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歷史網: 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激烈争论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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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激烈争论现代化 Oct 12th 2013, 14:29, by 明鏡雜誌 　　上世纪30年代，思想界有过一次关于"现代化"的大讨论。参加这次争论的有胡适、孟森、蒋廷黻、吴景超、钱端升、常燕生、丁文江、陶孟和、张奚若、陶希圣、张忠绂、陈之迈等人。因为他们都是"知识界巨子、言论界领袖"（陶孟和语〉，所以这次讨论在当时影响很大；又因为他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偏重于政治方面，所以对当今社会也很有启发。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次争论基本上被人遗忘。 　　一、背景和缘起 　　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时，国民党根据孙中山的理论，在确立一党专制的同时，开始对人民实施"训政"。所谓"训政"，是说中国老百姓文化程度太低，不具备民主自治的能力，只有在国民党的训导下，才能成为公民，才好实行宪政。就在这种说法受到胡适等"新月派"自由知识分子质疑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席卷西方社会，再加上苏联的存在，法西斯的崛起，以及日本的虎视眈眈和步步紧逼，使许多中国人对民主制度产生怀疑并对独裁专制抱有希望。于是，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困扰中国的如何迅速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又重新引起人们的思考和关注。1933年7月，《申报月刊》集中发表20多篇文章讨论了这个问题。有人说中国现在最急需的是"整个地实行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和集体生产"，有人说"欲使中国现代化，以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宜"，还有人说中国需要的是"介于两者之中间的复式社会"。与此同时，也有人对"现代化"本身提出质疑。他们说只有弄清什么是"现代"，才有资格谈"化"的问題。其中，著名的历史学家孟森先生就是质疑者之一。 　　孟森，字心史，江苏武进人。他早年留学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辛亥革命前后他曾参与政治活动，后来专心治学，在明清史研究方面颇有成就。他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已经50多岁。由于不满意那些一开口就大谈"主义"的文章，他拜访了胡适，并撰写《现代化与先务急》一文，发表于《独立评论》第77号。孟森认为，大家不要再乱谈什么现代化了，如今最需要的是平心静气地商量一下我们的当务之急究竟是什么。 　　孟森的观点与胡适"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基本一致。因此胡适在编辑该稿时，又以《建国问题引论》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同一期《独立评论》上。文章说：早在戊戍变法时代，中国虽然也有实行君主立宪还是实行民主共和的争论，但是当时的知识界对于独立、自由、民主、自治、尚武、爱国等西洋文明是没有什么怀疑的。在大家心目中，所谓"现代化"只能包括"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但是，就在梁启超等人热衷于宣传维新思想、中国人刚刚找到一条正确道路的时候，西方社会却出现了怀疑现代文明、否定资本主义、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潮，再加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苏联革命的胜利，这就使"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的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时髦了；世界企羨的英国议会政治也被诋毁为资本主义的副产制度了。凡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夸耀的西欧文明，在这种新估计里，都变成了犯罪的，带血腥的污玷了"。胡适说，这种思潮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学习西方文明的决心，而所谓"现代化"之争，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这一分析基础上，胡适痛心地指出："中国的多数青年，本来就不曾领会得十九世纪西洋文明有什么永久的价值；现在听见西方有人出头攻击西欧文明，而且攻击的论调又恰恰投合中国向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不知不觉之中，最容易囫囵吞下去；所以不上十五年，中国青年人的议论就几乎全倾向于抹煞一九一七年以前的西洋文明了。有些人自然是真心信仰苏联的伟大的、艰苦卓绝的大试验的。有些人却不免有吠声之犬的嫌疑，因为他们绝不曾梦想到西欧文明与美国文明是什么样子。"这样一来，中国就出现了否定一切，"静候中国的列宁与斯塔林"出现的思潮。胡适认为，正是由于人们对"现代化"的认识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才造成如今这种"相互仇杀、相屠相灭"的可怕局面。 　　胡适还说，所谓"现代化"，就是让中国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立住脚，让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衣食无忧的好日子。因此他在文章结束时提议："大家应该用全副心思才力来想想我们当前的根本问题，就是怎样建立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的问题。"这就是他把文章定名为"建国问题引论"的原因。 　　二、胡、蒋之争 　　胡适的文章刚刚发表，就爆发了轰动一时的福建事变。福建事变由十九路军发动，并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支部队因为在淞沪抗战中表现英勇深受国人爱戴和拥护，但由于其领导人蔡铤锴、陈铭枢以及李济深等人反对蒋介石，而下层官兵又受到国民党敌对势力的煽动，因此才发动了这次政变。 　　事变爆发后，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在《革命与专制》（发表于《独立评论》第80号）一文中沉痛指出：无论革命的动机如何纯洁，结果往往是连累了国家，连累了百姓。他认为这不是真正的革命，而是货真价实的内乱。蒋廷黻，字绶章，湖南邵阳人。他在辛亥革命后赴美国留学，专攻历史学，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1935年开始从政，历任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善后救济总署署长、中华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等职，退休后在纽约病逝。在这篇文章中，蒋廷黻还问道：为什么中国只有内乱没有革命呢？随后他根据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历史得出如下结论：这是因为中国没有经过一个专制的时代，还没有建立一个民族国家，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首先要补上"专制"这一课，然后才能用统一的民族国家为人民谋幸福。 　　对于蒋廷黻的这一说法，胡适无法接受。于是他连续写了两篇文章进行驳斥。胡适在第一篇文章《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1号）中指出：建国并不一定非要依靠专制，比如蒋廷黻所说的英国都铎王朝，就不是一个专制的社会，而是一个议会政治、商业文明和文化艺术都很发达的时代。另外，中国自两汉以来就已经形成一个民族国家了，因此蒋廷黻的立论并不可靠。胡适在第二篇文章《再论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2号）中说，他既不相信中国哪一个人、哪一个党、哪一个阶级能够实行蒋廷黻所说的"专制"，也不相信这么大一个中国能被哪一个独裁者所蒙蔽。 　　在这篇文章中，胡适还对他所谓"民主政治是一种幼稚园的政治制度"作了解释。他说，民主政治是一种常识的政治，只要老百姓把自己的常识凑在一起，就可以成为国家的主人。因此西方议会中的政治家大多是平庸之辈，他们的优秀人才往往聚集在学界、商界，而不是聚集在政界。因此西方社会能够涌现出许多科学家、发明家和企业家。他强调："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不甚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可以逐渐推广政权，有伸缩的余地；在于'集思广益'，使许多阿斗把他们的平凡常识凑起来也可以勉强对付；在于给多数平庸的人有个参加政治的机会，可以训练他们爱护自己的权利。"因此在人类历史上，"有些幼稚民族，很早就有一种民主政治"。相比之下，现代独裁即开明专制却"把政府造成一个完全技术的机关，把政治变成一种最复杂纷繁的专门技术事业，用计日程功的方法来经营国家人民的福利。这种政治……不但需要一个高等的'智囊团'来做神经中枢，还需要整百万的专门人才来做手足耳目；这种局面不是在短时期中可以赶造得成的。"正因为如此，胡适说民主政治只需要幼稚园的基础，独裁统治却需要研究院的水平。 　　该文写完后，胡适在当天日记中说："写《再论建国与专制》，到晨三点半始完。其末段论民主政治为幼雅的政治，最适宜于我们这种幼稚阿斗，此意似未经人道过。"《胡适日记》第六册，第25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随后，胡适在另一篇文章中还说："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许多太崇尚民主政治的人，只因为把民主宪政看作太高不可攀的'理想的政治'了，所以不承认我们能试行民治，所以主张必须有一个过渡的时期，或是训政，或是开明专制，或是独裁，这真是王荆公的诗说的'扰扰堕轮回，只缘疑这个了！"（《胡适全集》第22卷第25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看到上述观点之后，蒋廷黻对胡适说："你那一段议论简直是笑话，不值得讨论。"（同上，第557页）因此他以《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为题，在《独立评论》第83号回应胡适批评的时候，只谈了两个问题：第一，民族主义是近代世界的一大潮流，世界各国都要"赖此主义提高中央的权力"；第二，"近代国家每有革命，其结果之一总是统一愈加巩固及中央政府权力的提高"。相比之下，为什么我们的革命却导致"二十余年的割据内乱"？因此他认为当前政治的最低要求，是通过"个人专制"来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用武力实现国家统一，尽快结束这种"二等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三、吴、钱"挺"蒋 　　胡、蒋之争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首先在《独立评论》第84号发表《建国与专制》一文，力挺蒋廷黻的"武力统一论"。吴景超，字北海，安徽歙县人。他早年进入清华学校，毕业后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金陵大学、中央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49年以后继续在大学执教，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民盟中央常委等职务。在这篇文章中，吴先生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内乱的过程和规律，认为内乱是由于主张的不同和私欲的膨胀，而消除内乱的途径，"除却武力统一的方式外，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方式"。与此同时，他认为只有在国家统一之后，才可以研究"现代化"等问题。 　　由此可见，希望一个强有力的独裁者，通过武力来完成国家统一，再通过专制来搞现代化建设，并非蒋廷黻所唱的独角戏，而是当时知识界比较普遍的一种思想状态。至于这个独裁者究竟是谁，蒋廷黻表示："中国今日有无其人，我也不知道。"吴景超则说"这种领袖迟早要出现"。看来他们都有自己的判断，却又不愿意明说。 　　对于蒋廷黻和吴景超的观点，胡适先后写了《武力统一论》（《独立评论》第85号）和《政治统一的途径》（《独立评论》第86号）进行反驳。在前一篇文章中，胡适说他们所说的"武力统一"，其实是"马上得天下"的事业'还谈不上得了天下以后应该实行民主还是应该实行专制。在后一篇文章中，胡适对国民党奉行的"以党治国、党大于国"的现象有一段精彩议论。他说："18世纪的英国政治家贝尔克曾说，'要人爱国，国家须要可爱。'……现在最奇怪的现状是把党放在国家上面。这样如何能养成'忠'？国会是代表全国的议会，是一个有形的国家象征，人民参加国会的选举，就是直接对那个高于一切的国家尽义务。现在全国没有一个可以代表整个国家的机关，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使人民有参加干预的机会，人民又从何处去报效他的'公忠'呢？"议论从根本上否定了"武力统一"与独裁专制的合法性。 　　不久，著名政治学家钱端升也参与讨论，并明确表示中国需要一个独裁制度。钱端升（1900-1990〉，上海市人。他1919年从清华学校毕业后留学美国，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教授。1949年以后任北京政法学院院长，"文革"结束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兼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等职务。钱文发表于《东方杂志》1934年第1期，标题是《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文章说，由于无产阶级的反抗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现代社会是一个民主制度日趋衰微、独裁制度纷纷诞生的时代，其中苏联、德国、意大利、土耳其等独裁政权，就是典型的范例。这些国家之所以引起世人注意，是因为它们用极权的方法，解决了本国的经济问题。因此中国也需要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制度，以便在最短的时间里成为一个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国家。在这篇文章中，钱端升还奉劝人们对独裁不必一味地害怕。若以大多数人民的福利而论，独裁制度不见得不如民主政治。 　　胡适认为，这篇文章是讨论开始以来"最有条理又最恳挚动人的文章。可惜此文发表以来，还不曾得着国中政治学者的批评与讨论"。于是他在这一年年底为《东方杂志》所写的元旦征文《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中批评了钱氏的观点。遗憾的是，读罢该文我觉得胡适的批评未必中肯，因为他的文章没有涉及"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之所以如此，不知是否与常燕生已经做过精彩的分析有关。 　　四、常燕生助胡 　　1934年2月4曰，《独立评论》第88号发表常燕生从山西太原寄来的文章《建国问题平议》。文章开门见山说："中国怎样才能建设一个现代的国家。这是胡适之先生所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也是全国有心国民所共同迫切要研究的问题……"可见这场现代化的争论，已经在更大范围内引起世人的关注。 　　常燕生〈1898-1947〉名乃悉（燕生是其字〕，山西榆次人。他早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五四时期就开始办报，并参与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1924年，他曾在燕京大学教授历史，第二年参加中国青年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30年代初，他有回到山西短暂工作的经历，这篇文章就是那时候写的。抗日战争时期，常燕生客居成都，担任四川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教授，并代表青年党出任国会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他担任国府委员等重要职务，并于1947年在成都病逝。 　　在这篇文章中，常燕生针对蒋廷黻、吴景超等人的"武力统一"论，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武力统一不可能，然后说："还有与武力统一政策相伴而来的困难，就是财政问题和民意问题。凡使用武力统一政策的人，势必尽力扩充军备，向外挑战，这样政策的结果，财政必陷于困难，财政困难之后，必须向人民身上尽量搜刮，結果民意对于这个实力派必发生怨愤，民意虽然无力，然实际向背可影响军心，这是历次内战我们所熟知的。又因欲武力统一之故，对于谋臣猛将不得不加意联络，予以金钱美人及其他种种权利，结果政治上的种种罪恶就因此发生。如果既想使用武力，又要标榜廉洁，则谋臣猛将必因失意而为敌所诱，自身也难免失败。因此武力统一与政治罪恶又有因果的关系，而政治上的罪恶越多，民心也越去，统一的真正成功也就越辽远。历史上固然有逆取顺守的，然绝对违背民心而能统一者确乎很少。" 　　在批驳了"武力统一"论之后，常燕生还谈到建设问题。文章说："中国今日已经民穷财尽，人民所唯一需要的是休息，不但武力统一或其他性质的内战外战完全与人民的希望相反，即所谓生产建设也是现时人民力量所负担不起的。在几千年官僚政治训练之下的中国，妄想以国家的力量来兴作一切，结果每办一事即为官僚造一搜刮人民的机会。中国的官僚政治是和中国的家庭制度，中国的伦理观念有不可分解的关系，一时急切不能打破，要打破官僚政治只有取省事主义，裁官减政，无为而治，使官僚无法施其搜刮手段，自然消灭。"常燕生的这些观点与胡适主张的"无为政治"完全一致。 　　接下来，常燕生提出了比较具体的主张。他说："我认为中国今日欲谈建设，必须先经过两个预备时期。第一个是休养的时期，这时期的工作是裁兵，栽官,减政，减税，澄清吏治，铲除盗匪，使人民的负担逐渐减轻，能够自由吐口气，在思想上也不妨取同样的政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一切自由，大家自由说说谈谈，把不平之气放出一点，社会上自然减少许多乱子。这个时期经过之后，人民的能力逐渐恢复了，然后再可进入于第二个小规模培植的时期，这时期的工作是兴教育，修路政，扶助人民自动建设小规模的实业，将大建设的人才和条件都预备好了，然后才能进入于第三个大规模建设的时期。如果不察民力的能否负担，不察政治的能否澄清，以都市少数政治领袖的环境来视一般穷苦无告的人民，以为连这一点点小小负担，何至都担负不起，这正如劝饥民食肉糜一样，终是一种笑话。" 　　对于国家领导人，常燕生的想法很简单。他说：尽管我们需要这样一个领袖，但他不是好大喜功、神武英明的君主，而是心平气和、开诚布公、使大家不至于畏忌的普通人。这个人不能有消灭异己、独自称霸的野心，应该有消除军阀割据、推动地方自治的能力。文章最后说，真正的国家统一，只能在民权伸张的基础上实现。武力统一的专制的结果，只会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并给地方实力派"挟持民意"对抗中央的口实。 　　纪衣对于常燕生这篇文章，胡适评价很高。他在《一年来关于民法与独裁的讨论》中说："常燕生先生的见解，我很赞同。他劝中央实力派学古人'扶天子以令诸侯'的秘诀，把人民当天子，善用民心民意来做统一的工具，这话好像是迂腐，其实是很近情理的议论。我说的国会制度也就是实行这个意思的一个方法。"随后，《独立评论》第103号发表闵仁的《建国与建设》，第104号又发表张弘的《专制问题平议》。两篇文章都认为现代化的当务之急是经济建设。这有点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奉行的"现代化"思路。 　　五、争论再起 　1934年11月27日，蒋介石和汪精卫因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即将召开，联名发表通电，并在答复外国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与意大利、德意志、苏俄等国的国情不同，所以没有实行独裁的必要。对于这样一个来自权力中枢的政治信号，胡适很感兴趣，他连续写了两篇文章表示欢迎。在第一篇《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独立评论》第130号）中，他除了重申自己的主张外，着重指出：在不少政客和学者都鼓吹独裁政治的时候，"他们心目中比较最有独裁资格的领袖却公然向全国宣言：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只此一端已可证中国今日实无独裁的可能了。"在第二篇《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大公报》1934年12月9日，《独立评论》第131号）中，他对通电中提到的人民应该享有言论自由做了具体的补充。 　　胡适的文章首先招来他最要好的朋友丁文江的批评。丁文江（1887-1936）在君，江苏泰兴人。他早年留学日本、英国，回国后创办地质调查所，并担任第一任所长，是中国地质学的主要创始人。他还担任过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北伐革命前夕，曾弃学从政，出任淞沪商埠总办。后来又重返学界，1936年赴湖南考察途中，因煤气中毒而去世。 　　丁文江文章的标题是《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刊登在1934年12月18日的《大公报》，后来被《独立评论》第133号转载。文章提出一个至今困扰人们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是一个文盲大国，80^的老百姓不识字，而且根本不关心政治。这些不识字、不关心政治的老百姓怎么能正常地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力呢？文章说，即便是西方社会，大多数人对政治也不感兴趣，人们识字的目的，不过是 　　为了看体育新闻和读侦探小说。何况那些"靠政治吃饭的人又发明了一种骗人的利器^宣传。宣传是要组织的，组织是要钱的，于是就是在西欧选举权普遍的国家，实际的政权"也会落入那些有钱人手里。紧接着，文章对胡适的"民主宪政是一种幼稚园的政治制度"、"好处在于不甚需要出类拔萃人才"等观点作了批评，并得出"在今日的中国，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独裁政治更大"的结论。总之，丁文江认为独裁政治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他强调这是一种与旧式专制不同的"新式"独裁制度，并提出独裁者必须符合他所提出的四个条件。 　　同年12月30日，《大公报》又发表吴景超的文章《中国的政制问题》，其中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中国现在是什么政制，这是一个亊实问题；第二，我们希望有一种什么政制，这是一个价值问题；第三，怎样可以实现我们的希望，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作者认为：从事实上判断，中国现在是一党专制的独裁政治；在价值判断上，中国知识界多偏向于民主政治，国民党在理论上也赞成民主政治；从技术上考虑，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还不完备，但可以通过教育的方式来完成。 　　胡适对吴景超的说法未置可否，对丁文江的观点却非常失望，因此在《独立评论》第133号以《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为题作了回应。他首先承认西方国家那些"看体育新闻，读侦探小说"的人对政治是不感兴趣，也往往会上当受骗，但是他们第一次上当了，第二次、第三次就可能不会上当。因此民主政治的好处就是需要那些平时不关心政治的人到选举的时候来"画个诺，投张票，做个临时诸葛亮，就行了。这正是幼稚园的政治，这种'政治经验'是不难学得的"。相比之下，现代独裁政治就大不一样了。独裁者为了"不让那绝大多数阿斗来画诺投票"，除了需要一大批专家外，还要收买一部分阿斗充当自己的工具。这些人被组织起来以后，"自以为是专政的主人……天天以干部自居，天天血脉奋张的拥护独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独裁者还要"充分利用他们的劣根性，给他们糖吃，给他们血喝，才能领他们死心塌地的替你喊万岁，替你划除反动，替你拥护独裁"。文章最后针对丁文江和钱端升所谓新式独裁的说法，还强调指出："中国今日若真是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殘民以逞的旧式专制。"文章写好后，胡适还在一封短信中对丁文江说："你们这班学者们，将来总有一天要回想我的话。那里我也许早已被'少壮干部'掉了，可是国家必定也已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里你们要忏悔自己误国，也来不及了！"〔《胡适日记》第六册，第427页） 　　在同一期《独立评论》上，陶孟和以明生为笔名发表《双周闲谈·穆勒论独裁》参与讨论。陶孟和，名屐恭，天津人，孟和是其字，以字行。他早年留学日本、英国，回国后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北京社会调查所所长，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所长。1949年以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是中国社会学主要奠基人之一。 　　在这篇文章中，陶孟和主要是介绍了约翰"穆勒关于民主与独裁的精彩论述。穆勒说，独裁体制的前提是它必须有一个全知全能的君主和一批诚实、可靠、能干、无须监督的管理者，但这是不可能的。退一步说，假如独裁制度得以实现，老百姓就只能把一切事情交给政府，就好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神明一样。于是他们的思想已经变得多余，他们的道德会受到摧残，他们的情操也会迅速萎缩，他们的宗教信仰则会变成最自私最狭隘的自我主义，而他们与国家的关系，也就无所谓了。这样一来，全体人民就会"把智慧与情操都放在个人生活的物质的趣味上，等到物质的需要满足时，就放在个人生活的娱乐与装饰上"。因此他认为在独裁制度下，只有一个爱国的人，这个人就是独裁者自己。如果有人不愿意服从独裁统治，那就会构成犯罪。 　　对于胡适和陶孟和的意见，丁文江以《再论民治与独裁》为题，在1935年1月20日的《大公报》作了回应（《独立评论》第137号予以转载）。丁在这篇文章中一方面重申自己的观点，一方面表示这也是国难当头的无奈选择。丁文江说："在今日的中国，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也许我们还可以保存我们的独立。要不然只好自杀或是做日本帝国的顺民了。我宁可在独裁政治之下做一个技师，不愿意自杀，或是做日本的顺民！" 　　此外，还有张奚若、陈之迈、陶希圣、张忠绂、忧患生等知名不知名的作者参与讨论。张忠绂说："我根本不不讨论这个问题；……我以为在现时的中国，我们所应当注意的，不是政治理论，而是行政效率。"（《独立评论》第135号）忧患生认为："民主政治根本上就是一个骗人的公式，一个迷人的幻梦。"（同上）因篇幅关系，恕不一一介绍。 　　六、尾声：纸上得来终觉浅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会议决定于11月12曰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4月底，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并公布《国民大会组织法》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这一切意味着一再拖延的民主宪政即将开始，但是突然爆发的抗日战争却中断了这一进程。 　　对于即将实现民主宪政这样一件大亊，中国知识界议论纷纷，《独立评论》也发表陈之迈、萧公权、宋士英、张佛泉等人的评论，其中又以张佛泉的文章比较引人注目。张佛泉是《独立评论》的撰稿人之一。由于他后来去了台湾，因此我手头的几本人辞书都没有他的名字。上网搜索后，看到台湾东吴大学"张佛泉人权中心"的介绍比较详细："张佛泉，学名葆桓，民国前四年生于河北宝坻县，是中国当代杰出的政治学者。张教授曾参与创办50年代台湾最重要的异议刊物《自由中国》月刊，也是东吴大学在台复校的首位政治学系主任，他的《不可出让的权利》以及《自由与人权》，可以说是中文世界中，写作最早，也最有系统地探讨人权思想及观念的书籍，堪称是人权思想与观念研究的巨擘。尤其《自由与人权》早已成为国内研究人权思想的重要参考书籍,对国内的人权思想与观念的传播具有相当大的贡献。本中心以张教授名讳命名，具有才目当重要的意义。"另外，台湾《中国时报》副主笔杨渡于2006年3月9曰在《南方周末》发表《我与禁书的故事》，其中谈到他曾以地下方式出过张佛泉被禁的书。可见这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 　　张佛泉文章的标题是《我们究竟要什么样的宪法》，发表于第236号《独立评论》。文章说：自清末以来，中国在宪政道路上屡屡受挫的原因，与国人对宪政的误解有关。也就是说，包括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民主革命家孙中山以及著名活动家梁漱溟在内，都把宪政看成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理想，是一个与人民生活没有关系的空洞目标。正因为如此，他们都认为要实行宪政，"须用几十年的功夫去准备"他们甚至主张只有"过几天黑暗的政治生活"才能实现这一理想。孙中山的"训政"想，就是这些观念的集中体现。基于这一原因，张佛泉提出宪政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始，只要有一分可能，就应该实行一分民主政治。此外他还提出两点意见：第一，基于几十年来教育成就，中国人已经基本上具备了必要的"政治能力"第二，由于城市的教育程度高于农村，因此地方自治应该从城市开始。这对于当今推行的村民自治也是很好的提示。 　　张佛泉的文章激起胡适的很大兴趣，他在编辑该文时写了《再谈谈宪政》，发表在同一期《独立评论》上。在这篇文章中，胡适一方面表示"现在我很高兴，政治学者张佛泉先生居然也发表一篇和我的'僻见'很接近的论文"一方面又回忆起自己留学的经历。他说，我在政治学方面虽然是个外行，但也学过政治理论。不过，我的这些知识不是单纯从书本上得来，而是"在美国七年细心观察民主宪政实地实施的结论"紧接着他解释道，我的政治学先生教我们时，正值美国大选，他要求我们每人每天看三大政党的报纸，每周做报告，并且必须参加各政党的竞选演说。此外，同学们还必须搜集各州的"选举舞弊法"并做出分析比较。胡适强调："我受了他的两年训练，至今看不起那些从教科书里学政治的人们。我对于民主宪政的始终信仰拥护，完全是因为我曾实地观察这种政治的施行，从实地观察上觉悟到这种政治并不是高不可及的理想制度，不过是一种有伸缩余地，可以逐渐改进，逐渐推广政权的常识政治。"胡适的这一经历，在他的留学日记中有比较翔实的纪录。 　　回顾这场关于"现代代"的大讨论，不仅可以看到当年思想界对于如何实现国家统一，如何赶上世纪潮流的种种意见，还可以看到民主政治绝不是一种高不可攀的理想制度，它不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准备就可以实行。这不是一个学理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只有把思想付诸行动，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判断，中国才会在民主政治和现代化建设方面走上健康正确的道路。 　　共识网书摘，摘自智效民：《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论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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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紀委女將出馬查周清算石油幫 Oct 12th 2013, 08:41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劉越聲 　　知情者對《明鏡月刊》說，中紀委已經開始執行北戴河會議決議，對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進行專案調查。目前，周永康已經被軟禁，失去自由。負責周永康專案的是前中紀委駐財政部紀檢組組長、中紀委二室主任劉建華，她和負責調查薄熙來案的前中紀委 副書記馬馼一樣，也是一名女性。 　　兩天時間中石油就有四大高管被抓，讓原中石油董事長、國資委主任蔣潔敏六神無主如坐 針 氈，那些當年依仗周永康升官發財的人，那些多年來一直向周家輸送利益的人，如今都在驚惶失措中等待中紀委調查人員來敲門，因為他們最清楚不過的，就是周氏 父子近千億元的財富都跟他們密切相關。 　　果然不出各界所料，隨即蔣潔敏被中紀委控制，正在接受調查。消息人士當時告訴《明鏡月刊》，與已經落馬的幾位高官相比，蔣潔敏與周永康的關係更密切，蔣輸送給周家的利益肯定要比已被曝光的數目還大。收拾蔣潔敏，意味著進一步逼近周永康！ 　 　周永康才是真正的大老虎。 　　知情者說，蔣潔敏多年來藉他從勝利油田開始跟隨周永康的交情，通過為周濱的岳父母輸送百億美元以上利益。具體方式均在國外進行，或通過加鉅價收購油田天然氣田，或壟斷油田設備採購，由蔣將中石油需求及收購採購對象確定後，告訴周濱其馬仔吳兵，爾後全通過周濱夫人王婉父母開設由美國信託人出面持有的美國公司在中間賺一道，利潤全又留在瑞士銀行以逃美國稅。 　　自以為天衣無縫，但吳兵一進去，全盤供出。這一切貪腐均由作為中石油"獨裁者"的蔣親自指揮安排，如果說吳兵是周家的"錢袋子"太抬舉他，吳兵其實只是個馬仔管家。蔣與周永康的前秘書李華林（也已被捕）搭檔，才是真正的大金庫。 　　無獨有偶，周家的另一個金庫在四川，也是由李春城與周永康的另一個秘書郭永祥聯手。兩大金庫將周氏變成了中國真正的首富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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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今天我们如何谈论蒋介石（下）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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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如何谈论蒋介石（下） Oct 12th 2013, 12:32, by 明鏡雜誌 ——《蒋介石传》出版座谈会实录 　　顾青/主持 　　严如平：说到人物的传记资料，十五年以前，我接触陈布雷的日记，当时是我把陈布雷的日记，一大摞提供给你。我也看过陈布雷日记，我们想研究的话，能挖掘的资料并不是很多，它很多都是流水帐。但是它毕竟是一部完整的日记。刚才说到要出某某人的年谱，我觉得首先把陈布雷的日记能够出来。 　　王奇生：这个建议更好一点，你现在不要谈研究，你先把基本史料，比如日记这些东西，来往信件和文集…… 　　汪朝光：这个不是没有现实的可能，比如总署立一个项目，民国人物年谱丛书，先弄10本，然后你就可以找作者，有了总署的支持就可以找作者，有了年谱之后再来做人物传记相对就容易了。 　　王奇生：现在不是出版难的问题，还是你没有写出高质量的。 　　汪朝光：我的意思是一定要有人来组织，人物研究还不如由中华来立这个项目，比我们更方便。 　　顾青：刚才这几位先生说的对中华都是非常积极的建议。我们现在民国史这一块，我们的一些基本架构，中华的传统从近代史往民国史这边转，这是我们近代史编辑室今后的一个方向，就是近代史的很多史料出了。我们一般出的结构是这样，首先重基本史料，像文集、日记、档案，是这样的一些基本内容。我们已经有一套统一设计的近代人物年谱长编的东西，比如几个学者的我们有了，再包括清华四大导师的，包括陈寅恪这几个年谱长编，也是盯了几位老先生专门做了很多年最后拿出来的。从客观上来说，中华要建立这样的一套丛书，或者这样的系列的项目我们一定要做。但是同时也可以约一些重要的学者，好好的去研究做这个项目，也是应该的。刚才金老师提到了一点，就是现在社会越来越关注民国史，但是真正有价值的实实在在的东西确实比较少。所以我想提一个问题，前两天国际博览会的时候，黎明文化的班子，在一个将军的带领下，到中华来访问，想跟中华合作。我们也跟他们提出，在台湾军方出版的那些系列的东西，可以拿过来出。您刚才说我们这边出中共人物比较多，台湾出的台湾人物比较多，他的水平怎么样？ 　　金以林：相当不错，黎明文化出的《何应钦九五华诞纪事长编》就非常好，基本上就是何应钦的年谱。包括台湾商务出的《阎锡山年谱》六卷本，编得非常好。这要是能引进出版，真是很好的，我知道这两套年谱就很好。台湾商务就有一套年谱的书，但是有些还是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比较完整的是这两套，阎锡山和何应钦的都毫无问题。陈诚的是国史馆的东西，他出了一大堆，出了十多卷，但是北京的大人民出过陈诚的抗战回忆录，但是陈诚的其他东西还没见大陆出版，他的日记也还没公布，他有日记。 　　顾青：刚才金先生提到这两个书，咱们赶紧落实引进，这个事可以做。黎明文化现在很惨。 　　金以林：黎明文化好像是军方的。 　　汪朝光：都要倒闭了。 　　顾青：依然沉浸在当时台湾老大出版社的梦幻中。 　　金以林：如果通过黎明的话，其实挺好的。台湾的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出了一系列的好东西，但是它是军方的，史政编译局就自己印了。黎明肯定跟他们有很好的关系，史编局的书，比如像顾祝同的回忆录《墨三九十自述》，黄杰的《老兵忆往》等等这批黄埔将领的，无论是教官也好，还是黄埔一期的，都有留下来的，但是它都是官方的，等于是国防部史编局帮助他们整理的，有点像我们军科院弄的十大元帅。曾经跟他们谈过引进出版，没有一个人敢做主，中华民国国防部不可能授权给任何一家。黎明实际上就是他们国防部下面的一个出版社，如果能透过黎明把这些书引进出版，那真是妙不可言。像何应钦出的《抗战八年之经过》，最后有一个附录，就讲中共破坏抗战等等，那个是很简单的，而且它就叫附录，你把这一章扯了，剩下整个八年抗战之经过，何应钦以他的名义写的。那本书我相信要是出了，一定有市场，它详细的介绍了二十几个会战，每个会战怎么布置的空军、海军等等，尽管它也是一个著作，一个职务行为，但是完全是以他个人的名义。这些都是台湾军方做的，相对来讲这些书引进出版，可能对于推动民国史，包括抗战史的研究，尤其是在底下的这些将军，都是成名在抗战。 　　顾青：这个事我们可以做。 　　金以林：原来也跟他们聊过，我说你们能授权吗，他们说不能授权。我说，你们能默许吗，他也不说。 　　顾青：这是与虎谋皮。 　　金以林：台湾好多学者跟我说，你印就印了，中华民国国防部不会来告中华书局，而且我们的法院也根本不受理。现在越是正规的出版社，越不敢出。原来我们也琢磨过史编局的一批成果，非常好。 　　顾青：台湾的军方现在惨落到很荒唐的状况，任何一个人上去对军方表示一点……我上次说，一个士兵关禁闭死了，军事最高长官就辞职了，这不是岂有此理吗，那是他们的逻辑，咱们不去谈。 　　我特别想听听黄道炫老师说，刚才您的话太简短了，您再多给我们谈谈。 　　罗敏：黄老师就是专门写书，一般不怎么说。 　　顾青：比如说从思想史的角度，假如我提一个非常门外汉的问题，比如要写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话，蒋介石入不入思想史。 　　黄道炫：肯定不入。 　　顾青：为什么？ 　　黄道炫：他是个政治人物，他不具有那种思想史的意义。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中国近代史上的蒋介石》，但是没有写一篇论文叫中国思想史上的蒋介石。 　　汪朝光：蒋介石有思想吗？ 　　黄道炫：这个不能说没有思想，每个人都有思想。 　　汪朝光：比如孙中山有三民主义，蒋确实好像没有自己的思想。 　　黄道炫：应该说他对中国传统的浸润是比较深的，他有一套比较系统的对于中国思想的逻辑，而且这个逻辑是他在阅读中慢慢形成的，也不完全是抄袭别人的，但是这里面有很多抄袭的，这个毫无疑问的，这是学者的风气，但是确实他有他的解读，而且他的解读是花了很多功夫的，读了很多书。我觉得他的思想更多的是表现在这个方面，就是对中国传统的解读。至于说他的政治思想这些东西，比较混乱。 　　王奇生：这个看怎么说，混乱也是一种思想。为什么我们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这都算思想。 　　黄道炫：就看我们怎么界定思想这个概念，要是用思想家的这样一个逻辑去界定思想，那蒋介石称不上思想，但是如果我们用比较广义的界定…… 　　顾青：蒋介石的思想有没有影响到中国近代或者中华民国的思潮？ 　　黄道炫：思潮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他对国家会有影响，因为蒋的判断当然会影响政治。 　　王奇生：他的思想肯定会反射到他的施政，他的施政就会影响到国民。 　　黄道炫：会影响他的政治实践。比如新生活运动就是很明显的代表他的想法，对中国传统的判断，这种判断他会运用到实践当中去。如果说他跟思想家的互动，这个是有，但是这个互动应该是他们教他，而不是蒋去教这些人。 　　王奇生：我们也可以反省思想史的研究，我们的思想史长期也形成一个套路。什么是思想史？我就说，500年甚至100年以后要研究今天的思想，今天我们的思想史是哪些人的思想，左派的，右派的，他们会加入到思想史，你我都不会进入到思想史。所谓的思想，你要是极端化、极致化，要么是极左，要么是极右，中间那部分人思想太平和了，太温和了，太理性了，反而你没有留下声音，这部分人的声音是没有出来的，没有出来思想史上就不会写你，你必须是极左极右。我们近代以来，古代以来，所谓的思想家，全都是极致化的东西，在他的社会里是最不具有代表性。但是一个时代的思想，恰恰是常态，是写不出来的。 　　顾青：我就说当代的郭敬明、韩寒。 　　王奇生：他们会进入到思想史里面去。 　　顾青：黄教授绝对不写。 　　汪朝光：这个也不完全，郭敬明、韩寒你不能说极致化，郭敬明、韩寒也进不了思想史，思想好歹得留下一些跟前人不一样的东西。 　　王奇生：马勇就能进入到思想史。 　　金以林：顾总说的是思想史上的东西，包括冯友兰写近代思想史，政治人物他写到曾国藩，写到毛泽东，最起码他们在思想史上有他们的文本。他们的文本有他们创新的地方，或者是对整个社会有影响。蒋介石确实没有他的文本留下来的东西值得影响一代的。 　　顾青：我脑子里有一个案例，比如在文革期间，大陆对传统文化是一种破坏性的、否定性的，但是蒋介石觉得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存亡取决的命脉所在，把它政治化之后，作为一个复兴基地的理论依据了，这个我的看法，不一定准确，因为我毕竟是外行。这影响到台湾的很多学者，他们对于我们具有一种，传统文化在我这儿，不在你那儿，因为你们破坏了。但是现在情况好了很多。在当时这个时期，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台湾在复兴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们该如何评判它，而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起了什么作用，在教育、政治、思想领域，甚至在学术的领域，或者是民众的宣传，包括邓丽君梅花梅花那个歌，也都是这个中间的一个表现，这个涉及到蒋介石了。我们怎么评价蒋介石这一段的情况。 　　黄道炫：1967年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顾青：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黄道炫：我觉得它其实是个常态，我们是变态，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对于蒋来说，他会做这样的事情，也许不是蒋介石，换成马介石、王介石，他也会做这样的事情。问题在于我们这里当时是变态，所以不在于蒋到底做了什么，而在于我们当时的情况，所以蒋做的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王奇生：现在的问题是，你只是继承，往往思想史上你很难写上一笔，但是好像你有创新，你有颠覆，你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们写史，老是强调变的一方面，我们把变的一方面写下来，我们把那些不变的，那些继承性的东西，我们往往会忽略掉。历史往往是不停的有变，不停的有新的东西，那是我们要写的东西。 　　黄道炫：你说的是纯粹的思想史，学术思想史，思想传承史的角度，这样的看法会更加厉害，这很正常，因为如果你不是有创新，就像我们做研究者，如果我的研究没有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那我写它干吗。学术史的流传，如果你的学术史的研究，你的思想史的研究没有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那你的研究凭什么留下来，所以它一定会留下来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这毫无疑问。但是我们现在谈政治思想史或者社会思想史，其实创新的东西和继承的东西都应该同样纳入我们的研究领域里面，或者纳入到我们的视野里面去。它一定会纳入视野，因为领导者的思想，或者领导者的想法，一定会对这个社会产生影响，这个影响如果你不去记载的话，那你怎么能够对这个社会做一个清晰的描述。所以这是两个概念的问题。 　　王奇生：长期的我们思想史只限于精英的，葛兆光后来就提出来说，要普通人的思想，一般的思想。 　　顾青：他的思想史是下沉了。 　　王奇生：这样一个思想确实是我们以前不大关注的问题，好像我们认为思想就一定是要形而上的，具有一定高度的东西才能成为思想。所以这里面存在一个模式问题，而且这里面也存在不同学科的不同取向。比如社会学，我最近一两年跟社会学、政治学学者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就非常明显，社会学、政治学更多的是要从里面提出一个模式、一个规律、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东西出来，而我们历史重视的是一个具体的历史时空下面的个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强调的是历史不停在变的东西，他们强调的是那些变的下面那些不变的那一块是他们关注的。研究社会史的学者，他会关注到中国社会底层，从明清，甚至从宋代一直到民国，他说社会没变。但是我们谈政治史，我们看到是巨变，近代百年，变化非常激烈，但是他们看到社会底层是没变的。所以我觉得研究社会史的学者非常有厉害，他们把明代的史料、清代的史料、民国的史料互相交叉使用，三百年他们认为社会没变。他们穿插着用，他把民国的史料、明代的史料、清代的史料互相穿插，他们认为社会没变，他们看到的是没变的一部分，而我们恰恰看到的是变的一块。这就是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他们是希望从里面总结一些所谓的不变的、规律性的，那是他们的任务，而我们历史研究老是看到变的这块。 　　顾青：是角度不一样。 　　金以林：我们关注特殊性，他们更关注普遍性。 　　顾青：而且方法完全不一样，社会学的方法，跟我们常规的历史训练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王奇生：我看社会学者写论文，他们第一部分总是要提出一个模式，一个框架，然后到第二部分才拿事实去填，说这个框架是可以成立的，去验证，他们是这样做的。而且他们给学生的训练就是这么做。 　　黄道炫：其实国外的学者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这么做的，你看看他们研究中共根据地，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步平：刚才说的有一个问题是社会思想变化中的思想史，还是由思想家的思想构成的一个思想史。如果讲社会变化，包括台湾60年代针对中国大陆这边情况的传统文化的保护、维护，包括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可能在讲思想史的时候都会讲到。但是台湾的活动也好，大陆的活动也好，保护传统文化不是作为思想家来做的一件事。 　　顾青：这个问题就跟他们研究文学史一样，文学史是文学家或者著名文学家的历史，还是文学活动史，或者说文化生活史，思想的切入就完全不一样。 　　步平：我们2008年到台湾，去中正纪念堂，当时还留了痕迹，那个时候国民党刚刚战胜民进党。塑像上面，人放上去的那些风筝，有骂他的话，巨大的标语，骂了很多话。晚上吃饭的时候，和汪志夷（音）吃饭，他也很感慨，他说我们也不希望像过去一样，把蒋说成神一样，我们就希望把他当成人来看。他觉得那个太侮辱他了。他说，大陆都不像我们这边了，台湾怎么把蒋骂得一塌糊涂的。 　　当时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们如何来看。其实大陆这边可能对蒋相对来说有一些变化，但是反过来，对毛的批评也会有，还有更极端的，当然不可能像那样放风筝表现出来。所以关于评价标准，我觉得立场，纯客观的大概很难做到，而且不可能做一个标准，我们也没办法找到一个标准，大家都来遵循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个立场恐怕也无可非议。但是这种立场，我一直在讲，这些年我们在做共同研究，和国外学者在做的时候，我一直强调，我们自己的观点需要跨越一点，你想了解到对方的或者其他不同角度的观点，最后再形成你的观点、标准。我举个例子，比如这个杯子，我从这个角度看的话，它就是没有把儿，我要是写有把儿就不客观了，但是你从那个角度看肯定有把儿。那怎么办，我必须要照顾住这个，但是我不可能改变我的立场，我从中国人的立场跑到日本人的立场，但是我会照顾到，最后会形成一个相对客观的描述。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若干种或者很多人物传，同一个人物不同角度的人物传，最后会形成，但是这个人物传真正有生命力的话，可能是从这个角度，但是要照顾到那个角度，最有生命力。 　　顾青：请严如平先生和郑则民先生再分别谈谈你们的想法。 　　严如平：接着你的话题，谈谈标准问题。我们研究蒋介石，相当长一段时间，基本上以党史为标准，以中共的观念为标准。虽然书里面没有引用毛泽东的话，但是实际上是按照毛泽东的观点来评价蒋介石。在1983年写那本书，受这个影响比较大。但是这二十年，看了方方面面的资料，还有两岸学者交流的成果，有很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使得我们的认识又倾向于要以国家的独立、民族的统一、社会的发展这样一个标准来看待蒋介石的生平，他的是是非非。功和过，从我们的立场，从我们的观点出发，我们是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功过的。所以写的这本新书当中，努力的在贯彻这样的标准。但是坦白来说，这本书毕竟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修改和补充，和难免留下了这些痕迹，这是不完善的地方。 　　这本书利用了一些史料，或者说比较多的利用了方方面面的史料，但是它的距离很远。为什么呢？一个是我们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没有更多的到台湾、到美国看更多的史料，我们利用了一些台湾的史料和我们的学者到美国去的研究笔记，但是这些东西毕竟是第二手的，在史料的利用上，面还不够宽。虽然这本书有70多万字，篇幅比较大，但是利用史料的面还不够宽。将来进一步的研究，应该有更广阔的史料基础，在这个史料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一些观点，吸取了一些研究的成果，但是还有不够周密的地方。在座的几位没有严厉的批评，但是我们自己心里是有数的，还露出了一些过去的痕迹，有的改了，有的没有改干净。 　　张彧同志对我们的著作提出了一些批评，对我们很有启发和帮助。我们欢迎在座的各位严格的批评。 　　郑则民：研究民国史也是中央当时有交待和布置。在人物里面，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蒋介石，这两个方面的人物，是一定要有的。原来是尚明轩先生研究孙中山，做出了一些成绩。当时我们几个人，还有庄志龙（音）同志，我们三个人就开始做。蒋介石是非搞不可，总体来说大家对蒋介石有一些认识，材料也多多少少有些接触，而且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研究，来评价，对我们也是一个新的课题。当时想做，想从简单的做起，写了一个4万多字的简单的稿。因为庄志龙（音）同志退了，所以我们两个搞了一个40多万字的本子。我们也是感到没把握，但是很多同志给予我们鼓励。在这个基础上，当时一个是领导、出版社很慎重，我们也很慎重，这两个慎重在一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推动了这个工作。原来我是在民国史研究室，后来我又到革命史研究室去了，这个任务我们是共同一直做下来，出版社也很支持，所里的一些老同志也很支持，所以我们硬着头皮做下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感受到很多同志对我们有很好的鼓励、帮助，同时也期待能够做得象样一点，这也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推动。出版社对我们也很照顾，很支持，篇幅上原来想简单一点，最多搞60万字就不错了，后来慢慢的扩展，加上后边有一些东西，已经七八十万字，就变成了两本。这也是在出版社同志的关心、支持下，才做出来这个工作。感谢出版社，还有我们所里的很多同志、领导的支持。谢谢大家。 　　顾青：天色渐晚，大家一下午非常辛苦。我就做一个结束语。 　　先说这种形式，刚才汪所长一言九鼎，说座谈会就该这么办，今后咱们就遵照汪所长的指示，以后有好书肯定要常办这样的会，而且按照这个规格来办，咱们不能辜负汪所长的训示。这是第一。 　　第二，今天咱们谈的很多问题，我的一个实际的感受是开个头，意犹未尽。每位学者在谈的时候，我脑子里能够有很多联想、启示，但是真的没有很多的时间能发挥出来，能够进一步深入的再去阐发，时间不够。时间很短，希望以后各位先生有机会多到中华书局来坐坐，多给我们一些教益，让我们的工作更好。 　　第三，我们希望出版工作做得更好。因为在我们的观念中，或者在我个人负责的工作过程中，我始终觉得，学术出版跟学术研究是学术生态正常运行的非常重要的两个部分。我们的史料的出版、档案的出版、优秀的学术著作新研究的出版，一定是能推动学术进展的，而优秀学者的新的出现又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必须有东西拿给我们出。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出更好的书，在这儿也是诚恳的拜托诸位先生，有什么好的信息，有什么好的想法，能够跟我们说。跟我，跟冯总，还有欧阳、荣国这几位都可以，我们一定会非常认真重视的来做这件事情。 　　至于出版结构，金先生刚才提到了，我们是希望出非常重要的有分量的著作，同时又因为民国史特别的特质，越有分量的东西，市场反映又会比较好。如果我们不好好宣传，不好好运作，肯定做不好。我们目前也有这样的经验，《蒋介石传》一个学术研究，我们有些同志说，我们少印点吧，像我们常规的学术著作一样。但是我们现在发现，既然这是一个大家都关注的话题，尤其是刚才王先生提到，什么叫重大课题，我想越高水平的研究著作，越是重大课题，民国史特别的这种特质，它越能够得到公众的关注。我们就让它尽量做成双效益的书。希望以后其他几位学者，也能给我们这个机会，让中华书局去搞各种各样的签售。 　　今天我们营销中心、市场部的负责人都在这儿，我们负责销售的发行部的副主任也在这儿，搞宣传的这几位都在这儿，他们都嗷嗷待哺，你看这些饥渴的眼睛。所以希望大家把好的著作给中华书局出版，有好的建议给我们提出来。 　　今天这个座谈会就遗憾的到此结束，谢谢诸位。最后再一次感谢诸位先生的光临，尤其感谢严如平、郑则民两位先生给我们学术界做的贡献，给中华书局做的贡献，再次谢谢两位先生。 　　经济观察网2013-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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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60年前的先生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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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的先生与学生 Oct 12th 2013, 12:40, by 明鏡雜誌  　　讲述者：钟文典，1924年生，1946-1950年先后就学于北大历史系和政治系。1950年毕业留校，任明清史专家郑天挺的助教，并攻读他的研究生。1952年，应广西大学校长杨东莼之邀，回广西任教。以研究太平天国著称，曾任中国太平天国研究会会长等职。 　　在俞大缜家喝咖啡 　　我在北大上的第一课是外语课，老师是个老太太，俞大缜，国民党那个俞大维的妹妹，曾国藩的曾外孙女。老太太很认真，也很严格，一看有个新同学来，就叫我起来念。我第一天报到，第二天就上课，当时还没有书，就拿了边上同学——就是傅作义儿子——的书。念完了，老太太没叫我坐，说："怎么开学一个月了，你连课本也没有？"我是刚从南方去，普通话也说不好，又不好解释，就在那里听她批评。完了她马上就测验。第3天放榜了，成绩单公布在图书馆前的那面墙上，我的名字排第一个，钟文典，59.5，用红笔写的。哎呀，我一看，糟糕了，全班有3个不及格，我是一个。 　　第3天又上课了，老太太又叫我起来念书，我念完了她说："你的发音不错，就是说得太快了。"然后又问我："你现在有书了没有？怎么回事？"我就把情况告诉她。老太太人很好啊，就说我错怪你了。后来有一天，她要我到她家里去，冲了一杯咖啡给我喝。所以我第一次喝咖啡就是在她家里。当时北大师生是这样一种关系。 　　俞大缜先生这个人很耿直。后来罗尔纲先生研究太平天国，写了《李秀成伪降考》，受到批判。俞先生就出来作证，说李秀成的确是伪降，她说我听我的先辈说过，李秀成劝曾文正公做皇帝，他是想策反，曾文正不敢。当时正在批判（罗尔纲）的风头上，她敢出来作证，那是很不容易的哦，而且她还去找周总理说理。 　　曾国藩的曾孙曾昭抡那时也在北大，是教务长。他不是搞化学的嘛，一天到晚穿黄呢大褂，上面有很多洞，都是化学药品搞的。他刚上班的时候有个笑话，门卫守住门不让他进。他是教务长，要上班，为什么不让他进？穿的是破大褂，两只鞋穿反了，人家一看以为他神经不正常。后来有人说这是教务长啊，你不让他进？才放他进去。我听过他的演讲，在大礼堂，差不多坐满人了，站着听的都有。当时北大每天差不多十几二十场讲座，随你听，挤破人的有，十几个人的也有，照样讲。不会像现在这样正规，一定要到多少人数，十几个人好像就不行。 　　跟沈从文淘文物 　　大学国文第一课，是沈从文先生上的。沈从文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一看，沈先生是这个样子：很清瘦，个子不高，戴了一副近视眼镜，外面穿一个大褂。他讲课像他人一样，慢条斯理，有时候讲着讲着自己还笑一笑。所以他给我的印象是温文尔雅的一个君子。我上了他一个学期的课，聊过几次。 　　解放以后沈先生没有工作，后来是郑振铎帮他安排到故宫博物院。文学搞不了他就研究古代服饰。但他研究什么成什么，他那个服饰史现在也没人超过他，是吧？ 　　1954年，学校（广西大学）叫我去买些文物，第一站我就到故宫博物馆。他们说这个你要问沈先生。一看，他就在那个大厅的角落里。我马上过去，叫了一声先生。他抬头看，我向他鞠了一个躬。他说："你是谁呀？"我说我是你的学生。他有点印象，就问我找他干什么，我说学校给我2000块钱买文物，要建文物室。 　　因为我们是师生，他很坦率，说你不懂，你明天8点钟来，我带你去。第二天就带我从故宫博物院跑到西琉璃厂。我请他坐黄包车他不坐，一定要走路去，故宫到西琉璃厂蛮远的啊！一连3个上午，他一家家挑，一件件比，再一件件砍价。用完2000块钱，他就去监督人家装箱，然后跟我说你可以回去了，剩下的我帮你做得了！ 　　结果为这些文物，沈先生先后来了6封信，都是蝇头小楷，毛笔字写得很清秀。我临走时，他还送了一块自己的唐代铜镜给我们文物室。1960年还是1963年，他来桂林，到文物室去看，很高兴，说，"我这个破铜镜也在！"我特地用个玻璃盒装起来的，注明是沈从文先生捐。文物室还有一套钱币，从古代的一直到清代的铜钱、钞票都有，他说这一套我们当时没有买啊。我说这一套你记得没有？我们交易最多的那一家文物商，他送了一套到我家里。当时标价不高，24块钱。 　　沈先生，一直到现在我都想念他。我1988年去宝鸡开会，在火车上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很伤感，一到宝鸡就写了一篇回忆他的文章。 　　请胡适给小学题字 　　1946年10月，胡适先生主持了北大的开学典礼，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胡适先生，后来就见多了。有一天我从图书馆出来，往北走，他从他那个办公室绕道往南来，刚好就在图书馆那儿相遇。我向他鞠个躬，他也脱了帽回礼，很客气地问我："你有什么事要我帮忙么？"我说："报告校长，没有什么事。" 　　刚好那时候我家乡办一个小学，用我祖父的名字命名。我一个堂兄的母亲去世了，把剩下的几十亩田捐给小学作办学经费。我跟堂兄谈了这个事情，我说胡校长尽管那么有名，但对学生还是非常客气的。他说那你请他帮忙写个校名啊。我就拿了那个校名的条子，在他办公室外转悠了3天。第3天碰到他了，他也帮忙写了"定荣纪念学校  胡适题  一九四七"。 　　后来我在北大读研究生、当助教，就住在胡适先生对门。他妻子江冬秀人胖胖的，胡先生对她很好。有时候他们出门来，胡先生拿把纸扇，穿着大褂，江夫人穿着布鞋、白袜子，头上还插着花，两个人就这样慢慢走。 　　胡先生当时没开什么课，外国学者来，他就去介绍一下。但他演讲很好，我听过。他做校长有点无为而治，真的是兼容并蓄。天主教会一个美国神父，在红楼西边的教室做报告讲解放区怎么怎么不好。但是在东边，地下党进来了，就在那儿讲解放区怎么怎么好。我先去听西边的，因为对教会我从来没接触过。很多教徒在那里念"阿门"，低着头，闭着眼睛，吓了我一跳。又到东边去听解放区那边怎么样。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兼容并包。 　　后来国共内战，快打到北平了，学校分成两派，一派主张迁校，一派主张留守。胡先生在红楼摆两个桌子、放两个本子，赞成迁校的反对迁校的，大家都可以提意见，记下来。后来反对迁校的占多数，所以没迁。胡适先生本来不想离开北平，后来闹得厉害，他就走了。 　　钱端升一堂课只讲10分钟 　　那时候解放军已经围城了，学校里就搞护校运动，名头叫"保护老教授"，实际上就是稳住老教授，不让蒋介石抢走，所以每个教授家都住了四五个同学。我当时分到楚辞专家游国恩先生家里。那时教授的房子也不大，游先生睡床上，我们就睡在他床前，吃饭也在他家里，游先生后来就留下来了。解放以后周总理到北大和资深教授开会，30几个人吧，坐下来第一句话就说："可惜胡适走了，要不走，北大校长还是他来当。"说明共产党原本还是对他寄希望的。这是后来钱端升先生告诉我的。 　　钱先生是浙江人，口音比较重，所以你听他的课要集中注意力才行，不然听不懂。他是当时国民参政会3门大炮之一，他一个，许德珩一个，周炳琳一个，经常向国民党开炮。所以他上课议论时政牢骚很多，见了桌子骂桌子，见了凳子骂凳子，有了新闻先发一顿牢骚，然后一看表，还有10分钟下课了。一讲课，底下大家谁也听不懂，所以有同学递条子给他："临表涕零，不知所云。"——《出师表》里的话。他看到这条子也摇头笑。 　　但是我想，钱先生是国民党那时候30多个院士之一，美国人经常请他去讲学，他的著作也不少，说他没有学问没道理。所以我就下决心听听他那10分钟课，一试，你只要认真听进去了，可以给你很多启发，他真是有大学问的。 　　我跟胡适先生的大弟子罗尔纲比较熟。罗先生做学问很扎实，人也很随和。他能得到胡先生的欣赏是因为帮胡先生做他父亲的文稿。胡先生父亲的字很难看懂，找了几个人都做不下去，罗先生在那里搞了一年多，把它搞清楚了，所以胡先生很欣赏他。 　　罗先生的《师门五年记》本来叫《师门辱教记》，后来胡适先生帮他改了（书名）。胡先生在台湾做60大寿的时候，自己出钱印了400本，来祝寿的每个人一本。后来大陆批判胡适，罗尔纲说我不批判。消息传到了台湾，（有人就告诉胡适）说罗尔纲也批判你了。胡先生很坦然，说尔纲不会这样做的，我相信他是违心的。这话又传了回来，传到罗先生那里，罗先生整整一天不说话，在那里流泪。 　　吴之春只剩一个学生也上课 　　当时有个吴之春先生，教西洋思想史的，原来是清华大学教务长，湖北人，70多岁，身体不太好，上他的课分数容易得，只要交一份作业都及格。他开选修课，选的人很多，我记得第一堂课交选课单时，80多个人；第二堂来听课的，20多个人；第三堂，5个人，其中有一个是我。第四堂课我琢磨还去不去，后来一想，5个人，再去一次吧。到那儿一看，就我一个人。我想走，吴之春先生来了。他一上讲台，瞪大眼睛，用湖北话问我："你还来啊？"我说，吴先生，我在听。他说你不要来了，以后到我家里去好了。所以每周三的3、4两节课到他家里去，就是面对面聊天，能学到很多东西。那时候北大是你爱听就听，不爱听就不听，作业做好就得了。当然那时候作假的人也少。 　　西洋思想史专家吴恩裕先生——他也研究红楼梦——跟我无话不谈。他爱听京剧，我也爱听京剧，有时候他买到两个留声机片子，马上就跑到宿舍来找我："文典，今天晚上来啊！"到那里去，一杯清茶，有时候两个烧饼，我们就一起听京剧。 　　当时俞平伯还在，贺麟也在。俞平伯先生也很有意思，他不修边幅。学校有个邮电所，很多老师、同学在那儿寄信，他近视眼，一进去把两边的人都挤开了，他先来。我说这不是俞先生嘛，他好像也蛮不在乎。 　　我在历史系读了一年，因为我对外交史、国际法有兴趣，系主任郑天挺先生说，既然对外交史有兴趣，转到政治系去吧。他还帮我去政治系联系，政治系主任王铁崖先生同意了，所以我就转到政治系。当时是没有门户之见的。 　　卖了裤子衣服去听梅兰芳 　　我感觉在北大最受益的就是和一些朋友一块儿闲聊，特别是读研究生那段。那时宿舍里面12个小房间，一人一个房间，楼下一部公用电话，还有小厨房、卫生间、洗澡间。每天下课了回来休息，或者吃完晚饭，一人一张扶手椅，就在宿舍前的院子里，捧着开水开始瞎聊了：我今天看了什么，我是怎么看的；我今天读了什么书，我是怎么感觉的；我今天听了谁的报告。就在那儿聊，一聊一两个钟头。哎，我就感觉我也听了那个报告、读了那个书。 　　那时候周末活动也很多。我是南方去的，一到周末就去游览。北京城的老城门，还有那些老街道、老市场、庙会，我都去过。我们还组织去游长城、香山、颐和园。有时候去听京剧、相声，有时候去赶庙会，吃街边炖的羊杂牛杂。 　　解放后，梅兰芳、周信芳在北京第一次演出，我跟几个同学很高兴，但是没钱买票。怎么办呢？我就卖了两条裤子一件衣服，连夜去排队买票。我们买的楼座，坐成一排。梅兰芳解放以后经常听，到底老了，比不上以前了，以前灌的片子那的确是唱得好。马连良啊，杨宝森啊，叶盛兰啊，这些都听过。 　　侯宝林的相声，当时5毛钱一张票。现在说相声没有谁能比得过侯宝林，老前辈就是老前辈啊，那功夫真的不一样。他的相声生活气息比较浓，说出来的东西就跟你很接近。现在的相声我不愿意听，他不是说，是喊，老在打闹，没意思。侯宝林跟郭启儒就不一样，就站在那儿说，一听起来味道很足，没有人比得上他们。 　　林东林，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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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今天我们如何谈论蒋介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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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如何谈论蒋介石（中） Oct 12th 2013, 12:31, by 明鏡雜誌 ——《蒋介石传》出版座谈会实录 　　顾青/主持 　　汪朝光：我举一个例子，蒋介石包庇蒋经国，在辽沈战役打得最关键的时候，他确实回上海找吴国桢，指示他必须怎么样，你不能再查下去了。然后蒋日记里确实也写到了，好多材料也公布了。有时候历史资料太多，确实需要下功夫。然后就很兴奋，你看蒋确实是包庇下属了。但是我后来再一看，这条材料1986年就公布了，没有蒋日记，这条材料上海档案馆早就公布了，而且登在我们公开发行的《档案与史料》上，所以不是依靠蒋日记才能说蒋介石包庇蒋经国，1986年的材料已经公布了，而且那条材料公布得更有权威性，因为那个是蒋的电报，比日记更有权威性。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反思自己，我们做研究，就是因为近代离现在太近，材料太多，有时候看了前面，没准忘了后面，其实再去仔细寻找一下，有好多材料。作为我个人，我当然也希望档案馆能开放得越多越好。其实很多档案馆的不开放跟中央精神、政治真没有什么关系，我也是举另外一个例子，我到某一个省，进这个省档案馆就让我很沮丧，为什么？先问你搞什么，我最烦别人问我你搞什么，我不搞什么，我就愿意看一看，历史研究就是在反复看的过程中形成看法。他问你搞什么，我只好说，我搞什么，好，你写一个。然后他查，说这个跟目录不一定相关。同一天我下午去了市档案馆，目录随便看，随便去复印，我们就是为学者服务的。两个档案馆在一个城市，就因为我下午花了两小时功夫看了档案，后来写了一篇论文，也挺好。所以我想确实决定于个人，如果我自己个人当了一个档案馆的负责人，我有没有这种担当，我敢不敢给学者开放。有时候我真的不需要请示的，这个档案没有什么秘密性，但是决定于管理者个人，所以方方面面需要花很多的功夫。 　　顾青：有人家里藏着宝贝，愿意让大家都看，有人藏了宝贝，也许不是什么宝贝，绝对不让人看。 　　汪朝光：所以金所长现在管图书档案，我后来确实意识到这个问题，现在你用藏宝的心态，觉得我们单位有很多档案材料捂在这儿，已经没用了。现在是电子材料，学生都是在网上找材料，我就谆谆告诫他们，图书馆还是要去的，要不然很多材料不在网上。学生一句话就推翻我们，汪老师，很简单，网上没这个材料，我不写这个课题行不行，我做网上能找到材料的主题。所以只能让图书馆边缘化，没人去，所以一定要把图书馆开放，让大家都去看。我觉得金所长推动这个工作很好。 　　顾青：您的这句话对我们也是很崩溃的。 　　汪朝光：我后来恍然大悟，确实有道理，在网上我总能找到题目来做，图书馆不开放，我不去。我那个时候才知道，我真是落后于这个时代了。所以后来我见人就鼓吹，资料一定要开放，捂在那儿没用，年轻人早就不把它当回事了。 　　金以林：大原则我同意，咱们讨论的是怎么深化，特别是做高层政治史，你要做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没问题，多如牛毛，根本看不完。你要做高层政治史，比如举个例子，新中国毛泽东的外交思想，这个选题重要不重要？重要。你的研究够不够？不够。现在想深入做研究，我知道中央档案馆包藏着1949年以后毛泽东跟所有外宾的谈话记录，一直保存到1975年，一柜子，你不看这个，你做什么毛泽东外交思想。你不做这个研究，怎么深化这个研究，然后回过头说，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朝关系，毛泽东到底跟金日成是什么关系，请沈志华给总参去讲，他们都不知道。他们一问，为什么。他说，你们不让我看东西，我哪知道为什么。我个人自己比较喜欢做国民党的派系政治，那几乎可以完全抛弃大陆档案了，依靠台湾档案。比如中日建交，周恩来与田中角荣所有的会谈，我们都不公布，日本人公布了。 　　步平：最近我们把当年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冈田春夫——日本社会党主席的书翻了，他们就交给我们了，那里的很多记录，是当时毛、周跟他谈的。但是我们这边的记录不公布。 　　冯宝志：外交上的记录也有一个问题，从他的角度记，跟那边记的可能有细微的差别，在关键点上的细微差别就有用了。当时为什么建交的时候，大包大揽的说建交了这些东西全都不用解决了，根据后来的材料去判断，或者只根据日本公布的材料去判断，有的东西…… 　　金以林：像汪所长讲的，我们研究近代的出版史，那个确实是资料浩如烟海，没有什么不开放的。 　　顾青：根据地出版史开放了吗？ 　　汪朝光：政治也一样。比如我举个例子，它还是有一些公布的，大家都不去关注。比如1965年毛泽东召见彭德怀，确实这个档案没有公布。但是彭德怀传里，彭德怀年谱里写得清清楚楚，这是公开出版的材料。毛泽东跟彭德怀讲，你跟高岗的事是有联系的，他只是把彭德怀外放。你看到学界的解读，好多人都解读成毛泽东认错了，毛泽东又让彭德怀重新出战，不是这回事，《彭德怀传》和《彭德怀年谱》里写得一清二楚、清清楚楚，大家不关注，不看，还是在说，这个就毫无办法。 　　王奇生：这些年来资料相对于过去来讲确实开放度大大提高了。我们在研究政治史、外交史，高层的政治史确实需要高层档案的开放。但是有些东西，刚才我们也讨论到，蒋介石日记公布了，好像民国史也没有改写。我记得五六年前跟台湾的陈永发（音）讨论，他说，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现在固然是中共中央档案馆不开放，他讲，中央档案馆开放了，难道我们会改变对毛泽东的评价吗？实际上已经基本上定位，已经有大的把握在那个地方，就不会有大的改变，可能就会在一些细节上，就像蒋介石日记公布一样，细节上，以前我们不太清楚的东西，细节上更丰富了，但是基本历史脉络的把握，或者基本的历史定位还不完全要过度的依赖那些第一手档案。包括我们研究国民党史，研究民国史，研究蒋介石，有些东西不完全是靠资料，原来的民国史基本上是一个政治性的话语，或者是政治结论的抒发，或者政治宣传的结论，我们今天已经回到了学术本位上，纯粹从学术本位上来研究它，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记得十年前，杨天石老师跟我说："奇生，你要关注民国史上的大问题。"我就向杨老师请教，我说："什么是民国史上的大问题？"杨老师说："你看四大家族能不能成立，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这些东西我们要重新讨论。啊。"当时我回来以后就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不理睬它，因为四大家族也好，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也好，这些东西是当年中共的话语，中共是用政治对抗下面的一种宣传性的话语，这不是学术结论，它不是经过实证研究、有学理支撑的学术性的结论。今天我要去推翻它，我要从学理上去证伪，它是做不到的，这种情况下我根本就不可以理睬它，它不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我们就可以不讨论它。这样的话，我们今天来讨论民国史，讨论国民党史，讨论蒋介石，很多问题我们要重新提问。有些问题原来是中共的一种宣传性的话语，它不是问题，我们可以重新提问，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研究的一个很大的转变。 　　我看到两位前辈的书里面，比如我们过去讲"四一二政变"，一定要加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但是反革命政变这个定位是站在中共的立场上讲的，这个书现在改成"清党反共政变"，"反共"就是一个中性词了，就是一个比较客观的提法。所以这种情况下，有些东西看起来很简单，但是经过一个大的政治、社会转型之后的转变。尽管对我们今天的政治大环境还是不满意，但是最近二十年来，政治环境在改变，还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尽管今天没有百分之百放开让我们说，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不说假话，至少我能说到什么程度，我不会去说假话，我能站在一个纯学术的立场来讨论这个问题。今天实际上是学者自己的把握。 　　比如蒋介石，我是站在国民党立场，还是站在共产党立场，还是既不站在国民党也不站在共产党的立场，我站在一个相对客观、中立的立场，但是所谓的客观、中立，没有绝对的标准，你说百分之百你就是客观、中立吗，不可能的事情。其实每一个学者做研究，多多少少都会有立场，你有可能是一个民族的立场，一个是国家的立场，涉及到中日关系，你就很自然的是站在中国立场，你真正要站在超越国家的立场很难做到，甚至你还站在性别的立场，你是个男性，你很可能跟女性学者看问题都会有小的差别，更别说个人性格。有的学者会把个性展示在他的判断里，所以纯粹说百分之百的客观立场是做不到。今天我们是尽量让自己站在一个纯粹的学术立场上来讨论。 　　汪朝光：我恰恰觉得历史事实一定是要真实的，但是历史研究者的立场一定要凸显出来，没有立场，你还研究什么，你就不用研究了。 　　王奇生：我同意你的看法。过去我们讲历史研究，历史研究者的一个目标就是求真，再就是你讲的这个，历史现实的再现、还原，这是求真。但是我也跟一个学生讲，我们历史在求真的基础上还要求解，这个求解就有可能有研究者的立场，因为你对它有个解读，你对这个事情搞清楚了以后，你还对它有个评价，或者有个判断，有个分析，你就难免有自己的立场。所以我们的历史研究，过去老是把求真作为唯一的目标，我觉得还是不够，我觉得什么东西在求真的基础上再有一个求解可能是更好。我们现在作为民国史，蒋介石研究这些年来确实有很大的进步，尤其是有关民国史的后面一部分——国民党这部分，蒋介石这部分，我觉得这些年来还是有非常明显的进步。近代史研究所在全国确实是独一无二的，这些年来的成果，近代史所长期的特点就是实证，纯学术立场，实证研究。我们前不久参加社科文献出版社唐宝林老师的《陈独秀全传》的出版，加上今天的《蒋介石传》出版，这都是代表近代史所老前辈们非常好的研究，成果今天能够出版、再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真的是非常敬佩老一辈这么认真的研究。 　　具体到这本书来讲，我刚才看了，也觉得很有意思。比如我看到刺杀陶成章，我看蒋介石日记的时候，蒋介石在40年代，他回忆当年刺杀陶成章，他讲了什么呢？他说，我刺杀陶成章是为了孙中山，我知道孙中山特别不喜欢陶成章，所以我替他杀了。我替他杀了以后，我知道孙中山心里很高兴，但是当时孙中山还要在全国通缉我，通缉凶手，但是我知道他是做给人家看的，他的内心很高兴，我干了一件让他很高兴的事情。但是他说，这个事情我后来从来没有在孙中山面前提过，从来没有向孙中山当面表过功，但是从那个事情之后，我在孙中山心目中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形象。这是蒋介石的自我解读，他后面还来了一句，他说，做手下的人要以领袖之心为心。就是不用领袖把这个话说出来，比如他不喜欢陶成章，你不用他下指示把他杀掉，他没下指示，你知道他想除掉他，你就杀掉他。蒋介石后来，很多国民党时期的暗杀事件，包括杨奎松考察来考察去，说这个事件不是蒋介石下指示，我说这个没意义，蒋介石不用下指示，他手下的人就把他杀了，但是他就是符合蒋介石的心意，这个就是以领袖之心为心。 　　汪朝光：这个我完全同意。很多历史要是用学理，就是太过幼稚，就跟学界这两年老在纠缠一个问题：宋教仁是不是袁世凯暗杀的。我说这个东西你都不用去说，难道袁世凯会跟你说：你替我把宋教仁杀了。领袖跟他谈话中，对宋教仁的名字反应一下，手下都觉得，这个人不合适。所以这个我完全同意。 　　王奇生：我们做历史，要解读，你不能纯粹拿史料证明这个事情不是他干的，这个毫无意义。就像我们有一次在台北开会，其中台湾有学者就说，蒋介石晚年根本就没有意思要把位置传给蒋经国，他说没有证据。他不可能说出来，说我要传给蒋经国，他不会说。但是你能够合理的推断，他就是要把这个位置传给蒋经国。对历史，你不能纯粹依靠档案，也不能纯粹依靠史料，你就读那些无史料的史料，那些东西才是研究者的本事，你要去解读那些东西。蒋介石日记也是，我们不能仅仅看蒋介石日记文字上说了什么东西，我们要看里面没有说的，很多东西他没说，但是同样有很多东西在里面，我们怎么去推断它。 　　顾青：楚王好细腰，一个道理，一定是如此的。 　　汪朝光：我们的讨论挺有趣的，比如你看蒋日记，这一段恰好我仔细看过。皖南事变，1月4日爆发，1月1日到3日，蒋日记天天记载他召集高级军官谈话，很正常。恰恰爆发这天开始就没有这个记载了，这时候他在干什么？他的日记里记载，在召集一批学者，听他们讲西方文艺复兴的历史。这不是胡扯吗？蒋这个时候有这个闲情逸致去听学者谈西方文艺复兴吗，也许他真是召集学者谈了一小时，明摆着这就是一种掩饰。如果一定用这个日记来论证，你看，蒋的日记4日到6日，只字没提皖南事变，他对这事一无所知，他就被部下骗了，他这时候关心的是文艺复兴。我觉得这个跟逻辑就严重不符合了。 　　王奇生：包括中山舰事件以后，5月15日的国民党中央全会，他要通过一个反共提案。反共提案的时候，蒋开始非常担心中共会反对，通不过，但是后来没想到非常顺利的通过了。他在日记里没表示他有什么情绪，他说他马上去看电影了。看电影就是一个高兴的心情，为什么他这个时候跑去看电影，他高兴的时候去看电影。蒋介石回老家就是这样，你看他莫名其妙，怎么突然之间回老家去了，这个时候要么是一个重大的事情被他搞定了，他搞定就一下子放松了，回老家休息两天，这个事情搞定了，放心了；还有一个是极度烦恼的时候，他也回老家去。所以他回老家也是有原因的。这种东西讲起来，历史有的时候恰恰是读这些东西非常有意思。 　　这个书里面第二十二章、二十三章，讲台湾的集权统治、专权统治，我觉得这个说得非常好。为什么呢？我们现在为蒋介石翻案，过去骂蒋介石，现在完全颠过来说蒋介石好话，甚至于说国民党到了台湾怎么好。实际上国民党到台湾以后，它的特务政治越来越严，社会控制越来越强，因为他在大陆的时候控制不了，一到台湾，他有这个能力了，他可以控制了。包括他搞土改，在大陆之前他搞不了土改，到台湾他有能力搞土改了。这个时期你要看王鼎钧的回忆录，你都非常吃惊，王鼎钧在80年代到美国去的时候，到美国之前，生怕走不成，生怕被台湾特务把他卡住，走不了。80年代初期，我们到美国去都没问题了，他作为一个作家，还担心去美国都不成，所以你都想象不到。你别以为到台湾以后，国民党就怎么好，我们现在就是什么事情都颠过来说，对现实不满就怀念国民党时代，那简直是瞎扯的事情。我们过去对国民党确实有很多偏颇的看法，但是现在也不能完全颠过来看，全面肯定是肯定有问题的。 　　顾青：求真不易，求解更难。 　　汪朝光：日记还是有用的，比如说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关系，你要是不看日记，不要说求解，求真都求不了。 　　金以林：这是罗敏的强项。 　　罗敏：我拜读了两位老先生的书，我最近也是要写相关的主题，所以拜读了第一部分之后，我确实感觉到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这样一种学术传承，或者我们所谓的学术生命力。我现在读起来，也仍然没有感觉它是过了几十年之后再重新出了一本历史著作，这就是由于两位老先生在当时那个条件下，他们阅读了他们尽可能读到的一些史料，当时书中对最近这些研究的成果引用不多，但是他们还是尽量利用了最近一些新的史料做了订正。现在我们读起来，没有感觉到它是一部写作于80年代中期的历史著作。尤其像我们，基本上都是受革命史范式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所以读这本书的时候，觉得不是很合。但是同时我也感觉到一个问题，它基本上反映了一个以蒋介石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史的写作范式，也可以说代表了这样一种长期以来大陆革命史观写作范式下的这样一个非常成熟的作品。这对于我们后来的研究者也是很难超越的，我们现在以可用蒋日记去丰富很多东西，但是我们没有自己的写作的范式，建立不起来我们自己的范式，可能还是处于过程之中，因为从日记的出版，还有大量的国民党的档案出版到现在，这个时间需要一些学者的积淀，如何去突破。所以我觉得两位老先生是给我们做了他们前一代学者的榜样，后一代学者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如何能够从以蒋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史的写作，转向蒋介石的历史世界，这样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比如像我个人还处于摸索之中，黄道炫教授也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他从蒋的思想资源这样一个角度，写了一本书，那本书应该跟大量的蒋介石作品当中是非常不一样的一部著作。 　　汪朝光：刚才罗敏提出一个挺重要的问题，对我都有启发，就是蒋介石为中心的中国史研究跟蒋介石个人史的研究，其实它有重叠，因为他是国家领袖，但其实它是有分别的。我们写蒋介石传的时候，可以是以蒋介石为中心的现代中国的发展这么一个路数，也可以是蒋介石个人史，比如他的心灵史，他的爱情史，他的家庭史，也有这样的个人化的研究。但是至今为止的蒋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前一个主题上，后一个主题就期待黄老师了。 　　顾青：有请黄老师。 　　黄道炫：这没什么可说的，你们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刚才罗老师提到蒋介石的思想史的解读，我是在1994年以前写的，如果现在写的话，我绝对不敢去写。刚才奇生教授说了要求真，还要求解，那个作品大概是属于求解的作品，但是当时我还没有能够做到求真，就已经试图求解了，所以这是个颠倒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年轻人的胆量，到了我这种年龄，已经偏老了，已经不敢再去做这样的事情。在求真的过程里面，确实求解是一个必须去做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做这个工作，那我们的历史研究永远停留在这样一个角度。 　　说一说严老师和郑老师的作品，严老师是我的老前辈，郑老师是我的老领导。他们的著作出版以后，影响就不用多说了。我觉得很欣慰的是，真的，在二十多年之后，在蒋介石的研究成为两岸的显学的情况下，他们的著作还能够再一次重印，这个一方面反映了当年中华书局出这本书的水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两位作者与时俱进的这样一个态度，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让我很敬佩。 　　再说一说大家一直在说的档案的问题，我来之前也看了一个提示，就是希望我们去讲的一些话题，所谓的民国史的深入。我觉得民国史的深入没法由我来讲，我没有能力去讲，但是可以想一想，走哪条路，走到现在，在人物史的研究已经做得相对比较充足的情况下，高层政治的研究也做了很多的情况下，基层政治也做了很多，每年不断的会有一大批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都在谈这个话题，还能做什么。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没有办法做，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想，是不是还会有些空间。比如去年我就想做一个问题，就想研究国民党的供应，比如抗战中的后勤供应，后勤供应会涉及到很多问题：经济问题，战争能力问题，行动力的问题。你要去研究这个问题，在台湾的"国史馆"是没有办法找到求证的，因为他都是高层，你在基层的档案馆也很难做到，那就必须依靠我觉得会有档案的，或者我看到的一些线索，比如台湾一个学者早期做了一些研究，他就利用二档馆的资料。我想二档馆资料的丰富程度远远要超出"国史馆"。 　　王奇生：因为"国史馆"的档案是1949年，它是抽了一部分所谓当时认为很重要的东西带走了，但是绝大部分还是留在二档馆。刚才你讲的那部分档案也不在"国史馆"，是在"国防部史政局"，恰好这些部分是不对外开放的，到台湾的是"国防部史政局"，但是也确实有一部分在二档馆。实际上南京二史馆的战时那一部分档案，那部分档案是已经缩微化，是已经制成了缩微胶卷，是现在都可以看到的，你别以为二史馆不给你们看。 　　黄道炫：只开放5%。 　　王奇生：只要制成缩微胶卷的，全都开放，这部分恰好是制成了缩微胶卷。 　　黄道炫：我说的不是战史，我说的是这一系列的。 　　王奇生：它把抗战都归到了战时委员会，这样的话，当时这部分档案都在那里面。 　　黄道炫：我举这个例子想说的是，我们用一个比较大的眼光去做一些实证性的，后面又牵扯到很多制度问题的这样的研究，也许是我们下一步可以更多的去着手的，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在做了。我觉得也许在这方面可以做点工作，但是我不知道资料方面会给我们提供多大的可能性。 　　顾青：按照我个人的理解来说，或者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来说，当你在历史性的看资料公布的时候，你永远会觉得资料很多，但是一旦自己具体要研究某个课题的时候，永远觉得资料太少，这是没办法的。有限的资料里面不可能更大的发现问题，这是自己的学养不够。我们现在探讨这些问题确实非常有价值。上半场到此结束，我们休息一下。 　　顾青：刚才很多老师都是刚开了一个头，还可以更多的讨论下去。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在《蒋介石传》里面谈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标准，我们原来是有党史的一些观念，或者是政治史的一些观念，现在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现在用的是国家民族的这么一个立场来看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在这本书里是如何贯彻的，有些什么问题。如果我们进一步要进行研究的话，还可以有什么新的标准或者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这个方面再深入的聊一聊，其他的也可以。 　　王奇生：我们老是喜欢给人一个简单的评语，比如北伐有功，抗战有功，反共有过。反共对他来讲是很正常的事情，他要是不反共，他就不是国民党了，就不是蒋介石了。所以说他反共是不是过，他就是一个正常的历史，他当时站在他的立场，就是应该反共，实际上它不存在是不是过的问题。我们要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上去讲这个话，我们的看法，当时他怎么反共，他为什么要反共，你非要说他反共是过，这个明显是站在中共的立场。客观地说，两位前辈的书里面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中共的立场，毕竟老一辈跟我们相比，在党的熏陶下时间更长一点，多多少少会有些党的痕迹在里面。 　　汪朝光：其实历史的解读，很难避免立场，所以我觉得有什么样的立场，不妨碍这个书本身的价值。假如没有中共立场，你就有国民党立场，你就有第三方立场，你总有一个立场，我现在是这么想的。所以联系到刚才顾总说的，我们已经过了当年那个简单化的年代，现在蒋介石的评价也罢，什么的评价也罢，确立一个单一的标准、通用的标准，我估计非常困难。比如从现代化的角度，你也可以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评价蒋介石，他到底对中国有功还是有过。包括历史求解，也不是用简单的功过，就跟我到档案馆查资料，问你搞什么一样，一旦说到功过，比如我们历史研究，拨乱反正，我后来想，这是一个政治名词，我们的历史研究，如果你认为是有拨乱反正的意义，那么你无非拨的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前的乱，反的是现在的正。但是你没想过吗，三十年之后，别人同样可以拨你的乱，反你的正，这对历史又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所以历史研究的评价标准很难一致，每个人可以有每个人不同的标准，每个角度可以有不同角度的标准，每个研究者服从他自己内心的召唤，以他自己内在的逻辑、自洽性来确定他对历史的认识和看法，至于这个看法是不是绝对单一的，我觉得现在已经不太可能了。 　　我想说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刚才顾总提到的民国人物研究，我觉得人物研究本来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有非常有传统，可以说从《史记》以来人物研究就是中国的一个强项。但是实话实说，恰恰是民国人物研究，我作为一个民国的研究者，我非常不满意。为什么这么说？你现在到书店里看，书架上的人物著作，《蒋介石传》、《陈诚传》也是汗牛充栋，但是很少有非常严肃的学术的民国人物传记。比如郑老师、严老师这本算一本，其他的真是很少，都是大而化之的、通俗性的或者是胡扯的人物传记，见了风就是雨的人物传记。民国人物传记的研究远远落后于中共，中共人物研究确实也有它的不足，但是它是一个自上而下有组织的系统，至少它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基础材料。比如《彭真年谱》出了六卷本，《李先念年谱》一出就是五卷本，本来年谱长编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至今为止，除了《孙中山年谱长编》以外，我就没见过好的民国人物年谱长编了。 　　王奇生：闻黎明编的《闻一多年谱》不错。 　　汪朝光：这个又是我的误区，我老想到政治人物。比如《段祺瑞年谱》有一本，那就是一个简单的大事记。比如《林森年谱》，林森在国民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林森年谱》就编得太简单。这当然有很多原因，第一，他没有像中共人物这样是一个自上到下的组织系统来资助，你是要花钱的，但是人物传记年谱作为课题申请得不到资助，再加上大家又急功近利，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工作。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蒋、宋、孔、陈至今没有好的年谱，没有年谱长编你怎么去做他的研究。而学术不完全靠自发，那是学术兴趣、社会热点。所以我觉得中华书局应该有点担当，在民国人物研究这方面有所开拓。比如你们出过很好的近代人物的文集，在这个基础上，能不能你们来组织，当然这个学习投入，去做一些人物年谱长编，再上人物年谱长编基础上来做民国人物的传记。比如十年规划，一年我做两三本，假以时日，它就会成为非常好的作品。我买书无数，昨天晚上为了这个会，我在书架上一看，我很少买过民国人物的书，因为一看都不值得买，但是中共人物的书在我的书架上真是汗牛充栋，而且编的真的非常不错，非常严肃。你可以说它里面有的历史或许没收进去，但是它收进去的，比如《彭真年谱》，比如《李先念年谱》，资料之充实、丰富，真是好。包括很多具体的大将、上将，一个省委书记的年谱传记，真的写得非常扎实，当然可能功的这面说得比较多，过的一面或者敏感的一面就删除了，但是毕竟这一面给我留下了，比如我查李先念什么事，这个年谱一翻，至少某一天某件事我是能查到的，民国这么多重要人物，连个年谱都没有，你想查他具体某一天做了什么事，你就是不得而知。说到人物研究，我非常建议中华发挥你们的优势和优良传统，在这上面有所进取，有所开拓。 　　金以林：我觉得这话应该中华说，你们做民国史研究的人编两本象样的年谱，由中华出。 　　王奇生：你自己不做，你说人家不出。 　　汪朝光：我没说他不出，我觉得现在社会上少，中华应该有所组织，你得有所推动。（未完待续） 　　经济观察网2013-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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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今天我们如何谈论蒋介石（上）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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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如何谈论蒋介石（上） Oct 12th 2013, 12:30, by 明鏡雜誌 ——《蒋介石传》出版座谈会实录 　　顾青/主持 　　顾青：为了把论题集中得更加深入，在这之前我们自己草拟了几个问题，我把这几个论题简单说一下，一个问题是针对《蒋介石传》，谈谈蒋介石的研究如何走向深入、理性、客观、公允；第二，作为民国史的重要人物，蒋介石依据什么来评价，学术性、客观性的分寸如何来把握，这是第二个问题，评价的标准；第三，目前研究民国史、民国人物这方面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应该如何解决；第四，民国史、民国人物研究良好的学风如何创建，现在存在什么问题，这是学风建设。我们初拟了这几个问题，但是谈的时候，按照自己的思路来谈。咱们就以漫谈的方式来进行。 　　汪朝光：出版座谈会，我们不是说就事论事，现在这种会也多了，事先我跟奇生老师也交换过意见，我们刚好也借这个机会，对蒋介石研究、民国人物研究、民国史研究有一些我们的想法，我们也可以互相讨论。我先说几点想到的。 　　第一是这本书本身，因为这毕竟是这本书的出版会，我先说一点。其实它有一个原创传承不断递进发展的过程，一本学术著作也许当时出版，当时有一个评价，过了十年、二十年，我们从学术史的意义再回去，我们又会有一个新的评价，它是一个不断传承的过程。蒋介石研究在大陆，应该承认长期以来是一个禁区，至少在1980年代以前。蒋介石研究的解禁或者说可以进入学术研究的范畴，第一本《蒋介石传》是1986年出版的，就在1986、1987、1988三年期间连续出了三个蒋介石的传记，当时出的是宋平先生，我也不是很了解宋平的学术背景是什么样的，后来有浙江大学的杨树标写的，然后就是严如平和郑则民两位先生写的。因此他们是当时学术研究、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以来最初的蒋介石研究的成果。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几本书可能有这样那样的成绩，也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这是我们25年之后回过头去看，在当时这本书确实有非常大的反响，是在民国史研究里开创性的作品。这几本书里，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说，当时严老师写的书又是比较得到学术界首肯的。像宋平先生的书叫《蒋介石生平》，是比较叙述型的，后来又有其他的。严先生和郑先生这本书，是在当时的学术界得到比较多的学术讨论的著作。从此之后，1986年之后，学界的蒋介石研究就不断向前推进，现在到书店一看，书架上摆的蒋介石的传记大概是民国时期最多的，有学术的，有通俗的，有介于学术和通俗之间的。但是历史走到现在，学术研究走到现在，将近30年过去了，严先生和郑先生这本书现在又能经过修订，重版发行，还能得到学术界相当的肯定，得到读者的肯定，回过头来说，从历史学术史的意义来说，就证明他们当年的意义之所在。很多时候它是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大浪淘沙，大家自然慢慢就淹没在书海之中。因为现在跟当年还不一样，每年出版的书非常多，今天回过头来看，它还是有它的意义。所以我觉得，第一，凸显了它在学术史上的意义，它最初的意义，现在的意义。这两者之间我们如果参照着看，它的修订在什么地方，它的学术进展在什么地方，这又恰恰显示出蒋介石研究本身不断向前推进的一个意义。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历史著作不是在当时就事论事说它的成绩和不足，更需要拉开一段距离之后，我们再来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书恰恰是凸显了它的意义。由此也凸显出中华书局在出版民国史这方面，他们的眼界和意义。为什么？因为我们当年出的《中华民国史》就不用说了，包括最近出的《顾维钧回忆录》，当时中华书局出版《蒋介石传》，也是要经过报批、审批，也有一个过程。 　　顾青：当时是内部出版，内部发行的过程。 　　汪朝光：这本书有学术价值之所在，现在经过修订，再次推出，得到市场的好评。尤其是在现在，每年出版的书这么多，像这样的书基本上是出自读者自身的阅读需求，才能得到一定的反响，它又不能靠推销，又不能强迫购买。所以这也说明中华书局对近代史著作的把握，选题发掘这方面，他们的眼光。所以从研究本身到出版本身，我有时候想想，要是真细细总结一下，当年民国史40年的过程，《蒋介石传》将近30年的过程，从中我们可以充分体会中国学术研究的发展和进步。上次王奇生老生在台湾开会就说到，现在如果我们和台湾学者坐在一起，你几乎不会刻意分辨谁是大陆学者、谁是台湾学者，因为大家的学术评判标准基本上是一致的，大家的学术眼光和学术追求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么一个进步的过程，跟当年前辈学者的推进是分不开的。因为严先生、郑先生是我的前辈，我当年进入民国史研究工作的时候，有幸在他们的领导下工作过，他们在民国史整个书写的过程中，严老师主要参加了民国人物传的写作，郑老师主要参加了中华民国史的写作，也都有很多的贡献，在此之外，他们来做这样的专题研究，我觉得这方面前辈学者的贡献也值得我们尊敬。 　　当然这本书并不是十全十美或者美伦美奂的。我们今天来谈这本书，更应该放眼未来。比如我设想一下，再过20年、30年，我们再有这么一个过程。比如我写的，金以林写的书，或者王奇生写的书，过了30年之后，能不能还有修订、重印各种各样的机会，这也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这也是我们怎么样来谈民国历史。 　　我们作为现代新的学者，我们现在的书怎么样才能确定一个好的选题，深入的研究，再有不断重印或者修订的机会？我觉得这方面值得我们自己去总结，去反思。就像我刚才说的，严老师、郑老师的书以后还有没有继续再印的可能性呢，也不是完全没有，严老师在修订过程中也跟我不断的有过讨论，由于年龄的原因，种种原因，对蒋介石日记的运用，他毕竟不可能再去像金老师这么年轻的学子，天天去这样。但是除了蒋介石日记还有其他的材料，待会儿我们讨论的时候会说到，我们有没有必要都被蒋日记框死了，好像没有蒋日记就怎么样。其实我们如果完全依赖于蒋介石日记，我们可能又走进另外一个误区，我们的研究可能就被蒋日记牵着走，其实不一定历史的真实发展就跟日记的描述完全一致，有很多是不一致的方面。我先抛砖引玉，就学术史的意义，谈点我个人的意见。 　　顾青：给汪先生做一个注脚：中华书局评价一个书，可能跟别的出版社评价书不太一样，我们是看这个书的寿命，因为我们有大量的书是50年、60年，我们现在还在印。而且中华是有这么一个传统，就是有修订重印的传统，每个新的编辑过来以后，我们都说，一个书出版之后，马上就进入修订重印的过程。当然有很多书是不修订重印的，比如很多论文集出了也就出了，不会再重印；但是我们有大量的著作是需要重印的，重印时间的长短也就往往说明这个书的学术生命的长短，或者有时候我们也往往从这个时间来看这个书的学术价值。时间是磨洗掉很多浮华的东西，最后真正的好东西就在这儿。刚才汪先生说了一个发问，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书能不能以后也有修订重印的机会，其实可能对每个学者都有意义。但是我希望，您的书以后一定有这样的机会。隆重推出我们的王奇生老师，王老师最近跟中华合作一个书，把王老师折腾得够呛，不好意思，新史学里面的革命这个主题。 　　步平：我不是研究蒋介石的，但是跟他有关系，我觉得我很感兴趣。首先我觉得这真是一个突破口，我们一直期待整个社会关注中国近代史，也期待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成果能够让大家有更深刻的了解，现在也很关心。但是总得找一些突破口，笼统、刻板的讲近代史可能也不会有很好的效果。有很多突破口，但是蒋介石的研究可能是很重要的，因为它的一生确实跟中国近代史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刚才我听顾总说了这个成果，签售的挺兴奋的，我们两位老先生确实是用了毕生精力，反映了近代史所的研究成果，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效果。同时中华书局也很有慧眼，看中这样的题目，其实不只是这一本书。 　　近代史的研究应该让社会去了解关注，特别是关于近代史这些年，近代所成立那时候就是希望做这个事，但是建国以来，我们走了一段弯路，还有过去走偏了的一些问题，包括现在还有影响。所以有些人谈到近代史中的有些问题有些观点的时候，或者是偏转于一个方面，或者是矫枉过正，反到另一个方面去，这种情况都是有的。我原来在搞中日关系研究的时候，我那时候也力图想通过中日关系史的几个点来研究一下，比如我们过去特别关注把有些问题政治化了，单独拿出一些概念来，让大家硬性去接受，结果很被动。原来想通过这些突破来引导往这个方面走，但是我觉得这个过于学术化了，这个问题还影响不大。但是蒋介石研究倒是一个非常好的突破口，因为这是一个考验。这个书里，两位老先生也特别强调了客观、公允，我还特别翻了一下，因为他们里面的一些具体的描述，我也特别感兴趣，真是能够做到客观、公允。比如讲蒋站在共产党的对立面，但是实际上他的一生中，在他的早期，特别是对苏联的看法，包括把儿子送到苏联去。但是后来完全站在反苏、反共的立场上是什么原因，这里面有一个过程讲得很细，就是讲他1923年到苏联去争取军事援助的时候，这个过程讲得很细，这个过程真正能说明，他原来的满腔热情后来如何被浇灭，如何意识到苏俄跟英、美、日对中国是一样的，他这种思想认识，比较客观，比较冷静的去分析，当然也看了很多资料，包括蒋介石日记，包括共产国际的资料看了以后，才能把这个过程描述清楚。这本书我还没有看全，但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近代史研究最需要的就是客观、公允，说起来容易，但是实际上不太容易做到。刚才顾总谈到了评价标准，过去是国民党方面公布的档案、资料来研究，现在多了一个资料，就是日记，日记出来以后对它的期待很大、很高，社会上的反响也很强烈，觉得这是不是就能完全真实再现蒋的一切活动，其实也不尽然。这本书其实并没有完全光基于日记，我在想，因为有些事情是他在活动过程中单方面自己的分析、自己的认识、自己的判断，和实际效果不完全是一致的，还有各方面的资料，要对照起来看才行。所以有了蒋日记，有了国民党的文献，不等于说我们这边的文献资料就没有意义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书是很冷静的去分析。还有一个，你光看文献也不行，光看文本资料也不行，还要看整个历史发展真正产生的效果，这几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做一个相对比较公正、客观的效果。 　　有什么困难，到现在也不见得没有困难，虽然这个书出了，包括现在的研究也很多，但是还有一些困难。最困难的是我们的近代史研究和古代史研究还有点不一样，我经常参加一些学术评奖，还有一些课题的申报，考古所提出的题目几乎没有人提什么质疑，古代史也好一点，近代史几乎提一个，不是这个人有意见，就是那个人有意见，近代史离我们太近了，我们可能有感受，或者说他原来学习、了解，有一些体会，所以往往就用这些东西对学术进行判断。另外还有一个是过于政治化了，用政治上的东西去判断。我一直在分析，这样的问题往往是三个层面，一个是政治层面，还有一个是感情层面，还有一个是学术层面，这三个层面交错在一块，也不完全是混在一块，也不完全是分开的。但是这里面我觉得学术层面非常重要，学术层面要是做得好，给政治判断有一个客观、准确、科学的判断。过去我们的有些学术研究，我不是指蒋介石的研究，包括日本的研究，我们过去比较多的依靠的是有些部门的结果，老是感情用事，拿出一个结论来，上面就会用这个结论说出去了。说出去了就政治化了，你想收都收不回来，怎么解决都不好办。学术研究有时候很难突破，我们遇到很多这样的事，一个数字，一个事件的判断，太多了。这个问题怎么办，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包括在蒋介石的研究上。但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大的突破，所以如果能保持一种学术的理性、冷静，真正把这个做好了，真是一个特别大的突破口。在这个基础上能往前推动的话，能让我们的近代史研究有很大的进展。 　　还有一个困难是资料的困难。现在至少国民党党史馆的资料也可以利用了，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措施，在我们这儿的可以利用，蒋介石日记也可以通过各种方法看到了。恰恰是我们自己的档案资料不能公布，所以这样的话，有一些问题就不容易真正的对照起来去看。往往在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一些偏差，甚至是被动。最近我们翻译了一位日本学者写的一本关于钓鱼岛的书，他非常客观、非常冷静的判断钓鱼岛的历史资料，证明是中国领土的历史资料，第二是日本窃取，第三应该学习周恩来、邓小平那种处理方法，应该冷静处理。在他的研究过程中，大量的都是日本方面公布的资料，所以他说我不怕，日本方面有意见，你拿出来看，这都是我们自己的资料，没办法否定。但是他这里面就引用了一段周恩来当年和竹入义胜的对话，周恩来说，我不关心钓鱼岛的问题。因为是跟竹入的对话，对方公布了，我们这边没公布。翻译完了以后，外交部拿到以后说，这段话我们不公布，不让人说。但是不说，周恩来的立场就没有。说我们没公布，但是你没公布不能不让人家用，人家公布了。 　　顾青：学术被外交化了。 　　步平：但是不管怎么样，学术研究只要我们逐渐做，如果大家有一种精神，两位老先生后半生基本上就在从事这么一个研究，最后能有这样的成果，不是说一下子就能拿的出来的。所以感谢两位，也非常钦佩两位的精神。 　　金以林：先不说这本书，就说蒋介石日记，好像现在蒋介石日记被大家炒得如何如何，学界也有人说蒋介石日记如何颠覆了近代史。刚才我坐下来一看，蛮有意思的，蒋介石日记刚一公布，步平所长是第一次去，公布的开幕式您就去了，剩下我们五位都是轮流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抄蒋介日记，罗敏抄得最长，抄了一年多，我们断断续续都在抄。我们看完以后，真正说蒋介石日记颠覆了近代史的哪些，好像似乎什么也没颠覆，它只是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好多细节方面如果讲故事的话，能够讲到很多好的故事。 　　我看两位老先生写的书，除了蒋介石日记以外，从蒋介石个人的档案上来讲，两部分最重要，台湾的"国史馆"藏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保留得是最完整的，但是它开放得也是比较晚的，90年代以后才开始开放，所以那个时候陆陆续续对蒋介石研究的推动非常大，它的学术价值，方方面面远远在于蒋介石日记之上。我个人理解，日记的价值，它的新闻价值更大于它的学术价值，随便拿一篇日记就能说一段故事，讲故事挺好玩的，但是真正做研究，它远远不够。像台北"国史馆"藏的蒋中正总统档案是非常丰富的，其中仅是一套事略稿本，大概一寸厚（一册），82册，是逐日每天记他给谁的往来函电，别人给他的报道等等，还有他的日记摘抄，这些对蒋介石研究的推动是最大的。但是在国民党台湾的档案公布之前，中国的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也存了好多蒋介石的档案，而这部分档案到了90年代以后，想看都看不了了。刚刚也提到，严先生、郑先生这本书之所以有生命力，实际上在90年代前后的时候，他们两位最早接触到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的蒋介石档案，那批档案，包括蒋介石日记的类抄和往来函件，这是非常可贵的。到现在说，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前身是本所南京史料整理处，但是南京二档馆藏蒋介石档案到底有什么，本所也不清楚。我当年曾经一度找到国家档案馆的头，一直派下去，才允许我去看南京二档馆的档案，蒋介石的档案想都别想，唯一的能让我看看孙科档案、陈布雷档案，因为通过陈布雷档可以透出好多故事来，而且还不许复印。 　　顾青：什么原因呢？ 　　金以林：没理由。 　　汪朝光：它有一个理由，就是二档的人物档确实都不开放，他认为这里面可能牵扯到一些个人之间的瓜葛、矛盾，这是他说出来的理由，担心会有一些麻烦的地方。 　　金以林：所以讲到学术研究的评判标准，这个标准一定是学术的，但是政治的因素很多，所以在蒋介石研究上，有的时候我们也谈怎么把蒋介石的研究进一步深化。现在唯一好的就是，比如国民党党史馆的档案，台湾的蒋中正总统档案，这些全都公布了，但是涉及到国共关系、蒋毛之间这些的时候，我们这边的档案就不开放。蒋介石日记有了，宋子文日记也公布了，西安事变，周恩来跟中央的各种各样的报告，中央政治局讨论的会议记录，谁也看不到，那个基本上不能开放。有些时候我们在进一步推动研究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困难，这种困难也是我们学界无奈的。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现在的学术研究跟学术普及的关系，以前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会受各种各样的限制，比如在90年代以前，我那时候刚刚参加中华民国史写作，全部的科研经费给了我1000块钱，基本上什么也干不了。那个时候你说要做研究，说台湾的档案公布了，美国的档案公布了，你想去看，你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做研究，我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我看不了档案，我只能写到这种程度。到了改革开放，到了今天，到了文化大发展的时候，国家的各种科研经费的投入也都充分的时候，如果说有文献在全球任何角落，这个核心文献你没有看到，那某种程度上来讲，你做这个研究就不称职。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发展相当进步，就像刚刚汪讲到的，我们在台湾，跟台湾学者的交流没有任何障碍，这种学术评价也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的学术普及工作可能确实是做得比较差。特别是涉及到近现代史，近现代史还涉及到教科书的问题，古代史、世界史可以从世界文明史的进步来讲，现在相对来讲教科书做得蛮好的，但是涉及到近代史，更多它承载的不是一种文明的传承，它还承担一定的政治宣教，政治宣教跟学术研究是有差距的。但是等这些孩子们成长起来以后，网络世界又那么开放，以前给他的政治宣教跟他了解到的故事，信息源太广了，他发现差距太大了。再加上也有人确实爱胡说八道，乱编点东西。有的时候党的管理也挺逗的，比如严肃的一些著作要出版得审，前一段时间出了一本蒋介石揭秘，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瞎编的一本书，然后热炒，杨天石教授还详细的写过一篇文章，说这本书是怎么瞎编的，因为说的不是当前的问题，顺利出版，诱导很多不成熟的作者阅读到这些文献，完全是一些假的文献，所以产生出来的问题更多。我觉得学术的普及工作，认认真真的严肃的学术普及工作真是要做好。在这一点上我真是很敬佩两位前辈，他们在90年代的时候就做了这样一本严肃的《蒋介石传》，年近八十的时候，又花了那么大的精力。我记得第一本，中华书局说是修订本，文字量几乎增加了1倍，原来是1册，现在是2册，等于是重写。他们对推动学术普及的贡献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我个人来讲，有的时候做普及工作不值，还是做一点自己专业的专题研究，在这些方面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说到这本书，有的时候我在想，我看西方人写的传记也好，因为自己是做历史研究，我们以往做学术研究传记中，我们更关心的是围绕政治，其实政治以外的好多故事可能是我们的读者更感兴趣的，比如蒋介石跟宋美龄的关系，蒋介石跟宋家的关系，这里面有很多故事，讲这些故事的时候，看蒋介石日记就会比较好玩了，它会给好多细节，这些细节对于我们澄清一些谬误是有好处的。比如蒋宋结婚的时候，蒋到底有没有接受基督教的洗礼，事实上没有，两位先生也用蒋介石日记里谈到1931年的时候，宋母已经不在了，蒋介石才真正的受洗，成为了一个基督徒。1927到1931年这段时间他并没有参加。但是你们两位在写作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关注政治方面，蒋介石的爱情，或者是蒋家跟宋家的关系等等，我觉得今后有机会再版的话，写这些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历史普及，而且会有更多的人感兴趣。我们民国史研究室跟台湾的政治大学合作，做了连续三年的蒋介石的研究，第一年我们做的蒋介石的研究就是蒋介石的人际网络。后来论文集出版，台湾就改成蒋介石的爱情、亲情与友情，大陆版还是叫人际关系网络，据说在台湾热销。第二届我们开蒋介石研讨会的时候，就叫蒋介石的日常生活，把蒋介石旅游、蒋介石怎么看电影、蒋介石在全国各地的官邸等等，那个书在台湾出来以后，据说在台湾的书展上，N多的大陆出版社都去买版权。本来我们想免费给社科文献出版社出，后来团结社就说4万块钱买版权，那我们就跟社科文献说，有人给4万。可见蒋介石日常的生活等等，这些也是蒋介石传记的一部分，也是更多读者希望了解、渴望看到的，这里的故事，某种日常生活的故事，爱情的故事，也可以根据这些档案文献真实的记载给描述出来，而不是像各种各样的演绎说。本书如果能够再版，把这些写出来，增加这种可读性，可能会更吸引读者。 　　步平：那就得三本。 　　汪朝光：可以出系列研究。 　　顾青：跟媒体朋友说一下，我觉得媒体朋友能不能帮我们学术界也一块呼吁一下，学者手中没资料，这简直就是惨不忍睹、痛不欲生的一件事。所以二档馆资料不被我们学者…… 　　汪朝光：我插一句，这跟媒体没关系，媒体越呼吁，说不定越给我们帮倒忙。 　　顾青：我就期待省长或者什么长来说，这应该公布。 　　金以林：一说资料，蛮有意思的，其实蒋介石的文献公布得那么多，中华书局当年编的《蒋介石言论集》，编了很多，我记得前四卷是做过清样的，那个是非常好的东西。后来这个清样稿流传出来，当然没有正式出版，流传出来以后，很多台湾学者都来找我们影印，因为那个用的都是蒋介石的第一稿，比如他在黄埔军校的演讲，1927年以前所有的言论集当时找到的都是最早的发表的、第一次发表的记录稿。事后蒋介石在1949年以后就在不断修改各种各样的讲话稿，到了台湾以后出版的都有大量的修改，真正想看到第一稿，保留下来的恰恰是中华这一套东西。有一次我跟新闻总署的官员聊天的时候就谈到，我说有没有可能出版。他们表示说，什么可能都有，出版社不往上报，我们也不好说。 　　顾青：欧阳，你把言论集的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 　　欧阳：这个书出得比较早，当时是中华书局和人民出版社一起做的，叫《蒋介石言论集》，出过几卷。 　　金以林：一卷没出过。 　　欧阳：但是已经有清样了，有定稿了，定稿以后就没出。当时中华有一个计划，想从言论开始做蒋介石的全集，当时搜集了非常多的资料，当时有一个这样的计划。清样都有一部分，现在我们也呼吁，在座的各位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到时候我们还是要挑起来，希望把蒋介石的集还是要做。 　　汪朝光：这个是有它的意义的，包括今年要出袁世凯全集，而且篇幅相当大，所以我觉得蒋集如果在合适的情况下出版，确实是有利于研究。 　　我觉得关于资料的问题，我跟小金的看法有一致的地方，但是我想补充一点。资料不可一概而论，为什么？平心而论，现在跟我们当年比，比如严老师、郑老师当年的研究比，资料性的问题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当年我们确实做近代史苦于资料不足，现在很多是苦于资料太多。比如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军事的，其实现在的资料是浩如烟海。包括档案馆，比如1987年的时候我去档案馆，跟现在去档案馆，你也会发现，其实大部分档案馆的面貌也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就算你现在去一个档案馆，当然可能各个档案馆的情况不一样，比如说这个电子化的处理，现在基本上就可以在电脑上远程就可以看到它的目录，检索就非常方便。这种情况下，你去看材料，原来是事倍功半，现在是事半功倍。我是这么想的，对一个历史学者来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史料的渴求永远是没有限制的，我们总希望公布得越多越好，但是刚才说的，很多是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可能有部分史料觉得敏感一点，确实没有公布，或者公布得不够完整，但是其他很多材料，其实公布的真是浩如烟海了。 　　第二，这跟学者的心态有关系，包括我有时候自己也这样，作为一个研究者，总希望从史料里找到一些能够引发社会关注或强烈关注的题材，所谓这种高端的、尖端的材料。其实历史不是由高端、尖端组成的，我觉得历史的原生态恰恰是大部分人都是过着平凡的生活、普通的生活，我们怎么从平凡、普通的生活里去理解那段历史，这可能更重要。可能这里就要花很大的功夫，花很多的精力去收集材料。当然也可能公布一个材料，对历史的看法、事实评价有根本性的变化，刚才金老师说的我也很同意，其实理解的大关节，你想做一个颠覆性的，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么多时代积累下来之后，比如国共关系，比如蒋介石的反共，你从日记里再看，他还是反共，不可能找到不反共的。蒋介石独裁，看了蒋介石日记，你只会发现蒋介石比我们发现的更独裁，而不是他不独裁。你看了日记，就会发现，什么事都是他来决定，不相信别人。包括我们理解的共产党的材料，其实现在公共档案公布的真是多，只是很多研究者不去看，老觉得你们怎么还没公布，其实早就公布了，他总希望公布一条高端材料，最好是我看了马上就写一篇文章，就怎么样了。其实很多历史研究，它是需要很多具体的个案的积累之后、研究之后，我们对历史可能有个整体的把握，这需要一代又一代学者非常艰苦的努力才能找到。这是我跟金老师讨论的地方。 　　步平：其实是一些重大的问题，或者一些敏感的问题，可能那些资料很难公布。2009年中央开过一次党史工作会，党史工作会之前，那时候还是习副主席，他当时提出一个问题，说现在很多人物传记，到香港去出书，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边也出，人家在那边出了，我们没办法，但是我们在这边也出。会上我们就提出这个问题，是可以出，但是用什么出，用什么样的资料出，人家提的那些问题，我们没有资料。经济、文化、社会上的资料简直浩如烟海。（未完待续） 　　经济观察网2013-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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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中共官場向紅色小太子敞開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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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官場向紅色小太子敞開大門 Oct 11th 2013, 20:38, by 明鏡雜誌 《名星》特約記者 栗豐 方延鴻 一花引來萬花開 鄧卓棣任職的消息刺激了中文網民，很有興趣地對"芸芸眾孫"進行更多網上搜尋，很快就發現，不僅第三代，竟連第四代也已經上陣了：葉劍英元帥的曾孫葉仲豪，2012年8月，剛剛30歲，已經升任正處（縣）級的共青團雲浮市委書記，領先鄧卓棣半級。 葉 仲豪是葉劍英的兒子、前廣東省長葉選平之孫。葉劍英是中共開國十大元帥之一，當過中共中央副主席、國防部長、全國人大委員長等一系列要職。1976年毛澤 東逝世後，他與當時的總理華國鋒聯手，拘捕了江青等"四人幫"，結束"文革"，對中國的走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葉家家大業大勢力大，一眾子孫非官即商， 堪稱豪門。 現年88歲的葉選平，有兩個兒子，均在廣東工作，一個叫葉福新，1992年曾在香港創立萬信證券，現任廣東南湖高爾夫球會董事長；另一兒子姓名職業不詳。兩個兒子各有一子，除葉仲豪外，另一名為葉丁。 黨內的一把把博士也好，一串串碩士也罷，有多少是貨真價實的？多少是有真才實學的？又有多少是抄抄寫寫湊數的論文博士？兩年前的《外參》月刊，刊登周元的深度報導《李源潮主導新一代"太子"接班》，披露了中共鞏固政權、代代相傳的長遠計劃時，這麽問道。 "也許意識到自己的'土鱉'，或者學位'水份大'抬不起頭來，也意識到如今體制內海歸，不少是公派的或者是訪問學者出去又回來的'假海歸'，質量上不夠檔次，在不能讓自己的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社會氛圍下，中共歷屆領導人們對自己子女的教育用心良苦，把子女送到美國、歐洲等大學留學的前赴後繼，可以說不勝枚舉。鄧小平的兒子鄧質方，江澤民的兒子江綿恆，李鵬的兒子李小鵬、女兒李小琳……蜂擁來到美國深造。 其中也開始出現孫子輩：毛澤東的外孫女孔東梅，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來到美國，進入美國常春藤盟校——賓夕法尼亞大學攻讀國際傳播與媒體研究碩士學位；葉劍英的孫女、葉選寧的女兒葉靜子，在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協助下從讀中學就來到美國了；她的丈夫、王震的長孫王京陽，則擁有加拿大名校約克大學計算機和數學雙學位。" 文章中沒有提到，相對年輕一些的皇子皇孫們，也前赴後繼的走在他們皇哥皇姐的路—— 江澤民的孫子江志成，從哈佛大學經濟系畢業；薄一波的孫子薄瓜瓜，在哈佛拿碩士；陳雲的孫女、國家開發銀行行長陳元的女兒陳曉丹，也從哈佛畢業；前中央紀委書記吳官正的孫子Kevin Wu，就讀耶魯大學；前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的外孫女李紫丹（Jasmine Li），就讀斯坦福大學……此外，還有萬里的孫女萬寶寶。 美國大學所要求的SAT、GRE等考試分數，不少中國"紅二代""紅三代"未必達得到，有的甚至相當差，只在1800、1900分左右（滿分為2400分），居然也被錄取。美國大學如此對中國權貴後代降格迎迓，令一些知悉內情的人士頗爲不屑，認爲有失全球頂尖精神殿堂的尊嚴和身份。但就和各大投行熱衷招聘這些"紅三代"的道理一樣，這些名校自然也不願失去太子們人背後龐大的政治和經濟資源！ 官場為小太子開大門 新一代的太子公主們賺錢之餘，父輩祖輩們考慮到紅色江山還需要自己人來接掌安全這一不成文的老規矩，在官場上也自然開始為這些"70後"、"80後"的紅色子孫們鋪路。 這不成文的老規矩究竟是什麽？ 這就是：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元老，每家子女中，至少安排一個為省部級職務。 這個規矩，是從"文革"結束、一度受到衝擊的老幹部全面平反之後開始的。已去世的，隆重安葬；還健在的，官復原職，對其子女，也安排適當工作，其中有從政意願者，至少安排一人為省部級職務。沒有直系子女的或者直系子女實在不好安排的，就要用變通辦法，安排其女婿、兒媳、侄子侄女，乃至孫輩。 這一做法，基本上普及到了所有元老的家族。除了周恩來、彭德懷等個別領導人沒有子嗣，便照顧了其非直系親屬之外，對其他家族都做到了。 消息人士說，毛澤東家族情況比較特殊：他的三個兒子，毛岸英犧牲，毛岸龍失蹤，毛岸青又神智不正常；兩個女兒，李敏文化程度不高，李訥水平有限，加之"文革"中的表現也讓人詬病；這幾個健在的子女，本人從政意願也都不高。本來，毛澤東是信任和栽培侄子毛遠新的，但他與"文革"後的新政權結怨太深，被打入囚牢。實在挑不出人來，黨的光輝只好照在毛岸青的妻子邵華身上，她最後官至中國攝影家協會主席。 毛新宇 兒女不足孫輩補。這也是爲什麽毛新宇儘管顯得弱智、在公衆場合不成體統，甚至成爲民衆的笑柄，官方也咬著牙，接二連三給他加官進爵，不惜讓軍方感到丟臉，也要奉送給他一頂"全國最年輕少將"的官帽。 而從元老劉少奇以降，無不是照此辦理的。鄧小平、李維漢、葉劍英、陳雲、李先念、劉伯承、陳毅、譚震林、聶榮臻、賀龍，乃至黃敬、曾山、何長工、廖承志、烏蘭夫……可以說，凡是元老後裔，都至少出了一個省、部、軍級以上的黨、政、軍官員；即使是中途被整下台的胡耀邦，他的兒子胡德平，也被安排為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工商聯黨組書記兼第一副主席。 從這個意義上講，習近平並不是江澤民指定的，而是上述那一批"太子"接班人中的一個。 打天下的元老家族都安排妥當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領導人的家族也就前有車，后有轍。 知情人透露，不少國企和央企看上去光鮮亮麗，可實際上不少企業被這些權貴蛀蟲們已經搞得傷筋動骨了，其實是一個個爛攤子。撈夠賺足的這批太子們不少計劃要腳下抹油，進入官場這個大保護傘下繼續發展去了，既不缺錢用，又能保安全，還能有發展，一舉數得。（《名星》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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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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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Oct 11th 2013, 20:17, by 明鏡雜誌 1953年8月，我从北京卫戍区警卫师医院调任林彪卫生员。 右图：王汝钦，1951年入伍，1953至1956年任林彪内勤警卫员，兼作护理工作。1981年转业时担任某仓库副主任，1995年退休。 我到林彪身边前后，正是召开全国财经会议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之时，在这次会议上，高岗的问题已经开始暴露出来，自此之后林彪与高岗之间的关系便微妙起来。 历史上林彪与高岗的渊源很深，从解放战争开始，高岗就和林彪在一起工作，四野大军入关后，高岗出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后来还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地位如日中天。 这时，朝鲜的硝烟已经逐渐散去，通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全国的局势也逐步稳定下来，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的筹备工作已经展开，以"共同纲领"为基础的联合政府面临新一轮的工作调整。 林彪读书，一拿起来就放不下 新中国成立初期，林彪的保健由北京医院负责，有男医生和女护士。林彪天天要打链霉素，他觉得女护士打针不太方便，我到林彪身边后本来要我接替。但是 叶群看我面黄肌瘦，怀疑我抽大烟，问我是不是有病，我说没病，她不放心，不让我靠近林彪，让我先任外勤警卫员，一段时间以后才让我担任林彪内勤警卫员。 我在林彪身边三年，林彪从来不洗脚，他只在杭州九莲村洗过一次澡。是澡盆，水温45度，我们几个警卫员把他抬进去，泡一泡，搓一搓，以后再也没有洗 过。刷牙不用牙膏，洗脸用香皂。两条毛巾，小毛巾放水里，捞出擦一遍脸，在湿毛巾上打上香皂，往脸上、脖子上擦，擦完后紧接着用干毛巾擦干净。我们站在他 跟前，怕他低头昏倒，给他递递毛巾什么的。1955年以后林彪洗脸不用香皂了。他很少出汗，衬衣一星期换一次，挺干净的。一出汗他就是病了。他出汗没准 儿，冬天挺凉，他感觉出汗，只是他自己感觉，你看不出他大汗淋漓，只是他身上有点潮。他不说出汗，你不知道，但是从他的表情能看出来，精神不太好。 林彪吃饭以青菜为主，不喝水。馒头切成小方块，放在碗里蒸，倒开水一泡，一顿吃二两。黄瓜放盐，不放油，煮熟，连汤带水，吃点黄瓜片，吃菜花，不吃 炒菜。后来林彪大便不干燥，那时尽拉稀，从来没有便秘过。他三餐不重样，中午吃一个红烧鸽子，切成一块块，吃一碗藕粉，广州时吃过一个时期的甲鱼。杭州吃 过鲥鱼，青岛吃过鲫鱼。吃红烧肉切一小块，不能有一点肥肉，小米粒大的肥肉也要弄出来。 记得林彪在看毛泽东的《矛盾论》，前前后后不知看了多少遍。那时还没有做卡片，他在书上写眉批，有的字特别小，小到小米粒大小，有的字特别大。他看 过的书，有眉批的都不能扔掉。我收了好多他看过的书，像《反杜林论》、《实践论》、《自然辩证法》等。林彪看书有个特点，一看就放不下，甚至饭不吃觉不 睡。有一次我把早饭端上去说："首长吃饭吧"，然后我就走了。过半小时我去收碗，一看饭还没有动，来回折腾五次。快到中午，我说首长，你早饭还没有吃。林 彪这才吃了早饭，饭后不大会儿就午睡了。 林彪对高岗来访挺冷淡 我刚到林彪身边时，林彪住在北京西郊遗光寺。夏天他找凉快地，颐和园住了一个月，搬到遗光寺，南草厂也住过。我们外勤警卫员就是轮流坐在林彪门口。 那时林彪成天在屋里躺着，胡子半尺长。谁来见林彪，都由我们通报。有一次我值班，林彪在屋里听到汽车喇叭响，叫我去看一看，是不是来客人了。我报告林彪， 说没有来客人，是司机不小心把汽车喇叭弄响了。 在我印象中，有两个人说来就来，从不提前打招呼，一是高岗，二是刘亚楼，就这两个人随便。有一次在青岛海边，大中午的，别人都睡了，就我在树下乘凉。刘亚楼来了，问"在不在"。我以前见过刘亚楼，他穿戴整齐，而这回他戴着大草帽，穿着破衬衣，我没有认出他来，也不知道他问的"谁"在不在。我问： "你是哪的？你找谁？"刘亚楼也不说，只说叫秘书来。秘书赵川来了，大老远就喊"刘司令"，我才知道他是刘亚楼，他是问林彪在不在。 那时高岗老来，但林彪对他挺冷淡的。有一次高岗来了还没有十分钟，林彪秘书赵川让我去叫首长休息。我对林彪说"首长休息吧"，林彪说"等一等"。坐在一边的高岗心里明白，马上站起来告辞走了。 那一段时间，林彪基本上卧床不起。1953年10月的一天上午，林彪急急忙忙起床，到中南海毛泽东那里去了。下午林彪就赶快出发，到了杭州。那时警 卫员有四十多人，一个排，整天在门口站岗。他只带了十几个人到杭州，裁掉一半多，包括我留下七八个人在北京。那时北京的负责人是李文海，后来他在人民大会 堂任警卫连长。林彪去杭州后，我们把家从遗光寺搬到毛家湾。 1953年春，党中央酝酿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八大"，酝酿调整国家体制和中央领导机构。10月28日，高岗专程到杭州来游说林彪。林彪住在浙江省军区保健路一号的老房子中。据记载，高岗借谈政治局开展增产节约和粮食统购两个会议的情况，动员林彪出任国务院总理。 高岗这次来我还在北京留守。12月底，叶群叫我到杭州。我见高岗来访过一次。当时我还有些奇怪，高岗来了，林彪仍躺着不起来。叶群让我告诉高岗，首长睡了，高岗就走了。以后林彪搬到西湖九莲村，高岗就再没有来过，李力群（高岗之妻）来过两次。 林彪给刘亚楼的两封信 1953年10月25日，林彪在杭州回103（刘亚楼）的信，不赞成103提自己担任重要职务。林彪在信中说："亚楼同志：关于高（岗）所谈机构问 题，盼你不仅不要对张、邓不必谈，且望在粤在汉在京对一切熟的同志亦均勿谈。高（岗）对我的估计是很高，态度是万分诚恳的。且主席亦重视我，但我自量是胜 任不了的，故根本不敢想此问题。因此盼你亦了解此点，在谈话中勿涉及人事问题。林彪。" 1954年2月初，林彪给刘亚楼一封信，说："刘亚楼同志，我对高岗的意见，请你转达。我不同意他的意见（七届四中全会前，高岗曾要林彪出任国务院 总理），并请他考虑。毛主席对我非常重视，非常信任。他的意见不妥，我不会考虑。"刘亚楼立即把林彪的意思转告高岗，并对吴法宪说过。1965年刘亚楼逝 世后，吴法宪整理他的遗物，发现了这封信。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吴法宪将此信交给林彪，林彪扔进马桶，被叶群拾出。"九一三"事件后，在（叶群）准备 外逃的文件中发现。 叶群让高岗夫人李力群转给高岗的信 1953年11月28日，叶群托李力群给高岗一封信，汇报了林彪的病情，有一点好转。李力群在"九一三"事件后有揭发材料。此信是从公安部档案中查出来的。 高主席： 趁力群同志回京之便将林的近况报告给您。 近一个时期林的身体还好，一直没有发起烧来，每天仍坚持两三个小时的郊外汽车运 动。有时天晴阳光好时也可在院中散散步，但不能太久，也不能遇风。遇风遇寒仍有出大汗及神经不安等现象，但不似去冬今夏之严重了，抵抗力亦在逐渐增强中。 记得去年冬天房子要烧到22度高的温度，人穿了厚毛衣二件，呢子衣服及丝棉裤等还叫冷，还不时感冒。现在只穿薄毛衣一件，外罩薄呢衣服，可以适应20度的 室温了。至于今夏不能行动，只能躺在躺椅上，还不叫别人动的怕风情形也大大减轻了，行动自由得多了。收到这样效果的原因，除病重时用了链霉素扑灭了炎症之 外，最近主要还是由于：（一）采取了每天乘汽车在郊外转三小时的办法，这样既活动了血脉，增加运动，又借观玩风景转移了对病的注意，使人渐渐得到调整，使 神经得到安抚。（二）则是改善了营养，现在能吃几种肉类及黄瓜、藕粉等，比过去一碗馒头一碗豆腐的素食办法是好多了，人也胖了，现在还争取他更安心的 ［地］坚持这个休养，知您十分挂念，特报告他的近况。并希勿念。 林也再三嘱转力群同志注意您的身体，忙中务希保重，应增加营养及休息时间。切勿弄坏。 最近两天华南送来点本年的柠檬及广柑给林。特趁力群同志回京带给您一点尝一尝。 林彪同志嘱我附笔问候您。专此 敬礼，叶群11月28日 林彪与工作人员 从1953年10月之后，林彪在杭州保健路一号住了两三个月，然后搬到西湖九莲村，住了半年左右。我的工作就是打针、喂药、打饭，那时连个暖壶也没有，开水也由我们内勤打。我在他身边三年，他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 在九莲村，林彪亲自交代：我这病需要身体活动，我本身不能蹦跳，需要有个晃动床帮助我运动。本来在北京身体很不好，吃饭都要喂。这回我从北京来，到 杭州不用喂了，就是火车来回颠，我觉得身体挺舒服的。我现在不坐火车了，能不能做个上下颠的床？现在做个颠床特别容易，那时很难。技术人员用个把星期做好 了，特别笨重，底下四条床腿装有弹簧，后面是电动机，噪声大，弹簧也响。震动又太厉害，林彪只睡了两晚，就再也不睡了。 后来，林彪就开始转车，靠汽车帮助运动。每天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有时甚至三个小时转车。在杭州转到六和塔、钱塘江……天好的时候林彪也在院子散步，叶群常常拿个照相机给林彪拍照。 我记得在杭州三年间，毛泽东来看过林彪。毛泽东到杭州、广州至少五六次。来看望林彪，林彪不出门迎接。林彪在杭州时毛主席来过两次，一般半小时，四 五十分钟。我第一次见毛主席是在杭州九莲村，毛主席一进门，林彪、叶群都在，我站在跟前。毛主席第一句话就是："报告你们好消息，我最近体重降了两公斤。"1955年林彪在广州，住的是广州军区大院谭政的房子，有一次毛主席有特殊事情，没有来，叫江青代替他来。 林彪在杭州住了一段，坐火车去了广西桂林，住了两晚，又坐火车到了南昌。在南昌住了半个月，记得有一次去看南昌起义的地方，是个四面围墙的营房，有一堵墙塌了一个缺口，林彪对叶群说："我们就是从这里冲出去的。" 开会忘带老花镜 1954年5月中下旬，林彪从江西到了上海，以后又到了青岛。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将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林彪本不准备参加。他给毛主席去电话，毛主席回电话，"这是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选举国家主席，叫他一定要参加"。 就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前不久的8月17日，高岗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林彪从青岛回到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记得选举国家主席有个分组讨论。军队组来了十几个人，朱德、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等都来 了。我把茶摆上，听朱德说："咱们推选个组长吧。"林彪说："叫小平呗。"邓小平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大伙说"行了，行了"。邓小平说："咱们就酝酿酝酿主席人选……"我就出去了。 林彪参加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式，忘记带老花镜，借了何香凝的老花镜看稿子。可能着了点凉，回来发烧39度多。这是我在他那里三年，他病得最重的一 次。北京医院派了一位姓刘的医生，诊断是感冒，让我给他打了退烧针。林彪对我说，这几天你辛苦辛苦，9月27日要选国家主席，争取之前退了烧，我必须到 会。 我在毛家湾三天三夜没有合眼。我守着林彪，他睡在床上，我睡在单人沙发上，白天黑夜，只要他一喊，我就马上起来护理他。9月26日，林彪烧退了。他很高兴，说明天我一定要去参加会。这样，明天放你一天假，好好休息，这几天你累了。 王汝钦口述 舒云整理，《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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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当毛泽东暂时离开权力中心时（上篇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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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毛泽东暂时离开权力中心时（上篇之2） Oct 11th 2013, 20:12, by 明鏡雜誌 1962—1965年国内局势分析：毛氏社会主义道路还能走多远     五十年后，我们应该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西楼会议，及陈云的讲话和采取的诸项措施呢？首先应确定这是一次救亡会议，一次赎罪与纠错的会议，然后才是治国方略进行重大调整的会议。远不是一些书本和文章中提出的，是什么发扬民主和关心国计民生，自我表彰的大会。大会缺少一项重要仪式，就是在会议开始时，应该全体肃立，为大跃进大饥荒中枉死的三千多万亡灵默哀谢罪！因为在这之前的三面红旗运动中，主要因为执政党的罪过，才酿成如此重大的人道主义灾难。而所有与会者，作为执政党的髙层领导，都罪责难逃，还不应该集体忏悔吗？   评价这次会议的得失是非，有一个评价的标准和角度问题。说白了就是从共产党的利益出发，还是从全国老百姓的利益出发？你别对我说，共产党的利益就是老百姓的利益，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谋私利！这句话你自己信吗？别说今天全国的财富70％都集中在只占全国0。4％人手里，前几年就有人统计过，在人均拥有七亿以上资产的三千多个亿万富翁之中，所谓的太子党红二代，就占了两千九百多人！就是退回去五十年，党的利益和老百姓利益也从来不是一回事。比如对待四川李井泉的问题。李井泉饿死了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省一千万人，按一千条命换一命的比例，李井泉也应该被枪毙一万次！但是，案发后李反而荣升国家领导人，当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了。此乃为何？因为从百姓利益看，李罪恶滔天死有余辜，但是从党的利益看，李不仅无罪反而有功，正因为他从四川老百姓那里疯狂逼粮，支援中央，才保住了中央危机四伏的政权，还不应该论功行赏吗？当个付委员长太应该了！对待另一个罪魁吴芝圃也是一样，吴在河南饿死了数百万人，信阳事件臭名远扬。吴芝圃本人检讨都说，他对河南省数千万人犯下了大罪，处以极刑也引颈就戮！而毛泽东则说你不要检讨了。后来吴芝圃死了，邓小平致悼词，说加在吴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都要推掉！你们说党的利益能和百姓利益一样吗？所以我们评价一项政策，一个人物，乃至一个政党的功过是非，要做到公平正义，永远只能以全国老百姓的福祉为唯一标准，而不是其它！   当然，执政党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出于种种原因，也并非永远都是针锋相对的，也有比较接近的时候。而这个时期，常常是老百姓的日子比较好过的时期。就罪恶的毛时代来说，似乎只有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后的短暂时期，中国出现过这两种利益比较接近的时候。所以说认真客观研究这段历史，不仅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   七千人大会也好，西楼会议也好，都无关体制的变革，既不关一党专政，也不涉及什么言论自由，甚至没有否定罪恶昭彰的三面红旗运动。人民公社组织形式还在，只是强调了一下，核算应以生产队为基础。   尽管如此，这两次会议在中共党史和建国史上，都仍有划时代的意义！划的什么时代？划的是毛时代毛泽东坚守的，政治上奉行的是列宁斯大林式的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经济上以社会主义改造名义，实质上是消灭私有制，实行一切生产资料包括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圴归公有的一大二公社会制度。而建国后的一切灾难，包括数千万百姓被饿死，数以百万计的各种分子，被打倒被奴役被虐死，归根结底都是毛氏社会主义造的孽！都是毛泽东强制推行政治思想一元化，经济一体化，全体国民从物质到精神彻底贫困一无所有的恶果！   两次会议的与会者，都是执政党的各级领导，当然不会表达和议论到如此沉重的话题，那岂不是要宣布都得引咎辞职，整体下台，等待审判！但是，两次会议上，再也未听到有人说，跃进形势怎样怎样大好特好；也没人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如何如何的伟大胜利。直到刘少奇说出了，应该从中央，到各省、市、地、县、社都要建灾难记念碑，永志不忘。与会者除了少数如康生柯庆施等紧跟毛的死硬派，大部分人开始认识到毛氏社会主义，终于走到头了。不改弦更张，只有死路一条！改什么弦？当然只能是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消灭私有制的治国方针，放百姓一条生路。实际上那也是凤凰浧槃，为执政党自己求一条生路。   西楼会议和陈云对当时国内形势的分析和具体措施，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做出的。没有说什么形势大好，没有说什么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没有做既往惯例式的阶级形势分析，未作什么敌情估计，更忘了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没有说阶级斗争贯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全过程中，也没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阶级和阶级斗争则是马列斯毛从主义到思想到学说的灵魂。什么狗屁的灵魂，它真的比数千万百姓的生命，和国家的安定富强更重要吗？！   所以说，西楼会议的决策，本来就不是什么经天纬地的宏图大业，只是一些救命的应急措施而已。一个原则为了救人，其他的事都可缓一缓，先让老百姓吃的饱一点，不饿死少饿死几个人；穿的多一点点，起码比一人一年一尺二寸布票多一点，不要让十几岁的大姑娘，没裤子穿站不起来；用的也要多一点点，不要一户一个月就二两煤油，一入夜全村一片黑，和现在的朝鲜一样。别火柴草纸也凭票供应。这些都是陈云提出的尽量提高农业产品、轻工业产品产量，解决百姓吃穿用问题的要点。没有大话，都是实实在在的事。   这里不能不说一说毛泽东对西楼会议的言论、陈云的发言和大会决议的态度。因为谁都清楚，这些言行，和毛一贯的极左路线是格格不入的。毛当时虽说是退居二线了，他这种强人，真得就会认罪悔过认赌服输？   当然不会！1962年2月七千人大会一结束，第二天毛即乘专列拂袖而去，离开北京视察各地，强调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要提高"阶级斗争"意识，坚持他所认定的"社会主义"。但他发现各地还是谈生产、经济居多，对于"阶级斗争"谈得较少。对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三面红旗中的两面）毛是不服气的，毛同意"经济调整"是不得已而为之。   "经济调整"立竿见影。当年夏秋，许多地区传来粮食丰收的喜讯，国民经济的恢复看到了希望，市场物资也逐渐丰富起来。但毛泽东在感到欣慰的同时，对如"包产到户"等有关宽松的经济政策则明显反感，对所有反映这方面情况的同僚要么表情严峻，一言不发，要么提出严肃质疑；而对于自己的秘书田家英直截了当汇报，深入基层农村调查的情况和感受，认为"包产到户"确实激发了农民的极大干劲，效果显著，可以尝试，毛则明确给与严肃批评，认为是刘少奇派来的"说客"，田家英在文革初遭到冲击，这便是一大罪状，田家英后来成为中南海干部自杀第一人…… 数月后，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当面斥责刘少奇说："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所谓"地也分了"其实是"土地承包联产责任制"）刘少奇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分歧已明确显现。在毛泽东看来：1962年，刘、邓等过于夸大了困难和错误，动摇了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那些"调整"明显是资本主义的东西。   说到毛对陈云的态度，引一段小文，可以管窥一斑：1962年六七月间陈云提出分田到户以调动农民积极性解决农业困难的办法，更为毛泽东所不容，他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问题提得如此之高，使闻者十分震惊。此消息很快传给了陈云，他听到后久久沉默不语。（《开国财头陈云》曹应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来源：文摘报   总的来说，陈云的讲话，并没有超脱出他本人提出也一直坚持的计划经济，有人称之为鸟笼经济的窠舀，往高一点说，也只能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大一统框架内的一点改良措施，有的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人们还会问，如果毛参加了西楼会议，依然大权在握，会是什么结果？他能良心发现，放下一生的坚守，从阶级斗争为纲和社会主义大道上往后退却？同意刘少奇陈云们的观点和措施？这种可能应该没有！尽管历史不能猜测，但我们可以从此次会议之前和以后发生的事件上，来考量毛的言行。典型的事例就是"信阳事件"了：河南省豫东信阳地区，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共产风的肆虐，在大跃进的大灾难中，仅有八百多万人口的信阳地区，从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就饿死了一百多万人！案惊中央后，据维基百科记载，毛泽东竟定性为："信阳事件是阶级敌人的猖狂报复，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进行阶级报复，实行阶级复辟，是敌人纂夺了领导权。"进而推论全国到处都有这样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于是决定民主革命补课，抓了以地委书记路宪文为首的一批地县级主要领导，唐河县委书记毕可旦因惧罪，和老婆孩子一家人一起跳井自杀，（毕妻在井中奋力托起12岁的儿子毕广增，得以逃出生天。）路宪文毕可旦等一班恶吏，紧跟毛泽东，罔顾治下百姓生死，犯的是反人类的滔天大罪，死有余辜！但他们犯有一万条罪，就是没有反毛罪，他们可都是忠实执行毛极左政策的好党员好干部，毛大肆表彰的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就出现在信阳地区，那里也饿死人最多。   试想以毛处理信阳事件为例，他如果主持西楼会议，毛会允许刘少奇陈云等务实派的所作所为吗？毛虽未参加会议，但一直在密切关注会议的全过程，特别是中央主要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的发言与态度。刘少奇那些话对毛的伤害是太大了。但当时毛知道他作的孽太大了，他的话已经没几个人听了，只能暂时都忍了。他装得像快死了一样，蛰伏在权力中心一旁，如以后江青所言，毛一直憋了一口气。但毛决不会善罢甘休，他不会就这么灰溜溜地退出历史舞台，他在等待时机，他要营造氛围，他要设一个大局，布下一个大套，把所有伤害过他，乃至只有一点不敬的人，都套进去了，要你们永生永世都忘不了，犯龙颜的結果，会是怎样？这是后话了。   西楼会议后，恢复了陈云为组长的中央财经小组。2月26日，国务院召开了扩大会议，李富春李先念陈云做了报告，都是西楼会议精神的延续。3月31日刘少奇再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李富春李先念陈云的报告，并以中央名义转发各地讨论、学习。14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专程去武汉向毛汇报，毛阅后同意批发省、军级参阅。   从此全国各地都开始按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精神，统一思想认识和行动。（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055页）。 五，邓小平与平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邓小平对平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积极的。反右斗争时邓虽是付帅，也罪责难逃。但1962年也曾敦促李维汉抓紧试行右派平反工作，后遭毛泽东一声断喝，戞然而止。改革开放后，邓支持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有功，但仍肯定了反右运动，大错！   1962年4月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制定和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对"反右倾"等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进行甄别和平反工作，建议对全国县以下干部，来个一揽子解决，都不要"留尾巴"。到1962年8月，全国有六百多万干部、党员、群众得到平反。右倾分子除彭黄张周少数人外，一风吹了，约三百余万人。   给少数右派分子摘帽，成为摘帽右派，笔者荣附骥尾。邓也曾指示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抓紧右派平反试验工作，说毛这个人反复无常，说变就变。据《张恺帆回忆录》书中记载，刘少奇曾对即将来安徽主政的李葆华说，你到安徽把全省的右派全平反了。笔者等一群人，闻之雀跃，各所在单位，也确实在忙乎这件事。后来……后来杳无音信了。原来是毛泽东闻讯后，一声断喝："给右派平反，猖狂至极！"我们又多戴了十七年摘帽右派的帽子。我们草芥一样的小人物，竟然会被那么伟大的领袖关心到了，太荣幸了。   毛死后，邓主政，他支持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是有功的。但依然肯定反右运动，匪夷所思，是否说到根柢上，邓和毛的利益，还是一致的。   右派虽然未平反，但当时的政治气氛，比起毛在一线时，还是宽松了许多。令人百思不解的是，老百姓吃饱了几天肚子，毛泽东十分反对；老百姓多了一点点舒畅，少了一点恐惧，情绪安定了一点，你毛泽东为什么会那么难受呢？几个月之后，那么咬牙切齿地全面反攻倒算！你老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心是铁做的么？为何那么样冷酷、冷血？   周恩来、陈毅与1962年广州知识分子会议。49年以来，全国知识分子，因毛定性为资产阶级，一直被打压整肃，灾难深重。56年双百方针召来的是引蛇出洞。唯广州知识分子会议，有几分真诚。在继后几年的恢复调整期间，脱帽后的知识分子贡献可圈可点。后来，又是毛泽东紧握阶级斗争的绞索，等待善良的中国知识界，集体陷落到文革的苦难深渊。   广州知识分子会议和继后的政府工作会议。是毛时代思想史上极为重要的会议，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和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均无记录，实是重大遗憾！   1962年3月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和儿童剧创作会议。周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陈毅副总理在3月5日的讲话中为知识分子行"脱帽加冕"礼，即脱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戴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桂冠。陈毅的讲话充滿激情，当时与会者，深受鼓舞。会议精神传达至全国后，全国知识界都很振奋。   陈毅说建国以来，运动不断，不少知识分子挨整。但是，经过了十年、十二年的改造、考验，知识分子们依然和我们同心同德，还不足以证明，我们是一家人嘛！在这里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郑重宣布，为诸位脱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说着说着陈老总做了一个从头上取下帽子的手势。陈毅又说，从今天起你们都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都是一家人！这些话对一路挨整的知识分子来说，无啻干空谷足音，闻所未闻，反应之热烈，是可想而知的。有一个传说，说的是在全场拥护的热烈气氛中，陈毅发现到会的新华社记者，有些惊讶地停下了手中记录的笔，陈老总马上厉声的说，为什么不记了？你们得一字不落地把我的话记下来，明天就要一字不落地见报！   广州会议消息公布后，全国反响巨大，知识界虽说依然疑虑重重，有人猜测会不会是又一次的引蛇出洞，而继后传来的利好消息，使人们相信周恩来和陈毅的讲话确有几分真诚。历史对五十年前的这次会议的评价，依然是正面的积极的。这也是毛泽东暂时离开权力中心时，才会有的效果。   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广州会议周恩来是顶着很大压力去召开的，回京后又受到一些左倾的高层责难，特别是周向毛泽东汇报时，毛竟然一言不发。尽管如此，周恩来依然坚持把广州会议精神，写进了当年底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的决议中。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也支持了这样做。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次会议之前的9月24日，毛泽东刚刚在会上提出了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阶级斗争的对象，知识界从来都是重中之重！我们能说这两次会议的精神是一致的吗？   当毛泽东处在权力中心，或曰大权独揽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可以说是罄竹难书。从土改发端，为何要说从土改发端？因为毛的暴力土改从理论到实践，彻底摧毁了中国知识界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中国历来是农耕立国，中国知识界成员，绝大部分来自农村，而农村中能培养出一个能脫离土地，立足于社会，乃至成为专门人才者，基本上是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这些人在当地历来被视为成功者，本人和家庭都会受到社会的尊敬。而暴力土改一来，这些家庭整体成为新政权的敌人，大批人被杀、关、管，永世不得翻身。而从这样家庭走出来的，不问你知识水平如何，从事何种职业，乃至有一官半职者，立即原罪在身，成为社会的异类，和历次政治运动挨整挨斗的重点人物，万劫不复。其中一些头面人物，如专家、教授类的，还被以土改工作组名义，派往土改现场，亲身感受暴力血腥的震慑。再要他们发言发文，称赞暴力土改的正确与必要，也就是要他们交出投名状，从此他们还会有独立人格和发言权吗？   暴力土改只是个发端，紧随其后的思想改造、向党交心、抓胡风、批胡适、肃反、尤其是反右，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知识分子脱了一层皮又脱了一层皮，全身骨骼脱去了一层钙，又脱去了一层钙，尤其是颈椎、腰椎和膝盖，从此头抬不起了、腰挺不直了、两腿只能发软发抖，还能算个健全的人吗？更因为所有的知识分子，49年之后，都被严密地控制在各种组织和单位里，先失去了经济上的独立，再失去人格思想上的独立，只是一群随极权者任意驱使奴役的羔羊，已久矣听不到他们独立的声音了。2007年我在香港举行的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的座谈会上曾说过，毛时代的知识分子只有三条路可走：投靠、受辱、自杀！想投靠的人很多，成功的少；想自杀的人不少，真敢做的不多；剩下来的就是受辱了，那是无可奈何，主观上谁也不愿，又不得不接受的处境。   周恩来作为政府首脑，也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在知识分子一路被摧残的过程中，他岂能了无干系。事实上他也正是多次极左政治运动的具体执行者。但是，也正如刘少奇本来就是大跃进的积极鼓吹者，庐山会议上也是打倒彭黄张周的急先锋，以后的大饥荒大灾难，刘也罪责难逃一样。后来刘少奇面对大饥荒数千万百姓被饿死，尚能坦言要担当历史和现实的责任，当面对毛泽东说："人相食，你我要上书的"，并主张各级政府立碑记难，所以后人在讨论大饥荒大灾难时，认为刘还不算是良心丧尽如斯大林毛泽东式的共产法西斯匪徒，功过是非要如实评价。   说起周恩来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情况要比评价刘少奇复杂得多。刘少奇本人在一定程度上，如他在自己的著作《论共产党员修养》里所言，他和所有党员都是党组织这部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而螺丝钉是没有思維意识的。周在这方面和刘有些不同，周在对待一些问题处理上，有时会夾杂一些非马克思主义、非列宁斯大林主义、非毛泽东思想的感情和人性因素，有人说是天良未泯。为何要这样说？固然周更多的时候，不得不对毛唯命是从、亦步亦趋，跟着毛干了许多坏事。对此后人一度为周解脱，说周的那些言行都是违心的。随着解密的资料愈来愈多，周受到的指责也愈来愈多，已经从"八级泥瓦匠"、上升到"帮凶"，再上升到"阴谋家"的趋势了。但是，知识界至今，依然对周还是保留一些理解和尊重，不是没有原因的。究竟应该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周的人和事，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先放一边。   还是先就事论事，说一说广州知识分子会议前后的事。1960年在周总理主持下，党中央曾制订了有关知识分子的三个文件；《高教六十条》、《科研十四条》和《文艺八条》，那是在什么时代背景下制定的？那时大跃进的灾难已开始暴露，各地大批饿死人的信息，正不断传出。极左的言行已越来越不得人心。"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虽然纠正不了毛泽东的一意孤行怙恶不悛，但总的趋势是极左之风有所收敛，三个条例的颁布实施，也是一个证明。从文革中三个条例被大批特批，和毛1964年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来看，周恩来和毛泽东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着一定分歧，是客观事实。如果一定要作什么路线之分，那毛代表的是极左思潮，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是反动的；周在一定程度上是顺应了历史潮流，因而是先进的。它应是毛、周分歧的焦点所在，也是文革中毛往死里整周的根本原因之一。   现在很多人指责周滑头，看风使舵，像是人品低下。其实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有时也是不得不审时度势的必要手段，如果贸然行事，不仅会事与愿违，还会招来严重后果。就拿广州知识分子会议来说，试想在左风正炽，毛泽东像疯狗一样任意整人，气势汹汹之时，周恩来敢开这样的会吗，开了会敢令陈毅"大放厥词"吗？只有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的真面目已基本暴露，其嚣张气焰有所收敛，官心民心都期盼着早日从疯狂政治运动的噩梦中醒来，踏踏实实干点利国的实事时。其中如果没有大批知识分子真情实意的参与，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头一条你得松一松他们头上的紧箍咒，身上的紧身衣，使他们的日子过得自在一点，起码少一点恐惧感，才能干点正事。你说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也好，是在利用知识分子的宽容善良也好，只要能为老百姓为国家多办点实事，就是好事。   周恩来应该很清楚毛泽东是反对周的这些举措的，但周也知道主要由于毛的罪责，国家即将崩溃，饿殍遍野，百姓怨声载道，各级官员大部分不愿再跟着毛去残害百姓的现实情况下，毛也会希望国家能富有一点，百姓和官员拥护的声音能稍稍多一点，所以毛就不会公开反对。所以周抓紧了七千人大会后的有利时机，召开了这次大会，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即使当年开了八届十中全会，毛又重弹什么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调，周知道当时党内党外官员老百姓，没有多少人会听毛的。所以周又顶着压力，坚持把会议精神，写进了政府工作决议里。   广州会议之后，知识界出现过什么样新面貌，我一个基层人员，当然说不清。但舆论控制有所松动，还是能感受到的。比如我和一些文学爱好者，纷纷传递着又在报刊上，看到了北京文学天才少年王蒙刘绍棠邵燕祥从维熙等人文章的消息。惹得我们几个摘帽右派也蠢蠢欲动，不仅相约考入安徽师范大学夜大学读书，还给当地报纸投稿，也感谢主持报纸付刊的解正中老师，这位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中国新闻社下来的资深编辑，居然也连发了我和执友摘帽右派陈炳南的数篇文章。这些文章虽说毫无价值，但对身处逆境的我们，确是受到了很大鼓舞，至今依然怀念它。   1962——1965这几年，虽说还是毛时代，毛还是党主席，党国体制没有变，一党专政没有变，党管意识形态没有变，甚至祸国殃民的三面红旗，还在各个角落的天空招摇，名义上中国还行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但是，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也包括今天不带偏见研究毛时代的后来人，不能不承认，那些年中国发生的事，确是有着很多值得认真研究的变化。那不单是要恢复历史的原貌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正面临政治改革的深水区，它能给我们提供怎样的经验和教训？说的更直白一点，毛泽东执政以来，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消灭私有制成为执政者所有制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究竟是幸福安康，自由快乐，还是深重的苦难：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国力衰退、科学文化被贱踏，知识分子人人自危？一句话毛氏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前程似锦呢，还是危机四伏，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其实这些看似严重复杂的问题，每一个出于公心，又敢于面对严峻现实的经历者和研究者，心中应该早有结论，因为1962年初的中央七千人大会，已经告诉了我们历史的真相。就是毛氏共产主义乌托邦，把六亿中国人中的三千多万人都弄死了，余下的穷到大姑娘没裤子穿站不起来，全国85％的森林都被砍光了，"全国的全面恐怖"（胡绩伟语），这条道还能往前走吗？   而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之后，出现的一系列新气象，诸如农民们有了一点点土地使用权，马上就能见到农付产品日渐丰富，人们开始吃饱肚子了，小市场也流通起来了。随着一部分冤假错案的平反，和知识分子政策的放松，枓技文化阵线都有了复甦与发展。中国开始从大疯狂大破坏大饥荒的废墟中，满身疮痍歪歪倒倒地爬起来了，而且情况正在逐渐好转。建国以来，经过十儿几年的反复折腾，国力耗尽，民力也耗尽，国与民皆已疲惫不堪。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才有了一点休养生息的机会，喘了一口气，像是活下来了。这能是所谓的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吗？当然不是！这是坚持走毛氏社会主义大道，取得的成果吗？当然更不是！恰恰相反，这一反一复，正好证明，中国什么时候，毛离开了权力中心，包括毛死后能走出毛的阴影，中国的事就会好办一些，中国人也能活出一点人样来；同样的道理，中国什么时候彻底抛弃毛氏社会主义的歪门邪道，也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为了十三亿人的利益，其中也包括八千万共产党员的利益，废弃阶级斗争为纲，废弃消灭私有制，还利于民。也才能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   研究这几年的国内时局，还可以给我们另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严峻的现实和血的教训告诉我们，毛泽东和共产党不是不可切割的，毛不能代表整个共产党，毛的罪责不能由整个共产党承担，各有各的账。所谓反毛必天下大乱，是个伪命题，不符合史实。事实上粉碎四人帮实为五人帮时，抓了毛的恶妇江青恶侄毛远新时，天下不仅未乱，反倒是中国最好的时期，那时全国也根本没有什么挺毛派。难道就因为现在全国贪腐日益严重，权贵资产阶级全面垄断财富，民心浮荡，就要请回当时的国内第一贪，且妻妾成群的毛泽东吗？大批饿死国民时期，毛耗费巨量民脂民膏，兴建的豪华行宫别墅，每一处都是捆绑毛的历史耻辱柱，毛犯下的反人类滔天罪行，一定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请回毛泽东，只能是饮鸩止渴！   七千人大会之后的那几年，固然因为毛暂时离开了权力中心，由几位务实派在一线治理这个国家，有了难得的休养生息与适度的拨乱反正时机，国家和百姓的创伤得到有限的康复。但是，因为毛开创的党国体制，未受到根本的触动，毛本人又是权利熏心的恶人，冷血无情，且手段毒辣，阳谋阴谋玩的炉火纯青，毛很快又回到权力中心一言九鼎了，中国再次沦入共产法西斯的苦难深渊。   茆家升，《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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