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12日星期二

明鏡歷史網: 崔卫平:论周恩来——政治家的政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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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论周恩来——政治家的政治行为
Nov 12th 2013, 13:30, by 明鏡雜誌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旋即,布店里用来制作黑纱、挽幛的黑布销售一空,人们自发地涌上街头,涌向天安门广场,"深切缅怀人民的好总理"。但随之而来的周恩来追悼会,毛泽东却没有出席。对于这么一个忠心耿耿辅助他打天下、坐天下的老臣如此冷落,自然会引起众人的不满,毛泽东对此毫不在乎。他有理由不在乎,他更有理由看不起周恩来。

  比如毛泽东深知,周恩来骨子里是反对搞文化大革命的。以他个人的秉性、以他处理党、政日常工作的身份,周恩来对这样一场"天下大乱"的举动,内心里抱有深深的反感,他每迈出一步都很为难。但最终周恩来还是没有逃脱与文化大革命的干系,通常是到了最后一刻--当他发现事情的背后是毛泽东本人的旨意,周恩来会打消自己原先的看法或犹豫,甘心充当毛泽东的"马前卒"。

  在对待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问题上,周恩来先前的态度一直是低调、谨慎、犹豫,一度被毛泽东从主管刘少奇专案的位置上撤了下来,但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是他与陈伯达、康生、江青一道,共同起草并由他本人执笔的关于刘少奇的报告,其中称"刘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大汉奸。……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在关于刘少奇被捕叛变的罪证材料传阅件上,周恩来甚至写了这样一大篇话,用来回应江青:

  "……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场大革命,怎样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挖下去,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

  我们要万分感谢林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声音(语录)广泛地传达到几百万解放军和几亿劳动人们中去。没有几亿劳动人民和几百万解放军战士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如何能够发动这场有亿万革命人民参加的自下而上又是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点上,我们要向你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

  江青阅后在此处批示道:"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有出处)

  实在难以想象这些肉麻句子是周恩来本人写下的。即使用历史的眼光,也难以说服后人原谅类似的蠢举。别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也不知道江青是个什么人,你周恩来还不清清楚楚?还在那里搞迷魂汤?

  用所谓"历史的局限性"、"集体领导"之类的说法为此开脱,是完全说不过去的。事情有其在"水平方向"上(或者说相对尺度)得到理解的一面,任何具体的事情都是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下发生的;但是还有"垂直方向"上(或者说绝对尺度)予以解释的另一面,即在刨除了那些具体的因素之后,从正义、真理、善与恶、是与非的尺度来衡量。比如可以说任何杀人犯都是有他自己的具体理由的,但是"不可杀人"就是一个垂直的、绝对的尺度。用来衡量政治家所作所为"垂直方向"就是历史,就是要经得起历史长河的检验。

  而且在历史的审判面前,在最终的历史审判席上,不是一大群人,而是一个人,是"独自一人"接受历史的审判,就像独自一人接受上帝的审判一样。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曾经的做过的事情负全责,是自己欠下的债务不可能转嫁到别人头上去。如果说人在生前,有许多纠缠不清的关系;同时因为他还在格局之中,仍然对局面和他人产生支配性影响,在关于他的行为的评价有难以辨析的地方;但是一旦他离开这个世界,断绝了这个世界的联系,他做过什么、没有做过什么就可以拎得清清楚楚。到那时候,周恩来再也无法为毛泽东做过的事情担待、推诿,毛的责任将由他自己承担;而周只能清点自己做过的事情,独自承担它们的责任。包括纯粹是为毛做过的那些事情,毛是无法继续领情的,他无法顶替周,将周的错误也揽到自己身上,为周开脱。

  但是与旁人不同的是,周恩来拥有一张富于人性的面孔,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身不由己的、忍心动性、仁慈、亲切和大度的。而且实际上很难说这张人性的面孔仅仅是外在的面具,仅仅是做给别人看的。如果要说周有画皮的话,完全可以说,那些"紧跟""舵手"和"旗手"的一面,才是他不得已伪装出来的。这样的记载是令人毫不怀疑的:在彻底清算刘少奇的问题上,周恩来是万分矛盾、乃至痛苦的。邓颖超曾对给她写传的作者谈过,周在作出这一决定时心里很痛苦,连续几天一个人在屋里来回镀步,彻夜未眠,办公室的灯一直是亮着的。

  类似的讯息还有许许多多。比如在文革的腥风血雨的时刻,周恩来保护了一大批部级老干部,北京的和外地的,把他们请到中南海里来,免受革命小将的冲击。这个举动令劫后余生的人们感激不尽,被称之为"大树参天护英华"。包括后来被迫害致死的贺龙,也曾携妻在周恩来家住过一阵子,周对贺龙夫妇照顾备至。有一次王光美被造反派以女儿车祸骨折为由骗走,周立即派人把王光美保回来,并对她说"光美同志,要经得起考验啊。"这个情义并茂的举动多年令王光美唏嘘不已。

  1972年为陈毅去世举办悼念仪式时,周恩来热心作了许多工作,甚至是积极争取,力图为这位曾经的有功之臣恢复名誉,一时"传为美谈"。而1975年夏天周恩来拖着重病的身体参加贺龙的追悼会。贺的妻子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记载--

  我就听到外面"薛明,薛明"的声音。我断定是周总理。周总理进来了,我看他确实瘦了许多。他说:"薛明在哪里呀?"很着急。我说:"我在这儿。"周总理抓住我的手,他搂着我的肩膀,他说:"我没有保住贺龙啊,我对不起你呀!"他当时哭出声音来了。我说:"总理,你不要难过。"我给他抹去了留下来的眼泪。他拉着我的手直哆嗦:"薛明,我没想到,我没有想到!"

  我的天!除非是等到中国将来出了莎士比亚那样的天才,否则不能写出这样一种复杂人物之复杂心态。周恩来完全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产生什么样可怕的后果。他的确于心不忍,痛心不已!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经受那样一种深深的愧疚感的无尽折磨?他是否考虑过,他将怎样和能否偿还因为自己的行为所导致的难以弥补的后果?岂是别的,而是无数人因此送了性命!什么"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就这样把自己的灵魂抵押给了魔鬼?这种心甘情愿、死心塌地最终带来了什么吗?是否如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历史将还他一个清白之身?让他的灵魂得到真正的安息?那些冤屈的亡灵会不会在阴间跟他缠绕不已?他是个真正的无神论吗?相信自己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但是从他生前有所顾忌、有太多顾忌的情况来看,又不像;那么他是一个有神论,他崇拜的神是毛泽东吗?他不是眼看着毛泽东作为他的下级一步一步提上来的吗?在将毛泽东看作"人"和看作"神"之间,所跨出的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这个跳跃是如何完成的?日常生活的世界和风云突变的历史舞台是怎样划分和衔接的?

  但是一般老百姓如吾辈,并不是莎士比亚,离莎士比亚有十万八千里之遥!还是把那些复杂迷惑的心理过程,丢给伟大的天才和智者们吧。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有权利对大人物的心理状态、心理动机不感兴趣,也不想对他们的为难之处负什么责任。他们有他们的难处,我们还有我们的难处呢。我们每个人难道不也是生活在种种为难的处境之中?说这个难道有什么意义吗?该做的事情不是还得去做吗?同样,我们每个人也要独自站在历史或者上帝的审判面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做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成员,一个政治和经济共同体中生活的公民,我们关心的是这个共同体中的政治家们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是他们在公开的、决定性的政治生活中的表现,是在政治决策方面的看得见的行为。因为这种决策将以一种普遍性覆盖全民族每一个人的生活,令他们因此得福或者遭祸。

  假如你在政治局会议上"一致通过"某个打倒老干部的决议,尽管内心多么不赞成,但是并没有阻止这种决议的产生和发挥效用,你会后、事后再力图做出某种补偿,只能是杯水车薪!你保了张三而李四呢?你保了部长级而副部级呢?你保了党内的要人而党外的呢?中南海住满了怎么办?你保了上层而下层呢?在下层发生的并不比上层更不残酷,许多下层的工人农民也一样迫切地需要保护呢?他们怎么办?等你高高在上的周恩来亲自一个一个签字、画押?人命早就没了!早就人头落地了!不说别人了--已经落脚在周恩来家的贺龙他就没有保得住。屈从林彪的压力,周不得不在某日交出贺龙,从此贺龙一去而不复归。

  从这个立场看周恩来的那些富有人性味的举动,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们的小学课本上至今还有邓妈妈为周总理缝补睡衣这一课,真是愚蠢之至!周恩来穿什么睡衣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做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人们对他的要求应该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水准,是否还有人们食不果腹、衣不遮体。

  汉娜·阿伦特花很大力气来划分--某个人在亮起来的公共舞台上的行为与他偷偷摸摸所做的好事之间不可混淆的区别,认为后者是处于"公共生活的对立面"上。某种"善行"处于隐蔽状态,回避了在公共生活中所要承担的责任,逃离了在民族共同体的政治生活中参与和发挥影响--无疑,政治生活在其他生活中占有先行和决定性的作用。在从看得见的公共视野中消失之后,"好人仿佛从虚空中冒出来",而从虚空中冒出好人还是坏人纯属偶然。着眼于公开的生活公开的行为以及所导致的巨大结果,阿伦特接近这样一个结论:光凭良心是靠不住的。

  把做了好事不留名的人--如雷锋,当作民族伦理的楷模,这是一个民族丧失了公开的政治生活、丧失了起码的公共生活及其尺度的严重信号。而对事后、背后、私下里所施加的小恩小惠感激不尽,仍然是臣民心理而完全不是平等的公民意识。

  崔卫平,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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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杨念群: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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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
Nov 12th 2013, 13:34, by 明鏡雜誌


   没有一个完整的让人完全倾慕的时代

  起《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这个书名还是有一些波折的,我当时写这个随笔的感觉是,因为我自己是历史学出身,往往想从历史中读到一些东西。当然有些历史里面反映的一些现象和内容,不是通过学术著作就能完全反映出来,其实历史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整体,它里面有一些人情世故,细微的末节,包括日常生活,有很多感受性的东西是很难用学术的形式加以表现的。所以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能不能通过稍微平易近人或者更贴近生活的方式来表达这些内容,而且这些内容最好能跟我们规范性的学术论文有所区别,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

  我还是从这本书的内容、书名讲起。最早的书名我起的是《说破》,也就是把什么东西说破,怎么来说,从读者的角度很难把握。后来我跟静武他们一些编辑朋友商量,其中有一个名字大家意见比较集中,叫《盛世的郁闷》,但是我想如果起这个名字,这个书可能要冒出不来的风险。后来选了我其中的一篇文章做标题,这篇文章就叫《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主要的考虑是我们谈的是古代的事情,讨论的是哪个朝代最郁闷,至少这个书名看起来是讨论清以前的事情。但实际上我们看书的内容可以知道它不仅是谈古代,也延续到了现代、当代。但是用这个书名可能更安全更保险一点,这是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想法,大家可能看过其中那篇文章里面的一个段子,就是有一次朋友聚会,大家酒足饭饱之后突然有点像行酒令一样,轮流评价哪个朝代是最好的。有人说唐代最好,唐代出大诗人,也是一个皇皇盛世。有人说先秦最好,认为中国的文明就是从先秦时候发源的,出了伟大的思想家。还有人认为魏晋南北朝最好,因为从士子来说,那是一个放浪形骸的时代,士人的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非常自由。轮到我选择时,大家觉得非常意外,我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明末相对来说是最好的时代。大家觉得很奇怪,因为明末商业非常发达,而同时又是非常糜烂的一个时代,皇帝又都不问政事,经常不是变成木匠就是只知吃喝玩乐,到了崇祯皇帝想挽回这个败局已经不可能了。但是明末也是思想相对自由解放的时候,出了我心目中最大的英雄之一王阳明,那是一个非常自由的时代,自由结社、自由讲会,当时王阳明讲学的时候贩夫走卒都能放下担子来听讲,说明他精神的能量可以传递给普通老百姓,这是相当了不起的,而且我们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那时候都可以随意地自由联络、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那是相当自由、非常让人兴奋的时代。

  在我看来,没有一个完整的让人完全为之倾慕的时代,每个时代各有它的弱点,也各有它的长处,主要取决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标准。

  清朝对人的控制和算计远比明朝严酷

  现在网上有所谓的明遗和清粉,大家互相争吵到底清代好还是明代好。我不加入这个战团,但是我这里面有几篇文章写到了,相对于明末,清代在文字狱方面,在人的思想控制方面,对人的舆论自由的限制方面,要远远的高于明代。

  这里面有几篇文章特别谈到清代是怎么来糟蹋人、折磨人的,这些技术以后被延续下来被反复地使用。我这里随便讲两个例子,一个是思想改造,最有名的就是曾静案,曾静这个人本来是个造反分子,给封疆大吏岳钟琪上逆书,煽动他造反,说你是岳飞的后代,怎么不反清复明。后来岳钟琪把曾静抓起来,押送到雍正皇帝那儿,很多人说这个人如此大逆不道,真该千刀万剐,凌迟处死。但是雍正皇帝说杀死他很容易,但是让他真心归顺我朝太难了,所以我要花一些时间跟他交流。怎么交流呢?雍正写了很多的谕旨,当做学习材料,让曾静在狱里阅读这些材料,然后让他写学习体会,曾静就天天在里边写。一开始他觉得不服,因为他认定雍正是篡位的,而且干了很多坏事。雍正也不反驳他,就一条一条的把自己当年怎么样来实施政治治理的谕旨都发给他看,意思是说我当一个皇帝多么不容易。大约经过一年的时间,最后曾静彻底服了,最后他写了一篇悔过书叫《归仁说》,里面说到雍正皇帝多么伟大,我还造他的反,实在是大逆不道,我自己觉得深深悔恨,所以写了一篇思想汇报,这些交流材料最后被做成一本学习材料《大义觉迷录》,里面有雍正的御旨,有曾静的悔过书,有当时的审讯记录,广泛发行,每个书院或者地方学校都必须要收藏,要求全国有文化的精英都要阅读。最后雍正皇帝派了两支宣传队,一支奔湖南,一支奔西北。湖南是曾静的老家,他是普通乡绅,由他作为这个队的成员之一,跑到湖南亲自宣传雍正怎么样来感化他,据说效果非常好。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我在书里也大致做了介绍。有一篇文章叫《糟蹋人的艺术》,雍正有一个大臣叫钱名世,钱名世这个人是非常会阿谀奉承的一个人。但是他奉承错了对象,他把年羹尧大将军奉承的太狠了,甚至奉承到他的丰功伟绩几乎可以跟康熙皇帝并列,因为雍正皇帝曾经有一段对年羹尧非常好,但到最后的时候年羹尧因为功高震主自杀,钱世名的噩梦也开始了。雍正发动了全朝的官员去写一些诗歌批判他,还写了一个大匾挂在他家里讽刺他,说这个人等于是一个败类,让他天天看着这个匾。

  我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其实清朝对士人的控制和使用的手段远远比明代要严密,明朝有一个比较残酷的刑罚叫廷杖,就是扒下你的裤子揍你的屁股,把屁股打烂了。原来早期的廷杖是穿着裤子的,但是后来的廷杖是扒下裤子打,那就不得了,血肉横飞。清朝已经不是直接揍你的身体,而是从心灵的角度去摧残你,训练人自己完成精神自宫,心甘情愿地去效忠,这是让我感到很不舒服,也觉得很郁闷的一个朝代。

  人活着时,如何维护基本的自由和尊严是最重要的

  清粉可能认为清朝也有很多功绩,比如它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它的疆域控制技术可以说超越以往,也为现代中华民族疆域奠定了基础,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是按照清朝的疆域来设定的。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写这些文章或者谈到郁闷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人活着的尊严,它是怎么样被一个思想控制的朝代、通过严密的技术所扼杀牵制,人的尊严如何由此一点点丧失,这是我特别想跟大家交流和分享的一些经验。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关于文字狱处理的事情,大家知道清朝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工程叫四库全书,对《四库全书》的作用大家评价不一,一方面觉得它荟萃了中国几乎所有重要的历代文献,但是《四库全书》同时也摧毁篡改了很多文献,包括对清朝不利的很多言论都在《四库全书》里面被删除,被改造,或者被改写。这些删除改篡文件的过程不是一步到位的,当时收集这些文献的时候,大家并不太清楚哪些文件应该上交到朝廷。乾隆那时候下了很多命令,结果发现地方官员只收集了十几种书籍,乾隆着急了,说江浙地区是人文渊薮,你怎么就收集到这几种书。于是大家慢慢再找,最后凑到了几十万卷。看看搜集的差不多了,乾隆马上下了另外一道谕旨,严查违禁书籍,后人称这种做法叫"寓禁于征",就是表面上征书,实际上是要毁书,征书的同时要禁书,要不断地筛选书的内容。但是书的内容,到底什么是应该被筛选的,什么是应该被删除的,大家不知道,于是乾隆就亲自一一指导,有的官员根本不太清楚,说这些东西看不出什么错来,乾隆就大怒,痛骂说你一个巡抚,一个边疆大吏,你看不出这里面包含的微言大义,我来教你怎么看。经过培训,官员不但要按照乾隆的谕旨去搜,而且他会主动地去找一些方法来找书,有的办法实在是下三赖手段。比如有一个官员叫海成,他跟乾隆出主意,说咱们可以找一些退休的人,这些退休的人没什么事干,让他挨家挨户去搜,这些书搜出来之后统一销毁,统一篡改。乾隆说这个主意好,领会领导意图准确,所以让他去搜。海成到最后上瘾了,他说以后所有出书的人,不管出什么书,一律交到乾隆那,经过审查之后才能发行。乾隆说这可太过分了,然后他把海成又骂了一通。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地方官员的嗅觉,在某些文献的处理上是被培养出来的。清朝就是在发动文字狱的过程中培养出一些官员对事情的处理方式和他敏锐的嗅觉,因为他往往会自设底线,你不用说我自己也知道这个底线在哪里。

  以上举出的三个例子就是想说明,衡量一个朝代郁闷不郁闷,并不仅仅关注它拥有多少功高盖世的军事武功,或者疆域有多么广大。另一方面我们要记住,人活着时具备多少自由和的尊严也应该是我们判断朝代优劣的一个指标。这是想跟大家交流的第一方面。

  在一个多元的、更多样的状态下来反思历史

  第二方面,我自己在做历史的过程中发现,我们以前对历史的一些判断似乎过度单一了,比如我们老是注重皇帝的一些言行,或者注重上层的宫廷斗争,或者现在比较流行的是注重宫廷的内斗,我们特别爱看《甄嬛传》,看里面的宫女打来打去勾心斗角。我们知道历史有很多不同的面向,不同的层次,我们在讨论研究的过程中,这些层次其实非常有意思,它体现历史中人情世故非常细微的表现状态。比如我写了一篇东西叫《做一个清朝官员到底有多累》。咱们现在一出门就打车坐地铁,到达目的地非常方便,但是这些官员每天非常辛苦,可能三四点就要起来上朝,因为皇帝上朝的时间也非常早,但是由官员住的地方到他上朝的地点,可能要经过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坐着马车慢慢走,而且清晨非常寒冷。所以他走的这个过程是非常辛苦的事情,我们看到一些官员在日记里面写,上朝的过程中往往是最佳读书时间,我感兴趣的是在车里两个小时他们都看些什么。咱们有的时候早上工作两个小时不错了,马上就到中午饭了,他们早上可能从三点多起床,四点赶到宫里,五点上朝,所以很多书都是在车里看的,像类似的细节非常有意思。

  还有的官员在上朝的时候,皇帝赐个宴会是无比光荣的,就跟咱们现在赴场国宴似的,我们想象可能是大鱼大肉满汉全席,其实有时候非常简陋,上朝之后自己铺个毯子,然后在前面给你弄个小火锅,比如就是一个白肉火锅,里面有点肉,有点菜,然后发给你两个馒头。还有的食品,叫馓子,满族的食品,用面食做的,有的馓子都很不新鲜,放了很多天。甚至馒头上还长了虫子。你吃完之后觉得很不舒服,但是有一点,赴皇宴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你吃不了可以打包带走。当然打包带走也不是什么好吃的,剩下的一些羊肉什么的,你可以带回家去。羊肉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吃,做的也非常粗糙。像类似的细节我们可以从他的日记里面看到,我们叫日常生活史,或者叫文化史,里面表现出非常有趣的细节,实际上会填补我们对历史的一些认识,类似这样的东西非常非常多。但是这些东西都不太适合用学术的方式来表现,可能更容易用随笔,用比较随意的方式来表现出日常生活的细节和过程,这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面,就是在写随笔的时候,我特别注意使自己的思路摆脱学术的限制,把它放到一个非常平实、非常日常生活的细节里缓缓的展现历史的丰富的画面,这也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所考虑的。

  这里面涉及到第二个问题,我们如何来看待历史,我们的历史学应该向何处去,我们的历史是做一个非常专门的、非常固定的、非常狭隘的一种研究呢?还是要把它放在更广阔的视野里去反省,通过反省历史、反思历史跟现实进行对话?我觉得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以前我们有影射史学,好象史学就是专门为政治服务的,但是我想这样的一个史学恐怕大家也都不爱看,因为他已经把历史的丰富度完全狭隘化了,就是为某一种单纯的政治目标而服务,这样的历史我们以前在文革或者在文革后期看的非常多。但是我们现在也出现另外一种现象,我们把历史放在一个非常专门化的视野里去研究,我觉得这恐怕也是闭门造车,也是我所不喜欢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把历史激活,把历史里面包含的内容和现实进行一些对话,通过反思历史来看待我们的现实或者得到一些经验,这一直是我在思考的问题。

  这样的一个历史跟现实的对接或者说对话,在我们的学术文章里是很难表达出来的,因为学术文章都有规范,前面做了什么,我自己要做什么,后面再怎么收尾,列了一大堆参考书,在一个知识的本身脉络里面,做这样的学问当然意义非常大,但是这类学问受众很少,如何把它变成一种面对大众的学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所以美国现在出现了一种叫公众史学的流派,主张史学在面对公众的过程中,要注意激发公众对它的兴趣,同时又使史学变成一个能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给我们以启迪和启发的资源和媒介,当然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没有想好怎么解决。但是其中有一种解决的办法,就是鼓励更多的历史学家来写一些通俗的文章,比如用随笔的形式来展现历史的一些多样内涵。当然现在通俗的东西非常多,我也想跟大家讨论,什么样的通俗作品是大家最喜欢最欣赏的,同时它也是最具启发性的。写好通俗的文章实际上并不容易,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展示历史的趣味性,沉迷历史的细节,往往就难以洞察到历史背后较深层的意义。

  在这方面我也想做一些探索,大家如果愿意读我的书的话,可能会觉得这本书并不太好读,肯定比当年明月要难读得多,或者比《万历十五年》要难读,《万历十五年》我觉得要表达的意思挺曲折的,尽管它卖了好几百万册,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真读懂了,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讨论黄仁宇的写法和我自己的写法有什么区别,或者跟当年明月的写法有什么区别。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一个多元的、更多样的状态下来反思历史,使历史变成我们观察当下,体验我们自身世界的一种方式。

  不好的历史书,往往使人变得更加愚蠢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拿出来讨论,什么是比较好的随笔,可能大家也有争议。当年我开专栏写这些文章的时候,也考虑到写法和内容如何定位的问题。因为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小清新太多,大家愿意读小清新主要是白天受老板欺负,或者在办公室坐了一天班,晚上想轻松一点,所以基本喜欢那些是放在床头睡前能看的书,小清新的写法给大家一种放松感,一种小幽默、小资,很温馨,借用现在流行的很不靠谱的说法叫正能量。我对"正能量"这个提法很不以为然,我这本书里有很多负能量,如果大家看的话肯定感觉不到流行所说的正能量。因为正能量已经成了一个教条的解释,什么叫正能量?一定是励志的,一定是清新的,一定是小资的,一定是放松的,一定是愉悦的,大家看我这本书可能觉得有些难受,是给大家添堵的一本书,但是不是给大家添堵这本书就一定不好?我觉得咱们可以讨论。我并不是给自己开脱,我并不认为自己的书写的很好,这需要接受大家的检验,包括市场检验,包括读者检验,也包括知识界、舆论界的检验。但是我们写随笔杂文,一方面要传播一种清新的空气,但是现在的空气并不清新,雾霾重重,你老是搞小清新,这不是有遮盖雾霾的嫌疑吗?如果真是空气清新的话,那咱们都玩小清新,这个世界果真会变好吗?现在的关键是这个世界并不清新,这是我做历史感受到的,所以对未来,我基本持悲观的态度。

  前几天有个记者采访我说你这个书的基调是什么,我回答说我的书的基调就是"灰暗",我在小清新的时尚里面给大家添点堵,搞点灰暗,也算是个小小的恶作剧吧。我要搞小清新太容易了,大家也读的太多了,再玩还有什么意思?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欢这种灰暗的色调,从道理上讲,灰暗的色调没有人喜欢,但是如果通过阅读来提高我们自己反思的能力,我宁可自己灰暗一点,大家如果从这里得到一些启发还是值得的。我觉得随笔写作传统在中国有不少风格种类,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传统现在慢慢在消失,就是鲁迅当年杂文的批判传统。鲁迅被大家誉为是黑暗的闸门,他自己也说自己是一个黑暗的门,要把青年放到光明之中去。这个传统后来已经断掉了,因为现在小清新太多了,大家都想幽默,想轻松,想放松。但是有一个人继承了鲁迅的这样一种反叛风格,就是王小波。王小波在某一个意义上非常重大,我觉得王小波所表达的内容,包括他的写作水准,一直存在争议,但是王小波的那种不屈的批判精神,那种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对生活趣味的感知能力,那种黑色幽默的表达风格都是逆潮流而动的,是时代的稀缺品,却至今光芒四射。其实王小波骨子里是非常灰暗的。所以这个传统怎么接续下来,我自己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当然我自己并不是做的很好,我只是做一个尝试而已。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我希望在小清新很温馨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多一些灰暗的冥想和震动也不是什么坏事。当然从表面上看我自己并不灰暗,但是我写的东西可能比较灰暗,可能自己心理也有一种反差吧。搞历史的,一般很容易变得灰暗,搞现实问题的或者搞文学的人会变得很阳光。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了,我自己写这本书也是想尝试着从历史中得到我自己的一种感悟,然后把这种感悟传达给大家,希望能引起更多的共鸣。虽然这种声音是非常微小的,而且我估计我这本书畅销不起来,因为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大家需要很清新幽默和正能量的东西,我给大家提供负能量的东西恐怕许多人不喜欢,但是我希望在生活越来越多元化的状态里,这样一种风格的东西,能有一些容身之地,给大家多少带来一点点思考,一点点感悟。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一种感悟,愿意大家从历史中获取一些经验。所谓灰暗,并不是说看完这个东西颓废或者使自己变得消沉,其实恰恰相反,感知灰暗有可能使我们眼睛变得更加明亮,使我们身处这个社会,身处这样一个现实中,我们变得更加清醒。我有一句话在网上曾经有人引用过,这句话是,人们总是说,读史使人明智。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不好的历史,或者不好的历史书,往往使人变得更加愚蠢。现在有些历史书,我不客气的说,慢慢会使人变得愚蠢,但是我的这本书也未必使你变得聪明,我只是把我的一点点感受和自己的一些想法抛出来跟大家分享。

  杨念群,新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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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紅場閱兵和俄國革命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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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場閱兵和俄國革命遺產
Nov 12th 2013, 13:33, by 明鏡雜誌


http://wscdn.bbc.co.uk/worldservice/assets/images/2013/11/08/131108194216_red_square_parade_512x288_ap.jpg
俄羅斯二戰老兵參加了11月7日的紅場閱兵,紀念二戰期間紅場舉行的歷史性閱兵72週年。

2013年11月7日十月革命日這天,6000名俄羅斯軍人身穿二戰軍裝在莫斯科紅場舉行閱兵儀式,紀念二戰期間紅場舉行的歷史性閱兵72週年。十月革命96年後,其遺留的精神遺產仍然影響著俄國和世界。

1941年在11月7日,紅軍戰士在莫斯科紅場參加過閱兵式直接上前線迎擊納粹德軍的進攻。在蘇聯時期最重要的紅場閱兵就是1941年十月革命日的大閱兵和1945年勝利大閱兵。蘇聯在十月革命日這天在紅場都舉行過多次閱兵和遊行,宣傳蘇聯的建設成就和炫耀武裝力量。

蘇聯解體後,十月革命日在俄羅斯已經不再是公共假日,但在白俄羅斯仍然是公共假日。對老一輩俄羅斯人來說,11月7日這一天仍然是重要的節日。

革命的糾結

現在在正式場合俄羅斯政客都不願意把1917年11月7日發生的歷史事件稱為革命,而說是政變。俄羅斯新的歷史教科書也不再區分在過去被認為性質完全不同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這兩次革命被專家學者統稱為1917年俄羅斯革命。

儘管如此,仍然很難否認十月革命的巨大影響。即使在俄國革命發生96週年後,還有右翼評論說,十月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震撼的事件。來自不同政治背景的評論都認為1917年的革命引發的思潮和歷史事件改變了後來的歷史。即使在今天,世界許多地方人們的生活仍然或多或少地受到這段歷史的影響。

在俄羅斯也有人開始反思,認為不必對這段歷史遮遮掩掩。俄羅斯政治評論員卡加爾利茨基說,即使從技術上說它就算是政變,但也不能否認它是宏大的俄羅斯革命進程的一部分,這是個可以同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相提並論的革命。

卡加爾利茨基認為,這就像沒有法國革命,我們無法想象隨後十九世紀的歷史一樣。德國歷史、英格蘭的歷史和美國歷史上的革命事件也是如此,十月革命的歷史也是這樣,完全沒有必要回避。沒有十月革命,無法想象現代俄羅斯民族和國家是什麼樣。

評論說,新領導人習近平顯示出自信和歷史使命感

俄羅斯左翼人士認為,十月革命給俄羅斯帶來的遺產是統一的俄羅斯文學和語言、免費教育、免費醫療以及普選和平等的選舉權。俄羅斯政治分析學者謝爾蓋·車爾亞霍夫斯基說,調查顯示正面評價十月革命的人佔受訪者58%,負面評價佔25%。

在俄羅斯,前蘇聯共和國白俄羅斯、烏克蘭等國,共產主義者在11月7日這天都舉行集會和遊行紀念十月革命。他們高唱蘇聯時期的歌曲,呼喊口號紀念1917年推翻沙皇俄國的革命。

烏克蘭共產黨領導人在集會上提出要求恢復俄羅斯語的官方語言地位,反對增進同歐盟的關係,贊成加入克裏姆林宮主導的關稅聯盟,該聯盟包括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這兩個前蘇聯共和國。

儘管有對十月革命遺產的正面評價,但還有分析認為俄國革命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遺產仍然對今天的國際政治有巨大影響,比如建立強大國家,國家取代上帝佔據至高無上地位的理念,以及由政治精英引導草根「群眾」,利用國家權力整合社會,壓制政治反對派等等。

十月革命的領導者列寧是上述思想的始作俑者,他認為要建立強有力的先鋒隊,依賴精英使用包括強力手段在內的各種手段把這個國家置於同一的政治理想之下。在俄國革命之前的歷史階段,往往是君主被認為對臣民擁有絕對權力。但在俄國革命後,國家的至高無上的權威,由君主轉移到了意識形態上。

在美國某些右翼人士眼中,那些用國家權力在道德範疇實行干涉的美國政客就是要取代上帝的新列寧主義者。他們強制推行醫療保健改革,使宗教地位受到沖擊:美國雇主被迫提供涵蓋流產、節育等內容的醫療保險,天主教和私營企業成為受譴責的目標……

中國共產黨雖然已經放棄了階級鬥爭意識形態,但仍然依靠寫進憲法的「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壟斷國家權力。在習近平擔任最高領導人一年來,中共不斷強調要吸取蘇共垮臺的歷史教訓,越來越多地努力試圖加強控制社會輿論和重新鞏固國家意識形態。

與此同時,中共也顯示出類似列寧主義的精英主義自信,在經濟發展和推進改革中強調「頂層設計」,實現國家富強的「中國夢」。英國皇家問題研究所的中國分析員凱利·布朗認為,中國的新領導層比預期的更加自信,而且顯示出強大的歷史使命感。習近平的言行越來越像個相信自己肩負歷史使命的政治家,即自己要領導國家走向富強。

蒙克,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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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迟泽厚:质疑刘伯承元帅“批林”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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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泽厚:质疑刘伯承元帅"批林"谈话
Nov 12th 2013, 13:28, by 明鏡雜誌


  1971年,中国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九一三"事件。中共中央随即按照自上而下、先党内后党外的原则,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批林整风"运动。为推动运动发展,印发了大量揭发批判林彪的"红头文件"。

  1972年5月21日至6月2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各大军区负责人共312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会上印发了几十份揭发批判林彪罪行的文件、资料,其中除了专案组的大块文章,还有十多份来自曾与林彪共事者的揭发。对专案组发布的那些材料,这里姑且不予评论:单说那些曾与林彪共事过的党政军界名人,他们本有条件写出最能反映林彪真实情况的材料,然而现实情况却令人极为失望。我于1953年5月从部队基层调到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领导机关,长期在秘书、作战部门工作,对林彪本人和四野部队的历史情况有所了解。我惊讶地发现,这些林彪昔日战友们所揭发的材料竟与过去我所了解的迥然不同!

  在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印发的十多份个人揭发材料中,有一份是刘伯承元帅的谈话记录稿。记录时间为1972年3月2日上午,原标题《刘伯承同志揭发林贼罪行谈话记录(摘要)》,内容如下:

  一,红军过了金沙江后,林贼就反对毛主席,他伙同彭德怀要毛主席放弃指挥,在会理会议上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我当时参加了会议,毛主席批评他说,你是个小孩子,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顶不行,绕点弯子多走点路还是有好处的。

  二,解放战争时期,林贼在东北,我们正进行淮海战役第三阶段。后到西柏坡向毛主席汇报情况的时候,就听说,毛主席叫林彪打锦州,而林彪不听,却要打吉林(长春),结果贻误了战机,推迟了时间,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但林贼置之不理。据说,当时罗荣桓给毛主席打了电报,承认了错误,林彪知道后,却讽刺挖苦地对罗说,你的电报写的好,将来你有前途。

  三,进关后渡江南下,当时我们并没有请求增援,但我们的部队到了那里,林贼也派部队到那里。我们占领了广州,他就跟到了广州,我们到了雷州半岛,林彪部队就占领了海南岛,我们到了广西,林部也随着到了广西。后我们又转战西南,琼州一仗把胡宗南的主力和川军大部解决了,共九十万人。当时,林彪要了二十五万,三野是我们主动给的,也给了二十五万。现在看来,林彪要这二十五万,就是为了扩大自己势力。后来林彪派五十军去成都,派五十七军去重庆,但是他们去,不是为作战,而是为了占地盘、收武器。在云南也是如此,陈赓部队占领云南,林彪跟着也派了部队,在敌人的退路上截击,也是为的收缴武器。所以,现在看来,林贼搞政变是有根子的,在解放战争时,他就抓权,就是积蓄力量、占地盘、扩充自己的势力。

  四,记得在杨成武当代总长的时候,林贼曾和黄永胜在总参谋部谈过一次话,在谈到军队的重要性时,林贼说,要学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兵力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以后黄永胜把林的话传给杨成武,杨当作"重要指示"又抄给总部的参谋,这样我也就看到了。后来被林贼知道,黄永胜赶快叫杨成武毁掉了。林贼不学毛主席,却要学蒋介石,这也是他反革命的一个罪证。

  五,有一次我到南京空军俱乐部,里面没有毛主席的像,只是挂了刘亚楼的像,说他是空军的创始人。我联想到在东北时,刘亚楼曾把打烂了的日本飞机、国民党飞机拣起来拍成电影,说是空军来了。这样就是空军的创始人?刘亚楼死后,林彪就叫吴法宪当空军司令,当时就有不少人反对。可见林彪很早就抓空军了。后来他又叫李作鹏抓海军。李作鹏在江西苏区时是个译电员,那时他年纪很小,但鬼头鬼脑的不老实。陈光是一一五师副师长,后代师长,他有错误,骄傲,但属内部矛盾。李作鹏假装好友去套他,说他香港有关系,又推断出与蒋介石有关系,因而弄得陈光自己烧死。李作鹏完全是特务手段,林彪却为此事器重他。

  六,毛主席教我们看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林彪却对政变很有研究,专门搜集政变事例。可见他搞政变是存心已久的。

  刘伯承同志最后说,林彪这个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同他几十年,他没说过什么真话。这次同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不是个简单问题,要心中有数,注意政策。建国以来,高饶、彭黄、刘少奇、林陈四次反党事件,主要背景都是苏修,所以要特别警惕苏修的颠覆活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以上《谈话》揭发林彪在解放战争时期的8条罪状,竟然全无事实根据!

  许多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原四野部队干部,看后反映强烈。刘伯承元帅在军内向以正直厚道著称,我对他极为尊敬。我无法理解,刘伯承元帅虽然己入耄耋之年(时年整80岁),但讲的毕竟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怎能出现这样的谬误?继而我就担心:"红头文件"是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声音的,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它所肯定的东西,起着标杆、示范作用,倘若大家都起而仿效,如此这般进行揭发批判,那将把广大党员群众引向何处?一场严肃的政治运动,岂不会弄成令全党蒙羞的政治闹剧!

  正是出于这种忧患意识和政治责任感,经过长时间剧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心不惜冒巨大政治风险,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写信,通过指出刘伯承元帅这份揭发材料的严重失实,促请中央避免继续出现这类错误,加强对"批林"运动的领导,确保运动健康发展。

  致汪东兴同志的信是这样写的:

  东兴同志:

  知道您很忙,实在不想干扰。但因我遇到一个自以为是很重要的问题,并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向中央反映,以期引起重视,所以不得不占用您的一点宝贵时间。不久前学习中央批林整风会议文件,看到刘伯承同志一份揭发林贼罪行的谈话记录(见会议参阅文件之二)。这个记录的第三条,是专讲林贼在解放战争时期南下作战中的罪行的。但是,令我惊异是:里面讲了八件事,不是完全违背历史实际情况,就是观点有严重错误。现列举如下:

  一,记录说:"进关后渡江南下,当时我们并没有请求增援,但我们部队到了那里,林贼也派部队到那里。"记录中所说的"那里",显然是指中南地区和西南部分地区,因为四野部队从未到过二野原来所在的华东地区。我不知道二野的领导当时是否请求过增援,但是谁都知道,四野部队在二野部分部队(主要是陈谢兵团、即4兵团)的协同配合下,主要负责歼灭中南地区的蒋匪军;尔后二野部队又在四野的支援和一部分部队的直接配合下,进军大西南。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这不应和林贼的阴谋活动混为一谈。

  二,记录说:"我们占领了广州,他就跟到了广州"。意思好像是二野部队首先解放了广州,四野部队不但落在后面,而且根本不该到广州来。而据我所知,解放广州的主力并首先进入广州的,是四野15兵团的部队;以后15兵团机关就长驻广州,并兼广东军区机关。我想,这也应该是中央的统一部署。

  三,记录说:"我们到了雷州半岛,林彪部队就占领了海南岛"。解放海南是四野40、43军经过近半年的准备,于1950年4月中旬实施的。渡海部队突破了蒋匪海空军组成的所谓"伯陵(匪首薛岳字)防线",用木船打败了兵舰,在琼崖纵队的接应配合下,艰苦作战半个月,粉碎了10万敌军的抵抗,歼敌3万余,解放了海南全岛。这个胜利来得并不容易,而当解放海南时,二野部队早已进入大西南四五个月之久;二野部队过去也并未进驻雷州半岛。这里无法理解,二野部队同解放海南有什么直接关系。

  四,记录说:"我们到了广西,林部也随着到了广西。"据我所知,四野部队(主要是13兵团)在衡宝战役结束后,是追歼白崇禧匪部进入广西的;15兵团之一部及二野4兵团,则从南线粤桂边进入广西。在南北两线都不存在什么谁"随着"谁的问题。

  五,记录说:"后我们又转战西南,琼州一仗把胡宗南的主力和川军大部解决了,共90万人。"1949年底,蒋匪的残兵败将多数逃到西南,二野在解放大西南中,歼灭了大量敌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我不知道在我军战史上还有一个比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歼敌更多的琼州战役。而且,也不知道四川还有个"琼州"其地。据我所知,歼敌90万人的事是有的,但不是"琼州一仗",而是从11月初开始到12月末结束的整个解放大西南的战役,其间打了许多仗,被歼之敌包括了云、贵、川、康4省的蒋军,其中既有战斗解决的,也有如卢汉、刘文辉等起义的;而参战的我军,除二野和四野的一部外,还有从陕南尾击胡宗南匪部进入四川的一野部队一个多兵团。

  六,记录说:"琼州"战役之后,"林彪要了25万俘虏,三野是我们主动给的,也给了25万。"二野领导是否主动给了三野25万俘虏不得而知,但四野这25万人,我问过一些老同志,包括过去做军务工作的同志,大家都摇头。有的同志说:"当时自己的俘虏还处理不完呢,谁还大老远地去要俘虏?"

  七,记录说:"后来林彪派50军去成都,派57军去重庆,但是他们去,不是为作战,而是为了占地盘、收武器。"这里讲的"57军",应为47军之误(我军根本就没有57军这个番号);不知为何,却又漏掉了一个42军。这3个军入川,并不是在"琼州一仗"的"后来",而是在这以前,是实实在在打进四川的。例如,47军就是和其他兄弟部队一起,歼灭了宋希濂部主力之后,最早解放重庆的部队之一。消灭了敌人,自然要收缴敌人的武器。四川解放之后,四野入川各军即陆续按照中央命令回到中南地区,"占地盘"从何讲起?据说重庆解放后,刘伯承同志曾特意宴请四野入川部队团以上干部,再三表示慰问和感谢,并给入川部队官兵发了慰问金(银元)。这事给大家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许多同志至今津津乐道,为什么现在记录竟又作这样的描述呢?

  八,记录说:"陈赓部队占领云南,林彪跟着也派了部队,在敌人的退路上截击,也是为的收缴武器。"这大概是指38军之一部配合4兵团入滇作战一事。这里我不明白,既然4兵团已经占领了云南,38军才"跟着"派出去,如何竟又能深入到敌人的退路上去截击呢?截击敌人又有什么不好呢?前面几条说四野部队不该跟在二野部队后面走,现在却又怪四野部队走得太前了。

  当然,个人的揭发材料不可能像中央正式文件那样准确、严谨,凭个人回忆写材料,个别地方不准确是难免的。我认为,重要的是写材料的态度。这个记录材料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精神,对历史采取了极不严肃的态度。它还带有浓厚的宗派主义气味,是以宗派主义反对林贼的宗派主义。这个记录,未讲到兄弟部队一点好处,却强调他们"并没有请求增援",而其他部队则死跟在他们后面发洋财,好像解放中南、西南地区都包给二野了,甚至所有硬仗也都是二野打的。我想,这不但原四野的同志看了会有意见,一野的同志也不会同意,凡是了解这段历史情况的人,也都不会赞同。特别令人不愉快的是,记录把毛主席领导下的第四野战军,竟和林贼混为一谈,多处把四野部队称为"林彪部队"、"林部",甚至直斥47军等部队"他们去,不是为作战……"。这极不利于我党我军的团结。看看张国焘事件发生后,毛主席是如何把四方面军与张国焘严格加以区别的,就可知道这个记录的错误了。

  这个记录歪曲了我军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性。我军的各次重大战役,都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南下作战各野战军的行动当然也是如此。而记录竟把四野进军中南和支援二野进军大西南的行动,说成是林贼一人在那里捣鬼,这样岂不是否定了毛主席对全军的统一指挥吗?

  而我认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们的任务是又准又狠地把林贼的罪行揭深批透,把批林整风引向深入,唯其能准,方见其狠。但由于这个记录材料的严重失实,又经中央作为参阅文件下发,这不可免地会引起一些人的思想问题,因而不利于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

  附带说几句:刘伯承同志素为我尊敬的革命前辈、老首长之一。我正是从维护党的原则和老前辈的荣誉出发,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才觉得有责任对这个记录提出意见。1920年,列宁在写《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时,由于对荷兰共产党某些党员在国际共运中的表现未同广大荷兰党员加以区别,曾引起一位荷共党员的"抗议"。列宁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抗议",并在该书的最后专门作了说明。革命导师的这种伟大襟怀实在令人感动。我想,我对刘伯承同志这个材料的"异议",也应受到他的欢迎。 我还猜想,也许记录中的一些错误并非由于他的口授,而是由于整理记录的同志缺乏必要的历史知识和责任心不强所造成的。我现在在地方工作,手头没有军史、战史这类资料。前面我讲的许多情况,主要是凭自己对过去接触过的一些材料的回忆所得,也许有个别情况不太准确,但大框框是不会错的。如果我对哪个问题的认识有错误,请您严格批评。如果您认为我所反映的意见,是在深入批林整风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可否请您把此件转呈总理一阅。谨致

  敬礼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副组长

  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迟泽厚

  1972年9月3日

  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我考虑到此举的三种结局:一是我的意见引起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他们从谏如流,举一反三,认真纠正那种"历史为政治服务"的错误做法,但我估计这种可能性极小;二是把我的意见视为反对"批林",为林彪鸣冤叫屈,是"现行反革命",逮捕法办,这种可能性比前者为大;三是将我的意见存档,不予理睬,这种可能性更大。

  我的信于1972年9月6日以"绝密件"交保密室发出。我不但署了真实姓名,还注明了职务。为了防止出现第二种结局时牵连他人,我未向任何人透露此事。

  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凭我在机要部门工作20多年的经验,估计此信没有哪个工作人员敢扣压不报,不但汪东兴本人会看,而且还可能给中央其他领导人看。对我的信不作答复,固然令人失望,但我同时又感到有些欣慰,这说明我的材料和意见是无懈可击的,倘若我的信中有"污蔑不实之词",有关方面必然会抓我的"辫子",兴师问罪的。

  时间到了1995年,我已离休多年,刘伯承元帅也已去世多年。此时距我给汪东兴写信已过去23年。这期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人所特别欣赏的"舆论一致"的坚冰有所突破。随着江青集团当年操纵"批林"的内幕被逐渐揭露,我判断刘伯承元帅1972年的那个揭发材料,未必出自他的本意,他很可能掉进了江青集团设置的圈套。这年5月,我去四川石棉县安顺场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60周年纪念活动。当年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和红军先遣队司令的刘伯承,曾参与指挥渡河作战。这时我又想起了他的那个揭发材料。出于对这位革命家的崇敬之情,我从四川给依然健在的刘伯承夫人汪荣华女士写去一信,指出那个揭发材料对刘伯承元帅声誉造成的损害,恳切建议通过适当形式由她出面说明情况,将刘伯承元帅从这桩历史旧案的被动局面中解脱出来。我深信,我的热诚和善意将会得到积极回应。

  我在信中说:

  汪大姐:

  您好。

  我是广州军区的一名离休干部。吴忠同志生前,我与他关系密切,经常听他讲起刘帅和您。我对刘帅充满崇敬之情,吴忠同志1988年写的怀念刘帅的两篇文章:《中原主帅刘伯承北渡淮河记》、《谆谆教诲寓深情》,就是由我执笔的。今天,我来到四川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参加红军强渡大渡河60周年纪念活动。60年前的今天,在刘帅的指挥下,中央红军1师部队,在这里取得强渡大渡河的伟大胜利;4天之后,2师又飞夺泸定桥,从而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消灭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狂妄计划。刘帅为中国革命建立的不朽功绩永垂史册。现寄上广州驻军老年集邮协会为纪念红军强渡大渡河60周年而特制的纪念邮封一枚,以略表我对刘帅的怀念崇敬之情。

  借此机会,我还想将埋藏在心中己20多年有关刘帅的一个疑问,提出来向您求教。

  1972年的"批林整风"运动中,中央印发了一份由刘帅署名的揭发材料记录稿。但我惊讶地发现,这份材料严重失实,特别是材料第三条揭发的林彪在解放战争时期的8项罪状,竟无一项能够成立,如材料中说:"进关后渡江南下,当时我们并没有请求增援,但我们的部队到了那里,林贼也派部队到那里";"我们占领了广州,他就跟到了广州";"我们到了雷州半岛,林彪部队就占领了海南岛";"我们到了广西,林部也随着到了广西";"后我们又转战西南,……林彪派50军去成都,派57军(按:应为47军)去重庆,但是他们去,不是为作战,而是为了占地盘、收武器";"陈赓部队占领云南,林彪跟着也派了部队,在敌人的退路上截击,也是为的收缴武器",等等。稍懂一点我军历史的人都知道,南下作战中,二野与四野部队的协同关系,包括前面提到的各次行动,都是根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进行的,而上述说法,则不但是对林彪和四野部队的否定,竟连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也否定了。

  这份材料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熟悉刘帅的同志,都认为这些话不像出自刘帅之口;我则想,"四人帮"一直插手"批林",是否他们借刘帅失明重听之机,盗用刘帅名义,炮制这篇东西,以达到一箭双雕--既打击原四野一大片干部,又制造二、四野部队矛盾和败坏刘帅声誉之目的?但无论怎样,既然材料是以刘帅的名义写成的,史学界对这份材料是会认真研究的。最近我发现,聂荣臻同志在他的回忆录中写了一些有违史实的东西,史学界经过考证后己含蓄地提出批评。刘帅的这篇材料虽然是内部的,但早晚也会公开,史学界也会认真研究鉴别,从而对刘帅的光辉形象造成某些损害。因此,我认为应当趁着您还健在,本着对历史负责和对刘帅负责的态度,采取适当方式,对这个材料产生的背景和过程,作一必要的说明,以防患于未然,消除可能产生的一些消极后果。我作为一个受党教育几十年的军队干部和业余党史、军史工作者,希望在这方面能对您有所帮助。不知我的意见是否可行?亟盼得到您的教正。

  敬祝

  健康长寿

  广州军区司令部动员部原部长 迟泽厚

  1995年5月25日于四川石棉县安顺场

  大约过了半月,曾任军区副司令员的鲁瑞林将军突然通过司令部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打电话,邀我去他家中。鲁瑞林调广州军区前曾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他来广州后不久即被免职,我与他向无接触,但我知道他是刘伯承的老部下,我马上判定他找我与我给汪荣华女士写信有关。

  不出所料,刚一见面,他便开门见山地说,他受汪荣华女士之托,向我了解刘伯承元帅那个揭发材料的有关情况,据汪女士讲,她"不记得刘帅有这样一个材料"。我把早就准备好的刘伯承揭发材料和我写给汪东兴信的复印件递上,他戴上老花镜粗略地看了一遍,然后摘下眼镜,接连"啊呀"了两声,表情复杂地看着我说:"现在看来,刘帅这个谈话稿是有些不妥。奇怪,我对这个材料怎么就没有一点印象呢?"

  我不无调侃地说:"您是军区首长,工作那么忙,天天文件看不完,哪里会记得这么一个材料!我跟您不一样,我是专干这个的呀!"
 
  我有句话没说出口:如果您是四野部队的一个领导干部,看后印象就深刻了!
 
  最后我建议:把刘伯承元帅的揭发材料和我致汪东兴信的复印件,都给汪大姐寄去,看她有什么意见。
 
  "好,好,好,我今天就打电话。汪大姐有什么意见我会及时转告你。"

  我相信鲁瑞林将军的电话肯定打了,我提供的两份复印材料也一定寄去了,但此事却再无下文。我曾两次询问当时一直在场的那位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他说他也一无所知,而且不便询问。我自然更不便询问。

  我很失望。我满腔热忱想办成的一件好事,为什么却得不到回应?对方是否有什么难言之隐?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我只能认为:对方在得到全部资料而且在我阐明利害的情况下,采取这种态度,只能表明我原来的分析判断有误,对方实际默认了这份揭发材料并非完全出于江青集团的炮制。倘若如此,我岂不是少见多怪、瞎积极吗?

  时光到了21世纪第三年,我仍不死心。但考虑到汪荣华女士年事已高,便又托一位名人之后与刘家的后人沟通,希望我原来的设想能得到他们的支持。结果还是得不到响应。至此我彻底绝望。

  "批林整风"运动距今已经35年,"四人帮"倒台和"文化大革命"结束也已整30年。这可是一代人的时间哪!但遗憾的是,至今未见有关方面对那一时期形成的大量文件、资料进行清理、甄别,任其成为历史档案。特别是那些出自具有骄人政治身份的名人笔下或口述而形成的档案,究竟算不算数?当今或后世的历史工作者,该如何对待这个问题?

  35年前我给汪东兴写信时,刚年届不惑,如今则早已年逾古稀,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阎罗天子召见。时日无多,每一想起35年前我冒着巨大政治风险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没个说法,我实在于心不甘。特别是,我并不是就事论事,孤立地评论一篇文章的优劣长短,我较真儿的是由一篇材料所暴露出来的究竟该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我要趁我有生之年,发声呐喊,再次并且在更大的范围把这个问题公开提出,以就教于方家、知情者。

  最后还要说明两点:一是我在写给汪东兴的信中,指出了刘伯承元帅谈话的8处谬误,其实还不止这些,如他说"解放战争时期,林贼在东北,我们正进行淮海战役第三阶段",而实际上当淮海战役进行到第三阶段即1949年1月上旬时,林彪、罗荣桓指挥的百万东北野战军早己入关1个多月,协同华北野战军攻占了张家口,正积极准备攻打天津呢!二是早年我给汪东兴的信,今天再看也有不少毛病,特别是其中有不少当时不得不写的官话套话,令人生厌。但为了反映历史原貌,我一字不改。这也是对历史的尊重。

  2006年7月10日于广州

  迟泽厚,《往事》第四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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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来龙去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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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来龙去脉(上)
Nov 11th 2013, 21:42, by 明鏡雜誌


——早期中共党史问题研究


【摘要】马林主张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播下了"二次革命论"的种子,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陈独秀因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策略,主持起草了中共二大决议,抵制了"二次革命论"。西湖会议后,陈独秀服从共产国际纪律,接受、宣传了"二次革命论",受其影响,中共三大留下了"二次革命论"的痕迹。由于国民党反对被改造、部分党内同志以及一些国际代表对"二次革命论"的批评,加上陈独秀内心深处不接受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策略,1925年五卅运动后,陈独秀部分地抵制了"二次革命论"。共产国际导致"二次革命论"的错误,受到共产国际代表、反对派以及陈独秀本人的批评;斯大林、布哈林以及部分中国同志为共产国际政策进行了辩护;在批判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时,回避了其错误来源于马林和共产国际。


大革命失败前夕,斯大林、布哈林明确表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政策没有错,错在中共领导人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在1930年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三次学术讨论会上,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被批判,此后,对陈独秀的批判持续了半个世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陆续有学者写文章探讨陈独秀"二次革命论"。但迄今为止,此问题仍没有解决。例如,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与"二次革命论"是什么关系?陈独秀一开始就主张"二次革命论"吗?陈独秀在什么情况下提出"二次革命论"?陈独秀本人是否修正、抵制了"二次革命论"?等等,这些问题,涉及陈独秀提出"二次革命论"的来龙去脉,涉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其责任归属,也涉及中共党史研究、大革命史研究的科学化,因此,是当代政治学基础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二次革命论"来源于马林和共产国际

所谓"二次革命论",即强调目前中国进行的国民革命是民族主义革命(民主主义革命),因此,国民党所代表的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阶级,强调弱小的工人阶级和农民接受国民党的领导,民主主义革命结束后,共产党与国民党必然发生分裂,共产党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思想是舶来品,来源于马林和共产国际。

1.马林主张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二次革命论"的种子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1年夏来华,推动了中共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秋天,马林第一次与陈独秀接触,即发生了激烈的冲突。12月,马林在张继介绍下,由张太雷陪同,到桂林与孙中山会谈,提出建立国共联合战线,但孙中山认为,共产党力量弱小,不足以与国民党相提并论,只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马林接受了孙中山的意见。但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马林为什么主张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呢?他认为:

(1)共产党离开国民党前景暗淡。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莫斯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报告,谈到陈独秀等人反对该提议的情况:"我建议我们的同志,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因为通过国民党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联系要容易得多。同时,共产党小组必须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我们的同志拒绝这个主意。这些共产主义小组若不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那他们的宣传前景暗淡。"①

(2)党是个早产儿。马林认为,共产党力量弱小。中共三大结束后,1923年6月20日,马林在广州给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写信说:"党是个早产儿(1920年诞生,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是有人过早地制造出来的)。这个事实一直对党产生影响。""有人",指维经斯基。②马林的观点来自孙中山,蔡和森说:"孙中山不承认有C. P. 的党。"③

(3)目前在中国只能发展国民运动。既然共产党力量小,就不足以领导中国民族运动。因此,马林认为,目前中国只能在国民党领导下进行国民革命。张国焘1923年11月16日给维经斯基、穆辛写信:"马林的观点如下……中国共产党是人为地组织起来的;而且也产生得过早。目前在中国只能发展国民运动。"

    1924年7月3日,张继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四十次会议上说:"鲍罗廷说过,再过一百年后才能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如果是这样,那么现在就不需要它。"

(4)国民党与工人群众联系密切。国民党为什么可以领导国民革命呢?共产党为什么应该加入国民党呢?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马林强调国民党与工人联系密切:"特别是在广东省和华侨当中,孙中山同工人已经有了长期联系。党的领导人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在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今年1月海员大罢工期间,我清楚地看到工人同国民党之间的联系情况。"④

(5)反对在国民党内部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马林在中共三大前给拉夫斯坦写信说:"我坚决反对改变政策,如果要在中国实行建立独立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政策,既和国民党一道工作,但又对其保持独立,这必然会使那个小团体的人们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小宗派。"⑤马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只有250人,必须和国民党合作,并放弃独立性。

马林将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实质是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

(6)实行"革命的机会主义"。1923年1月6日,马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说:"我认为,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表明有必要继续实行以往的策略。可以谈革命的机会主义……我们应当在一定的程度上把革命民族主义作为原则,并承认它。我们没有别的出路……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口号,表明自己的政治性质,这样在中国阶级分化的危险时刻,我们有可能在国民党大会上表明自己的观点,并在将来建立具有共产主义内容的真正的工人政党。"⑥


马林这段话有几层意思:1."把革命民族主义作为原则",即目前中国只进行民族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革命是将来的事情。目前的民族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马林避而不谈;2."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口号,表明自己的政治性质",即共产党提出自己的口号,与当前的运动无关,作用仅仅是将来在中国阶级分化的危险时刻,"有可能在国民党大会上表明自己的观点";马林把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分手"形式,理解为在"国民党大会"上分手,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形式是一个幻想;3.中国共产党目前不是真正的工人政党,等阶级分化后,再"建立具有共产主义内容的真正的工人政党"。

(7)参考了爪哇泛回教联盟的经验。马林为什么主张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结成党内联盟呢?1935年8月19日马林对伊罗生说:"我只是以自己在爪哇运动即泛回教联盟的经验为依据。泛回教联盟是爪哇宗教混合一起的群众组织形式……泛回教联盟松懈的组织形式,导致我们社会民主同盟的印度尼西亚人、爪哇人、马来人的影响迅速增长。……在中国努力同国民党建立这种形式的合作是直接以在爪哇的成功经验为依据的。"⑦马林强调,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最先不是共产国际提出来的,而是他依据自己在爪哇的经验提出的。

2.马林的意见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二次革命论"的结胎

马林的意见争取到了布哈林等人支持,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



(1)布哈林: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民族革命。在1922年7月的共产国际会议上,布哈林说:"主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留在国民党内;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基本的组织问题。我赞成留下,任何一位同志都不会对这种必要性提出异议……我们应该明确,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民族革命,各种对外政策问题也是与此相联系的……"⑧

布哈林认为"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民族革命",回避了当前运动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没有把民主主义革命看成是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个阶段。

(2)国民党"居于领导地位"。1922年7月30日,共产国际通过《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以共产国际文件形式支持了马林的提议,并对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批评:"居于领导地位的孙中山的党对工人阶级也有着明显的影响,无产阶级同这一组织之间甚至有内部联系……可是我们在那边的同志却未能充分利用这一形势去加强联系工人群众。他们推行宗派主义政策,而把自己毫无起色的工作和背离群众迫切利益的现象归咎于什么非法地位。"⑨

该文件明确地说"居于领导地位的孙中山的党",即强调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处于领导地位;"对工人阶级也有着明显的影响",强调国民党对于工人阶级的"领导"上的影响。这个观点,实质是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领导权。

1930年1月25日,张国焘在第一次"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批判陈独秀时说:"共产国际决议明确指出共产党应当参加民族运动,但这并不是说它应当充当尾巴,而是说它必须领导民族运动。"⑩前一句是共产国际决议的话,后一句是张国焘个人的解释。

1923年1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再次强调国民党的重要。该决议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因此,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合的。(11)

(3)共产国际决议:工人运动尚不强大。1923年1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说:由于国内工人运动尚不强大……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12)

(4)不要迷恋培植共产主义。斯大林1923年8月签署俄共中央政治局记录: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13)这个思想,即将当前的民主主义革命与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割裂,与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思想一致。


3.共产国际为什么赞成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共产国际为什么主张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呢?根本原因是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人民党、工农党,是一个接近共产党的革命组织。如:

(1)季诺维耶夫:国民党是人民党。1923年11月26日,针对蒋介石说"我们不是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工作的",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答复说:"当然,共产国际并不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资本主义的政党。否则我们就不会同这样的党打任何交道。我们认为,国民党是人民的政党,它代表那些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国民党也是革命的政党。在中国,共产党人(现在还不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然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是一个很强大的因素。"(14)

(2)斯大林:国民党是工农党。斯大林曾在《列宁主义问题》中说:"共产党应该从民族统一战线之政策转到工人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之政策。在这些国家中同盟形式,可以采取统一的政党,如国民党式的工农党。"(15)

(3)国民党是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作出决议说:"国民党是现时中国唯一的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它以自由民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学生和工人为依据。"(16)这个决议,已经接受了到莫斯科的陈独秀的影响。

此外,共产国际同意这个策略,考虑到了苏俄的外交利益。1922年越飞来华担负与北洋政府建交的使命,因为外蒙古驻军和中东铁路问题,越飞与北洋政府谈判失败。越飞在吴佩孚、孙中山中间选择合作伙伴,由于吴佩孚在二七罢工中暴露了反动性,加上中共刚刚成立,无法与中国几股政治力量抗衡,苏俄最终选择了国民党为合作伙伴。1922年7月的共产国际会议上,布哈林说:"我们应该明确,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民族革命,各种对外政策问题也是与此相联系的……我还是把决议中包括关于对苏俄的政策的话加进决议之中,因为中国的形势迫切要求这样做,"(17)布哈林的话说明,苏俄在选择国民党作为同盟者时,是考虑到苏俄外交政策和苏俄国家利益的。


二、陈独秀主持起草的中共二大决议抵制了"二次革命论"

陈独秀一开始激烈的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反对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当前的革命运动,因此,他开始是抵制"二次革命论"的。"二次革命论"的本质,即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国民革命。

1.反对加入国民党

(1)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六条理由。1922年4月22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信,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提出了六条意见:"(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18)陈独秀不同意站在国民党的旗帜下,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2)达林:共产党反对加入国民党。1922年5月,陈独秀在广东主持中央干部会议,反对马林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参加会议的C. A. 达林1975年在回忆中承认:"当时党还是反对加入国民党。"(19)


2.中共二大决议抵制"二次革命论"

1922年7月,为了反对马林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意见,陈独秀趁马林回莫斯科期间,紧急召开了中共二大,反对了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做法,抵制了"二次革命论",如:

(1)农民是革命运动中最大要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的运动中的最大的要素……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贫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20)

(2)工人们将成为革命领袖军。"工人们的组织近来亦见迅速的扩大。而且工人们处在中外资本家的极端压迫之下,革命运动是会发展无已的。发展无已的结果,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21)

(3)无产阶级应该集合在共产党的旗帜下。中共二大《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提出:"我们要知道:无产阶级加入民主革命的运动,并不是投降于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来做他们的附属品……在民主的战争期间,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22)中共二大强调在"本党旗帜下"进行战争,即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4)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中共二大《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肯定了与民主派联合的必要性,说:"为人民幸福计,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因为封建武人是无产者和民主派公共的仇敌,两派联合起来打倒公敌……"陈独秀等人这个时候已经预计到,民主派只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迟早要和共产党分家。因为:"民主派打倒封建以后,他们为自己阶级的利害计,必然要用他们从封建夺得政权来压迫无产阶级……"(23)

该决议案表明,中共二大肯定了与资产阶级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共同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必要性,提出了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具体方案,也就是说,陈独秀并不主张"左"的跳过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毕其功于一役",而是反对加入国民党,反对在其旗帜下进行民主主义革命。

(5)争取无产阶级专政在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中共二大通过的《宣言》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24)

中共二大宣言强调:"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25)"即刻成功"表明,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分割的两个阶段。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即考虑到实行"第二步奋斗",这个思想,没有一点"二次革命论"的痕迹!

中共二大一系列文件反对混合阶级组织,强调在共产党的旗帜领导下,进行当前的战争,并通过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这些观点,不仅无"二次革命论"的痕迹,相反,反对了马林提出、被共产国际认可的"二次革命论"。

三、陈独秀接受、宣传了"二次革命论"

由于马林的意见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陈独秀在西湖会议上经过争论,最后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张,接受了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命令",为接受"二次革命论"奠定基础。

1.陈独秀主张"二次革命论"是为了贯彻共产国际决议

(1)马林否定了中共二大决议。张国焘回忆说:"在大会闭幕后几天,马林回到了上海。他对于中共建立政纲的努力浇上一盆冷水。他批评联合战线是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26)张国焘说,1922年8月,西湖会议"虽没有通过甚么修正二大代表大会宣言的议案,但著名的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方针,就是这次会议确定的,实际是修改了原定的政策。"这样,马林不动声色,否定了中共二大通过的决议。(27)

在西湖会议上,马林间接地否定了中共二大通过的决议。张国焘说:"大概是为了减少反对,他避免提到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犯了左倾幼稚病。"这句话表明,马林本意是否定二大,但因自己是少数,所以回避在会议上公开否定。

十几年后,马林回忆他为什么主张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说:"有三个因素促成了这个决定:爪哇的经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以及南方无产阶级组织在民族主义路线上所处的有利地位。"(28)马林言下之意,他的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不仅决定于爪哇的经验、国民党的状况,还与中共二大决议有关。这个解释不符合事实,因为中共二大决议是反对加入国民党的。

(2)西湖会议经过激烈辩论后被迫接受马林提议。据张国焘回忆,陈独秀在西湖会议上与马林有过激烈的冲突:"陈独秀先生也反对马林的主张,而且发言甚多。他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的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29)

陈独秀本人在文章中也谈到自己在西湖会议上,考虑国际纪律,勉强接受了马林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提议。但马林三十年代否定自己在西湖会议上与陈独秀等发生冲突,他说:"主要问题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个问题没有遇到激烈反对。参加讨论的执委会委员们一致认为,通过积极参加这个民族主义运动,可以为我们的工作创造最有利的条件。"(30)马林的回忆,遭到托洛茨基的质疑。

(3)共产国际否定了中共二大决议。中共二大的决议,与共产国际的关于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产生了明显的冲突。1922年8月,拉狄克在莫斯科主持起草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共产国际委员会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中国共产党)将随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子间日益明显的分裂而成长。分裂之前,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国民党"。(31)这个指令,将国民党定性为"革命组织",指示中共在分裂前,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支持国民党,把中共和无产阶级利益放在次要的地位,从而根本上否定了中共二大决议案。

(4)陈独秀到莫斯科后改变了态度。陈独秀在共产国际四大上的报告,是在国内写好,由刘仁静在会上用俄文代读,该报告说:"今年工人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共产党和前几年它还只是一个派别和一个教育组织时的情况比,今后将会取得很大的发展。今年我们已经有机会看到我们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增长了。"(32)这个思想,直接反驳了马林关于共产党弱小,不联系工人群众的观点,也表明陈独秀在去莫斯科前,是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站在中共二大立场,未接受"二次革命论"的。

(5)斯大林强调"国民党的领导"。1929年12月,陈独秀在《告全党通知书》中说:"国际始终承认国民党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体,'国民党的领导'这句话,在斯大林口中叫得异常响亮(见中国革命问题中反对派的错误),所以始终要我们屈服在国民党组织之内,用国民党的名义,国民党的旗帜领导群众。"(33)说明陈独秀高举国民党的旗帜,是因为斯大林这样主张的。

(6)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1930年1月29日,瞿秋白在第二次"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言,说陈独秀在中共三大后说,目前我们的革命是民族革命,但将来终究是无产阶级革命,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着手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这个党是必不可少的。但他认为,为了"纪律和教育",一切政治事务暂由国民党处理。(34)说明陈独秀当时已在思考,哪怕将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现在也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另一方面,考虑"纪律",陈独秀不得不把眼前的政治事务,交国民党暂时处理。

(7)向青:陈独秀的错误是为了共产国际的指示。郑超麟先生曾于1983年9月21日给笔者写信,就笔者执笔撰写的《陈独秀传略》(征求意见稿)说:"一九二三年所作两文,为人所诟病。但此两文系根据国际指示作出的。见向青所著《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一文(安徽党史学习研究会所编:《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向青说:"陈独秀的错误从一开始就不是'违背了共产国际纪律',相反的而是为了共产国际指示。"(35)——笔者1983年见到郑超麟先生的信后,因未看到有关共产国际的档案,只看到陈独秀、郑超麟等人的单方面的文章,以为向青的观点尚缺少论据。现在,在得到共产国际档案材料的支持后,笔者对于向青的观点予以认同。


2.陈独秀主张"二次革命论"的两篇代表作

(1)《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二七"罢工失败后,中国工人运动进入低潮。在中共三大召开前,为了以共产国际关于依靠国民党进行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新精神重新统一全党,修改中共二大决议的精神,1923年4月25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第22期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36)

(2)《国民革命与资产阶级》。1923年11月24日,陈独秀主持中共三届一中全会时发现,在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问题上,大家的思想并未统一到中共三大上来。1923年12月1日,陈独秀写了《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在《前锋》第二期发表,以统一党内思想。陈独秀写此文的另一原因,是根据国际的要求,促使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顺利召开。其主要内容是:"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分子,也是最勇敢的先锋队,但工人阶级在数量上、质量上都很幼稚,因此,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农民是"国民革命之伟大势力……但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倾向保守,易于迁徙苟安……难以加入革命。""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37)"国民革命成功之后,在普通的形势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取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定……但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38)

3.中共三大受了"二次革命论"的影响


在中共三大前夕,陈独秀写文章提出"二次革命论",目的是为了贯彻共产国际决议,统一党内思想,因此,中共三大不可避免打上了"二次革命论"的烙印。如:

(1)工人阶级尚未强大。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说:"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39)说工人阶级不强大,"中国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正是"二次革命论"的痕迹在中共三大文件中的体现。

(2)引导工人农民等到国民党旗帜下。中共三大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等中共三大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会委员联名给孙中山写信,其中说:"对于国民,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40)"党的旗帜下",即明确说在国民党旗帜领导下开展国民革命运动。

(3)只有国民党才能领导国民革命运动。1923年7月1日,陈独秀给萨法罗夫写信说:"目前,国民党虽还不是一个群众性的政党,但我们应该将群众吸收到国民党里来,因为只有国民党才能领导国民革命运动。"(41)



4.C. P. 中不只陈独秀一人犯了"二次革命论"的错误

"二次革命论"是为了贯彻共产国际决议而形成的,因此,共产党内部,不止陈独秀一个人犯了这个错误。如:

(1)瞿秋白与陈独秀在莫斯科的争论。陈独秀到莫斯科后,并没有自内心完全接受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策略,虽然他已经加入了国民党,因此,他并没有马上主张"二次革命论"。瞿秋白1930年1月29日在莫斯科学术会议上说,他在莫斯科期间,与陈独秀也有分歧:"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陈独秀在莫斯科。当时,我们在中国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不要加入国民党这两个问题上,同他有过争论。"(42)说明陈独秀在莫斯科时,内心仍然不同意加入国民党,而瞿秋白在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问题上,走在陈独秀的前面。

(2)瞿秋白: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1923年6月,瞿秋白在其中共三大笔记中说:"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因此,C. P. 要加入国民党。"(43)

瞿秋白的话说明,共产国际强调国民党的领导,工人阶级弱小,共产党弱小的观点(这些观点是"二次革命论"的内容之一),影响的不只是陈独秀一个人。据蔡和森回忆,在中共三大上,赞成与国民党合作的是马林、陈独秀、瞿秋白和张太雷。反对与国民党合作的是张国焘、蔡和森、刘仁静。(44)

(3)瞿秋白:接近机会主义。1930年1月29日,瞿秋白(斯特拉藿夫)在第二次"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第一个发言,其中说:"我们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比如对革命高潮,农民战争的意义等问题,尽管有别于陈独秀,但往往是接近机会主义的。"(45)

(4)罗亦农:促使资产阶级起斗争的领导作用。1926年10月28日,罗亦农(布哈罗夫)说:"上海的发动是我们早就做了准备的。并且从一开始就明确,在即将举行的政变中起政治领导作用的应该是这里聚集在日本人周围的民族资产阶级。并注意吸收聚集在街头商贩联合会中的小资产阶级。我们没有让无产阶级起首要作用,我们明白我们参加这次发动的任务是,积极促使资产阶级起斗争的领导作用。"(46)


四、陈独秀为什么纠正"二次革命论"

1.国民党反对被改造

中共三大决议加入国民党,条件之一,是改造孙中山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一起反对军阀。陈独秀知道,改造国民党很困难。

(1)孙中山要开除陈独秀。陈独秀1923年夏秋在报纸上刊登一些文章,批评孙中山后,孙中山发火要开除陈独秀的国民党的党籍。马林在信中说:"孙用汉语与廖仲恺谈论一份关于钱的电报,但是他突然用英语说: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但是我也说,援助问题与共产党人能否留在国民党内毫无关系。"(47)

在和孙中山谈话后,马林和陈独秀一起分析孙中山发火的原因,认为孙中山所以发脾气,是由于香港报纸批评中国共产党1923年7月发表"中共中央第二次对时局的主张"的宣言引起的。陈独秀在《向导》周报上发表批评国民党的文章,早就开始了。孙中山以前为什么不批评呢?孙中山发火的根本原因,是不愿意得罪香港和破坏其与英国的关系。但孙中山不能在马林面前过分表示对英国的这层关系,便将矛头指向陈独秀。

(2)中共不能批评孙文主义。针对孙中山向陈独秀发火的事,季诺维也夫1927年4月5日写《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提到,并作为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政策的依据:"中国共产党是以非常含糊不清的条件加入到国民党里去的一个成分。她不能批评孙文主义这个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学说。"(48)

(3)国民党本身没有任何前进的动力。1924年1月,陈独秀在出席国民党一大的预备会议上说:"虽然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帮助国民党的发展,以及整个国民运动的发展,但是,几个月来党在这方面无所作为,这是因为:(1)中国共产党内对此有分歧;(2)国民党本身没有任何前进的动力。"(49)


2.党内部分同志对"二次革命论"的批判

对于马林、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等的"二次革命论"的错误,C. P. 党内一部分同志提出不同的意见,如:

(1)李大钊:无产阶级是领导因素。在中共三大上,李大钊支持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他在会上提出三条意见:"一、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它阶级。二、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应该站在运动前列。三、我们已经加入国民党,但还没有工作。没有迹象表明我们没有希望。"(50)说明李大钊反对在国民革命中,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

(2)毛泽东: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反帝运动。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说:"二、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所有反帝运动都是由饥寒交迫者而不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三、资产阶级不能领导这个运动。不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国民革命不可能出现。所以,中国的国民革命只能在世界革命后进行。……五、小资产阶级控制了国民党。相信目前小资产阶级能够领导。这就是我们加入国民党的原因。"(51)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反帝运动,而小资产阶级可以领导。另一方面,毛泽东支持了共产国际意见,即同意加入国民党,因为国民党里面有农民和小商人。

(3)蔡和森:反对把工人置于国民党旗帜下。1923年6月20日,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信,批评说,"蔡和森同志也强调说资产阶级没有革命性。他想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取名"独立工人党"。根据马林记录,蔡和森在中共三大上说:"必须保持我们的独立性。指责陈(独秀)把工人置于国民党的旗帜下,认为这是违反上述决定的……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如果不能全部掌握领导权,至少应拥有部分领导权……孙中山不仅倾向于向军阀妥协,而且也向帝国主义妥协。"(52)蔡和森反对加入国民党,批评资产阶级没有革命性,反对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坚持了无产阶级领导权。

(4)瞿秋白: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的革命阶级。瞿秋白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期间给季诺维也夫写信,说:"无产阶级是唯一最彻底的革命阶级,只要他能把革命进行到底。"(53)瞿秋白一方面支持共产国际的决议,同意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因此有"二次革命论"的因素,另一方面,瞿秋白思想中有抵制"二次革命论"的因素,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革命初始阶段贯彻共产国际决议上的矛盾心情。

(5)邓中夏:无产阶级现在和将来都是领袖。邓中夏在1924年11月发表《我们的力量》说:"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日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其理由如下:(一)资产阶级不能革命,即革命亦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而且革命亦不得贯彻到底……(二)小资产阶级有革命要求和倾向,惟势力不能集中,只能为革命的助手……由此说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限是可知了。所以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他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只有无产阶级一方面更增进强大他们自己的力量,一方面又督促团结各阶级微弱的散漫的力量——联合成一个革命的力量,方能成就目前国民革命以及将来社会革命的两种伟大事业。"(54)

(6)陈延年:争夺国民党中的领导权。中山舰事件后,1926年4月24日,维经斯基给陈独秀写信,批评陈延年等因为争夺国民党内的领导权:"我们的广州地方组织去年所犯错误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广州的'三二○'事件无疑与此有一定的关系。""要反对我们的同志试图在国民党内发号施令的想法"。(55)维经斯基的话说明,陈延年在争夺国民党内的领导权,共产国际远东局因此要陈延年承担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的责任。(未完待续)

朱洪,《学术界》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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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来龙去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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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来龙去脉(下)
Nov 11th 2013, 21:46, by 明鏡雜誌

——早期中共党史问题研究

3.马林观点受到批评

马林以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的观点,虽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仍然受到部分抵制和批评。如:

(1)维经斯基:不能无条件支持国民党。1923年2月,维经斯基指出,孙中山不支持二七罢工,反驳了马林国民党与工人联系密切的观点。此外,维经斯基指出,孙中山与军阀联系密切,反驳马林关于国民党革命性的观点。1923年3月27日,维经斯基在中共三大召开前,给萨法罗夫拍电报说:"建议在党代会和工会代表大会结束前让马林留在中国,指示他不要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而要向孙逸仙提出条件:第一,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与督军建立军事联盟上,而要放在建立全国性的政党上;第二,支持工人和学生运动;第三,断绝同张作霖、段祺瑞的联系。"(56)

(2)维经斯基:无产阶级是领导者。1925年10月2日,瓦西里耶夫给维经斯基写信,批评他关于无产阶级是国民运动领导者的观点,是"重复了中国同志的左倾观点":"您8月19日的来信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无产阶级是领导者,农民、知识分子、中小资产阶级是基础,是中介。应当怎样理解这一点呢?这难道不是同我们的观点直接相悖,明显重复了中国同志的左倾观点吗?"(57)此话说明,维经斯基曾明确主张,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而且,与一部分中国同志意见一致。

(3)张国焘:马林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1923年5月30日,马林给拉狄克、萨法罗夫写信,谈到张国焘的观点:"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保持我们的独立自主?为国民党的发展,我们合作到何种程度?应在哪些问题上批评国民党等等。他还说我有过错。"(58)张国焘1923年11月16日给维经斯基、穆辛写信:"马林的观点如下……中国共产党是人为地组织起来的;而且也产生得过早。目前在中国只能发展国民运动。"

(4)斯列帕克:让党还是一个党。1923年8月25日,俄罗斯通讯社驻华记者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写信,批评越飞、马林让共产党人做资产阶级的尾巴。他写道:"让党还是一个党,全面开展自己的工作吧,但愿任何贯彻越飞的观点或外交人民委员部其他代表的观点的马林们,不要使党陷入一会儿向这位将军点头,一会儿向另一位将军点头的变化不定的窘境。"

(5)共产国际指示:争取领导权。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最近的工人运动事件(大规模罢工)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极大意义。(59)该指示强调农民问题,强调共产党应该争取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实际上是一定程度修正了马林的错误,部分纠正"二次革命论"。但陈独秀在中共三大召开后收到该文件,以致中共三大文件没有体现该指示的精神。

这个指示表明,共产国际对于中共的指示前后不一致,其指导文件不是一个完整的、成熟的思想体系。


4.马林本人批评国民党

马林在1923年夏秋离开中国前,意识到国民党与军阀联系密切,不接近工农等缺点,对国民党无意改造提出批评。如:

(1)写文章批评国民党。1923年5月9日,马林在《向导》上化名孙铎发表的文章说:"国民党的注意力太完全放在军事上和放在政客议员的秘密计划上。"在7月1日《前锋》创刊号上,马林以笔名孙铎发表《关于中国国民运动》的文章,继续批评国民党。胡汉民看后,说马林的思想方法不是中国人的思想方法。

(2)对孙中山的失望。中共三大结束后,陈独秀、毛泽东等新的中央执委会成员联名给孙中山写信说:"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法,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一脉相承的印象……"但孙中山对陈独秀说:"国民党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力量。"陈独秀问:"如何建立?"孙中山说:"党只有到紧急关头才能一马当先。现在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南方广东可以建立根据地,然后我们必须设法在东北或西北得到一支军事力量。靠这些力量的协作我们将使革命取得胜利。"

对于孙中山的回答,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说:"凭这种观点,就不可能期望国民党的领袖们会很快采取主动,把国民党变成一个现代的政党。"(60)

(3)给廖仲恺写信批评国民党。1923年7月21日,马林在离开中国前给廖仲恺写信,谈国民党的缺点:"国民党从不召开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三民主义的实行日益封建主义化;党只依靠军阀,不断向封建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妥协;对许多重大问题,如世界大战,五四运动,京汉铁路大屠杀等不领导、不参与,党没有成为国民运动的领导者,却与封建军阀为伍;家长制的观念代替了党的纪律;违反党义的现象司空见惯。"(61)

(4)反对越飞援助国民党。针对孙中山开除陈独秀,马林对孙中山说"援助问题与共产党人能否留在国民党内没有关系",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即使孙中山开除了陈独秀,也不影响苏联对国民党的经济援助;另一层意思,孙中山即便不开除陈独秀,也不一定得到苏联的经济援助。从当时的情况看,马林是前一层意思;但事后,马林更倾向后一层含义。他在7月18日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中说,"不能为了孙氏王朝控制广东再把200万元塞进南方将领们的腰包。"(62)

7月20日,马林在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中,再次谈到不希望继续援助孙中山的观点:"如果你愿意拿少量的钱支持我提出的宣传工作,我认为派一个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人员住在中国的这个地方是有益的。这样人数不多的共产党组织可以富有成效地进行工作,我们不用再为孙在南方毫无胜利希望的军事纠葛耗费金钱,如果你们让孙保持控制权,那对于整个运动将是有害的,如果不能给我们(共产党)小组以资助,那就不值得在中国长期安排一个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人员。"(63)


五、陈独秀部分地纠正了"二次革命论"

1.陈独秀部分地纠正"二次革命论"

受以上因素等影响,加上陈独秀内心深处是反对加入国民党,因此,1924年以后部分地抵制了"二次革命论"。如:

(1)批评孙中山。1923年7月11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发表《北京政变与国民党》,批评孙中山说:国民党"应该起来统率国民做革命运动,便应该断然抛弃以前徘徊军阀之间,鼓吹什么四派势力的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政策。"(64)在同期《向导》上,陈独秀发表《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若孙中山可以和曹锟携手,那末,北伐伐谁?那末,岂不是孙中山和陈炯明、沈鸿英走到一条道路?那末孙中山可以联曹,何以陈炯明、沈鸿英联曹便罪该万死?"(65)陈独秀的批评激怒了孙中山,以致后者要开除陈独秀的国民党党籍。

1923年7月20日,马林曾给越飞和达夫谦写信说:"陈独秀只想利用国民党。他的宣传工作只考虑共产党的组织,干的是同国民党决裂的事。孙中山告诉我(我已向你们报告过),这个周报上的批评是无法接受的,如果陈独秀不放弃批评,孙一定要把他开除出党。"(66)说明马林已经看出,陈独秀一方面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加入国民党,另一方面,在实际宣传中,抵制被国民党领导。

(2)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1924年7月13日陈独秀致维经斯基信:"您需要紧急给鲍罗廷同志发一份电报,请他提供实际情况报告。我们期待你们将根据他的报告制订共产国际的新政策。我们认为,对国民党的支持不能沿用以前的形式,我们应该有选择地采取行动。这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67)

北京政变后,孙中山准备北上,但陈独秀反对他与军阀合作。维经斯基1924年11月30日抵达上海的当天,给季诺维也夫拍电报说,在共产党人中,出现了一股与国民党决裂的思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拥护召开国民会议和上面提出的其他口号,并不认为孙逸仙北上问题有特别的意义"。

(3)指出资产阶级的不革命性。"五卅"运动后期,针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态度,1925年11月,陈独秀写《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说:"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应该有革命的要求,然而在实际上,它已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部分。"(68)这个思想,根本上否定了《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的有关资产阶级的观点。

(4)国民革命成功需要工人农民力量。1926年,陈独秀批判戴季陶主义时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为正比例。"(69)这个思想,修改了1923年的两篇文章中的观点,强调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决定国民革命的成功。


(5)希望退出国民党。陈独秀等人希望退出国民党,希望树立共产党的独立旗帜,鲍罗廷非常清楚。1926年2月15日,鲍罗廷在回答加拉罕"您能否谈谈一年前共产党人是如何反对在国民党中央工作的?"问题时,鲍罗廷说:"其实是我们逼着他们工作的。其实我们知道,共产党人拒绝同国民党合作,他们想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从1920年,即共产党成立时起,问题就这样摆着。我也对这些领袖们说,是共产国际逼迫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为的是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进行合作。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人应该同你们合作。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认为,到了散伙的时候,我想,共产党人对这种情况是求之不得的。"(70)

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陈独秀、彭述之在1926年秋提出退出国民党"陈彭提案"。1929年10月10日,陈独秀给中共中央常委写信说:"我个人曾几次提议准备退出国民党,独立领导革命,都为中央多数同志及国际所阻止。"(71)"独立领导革命",即强调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

陈独秀在1929年12月10日《告全党同志书》里说: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退出国民党……我又和鲍罗廷商量,他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下去。(72)曼达良、纳索诺夫和阿尔布列赫尔回到莫斯科后,于1927年5月21日作报告,指责陈独秀没有执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反对工人加入国民党:"(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指示)2月22日才收到,晚了19天。中央委员会表面上赞同这个指示,但陈独秀声称,有一点他不能同意,这就是必须让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然而,正是通过让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才有可能根据这个指示采取其他一些措施。这是隐蔽地打算把共产党同国民党分割开,自愿地把国民党交给右派,因为上海共产党80%是由产业工人组成的。"(73)

蒋介石叛变革命前,陈独秀和汪精卫谈话,希望汪精卫提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1930年1月29日,瞿秋白在"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批判陈独秀时,转述陈独秀1927年4月对汪精卫说的话:"我们共产党人也许是想退出国民党的,但由于现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分子主张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所以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宜向莫斯科提出这一建议,否则人们会怀疑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而您汪精卫纯属国民党人士,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可以避嫌,要是您提出这一建议,斯大林肯定会同意。"(74)陈独秀的话表明,他希望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不希望在国民党领导下工作。

1930年1月25日,张国焘在第一次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说:陈独秀"要么干脆退出国民党,要么索性同国民党合并。"(75)张国焘的话说明,陈独秀在与国民党的关系上,是矛盾的。一方面是自己内心的主张,退出来,与国民党采取"党外合作",一方面是不得不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加入国民党。

(6)争夺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拉菲斯1926年12月14日在莫斯科作报告,批评陈独秀说:"7月底陈独秀同志在远东局全会上作了中央扩大全会的总结报告……有三点使我们感到惊讶:(1)陈独秀同志把'与左倾军阀勾结在一起的民族资产阶级争夺国民运动领导权的斗争'当作时局的基本特点……"(76)此话表明,陈独秀在整理党务案发生后,一度公开主张与民族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

1927年年初,上海举行三次工人起义,陈独秀反对让资产阶级做"先锋队"(领导者)。他说:"参加下一次发动的力量将是(1)工人;(2)国民党军事力量;(3)资产阶级。但不要把资产阶级作先锋队"。

(7)C. P. 实际上一度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中说:"五卅"之后,不及一年,又有北伐的革命高潮之发展。中国工人阶级在C. P. 领导下,做了中国革命之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领导者。(77)蔡和森的话说明,"二次革命论"在中国大革命的一段时期,在实际行动上被抵制了。

(8)行向社会主义。陈独秀1927年4月6日在《向导》写信说:"我们以为中国国民革命成功后的经济建设,在主观上在客观上,都不必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全社会的主要生产制度,而可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即是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陈独秀特别强调:"只有在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革命的国家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才能够由此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78)这个思想表明,上海工人起义胜利后,陈独秀思考国民革命前途时,已经把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前途联系在一起,但他回避了民主革命胜利后,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问题,只讲了先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仍然带了"二次革命论"的痕迹。

2.对于陈独秀自纠"二次革命论"的批判


陈独秀虽然抵制了"二次革命论",但由于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共产党一直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最终导致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自纠"二次革命论"的积极意义,被批评者全部否定了。如:

(1)王稼祥批评陈独秀自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1930年1月25日,王稼祥(科穆纳尔)在"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第一个发言,针对陈独秀在批判戴季陶主义时,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为正比例。"(79)这个思想恰好反映了陈独秀对于"二次革命论"的纠正,应该是正确的观点,但王稼祥批评陈独秀"跳到了另一极端"(80)王稼祥的发言,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发言,现在看来,有历史局限性。

(2)维经斯基:陈独秀不愿意执行党中央的决议。维经斯基看出陈独秀在大革命中并不想执行党的决议,1930年2月6日在第三次苏联中国问题研讨会上发言说:"陈独秀本人并不愿意执行党中央、党历次全会和代表大会的决议。"(81)另一方面,维经斯基在后面接着说:"但中共留在国民党内时处境异常困难。"说明陈独秀所以不愿意执行党的决议和决定,是他不希望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这句话的另外一层意思是,陈独秀虽然一度主张"二次革命论",但在执行中,他是矛盾的,有抵制的。

(3)王稼祥:陈独秀遭到了共产国际方针指引的党员群众的抵制。1930年1月25日,王稼祥(科穆纳尔)在"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说:"不过,陈独秀遭到了共产国际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遭到了革命工人和自觉按照共产国际所指引的方针前进的党员群众的抵制,因而他不可能完全实现他的理论。"(82)王稼祥的讲话,否定了陈独秀本人自己纠正错误,抵制共产国际错误决议的一些正确做法,同样有历史的局限性。


六、对于共产国际错误的批评

1.共产国际未纠正"二次革命论"的错误

1922年共产国际确定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策略后,一直坚持了这个观点,直到大革命失败。如:

(1)拉狄克:国民政府是工农政府。1927年5月18日,布哈林在共产国际八大上作报告,指出托洛茨基的战友拉狄克曾经把国民党定性为"工农政府":1927年,拉狄克在一本为青年教育特别是为中国青年的教育而出版的大学生丛书(第1卷第251页)的《中国革命问题》一文中写道:"从广州政府的社会税收政策和农业政策看,它是第一个工农政府(着重号是拉狄克加的),仅这一点就为……建立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创造了条件。"(83)布哈林反驳托洛茨基时,反驳了托洛茨基的战友拉狄克,说明拉狄克1927年在书中认为,国民政府是工农政府。

(2)斯大林:武汉政府很快成为工农政府。1927年5月24日,斯大林本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反驳托洛茨基说:"现在的武汉政府是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呢?不,暂时还不是,而且不会很快就成为这样的机关。但是在革命进一步发展时,在这一革命取得胜利时,它是有一切机会发展成这样的机关的。共产国际的方针就是如此。托洛茨基看问题则完全不同。他认为武汉是'空架子',而不是革命运动的中心。"(84)针对斯大林关于国民党是工农党问题,托洛茨基1928年6月8日写《中国革命的回顾及其前途》说:关于共产党有加入国民党之必要的问题,人们曾用了以下的话来辩护说:"国民党的社会成分是一个工农的党。国民党中十分之九——此数目字反复重复过千百次——是倾向革命而可以与共产党携手并进的。"然而在上海武汉叛变以后,这些十分之九的革命的国民党便如泥牛入海踪迹全无了。(85)

(3)罗易:国民党是民主专政机关。罗易在1927年5月9日五大结束的发言中,把国民党看成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三个阶级的民主专政机关:"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为中国革命提出下列口号……'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万岁',并由此产生另一个口号:'三个阶级的民主专政机关——国民党万岁!'"(86)

2.共产国际代表的批评

共产国际代表不敢批评上级犯的错误,但偶尔也指出共产国际的错误。如:

(1)鲍罗廷:国际方针前后是两截的。蔡和森转述鲍罗廷的话后说:国际方针前后是两截的,中国革命的失败,国际负了责任。也就是说中国党没有改良主义、机会主义,国际以前的政策才是改良主义、机会主义。老鲍不说布哈林领导的第三国际"不懂中国情形",不说斯大林领导的俄国党中央"政策太左",而把一切罪过归于季诺维也夫,实际便是把中国机会主义的责任归于第三国际,而自己表面反似站在维护斯大林的立场说话。(87)这段话表明,鲍罗廷以否定季诺维也夫的名义,否定了共产国际前一阶段的指示。

(2)鲍罗廷:希望揭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其他原因。鲍罗廷1930年1月29日在第二次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说:"在研究中共党史、革命史和中共失败的原因时,不要只局限于研究陈独秀主义,因为我已说过,尽管在很大程度上陈独秀要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责任,但也有其他一些原因,我们必须把这些原因揭示出来。"(88)

(3)马林:在斯大林等人指挥下付出沉重代价。马林三十年代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他提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尽管享有发展真正的群众和真正的群众组织的机会,共产党人都变成了国民党领袖的工具。既然成了工具,就让他们放手铸造后来只对蒋介石一个人有用的武器。在中国所采取的准备步骤本来可以证明大大有利于工人运动的发展。但是在斯大林、加拉罕和罗易(一个天生的民族主义者!)指挥下,为发展群众宣传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89)马林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有错误,成了国民党的工具,斯大林等人有错误,而他自己提出的建议则没有错。

(4)维经斯基承认在领导权问题上犯了错误。1930年2月6日,维经斯基在第三次"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时说:"在1925年,我和许多与我共事的同志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看法是这样的: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将通过民族解放运动逐渐成为领导者,而1925年的运动是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开端。我们就是这样理解的。由于无产阶级与客观上革命的资产阶级是联盟关系,所以在具体体现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即在具体争夺领导权问题上,我们犯了极其重大的错误。"(90)维经斯基是共产国际代表,他的话表明,不是陈独秀一个人犯了领导权("二次革命论"的核心问题)的错误,"与我共事的同志",包括布哈林、马林等人。

3.反对派的批评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作为反对派,公开的批评了斯大林、布哈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犯的策略错误。如:

(1)季诺维也夫:共产党加入国民政府隐藏巨大危险。1927年,季诺维也夫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政府,必须有如下条件:1.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独立;2.完全有自由向群众批评国民党的错误;3.共产党本身和共产国际非常严格地监督他们在国民政府中的代表;4.中国共产党人可以利用一切机会提出苏维埃的口号;5.政府的立场是,"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列宁语)。没有这些条件,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就隐藏着巨大的危险。(91)

(2)国民党是工农党?托洛茨基1927年5月7日在共产国际八大上反驳斯大林说:"据斯大林观察国民党的基础,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工农联盟,殊不知这种观察是绝对错误的……那么我们就要问,国民党既是工农党,为什么组织工农兵苏维埃,又是反对国民党的政权呢?"(92)

4.陈独秀的批评

陈独秀作为当事人,在被开除党籍以后,公开的批评共产国际的错误,为自己辩解。如:

(1)斯大林派不公平。1930年1月29日,瞿秋白在"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批判陈独秀时,转述陈独秀的话说:"斯大林派本身在中国革命方面犯有严重的错误,所以,把过错推到我和中国党身上是不公平的。"(93)说明瞿秋白等人已经知道,陈独秀并不否定自己犯了错误,而是希望同样犯了错误的斯大林等人,要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不能叫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承当一切责任。

(2)把国民党看成是阶级联盟。马林认为,国民党是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几个阶级的联盟,这个思想首先得到了布哈林的赞成,然后得到斯大林的赞成。陈独秀1923年去莫斯科后,接受了这个观点,并成为其发挥"二次革命论"的基础。1929年8月5日,陈独秀给中共中央写信说:"把国民党看做是一种各阶级的政治联盟,而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这本是我们党传统的错误。"(94)

(3)犯了执行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错误。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一开始就说:"我自从一九二○年(民国九年)随诸同志之后创立本党以来,忠实的执行了国际领导者史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政策,使中国革命遭了可耻的悲惨失败。"(95)陈独秀的逻辑是,共产国际先错,我因为执行你们的政策而犯了错误。

(4)犯了对国民党阶级性认识上的错误。陈独秀等人在开除党籍以后,1929年12月15日写《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说:"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之总的原因,是由于对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国民党的阶级性认识之根本错误,有了根本错误的认识,遂发生了错误的策略,主要的就是帮助并且拥护资产阶级,不使中国无产阶级有它自己的真正独立政党领导革命到底。"(96)"国际称它为'各阶级联盟'或'四个阶级的联盟'。这分明是组织上的阶级混合,而不是某一个时期某一运动中两个独立政党行动上的联盟。"(97)陈独秀等人把国民党比作狮子灯,要共产党和国民党同时进去舞,因为混合了组织,共产党面目不清,结果共产党不仅不能经过国民党争取群众,相反丧失了下层群众。(98)

(5)犯了"混合组织"的错误。列宁反对"混合组织"的观点,深得陈独秀的赞成。陈独秀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不是斯大林和布哈林说的共产党幼稚,而是由于共产国际犯了"混合组织"等错误,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1929年12月起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说:"列宁常常引用巴尔夫斯的话说:'我们无论何时都不应忘记的条件是,共同奋斗,分别走路,不混合组织,看同盟者犹如看敌人一样'。""列宁则坚持只能和社会革命党有政治上的联盟,而不能在组织上和它混合。"(99)


七、对共产国际错误的维护及对陈独秀的批判

1.斯大林、布哈林为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辩护

斯大林、布哈林在许多场合,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政策的进行辩护。如:

(1)斯大林:退出国民党是让出阵地。斯大林于1926年5月13日批评托洛茨基等人说:"反对派要求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和实质上把国民党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右派的方针,则是拱手让出中国革命阵地,迎合取消派,不再让中国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100)

(2)斯大林:退出国民党即退出战场。1927年4月21日,《真理报》刊登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继续批判拉狄克:"反对派(拉狄克及其同伙)的基本错误是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懂得中国革命现在处于什么阶段,不懂得中国革命目前的国际环境……反对派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不适当的。因此,反对派认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这就是说,退出战场,抛弃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者使国民党敌人称快。"(101)

(3)斯大林:退出国民党有利于敌人。1927年4月21日,斯大林发表《中国革命问题》中说:"反对派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不适当的。因此,反对派认为共产党最好退出国民党。但是现在,当整个帝国主义匪帮及其一切走狗要求把共产党人赶出国民党的时候,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退出战场,抛弃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者,使革命的敌人称快。这就是说,削弱共产党,破坏革命的国民党,帮助上海的卡维涅克们,把中国一切旗帜中最受欢迎的国民党旗帜交给国民党右派。"(102)

(4)斯大林:不与国民党合作是不正确的。1927年7月9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写信说:"我不认为,退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就可以改善共产党的处境和'使他们站稳脚跟'。相反,退出只会便于屠杀共产党人,造成新的分歧,可能还会造成某种分裂,但是,没有别的路可走,反正最终我们还得走上这条道路。这个时期需要经过,而且必须经过……有的人(有的人!)对此解释说,这里的过错是同国民党合作,这种合作束缚了中共的手脚,使它不能独立自主。这也是不正确的。"(103)

(5)布哈林: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没有错。布哈林1928年6月在中共六大上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曾经可能拥护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那末共产党加入这一般的组织,加入国民党是否一个错误呢?是否后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根基就在这一点呢?是否这是一最大的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在这一错误上又发生了后来许多机会主义的错误,最后促成了我党严重失败的根源呢?我想对于这问题,下一个否定的回答,因为我们的错误,不是在这里。我们的错误或中共的错误,不是在于加入国民党。"(104)说明布哈林已经意识到加入国民党是全部问题的要害。他在全心全意为斯大林辩护不久,自己被打倒,但他在六大上的发言,却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模糊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真正原因差不多一个世纪!

2.中国同志对共产国际的维护

中国同志在莫斯科的研讨会上,一般都维护了共产国际。如:

(1)王稼祥批评陈独秀。1930年1月25日,王稼祥(科穆纳尔)在"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作中心发言,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断定国民党是几个被压迫阶级联盟的党。"陈独秀认为,国民党是各阶级合作的党,斯大林说:"国民党是几个阶级的联盟的党,我们之所以着重指出联盟这一形式,是因为其他阶级除参加这种共同的联盟之外,还有它们自己的政党。"(105)言下之意,斯大林并没有同意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而只同意共产党作为独立的政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外合作建立联盟关系。斯大林的话,是不符合历史的事实的。马林曾批评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坚持其独立性是搞宗派活动,说明国民党与共产党从来不是平等的独立的关系,而是"加入"的关系。

王稼祥说:"这种阶级合作的观点势必会使无产阶级受自由资产阶级的摆布,充当资产阶级的尾巴"。(106)阶级合作,是马林的观点,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恰好是陈独秀本人极力反对的观点。王稼祥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把这个观点归于陈独秀,有历史的局限性。

(2)张国焘:国民党性质。张国焘在1930年1月25日在"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言,说,"共产国际非常明确地指出,国民党是不同阶级的联盟,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提高工农在国民党内的比重。"(107)张国焘的观点与王稼祥一样,赞成斯大林的观点。但斯大林当初认为,国民党是工农党,是工人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1923年,共产国际决议明确说:国民党一个"民族革命组织,它以自由民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学生和工人为依据。"大革命失败以后,张国焘在当时情况下,回避了共产国际当时的决议。

(3)瞿秋白:未及时开展斗争。1930年1月29日,瞿秋白在"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批判陈独秀时,说:"当然,人们可以责问我们:他写这些文章时你们上哪儿去了?对这个问题要直截了当地作出回答。我们党的整个历史表明,它虽然是无产阶级和部分农民的群众性革命运动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但起初只是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主义小组。所以,要想建立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的中国党,一开始就得同小资产阶级任何微小的动摇展开斗争。可是,我们未能及时完成这一任务。"(108)瞿秋白认为,陈独秀的错误与共产国际无关,自己及其他共产党人的错误是未及时与之斗争。这个观点有历史的局限性,陈独秀的错误是执行共产国际决议而犯的错误,兹不赘述。

3.批判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未涉及共产国际

中国部分同志在莫斯科研讨会上的发言批评陈独秀,一般都避免共产国际与其联系。如:

(1)张国焘的批判。1930年1月25日,张国焘在第一次"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言:"他(陈独秀)认为,中国的革命应当由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只有等革命结束后即资产阶级革命彻底胜利之后,无产阶级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109)张国焘批判陈独秀而不涉及马林和共产国际,有时代局限性。

(2)瞿秋白的批判。1930年1月29日,瞿秋白在第二次"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言说:"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陈独秀)主张只有到中国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时才可以进行真正共产的无产阶级革命。"(110)陈独秀的这个思想,最初也是来自马林,共产国际也明确指示,先与国民党合作,进行国民革命。

(3)李立三的批判。1930年2月1日,李立三作《党史报告》认为,张国焘等在西湖会议上反对加入国民党和陈独秀、瞿秋白等人主张加入国民党一样,都是"二次革命论"。他说:"陈独秀、瞿秋白等主张加入国民党,他们的理论则最机会主义没有了,他们以为目前是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是将来的事,甚至陈独秀说党早生了五年。"(111)党是早产儿的观点,来于马林;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来于马林和共产国际,李立三1930年作的《党史报告》,有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


八、结语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源于马林和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策略错误。错在把国民党这一资产阶级政党,理解为人民党、工农党,导致了大革命的最终失败。陈独秀希望退出国民党,停止"二次革命论"的错误,但被共产国际拒绝了。八十四年前,即1929年,陈独秀本人即提出,共产国际错了,他本人也错了。如本文所述,此话是可以成立的。

注释:

①④⑤⑨(11)(12)(18)(31)(32)(39)(40)(47)(50)(51)(52)(54)(58)(59)(60)(61)(62)(63)(66)《共产国际、俄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下》(第二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239、235、446-447、241、436、436、222、324、352、490、495、423、470-471、470、473、564、449、446、499、430-432、424、427、425页。

②⑥⑧(13)(14)(17)(30)(41)(49)(56)(57)(67)《俄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运动(1920-1925)》(第一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82、189、190-191、66、337、190-191、180、262、442、238、703、507页。

③⑦(16)(19)(20)(21)(22)(23)(24)(25)(26)(27)(28)(29)(43)(53)(89)(111)转自《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243、224、230、235、67、68、30、29、69、69、195、200、225、201、265、264、227、270页。

⑩(15)(34)(42)(45)(48)(69)(74)(75)(79)(80)(81)(82)(83)(84)(85)(88)(90)(92)(93)(101)(102)(104)(105)(106)(107)(108)(109)(110)《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下》(第六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419、99、427、427、435、14、412、433、419、412、412、463、417、117、226、339、440、467、99、426、81、83、297-298、411-412、409、420、434、420、426页。

(33)(71)(72)(94)(95)(96)(97)(98)(99)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1、68、90、40、85、106-107、109、112、109页。

(35)郑超麟:《怀旧集》,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235页。

(36)(37)(38)(64)(65)(68)(78)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52、563、564、519、526、949、1238页。

(44)(77)(87)《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2、104、97页。

(46)(55)(70)《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运动(1926-1927)上》第三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590、220-221、138页。

(73)(76)(91)(100)(10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运动(1926-1927)下》(第四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261、39-40、254、256、406页。

(86)《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第五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420页。

朱洪,《学术界》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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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赵炎:回到宋朝话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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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炎:回到宋朝话失业
Nov 11th 2013, 21:48, by 明鏡雜誌


   无论是老版《水浒传》还是新版《水浒》、《武松》等电视剧,都提到了九纹龙史进破家失业后四处流浪的情节。他先在少华山住了些日子,然后去渭州遇到鲁智深,去延安府寻找师父王进,又到大名府、东平府等地转了一圈,最后回了少华山落草。从史进到处转悠可以看出,一个失业者的急切心思相当明显。当初,他或许并不想做强盗,而是想找到师父谋一份差事。

  史进没有及时再就业,只能怨自己。师父没找到,难道工作还找不到吗?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五个省他都去了,居然还是老样子,有点莫名其妙。王进能够凭本事参军混饭吃,为什么史进就不能?他完全可以留在延安府的。史进是虚构的人物,我们再说个真人。在电视剧《刁蛮娇妻苏小妹》里,秦少游中科之前,母子相依为命,均无正当职业,日子虽然过得紧巴,但没有生计危机。为什么?秦少游自谋职业为数位妓女充当投资经纪的桥段,那是戏说,不足为凭。

  实际上,有宋一代,朝廷对那些因受灾、土地被兼并、破产等暂时失去生活来源的"下岗百姓"及流浪者,态度还是积极的——既能及时救助,又能妥善安置或遣返,基本做到了失业者生活有保障,住处有着落,回家有路费,"工作"不难找。以至于辽国皇帝耶律洪基都感慨"来世愿做中国(宋)人",金朝第四位皇帝海陵王也成了典型的"哈宋族"。

  政府发米,人日二升,幼者半之

  在宋朝失业,不必担心饿肚子。朝廷的粮食储备,除了给官员发薪水、养兵以备战时之外,最主要的用途就是赈济。此类记载随处可见。

  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说,熙宁七年(1074年),河北东路失业流民甚多。三月,神宗赵顼批示:"比来流民往京西者,经过京师,恐无资粮,或致饿殍,可相度赈济。"朝廷遂"赐五万石下河北东路提点刑狱司,赈济流民"。口粮也有具体救济标准:"给流民米,人日二升,幼者半之。"

  皇佑初,范仲淹在杭州任郡守期间,由于浙东大旱,颗粒无收,百姓因此逃荒流徙失业者比比皆是。为了救济失业者的生活,安稳地方,范仲淹采取了高价购粮平粜的办法,"每斗一百八十钱"(《咸淳临安志》),比市价高了五成。此举一出,效果立显,各地粮商见有利可图,纷纷"日夕争进"。逃荒的百姓遂得以回流安居乐业。大饥之年,杭州竟看不出一点饥荒迹象。

  想方设法就地安置,居者有其屋

  在宋朝失业,不必担心天做被子地做床,总会给你房子住。

  吃饭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该解决住处和工作等事关流动性问题了,也就是给安置住所,方便临时就业。失业者本来就居无定所,四处漂泊打短工,每到一地,往往露宿野外,处境艰难。为此宋朝政府设法对他们进行安置。如富弼知青州时,就大规模修建过安置房("劝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廪,得公私庐舍十余万区"),使得数十万失业者有了温暖的"家"。

  绍圣元年,有诏曰:"近者大河东堤防未及增缮,以故濒河被害者众。南来者多留京师,流离暴露,隆冬日迫,陷于死亡坐视不恤,其谓朝廷何?既诏有司悉意赈赡,其令开封府即京城门外行视寺院官舍以居之,至春,谕使复业。"

  翻译成白话就是,冬天快到了,许多南方来的尚未就业的人还没地方住,如果看着他们被饿死冻死,那还要朝廷干吗?还要父母官干吗?着即令有司赶紧救济,让开封府出面把周围的驿站、寺庙和官员宿舍都腾出来安置他们,等来年春天,再想办法安排他们就业。

  以工代赈,先做临时工

  在宋朝失业,也不必担心因政府包吃住而让你背负好吃懒做的恶名,政府会给你安排个临时工做做,不至于让你闲得慌。

  宋神宗年间,中书省就曾上奏,言:"民既失业流移,道过京师,苟给以粮食,远近相传,来者不已,则难以周给,而近畿又未有兴工用众之役以募之。臣等以为莫若诏流民所往州县,募其少壮者充役,疾病老幼者则计口给食。"遂诏京西路监司官分定州军速检计,随处当兴大小工役,募流民给钱粮兴修。

  等于是说,有工程要上马的,让失业百姓去做,没有工程也要立项出新的工程,让失业百姓去做,临时工也不能白使唤,还得发给钱粮。

  元丰元年(1078年)八月,神宗又要求青、齐、淄州,对当地失业者兴役安置,诏:"青、齐、淄三州被水流民,所至州县,募少壮兴役。其老幼疾病无依者,自十一月朔,依乞人例给口食,候归本土,及能自营,或渐至春暖停给。"不但失业者做了临时工,连那些失去劳动能力的也要照顾到,够细致入微的。

  沈括《梦溪笔谈》还提到一个故事,说范仲淹根据"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的风俗,"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可谓以工代赈、拉动内需两不误。

  给田种植,欢迎参军

  古代的失业者,其实大多是失去土地的农民,一旦有了土地,他们也就有了根。所以,为使他们能够重操旧业,维持基本的生活保障,宋朝政府鼓励他们耕种田地。

  太祖、太宗时,就曾多次以减免租赋的优惠条件召集和鼓励失业农民垦荒种地,并把能召集流亡、劝民垦田作为奖励地方官的政绩依据。如仁宗天圣年间,"帝每下赦令,辄以招辑流亡、募人耕垦为言"。

  南宋时,对从淮北而来的流民失业者,朝廷给田种植,并蠲免赋税。

  另外,宋朝失业者还有一个比较另类的很容易的再就业机会,那就是参军。由于宋朝实行的是募兵制,不论禁兵、厢兵,还是南宋的屯驻军等,一般都采用常年招募的办法募集兵员,随到随要,多多益善。

  像史进那样转了五个省还是个失业者,居然没想到参军。此类人在宋朝恐怕比大熊猫还少,太不珍惜朝廷的社会保障制度了。

  赵炎,《北京青年报》2013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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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毛澤東問到頭上,周恩來順勢推薦林彪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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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問到頭上,周恩來順勢推薦林彪接班
Nov 11th 2013, 21:53, by 明鏡雜誌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選載(17)


明鏡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

周恩來的這種心情在會議期間不斷地流露出來。比如,他在大會的發言中,就檢查了自己"舊腦筋對待新革命"的問題,表示要經得起群眾運動的考驗,不斷地洗澡,"不然,我們總說做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不就是空話了嗎?"強調"要以這樣一種熱情投身到戰鬥中去。投身到戰鬥中免不了犯錯誤,大的小的。我就犯過大的錯誤,現在過問這個事情一定也要犯錯誤。要做這個精神準備,犯了錯誤就改。要能夠聽不同意見,拿多方面的意見來比較,如果自己想得不對,請教於群眾,請教於主席,請教於中央,大家來想,總會做得好一些。"

又如,會議期間,毛澤東讓周恩來過問清華大學的運動情況。這自然是個難幹的差事,弄不好就會惹火燒身。他非常清楚這一點,群眾大會上的講話中表示﹕"這件事對我既光榮又艱巨","倉促上陣,搞不好就也會像工作組一樣被撤下來",表示要知錯就改,說﹕"跟著毛主席跟不緊,知道了就改,再跟,再改,我們這樣一直跟了四、五十年嘛!"

對劉少奇這次在政治上栽跟頭,周恩來的心情也很複雜。長期以來,劉、周兩人一直存有某種"瑜亮情結"。劉曾經長期受到毛澤東的信任和重用,一直是毛用來對付和遏制周的人物。對此,周本人心裡很清楚。儘管周恩來的才幹和資歷本來都在劉少奇之上,但黨內地位卻不得不屈居其下。此外,周對劉少奇有時思想的"偏"和用人的"狹"也是有看法的。在長期的合作共事中,兩人並沒有建立起十分親密的關係,在表面上客客氣氣,相安無事的背後,更多的是一種權力格局中對手之間的競爭。

不過另一方面,周恩來對劉少奇的為人還是有一個基本的瞭解,認為他為人穩重,作風正派,看問題尖銳,注重個人的修養,因而對毛澤東如此大動干戈不大理解,再加上深知自己今後的日子也不會好過,所以對劉氏落難的處境不免有某種同病相憐之感。當然,周無力阻止事態的發展,並且懾於毛的態度,也不會公開站出來替劉講話,但他從本心來說,不願意給毛當槍使,寧可被人說成鬥爭不堅決,和稀泥,有包庇之嫌,也不願意衝在前面當打手。這是他一貫的為人處世之道。

為此,周恩來在全會的發言中,一方面表示向學校派工作組並且堅持工作組不撤,"是方向性錯誤","深刻批評一下只有好處";另一方面又把自己擺進去,和劉少奇、鄧小平一起承擔責任,說﹕"在北京留在中央工作的我們幾個人都要對決定派工作組負責任" ,以多少減輕一點對劉、鄧兩人的政治壓力。

在隨後由林彪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與會者迫於政治壓力,按照事先的佈置,紛紛向劉少奇開炮,出現了牆倒眾人推的場面。林彪這時大概已經看出了毛澤東在鄧小平的問題上玩弄的權謀,在政治上留了一手,打算用鄧來防範他的用心,所以在會上除了批劉之外,有意把矛頭轉向鄧,批他在編輯處理毛選四卷注釋的問題上,為他本人和二野評功擺好,指鄧和吳晗打的是"政治撲克",是敵我矛盾,迫使鄧小平不得不在會後交權。 在會上對劉、鄧兩人的批鬥中,周恩來則始終正襟危坐,保持緘默。

對於周恩來在批劉問題上的低調,毛澤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採取了某種容忍的態度。這除了和毛了解周的一貫為人—總是在黨內鬥爭中扮演"和稀泥"的角色有關外,更主要的還是因為毛眼下正用得著周而不便過於為難他的緣故。毛在黨內雖然早已是一言九鼎,但很多具體事情還是需要有人來辦,特別是像周氏這樣在黨內既有影響又善於排難解紛的人。在一些棘手而毛又不便於出面的問題上,由周出面斡旋,貫徹毛的意圖,更能收到別人難以起到的效果。應該說,這正是毛的老謀深算之處。在這次廢黜劉少奇、起用林彪作為接班人的問題上,毛就採取了這種作法。

八月五日,毛澤東在下決心換馬以後,首先把周恩來找去,把他剛剛寫好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底稿拿出來交給周看,說﹕看來劉少奇是不行了,對他觀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對鄧小平觀察了七年,也失望了。然後話鋒一轉,問周的意見。其實,毛這時早已拿定主意,決定由林彪取代劉作為接班人,不過卻故意藏而不露,反過來問﹕"你看現在的副主席裡面還有誰?"試探周的態度。

周恩來是個聰明人,當然明白毛澤東的意思,而且當時的情況也是明擺著的,在中央常委七人中,除了毛以外,朱德年事已高,陳雲長期稱病,兩人早已不參與常委的日常議事。在剩下的劉、周、林、鄧四人中,既然劉、鄧不行了,那麼就只有周和林了。在這一點上,周本人是有自知之明的,絕沒有任何非分之想。毛對此是心中有數的,因為周過去曾多次在中央領導核心內部表示過他只能當幫手,不能掌舵,並且對黨內能夠接班的人選作過劉、林、鄧這樣的排列。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自然順勢表示﹕那就只好叫林彪回來吧。 這一提議,正中毛澤東的下懷。毛很高興,當即拍板,並吩咐周按此進行部署。隨後,周恩來馬上安排飛機把林彪從大連接回北京,並召集會議,分別向中央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打了招呼。這就是林彪成為接班人的大體經過。

接下來,在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的醞釀過程中,周恩來繼續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增補名單草案和排列次序,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兩人在八月六日晚間商定的,並由周報告了剛剛返京的林彪。常委由七人擴大為十一人,林彪作為接班人由第六位升至第二位,而劉少奇則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實際上"靠邊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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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習近平爲何對普京說:我跟您的性格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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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mbnail 習近平爲何對普京說:我跟您的性格很相似
Nov 11th 2013, 22:00, by 明鏡雜誌

《新史記》特約記者 孫茹星



"習近平不像習仲勛的兒子,倒像是毛澤東的孫子!"這句話,在北京各個沙龍內流傳得如此廣泛,表明習近平上任半年來的"形象模糊期"已接近尾聲——他已經讓人們的焦距逐漸對準了。一位西方學者說,胡錦濤上任5年之後,人們才瞭解"Who's Hu";習近平才上台6個月,人們就知曉了"Who's Xi"。

習近平"像是毛澤東的孫子"這句不無嘲諷的話,在"紅二代"聽來,卻充滿了"正能量":他們曾經企圖將薄熙來作爲代理人,百般造勢推其上位,不料在2012年春天功虧一簣;現在他們轉而將希望寄托在習近平身上,千方百計施加影響,看來已經初見成效。


金普二人趁生日套近乎

2013年6月15日,習近平度過了自己的花甲壽辰。
雖然中國民間沒有舉行任何祝壽活動,但中國各大網站都在醒目位置報導: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向習近平發來生日賀電。

習近平在生日這一天,還"應約"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了電話。從官方報導的雙方通話內容看,並無緊急磋商的要務,也沒有什麽不能通過其它正式外交途徑辦理的大事。有理由推測,這也是普京的祝壽電話,兩人嘮嘮家常而已:"習近平表示,我珍視同普京總統的個人友誼和相互信任"。

金正恩與普京來套近乎,固然並非習近平主動,他們也各有自己與本國利益上的盤算,不過這從側面表明:他們都希望將習近平引為同道。

對金氏王朝第三代繼承人,這裡不談也罷;習近平對俄國強人普京卻早就久仰。普京確實算一個"超級猛男",凴藉早年當克格勃所受的訓練,上任13年來,駕轟炸機上天,乘潛水艇下湖,深山射虎,水邊戲鯨,上陣拼柔道、下場打冰球……這些,習近平瞠乎其後,學不了,也沒打算學。他真正敬佩的是普京重振大國旗鼓的雄心,將俄羅斯從混亂中帶出來的鐵腕:加強中央集權,控制經濟命脈,打擊金融寡頭,平息車臣亂局,強壓異議聲音……普京在艱難時刻,表現堅決果斷,在複雜的關頭,應對得心應手。

習近平在中國人中算身材高大,而普京在俄羅斯人中算身材矮小,習近平欣賞這個比自己矮半個頭、大半歲多的俄國兄長。3月22日,習近平在與普京會談時曾說:"我覺得,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這話發自內心。中共提出"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普京正巧就是"三自信"的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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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對普京說: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
"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

熟悉中共"紅二代"的北京知情人士認爲:習近平對普京說"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可從更多層面來解讀。

"紅二代"的父輩,都在年輕時憧憬過"蘇聯老大哥",甚至前往莫斯科朝聖受教,後來又都有與"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新沙皇"角力的經歷。這在他們的子女心中也打下愛恨交織的烙印。知情人士告訴《新史記》記者,當今中共"紅二代"沒有誰真正從感情上喜歡"老毛子",但是他們又由衷地讚嘆普京的鐵血風格,希望習近平能在未來執政的歲月中,重新"以俄為師"(準確地說,是"以普京為師")。

按說,中國傳統外交策略早有古訓:遠交近攻。中國與俄羅斯親善合作,豈不是養虎為患?俄羅斯的東山再起,豈不意味著中國的北鄰重新出現強勁的競爭對手?

"紅二代"並不這麼想。他們只打算將普京的鐵腕用在中共的對內政策上,並非要以此指導調整對俄羅斯的外交政策。

首先,在"紅二代"眼中,對他們的紅色江山構成更嚴重威脅的,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既有軍事、經濟、科技方面的硬實力優勢,又有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的軟實力優勢,對中國的精英和民衆有強大的吸引力和示範效應,而俄羅斯普京的民族主義則相形見絀,那麽,"兩害取其輕",中共的天平更向俄羅斯傾斜;而且,"三角形的兩短邊之和大於長邊",只有與俄羅斯聯手,中共才能有效抗衡咄咄逼人的西方國家;

其次,俄羅斯的民族主義不僅不可能凝聚中國民衆的人心來挑戰本國政府,而且,倒可以被當局用來作爲加強愛國主義教育的輔助教材,讓民衆更聽命於政府;

再次,况且,中俄關係早已不是半個世紀之前那種情境了,俄國除了能源,還有什麽別的東西能够對中國進行要挾?中共用不著那麽對"俄國熊"那麽膽小怕事。(《新史記》雜誌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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