陆军第17军，将陆军第29师、河南省军区独立第1师和湖北省军区独立师拨归该军建制领导，河南省军区独立第1师、湖北省军区独立师依次改称陆军第50、51师，陆军第29师番号不变（翌年12月，改称为陆军第49师）。9月7日，军委令空降兵第15军副军长张治银为陆军第17军军长，张昭剑为军政委。张昭剑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从师政委擢升至军政委，与其在"7·20事件"中的表现不无关系。 　　1972年11月24日，军委电复武汉军区，同意撤销陆军第17军建制。该军撤销后，陆军第49师重新直属武汉军区建制领导，陆军第51师改编回湖北省军区独立师。 　　1976年3月20日，军委电令，调陆军第49师归兰州军区陆军第19军建制领导，番号改称陆军第56师。同年4月，撤销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建制。 　　最后，交代一下"7·20事件"的几个主角后来的情况。陈再道、钟汉华于1972年5月同时恢复工作，陈降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钟降任广州军区副政委。数年后，又重新担任大军区正职职务，陈先后任军委顾问、铁道兵司令员，钟先后任军委装甲兵政委、成都军区政委。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于1973年3－4月间同时恢复工作。牛任湖北省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巴任湖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蔡任河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78年5月，蔡炳臣调升任铁道兵政治部副主任，同年8月病逝。 　　张绪，1978年1月由空降兵第15军副军长调任武空司令部副参谋长，1983年离休。张昭剑，1968年9月至1972年10月任陆军第17军政委，短命的17军撤销后，未及50岁的他却未再有新的任命。正所谓此消彼长。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对张昭剑在"7·20事件"中"听空军的"、"将王力藏了起来"一直耿耿于怀的陈再道，逐步恢复了权力，而仕途上曾经得意一时的张昭剑，自然也就不会再有什么好日子过了。（2005年1月） 　　主要参考书目 　　1、陈再道：《陈再道回忆录（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 　　2、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3、湖北省军区军事志编辑室：《湖北省志·军事》人民共和国部分送审稿，1993）。 　　4、湖北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军区组织史资料》（湖北省军区政治部，1988）。 　　5、陆军第56师军史编写组：《陆军第五十六师军史》（陆军第56师，1985）。 　　6、《震撼全国的日日夜夜－－武汉"七·二Ｏ"反革命政变材料汇编》（钢工总《五湖四海》战斗兵团　华东纺织工学院红卫兵师（筹），1967年8月于武汉）。 　　7、《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1－7月）》（武汉钢二司红武测，1967年8月）。 　　余汝信，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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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为什么说五四时代是一个黄金时代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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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五四时代是一个黄金时代 Nov 15th 2013, 19:25, by 明鏡雜誌 　　以往我们对 "五四"的理解有很多误区，我简单地概括并列举一些：将 "五四"单一化地理解成全盘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将 "五四"政治化，认为"五四"使马列主义在中国出现，甚至还有一个极端的说法是"五四"导致了"文革"；将"五四"狭隘化，纯粹看作是1919年5月4日学生上街游行以及由此引发的学生和民众运动。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误解，比如说"五四"是不主张私有制的，" 五四"只讲思想、不讲制度，那一代知识分子没有对制度进行讨论……诸如此类，实际上跟 "五四"的真实面貌都有差距。 　　那是值得生活的、非常有魅力的时代 　　我所理解的 "五四"不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事件，而是1919年前后那个时代，是五四时代。在我心目中， "五四"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只是一个较好的或者次好的时代。而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大凡追求最好的，收获的很可能是最坏。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最好，只有更好的、较好的、次好的。如果这么说， "五四"就是一个值得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时代。 　　我所了解的 "五四"不是一个政治的 "五四"，也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 "五四"，而是一个社会的 "五四"、经济的 "五四"，是一个全面的、多元化的 "五四"。我留意过五四时代的经济史，发现今天讲的民营经济这些东西，在五四时代是天经地义、根本不需要讲的。今天的老百姓要创办一家私营银行，恐怕还有制度的障碍，但在五四时代，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有能力、有勇气，甚至不需要巨额资本，就可以注册一家民营银行。从1915到1925这10年间，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民营银行。最早的海归派之一陈光甫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本金只有7万元，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小的银行，但很短时间内就发展成了上海举足轻重的大银行。陈光甫后来被称为"中国的摩根"，在美国、欧洲享有很高的声望。所以，抗战时国民政府才会派他和胡适到美国去借款。作为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留学生，他没有资本，也没有显赫家世，白手起家创办银行，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创立了很多在金融业界可以成为标本的做法，包括一元钱起存——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事情，在90多年前的中国却是创举。 　　五四时代不仅可以随便办银行，更可以自由创立企业。另一个海归派、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回国后就创办了一系列的纺织企业。荣德生、荣宗敬号称" 纺织大王"、"面粉大王"，尽管他们创业的起点是1900年，但他们的企业真正做大、起飞也是在五四时代。那一代民营企业家几乎都在五四时代发扬光大，成为各自领域的"大佬"。其实，什么私有制、股份制、民营企业等，都不是新生事物，在五四时代早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谈论"五四"是不能离开这个经济背景的 ——那确乎是一个社会经济多元化的时代，经济的多元化促进了思想的多元化。 　　回看"五四"不能只盯着北大师生 　　我们现在提起 "五四"，往往只看到学生、知识分子，其实那个时代企业家的声音一点都不亚于知识分子——他们的声音大得很，而且更有实力。他们跟我们这个时代的企业家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个时代的企业家本质上还是读书人，无论是留学归来还是没有什么学历的，无论什么出身，他们都对国家和故土怀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感。这种情感绝不是今天"抵制家乐福"那种情感，它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对这块土地的连带感，他们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块土地——这种爱国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画一颗五角星在QQ头像上。这些企业家今天看来更像读书人，他们的业余时间都爱看书。我发现这些做得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他们的休息时间，特别是晚上，常常是在做跟国家命运有关、跟文化有关的事，而不是跟娱乐有关的事。 　　回看"五四"，不能只看当时的北大教授们怎么想、怎么做，而应该把那个时代企业家想什么、做什么和北大的师生做什么联系在一起，才可看出那个时代更完整的面貌。 　　此外，我们不能只看北京这个政治中心在做什么，还要看看省会城市，甚至更偏远地方的人在做什么。"文学研究会"是在北大发起的，但在江苏苏州一个叫甪直的小镇，有一位小学教师叶圣陶，虽然生活在小地方，但他跟北大师生的精神生活是同步的，他也是 "文学研究会"11位发起人之一——因为叶圣陶有个中学同学在北大读书，他们就可以这样连在一起。而北大学生也绝对不会认为叶圣陶是小学老师，没有读过大学，跟我们混在一起做发起人会有什么不得体。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这一切都感到很正常。 　　言论自由对五四时代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你想创办报刊就可以创办。当然那个时代也有压制言论自由、关闭报刊的事，但关了报馆可以再开，这在法律上没有限制。结社自由在那时也是稀松平常的。周恩来们在南开有觉悟社，毛泽东们在长沙有新民学会。如果过多地把目光局限在五四时代军阀统治的维度上，只看到军阀混战，只说外国压迫中国，可能会过于片面——包括上海的租界本身也是个悖论，租界在带来治外法权、国中之国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加先进的文明，带来很多新事物，比如说"律师"就是在租界里面先示范而后影响全国的。甚至一些非常细小的事，比如街道的整齐、自来水的出现、电灯的出现都是模仿租界。中华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之所以在中国产生，租界也是有贡献的，上海的租界保护了许多革命党人。 　　"五四"时当政的徐世昌恰好是文人总统，而不是一介武夫。在徐之前，黎元洪也好，袁世凯也好，以及后面的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张作霖这些人，确实都是军阀。虽然徐世昌是从袁世凯的幕府里走出来的，但是与拿枪者有所不同。在他当总统期间，正好是 "五四"的黄金时代。文人政府当然比张作霖这些人要收敛，要更为节制。几乎家喻户晓的是，"五四"学生上街的手段是很激烈的，把赵家楼烧掉了，把章宗祥打了。这些事情在法律上都是可以讨论的，并不一定都是爱国行为了，而且曹、陆、章都是"卖国贼"这种说法也是值得讨论的事情。学生运动本身，就是 "五四"上街这件事也是值得反思的。当时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后，一部分比较激进的学生直接往赵家楼去，然后放火、打人。当时北大教师梁漱溟就写文章说这样做是违法的，不能在爱国的旗号下为所欲为，爱国不是万能灵药，不能打着它的旗号做法律之外、人情之外、天理之外的事。 　　那个时代才能产生真正学贯中西的人 　　回到"棉纱大王"穆藕初。他在自己创业不久、赚的钱不是很多的情况下，竟然计划拿出一笔巨款，在经过 "五四"洗礼的学生当中选五个人，赞助他们赴欧美留学，这完全是用民间的方式建立基金会。穆藕初委托蔡元培（以及胡适、蒋梦麟、陶孟和这些人去辅助）物色候选人，最后选出段锡朋、周炳琳、罗家伦、汪敬熙、康白情（他们在五四运动中都有突出表现，此时却被激进的学生们讥讽为"五大臣出洋"）。这五位学生回国后在学术等领域都有建树。 　　在五四时代，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是非常默契的。穆藕初到北京，都是跟蒋梦麟这些人游玩，而不是去跟达官贵人往来。企业家的心中有一种对知识的敬畏，对精神的敬畏。那个时代，传统的东西并没有失落，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承到1919年前后的那几年，不仅没有被反掉，而是有非常好的传承。中国文化温情、美好的一面，在那些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身上仍保留着，西方文化中进取、向上的一面，他们身上也有了。也只有那个时代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算得上学贯中西的人。 　　林毓生先生有个着名观点，认为 "五四"是全盘反传统，是要打倒中国的传统文化。鲁迅讲"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胡适讲"中国百事不如人"，钱玄同讲"废除汉字"……这是老师一辈的一些言论，学生一辈的傅斯年、罗家伦也有类似说法，但在这些片言只语后面，仔细看 "五四"的代表人物，老师一辈的胡适甚至那位"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恰恰都是熟悉传统文化的人，而且一辈子都没离开传统文化。胡适晚年致力于《水经注》的版本研究，鲁迅虽然叫别人不要读中国书，尽量读外国书，但他自己读的还是中国书多。弟弟周作人说鲁迅读得最多的是野史，所以鲁迅的精神资源很大一部分还是来自中国文化。 　　所以，不能只看这些人说过几句貌似很激烈的话，就断定他们是全盘反传统的。事实上，当时北大的学生有主张白话文、办《新潮》的，也有主张文言文、办《国故》的，校方都给予了支持。在北大，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搞自己的小社团，甚至在北大校刊上公开发表马克思主义社团的宣言，但北大讲其他主义的更多。任何主义，任何不同的思想、主张，都可以在北大同时并存。这就是蔡元培讲的"兼容并包"，它在当时不是一句空话，也不只是北大这么做。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也办了类似于《新潮》的杂志《钱江》、《双十》，但同时有一个反对白话文的学生凌独见一人创办一份杂志，就叫《独见》，背后也有一些老师支持，这本刊物全部用文言文，不带标点。 　　这才是真实的"五四"。 那时没有游行示威法，上街集会、游行是天然拥有的权利——那个时代真正是"大社会、小政府"，北洋政府比较弱，政府越弱，社会越大，社会的空间越大，所以才会产生相对开放、相对宽松的时代。 　　后人回眸那个时代，总感觉隐藏着什么不同的东西，其中一个不同就是中国文化的根还没有被切断。胡适们虽留洋多年，但骨子里仍是传统的中国人，他们身上有中国文化的一面。我们不能狭隘地把中国文化理解为儒家文化、"四书五经"那一套。中国文化有很多侧面，特别是我们现在忽略的东西，比如说中国文化中非常强调地域文化，每个地方的文化都独具个性魅力。胡适就是典型的徽州文化的产儿，虽然有西方文化给他的滋养。鲁迅身上带有江浙文化特别是绍兴文化的印痕，包括一些负面的因素也是绍兴文化带给他的，但是他最有魅力的一面同样是地域文化带给他的。抗战、 "文革"，一轮又一轮对文化的毁灭，对文化的伤害，到最后不但切断了几千年精英文化的根，也切断了草根文化的根，切断了地域文化的根，而地域文化恰恰包含一个人安身立命最需要的东西。今天的四川人、陕西人可能差异不大，但在50年前、100年前，其差异是非常大的。地域文化如果传承、延续下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抗大一统王朝的压榨，因为每个地方有它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连换王朝也换不了的一套文化、习俗等。 　　不幸的是这样一个时代很快结束了 　　如果说 "五四"是全盘反传统，乃至导致了后面的"文化大革命"，这在历史的链条上很难找到印证。"五四"和"文革"之间没有任何可以连接的地方。"五四"强调的核心词之一就是独立的个人主义；五四时代最流行的主义是无政府主义，这是政府打压的对象。那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人品好，如巴金，再如三十几岁就病故的辛亥革命元老刘师复——他不要政府，干脆连姓也不要了，就叫师复。无政府主义在当时还是一股非常向上的思潮，青年毛泽东也曾被吸引。这股思潮只开花不结果，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它曾经的意义和价值。追求无政府主义的本身也是对社会公正的一种诉求，不是简单地去建立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天堂。五四时代，政治看上去甚至有点边缘，因为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人们就不太把政府说的话当回事，社会的价值评判体系并不掌握在北洋军阀手里，总统、总理、总长不代表真理。"五四"的最深的魅力就在这里——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不是合一的，而是分离的。人们跟政府之间，跟权力之间保持着一种相对游离的状态。我们还不能说那时已有了非常成熟的公民社会，但至少有相对独立的个人空间，有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从经济上看是这样，从文化上看是这样，从政治上看也是这样。不幸的是这样一个多元的、有各种可能性的时代很快就结束了。 　　若概括 "五四"的特征，第一个重要特征当是社会的出现，或者说社会的解放。我们现在也讲思想解放、个性解放，但最本质的解放应该是社会的解放。只有社会解放了，思想解放、个性解放才不至于成为空话。真正的解放是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某个救世主来为你做主，来解放你。 　　第二个特征是语言的转换。虽然文字只是一个符号，一种表面的东西，但是它的背后是思维方式的转换。文言思维和白话思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维，文言相对更具有贵族性，是少数人拥有的权利，而白话就是口头随意说的话。一个时代选择一种语言作为主要语言，思维方式也必会随之相应改变。 　　第三就是价值评判体系的多元化。"五四"之前，中国已废除了科举，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整个价值评判体系还停留在科举时代，还是"学而优则仕"。只有到了五四时代，我们的价值评判体系才开始多元化。一个人上了新式学堂，留洋回来有无数不同的出路，可以去银行当职员，可以去工厂做工程师、做管理人员，也可以去学校做教师，可以做编辑、记者……不再是几千年来那种"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单一模式。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才会产生新文学、新思潮。 　　整个五四时代，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很有代表性，但我们常常忽略了《新青年》之外的其他刊物，比如1917年创刊、1925年停刊的《太平洋》杂志。如果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在我看来《太平洋》的价值不亚于《新青年》。《新潮》、《新青年》不讨论制度性的问题，只关注思想文化层面的东西，《太平洋》恰恰是以制度讨论为主的政论性杂志，在这上面发表文章的学者，包括北大教授王世杰、陶孟和、周鲠生、李大钊、胡适、李四光以及李剑农等人。关于分治还是统一，联省自治还是中央集权制的讨论，当时曾经非常热闹，《太平洋》上几乎每期都有这样的文章。 　　《新青年》上的随感，那些关于文化、思想的讨论和《太平洋》杂志上关于制度的讨论放在一起才构成了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完整的思想图景：他们到底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如果我们单独把《新青年》拿出来说这就是"五四"，那我们看到的 "五四"就是片面的。我个人有一个猜测，1949年以后我们对《新青年》顶礼膜拜，把它放大到足以遮掩当时所有报刊的程度，应该跟《新青年》后来的转变有关。1920年以后《新青年》变成了一本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杂志，所以它身上就天然地罩上了政治正确的光环，其他重要报刊却被慢慢地淹没、遗忘了。 　　他们是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 　　历史留下的遗憾是，五四时代那种多元的思潮并存，人们可以坐下来讨论、对话的社会气氛，在" 五卅"之后激荡的民族浪潮中不可能幸存下来——加上两大国际背景：一个是红色思潮崛起，另一个是二战——比较片面、激烈的思潮逐渐占据上风。对中国来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占据青岛起，不用等到"九一八"，在这样一种民族危机的压力下，"五四"那种生活方式很难再维持下去了。所以，在"九一八"之前，胡适在学生中的影响要比鲁迅大得多，而"九一八"之后，鲁迅的受欢迎程度日趋上升。鲁迅其实从来没有抗日言论，没有写过什么抗日文章，他跟日本人关系非常密切，也是留日出身，但是他杂文里面民粹主义夹杂着一点民族主义的因素，对政府、精英的冷嘲热讽，加上他出色的文学才华，似乎代底层、边缘、弱势群体立言的平民立场，要比代表精英文化的胡适更能吸引中下层的青年学生。慢慢地在民族危亡当中，理性的声音就失去了主导权。"五四"那种多元的、开放的，试图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的路径渐渐处于下风。 　　"五四"当时确实有军阀混战，有各种不同的力量，但那套宪法、国会、内阁的框架已经搭起来了，也是事实。"五四"虽然有很多不足（任何时代都会有不足），但至少给每个人提供了追求梦想的各种可能性。蔡元培去世后，陈独秀写了一篇文章说，"五四 "没有领导人，但在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是他和蔡元培、胡适三个人。这三个人基本上代表了三个不同的方向。胡适代表一条渐进的变革之路，蔡元培更大度一些，他是讲兼容并包的，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甚至能兼容左右翼。陈独秀是胡适的另一面，代表了以激进革命来改造社会的道路，当然，他到晚年也反思了，回到了没有踏上激进之路的前"五四"状态。中国最后选的是陈独秀的激进之路，陈独秀反思了，但别人沿着他的路走下去了。历史有很多的峰回路转，有很多的"之"字形，走来走去，这个历史又走回来了。 　　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理应比五四时代更好——当然，更好的前提是我们愿意付出多少努力。这里，我想借用米奇尼克的两句话来定位"五四"：其一，"我们不是为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而是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这个说法对今天的国人来说多么新颖，但是放在 "五四"时代，他们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可以追求的。在90年前，他们"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早就是现实了。其二，"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而奋斗，不是为一个完美的社会而奋斗！"宁愿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奋斗，也要比为一个虚无缥缈的完美的天堂而奋斗更好。 　　地上建不起天堂，我们只能建设人间，生而为人注定只能做人间的平凡事。"五四"那一代人没有为天堂而奋斗，他们只是在实践他们自己的人间。 　　傅国涌，《同舟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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