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20日星期二

中国禁闻: “9号文件”透露中共郁密 警告向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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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号文件"透露中共郁密 警告向谁指
Aug 20th 2013, 12:47, by 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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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份被称为"9号文件"的备忘录内容被原文刊出。文件中,透露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忧虑,秘密警告要求消除中国社会中七股反动潮流。20号,有分析针对其内容指出,这七项正是中国百姓所需要的,显然中共高层达成要逆潮流而行的共识。

盛传中共高层下发文件要求"",曾受到各界舆论的议论。8月上旬43期,全文刊出了这一份中共中央的备忘录"9号文件",就是七不讲的源头。这份文件指出"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值得注意的突出问题",并列出七条被称为是值得注意的所谓错误思潮、主张和活动。分别是"宣扬西方宪政民主"、"宣扬普世价值"、"宣扬"、"宣扬西方新闻观"、"质疑"等。

时事评论家横河向本台分析:

【录音】它就是列出了七种危险,都是这些年来人们所倡导的这个普世价值。像宪政民主、还有创造的普世价值、还有独立媒体,公民社会这些。那么这个备忘录里面提到,如果不消除这七种势力、这种潮流的话,中共就不能够控制权力。实际上这就说明,中共要控制权力和民众的需要、和世界的潮流是逆向的。所以当世界普世的价值在普及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权力受到威胁,所以他们实际上要的是跟世界的潮流、世界的普世价值完全对立的。

主编,时事评论家胡平认为,中共非常清楚的意识到民主和宪政一直是中共政权现行体制的最大挑战,因此长期以来危机感很强。中共自诩这些年来在经济上有些成就而沾沾自喜,以此作为抵制普世价值的一个资本。

【录音】但另一方面他们也非常清楚,他们整个都是建立在一个沙滩之上,建立在最大的不公、不义之上。那么现在,在这一点上作的就比前任作做得就是更露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做法实际效果是非常有限;就包括体制内,包括上层也仍然还是能够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这只不过又提醒大家,中共上层它这种顽固的坚持一党专制的这个特性不要低估;同时我们也可以从此看到,要求自由民主宪政的力量还是相当有力度。

据报导,这份文件的一个版本,获得数名接近中共高层官员人士的证实。这份备忘录有习近平明白无误的授权。横河指出,中共在自己的历史上没有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自己的错误,有过任何正确的认识,或者是改正自己所犯的罪行。

【录音】所以中共必须是用消除普世价值的方式来压制不同的意见,压制整个社会的潮流。因为普世价值所针对的都是中共本身的弊病,所以中共总的来说它是拒绝改。就是它拒绝像前苏联那样子的变化,也拒绝像台湾那样子的变化,就是说和平的过渡。他们最倾向于的就是一个极端独裁的政权一直坚持到最后崩溃,他们自己彻底被抛弃。

《明镜月刊》刊发的这份"9号文件"日期是今年4月22号中办印发,通知文件中宣称《》已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现印发给你们(干部),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并附注:"此件发至市地师级"。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梁欣、何雯采访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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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王雪梅斷定:王立軍有能力控制谷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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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mbnail 王雪梅斷定:王立軍有能力控制谷開來
Aug 20th 2013, 14:06, by 明鏡雜誌



《名星》王雪梅



《名星》編者按:在對谷開來投毒殺人案的所有質疑中,無疑,最有份量的來自有"中國首席法醫"之稱的王雪梅——因爲她法醫的專業身分,更因為她最高人民檢察院主任法醫師的官方身分。

王雪梅是一位軍人的女兒,原籍陝西省西安市人,1956年出生在朝鮮,法醫學碩士學歷,現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技術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主任法醫師,中國法醫學會副會長。


作為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首席女法醫,王雪梅受理三類案件:中央領導人親自批辦的重大案件、省級檢察機關技術問題上難以解決的重大疑難案件和檢察機關自偵案件。8月17日,因質疑北京地鐵學生死亡案鑒定,王雪梅公開聲明退出中國法醫學會。

2013年5月25日,王雪梅做了一次專題報告《對合肥審判說No》,報告的視頻在中文互聯網上廣泛流傳。本刊根據錄音整理如下,小標題為本刊所加。


謀殺尼爾·海伍德真是個人行為嗎?

我為什麼說"謀殺尼爾·伍德"?——有人不同意,說尼爾·伍德是病死的,而我從第一時間就認為他是死於謀殺,在這方面,我的直覺從不欺騙我。

不要只從當天的事情看,而要站出來看。薄熙來倒台,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是2012年2月6日的王立軍逃館事件。薄熙來的夫人谷開來謀殺了尼爾·伍德,他的死亡讓誰受到最大影響?在3月15日之前,薄熙來還是幹得挺好、還可以往上升的一個人,突然說你用人不察,你的部下逃到美國領事館了;又查出來你的老婆殺人了!尼爾·伍德的死亡,導致了薄熙來的下台。所以我相信,王立軍是導致薄熙來倒台的最關鍵人物。

這個關鍵的人物,他要做的事情總有目的吧?

我們已經知道,不是谷開來把尼爾·伍德叫到重慶來的。谷開來在法庭上堅決不承認,問她是你把尼爾·伍德叫來的嗎?她說,不是,我從來沒有叫他來。我們得到的確切信息,應該是王立軍一手操縱的。2011年11月12日,王立軍把尼爾·伍德從北京叫到重慶來,幹什麼來了?他的目的在這兒呢:要讓薄熙來下台,一定要讓尼爾·伍德死。

11月13日——這個時間我也反覆核實了:他一下午都在谷開來的房間裡,反覆地與谷開來溝通。那個時候,他是重慶國家專政機器的第一人,是重慶市公安局局長兼黨委書記,是重慶武警的黨委書記,這麼一個位置,這麼一個人,他可以把所有的事情全部拋開,在谷開來的身上花這麼多時間、這麽多精力!一直到晚上8點半,谷開來說,我不想去了。王立軍說,這不行,你怎麼能不去呢,你一定得去,(尼爾·伍德)人都來了。然後他要司機給谷開來下了一碗麵。王立軍那天在谷開來身上花了多少心血,他反覆地做"思想政治工作"。

這個人是有能量的,他對谷開來的心理控制能力很強。追溯到2006年,谷開來被人投毒——這是客觀事實,是有案可查的,不是有人編出來的,這個事件的偵查人員都知道、都瞭解,不過當時他們把這個史實掩蓋起來不讓我們知道,現在我們都知道了:2006年她就被人投毒,精神非常不正常,當時沒有查出來,以為是癌症什麼的,那個階段,她的婚姻狀態、身體狀態都是非常不好的。

最後她發現是中毒了之後,到公安局報案,公安局不管。查一次說沒有;查一次說沒有,家里人對她很多埋怨。身體面臨危機,婚姻面臨危機,還遭到所有人的另眼看待,公安局對她的態度也很惡劣……正在這個時候,王立軍出現了。他一舉偵破了這個案件。王立軍的出現對身體和精神上受到傷害的谷開來來說,是多麼重要!不僅偵破了她的案件,是她的大恩人,同時谷開來後來的醫療,絕大部分也是王立軍安排佈置的——有很多材料,今天來不及細說。谷開來最後對王立軍就是"言聽計從"這麼一種狀態。

即使她是這麼聽王立軍的話的人,但這件事也讓王立軍投入了這麼大的精力:12日把尼爾·伍德叫來,13日反覆對她做工作,她說不想去,他說一定要去。下了一碗麵,然後看著她去,相當於公安局長親自把她給送去了。

http://img.kanzhongguo.com/dat/media/17/2012/12/17/20121217123926623.jpg
王立軍與谷開來。

王立軍爲何不接谷開來電話

然後,13日晚上——這個情節我希望大家注意,王立軍從來沒有過的——13日晚上,谷開來打電話來,王立軍不接。到14日,他幹了什麼事?他掌握了人的心理,他去見了谷開來,把帶去的錄音機悄悄地打開,錄下谷開來說的話。——我絕對相信,憑王立軍的智慧,憑王立軍對谷開來一千多天的精神控制,這是他要達到目的的鏈條,他一定會誘導谷開來說出現在讓法庭相信的谷開來殺人的證據。

我相信,王立軍不會做這種無效的事:到薄夫人那裡放了錄音機,結果什麼都沒有問出來。他一定預計到谷開來能說出重要的東西。——大家千萬別忘了,到2012年1月份,薄熙來還是在重慶、在中央很有地位的,那時王立軍就對薄熙來說,你老婆殺人了,我這裡有證據。說這個證據是假的,是後來製作出來的?那是不可能的,它一定得是實實在在的證據。

我相信,王立軍有能力,將谷開來這樣一個對他十分信任的病人拖到案件中去。

接下來我們看王立軍15日做了什麼。他在尼爾·伍德死亡現場。王立軍最後給政府提交的證據,是需要很高的技術來在現場提取的。實際上在15日這天,王立軍已經把要向政府或者是向薄熙來舉證的證據都拿到了、留下了,也採了血樣。這說明什麼?薄熙來現在倒台了,王立軍有什麽樣的證據能夠讓薄熙來倒台呢?只能是尼爾·伍德被你老婆謀殺的證據。所以我認為,尼爾·伍德一定是被謀殺而不是病死的——這是我的分析,你們可以批判我。

我王立軍能把尼爾·伍德從北京叫到重慶,就是要讓你死的,否則我叫你來幹啥?我不幹無用功的——這是王立軍的特點。而且我把你叫來,就一定要讓谷開來參與這件事。王立軍的能量很大啊,他用了那麼長時間,讓谷開來對他產生病態的依賴。

我個人認為,尼爾·伍德被謀殺這個事實是客觀存在的。但是我要強調的是,它不是一個谷開來的個人行為。現在合肥審判放到谷一個人身上,完全不合情理,也沒有證據。

首先,尼爾·伍德不是谷開來叫來的。窗戶上的腳印,尼爾·伍德又穿了鞋……這些事情都沒有得到解釋,我們有理由認為,尼爾·伍德後來(在谷開來離開後)又自己活動,另外有人進來把他殺了。這些事情與谷開來有關係嗎?(《名星》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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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薄熙來的金主徐明招供牽涉上溫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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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的金主徐明招供牽涉上溫家寶
Aug 20th 2013, 13:11, by 明鏡雜誌

《調查》特約記者 劉飛



  除了向谷開來輸送利益,徐明還向薄熙來輸送女人供其淫亂。
  薄熙來專案組內部人士對《調查》透露,薄熙來最崇拜秦始皇和毛澤東,認為自己是第三個中國最偉大人物。而王立軍則承認,他最崇拜的兩個人,一個是希特勒,一個是美國前聯邦調查局長胡佛。

  "中共內部有人指控薄熙來與超過100名女性有性關係,其中包括28位有些名氣的女性,有些是模特兒,有些是央視主持人。徐明供認,他負責向薄熙來輸送眾多女人淫亂,"這位專案組的人士對《調查》說:"儘管王立軍曾是薄熙來的左膀右臂,但對薄還是有多手準備。王立軍曾將薄熙來和徐明安排的女人做愛過程秘密錄像。"

  有消息人士對明鏡新聞網說,在9月2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有關前政治局委員薄熙來的情色、貪腐檔案擺在與會者面前。檔案詳細記錄了每一筆向薄熙來行賄的詳細情況。但更吸引他們的是,在這些檔案中記載了薄熙來和多名電視台女主持人、影星的性關係,其中包括中央電視台多位著名女主持人、大連和其他幾家電視台的多名女主持人、多位著名影視明星。

  報導說,在中共內部傳達的文件中,這些名女人均有名有姓地列出,其中包括倪、姜、章、馬、張等。

  海外媒體曾有報導,薄熙來長期玩弄女性,與許多名模、電視台女主播有多起緋聞,更稱薄熙來在與某於姓女模特兒鬼混時將其咬傷。其擔任大連市長時,即有多名情婦,其中最知名的是前大連電視台主播張偉傑,當時張偉傑曾高調在辦公室對其上司說,"你有沒有事要辦?我晚上能見到熙來"。

  一時間張偉傑和薄熙來的緋聞傳遍大連,使得薄和妻子谷開來關係一度很緊張,當時谷開來曾以筆名"王紅"竭力抹黑張偉傑,並動用國安、公安人員施壓,迫使張偉傑離職。張偉傑因而成為專業上訪戶,曾被祕密關押在大連南山賓館,多次自殺未遂。

  有報導稱,張偉傑與薄熙來情人關係被谷開來知道後,不久張偉傑便神秘失蹤至今無音訊。外界還指谷涉嫌謀殺了張偉傑。但據指稱,張偉傑是替薄熙來生下一女,後來接受徐明給的1000萬元人民幣封口費,隱姓埋名,遷往他處,獨自將女兒撫養長大。

  "明鏡新聞網"28日引述知情人士說,曾被傳人間蒸發的張偉傑,可能已移民新加坡。而實際上她最近幾個月一直被調查人員秘密控制中。

  中共通過男女關係事打擊薄熙來,導致輿論評價反差極大。法廣評論認為這是中共製造的"私生活伏筆懸念"。明鏡新聞網援引政治觀察家的看法指出,中共領導搞女人,央視和各地方電視台這些漂亮女人、名女人扎堆的地方,早就是中共高官的后宮和煙花巷,也沒有特別新鮮之處。分析人士進一步指出,薄熙來床上的事情被翻出來惡炒這事,"誰都知道,這一切都是因為薄熙來在權力爭鬥中垮了。現在贏家在做的事,就是掩埋政治鬥爭的真相。"

  政治觀察家對明鏡新聞網的分析,中共在這個時候釋放薄熙來"和多名女性保持和發生不正當性關係"的淫穢信息,無非是想摧毀薄的形象。


  徐明招供不要緊,竟然牽涉上了溫家寶。

  原來,在薄熙來擔任遼寧省長之後,徐明的生意也做得大了起來,通過幾度穿針引線,徐明終於結識了溫家寶的夫人張蓓莉。徐明年輕有為,不光做生意很有一套,而且是個天生的交際能手,讓溫夫人在經濟上大為受益的同時,也因做事穩健、極有眼色,很快得到溫夫人的喜歡,與夫人成為真正的忘年交。溫夫人曾一度說,如果再有個女兒,一定許配給徐明。這也是外界一度傳聞"徐明是溫家寶的女婿"的原因。

  中紀委消息源稱,另一個說法,是溫夫人的確曾一度想讓溫如春嫁給徐明,但溫家寶反對。溫家寶認為徐明雖然人很聰明,也很可靠,但搞什麼足球俱樂部,風頭太大,太招人注意,有些過於招搖。夫人只好作罷。

  無風不起浪,雖然這些事屬於家事密聞,但沒有不透風的牆,徐明真女婿沒當成,假女婿還是被當了很多年。"溫家寶女婿"這個身份,直到今天還有人在傳。

  當然溫如春的正牌老公是有英美留學背景、手持哈佛牛津兩大名校學位、現為中國銀監會正廳局級官員的劉春航。而徐明也早有家室,妻子姓張,出身農家,他們有一個孩子,今年已15歲。2003年大連實德董事長徐明在四川大學演講時曾較詳細的談到自己老婆和家庭情況。以下是記者關於徐明四川大學講座的新聞稿摘錄,可以勾勒出實德集團徐明老婆的情況:

http://img001.photo.21cn.com/photos/album/20120419/o/00F1679B6B1223F296D8276C264C1221.jpg 
  徐明差點成了溫家寶的女婿?
  不久前,在做客四川大學發表的演說中,徐明道出了他成功的秘密之—。這位年紀輕輕的企業家充分享受著來自家庭的溫馨,大連實德董事長徐明講到,他事業成功的許多因素都是從家庭中得到的啟示。

  在演講中,大連實德集團董事長徐明透露了自己的成長和家庭情況:"我們家—共4個子女,我出生在大連莊河,童年在農村度過。我記得我們家三面是山,家門前是—條河,"大河"隊也就是這麼想出來的。直到1978年之後,我們家才搬到縣城,這才好—點,應該說我出生在工人家庭。現在我的父母已經退休,我太太也是莊河入,比我大一歲,現在在家裏帶孩子。"

  不過對於溫夫人,徐明自然是拚命巴結,通過各種手段向溫夫人輸送了不少利益。

  據徐明交代,擔任他與溫家寶之間日常聯絡的,是一個叫張建坤的人。張建坤是張蓓莉的大管家。此人後來下落不明,消息源稱,有一種說法是張建坤被周永康控制起來。

  2013年3月19日"康師傅抓了寶寶親信"等傳聞的核心事件,是中紀委搶奪徐明。王和徐的交代,自然也很快傳到溫家寶耳朵裡。這麼重要的人物,落在了別人手裡,溫家寶很不放心,於是,讓自己的親信,中紀委副書記馬馼設法把徐明儘快掌握到自己人手中。

  馬馼派人以調查腐敗為名,要求公安系統將徐明交給中紀委。公安方面在請示周永康後,拒絕了馬馼的要求。

  於是,有人又拿出周的兒子周斌做生意的資料進行要挾,周永康見對方態度急迫,知道來頭不善,一面調動武警轉移徐明,一方調動公安加強戒備。中紀委這邊也馬上調動人馬,試圖伺機下手搶奪徐明。由於事發突然,驚動高層,為防不測,中共中央辦公廳調動兵力加強防範。

  各路人馬各執其職又不明就裡地鬧哄了一夜,才造成京城騷動,傳言四起。

  徐明落在別人手中,張建坤下落不明,是"周永康抓了寶寶親屬"這一傳言的源頭。(《調查》第5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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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統治危機無不是由統治者蠻幹蠢行所引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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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危機無不是由統治者蠻幹蠢行所引發
Aug 20th 2013, 12:44, by 明鏡雜誌


《新史記》翟耀


緬甸正在迅速民主化、迅速改善和 西方國家的關係,快得讓人難以置信。緬甸如何走到今天?長期掌權的軍人統治者怎麼會啟動改革?美國之音製作了由王南、木風撰稿的六集系列節目《緬甸民主歷 程》,介紹了關於緬甸變革的近70年風雲,提供了尋找答案的線索。原文較長,現摘要介紹如下。

吳丹葉落歸根掀起風波

緬 甸在國際上有影響的人物屈指可數,吳丹就是其中之一。他應總理吳努之邀加入政府,1955年,參與萬隆會議,擔任大會秘書長。從1957年到1961年, 吳丹擔任緬甸駐聯合國代表。1961年,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的哈馬紹墜機身亡,吳丹經聯合國安理會成員一致推薦、聯合國大會通過,成為新秘書長,連任兩屆。 在調解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1965年印巴爭端和剛果內戰、反對南非種族隔離制度,以及推動聯合國機構改革等方面建樹頗多,贏得很高的國際聲望。

吳丹1974年11月25日因肺癌在紐約去世。不曾料到,運送其靈柩回國的飛機從紐約抵達仰光機場,緬甸軍政府沒派一名官員前來迎接,次日,奈溫政府更宣布,吳丹家人未經批准把吳丹遺體運回緬甸違反了法律。當局最後指定了很小的私人墓場。

靈柩車隊前往墓場,被數千學生和數千群眾攔住去路。學生們通過高音喇叭說:"我們要悼念我們熱愛的吳丹,要陪伴這位和平工程師走完最後一程。"

學 生們把靈柩拉到仰光大學一個禮堂,悼念活動變成了政治集會。學生還向政府遞交請願書,要求為吳丹舉行國葬。雙方僵持了三天。到12月11日凌晨兩點,防爆 警察在數千軍人的配合下衝進大學校園,傳說有幾十名學生被打死,數百人受傷,很多人被捕被判重刑。吳丹的靈柩被全副武裝的軍人和裝甲車運到墓地。奈溫當局 在仰光實施戒嚴。

http://gdb.voanews.com/BA47EE2D-31E9-4084-B82C-298EB508BC08_w640_r1_s.jpg
聯合國前秘書長吳丹。

從"9"到"8888"

此後十幾年,奈溫統治下緬甸相對平靜。

奈溫的個性複雜,沉迷於緬甸式社會主義的美景,又是虔誠佛教徒,據說還執迷於數術,對數字"9"情有獨鍾。他突發奇想,覺得要是鈔票面值都跟9有關,一定會給國家經濟帶來好運。

身為九五之尊,奈溫說幹就幹,1987年9月5日他頒佈決定,把面值不能為9整除的鈔票,如100元、75元、35元和25元全部收回,只留下45元和90元面值的鈔票流通。

這個小小的舉措引發了緬甸現代史上最為慘烈的"8888民眾起義"。

奈溫宣佈"貨幣改革",仰光理工學院學生首先發難,罷課抗議。政府派部隊鎮壓,關閉了首都的大學。

反抗與鎮壓再次循環。1988年從3月到6月,首都仰光和許多城市每天都爆發大規模遊行示威,許多地方示威者把主要訴求從支持學生轉向要求實行多黨民主制。面對無法控制的局面,奈溫總統於7月23日辭職。接替奈溫的,是素有"仰光屠夫"之稱的盛侖將軍。

示威勢頭進入8月後明顯加強。仰光大學著名學生領袖台基偉宣布:全國學聯選定在8月8日舉行全國大遊行。

消 息傳開,各地學生、農民、工人和地下活動人士都行動起來。到處都可以看到各種傳單,小冊子和標語。政府職員、僧侶、教師、醫護人員、甚至部分空軍和海軍軍 人也參加遊行集會。軍政府宣佈宵禁,形同空文,8月8日,全國各地大批民眾湧向街頭,在首都仰光,抗議估計有50萬人。

形勢不可避免地失控,盛倫將軍於執政17天後辭職。綱領黨中央推舉唯一的文官貌貌出任總統,宣佈同意在緬甸實行多黨制選舉的公民投票,解除軍管,部隊撤離市中心。但反政府示威者此時已不滿足於貌貌這些讓步,他們要求立即結束綱領黨的獨裁統治,成立臨時政府。
昂山將軍的女兒昂山素季這時正在仰光醫院照顧母親,決定加入民主運動。她是一位非暴力主義者,發表演講,很快就成為這場運動的象徵。

進入9月以後,民主運動與軍政府進入僵持狀態。當時反對派中不少人都覺得,形勢有利於民主運動,曙光在望。

出 人意外,1988年9月18日,緬甸國家電台宣佈,以國防軍參謀長蘇貌將軍為主席、由19名高級將領組成的"恢復法律和秩序全國委員會",接管全部國家政 權。軍隊開進全國各主要城市,對示威者開火射擊。一個星期之內,約有1千名學生、僧侶被打死,還有約500名抗議者在美國使館外被打死。大批少數民族和學 生逃進森林,逃到泰國和中國。

被稱為1948年緬甸獨立以來規模最大的民主運動,持續半年之久,在血腥鎮壓之下結束,民間估計三千到一萬人喪生,官方公佈數字是:95人死亡,240人受傷。反對派政黨一個個地被宣佈為"非法組織",昂山素季被軟禁。

不過,分析人士認為,就緬甸的民主進程來講,8888起義產生了三個非常重要的影響:

首先是昂山素季成為民主運動的一面旗幟;其次,她親手創建了全國民主聯盟,很快發展成為緬甸最大的反對黨,雖然也失去合法地位,領袖和黨內骨幹遭到長期關押,但它在1990年的全國大選中獲得壓倒性勝利;第三,民主和自由的理念得到空前傳播。


番紅花革命引信:僧人之怒

緬甸軍政府核心領導層已經意識到,堅持軍人專制沒有出路。1992年上台的丹瑞大將開始為推動經濟發展和緩和國內緊張局勢做出努力:解除了在8888起義期間頒佈的戒嚴令,開始同包括反對派在內的人士對話。

2003年8月,軍政府宣佈了旨在實現民族和解、推動民主進程的七點民主路線圖計劃。其要點是恢復舉行國民大會、啟動制憲程序和舉行民主選舉,把國家權力轉交給民選政府。不少批評人士認為,這個計劃是軍政府耍的花招。但2010年以來,該計劃許多內容逐步得到落實。

經濟上,軍政府也嘗試過多種辦法吸引外國投資,推動經濟增長。但這些措施的效果非常有限。(《新史記》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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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反思“文革”大讨论不宜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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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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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文革"大讨论不宜再拖
Aug 20th 2013, 12:33, by 明鏡雜誌


   什么是"文革"思维?兹举其数端:血统论、武斗情结、领袖膜拜、栽赃污蔑扣帽子式批判、劫富济贫式泛平均主义、决不饶恕斗死斗臭的极端仇恨、从肉体上消灭观点异见者等等。上述思维流毒斑斑俱在,尤以互联网最为清晰可见。

  近期,关于"文革"反思有三个特别的口述史料被报道出来:61岁的原红卫兵刘伯勤在2013年第6期《炎黄春秋》刊登道歉信;6月21日《南方周末》刊登了河北邯郸市退休干部宋继超的道歉信;8月7日《新京报》报道了59岁律师张红兵的忏悔录,与前述两例不同的是,张红兵的母亲当年因为自己的举报惨遭枪决。关于文革的反思多来自于受害者的控诉,而来自红卫兵的忏悔还是让人看到人性中那一点残存的良知。

  "文革"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严重的人道、文化和政治灾难,史称"十年浩劫"。中共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其早有定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在时隔31年之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依然坦承:"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从个人到国家,从受害者到施害者,从盲从者到领导者,从口述史料到文献史料,都欠缺对"文革"的反思。

  缺乏反思导致文革阴魂不散

  1986年,巴金在《随想录·"文革"博物馆》一文中,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思。他说:"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最好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20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时隔近三十年,也仅仅在广东出现了一个有着浓厚"文革"色彩的"文革"博物馆,还是民间版的。

  1980年代兴起的所谓"伤痕文学",亲历者试图用个人化、抒情化、文学化的方式来唤醒民族的灾难记忆,但这种个人和民间的反思活动被同是过来人的邓小平用八个字来形容:哭哭啼啼,没有出息。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大多数能公开发行的出版物、影视作品中,关于"文革"的记载大多一笔略过。虽有如巴金《随想录》、季羡林《牛棚杂忆》、韦君宜《思痛录》等著述以及《芙蓉镇》等优秀影片,但依然是沧海一粟。甚至在最普适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上,对"文革"的描述也近乎政治宣传而非历史研究,由于相关章节不纳入考纲,历史教学大多敷衍甚至缺失,这不啻于集体遗忘。

  中共高层或许不乏愿意反思"文革"的"个人"(如温家宝),但作为一种思潮和共识,还没有实实在在地形成。前三十年的悲剧,一直笼罩在这个国家之上,不然也不会有后来的山城乱象,举国惶恐。

  而"文革"之影响不仅存在于庙堂。从民族国家记忆的高度到日常生活思维的细部,"文革"余毒仍然未清。"文革"受难者之思维烙印深深,亦残留"文革"之害而不自知。在广东,退休副市长彭启安创建了中国首个"文革"博物馆,年届八旬的他早年居然有寻找"接班人"的言行,令人愕然;过去"文革"博物馆被指责资料造假,而指责之辞与彭启安的反批评,充盈着"文革"语词及其思维。

  中德两国学者经过近二十年的研究也发现,"文革"的心理创伤会对亲历者子女乃至后世数代人产生代际传递。最容易被传递的就是暴力思维和暴力记忆。1990年代,在我所生活的农村,"坐喷气式飞机"、"炒花生"、"戴纸帽"等"文革"整人手段,仍时不时出现在村民的训话、闲谈与嬉戏中。这种"文革"的历史遗留,从词汇到思维到行为方式,其实遍布生活的各个领域。

  红卫兵忏悔补齐历史碎片

  宽容须得是非分明。民间反思,多集中于受害者。在中共给"文革"定性之后,极少有当年的红卫兵敢于痛定思痛、刮骨疗毒,他们躲在大时代后面,以巨大的沉默,纷纷将个人的罪恶隐于宏大叙事和集体行为。如果因为历史真相不明、责任界定不清、社会动乱导致礼崩乐坏证据毁弃等等原因,不敢公开地直面过往、忏悔自新,甚至自傲于当年的所作所为,则个体无法自新,群体乃至民族都将背负罪孽前行,这也足见政治大环境的沉默以及"左"的思潮的抬头。

  所以,红卫兵任何一次个体性的公开反思、道歉,都能引起极大关注,且迎来社会的普遍赞赏——因为那不仅是人类生命中忏悔意识的偶然觉知,也有苦难与道义的承担。61岁的红卫兵刘伯勤在《炎黄春秋》的道歉信是这样说的:"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过去,文革史研究中,涉及红卫兵的部分,经常只有引语和故事,其言说缺乏主语,受访的红卫兵大多不愿透露姓名,在史料中以"他"或"她"的面目出现,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折衷手段,不利于恢复历史正义。由于没有给出言说者的真实名字,对当代及后世读者来说,容易流于空洞,警示意义也大打折扣。唯有把名字刻入历史的碑记,才有鉴往知来的庄重感,并由此生发戒惧之意。在历史空间里,红卫兵和挨打者同为真相的一环,如果拼不齐这幅历史图景,所谓个人化的忏悔,其意义将仅止于个人的有限救赎,无法进入社会和历史空间汇集成恒久的公共救赎。

  "文革"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文革式的思维,已经谬种流传,唯有对这思维进行彻底清毒,"文革"才真的不会卷土重来。什么是"文革"思维?兹举其数端:血统论、武斗情结、领袖膜拜、栽赃污蔑扣帽子式批判、劫富济贫式泛平均主义、决不饶恕斗死斗臭的极端仇恨、从肉体上消灭观点异见者等等。揆诸日常生活的语言交际,上述思维流毒斑斑俱在,尤以互联网最为清晰可见。想到这里,识者自当悚然以惊,脊背发凉。

  开展一场反思"文革"大讨论,为心灵澡雪、为思维清毒,是接下去相当长的时间里,须臾不可忘的。从国家到个人,从文化到体制,反思推迟得越久,对"文革"当事人、对社会对国家就越不利。

  作者系资深时政评论员

  陶舜,财经网 2013-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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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不要说出去”的革命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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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说出去"的革命往事
Aug 20th 2013, 12:32, by 明鏡雜誌


  辛亥前后的"讨满洲檄",想要呈现的,就是当时内涵与外延都无比繁复的民族主义。这中间,不仅有边界的区分,有意味深长的不同指向,还包括许多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


  在帕斯捷尔纳克的书中读到日瓦戈医生的诗:严酷的日子一天胜似一天,慈爱已经脱离人间,到处是横眉怒眼,历史翻到了最后一篇。1911年深秋,中国满族人的命运则像极了这首《受难之日》的某种预演。在革命党人"凡我同胞对于满清均有复仇之义务"的号角声中,辛亥年的这场革命正以一个民族的颠沛揭幕了现代中国歧路交集的开场。

  辛、壬交接之际,南北和议促成皇室主动退位,中间也没有发生过极大规模的惨祸、屠杀。这是事实,却也不是事实之全部。"种族"议题的介入,对于爆发革命及其迅速成功,无疑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民党元老胡汉民也承认,在晚清,同盟会从来没有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排满风潮是晚清最后十年的舆论聚焦,也对革命及此后的共和政治产生过深远影响。排满,正以其意旨简单,所以易感动人,成为口号,席卷起风暴。但有一点值得注意,一种思潮成为口号,则必然遮蔽掉字面底下的许多复杂意涵。反满主义尤其如此。处在以救亡图存为大前提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脉络中,"反满",羼杂着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文明与野蛮,国族、民族与种族,等等各种复杂的题中之义。而这些"复杂",正直观反映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多义与多歧。


  从1907年《民报》社出版的临时增刊《天讨》(1928年由民智书局再版)中,我们能一窥清末反满及民族主义的复杂内涵。

  《天讨》为章炳麟主编,共由十三篇檄文组成,分别是:以"军政府"名义发表的《讨满洲檄》《普告汉人》,以四川(两篇)、江苏、河南、安徽、直隶、山东、广东、云南等省名义发布的革命书和讨满洲檄文,以及《论保皇会檄》《论立宪党》两篇批驳立宪派的文字,并附有《吴樾遗书》一卷(民智书局版未附此遗书)。其中的反满论述,可略分为以下几种类别:

  第一,当然是"种族",讲满、汉异族。

  这在清末的反满意识中,是最表层也是最主要的意旨。《普告汉人》一篇中,开宗明义:

  若近日之满洲,乃一族肆于民上者也。以一人肆于民上,犹不可,况以一族肆于民上耶?故就种界而言,则满洲之君为异族;就政界而言,则满洲之君为暴主。今日之讨满,乃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者也。

  "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是一层很关键的论述。将"满洲"视为"异族"和"暴主"的联合体,因此,种族之辨成为变革国体与政体的根本理由。有关"炎黄子孙"与"女真遗丑"的对立论述几乎贯穿在全部十三篇讨满檄文中。最为典型和经常的论述逻辑,即是"豺狼之族",不可不除;"腥毡之气",不可不涤:诸如"东胡群兽,盗我息壤"(《讨满洲檄》);"扬我皇汉之声灵"(《四川讨满洲檄》);"自满虏入关以来,荼毒我黄裔,扰乱我文明,神州赤县,遍地腥膻"(《江苏革命书》);"当知今日所仇,惟是满洲一族"(《直隶宣告革命檄》)。凡此种种。单纯的种族主义论述,满目皆是。这无关一省一地,而是全体中国人的同仇敌忾。另外,在满汉种族隔绝的立论之下,满人的任何统治均属不义,包括立宪,是以此"诱我汉民","包藏祸心";"满洲不立宪固然是死,就是满洲果真立宪,也是要死。要想死里求生,除非大家起来革命,把满洲贱种,逐出中国";而那些汉族仕宦于满洲者,则为数典忘祖:"试问你们的祖宗,被满洲屠杀,被满洲奸淫,又吃他二百多年的困苦,到了现在,还要巴结他立宪,你心里能安不能安?就是你心里勉强能安,何以对得起你的祖宗?恐怕你的祖宗,在地下痛哭,断不愿有这个讲立宪的子孙。"(《论立宪党》)

  这些带着强势意味的、充满感情色彩的论说,将排满推到了一个不由分说的境地。由种族议题的羼入和带动,帝制到共和的革命得以在短时间内爆发,并迅速获得成功。这是中国革命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现代革命较为特殊的一点。

  第二,为"民族",讲满人代表的清朝廷与域外各帝国的关系。

  第一层,当然是讲瓜分危机,比如:"况西人势力,侵入中邦,前途危殆,不言可喻。非颠覆恶劣政府,无以解此倒悬,则汉族之生机将绝?"(《广东人对于光复前途之资任》)"彼满政府以恶劣无能,陷吾民如此恶境,强邻虎伺,楚歌四面,瓜分之机,如张劲弩。"(《滇军政府讨满洲檄》)分析此类叙述的意蕴:朝廷无能,必颠覆之方可救中国。这是晚清反满意识中的常见论调。

  值得注意的,是另外一层有关"不可仇外"的议论逻辑。我们知道,在鸦片战争以后的救亡叙事中,排外与仇外是普遍的心理。然而到了辛亥前后的反满主义中,排外不再是亟务,因为排满更加重要:

  迩来军中之事,复有约束曰:"毋作妖言,毋仇外人,毋排他教。"(《军政府讨满洲檄》)

  排满排外其将焉择?盖满虏吾祖父之仇也,外人吾及身之祸也,安有忘其祖父之仇,而求逞于私祸者!今举义师,彼不吾犯,当为之保旅通市。(《四川讨满洲檄》)

  在这里,侵占中国人家园与利权的,不再是"洋人""外夷",而变成了"满人"、"满虏"。党人还专门强调,义和团、洪秀全之不可崇效,赶走满人才是当务之急,黄白虽为异种,但互为商旅,只要"无大害于我军事者,一切当兼包并容",甚至说,有违节制者,悉以军律治罪。与此前革命党人"排满"——"救国"——抵抗殖民侵略(经典文本诸如1904年《警钟日报》发表的《论中国民族主义》一文)的论述对比,可见发生了转折。并且,排满重于排外的思想,在辛亥年不仅仅是言辞,也是实际的行动。革命过程中,各地方军政府发布的公告,均特别强调"保护外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从"中外大防"到"逆胡膻虏非我族类",意味着,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变换了他们对于边界的定义。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观念,重要的,是对于边界的确认。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由外敌入侵的困局促成,敌我边界在"中"与"外"、"华"与"洋"。这说明,民族主义、民族边界作为一种观念,是由时势造就、与时势相关的。这里,我又想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杨步伟在自传中记述了1908年光绪和慈禧去世后的国丧。当时她在上海的教会学校中西女塾读书,学生要求放假和做一个特别礼拜,算是国丧。起初校长不肯,说我们是教会学堂,不管你们中国事。学生们回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怎么能说不管中国事呢?教会是劝告人信教,不是叫人不要国。他们认为,学堂里的洋人"太拿中国人看不起了",全体大闹起来,并公推汉文教员范子美先生去交涉,结果放了三天假,在礼拜堂做一个国丧的礼拜,全体学生还扎上黄头绳子,就像外国人扎块黑布似的表示丧事。放假期间,杨步伟去看望父亲,父亲很诧异,在教会学校念书的女儿怎么会为"旗人戴孝"。杨步伟解释说,这是为了国家的体面,不得不这样做(杨步伟:《一个女人的自传》,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77-78页)。讲述这个故事,是因为它体现了一种多层次的、矛盾的民族主义边界。众所周知,1908年,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中,排满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对当政者采以批判性的立场和态度,更在上海和诸多域外的新学生中十分常见。所以,杨步伟也承认,他们原本是不会为了旗人戴孝的;父亲之所以对女儿的戴孝感到惊讶,也是因为,对于1908年的教会学堂学生而言,替"专制"的朝廷持节孝义,几乎是异议可怪的。排满已经形成为一种风潮。然而在洋人面前,"戴孝"却又成为了必须,"国丧"被视为重要的仪式。这说明,"洋人"之于"满人",更是边界之外的群类;在上海,在一群西方教会学校的女学生心目中,中国民族主义的边界线上,排外显然重于排满。然而在同一时期,在起草《讨满洲檄》的那个以留日学生为主的革命党人的群类,排满却又是重于排外;这个逻辑到了辛亥革命时期,更是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

  由此,联想到辛亥革命过程中梁鼎芬等人对革命暴力的质问,这个"边界"的问题,又变得更加复杂了。在目睹了武昌城内屠杀满人的惨境,梁鼎芬致书黎元洪,痛陈"万国兵祸无此惨酷",并质问他:"谓满洲为异种人,西洋各国独同种乎?何以于此则杀惟恐不尽,于彼则待之惟恐不亲。媚人欺己,谄强凌弱,黄帝无此政教。"(《梁星海致黎元洪劝降书》,见《郑孝胥日记》,第1360-1361页)而郑孝胥也嘲讽革命党,英国人李提摩太所开之广学会大肆反对共和,力言英国君主立宪之善,并在棋盘街上张贴广告,革命党完全不敢闻问;"革党反对君国,于外国则不敢犯,此即甘心受制于外人现象也。呜呼,亡矣!"(《郑孝胥日记》,第1366页)这也再次表明,民族主义是一种观念,它总是被时势、身处的环境及确认者的身份所覆盖。由救亡催生出来的民族主义在政治革命的时势面前,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地域,会有截然不同的定义。

  第三,为"天命"。传统中国王朝更替过程中的"天命"之说,在辛亥年的这场现代革命中,同样占有一席之地。将讨满洲檄结集,订名"天讨",本身就意味深长,有天命始终的意蕴在其中。诸如:

  我政府肃将天讨,为民理冤。(《讨满洲檄》)

  今者胡运告终,人心思汉,革命风潮,一日千里。(《滇军政府讨满洲檄》)

  呜呼!征戎伐敌,春秋美桓文之兴师;顺天应人,易象称汤武之革命。虏运兴百年,红羊之大劫已到;国仇复九世,黄龙之痛饮堪期。(《云南讨满洲檄》)

  陈述的,都是自核心时代中国人政治与哲学中的"天命"观念。将传统的思想资源援引到现代的政治运动当中,这种混杂与交错,更显示了中国革命的复杂面貌。与新、旧对立相比,政治革命仍然是第一义的,是更具笼罩力的目标。

  第四,为省籍利权。陈述各个省份在中国的地位,争取各省利权,也是讨伐满洲的题中之义。随举几例。《四川革命书》中说,"满奴锡良"提议建川汉铁路,根本不在于拒外人、挽利权,而是欲借铁路剥削蜀人脂膏,"欲俟铁路成而屠杀吾蜀",因此,"蜀民之仇,厥为满虏,舍排满而外,决无自全之策。吾蜀同胞,盍亦闻风而兴起乎?";"吾族之终亡也在蜀,吾族之复兴也亦在蜀"。《江苏革命书》中说:"今者革命,以言因我江苏之地利,不可为不智;复我江苏之深仇,不可为不义;苏我江苏之民困,不可为不仁;乘仁义智三德以革命,理之顺事之宜也。"《河南讨满洲檄》中说:"河南者,汉人之河南也。而满虏欲卖则卖之,天下雠仇,宁有过是者耶?"以省的名义所发布的各篇讨满檄文中,无一例外,都在强调省籍利权。

  这与清末民初地方主义的兴起有莫大关系。首先是在朝廷及绅权这一面,咸同以后,各省自行募勇、练兵,因而不得不就地筹饷,渐而使各省财政完全控于督抚之手。晚清以降督抚权势的上升,直接促成了国家权力下移的现象。到民初,地方武力可绝对控制一省,自成气候,造成地方抗衡中央,甚至干涉中央格局的形成。以至于军阀割据、联省自治等等,都可以从晚清的地方主义中溯源。而在立宪运动中,咨议局的创立又使得各省的立宪领袖日益走上政治舞台,成为督抚以外,地方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又一股主导力量。像立宪派首领张謇强调的,一个人要忠爱国家,先要忠爱地方;如果希望把国家弄好,要得先把地方弄好(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台北学生书局1974年版,第100页)。地方意识勃兴、绅权扩张,清末咨议局中绅士的政治活力和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民国。在革命派这一面,省界意识同样很强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广东独立协会等组织,有明确的省界区划。以区域作为策源革命的基础,再以区域联合缔造新的共和政体,部分革命党人早有各省独立自治的主张。此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就具有相当明显的联邦制色彩。

  第五,为"专制"与"共和"之说。诸如:"处专制政体之下,重犯不韪之名,疾首痛心,缄忍不发,一任其蹂躏践踏者,二百余载。"(《江苏革命书》)"我广东人当知光复故国,伸张民权。"(《广东人对于光复前途之责任》)"我同胞惕于专制淫威,任其蹂躏践踏,奴隶牛马,而不能扬眉吐气者,二百六十年于兹矣。"(《滇军政府讨满洲檄》)民权的主旨,是在召唤汉人的革命精神。由此,满洲即与专制牢不可破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光复和革命的对象。

  以上,对"讨满洲檄"的文本分析、分类,及时论的征引,想要呈现的,就是辛亥前后内涵与外延都无比繁复的民族主义。这中间,不仅有边界的区分,有意味深长的不同指向,还包括许多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比如,四川人讲到对川人的盘剥,总督奎俊是为"满奴",那么同样督蜀的汉人丁宝桢呢?在革命党人的论述中,丁氏督蜀亦有"千百年未见之苛条",勒索商人,"真惨无天日";周善培束缚川人自由,"为野蛮之尤"。这些汉官的所作所为又如何能够解释为"皆满虏之所致"?明末清初,四川屠戮之惨,只讲"满虏",却一语不提张献忠。这些符合了叙述逻辑的言辞,当然不是历史中全部的真相。而恰恰,也正是这些语焉不详、事实不清的叙事,对我们理解晚清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提供了细致入微的线索——革命的煌煌大义底下,有着如许的晦暗,以及无法宣之于口的矛盾。

  一个大雪夜里,八岁的谢婉莹正帮着母亲,把东京的舅舅寄来的几十本《天讨》,一卷一卷装在肉松筒里,又用红纸条将筒口封起来,寄了出去。不久收到各地的来信说:"肉松收到了,到底是家制的,美味无穷。"小姑娘问:"那些不是书吗?……"母亲轻轻的捏了她一把,俯在耳朵上说,"你不要说出去。"三十年后,这段有关天命、正义和革命的往事,在长大后的作家冰心笔下,已经氲氤成了雪夜里烛火下的一段温暖记忆。"不要说出去"的秘密,衍生出一次异乎往古的共和革命。由这样的转折,映照出来的,正是我们今天再次深究的反满与革命的复杂历程。

  沈洁,《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2013.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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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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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古拉格群岛"
Aug 20th 2013, 12:30, by 明鏡雜誌


  在中国因为言论、文字而招来牢狱之灾,流放充军,乃至杀身之祸的,不论在受害人数及惨烈程度上,肯定都是世界之冠。不过历朝历代都以个案为多。遭祸者少则一人、几人,多则全家,大不了株连九族,也就是几百人吧!这已经轰动一时了。然而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因文字言论招祸的竞有五十五万人之多。这恐怕是亘古未有。而上世纪一九五七年我们"伟大的"反右运动,竟然使五十多万民族精英,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牛鬼蛇神",接着便是受不尽的折磨,无尽头的苦难,饿其体肤,辱其人格,连累妻子,祸及父母,如此史无前例的创举,即秦始皇再世,朱元璋复生,康熙、乾隆泉下有知,也会惊诧莫名,自叹不如的。所以难怪毛泽东也不无得意地说"秦始皇算老几?他焚书坑儒,一次不过杀了几百个儒生,我们镇压反革命一次就镇压了XXXXX人"。这也可算是"伟大领袖"的"名言"吧!
 
  个人作为这五十几万分之一,又列幸存者中一员,虽已年近古稀,也觉得有必要为这段历史作个证人,以便为历史的正义法庭,贡献一点微薄之力。
 
  一
 
  一九五七年一月,在四川成都有个新刊物问世名为《星星》诗刊,当时由于前苏联已开始"解冻",国内的文化专制也出现了松动的迹象,这个以白航、石天河、流沙河等为主力的诗刊,以崭新的面孔出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不再是过去那些老一套的"歌德"(歌功颂德)式的作品。它宣称"大江东去的豪放欢迎;小桥流水的清婉也欢迎"。这对铁桶似的文化专制显然是个挑战。就在这期创刊号上,流沙河的散文诗《草木篇》是一大亮点。若站在今天来看,这样一首咏物言志的诗,可说是普通极了。然而对于"万岁文学"、"歌德作品"已经读厌烦了的中国人,一谈到这样的诗,犹如饿极了的饥民吃到了一块窝窝头,虽然粗粝一点,但还可充饥。于是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中)反响强烈。大家互相传阅、传抄,虽非"洛阳纸贵"也是风靡一时了。
 
  文化专制中,岂容如此"另类"声音出现?所以不久便有人在《四川日报》上开始发难,说这诗有问题,是宣扬什么"反动骨气"云云。今天我们在听一些民主国家的电台广播,如果它播出某人一篇文章时,往往都会加上一句"该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并不代表本台的立场。"本来作为新闻传媒,它只是有闻必录,客观报道。但是在中国却不是如此。特别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日报》就代表党中央,《四川日报》就代表四川省委,它上面发表的文章,就代表该"组织"的立场,所以一人发难层层加码。问题到了后来,根本不谈诗的本身,而是变成了对作者的人身攻击。尤其可笑的是,《四川日报》竟刊出一篇文章,说该诗作者流沙河是金堂县地主余家的九少爷,还请出一位农民来"控诉"。
 
  当时二十岁的我,正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个文学青年。对《草木篇》一诗很有好感。看到我喜欢的作品和作者,被人如此糟塌,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假如这事发生在今天,我再生气,也会一言不发,躲得远远的。但可惜那时我还没有现在这么"聪明",所谓血气方刚、疾恶如仇。而且更相信当时的宪法上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于是拿起笔来就向《四川日报》写信投稿,也不管说得说不得,只求一吐为快。更为愚蠢的是,不但不匿名,反而真名真姓真地址,生怕人家找不着你似的,所以最后都在"组织"的掌握之中,白纸黑字,"罪证"如山。《这是为什么》社论一发,翻手为云,复手为雨,一网打尽,在劫难逃。
 
  所以我觉得我当右派,一点都不"冤枉",没有谁来对我施展"阳谋",动员我提意见。是我自己"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但我比武松、鲁智深差远了,而对方又比蒋门神、郑屠户强大一万倍,所以"出手"的结果,自然是我被打得鼻青脸肿--不,粉身碎骨!
 
  二
 
  今天,稍有点民主宪政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左派"、"右派",不过是不同的政治派别,不同的政治观点与主张而已。"左"、"右"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关键要看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否能给民众带来好处,本身是否廉洁奉公。然而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所谓"左"便是"革命"、"进步","右"便是"落后"、"保守"。这还不算,1957年《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公然声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动派"。说"右派"就是"反动派"、"反革命",这些独具中国特色的大帽子,往谁身上一扣,谁就立马被妖魔化,亲人不敢相认,朋友见而避之,这还算好一点的,更有甚者,为表现自己"革命"、"进步",以求入党荣升,便马上反目成仇、落井下石,忘义灭亲,卖友求荣,什么出卖灵魂、出卖人格、不要脸的丑事都被当成"高尚之举",大肆提倡加以施行。
 
  所以我成为"右派"之后又爆出了一个在当时更是"大逆不道"的事--"收听敌台"。人类进入科学昌明的二十世纪,无线电、原子能是两大标志性的进步。有了无线电,世界变得更"小",彼此距离更"近",虽万里外发生的事,也朝"发"而夕"闻"。就在这人类飞速进步的历史潮流中,却有那么极少数人,偏要实行闭关锁国的愚民政策,对世界的进步和他自己的一切丑行,决不让民众知道半点。谁要不从命,那就是大逆不道,"里通外国",世界公认的新闻自由竟被如此玷污!
 
  一九五六年在波、匈事件发生时,有天晚上,我无意中在拨弄一台收音机时,忽然听见一句"伦敦BBC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我出于好奇便听了下去,谁知这"一念之差",便注定了自己日后要被钉上"十字架"的命运。虽然干扰音不断,但由于那台晶体管收音机质量不错,基本还能听清。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原来世界上竟有那么多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的重要事情,原来这些事情的真象竟被谎言完全颠倒。若干年后,通过历史资料大解密,终于证实当年那些"老外",确实比我们的记者诚实。例如朝鲜战争的发动者,确实是尊敬的金日成先生,而非"美帝国主义",又如1956年波兰、匈牙利人民是在反对前苏联帝国的压迫,而不是"反革命动乱"。当一个人知道自己被人欺骗后,只要他正义感未完全麻木、便会感到恶心、愤怒,于是便想倾吐,何况年少气盛的我。于是便在私下闲谈中,朋友私人通信中,有意无意地吐露出来。一成右派,自然要深入揭发批判,落井下石者,纷至沓来,"有关人员"乘胜追击,最终便坐实了"收听敌台"之"罪"。
 
  从事实上说,这并不冤枉。但从法理上说,则是大冤特冤。因为我做的这一切,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或曰天赋人权。公民有知情权,有权利知道世界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公民也有权利对这些事进行独立的思考与评价。也有权利以理性的、非暴力的方式加以表达,这是一切民主国家公认的人权标准。再说一九五四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此在字面上也予以承认了的。不过那时的宪法,还不如毛泽东写个便条,或随便说句闲话。因而在个人专制、一手遮天的情况下,什么公民权利、言论自由,在那些满脑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权贵们的眼里,几乎是一文不值。正应了那句俗话"秀才遇着兵--有理也说不清"。人家不是说了吗?"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就是独裁""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真坦白得好可爱、好可爱哟!夫复何言哉?只有进监狱了。
 
  三
 
  在受尽肉体与精神的折磨,在经受了逼供、诱供、手铐、脚镣、单独长期禁闭等一系列强有力的专政手段之后,我终于被迫选择了"坦白从宽"之路。"坦白认罪"之后,获得了宽大处理--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1958年9月6日,我被送进了四川省泸州专区监狱。这在当时已是皇恩浩荡。据说人家是看我还年轻,还可以"改造"得过来,才如此高抬贵手--然而他们终究没有料到,我的思想、我的信念,他们是永远无法加以"改造"的。--用他们的话就叫"坚持反动立场",用古人的话,则叫"匹夫不可夺志"。
 
  当然,要做到坚守自己的信念,也没有这么轻松,要想坚持不让人家把你的大脑象病毒攻击电脑一样彻底搞垮,也决非易事。用现代的词汇叫"心理战",那时却有个"新名词"叫"思想改造"。这"思想改造"据说是人人有份,乃至全民有份。但在"人民内部"是"自觉改造",而对"阶级敌人",则是"强迫改造"。至于"人民"与"敌人"是随时可以易位的,今天你服从"我",你就是"人民",明天你"逆我"(哪怕是无意的),马上就可变为"敌人",你就该去享受"强迫改造"了。
 
  怎么个"强迫"法呢?首先要彻底侮辱你的人格,毁坏你作为人的起码尊严。你是"敌人"了,你被"专政"了,特别是进监狱、劳改队了,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坏人"。这一点要强迫你自己去承认。要强迫你自己去痛骂你自己,你必须挖空心思,搜索枯肠,花样翻新,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进行侮辱性的痛骂。谁骂的词句越刻薄、越狠毒,谁把自己骂得不是人,不是个"东西",甚至连畜牲都不如,那谁便是"认罪服法"、谁便是"深挖了犯罪思想根源"的"好表现"。而那些饱食终日的狱吏、劳改干部们,便坐在一旁端着茶杯,点燃香烟,有时还皮笑肉不笑地欣赏着囚徒们进行的自我侮辱的比赛。
 
  这种对人的尊严的侮辱,可以说无处不在,比如开会、出工、学习、吃饭、甚至睡觉前,必须先集合唱歌。而对于歌却有特殊规定,除了歌颂所谓"大好形势"和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颂扬之外,其余的歌一律不准唱。更可悲的是,不知从那里弄来的词曲,给你编成一首首自唱、自骂、自侮辱的所谓"歌曲",如"我们是罪人、罪恶污满身,获得政府宽大,劳动改造求新生,我们感恩不尽……"又如"劳改当中两条路,我们犯人要认清……"以下便是什么"抗拒改造、死路一条、接受改造、前途光明"等等之类,把圣洁的艺术美好的音乐,用来作这种贱踏人格尊严、摧残人性,从而使人心灵麻木的毒剂,真可谓"用心良苦"矣!
 
  有人就说"什么白公馆、渣滓洞,说得那么可怕,国民党也只要求被捕的共产党人写个悔过书,就可释放你。我们从早到晚,悔了一千次过,把自己骂了一万遍了,还说思想没改造好。看来国民党还是很讲仁慈的。"这话,当然只敢在私下说,若被狱吏听见那还了得?也有人就因为一言不慎,便丢了性命,后面再讲。
 
  其次,在尽情摧毁你人格尊严的同时,再进行所谓"正面教育"。这个"教育"的内容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用强大的谎言,对你进行疲劳轰炸。首先把过去的历史全部否定,所谓"旧社会"全是"人间地狱"。其次把世界其他国家也基本一概否定,于是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都在受苦受难,等着中国人民去解放他们。除了"欧洲的一盏明灯"阿尔巴尼亚和"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外,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政府几乎全是坏蛋。唯有中国形势一片大好,一天等于二十年,神奇的事情说不完。到了六O年代遍地饿殍,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吃得一肥二胖的劳改干部,还在说"共产主义在向我们招手了"。文革时期国民经济已濒于崩溃了,监狱汪政委,还在谆谆教导我们,"看大好形势主要看政治,不要光看锅里头、碗里头。"当然,他老人家的"锅里头碗里头"是肯定有保证的,我们却在饥饿中干着超负荷的"强迫劳动"。
 
  有人说"谎言重复一千次,就可以变为真理。"人家却有耐心重复一万次。更重要的是,人家把一切信息全部封锁,你根本不知世界上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例如,连人类首次登上月球这样划时代的大事,因为是"美帝"创造出来的,当时中国的普通民众,也不得而知,更遑论关在劳改营中的政治犯了。先让你变成"聋子"、"瞎子",然后让你时时刻刻只能去听他重复着的美丽的谎言,最后让你进入"催眠状态",把你的大脑变成他的跑马场,任其践踏。于是他便说,你们这些犯人,就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孝子贤孙,你们就是"美蒋"的走狗,后来还加上"苏修",你们就是妄想变天复辟,所以才犯罪。就这样胡搅蛮缠,把你正当的、合法的、正义的行为,加以莫须有的丑化,以便从精神上彻底打垮你。以便让你老老实实接受他的精神枷锁。

  当然,监狱、劳改队里,确实也关押了一些恶人坏人,例如杀人放火、强奸、抢劫以及身为干部甚至共产党员,却贪污、堕落、违法乱纪最后被绳之以法,这些人理应受惩。但他们和我们这些因文字言论而受到政治审判的"良心犯",完全是两码事。所谓"良心犯",这是国际上的通用称呼,即这些人是因受良心和正义感的驱使,表达了和当局不同的主张、立场和态度,例如南非的曼德拉、印尼的苏加诺、南韩的金大中、缅甸的昂山素季……不管地位高低,事件大小,他们从来都不能与杀人、放火的刑事犯混为一谈。但当时政治犯却被视为比刑事犯更"罪大恶极",不仅混在一起关押,而且还要受刑事犯的监督。甚至有的劳改干部,还对刑事犯说"你们是人民内部犯罪,和那些反革命有本质上的不同,要好好监督那些反革命,靠近政府"。于是有个叫李有恒的犯人,他是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为肚子饿,和他父亲争吃一条红薯,一怒之下,一棒子把他父亲打死了,被判无期徒刑。他竟公然在小组学习会上说"我是打死我父亲,是人民内部犯罪,不象你们这些反革命,要反对共产党,就凭这一点,我的本质就比你们好!"天下之无耻、荒唐事,还能有胜于此乎?
 
  四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本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情况恰恰会倒了过来,民族里的许多优秀精英沦为阶下囚,不学无术,无德无能乃至寡廉鲜耻之徒反奉为座上宾。听说在1980年审问江青的时候,她有一句堪称"经典"的供词"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上个世纪,五、六十乃至七十年代,监狱劳改队里的干部大多数都是些不学无术乃至大字不识几个,不可理喻的暴徒。但人家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上司忠实,说白了就是:你叫他"咬谁"他就"咬谁"。这在当年还有个很摩登的名词叫"朴素的阶级感情"。就凭着这"感情",他们对于政治犯,特别凶狠,一点不如他意,轻则耳光、拳头,重则吊打捆绑、手铐脚镣,不准吃饭,无所不用其极。北大才女林昭成为政治犯后,竟被反铐180天,上厕所都不打开,张志新枪决前被割断喉管,李九莲绑付刑场时,用竹签把舌头和下腭钉在一起,死后还进行奸尸挖去乳房。这些丑恶之举若称之为兽行,都抬举了他们,野兽哪有这么坏?而且这些事都是见诸国内报刊,决非"美国之音造谣"。我在劳改营中目睹的,亲自领受的、肉体折磨,可借用个贬义词曰"罄竹难书"。例如把手铐的一个铁圈铐在你左手腕上,另一个铁圈铐在右手膀上,不出几分钟,被铐人双手因血液循环障碍,由红而紫、由紫而青,受刑者撕心裂肺的惨叫,胜过任何恐怖影片。执刑人还给这种铐法取了个很"艺术"的名称"左右开弓"。还有一种"土铐",是用铁锻打而成,刚刚把一双手卡进去,中间穿进一根铁棍,外加一把锁。这种铐,铐上以后,吃饭只能象动物一样把嘴伸进碗里去一口、一口地"含"起来。有个姓何的囚犯,被绳子把双手双脚捆成一团,名曰"四马攒蹄"。这还不算,一个干部还把一碗水泼在绳子上,绳遇水而膨胀,最后,此人双手被捆成残废。酷刑成风五花八门,最后甚至惊动了毛泽东,他在1974年下了个禁止酷刑的批示,在监狱劳改队中公开传达,这其中有句话,我还记得,毛说"这些法西斯方法是谁发明的?"此后只能说稍好一些,1962年我因病不能出工,被一个姓孙的指导员打倒在地,用脚踩,踩了再踢,踢了再踩,直到昏死过去,一次在山上挑粪,一个姓宋的分队长,说我挑少了,"磨洋工",用一根树条,劈头盖脑就给我打来,回去还不准我吃晚饭。有个姓甘的队长外号"甘扁担",他经常手中拿着一根扁担,不是挑东西,而是哪个囚犯不合他意,就扁担"伺侯"。无独有偶,还有个"余一脚",此人经常穿双皮鞋,谁被他看着不顺眼,三句话不对头,就给你一脚。这些家伙难怪毛泽东都说是法西斯。最近电视上大炒特炒美军在伊拉克虐俘、虐囚,比起我们伟大的劳改干部来,美国人那两手只能算"小儿科",不过人家那"小儿科"被他们的"自家人"--美国记者揭露出来(这就是新闻监督的力量,这就是民主制度的优越)以后,美国政府公开向全世界道歉,相关责任人判刑。我们呢……
 
  当然,在劳改队干部中,也有一些人是通情达理比较文明,有一定知识,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人,不仅如凤毛麟角,而且被他们的上司和同事所不认可,称之为"小知识份子","立场不稳"。特别在"文革"中,这些人处境更加困难,往往干了二十年还是个普通干事。而一个叫伍映堂的半文盲连读个报都错别字连天,"挑畔"读作"挑半","迫击炮"念作"追击炮","吹捧"念成"吹棒"。他一边拿着一条蒸红薯吃得津津有味,一边又在给囚犯"训话",以至吐字不清,丑态百出,但由于人家"阶级立场坚定",开口"死右派",闭口"死反革命",对人凶狠,不到三年就"荣升"为中队指导员。
 
  五
 
  近年文艺界有人爆出历史"猛料",说"反右"后不久,毛泽东在一次与文艺界人士会见时称:鲁迅如能活到1957年,他要么不开口,要么进监狱里去继续写(大意如此)。清楚表明专制必须扼杀任何不同的声音。至于监狱里,就比社会上要"更上一层楼"了。不但不许"说"、"写",连"看"也有严格限制。报纸只准看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刊物只有红旗杂志,书只准看毛著。马、恩之作,不禁止但也不提倡,其他的则一概斥为"封、资、修",每隔一、二个月,就要来一次名曰"卫生大检查"。名为"卫生",实则对政治犯是要检查文字,从每个政治犯的身体到衣物翻个遍,哪怕一个小纸条也要细细查看,牢房里更要细细搜查,只差没象电影上"皇军"说的"挖地三尺"了。要是鲁迅在这种环境里,他能"继续写"吗?能有中国版的《绞刑架下的报告》问世吗?
 
  不过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几个知心的难友之间,仍不时传递着小小字条,互相鼓励,这在当时,那是百分之百的"反革命活动",可以招杀身之祸的。当然长篇大论的东西无法写,都是小诗短词。先后和我有这种文字交往的有作家晓风、教师颜思尧、李仲言等人,大家都明白现实的残酷,但也从不放弃对未来的憧憬。"黑夜漫长亦有边,春风不日到江南,冰山颓作千重浪,江海翻波谈笑间"、"隔墙欲问荣枯事,笑指楼台夜半钟"、"我有壮怀当许国,愿君妙手可回天"这些文字都是看后即付之一炬,但却永远刻在了心里。最危险的一次是在"文革"中,其时"红卫兵"喊叫着"语录",满街打砸抢烧,接着"武斗"之火更势若燎原,面对这罪恶燃烧的岁月,"左家庄"的英雄好汉们,硬要将无耻进行到底,我的一位难友写成一首《满江红》词,开头是"独倚危栏,风吹雨,心潮若决,凝目处,愁云万里,烽烟辽阔"正当我读到"遍地腥云飞血雨,一街狼犬诵马列"时,也许是我太入神,竟没注意到一个劳改干部走到我面前!"严家伟你看啥?"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就凭这首词我和那位朋友都可被送上"绞刑架"。好在这位张干部是个"大老粗",我断定他不可能懂什么诗词。于是我也不知从哪儿来的这么大的勇气,干脆把纸送到他面前说"我正在学毛主席伟大的诗词满江红",并特别把"满江红"三个字指给他看。这三个字他大约也认得,也许是"满江红"三字充满革命的色彩,而且又是毛的诗词,谁敢说三道四?于是他便说"好嘛!要好好学习主席的伟大教导改造你们的反动立场"。说罢扬长而去。我怕他再回来,连忙将纸丢入口中吞下了肚。若干年后我与这位难友重逢,怎么也回忆不起这首词的全文了,也不愿去编几句来凑。就象维纳斯的断臂也是一种美一样,我们就留下这带着遗憾的残缺美吧!
 
  但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有这么侥幸。特别是在那大力提倡告密、检举,在出卖人,已变成一种"美德"的氛围里,有的刑事犯杀人放水,品质本就恶劣,有的人本来并不坏,却在这个"大气候"里学会了"靠近政府",以求立功减刑,也是在"文革"中,我和滕友泉、郑清三人一起在煤井巷道里推车,下一轮煤车未到,我们就在巷道边坐下等。日复一日,免不了闲谈几句。那天也许是合该出事,滕友泉是个农村善良的青年学生,因家庭是地主,又有些不满言论,便成了"反革命"犯。郑清原是部队退伍,回乡作社队干部,胡作非为,强奸妇女被判刑。那天大家讲到自己过去的事。郑清便大肆吹他在农村搞了好多个女人,还有十几岁的处女,说他"判刑都值了。"滕友泉这时突然冒出一句"我才不值,爷爷、父亲是地主,枪毙了,我又是反革命,真是三代血泪仇了"。我一听,知道要出事,又不敢制止。便说"我去解个小便"。煤井巷道里是可以随便找个地方小便的,等我"小便"回来,煤车就来了,这事我以为就敷衍过去了。谁知十多天后,中队办公室叫我去,一进屋只见"周中队"、"王指导"还有前面提到的"张干事",分别坐在三把椅子上。看见这"三堂会审"的架势,我知道出事了。他们先是和颜悦色地说"我们认为你近来还是有进步,学习主席诗词,这好嘛!你还年轻,要好好靠近政府,将来才有光明前途……"我知道这些都是鬼话,一边唯唯诺诺,一边打主意如何对付他们。后来终于"言归正传",问我"你近来听见什么反动言论没有?"我知道是那回事了,却故作苦苦思索,"哎呀,都是些说劳动太累,伙食不好……"不等我说完,"大老粗"老张就吼道"哪个问你这些球不能疼的事?我提醒你,你们三个人在井下推煤车歇气时说些啥?"真是"图穷匕见"。我也明白了,这肯定是郑清告的密,满腔怒火,却不敢发作。于是便想来个"围魏求赵"。我说"张干事提醒我,我想起来了,郑清近来极不认罪,经常吹嘘他的犯罪行为",于是便说他如何吹嘘,玩弄了好多个女人,还有处女等等,我想让他们知道,郑清就是这么个坏种,他的话能信吗?可人家才不这样认为。老谋深算的王指导,冷笑着对我说"你检举的这个问题,我们要追究,这也是你靠近政府的表现嘛!但我要告诉你,还有人说极端反动,反动透顶的话,你是听见了的,这就看你靠不靠近政府了。"我说我没听见,我解小便去了,就这样在逼供和抵赖中僵持了两个多小时,这时,那位"大老粗"张某发怒了,连骂带吼地说"你这个家伙不老实,你当真没听见?你赌个死人咒给我听。"我抓住他这个低级失误说"我不但敢拿我自己赌死人咒,还敢拿全家人来赌咒,不过共产党好像是不信赌咒的吧。"弄得他满脸通红。当时,"我"就是"全家",全家就剩我一个人了。家中其他亲人都在"三年自然灾害"时,"非正常死亡了",我还怕赌什么"咒"啊!就这样"拉锯式"地搞了将近半个下午,最后"周中队"想了个"收场"的办法,他说"你没听见他二人在说什么,至少看见他们二人在一起说话",于是叫我写个所谓"旁证材料",写明时间、地点看见他二人在一起说过话,至于内容,我推说解小便去了,没听清楚。
 
  没隔多久,滕友泉便被送入单人牢房单独囚禁,一年多以后,滕友泉竟被判处死刑,其中一条"主罪"便是"在改造期中公然叫嚣要报我家三代血泪仇,实属不堪改造的反革命份子。"郑清因此记一大功,我则记一大过。
 
  滕友泉被杀之前,我被调到监狱医院"劳动"。因为当时监狱里有个干部叫柳文生,此人有一定文化修养,心地善良,特别喜爱学习,也尊重知识,所以不时和我谈些文学之类的问题,在那个年代真是太少见了。因为他和医院负责人私人关系较好,就给我和作家晓风说了个"情",把我们二人调去医院学当"护士"(而那时监狱医院也确实缺少有文化的人),使我摆脱了矿井下非人的苦役。也使我捡回了一条命,否则很可能就死在不堪重负的苦役中了。劳改场所象柳文生这样的人,在那个年代太少、太少。这不知是囚徒的悲哀,还是当局的悲哀?

  死囚的遗物一般交医院洗后封存,如有家属来领就给他。滕友泉的几件衣服和一条被单交给我清洗的,我仿佛还能触摸得到难友的体温,依稀看得见上面的血痕,一条鲜活的生命,就因为那么一句话便消失了,我悲愤,更有几分自惭、自责,甚至在心里骂自己不该去写那个什么"旁证材料",你虽写的是没听清楚谈些什么,但至少证明滕、郑二人谈过话,加强了郑清"孤证"的力量,滕友泉的死,自己也有帮凶的责任。尤其使我钦佩的是,我和滕友泉平日私下二人间,还说过不少在当时也是不得了的"反动话",他至死不吐一字,真是个坚贞不屈的人啊!
 
  "人们,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啊!"这是伏契克的一句名言,读中学时,就读了他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我当时对这句话似懂非懂,这件事终于使我品出了话中的份量。
 
  六
 
  法律给别人定了刑,人家服满了刑期,这件事就完了。这还是指一般刑事犯,真正有罪的人而言,至于政治犯,他出狱后,竞选议员、总统都大有人在。比如曼德拉、金大中,还有现在被中共迎为座上宾的台湾的李敖不都是如此吗?
 
  1972年在"文革"喧闹声中,我终于把"牢底坐穿",但事情却远没有完。"法"外施"威"又来个戴上"反革命帽子",强迫"留队改造",称为"就业人员"。实际上除了能拿少得可怜的几个工资外,一切几乎与犯人差不多,他们内部甚至叫"就业员"为"劳改释放犯",把囚犯与"就业员"合称"两类人员",甚至进出劳改场所大门,就业员必须立正、脱帽,放下手中东西,向站岗的武警兵喊"报告公安员,就业员XXX请求出去"或者"进来",那兵叫你走,你才敢走。遇到个别的兵,偏要捉弄人,他看见门口站了一大堆人时,他就要摆"威风",叫你一次、二次重新报告,等大家象看"稀奇动物"一样"欣赏"你,他在上面洋洋得意地笑了。更有恶劣的是,遇到毒日当头,或下大雨时,你站在那里既不敢戴斗笠,更不敢打伞,把你晒个够或淋个够,他才放你走。甚至"就业员"要想找对象结婚,也要受到种种刁难,我妻子和我结婚前,干部把我妻子和丈母娘叫去说"你们知不知道严家伟是反革命,现在还戴有帽子,也就是四类份子、管制份子,你要是和他结婚,你家里人今后想要参军都不得行,你们一辈子都伸不到皮。"这一切对于已进入法治文明社会的人听起来,真无异天方夜谭上的故事。如果说那些人可耻、卑鄙、不算刻薄吧!
 
  就这样在被侮辱、被折磨中,象牛马牲口一样地活了下去。"沉沉百忧中,一日如一生"终于来到了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我正在一个所谓"老干部"的家里给他作静脉注射,刚把药注完,他叫我给他打开桌子上的半导体收音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还不知电视为何物,就这个"半导体收音机",比今天的什么电脑、数码、高档手机都更能炫耀自己的身份。我小心翼翼地打开旋钮,谁知传来的是一片哀乐声,他瞪我一眼,"你收的什么台?"我说"我根本没动调频",我当时真害怕要是收音机里冒出一句:"这里是美国之音"或BBC之类,那我就"死定了"。好在不是,而是我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紧接着它就告诉我们一条最最重要的消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与我们永别了!
 
  这位"老干部"真不愧是老干部,我还没反应过来,这位干部的政治敏感性,就充分地发挥了出来,他一边顿足捶胸、一边嚎啕大哭,边哭边叫"我的妈呀!这怎么得了啊!天呀,我也不活了呀!"我正在莫明其妙地望着他,看那只有哭声没有眼泪的表演时,谁知他老婆走了进来,问我"怎么回事,你把针打错了呀?"真是天大冤枉,有口难辩。可当时谁敢说"毛泽东死了"这句话,那还了得?!我只好沉默。我这一"沉默",更引起他老婆的怀疑,以为我当真利用打针,整得他老公又哭、又叫,便一把抓住我"死右派"、"死反革命"的骂了起来,我进退无路,急中生智,也来了个"即兴表演",于是我也如丧考妣般地放声大哭(不过因为尚未达到明星的演技水平,所以只是干吼并无眼泪),我边"哭"边喊"哎呀,不得了啦,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离开我们走了呀,这怎么得了啊?"谁知我自作聪明,反而越弄越糟,激起了他老婆的"革命义愤",顺手就给我一巴掌,破口大骂道"放你的狗屁,你这个死右派,还胆敢攻击我们的红太阳",骂着,又准备对我进一步采取"革命行动"时,我的"大救星"终于出现了,这时上面来人通知"老干部"快去开会,并说"伟大领袖逝世了"……
 
  我提着诊疗箱从他家里走出来,听着那阵阵传来的安魂曲,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一个时代结束了,中华民族历史上这最黑暗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
 
  这时屈指算来,我成为政治犯已二十年,人生有几个二十年啊!我当然是最大的冤枉与不幸。但与我相同遭遇的人,有被杀害的,饿死、病死的更不计其数。有的虽生命尚存,却已半傻半痴,甚至精神失常,相比之下我又是幸运的一个。更幸运的是,我的头脑还清清醒醒,没有人把我的思想"改造"得了一点,没有人能动摇得了我对民主、自由、人权的信念。这就是陈寅格先生所说的,保持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更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判断也是正确的,我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看到了柏林墙的倒塌,看到了苏联大帝国的瓦解、看见东欧走向民主、看见昂纳克、齐奥塞斯库这些暴君终于被绳之以法,真是:"眼看他盖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我们今天的社会,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虽然还有严重的腐败、社会不公与歧视,离民主宪政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我们毕竟能公开谈论民主,毕竟不再称人权是"资产阶级的货色"而写入了宪法,在国内毕竟还能有如焦国标、刘小波、余杰、戴晴这样不同的声音。但这些进步,决非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哪个"大救星"恩赐的,而是人民的觉醒所推动才取得的,也包括我们那一代人所作出的牺牲。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的公正的结论。它比任何"平反"、"改正"更重要、更光荣,更足以自豪。更可以让我理直气壮地大声说"我当年无悔、青春无悔"。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仍然作同样的选择!这大概也就是孔老夫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
 
  因此我愿将这首小诗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生逢劫难避危机,空度英年亦觉惜。
  白发无情书老态,青梅有趣忆儿时。
  浮生烟雨五更梦,乱世沧桑百首诗。
  目击妖氛渐入土,终能闻道莫嗟迟。

  严家伟,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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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沈志华: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的苏联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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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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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的苏联背景
Aug 20th 2013, 12:28, by 明鏡雜誌


  关于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研究,是一个热门题目。对此,中国学术界和中共党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中共八大提出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而把此后二十余年内中国激进和极端的发展道路及其后果,归结为对八大路线的背离,同时又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与八大连接起来。这种理解,大致说来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作为历史研究者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八大开过不到一年,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拥护的八大路线就被抛弃了呢?历史存在惯性,那么在八大路线中,有哪些地方保留了"革命传统",而恰恰在这些地方为后来中共的激进和极端政策埋下了伏笔?这个问题正在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选择其中一个虽然不大却很重要的方面--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以及当时风靡社会主义阵营的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进行考察,希望为寻找答案做些努力。

  毛泽东本人提出和赞同的建议

  中共八大期间有一件事十分引人注目,就是在所有大会文件和发言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是从中共七大正式宣布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写着:"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然而,在中共八大党章中却删去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只提"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此外,在刘少奇的政治报告、邓小平的修改党章报告和八大决议中,都没有出现"毛泽东思想"一词,甚至所有的大会代表在发言时也不约而同地都不提"毛泽东思想"。

  这个问题自然引起了各方人士的注意,很多人在学习中共八大文件时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新党章为什么未提"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没有讲中国的个人崇拜问题?现在党章不提"毛泽东思想",是否是反对个人崇拜?国外研究者也因此对毛泽东的地位做出了种种猜测。他们认为,新党章根本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而是强调集体领导,这"进一步证实毛大权旁落"。"对毛泽东威信的真正打击是从新党章中删节了两处涉及'毛泽东思想'的部分"。他们还猜测,"刘少奇可能的确试图减少毛泽东的作用",甚至断定"把涉及毛泽东思想的部分从新党章中删去的提议,最初来自彭德怀"。中国史学界的研究已经否定了这些判断和推测。一般的看法是:中共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而且这个决定是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提议做出的。自1948年11月以后,毛泽东多次将送他审阅的文件中有"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删去,或改为别的说法。从目前披露的大量文献和史料看,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其过程也是清楚的。

  自中共七大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后,在中共党内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最早讲到这个问题的,恰恰是毛泽东本人。1948年11月,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打电报向毛泽东请示,要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并提出在教员和学员中,"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毛泽东给吴回电说:"那样说法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

  1949年1月,毛泽东在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指出:将草案中的"毛泽东思想",一律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改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强调不要把他与马、恩、列、斯并列,说如果平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套,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这样不好,我们请他们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

  1952年9月25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送审的国庆社论提纲草稿作了两处修改:将"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将"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一句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同时批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在1953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凡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语的地方一律被删去,其中有些就是毛泽东亲笔删改的。1953年4月10日,毛泽东在董必武的一封信上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些字删去。"5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报送的内务条令等文件上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8月14日,毛泽东又将中共中央给中国驻越南顾问团的电报稿中"毛泽东思想"字样删去。

  这样,由于毛泽东本人一再反对,中共中央终于做出了正式决定并通知全党。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起草了一个《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说:"党章已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通知》还特别说明,"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毛泽东在审阅这个通知稿时加了一句:"在写文章做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这个《通知》的精神并没有限定在党内传达,12月19日毛泽东在一次座谈会上向与会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打招呼说:"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

  上述情况足以说明,那时不提"毛泽东思想"的确是毛泽东本人提出的,而且中共中央书记处也有明确指示,并在中共八大前已广泛告知党内外(只是没有传达到基层)。所以,在研究中共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时,追究起草文件时是否专门做过决定,是否有人建议或者是谁"最初提议"的,都已经没有意义了。莫说目前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的史料,即使存在这样的决定和建议,相信其内容也不外如此。既然党内高层早已达成共识,中央也发过通知,那么这一切都是没有必要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想法,并且一再强调不能提"毛泽东思想"?这是否如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毛泽东和中共早在赫鲁晓夫提出反对个人崇拜之前就有了这种主张和想法?

  来自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压力

  胡乔木后来解释说:"这与苏联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不感兴趣有关。""在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党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成了一个禁区。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发表时都给删掉。既然苏共是如此态度,而中国革命又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从大局出发还必须搞好与苏共的团结,出于这样的考虑,不仅'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提法删去,并且在1956年八大不提了。"这就是说,毛泽东主张不提"毛泽东思想"是被迫的,他所顾忌的只是斯大林和苏共的态度及其对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的影响。

  胡乔木的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1948年下半年,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苏南冲突,共产党情报局10月会议决定将南斯拉夫共产党逐出教门。斯大林决心与铁托分裂的根本原因,就是不能容忍南共的自作主张和在巴尔干独立门户的"民族主义倾向"。与此同时,针对东欧各党"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和主张,斯大林在共产党情报局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围剿"狭隘民族主义"的斗争。毛泽东对此极为关注。当时,国共之间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已经开始,中共绝对需要苏联的全力支持和帮助。据苏共中央联络部观察,从1947年9月召开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大会后,中共就明显地表现出对苏联的好感,并广泛地利用会议材料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派的斗争。所以,共产党情报局1948年对南共和民族主义的批判,立即得到了中共的积极响应。中共中央专门做出了关于南共的决议,指出:铁托集团由于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基本观点,因而陷入了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泥坑。11月1日,刘少奇撰写《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一切民族,要从帝国主义压迫下争求解放和保卫民族独立,取得苏联及世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援助,乃是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提出对宣传"毛泽东思想"降温的,其目的和考虑不言而喻。

  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的压力本来可以也应该解除,但他为什么仍然坚持不同意使用"毛泽东思想"一词?其原因还在于苏联--苏共此时开始的反对个人崇拜的举动及其在中国党内的影响。斯大林死后不久,苏联报刊就开始从理论上谈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并提到个人崇拜问题。在1953年5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根据贝利亚的倡议,通过了关于在节日期间禁止游行队伍抬举领导人画像的决议,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并由此谈到了个人崇拜的危害性。接着发生了"贝利亚事件",苏共中央为此做出的7月决议特别指出了"另一种不正常现象",即在"近几年来的宣传工作"中,"走上了一条宣扬个人崇拜的邪路,从而贬低了党的领导核心和整个党的作用"。苏共中央还特意安排了三次会议,分别向中共、东欧各党及意共和法共介绍情况,而在这里,斯大林遭到了点名批评。据参加会议的意共代表带回的材料,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等人出席了通报会。莫洛托夫在宣读全会文件后进行的长篇解释性讲话中,列举了斯大林的一系列错误。通过许多具体事例,莫洛托夫描绘出一个头脑简单、性情粗暴、处事偏执、权欲熏心、甚至有些疯癫的最高统治者的形象。莫洛托夫最后告诫说,为了避免重犯"个人崇拜"的错误,"应该坚持集体领导"。

  此后,类似的消息不断传到国内。1953年12月25日中国驻苏使馆向中宣部报送了两个材料,介绍了苏联报刊和宣传中批判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情况,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1954年第3、4期刊载了这些材料。1954年3月27日,大使张闻天又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报送了一份题为《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的材料。4月28日毛泽东批示刘少奇:这些都是"重要文件",作为内部文件印发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在京有关人员。鉴于苏共当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和影响,其反对个人崇拜的做法在中共中央引起的反响是可以想见的。这年12月中宣部发出的那个关于如何解释"毛泽东思想"的通知,不能说与这些背景没有直接关系。

  苏共二十大以后,特别是在1956年7月《人民日报》公布了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以后,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更加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新华社编辑的《内部参考》,大量登载了中国社会各界的种种议论。人们不仅为赫鲁晓夫揭露出来的斯大林的错误感到震惊和不解,而且已经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中国党内有没有个人崇拜?天津市干部提出,"今后歌颂领袖时应恰如其分,如有些歌曲中有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等词句,应考虑改变一下"。广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说,"苏共能够这样暴露缺点,才是发挥民主精神"。"我们过去有时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是不够恰当的,带有封建色彩,也是个人崇拜,忘记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力量!"长春市干部中也有些人认为,中共也有个人崇拜的现象,如开会时只给毛主席致敬电,不给党中央致敬电,电影里只提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提党的军事思想,农业发展纲要中只说毛主席的指示,不提中央的指示等。更有的人提议:"我们国家对党的领袖也应注意","不应强调喊毛主席万岁"。一时间,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在减少对自己领导人的宣传,以避个人崇拜之嫌。东欧各党紧跟苏联自不待言,连法共和意共都赞成批判个人崇拜的现象。越南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则在7月10日发表社论,欢迎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甚至朝鲜也逐渐减少了个人崇拜式的宣传,最先改变的是取消了"金日成万岁"这个口号。在这样的氛围下,毛泽东本人和中共高层领导人自然都不便再重新提出"毛泽东思想"。由此可见,在中共八大和有关文件中不提"毛泽东思想",乃为客观形势所迫,而非主观愿望。

  中共对反"个人崇拜"的态度

  如此看来,中共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丝毫不能说明毛泽东本人和中共党内对"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和表述有任何怀疑,所谓毛泽东地位下降的推测更是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从毛泽东历次谈到这个问题时的说法也可以看出,他所强调的只是不宜在公开场合使用"毛泽东思想"这种提法,而并非认为这种提法本身有何不妥。中共在建国后,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战争直到"三大改造"提前完成,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这使毛泽东在党内外的威望和影响空前提升。人们更加折服于他的雄才大略,没有人会怀疑其领导的正确,更不用说会有谁对毛的地位提出挑战。

  从中共八大对"个人崇拜"问题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出,这个关乎共产党发展大计的重要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苏共二十大以后,反对个人崇拜已经成为各国共产党通行的口号,中共当然不会公开提出异议。然而,中共八大对这个问题的处理相当微妙。与半年前苏共二十大的情况不同,反对个人崇拜并没有成为中共八大的主要话题,众多大会发言对此都没有涉及,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报告也只是从肯定苏共二十大的角度提到了个人崇拜问题。尽管在制度层面做出了一些加强集体领导的规定,但中共并不认为在中国存在着个人崇拜现象。邓小平在报告中谈到这个问题时是这样说的:

  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一点,现在已经写在我们的党章草案的总纲里去了。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前夕,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对于制止歌功颂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地执行。

  邓小平报告的基本口径是:反对个人崇拜是正确的,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但中共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正是毛泽东自己反对对个人的歌功颂德;领袖是需要热爱的,这不是个人崇拜。这样,既接过了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又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并间接地回答了人们对中国是否也存在个人崇拜现象的质疑。

  当然,中共八大关于中共党内不存在个人崇拜现象的解释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事实上,个人崇拜现象从延安整风时就已经开始了。延安整风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授予了毛泽东独断专行的权力,神化了毛泽东的作用。在中共七大会上,不只是刘少奇,包括张闻天、任弼时、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在内,对毛泽东都是一片颂扬、崇拜的言词。延安整风后,"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迅速传遍延安,《东方红》也是这时传播开来的。不过,关键的问题还是毛泽东本人的态度。从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后的一系列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于苏共批判个人崇拜的心情是双重的--既高兴又担心。毛泽东高兴的是,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解除了套在中共头上的"紧箍",正如他后来对苏联大使尤金讲的:"应当承认,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像是为我们党揭去了一个经常压抑我们和妨碍我们正确理解许多问题的盖子。是谁为我们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使我们大家更容易正确地理解个人崇拜的问题?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毛泽东担心的是,在一般意义上反对和取消个人崇拜的做法将导致中共党内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出现"蛇无头不行"的混乱局面,所以他才认为赫鲁晓夫"捅了篓子"。毛泽东并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突然冒出的一句话,绝非偶然:"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后来又说,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没有指出本质的问题","只说反对个人崇拜,不能解决问题",应该反对的是主张沙文主义、个人专制和个人独裁的个人崇拜。中共八大对个人崇拜问题的提法,正是反映了毛泽东的这种复杂心态。

  看来,毛泽东反对的是对斯大林的崇拜,而不是对中共领袖的崇拜,欢迎的是苏联党批判个人崇拜,而不是中国党也批判个人崇拜。说到底,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还是需要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的。正是在这样的认识论的基础上,中共八大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和加强集体领导的制度规定便大大打了折扣。

  苏共二十大以后,各国共产党,特别是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斯大林的错误为什么会发生和发展?潜在的问题更在于,各国党会不会重犯斯大林的错误?事实上,自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开始,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就力图对此做出回答。中共八大还试图从制度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了实行集体领导,发展党内民主,中共八大除提倡重大问题和选举都必须经过会议或集体讨论,充分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外,还在制度上进行了改革,主要是实行党的全国和省、县代表大会的常任制。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省一级的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县一级的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二年。这三级代表大会一律每年开会一次。相应地取消原有的党的各级代表会议制度,目的是保证党的各级代表大会能够定期召集并充分发挥作用。邓小平承认,从中共七大以后,11年不开党代表大会,无论如何是不正常的,不符合党章规定的。"这是我们党的民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缺点"。虽然这些年份里召集了大量的干部会议,在很大的程度上起到了党的代表会议以至代表大会的作用,但是,"无论如何,召集这些会议在法律上究竟不能代替召集代表大会,不能弥补不经常召集代表大会的缺憾"。常任制的改革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缺憾"。邓小平对这项改革寄予很高期望,认为这是"一项根本的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

  然而,毛泽东经常讲,民主从来都是相对的,而且只是一种手段。因此,中共八大所说的民主,指的是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在这里,民主与集中始终是一对矛盾,长期来看,其内在逻辑总是趋向于集中制。只有当"过分的"集中制严重地损害了党组织的活力时,党内民主问题才会被提出来,而发展党内民主最终还是为了更好的集中。邓小平说:"一切发展党内民主的措施都不是为了削弱党的必需的集中,而是为了给它以强大的生气勃勃的基础。"刘少奇说得更明白:扩大党内民主生活决不是减弱而恰恰是加强了"党的集中制"。这就难怪中共八大结束以后,除1958年召开过一次八大二次会议外,常任制就再没有真正实行过,而中共九大直到13年后才召开,其拖延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八大。

  中共八大确有许多非凡之举,就改造共产党自身而言,在许多方面的主张和动议,甚至超过了苏共二十大,比如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分析、对经济发展方针的调整、对经济体制改进的设想、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等等。所以,这次会议能够鼓舞人心,激发全党的热情和干劲,使国人看到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希望和美好前景。但是,由于历史的惯性和局限,中共领导人没有、也很难认识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究竟如何走,没有、也很难对师承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这一代革命家,都是经过千锤百炼、大浪淘沙的中国社会精英,他们并非没有改造中国的雄心和能力,关键的问题是他们的思想观念还停留在革命年代,没有随着时代的前进而转变。他们遇到了新问题,但最终只能用老办法去解决。1956年对于苏联、中国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都是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十字路口。中共八大确实抓住了历史主题,却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这个历史主题,因此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就很可能会走到自己所熟悉的老路上去。不幸的是,中共八大刚刚开过一个月,暴风雨就来了--在东欧爆发了令人震惊的"波匈事件",紧接着是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反右派"运动。就本文提出的问题而言,结论也是很清楚的:中共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并非出于抵制和反对个人崇拜的主旨。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最明确地表达出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赫鲁晓夫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这个压力,要学打倒个人崇拜,这是个别人,大多数人不赞成。这也是独创精神。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是崇拜真理,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人对于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对不正确的部分也赞成,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惟其如此,才使个人崇拜现象在中国逐步升温,直至"文化大革命"造就了堪称世界之最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沈志华,《炎黄春秋》  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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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薄瓜瓜吁请中国当局为薄熙来提供自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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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瓜瓜吁请中国当局为薄熙来提供自辩机会
Aug 20th 2013, 10:49, by JAS

薄熙来夫妇和儿子薄瓜瓜

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对薄熙来能否得到公正审判表示怀疑。薄熙来一案定于本星期开审。

薄瓜瓜星期二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声明,呼吁当局为薄熙来提供在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为自己辩护的机会。

薄瓜瓜说,自他最后一次被允许与父母接触以来,已经过去了18个月。薄瓜瓜的母亲谷开来被判定因财务纠纷杀害一名英国商人的罪名成立。

现年25岁的薄瓜瓜目前在美国上学。他说,他只能猜想自己父母被秘密拘押的情况以及他们在孤独中忍受的苦楚。

薄瓜瓜还表示,如果对薄熙来案的审判结果取决于自己父母与当局就他的安全达成的协议,那么这种审判就不具有任何道义价值。几家媒体在报道中暗示,如果薄熙来夫妇与当局达成有关保护薄瓜瓜的协议,谷开来就可能在法庭上提供不利于薄熙来的证词。

分析人士说,几乎可以肯定薄熙来将被判有罪。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薄熙来将被判长期监禁,但不大可能被判处死刑。

美國之音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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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曝光"棱镜门"美国记者的生活伴侣遭警方扣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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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棱镜门"美国记者的生活伴侣遭警方扣留
Aug 20th 2013, 10:44, by JAS

上周日,美国记者格林沃尔德的巴西籍生活伴侣大卫·米兰达在伦敦希斯罗机场被英国警方扣留审问了9个小时。格林沃尔德是率先揭露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棱镜门"丑闻的记者。 

据法新社报道,英国警方表示依照反恐法对米兰达(David Miranda)进行了调查问讯。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称,英国警方始终围绕有关揭秘美国国家安全局"棱镜门"事件的报道询问米兰达。

今年6月,格林沃尔德依据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斯诺登提供的信息,首次在英国《卫报》上发表揭露美国国家安全局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监控活动的报道。

格林沃尔德的生活伴侣米兰达上周日从柏林返回巴西里约热内卢,在英国希斯罗机场转机的时候被英国警察扣留。米兰达没有被逮捕,英国警察结束对他的讯问后允许其离开。

事情发生后格林沃尔德在《卫报》网络版上写道,警察一直向米兰达提出有关揭秘报道的问题,没有向其提出任何有关可能和恐怖组织有关联的问题。"由此看来,警方滥用了反恐法。这显然是在向所有报道情报部门行动的记者发出一个具有威慑力的信号"。

 
格林沃尔德和米兰达
 
美国白宫发言人乔希·厄尼斯特(Josh Earnest)表示,英国警方提前照会了美国政府,但是美国方面绝对没有要求英国警方扣留米兰达。他强调,在机场扣留米兰达的决定由英国政府单方面做出,美国既没有参与这一决定,也没有参与对米兰达的讯问。

巴西政府对米兰达在伦敦机场遭扣留一事表示强烈愤慨以及对这一事件的"严重关切"。巴西外交部表示,米兰达被扣留的时间里警方不允许他和外界有任何联系,如此对待一名巴西公民的方式是"不可原谅"的。巴西外交部还表示,除了英国之外,美国方面也应该对此事做出解释。

格林沃尔德声称,周日早晨他接到伦敦机场保安部门打开的电话,对方没有通报自己的姓名,而只是给出自己的身份编号。"对方对我说,他们有权扣留他最长至9个小时。他还说,大卫没有权利见律师。他们也不允许我和大卫说话。"

英国《卫报》报道称,警方在问询米兰达的时候,没收了他的笔记本电脑、手机和存储卡等物品。该报表示要求英国警方对这一事件做出解释。英国议会内务事务委员会主席瓦茨(Keith Vaz)也表示,将要求警方解释这一事件经过。

 
英国《卫报》受到官方施加的无数压力
 
另据路透社报道,英国《卫报》表示由于报道斯诺登揭秘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大规模监控行动,英国政府对其施加巨大压力。

《卫报》主编拉斯布里奇(Alan Rusbridger)在《卫报》网页上发表文章称,几周前英国情报部门的工作人员要求《卫报》销毁或者交出斯诺登提供的揭秘材料。如果不这样做,政府就 会对这家报纸采取司法行动。拉斯布里奇称,对方表示,"你们乐够了,现在我们想把证据要回来。"《卫报》在伦敦编辑部的一些电脑被破坏。

拉斯布里奇还表示,他在同英国政府官员的一次会面中表示,如果他遵从了政府的要求,就无法再履行记者的职责。一位政府官员回应说:"报纸已经实现了对监控这一事件引发社会讨论的目标,现在没有理由再公开更多的信息了。"

综合报道:洪沙

责编:石涛

德国之声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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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美国摩根大通遭在华贿赂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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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摩根大通遭在华贿赂调查
Aug 20th 2013, 10:17, by J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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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纽约时报》星期天报道美国四大银行之一的摩根大通银行在中国雇用高官子女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调查摩根大通从中是否有违法行为。

摩根大通银行是美国证券市场的上市银行, 有问题自然遭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正在美国访问研究的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表示,海外金融机构聘用中国高官子女,即所谓的官二代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吗"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

"凡是了解中国的人都知道, 要想在中国进行比较大的项目和投资, 不跟官方有些内部和私下的关系恐怕难以有效进行。 有些外国投资银行在招聘员工时虽然没有公开宣讲要优先招聘官二代, 但私下与熟人却说乐意接受官二代。 官二代被雇佣不再于他们的资质、能力或学历,而在于他们的背景; 通过他们,外国投行在中国运作时可以得到政府的幕后支持。 从资本获利角度看,虽然外国投资银行在华这样做也是比较理性的行为, 但这种做法是在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

法新社星期一的一则报道说,国外金融机构雇佣中国高官子女的做法在中国很普遍,是一公开的秘密。摩根大通曾雇佣了中国银监会前副主席、现任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之子唐晓宁和铁道部运输局前局长张曙光之女张西西。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唐晓宁2010年入职摩根大通,随后在光大集团上市财务顾问和光大国际出售资产的对象中都有摩根大通的身影;张西西被雇佣后,摩根大通帮助与原铁路部有紧密业务关系的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规模超过50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

针对摩根大通银行在中国雇用高官子女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一事,北京律师、"后改革思想网"主编陈永苗表示:

"太子党在中国作为一个买办集团,实际上在掠夺国民财富时靠的基本都是金融手段,因为他们有政治权力背景。 金融手段可以为他们赚以数十亿, 甚至上百亿的巨额利润,而工厂等实业实体经济却只能为他们赚得千万计的财富。"。

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摩根大通雇用中国高官子女存在违法行为。中国有学者星期天对外表示,国际投资银行在中国更青睐高官子女是金融行业的明规则,不是潜规则,其中有行业和文化的背景;人们担心的是暗箱操作中的"权钱结合"。

夏教授表示,外国金融机构和许多跨国公司为了拓展中国市场而雇佣高官子女的现象短时间内不仅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而且可能恶化

"中国一些大的行业其实都是由背后的利益集团掌控, 像中国的电力行业和电讯行业。 换句话说, 能产生巨额利润的现代行业都是由利益集团背后垄断。 从1993年到2003年的十年间, 虽然中国将自己的市场经济贴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标签, 但毕竟是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然而,最近10年间有着明显的倒退。 这一倒退主要表现为民营企业在挤压中生存, 甚至难以生存, 而利益集团和垄断的国有企业却侵蚀了国民经济中绝大部分可获利的方面"。

中国高官子女受雇外国金融机构不在少数。例如,星期一有报道说,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曾在美国高盛公司任职,2010年进入香港博裕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的女婿冯绍东曾任职美国美林证券中国投资银行业务主管。由此,有网民将美国当局对投资银行摩根大通展开的调查称之为美国帮助中国反腐。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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