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歷史網: 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支持创办的《青年论坛》停刊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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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支持创办的《青年论坛》停刊始末 Aug 25th 2013, 15:40, by 明鏡雜誌 　　回首浩茫的历史，每个民族的觉醒和崛起都离不开思想启蒙。在中国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理论刊物起到了先导作用，《青年论坛》杂志便是其中的翘楚，它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一群青年学者创办于1984年，以其敢于触及敏感政治问题的战斗风貌、清新活泼的爽利文风在理论界刮起一阵旋风，风靡全国，与《世界经济导报》齐名，但是它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政治压力，终于在1987年初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迫停刊了。笔者与该杂志的创办者们是同事和朋友，在采访了大量当事人的基础上，于1989年初撰写完成了一篇十万字的报告文学，描述了《青年论坛》从创办到夭折的全过程，国内一家大型杂志原拟发表，后因"六.四"事件的发生而告搁浅，我旋即去国赴澳大利亚留学，因种种原因，发表拙稿的事就一直拖了下来。事情虽已过去了好些年，笔者却始终未曾忘怀。现将拙稿摘要如下，以飨读者。 《青年论坛》双月刊共出版了14期。 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支持创办《青年论坛》 　　1984年，中国大陆在取得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功后，面临着全方位改革的艰巨任务，迫切需要理论的指导，而理论界"左"的痼疾仍旧劣根难除，许多理论工作者不敢触及比较敏感的现实问题，而一些青年人研究现实问题的有思想有见地的文章却无处发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一群青年科研人员便酝酿创办一份青年理论刊物，他们首先到武汉地区的一些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徵求对办刊的意见，得到了广泛支持。他们又向全国几个大城市的青年学人发出徵求意见信，同样是反响热烈。他们深切感受到激荡在全国的思想潮流正在寻找喷发的闸门，于是向中共湖北社科院党组递交了一份关于自负赢亏办刊的初步设想，党组对他们的想法表示了支持，他们又给当时的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写信寻求支持，关很快作了批复："看来改革之风已经吹进社科大院……改革者的呼声对我们太重要了。"这群年轻人遂组成了《青年论坛》筹备组，向上级正式递交了申请办刊的报告。报告中阐明的办刊宗旨是：(1)探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化问题，探讨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2)回答当前青年中带普遍性的重大理论问题；(3)研究改革中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4)开展学术争鸣，反映青年理论工作者的最新学术成果。 　　在递上报告的同一天，筹备组成员李明华和王一鸣在省委宣传部组织的一个会议上意外地碰到了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他当时是中央整党委员会驻湖北联络组副组长。李、王递了一张纸条给胡，介绍自己的身份和办刊设想，希望得到他的支持。胡德平两天后约他们到他下榻的东湖滨馆会谈。他说："你们的设想很好! 刊物要成为党联系青年的纽带，要多发些研究现实问题的文章……我对你们办刊是很感兴趣的。办刊号我可以帮点忙。"后来他对湖北省委副书记钱运录说："希望省委多支持《青年论坛》。"此后的批办手续果然很顺利：7月19日省委宣传部发出文件同意创办《青年论坛》双月刊(以下简称《青》)，在全国公开发行；省财政厅一次性拨给了五万元开办费，指明以后由杂志社自负赢亏，后来在筹办过程中五万元根本不够用，杂志社又请胡德平向省委开口，追加了五万元；胡德平还亲自为杂志社写了两篇文章，其中的《为自由鸣炮》一文发表在创刊号上，全国许多报刊包括《人民日报》、《新华文摘》都转载了该文，影响很大。杂志社曾托胡德平约请胡耀邦给杂志题词，胡耀邦说："儿子支持的刊物，老子题词，不太好吧。"没有题。胡德平对《青》起到了把它扶起来的作用，后来便没有提供多少实际帮助。但是他与《青》的这层并不算太深的关系给《青》罩上了神秘的色彩，使人们产生丰富的联想，社会上便有种种对《青》政治背景的过分夸大的揣测和谣传，甚至说它是胡耀邦授意办的。这层所谓"政治背景"既给《青》带来一些好处，使某些部门支持它、某些对它不满的权势人物不敢对它轻举妄动，也给它带来灾难，使它成为党内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一鸣惊人，洛阳纸贵 　　《青》筹备组成员到全国一些大城市进行宣传和组织稿件，受到广大青年学者和学生的热情支持，徵集到不少好稿件，并在一些城市建立了记者站，作为拓展稿源和发行的渠道。他们还到共青团中央寻求支持，希望团中央列名为编委并合编栏目。团中央宣传部长江洪批示："对此刊应予以支持和关注。"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源潮批示："建议(湖北)省团委了解一下情况，团中央可原则上鼓励，但不参加编委，不合办栏目。" 　　1984年10月12日，筹备组经过选举，推出王一鸣任社长兼副主编，李明华任主编兼副社长，蔡崇国任第一副社长，喻承祥任副社长。名单报到湖北社科院政治处，政治处只承认李明华是经院部正式任命的干部，其余的概不承认。杂志社同仁则认为该杂志社是自负赢亏的独立单位，应有较大自主权，于是照样我行我素。 　　1984年11月，《青年论坛》创刊号面世，32开本，160页，栏目有"前辈寄语"、"改革前线的报告"、"改革研究"、"中西文化比较"、"史坛新论"、"反弹琵琶"、"响箭林"、"他山石"、"嘤鸣园"、"院校专页"等。所发表的文章或着眼于寻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或着眼于人的思想观念的改造和更新或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开辟新航道，或从现实的生活进程中预示大趋势，文风一改八股腔，活泼犀利、清新酣畅。创刊号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全国性的重要报刊包括《人民日报》都对《青年论坛》的文章予以转载或介绍，读者表示赞扬的来信雪片般飞往编辑部，当时任电子工业部长的李铁映也来信说："……青年要敢于创新，敢于探索，克服自悲(卑)感。青年是未来，是希望。民族的希望看青年一代的精神风貌。" 　　接着，《青》1985年第1期、第2期陆续发出，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比如登载的沉扬的文章《论一九五七年》，《人民日报》和《团结报》都转载了，许多当年的"右派"读了此文，奔走相告，激动泪流。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后来在《破天下达尊》一文中指出，这篇文章提出了"至今学术界似乎还没有或没有人敢碰的问题"，"文章的好些观点是有相当深度的"。 　　《青》为湖北社科院赢得了声誉，该院领导和省委领导都更加重视这份杂志和办杂志的这帮年轻人。1985年3月湖北省社会科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省委副书记钱运录特意指示让《青年论坛》杂志社的代表坐上主席台，给予格外礼遇。省委书记关广富在会上作报告时说：社会科学院支持创办《青年论坛》，是做得好的，要坚持下去。 　　随着杂志的发行，读者面越来越广，发行量达到将近五万份，这对于一个理论刊物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连一些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也成了热心读者。华中师范大学校长、著名史学家章开沅教授在会见美国朋友时说："你们要想了解中国的青年们在想什么，可以读读《青年论坛》。"全国有五十多家报刊先后介绍和宣传了《青》。《书刊导报》称《青》"走在改革的最前列"。《深圳青年报》记者文章说《青》"在全国五千多家报刊丛林中获得一个号角、旗帜的形象"。《天津青年报》说"它成为各种年龄层次的理论工作者及各级领导案头的必备书"。据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的调查，在青年中最受欢迎的不是通俗杂志、武侠传奇，而是《青》。许多读者写信到编辑部，对《青》备极称赞，称它为"新时期的《新青年》"、"中国青年的思想库"。有些读者出于对《青》的钟爱，主动要求义务地当推销员或校对员。《青》的影响还远播到海外，新华社对海外发了介绍《青》的电讯稿，海外一些报刊也对《青》作了评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柯尔纳 .亚诺什、法国国家政治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克洛德.高达乐和程映湘先生都对《青》有很好的评价。《青》的作者队伍也逐步壮大，征集到的好稿子越来越多，不少青年学者以能在《青》发表文章为荣。著名青年学者胡平、远志明、陈子明、黎鸣、梁治平、房西苑、黄克剑等都是《青》的重要作者。《青》并且成了联络自由派青年学者的据点，杂志社组织过几次全国性的理论讨论会和讲习班，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者聚集一堂共商国是，并为讲习班的学员们讲课，在全国播下了思想火种。 邓力群严厉批评；团中央出尔反尔 　　1985年11月下旬，全国企业思想教育工作座谈会在湖北十堰市第二汽车制造厂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邓力群出席了会议，他对一些与会者说：有的刊物发表了很多谈自由的文章。谈自由应该有前提，前提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嘛，没有前提，谈什么自由!   他特别点到了《青年论坛》上发表的两篇文章，指出：《论一九五七年》把反右说成完全错了，一大批老干部都不能适应现代化，是不是要把老干部都推翻呀？《重诉历史唯物主义》也有严重问题，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嘛。中宣部的一位副部长也于同月在成都召开的全国理论工作座谈会期间，找到与会的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德华，要他向《青》杂志社转达他对这两篇文章的批评意见。 　　李德华回到武汉后即刻把李明华找去，转达了中央领导的批评。李明华作了一番解释。李德华提醒他不要发表涉及太敏感问题的文章。在这种形势下，《青》杂志社不得不把触及言论出版自由、政治体制改革等敏感问题的文章暂时放一放。 　　没过多久，又有人向中央书记处告了《青》一状。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在新疆视察时对随行的青年报刊负责人说：现在有些小报小刊办得庸俗低级下流，湖北有家《青年论坛》，虽不属庸俗低级下流，但属于政治方向性问题。 　　这些反映很快传到共青团中央负责人耳里，他们唯恐牵连进去。12月，团中央办公厅给《青》杂志社寄来公函，大意是：《青》创刊号上称得到了团中央所属的四个单位的大力支持，据查，这四个单位都未给予支持，请你们作出说明，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情。杂志社同仁悲愤难忍。那四个单位确给予过杂志社支持，团中央几位主要负责人也都批示过"原则支持"，团中央组织振兴中华读书活动，还曾来信希望杂志社作为发起单位之一。杂志社同仁对团中央这种出尔反尔的作法感到很寒心。 　　在这种压抑的气氛下，杂志社迎来了创办周年纪念日。同仁们故意搞了个热热闹闹的庆祝活动。不少专家学者和青年学生赶来捧场，而上级党政部门的代表却一个也没有应邀前来。 　　事实上那时省委领导私下里对《青》还是予以保护的，1986年3月27日省委副书记钱运录和省委秘书长吕乃强同李明华、周晓佑(杂志社副社长)交谈了刊物情况，钱说：办《青年论坛》是好事，现在国内外都有了影响，要继续办下去。要注意掌握好方向。有几篇文章，有人不同意，不要紧。有的领导同志几次点这几篇文章，这有什么必要？一个人说了九十九句正确的话，人们都不作声，说了一句错误话，批评就来了。把握好方向，就要尽量不出问题。出了问题，上面领导同志批评，就会批我们省委，谁支持的呀？当然是省委，省委不支持，你们办得起来吗？困难是不少的，你们不要灰心，大胆搞！ 朱厚泽亲往武汉看望《青年论坛》员工 　　到了1986年4月，形势突然大变，胡启立在上海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谈话，谈到了经济改革需要政治、文化方面改革的配套，谈到了不能把自由、民主、人道主义、人权等等口号的使用权都让给资本主义国家。他说："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的做法不能再搞了。"4月25日，《人民日报》以显著篇幅发表了新任中宣部长朱厚泽在中国音协四届二次常务理事扩大会上的谈话，总的调子是提倡双百方针和宽松和谐的气氛，鼓励艺术家解放思想、大胆创作。 　　理论界、文艺界、新闻界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青年论坛》象是在狂风巨浪中颠簸的小船，昨天还被抛在浪谷，今天又被举到波峰。社长王一鸣出差途经北京时在中宣部听取了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和理论局副局长贾春峰及其他领导人对《青》的意见：(1)对《青》给予了基本肯定；(2)《青》还是要坚持大胆探索；(3)要注意倾向性，不要在原则问题上做文章，在这一点上《青》的同志们在过去是把了关的；(4)《青》在国内外都有影响，要更加慎重；(5)以后去湖北看望《青》的同志们。不久，朱厚泽果然带着中宣部一行人到武汉，委托《青》杂志社组织武汉地区部分中青年理论工作者与他们座谈。贾春峰还前往杂志社去看望了全体工作人员。 　　朱厚泽一行对《青》的特别关注和礼遇，使它一下子从弃儿变成了宠儿，过去对它避之唯恐不远的某些领导人又纷纷来对它表示关怀支持。在这有利形势下，《青》先后发表了《论言论自由》(胡平)、《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再认识座谈会发言摘登》、《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发展(笔谈)》、《政治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本刊评论员)、《毛泽东晚年与"文化大革命"》(沉扬)、《出版自由与马克思》(闵琪)、《首都各界人士座谈<论言论自由>》、《"跨世纪的中国"学术讨论会发言摘要》等重头文章，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特别是《论言论自由》一文简直在中国的思想理论界刮起了一场飓风，被理论界誉为"现代中国的人权宣言"、"当代政治思想的经典之作"。杂志社又趁热打铁地邀请全国各地的一些著名中青年学者召开了"跨世纪的中国学术讨论会"，到会者中包括后来闻名于世的异议人士胡平、陈子明、戴晴、远志明(《河殇》撰稿人之一)。会议研讨了中国未来的走势及对策，也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停刊始末 　　不久后的1986年底，几个大城市里发生了学潮。风云突变，广播里、报刊上，"宽松和谐"的字眼立刻被"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字眼取代了，方励之、王若望、刘滨雁因言获罪，被开除了党籍。湖北社科院院长夏振坤在审阅1987年第1期的《青》时，发现其中有很多偏于肯定西方文化的言论，而当时《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已经把提倡"全盘西化"提升到就是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的高度，他怕这些文字扩散开来会受到省委和中央的追究，于是指示分管《青》工作的副院长张思平主动向省委宣传部作了汇报，宣传部遂下令停止发行这期刊物，已经发出的迅速追回，尤其不准流入北京。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因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形势进一步严重。湖北省委1月22日、27日两次召开常委会，决定对《青》杂志社进行清理整顿。社科院遂组织了一个"清理协助小组"查找《青》每期刊物上有哪些"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这很滑稽，刊物停刊了，再来找应该停刊的理由。3月，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力群来到湖北代表所在的会议小组，问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王重农："你们那里的《青年论坛》处理了没有？"王答："正在清理整顿。"邓挥了挥手："《青年论坛》不是什么整顿不整顿的问题，这种刊物没有起什么好作用。《青年论坛》不就是个政治背景问题吗？现在背景问题已经解决了，它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小组会一散，王重农立即神色紧张地与同去开会的理论处处长商量，决定把准备好的关于《青》处理情况的汇报材料交上去。据说带这份材料进京并非打算主动上报，而是预备万一中央问到《青》时才上交。现在邓力群定下了要停刊的调子，理论处长只好赶紧在材料的"整顿"二字前加了"停刊"二字，然后交了上去。邓力群一句话，就把湖北省委集体形成的决议给更改了，彻底宣判了《青》的死刑，复刊的一线希望顿成泡影。后来省社科院递上要求复刊的报告，省里便始终不予答复。 　　邓力群的这番话后来传到胡德平耳里，胡气愤地说："总说加强党的领导，青年人找到党来领导，我们能够推开不管吗？"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李锐说："什么背景!   胡耀邦还是政治局委员，是背景也是党的领导嘛。" 风流云散，各奔前程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清理整顿后，《青》杂志社为了争取复刊，托国家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人送一份初步清理报告和社会各方面对《青》的好评材料给中共新任总书记赵紫阳，希望赵发话能解决问题，后来始终无下文，也不知报告是否送到赵手中。 　　杂志社一停刊，断了收入来源；为查封刊物，直接损失三万多元，还欠着邮局一万六千元无力偿付；过去为增加收入而参与了一桩失败的买卖活动，惹上了经济官司，被法院初审判决赔偿原告四十五万元，这些一齐压在杂志社员工们头上，谁有了病都没有钱看医生。他们只好向省委宣传部打报告，要求对因停刊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补贴。宣传部的批示是："《青年论坛》是自负赢亏刊物，损失由他们自己处理。主编李明华忿忿地说："让我们办下去，我们当然能自负赢亏。停刊破坏了我们实?自负赢亏的条件，怎麽还能要求我们自负赢亏呢？"曾经有外国组织要给《青》非常可观的经济援助，杂志社为了维护祖国的体面，也是为了避免授人以柄，谢绝了外援，可是他们的赤子之心换来的是什么呢？眼看复刊无望，杂志社只好靠变卖固定资产来支付员工工资，最后每人自寻门路找接收单位，各奔前程。为办这份杂志，这些年轻人个人损失了很多，有的放弃了晋升职务的机会，有的牺牲了深造的机会，有的?置了做自己的学问，有的放弃了铁饭碗，有的舍弃了优厚的物质待遇，他们有委屈?牢骚，但是他们无悔。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87年10月至11月，中共十三大召开，邓力群等几位反"自由化"最起劲的左将纷纷落马，连中央委员都没当上，看上去"宽松和谐"的政治环境似乎又复苏了。湖北社会科学院院长夏振坤借出席全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会议的机会，向胡启立拍胸脯担保《青》只是偏激，而不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湖北社科院再次向省委宣传部递交了要求《青》复刊的报告。《青》的编者们也自动聚集起来为争取复刊而奔走呼号。省委常委们个别表态都支持复刊，却又始终不在常委会上做出一个集体决议。 　　1988年湖北社科院哲学所所长李步楼在兰州参加一个会议时，趁便向中宣部秘书长李传华询问为什么不发话让《青》复刊，李说："这件事大家都清楚。当时力群同志管中宣部，说是就是为了耀邦同志的关系。现在是启立同志主管中宣部，你们省里不必给启立同志出难题，省里自己决定复刊就行了。"这番话道出了奥秘所在。中宣部无非是不愿承担直接责任，省里复了刊，他们是不会干涉的。而在湖北省委方面，各位头头大约是认为停刊是中央领导发了话的，现在复刊也应该由中央出来说话，担担子，免得省里作主复刊了，今后有风险。复刊之事就在这互相推诿之中不了了之。 　　1989年，《青年论坛》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它播下的思想火种却在燃烧着。 　　[澳大利亚] 张劲帆，香港《争鸣》杂志1996年10月号（总第1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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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萧三匝：为袁世凯一辩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萧三匝：为袁世凯一辩 Aug 25th 2013, 14:45, by 明鏡雜誌 在如今的各种文艺作品中，袁世凯都被塑造成窃国大盗的形象。如果把老袁搬上京剧舞台，他的脸谱一定跟曹操差不多。在我看来，这都是政治正确性在作祟，海峡两岸既然都尊孙中山为国父，都认为自己继承了孙中山的政统，孙当然就必须是完人，而袁世凯也就只能是小人了。 这对袁世凯来说实在太不公平。 袁世凯被人泼污水的地方委实不少，但仔细计较起来，人们不难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我们对历史怀抱温情，我们至少可以说，袁世凯的很多做法是不得已而为之。 人们给袁世凯泼的第一盆污水是：袁世凯出卖了康梁。但站在袁世凯的角度，支持慈禧，反对光绪是自然而然的。康梁的激进变法弄得实在过火，其社会基础实在薄弱。康梁并非掌握实权的人物，维新派中也缺乏封疆重臣，康梁到最后简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以至于在碰到改革阻力的时候居然想出了通过兵变搞死慈禧的昏招。要知道，慈禧和光绪的实力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朝中拥护光绪的实权派毕竟寥寥。退一万步说，即便康梁通过政变搞死了慈禧，改革进程真就能由光绪推动吗？光绪真就能凭借虚无的"君权神授"获得士绅的无条件支持吗？更何况，中国历代帝王都自诩以孝道治天下，光绪真要弑母，其原本就不足的权威势必加速衰减。政治是拿实力说话的，在慈禧光绪母子政见对立已到了针锋相对的时候，作为大臣，他能怎么办？他的任何决定都注定会得罪一方，既然如此，他何不支持实力强的一方？所以袁世凯选择抛弃光绪不存在是否道德的问题。邓小平在林彪死后给老毛写求饶信，请求出来工作，你说道德不道德？ 袁世凯不支持光绪和康梁，不表示他不赞成君主立宪。事实上，在康梁变法失败之后，康梁的基本变法主张还是被慈禧采纳了，清末10来年的新政成绩也并不小。在清末新政中，袁世凯是最积极的大臣，而且是立宪派的首领。为了推动立宪，他不惜跟皇族大臣撕破脸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一点很好理解，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袁世凯从在小站练兵到主掌外务部，他深切认识到了立宪乃大势所趋，要说他力挺立宪有什么阴谋纯粹是诛心之论，没有任何史料能够证明他只是想从立宪中捞好处。 当然，袁之主张立宪，也是出于对慈禧死后光绪重掌朝政会诛杀他的担忧，但不能因此认为袁的出发点仅止于此。 泼向袁世凯的第二盆污水是他窃取了孙中山的大总统之位。对于袁世凯继孙中山当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及第一任总统，人们普遍的说法是孙中山高风亮节，功成身退，"让位"于袁世凯。这简直是个笑话。事实上，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人能掌控的军队和地方政权十分有限，远不能与袁世凯的北洋六镇相比。袁世凯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后派冯国璋进军汉口、汉阳，眼看冯国璋要完全"收复"武汉三镇，袁世凯才慌忙派段祺瑞接替冯国璋，执行他之养敌自重的战略。试想，如果袁世凯全力用兵，革命党哪里是北洋系的对手？孙中山哪可能当上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 要知道，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互不买账的现象就日趋公开化了，孙中山并不是革命党公认的领袖，更何况武昌起义根本就不是同盟会干将领导的，而是文学社和共进会领导的。起义成功后，在孙中山回国之前，革命党较为一致的意见是南北休战，南北会谈的结果是，大家公推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孙中山回国后，同盟会出于私利，竟拥戴孙在南京出任临时大总统，这与此前南北和谈的基调完全不同。有人将孙中山比为楚汉相争时先入咸阳的刘邦，这种类比简直不伦不类。孙中山在民军中的权威岂是刘邦当时在汉军中的权威可比！孙中山本是强硬人物，要不是实力与袁世凯相差太大，他又岂肯拱手让位？如果说，清帝的退位根本不是让位，孙中山的退位又岂是让位？ 孙中山即已退位，又对袁世凯不放心，于是决定让袁到同盟会控制的南京上任，并改孙当大总统时的总统制为内阁制。这就太想当然了。结果是，袁耍了点小手段，就把首都定在了北京，而袁表面答应的内阁制终于不能得到实行。这也为宋教仁的被刺埋下了伏笔。 平心而论，在一个有着三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要实行民主化，选择总统制实在优于内阁制。袁世凯是靠实力当上大总统的，革命党居然要让人家甘愿当"虚君"，宋教仁来当有实权的总理，这也过于自恋了。 泼向袁世凯的第三盆污水是说袁世凯是刺宋案的幕后真凶。前面说了，宋教仁书生一个，竟然要与袁世凯抢权，新组建的国民党居然占据了议会大多数席位。就常情而论，袁当然会起灭宋之心。但若说袁是幕后真凶，至今都没有直接证据。已调查出来的证据是，国务总理赵秉钧指使洪述祖派应夔臣找武士英刺杀了宋教仁。宋案发生后，孙中山主张发起二次革命讨袁，黄兴等人则认为应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毕竟当时袁世凯并没有推翻议会政治的意思，宋案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刑事案件。孙中山历来倡导法治，但关键时候还是抛开了法治，选择了革命。一方面，国民党内对是否发动二次革命意见不一，另一方面，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实在有限，二次革命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就如同历史上的众多悬案一样，宋案的真相可能根本无法得知，我们当然也无法断定袁世凯不是真凶。但现代法治的原则是无罪推定，不能根据常情和逻辑得出宋教仁就是袁世凯迫害的结论。如果宋非袁杀，确有可能是赵秉钧自作主张，因为若宋教仁出任总理，赵就只有靠边站了。 泼向袁世凯的污水还有不少，比如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但只要对比日本最初提出的"二十一条"原文和最后签订的合约，说袁是卖国贼就有些牵强了。如果我们能从"弱国无外交"的事实去衡量袁世凯包括此前李鸿章的行为，我们就不应把卖国贼的死盆子扣在老袁头上。 当然，袁世凯的称帝怎么说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注定了会走向失败，这是不需要辩护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民国初年内忧外患，确实需要国家领袖的权威。袁世凯如果止于做终身大总统，即可保障权威，又不止于留下千古骂名，他之选择称帝，虽有种种情由，但确也失之于昏聩了。 无论怎么说，袁世凯都堪称一代枭雄。他本来有机会成为人们期待的中国的华盛顿，但由于他缺乏现代政治素养，惯于权谋而轻于主义，使他错判形势，最终走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如果当时革命党的势力大到足以制衡袁世凯的地步，并对袁有足够的耐心，从世俗理性的角度出发，袁或许不至于过于迷恋黄袍。 萧三匝，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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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薄熙来确实是栽在女人身上，不是一个，而是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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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确实是栽在女人身上，不是一个，而是两个 Aug 25th 2013, 13:50, by 明鏡雜誌 看山来稿 一年多前，中国大地上最耀眼、承载了最多人期望的政治明星损落了。薄熙来的损落，引起无数人嗟叹（当然也有不少人叫好），也留下数不清的谜团。今天薄案的的公开审理，为揭开当年谜底增加了可能性。综合现在已披露的公开资料看，本来在十八大上极有胜算的薄熙来，可以说是栽倒在两个女人身上。 第一个女人即薄熙来自己披露的"外遇"。多年前发生的这起外遇，看似与今天的事无关，其实这是一个重要源头。由于外遇，谷开来携子出走，才有了后来薄瓜瓜留学国外、进而有了被海伍德威胁的可能；由于外遇，薄熙来对谷开来心存愧疚，因此放松了对她的要求，才有了此次庭审披露的受贿、贪污等情节发生。这些情节除唐肖林贿案事实存疑外，其他都是已经发生、客观存在的事实，差别只在薄熙来是否知情。薄本人未必知情，但由于他放松了对谷开来的要求，一定程度听之任之，从而导致事件发生，这点应该没有疑问。从庭审现场表现看，也有可能存在这种情况：有些事薄熙来是知情的，但他没有留下足以作为罪证的明显表态，官方为了死证，串通证人包括谷开来，制造了一些不利于薄的伪证，目的是为了在"公开"审判时，呈现的黑白更加分明——因为在预案中，薄熙来本应该是老老实实欣然认罪的，所以不必担心他起而揭穿。没想到庭审时薄熙来全面翻供，反而抓住这些破绽，大占上风。 第二个女人当然是谷开来。谷开来此人，颇有小聪明，却无大智慧，感性多于理性，偏偏又自以为是，掌控心极强。海伍德威胁薄瓜瓜后，谷开来本来可以直接将薄瓜瓜召回，休学一年，一切等十八大后再说。但谷没有这么做，原因可能是外界传言的谷、海之间有私情之事属实。谷开来害怕海伍德在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后，会以公开两人间的暧昧关系相要挟。这个时候，谷开来与薄熙来的关系已经修复，这是她最害怕薄熙来知道自己私情的时候，她不想让两人间蒙上一层无法驱散的阴影。同时她也知道，此时正是十八大前的关键时刻，应尽力避免一切麻烦。 本来，在这件事上，她的最佳选择是：一方面将瓜瓜召回，一方面与海伍德谈判，稳住海，一切留待十八大后再说。虽然海伍德有很大可能已被倒薄派收买，不可能被谷开来稳住，但当时的谷开来并不知道这一点（否则她就更不应该杀人）。谷开来没有尝试这种相对柔和、稳妥的处理方式，而是在她绝对信任的王立军诱导下，认为自己可以完美地解决问题，一了百了：干掉海伍德，终止一切麻烦，包括麻烦的线索。 "11.15"案件发生后，发现王立军背着自己在掌握证据，谷开来的诧异和愤怒可想而知。但她没有接受上一件事的教训，反而继续自以为可以掌控局面、可以独自处理好一切。她动用力量反查王立军及其心腹，似乎完全没有想到：这个世界上并非只有重庆一个地方，薄熙来更非是没有对手，想要他倒下的人多着呢！把王逼急了，王难道不会另投门第吗？她此时失去主动，其实已没有了与王立军放手决裂的资本，可惜她在心理上不愿承认这一点，反而沉浸在思维惯性中，误以为自己还占有优势、王居于劣势。从事件的后续发展看，此时的王立军，很可能已投向倒薄一方。王立军后来得到的刑罚，明显出人意料的轻，远不是一个"检举立功"可以解释的。此次王立军在庭上说，自己不但是薄熙来案的证人，而且是受害者。这是胡扯。官方在审理王立军案时和后来的宣传中，都有意混淆了王立军在谷开来杀人案中扮演的角色——他不是什么先包庇、然后因觉悟而启动调查的渎职者，而是参与、主导了整个杀人事件的教唆犯和同谋。即使不计较他是否是最后的凶手，其罪行也比谷开来更严重。仅仅是追究他这一罪行，刑期就应该不止15年。所以，有理由推测，他实际上早已另有靠山，"11.15"案后他的一切举动，都是在别人的指导下进行的，并且得到了免责的保证。 王立军费尽心思丛恿、诱使谷开来杀人，一方面是为了抓住薄熙来把柄与其讨价还价，另一方面或许也早就有争取"立功"、另投一方的打算。谷开来完全跌入其毂中。发现被骗的谷开来，最佳选择是与王立军谈判，帮他分析：你自己也是同案犯，此事上两人是一根绳上的蚂蚁，事情捅出去对谁都不好；虽然薄的对手希望看到这一切，但他们也不可能公开庇护同案犯，最多帮你减少刑期而已；所以，王最好的出路依然是站在薄、谷一方，将事件按病故处理，只要挺过十八大，一切就好办了——但是，谷的妄自尊大使她觉得在自己受到愚弄后绝不能罢休、绝不能咽下这口气；她自以为的高人一等也让她不可能在吃了哑巴亏后还放下身段，于是，谷、王走向对抗，局面终不可收拾。 当谷开来杀人、王立军起异心均成为事实后，薄熙来在十八大上的滑铁卢已不可避免。无论是薄的地位还是其权力范围，都没有给薄熙来提供不受损失地处理这两大危机的手段。薄的权力和权威都来自体制和权力程序，薄不可能在权力程序之外处理王立军，否则，只能制造出更多的王立军。这时的薄熙来，相对较好的一种选择是，与对手达成妥协，接受一种荣誉性的半退休安排。但薄的性格和年龄都注定了，他不会作此选择，于是就有了现在的审判。即使薄在此次庭辩中大获全胜，也改变不了早已确定的判决；即使薄延续了自己的政治声望，这种声望在现行的权力规则下对薄的帮助也不大，只能等待未来大变。而以薄的年龄，很难等到这一天。 综观整个事变，薄可以挽回胜算的时机，仅在"11.15"之前，而不在"11.15"之后。在此之前，薄本人犯了两个可以修正的错误，从而导致悲剧发生。一是过于信任王立军，没有从权力制衡出发，在公安系统内部安排对王的制衡，而是全面放手让王干，偏听偏信。这也符合薄的性格，这种性格决定了薄熙来只能攻不能守，只能进不能退，只宜为将不宜为帅。二是如前所述，因愧疚而对谷开来放松了要求，甚至一些方面听之任之，助长了谷开来的妄自尊大和胆大妄为。综合多个渠道的信息看，谷开来在重庆也很跋扈，其出事是迟早的，只是大小而已。 看到视频中谷开来笑语盈盈地死证薄熙来，用词无所不用其极，不禁要猜测此女的心态：面对自己共同生活27年的丈夫，面对这个在最后关头还坚持为妻子辩护、不惜赌上自己政治生命的人，谷开来是怎么完成心理调适的？除了为自己保命的不得已外，我猜测她还经历了一个"精神胜利法"过程：我这样做不是在害熙来，而是为熙来好——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折腾个什么？干脆认个罪，争取宽大处理，说不定一家人还能团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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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徐明等向薄熙來求情：不要逼王立軍無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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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等向薄熙來求情：不要逼王立軍無路可走 Aug 25th 2013, 13:11, by 明鏡雜誌 《調查》特約記者 劉飛 　　2011年12月底，谷開來調換、審查了王立軍身邊4名工作人員。張曉軍供述，12月下旬，趁王立軍在北京開會，薄谷開來以其貪污腐敗為由，帶他查抄王的辦公室。當天從王的辦公室共抄走六十多雙皮鞋，七八箱衣服，幾十瓶香水，菸酒、補品、手錶、金銀若干。 　　這些舉動，令谷、王的矛盾迅速升級。原大連實德總裁徐明回憶，2012年1月7日左右，薄谷開來讓他到重慶，調解其與王的關係。 　　徐明在整個事件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官方通告中對徐明和於俊世的捲入一筆帶過，實際上兩人同王立軍和薄家的關係非同一般，其涉案也遠非僅是買房或者付房租。 　　2012年4月25日，台灣《聯合報》發表了據稱是"大陸與台灣瞭解內情的人士"合作撰寫的專文，詳細描述了徐明等人為王立軍向薄熙來求情未果等內幕。 　　文章稱，徐明、於俊世（前軍情系統人員）、馬彪（華彙人壽董事局主席）這三個和薄家關係親密的"家臣"，2月2日左右從大連來到重慶，為王立軍向薄熙來求情，放王立軍一馬，不要逼王立軍無路可走。 　　知情人士透露，除了徐明外，薄熙來家庭的"家臣"中，最重要的人物當屬於俊世，此人出身軍情系統，後因故離職，在大連營商，因事入獄，其家人找到薄谷開來，被"撈"了出來，從此成為薄家近臣和死黨。 　　有熟悉薄家的知情者對《薄熙來事件謎局》（明鏡出版社）一書的作者說，"於俊世和薄家非常親近，開來和瓜瓜到重慶，都是於開車去接。"王立軍此前擔任鐵嶺市公安局局長、薄熙來擔任遼寧省省長，介紹兩人認識讓王為薄所用的關鍵人，正是於俊世。 　　"於俊世在王立軍出任重慶市公安局長上，扮演了幕後推手角色。如果沒有於俊世向薄熙來強烈推薦王立軍，王可能也不會有今天這樣的下場。" 　　於在薄熙來調任重慶、尚未上任前，就已搬家到重慶，住在重慶奧林匹克花園別墅區，當地人稱，可能係為薄的管制做情報支援，於俊世給王立軍打電話時，他總會接。他在重慶頗為低調，在當地媒體上的唯一一次亮相是因為他的狗咬人引發的糾紛。2011年，於俊世家的兩條狗咬死了人，王立軍並沒有追罪於他，只是勸他對狗實行安樂死。 　　重慶當地知情者說，"2月3日晚，於俊世開車接到抵達重慶的馬彪和徐明。三人直接到重慶霧都賓館見薄熙來，談了一個多小時。後來到重慶公安局王立軍辦公室（當時王已被免去公安局長職務，只擔任副市長，但仍堅持在公安局辦公），談了一夜，天亮才出來。" 　　薄熙來不為所動，認定王立軍是叛徒。三人奔走無功，似乎很沮喪。 　　文章描述說，三人在重慶期間，不斷更換手機，不斷轉移活動地點，不斷變換車輛，力圖隱藏行蹤。2月5日晚上，三人乘徐明的私人飛機，從重慶起飛，直飛香港，後來轉飛澳洲。直到"兩會"前的2月20日才回國，此後三人都被抓捕。 　　知情人證實，有總參情報背景的於俊世在被抓後，交待了很多薄熙來的貪污問題，"可以說，於俊世一度是薄案被抓者中交待問題最多的一個。" 　　據博訊網報導，這架私人飛機，其實是為薄熙來夫人薄谷開來和兒子薄瓜瓜所準備的。而且薄熙來在"兩會"期間曾乘用這架飛機返回過重慶。 　　2012年3月初，知情者就對明鏡新聞網說，"兩會"後，在薄熙來被留在北京，配合中央進一步調查王立軍事件，薄谷開來在北京接受調查詢問的同時，與他們夫婦關係密切的多位中國巨商也遭到調查——他們曾為了薄熙來的提升，拿了成箱的現金在北京向高官奔走遊說。其中一人，就是徐明。 　　據中紀委相當層級的消息來源透露，受命於中紀委一位副書記的調查小組，在2011年進行的對薄熙來的秘密調查中，就基本掌握了薄熙來與包括徐明在內的數位大連富商之間的關係。 　　王立軍逃館事件發生後，中紀委這個調查組也曾受國務院高層指示，想從國家安全部手裡接管王立軍，因為中紀委對薄熙來的調查，主要是以王立軍為突破口進行的。中紀委的調查人員也希望把王立軍掌握在自己手裡，畢竟秘調監聽一年多時間，到手的功勞不能讓別人搶了去，現在上面有令，於是，更加理直氣壯地去要人。 　　但中紀委強力交涉未果，主要是胡錦濤和周永康反對，認為王立軍出走外國領館，政治影響太惡劣，必須先搞清楚其中可能涉及到的對國家安全的影響。 　　結果，王立軍的重大供述之一，就是和盤托出薄與大連富商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徐明。   徐明與谷開來關係極佳。 　　按照王的供述，徐明與薄的老婆谷開來關係極佳。1992年兩人即開始合作。這也是徐明由一文不名突然成立實德集團的重要原因。1992年成立的大連實德機械工程公司，承攬了大連站前勝利廣場、星海灣、金石灘高爾夫球場等30多個大型土石方工程，這些工程都是由薄谷開來在後面暗中運作，既是徐明崛起的開始，也是谷徐合作的開始。 　　由於有薄熙來的支持，徐明的實德集團搞得風生水起，從房地產、足球文化產業，到金融市場，再到石化行業，徐明用了不到幾年功夫，就成為遼寧數一數二的富豪。 　　中紀委信息源稱，多年以來，在經營問題上，薄谷開來對徐明更是言聽計從，徐明充當的重要角色之一，就是經手管理薄的家族生意，實際上就是薄熙來的"經濟管家"。另一個職能是幫助薄谷開來和薄瓜瓜向海外轉移資產，薄瓜瓜這些年來在國外上學、花天酒地的費用，就是由徐明支付的。 　　另據《外參》雜誌第25期披露，除了向薄谷開來輸送利益，徐明還向薄熙來輸送女人供其淫亂。（《調查》第5輯）  　　 訂閱《調查》電子版 http://www.pubu.com.tw/store/115484?apKey=fedd22f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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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當局審判薄熙來爲什麽這麼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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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審判薄熙來爲什麽這麼棘手？ Aug 25th 2013, 12:42, by 明鏡雜誌 《新史記》高伐林 截至本期《新史記》雜誌截稿付 印，薄熙來庭審這場大戲只演出了第一幕。但是第一天庭審結束，海內外成萬上億的圍觀者已經感到喜出望外——並非像人們預測的沉悶刻板走過場，更沒有像傳言 中的用替身、用藥物，出場主角確實是如假包換的薄熙來，而他既沒有像江青那樣咆哮公堂，也沒有像他老婆谷開來那樣百依百順，而展現出一個有中國特色的成熟 政客的形象、一個他的衆多粉絲期望他的形象：不卑不亢、有攻有守，不動聲色，又頗有鋒芒。 當局果然不敢像1980年 "兩案"審判那樣作電視轉播，而是通過微博發布庭審實况，文字記錄和少量圖片當然無法充分再現法庭的氣氛、各方參演者互動的細節，以及這位主角的表情神 態、肢體語言，但仍然透露出來豐富的信息：他站立時左手伸直的三個指頭，他坐下時翹起的二郎腿；他個兒很高，兩個法警比他更高；他斥責證人唐肖林"像瘋狗 一樣亂咬"，反駁谷開來的證言"非常滑稽、非常可笑"，矢口否認接受過實德集團總裁徐明的賄賂，一口氣向徐明提出20個問題，得到17個回答"沒有"，甚 至稱徐明並非自己的朋友，而是谷開來的朋友…… 庭審之前，無論是挺薄還是反薄的人士都相信：在別的國家，開庭或許能 期待正義得以伸張、真相得以彰顯；但在中國，開庭的最大意義只是告訴世人各方對大戲如何妥善演到閉幕的交易達成共識。但是8月22日首日庭審大戲的"劇 情"起伏跌宕，顯然超出了人們的預料。那麽，是"編劇""導演"遇到了"戲霸"，執意不肯按敲定的"劇本"演出？還是這齣大戲的"編劇""導演"的水平遠 遠高出了我們的想像，眼下的庭審進展，其實就是他們預先設計的劇情的一部分？接下來，這齣大戲如何收場？ 薄熙來案爲什麽這麼棘手？ 32年以來，中共還沒有經歷過像薄熙來案這麼棘手的案件。 爲什麽棘手？有人分析，是因爲派別之分、利益之鬥、路線之爭、理念之別……統統攪在一起；也有人論證，是因爲朝野、官民、左右和各種利益集團的的對立衝突十分尖銳，而中共執政集團由於信譽透支太多，辦事既無法兼顧，說話更無法服衆。 《紐 約時報》在審判前夕從北京發出的一篇報道描述了中共當局審判薄熙來所面臨的尷尬局面："要經營一種微妙的平衡，一方面要展示薄熙來是一個罪犯，從而讓他的 最積極的支持者閉嘴；另一方面，又希望避免抹黑薄熙來所倡導的那些左的政策，或疏遠中共老革命家庭。"這篇報道的標題，畫龍點睛：《審薄目的是演大戲，而 不是展示思想之爭》。 在我看來，無論是原告、被告、法官，原告和法官背後的人，還是法庭內旁聽者、法庭外圍觀者，大 家心知肚明：這個被稱為刑事案件的審判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政治審判。明明是一個政治事件，卻一定要按刑事案件來審，這就使這件事本身變成了一個政治事件。更 棘手的、最棘手的是：此案被告，與其說是一個具體的落馬政客，不如說是一個政治符號。 從調到重慶那一刻起，薄熙來從 一個野心勃勃的政客，變成了一個被一部分民衆寄予期望、被另一部分民衆加以詛咒的政治符號——至於期望和詛咒是否符合他本人的實際，是另一回事。本來黨聲 稱是代表人民的，結果"西南出了個薄熙來"，在人數眾多的毛派、左派看來，黨不代表人民，他才代表人民——至少是他比黨"更"代表人民；在人數沒有那麽 多，但是話語權、能量可能更大的自由派人士看來，他代表了這個黨中間危害最大的一翼，比與人民爲敵的黨更與人民爲敵。 神聖化他的人需要的是一面令旗，以便舉著向他們向往的方向挺進；妖魔化他的人則需要一個靶子，貼在他們憎惡的政黨和體制上，他們揭露和打擊這個符號，也就是揭露和打擊他們憎惡的政黨和體制——這就是爲什麽審薄如此棘手了：審薄熙來，這就必然成爲中國各種矛盾的引爆點。 "刑不上大夫"？ 從薄熙來落馬到被提起公訴，薄熙來一案已經過去了近18個月，雖然不比陳希同案和陳良宇案更長久，但民衆早已等得不耐煩。我相信，執政者也早就很不耐煩，近18個月來，無時無刻不受到這個案件、這個人的牽制，恨不得一下子就將斯人斯事一勞永逸地畫上句號。 但 是，薄熙來案之所以遲遲沒有結果，除了上面所說的他作爲一個政治符號，牽一髮動全身，令當權者十分棘手這一層因素，還有另一層因素：中共內部對如何對待薄 熙來，沒有達成共識——他們倒是很清楚，審判薄熙來就是審判共產黨，就是審判江胡：薄熙來無疑就是中共體制的一部分，薄熙來用以收攏民心的主張，就是黨用 以號召天下的宗旨，更不用說，薄熙來的惡行同樣存在於很多中共官員身上了！——不用扯太多太遠，就說薄熙來的同事吧： 根據外報的翔實披露，溫家寶及其家族就憑"27億美元"這個天文數字，難道不更應該接受更深入全面的黨紀和司法調查嗎？ 根據各地官員和民衆的舉報，周永康和他的兒子的行徑難道不比薄熙來更惡劣、更應該徹底查清、繩之以法嗎？ 甚至，當今一把手習近平本人和家族又如何？自江澤民以下，李鵬、曾慶紅、賈慶林、李瑞環、李長春、劉雲山……哪一個經得起查？ 這 些人都沒有查，唯獨只查薄熙來，這怎麼能堵得住天下人悠悠之口，能讓他們相信，這不是一場權力鬥爭憚呢？即便我們相信當局所指控薄熙來的所有罪名全部屬 實，此人確實是個腐敗貪官，但顯然他並不比他的同事更腐敗，那麽整他而不整別人，卻好意思高調宣稱審判薄熙來是體現了"依法治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破除了"刑不上大夫"，"不管職務多高"……這些連篇累牘的漂亮話，除了得到嘲弄的笑聲，還能得到什麼？ 等候"薄案"審判期間，很自然地聯想起33年前的對"四人幫"和林彪集團的"兩案"審判。不妨將"薄案"與"兩案"進行比較，看看中國的法治，33年來是前進了？或者是不進不退？甚至是倒退、大倒退？（《新史記》15期） 全套《新史記》雜誌電子版，均可下載至蘋果iOS或Android的智慧型手機、平版電腦、個人電腦、電子書閱讀器上閱讀。不需出門，也能細細品味《新史記》。 新史記雜誌社專頁：http://www.pubu.com.tw/store/75187 《新史記》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8?apKey=fedd22f528 每期零售價：25美元、68港 元、350台幣。 長期訂閱享優惠： 18期， 優惠價台幣3150元 (平均每期175元) 12期， 優惠價台幣2520元 (平均每期210元) 6期， 優惠價台幣1470元 (平均每期245元) 3期， 優惠價台幣840元 (平均每期280元) 接受台幣、美金、人民幣線上付款 viBook電子書城：http://www.viboo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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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赵楚：薄熙来与当代政治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赵楚：薄熙来与当代政治 Aug 25th 2013, 12:29, by 明鏡雜誌       1、 　　薄熙来被双开受审，彻底垮台了，不少朋友难免庆幸之情，但人们应该思考，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一步一步爬到后来的高位，其妻子、客卿和走狗能为害十多年，这不是偶然的；文革和历史未能彻底清算的政治环境、法治阙如和监督声音被强力打压的专政手法、权威丧失和小政阀割据的大局，这是产生薄的丰盛理论和现实土壤。薄是个2012年的中国现实，也是现实的中国。 　　2、 　　造就薄熙来式野心家和罪犯的社会条件主要有三条：一是以天潢贵胄自居的权力持股人，他们视权力攫取为唯一人生意义，自认为为掌权而生，对权力有天然的拜物教情结；二是漫长极左红色政治所培养的巨大的大小投机家和文革余孽，发起和再造新文革是他们的基本目标，并试图通过这一途径夺权上位，他们与薄成了互相需要和上下互动的力量；三是现有制度下以亿万计投诉无门、生活无望的普通人群。前两者把触目惊心的文革以及红色历史罪行包装成解民倒悬的桃花源，让后者饮鸩止渴。更直白来说，对于广大民众，一旦对公义绝望，任何渺茫和虚无的希望都会成为缓解燃眉之急的止疼剂。 　　3、 　　作为在薄熙来打黑如日中天时期开始写文章抵制薄的人之一，但今天薄的下场丝毫没有使我感到安慰，在薄的无数真假拥趸中，除了张宏良、司马南、孔庆东、韩德强一类极少数政治浪人和新文革阴谋家，对支持薄的普通民众而言，是长期没有法治和民权的水深火热现实使他们对薄抱不切实际的热望，而普遍的社会绝望从来是滋生法西斯新文革妖孽的沃土。这是拥薄者长期为文革辩护的理由之一，也契合中国公众根深蒂固的圣明皇权和圣君贤相期待。这种悠久的文化与社会心理空气既是长期缺乏现代法治和社会规则的原因，也是其产物，是今天讨论薄的问题时不能回避的眼前现实，也不会随薄的垮台而一夜消失。 　　4、 　　对于普通中国人而言，不要把薄的成败看成一桩茶余饭后的宫廷权斗演义故事，人们应该严肃思考：打黑的那种无法无天书记专政、唱红那种颠倒黑白的历史扭曲灌输、表面高调唱尽背后坏事做绝的岳不群+左冷禅人格，以及视人命如草芥的残忍，权臣走狗为所欲为、穷奢极欲的嚣张，这一切在当代都是普遍的，不是薄治下的重庆所独有的。薄垮了，但大中小的薄还多得很。大快人心的欢庆不能代替严肃和痛苦的反思，不然一切都会照旧，没有薄的薄世界就会长久存在，并令国家和人民继续承受其祸害。 　　5、 　　很值得深思的一点是：薄自己文革中做过狗崽子，目击其父兄家人及叔伯一代如何在极左法西斯专制铁蹄下遭受非人迫害，可这样一个人一朝权在手，不仅没有对文革及其发动者反其道而行之，而是变本加厉，模仿文革的发动者的理念与手法，这种为了满足无边权力欲，不择手段，不讲基本原则是非的政治风格，俨然已是一种普遍当代政治风气。这种不讲原则的政治，非人性的政治，不正派的政治，正是薄言行最大的特色，也是当代中国政治特色。这是公信荡然无存的根源。 　　6、 　　去揭露和指斥薄及其同案的罪行是容易的，即使没有官方公布，人们也大略可以想象，同时，做高调的事后诸葛亮也是有喝彩、无风险的，难的是需要认识产生薄的制度和社会原因，在一个权力拜物教的社会里，更大的权力不仅是野心的目标，获利的工具，更是权力中人的唯一自保之道。今日需要批判的是这种权力就是一切的社会与制度规则，因为不是薄导致这些规则，而是这些规则会不断产生薄及其后继者。 　　7、 　　薄在重庆大展充满文革色彩治理，这一直是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批评者对他最不以为然之处，但今天当其垮台，我们应该追问：在比他更高阶的当局公然、悍然宣布五不搞和充满新冷战思维的大环境下，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和丛生的新老社会问题，大小主事者重返极左和向后看的政治路线不是必然和自然的吗？所以薄的失败不仅是他个人、新极左路线的失败，也是中国当代总体政治停滞乃至失败的一部分，这是不应该在认识上切割，切割不了的。 　　8、 　　薄的结局对于权力中人应该有另一层最新鲜的启示：不受限制的权力固然有呼风唤雨的能量，同时有不能拒绝的诱惑，但对于拥有者，不管其主观愿望若何，它也是一柄过于锋利的双刃剑，是只有万丈深渊的悬崖边一条路的骑虎之行，使用权力去进行奴役者终被权力所奴役。于官于民，唯一解脱之道只能是宪政、民主和法治之路。这是中外世界史一再证明的真理，而薄的下场不过是这一真理的最新证明。 　　9、 　　对于薄及其家人来说，事情已基本结束，但对于执政党和这个国家来说，这件事才刚开始：薄应该受到公正和合法的审判，否则等于证明对他的查处只是一种成王败寇权力游戏，那么，中国当代政治和社会必将继续在空虚的权力游戏中空转；薄推行政策的政治理念及路线应该予以广泛的理论讨论，俾社会是非的严肃思考，否则，那些对新文革抱着热切期待的阴谋家还会在气候适宜时再次上演祸国殃民的大混乱；产生薄的制度与社会基础应给予彻底的检讨，否则，告别薄只会成为通往另一场没有薄的新悲剧的起点，而对于这个经历过多苦难的国家及其人民，告别薄本是一个历史性的机会，他们应该也配得上从此选取更光明和正大的道路，那就是：民主政治和自由权利的道路，那也是真宪政、真共和、真法治的道路。 　　赵楚，作者博客  2013-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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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江青秘书阎长贵：“文革”初期对江青的宣传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江青秘书阎长贵："文革"初期对江青的宣传 Aug 25th 2013, 12:28, by 明鏡雜誌  　　1967年，我给江青当秘书(第一任秘书)的时候，正是江青如"众星捧月"大红大紫的时候。那时，江青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但已被列入中央负责人行列，并且排位很靠前；从当时舆论宣传的广度和力度上看，除了毛泽东、林彪，恐怕就属江青了。毛泽东、林彪因为早已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因而对江青的宣传就显得最突出。在"文革"十年里，对江青的宣传，大概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即1966年至1967年，这次以宣传江青关于京剧改革和"文艺革命"为标志，大讲江青在文艺和文化方面的贡献；第二次，从1968年3月"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开始，大讲江青是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路线的代表，除了已有的"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外，甚至喊出了"誓死保卫江青同志"的口号；第三次，是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后，"四人帮"利用公开1966年7月8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广泛组织学习讨论，大肆宣传江青和毛泽东在政治和生活方面的特殊关系，把江青打扮成反林英雄。其后，对江青的宣传一直还有，但说不上掀起什么高潮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宣传江青的高潮，我是从报刊和材料上看到的，第一次我身临其境，现在就谈谈当时的一些情况。 　　众所周知，在"文革"前，江青除了名义上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所谓"五大秘书"之一)外，并没有其他什么实际职务。"文革"开始后就不同了。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设立"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江青被任命为副组长，排第二位，在中央委员、中南局书记王任重之前。同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宣布："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同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江青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1967年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改革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到这时，江青在党内、军内都有了实际职务，而且不是一般的职务。当时，陈伯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第五位，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担任第一副组长，并且在陈伯达缺位时她可以代理；在全军文革小组，江青和元帅徐向前齐名。由此可以看到，江青的地位不可谓不高，不可谓不重。在政府内，江青还没担任什么职务。据曾志说，陶铸(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排第四位)曾和周总理商量，说：江青在党政机关没有正式职务，不如建议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以便有个名义联系工作。谁知江青听了此议气得要命，竟说什么"你们碰到鬼了，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在当时，江青对文化部副部长的职务不屑一顾，那是很自然的。她甚至认为，这是陶铸对她的贬损，因而种下了对陶铸的不满和仇恨(当然，原因不止这一点)。江青当时的地位确实非常显赫。除了已担任的职务外，她还是毛泽东主席的夫人。有人说，江青的"第一夫人"身份比政治局委员还重要。这一点是不假的。 　　上面所说是关于江青的职务，下面我们再看看当时对江青的宣传，特别是当时中央负责人和中央报刊对她的宣传。 　　1966年1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于1月22日给总政治部下指示： 　　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也多次吹捧江青，兹举几例： 　　1966年7月24日，陈伯达在广播学院讲话时就称江青为"中央负责同志"，在驳斥一个"诽谤"江青的条子时说：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革命的，有35年的斗争历史。江青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从不出头露面，全心全意为党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战友，很多敌人都诽谤她。江青同志在"九一八"事变后入党，我认识江青同志的入党介绍人。 　　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京剧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开端，外国人也承认这一点。好人宣扬这一点，坏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而京剧改革这件事，江青同志是首创者……现在文化革命是从京剧改革打开缺口的。包括我在内，都感激江青同志。 　　1966年11月28日，首都召开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陈伯达主持并致开幕词。他说： 　　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指示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在毛主席这一伟大号召下，在毛泽东思想直接指导下，掀起了京剧改革、芭蕾舞剧改革、交响音乐改革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革命改革的高潮……这个新的创造，给京剧、芭蕾舞剧、交响音乐等以新的生命，不但内容是全新的，而且形式上也有很大的革新，面貌改变了……这种无产阶级新文艺空前地吸引了广大群众。但是，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却诅咒它，恨死它……我在这里想说，坚持这种文艺革命的方针，而在同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的贡献的。 　　1967年5月23日，在首都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大会上，陈伯达发表讲话，其中谈到江青时说：江青同志一贯坚持和保卫毛主席的文艺革命路线。她是打头阵的。这几年来，她用最大的努力，在戏剧、音乐、舞蹈各个方面，做了一系列革命的样板，把牛鬼蛇神赶下文艺的舞台，树立了工农兵群众的英雄形象。许多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同江青同志一起，成为为文艺革命披荆斩棘的人。 　　在1966-1967年的公开场合，我没听到康生对江青有什么赞扬和吹捧，我注意寻找这方面的材料，也未找到。在当时中央负责人中直呼江青其名的，除了毛泽东外，大概只有康生了。这可能是从延安以来形成的习惯。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表明康生对江青不尊重(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不是不怕)，实际上他们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远远超过和陈伯达的关系。康生对江青的称呼的确有一个变化，后来不仅称江青同志，甚至有时在他给江青的信上，竟写："呈江青同志亲启"。这个现象和变化，是很值得注意和深思的。 　　至于戚本禹、姚文元等人对江青的吹捧和赞扬，我们就不去抄录了。我们再举例看看中央报刊对江青的宣传。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翌日，《人民日报》所载"新华社十八日讯"中，江青被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简直高于总理以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通讯中说："有1500名学生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大会。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见了他们，同他们谈了话，并且在一起照了相。"接着是这样写的："庆祝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主持。"最后是："参加群众大会的各方面的负责人还有：陶铸、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在这篇通讯中，江青不仅被置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而且排位很靠前、很突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偶然的、无意的，还是按当时新任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陶铸的指示做的？还是有其他什么人授意或安排的？均不得而知。这在当时看报没注意，而在今日看倒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谜。但这至少反映了一点，即当时江青的地位——实际地位——是很显赫的。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大会是江青主持的。主持这样大规模的会议，对江青来说是第一次。大会情况，除了次日公开见报外，还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成大型文献纪录片在全国上映。这样，江青就进一步名闻九州，声震寰宇了。她成为举国上下十分令人瞩目的人物。就拿群众给她来信一事说，不仅每天都有，而且雪片似地飞来，有时达两千多封，用麻袋装，并成立了专门组织——江青办信组替她处理。这个办信组由我负责，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七亿神州(当时好像就7亿人口)，在多少人的心里和眼里，江青简直成了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观音菩萨! 　　1967年4月30日，《人民日报》刊载的"热烈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首都文艺舞台将隆重公演革命文艺节目"的"新华社二十日讯"中，也特别突出了江青。此讯写道："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由江青同志亲自关怀和支持树立起来的第一批革命样板戏——京剧《沙家浜》、《红灯记》、《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等，将以更加精湛更加光辉的姿态同观众见面。"还说："在无产阶级自己的节日里，再度公演这批无产阶级文艺舞台上的优秀剧目，将大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干劲，大煞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威风。" 　　还有一件事，似也应提一下，那就是1964年7月江青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后以《谈京剧革命》为题，在1967年5月8日出版的《红旗》第六期和5月10日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同时发表。《红旗》还配发了《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社论，指出："京剧革命，吹响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开端。"又说："江青同志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用毛泽东思想阐述了京剧革命的伟大意义，发挥了毛主席的京剧革命的指导方针。这篇讲话，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解决京剧革命问题的一个重要文件。" 　　人们可以看到，我这里所说对江青的宣传和赞扬，仅限于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和中央的报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一部分材料，至于其他人、其他报刊都没有涉及，因为那样做不仅不胜其烦，也缺乏应有的权威性。江青，当时确确实实如"众星捧月"一般大红大紫。怎样看待这种现象？我觉得不能孤立地看，在弥天漫地的个人崇拜的氛围中，应该说，这是个人崇拜的一种延伸，一种扩大，一种表征。 　　阎长贵，《党史博览》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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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三方面原因促使苏共先于苏联解体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三方面原因促使苏共先于苏联解体 Aug 25th 2013, 12:25, by 明鏡雜誌 　　现代社会的政党，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严密型政党，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松散型政党，都是这些国家社会中信仰相同政治理念的一部分人，为了追求共同的利益而组成的政治集团。共同的政治理念和共同的利益追求，是衡量判定一个团体党与非党的主要标准。 　　按照这一标准分析评判苏联解体前的苏联共产党，不难发现，这个这个具有93年历史、建立有从中央到基层严密组织系统、制定有严格组织纪律、发展到1900多万党员、一党执政达74年的庞大政党，实际上从苏联卫国战争以后即开始失去全党共同的政治理念和共同的利益。在苏联解体前更是党已非党，变成了一具没有灵魂，肌肉、骨骼消溶殆尽的皮囊。因此，在1991年 "8.19"政变失败后，戈尔巴乔夫一纸声明加上叶利钦的一道命令，就将它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连自已一个党员的一声挽歌都没有听到。 　　引起苏共解体的原因之一：共产主义试验失败，意识形态破产 　　苏联共产党的前身是列宁从1898年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分裂出来的布尔什维克派，但列宁并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898年3月在明斯克成立时，列宁还在西伯利亚流放。1900年2月流放结束后，列宁才参加了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7月30日至8月23日在布鲁赛尔（后在伦敦）召开的 "二大"。在"二大"大部分时间里，以列宁为首的派别并不占多数地位。只是在 "二大"闭幕后的第27次会议上，由于"崩得"与"经济派"代表的退出，列宁派与马尔托夫派才达到24：20的比例。但列宁对这次"多数"非常得意，从此把社会民主工党中自已为首的一派标榜为"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音译），把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另一派称为"孟什维克"（俄语"少数"音译）。此后，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开幕的1903年7月30日就成了苏共的建党日。 　　苏共成立之初，就把推翻沙皇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和纲领路线，作为维系全党的精神纽带。从1917年到1991年，苏共分别由列宁(7年)、斯大林(29年)、赫鲁晓夫(11年)、勃列日涅夫(18年)、安德罗波夫(2年)、契尔年科(1年)和戈尔巴乔夫(6年)领导，在苏俄进行了长达74的共产主义试验。 　　这种由列宁、斯大林建立的以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模式，也曾取得过"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1971 年3月苏共第24次代表大会宣布）、在国际舞台上与美国共同称霸世界的"骄人成就"。但是这种模式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是"以人为代价"的。最终还是在给苏联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给俄国历史上留下"最可悲的记忆"后彻底失败。苏共的意识形态也随之破产。就连苏共总书勃列日涅夫也曾对他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都是骗老百姓的，都是空话"。 　　对此，颇受中国人晴睐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有过客观的评述。1999年12月下旬，普京在《21世纪的头十年》一文中提到，过去百年来的"共产主义尝试"已经"失败"。同年12月30日，普京又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谈到："在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俄罗斯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为共产主义原理而奋斗的标志下生活的。看不到这一点，甚至否定这一时期不容置疑的成就是错误的。然而，如果我们不意识到社会和人民在这一社会试验中付出了那种巨大的代价，那就更是大错特错了。主要的错误是：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 　　与只注重如何解决现实问题、而不追求理想主义的民主国家政党不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破灭对苏共的瓦解和伤害是巨大的。因为长期以来，苏共就是靠对共产主义美好理想连篇累牍地灌输来控制党员的，让中下层党员把对未来共产主义美好生活的期盼作为忍受当下社会主义苦难的灵丹妙药。一旦这副灵丹妙药失效，苏共就等于失去了共同的信仰、丢掉了灵魂，使苏共在思想基础上解体。1989年夏天，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国共产党就是因为民族和政治思想分歧，最先宣布退出了苏共。 　　另据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1990年10月的问卷调查，30%的被调查者直接宣布，对共产主义思想失望；相当一部分苏共党员 (大约每5人中就有1名)对党的纲领目标持否定态度（陈爱茹编译《苏共解散前夕共产党员的情绪》中国社会科学网2011年12月22日）。 　　引起苏共解体的原因之二 ：民主集中制剥夺了广大党员的政治权利 　　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种重要模式，现代政党和政党制度18世纪到20世纪初首先产生于英国等西方国家，是产业革命后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民主权利与专制王权斗争的产物。因而现代政党在规范和处理党内关系上，不可能再采用专制独裁的方式，而只能采用强调党内平等、尊重党员基本权利的民主组织形式。就连马克思、恩格斯于1847年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及此后建立的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其组织制度都是民主制。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二大"在讨论党的组织模式时，马尔托夫与列宁也曾有过争论。马尔托夫主张把党建成欧美社会民主党那样松散的政治团体。认为规定严格的党纪就是"农奴制"，会把党变成"凶恶可怕的工厂"。 　　而列宁却对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民主制组织制度不感兴趣，更不认同马尔托夫的建党模式，独对俄社会革命党前身民粹派的"帮会"组织模式情有独钟。列宁认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被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体来主持的"（《列宁全集》第4卷第197页）。因此，党必须实行"集中制"。通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把党建成由十来个"富有天才"的领袖掌握的团体。 　　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罗莎?卢森堡对列宁的"集中制"提出批评，斥其为"极端的集中主义"，" 企图用官僚制使年轻的工人运动处于知识精英的役使之下"后，列宁在1905年将"集中制"更改为"民主的集中制"。同年12月，列宁主持召开的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明确，"民主的集中制原则是不容争论的，必须实行广泛的选举制度，赋予选举出来的各中央机构以进行思想领导和实际领导权"。 　　本来，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在运作过程中已经包含了集中，民主选举、民主决策的结果必然产生集中。在集中前面加上"民主"不仅画蛇添足，而且造成了概念的逻辑矛盾。当然，列宁民主的集中制的本意和实质是集中，"民主"只不过是他用来装潢门面的遮羞布和修饰词而已。 　　所以，尽管列宁说过党内"有权就某个问题进行讨论和批评"，后期苏共领导人的讲话中也不时提到要"发扬民主"，但苏共党章从无制定如何通过"民主"程序来达到"集中"的操作性规定。与具有严格党纪保证的"集中"相比，"民主"充其量是领导人的"作风"问题。这样，民主集中制实行的结果就只能是虚化民主、实化集中，导致党的领导人集权甚至独裁。这在斯大林时期非常典型：民主的集中制蜕变为极端的集中制、恐怖的集中制，党的权力完全被集中到他一个人手里。 　　在民主集中制下，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名义上由上级党组织根据政治素质、业务素质选任。但在实际操作中，业务素质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对领导、对领袖是否效忠的"政治素质"。如斯大林本人就控制着由中央委员会负责任命的第1号"职务名册"和由中央组织部负责任命的第2号"职务名册"里干部的任命，还经常操纵由各部委负责任命管理的第3号"职务名册"里干部的任命；党的方针政策完全由党的最高领导人进行"顶层设计"后作出"高瞻远瞩"的"英明决定"，党的下级组织和党员需要的只是坚决拥护、认真领会和贯彻执行。 　　在民主集中制下，党的各级党委取代了组织、书记取代了党委、领袖取代了全党，坚特党的领导变成了坚持少数高级党员甚至党的领袖一个人的领导。而大多数党员则成为完成党的领导人所布置的工作的工具和力量，而且稍不恭顺就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苏共历史上特别是斯大林时期，被作为反党、叛党分子予以清洗杀害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就有数万，普通党员更是不计其数。1987年9月，苏共中央政治局被迫成立平反委员会，为布哈林、雷科夫、季诺维耶夫、 加米涅夫等近一百多万被镇压者平反昭雪。因此，曾任俄罗斯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在2010年5月7日接受俄罗斯《消息报》记者访谈时痛斥斯大林："罪行不可饶恕"！ 　　在民主集中制下，苏共的广大党员不单谈不上民主权利，谈不上分享执政的成果，甚至沦落到不如封建帮会成员的境地。因此，在这样的党里，不可能有归属感和凝聚力，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全党团结一致。平时，党员慑于森严的党纪，不敢脱党、退党。一旦局势动荡、党纪放松，一些党员就会对自己的党员身份动摇、萌生弃意。1986年，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时苏共党员为1900多万人，但到1990年党员人数却减少了300万人。许多苏共党员对自己的党员资格持动摇和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虽然表面上没有退出苏共，但拒绝参加党的会议、拒缴党费，成为影子党员。1990年7月，在苏共"二十八"上，叶利钦和他的大批追随者公开宣布退出了苏共。随后，就连苏共一向严厉控制的军队内部也刮起了退党风，一些军官当众撕毁了自已的党证。 　　现在，有不少论者认为，在沙皇统治时期列宁确立的民主集中制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有利于党快速高效决策、统一意志、凝聚力量，夺取武装斗争的胜利。并以列宁带领二万多名布尔什维克就发动"十月革命"成功和斯大林领导卫国战争的胜利作为证明。 　　但是，持此论者忽略了这样几个事实：（1）社会民主工党一开始并没有采行民主集中制。否则，党内有派在民主集制下绝不允许，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就不可能产生。（2）从1903年到1916年，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长期在一个党内共存共处，共同组成中央委员会与其他机构，两派有斗争也有合作。直到1918年1月5日，布尔什维克派兵开枪镇压抗议解散立宪会议的工人游行、酿成震惊世界的"一月五日血案"后，两派关系才彻底决裂。这说明民主集制并没有被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所接受。否则，列宁早就拉伙单干、另行组党了。（3）从1905年以后，沙皇政府已经承认了人民的集会、结社和出版自由。俄国宪政民主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社会主义党都可以公开活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还参加了国家杜马和地方自治机关。这说明，民主集制并非当时工人阶级政党生存所必须。（4）领导俄国"二月革命"的主要政党是并没有采行民主集制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而列宁和其他一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当时都侨居国外。这也是革命成功后孟什维克能够"窃取"彼德格勒苏维埃领导岗位、通过决议把政权"拱手"交给"资产阶级"的原因。这说明，没有采行民主集制的党也可以领导革命并取得成功。（5）沙皇退位后，国家杜马与彼德格勒苏维埃双方和解，组成了由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工党人为主要成员的俄国临时政府。是列宁在在俄历10月25日晚上发动"十月革命"，领导赤卫队员、士兵和民众包围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由正在大修、没有装弹的阿芙乐尔巡洋舰向冬宫打了几发空弹，在"未流一滴血"的情况下推翻了合法的临时政府。（6）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宣布成立"工农临时政府"，并组织举行了立宪会议选举。但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情况下，其选举仍以失败告终，只得到不足四分之一的议席，而社会革命党则得到过半议席。于是，当1918年1月5日召开的立宪会议拒绝通过布尔什维克主张的废除土地私有制和矿藏、工厂收归国有条款后，曾经宣称"即使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他们也将服从人民群众的选择"的列宁，又调集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军队进入首都，强制解散了"反革命"的立宪会议。（7）二战期间，英国丘吉尔首相、美国罗斯福总统所在的政党实行民主制，同样组织领导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并取得了胜利。 这些事实表明，获取执政权、领导武装斗争，并非是一个政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充要理由，而只能是象列宁这样的迷信暴力、追求专政的政党领袖们的选择。食髄知味，一旦这些党的领导集团品尝到民主集中制的无穷美妙，再希图他们会在取得执政权后把民主集中制转变为民主制，显然是缘木求鱼。 　　引起苏共解体的原因之三：党内特权集团造成利益严重分化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从人类第一个正式的社会组织形式氏族公社到现代社会的政党，人们组成社会组织、社会团体都是为了追求共同的利益。一旦一个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内部利益严重分化，势必会导致这个组织或团体的瓦解。 　　苏共成立及夺取政权后，通过实行民主集中制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党。党内集权的结果，是全体党员根据所担任的党政职务被分成从下至上不同的等级。既然权力逐级向上集中，利益就必然向上输送。号称是"普通党员"、"人民公仆"的苏共中高级领导人，就势必会占有、享用更多的利益，就势必会形成党内的特权集团。一开始，这些特权如列宁时期的"配给制"，被说成是特殊时期的"工作需要"，尔后就相沿成习，成为党的领导干部理所当然的"生活待遇"。 　　根据俄罗斯著名学者阿尔巴托夫的研究，党的领导干部享受特权的制度，早在卫国战争之前的三十年代就已形成。从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到总局首长，每一级都有相应的特权。 　　对此，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书记的叶利钦在其自传中曾有过生动的描述：特权集团有"专门的医院、专门的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那赛似'皇宫盛宴'的特制佳肴，还有舒服的交通工具。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以享受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 　　赫鲁晓夫上台后曾试图改革，限制、取消部分特权，结果被特权集团联合赶下了台。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立即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废除的全部特权，并且享受特权的范围还有所扩大，使领导干部与普通党员、民众收入的差距达到30~44倍。据俄国学者估计，苏共后期特权集团的人数约有50万～70万，只占全体党员的3.3%左右。 　　名为共产党执政，但党员之间的待遇却有天壤之别。当苏共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们在豪化别墅里安享'皇宫盛宴'般的特制佳肴时，绝大多数不掌握什么权力资源的普通党员却同苏联民众一样，在为生活必需的住房和面包而辛苦劳作与排队等候。 　　这样的党内利益机制，证明苏共这个党根本不是什么"全民党"，也不是苏共全体党员的党，而是党内特权集团的党。所谓党的领导，只是党内少数权贵的领导。所以，当苏联解体前，苏联科学院就"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进行调查时，就得出了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的结果。 　　由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因素，苏共后期已经溃烂、分化、堕落到既不能代表民众又不能代表党员；既不能影响号召民众又不能影响号召党员和军队官兵的境地，实际上已经先于苏联解体而分裂、解体。这正是1990年3至6月，在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在各加盟共和国和地方苏维埃的选举中，处于执政地位的苏共惨败、反苏共的民主势力和民族势力大胜，叶利钦当选苏俄最高苏维埃主席、索布恰克当选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苏联两个最重要城市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领导权都被民主派人士掌控的原因；这正是在试图挽救苏联的"8.19"政变中，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不打苏共的旗号作号召，处于执政地位的苏共沦为看客和帮闲者角色的内幕；这正是当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当叶利钦发布取缔苏共、没收其所有党产的命令时，苏共近1900万党员"竟无一人是男儿"，对"自己的"党弃之如敝屣的谜底。 　　冯全民，影响力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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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薄熙來案爲什麽這麼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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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案爲什麽這麼棘手？ Aug 25th 2013, 03:51, by 明鏡雜誌 《新史記》高伐林 截至本期《新史記》雜誌截稿付印，薄熙來庭審這場大戲只演出了第一幕。但是第一天庭審結束，海內外成萬上億的圍觀者已經感到喜出望外——並非像人們預測的沉悶刻板走過場，更沒有像傳言中的用替身、用藥物，出場主角確實是如假包換的薄熙來，而他既沒有像江青那樣咆哮公堂，也沒有像他老婆谷開來那樣百依百順，而展現出一個有中國特色的成熟政客的形象、一個他的衆多粉絲期望他的形象：不卑不亢、有攻有守，不動聲色，又頗有鋒芒。 當局果然不敢像1980年"兩案"審判那樣作電視轉播，而是通過微博發布庭審實况，文字記錄和少量圖片當然無法充分再現法庭的氣氛、各方參演者互動的細節，以及這位主角的表情神態、肢體語言，但仍然透露出來豐富的信息：他站立時左手伸直的三個指頭，他坐下時翹起的二郎腿；他個兒很高，兩個法警比他更高；他斥責證人唐肖林"像瘋狗一樣亂咬"，反駁谷開來的證言"非常滑稽、非常可笑"，矢口否認接受過實德集團總裁徐明的賄賂，一口氣向徐明提出20個問題，得到17個回答"沒有"，甚至稱徐明並非自己的朋友，而是谷開來的朋友…… 庭審之前，無論是挺薄還是反薄的人士都相信：在別的國家，開庭或許能期待正義得以伸張、真相得以彰顯；但在中國，開庭的最大意義只是告訴世人各方對大戲如何妥善演到閉幕的交易達成共識。但是8月22日首日庭審大戲的"劇情"起伏跌宕，顯然超出了人們的預料。那麽，是"編劇""導演"遇到了"戲霸"，執意不肯按敲定的"劇本"演出？還是這齣大戲的"編劇""導演"的水平遠遠高出了我們的想像，眼下的庭審進展，其實就是他們預先設計的劇情的一部分？接下來，這齣大戲如何收場？ 薄熙來案爲什麽這麼棘手？ 32年以來，中共還沒有經歷過像薄熙來案這麼棘手的案件。 爲什麽棘手？有人分析，是因爲派別之分、利益之鬥、路線之爭、理念之別……統統攪在一起；也有人論證，是因爲朝野、官民、左右和各種利益集團的的對立衝突十分尖銳，而中共執政集團由於信譽透支太多，辦事既無法兼顧，說話更無法服衆。 《紐約時報》在審判前夕從北京發出的一篇報道描述了中共當局審判薄熙來所面臨的尷尬局面："要經營一種微妙的平衡，一方面要展示薄熙來是一個罪犯，從而讓他的最積極的支持者閉嘴；另一方面，又希望避免抹黑薄熙來所倡導的那些左的政策，或疏遠中共老革命家庭。"這篇報道的標題，畫龍點睛：《審薄目的是演大戲，而不是展示思想之爭》。 在我看來，無論是原告、被告、法官，原告和法官背後的人，還是法庭內旁聽者、法庭外圍觀者，大家心知肚明：這個被稱為刑事案件的審判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政治審判。明明是一個政治事件，卻一定要按刑事案件來審，這就使這件事本身變成了一個政治事件。更棘手的、最棘手的是：此案被告，與其說是一個具體的落馬政客，不如說是一個政治符號。 從調到重慶那一刻起，薄熙來從一個野心勃勃的政客，變成了一個被一部分民衆寄予期望、被另一部分民衆加以詛咒的政治符號——至於期望和詛咒是否符合他本人的實際，是另一回事。本來黨聲稱是代表人民的，結果"西南出了個薄熙來"，在人數眾多的毛派、左派看來，黨不代表人民，他才代表人民——至少是他比黨"更"代表人民；在人數沒有那麽多，但是話語權、能量可能更大的自由派人士看來，他代表了這個黨中間危害最大的一翼，比與人民爲敵的黨更與人民爲敵。 神聖化他的人需要的是一面令旗，以便舉著向他們向往的方向挺進；妖魔化他的人則需要一個靶子，貼在他們憎惡的政黨和體制上，他們揭露和打擊這個符號，也就是揭露和打擊他們憎惡的政黨和體制——這就是爲什麽審薄如此棘手了：審薄熙來，這就必然成爲中國各種矛盾的引爆點。 "刑不上大夫"？ 從薄熙來落馬到被提起公訴，薄熙來一案已經過去了近18個月，雖然不比陳希同案和陳良宇案更長久，但民衆早已等得不耐煩。我相信，執政者也早就很不耐煩，近18個月來，無時無刻不受到這個案件、這個人的牽制，恨不得一下子就將斯人斯事一勞永逸地畫上句號。 但是，薄熙來案之所以遲遲沒有結果，除了上面所說的他作爲一個政治符號，牽一髮動全身，令當權者十分棘手這一層因素，還有另一層因素：中共內部對如何對待薄熙來，沒有達成共識——他們倒是很清楚，審判薄熙來就是審判共產黨，就是審判江胡：薄熙來無疑就是中共體制的一部分，薄熙來用以收攏民心的主張，就是黨用以號召天下的宗旨，更不用說，薄熙來的惡行同樣存在於很多中共官員身上了！——不用扯太多太遠，就說薄熙來的同事吧： 根據外報的翔實披露，溫家寶及其家族就憑"27億美元"這個天文數字，難道不更應該接受更深入全面的黨紀和司法調查嗎？ 根據各地官員和民衆的舉報，周永康和他的兒子的行徑難道不比薄熙來更惡劣、更應該徹底查清、繩之以法嗎？ 甚至，當今一把手習近平本人和家族又如何？自江澤民以下，李鵬、曾慶紅、賈慶林、李瑞環、李長春、劉雲山……哪一個經得起查？ 這些人都沒有查，唯獨只查薄熙來，這怎麼能堵得住天下人悠悠之口，能讓他們相信，這不是一場權力鬥爭憚呢？即便我們相信當局所指控薄熙來的所有罪名全部屬實，此人確實是個腐敗貪官，但顯然他並不比他的同事更腐敗，那麽整他而不整別人，卻好意思高調宣稱審判薄熙來是體現了"依法治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破除了"刑不上大夫"，"不管職務多高"……這些連篇累牘的漂亮話，除了得到嘲弄的笑聲，還能得到什麼？ 等候"薄案"審判期間，很自然地聯想起33年前的對"四人幫"和林彪集團的"兩案"審判。不妨將"薄案"與"兩案"進行比較，看看中國的法治，33年來是前進了？或者是不進不退？甚至是倒退、大倒退？（《新史記》15期） 全套《新史記》雜誌電子版，均可下載至蘋果iOS或Android的智慧型手機、平版電腦、個人電腦、電子書閱讀器上閱讀。不需出門，也能細細品味《新史記》。 新史記雜誌社專頁：http://www.pubu.com.tw/store/75187 《新史記》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8?apKey=fedd22f528 每期零售價：25美元、68港 元、350台幣。 長期訂閱享優惠： 18期， 優惠價台幣3150元 (平均每期175元) 12期， 優惠價台幣2520元 (平均每期210元) 6期， 優惠價台幣1470元 (平均每期245元) 3期， 優惠價台幣840元 (平均每期280元) 接受台幣、美金、人民幣線上付款 viBook電子書城：http://www.viboo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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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美国中学的一堂历史课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美国中学的一堂历史课 Aug 24th 2013, 17:27, by 明鏡雜誌 　　因为从事国际教育交流的原因，我每年在美国滞留5个月左右。我参观了很多学校，看到中美两国巨大的教育差异。中美之间的很多教育现象，孰优孰劣，一望便知。有时，我不免产生要站出来为中国学生和家长鸣不平的冲动；有时，甚至想不自量力的给我国的教育管理部门开个药方。但继而又想，那么多庙堂上的教育官员，象牙塔里的教育专家，又不是泥偶摆设，难道人家不知道应该怎么治理中国教育乱象？我还是不要杞人忧天了吧。药方暂时不开，我就介绍一些外国的教育现象吧。 　　今天，我介绍我曾经参与的一堂历史课。 　　12年10月，我参观亚利桑那州的一所中学。我在10年级一个班上，赶上一节历史课。内容是二战后期美国投放两颗原子弹轰炸日本本土的教学。 　　我到这个班的时候，25名美国学生已经围成一个大圈，在讨论投放原子弹的利弊。老师在圆圈中间主持。 　　学生们被分成了几个小组，明显是提前做了准备，每个组都有发言人。当各组轮流发言的时候，我惊讶的发现：每个组对原子弹投放的看法都不同！因为每个组站的立场不同！有站在人道立场的，认为这个方式太残忍，和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无异；有站在美国立场的认为这是最少战争成本、最少人员牺牲的方法；有站在日本立场的，认为对日本带来长期危害，伤及了无辜的民众；居然还有站在中国立场的！认为这是对日本的一种报应，让他们也尝尝到被欺负的感受！ 　　我很有兴趣的听完各组发言，又继续观察他们各组之间的辩论。他们辩论很激烈。40分钟的课堂刹那就结束了。最后几分钟老师总结，我很想听到老师的评价。令我更震撼的是，老师居然没有给出任何结论！老师只总结三点：1，大家准备的很好，这节课很有意思，很成功，每个组在这节课都是A（满分）。2，大家都看到了，每个历史事件都有不同的解释角度，都有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历史这是这样。3，大家唯一的的共识是，日本很多无辜的民众至今仍在被核武器的后遗症所伤害。 　　然后，就下课了！ 　　我课后和老师谈了几个问题： 　　第一， 美国历史教材中是如何总结这个事件的？ 　　老师告诉我，历史书只讲了事实：如何决策轰炸、如何实施执行、如何因此影响了战争进程、日本民众面临的惨剧。书中没有胜利者的自豪，也没有意义之类的总结。美国中学历史书中对很多事件的评价是一个开放的答案。美国历史老师最重要的作用是告诉学生当时的环境、和事件的真相，而对错、立场、价值评判要靠学生自己思考，靠大家讨论。 　　第二，我询问：一个历史事件都用这么长的课时，那么课时如何安排？能完成教学任务吗？美国老师很自信的告诉我，激发学生对历史的兴趣比让他们死记硬背强。很多地方的教学都是一带而过，学生自己回去自学的。她所带的班，学区测试，历史都是很高分。 　　通过这个小事件，我们能看到两国教育有非常多的不同。记得我在国内读高中时，历史书上，每个历史事件都有一个意义或者经验。凡是不利于我们意识形态的人和事，我们都持批评否定的态度，甚至给学生一些伪史或者阉割过的历史；凡是有利于我们政治教育的，我们就肯定这些人和事。而且必须把这些事件后面的经验和意义都背过，都是封闭的答案。记得当时我就崇拜李闯王！ 　　还有很多教育现象，我以后可以对比。今天我想说的是，这样的历史教育，除了能让孩子在各种考试中竞争而出以外，对于他们的人生、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对于我们国家的复兴，有什么切实的意义呢？ 　　我们今天看到很多毛"左"要给文革翻案；看到数以万计文革中的武斗先锋保持沉默；看到很多贪官污吏忙着捞钱当裸官；看到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奔赴公务员考场——我们是不是该停下来想想，今天的教育不改变，上述的情况能有所好转吗？我们这个自称伟大的民族还有希望么？ 　　刘东波，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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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一天內王立軍和薄家反目成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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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內王立軍和薄家反目成仇 Aug 24th 2013, 18:44, by 明鏡雜誌 《調查》特約記者 劉飛 　　明鏡新聞網編者按：8月24日薄熙來案庭審，王立軍以證人身分出庭作證，讓人們重新回憶起這兩位官員的複雜糾葛和衝突始末。《調查》第5輯曾刊出20萬字的長篇報導《入戲太深的"演員"王立軍》，這裡選載其中部分篇章。 　　這個曾備受賞識、屢獲提拔的鐵桿部下王立軍，是怎樣被指責為"忘恩負義"進而領到這一記足以改變歷史進程的耳光的呢？曾穿堂入室無所忌諱，與薄谷開來無話不談的王立軍，又如何變成了前者嘴中的卑鄙小人呢？ 　　這其中，有很多故事，也有不少意外，更有一些至今沒有答案的疑點。 　　薄谷開來、王立軍一度關係非常密切。公開的資料顯示，2010年1月12日，身著紅風衣、黑裙、黑色長靴的薄谷開來攜其母範承秀，牽著寵物狗，蒞臨重慶市局，王立軍作陪。當天，谷不僅參觀了打黑展，還在王的辦公室裡把玩了微縮骷髏模型，親手為王製作桌上裝飾品。當年8月20日，薄谷開來到重慶街頭探望執勤的王立軍，並送水慰問。 　　據《南都週刊》"起底王立軍"一文介紹，他們的外號，也能體現各自在圈子內的地位和關係。薄谷開來母子昵稱王立軍為"鬼子"，李陽、王鵬飛、王智稱王立軍為"老師"。對谷的稱呼則各不相同：王立軍稱谷為"瓜媽"；郭維國稱她為"律師"；3號樓（薄熙來住處，編者註）的工作人員稱谷為"五哥"，因谷在家排行第五；2011年12月14日晚上薄谷開來舉行的晚宴上，喝高了之後，稱王立軍為"老師"的李陽、王智等人既稱谷"師母"，又叫她"大姐"。 　　在薄谷開來看來，她和王的關係，2011年6、7月份出現了罅隙。谷稱，自2011年5月王立軍當選為重慶市副市長後，想進市委常委沒能如願，"有一次，王立軍讓他的女兒跟我說，當副市長不如當市委常委，他本人也在場"。 　　"還有一次，王立軍在3號樓告訴我，他能不能進市委常委，就是薄熙來一句話。晚上薄回來我跟薄說了。薄很生氣。"谷稱。 　　另據新華社報導，當年8月12日，薄谷開來之子薄瓜瓜有事想見王立軍，王立軍謊稱自己在萬州，結果薄瓜瓜在夜赴萬州的路上差點出車禍，谷因此對王立軍很生氣。   　　重慶市公安局的這些高級警官，竟然成了薄氏夫婦的家丁。 　　但這些小插曲，並未影響谷在尼爾·伍德一案上對王立軍的信任和倚重。2011年11月15日，尼爾·伍德被發現死亡後，王立軍打電話給已到案發現場的分管刑事偵查工作的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黃偉，並要求已到場的南山區刑警撤回，並指派與薄谷開來關係較近的郭維國等人負責該案的辦理。郭召集李陽、王鵬飛、王智到現場。 　　熟悉重慶警界的內部人士介紹，薄谷開來並無官方身份，但在重慶高層卻因其身份而權力極大。郭是薄谷開來點名調到重慶，在重慶公安局的東北籍高級警員中，王立軍將李陽、王智、王鵬飛等人視為親信子侄，而郭維國則自成系統。 　　不過郭供述稱，"我們都是王立軍圈子裡的人"。 　　據筆錄，王立軍主動向四名負責該案的高級警員提示，稱尼爾·伍德的父親死於心臟病，以便引導下屬提出尼爾·伍德酗酒過度心臟病發的說法。 　　11月16日，郭維國等人做出尼爾·伍德係酒後猝死的結論，王立軍未提出異議，並同意隱匿谷到過現場的證據。11月17日，王立軍將王鵬飛、王智提取的酒店監控錄像硬盤交給薄谷開來。 　　"11月18日，王又到3號樓，說他隨時監控這個事。"谷供述稱，當晚尼爾·伍德火化後，王立軍用紅機電話打給她，說了8個字"化作青煙，駕鶴西去"。 　　12月14日，王立軍在京開會，當晚，薄谷開來在3號樓宴請李陽、王智、王鵬飛，及原重慶市局經偵總隊長李永寧，後者也來自東北。對這場飯局，谷、王雙方各陳一詞。谷稱是受王的請託，代為宴請他的學生。王則認為，這是一場探測口風的鴻門宴。 　　這頓飯，也埋下了谷、王兩人矛盾的苗頭。 　　據"起底王立軍"一文，進入12月份後，重慶市局氣氛稍顯怪異，有比較敏感的警員預感可能會有事發生。11日晚10點，王立軍緊急召集市局黨委擴大會議研究"廉政建設"。會上他首先清理了自己名下的車。他通知警保部，北京那輛武警牌照的車要從自己名下移出，供班子成員共同使用，"凡市局領導到北京都要用那台車"。 　　對於在重慶由其使用的幾輛奔馳、別克商務車，王稱，這些車不能歸於個人。他把每輛車都指定給了其他黨委成員。 　　他還在會上解釋了研究基金的事。重慶恆德集團總裁王秉文在重慶萬科悅府小區購置了3層別墅，捐贈給王立軍建設"國際法醫人類個體識別技術學會中心"。王秉文為山西煤老闆，2009年在重慶茶園新城投資65億元人民幣，開發工業地產。 　　王稱，這個價值一千多萬元的捐贈雖是衝著他個人而來，但"必須交給國家，必須交給社會"。他要求，這些事形成會議紀要，在組織部、紀委要有記載。 　　據郭維國、王智等人的證詞，當時王立軍面臨的形勢是，上級部門正在考察他。 　　12月14日那晚的飯局也頗顯離奇。酒後的李陽為了讓谷放心，讓張曉軍去自己辦公室搬走碎掉的11·15案筆錄和碎紙機。王智和王鵬飛次日在洗腳房醒來，對當晚沒什麼記憶。谷則打電話給王立軍，稱他的學生又叫她師母又叫大姐，"還沒刑訊逼供呢，全都招供了"。王立軍通知郭維國把這幾個人帶回北京。次日上午，郭維國帶著王智、王鵬飛飛赴北京，李陽也於下午趕到，向王立軍請罪。王立軍責罵了他們的不得體，也提醒他們，"昨晚的酒被下藥了"。王鵬飛說手上起了疹子，以佐證王的說法。李陽則認為，當晚喝的茅台，跟平常沒什麼兩樣。 　　王立軍對李陽尤為生氣。李陽供述，王立軍罵他表功，問他是不是翅膀硬了想單飛，想單線聯繫3號樓。 　　郭維國推測："王立軍想通過11·15案控制薄谷開來，達到個人仕途目的。李陽在3號樓的表功透露了案情，破壞了王的計劃和步驟。"（《調查》第5輯）  　　 訂閱《調查》電子版 http://www.pubu.com.tw/store/115484?apKey=fedd22f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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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秦国大將白起、王翦的结局——灯下读史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秦国大將白起、王翦的结局——灯下读史 Aug 24th 2013, 16:34, by 明鏡雜誌 　　秦国统一六国的大业，本可提前30年完成。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昭襄王统治的后期，秦国一方面已具备了统一六国的实力，另一方面，秦国当时拥有古今中外罕见的将军白起。当时六国中的任何一方，都阻挡不了这两者结合之下的雷霆一击。 　　但这样千载难逢的结合，竟因从昭襄王到应侯到白起3人的人性弱点而稍纵即逝。白起抑郁中被赐死，统一大业也在昭襄王去世后历孝文王、庄襄王、嬴政三任秦王、近30年后才得以完成。 　　论战功，白起可说是古往今来最显赫的将领，是战必胜、攻必克的常胜将军。秦赵长平之战后，韩、赵两国派苏代游说秦国丞相应侯、以阻止白起攻赵时曾说："武安君为秦国攻占夺取的城邑有七十多座，南边平定了楚国的鄢、郢、汉中，北边俘获了赵括的四十万大军，即使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周公、召公和吕望的功劳也超不过这些了。"(《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当然，取得这样的战绩，有秦国的综合实力为背景，有秦国整个的国家机器助力，比如：在长平之战中，赵军的指挥官先是老将廉颇，廉颇固然打不赢秦军，但他稳健防守，坚守不战，秦军也无从下手。于是秦国丞相应侯派人花费巨资，在赵国施行反间计，四处放风说秦军只怕马服君的儿子赵括担任将领，而廉颇好对付，就快要投降了。赵王于是很快派长于纸上谈兵的赵括取代廉颇。而秦国知道后马上秘密派武安君白起任最高指挥官。 　　在战争的关键时刻，昭襄王亲自出马，封给老百姓爵位各一级，征调十五岁以上的青壮年全部集中到长平战场，拦截赵国的救兵和粮草。此役斩首擒杀赵兵四十五万人，大获全胜，应该说，胜利是全国上下一心、群策群力的结果。 　　但另一方面，在其他因素都存在的情况下，不同的将军出战，也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如公元前258年，秦国派王陵进攻邯郸，在其他助力因素都存在的情况下，就损兵折将，不能成功。这就说明欲成大事，主事者的个人素质与整个集体的助力因素，缺一不可。对一个国家是这样，对一个公司来说，同样如此。 　　长平之战后的公元前259年，秦军再次平定上党郡，随即攻下了皮牢、太原。惊恐之下的韩、赵两国派苏秦的弟弟苏代带着厚礼前去游说极受昭襄王宠信的应侯，问："就要围攻邯郸吗？"应侯回答说："是的。"苏代说："赵国灭亡，昭襄王马上就会拥有天下了，武安君白起就当封为三公……您能屈居他的下位吗？……如果把赵国灭掉，它的北边、东边、南边的土地将会便宜了燕国、齐国、韩国、魏国……所以不如让他们割让土地，不要再让武安君建立功劳了。" 　　应侯人性中的弱点使他听进了苏代的话，并以此向秦王提出了建议。而昭襄王对应侯从来是言听计从的。于是，秦割取了韩国的垣雍和赵国的六座城邑便讲和了。武安君从此与应侯心里有了别扭，将相失和(《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几个月之后，秦国又派将军王陵攻打邯郸。久攻不下。增派部队，却一下子损失了五个军营。秦王可能这时才悟到天才和凡夫是不一样的，打算派武安君代替王陵统率部队。但武安君认为现在这个仗已经不能打。是白起在和秦王较劲，还是白起的确认为此时和几个月前攻邯郸的局势已不相同？就不得而知了。反正白起就是不从命。秦王亲自下令，白起仍不肯赴任；秦王派应侯去请他，武安君仍坚辞不就，称病不起。这就犯了和领导较劲的毛病。 　　属下和领导较劲，十有八九没好结果。昭襄王在古往今来大大小小的领导里算是非常不错的了，但白起的才能实在太高、功劳实在太大，又想着我能打的时候你听应侯的不让打，现在别人打不下了又来找我？这一口气实在咽不下，所以以他的智商，竟没算出这样较劲的后果，事情就越闹越大了。 　　昭襄王改派王龁代替王陵统率部队，还是没能攻下邯郸。楚、魏纷纷救助赵国，秦军损失惨重。白起不合此时又放话说："不听我的意见，现在怎么样了！"昭襄王闻言怒火中烧，强令白起赴任，白起就称病情严重，坚决不从命。应侯又请他，仍是辞不赴任。昭襄王一怒之下，免去了白起武安君的官爵，降为士兵，让他离开首都，迁到阴密。 　　此后几个月，秦军败绩连连。恼羞成怒的昭襄王又派人驱逐白起。当他走到杜邮时，昭襄王与应侯及群僚议论说：让白起迁出咸阳，好像他还不服气，有怨言。议着议着，又来气，又可能怕以他的才能若有什么异动难以收拾，于是派使者赐剑给白起，令他自杀。一代天才将领，就这样窝囊死去。 　　而昭襄王也失去了在自己手中完成统一大业的机会。直到二十多年后的公元前228年，秦始皇麾下的秦将王翦才平定了赵国。 　　单从王翦和白起的不同命运即可看出，为什么统一六国的不是昭襄王而是赢政。王翦虽论才能和战功远不能和白起相比，但在赢政麾下已是头号的大将。在灭楚的战争之前，秦始皇问年轻气盛的将领李信：估计用多少人才够？"李信回答说："最多不过二十万人。"秦始皇又问王翦，王翦说："非得六十万人不可。"秦始皇由此认为王将军老而胆怯，就派李信及蒙恬带兵二十万攻打楚国。王翦就托病回老家养老去了。这就和白起的遭遇差不多了。 　　李信攻楚大败之后，秦始皇的表现比昭襄王高明多了，他亲自乘快车奔往王翦老家，对王翦道歉说："我由于没采用您的计策，李信果然使秦军蒙受了耻辱。现在您虽然染病，难道忍心抛弃我吗！"王翦推辞说："老臣病弱疲乏，昏聩无能，希望大王另择良将。"秦始皇再次表示歉意。 　　这时王翦也显出了比白起高明的一面——不往死里较劲，他说："大王如果一定不得已而用我，非六十万人不可。"秦始皇满口答应说："就只听将军的谋划了。"于是王翦率领着六十万大军出发了，秦始皇亲自到灞上送行。王翦的大军大败楚军，俘虏了楚王负刍，平定了楚国各地设为郡县。秦始皇二十六年(即公元前221)，统一了天下。 　　太史公在《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所做的述评是：俗话说"尺有短的时候，寸有长的时候。"白起算计敌人能随机应变，计出不尽，奇妙多变，名震天下，然而却不能对付应侯给他制造的祸患。王翦作为秦国将领，平定六国，功绩卓著，在当时不愧是元老将军，秦始皇尊其为师，可是他不能辅佐秦始皇建立德政，以巩固国家根基，却苟且迎合，取悦人主，直至死去。到了他的孙子王离被项羽俘虏，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他们各有自己的短处啊。 　　其实，使人产生这样疑问和感慨的又岂止是白起？韩信不也是如此吗？能算计千军万马却算计不了自己的命运。韩信用兵之才超刘邦百倍，但他拉不起一支自己的队伍，而要跳来跳去为项羽和刘邦打工。白起有军队在手即是战神，无军队在手则不过一病弱老头。这和今天有的人能自己开公司、有的人却只适合打工一样。这固然是太史公说的尺有短、寸有长，但也说明事需人来成，而人要成事也需要各种因素的配合，缺一不可。 　　孙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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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童之伟：极权人格与薄熙来之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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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之伟：极权人格与薄熙来之败 Aug 24th 2013, 17:26, by 明鏡雜誌 我看了这两天济南中院审理薄案的详细报道，虽然审理还在进行中，但看来薄熙来先生贪污受贿两个罪名，按现行法律已完全能够成立，至于滥用职权的罪名，我确信即使没有薄谷开来女士的谋杀案，检控方在唱红打黑也中能够找到绰绰有余的罪证。从执政党的一个政治局委员跌入牢狱，这不能不说是薄先生人生的大失败。 薄熙来先生出身在革命元勋家庭，个人形象风流倜傥，做事举重若轻，能言善辩，且资历完整，当属中国一流治国理政的人才。但这样一个人，在当今中国为什么会从权力的顶层一头栽下来成为阶下之囚呢？其原因值得深思。当然，说到这里，人们往往习惯于从体制和社会两方面找原因，这样看问题当然很有道理。但同时我也觉得，薄先生个人独特的人格类型，也是造成这种悲剧的一个原因。具体说来，导致薄先生悲剧的最大内在因素，恐怕要归咎于他的极权人格。 顺便说一句，过去社会心理学界谈专制人格谈得比较多，没有讨论过极权人格。极权人格与专制人格有联系也有差别，可以把极权人格视为专制人格的登峰造极形式。极权人格是一种偏执的心理倾向，在富于民主法治传统的社会，它难以产生危害。但是，在缺乏民主法治传统的社会，如果一个人属于极权人格类型而又掌握公共权力，其对社会对自我的危害性就会释放出来，其所掌握的公权力愈大，对社会对自我造成的危害就会愈烈。中共毛前主席是极权人格者的典型。与毛比较，薄先生的极权人格倾向似乎更为突出。我认为，正是薄先生随着地位上升而危害不断增大的极权人格把他引向了失败之路。 从其所属的人格类型看，薄先生在当今中国的失败是必然的，这种必然包含在其夫人杀人的偶然中。我们不妨看看极权人格的主要特征与薄熙来先生败落过程的具体关联： 极权人格的第一个特征，是完全容不得民主，不论是本来意义的民主还是引申意义的民主。所以，极权人格人士往往不讲民主则已，讲则必将其扭曲为民粹，以民粹取代民主。薄先生民粹主义的典型表现，是他不自觉地将社会撕裂为"老百姓"与非"老百姓"，动辄以"老百姓"代表的名义做自己想做的事。君不见，薄先生当权的重庆抽象地把"老百姓"捧上天，但却同时又随意把许多无辜公民一个个抓去劳教、关押、刑讯逼供。 极权人格的第二个特征是蔑视基本人权，甚至漠视最起码人道要求。重庆打黑过程，刑讯逼供、践踏基本人权之严重，在历史上是罕见的。薄先生纵容的很多践踏人权的做法不仅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是罕见的，即使文革时期中国多数地区也没有那么严重。 极权人格的第三个特征，是容不得任何不同看法或异见。我们看到，薄先生当权时期的重庆，任何人不敢对薄先生和唱红打黑及其具体做法公开发表一点点批评意见，否则，他们就难免劳教或大牢伺候。在那时的重庆，公民批评国家机关及其官员等宪法确认的基本权利，被薄先生和他的亲信下属剥夺得干干净净。 极权人格的第四个特征，是在人际关系中斗字当头，小而言之与同事斗、上级斗，大而言之挑动官与民斗、穷与富斗。薄先生爱斗是出名的，当市长与市委书记斗，当省长与省委书记斗，当部长与直接领导关系据说也够呛。最要命的是当政治局委员和重庆市委书记时不仅把前任领导任职时的重庆说成近乎"万恶旧社会"，还不断变相与中央分庭抗礼，另搞一套。至于薄先生利用民众仇官仇富推动的官与民、贫与富斗的事例，就更多了。薄先生在重庆的很多言行，其实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搞以阶级斗争为纲。 极权人格的第五个特征，是醉心于推行权力意志。极权人格人士推行权力意志，最高的"境界"是让治下的国民、居民都整天为着自己的想法转，薄主导的唱红运动属这方面的典型。推行权力意志还可以表现为把自己的意志通过行政系统贯彻到社会生活的细微末节中去，重庆全市种银杏树、读"经典"等具体安排，是这方面的例证。 极权人格的第六个特征乃逆我者亡，顺我者昌，睚眦必报，毫不含糊。薄先生从前对待姜维平，后来对待黎强与对待王立军，看起来形成不同的两极，但其实所遵循的原则是一样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一度对他唱红、黑打发表过批评意见的那些人，都害怕他掌握更大权后会进行致命反噬，因而不惜豁出命来与他抗争。薄很不明智地把一些原本无意与其为敌的人逼成了他的敌人——这怎么能成就大事业！ 极权人格的第七个特征，是反法治。极权人格官员对待一切规则，都以自己的需要为转移任意取舍，决不尊重宪法法律。薄熙来先生在其它地方怎么当官我不十分了解，但他在重庆对待宪法法律，已远非遵守或不遵守的问题，而是把抛开宪法法律办事当作了他贯彻权力意志的"宝贵经验"。他是改革开放以来破坏国家法制最严重最持久的地方大员。 极权人格的第八个特征，是对权力、特别是最高权力的渴求不可抑制。为了获得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极权人格官员往往会背离一切常理、违反一切规则，且从早到晚忙乎，乐此不疲。这方面的情形，薄熙来先生在重庆那几年的活动，可算最好的实例。他的很多做法，在外人看来属于疯狂的举动，绝对不利于他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明眼人知道，他那些言行是受到了自己特定人格类型的驱使，难以自我抑制。 极权人格的第九个特征，是为了追逐权力而行为失落底线。这是最可怕的，所有人都害怕。例如，关注重庆事态发展的人们都知道，重庆打黑中不少被打者依法罪不至死，但却被薄先生推动的法外努力，判了死刑并被立即执行。人的生命最宝贵，为留人性命，可以谋求法外开恩，但绝对不可以谋求法外夺人性命——这是人道主义的最高道德命令，不意薄先生竟然违反了。 极权人格的第十个特征，是好大喜功。关于好大喜功，石扉客先生的文章《演员薄熙来》写得很到位，这里不赘述。薄先生的好大喜功，不是一般的好大喜功，他的好大喜功发展到了令其既不惜劳民伤财、又不顾上下左右感受的程度。 极权人格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及其在薄熙来先生身上的表现，值得中国的政治家们引为镜鉴。另外，我最近常常想，薄先生这样家庭背景的极权人格类型人士，其实最不适合做的事情就是在当代中国从政做官。薄先生如果做学术或经商办企业，或许会有一方光辉的一生。可惜，官本位文化在中国根深蒂固，"做大事"建功立业的追求诱使薄先生走上了这样一条难以折返的路。 童之伟，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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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王汉斌：我派傅冬菊策反她的父亲傅作义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王汉斌：我派傅冬菊策反她的父亲傅作义 Aug 24th 2013, 16:33, by 明鏡雜誌  　　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同志，新中国成立前曾担任北平地下党学委委员、大学委员会书记，直接参与和领导了傅冬菊、李炳泉等人争取傅作义与共产党合作、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为进一步挖掘北平和平解放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保存珍贵史料，我们访问了王汉斌同志。王老带着我们穿过历史的长河，一起回顾了那段往事…… 　　派傅冬菊做其父的工作 　　记者：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宣布接受和平改编。31日，傅作义部25万人全部开出北平城，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开进北平城内担任卫戍任务，古城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这看似简单顺利的历史背后一定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傅作义下决心接受和平解放北平，他女儿傅冬菊起的作用肯定是无可替代的。听说您和傅冬菊是同学，您能介绍一下傅冬菊参加革命的情况吗？ 　　王汉斌：傅冬菊是傅作义和元配夫人张金强的大女儿。抗战初期，傅冬菊在重庆南开中学上学，经常和进步同学一起在节假日到重庆新华日报社，与中共南方局青年组负责人刘光、朱语今联系，接受革命教育，参加进步的读书会。傅冬菊高中毕业后，考入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在联大傅冬菊与我是同班同学，我和她相识是由她在南开中学的进步同学介绍的。1945年一二一运动时，我介绍她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西南联大毕业后，傅冬菊到天津《大公报》担任记者。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通过"华北剿总"在天津黄家花园设立的办事处，掩护一批进步同学到解放区，我也在黄家花园住过。1948年，我提出并由天津南系地下党发展傅冬菊入党。同时，天津南系地下党安排介绍傅冬菊的爱人《平明日报》记者周毅之入党，并由我为其举行了入党宣誓。 　　记者：您作为北平和平解放的亲历者，能否讲讲当年共产党是怎么开展争取傅作义的工作的？ 　　王汉斌：1948年5月前后，就已经提出要争取傅作义。当时华北局城工部派曾平到天津《大公报》找傅冬菊，要她做傅作义的工作。傅冬菊向我们汇报了这个情况，我们对曾平毫无所知，觉得如此重大的事情应该通过组织系统来安排，就决定让傅冬菊不必答复曾平。到1948年11月初，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沈阳，东北野战军即将入关解放平津。城工部的刘仁同志专门派撤退到城工部的南系地下党党员回来传达指示，说北平很快就要解放，为配合解放，党中央决定找傅冬菊做争取傅作义的工作；平津南北地下党立即合并。根据刘仁同志的指示，南系地下党学委立即把傅冬菊从天津《大公报》调来北平全力做争取傅作义的工作，同时又布置职业青年支部书记李炳泉通过他的堂兄"华北剿总"联络处长李腾九做傅作义的工作，并调来周毅之做傅冬菊的联络员，以便随时同傅冬菊联系。 　　记者：现在一些影视作品对傅冬菊如何做她父亲的工作，有不少描述。您作为知情者，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细节吗？ 　　王汉斌：傅冬菊根据我的布置，劝说傅作义同共产党谈判。她对傅作义说：您现在是仗打不下去了，如果逃到南方去，从以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在蒋介石那里，您没有军队，也是吃不开的。还是同共产党谈判，能争取较好的前途。当时李炳泉找他堂兄李腾九做傅作义的工作，傅作义对李腾九说，我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能不能找点资料看看。我们研究以后，给了他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傅作义看后说，联合政府我还是赞成的。这就让我们有了活动的余地。当时，傅冬菊每天都到傅作义的办公室观察情况。我每天同傅冬菊会面一次，她向我汇报傅作义的情况。然后，我将傅作义的情况报告给城工部。那时傅作义思想矛盾激烈，有时唉声叹气，脾气暴躁，有时接连咬断火柴棍。这些情况，我们都详细地随时报告城工部。傅冬菊在与父亲傅作义谈的时候，一再劝傅作义要跟共产党谈判，不然没有出路。当时，傅作义提出："共产党里面我就相信两个人，一个是王若飞，一个是南汉宸。"我们琢磨他的意思是想让南汉宸来跟他谈判。我们认为这个情况很重要，就发了电报报告了城工部。 　　当傅冬菊根据城工部指示跟傅作义摆明，要么投降，要么起义。但是傅作义都不接受，他说："起义，我就对不起蒋先生；投降，我傅作义的面子太难看了。" 　　当傅冬菊向傅作义提出希望他放下武器，与共产党合作，接受和谈，和平解放北平时，傅作义很有政治经验，怕是"军统"、"中统"特务通过他的女儿套他话，于是就追问："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你可别上当！"傅冬菊肯定地回答："请爸爸放心，是我们的同学，是真共产党，不是'军统'。"傅作义告诉傅冬菊："你每晚从我这里回家是否有人跟踪？一定要当心！"又问："你是不是参加了共产党？"傅冬菊说："我还不够格。"在谈判时，傅作义还一再让我们把电台放到中南海他那里，说放到外面不安全，我们没敢答应。 　　1948年12月10日左右，解放军攻占丰台。第二天傅冬菊告诉我说，傅作义昨夜两三点从位于万寿路的"剿总"总部跑回中南海，因为事先一点儿情报也没有，解放军就突然出现在丰台了。傅作义对傅冬菊说："回天津去，你在这儿碍事。"傅冬菊表示铁路都断了，无法回去。傅作义说派飞机送她回去。傅冬菊说："我是你的大女儿，现在你遇到这么大的困难，我还得陪着你，不能离开。"对这些情况，我们都随时向城工部作了汇报。 　　多种途径对傅作义施加影响 　　记者：据资料显示，当时北平地下党有几方面的人在做傅作义的工作，听说北平工厂、学校、报社、铁路局、电信局以至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等机关，到处都有中共地下党的同志，是这样吗？ 　　王汉斌：是的。北平地下党通过多种途径对傅作义施加影响。当时，曾由北平地下党学委秘书长崔月犁，请出傅作义的老师刘厚同劝说傅放下武器。在对傅作义做工作时，针对傅作义的犹豫动摇，刘厚同反复向他谈形势、摆利害，转达我党的政策和对傅作义的希望及要求；明确指出傅作义要顺应人心，当机立断，切不要自我毁灭。傅作义决定接受和平改编后，刘厚同不以功高自居，表示从此隐退，回到天津。邓宝珊当时是国民党"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榆林地区国民党军司令。邓宝珊与崔月犁曾多次接触。他曾提醒崔月犁，"军统"活动很厉害，要崔多加小心。傅作义由犹豫到下定决心，邓宝珊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他曾多次出城与我前线总指挥部商议起义的具体条件和细节问题。 　　记者：李炳泉受党委派代表北平地下党参加了敦促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谈判，作出了贡献，后来有的资料却把李炳泉说成是傅作义的代表，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王汉斌：李炳泉怎么会是傅作义的谈判代表！他也是我们西南联大的同学，很早就入党了。1946年秋，傅作义在北平创办《平明日报》。李炳泉的堂兄李腾九是傅作义"华北剿总"联络处长，他推荐李炳泉去平明日报社担任采访部主任。李炳泉到平明日报社任职后，把地下党员李孟北、王纪刚也安排到报社任记者。同时，李炳泉出主意，让我找傅冬菊推荐，这样我也当了《平明日报》国际版编辑。李炳泉的夫人为了澄清这个事实，给我写过信。我向有关方面专门写信，说明李炳泉不是国民党的代表，是共产党的代表，他当时是南系地下党平津学委职业青年支部书记。 　　记者：北平和平解放时，您在做学生工作。实际上，北平学生对北平和平解放也起了很大作用。 　　王汉斌：为了统一行动，北平地下党的"学委"（学生工作委员会）、"平委"（平民工作委员会）、"工委"（工人工作委员会）等配合起来，展开了一系列的工作。当时，崔月犁负责利用上层的社会关系做傅作义的工作。我们地下党负责联系广大群众，把国民党一些中下级军官争取过来。还有少数高级军官也被争取，并已经开始准备配合起义，例如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总之，傅作义最终能够同意和平解放北平，离不开各方面许多同志的辛勤工作、默默奉献。 　　北平和谈详情 　　记者：最初双方的谈判顺利吗？具体是如何展开工作的？ 　　王汉斌：经过傅冬菊反复劝说，在解放军攻占新保安、张家口的压力下，傅作义被迫同意派代表同地下党的代表谈判。开始谈判时，我们考虑还要李炳泉通过李腾九做傅作义的工作，决定派《益世报》记者刘时平为地下党的谈判代表，同傅作义的代表李腾九进行谈判。刘时平也是西南联大同学，他是绥远人，同傅作义"华北剿总"的人比较熟悉。在谈判进行中，刘时平因一件涉及民主人士的案件被捕，我们又改派李炳泉为谈判代表。经过双方商定，傅作义派崔载之为代表，由李炳泉带领，于1949年1月13日出发，一同到解放军前线司令部谈判。崔载之是平明日报社社长，深得傅作义信任。傅作义通知其政工处长王克俊挑选可靠人员做好秘密出城的安排。我们通过地下党的电台，把李、崔出城的事报告城工部。根据城工部布置，我们安排李、崔二人坐吉普车从西单出发，经广安门到丰台，由解放军派人将他们送到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后来傅作义又调来周北峰、邓宝珊，帮助做和谈工作。 　　在谈判过程中，有些问题同傅作义的意见还有距离，迟迟未能达成协议。在这种僵持的局面下，党中央决定先攻打天津对傅作义施加压力，从1月14日发动进攻，只用29小时就打下了天津。这时傅作义着急了，提出要立即同共产党谈判，表示解放北平可以迅速达成协议，还说天津其实也可以不用打。1月15日，傅作义派出的和谈代表——国民党"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和周北峰到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谈判，双方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基本协议。1月21日，傅作义在北平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宣布接受和平改编。1月31日，"华北剿总"、正规部队、特种部队及非正规军部队总计25万人，全部开出北平城，听候改编；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开进北平城内，接手全城防务。至此，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北平以和平方式回到人民的怀抱。 　　记者：听说有一个小插曲，一封给傅作义的信差一点使北平和谈成果受影响？ 　　王汉斌：不错，是林彪给傅作义的信。那封信比较尖锐地指责了傅作义，周北峰带回来后不敢交给傅作义，就让傅冬菊交给他。傅冬菊感到这封"最后通牒"措辞严厉，担心父亲在部队出城改编时被激怒，就放在父亲的文件堆下面。结果新华社在和平协议签订后发表了这封信。傅作义很不高兴。最后，只好向他解释，那封信是因为当初在傅部占领张家口时，他的气焰非常嚣张，说要毛泽东下台，自己也下台。所以，解放区人民对他很不满意。信是为了向解放区人民有个交代，对他没有什么影响。虽然傅作义不高兴，但事已至此，也就让它过去了。 　　记者："北平方式"成为后来解放湖南、新疆、云南等的范例；它使驰名世界的文化古城免于战火，完整地保存下来，为新中国定都北平创造了便利条件。 　　王汉斌：对！"北平方式"是毛泽东主席讲的，它对以后解放湖南、新疆等地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北平和平解放，使北平这个城市保留了文化古迹。为了避免打到文化古迹，那时每天都试炮，我们每天要报告试炮的炮弹都落在哪儿。我当时住在东厂胡同北大文科研究所，离我住房几十米的地方就落下过一枚炮弹。 　　记者：资料记载，1949年2月22日傅作义到西柏坡见了毛泽东，说："我有罪。"毛泽东则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王汉斌：北平和平解放后，毛泽东主席曾几次接见傅作义，同他亲切交谈，称赞："和平解放北平，宜生（傅作义字宜生——编者注）功劳很大！"尔后，又安排他担任全国政协第一、二、三届常委，全国政协第四届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部部长，水电部部长。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他一级解放勋章。1974年傅作义病重，周恩来总理抱病到病房探望，转达毛主席的问候："毛主席叫我看你来啦，说你对人民立了很大的功！"傅作义逝世后，周总理亲自主持追悼会，叶剑英同志致悼词，代表党和政府给予傅作义极高的评价。他的女儿傅冬菊在北平和平解放后，由组织上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为我国新闻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汉斌，《百年潮》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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