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11日星期一

明鏡歷史網: 李继宏:陈寅恪走上神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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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继宏:陈寅恪走上神坛之路
Nov 11th 2013, 13:49, by 明鏡雜誌



   10月9日,翻译家李继宏在其豆瓣小站上发表了题为《陈寅恪走上神坛之路》的文章。李继宏在文中称: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是毋庸置疑的失败之作,它丝毫无助于读者理解陈寅恪的贡献和局限;但就塑造一个令人敬仰的人物形象而言,这部作品则是当之无愧的成功之作,陆键东胜利地将一个人生幸福、学问寻常的历史学者美化成一个百年难遇、令人叹惜的学术大师和文化偶像。这部成功的失败之作在20世纪90年代将陈寅恪送上了神坛。


   以下为李继宏文章全文:
   
   陈寅恪走上神坛之路

   说到近些年来在中国读书界影响最大的人物传记,恐怕要算陆键东所著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该书1995年出版以后,迅速在大学校园里流传开来,成为风靡一时的热门读物,甚至直到1999年,许多大学生——尤其是文科生——依然热衷于追读这个多少有点煽情的故事。我最早看到这本书,正是在那一年。

   那年秋天,我刚踏入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生活的康乐园,成为中大的学生。当时互联网远远没有如今发达,人们通过Telnet或者IRC在网上交流,网速是奇慢无比的56k,所以读书仍然是大学生的主要活动,日常交流时也经常会相互推荐一些书籍,而陆键东这部传记,被提及的次数几乎是最多的。后来有天晚上,我照例去东门书店逛逛,无意间在书架上发现这本书,黑色的封面已经有点破旧,

   但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下。陆键东这部传记在传达情绪方面做得相当出色,至少当年的我是深受感动的,乃至从学校图书馆借了许多和陈寅恪有关的书,包括《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柳如是别传》、《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元白诗笺证稿》等,以及蒋天枢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陈寅恪在康乐园的故居离图书馆不远。图书馆南边是大钟楼,大钟楼再往南,隔着岭南路和一片大草坪,便是陈寅恪住过的小红楼。青年时期的我很幼稚,曾有许多个风和日丽的午后,坐在那座小红楼旁边,伴随着腊肠树在风中摇曳的沙沙声,翻阅着这些和自己的专业毫不相关的图书。只不过陈寅恪的写作技巧实在是略欠高明,其著作可读性很差,我基本上没有读完,除了《元白诗笺证稿》——这仅仅是由于我特别热爱元稹的诗。

   因这本书而对陈寅恪及其著作产生兴趣的,当然绝对不止我一人。实际上,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1995年之前,陈寅恪无非是个在公共领域默默无闻、在专业领域拥有中等影响力的普通历史学者,他在今天的文化偶像地位,几乎可以说是由陆键东一手打造出来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到中国学术期刊网去检索,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全文含有"陈寅恪"的文章只有零星几篇;1980年以降,这个数字逐渐多了起来,主要是因为那年上海古籍出版了我前面提到的几种陈著。但直到1994年,这个数字仍然只有212篇,不及其他历史学家如向达(223篇)、吴晗(245篇)、陈垣(269篇),比起范文澜(434篇)和郭沫若(508篇)更是连一半都不到。陆键东这部传记面世以后,这个数字逐年急剧上升,到去年已经高达3869篇,非但令向达和陈垣等人望尘莫及,就连范文澜和郭沫若也要甘拜下风。单从这个指标而言,在民国知识分子的范畴内,目前陈寅恪已经和林语堂、徐志摩等人并驾齐驱,位居他们之上只有现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先生。

   吊诡的是,这些年陈寅恪逐步走上神坛,成为众多读书人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楷模,但陆键东这部成名作却只能在旧书市场上找到:2000年11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龙云莎诉陆键东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案作出判决,裁定被告侵犯原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龙潜的名誉权,责成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并且"在陆键东未对《陈寅恪》一书中有关龙潜的部分内容进行删改之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及陆键东不得重印、发行该书"。事后陆键东多次在媒体上表达了宁可绝版也不删改的意思,但后来显然是回心转意了,所以便有了刚在今年6月出版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本》。

   我第一时间购买了这部作品,原本是想重温年轻时在康乐园求学的旧梦——离开那绿树成荫、青草如茵的地方已经很久,然而在这十年的颠沛流离之间,我几乎无日不怀念埋葬在该处的四年光阴。但也许赫拉克利特说得对,人的确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十四年后重读这部传记,竟然别有一番滋味。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有不少优点,最突出的莫过于陆键东很成功地将个体的命运放到整个时代的变迁中去考察,这和常见那种行状般枯燥乏味的传记有很大的不同,能够让读者对传主的人生经历拥有更为全面的了解和更为深切的同情。第二个优点是,作者明显下过很大的苦工,占有了足够丰富和翔实的资料,这也是他能够做到第一点的前提。陆键东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该系素来有重视古汉语教育的传统,陆键东受到的熏陶,使其能够对陈寅恪的诗词作出令人信服的解读,让读者得以据之窥见这位学者的心境。这些优点已经由这本书引起的巨大反响做出了证明,此处不再予以赘述。下面要谈的是《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不足之处,以及其如何将传主推到神坛之上。

   为学者树碑立传,最重要的是厘清传主的学说,以及其在专业领域的学术贡献,但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里,这方面的内容是付诸阙如的,这就好比给修昔底德立传而不细谈《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给查尔斯?达尔文立传而对进化论语焉不详。尽管陆键东在开篇即称陈寅恪为"学术大师"(第8页),"一生学贯中西,能运用十数种语言文字从事文史研究,这种学识与眼界,表明陈寅恪在二十世纪中叶已站在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境界,实惟世纪难遇的一个奇才"(第23页),并且每隔十几二十页就催眠般地重复这个论调,但通篇没有令人信服的论证来支持他的主张。

   不妨以陈寅恪"精通十余国文字"为例,这很可能只是以讹传讹之说。依据陈寅恪1956年亲笔在中山大学填写的"个人简历",1914年以前,他先后在日本、德国、瑞士和法国留学各一年,从1918年到1921年,各在美国和德国留学三年,嗣后即归国担任教职,按照常理并无"精通十余国文字"之可能。当然我们不能排除陈寅恪是语言天才的或然性,但非常之主张需要非常之证据,如果陆键东能够证明陈寅恪出版过和十余种语言相关的著译,或者最低限度曾用十几种语言写过读书笔记,那么这个说法才有最基本的可信度。但陆键东并没有这么做,也不可能做得到,因为这样的材料根本就不存在。

   陈寅恪公开发表的外文著述只有两篇短文,Han Yü and The T'ang Novel(韩愈和唐代小说)和The Shun-Tsung Shih-Lu and The Hsu Hsuan-Kuai Lu(《顺宗实录》和《续玄怪录》),分别刊载于《哈佛亚洲研究丛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即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所称的"哈佛大学亚细亚学报")第1卷第1期和第3卷第1期,前者五页,后者七页。这两篇总共十二页、笔法极其幼稚的介绍性文章,显然不足以证明陈寅恪"精通十余国文字",只能证明其英文写作能力约等于如今水平较高的普通大学生。另外,Han Yü and The T'ang Novel文末注明由J. R. Ware博士翻译,这也证明了陈寅恪的英文水平很低,很可能连基本的阅读校勘能力都没有,否则他不会允许这样一篇东西署上他的名字刊登出来,更不会在《元白诗笺证稿》开篇得意洋洋地说:"寅恪曾草一文略言之,题曰韩愈与唐代小说,载哈佛大学亚细亚学报第一卷第一期。"顺便说一下,关于陈寅恪的"恪"字,有人读"却"有人读"克",从这两篇英文的署名"Tschen Yinkoh"来看,陈寅恪自己的读音是后者,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实际上,反倒有确凿的证据表明,陈寅恪在语言上的天赋并不高。根据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31页记载,陈衡恪之子、植物学家陈封怀曾提及其叔父在1913年尚不会说上海话;然而陈寅恪曾于1905年到1909年间在上海复旦公学读书,如果真是语言天才,怎么可能在一个地方呆了四年还不会说当地方言呢?再者,也没有任何现存的材料表明陈寅恪曾经宣称自己精通十几门语言。陆键东把"能运用十数种语言文字从事文史研究"作为陈寅恪是"世纪难遇的一个奇才"的重要前提和证据,却不对其加以分析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陈寅恪的历史著述也是颇值得商榷的,其推演逻辑之粗暴武断,有时候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比如说在《元白诗笺证稿》开篇,陈寅恪认为唐代古文运动和小说的兴起,是因为"骈文固已腐化,即散文亦极端公式化,实不胜叙写表达人情物态世法人事之职任",并举了两篇墓志铭作为佐证。当时我虽然年幼无知,但正好在练曹全碑,所以知道此说极谬。墓志铭的格式,自东汉即已固定,怎么能够以之说明唐代的"散文亦极端公式化"呢?况且早在南北朝时期,小说已经初具规模,《齐谐记》、《续齐谐记》、《神异记》等固然散轶已久,但干宝的《搜神记》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却不是如何罕见的古籍,陈寅恪竟然得出"唐代元和间之小说,乃一种新文体"的结论,要是曾编撰《中国小说史略》的鲁迅先生看到,恐怕只有哑然失笑而已。至于散文"实不胜叙写表达人情物态世法人事之职任"云云,更像是业余爱好者的信口开河;自唐以降无数古籍,在描写景物世态事理方面,罕有能与北魏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比肩的。至于其他种种欠妥荒唐之处,历史学界已经有不少专文指出,感兴趣的读者稍加检索即可查到,这里便不予展开了。

   现在国内历史学界有些人认为,陈寅恪的一大学术贡献,是以《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开创了文史互证的生面。但这种以文学作品来考察从前社会生活的研究方法,其实滥觞于19世纪末的欧洲,到20世纪初期已成主流之势,并出现了一些经典著作。比如在1921年出版《艺术与社会生活》(L'art et la vie sociale)中,法国学者查理?拉罗(Charles Lalo)不但研究福楼拜的小说和拉马丁的诗歌,甚至还分析了德拉克罗瓦的绘画和瓦格纳的音乐,从这些艺术作品中寻找它们和以往社会生活(也就是所谓的史实)的关系。德国学者瓦尔特?本雅明在1928年出版了代表作《德国哀剧的起源》(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详细地论证16世纪和17世纪德国哀剧(Trauerspiel,与英文的tragedy、即一般意义上的悲剧有所不同)和当时社会现实的关系。虽然陈寅恪的法文和德文水平未必足以支撑他读懂这些作品,但他在法国和德国留学多年,又曾在瑞士苏黎世大学进修语言文学,没有理由不了解这种研究趋势和方法。就算在国内,陈寅恪也不是最早发现文史可以互证的人。早在1927年,鲁迅先生便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讲稿收入翌年刊行的《而已集》,这才是目前可据可考第一项应用这种方法的研究。

  作为知识分子,陈寅恪真正值得称道的地方有两个:首先,他的诗词写得很好,尤其是晚年的诗作,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再者,他对资料的占有,在他那一代学人当中,算得上是佼佼者。

  在没有电子数据库的时代,一个文史研究者的学问能够做到什么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掌握的资料有多少。从《元白诗笺证稿》、《唐代政治史论述稿》等书来看,陈寅恪对史料的掌握和运用,确实比与他同时代的历史学者要高明一些。这是陈寅恪在民国时期的历史界享有一定声誉的最主要原因,陆键东对此更是津津乐道。但在二十五史、十三经、全唐诗、全宋词以及其他海量古籍都已被收录进众多电子数据库的今天,再对陈寅恪这种本领赞叹不已,未免有点矫情;因为现在随便一个掌握文献检索技巧的大学生,他所能利用的资料,以及利用资料的准确程度,都远远超越了陈寅恪。更何况陈氏这种超越侪辈的能力,与其说值得钦佩,毋宁说令人羡慕,因为这固然和他的天资勤奋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人生比同时代其他学者要幸运得多。

   陈寅恪的人生际遇之佳,在同辈知识分子中堪称绝无仅有。他1890年出生在显宦之家,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北按察使与布政使,1895年出任湖南巡抚,是大权在握、官居正二品的封疆大吏。陈宝箴思想开明,曾赞助长沙时务学堂,堪称清末维新运动的重要支持者,梁启超、谭嗣同等在近代史上声名赫赫的人物,都可以算是他的西宾。优越的家庭条件使陈寅恪无须为生计烦恼,从而能够专心求学;他年方十四岁即东渡日本,随后又在欧美留学多年,直到1925年才参加工作。哪怕是在21世纪的中国,家里有条件供养自己在海外读书到三十五岁的人,恐怕也是少数吧。

   1925年,清华大学筹办国学院,在曾为其先祖幕宾的梁启超力荐之下,陈寅恪获聘为教授,和哈佛大学博士赵元任,以及久负盛名的王国维、梁启超,并称为国学院四大导师。不妨设想一下,假设现在有个人从海外留学回来,年已三十五岁,只有三个学士学位,其祖父曾担任湖南省委书记、省长兼省军区司令员,然后清华大学忽然宣布聘请他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网友和小伙伴们惊呆之余,估计会追问清华校方为什么要放弃治疗。千万别以为当年的教授很容易当上,若是没有可以倚仗的祖荫,哪怕名满天下如郁达夫,或者拥有哈佛博士学位如李济,也只能从讲师做起。

   陈寅恪加人数等的境遇,到了解放后依然如故。没去过中山大学的人也许并不知道,陈寅恪故居其实是整个康乐园最好的房子,这座由麻金墨夫人捐建的两层小楼附近有众多参天的古木,前后左右是四片大草坪,说到环境的优越,只有专门用于招待贵宾的黑石屋能与之相提并论。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里,陆键东详细备至地描写了传主得到的礼遇,除了全校最高的薪水以外,还有众多额外的优待,包括可以随时使用当时中山大学仅有的两辆小汽车。甚至在全国不知道有多少人欲觅一粒米而不可得、最终活活饿死的三年困难时期,"政府每日专程从华南农学院为陈寅恪教授供应鲜奶三支,并询问'三支够不够'"(第325页)。当然,陈寅恪中年失明、暮年膑足的遭际,是颇值得同情的,但和同时代众多受迫害致死的知识分子相比,以七十九岁遐龄寿终正寝的他,已经足够幸运。至于他失明后著述不辍的顽强精神,也很值得人们学习,但不应该因此而过度拔高他的学术水平,正如人们不应该将张海迪捧为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一样。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并没有对传主的学术进行公允的评判,这可能是作者由于学养不够而做出的无奈之举;但该书将毕生养尊处优的陈寅恪,刻意塑造成一个时乖运蹇的悲情人物,这也许是陆键东苦心经营的结果。陆键东曾是广东粤剧二团的演员,从中山大学毕业后,又从事过多年的编剧工作,自然深谙塑造人物形象的技巧;他甚至能够将陈寅恪的缺点包装成学术大师的特征。比如该书第六章提及陈寅恪在中大历史系开课,选修的学生原本有三十多人,坚持到最后的只有十来个。这件足以证明陈寅恪缺乏教学技巧的小事,却引发了陆键东这样的感叹:"太难为了这些五十年代的大学生,他们绝大部分人外语尚未过关,文史基础知识贫乏,陈寅恪的'高谈阔论',自然无法引起他们的共鸣。"(第163页)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包括将偏执势利的性格缺陷粉饰成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贵族精神等等,限于篇幅,这里恕不一一枚举。

   总而言之,就如实地反映传主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而言,《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是毋庸置疑的失败之作,它丝毫无助于读者理解陈寅恪的贡献和局限;但就塑造一个令人敬仰的人物形象而言,这部作品则是当之无愧的成功之作,它充分体现了陆键东在编剧方面深厚的功底,胜利地将一个人生幸福、学问寻常的历史学者美化成一个百年难遇、令人叹惜的学术大师和文化偶像。

   20世纪90年代是个特殊的时期,这部成功的失败之作在当时迎合了学术界、思想界亟需一个偶像或者说符号来提振信心的潮流,所以能够水到渠成地将陈寅恪送上神坛。但二十年过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陆键东这部传记在今年的再版,也许将会是陈寅恪走下神坛的起点。

   李继宏,爱思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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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馬歇爾將軍最終詛咒:願瘟疫降到你們兩黨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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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10th 2013, 21:53, by 明鏡雜誌

《新史記》馮勝平 專稿



中美兩國政治家互不瞭解

美國可以同一個統一的中國打交道,卻無法同一個分裂的中國打交道。無論是對國民黨還是對共產黨,美國都可以成為朋友,並取得相互的尊重的信任。但是,一旦捲入國共內部之爭,美國就完全不知所措。它不僅不瞭解國民黨,也不瞭解共產黨——確切地說,它不瞭解中國政治以及作為背景的中國政治文化。在美國,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底線是自己活,也讓別人活;在中國,政治是贏者通吃的遊戲,原則是你死我活。在美國,黨爭的雙方有規則,有底線,打的是有限戰;在中國,黨爭的雙方無規則,無底線,打的是超限戰。在美國,軍人不參與政治,在中國,政治離不開軍人。1945年,在重慶,蔣對毛說,不服,回延安,帶兵來打。1949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

1945年11月26日,被國共雙方搞得焦頭爛額的赫爾利向杜魯門遞交辭職信,返回美國。12月 20日,馬歇爾到達上海,次日在南京與蔣介石見面,正式介入國共調停。12月22日,他在重慶與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等見面,後來又接見了各界代表。馬歇爾認為,國共兩黨雙方的矛盾在於歷史原因造成的互不信任。他相信,美援作為一種動力,會化解矛盾,促成國共雙方和談。

與赫爾利不一樣,馬歇爾給中國帶來了戰後復興需要的資金。後來用於德國的馬歇爾計畫,本來是為中國設計的。美國對中國沒有領土要求,援助的唯一的條件是國共停止內戰,重建家園。但就是這個條件,國共雙方也不答應。對中國政客來說,權力從來就比人民的福祉重要。

少將赫爾利看不懂的東西,五星上將馬歇爾也一樣看不懂。儘管肩上比赫爾利多四顆將星,他對中國政治的瞭解與赫爾利並無二致。平心而論,中國共產黨指控美國支持蔣介石發動內戰是不公正的,正如它後來指控該書作者包瑞德策劃1950年炮擊天安門事件,並將其缺席判處死刑不公正一樣。包瑞德是一個天真、善良、對共產黨懷有相當好感的美國職業軍人。1971年,周恩來與應邀來華訪問的謝偉思談話,承認指控包瑞德捲入炮擊天安門案件是個錯誤,並表示歡迎包瑞德來中國訪問。遺憾的是,由於個人原因,包瑞德沒能來中國與他的延安朋友們相見,他終老北京的願望也沒有實現。1977年2月3日,包瑞德在舊金山病故,終年84歲。

美國政客的經典是馬基雅弗利的《君主論》,中國政客的手冊是294卷的《資治通鑑》。這部書毛澤東一生通讀了17遍。1986年,當筆者還是一個學生時,曾在密西根同奧克森伯格教授有一次雖不愉快卻終身難忘的談話。作為中國問題權威和總統顧問,當時的他正忙於遊走在北京和華盛頓之間,對我熱衷的民運不屑一顧。被教授的傲慢所激怒,我挑戰地說,要瞭解中國宮廷政治——中央政治,一個人不僅要有字裡行間閱讀的能力,還要有字後閱讀的能力(Ability to read between lines, as well as the ability to read behind lines)。這裡我是暗指教授並不熟練的中文。看到辦公室書架上的《君主論》,我問他是否讀過司馬光的《資治通鑑》。面對我的無禮,教授突然改變了態度,謙虛地回答:"如果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能瞭解中國政治的百分之一,我將感到非常欣慰(I would be very pleased if I could understand 1% of Chinese politics by the time I die)。

正如赫爾利、馬歇爾無法理解國共兩黨的敵意一樣,熟讀《三國演義》和《資治通鑒》的毛澤東,也無法理解赫爾利、馬歇爾調停國共衝突的善意;他認定美國對華政策的目的是"扶蔣反共"。今天看來,這一指控既不公平,也不正確。事實上,在當時存在的四大勢力——美、蘇、國、共之中,希望內戰的是蘇聯和國民黨,不想打仗的是美國和中共。沒有蘇聯的慫恿和支持,共產黨不可能控制東北,也不會形成"關內小打,關外大打"的局面,國共衝突更不會發展到全面內戰的程度。查閱歷史檔案,當時衝突各方的政策立場大致如下:

(1)美國:以中國為依託,控制日本,遏制蘇聯,維護其在亞洲的利益,不希望國共內戰。

(2)蘇聯:扶植中共割據中國,如不能奪取政權,至少削弱蔣政權,抵消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希望國共內戰。

(3)國民黨:自信憑藉軍事優勢能在短期內解決共產黨問題,不顧美國勸阻,主動發起內戰。

(4)共產黨:各方面——軍事、外交和經濟,處於劣勢,希望避免內戰。
以上四種力量的奇特組合形成一股合力,把歷史導向未知的天地:最初並不希望戰爭的毛澤東在蘇聯的支持下打敗了主動發起內戰卻失去了美國支持的蔣介石。

兩個約翰的遠見

最早預見到中共勝利的,是迪克西使團的兩個發起人——約翰·謝偉思和約翰·戴維斯。早在1944年,他們就預言戰後美國在中國前途上沒有選擇:中國註定屬於共產黨。他們的遠見超越了同時期的斯大林和毛澤東:前者支持中共只是為了給美國和蔣介石製造麻煩,並沒有想到毛會奪取整個中國;後者被迫應戰,完全沒有料到美國會在關鍵時刻退出四方角逐,全面停止對蔣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作為中國通,謝、戴知道國共實力——尤其是以人心衡量的軟實力,為真實對比;作為美國人,他們深知美國政府不會在二戰結束後再捲入一場中國內戰。中共對美國太友好了,很難反目;國民黨太腐敗了,不值得支持。延安《新華日報》充滿了對專制的批評和對民主的讚譽,非常符合美國人的口味,而重慶官場的腐敗卻使他們厭惡。就這樣,在國民黨執意要發動內戰的情況下,美國選擇了退出。幾乎與此同時,表面上退出東北的蘇聯在中朝、中蒙邊界對中共展開大規模援助。非常可能,美國退出時並沒有想到蘇聯會進入,而蘇聯進入時亦沒有料到美國會退出。在一進一出之間,歷史的天平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得人心、有蘇聯支持的共產黨輕而易舉地戰勝了失去人心、失去美國支持的國民黨,在遠比毛澤東預期短得多的時間內和斯大林根本就沒有意料到的情況下,奪取了全國政權。

https://blogger.googleusercontent.com/img/b/R29vZ2xl/AVvXsEjrUsjp0DgT2Bu1VXOFHdsbo11qP1qkjnkSPbWvAMVz5aNtobCi46WnlKHvUUEVjL4X9uyqC49fCHIj2DUSLC7LHz6G5k4NTgnPXDB4nHL0w69IhBRN_W9iEKn_klBEBjQaDokzrW1j4_w/s1600/M01.jpg 
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與蔣介石相互敬酒。

結語

回顧歷史,無論美國在國共調停中犯了多少錯誤,它的善意和真誠是不容否認的。真正希望中國內戰的是蘇聯。通過國共內戰,斯大林把毛澤東綁上蘇聯戰車,實現了他控制中共,進而控制中國的目的。1924年至1927年,斯大林曾斥資三千萬盧布,支持蔣介石統一了中國,但他最終沒有能夠控制蔣。通過與英美等國的聯盟,蔣輕而易舉地擺脫了蘇聯的控制。這一次,斯大林不想再犯同樣的錯誤,也沒有犯同樣的錯誤。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斯大林積極推動中共捲入,徹底斷絕了中美建交的可能。

在包瑞德看來,國共談判開始於1944年11月7日,地點在延安,赫爾利將軍是發起人;美國全部調停活動的結束,是在1946年馬歇爾將軍回到美國,發表他的"願瘟疫降臨到你們兩家頭上"(a plague on both your houses)的聲明之後。

如果不曾為中國和平真誠奔走,很難想像馬歇爾會對國共兩黨發出如此惡毒的詛咒。(《新史記》雜誌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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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毛澤東甩出一句讓在場的人毛骨悚然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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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10th 2013, 21:33, by 明鏡雜誌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選載(16)


明鏡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作者高文謙

為了扭轉運動"冷冷清清"的局面,對文化大革命作一次再發動,毛澤東決定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這次,毛一改以往喜歡在幕後充當導演的做法,親自主持了這次會議。會期原定五天,主要的議程是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值得一提的是,全會原先的議程並沒有對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改組的內容。由此推見,毛此時雖對解決劉少奇問題的決心已下,但究竟採取什麼方式和解決到什麼程度上還沒有定見,尚在考慮之中,採取的是見機而作的策略。

同五月間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一樣,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氣氛也十分緊張。與會者人人自危,生怕說錯了話,但又不得不表態,於是紛紛圍繞毛澤東對工作組的批評,檢討自己思想上怕出"亂子","跟不上主席思想","犯了方向性錯誤",等等。不過卻很勉強,多是從思想認識和工作方法的角度作自我批評。儘管江青、康生等人事先已經分頭作了動員,但在會上還是很少有人向劉少奇、鄧小平開炮,並且普遍流露出對毛所發動的文革運動"很不理解"的思想情緒。

這種局面令毛澤東大失所望。他原本期望在中央全會上也會出現一個自己登高一呼,與會者積極響應,對劉少奇同仇敵愾,群起而攻之的場面,就像不久前在青年學生中出現過的一樣。為此,毛特意把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寫的兩張鼓吹革命造反的大字報和給他們的親筆覆信,作為會議文件印發下去,想在全會上點一把火。毛澤東在信中對紅衛兵的造反精神表示了異乎尋常的支持,說﹕"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採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人,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然而,應者寥寥,會議開得十分沉悶,多數人思想上的彎子轉不過來,帶有明顯的抵觸情緒。眼看會議就要結束,而問題卻遠沒有解決。

毛澤東為此十分焦急。在他看來,黨內存在很大阻力的根子就在劉少奇的身上,有相當多的人在思想上與劉有共鳴,而且還有不少人對他仍心存幻想或顧慮,在看他的臉色行事。如果不趁此機會,對劉少奇的問題作徹底的解決,非但無法從根本上扭轉局面,而且還將會前功盡棄,留下後患。況且,毛這時自信已經抓住了劉少奇"鎮壓群眾",實行"白色恐怖"的確鑿把柄—劉在六月間為中央起草的轉發北京大學工作組處理"六一八事件" 簡報的底稿。這是由康生收集在手,而由張春橋自告奮勇在毛返京後提供的。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決心親自出馬,給全會加溫,把劉少奇的問題端出來。八月四日,毛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採取惹戰激將的辦法,向劉猛烈開火,聲色俱厲地指責派工作組是"鎮壓學生運動","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問題,實際上是方向問題,是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違反馬克思主義","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

面對毛澤東劈頭蓋臉的斥責,劉少奇開始還能沉得住氣,連連檢討,表示他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要負主要責任。但毛卻不依不饒,繼續指著劉的鼻子連責罵帶挖苦,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在毛這種咄咄逼人的斥責和羞辱下,一直在忍耐克制的劉少奇逐漸對自己的情緒失去了控制,特別是當毛語帶威脅地提出﹕"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時,劉實在忍無可忍,當眾頂撞起來,而且用毛本人常說的那句話來回敬他,表示﹕"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條不怕(即不怕撤職、不怕降級、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不怕坐牢殺頭—引者注)。"

這樣一來,不啻火上澆油,正好給了毛澤東大做文章的藉口。毛隨後甩出一句讓在場的人毛骨悚然的話來﹕"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同時宣佈原定當天開的大會不開了,改為分組傳達這次常委擴大會議的內容。散會後,怒氣難消的毛認定劉少奇已經不可救藥,最後下決心在政治上與他分道揚鑣,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為此,毛決定延長會期,改變全會原有的議程,著手從思想、組織等方面作了緊急的部署。

八月五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用異常激烈的語言,不指名地痛斥劉少奇"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毛在文中還聯繫到一九六二年調整時期的所謂"右傾"問題,氣勢洶洶地擺出一付和劉少奇算總賬的架勢。毛的這篇東西隨後印發全會,作為與會者批劉的思想武器,全會隨即轉入了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揭發批判。與此同時,毛澤東秘密派汪東興把本來已經告假的林彪從大連療養地緊急召回北京參加會議,為自己助戰,準備用林彪取代劉少奇作為他的接班人。

毛澤東同劉少奇的徹底鬧翻,把周恩來推上了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位置。這是自中共八大以來黨內領導格局的重大改變。實際上,還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之前,毛就已經開始繞過劉少奇,更多地倚靠周來辦事了,像全會的各項籌備工作都是由周一手操辦的。對此,周恩來的心情很複雜。一方面,他知道這是毛在政治上對他的信任,是自延安整風以後,經過二十多年的考驗之後對他政治表現的肯定,而這正是他長期以來一直渴望得到的。

另一方面,他的心情卻並不輕鬆,相反更多的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感覺。這倒並不全是因為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大字報中所點的那些事情,他本人都難脫干係,更主要的還是深感前途叵測,不知毛這樣搞伊於胡底。毫無疑問,周恩來是決心要在政治上跟毛澤東走的,但對毛究竟要往哪裡走,走到哪一步,卻是心中無數。眼下劉少奇的結局,更是讓他心存恐懼,不知什麼時候也會落得同樣的下場。在毛意難違的情況下,他只好以"保持晚節"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一類信條來慰勉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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