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22日星期四

明鏡新聞網: 薄熙來的律師幹什麼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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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的律師幹什麼去了?
Aug 22nd 2013, 15:23, by 曾雙

李進進 專稿

薄熙來審判吸引很人的眼球。作為一個律師,我在觀察審判的過程。看起來,法庭在開始的時候顯得有程序和禮貌,不慌不忙的問些分的問題。雖然我覺得這些程序多餘的,還是覺得比法庭從前的那種武斷有進步。但是當程序進行到公訴人提供證據的時候,我強烈的感到國目前的審判程序依舊很落後。

第一,法庭仍然使用量的"聽說"材料,比如谷開來和唐肖林都沒有到庭作證,公訴人呈交的是谷開來的證詞,唐肖林的錄音。顯然法庭是在聽公訴人轉述這些證人說的話。這是聽說(hearsay)的材料。當事人沒有被告的律師質證,轉述的文字容易引起誤解或不確切,感念含糊,證人的可信度無法確定。當薄熙來駁證言和錄音的時候,法庭無法確定其反駁的正當與否。


李進進律師


第二,被告人不當地充當律師的角色,去直接盤問當事人,並在程序中達對證人或證言的不滿。當被告人質問對方時,他很容易感情衝動,有點時候提問的方法不對。如國法庭,被告人的不當表現,會給陪審團造不當的負面印象,對其審判結果不利。事實上,被告人在庭上講何話都有可能產生負面影響。現在薄熙來已經開始用語言攻擊徐明、唐肖林和谷開來。薄熙來還和徐明當庭對質,期間間接承認他知道徐明對谷開來和薄瓜瓜好等。這就是等於是認罪了。薄熙來的律師幹什麼去了?中國的刑事審判程序怎麼可以讓被告去自己直接去辯護和質問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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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薄熙來之後中國法治仍原地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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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之後中國法治仍原地踏步
Aug 22nd 2013, 14:44, by 大事件


毛澤東除去林彪,鄧小平除去華國鋒,江澤民除去陳希同,胡錦濤除去陳良宇,而現在輪到習近平除去薄熙來,歷史就是這麼迷人,權力遊戲就是這麼殘酷,相似的戲碼一再上演,如同羅貫中所說:"浪花淘盡多少英雄"。從林彪到薄熙來,無一不是梟雄,但也無一不敗倒在"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鐵律下。


《大事件》編譯  文道喻

一個巴掌的蝴蝶效應

    你喜歡看戲嗎?悲劇和喜劇又比較喜歡哪一種呢?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曾於作品《詩學》(Poetics)中寫道,希臘悲劇"描寫的是嚴肅事件……目的在於引起憐憫和恐懼,並導致這些情感的淨化;主人公往往出乎意料遭到不幸,從而形成悲劇,因而悲劇的衝突正是人和命運的衝突。"他還將一齣悲劇分成頭、身、尾三部分,認為三者必須表現出事情發展的必然性,無關整體劇情的因素應該刪除,排除任何偶然和不合理之處。

    薄熙來案雖然不是一場虛構的戲,但用亞里士多德的悲劇理論來看竟也如此契合!首先它是再嚴肅不過的政治事件,引起支持者的憐憫和政敵的恐懼,然後出乎意料的王立軍叛逃致使了薄的倒台,他曾經如此成功,現在卻如此灰頭土臉,戲劇張力十足。此外,從谷開來決定毒殺英國商人海伍德的那一刻起,事情發展的必然性已不可逆,薄熙來絕對沒想到賞給王立軍的一巴掌會讓他的命運在一夕之間扭轉。



薄熙來絕對沒想到賞給王立軍的一巴掌會讓他的命運在一夕之間扭轉

    德國之聲(DW)同樣從這一巴掌切入分析,指出王立軍恐怕很久前就忘了這一巴掌的痛,但"蝴蝶效應"(意指微小變化能帶動整個系統的長期的巨大的連鎖反應)就是這麼驚人,成功拉下了一方霸主薄熙來。

    可惜的是,共產黨裡面什麼不多,就貪官最多,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相結合的現象並不隨著薄熙來的殞落而消失,很多政治家根本沒有立場指責薄熙來貪汙。201210月,《紐約時報》的調查報導指出,溫家寶家族已聚斂至少26億美元的財富,早些時候彭博社也研究過習家的資產狀況,但中共沒有對溫家寶和習近平的可疑身家採取行動,反而封鎖兩網站欲蓋彌彰。

    誠如加州律師瑞貝卡廖(Rebecca Liao)向德國之聲表示,人們普遍同意中國官員沒有一人是乾淨的,如果共產黨繼續讓腐敗問題挑戰其合法性,它的滅亡已不遠矣。

    因此,薄熙來的罪惡遠遠超出腐敗。2007年當他被任命為重慶市委書記時,不少觀察家預測他的政治生涯最遠只能走到這裡,重慶距離京城遙遠,薄將有志難伸,可是若薄熙來的抱負就此遭受打擊,那他就不是那個野心勃勃的薄熙來。他充分利用北京鞭長莫及的優勢,推展無視法治的打黑運動,並崇尚回歸革命時代的紅色價值,將自己打造成新左派的掌門人。

    薄熙來的理念吸引很多中國人,包括某些(縱使不是全部)高層官員。"薄熙來的盟友多,但敵人也多,"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漢學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說:"薄熙來不依附傳統,治理重慶時發展出一套的品牌特色,為實現權力夢想,他走上一條非比尋常的政治之道。"


歷史上只有一個朱棣

    薄熙來的故事或許有點跟明成祖朱棣相似。在朱棣眼中,年輕的明惠宗朱允炆資歷和能力都比不上他,憑什麼登上九五至尊之位?於是他發動靖難之變,一路從當時的北平打到南京並取而代之。同樣地,薄熙來和習近平都擁有顯赫的家庭背景,自小在中南海長大,年紀較小的習近平還得叫上薄熙來一聲"三哥",但對薄熙來而言,習近平歷練平庸也缺乏魅力,為什麼他能被立儲而自己不行?如此想法逐漸在薄熙來心中發芽,成為影響他未來命運的最大關鍵。


薄熙來的故事或許有點跟明成祖朱棣相似

    歷史上只有一個朱棣,淪為階下囚的薄熙來顯然不是第二個,而且他也必須為鬥爭失敗付出代價,就像許多分析人士同意,中國的腐敗指控經常被用來冠在那些帶來政治負擔的黨員身上,要是想通盤了解薄熙來案,就不能受腐敗這顆煙霧彈干擾,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崔大偉(David Zweig)便告訴德國之聲,薄熙來事件的弦外之音是:任何官員都不能挑戰中央領導、培養自我勢力以及呈現不同的政治路線。

    審判之前北京也做了不少準備工夫,那些左派的薄熙來支持者遭到鎮壓,網站強迫關閉,但於此同時,習近平試圖開發全新的左派市場,努力推動毛澤東的政治遺產,並鼓勵青年向革命時期的共產黨領導人學習。

    德國之聲指出,共產黨宣傳機器處理薄熙來審判的角度是將之視為習近平反腐運動的一部分,強力傳達"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和"沒有人能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理念,然而,國
終章,薄不可能無罪,所謂的正義乃是一種政治操縱,中國的法治很大程度仍落後封閉。

    德國維爾茨堡大學(University of Würzburg)漢學家安曉波(Björn Alpermann)認為,薄熙來案對習近平反腐幫不上什麼忙,因為這場如火如荼的反腐運動仰仗的是中央自上而下的執行力,沒有給公民參與留有任何餘地,也沒有獨立司法和媒體監督,透明度付之闕如。最近一連串令人不悅的事件足以佐證安曉波的看法,據民權人士統計,習近平上台後已有約百位人權活動家被捕,其中包括呼籲高級官員公布個人財產的人。

薄熙來的演出沒讓人失望

    種種一切使人們更加確定,決定薄熙來命運的人不是法庭上高高在上的法官,而是在北京焦頭爛額的高層領導,"薄熙來肯定是有罪的,但他不見得會招認所有罪行,我相信審判是高度編排後的登場演出。"美國西東大學(Seton Hall University)中國刑事法學專家陸梅吉(Margaret Lewis)說,她還補充說明,即使是不具政治色彩的審判,中國的定罪率也高達99%

    儘管如此,在薄家聘請的律師無法進入法庭的情況下,薄熙來仍盡力為自己辯護。據《華爾街日報》報導,2013822日的首日庭審中,薄熙來先是大罵證人出賣靈魂,接著說谷開來證言"滑稽可笑",更稱在中央紀委審查期間寫的筆錄受到"不正當壓力"以及"明確的誘導因素"影響,遇到關鍵問題就推說"記不清"與"和我沒關係",很顯然地,薄熙來可沒那麼簡單屈服。

    這正好符合《華盛頓郵報》的預測,它認為法庭上最不安的因素正是薄熙來本人,而從他的表現來看也的確沒有讓人失望,但諷刺的是,被告為自己辯護在法治正常的國家是再正常不過之事,只是中國是一個法治極度不正常的國家,所有人包括共產黨在內都設想(或期待)著一場"順利"且"沒有意外"的庭審,薄熙來尖銳的反擊言語反而有點突兀。


薄熙來庭上尖銳的反擊言語反而有點突兀

    因此,薄熙來案對中國法治的意義成為另一個評論家辯論的焦點。201387日就在薄熙來庭審前,瑞貝卡廖以"為什麼薄熙來審判是中國法治一大勝利"(Why Bo Xilai's Trial Is a Victory for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為題於《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發表的文章指出,儘管審判結果毫無懸念,但中國政府細心的籌備和宣傳表明,中共已不再視法律於無物,相反地,它是看重法律的重要性才願意花費這麼多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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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薄熙來指使徐明境外賭球洗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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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22nd 2013, 12:54, by 明鏡雜誌


《調查》特約記者 劉飛



  薄當足球市長,徐明境外賭球

  1998年,大連足球的領軍人物、萬達董事長王健林宣佈退出足壇,原因是忍受不了中國足壇的惡劣環境。

  被大連市政府做工作後,萬達暫時放棄退出。1999年2月,就在完成實德私有化的這一年,在政府牽頭下,徐明開始介入大連足球:出資6000萬"入股資助"當時還稱為"萬達"的大連足球,成立"大連萬達實德足球俱樂部有限公司",到2000年1月,更是以1.2億元全資收購萬達俱樂部。

  跟王健林是個真球迷不同,徐明是徹底的把足球當成了一門生意在做。"如果足球不賺錢,我搞他幹什麼?"他說。

  的確,徐明不懂足球,他甚至不知道什麼是"越位"。當時,徐明的產業已經在塑鋼、熱水器等項目上十分成熟,急需尋找新的發展空間。

  在接手大連實德之前,他只到現場看過20分鐘的足球賽,在電視上看過半場。

  徐明對足球投入並不多。球隊的訓練、比賽服裝以及相關裝備全部由阿迪達斯贊助,而美國杜邦公司也一直是實德隊胸前背後廣告的贊助商,每年的贊助費都在1000萬元以上。除了偶爾幾次引進外援,實德基本沒有大的投入。

  "在大連萬達實德俱樂部那一年裡,徐明一次都沒來看過球。"原萬達俱樂部領隊任舉一回憶說,王健林是萬達的每場球都看,就連和實德合作的那幾年也沒中斷過。有時候,王健林會給徐明打電話,讓徐明來看球,但每次徐明都拒絕。

  入主球隊的第一年,徐明親任俱樂部總經理,這個不懂球的老闆也沒有得到隊員們的信任,但他沉得住氣,據當時球員回憶,每次球隊開會,徐明都不會講話,而是默默地在一旁邊聽邊記邊觀察。

  這一年,徐明仔細清點了俱樂部的財務,當時唯一從萬達留任實德的石雪清,買8個茶杯,都被徐明仔細查過。

  2000年,實德開始了球隊的結構性調整,大批萬達時代的老隊員退出主力陣容。萬達留在實德的管理人員也全部退出了實德。徐明開始構建自己的足球實德系。

  2001年,實德集團旗下的瀋陽金德集團,收購瀋陽海獅足球俱樂部,並將其更名為瀋陽金德足球俱樂部。2002年,實德又收購了中甲球隊四川大河(後改名四川冠城)、中乙球隊四川金鷹,組建了甲B球隊大連賽德隆和征戰乙級聯賽的大連三德(後改為大連長波)。加上後來趙本山的遼足,鼎盛時期的徐明共控制了7支球隊,活躍在各個級別的中國職業足球聯賽中,而踢假球也成了實德系的一個公開的秘密。

  實德系曾在中國足球聯賽場上上演了一齣又一齣的"黑色幽默"——母隊要爭冠,衛星隊必定讓球放水;衛星隊要保級,母隊就帶頭狙擊保級對手。四川冠城教練徐弘曾經不堪受辱擊敗母隊,當天就被下課。   

  這導致中超賽場假球橫飛,重慶力帆的老闆尹明善曾經評論"實德就是最大的賭窩"。

 
官方指控薄熙來收受最大一筆賄賂,就是來自此人——徐明。

  薄熙來指使徐明境外賭球洗錢?

  博訊據知情人士透露,徐明在被關押中交代,薄熙來指使下,操縱足球搞黑哨、黑球,為大連構架實德系。徐明還供認,在薄熙來指使下,徐明和澳門賭博行業勾結,大批洗錢,賭資被薄熙來、谷開來提成,轉移到他們境外指定的帳戶。

  徐明操縱實德系那幾年,究竟得利多少,至今是個謎。但顯然,足球給他的生意帶來不少好處。

  徐明2002年2月收購四川足球隊,而四川龍泉驛實德工業園區也在2003年下半年落成。   
  在徐明的努力下,龍泉驛實德工業園區前的那條馬路,也以大連路為名,四川方面還為徐明提供了幾個億貸款,徐明也承認,他因為足球,在西部做成了3個億以上的生意。在珠海,也是先有實德足球後有實德工業園區。

  直到2006年,中國足協提出"淨化足壇"的口號,徐明手下7支球隊除大連實德被保留外,其餘全部被勒令轉讓或解散。

  在2年前涉及足球假球和賭球案的一系列足球腐敗案中,當局已經拘捕了數十人。今年2月,兩名前足協高官被判10年以上的徒刑。

  這也是徐明禍起足球的說法的重要依據。

  而此時的實德雖然已基本實現化建、家電、體育、保險、石化、汽車和醫療七大產業格局,但頹勢盡顯。

  這些分支成了掣肘其"帝國夢想"的"累贅"。據媒體調查統計,其家電業務深陷成本之苦;保險仍然處在"陪太子讀書"的發育階段;石化和醫療大部分處於政府審批未果的"紙上談兵"階段;以大連實德集團瓦房店客車公司為內容的汽車產業已經在2005年被發改委撤銷了汽車產品的註冊。而令徐明在本世紀初風光一時的化建,其贏利、市場和規模從2003年達到頂峰後就開始萎縮,已被龍頭企業甩在了身後;以足球為標幟的體育產業,不斷爆出甩賣球員、拖欠工資的消息,也已成強弩之末。

  3月中旬,徐明失蹤的傳聞剛出,《第一財經日報》的記者曾就此向實德俱樂部新聞發言人何德剛求證,他回復稱,並不知道徐明失蹤一事,"我是做足球的,一年也見不到老闆幾次。"

  半月中,該報記者多次撥打徐明電話,起初是不接聽的狀況,而後轉為長時間關機。該報從相關部門獲得如下消息:在失蹤期間,徐明並未離境,其最近一次離開大陸的時間是今年2月,目的地為香港,同行人是實德集團總裁陳春國。

  徐明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2月20日,那天,他會見了實德隊主教練文加達,兩人關於球隊的發展還探討了一些問題。

  3月30日,當傳言漫天之時,大連實德俱樂部在南京客場以0:5慘敗於江蘇舜天,徐明仍沒有現身球場。有實德隊員向記者表示,那個時候,他們已經聽說了董事長失蹤的傳言。

  不愛看球的徐明,他的事業起伏卻似乎總是和球運相連。在接盤大連足球的那一年,他完成了實德的私有化。

  1998年10月,徐明和哥哥徐斌以及實德重臣隋信敏、陳春國一起,獲得了莊河市工業品對外貿易公司和大連京華工貿企業公司的全部股份。

  這宗股份轉讓曾受到外界諸多質疑。據媒體報導,因為徐明僅僅向莊河市對外經貿委原數退還了1995年莊河市工業品對外貿易公司最初投資大連實德集團的2850萬元出資,就獲得了莊河市工業品對外貿易公司這家國企的全部資產和在實德系三大核心企業中全部股權。而其中,僅大連實德塑膠工程公司的股權資產,價值就達6.26億元。

  隨後,4人追加註資到1.2億元,其中徐明佔股96%,隋信敏佔2%,徐斌和陳春國各佔1%。至此,大連實德集團完全私有化。

  2001年,實德獲得40億元的投資,這筆巨資的來源至今是個謎。當年的工商資料顯示,40億元分別來自20名自然人股東和13名法人股東,最低出資3000萬元,最高出資達3.87億元。但實際情況是,以這些股東當時的能力,不可能拿出這筆巨款。

  註資後不久,實德又進行了一次資產合併,數位股東手中數億元的股份,都無償轉讓給了徐明。(《調查》第5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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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王雪梅分析:谷開來爲什麽會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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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22nd 2013, 12:36, by 明鏡雜誌



《名星》王雪梅



《名星》編者按:在對谷開來投毒殺人案的所有質疑中,無疑,最有份量的來自有"中國首席法醫"之稱的王雪梅——因爲她法醫的專業身分,更因為她最高人民檢察院主任法醫師的官方身分。

王雪梅是一位軍人的女兒,原籍陝西省西安市人,1956年出生在朝鮮,法醫學碩士學歷,現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技術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主任法醫師,中國法醫學會副會長。


作為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首席女法醫,王雪梅受理三類案件:中央領導人親自批辦的重大案件、省級檢察機關技術問題上難以解決的重大疑難案件和檢察機關自偵案件。8月17日,因質疑北京地鐵學生死亡案鑒定,王雪梅公開聲明退出中國法醫學會。


2013年5月25日,王雪梅做了一次專題報告《對合肥審判說No》,報告的視頻在中文互聯網上廣泛流傳。本刊根據錄音整理,繼續刊登如下,小標題為本刊所加。


谷開來不靠性感誘人

2003 年谷開來認識尼爾·伍德,2006年她病了。這三年,我從性心理學來分析:第一,谷開來不是一個性飢渴的女人,很多高官的老婆會犯這種錯誤,但是谷開來不 是這樣的,有一個16歲的兒子,老公那麼愛我,受的這種教育……完全不存在這種需求;而尼爾·伍德,和很多男人一樣,不敢在谷開來這樣高貴的女人面前放 縱。我沒有見過谷開來,但是我瞭解了一下她的情況,對這種女人我是知道的,她能征服男人,但與那種戲子出身的女明星征服男人,完全是兩回事。那些女人能征 服男人,男人很喜歡,但是她們骨子裡的東西,不一定很高貴——我跟中國很多大牌妓女有過交流,她們的成長經歷我完全清楚,她們經過訓練;但谷開來與那種明 星的魅力完全不一樣。她不是靠誘人的性感和妖冶的姿色,讓男人湧起那種動物本能的欲望。

谷開來征服男人,是靠精神 ——她有女性的陰柔之美,她永遠是女人極了。陰柔之美是所有的男人都特別喜歡的,很有殺傷力。另外,她對她的兒子,有母性的光輝。尼爾·伍德與她相比是個 小男孩,有戀母情結,容易迷戀老女人。她還有很多人都沒有的聰慧的靈性——比薄熙來要勝過得多,她又有高貴的氣質,集這些於一身的女人,所有的男人對她會 有性幻想,但跟她當面接觸,他們會將他們動物的本能藏起來,要裝得同樣的高雅。我相信,尼爾·伍德在這樣的女人面前,可能胡說八道,但是他在與谷開來有限 的接觸包括這次接觸中,要表現得"我與你同樣高貴",不會放肆到喝酒喝醉了。王立軍本來是個酷吏,在谷開來面前也會把自己打造成另外一個樣子。谷開來這樣 的女人征服男人,也可以拯救男人。我決不認為谷開來和尼爾·伍德有姦情。

尼爾·伍德的行為特別反常。他會誇大其詞, 這是另類間諜的一個特點。我相信尼爾·伍德2003年進入谷開來家,是有使命的,是要算計這一對夫妻。那是十年前。2008年谷開來跟他沒有什麼聯繫了, 都得病了,他卻向薄瓜瓜要錢,"我沒錢了"——挑釁你一下,你不給他,然後又沒事了,這很符合這種間諜的特點。2011年,他突然提出來要一大筆錢——這 一大筆錢,我問了,他要得毫無道理。他與薄瓜瓜之間有一個億的生意?這是不可能的,但是這種謠言,他知道沒人理他,但是八卦新聞一定會寫進去,就可以擾亂 人的思維。這符合間諜的規律,他突然不間斷地糾纏:我現在特別有錢,我現在車牌號是007,我假裝很神秘……

谷開來 即使被捲進去,如果出於個人利益殺人,她能做嗎?合肥審判特別荒謬、特別無恥,把人的思維搞亂了:我這樣的女人去,一定能把他灌醉,灌醉之後,叫張曉軍你 過來吧,把毒藥放在醬油瓶裡……這太可笑了!新華社通稿出來之後,我就在想,谷開來精神再不正常,她是有北大法律學、政治經濟學學歷背景的女人,她是研究 易經、中國古文化的人,且不說文化背景,就是一個有基本人道標準的人,都知道,殺人是所有罪行裡面最嚴重的,在古今中外所有殺人案的審判中,對殺人者都是 處以最嚴厲的懲罰。沒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個人利益的動機非殺人不可,是不會殺人的。


"綁架"之說很荒唐

12 日王立軍把尼爾·伍德叫來,對她說,你的兒子與尼爾·伍德有經濟糾紛,被他綁架了,現在有生命危險。一年以前,尼爾·伍德確實向她要一大筆錢,但是這個時 候,谷開來就是再腦子進水了,她有足夠時間去證實兒子是否安全,並不是那麽緊急:我要殺人,趕快給我買毒藥——不是這樣的,她首先要設法去證實一下吧?谷 開來完全有驗證的辦法呀:讓你老公打個電話給美國大使館,把我的兒子保護起來;給英國大使館說,把尼爾·伍德抓起來……這些行動,為什麼都沒有採取,就這 麼簡單地去殺人?

谷開來殺人,會是純個人動機嗎?無視法律,無視別人的生命,就聽說兒子被人綁架了,腦子一點都不去想,就把人殺了?這把谷開來說成了一個可怕的魔鬼。

薄 瓜瓜提交了證詞,但法庭沒有給我們出示,非常無恥。你們想掩蓋什麼?薄瓜瓜說,在這之前我與尼爾·伍德的交往中,他很朋友的,不存在綁架的問題呀。有沒有 綁架這事?她兒子說,沒有,完全沒有!薄瓜瓜是一個最有力的證人,只要薄瓜瓜的證詞上了法庭,谷開來的殺人動機,完全不成立。他給你們法庭提交證詞,你們 為什麼不要?你們想掩蓋什麼?
還有一種殺人的可能,就是精神病:有殺人的預謀,也有殺人的行為,但是最後不負刑事責任。她的殺人行為很理智、很正常,誘騙你來,過程中誰也看不出來她是精神病。但最後查出來是"被害妄想型"。妄想是病態的,病態的妄想導致了殺人,是不負刑事責任的。
但是,難道王立軍腦子也進水了嗎?

現在就有一個問題:尼爾·伍德確實被謀殺了,谷開來確實捲進去了,那麼,她的動機是什麼?




爲國家利益殺人不受追究

我們想到,有一種殺人,是不會受到懲罰的——為了民族的利益,為了國家的利益。古今中外有很多民族英雄,殺人無數,我們不僅不處罰他,還永遠要學習他。保家衛國的勇士擊斃犯罪分子,那是立功。

還 有一類,就是隱蔽戰線:間諜之間,你死我活。這與民族英雄、保家衛國的勇士不一樣,間諜太特殊了,得忍辱負重。共產黨毛主席為什麼百戰百勝,就是因為很多 間諜打入國民黨內部。就算國民黨到了台灣,內部還有很多人是共產黨的間諜。"文革"的時候周恩來說過,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我們在台灣的那些同志。我們的這些 同志,也可能謀殺了很多的人。這些是不能拿到桌面上來的。間諜是什麼?人類社會、國家與國家之間不正當競爭的產物,有了國家,就有了國家之間的競爭;除了 戰爭,還有沒有硝煙的交鋒,就是間諜活動。但是間諜活動絕對不能拿到國際社會上去。間諜之間的暗殺,屬於只要有人類社會存在,就不可能絕跡的這麼一種特殊 的政治手段和外交手段。但是這種政治手段和外交手段要嚴格地與刑事犯罪劃清界線。任何一個國家,暗殺活動都是有的,這是不能否認的客觀事實,但我們不會看 到。我們看到的都是光明主旋律、走向世界大同,這是輿論導向、人類道德標準所需要的。我們不能把一個本不該公開的事情,放到國際輿論、社會上去。這是需要 在內部解決的。

暗殺尼爾·伍德,是不是應該的?這當然是一個問題,現在肯定沒有人說是應該的。但是泄露國家機密,也是要判刑的,你真泄露了重要機密,當然要殺你,也可以暗殺你。但你不能在國際輿論面前公開地說:我就是要暗殺他。

谷 開來是一個病人,是一個被王立軍嚴格地控制的人,王立軍算計她已經很久,她從2006年得病到2008年認識王立軍,在與王的交往中,1000多個日日夜 夜,經常是她突然暈倒,醫生無奈的時候,去問王立軍怎麼辦,王立軍說,打開抽屜,什麼什麼地方有個什麼什麼東西……她就好了。她已經依賴到這種程度了。王 立軍控制她,到了他想做什麽,完全可以通過控制谷開來去做的地步。王立軍有這種能力,不然他為什麼會有國內外60多個大學、機構聘他當心理專家?(《名 星》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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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谁要打倒张爱萍?—《从战争中走来》试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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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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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要打倒张爱萍?—《从战争中走来》试解读
Aug 22nd 2013, 10:58, by 明鏡雜誌



 
  这部书(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1月北京第1版)能够在中国大陆境内公开出版,纯为一个异数。
 
  这并非一部普通常见的那种回忆录。这是一位有独特思想的儿子,与功勋卓着而又有着独立人格的父亲的对话录。
 
  父亲张爱萍,开国上将。文革前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文革后的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秘书长,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自建国后主管解放军编制长达十年,主管武器装备长达三十年,对军队编制和武器装备的建设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系统的决策思维。
 
  儿子张胜,上世纪80年代曾任总参谋部作战部战役局局长。在上级决定擢升其为作战部副部长兼战役局局长、战略研究室主任之际,毅然离开军队走入民间下海。
 
  张爱萍的独立人格,贯彻一生。
 
  例一,晚年与张胜谈到与邓小平的关系时,张胜问父亲:"邓小平1975年搞整顿,你和万里、胡耀邦、周荣鑫被誉为是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你知 道吗?"不想张爱萍忿忿然:"什么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他们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是!我谁的人也不是!""说我是邓小平派,是他手下的四大金刚,这是对我的 侮辱!一个人怎么能成为某一个人的工具、信徒呢?这是把自己的人格都贬低了。对的、正确的,我能跟着你,不对的、错误的,我怎么能跟着你呢?"(《从战争 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页396-397。以下引文同出自该书,仅注页码不再注出处)1989年,张爱萍就没有跟。(页420)
 
  例二,在上世纪80-90年代,当整个解放军都浸泡在商海之中时,张爱萍在军委常务会议上说:"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倒,官倒必然导 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提倡部队做买卖赚钱,无异于自毁长城。""我们在军委工作的人,如果连这些都制止不了,这样搞下 去,将来发生了战争,该杀谁的头?首先该杀我们的。杀了我们的头,还要落下骂名、丑名、恶名!连尸首都要遗臭万年!""到时候,怪不得别人要打倒你!" (页466)
 
  张胜的独特思想,表现在他对当代中国一些政治、社会问题的认识、当代中国一些风云人物的评价上。如对华国锋,张胜评日:"华国锋是个质朴实 在的人,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代中国史因此改写。但当他被推到领袖的位置,当他面临着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时,人民要求他,必须 具备时代感悟力和前瞻力,正确的,而且是果敢的,面对重大的变故,引领时代的潮流。遗憾的是,这一切,他都不具备。他被塑造教化得过于牵拘、陈腐而至麻 木。他被淘汰出党的领导核心是个必然。"(页407)
 
  此一评价,颇为到位。
 
  对于文革史研究者来说,这部书最有价值之处,是引用了尘封已久的档案资料,揭露了鲜为人知的文革时期总参内部斗争的实情。
 
  张胜称:"为了搞清这场劫难的缘由,探讨造成这种丑恶现象的党内生活的机制,我曾千方百计寻找有关迫害我父亲的原始资料。不是因为仇恨,而 是为了负责,对自己的良心,对历史、也对未来负责。"(页308)可惜的是,境内出版条件所限,张胜不能将迫害者直接点名,我们也就只能从蛛丝马迹中猜 谜。
 
  查到的文件登记表明,早在1966年9月就在暗中布置收集张爱萍的所谓反党言行,打印了"关于张爱萍问题"的报告初稿。张胜追问:"这是谁策划谁布置的?"(页308)
 
  经查,时张爱萍仍为副总长、总参党委副书记。同为副书记的是杨成武、李天佑、王新亭,杨是代总长,李、王同为副总长。
 
  1967年1月,解放军测绘学院(属总参领导)造反组织抄了张爱萍家,并将张扣押。1月25日,总参文革办公室传达上面精神的电话记录 称:"把张爱萍问题写个报告,把他的错误讲一讲,他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我们本来要搞他,因为王(尚荣)雷(英夫)问题就搁下了。请 ×、×好好研究一下,可叫校、院去搞,先把他放回来。"(页308)
 
  这"上面",指的是什么人?
 
  张胜查到的卷宗标明:
 
  1967年2月15日《关于批判张爱萍的请求》报告:"张爱萍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问题性质十分严重,要求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对他进行追斗和揭发批判"。
 
  "签名。上面有林彪圈阅"。(页309)
 
  谁的签名?张胜没有说。当时谁能代表党委签名?根据历史资料,我们只能推测是已于1966年12月被任命为总参党委书记的代总长杨成武。
 
  3月8日,揭批"反党分子张爱萍"的"追斗会"拉开帷幕。张在会上检查称"我拥护总参党委把我作为批判对象的决定。同志们给我写了许多大字报,促使我重新认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彻底改造世界观,保持革命晚节。"(页309)
 
  同日,叶群收到一封信:"叶群同志请转林副主席:现将张爱萍的反党言行、信件、在文件上的批语等反党材料选印了若干份呈上,请阅示。现送上两份,请林副主席批呈主席一份。此致敬礼!"(页310)
 
  3月9日,林办又接到电话,一是问对送上的信有什么精神?再是请转告叶群同志,要求尽快解除张爱萍的职务,停职反省。(页310)
 
  "又是他,迫不及待了"。张胜说。(页310)这个"他",如无意外,指的还是杨成武。
 
  同日,总参电话记录:"传达首长指示,以党委名义写一个报告。根据张爱萍错误严重程度和态度恶劣的情况,会议一致要求,建议将张爱萍停职反省。这事,首长同叶群同志讲过。叶群同志说,尽快写个报告,报林副主席批一下,再送主席批。"(页310)
 
  在总参,杨成武是一号首长。可简称之"首长"的,非他莫属。
 
  3月10日,以总参党委名义给"林副主席",并报"毛主席、中央军委"《关于张爱萍停职反省的请示》送到叶群处。其中写道"张爱萍明目张胆 地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公开的为刘、邓和彭罗陆杨鸣冤叫屈","问题是十分严重的,是一系列的","至今还对党采取对抗态度"。
 
  林彪3月16日批示:呈主席阅。毛泽东在两个半月后批示:此件压了很久,今天才看了一遍,现退还。5月30日。周恩来批示:周恩来已阅。(原件未注明日期)(页310)
 
  张胜说:"什么意思?他们同意了吗?不好说;那他们不同意?也不好说。按惯例理解是三个字:'知道了'。如果你非要说,是经过某某批准的,也无大碍。这也是一种艺术"。(页310)
 
  3月29日,《建议成立张爱萍问题专案组》的报告上送。林彪批:呈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照办。(两人都没有注明时间)(页311)专案组的 组长由总部一级领导人担任。(页319)这位"总部一级领导人"是谁?张胜仍然没有点名。"总部一级领导人"是否就是总参领导人?我们不能肯定。
 
  9月19日,专案办整理出"张爱萍历史问题材料",对其党籍问题、被捕问题、国民党少将问题等提出怀疑。党委领导人指示:"拟派人去上海调 查张爱萍的历史问题,查阅敌伪报刊、档案和党史绝密资料,提审在押人员等,请张春桥帮助。"并在公函上亲笔批示:"同意写信请春桥同志帮助。"时间是10 月18日。(页312)
 
  我们已经指出,其实总参党委"领导人"即党委书记,就是杨成武。
 
  12月14日,在伪苏州反省院档案中,发现了一个叫张瑞的人写过一份自首书。南京军事学院造反派送上报告:"张爱萍原名张瑞,曾在伪苏州反 省院自首。"又是这个领导人批示:"这是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应立即派得力的同志去追查清楚。并将此件送军委办事组全体成员。"(页312)
 
  经查核,当时的军委办事组组长,就是"这个领导人"杨成武!副组长吴法宪,成员叶群、邱会作、张秀川、李天焕、刘锦平。
 
  12月18日,这个以杨成武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向中央报告:"将张爱萍隔离审查",因为"张爱萍问题专案小组审查张反党罪行和历史问题时, 发现张爱萍有特务嫌疑和假党员问题,他还和潘杨案件有直接牵连……军委办事组讨论,同意总参党委的建议,将张爱萍交由北京卫成区看管,隔离审查。"林彪批 示:呈主席批示。林彪28日。毛泽东圈阅。(页312)
 
  12月26日,张爱萍被宣布正式逮捕。
 
  1968年1月6日,专案组正式上报了《关于张爱萍假党员问题的定案报告》。称"张爱萍从来没有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混入党内的假党 员。"次日,"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这位总部领导人"(张胜语),会同吴法宪把这份报告批呈上送。他亲笔写道:"林副主席,并中央:在铁的事实面前,张爱萍自 己供认他1926年入团和1928年入党是编造的。他不是团员,也不是党员,是在1930年来到闽西时混入党内的。即呈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富 治、叶群、东兴同志阅示。(他和吴两个人签名)一月七日"(页321-322)
 
  "这位总部领导人",毫无疑问,指的仍然还是杨成武。
 
  1968年3月24日,发生了"杨余傅事件",杨成武自己倒台了。张胜说:"'文化大革命'又一次戏弄了左派自己。"
 
  杨成武倒了,张爱萍的事还没有完。直至四年之后,1972年11月22日,方被周恩来批准解除监护。1972年12月9日,正式通知恢复使用"张爱萍"这个名字(前此,在监护期间,使用的是"张绪"的化名)。
 
  1975年3月8日,张爱萍重新恢复工作,被任命国防科委主任。这一天,距他被打倒解除职务差10天整整9年。7个月零25天后,毛泽东在状告他的信上连续四次批示,他又被第二次打倒,这是后话。
 
  关于文革中的"专案审查",张胜在书中慨叹道:"设立专案组审查干部,姑且不论这种方式在法制社会中是否合理,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文革' 中相当的一批专案组,他们不仅不尊重事实,而且还要捏造事实;千方百计的逼迫、诱导证人做出伪证;甚至毫无顾忌地要求像公安局这样的司法专政机关篡改档 案,编造历史;即使事实已经证明了被审查的干部没有问题,纯属是冤假错案,也要误导所在单位,继续折磨他们。这究竟应该如何解释?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他们 不是我们看到的地痞流氓、土匪无赖,而是党的高级干部!是中央委员!是老红军!是三八式!是贫苦的无产阶级!他们曾受党的多年教育,经受了土地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他们都曾在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总参谋部二级部这样地位显赫的部门工作过;他们中有的人甚至佩戴过党和人民授予他们的上将军 衔!他们真的是以为党内混入了许多敌人,还是为了迎合某种政治势力的需要,或是为了个人向上爬的野心,才密谋策划、相互配合,做出如此残忍和下作之事。他 们究竟是怎样的人,怀有怎样的企图,我想知道。"(页328)
 
  张胜想要知道的,我们同样想要知道。
 
  惟张胜没有说出来且更重要的是,"上将"充其量只是一名打手,有关张爱萍问题的重要报告,均经毛泽东本人圈阅同意。
 
    余汝信,本文原载《华夏文摘增刊》第67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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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邬吉成、杨宇宁:随卫江青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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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吉成、杨宇宁:随卫江青的回忆
Aug 22nd 2013, 10:46, by 明鏡雜誌


   随卫江青去海南

  (一)不愿接受的任务

  1970年11月13日,中央警卫局原局长、中办主任汪东兴找我说:"江青要去海南,由你陪同她去。"

  我因对江青喜怒无常的性格很了解,想设法避开,于是对汪东兴说:"我对海南岛情况不熟悉,恐怕跟不好呵。"汪东兴说:"海南岛那边有人接待,别的不用你管,你就把安全工作搞好就行了。"江青住在中南海,其警卫工作一直由负责毛泽东警卫的汪东兴兼管着。这次让我随卫江青去海南,恐怕与江青地位的升迁和汪东兴嫌她挠头有关。尽管不情愿,但军人以执行命令为天职,我还必须尽职护卫江青。

  江青每单独外出一次,就如同搬家一样,要带上一大堆东西:文件、书籍、办公用品、被褥、大便坐桶等,还有大量的摄影器材和十多部电影胶片,要用两部卡车运送。在后来我陪江青外出时,也都是如此,若要是再带骑的马,辎重队伍就更庞大了。

  (二)江青本来会游泳

  我们一行人包括送行的吴法宪先到了海南岛陵水的海军航空兵机场,稍事休息后又飞往三亚机场。到三亚后,我们住进了榆林港所在的"要塞区"部队大院。吴法宪做了一些安排和交代后,就返回了北京。此时的江青精力挺充沛,风尘未定,就要去"要塞区"的兔尾岭参观海防设施。11月14日凌晨三四点钟,她就又拉着随行人员一起去小东海拣贝壳。

  11月15日,江青下海游了泳。以往媒体认定江青从不游泳,我和江青有八九年的近距离接触,期间多次看到江青游泳,可见江青不游泳的传闻是不准确的。

  (三)打炮引来外交麻烦

  游完泳的江青,向"要塞区"的司令员王必之提出要去参观"三七高炮"阵地。王司令员同意后,我们一行分乘三辆吉普车爬上山顶。进入高炮阵地后,江青架好相机,要求几门高射炮同时射击,以便拍摄高炮射击的照片。

  王司令员很为难,又不敢不答应,最后命令前后四个炮位向海空连射了数次。当时,附近的港湾里有许多渔船在进行捕捞作业,炮弹虽然没有落入作业区域,但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事后,"要塞区"领导及时就此向广州军区来海南岛检查工作的副政委任思中和海南军分区作了报告。我因为是第一次陪江青外出,一些事情的办理有什么要求、需走什么程序都不太摸底。但在前沿打炮,我感到这不是件小事。当江青的秘书杨银禄要给北京打电话的时候,我对他说:"你把这里打炮的事情,也顺便向汪东兴主任报告一下。"因为只有他那里有和北京联系的电话机,我的住处没有。但杨银禄打电话时究竟说没说,我后来一忙也就没再问。这件事竟成了我的一个大问题,汪东兴几次批评了我。

  拍完炮击的第二天,江青带我们一行从"要塞区"大院搬到了三亚鹿回头的招待所。18日,她又去了三亚西边的西瑁洲岛,参观了女民兵的火炮阵地。女民兵又应江青要求,打了一阵炮。

  海南岛靠近当时尚未统一的越南,两三天里这边老打炮,引起了越南政府和美国方面的一阵紧张,引来一些外交麻烦;同时也暴露了炮位目标,阵地不得不进行了一番调整。总之,江青颐指气使的行为,造成了很不好的后果。

  (四)北京正在下大雪

  后来,江青又看了南海舰队的前沿阵地及指挥设施;还乘车去莺哥海盐场及天涯海角等处游览。在天涯海角,江青让南海舰队随去的保卫人员站到海里礁石上,照了几张以大海为背景的照片。那天风大浪急,保卫人员费了很大的劲才登上那块礁石。要不是这些人员经过特殊训练,在那种恶劣气候下海非出事故不可。

  江青还从榆林港去海口、兴隆等地参观了农场,看了热带作物,洗了温泉浴。到12月2日,天气已经有些凉意,不能再下海游泳了,江青想回北京,就让秘书给周总理打电话。周总理告诉江青:北京正在下大雪,飞机不好降落。建议江青可先到上海。

  随卫江青到上海

  (一)"你留下来好了"

  12月4日,我们随江青改道去上海。在上海,江青接见了上海市革委会和上海警备区的负责人周纯林等。她在上海的心情好像很不稳定,一天,她叫我到她的房间说:"你可以带老申(司机)和许玉兰(护士)坐火车回北京去,我这里不需要你们了。"我对江青说:"你让我走,可我还不能走,得请示一下北京。出来时交代给我的任务是保护你,我得把你安全地送回北京,才能算完成任务呐。任务没完成,我就先回北京了,没法向上级交代呀。"

  江青听了我的话说:"那你就算了,留下来好了。但他们几个得走。"结果老申和小许先行离开了上海,我留了下来。被江青这么一闹,搞得我挺紧张的,不知是出了什么错,后来的日子一直小心翼翼的。上海方面的接待人员也被弄得十分紧张。

  (二)"你们表现还可以"

  在外出的日子里,江青和我们工作人员各吃各的饭,标准不同。按规定所交的伙食费也不同,江青是每天5元钱,我们工作人员是每天5角。在上海,宾馆对我们这些随行的工作人员招待得很周到,伙食也挺好,每顿都弄两个好菜。不知江青听到了什么风声,吃饭的时候她老跑来检查我们吃什么。第一次检查后,她认为吃得太好了,批评了我们一通。这以后我们再吃饭时就格外留意,江青一过来,我们就把两个稍好一点的菜藏起来。她满意地说:"你们表现还可以嘛,吃得不算奢侈嘛。"

  因跟随江青到海南、上海,在警卫上没出任何问题,江青也没挑出什么大的疵,汪东兴便把随卫江青外出的差事固定给了我。

  随卫江青去青岛

  (一)尽可能地瞒着她

  1971年的夏季,江青提出要去青岛休息,汪东兴、王良恩指示我和江青的秘书杨银禄先去青岛打前站,做好安排。7月29日,我们打前站的人员到了济南军区,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接见了我们。

  经过查看,我们认为这里准备得相当充分,即回北京。8月5日,我们随江青乘火车抵达青岛,住9号楼。9号楼离浴场很近,下海十分方便。而毛主席的前夫人贺子珍此时也在青岛休养,住11号楼。江青对贺子珍住在青岛并不知道,我们当时就觉得很难办,因为她来就让贺子珍走显然不合适;要是江青知道贺子珍和她同在一个地方,也不可能让你消停。没别的办法,我们只能尽可能地瞒着她。

  到青岛的第二天下午,江青就去了栈桥和第一海水浴场。她坐在海滩礁石上怀起旧来:"我小时候家境不好,父亲是个木匠,脾气很坏,母亲和我都经常受他的气。我先到济南读书,离开济南后就到了青岛。在青岛的时候,经常到这里的海滩和礁石上玩。再后来我又去上海,就是从这里走的。"这是我第一次听江青带有感情色彩地谈私人话题。

  (二)江青摔在地板上

  8月7日上午,我们陪江青乘两艘炮舰去了雪加岛要塞参观。一白天都无事,当晚江青起来解手时,可能是服了安眠药的关系,没有打铃叫值班护士。因为她有便秘的毛病,坐马桶的时间很长,往往坐着坐着就睡着了,所以一般她解大手,都打铃让护士陪。这晚她没叫护士,坐在马桶上睡着了,一下子摔倒在地板上。

  第二天起床后,她觉得左肩胛骨疼痛,经拍片检查,发现她的左锁骨末端有轻微裂缝。此伤是她自己摔倒造成,又是她自己未叫值班护士,加之她的心情不错,所以没有工作人员因此而招致麻烦。我们将情况向北京汇报后,北京立即派来了以吴阶平为首的医疗小组,为江青疗伤。好在伤势不重,并没影响她在青岛的活动。

  一天,济南军区的保卫部长晋国强悄悄告诉我说:江青单独找了他,让他先到她的老家诸城去看看。他问我该怎么办,我说:"你先照她跟你交代的办,去诸城了解一下,然后按实际情况向她反映就行了。最后去不去由她自己决定,对此我们不好说什么。你也不要向她透露我知道这件事,因为她本来就瞒着我们。"晋国强去诸城看完后,回青岛向江青做了汇报,但此后就没有了下文。

  (三)意外发生的爆炸

  8月10日下午,江青由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袁升平、海军司令员李作鹏和东海舰队司令员马忠全陪同,到太平角100毫米高炮阵地参观。事先听说那里正在施工,我就和保卫部长晋国强打招呼说:要全面布置,检查一下,施工打炮尽早停止,该收拾的收拾,该清理的要清理干净,弄得整齐一点,不要参观时满眼乱糟糟的。当时有关方面答复我说没问题,已经弄好。据说济南军区保卫部的同志、海军和青岛警备也确实为此作了部署和检查,当时没发现有任何纰漏。

  然而,正当江青到阵地上刚下汽车,施工区域里突然间发出两声剧响,爆炸崩起的碎石有三四十米高,许多石粉落在了江青的汽车附近,使她受到了惊吓。后查明爆炸是两个哑炮造成的,施工部队已经停工了,但有两个哑炮没有排除,偏偏在这个时候响了。

  我接受了海南岛的教训,当晚即给北京写了报告,认为这是一次责任事故。我在检讨中说:虽然事先做了通知和布置,但我没有亲自严格地检查落实,导致了一次危险事故的发生。

  在青岛期间及离开以后,我都没有听到有关此事如何处理的消息。直到"文革"结束后,我才听说因为那次事故不久以后发生了"九·一三事件",这个偶然事故随即被上升为"政治事件",许多人都被牵连进去了,有的被审查,甚至还有被逼自杀的。

  (四)江青的情绪很不好

  8月11日晚7时,东海舰队在迎宾馆宴请江青,作陪的有杨得志、袁升平、李作鹏和东海舰队司令员马忠全及政治部主任孙川、青岛警备区司令员谭遵楷,此外还有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等。就是在这个宴会上,江青听到了贺子珍也在青岛休养的风声。

  第二天护士报告说:江青起床后情绪很烦躁。她把秘书和警卫叫去,指责说:"你们工作做得很不细,我在这里到处受风吹,办公室没有门,老是有贼风吹我。护士的工作做得也不细。整个工作你们都要很好地研究,找差距!"

  江青休息后,我们这些随行的工作人员马上聚在一起开会,商量要尽可能地做好江青的服务工作,同时还分析了江青情绪突然变化的缘由。有人推测是否与昨晚宴会上知道的事有关,有人推测可能是李敏的儿子小宁宁说漏了嘴。中午,江青去了海水浴场,但情绪依然不好,说有风,又匆匆返回住处。

  8月13日中午12时,李作鹏和孔令华、李敏夫妇去迎宾馆探望江青。照相吃饭后,大家在小礼堂看电影。看完电影,江青突然提出要做两件事:一是要青岛方面给她住的9号楼凉台搭席棚;二是看过电影的全体工作人员都要进行消毒(她认为看的电影有问题)。

  到了8月14日,江青的情绪更加烦躁不安,说在青岛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提出要马上回京或去济南。她让秘书杨银禄给北京打电话要求回京,北京方面回话说待请示首长再定。这个"首长"大概是指毛主席和周总理。15日,北京来电话说可以回京。翌日,江青即从青岛返回了北京。

  随卫江青到广州

  (一)第一次随卫江青到广州

  1972年初,我随卫江青到广州,住南湖宾馆1号楼。毛主席住7号楼。广州军区的领导对江青的接待很重视,专门由当时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军区副司令员吴纯仁挂帅,组成有军区保卫部、管理局领导参加的接待班子。

  我们陪着江青在广州市内转了一些地方。有一天,江青突然提出要到林彪在广州住过的地方去看一看。吴副司令员随之作了周密的安全布置,并派人提前去检查、准备。参观那天,江青刚进林彪住处时还很高兴,可过了不一会儿,就很气愤地说要离开。回到南湖的住所,她的脾气更大了,嚷嚷说有人要暗害她。她还说吴纯仁是林彪的人,故意把她带到林彪的住所里去。这次她在广州仅住了几天,就匆匆返回北京了。据说吴副司令员为此倒了大霉,从此再也没有露面。

  (二)第二次随卫江青到广州

  1973年春,江青要去广州。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亲自带毛维忠、我和江青处的工作人员同去打前站,还专门从北京带去了两三台窗式冷风机。

  我们到广州先看了江青上次住过的南湖宾馆1号楼。此时的1号楼经过一番装饰,环境比以前更为幽雅。但汪东兴看了以后感到不是特别满意,就又去看了广东省委的小岛招待所,决定江青来时住此处。毛维忠赶紧带着人连夜加班,把窗式冷风机安装在江青住处的办公室和寝室内。

  江青到广州后,占了三元里的温泉游泳池,只要她去游泳,就不许游泳池对外开放。逗留期间,她还跑到广州军区师以上干部会上讲了一通话,据说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三)第三次随卫江青到广州

  这次到广州住松园1号楼。江青除了到佛山参观陶瓷、编织业展览,到公园游览外,主要是在"松园"游泳。为了使她无须穿过市区复杂路线,就能在舒适的水温中游泳,广州专门从三元里将温泉水引到松园的露天泳池。

  在这样幽雅的环境中,江青还是屡屡找茬儿,把周围的人弄得寝食不安。她一会儿说冷风吹她了,一会说温度没有调好,再就是说放映的影片不好。一再要求随行人员研究怎么搞好服务。

  根据江青的表现,我估摸着她是又住不下去了。果然,她很快提出要回北京。周总理接电话后,派杨德中带刘崇福驾驶新购买的一架波音707飞机,专门到广州接她。

  广州军区听说江青要走,几位负责人去了江青的住所看望她。离开时,他们说已经准备了便宴,为她饯行。江青当时答应出席便宴,但后来却不知是什么缘故没有到场。

  整个广东的行程虽没出什么问题,可江青却诬蔑我和她身边的一位女护士不清楚,要组织上对我进行处置。问题起因于在广州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江青被冷风吹着了,她指责身边的一位护士没关好窗户,要我组织随行的工作人员开会批斗那位护士。我觉得这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开会说了一下,既没组织大伙批斗她,也没逼她做检讨。过场走完了,我对江青说:"护士没有掌握好你看电影的时间,窗户关晚了,对影响你的健康是有责任的,她已经承认了错误,我们也对她进行了批评。"

  本以为这样就敷衍过去了,可不知是江青身边的哪个工作人员,告诉江青说我根本没有按照她的要求,狠狠地整那位护士,因此引起江青对我的极度不满,便给我定了这么个不光彩的罪名。

  既然江青怪罪下来,汪东兴不能不做一番调查。他向同去广州的江青处的党支部书记程汝明做了询间,程汝明悄悄说:"江青讲老邬和女护士不清楚,简直是胡说八道。"

  自从负责起江青的警卫后,总有些磕磕绊绊的事,我早想撇开随卫江青的事,经这次江青挑眼后,恰好得以把这伤脑筋的事给免了。然而,我还想撇得更干净一点,就向汪东兴请求:"把钓鱼台的警卫工作移交别人管理吧,我还是回中南海做点部队的工作。老在这儿干下去,不知哪一天会给我定个大罪关起来。"

  汪东兴说:"再等等看。你可以不管10号楼的事,把重点放在管钓鱼台住地的安全和外宾来访的警卫工作。"

  (四)江青第四次到广州

  过了不久,江青又一次去了广州。这次,她点了中央警卫团的副参谋长李连水的名,要他负责安全保卫,但许多安排工作还是由我在幕后负责操办的。我后来听说江青这次到广州没安排什么活动,就是约美国女作家维特克长谈。借美作家之笔,写她的"光荣"历史。后来,这位作家出版了一本叫《江青同志》的书。"

  随卫江青到天津

  (一)露骨的讲话

  1974年6月15日晚11时,汪东兴告诉我:江青要去天津。让我随卫。6月19日,江青由纪登奎陪同,来到天津,住天津招待所1号楼。

  江青到天津的最初几天,没有外出活动,就是在招待所里召来天津市的负责人谈话。毛主席有一个叫王曼恬的亲戚,当时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她也到招待所来和江青长谈过。除此之外,江青就是到天津俱乐部去游泳,游泳池的水是引来的温泉水。

  在我们到天津的前几天里,江青、王洪文、姚文元曾两次开会,召见"梁效"等写作班子成员,大讲所谓儒法斗争延续到现在应借助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把批判之火往上引。江青说:"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除林彪、陈伯达以外,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她还特意强调:"注意,大儒不是指刘少奇,也不是林彪、陈伯达。"

  到了天津,江青的讲话就越来越露骨了。她还在"天津市儒法斗争报告会"上发表长篇讲话,散布"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观点,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大儒"。继而她又到工厂、农村、部队走动,煽动"揪现代大儒"。江青说的"现代大儒"是指周总理。

  (二)周克周的由来

  一天,江青在俱乐部和解学恭、王曼恬谈话时,问起天津警备区司令员吴岱到哪里去了。他们告诉她:吴岱到宝坻县小靳庄去了,那是吴岱抓的一个点,是天津学大寨的一个先进生产大队。当江青得知小靳庄批林批孔搞得很活跃时,立即提出要去那里看看。

  第二天,我就随天津的同志一起去探路,发现从火车站到小靳庄有一段土路很难走。天津市委的人提议派人把那段土路抢修成石子路。我觉得那样既浪费又影响不好,但这事不好由我拿主意,我就向纪登奎做了说明。纪登奎也赞成我的看法。最后没有修石子路,而是对土路进行了一番平整。

  尽管路不好走,江青还是于6月23日前往小靳庄。她召来了侯隽等下放知识青年和公社社员,又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大家问好,又是送批林批孔材料。她对在场的人说:"现在有没有儒呀?大儒呀?我看是有的。我们就是要批他。从你们这里创造出经验,就可以向全国农村推广了。"

  当江青听说小靳庄的妇女主任叫周福兰,就说:"啊呀呀,'福兰'这两个字太封建了嘛,我给你改个名字吧。你就叫周克周吧。"她见妇女主任一副不解的神情,便解释说:"克周就是用咱们这个周,克他那个周。"

  (三)"小靳庄是我的点"

  吃过午饭,江青在一户社员家睡了午觉后,才返回天津。在回天津的火车上,不知怎么扯到了三大战役的话题,江青就要吴岱介绍"平津战役"的经过。吴岱讲完,江青又问他原来是哪个部队的。吴岱刚回答是四野的,江青马上叫起来:"你是林彪的人!"经江青这一咋乎,吴岱的心脏病顿时发作,到天津市就住进了医院。

  7月,江青又一次去了天津。去之前还是我打的前站,在第一招待所的1号楼里安装了供氧设备。江青到天津时,汪东兴也来天津看了一下。这次来天津期间,江青又去了一趟小靳庄。

  1976年8月,江青再次去了小靳庄。唐山大地震后的天津有许多房屋倒塌。江青来后,只乘车到市内几条街道转了转,也没敢在城里过夜,而是在来时乘坐的专列上住宿。

  第二天,江青到了小靳庄。我们跟随她到各处都转了转,还进到受灾群众住的地震棚里坐了坐,了解了一些情况。接着,江青和村里的社员们见了面,表示了关心和慰问;还和社员及到这里抗震救灾的人员一起,参加了搬砖传瓦等拆除危险房屋的劳动。因为那次去小靳庄没有带摄影记者,我就用自己随身带着的照相机,拍了一些当时江青活动的情景。从小靳庄返天津,江青在火车上接见了几位在津唐一带抗震救灾的部队领导,又乘车到天津市区转了几次后返京。

  江青第四次去小靳庄,是在当年9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特使伊梅尔达·罗穆亚尔德斯·马科斯夫人访华。本来,马科斯夫人在华的外地参观并没有到天津的日程,江青知道后,非要外交部安排马科斯夫人去天津。

  江青陪着马科斯夫人去了小靳庄。他对马科斯夫人说:"小靳庄是我的点,也是中央的点。"但是这里自从被江青搞成"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典型后,并没有什么适合外国人参观的内容,只是召集社员唱唱歌,念念诗,伊梅尔达不知所云。搞得外交部礼宾司方面很尴尬,却又无可奈何。

  随卫江青到长沙

  (一)江青畏惧毛主席

  在筹备四届人大之际,江青要去长沙见毛主席,于是给随同毛主席在长沙的汪东兴打了一个电话,问由谁担任湖南行的警卫负责人,汪东兴说:"还是让邬吉成跟你来。"

  随后,汪东兴给我打了电话,通知我随江青到长沙。我根据汪东兴的通知,对赴湘的行程和乘机等交通事宜做好了安排。到长沙后,江青就住进了蓉园的4号楼。江青的住处,在毛主席的住处下面,相距不远。

  住下后的一天,江青对我说:"你准备车,咱们到上面去。"我想她来长沙就是见毛主席的,那么她说到上面去,自然是要到毛主席那里。即便是江青见毛主席,也必须先做请示批准。我以为她已经联系好了,于是就调了车,并布置说去见毛主席。

  江青上了车,我们就跟在后面,直奔毛主席的住处。也就是一两分钟,车子就开到了毛主席住楼停车的门厅里。守卫这里的警卫团一大队副大队长陈长江见有车子进来,就走了过来,打开车门见是江青,就说:"主席还在睡觉呢,请您稍等一下。"

  江青一见是陈长江,脸色一下就变了,说话也紧张得有些变调:"不对,不对,怎么到这里来啦?不是到老汪那里吗?快走,快走!"因为她知道陈长江所在的一大队是紧随毛主席担任保卫的,在没有事先请示并获得同意的情况下,就闯到毛主席的住所来是违反纪律的。于是江青车也没有下,就叫陈长江赶快把车门关上了。

  我这才知道:江青事先叫我安排车子时跟我说的到上面,不是到毛主席这里,而是要到汪东兴住的地方。于是,我们马上从毛主席那里出来。这是我第一次见江青露出如此大惊失色的神情,连她不经事先请示就见毛主席也会吓成这个样子,看来她对毛主席还是相当畏惧的。

  车子又转到汪东兴、张耀祠的住处,江青进去见了汪东兴,我在外面等着。我不知他们谈了些什么,但记得江青在里面呆的时间比较长,估计是在见毛主席前,询问一些有关毛主席的近况吧。

  (二)毛主席批评了江青

  第二天,汪东兴又把我叫到他那里,问了我许多有关钓鱼台里的情况,江青如何如何,张春桥如何如何,王洪文如何如何……反正他问什么,我就尽我所知做了汇报。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毛主席提出过"上海帮"、"四人帮"的事,而且还对他们做过批评。但我想汪东兴当时应该是知情的,所以向我了解毛主席不在北京期间,他们在北京活动的情况。

  后来,江青在长沙见了毛主席。毛主席就是在这次见江青时,对她进行了批评,要她不要当后台老板。在许多回忆文章中都讲述了王洪文、周总理到长沙,其实江青也去长沙见了毛主席。

  随卫江青到大寨

  (一)浩浩荡荡进大寨

  1975年9月初,江青由陈永贵陪同,乘坐火车,带着自己经常骑的马及一些生活物品,赴山西昔阳县的大寨村。大寨党支部的领导成员们得知毛主席的夫人要到大寨的消息,十分欣喜和重视。他们专门前往阳泉火车站迎接江青,还在大寨的村口组织了两路群众夹道欢迎。用当时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的话说,叫做"浩浩荡荡进大寨"。

  9月1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3700多人,昔阳县城里没有能容纳这么多人的大礼堂。好在昔阳刚刚兴建了一座拖拉机厂,有一个车间尚未安装,于是就将此车间当作会场,与会者每人发一个小凳子。会议的主题报告由华国锋来做。

  (二)不能阻拦邓小平的车

  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志要在会议上代表中央讲话,故而在会议开幕前,邓小平同志偕夫人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候补委员吴桂贤,从北京赶到昔阳。

  得知邓小平要在开幕那天上午到达昔阳县,而且有到大寨的安排,江青随即专门向陈永贵和我交代说:如果邓小平到昔阳先来大寨,不要让邓乘坐的车直接开进招待所。

  因为江青长期随毛主席生活,养成了和毛主席相近的生活节律,晚上睡得晚,上午通常仍在睡眠中。她是怕邓小平等人的车子进招待所动静大,吵了她的睡梦。

  陈永贵觉得这很难办,如果邓小平直奔大寨招待所而来,难道还能真把他乘坐的车子远远地拦下来,让他步行进招待所吗?他让我帮助拿个主意,我很干脆地对他说:"哪能都按照她的要求做,如果邓小平的车子开过来,是绝对不可以阻拦的。"

  然而,邓小平一行到昔阳后,没有前往大寨,而是直接去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会场,免却了弄不好可能会引起的事端。邓小平的这一决定,着实使陈永贵和我们减轻许多心理负担。

  (三)会上胡乱插话

  在会议开幕式上,邓小平讲话刚开始,江青马上插话说:"邓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派来的。"她还抢着宣布:"主席要邓副主席在会上讲几句话。"而且明知中央会前已议定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把手不参加会议的江青,还在不知情的会议代表面前插话说:"这些第一把手不到会,是对农业不重视。"

  会议期间,我记得邓小平、华国锋、江青、陈永贵、姚文元、吴桂贤等参观了大寨人在沟壑山峦中营造的梯田。那是临近仲秋的收获季节,田里的农作物穗长粒饱,沉甸甸的,煞是喜人。新华社摄影部的副主任、中央新闻组组长杜修贤,为这些中央首长们拍了不少以田间地头为背景的照片。我至今都留存着一张当时同这些领导人在一起的合影。江青除拍摄了大寨的风光照外,还兴致很高地为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华国锋等人拍了照。

  在这一团和气的背后,是"四人帮"正和主持党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进行着暗暗的交锋。1975年7、8、9三个月,邓小平坚决而果敢地推进着他的全面整顿。邓小平的所作所为,使"四人帮"敏锐地感到:邓的理念同他们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且邓的地位愈稳固,愈将阻碍他们对党和国家更高支配权力的攫取。因此,他们千方百计想给邓小平罗织一些罪证,使之失去毛主席的信任。

  (四)江青受到毛主席批评

  会议原本没有安排江青讲话,她却在一次大寨干部、群众大会上发表长篇大论,大谈当时正在进行的"评《水浒》"运动。她煞有介事地说:"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么讲。不是,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代也有现实意义。"接着,她别有用心地发了一通关于《水浒》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的议论。在另一次座谈会上,她又说:"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随后,江青要把她几番言论的录音在大会上播放。负责这次会议的华国锋认为不合适,并报告毛主席,毛主席批示:"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发,录音不放,讲话不印。"

  (五)我替陈永贵出主意

  一天,江青提议要和全体文艺战士们一同参加劳动实践,便带着一群人去大寨有名的虎头山、狼窝掌,一路上喜笑嫣然。

  江青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一些油莎豆的种子,要大寨人在山地上种植。油莎豆在中国是罕见的油料作物,属热性作物,大寨人从没有侍弄过,也不适合在大寨这个纬度的山地种植。可江青要在这里种,大寨人能有什么话说?

  江青骑着从北京带来的马游山,突发奇想地提出在虎头山顶上挖防空壕。江青带头挖,又拍照,又拍电影,还叫跟随的人一起挖,挖了一条连手榴弹炸也经不住的防空壕。

  除了在田间地头动干戈外,江青还生出改造大寨窑洞的念头。大寨的窑洞都是单眼的,互相不连通,没有里外间。江青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找到陈永贵,要他布置人员,把她住宿和使用的三间单眼窑洞从里面打通,使卧室、起居室、办公室合成套间。

  从里面打通窑洞这种事,在大寨没有先例,陈永贵和山西省委书记王谦都觉得江青的要求难以满足,可又不好直来直去地回绝,便找我商议怎么应对。

  我当年打过窑洞,特别是经历过西柏坡窑洞塌方的教训,想起那往事也就想出了对付江青的主意。我告诉陈永贵和王谦:"你们就说大寨的土质是平质型的,支撑力不够,横向打通可能会塌下来,太不安全了。"陈永贵他们把我的这番话在江青面前学了一遍。这招果然灵,江青再没提改造窑洞的话茬儿。

  (六)执意二次去大寨

  江青第二次到大寨,是1976年的9月初。据说江青在离京前,曾和王洪文、张春桥等在钓鱼台的17号楼开了一个碰头会,商议"批邓(小平)""倒叶(剑英)""拉华(国锋)倒华"(即能拉则拉,拉不过来就打倒)。在这之后,江青说:"我看主席的病就那样了,有你们在,我也就不陪了,明天准备去山西大寨看看,做做下层的工作,造造舆论。"第二天,江青不顾中央其他领导人以毛主席病情恶化对她的挽留,带上众多随从人员,乘坐豪华专列去山西。专列挂了7节车厢,还有两节拉马及一应物品的车皮。

  (七)江青批评郭凤莲

  江青到大寨后,要看她的油莎豆长得怎样了。一听她这要求,陪同她的大寨人顿生忐忑。因为油莎豆生长的合适地温在30摄氏度以上,而大寨的地温天气热的时候也就20多摄氏度,大寨人为此耗了不少心力,但自然规律不可违,油莎豆长得高一丛矮一丛的。见油莎豆如此长势,江青的脸一下子就拉长了:"你们怎么搞的?啊!我的希望变成泡影啦!我送给你们这么好的种子,你们却种成这个样子……"幸亏负责种植油莎豆的大寨大队科研组长高玉良确实对油莎豆的种植狠费了一番心思,他把这种作物不适合大寨生长、大寨人为此进行了怎样的实验和努力条分缕析得头头是道,江青才不再纠缠了。继而,江青又提出要去看上次来时带人挖的防空壕。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那条防空壕纯属摆设,所以大寨人就给填了。此刻无法隐瞒,郭凤莲只好对江青实话实说。这下子江青脾气上来了:"你们知道我是干什么来了吗?我是同修正主义斗争来了!你们毁我的战壕,也不向我打一个招呼……"

  (八)召开学习批判会

  一天下午,江青召集陈永贵,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队的干部,以及随同她的工作人员,一起学习中央(1976)4号文件。4号文件发布后,在"四人帮"的推动下,一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在国内兴起。江青在大寨召集的会议上,对邓小平大加诋毁,甚至把邓小平出国时带子女到机场给自己送行,也作为一条罪状。当时我也被召来参加学习批判会,江青说到这儿,点名要我为她的话做证。邓小平出国,我作为机场警卫负责人也在现场,可我没有印象邓小平带子女到机场,就照实说我没看见邓小平带子女到飞机场。江青见我不配合,有点懊丧,悻悻地说:"事情恐怕不像你说的那样吧?"

  江青这次在大寨常放在嘴边的话题,就是关于"女人掌权",她几次向大寨的社员、干部发问:"是随父姓还是随母姓?"当她得到的回答都是随父姓时,很不以为然地说:"你们为什么姓了父亲的姓而不姓母亲的姓呢?以后一定要改过来。"

  (九)突然接到北京来电

  9月5日晚上9时左右,我突然接到汪东兴从北京打来的电话,通知说要江青马上返回北京。汪东兴在电话中告诉我:"主席的病情很不好。"

  关于回京的路线,汪东兴在电话里说:"你们返回北京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一是乘火车到太原,派飞机到太原接你们;一是乘火车到石家庄,派飞机在石家庄等。你看哪个合适?"我短暂的思考了一下说:"我看还是按后一个方案比较好。去太原时间太长,路也不顺。到石家庄换飞机对安全有利,又节约时间。"听了我的看法,汪东兴决定让我们走石家庄这条路线。

  放下电话,我立即将汪东兴来电话的事报告了江青。没过多久,江青的秘书刘玉庭也接到了从另一渠道通知江青尽快返京的电话。江青听了电话传来的确切消息后,显得异常镇定,没有流露出一丝不安的神情,与大家心急火燎的心情形成很大反差。她依旧是那样慢条斯理地整理行装,用了很长时间才打点完毕。

  我和随行人员同江青一起乘上汽车,从大寨到阳泉。在阳泉登上火车,于次日凌晨1时左右抵达石家庄。在一些记述此事的书籍和文章中,都说江青在返京的火车上还谈笑风生,甚至和同行的人员打扑克。但我的印象并非如此,江青没有打扑克,也没有谈笑风生。在石家庄火车站,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刘子厚、吕玉兰等已在那里迎候,他们陪着江青坐上轿车,直奔飞机场。飞机大约飞行了半个多小时,便到达北京。

  随卫江青到保定

  (一)车厢漾起侃侃语流

  1976年10月3日晚,江青通过汪东兴向负责她外出警卫的我打了招呼:明天,即10月4日,江青要去试乘二七机车车辆厂生产的内燃机牵引车头。二七机车车辆厂革命委员会的人也参加,让做好准备,并通知有关人员。

  第二天一大早,江青和二七厂的10余人及中办警卫处副处长、中央警卫团副政委狄福才,一起乘上内燃机火车头,挂了一节可以开会和会客的公务车厢,从北京始发到了保定附近。按江青的旨意,火车停在了于家庄的一条铁路专用线上,她睡了一觉。下午返京途中,休息后的江青来了精神,组织随行全体人员学习中央(1976)4号文件,车厢不时漾起侃侃语流。

  (二)终于离开了车厢

  我以警卫安全为由,未在车厢里听江青的说教。晚上七八点钟时,火车返到了北京站,可学习座谈会还没有结束,江青不仅自己不下车,还不许别人下车。我觉得很不正常,就借口安全问题下了车,并让警卫参谋马清泉一次又一次给汪东兴打电话,报告了五六次,请示怎么办?

  汪东兴回答说:"知道了,她愿意什么时候下来,就什么时候下来吧。你们耐心等着。"一直等到10点左右,江青终于离开了车厢,回到她在中南海新落成的201住所。这是我一生最后一次兼管江青,担任她的随卫。10月6日,也就是这次随卫后的第二天,江青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逮捕。

  邬吉成、杨宇宁,《文史月刊》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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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乔·哈利戴等:延安根据地的“鸦片战争”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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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哈利戴等:延安根据地的"鸦片战争"
Aug 22nd 2013, 10:42, by 明鏡雜誌


  延安被叫做中国革命的"圣地",以共产党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著称。真正使延安能够生存发展,靠的是什么呢?

  延安有两项重要外援。一是国民党政府(在头几年)的接济,二是莫斯科的大量秘密援助。一九四零年二月,斯大林亲自把援助规格定在每月三十万美金上。这相当于今天的四千五百万至五千万美金一年。

  来自本地的主要收入是农业税,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救国公粮"。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公粮数字年年直线上升。有记录在案的头五年的官方数字是这样的(以石计算):

  一九三七年    一三,八五九

  一九三八年    一五,九七二

  一九三九年     五二,二五零

  一九四零年     九七,三五四

  一九四一年     二零零,零零零

  一九三九年的急剧增长,是因为那年毛泽东开始大规模扩展军队和根据地,需要钱粮。征粮常常靠强制与暴力,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战六月二十一日的日记提道,征粮有"逼死人"的。谢觉哉地位既高,跟毛又是几十年的老关系,所以胆敢一直记日记。一九四零年天灾歉收闹饥荒,公粮仍增加了近一倍。一九四一年,收成减少两三成,可是公粮却再次翻一番。

  当地人怨声载道,毛也知道这一点。他后来对高级干部讲了个故事,说一天雷雨中某县长被雷电击毙,一位农民就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毛声称他了解到农民的反感后,决定减征公粮。事实恰恰相反。那个雷雨天和农民的诅咒发生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三日,而四个月之后的十月十五日,毛的政府宣布了史无前例的高额公粮。也就是说,毛得知农民的怒气后反而加倍向他们征收,甚至还添上一项新的税收:公草税,即马料。

  另一次,毛提到一个"装疯的人"冲过来打他,"对我有义愤,原因即那年公粮负担重。"他没有提到其他悄悄流传的故事,其中之一说一个农民买了张毛的肖像,把像上的眼睛挖出来。审问他时,他说:"毛主席不长眼睛。"真实的公粮数字此后不再公开。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陕甘宁政府宣布的公粮数字比实际上起码少说了两成。

  中共宣传说陕甘宁边区的税收比国民党地区低得多。可是谢觉哉在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记里写道:边区的农业税跟国民党地区比并不轻,有的人"交公粮后没得吃,所交公粮之数几乎和全年收入之粗粮相等","如白玉宾全家四口,收粗粮五大石,须出公粮四十六斗六升。"甚至有人"实际收的粮不够交公粮"。

  能为陕甘宁边区带来收入的还有盐。盐很容易生产。根据一九四一年边区政府工作报告,边区有七个大盐池,"产盐方法靠天,夏季太阳一晒,水面结晶,稍微下点雨,融去硝质,打下就是。过去只要盐有销路,产量是无穷的。"共产党占领头四年,没有产新盐,把几十年的存盐都用光了,致使"西北各地都闹盐荒。"报告说这是因为"我们缺乏远大计划"。

  一九四一年,边区政府终于看到了这个赚钱的宝贝,开始产盐。盐成了本地收入的第二大来源。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出口中,盐占了百分之九十。中共宣传说延安 处在蒋介石严密的经济封锁之下。事实上,它跟国统区之间贸易不断。

  盐产在边区的东北边,出口口岸在南边,运输全靠农民做义工,跋涉在七百公里的崎岖山路上,称之为"官督民运"。谢觉哉等人向毛上书,反对这个"人民赔累,荒废农时,强所不愿"的严酷政策。但毛告诉他们:"官督民运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要农民"农暇必须去,非去不行"。他还在"农暇" 二字下加了着重号。

  一九四一年德国入侵苏联后,毛担心苏联不能继续资助他,找了个新的收入来源:种鸦片。几个星期不到,延安就买了大量鸦片种子。次年,大规模的种植鸦片开始。

  在小范围内,毛把此举称为"革命的鸦片战争"。在延安,知情的人们含蓄地说着"特货"。中共掌权后,这件事在历史中消失了。我们问师哲时,他先说:"这个东西传出去,对我们共产党很不利的。"接着承认说:"是有这个事情。""鸦片周围种了很多粮食,是高粱,鸦片种在中间。"一九四二年八月,在延安的一个苏联人打麻将时直截了当地问毛,共产党人怎么可能"公然种鸦片"?毛不吭声, 邓发替他回答:鸦片能赚钱,"有钱我们就能打国民党!"西安报纸上有一个很详 细的调查报告,指出陕甘宁边区那年种鸦片的地有三万英亩。

  鸦片的主要种植地跟国民党将军邓宝珊的管辖地接壤。邓将军是中共的"老朋友",有个中共党员作秘书,女儿也是中共党员,住在延安。他不时造访延安,还把黄河上的两个要紧的渡口拱手交给中共,使延安跟其他根据地的来往畅通无阻。

  邓将军本人也种鸦片,号称"鸦片大王"。他跟毛互相开方便之门。蒋介石曾考虑让邓将军换防,毛一听说就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要蒋停止调动,否则他要"用武力",把调来的部队"消灭之"。蒋只得打消换防的念头。毛对邓将军的感谢从他在"七大"上的讲话中可见一斑,他两次特地提到邓,一次与马克思并举,引得苏联驻延安代表孙平发问:"邓宝珊到底是个什么人哪?毛泽东居然把他跟马克思相提并论!"但毛并不信任他的这位恩人。中共掌权后邓留在大陆,也挂上一连串头衔,但当他提出想出国看看时,他却未能如愿。

  一年的工夫,鸦片解决了中共的困难。一九四三年二月九日,毛电告周恩来:"边区财政难关已度过,现党政军积蓄资产值边币五万万以上(合法币二万万五千万以上)。"这个数字六倍于陕甘宁边区一九四二年的政府预算七千九百万元。据苏联人一九四三年估算,中共卖了四万四千七百六十公斤鸦片,价值二十四亿法币(相当于今天六亿四千万美金)。到一九四四年,用秘书长谢觉哉的话说,中共很"富"了,而这"无疑是由特货"来的。

  延安干部的生活大为好转。王恩茂日记里描述了一顿不算特别的饭局:"开始吃了一顿点心,糕、糖、油煎的花生和面块、梨子、枣子、花生等,继续吃了几十碗菜,每个桌都剩了很多的菜吃不完。"从其他根据地来的干部常常惊呼延安吃得太好了。"延安党校伙食,每天都是四菜一汤。大盆四方块红烧肉,让你吃个够。我问他们是不是'七大'代表都是吃这么好?答覆的是你来已减少了一半,过去是八个菜。"

  "毛主席发胖了!"邓宝珊将军一九四三年六月与毛重逢时恭喜他说。

  一九四四年,中共停止种鸦片,原因之一是鸦片过剩。有人提议"特货内销", 即卖给边区的老百姓。毛泽东否决了这个提议,农民吸鸦片对他有害无益。

  知情的干部对种鸦片感到不安,毛针对他们讲了一次话。谢觉哉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记道:"毛说我党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东西(不拿不得活), 二是种某物(不种度不过难关)"。这样看来,中共只犯过两个错误,两个都犯得有理。

  对当地老百姓来说,鸦片的主要好处是不再受驻军骚扰。在此以前,他们的房子被占据,日用品和农具也被征用。鸦片带来财富以后,毛泽东采取措施要改善与当地人民的关系。部队退还拿用的老百姓的东西,他们得填"赔偿群众损失统计表" 等,还帮助农民种田。据毛说,迄今老百姓对共产党都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外来共产党人跟当地人之间的关系局限在工作需要,或是新年到村子里去扭扭秧歌,象征性地拜拜年。通婚,甚至一般来往,都是稀罕事。

  鸦片带来的财富并没有用来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准。据谢觉哉记载,共产党吃大灶的,每年也吃肉二十四斤,而老百姓平均每人吃肉仅五斤。毛一面储备巨额财富,一面不放过机会搜括人民。一九四三年六月,他称蒋介石军队要打延安(其实蒋并没有要打),要陕甘宁边区人民"自愿捐献"柴火、菜蔬、猪羊、存款,还有他们终生的积蓄:一点点金子。

  贫困给陕甘宁边区带来高死亡率。这使中共高官也感到不安。谢觉哉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的日记写道,延安市"一年生一百八十三,死二百二十四";志丹县"今年上半年出生率百分之三,死亡率百分之十四",死亡率是出生率的五倍。至于原因,谢说是:"衣食住均薄","怕豹吃牲口,人畜同居"。生了病又"没医生"。财政部长李富春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说边区是"财旺,人不旺(疫病流行、人畜死亡率仍高)"。

  有一个故事广为人知:毛在延安搞"精兵简政",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实际上,毛泽东要征服中国,需要更多的干部,更多的兵,精兵简政是不可能办到的。但这是个有利于宣传的口号,他便接了过来,利用它把老弱病残和政治上不可靠的"落后分子",清理出干部队伍,送去"参加生产"。为了防止他们寻机逃跑,有特别规定说,对这些人"须安置在较中心地区,一则能使他们安心生产,再则免遭边境顽固分子之破坏挑拨与勾引。"

  即使算上这些被精简的人,从一九四三年三月的机密文件《各级政府及参议会整编办法》可以看出,边区政府工作人员总数是"较前增加"。增加的大多在基层,目的是加强控制。毛也以精兵简政为名,合并最高层的部门,便于自己一手掌控。

  人们熟知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膨胀,有所不知的是陕甘宁边区毫不逊色。据谢觉哉日记,一九四四年跟中共初来的一九三七年比,盐涨了二千一百三十一倍,清油二千二百五十倍,棉花六千七百五十倍,火柴二万五千倍。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解放日报》一篇文章,标题是"娶不起老婆"。里面说:过去娶老婆费钱是几十元至一,二百元,现在花数万元边币才能娶到个寡妇。

  中共在抗战中的政策是"减租减息",但陕甘宁边区高利贷盛行。原因是政府发放的贷款太少,要靠私人贷款来弥补,利率"听任民间自行处理"。谢觉哉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六日记载:"一般放帐利率,去年月息为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 更可怕的还有"每集(五天)每万元出利一千五百至二千元",即五天之后就涨百 分之十五至二十。为了筹款而被迫卖青的农民,有时要价只相当于收获时粮价的百分之五。

  毛统治中国多年后,延安像其他老根据地一样,依旧穷困不堪。一个对红色中国热情澎湃的瑞典人米尔达(J. Myrdal)一九六二年跟毛有这么一段对话:

  米:我刚从延安地区回来。

  毛:延安是个贫穷、落后、不发达的地方……

  米:我住在一个村子里,我想学习农村的变化……

  毛:那么我认为你不应该去延安。延安又穷又落后,你不该去那里的村子……

  米:但那里有伟大的传统——革命、战争——我的意思是,延安到底是开端呀——

  毛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他:"传统——〔大笑〕,传统——〔大笑〕。"

  共识网书摘,摘自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香港开放出版社于2006年版,共识网标题为编者所拟,原文标题为"革命的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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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埃及大屠殺悲歌的背後

明鏡新聞網
報導中國內幕,集合海外新聞 更多新聞在明鏡網:http://city.mirrorbooks.com 
埃及大屠殺悲歌的背後
Aug 22nd 2013, 08:25, by JAS

埃及正上演大屠殺,但美國並沒有真正譴責和抵制,反派遣航母「杜魯門號」及護衛艦隊通過蘇伊士運河,形同支持埃及軍政府,警告別國不得干預。聯合國及歐盟也只是象徵性地譴責。

當今世界上,最狂妄大膽、最野蠻殘酷的政府殘暴劇已公開在世人面前上演。它就是八月十四日起在埃及發生的軍隊鎮壓秀。

今年七月三日,就在民選總統穆爾西就職一週年時,埃及國防部長塞西將軍發動了軍事政變,將穆爾西逮捕並軟禁在一個秘密地點。穆爾西乃是穆斯林兄弟會領袖,他的伊斯蘭意識形態極強,在他主政下,埃及表現極差。問題在於穆爾西乃是埃及歷史上第一個民選總統,他的民意支持度雖然大跌,但仍在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之間,因此有理由相信,穆爾西第一任最後幾天,埃及出現反穆爾西大示威,乃是軍方策動穆爾西政敵及反伊斯蘭勢力所致﹕當反穆爾西示威出現,軍方遂借勢政變。反穆爾西示威和軍事政變乃是一個政變的劇本。

但軍隊以武力為後盾去推翻一個合法選出的總統,這乃是天理不容的罪惡。於是在軍事政變後,穆爾西的支持者走上街頭,要求軍方立刻放人。穆斯林兄弟會的群眾佔了人口的三分之一,當他們被動員,也是一股極為可觀的勢力。

但現已升為參謀總長的塞西將軍對這場他主導的軍事政變反革命完全有恃無恐,他是美國維珍尼亞軍校碩士,和美國軍情單位關係良好,他已確定軍事政變得到美國的授意和支持,他絕對可以無所顧忌地搞下去。前幾年,美國策動親美的軍方在委內瑞拉軍事政變,逮捕並軟禁民選總統查韋斯。但拉丁美洲很有區域自主性,政變後除了群眾反對外,拉美國家聯盟也立即召開會議,要求委內瑞拉軍方放人。由於各國壓力太大,他們只得放人,一場已成功的軍事政變遂告胎死腹中,但中東地區並沒有自主性,埃及軍事政變,其他國家並未反對,美國也只是表示應讓穆爾西光榮下台,重新大選,並未反對過政變。於是埃及實質統治者塞西將軍在軍事政變後,即作了一連串鎮壓的準備。

例如,他在政變後即宣布好幾個省份進入緊急狀態,由軍人接管;七月二十四日他發表談話,表示不惜使用任何方法來處理穆斯林兄弟會的問題;八月十三日在正式大規模鎮壓前,他將穆爾西在任時所任命的二十七個省長全部撤換,進一步集中他的權力。做好這些權力集中的布局後,八月十四日,他即以「清場」為名,在開羅群眾聚集的兩個地點展開血腥鎮壓。武裝戰鬥直升機、坦克車、推土機及軍隊狙擊手全都出動,對群眾展開毫無人性的屠殺。第一天的血腥鎮壓,根據官方說法,只有九十五人死亡,八百人受傷;但穆斯林兄弟會表示,在這種大屠殺式的鎮壓下,至少已死了一千多人,受傷數千人,稱之為大屠殺,一點也不為過。在屠殺過程中,穆斯林兄弟會的高層及他們的子女也多人罹難,甚至一名英國攝影記者和埃及女記者也都不幸殞命。

軍人鎮壓百姓,除非有外力制止,否則一定鎮壓成功,只是鎮壓會激起更大的憤怒,在整個鎮壓過程中一定會有很多大小型的血腥插曲。八月十四日後,一連五六天,埃及流血不斷,特別是穆斯林兄弟會在大鎮壓後立即發動「憤怒星期五」全國大示威,軍方更是開槍向群眾掃射,射死數百人之多。除了持續血腥鎮壓外,塞西也同時展開整肅,穆斯林兄弟會最高領袖巴拉迪已被逮捕,即將受審。而更值得玩味的,乃是在「阿拉伯之春」時被推翻的獨裁者穆巴拉克原本的罪名已被撤消,即將獲釋,這更證明了埃及正在上演的其實就是一場典型的反革命!

對於埃及正在上演的血腥殘酷劇,人們合理地懷疑有美國的陰影,因此美國對血腥屠殺並沒有譴責和抵制,反而是派遣航母「杜魯門號」及護衛艦隊通過蘇伊士運河,這形同是對埃及軍事政府的支持,警告別的國家不得干預埃及事務,美國只是象徵性地取消美埃軍演而已。由於美國似乎支持,中東其他親美國家如阿聯酋、巴林等也表示「鎮壓有理」,聯合國及歐盟也只是象徵性地譴責。這也就是說,因鎮壓而死的埃及人民大概都是白死了,在列強的世界結構下,真理正義其實是不存在的。

如今埃及動盪,對二零一一年的阿拉伯之春革命乃是極大的諷刺。阿拉伯之春推翻了親美的埃及、突尼斯和也門等政權,但因阿拉伯是美國勢力範圍,在美國操控下,突尼斯和也門仍在美國手中,只有埃及是在具有自主性的穆斯林兄弟會手上,但這也是埃及悲劇的開始。民選總統穆爾西任內,埃及被操縱,亂象不停。而穆爾西沒有能力解決這些亂象,終於造成軍人政變和血腥鎮壓。阿拉伯之春已變成阿拉伯之冬,經過這次血腥鎮壓,埃及已國不成國,它是否會誘發出生靈塗炭的內戰?或逼使埃及的穆斯林向基地(蓋達)組織靠攏?埃及的大屠殺沒有贏家,輸的是整個埃及!

亞洲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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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陳小魯悔過道歉 批文革意在熙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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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小魯悔過道歉 批文革意在熙來
Aug 22nd 2013, 01:09, by JAS

中共元老陳毅的兒子陳小魯日前發文,就文化大革命期間批鬥校領導發表個人道歉信。在薄熙來案開審前夕,自由派聲討文革復辟的關頭,陳小魯這封道歉信特別引起各界關注。

陳小魯當年是學生領袖,他坦承對當年學校師生被批鬥、勞改負有「直接責任」,為「曾經傷害過老校領導、老師和同學」鄭重道歉。他指文革是個「令人恐懼的年代」,自己的道歉太遲,但必須道歉,「沒有反思,談何進步!」並表示「違反憲法,侵犯人權的非人道主義行為不應該以任何形式在中國重演!」

最近一段時間,有關文革道歉的新聞不斷出現,早前律師張紅兵就當年舉報自己的母親,導致母親被捕並被槍斃表示懺悔,曾引起各方討論。但在這些道歉懺悔的聲明中,陳小魯是唯一的紅二代,因此格外突出,其動機也格外耐人尋味。尤其是薄熙來案今日開審,有分析稱陳小魯以實際行動反對薄熙來主導的重慶模式,支持當局對薄熙來的審判。

這個分析可謂一針見血,以溫家寶為首的中共高層、胡德平等太子黨以及社會上的自由派,都認為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實際上是復辟文革,違背普世價值,與改革開放背道而馳。薄熙來垮台之後,這些人拍手稱快,陳小魯在薄熙來案開審前夕發表文革道歉信,相當於間接表態,同時也喚起各界對文革暴力的回憶與關注。

基層百姓 尋找救星

內地近期有股為文革翻案的思潮,尤其是習近平早前表態,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左派掀起一股翻案熱,這股思潮也迎合了基層的訴求。內地社會不公,官場腐敗,司法混亂,貧富懸殊,使很多基層百姓有種尋找救星的心態,認為當年毛澤東發動的文革,是對官僚既得利益集團進行監督的有效方式,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這些左派群眾認為,目前中國官僚體制已病入膏肓,單靠執政黨自我的革新整風,已難以根治毒瘤,必須通過文革式的群眾運動,才能實現中共自身的革命。

這股思潮讓自由派以及既得利益階層深感擔憂,擔心這些民粹主義發動起來之後,再次天下大亂,法律遭到破壞,人權受到侵犯,因此掀起一股文革道歉潮。尤其是陳小魯這些當年迫害過人也曾受到迫害的人物,紛紛站出來表態,提醒各界關注與提防文革復辟思潮的蔓延。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陳小魯的道歉信也體現了包容妥協之意,中國過去出現多次政治鬥爭,對立雙方至今勢不兩立,無法握手言和,這也為中國政治改革製造了難以逾越的障礙,如今陳小魯以紅二代的身份公開發道歉信,也算是開了先例。只有文革、六四事件等對立雙方都能以謙讓之心化戾氣為祥和,中國崛起方才有望。

太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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