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传》出版座谈会实录
顾青/主持
汪朝光：我举一个例子，蒋介石包庇蒋经国，在辽沈战役打得最关键的时候，他确实回上海找吴国桢，指示他必须怎么样，你不能再查下去了。然后蒋日记里确实也写到了，好多材料也公布了。有时候历史资料太多，确实需要下功夫。然后就很兴奋，你看蒋确实是包庇下属了。但是我后来再一看，这条材料1986年就公布了，没有蒋日记，这条材料上海档案馆早就公布了，而且登在我们公开发行的《档案与史料》上，所以不是依靠蒋日记才能说蒋介石包庇蒋经国，1986年的材料已经公布了，而且那条材料公布得更有权威性，因为那个是蒋的电报，比日记更有权威性。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反思自己，我们做研究，就是因为近代离现在太近，材料太多，有时候看了前面，没准忘了后面，其实再去仔细寻找一下，有好多材料。作为我个人，我当然也希望档案馆能开放得越多越好。其实很多档案馆的不开放跟中央精神、政治真没有什么关系，我也是举另外一个例子，我到某一个省，进这个省档案馆就让我很沮丧，为什么？先问你搞什么，我最烦别人问我你搞什么，我不搞什么，我就愿意看一看，历史研究就是在反复看的过程中形成看法。他问你搞什么，我只好说，我搞什么，好，你写一个。然后他查，说这个跟目录不一定相关。同一天我下午去了市档案馆，目录随便看，随便去复印，我们就是为学者服务的。两个档案馆在一个城市，就因为我下午花了两小时功夫看了档案，后来写了一篇论文，也挺好。所以我想确实决定于个人，如果我自己个人当了一个档案馆的负责人，我有没有这种担当，我敢不敢给学者开放。有时候我真的不需要请示的，这个档案没有什么秘密性，但是决定于管理者个人，所以方方面面需要花很多的功夫。
顾青：有人家里藏着宝贝，愿意让大家都看，有人藏了宝贝，也许不是什么宝贝，绝对不让人看。
汪朝光：所以金所长现在管图书档案，我后来确实意识到这个问题，现在你用藏宝的心态，觉得我们单位有很多档案材料捂在这儿，已经没用了。现在是电子材料，学生都是在网上找材料，我就谆谆告诫他们，图书馆还是要去的，要不然很多材料不在网上。学生一句话就推翻我们，汪老师，很简单，网上没这个材料，我不写这个课题行不行，我做网上能找到材料的主题。所以只能让图书馆边缘化，没人去，所以一定要把图书馆开放，让大家都去看。我觉得金所长推动这个工作很好。
顾青：您的这句话对我们也是很崩溃的。
汪朝光：我后来恍然大悟，确实有道理，在网上我总能找到题目来做，图书馆不开放，我不去。我那个时候才知道，我真是落后于这个时代了。所以后来我见人就鼓吹，资料一定要开放，捂在那儿没用，年轻人早就不把它当回事了。
金以林：大原则我同意，咱们讨论的是怎么深化，特别是做高层政治史，你要做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没问题，多如牛毛，根本看不完。你要做高层政治史，比如举个例子，新中国毛泽东的外交思想，这个选题重要不重要？重要。你的研究够不够？不够。现在想深入做研究，我知道中央档案馆包藏着1949年以后毛泽东跟所有外宾的谈话记录，一直保存到1975年，一柜子，你不看这个，你做什么毛泽东外交思想。你不做这个研究，怎么深化这个研究，然后回过头说，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朝关系，毛泽东到底跟金日成是什么关系，请沈志华给总参去讲，他们都不知道。他们一问，为什么。他说，你们不让我看东西，我哪知道为什么。我个人自己比较喜欢做国民党的派系政治，那几乎可以完全抛弃大陆档案了，依靠台湾档案。比如中日建交，周恩来与田中角荣所有的会谈，我们都不公布，日本人公布了。
步平：最近我们把当年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冈田春夫——日本社会党主席的书翻了，他们就交给我们了，那里的很多记录，是当时毛、周跟他谈的。但是我们这边的记录不公布。
冯宝志：外交上的记录也有一个问题，从他的角度记，跟那边记的可能有细微的差别，在关键点上的细微差别就有用了。当时为什么建交的时候，大包大揽的说建交了这些东西全都不用解决了，根据后来的材料去判断，或者只根据日本公布的材料去判断，有的东西……
金以林：像汪所长讲的，我们研究近代的出版史，那个确实是资料浩如烟海，没有什么不开放的。
顾青：根据地出版史开放了吗？
汪朝光：政治也一样。比如我举个例子，它还是有一些公布的，大家都不去关注。比如1965年毛泽东召见彭德怀，确实这个档案没有公布。但是彭德怀传里，彭德怀年谱里写得清清楚楚，这是公开出版的材料。毛泽东跟彭德怀讲，你跟高岗的事是有联系的，他只是把彭德怀外放。你看到学界的解读，好多人都解读成毛泽东认错了，毛泽东又让彭德怀重新出战，不是这回事，《彭德怀传》和《彭德怀年谱》里写得一清二楚、清清楚楚，大家不关注，不看，还是在说，这个就毫无办法。
王奇生：这些年来资料相对于过去来讲确实开放度大大提高了。我们在研究政治史、外交史，高层的政治史确实需要高层档案的开放。但是有些东西，刚才我们也讨论到，蒋介石日记公布了，好像民国史也没有改写。我记得五六年前跟台湾的陈永发（音）讨论，他说，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现在固然是中共中央档案馆不开放，他讲，中央档案馆开放了，难道我们会改变对毛泽东的评价吗？实际上已经基本上定位，已经有大的把握在那个地方，就不会有大的改变，可能就会在一些细节上，就像蒋介石日记公布一样，细节上，以前我们不太清楚的东西，细节上更丰富了，但是基本历史脉络的把握，或者基本的历史定位还不完全要过度的依赖那些第一手档案。包括我们研究国民党史，研究民国史，研究蒋介石，有些东西不完全是靠资料，原来的民国史基本上是一个政治性的话语，或者是政治结论的抒发，或者政治宣传的结论，我们今天已经回到了学术本位上，纯粹从学术本位上来研究它，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记得十年前，杨天石老师跟我说："奇生，你要关注民国史上的大问题。"我就向杨老师请教，我说："什么是民国史上的大问题？"杨老师说："你看四大家族能不能成立，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这些东西我们要重新讨论。啊。"当时我回来以后就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不理睬它，因为四大家族也好，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也好，这些东西是当年中共的话语，中共是用政治对抗下面的一种宣传性的话语，这不是学术结论，它不是经过实证研究、有学理支撑的学术性的结论。今天我要去推翻它，我要从学理上去证伪，它是做不到的，这种情况下我根本就不可以理睬它，它不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我们就可以不讨论它。这样的话，我们今天来讨论民国史，讨论国民党史，讨论蒋介石，很多问题我们要重新提问。有些问题原来是中共的一种宣传性的话语，它不是问题，我们可以重新提问，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研究的一个很大的转变。
我看到两位前辈的书里面，比如我们过去讲"四一二政变"，一定要加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但是反革命政变这个定位是站在中共的立场上讲的，这个书现在改成"清党反共政变"，"反共"就是一个中性词了，就是一个比较客观的提法。所以这种情况下，有些东西看起来很简单，但是经过一个大的政治、社会转型之后的转变。尽管对我们今天的政治大环境还是不满意，但是最近二十年来，政治环境在改变，还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尽管今天没有百分之百放开让我们说，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不说假话，至少我能说到什么程度，我不会去说假话，我能站在一个纯学术的立场来讨论这个问题。今天实际上是学者自己的把握。
比如蒋介石，我是站在国民党立场，还是站在共产党立场，还是既不站在国民党也不站在共产党的立场，我站在一个相对客观、中立的立场，但是所谓的客观、中立，没有绝对的标准，你说百分之百你就是客观、中立吗，不可能的事情。其实每一个学者做研究，多多少少都会有立场，你有可能是一个民族的立场，一个是国家的立场，涉及到中日关系，你就很自然的是站在中国立场，你真正要站在超越国家的立场很难做到，甚至你还站在性别的立场，你是个男性，你很可能跟女性学者看问题都会有小的差别，更别说个人性格。有的学者会把个性展示在他的判断里，所以纯粹说百分之百的客观立场是做不到。今天我们是尽量让自己站在一个纯粹的学术立场上来讨论。
汪朝光：我恰恰觉得历史事实一定是要真实的，但是历史研究者的立场一定要凸显出来，没有立场，你还研究什么，你就不用研究了。
王奇生：我同意你的看法。过去我们讲历史研究，历史研究者的一个目标就是求真，再就是你讲的这个，历史现实的再现、还原，这是求真。但是我也跟一个学生讲，我们历史在求真的基础上还要求解，这个求解就有可能有研究者的立场，因为你对它有个解读，你对这个事情搞清楚了以后，你还对它有个评价，或者有个判断，有个分析，你就难免有自己的立场。所以我们的历史研究，过去老是把求真作为唯一的目标，我觉得还是不够，我觉得什么东西在求真的基础上再有一个求解可能是更好。我们现在作为民国史，蒋介石研究这些年来确实有很大的进步，尤其是有关民国史的后面一部分——国民党这部分，蒋介石这部分，我觉得这些年来还是有非常明显的进步。近代史研究所在全国确实是独一无二的，这些年来的成果，近代史所长期的特点就是实证，纯学术立场，实证研究。我们前不久参加社科文献出版社唐宝林老师的《陈独秀全传》的出版，加上今天的《蒋介石传》出版，这都是代表近代史所老前辈们非常好的研究，成果今天能够出版、再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真的是非常敬佩老一辈这么认真的研究。
具体到这本书来讲，我刚才看了，也觉得很有意思。比如我看到刺杀陶成章，我看蒋介石日记的时候，蒋介石在40年代，他回忆当年刺杀陶成章，他讲了什么呢？他说，我刺杀陶成章是为了孙中山，我知道孙中山特别不喜欢陶成章，所以我替他杀了。我替他杀了以后，我知道孙中山心里很高兴，但是当时孙中山还要在全国通缉我，通缉凶手，但是我知道他是做给人家看的，他的内心很高兴，我干了一件让他很高兴的事情。但是他说，这个事情我后来从来没有在孙中山面前提过，从来没有向孙中山当面表过功，但是从那个事情之后，我在孙中山心目中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形象。这是蒋介石的自我解读，他后面还来了一句，他说，做手下的人要以领袖之心为心。就是不用领袖把这个话说出来，比如他不喜欢陶成章，你不用他下指示把他杀掉，他没下指示，你知道他想除掉他，你就杀掉他。蒋介石后来，很多国民党时期的暗杀事件，包括杨奎松考察来考察去，说这个事件不是蒋介石下指示，我说这个没意义，蒋介石不用下指示，他手下的人就把他杀了，但是他就是符合蒋介石的心意，这个就是以领袖之心为心。
汪朝光：这个我完全同意。很多历史要是用学理，就是太过幼稚，就跟学界这两年老在纠缠一个问题：宋教仁是不是袁世凯暗杀的。我说这个东西你都不用去说，难道袁世凯会跟你说：你替我把宋教仁杀了。领袖跟他谈话中，对宋教仁的名字反应一下，手下都觉得，这个人不合适。所以这个我完全同意。
王奇生：我们做历史，要解读，你不能纯粹拿史料证明这个事情不是他干的，这个毫无意义。就像我们有一次在台北开会，其中台湾有学者就说，蒋介石晚年根本就没有意思要把位置传给蒋经国，他说没有证据。他不可能说出来，说我要传给蒋经国，他不会说。但是你能够合理的推断，他就是要把这个位置传给蒋经国。对历史，你不能纯粹依靠档案，也不能纯粹依靠史料，你就读那些无史料的史料，那些东西才是研究者的本事，你要去解读那些东西。蒋介石日记也是，我们不能仅仅看蒋介石日记文字上说了什么东西，我们要看里面没有说的，很多东西他没说，但是同样有很多东西在里面，我们怎么去推断它。
顾青：楚王好细腰，一个道理，一定是如此的。
汪朝光：我们的讨论挺有趣的，比如你看蒋日记，这一段恰好我仔细看过。皖南事变，1月4日爆发，1月1日到3日，蒋日记天天记载他召集高级军官谈话，很正常。恰恰爆发这天开始就没有这个记载了，这时候他在干什么？他的日记里记载，在召集一批学者，听他们讲西方文艺复兴的历史。这不是胡扯吗？蒋这个时候有这个闲情逸致去听学者谈西方文艺复兴吗，也许他真是召集学者谈了一小时，明摆着这就是一种掩饰。如果一定用这个日记来论证，你看，蒋的日记4日到6日，只字没提皖南事变，他对这事一无所知，他就被部下骗了，他这时候关心的是文艺复兴。我觉得这个跟逻辑就严重不符合了。
王奇生：包括中山舰事件以后，5月15日的国民党中央全会，他要通过一个反共提案。反共提案的时候，蒋开始非常担心中共会反对，通不过，但是后来没想到非常顺利的通过了。他在日记里没表示他有什么情绪，他说他马上去看电影了。看电影就是一个高兴的心情，为什么他这个时候跑去看电影，他高兴的时候去看电影。蒋介石回老家就是这样，你看他莫名其妙，怎么突然之间回老家去了，这个时候要么是一个重大的事情被他搞定了，他搞定就一下子放松了，回老家休息两天，这个事情搞定了，放心了；还有一个是极度烦恼的时候，他也回老家去。所以他回老家也是有原因的。这种东西讲起来，历史有的时候恰恰是读这些东西非常有意思。
这个书里面第二十二章、二十三章，讲台湾的集权统治、专权统治，我觉得这个说得非常好。为什么呢？我们现在为蒋介石翻案，过去骂蒋介石，现在完全颠过来说蒋介石好话，甚至于说国民党到了台湾怎么好。实际上国民党到台湾以后，它的特务政治越来越严，社会控制越来越强，因为他在大陆的时候控制不了，一到台湾，他有这个能力了，他可以控制了。包括他搞土改，在大陆之前他搞不了土改，到台湾他有能力搞土改了。这个时期你要看王鼎钧的回忆录，你都非常吃惊，王鼎钧在80年代到美国去的时候，到美国之前，生怕走不成，生怕被台湾特务把他卡住，走不了。80年代初期，我们到美国去都没问题了，他作为一个作家，还担心去美国都不成，所以你都想象不到。你别以为到台湾以后，国民党就怎么好，我们现在就是什么事情都颠过来说，对现实不满就怀念国民党时代，那简直是瞎扯的事情。我们过去对国民党确实有很多偏颇的看法，但是现在也不能完全颠过来看，全面肯定是肯定有问题的。
顾青：求真不易，求解更难。
汪朝光：日记还是有用的，比如说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关系，你要是不看日记，不要说求解，求真都求不了。
金以林：这是罗敏的强项。
罗敏：我拜读了两位老先生的书，我最近也是要写相关的主题，所以拜读了第一部分之后，我确实感觉到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这样一种学术传承，或者我们所谓的学术生命力。我现在读起来，也仍然没有感觉它是过了几十年之后再重新出了一本历史著作，这就是由于两位老先生在当时那个条件下，他们阅读了他们尽可能读到的一些史料，当时书中对最近这些研究的成果引用不多，但是他们还是尽量利用了最近一些新的史料做了订正。现在我们读起来，没有感觉到它是一部写作于80年代中期的历史著作。尤其像我们，基本上都是受革命史范式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所以读这本书的时候，觉得不是很合。但是同时我也感觉到一个问题，它基本上反映了一个以蒋介石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史的写作范式，也可以说代表了这样一种长期以来大陆革命史观写作范式下的这样一个非常成熟的作品。这对于我们后来的研究者也是很难超越的，我们现在以可用蒋日记去丰富很多东西，但是我们没有自己的写作的范式，建立不起来我们自己的范式，可能还是处于过程之中，因为从日记的出版，还有大量的国民党的档案出版到现在，这个时间需要一些学者的积淀，如何去突破。所以我觉得两位老先生是给我们做了他们前一代学者的榜样，后一代学者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如何能够从以蒋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史的写作，转向蒋介石的历史世界，这样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比如像我个人还处于摸索之中，黄道炫教授也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他从蒋的思想资源这样一个角度，写了一本书，那本书应该跟大量的蒋介石作品当中是非常不一样的一部著作。
汪朝光：刚才罗敏提出一个挺重要的问题，对我都有启发，就是蒋介石为中心的中国史研究跟蒋介石个人史的研究，其实它有重叠，因为他是国家领袖，但其实它是有分别的。我们写蒋介石传的时候，可以是以蒋介石为中心的现代中国的发展这么一个路数，也可以是蒋介石个人史，比如他的心灵史，他的爱情史，他的家庭史，也有这样的个人化的研究。但是至今为止的蒋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前一个主题上，后一个主题就期待黄老师了。
顾青：有请黄老师。
黄道炫：这没什么可说的，你们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刚才罗老师提到蒋介石的思想史的解读，我是在1994年以前写的，如果现在写的话，我绝对不敢去写。刚才奇生教授说了要求真，还要求解，那个作品大概是属于求解的作品，但是当时我还没有能够做到求真，就已经试图求解了，所以这是个颠倒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年轻人的胆量，到了我这种年龄，已经偏老了，已经不敢再去做这样的事情。在求真的过程里面，确实求解是一个必须去做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做这个工作，那我们的历史研究永远停留在这样一个角度。
说一说严老师和郑老师的作品，严老师是我的老前辈，郑老师是我的老领导。他们的著作出版以后，影响就不用多说了。我觉得很欣慰的是，真的，在二十多年之后，在蒋介石的研究成为两岸的显学的情况下，他们的著作还能够再一次重印，这个一方面反映了当年中华书局出这本书的水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两位作者与时俱进的这样一个态度，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让我很敬佩。
再说一说大家一直在说的档案的问题，我来之前也看了一个提示，就是希望我们去讲的一些话题，所谓的民国史的深入。我觉得民国史的深入没法由我来讲，我没有能力去讲，但是可以想一想，走哪条路，走到现在，在人物史的研究已经做得相对比较充足的情况下，高层政治的研究也做了很多的情况下，基层政治也做了很多，每年不断的会有一大批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都在谈这个话题，还能做什么。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没有办法做，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想，是不是还会有些空间。比如去年我就想做一个问题，就想研究国民党的供应，比如抗战中的后勤供应，后勤供应会涉及到很多问题：经济问题，战争能力问题，行动力的问题。你要去研究这个问题，在台湾的"国史馆"是没有办法找到求证的，因为他都是高层，你在基层的档案馆也很难做到，那就必须依靠我觉得会有档案的，或者我看到的一些线索，比如台湾一个学者早期做了一些研究，他就利用二档馆的资料。我想二档馆资料的丰富程度远远要超出"国史馆"。
王奇生：因为"国史馆"的档案是1949年，它是抽了一部分所谓当时认为很重要的东西带走了，但是绝大部分还是留在二档馆。刚才你讲的那部分档案也不在"国史馆"，是在"国防部史政局"，恰好这些部分是不对外开放的，到台湾的是"国防部史政局"，但是也确实有一部分在二档馆。实际上南京二史馆的战时那一部分档案，那部分档案是已经缩微化，是已经制成了缩微胶卷，是现在都可以看到的，你别以为二史馆不给你们看。
黄道炫：只开放5%。
王奇生：只要制成缩微胶卷的，全都开放，这部分恰好是制成了缩微胶卷。
黄道炫：我说的不是战史，我说的是这一系列的。
王奇生：它把抗战都归到了战时委员会，这样的话，当时这部分档案都在那里面。
黄道炫：我举这个例子想说的是，我们用一个比较大的眼光去做一些实证性的，后面又牵扯到很多制度问题的这样的研究，也许是我们下一步可以更多的去着手的，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在做了。我觉得也许在这方面可以做点工作，但是我不知道资料方面会给我们提供多大的可能性。
顾青：按照我个人的理解来说，或者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来说，当你在历史性的看资料公布的时候，你永远会觉得资料很多，但是一旦自己具体要研究某个课题的时候，永远觉得资料太少，这是没办法的。有限的资料里面不可能更大的发现问题，这是自己的学养不够。我们现在探讨这些问题确实非常有价值。上半场到此结束，我们休息一下。
顾青：刚才很多老师都是刚开了一个头，还可以更多的讨论下去。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在《蒋介石传》里面谈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标准，我们原来是有党史的一些观念，或者是政治史的一些观念，现在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现在用的是国家民族的这么一个立场来看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在这本书里是如何贯彻的，有些什么问题。如果我们进一步要进行研究的话，还可以有什么新的标准或者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这个方面再深入的聊一聊，其他的也可以。
王奇生：我们老是喜欢给人一个简单的评语，比如北伐有功，抗战有功，反共有过。反共对他来讲是很正常的事情，他要是不反共，他就不是国民党了，就不是蒋介石了。所以说他反共是不是过，他就是一个正常的历史，他当时站在他的立场，就是应该反共，实际上它不存在是不是过的问题。我们要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上去讲这个话，我们的看法，当时他怎么反共，他为什么要反共，你非要说他反共是过，这个明显是站在中共的立场。客观地说，两位前辈的书里面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中共的立场，毕竟老一辈跟我们相比，在党的熏陶下时间更长一点，多多少少会有些党的痕迹在里面。
汪朝光：其实历史的解读，很难避免立场，所以我觉得有什么样的立场，不妨碍这个书本身的价值。假如没有中共立场，你就有国民党立场，你就有第三方立场，你总有一个立场，我现在是这么想的。所以联系到刚才顾总说的，我们已经过了当年那个简单化的年代，现在蒋介石的评价也罢，什么的评价也罢，确立一个单一的标准、通用的标准，我估计非常困难。比如从现代化的角度，你也可以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评价蒋介石，他到底对中国有功还是有过。包括历史求解，也不是用简单的功过，就跟我到档案馆查资料，问你搞什么一样，一旦说到功过，比如我们历史研究，拨乱反正，我后来想，这是一个政治名词，我们的历史研究，如果你认为是有拨乱反正的意义，那么你无非拨的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前的乱，反的是现在的正。但是你没想过吗，三十年之后，别人同样可以拨你的乱，反你的正，这对历史又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所以历史研究的评价标准很难一致，每个人可以有每个人不同的标准，每个角度可以有不同角度的标准，每个研究者服从他自己内心的召唤，以他自己内在的逻辑、自洽性来确定他对历史的认识和看法，至于这个看法是不是绝对单一的，我觉得现在已经不太可能了。
我想说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刚才顾总提到的民国人物研究，我觉得人物研究本来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有非常有传统，可以说从《史记》以来人物研究就是中国的一个强项。但是实话实说，恰恰是民国人物研究，我作为一个民国的研究者，我非常不满意。为什么这么说？你现在到书店里看，书架上的人物著作，《蒋介石传》、《陈诚传》也是汗牛充栋，但是很少有非常严肃的学术的民国人物传记。比如郑老师、严老师这本算一本，其他的真是很少，都是大而化之的、通俗性的或者是胡扯的人物传记，见了风就是雨的人物传记。民国人物传记的研究远远落后于中共，中共人物研究确实也有它的不足，但是它是一个自上而下有组织的系统，至少它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基础材料。比如《彭真年谱》出了六卷本，《李先念年谱》一出就是五卷本，本来年谱长编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至今为止，除了《孙中山年谱长编》以外，我就没见过好的民国人物年谱长编了。
王奇生：闻黎明编的《闻一多年谱》不错。
汪朝光：这个又是我的误区，我老想到政治人物。比如《段祺瑞年谱》有一本，那就是一个简单的大事记。比如《林森年谱》，林森在国民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林森年谱》就编得太简单。这当然有很多原因，第一，他没有像中共人物这样是一个自上到下的组织系统来资助，你是要花钱的，但是人物传记年谱作为课题申请得不到资助，再加上大家又急功近利，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工作。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蒋、宋、孔、陈至今没有好的年谱，没有年谱长编你怎么去做他的研究。而学术不完全靠自发，那是学术兴趣、社会热点。所以我觉得中华书局应该有点担当，在民国人物研究这方面有所开拓。比如你们出过很好的近代人物的文集，在这个基础上，能不能你们来组织，当然这个学习投入，去做一些人物年谱长编，再上人物年谱长编基础上来做民国人物的传记。比如十年规划，一年我做两三本，假以时日，它就会成为非常好的作品。我买书无数，昨天晚上为了这个会，我在书架上一看，我很少买过民国人物的书，因为一看都不值得买，但是中共人物的书在我的书架上真是汗牛充栋，而且编的真的非常不错，非常严肃。你可以说它里面有的历史或许没收进去，但是它收进去的，比如《彭真年谱》，比如《李先念年谱》，资料之充实、丰富，真是好。包括很多具体的大将、上将，一个省委书记的年谱传记，真的写得非常扎实，当然可能功的这面说得比较多，过的一面或者敏感的一面就删除了，但是毕竟这一面给我留下了，比如我查李先念什么事，这个年谱一翻，至少某一天某件事我是能查到的，民国这么多重要人物，连个年谱都没有，你想查他具体某一天做了什么事，你就是不得而知。说到人物研究，我非常建议中华发挥你们的优势和优良传统，在这上面有所进取，有所开拓。
金以林：我觉得这话应该中华说，你们做民国史研究的人编两本象样的年谱，由中华出。
王奇生：你自己不做，你说人家不出。
汪朝光：我没说他不出，我觉得现在社会上少，中华应该有所组织，你得有所推动。（未完待续）
经济观察网2013-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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