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4日星期二

明鏡歷史網: 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遗恨终老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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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遗恨终老异乡
Sep 24th 2013, 15:05, by 明鏡雜誌


前马共总书记陈平的遗体23号上午在泰国曼谷大金佛寺举行公祭并火化。陈平生前曾经自我评价是"东南亚地区仅存的最后一个老革命领袖。"但他始终被马来西亚当局视为恐怖分子首脑给予排斥而不准入境。为此,陈平的骨灰迄今不能如他生前所愿---下葬在故乡马来西亚霹雳州的祖坟里。

泰国英文版的《曼谷邮报》一周前刊登了陈平遗体治丧的消息,之后不断有人前往吊唁。据知情人透露:陈平的一对子女以及他生前的同僚、包括泰国军方代表和马来西亚反对派的多名议员先后参加了超度亡灵的诵经仪式。除了多一些关注消息的媒体记者之外,陈平治丧仪式的规模跟普通人没有差别。

陈平于2013年9月16号清晨在曼谷康民医院因癌病不治,终年89岁。而这一天刚好是马来西亚日。其亲戚透露,下月21号即是陈平90岁的生日。不过在之前的1-2年期间,陈平饱受高血压等多种老年疾病的折磨,长期瘫痪不能自由行动。

作为马来亚共产党最后一任总书记,陈平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陈平出生于1924年10月21号,1939年加入马共。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陈平参加游击队跟英国军队联合对抗日本侵略,曾被英国先后授予英帝国官佐勋章,两枚勋章后来被英国政府收回。原因是二战结束后,陈平又率领马共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成为东南亚国家反殖民运动中知名的人物之一。英政府为阻止马共制造一桩又一桩的谋杀事件,于1948年6月20号颁布了"特别紧急命令",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着力清剿所有成员。当时仅有24岁的陈平,刚刚于1947年3月就任马共总书记,他率领武装力量转入丛林跟英军作战,并于1949年组织起马来亚人民解放军。据称:这支丛林武装部队大约有1,3000名男子,多数是唯恐被马来人奴役支配的华人,当然,马共也拥有一支马来人的第十支队。在长期的紧急状态中,血腥的战斗和暗杀不断在马来半岛上演,马共坚持走"武装抗争"的政策路线,在马来西亚国内逐渐被当局妖魔化,以杀戮为主的行动方式也被视为恐怖暴力,日渐乏人支持,1955年在跟当局和谈失败后,陈平率领的马共武装力量辗转在环境复杂的泰马边境,凭借协助泰国平定南疆领土,得以在泰国南部扎根近20年。直到1989年,在泰国军方的协调下,马共跟马来西亚政府在泰南合艾府签订了三方停火协议。马共自此解除了武装,如今陈平病逝,为马共画下了一个句号。可以说,马共80多年的历史,行将追随陈平化作一缕青烟,从此退出历史的舞台。

然而,这位前马共最高首脑的离世,依然在马来西亚朝野上下引发一场巨大的争议。近日来,围绕"陈平的死亡日期有诈"到"陈平的骨灰是否回归故里"等话题, 马来西亚执政党巫统和反对党成员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舌战,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召开新闻会明确指出:陈平是恐怖集团的首脑,在紧张时期内,曾经造成数以千计的人死亡或伤残,为此,政府将不允许陈平的遗体或骨灰回国安葬。而支持迎回陈平骨灰的马来西亚反对派多名骨干成员则认为:陈平抗日的历史功绩应该获得公正的评判。

陈平曾在2002年出版口述历史传记《我方的历史》"My Side of History",被史学家认为有填补历史空缺的学术价值。陈平晚年始终为自己回归马来西亚公民身份而努力奔走,但却始终遭到拒绝。他在2009年接受马来西亚媒体采访时说:我是马来西亚人,我要落叶归根。

曼谷特约记者 江枫,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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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当中国王府遇上欧洲古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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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王府遇上欧洲古堡
Sep 24th 2013, 15:03, by 明鏡雜誌

——2013恭王府论坛撷英

恭王府内景
2013年,腓特烈堡举行雅各布森肖像大赛开幕式
庆王府大门
美泉宫凯旋门

    提要:8月28日至30日,由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共同组织的"2013恭王府论坛———中欧王府与古堡遗址博物馆发展之道"在京举办。来自西班牙、法国、奥地利、罗马尼亚、波兰、拉脱维亚等11个国家,18家古堡的24位代表,以及中国恭王府、庆王府代表等就中国王府和欧洲古堡的历史、文化传播、旅游资源、合作模式等展开了探讨交流。本刊特选编恭王府、丹麦腓特烈堡、庆王府及奥地利美泉宫代表的精彩发言,以资中西交流借鉴。

    从功能属性上入手,我们将城堡、王府这类文化遗存分成了私属空间、专属空间、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是完全开放的,承担着旅游和博物馆的职责。私属空间是由个人和主人所有,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主人也赋予了它特殊的功能,比如说开设文化沙龙等等。专属空间是将这些文化遗存作为特殊用途使用,有的变成了科研机构、机关部门的办公场所,有的变成了大中小学的教育场所,这种改变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文化遗存原有的魅力。还有在欧洲普遍存在的,将城堡改造成酒店、饭店,让人们在独特的氛围中感受历史、了解文化。相信这三类包含了大多数中国王府和欧洲城堡等文化遗存的形态。我们的保护与利用也是建立在这三种形态之上的。

    值得一提的是,公共空间目前在中国是一个发展方向。私属空间在公众的脑中逐渐逝去。对专属空间的认识,东西方还有一定的差距。对于今天来讲,如何保护好这些历史文化遗存并加以利用,这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问题。

    恭王府与欧洲城堡的很多领域有共鸣。在封建时代,皇帝的儿子都要封王,他们被分封到各地。到了清朝分封于外地的形式被取消了,王府大多建立在北京城内,成为贵族宅邸。随着皇权时代的结束,盛极一时的恭王府也迅速衰败。珍贵的藏品被变卖一空,而且几次易主或挪作他用。最繁杂的时候恭王府里住了两百多户居民、几个单位,学校、机关、办公场所融为一体,王府的景观原貌被严重破坏。

    作为珍贵的文物遗址,恭王府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1978到2008年,如何保护、修缮好恭王府,使其恢复原貌是我们工作的重点。我们确定了让恭王府按照其最兴盛时期的历史原貌进行恢复的修缮原则。之前的、有重要价值的历史信息都要完整地保留。这一方面要依靠古建筑及附属文物遗留的痕迹,另一方面要参照历史照片和历史资料。其中,1869年的设计图纸和1937年梁思成营造学社的实测图是准确恢复恭王府原貌最重要的参考资料。

    作为目前唯一有条件对社会开放的清带建筑群、多数公众了解清代王府文化的孤本,我们逐渐清晰了自身的属性。我们的功能就是文物保护、旅游开放、特色博物馆、文化空间和产业平台。经过几年的实践,我们感到这四项职能并非是恭王府所独有的。纵观海内外的文化遗址和文物遗迹多具备上述功能,大家只是根据自身的特点不同而有所侧重。恭王府这几年在这几个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总结起来我们可以说,恭王府有四项文化资源:第一,展示以恭亲王为代表的、清代王府文化为体现的历史名片,红楼梦与恭王府关系为核心的文化名片,和珅传奇经历为背景的旅游名片,以及福文化为代表的王府名片。为了充分利用好恭王府的文化资源,围绕四张名片发挥职能,一方面要创建国家5A级景区、国家博物馆,另一方面要通过文化传播、研究展示、产业经营和运营保障四项能力,使恭王府真正成为公众了解历史、认识传统、体验文化的公共空间。

    丹麦腓特烈堡:历史的延续性与为了明天建造的博物馆

    蒂尔德·赫丁

    丹麦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在很多人心中,丹麦非常知名的一点,是作为《安徒生童话》诞生的国家。在这里,我还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所工作的离哥本哈根非常近的腓特烈堡,以及我们的馆藏和城堡的历史。

    腓特烈堡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堡,是在16世纪的前40年修建的。它主要是受到了荷兰建筑风格的影响。它也是我们在哥本哈根、在北欧非常常见的建筑风格。腓特烈堡的建筑师是克里斯蒂安四世,他于1588年到1648年在位,是丹麦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性格很奔放、很高调。他也建了很多的建筑,去哥本哈根不可能错过他的建筑,欧洲北部和哥本哈根很多的城堡都是他建的。他还是很多丹麦小孩都知道的国王。如果你问一下四五岁的丹麦孩子,你知不知道丹麦的国王和王后,他会说马蒂尔德王后,同时,他也会说克里斯蒂安四世。他建了很多了不起的建筑,还到处打仗,使得国家入不敷出。

    腓特烈堡也是他的建筑之一。一开始这个建筑是皇室的居所。有的国王选择住在腓特烈堡,有的把它作为聚会或者狩猎的行宫。1859年的冬天非常寒冷,城堡突然着火了。人们想了许多办法,也无法灭火。因为当时湖已经结冰了,要从湖里打水来是不可能的。因此可以说那是一场灾难性的大火。大火之后人们必须要修复这个城堡,重建腓特烈堡成为了国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人们捐了很多钱,即使是穷人也捐钱。其中有一个公民捐了很多钱,并且积极地参与到城堡的重建中。他就是雅各布森先生。大家如果喜欢喝啤酒,可能知道嘉士伯啤酒,这种啤酒就是雅各布森酿造的。他非常热爱这个地方,捐了很多钱,雇佣了非常优秀的建筑师,并且从很多方面都帮助了城堡的修复。

    因为很多人都参与了修复的工作,人们认为它不再是皇家的城堡了,提出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国家历史博物馆。1878年,国家历史博物馆开幕了。这个博物馆也是雅各布森的努力成果,嘉士伯基金会和这个博物馆仍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城堡是国家的,博物馆是嘉士伯基金会的。

    城堡里面有一些很美的房间。其中一个漂亮的房间就是大教堂,它当时没有被大火破坏,可以用来进行大型的宗教活动和皇室活动。很多国王都是在这个教堂加冕的。现在这个教堂仍然在运作,每个周日都要做一些礼拜活动,还可举行葬礼和婚礼。城堡大厅的重修,花了三十年。现在已经修好了。孩子们都非常喜爱。

    雅各布森受到了凡尔赛人的影响,他希望人们走进这个博物馆,就像走进了历史书一样,可以看到一些重要的人物,比如国王、王后、艺术家、科学家,可以看到他们的画像。而且博物馆里某一个房间会代表某一个时代,这个房间里面充满了时代的内容和元素。

    现在我想谈一谈我们的馆藏以及如何交换馆藏,怎么样才能使博物馆跟上时代的脚步。我们有大量的肖像和历史画,如19世纪中叶克里斯蒂安四世加冕的场景。这是我们的传统。怎么样让它适应今天的时代呢?于是我们每过一段就会画一些新的历史画,这样可以保持历史的延续性,而且为未来的子孙创造新的历史画卷。我们这个博物馆是为了明天所建造的博物馆。比如丹麦参与了入侵阿富汗的活动,这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因此我们也把它放到了我们历史画卷中。

    人物肖像中不仅有古时候的重要人物,还有一个现代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以及在本世纪里的一些重要人物,我们会邀请一些画家来画像。比如王室的画像,还有一些重要的艺术家以及科学家、政治家的画像。2011年我们也给前首相画了像。我们不断地增加新的画像,也是为了让我们的博物馆能够跟上时代。

    跟儿童的互动也很重要。我们总希望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比如说2011年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项目。"如果说穆罕默德想去爬山的话,山就一定要走到穆罕默德面前来"是我们的一个谚语。这也是我们经常遵循的原则。为了把我们的一些画像和历史知识向丹麦的小学和中学传播,我们在网上组织一些知识竞赛,让小学和中学的历史课加入一些城堡的内容。三轮比赛之后,最成功的一个班级受到了我们的邀请。他们最后的决赛在我们的城堡里进行,而且我们还给成功的班级颁奖。将来我们会把这个办成一个年度的比赛。我们相信可以重新定位自己,通过使用因特网和网上的资源让我们和时代联系得更加紧密,能够吸引到年轻人,并且更好地传播我们的知识和形象。所以我们不局限在卖门票,而是更多地把内容放在网上。

    说到我们的肖像画传统,我们现在有一个肖像大赛,叫做雅各布森肖像大赛,在最近八年中举行过四届。我们邀请北欧地区的艺术家送来他们的作品,挑选一些最好的。芬兰、丹麦、挪威等都参加了这个比赛。我们尽量把它扩大,也邀请了俄罗斯的画家。这个比赛的作品在我们的大厅中展览。今年的获奖者中有一位俄罗斯画家,还有一位英国画家。目前有一个丹麦和俄罗斯的关于两个国家如何相互影响的展览正在我们的古堡展出。我们还会举办一个展览,把我们的展品送到俄罗斯。我们希望在尊重传统的同时创造新的机会,吸引年轻人、儿童,并且跟国际上其他博物馆进行密切合作。

    天津庆王府:中西合璧的建筑元素与修旧如故

    冯军

    1860年天津开埠,有九个国家在天津设立租界,保留时间最长的是英租界,有85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和北京的关系比较特殊,当时很多下野的政客、社会名流和清政府的遗老遗少纷纷在天津定居,尤其是比较集中在天津的英租界五大道。在上世纪20年代,五大道已经有了完整的路网规划,是按照英国花园城市理论建设成的一个比较舒适的居住区。我们今天介绍的建筑庆王府就位于五大道。在五大道有许多历史建筑的遗存,这里包括了古典复兴、折中主义、现代主义,也造就了天津中西合璧、古今兼容的独特城市风貌。庆王府始建于1922年,1925年庆亲王载振举家迁入,在这里安家。之后半个世纪的时间,它成为天津市政府的办公单位,然后进入维修阶段,维修一直持续到2011年。

    在这种建筑里面,中国建筑的元素和西方建筑的元素无处不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当时天津租界里建筑风格的一个典型代表。庆王府室内现在还保留有完好的彩色玻璃和玻璃丝画。玻璃丝画是玻璃丝编织而成的画,它不但能起到通风的作用,还透明得像玻璃一样。但是现在这种编织工艺已经失传了。

    载振从小德张手里买下这座房子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对这个房子进行过改动,他十分喜欢这座房子的设计者小德张的设计理念。载振在这个房子里面度过了22年的时光,直到他去世。载振在天津投资了交通旅馆、劝业场、渤海大楼。

    庆王府使用荷载一直比较大,再加上一些战争的破坏,房屋损坏比较严重。2010年,我们开始了庆王府的维修工作。在天津,对于历史建筑的保护强调"保护优先、合理利用,修旧如故和安全适用"的原则。在庆王府整修过程中,我们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建设中查阅了很多历史资料,访问了很多曾经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老人。在整修过程中国家文物局和住建部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小德张和载振的后人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如  庆王载振的孙女爱新觉罗·毓宜女士。

    庆王府的主楼运用了一些中国传统的风水学理论,对它的平面按照五行进行了划分。建筑的平面功能,原来是居住,后来是办公,我们这次要让它作为多功能的建筑出现,对它的平面进行了重新的分解。在修复庆王府之前,我们先对建筑原有的地面、吊灯、玻璃、庭院里的植物和假山做好了防护,以避免整修过程中可能会有的一些损坏和破坏。对庆王府原来的木地板、损坏的木地板我们进行了重新安装,都是用的同年代的材料进行安装。在庆王府的中庭,我们保留了琉璃柱和葡萄吊灯。当时很多楼梯和门被刷成了黄色和绿色,我们在整修过程中把这些后加的颜色全部磨掉,显露出木材原有的色彩。在整修过程中我们还相当意外地发现了彩绘。在清理的过程中,我们完全按照手工的方法,没有使用任何的化学试剂,把相对保存完好的建筑壁画完美地呈现出来。

    在国家消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支持下,庆王府的消防系统完成了升级。空调由原来使用的壁挂式空调改成了VRV变频空调系统。在庆王府外沿的修复上,我们和上海同济大学一起对原来的外沿的刷石材料进行了物理检测和化学分析,用砂岩清洗注射法进行了清理。     庆王府主楼的台阶比较陡峭,室内的楼梯也比较陡。老人和儿童不方便使用。这一次整修我们在主楼的西面加了一部外挂电梯。

    我们在对庆王府进行修复的时候,连同它旁边的一些里弄式的建筑也进行了整体的保护,把功能进行了细分和细化,使它们能够和庆王府组成一个完整的历史街区。现在的庆王府专门配建了一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免费对公众开放的。同时庆王府也是重要的国际会议和商务活动的场所,这里曾作过夏季达沃斯一个小型的分会场。

    奥地利美泉宫:独立运营、市场和修复的平衡

    弗朗茨·萨克莱克

    美泉宫是在1695年到1711年建立的,1740到1749年之间重新装修,当时是受玛丽亚·特雷莎女王的委托。这位女王有16位子女,每一位孩子都有权享受至少五间房间。因此,她在皇宫中加了另外一层。今天我们来到美泉宫,就会看到有一个二层。

    美泉宫在1700到1918年之间都由王室居住,  占地1.5平方公里,一开始建在维也纳之外,现在它应该也算是维也纳的一部分了,是维也纳的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它的主要建筑除了美泉宫之外,还有橘园、大剧院、凯旋门、罗马遗迹和海神喷泉。

    美泉宫属于奥地利。它曾经属于皇室,之后由国家拥有。在1992年,政府决定将美泉宫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不再给予资金支持。因此,我们要自给自足,所有的维修都没有政府的资金来源。我们公司拥有美泉宫、霍夫堡的皇室居所和银器、茜茜公主的住所、儿童博物馆,以及皇室家具博物馆。

    美泉宫每年有280万游客,分布在美泉宫、霍夫堡以及皇室家具博物馆三个部分。我们必须要用自己的独立资金支持整个皇宫,每年要花四百万欧元。我们的收入60%来自门票,22%来自小卖部、礼品店。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在1992年我们就开始这方面的辩论——奥地利和德国应不应该在世界文化遗产地销售商品?现在我们仍然在讨论这个问题。答案是很明显的,我们要销售商业产品,但同时这个产品应该尊重整个皇宫。另一方面,它必须有比较好的销售成绩,我们不能卖大家不感兴趣的商品。我们还有租金的收入,来自于一百多间房屋,租金能够贡献15%的收入。在宫殿部分,共出租了165间房间,有450人居住在美泉宫。现在我们对有一些人居住在其中还是感到比较高兴的。

    收入部分我们怎么去处理呢?美泉宫的主要企业任务是盈利,通过盈利来修复宫殿。自1993年开始,我们花了1.8亿欧元用于宫殿的修复工作。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美泉宫的外装饰立面有700平方米,我们对它进行了修复。大画廊是我们宫殿的中心。因为没有别的路径,所有参观宫殿的人必须要通过大画廊。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项目,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进行修复呢?我们建了一个隧道,长度是这个画廊的一半,把人通过隧道送进去。我们对整个大画廊进行摄影拍照,在仔细的审视之后才确定具体的修复计划。整个修复花了三年时间,还是非常成功的。

    另外一个非常成功的是罗马遗迹,哈布斯堡王朝一直在努力地寻根,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是罗马帝国的国王。特雷莎女王在1740年就购买了罗马遗迹——在当时还不能称之为遗迹,实际上是人造的遗址——在1997年我们进行修复的时候,它确实已经成了一个遗迹,状况非常不好。我们当时进行了讨论,既然它已经成为一个遗迹、一堆废墟了,我们还要不要对它进行修复呢?因为让它成为遗迹是特雷莎女王的遗愿。最后我们把它修复成了遗迹,所以今天看起来它有遗迹的感觉。1992年,美泉宫的四座大喷泉都已经坏掉了。奥地利一贯在音乐、剧院等方面作很多投资,在文化遗产方面也是如此,所以所有的喷泉都必须要重新修复。但是问题是:如何进行修复?我们尽可能使用原来的那些材料来进行修复,这使得我们的修复过程变得更昂贵了。

    凯旋门也非常有意思。它位于一个小丘陵上面,看起来在左边是没有窗户的。但据1928年拍的照片,它当时还是有窗户的。之后,我们通过研究建筑师的计划知道:一开始建筑师没有安装玻璃窗户,但是特雷莎女王到这里吃了早饭,认为应该安窗户,所以就装了窗户。我们在和保护当局进行讨论的时候,决定了1770到1920年的状况是我们修复的目标。根据《威尼斯宪章》,我们要尽可能地找到历史遗迹的用途,因此我们在凯旋门里面新建了一个咖啡馆,在这个部分是装了玻璃的。

    我们在进行组织的时候还需要考虑如何把市场和修复工作结合到一起,实现一个平衡。我们有四十多个房间是用于展览的,因此我们要找到一个很好的管理模式。我们建立了一个电脑模型,决定我们一共可以接纳多少游客。研究发现每个小时我们最多能够接纳一千名游客。每个游客的票上面就会有一个时间的限制,指示他在什么时候可以进去。但是大家不一定在那儿排队,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公园。只有宫殿里面是有人数限制的,不能超过一千人。这个模式运行得很好。当人更多的时候,我们要在晚上延长开放的时间。

孙旭光, 《中华读书报》2013年0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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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晚清第一刺杀大案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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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第一刺杀大案的来龙去脉
Sep 24th 2013, 13:05, by 明鏡雜誌


在广州吉祥路西侧,市政府北邻,有一条名字令人好奇的街道,其名曰"新墙头"、这"墙"原非寻常百姓家。它的"新"更有着一段不寻常的故事。

在清代之时,今天广州的人民公园和市政府,是广东巡抚衙门的所在。清朝的地方巡抚是总揽一省军事,行政、司法的封疆大吏,而他的办公地点自然是高墙深院,戒备森严。

就算如此森严的戒备也有缝隙可钻,再高的墙也挡不住胆大包天的革命志士。光绪二十六年10月28日凌晨,轰隆巨响,巡抚衙门的后墙崩塌了一大段,睡梦中的广东巡抚德寿被震堕落地,吓得魂飞魄散……巡抚署内一片慌乱。一场惊天的爆炸,揭开了民国第一刺杀案的序幕。

自古英雄出少年

案发第二天,一位体弱多病、样貌斯文、举止文静的年轻后生被清廷爪牙捕获,谁也无法想象这么一位文弱书生竟然敢行刺当朝高官,而这位策划炸死广东巡抚德寿的是当时的青年革命志士史坚如。

史坚如是广州人士,1879年生,家庭比较富裕,较早地受到西方民主自由共和思潮的影响,喜读新书,关心国事。有关史坚如的出身,有说他是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的后代,这已经无从考证。唯一能查到的是在《革命逸史》中提到史坚如是穆堂的后人,穆堂即史澄,是咸丰同治年间的翰林,广东著名学者。作者冯自由先生在书中称赞,史坚如是名门之后,一生继承了当年史公舍生取义的风骨。

史坚如从小关注时事,为中华的衰落忧心忡忡。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惨败,以及随后割地求和的消息传来,当时的史坚如为此痛心疾首,他愤然疾呼:"今日中国,正如千年破屋,败坏不可收拾,非尽毁而更新之不为功"。

慷慨激昂赴革命

1898年,当北京传来的戊戌变法失败的消息,对史坚如触动很大。据邹鲁所著《中国国民党史稿》记载,他对残杀维新党人的慈禧太后充满愤恨,说:"此老妇可杀也!"他与友人"备述其事,相与嗟叹,决意推陷廓清之举动"。史坚如确立起反清革命的志向,立志做"世界第一等事业人物"。

后来他到香港结识了陈少白和杨衢云,经陈、杨介绍,加入了兴中会。他"誓以身殉革命",成为一名民主革命的先驱战士。他认为"要想实现所谓真正的改良,只有用鲜血来洗涤人心一个办法"。并决心追随孙中山先生"以实现大志"。年底,同宫崎滔天、陈少白等转道上海,东渡日本。不久,在东京会晤孙中山,得到孙中山的信任和赞赏,孙中山高度评价史坚如是"命世之英才"。。

1900年7月17日,兴中会领袖孙中山乘坐法国轮船"烟狄斯号"抵达香港,秘密召集杨衢云、陈少白、邓荫南、史坚如等广东革命党骨干力量到船上举行军事会议,商讨乘中国北方大乱、清廷西逃之机,在广东再次发动武装起义。

会议最后决定,由郑士良赴惠州,在三洲田建立大营,召集会党,举起义旗,得手后向福建沿海进军;孙中山则坐镇台湾供给饷械;另以邓荫楠与史坚如到广州城内部署起义,其目的不是夺取广州,而是要在惠州起义发动时牵制住尽可能多的清军,尽可能地给清军制造混乱。

几经曲折的刺杀历程

史坚如与邓荫楠受命后立即赶赴广州部署武装起义。由于军械未能按时运到,原定夏历七月某日起义的计划被迫延期,而原本在惠州部署的起义却因泄密而被迫先期发动了。一起一落之间,起义的力量一时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清朝两广总督德寿闻惠州起义大惊,急忙调派大队清军前去弹压,郑士良的惠州起义军处境危急,而原本起牵制作用的广州起义力量准备严重不足。为了打乱清军的部署,瓦解清军军心,鼓舞革命党人与起义军的士气,于是史坚如提议将起义改为暗杀清朝当时在广东的政府首脑德寿。

1900年10月28日夜,广东巡抚衙门戒备森严。史坚如与另外三个同志夜以继日地挖掘地道,直通德寿的卧室。挖毕地道,他们又埋炸药,设引线,十月二十七日凌晨,点燃了引线末端的香火后,就锁上房门,迅速撤离,赶到了开往香港的轮船上。

也许好事多磨,过了预定的爆炸时间仍不见动静,史坚如估计炸药因故未爆,毅然让其他同志避走香港,自己重新回到居室,才发现导火索因潮而灭了。于是,史坚如忍着饥饿守在屋内,一直等到第二天凌晨,估计德寿已回到卧室安歇,又点燃了导火索,眼看着导火索吐着火舌燃向地道的那一端,史坚如才迅速撤离。

紧张了一天,德寿以为万无一失了,最后才安然就寝。然而,他哪里知道,自以为牢不可破的巡抚衙门内宅地下,有着他意想不到的惊喜。

"轰!"地一声巨响,撕破凌晨的寂静,巡抚衙门8间房屋和两丈多长的后墙,被炸得瓦砾横飞,墙垣倒塌。其实当时史坚如准备的炸药量足够将整个巡抚衙门夷为平地,但因为缺乏经验,没有配备足够的雷管,炸药仅爆炸了一部分,而德寿所在的卧室远离爆炸的中心,所以只是从床上震到了地上,逃过一死。

烈士之魂

经此一炸,当事人德寿虽然有惊无险,但也极为震怒,下令严查此事,一时间广东之地人人自危。在朝廷爪牙的努力下,史坚如在逃往香港的路上不幸被捕。

关于史坚如的被捕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他的行踪被清朝密探郭尧阶掌握,最后不幸落网,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他亲叔叔的出卖导致。

史坚如年纪虽轻,但是在狱中的坚贞不屈却令人动容。负责审讯的南海县令裴景福软硬兼施,先以礼相待,以利诱人,但史坚如却不受笼络,把裴景福当猴耍。后来裴恼羞成怒动用酷刑,企图迫使他供出革命党内情。

在遭受惨无人道的火烫烙和拔掉手足指甲等各种酷刑后,史坚如仍然毫不屈服。他入狱后,革命党人一直没有放弃营救的努力,但都没有成功。

1900年11月9日,史坚如在珠江天字码头英勇就义。行刑前,清朝官员问他有什么话要说,史坚如一声慨叹:"我好后悔啊!"清朝官员以为他屈服了,问道:"悔什么,恨什么?"史坚如仰天大笑:"我恨我没有炸死德寿!"这是史坚如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铿锵之语,随后英勇就义,年轻的他当时只有二十一岁。

史坚如虽然牺牲了,但是他的义举却开启了民国早期革命志士的暗杀风潮。在那个年代,革命党人没有根据地,没有军队,依靠自己的满腔热血只为实现自己复兴中华的信念,后来著名的民国风云人物,如汪精卫、蔡元培等皆以刺杀一举成名,那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那是一个热血沸腾的时代。

历史的丰碑

后来,被史坚如轰塌的巡抚衙门后墙被修复,新墙有别于昔日老墙,人们就把这里叫作"新墙头"。再往后,附近一带渐渐变成街道,大家仍然沿用"新墙头"作街名,这条老街在九十年代末已被并入广州市政府大院,如今已经消失不见了。

虽然"新墙头"消失了,但是史坚如的痕迹并没有从世上抹去。中山大学康乐园中轴线上,有一座标志性建筑叫"惺亭"。这座蓝顶红柱的仿古八角亭,是为纪念三位校友烈士而建,其中一位就是年仅21岁的史坚如。亭中悬挂的古钟,似乎时刻提醒人们铭记历史。

这位少年英雄,现长眠于广州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中,墓园大门上有胡汉民题字——"史坚如先生祠"。

也许史坚如的一生短暂而璀璨,但是已被历史铭记,直到今天,依然留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永远的丰碑。

刘典,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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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党报记者在风口浪尖——从反右派到反右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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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报记者在风口浪尖——从反右派到反右倾
Sep 24th 2013, 13:04, by 明鏡雜誌


  政治风云多变的50年代,处在政治漩涡里的党报记者,生活在风口浪尖上……


  引蛇出洞:"春风未度剑门关"

  1957年5月17日(星期六)晚上十点多钟,我从四川省委周末晚会回来,刚走进成都仁厚街45号《人民日报》四川记者站小院,就听见记者李策在楼上急喊:"快,快,大事情,编辑部打电话来……"

  "什么事?"我上楼,他下楼,在相遇的楼梯上,他向我简要传达了电话内容,听到"连骂共产党的话也要写上"时,我大吃一惊,连忙拉住他:"走,你和我一块向省委汇报!"

  我把主管宣传的省委书记杜心源从床上叫醒,让李策把电话内容向他讲一遍。他面带紧张神色说:"我马上向李政委汇报。"

  第二天,5月12日(星期日),一大早,四川省委办公厅打电话给我:"今天上午八时,省委召开常委紧急扩大会议,要你参加,请你讲编辑部电话内容。"我走进省委会议室时,只见省委常委和省级各部门的负责人二三十人,早已到齐。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抽着烟,坐在长会议桌的上端,指着下端的空位子说:"就等你了,你把编辑部的电话内容讲讲!"

  几十双眼睛注视着我。我连忙声明说:"昨晚的电话不是我接的。我只能讲讲主要内容。"

  至今我仍然记得电话主要内容:

  今天(11日)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刘少奇同志有重要指示。前一时期,全党开展整风,北京、上海动得早,开始鸣放,但全国还没鸣放起来。中央决定,从现在起,全国各省市都要开展鸣放,帮党整风。各民主党派,党内党外,什么话都可以讲,就是骂共产党的话也要让他们放出来,记者要按原话写。各记者站都要发整风鸣放稿件。你们四川明天就要发条消息来,没有新的材料,可以先到公安厅、统战部看看,旧材料也可以发来……

  "还有什么?"李井泉问。

  "没有了,主要就是这些。"我回答。

  李井泉面向全场,严肃地说:"好啊!中央精神很清楚啊。各部门汇报一下情况,有什么反映呀?"省级机关和大专院校等相继汇报情况。共同反映的是,北京、上海鸣放了,为什么四川还不鸣放?四川大学党委书记丁耿林说,川大的一些教授和民主党派人士反映说:"现在是'春风未度剑门关'……"

  时近中午,李井泉代表省委,对开展鸣放问题作出部署:决定从星期一起,先在成都的民主党派、川大、文联等部分单位,有重点地开展鸣放。散会时,我请示省委书记杜心源:"编辑部让我们今天就发一篇鸣放报道,怎么办?"杜心源想了一下说:"你们可以先访问一些人。具体访问什么人,你快去找统战部长熊扬商量,他刚才也来开会了。"

  我追上熊扬的时候,他还未走进家门。他当即按听到的鸣放精神,给我写了十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的名单、住址,笑着说:"估计这些人可能会讲些话。"中午归来,我即召集四川记者站同志开会,传达编委会指示及省委会议部署,并按统战部提供的名单,进行分工。除丁帆留在机关向外联系,我和李策、姚丹、饶学成分别出发访问,目的就是"让他们讲出话来"。当晚,集体汇报采访情况。民主人士的共同反映是,上海、北京鸣放了,为什么四川还不鸣放?访问中,有的人也说,这是"春风未度剑门关"。

  深夜,李策负责整理汇报材料,然后交我编发。看到"春风未度剑门关"这个标题时,我把它删掉了。我想,所谓"春风"就是指毛主席的论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省委已在党内外作了传达,我还写了《四川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推动工作前进的伟大动力》的新闻,刊在4月25日本报头版头条,怎么能说"春风未度剑门关"呢?李策说,不能删,这是一句最重要的原话,编辑部叫写原话。我当即保留原话,发走了电报。

  电报发走之后,我意识到,这篇重要新闻,未送省委审查是不妥当的。第二天一早,我就向省委书记杜心源汇报了新闻采写情况,说明采访是按中央的指示精神,按省委的部署、统战部开的名单进行的,按原话写的。为了赶时间,昨晚未来得及送省委审查就发走了,这是自己的疏忽。杜心源听了未说什么。

  隔了两天,5月15日,刊登《春风未度剑门关——四川党外人士批评省内尚未广开言路》的报纸,到了成都。这则刊于二版中栏的三百字新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我听说,省委负责人看了报道,认为批评了省委,很不高兴。那些在这篇新闻中说过话的人,反右派斗争一开始,全都划为右派了。多年来,我内心为这件事感到不安。如若不是那些报道,这些善良的人们,大概不会受到那么大的灾害吧!在这期间,北京新闻界发生的"左叶事件",也波及到四川。重庆、成都新闻界连续邀请我们记者参加座谈会,表示声援。对此,我十分警惕,要求记者站全体同志不参加这类会议。一位同志走到门口,被我拉了回来。我说,我们记者站的工作条件十分优越,能经常列席省委常委会议,及时看到文电。不要说没意见,就是有意见,也不能到座谈会上去讲。事实证明,这样做,保护了同志。而那些出席新

  闻座谈会的人,有不少也被错划成为右派。

  一天清晨,我被急促的敲门声惊起。几位记者激动地说,成都昨晚发生"左叶事件",这还了得,我们要马上报道!

  事情是这样的:《西南铁道报》的一位记者,在报纸上批评机关总务处长用高价买了一张檀香木办公桌。处长看到报纸,提着手枪追赶记者,记者跑到《人民日报》记者站躲藏……

  如何对待这一爆炸性新闻?是报道出去在新闻界火上加油,还是进行内部处理?我劝大家要从政治上严肃考虑。我说,我马上到省委开会,向省委报告。省委未处理以前,谁也不能向外发电报,不准向社会上泄露这个消息。

  当天上午,我到省委开会。散会后,当会场只剩下李井泉、李大章、杜心源三位主要负责同志时,我如实汇报昨晚《西南铁道报》发生的事件。李井泉一听,马上问我:"你准备怎么办?要写报道吗?"

  "不,不写报道!"我坚定地说,"我是向省委反映情况,请省委迅速处理。"李井泉连声称赞:"好,好!不要报道,我马上派省工交部长来处理!"与此同时,成都四一二等技工学校学生相继发生上街请愿事件,他们也来到记者站上书请愿,我们都及时向省委汇报了。省委迅速采取措施,平息了事态的发展。省委透过这一系列事实,考验了《人民日报》记者站,证明我们在风浪中,与省委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因此,消除了一度对记者站产生的隔膜和疑虑,又信任我们了。

  从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文件开始的整风运动,到把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敌我矛盾的反右派斗争,经过了曲折的转化过程。产生反右派扩大化错误的教训之一,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引蛇出洞",错把阳谋当阴谋,混淆了敌我界限,把大批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成右派分子,造成了许多人的极大不幸。

  飞向天上的梦想

  我深受"超英赶美"口号的鼓舞。1958年,我热情投入歌颂"三面红旗"的战斗。只在后来,才比较清醒了。事实证明,"三面红旗"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物。1958年4月,党中央在成都金牛坝举行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等都到附近邻县红光公社观察。他们足迹踏过的田野,称为"幸福田"。成都会议虽然提出要"冷热结合",实际上,"热"已相当高了。

  我多次穿越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得天独厚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像乳汁一样哺育着川西平原,合作化时期,这里水稻单产六七百斤,麦子三四百斤,油菜二三百斤。"大跃进"一来,新都、新繁相继出现"油菜工"。一些社队给"油菜王"吃小灶,让"油菜王"在路边排队成行。"油菜王国"虽然增产了,大面积油菜却减产了。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从成都到乐至、遂宁、三台,沿公路两旁,到处插着丰产路、丰产坝、丰产沟、丰产田的木牌。乐至县为使三十五万亩小麦能"大跃进",组织了七八万人的专业队伍,按军事化建制,专门挑水挑肥。龙台公社两万四千多亩麦子,1957年平均亩产只有二百斤,1958年,却提出亩产要达三千斤。这本是浮夸的神仙数字,可是,我被群众热情冲昏头脑,信以为真,把神仙数字写进《跃向新高峰》的通讯。

  我和孙跃冬、丁帆来到大邑县。这里到处红旗招展,全县大半劳动力上山大办钢铁,留在家里的九万多男女,组成军事化的深耕兵团,采用"运动战"的方法,在田野里安营扎寨,昼夜不离战地。深耕深挖,到处轮番作战。平坦的田野里,到处挖成深沟,有的深达三四尺,像战壕一样布满田间。人夜,又强迫群众点燃一堆堆柴火,对挖出的生土,进行熏烧制肥。我们对这种违犯常规的蛮干,也曾在一篇通讯中加以报道。

  成都市区也大办钢铁。不少机关院里修起砖石土高炉。没有焦炭用柴烧,没有矿石就炼废铁,一些家属用的铁锅、盆子、门环,也被动员出来参加"大办"。对这些愚蠢的做法,人们敢怒不敢言。上级仍在说,"大炼钢铁是政治,既炼钢,又炼人!"

  我到了江油县中坝。这个传说是哪吒闹海的地方,几十里全是"大办钢铁"的人山人海。来自绵阳、三台等县的三四十万干部群众,一听到"江钢集合"的命令,一夜之间全都上了山。人们顶着秋雨,踏着泥污,搭草棚,砌高炉,运矿石,用人拉大风箱,代替鼓风机。在日夜苦战里,有的土炉子流出盆子大的矿渣,更多的是只见冒烟,不见铁水。

  广西鹿寨县用大窑炼铁的经验传到工地,人们涌进深山老林,砍倒大片大片森林。在山上挖出深三四丈、宽一两丈的大窑坑,将砍倒的大树干,竖立起来塞满坑里,然后,倒进矿石,从下边点起火来。无奈树干湿,只见冒烟,不见起火,更不见铁水。凡是冒烟的窑坑,都被当做了"钢铁卫星"。

  一天夜里,省委通知我去参加中央的电话会议。到会的只有省长李大章和我两个人。在各省汇报放"钢铁卫星"的数字以后,中央一位负责同志点名向四川催调粮食,说上海、武汉存粮不多,命令四川连夜顺长江再次紧急运粮。李大章说,知道了,知道了。转过身,他苦笑着对我说,江苏、安徽、湖北放了那么多"高产卫星",为什么还要从四川调粮?我们省的存粮快要调空了,叫我从哪搞粮食呀!在北京开会的省委负责人,看到各省都在"放卫星",打电话问四川情况。过了不几天,传出红光公社放五万斤"卫星"的消息。成都市各机关干部向红光公社涌去。我立即同记者赶往现场。心想,这下该给四川争光了,哪知,到田间一看,只见二亩多稻田里,堆满了移栽的稻子。密密实实的稻穗上,连人站上去也能经得住。我们感到很奇怪,便问几个社员,他们躲躲闪闪不说话。只有一个老农悄悄说:"我们这是神仙地呀!"他顺手拔起一把稻子:"你看,这是打夜战栽的!"他说,干部强迫群众,连夜把二三十亩成熟的水稻,连根拔起,为放"卫星",拼栽在一起。

  我们带着凄楚的心情回到机关。晚上,省委打电话,说省委书记阎秀峰、许梦侠找我,"今天你去了吗?你实地调查了吗?你们新华社准备报道吗?"我如实汇报了看到的情况。我说,"我原来准备报道,现在看来'卫星'是假的,不准备报道!"

  "对,不要报道!"阎秀峰、许梦侠几乎同时表态。接着,他们给我一封揭发信。一个干部在信中揭发说,红光公社放的"卫星"全是骗局,是上边压出来的。飞向天空的"卫星"破灭了。省委负责人回成都后,在一次干部会上批评,不放"卫星"是不相信新生事物。反右倾开始后,不同意此种做法的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温江地委副书记和我,都受了批判。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是天堂"。温江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城关上游人民公社一夜收了一万六七千份申请书,连一些老太太也点着火把登门要求入社,"可不能把老娘丢在外边"。一些社员所以敲锣打鼓入社,实际上是"一入社可以放开肚皮吃饭"。在食堂,我看到粗粮细做,干部社员在公共食堂里,大摆红苕筵席。

  1958年11月下旬,我到北京开新华社国内分社社长会议。途经八百里秦川和河南西部,看见铁路两边,土高炉火光冲天,堆在田野里的庄稼却没人收。包谷堆在地头,棉花白花花地挂在枝头,成片的柿子树上,树叶掉光了,树上的红柿子却没有人摘……这些姓"公"的庄稼变成了后娘的孩子,在寒风中摇曳。我向编辑部农村组谈了这个情况。编辑要我写一条《要把丰收果实收回来》的读者来信。发表以后,反右倾时,这封信竟成了我"坐在火车上看缺点"的证据。吴冷西同志在分社社长、记者站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提出记者头脑发热,要记者对一切事物应保持冷静的头脑。经过讨论,记者头脑开始冷静了,从飞在天上,回到地面,比较实事求是了。

  新账老账一块算

  1958年底,飞在天上的"卫星"纷纷坠落。我同许多人一样,经过实践的教育,开始从空想和梦幻里醒来,把眼睛向天,转向地面,看到了"三面红旗"下的灾难。物产丰富的四川,为支援全国,连年调出大批余粮。近来粮食、蔬菜突然紧张起来,原有的大批存粮几乎外调空了。省委公开号召吃代食品,过去喂猪的牛皮菜,变成了人的当家饭,五角钱一斤的南瓜,远调人川。干部的口粮标准,由三十斤压减到二十三斤,有个时期减至十七斤。许多人浮肿了。而这一切,都是由于宣传"卫星"上天,打肿脸充胖子,将口粮当余粮,发扬所谓"共产主义风格"造成的。1959年8月27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发表公报,错误地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号召全党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9月上旬,中共四川省委召开地委书记和厅局长干部会议,学习讨论庐山会议文件,讨论彭德怀向毛泽东写的万言书。四川省委为了测验广大干部对彭德怀意见的态度,发明了全国独一无二的考试法,要科处以上干部,在"赞成"或"反对"栏内画圈。我没有参加考试。在省委会上表态时,表示拥护中央决定。我说,彭德怀肯定"三面红旗"是对的。信中的意见,有的符合实际,有的不符合实际。从四川看,"三面红旗"还是有成绩的……

  我的发言,被小组长汇报成完全赞同彭德怀的意见。省委负责人发火了。他说,纪希晨1957年写了《春风未度剑门关》,这件事,我一直记着,这次要老账新账一块算!

  省委会议后,我正准备下乡做人民公社调查,省委宣传部通知开会。宣传部副部长指着我们到场的三个人说,我奉命通知,省委要你们检查!常苏民(省文联主席),1956年省党代表会上,你发言批评省委官僚主义,不重视文艺工作;王达(省广播电台台长),你在党代会上批评省委不民主;纪希晨,你1957年在《人民日报》上写《春风未度剑门关》,批评四川未广开言路……

  我当场申辩说,这篇报道是我向省委汇报编辑部的电话内容以后,按省委的部署和统战部开的名单,按党中央的鸣放精神写的。那位副部长说,这些我都不清楚,你快检讨吧!

  省委宣传部直接主持对我的批判。规模由小到大,由党内到党外……在持续一两个月的批判里,火力集中在《春风未度剑门关》一稿上。这样,我被列为四川新闻界的重点人物。对我的结论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政治上违法乱纪",撤销党内职务、行政降职,下放劳动。

  我被下放到仁寿县劳动,经历了少有的艰苦。我以生产队副队长的身份,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挨饿,曾一连七天吃稻种籽、吃红苕秧。我亲眼看见倒在路边的饿死者的尸体……下放期间,由于我反映一些干部违法乱纪,再次以右倾受到批判。这段时间,尽管吃了不少苦头,但我始终充满信心。下放不仅锻炼了革命意志,同社员建立了感情,也了解了下情,受到党组织的好评,认为我在严峻的考验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品德。

  1963年9月,党纠正反右倾的错误。对1959年我受的批判,进行初步甄别,把结论改为"在反右派斗争初期鸣放报道中犯了政治立场不稳和违反组织原则的错误……免予处分"。二十年后,1980年9月,四川新华分社经四川省委批准,才对我彻底平反。

  1964年初步甄别后,我才向报社、总社写信,说明我是为什么被批判的。与此同时,我向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子意同志汇报甄别情况,提出"我从《人民日报》来,要回《人民日报》去",得到批准。于1964年8月,离开我随刘邓大军进军西南以后生活、战斗了十五年的四川,回到了人民日报社。

  纪希晨,共识网书摘,摘自季羡林编:《没有情节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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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蒋经国留苏12年的跌宕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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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留苏12年的跌宕生涯
Sep 24th 2013, 13:00, by 明鏡雜誌


    ▲ "左派"学生。尼古拉同志。与冯玉祥之女的短暂婚姻

    ▲ 蒋经国在莫斯科声讨他的父亲,高喊"打倒蒋介石"

    ▲ 更称"蒋介石是我的父亲和革命友人,现在却是我的敌人"

    到了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学典礼邀请到托洛茨基演说,给包括蒋经国在内的许多中国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蒋经国在校"苦修俄文,也对与西方革命有关的科目与政治及经济学,下了一番苦功"。这位革命青年在1925年12月,也就是抵达苏联后几个星期,就加入了共青团。这是他自加入国民党后的第二个党派组织。

    蒋经国在学校中相当积极,不但当上墙报刊物《红墙》的编辑,发表过《中国的展望》《中国北伐一定成功》两篇文章,还曾在报上写道:"大家站在革命阵线,巩固中国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组织,争取中国的独立,在中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当时蒋介石打着联苏、打倒帝国主义的旗帜誓师北伐,不但思想颇为"左"倾,甚至在与蒋经国的书信往来中,还表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涵盖共产主义,中国革命只有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时才有意义。

    斯大林就曾引用北伐的成功作为他政策正确的证明。不过,校园中的蒋经国则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托洛茨基派(简称托派)建立起良好关系。托派对蒋经国影响甚大,包括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教授李普曼、普里哥金在内,都跟蒋经国关系密切,并引导小蒋与其他中国留学生加入托派秘密学社;蒋经国日后也承认,不但自己的政治思想的确与托洛茨基主张"以革命火炬烧掉旧世界"的想法不谋而合,他甚至还居中担任了领导的工作。蒋介石此时对联共(布)保持合作态度;1926年,邵力子也抵达莫斯科中山大学,担任国民党常驻莫斯科中山大学代表。学业方面,蒋经国用两年时间修完社会发展史、经济地理等基础课程,也修了列宁主义。美国人陶涵在其《蒋经国传》中甚至指出,蒋经国刚好此时与邓小平同班学习,双方关系颇佳;邓小平是共青团小组长,曾为班上同学写下意识形态与思想改造报告,应包括蒋经国在内;他也曾在蒋经国的《红墙》上发表过文章。蒋经国给自己取了一个俄文名字: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Nikolai Vladimirovich Elizarov),据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9期《俄国档案中的留学生蒋经国》一文称,莫斯科中山大学1926年学生名册上写着"妮芝达诺娃是伊利扎洛夫之妻",显示当时蒋经国已经在苏结婚。

    妮芝达诺娃的中文名为冯弗能,是冯玉祥的女儿,也是赴苏的中国留学生之一。换言之,蒋经国与冯弗能早即熟识,于异乡由同学转为恋人、夫妻,不令人意外。不过随着中苏政治形势变化,蒋经国的留苏生涯出现极大改变。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蒋介石彻底改变联共路线的分水岭,也成为蒋经国命运的转折点。虽然斯大林多次表示对蒋介石与北伐军的支持,但爆发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开始质疑"左"倾人士是否威胁他的党内权位,甚至取而代之。包括蒋介石好友戴季陶在内的国民党右派,更早在北伐开始之前就批评中共势力日益茁壮,"党中有党",必须尽早铲除。蒋介石逐走汪精卫后,身兼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务会议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已非昔日的吴下阿蒙,因此虽然中国共产党与"左"倾势力已成为国民党中央主流,但在蒋介石顺利率军北伐并控制长江流域,主导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双方关系破裂的引爆点也迫在眉睫。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内"左派"人士借着国民党第二届三中全会的机会,否决蒋介石关于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南昌办公的要求,之后更陆续免除蒋介石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将国民党中央与蒋介石的冲突正式台面化。"左派"排蒋立刻引发蒋介石反弹,表明不接受决议;加上蒋介石率部队进入上海后,发觉中共与工会势力大幅扩张,与上海江浙财阀、青帮势力同感戒慎恐惧,双方迅速达成反对上海"赤化"的默契。国民党右派大佬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更与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在上海召开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上,订立"清党原则"及筹组"清党委员会",党内分裂一触即发。4月9日,蒋介石命令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由白崇禧、周凤岐分任正、副司令,并颁发"战时戒严条例"12条。

    同日,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吴稚晖、黄绍竑、张静江、陈果夫等联名发表《护党救国通电》,也就是著名的"青电",指责武汉国民政府"容共"政策。4月11日,蒋介石密令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在外国势力与青帮头目杜月笙支持下,由中共组织的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受到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团联合会的攻击,蒋介石则下令淞沪戒严司令部所属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借口"工人内讧",对工人纠察队强行缴械,造成300余人伤亡。4月13日,上海总工会发动十万余人请愿,遭周凤岐部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

    冲突形势蔓延,国民党部队紧接着开始大规模搜捕共产党员及其支持者,并将首要人员当场杀害。三日内共计300余人死亡,500余人被捕,5000多人踪。在北京的李大钊等人亦被张作霖派员冲入苏联大使馆径行逮捕,以密谋推翻北洋军阀为由,执行绞刑。事变后,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在武汉联合发动讨蒋,包括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林祖涵、毛泽东等39人,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名义联名通电讨蒋,并将蒋介石开除党籍。蒋介石则于4月18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和亲共的武汉汪精卫政权对立,也就是"宁汉分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苏联《真理报》点名批判"蒋介石已经叛变,他带领民族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并重组了右翼国民党核心,与帝国主义勾结到一起反对中国革命";莫斯科中山大学也立刻发起声讨。蒋经国在群情激愤时站出来声讨他的父亲,高喊"打倒蒋介石",并在莫斯科《时代周刊》一篇公开声明中指称,"现在我要说,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甚至还说"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现在却是我的敌人。

    几天前,他已经不再是革命党,成了反革命分子……打倒蒋介石!打倒叛贼"。蒋经国的积极作风获得斯大林赞赏,但更紧张的政治斗争形势却在苏联内部发生。斯大林开始对托派进行严厉镇压,并把托洛茨基赶出中央政治局,导致亲托派的莫斯科中山大学被卷入学潮中。校方曾邀请斯大林到校演讲"托派的错误",这也是蒋经国首次看到斯大林。由于斯大林在演说中提及托洛茨基事实上是拥护蒋介石的,因此蒋经国在压力与惶惑中,公开声明与托派并无关系。由于蒋介石要求所有国民党籍留苏学生离开莫斯科中山大学,1927年8月5日有200多名中国学生获得苏联批准回中国,但是蒋经国并未通过申请,而是被同意提早毕业,并进入莫斯科一所军校接受训练。他的第一任妻子冯弗能则和她的哥哥冯洪国在1928年5月回国,据说蒋经国曾向苏方提出一份公开的自白声明,证明蒋冯两人已然结束短暂婚姻。此后蒋经国与蒋方良结婚,未对外公开提及与冯的这段婚姻。

    ▲ 与王明在苏联的数次争斗

    ▲ 留苏劳动期间的数十份改造工作

    ▲ 斯大林数次召见后的中苏微妙关系

    蒋经国随后申请并被安排进入红军位于莫斯科的特别军事学校受训,在莫斯科红军当兵一年,曾开过飞机、当过骑兵,甚至在流冰上宿营。

    当了一年学员后,1928年,蒋经国以军中最优秀的五名学员之一的身份,获选至列宁格勒培训红军干部的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展开三年的学习。除了军事项目,他在这段时间里特地研习唯物辩证法,并曾在杂志上发表论文。由于学院学生均为共产党员,蒋经国无法参加会议,因此入学第二年他即参加联共(布),成为候补党员。

    蒋经国了解他在此处一举一动都必须通过莫斯科决定,并受到密切监控,因此他日后回忆时,连称自己"完全与中国隔绝了",同时"从前虽然每封信都被检查,我仍然可以和亲友通信,现在我就连写一封信都不能了。

    当时思亲之情及思乡之情,真是无时或释",他甚至"隔一两天就给父亲写信",只是"每封信我私下阅读两三遍就毁掉了"。蒋经国虽退出托派,但仍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江浙籍同学有所联系,这批同乡还戏称要推举蒋经国担任江浙同学会会长。没想到这些私人信件,包括几封打算写给蒋介石而未能寄出的家书,被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担任支部局书记的王明掌控后,指控蒋经国在蒋介石指挥下成立反革命组织,要求逮捕蒋经国,酿成颇大风波。苏联当局无意将风波扩大,因此经共产国际监察委员、联共(布)中央监委会与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组成审查委员会调查后,确定是假案,蒋经国逃过一劫,但也因此与王明关系恶化。

    1930年5月,蒋经国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论文题目是《游击战的战术》。蒋经国当时第一志愿是申请回国,第二志愿则是加入红军,但由于蒋介石不断发动"剿共",让蒋经国期望落空。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已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因此苏联派他回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担任中国学生访问团副指导员和翻译。周恩来也在访问苏联期间见过蒋经国,虽然表示赞同蒋经国批判蒋介石,但还是希望他继续与蒋介石保持联系。

    同年6月结束外高加索和乌克兰参访团行程并回到莫斯科后,蒋经国突然发高烧生病住院。出院后,共产国际要他"体验无产阶级的生活",因此于1930年10月将他改派到莫斯科的狄拿马电气厂当机械工具操作工人。

    从来不曾做过体力劳动工作的蒋经国回忆:"每天工作八小时,早上八点钟上班,下午五点下班,中间有一小时吃午饭。做了两天,不但双手肿了起来,而且还觉得腰酸背痛……我月薪只有四十五卢布……那时苏联食物短缺且价昂,面包要配给,鱼肉的供应亦非常有限。我常常空着肚子工作。"为提高技术水平,蒋经国进入夜校进修工程学,并在工厂内兼课军事赚外快。不到一年,厂方推荐他当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但据《蒋经国全集》记录,蒋经国指称"因中共代表陈绍禹(王明)反对推荐我",所以期望落空。

    陷入失望不满情绪的蒋经国,自称"在一次会议上,我公开抨击陈绍禹,共产国际的干部因此要把我放逐到西伯利亚",惹上另一场政治风波。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导致中、苏、日三国之间的形势紧张、微妙。斯大林此时秘密约见蒋经国,谈及中国与蒋介石对此的态度,并与其共进晚餐。随后苏联方面应蒋经国要求,将他改派到莫斯科附近的石可夫农村劳动。

    其时,苏联推行集体农庄政策,蒋经国称:"石可夫在莫斯科区内,算是最落后的一个农村……我初到的时候,因为我是外国人,没有一家肯借床铺给我睡。第一夜我就睡在一个教堂的车房里。"后来还好有68岁的老农妇莎菲娅好心收容,蒋经国才得以住进位于牛棚旁由几十块木板搭成的房间里,一待就是一年。蒋经国在石可夫劳动期间,一开始被其他农民讥笑排斥,但他认真耕田,终于引起农民同情,第六天,农民邀蒋经国参加会议,"十天以后,当地农民派我当代表到城内去接洽许多关于土地借款、购置农具及税捐问题等种种事情……以后农民就再不要我去耕田了……过一个月后,我被农民选举为农村苏维埃的副主席。因为正主席生了五个月的病,所以事实上,我担任了主席的职务"。

    三个月后,在蒋经国指导下,石可夫组织了第一个集体农庄。不过,1932年10月19日,蒋经国接获莫斯科方面来电,要求他立即返回,展开另一段劳动生涯。当时由于日军进占东北,引发斯大林高度关注,多次促成恢复中苏正式外交关系,但蒋经国此番回到莫斯科后依旧不顺利,他仍将事件悖顺指向陈绍禹。据蒋经国回忆,莫斯科方面希望他继续学业,但陈绍禹认为他留在政治中心的莫斯科很危险,主张调到荒远的西伯利亚,在数千里外的金矿工作,尤其不能回到远东;苏联人也担心小蒋留在莫斯科会发起反陈绍禹运动,于是小蒋被派到乌拉山脉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由于身体不适,小蒋先卧病在床近一个月,病愈后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金矿劳动数月,获得管理单位"工作记录良好"的评价后,约于1933年3月改派到"工厂中的工厂"———大型企业乌拉尔重型机器厂担任技术师,一年后升为副厂长,并兼《重工业日报》责任副主笔。1935年1月,虽然蒋介石当时借五次"围剿",把中共逼得展开长征,但作为军事强人的蒋介石,对日态度究竟是和是战仍是联共(布)关切的焦点。斯大林也因此于1935年1月再度召见蒋经国餐叙,了解国民党可能的变化。

    ▲ 与蒋方良的苏联姻缘

    ▲ 共产党员蒋经国在康生的带领下返国

    其实早在1931年国民党逮捕苏联籍的牛兰夫妇后,宋庆龄就曾借赴苏联拜会斯大林的机会,建议以牛兰夫妇的自由换取蒋经国回国,但未获得斯大林认可,足见蒋经国的重要性。尤其蒋经国在俄期间,斯大林多次召见,更证明他对蒋经国战略价值的掌握。作为蒋介石的子嗣,蒋经国虽高喊打倒自己的父亲,蒋介石也自称"宁可绝后",甚至"宁使经国投荒,或任苏俄残杀,绝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儿",断然拒绝交换的提议。但血浓于水,蒋介石还是颇能体谅自己儿子的苦衷,并深切期待得到蒋经国的信息。

    冯玉祥之子归国后,蒋介石曾亲自召见并询问小蒋的处境。得知蒋经国离开莫斯科中山大学后,蒋介石也称自己"无以对先慈爱孙之心之切矣。岂天果欲使我有亏于天性之爱乎?",他甚至也曾担忧地记述:"余近来甚为我经儿忧虑。呜呼!经儿为吾母所最疼爱者,余乃弃之于外邦。中正不孝之罪,于此为甚。"随着中苏关系改善,他一再通过外交努力让蒋经国返国。老蒋曾在日记中提到,与颜惠庆、顾维钧等"谈外交方针渐定","经国回家事,亦正式交涉。此二事能得一结果,则努力之效渐见"。

    宋美龄也通过中国驻苏大使转达蒋介石"非常盼望儿子能回到中国"之愿。只是斯大林为了把蒋经国的战略价值提到最高,对外宣称小蒋不愿回国,令蒋介石非常不满。不过中国驻苏大使馆人员看望蒋经国时,他也的确没有透露回国的想法。反倒是《真理报》曾出现一篇以蒋经国名义发表的文章《给母亲的信》,批评蒋介石对毛福梅太过绝情,同时批评他是"人民公敌",他也以有"这样的父亲为耻"。老蒋虽不敢确认是否是蒋经国的手笔,但起码证明小蒋还安然无恙,"心为之一慰"。

    蒋经国日后也指称,是陈绍禹假借他的名义发表的这封信以打击蒋介石。蒋经国的生活也在此时起了变化。1935年3月15日,蒋经国与同在机械厂工作的芬娜·伊芭奇娃·瓦哈里瓦(即后来的蒋方良)结婚。芬娜自小与姐姐相依为命,当时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两人相识于1933年,因为英雄救美等巧合,两人经恋爱后结下了这段异国姻缘。同年12月,长男爱伦出生,即日后的蒋孝文。蒋经国终其一生都相当感念这段平凡的小康家庭生活,始终与蒋方良保持相当恩爱的夫妻关系。当时他与妻儿同住在一套两室的公寓中,好客性格似乎也从此时开始,他不时会以高加索舞蹈、苏联歌曲来取悦宾客,还邀请朋友到家中同度新年。直到1936年,蒋经国在重型机器厂的工作与预备党员权利突然被取消,不但整天无事可做,全家三口有一段时间只靠芬娜的一份薄薪过活,显得相当艰难。

    就在这个时刻,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促蒋介石停止"剿共"、共同抗日,发动西安事变,将老蒋囚禁。先是莫斯科《真理报》《消息报》谴责囚禁蒋介石的作为,苏联后又公开表明,中国必须团结对外,蒋介石是唯一能够领导统一战线的人物。因此斯大林对外的态度非常明确,就是希望中国不要因除掉蒋介石而导致国民党推派出亲日的领袖,而是最好以蒋介石为领袖,国共合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牵制日本扩张,这也为整个西安事变和平落幕画下句号。就在西安事变过后几天,12月15日,乌拉尔重型机器厂党委通过了蒋经国先前的申请,做出"接受蒋经国为第四类布尔什维克党员的决议",等于是让蒋经国由联共(布)候补党员成为正式党员。据说共产国际曾发出电报要求保留,但反对意见并未被苏联接受;显然苏联已同意蒋经国回国,让他影响、支持蒋介石坚持联共抗日的方针。

    蒋经国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虽立即提出返国要求,却碰了软钉子,一方面被告知即将返回中国,但另一方面又要他回到乌拉尔等待。因迟无返国消息,蒋经国再度上书斯大林。1937年2月,莫斯科传唤蒋经国,要他带上全家与细软。这次抵达莫斯科后,蒋经国才确定获准离开苏俄,苏联官方也特地安排许多重要拜会,包括斯大林的密友、苏联驻华大使,甚至与他冲突激烈的王明等人也来探视。蒋经国则书面保证,回国后绝不反对中国共产党或附和托派。他在临行前,第三度单独会见了斯大林。

    3月25日,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领队下,蒋经国带着妻子与长子蒋孝文从莫斯科搭乘火车,离开停留了12年的苏联,重新踏上带着他来到苏联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康生与蒋经国途经海参崴时拍发联合电报给位于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党部,蒋经国自称"党派我回国,这是一件重大任务",并盼党部"转告共产国际执委会,我会恪遵党纪"。经过几番波折,蒋经国终于在4月19日回到暌违的中国,但内心不安的蒋经国知道,如何重拾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已经成为他迈入未来生涯中最重要的课题。

    《中华读书报》2013年09月11日。摘自《蒋经国画传》,师永刚、方旭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8月第一版,定价: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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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周總理下令複印嚴慰冰匿名信在政治局擴大會議散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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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mbnail 周總理下令複印嚴慰冰匿名信在政治局擴大會議散發
Sep 23rd 2013, 20:14, by 明鏡雜誌


《新史記》丁凱文 專稿


據官方欽定的陸定一傳記記載:1966年2月初,彭真約談陸定一。彭真在談話中向陸定一出示了公安部轉來的的嚴慰冰匿名信照片,陸定一大吃一驚,聲稱自己根本不知道嚴慰冰給林彪一家寫了這麼多匿名信。(注17) 接下來的短短一個多月內,衛生部出面為嚴慰冰密集組織了四次會診。如果不是出自"組織上"的刻意安排,嚴慰冰如何能在這麼短的特殊時間內享此待遇?當然,官版的陸定一傳記是不會述及衛生部為嚴慰冰組織的這六次會診的。

陸定一是否真的不知道嚴慰冰的所作所為?陸定一在這一事件上死咬不知情,日後官版的傳記也都統一口徑予以否認。但是劉少奇在1966年6月27日民主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

"兩年以來,嚴慰冰的反革命活動越來越猖獗,她探聽中央負責同志和林彪同志的行蹤,林彪同志什麼時候到什麼地方,住在那裡,這些事我們都不太清楚,但是她都打聽得清清楚楚。嚴慰冰跟著陸定一,參與很多黨內機密,知道很多事。幾個月前,要彭真把嚴慰冰的材料告訴陸定一。而陸定一回去卻把情況全部告訴了嚴慰冰,並用多種方法包庇嚴。最近已把嚴慰冰這個反革命分子逮捕了。根據各種材料判斷,陸定一是知道嚴的情況的,陸、嚴是合謀的,許多事陸定一如果不告訴嚴慰冰,嚴是無法知道的。"(注18)陸定一是否知情姑且不論,劉少奇這裡所說陸定一"用多種方法包庇嚴",應該就是指陸定一請醫學專家為嚴慰冰會診精神病及醫療一事。

拋開"文革"小報裡那些人身攻擊和極左的詞藻,我們應該承認嚴慰冰確實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問題在於,既然公安部門和中央一線工作的袞袞諸公們早就發現了嚴慰冰的這些活動,為何他們卻袖手旁觀,既不出面制止,也不及時採取措施使嚴得到必要的治療,任由嚴慰冰持續不斷地投寄此類匿名信,直到1966年初中央的政治鬥爭馬上就要燒到彭真和陸定一的頭上時,陸定一才臨時抱佛腳給嚴慰冰作醫療會診?正是因為中央掌管政法系統的彭真和公安機關的完全不作為,致使嚴慰冰在寫匿名信一事上"越來越猖獗"(劉少奇語)。筆者認為,彭真等人之所以瀆職、不作為,還是出於官官相護。陸定一既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中宣部部長,同時又是國務院副總理兼文化部部長,誠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所以彭真對陸的老婆嚴慰冰的行為採取了睜一眼閉一眼的態度,也算是同氣連枝,惺惺相惜吧。


林彪質問陸定一

中共中央在處理嚴慰冰案一事上頗動了一番腦筋。3月6日陸定一被中央要求南下外地。其實這也是為了更方便中央處理嚴案。周恩來為此專門找陸談話,對陸說:你最好到外地去,時間越長越好。陸定一先後去了上海、南昌、井岡山、吉安、景德鎮、蕪湖、合肥。4月30日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和中宣部副部長張子意到合肥,代表中央與陸談話,告知嚴慰冰已被中央定性為"反革命分子",於4月28日被逮捕。與此同時,楊、張還傳達中央的五條指示:不要泄露消息;不與嚴慰冰家人聯繫;繼續留在外地,不要回京等。張子意還與陸個別交談,建議陸定一寫信向中央表示自己的態度。陸定一接受了這個建議,寫信給中央,表示擁護中央的措施並遵守中央的幾條規定。惟5月6日陸定一接到汪東興的電話,通知他立即回京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陸遂於5月8日乘機飛回北京。(注19)

從這一過程來看,中央早就籌劃好了如何處理嚴慰冰一案,先是將陸定一調離北京,然後再實施對嚴慰冰的逮捕,隨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清算彭真、陸定一等人。毛澤東當時不在北京,劉少奇主導黨務,而具體負責此事的就是周恩來。據凌雲回憶,1966年3月份,周恩來找謝富治、劉復之和凌雲談話,凌雲說:"這次周總理找談情況不同了。周總理要我連夜把信(指嚴慰冰匿名信)複製多少份,我一個晚上沒睡覺,夜裡周總理給我打了幾個電話,他的秘書也來過一次,最後天亮,周總理電話中讓我把複製件送到一個地方。隨後我才知道這些匿名信複印件是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散發的。在這個會上彭真、陸定一已點名挨鬥,嚴慰冰也被隔離審查了。"(注20)

http://a3.att.hudong.com/74/27/01300000342990125936279467780.jpg
"文革"中批鬥陸定一。

在5月份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手書了一紙聲明:

【我證明:(一)葉群在我結婚時是純潔的處女,婚後一貫正派;(二)葉群和王實味根本沒有戀愛過;(三)老虎、豆豆是我與葉群的親生子女;(四)嚴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談的一切全係造謠。林彪 1966年5月14日】

林彪手書的這封證明信就是因為嚴慰冰匿名信對葉群和林彪一家的惡意中傷,林彪要為自己和自己的夫人找回清白。其實,設身處地地想一下,只要是一個正常的男子漢,都無法容忍他人對自己和自己的配偶作如此無中生有的造謠和誹謗,更何況身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

在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曾質問陸定一:"你為什麼害我?我這個人一直喜歡一點知識分子,對你陸定一我還是比較喜歡的,你為什麼幹這麼壞的事,用意何在? "(注21) 所有與會的中共高級幹部對嚴慰冰的行為表示了強烈的憤慨,軍隊幹部尤甚,葉劍英、楊成武、蕭華等人都在會上發言表態。楊成武乾脆走到陸定一面前說,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並把拳頭伸到陸定一的眼皮下說"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注22)

注釋:

17,陳清泉《在中共高層50年:陸定一傳奇人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4-255頁。

18,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2010年版。

19,陳清泉《在中共高層50年:陸定一傳奇人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264頁。

20,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資料》第76輯,2000年12月版,第77-78頁。

21,王力《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593頁

22,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上,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438-440頁。(《新史記》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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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费巩灯”“费巩亭”与《费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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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巩灯""费巩亭"与《费巩传》
Sep 23rd 2013, 20:05, by 明鏡雜誌


    费巩,字香曾,江苏吴江人,1905年出生于苏州名门望族,其父亲费树蔚在辛亥革命后任肃政厅肃政史,其母亲系晚清著名大书法家、湖南巡抚吴大贗之女儿。其夫人袁慧泉(原名袁家第)系袁世凯唯一嫡出孙女,袁克定女儿。  

    1927年,费巩毕业于复旦大学,1928年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1931年毕业回国后,他曾任教于中国公学和复旦大学。1933年,费巩应聘任浙江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938年追随浙大西迁至遵义。

  1940年,极其反动的浙大原训导长被学生赶下了台,浙大校长竺可桢应广大师生建议,"三顾茅庐"请费巩出任训导长,鉴于校长之诚意,费巩提出两个条件:"坚决不加入国民党;不领取训导长薪俸,把省下钱用于改善学生生活"为先决条件,同意就职。费巩在就职宣言中道:"训导长有人叫他是警察厅长,但我决不会做警察厅长……我愿做你们的顾问,做你们的保姆,以全体同学的幸福为己任。"

  在职期间,费巩经常出入学生宿舍和食堂,见到学生站着吃饭,立即命令制作餐厅内无数长凳;见宿舍内灯光极其灰暗,严重影响学生视力和健康,即在业余时间用心研究出一种烟雾少、亮度大的植物油灯,用自己的薪金请店铺制作了850盏植物油灯,分发给各宿舍每位学生使用。学生对此举十分感激,永远铭记在心。费巩遇害后,学生们为纪念他,把此灯命名为"费巩灯"。历届浙大学生及老校友人人皆知,流传至今。

  除此之外,费巩流传佳话的事迹不止於此,如:炎热的夏天,亲自指挥在校内架设大锅,煮开水浇治学生床板之臭虫;为贫困学生申请教学贷金,向校方据理力争,消耗大量精力,寝食难安;费巩平时节衣缩食,连香烟都手工自制,却时常慷慨解囊,接济贫困学生,一则日记中写道:"……然余因此囊中又告空竭,近来如是者已第三次";为积极倡导导师制,每晚接待数批学生,因人而异,或在学业上指导,或生活上帮助,或教以做人之道理。他身体力行,诲人不倦,与学生日益建立了水乳交融的关系。学生们都称他为"慈母"。在浙大校园内,树立了由四十年代老校友集体捐款建造的"费巩亭"、"费巩铜像"。

  费巩被秘密逮捕之事,成为轰动整个国统区的"费巩事件"。社会舆论哗然,各界人士纷纷设法营救。成为当时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等各大报纸的重要消息。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国共两党政治协商会议上,周恩来等代表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八项要求,其中第七条提到:"立即释放叶挺、廖承志、张学良、杨虎城、费巩",费巩即名列其中。解放后,周恩来电示驻沪华东军政委员会派员前往费巩家中慰问,并按周总理指示每月发给费巩家属以教授待遇的特殊优抚金。1978年9月,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费巩为革命烈士。

  六十年后的2005年,在浙大校园内举行了"纪念费巩教授诞辰100周年暨《费巩文集》首发式大会"上,有无数老校友、学子们不远千里、不顾年迈体弱,赶赴杭州参加大会。1981年出版的《费巩传》,已二十年了,新华书店尚无留存,学子们也均已过耄耋之年,不少已离开人世,能知道此书者已不多。

  费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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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张国焘放弃川陕根据地是被迫退出还是退却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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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放弃川陕根据地是被迫退出还是退却逃跑
Sep 23rd 2013, 16:39, by 明鏡雜誌


徐向前1982年谈红四方面军及西路军若干争议问题(下)


  廖:宋侃夫同志建议我们写信给叶帅,请他回忆这段历史。因为电报是他交给毛主席看的,请他回忆有无"武力解决"中央的字样。我们已经给叶帅写了信。我们研究室的同志看到一九三七年中央政治局批判张国焘的会议记录,毛主席的发言中谈到,叶剑英同志把电报交给他看,电报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样的话。

  徐:我没有看到"武力解决"字样的电报。吕黎平的文章引了我的文章,你们写文章是或否也引了我的文章?那篇文章是我签了名的,我要负责的,不管怎么说,我是要负责的。只有再版时更正。

  郭春福同志:一九七七年,《人民日报》为了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请徐帅写文章。《人民日报》社推荐军事科学院的几位同志同《人民日报》的同志帮忙写了那篇文章。他们写好稿子后交给我,徐帅叫我先看,我对这段历史不熟悉,文章中出现的问题应该由我负责。

  徐:我怎么能把责任推给你们呢?责任我是要负的。

  廖:总之,张国焘要求四方面军南下的电报肯定是有的,主要是电报用什么措词现在有不同的说法。

  徐:南下电报是肯定有的。我们同意南下,是犯了错误的。

  廖:中央看到张国焘要四方面军南下的电报,感到处境危险,所以立即离开四方面军北上了。

  现在还有个问题,也请叶帅谈谈。鄂豫皖苏区发展得很大,后来川陕苏区也发展很大,部队发展到八万多人,一说十万人,这说明四方面军有成功的经验。另外,最近在南充市召开川陕根据地学术讨论会,会上有的同志说川陕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其中有张国焘的功劳,因为他是头头。到底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川陕苏区是有成绩的,但成绩该不该算在张国焘头上?张国焘在政策上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川陕苏区有那么大的发展。至于打仗方面,大家都晓得,张国焘不会打仗。为什么打胜了呢?仗是徐帅、曾中生、旷继勋、许继慎(许已在鄂豫皖被肃反杀掉——徐注)……等等同志指挥打的,不能说张国焘有什么功劳。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看?

  还有西路军的问题。这牵涉到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对张国焘退却逃跑有些批评的看法,毛主席说,西路军失败说明了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到底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有什么关系?

  徐:到陕北后,我们同张国焘没有直接关系了。我们主要是与中央军委联系,我们直接隶属于中央军委领导,是受中央指挥的,受毛主席指挥的。西路军有个军政委员会,主席是陈昌浩,副主席是我。我们西路军主要是军事上的问题,是战略战术的问题。我们过黄河后瞧不起马家军,结果吃了几个大亏。我在延安对高岗说过,我们过黄河后不打一条山,不在山丹、永昌建立根据地,一直往西走,和苏联联系上,有吃有穿,不挨冻受饿,弹药又可以得到补充,我们是可以打败马家军的。这就是西路军的问题。

  过去说西路军过黄河是张国焘退却逃跑。西路军到底执行了谁的命令?据我看,过黄河不是张国焘的问题,是中央下的命令,不是张国焘下的命令。你们是研究党史的,该中央负责,还是张国焘负责?可以查一查当时的材料。

  张国焘这个人,他是有野心的,最后成了叛徒。但是,不要因为他是叛徒、坏蛋,就认为他一切都错了。我对张国焘一生也不大了解,他在二七运动中,在大革命时期的行为,我不了解。我以前还不是党员,在武汉时期我是新党员,一般党员。

  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的确是王明派来的代表,他是执行王明路线的。毛主席所过,王明路线时期,"钦差大臣满天飞"。的确如此。张国焘被派到鄂豫皖苏区,博古到中央苏区,夏曦到湘鄂西苏区。但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时,苏区已经很强大了,根据地有很大发展。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后,完全执行了王明路线。我们南下打英山、浠水、蕲春、黄梅、广济地区,他要我们出安庆,威胁南京。我们打仗的战术是"围点打援"。这种战术是在我们力量不大,武器不如敌人,敌人力量强大的情况下采取的办法。也只有采取这种战术才能取得黄安战役、苏家埠战役的大胜利。这时已经有红十师、十一师、十二师、十三师,以后又有七十三师、七十四师、七十五师。黄安战役是围点打援的典型。后来,商(城)潢(川)战役、苏家埠战役、潢(川)光(山)战役也是这个打法。我们没有炮火,子弹也不如敌人多,我们就采取战壕对战壕的办法消耗敌人,慢慢接近敌人,把敌人围住。我们没有吃的,敌机便空投粮食,结果十分之八、九都投到我们阵地上来了。因为敌我之间空隙很小,空投的粮食一飘就飘到我们阵地上来,我们围住敌人,打他的援兵,最后把他们消灭了。

  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后,我和陈昌浩主张在北边赤白交界处休整,可以向白区要粮,可以扩大苏区。但张国焘和中央分局不同意我们的意见,要我们夺取麻城,威逼武汉。我看到省委的一个文件上出现了国民党是偏师的观点。我们围了麻城,敌人的四次"围剿"就来了。那时我们情报很差,中央也没有供给什么情报,敌人到了跟前才发现。在第四次发"围剿"中,我们打了卫立煌的李默庵,打了陈继承部的黄杰,把黄杰的司令部也占了。我们打垮了不少敌人,但没有消灭敌人,只是击溃战,因为自己的力量不够。最后,被迫转移。

  张国焘是川陕苏区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到四川后,他的错误是明显的。如对地方部队本来应该很好地帮助人家,三十三军帮助他,他却消弱人家,最后他把三十三军番号也取消了。对地方政策,只要是当过保长哦,他都杀掉。我有看法,有的保长还是穷人,是大家把他推出来当的,不应该杀掉,但政策是那样的。张国焘主要是执行"左"的政策,所以搞来搞去,最后还是撤离川陕苏区了。当时我们有好多意见,我也直接讲了,但张国焘不采纳。鄂豫皖苏区主要是"左"的错误,土地政策是"左"的,经济政策也是"左"的,一块银元才买二两或四两咸盐,把小商人、小经纪人当资本家打倒。我说鄂豫皖苏区即使第四次反"围剿"搞得好,按我和陈昌浩的意见打,把敌人打垮了,敌人还会来第五次"围剿"。蒋介石是三步棋,一是打湘鄂西,二是打鄂豫皖,三是打中央苏区,各个击破。而我们三个苏区是互不相联的。蒋介石把湘鄂西搞掉后,就来"围剿"鄂豫皖。我们即使按原来的设想打,把敌人击溃了,也不过伤其一指,蒋介石的基本力量还是存在的,他还会发动第五次"围剿"的。而我们由于"左"的错误政策,把苏区搞的民穷财尽,人力物力都没有了。农村开个会,你看主要是妇女,男的都当红军去了。当时扩大红军,贫下中农出身的年轻人都参加了红军。如果你看到年轻人没当红军的,那就是地主富农出身的。这样的政治、经济政策是不行的。在四川也是这样。当然我这些想法,都是"事后诸葛亮",但作为历史问题来研究,可以有这样的看法和想法。

  廖:张国焘放弃川陕根据地是被迫退出还是退却逃跑,现在还有不同的看法。

  徐:是有不同的看法。当时是被迫退出川陕苏区,不退出怎么可以?我把川陕根据地情况给你们谈谈。

  我们粉碎敌人的六路围攻以后,我和李先念极力主张渡过一个师到嘉陵江西岸去,把嘉陵江西岸掌握在我们手里。因为那时敌人溃不成军,西岸都没有敌人,南部县有过暴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都是很高的。川东、川北党组织的基础都很好,我们去以前,革命都已有了一定的基础。川东的万县、达县、宣汉一带有党的活动。我们主张在嘉陵江两岸活动,一方面回旋余地大,另一方面可以建立新的根据地,同时要准备粉碎敌人新的"围攻"。但张国焘不接受我们的意见。他是中央代表,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把主力全部撤回去。我们回来后,敌人重新整顿,在嘉陵江东岸活动。这时我们接到中央的电报,命令我们派一个师迎接他们。我们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消息:徐海东部队也到了豫西一带。我们也想派一支部队去策应他们,迎接他们。中央要我们派一个师去迎接他们,他们想过长江。我们觉得派少了不行,派多了又派不出来,因为按照四川地形需要我们出较多的兵。中央的电报我看过,我还记得这件事。派一个师的兵力迎接中央是不行的,兵力太少。四川是那样的地形,敌人在后面堵住,这一个师就回不来了。

  在四川也是几进几出,加上我们"左"的政策,错误的肃反政策。如旷继勋同志曾任红四军的军长,竟在肃反中被张国焘杀掉。我们倒四川开始还不错,但很快群众就有反映。我们是"左"的政策,主观认定人家是地主。有的地方我们占领了一下,后来又退出来,有时进去,有时又出来,几进几出,苏区遭到很大破坏。一是敌人的破坏,一是自己政策上搞错了。我们本来想打胡宗南的部队,占领嘉陵江西岸。我们在广(元)昭(化)战役后,又把兵收回来。要过嘉陵江,不但遭到敌人阻击,还要爬很高的山。张国焘见通(江)、南(江)、巴(中)守不住了,有点恐慌。我倒不管,因为我不常在后边。我到四川后,几乎每天都在前线打仗,到后方也不过三、四次。粉碎刘湘的六路"围攻"之后,张国焘找我商量,说在四川地区不大好搞。"左"的政策把苏区搞得民穷财尽,民不聊生,怎么好搞?到汉中,汉中南面是巴山,北面是秦岭,那地方很小,不适宜搞根据地。敌人来了以后,把你围在那里,就没有办法。我在清江渡会议上曾提出,接应中央红军,派小部队不行,一派出去就会被敌人吃掉,大部队也派不出去,在老苏区不行,我们只有在川、陕、甘交界的地方建立根据地。这样四川可以联接起来,陕南可以联接起来,甘南可以联接起来。川陕甘计划过去也有过。我们打的主要敌人是胡宗南。我们开始讨论今后怎么办时,我就提了上面的意见。于是我就带部队过嘉陵江,张国焘留在后面。我们打到剑门关,剑门关南面和北面不一样,剑门关形势是南进容易,从北进难。人家说剑门关险要,我说也险要也不险要,从陕西到四川就很险要,从四川到陕西就不险要。我们占领了江油、中坝等地。江油是邓锡侯的部队,我们没有和邓锡侯硬打,我们把它围住了。这时我每天都打电报给张国焘,说我们前面部队已打开局面,你们后续部队要马上跟上来,不然我们前面没有办法。本来我们要集中主力打广元、碧口。碧口是胡宗南的老巢,是嘉陵江和白龙江的汇合处。但张国焘他们不上来,我们就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只有两个军的实力。一个军攻广元、碧口,一个军已打到中坝,差不多要到绵阳了。四川军阀是惊弓之鸟,我们不怕他,少量的部队可以对付大量的敌人。但张国焘不及时跟上来,他们是搬家式的,整整延迟了四十天,大部队在那里慢慢行动。大部队本来可以迅速行动,围住胡宗南,可以给敌人痛击。当然要有牺牲,我那时是下决心牺牲的,牺牲几千人、万把人,也要打下来。当时关键性的问题是打下胡宗南。你要打垮胡宗南,不牺牲这些人是没有办法的,我差不多每天都打电报给张国焘,而他们却延迟了四十天才上来。那时敌人已经把阵地巩固了,搞得好好的。而我们却大搬家,什么都搬,而且后面陈昌浩还指挥烧房子,搞什么肃反、坚壁清野。这事我一直到延安才知道。他们说什么总指挥部内有暗藏的敌人。我们好多干部、战士死在他们手里。那时部队干部、战士挨了整,不少人牺牲。大部队到了万州坝,那是个很大的镇,人也很多,也很热闹,我在那里住过几天。部队在那里呆了几个星期,没有办法,被迫退出来。当然,张国焘是不是有计划地退出,我就不知道了。川陕甘作战计划未能实现,打不开局面了,被迫撤离,退出通南巴,到了懋功、松潘。而且退出通南巴也没留下多的部队,只留下刘子才率千把人枪,坚持当地斗争。刘子才也不怎么精干。应该多留些部队。

  张国焘是否有计划的退却,我不知道。四川那个地方,真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一直要爬到山顶上。通南巴那个地方,小镇子很多,有的镇,山是很险要的,你占领它,堵住山口就没有办法过去。

  放弃川陕甘苏区的过程就是这样。你们今天叫我下什么结论,我讲不出来。因为执行了过左的政策,结果那个地方搞得人力财力都没有了,根据地如果没有人力、财力,怎么能存在?一要吃饭,二要穿衣,三要弹药,弹药主要来自敌人。没有人无法打仗,弹药也无法补充。毛主席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道理就在这里。伤其十指,不碍大局,他擦了药又好了。就是说,断其一指才能消灭其主力。胡宗南的部队有补充,我们打仗没有补充。我们每打一仗,都要考虑究竟为什么要打仗,怎样才能消灭它的主力,这是军队存在的重要方面。你打消耗战,怎么能打败他?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就是和敌人拼消耗。你人力没有他多,财力没有他多,物质力量没有他多,怎么能和敌人拼消耗?因此,毛主席主要强调要进行运动战。我们军队是长于打运动战的,我们战士能吃苦耐劳。"围点打援"也是运动战。我们没有武器,但是能打运动战。一个苏区要存在,一要政策对头,二要苏区不断扩大。政策不对头,苏区就不能扩大。执行"左"的政策,苏区就不断缩小,怎么能存在下去?政策错了,只有退出,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唯一的生路就是打出去。这就是我给你们介绍的当时情况。你们问我得看法,这就是我的看法。

  廖: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汇合时,到底有多少人?

  徐:四方面军有八万多人,一方面军不知多少。我们确确实实有八万多人。我说八万多人,不仅是正规军,也包括地方部队;真正有战斗力的部队,大约五、六万人。我们有五个军,三十三军其实力量很小。我们最大的范围,打到嘉陵江边。我们曾打到川西,打到中坝、江油、绵阳。

  中央红军是多少,我不知道。陈昌浩写标语,说三十万红军大会师。我在旁边发冷笑,哪有这么多红军?你这样宣传还兑现不兑现?两个方面军会合时,我不是先头部队,先头部队是三十军、九军。李先念是先头部队,但他们也不好问人家,你们有多少兵力?

  廖:四方面军南下时损失很大,差不多牺牲了一半。

  徐:那差不多。南下差不多牺牲了一半,过草地牺牲很大。一方面军牺牲少些,因为他们没过那么多草地。我走过的这条路很清楚,死的人很多。南下时,主要是百丈关和雅安的战斗,我们损失很大。我们要和四川军阀打仗,还要和胡宗南、蒋介石打仗。张国焘南下想跑到安全的地方,结果也呆不住。你兵多了,在那安全地方没饭吃;兵少了,人家要吃掉你。

  佟英明同志:陕南战役应该怎么评价?现在又两种意见,一种是全盘否定;一种是说军事上打了胜仗,但在政治上破坏了同杨虎城建立的统一战线关系。

  徐:不管怎么评价,陕南战役不是真正打杨虎城的,只是虚晃一枪,我们的真正目标是打胡宗南,不是想打下汉中,但后来打到了南郑城郊。不知道当时情况的人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也就是不身临其境,就不知道其中底细。陕南战役只是虚晃一枪。因为我们与杨虎城签订了停战协定,有统战关系。上次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学术讨论会,听说你们参加了会。(叶心瑜:我参加了。)你们对陕南战役怎么看法?(叶:《中央党史大事年表》已经谈了。)

  缪楚黄同志:西安事变以后,西路军是否有两种发展方向?或是向东发展,或是继续向西发展,后来怎么又决定向西发展?

  徐:毛主席给我们打电报说,你们如果有困难,是否可以过河来。那已经是西安事变以后了。没有西安事变,我们也准备过河东。宁夏战役计划并不是四方面军过黄河后才定的,而是事先定的。我们红四方面军过河,是中央原先就有宁夏战役计划。过河后,中央决定打定远营。我们调查一下,定远营在阿拉善旗,是沙漠上的绿洲,地方那么小,这么多部队到定远营,吃、住都很困难,无法解决,那里四面都是沙漠,往哪里走啊!所以打定远营是不行的。我那时是积极主张西进的。我在会上列举了六、七条理由,说明西进的好处:如西进可以拿到武器;可以打通国际路线;西进对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也是鼓励。我们占领山丹、永昌时,九军遇到马家军,在古浪打了一仗。马家军比我们少,损失很大,我们伤亡也很大。那时我和陈昌浩发生争执,我说现在形势是我们处于守势,处境不利。陈昌浩却轻视马家军,说什么完全击败了敌人。他看到敌人有后方、有补充,而我们没有根据地,没有补充。我和陈昌浩的辩论没有什么结果。反正我讲我的理由,他讲他的理由,我们争论了很久。我是从来不想和他公开争论的,这次实在忍耐不住了,而且这时他也没有张国焘作后台了。

  缪:西路军过河后,张国焘有没有给西路军发过电报?

  徐:没有,我的印象没有。那时西路军收的都是军委的电报。可能有个别他和别人共同签署的电报,因为他是总政委。

  廖:好像有一次西路军想回来。

  徐:是这样。在永昌时我们想回来。想叫于学忠接应我们。为什么以后没有回来呢?因为马家军又追上来了。他们超过我们,到了山丹。那时我们前面的一位指挥员回来说,马家军见我们想回去,很快地就调兵来阻止我们。在凉州、永昌之间的空隙堵了。我们已失去返回河东的机会,只好又继续西进。我们是步兵,他们是骑兵;我们一夜只能走六、七十里或七、八十里,敌人是骑兵,走的快。中央有指示,命令我们在永昌一带建立根据地。中央曾批评我们信心不足。中央是这么批评的。其实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不行,北面是沙漠,南面是祁连山,中间是弄堂,地方很小,回旋余地很小。建立根据地不是说一去群众就起来,要有个过程,要把敌人打垮,要不断取得胜利,群众才能起来。要几起几落,群众真正想通了,才真正起来,根据地才能真正巩固起来,这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建立根据地不行;如派部队出去,派少量的部队不行,敌人要吃掉你;派游击队、筹粮队出去,又出不去;大部队整个出去,那等于整个搬家,准备打到底;打到马家军占领的地方又不行。在这种情况下,最后还是只好西进。

  廖:徐帅刚才讲了三个问题,我们准备把录音整理好,请徐帅审定,我们将作为党史资料保留下来。

  郭:不供发表。

  廖:我们只是作为党史资料,供领导参考。

  徐:对。我只是给你们提供资料,提供研究这些问题的历史背景。

  (黄文治,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

  黄文治,共识网  20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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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徐向前坦承自己1977年文章有三个原则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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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坦承自己1977年文章有三个原则性错误
Sep 23rd 2013, 16:38, by 明鏡雜誌


徐向前1982年谈红四方面军及西路军若干争议问题(下)


  1977年9月19日,徐向前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一文,随后各地方日报全文转载。在此文中,因时局形势、传统定论或审稿不慎等原因,出现不少违背历史真相的谬论。

  1982年8月14日,中央党史研究室相关工作人员,就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及西路军历史采访徐向前,徐就1977年9月19日发表的《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一文中三个原则性的错误,做了纠正,就纠正内容而言,也更符合历史真相。

  今年暑假,笔者有幸结识红安县党史办业务精英、前辈老师辛向阳先生,去红安县党史办及档案馆调访鄂豫皖苏区及红四方面军历史资料。应该说红安县党史办及档案馆有关此方面资料,保藏是比较丰富。党史办保藏颇多红安县地方建国后的调查口述资料,档案馆亦保藏很多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解散后的遗存档案资料。

  红安县档案馆保藏的这批档案,有红四方面军地图目录、红四方面军人物志、红四方面军书籍目录、红四方面军声像档案及零碎资料汇总。尤其是零碎资料汇总一档,未刊而有价值的档案资料比较多。

  正是在这批零碎档案资料汇总之中,笔者调访到徐向前1982年8月14日的一篇调查资料,属于未刊文稿,价值极大。在这篇谈话录中,徐向前就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长征中的武力解决中央电报及西路军过黄河等关键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这里对此三问题不做过多赘论,我个人更关注的是"过度动员"问题。应该说,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包括后来撤出川陕苏区,除了国民党的外在"围剿",还有就是因"反围剿"而造成的内在"过度动员"因素不能够忽略。

  这种"过度动员"其实就是过"左"的政策导致的。这种"左"在初期性革命中,在乡村是能激化矛盾,形塑仇恨,使民众走向革命。但是,长期过左,就会殃及、反噬自身存活。这种"左"的政策,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肃反,另一个就是"左"的经济政策。

  比如肃反。徐向前在谈话录中就说:"张国焘在白雀园肃反,杀了不少干部,把那时部队的指挥员、几个党代表、政治委员都搞掉了,县委书记、地方干部也被杀了不少,军队干部杀了一批又一批。鄂豫皖肃反比湘鄂西好不了多少。"

  比如"左"的经济政策。徐向前在谈话录中就说:"鄂豫皖苏区主要是"左"的错误,土地政策是"左"的,经济政策也是"左"的,一块银元才买二两或四两咸盐,把小商人、小经纪人当资本家打倒。""我们由于"左"的错误政策,把苏区搞的民穷财尽,人力物力都没有了。农村开个会,你看主要是妇女,男的都当红军去了。当时扩大红军,贫下中农出身的年轻人都参加了红军。如果你看到年轻人没当红军的,那就是地主富农出身的。这样的政治、经济政策是不行的。""因为执行了过左的政策,结果那个地方搞得人力财力都没有了,根据地如果没有人力、财力,怎么能存在?一要吃饭,二要穿衣,三要弹药,弹药主要来自敌人。没有人无法打仗,弹药也无法补充。"

  应该说,徐向前本人作为历史的亲历者,能从此角度去反思共产革命,的确价值非凡。其实,其一生关于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及西路军写过很多单篇回忆文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其曾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过三卷本的《历史的回顾》回忆录,2005年更名为《徐向前元帅回忆录》在解放军出版社得到再版,也有大篇幅谈及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及西路军历史。就这篇谈话录而言,尺度较大,对一些关键性问题的看法亦比较中肯,这里全文收录:

  附录:徐向前同志谈话记录

  时间:一九八二年八月十四日上午

  地点:后海南沿三号

  访问者: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缪楚黄、刘经宇、佟英明、叶心瑜

  整理者:叶心瑜

  廖盖隆同志:上次我们给徐帅写了一封信,想请徐帅谈一些问题。

  徐向前同志:你们的信,我已经看过了。还有什么问题?

  廖:如还有时间,也请谈谈西路军的问题。

  徐:可以。还有什么问题,随便谈吧。

  最近二、三年内,写战史、写回忆录的人很多,有些问题找我谈,就引起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也引起我对过去问题的回忆。我们都是党员,要把党的历史按本来面目研究出结果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论的方法,实事求是的方法,研究出结果来,得出正确的答案,这的确是很重要的问题。你们花了不少心血,看了不少资料,研究好了,把问题提出来,引起我们回忆思索,是很好的。

  最近二、三年内,有好多同志写回忆录,一些已经谈了。有些问题要回忆回忆,究竟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情况。过去有好多框框,现在没有框框了,冲破了框框,就能得出正确的答案,提供正确的参考资料。

  你们的信提出了一些问题,其中提到一九七七年九月我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整理者)。那篇文章是我签了名的,我要负责。我看那篇文章有三处不正确,被歪曲了,需要更正,现在有个问题,我看了吕继熙(吕黎平)写的文章,又把我那篇文章的看法重述一遍。因此,我感到有些问题自己也需要根据事实进一步研究。这样我就叙述些历史背景,提供历史事实,请党史工作者研究。那篇文章有三处讲得不对:

  (一)关于"张国焘擅自决定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的问题。

  过去,也有的文章说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是逃跑。一些同志研究了这段历史,认为这个结论不对。四次反"围剿"失败了,苏区不能存在,怎么办?只有退出鄂豫皖。我回想当时召开了黄柴畈会议,有二十多人参加,我也参加了。会议临时决定离开老根据地,到平汉路以西,兜个圈子,打下敌人再回去。原来是这样计划的。结果过了平汉路以西,敌人追得很厉害,仗打得很多。我们在枣阳的新集和土桥铺一带打得很凶,损失也很大。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们也没有什么退却不退却的问题,我们是被迫撤离的。第二天早上我们冲破敌人的阻击,向西走。关于这个问题,在延安的时候,陈云同志,还有康生找我谈过。他们问,你们到四川是不是有计划的?我就把战斗的经过说了一下。我说不是有计划的,是被迫的,开始是准备兜个圈子,等打下敌人再回去。后来回不去了。回不去就往西退。起初准备在豫西建立根据地,不行;又准备进入陕南一带建立根据地,也不行。那时杨虎城已守住漫川关,胡宗南已经追来,进入陕南,我们去汉中的路被堵住了。我们在敌人追击下,越秦岭转到西安附近。在西安附近,遇到敌人重兵堵截围追。经过激战后,我们再越秦岭,到了汉中。接着我们就到了四川。那时四川军阀混战,反动统治力量薄弱。到了四川我们就站住脚了。我对陈云、康生叙述了这一过程。至于中央给张国焘有什么电报,我没有看到过,也不知道。但今天看起来,退出鄂豫皖是不是退却、逃跑?当时被围困在苏区里面,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想在苏区继续战斗下去,就有被消灭的危险。所以只有在外围兜圈子,结果被迫兜到四川去了。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就是这样的情况。我把历史背景讲出来,你们可以考虑考虑。

  (二)一九三五年(左路军)南下时,张国焘是否发过"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问题。七七年的文章说有这样的电报,是不对的。我没有看过这样的电报。帮助我写文章的同志,是按照传统的说法写的。那时我很忙,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多加思索。有人以为我对这个问题很清楚,其实我对这个问题不清楚。在毛儿盖开会的时候,会议决定是到川陕甘去搞根据地,于是才兵分两路北上(你们可能已看到张国焘写的《我的回忆》,他也谈到这点)。原来是决定一路走,同中央红军一块走。但张国焘要把红四方面军分两路走,他有野心,想当头头。张国焘决定要把四方面军分两路走,我们是没有办法的,他是红军总政委,中央对他也没有办法,我们对他更没有办法。我和陈昌浩带四军、三十军到了包座,到了班佑、巴西一带,在巴西停下来。张国焘和朱老总、刘伯承同志带九军、三十一军到阿坝。我们在巴西停下以后,我和陈昌浩曾经给张国焘去过两次或三次电报,催他过河。我们说,草地久驻不行,一是外面敌人在调集兵力围追堵截,二是我们这个地方吃饭也成问题。那时,驻巴西的四方面军天天都向中央报告,陈昌浩究竟每天向中央报告些什么,中央有什么指示,我也记不太清楚了。我们给张国焘的电报中还说,你们应该赶快过河(嘎曲河),从阿坝快些来,争取时间出草地。最后我们还去电报说,你们实在不好走,我们派四军的三十一团带粮食来接应你们。而张国焘回电说,那里是草地,嘎曲河下雨涨水,实在过不来。

  接着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张国焘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任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讲过的危害。至于怎么危害,我们也不好问,我们也说危害。我们执行过张国焘路线,我们也不便怎么说。

  关于"武力解决"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小插曲。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我们四方面军文化太低,一方面军人材多。我们请求中央派人来红四方面军,中央就派叶剑英同志来当参谋长,还有陈伯钧、张宗逊、彭绍辉等同志。"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是没有看到过的。当时,他们(一、三军团)夜里走了,我们不晓得。早上,前面部队打电话来,说他们走了,还筑了工事,放了警戒,打不打?当时接电话的是陈昌浩,他手中拿着话筒,面对我说:"这事怎么办?"我肯定地对陈说:"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怎么说也不能打。"这句话是我亲口讲的,这是事实。我不回避上述的事实,我不隐瞒事实。

  还有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象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人译的。发给谁,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是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人译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过去都是这样传说。但要南下的电报是有的,我们南下了,这是违反了纪律,我们承认了错误。

  (三)关于西路军过黄河的问题。七七年的那篇文章说是张国焘擅自命令四方面军过河的,西路军失败是执行张国焘路线的结果。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的确是我率领四方面军过河的,这是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来电决定的,是中央军委的命令。我和先念见过面,谈过这件事。他也说是中央决定过河的,不是张国焘擅自决定的。因为我们接到中央的命令后,四方面军总部找了李先念,要三十军先头过河。后来三十军就过河了,九军过河了,总指挥部过河了。敌人赶上来了,四军、三十一军没有过成。

  我看过去说张国焘擅自命令西路军过河,西路军过河是违背中央命令的说法,是不对的,不能把中央命令说成是张国焘的命令。今天要实事求是,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搞清楚它。七七年的文章中那种说法是不对的。如果文章再版,就要修改,或者现在就要写说明,因为那样说法不对。不能把要求(指张国焘曾经提出的西进的要求-整理者)当成事实,不能把中央命令说成是张国焘的命令。西路军过河是中央军委下的命令,不是张国焘的命令。

  关于西路军过河的问题,在延安时高岗问过我,我对他讲过这个问题:西路军过黄河以后,如果不打一条山,不在永昌、山丹建立根据地,一过黄河我们就往西面走,打嘉峪关,把玉门、把安西守起来,把敦煌守起来,那里没有好多敌人,建立根据地,还可以立住脚,马步青是怕我们的,我们有准备。以后青海的马步芳追上来后,跟我们打起来了。在永昌地方打敌人,时间打得太久。那地方北面沙漠,南面是祁连山,中间是狭道好像弄堂。在那里搞根据地,一是吃饭问题不好解决,二是那里是少数民族地区,有民族隔阂,人也少。况且敌人是骑兵我们是步兵,他要吃掉你,搞久了,不行,无法建立根据地。在延安时,高岗问我:你对西路军怎么看法?我回答说西路军过黄河后,不打一条山,不在永昌、山丹一带搞根据地(那是中央指示搞的),一过黄河,我们就往西走,打嘉峪关,把安西、玉门守起来,把敦煌守起来,那里靠近苏联,一是有饭吃,不挨饿;二是不受冻;三是有弹药补充。陈云同志他们从苏联搞了武器。如果补充了大炮、机关枪,马家军再多一倍也不够我们打。过去我是这样看法,今天我还是这样看法。这不是"事后诸葛亮",而是研究问题。

  西路军的失败究竟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过黄河后,轻视马家骑兵,这是我们的错误。西安事变后,毛主席打电报给我们,问是否可以回来,我们也往东打过,但路被敌人堵了,没能回得来。如果那时过了黄河不打一条山,不搞跟根据地,一直往西走,西路军是不会失败的。

  因为你们提问题来,所以我给你们讲这些情况。过去那篇文章有些地方是不对的,要更正。

  你们提出来的问题,我回答的就是这些。看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你们是研究党史的,过去的框框都没有了,思想都解放了,要用新眼光来看旧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如实反映当时情况,我觉得很有必要。你们研究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好,有价值,把资料整理出来,对党史是宝贵的贡献。

  你们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廖:关于张国焘电报的问题,宋侃夫同志曾经来党史研究室谈过,说四方面军的电报都经过他的手。他说没有发过要"武力解决"字样的电报。

  徐:电报都是经过他发的。"文化大革命"中整他,就是说他是张国焘忠实的"走狗",被关在地下室好几年。

  廖:宋侃夫同志说要四方面军南下的电报是有的。

  徐:张国焘原是中央代表,我们都是受他指挥的,哪里知道中央还有另外的意见!原先我们稀稀拉拉的,接到南下电报后没有立即过去。他还要我们准备,要我们过去。毛主席来征求过意见,我的意见是一起走。我考虑的不是别的,是不愿意把四方面军分开,这支部队从鄂豫皖一直打过来,很不容易,一个南下,一个北上,这样不好。

  我是一九二九年去的鄂豫皖。后来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也到了鄂豫皖。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成立了红四方面军。第三次反"围剿"时,我们南下打英山、广济等地,以后奉命回来。张国焘在白雀园肃反,杀了不少干部,把那时部队的指挥员、几个党代表、政治委员都搞掉了,县委书记、地方干部也被杀了不少,军队干部杀了一批又一批。鄂豫皖肃反比湘鄂西好不了多少。第四次反"围剿"那么紧张,他们还杀人。连我的老婆也杀了,我那时也感到紧张。我对张国焘、陈昌浩私人感情并不好。我对陈昌浩说,肃反杀了这么多的人,是不对的。我曾要求调中央区工作,张国焘、陈昌浩不同意,我也就没有向中央提。

  七七年的那篇文章,在三个问题上是犯了错误的。当时有当时的框框,当时有中央文件,有西路军事件,有那样的传说,说退出鄂豫皖是错了,西路军过河是错了,当时就是有这些框框。(未完待续)

  (黄文治,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

  黄文治,共识网  20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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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天安门广场——中心舞台上的群众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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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中心舞台上的群众演员
Sep 23rd 2013, 16:30, by 明鏡雜誌


1949年10月1日,北京七中的初一学生李永明一大早吃过早饭,就随着学校的队伍向天安门进发了。老师告诉他们,要到天安门去开一个大会,到了那里李永明才知道,是开国大典。

在现场,谁也不知道,大典什么时候开始,老师也不知道。但大家都非常兴奋,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上互相拉歌联欢,不知不觉,午饭时间也过了。那一天,天安门广场和东长安街上聚集了30万民众和将接受检阅的解放军官兵。大家都在等待着一个时刻。

李永明后来回忆说:"我猜想,中南海可能原来想上午就开会的,由于有种种原因,有些事没结束或办完,结果下午三点才开始。"实际上,此时新中国的领导人们正在中南海开会。下午2点,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宣誓就任主席。下午3点,他与朱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那里,毛泽东发出了被载入史册的强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那一天,30万军民走过天安门。先是受阅部队走,再是等待在东长安街的群众队伍走,然后,排列在天安门广场的数万群众也移到了东长安街,走过天安门。足足走到了晚上七八点钟,李永明记得,大典结束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人也饿坏了。

那一年,李永明14岁,刚刚从北京郊区的房山考入北京城里的中学。这是他第一次到天安门参加大型政治活动。他没有想到,后来他自己都数不清究竟去了多少次天安门广场,他一生中的最好时光都将与天安门广场相关联。

其实,何止是李永明,新中国成立后的这一代北京人,乃至这一代中国人,他们的生命岁月,都不可避免地与天安门融为一体。
  
改造旧世界
  
李永明第一次来到的天安门广场,只有今天的五分之一大。他记得,"长安街上分别有东三座门、西三座门,广场南部还有轨电车。天安门以南正阳门以北,还有红色的围墙。"那是一个T形的广场,被围墙、城门和公交线路给包围。

严格说,那时的天安门广场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政治集会场所,只是皇家紫禁城的正门前的一块宽阔空地和通道。这样的广场,除了衬托皇家城垣的威严外,它的实际作用是可以容纳参加科举殿试的举子们在此等候"传胪",得知自己是否金榜题名;另一个实际作用,是每年"秋审""朝审"时,各级官员将被判刑的犯人的案子会审,等候皇帝勾决。特别是在朝审时,被判处死刑的犯人都要一排排地跪在这里。

说当时的天安门广场是"T"形,是因为它向南伸展,南北方向伸出一条宽65米、长达500多米的长道,直到正阳门。当年的长道两侧,有"东千步廊"和"西千步廊",千步廊外侧,分布着明清两代的朝廷衙门"五府六部",如礼、吏、户、兵、刑、工诸部,中军都督府、大理寺等等。所以,这里历来也不是普通百姓能来的地方。

历代封建王朝并没有为城市提供政治集会场所的意识与传统。但新生的共和国则不同。新中国成立以后天安门广场的改建工程,就是把这些"五府六部"逐渐拆迁推平,使天安门广场真正扩展为一个方形的、能容纳100万人的世界最大广场的过程。

在参加了开国大典之后,1949年10月,李永明加入了共青团。他成为一名学生积极分子、学生干部。他记得,那时的政治活动特别多。"比如庆祝党的生日的报告会,或是革命前辈讲他们的经历。我听过廖承志、肖华的报告,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树林里、或是故宫的太和殿广场……不是学校所有的人参加的,因为我是团员,老师就让我去。"

这些成了政治课堂的北京文化古迹,都在天安门附近。每次李永明都是走着去,像第一次去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时一样。李永明的学校在旧鼓楼大街,离天安门有十几里路,步行需一个多小时。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排着队一路高歌,大家也不觉得累。"那时去天安门都是走着去,哪有车?没这个条件,那时连公共汽车都少。"当时的北京城,城区还基本限制在今天的二环路以内,住在西直门或是建国门,就已经是住在了北京城的边上。从老城区的各处步行到天安门,一般也就是一两个小时,在人们的体力范围之内。

从开国大典之后,北京年年的"五一"和"十一"都举行游行,李永明基本上年年参加,他眼看着天安门广场在逐渐扩大:1952年,拆除了东、西三座门;1955年,拆除了广场中部的红墙,扩展了广场南部,而真正的扩建,是在1958年,为了迎接共和国的10年大庆,这一年天安门广场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
  
第一广场的诞生
  
天安门广场究竟要建多大?在1950年代曾经有过一番讨论。开始,参与讨论的苏联专家曾提出,当时北京的人口只有140万人,而且世界上的城市广场"一般都是五六公顷",所以不宜搞太大。这里,一个可比的广场是,莫斯科红场的面积为9公顷。但这些建议遭到中国官员和专家的反对。中方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天安门广场是政治活动时"群众游行集会的中心",所以广场的面积不能太小。其实,到了1956年时,天安门广场已经有十余公顷了。

这件事情是毛泽东拍的板。1956年10月,彭真在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上透露了毛泽东对于北京人口规模的看法:"毛主席说,北京不要一千万人?将来人家都要来,你怎么办?"事实上,在1950年就已经有人提出要修建一条"必须能应付将来一百万人队伍的大游行"的"游行道"。

曾直接参与天安门广场设计的陶宗震回忆,当时,他到了北京市规划管理局,总图室副主任沈其直接向他布置规划设计任务:天安门广场红线宽度为500米(即长安左门至长安右门的距离),广场的深度为800余米。人民大会堂北墙与对面中山公园南墙间红线为180米。后来陶宗震得知,有些尺度是经毛泽东确定的。这一尺度,使得天安门广场的总面积达44公顷。 本来,陶宗震在自己的设计思路中,对于广场会不会显得过于空旷和呆板,同时广场硬地面的"热岛效应"(日照的热反射)都有所考虑。但对于天安门广场的设计考虑,首先是政治的。陶宗震记得,有一天,一位名叫辛毅的指挥过节日游行检阅的解放军军官来见他。辛毅对天安门广场规划提了三点要求:一、天安门广场及东西长安街要求无轨无线;二、要考虑路面经得起60吨坦克的行驶;三、道路及广场要求"一块板"(即长安街与广场融为一体),以便于游行集会。

许多年以后,陶宗震才得知这些要求的提出还有一层考虑,就是为了战备需要,紧急时刻能在长安街上起降飞机。

实际上,最后的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已经完全把苏联人抛在一边。1959年春,苏联一个建筑师参观团到中国访问,最早援华的原中央建工部苏联顾问穆欣也随团而来。当听说天安门广场规划面积为44公顷时,穆欣站了起来,对参观团的苏联建筑师们说:"啊哟!我们的中国兄弟真是个大力士……"

对此,历史学者洪长泰有一个评价:中苏关系在50年代后期急速转坏,中方力求找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来。中共要建成一个在各方面(面积、设计、气派)都要超越红场的广场,是可以理解的。

1958年11月,天安门广场扩建工程和国庆十大工程同时开工。10个月后,它在世人面前亮相,人民大会堂等周围建筑也同时以惊人的速度竣工。此后,天安门广场虽还有过若干次扩建改造,但它今天的基本风貌就在1959年奠定。

广场建成了,在这里举行的游行盛典,也开始成为一种宏大而严密的仪式、浩瀚复杂的巨大工程。
  
集体的年代
  
李永明是在1958年被调入北京团市委的,从那一年开始,他开始年年参加国庆节游行的组织工作。

本来,从1949年以后,年年"五一"、"十一"都有游行,但在1956年以后,就只有"十一"才有游行,"五一"改为游园。

李永明记得,参加1949年开国大典时,学校对参加者没有多少限制,想去的人基本都能去,而且,也不用事先训练。最多,大家在去之前,要准备一些花束和旗子。但是到了1958年以后,那种相对散漫自由的游行方式已经一去不复返。

到了1958年,参加游行的人,尤其是带队的老师,是需要政审的。李永明到北京市团委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对担任少先队辅导员的老师进行政审。"思想只要是不右,对共产党没有反感、没说过一些不满的话的,基本上就可以使用。"李永明这样解释政审的标准。

参加游行的学生也需要选拔。1965年时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高一的温飚,记得那年她参加体育方阵中的"游泳大军",她们班一共只选上了十来个人,"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又要看政治条件、家庭出身,又要求有身高,"女生都得一米六以上"。

游泳大军的服装,是一身红色的连身游泳衣。不过她们经过天安门时并不需要做游泳动作,而是以正步通过,从东标语塔走到西标语塔,有800米的正步,头向右甩,和受阅的士兵们相似。

所以,离"十一"还有三个月时,她们就已经开始了正步操练。

今天已经在国际广播电台工作多年的温飚,记得当年进行国庆训练时还没有停课,只是利用暑假和周末练队,但在参加过1971年国庆游行"前卫方阵"的卢英的记忆中,练队是全天候的,不参加练队的同学也都停了课——这两三个月,学校的中心任务不是学习,而是练队。操场上,在七八月的烈日灼烤下,在军事教官的严厉口令中,学生们一步一动地按军人标准抬腿、摆臂,周围常常有同学晕倒。

先是训练10人一排的队伍,后来增加到15人,30人,最终是60人的大横排面。先是在本校操场里练,后来是几个学校的队伍合起来练,然后是区里的合练,最后是全市性的通宵进行的大彩排。这么多的人肩并肩走成一排,竟然能完全走成一条直线而不变形,全仗数月如一日的艰苦踢正步。至今,已经移民到新西兰的卢英,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散步时,一时兴起,还会踢起正步来,那段艰苦训练的成果,居然已经融进了筋骨之中。

温飚记得,1965年国庆节那天,他们是早上五点就已经到达了东单附近的指定地点。早上八点以前,她们还可以坐着,可以上厕所,等到10点钟快到的时候,就要脱去外衣外裤连同鞋袜,只穿游泳衣。既然是"游泳大军",当然要光着脚,她们是光着脚"啪啪"正步走过天安门的。她不记得脚被磨痛,只记得,那天下了大雨,她们不能抹脸,保持着队形,还要在雨中高呼着"祖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走到西单,队伍一散,赶紧到校车那里找衣服找鞋,已经冻得浑身哆嗦。

然而,所有这些吃苦受累都是甘心情愿的:在那个年代,个人的喜好得失,是以政治标准来衡量的,得到组织上的信任和重用,比身体上的舒适安逸不知重要多少倍。当时没听说过有谁因为训练艰苦而退出的,只听说有谁软磨硬泡非要加入游行队伍——如果是因为政治不合格不被信任而不准参加游行,那种心理阴影,何止郁闷,简直是绝望。
  
人间奇观
  
国庆游行的规模一旦定型,每次少则四十万人,多则五十万人。一般说来,如果没有阅兵,游行队伍大致由仪仗队、少先队、工人队伍、农民队伍、国家机关、少数民族、民兵、文艺大队、体育大队等方阵组成,这些方阵中还伴有抬着领袖像和大幅标语的、打着旗帜举着花束的、开着彩车的、捧着和平鸽和举着气球的……

1949年的开国大典,30万游行军民一直走到了晚上七八点,不用说走在下面的游行者,在天安门上城楼观礼的领导人也相当疲劳。于是,后来就要求游行要压缩时间。最后确定为,从上午10点游行开始,12点结束,两个小时内必须完成。特别是有了电视转播后,这条规定就更上升到了政治层面。李永明说:"游行是对全世界直播,租的卫星。只租了两个小时,十点到十二点。如果到了点,游行还没有结束,不就会变得有头无尾了吗?领导是非常不愿出现这情况的。"

这就需要把这50万人调整到如机器一般精确。游行指挥部不但要详细地规定好各游行队伍的集结时间、指定地点,甚至会规定,集结时哪个路口在什么时间由哪一支队伍通过。指挥部还要精确计算,每支队伍每个方阵究竟有多少人,排成多少排,每一排人每分钟走多少步,步幅是多少公分。然后,他们根据自己在天安门前一步一步量好的距离,计算出队伍所需的时间。

1984年是建国35周年的大庆。在国庆前夕进行彩排时,发现整个用时超时了两分多钟。这让指挥部感到很为难,因为已经排练到了最后时刻,让谁退出游行队伍谁会愿意?一位名叫倪天祚的当年游行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回忆道:"时间紧迫,我灵机一动,想出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即把原规定队伍每分钟行进115步,调快到每分钟120步。"实际上,就是让军乐队在奏乐时,稍稍加快了一点节奏。

国庆这一天,当游行队伍全部通过天安门,广场上的少先队员和组字队伍涌向天安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游行结束时,正好是中午12点,真把观礼台的上外国来宾都给看呆了:就算都是机器人,也不一定如此分秒不差!

实际上,李永明说,他们是有各种预备方案的,其中一个是,如果队伍行进得实在拖拉,他们就要"卡队尾"。也就是说,要在队伍进入东标语塔之前,卡下一部分人,让他们绕路回去。"这部分人当然会不高兴,但他们也没办法。"——在那个年代,个人服从集体是基本的信条。为了游行队伍的整体,个人做出牺牲的例子太多了。

比如,所有参加游行的人,都希望自己排在队伍的最右端,因为这样离天安门城楼最近,看毛主席最清楚。但是必定有人是排在队伍左端,甚至是彩车的左侧,他会连天安门城楼的影子都看不见。更不用说,每辆彩车,都配备有若干个小伙子钻在彩车里,只为车辆万一熄火,他们就推车前进。干这差事,不但看不到天安门,还会被闷得透不过气。

最能说明集体意志的力量的,是在天安门广场的组字队伍。那是一支10万人组成的大军。他们用手里的花,组成一个个图案或标语。所有的人,事先要经过枯燥而艰苦的训练,按组字方案分配给自己这个位置的卡片指令,即刻举起或放下不同颜色的花束。每个人,此刻并不知道这时的动作会有什么效果,但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人会看到极其有冲击力的赏心悦目的图案——一瞬间,会哗拉拉从左往右,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大字标语,变成一幅麦浪滚滚或钢水奔腾的风景画。

虽然每一个举花组字的人只是十万分之一的分子,但他们中有一个人错,都会在画面中显露,都会让城楼上的人看出来。而保证这十万分之一的差错都不能出,只有靠严格的纪律、长时间的训练,所有这些都要靠那个年代特有政治教育,每一个组字的小学生都懂得:如果我一个人出了错,那就会给国家带来严重损失。

把10万个人练成一个人,这种人间奇观就是这样产生的。
  
方向标
  
每年国庆,北京有四十到五十万人能参加游行,还有更多的人,号称有一百万人,参加国庆节晚上的游园活动。比参加游行更幸运的人,上观礼台观礼。天安门城楼两边,各有七座红观礼台,红观礼台下面,东西又各一座水泥砌成的灰观礼台,遇上大庆时,还会有用木板搭起的临时观礼台。级别低的人,比如各省市的劳模或官员,在临时观礼台和灰观礼台上观礼,级别高的,比如国家级的劳模、官员和知名人物就上了红观礼台,能得到各种观礼台票的,每年有四五千人。而更高级的嘉宾,比如外国国家领导人,就上了天安门城楼。

但每年仍有更多的北京人不能参加国庆游行——以北京数百万人的人口,大多数人是参加不了的。如果他们又没能参加游园,就只有待在家里听收音机的现场转播了。其实家里如果没有收音机也没关系,那一天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能听到广播声,尤其是在文革中,全北京遍布高音喇叭,你无论走到哪,都会听到广播员激昂的声音:"现在,是工人的队伍走过来了!……"晚上,人们会走到每一个空旷之处,伸着脖子往天安门的上空去寻找礼花。在国庆节这一天,天安门就是一个巨大国家仪式的中心舞台,而每一个北京人,都成为这个舞台的一个小小群众演员。

温飚说,她很多次去天安门都是因为参加政治活动,比如,到长安街旁列队跳着舞欢迎外国元首。林晓则记得,曾在1970年在天安门广场当过"毛主席发表5?20声明"大会的标兵,在1976年在天安门广场参加过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百万人大会。至于文革中为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而连夜游行到天安门,次数多得数也数不清。

而给她印象深刻的,是1971年的林彪事件。那一年她参加国庆游行的"前卫方阵",苦练正步已经两个多月,眼看离国庆只有十几天时,突然戛然而止。李永明回忆到这件事,记得那天阅兵部队接到通知,连午饭都没让吃就撤走了。虽然大家都猜不出究竟出了什么事,但是,什么结果也都能接受——那是一个翻云覆雨,什么可能都会出的政治年代。从那一年以后,北京不再搞国庆游行,直到1984年,为庆祝35周年大庆,搞了阅兵加游行。

正是在这一年,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在游行队伍中打出了"小平你好"的横幅。当时,李永明正在东标语塔下的指挥车里,老远看到了这一幕,大吃一惊。怎么办,放不放学生队伍通过天安门?

"从我们组织者的意图来讲,不希望有游行方案以外的东西进入广场。进入以后都麻烦。我们得处理,而他们可能受到惩罚。"但当李永明看清了横幅上的字以后,认为,这是对领导人的赞扬,可以放过,经向天安门城楼请示,放行了。

这条写得不甚工整的横幅,引起巨大轰动,竟比那些精心准备的金碧辉煌的大标语,更打动人心。

2008年的7月,已经退休十多年的李永明又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他眼里,这个他曾经度过了无数日日夜夜的广场,基本还是那个样子,变化不是很大。但是,他进入广场时,被要求安检。李永明表示很理解:"这跟形势有关。要奥运了嘛。"

李永明的另一个感受,是现在到天安门广场的人,外地人多,北京人少。

黄艾禾,《国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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